在随后几个月内就作出指示解散各地农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五中全会也为 1980 年底完成对党的历史评价、解除华
国锋的所有职务铺平了道路。
告别毛泽东时代和华国锋：1980 年秋至 1981 年 6 月
邓小平究竟何时决定让华国锋靠边站，至今没有公布可靠的纪录。邓小平对毛泽东如何拿掉干部有过多年观察的
经验，从 1978 年 12 月到 1981 年 6 月，他有条不紊地逐步削弱了华国锋的权力基础，据此有理由推测他事先是有战
略考虑的。即使 1978 年 12 月时他还没有排除华国锋的明确计划，他当时至少已经在考虑，如何在不引起同事震惊和
避免公开斗争的情况下，逐渐减少华国锋的权力。
毛泽东整治高级干部时，往往先除掉他们的主要支持者，使他们陷入孤立，从而使批判他们变得更容易。同样，
邓小平在 1980 年 2 月除掉华国锋的左右手，让赵紫阳接过了总理的工作。华国锋在 1980 年 5 月出访日本时已没有多
少权力，但他的出访可以让外界放心，中国没有因权力斗争而分裂。[12-34] 1980 年 8 月华国锋正式辞去总理一职。1981
年 6 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以评价毛泽东作为焦点的中共党史评价，也与解除华国锋职务同步进行。这两件事有着天然的联系：华国锋曾肯
定毛泽东的所有政策和指示，甚至包括那些毛泽东铸成大错时的政策和指示，而对毛泽东时代更诚实的评价已使这些错
误大白于天下。评价党史的工作，在 1979 年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后不久便已开始，当时邓小平广泛征求意见，以便全党
在评价毛泽东上取得共识。[12-35] 在叶帅讲话的十几天后，邓小平成立了一个以胡耀邦为首的小班子，这个班子于 1979
年 10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至少从 1956 年开始，邓小平就在严肃思考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问题枣这一年他去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而赫
鲁晓夫在大会上谴责了史太林。邓小平多年来有很多机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文革期间他下放江西的三年半时间。
邓小平年轻时极其敬佩毛泽东，几十年忠诚地为他工作，却被他抛弃了两次，受到公开批判的羞辱。他的长子由于毛泽
东的红卫兵而造成下肢终身瘫痪。如果他不怨恨毛，那不合情理；尽管邓小平性格刚强，但他也有常人的爱憎之情。不
过，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他并不显露任何个人感情。
评价毛泽东的过程，延续了邓小平长期一贯的理性分析：如何既能维护党的权威，又让手下的高级干部摆脱毛的
路线。1980 年 8 月，评价工作仍处于初期阶段的时候，邓小平就对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说：「我们不会像
赫鲁晓夫对待史太林那样对待毛主席。」[12-36] 当 1980 年 10 月出现争论时，邓小平对起草人作出指示：「对于毛泽东
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12-37]最后的文件对毛泽东
表达了充分的尊重，因此不会损害那些包括邓小平在内曾与毛泽东密切共事的人的权威。但是决议要作出解释为何现在
应当为毛泽东整过的干部恢复工作，也要对否定毛时代的高度集体化和阶级斗争作出正当说明。
文件的第一稿于 1980 年 2 月完成。据说邓小平对它并不满意，他把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叫去，建议他们（1）
要对毛主席的历史作用作出积极评价；（2）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说明毛在文革中的错误；（3）得出一个全面的
结论，使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三条中，第一条「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12-38]不管他本人因毛泽东的批
判和决定受过多少罪，他对起草人说，要讲清楚党和人民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手下挨过整的很多高层干
部的复出，以及民主墙对毛泽东的大量批评，意味着在核心圈层有很多人支持批评毛泽东。因此，邓小平可以公开表明
他的立场：他要扞卫毛泽东的重要性，但不会回到过去的路线。[12-39]每一次他公开讲话，都抱怨最新一稿没有充分承认
毛主席的伟大贡献。
例如，邓小平在 1980 年 6 月 27 日说，稿子还是写得太消极。他不但让起草人更多突出毛泽东支持过的正面事
情，而且要求他们承认毛泽东的错误首先是由于体制和制度的原因。邓小平接受了胡乔木的看法枣起草人别无选择必
须承认大跃进的错误（与文革不同，邓小平是大跃进的积极参与者），但他坚持认为，起草人在谈到大跃进时，要先讲
明这个时期的一些积极成就，然后再承认缺点。[12-40]
为了在人民群众中取得广泛共识，形成团结而不是对立的局面，邓小平指示说，要让北京和各省的高级干部都有
机会给草稿提意见。于是，政治局通过了最新的修改稿后，中央办公厅于 1980 年 10 月 12 日将它发给大约 4,000 名
高级干部，让他们提意见。他们的意见经过汇总之后，交给起草人作进一步的考虑。[12-41] 实际上，把中央党校的 1,500
名学员也算在内，总共有大约 5,600 名党内高层参加了草稿的讨论。有些人直言不讳地要求更严厉地批评毛泽东。科技
专家方毅说，毛泽东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早在 1967 年 2 月就敢批评文革的谭震林说，毛泽东的做法违背
了他自己的教导。但是当黄克诚枣他自己的上级彭德怀挨整时，他也受过严厉批判枣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为毛泽东的
贡献辩护时，其他人很难再要求更加严厉地批毛。
虽然草稿的修改和审议仍在继续，但是到 1980 年 11 月底时，主要的讨论便已结束。1981 年 3 月 24 日，当
邓小平与陈云商讨后期的最新一稿时，陈云说，要多讲建国以前毛泽东的作用，这更能突出毛的积极贡献。陈云还说，
应特别重视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强调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并转告给了起草人。[12-42]
这些广泛的讨论，反映着高层干部是多么重视毛泽东的名誉问题，因为毛在历史上的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政
治前程和他们亲属及同事的待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评价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彭德怀的分歧不再被认为严重
到需要用「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形容。这让每一个人有了喘息的空间，尤其是那些受害者的亲友，他们感谢这种措辞上
的改变。
最后定稿的文件里处处可见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对毛泽东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贡献的歌颂，但也批评了他在大跃
进和文革中的作用。例如，大跃进的问题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
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文化大革命「让党、国家和人民经历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
损失。它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12-43] 文件只是笼统地谈到了毛的错误，但邓小平说，15 年之后将有可能对
毛泽东再作一次评价。他这样说的意思似乎很清楚，党如果在 1980 年过于严厉地批评毛泽东，有可能造成分歧，削弱
人民的支持；若干年以后，党能够与现在的情绪和人事问题拉开距离，也许有可能对毛泽东进行更加具体和坦率的评判。
[12-44]
就像苏联对史太林的功过三七开评价一样，对毛泽东功过的评价也是三七开。毕竟毛泽东自己也承认犯过错误。
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错误地估计形势，采用了错误的方法，这些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1981
年 3 月 19 日起草工作接近尾声时，邓小平对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作用的讨论表示满意。
邓小平深知，必须让群众放心，评价毛泽东和华国锋的过程在有序进行，同时也要向世界表明，中国没有发生破
坏性的「权力斗争」，没有出现「非毛化」。正是在这时，他同意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是采访高层领
导人的全球最著名记者之一，一向以言辞犀利，准备充分，能提出一些令人头痛的尖锐问题而闻名。邓小平乐意接受她
的挑战。8 月 21 日上午的采访进行得十分愉快，邓小平在采访结束时开玩笑说：「我们吃饭去吧，我的肚子已经开始
闹革命了。」他还提出两天后再次接见她。
在法拉奇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的两周以前，北京已经发出通知，要减少在公共场所悬挂毛泽东画像和诗词的数量。
因此法拉奇的提问便以「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会保留？」作为开始。邓小平回答说：「永远要保留下去。」他解释
说，毛泽东犯过错误，但是跟林彪和「四人帮」的罪行不同，与他的成就相比，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说，毛泽东思
想仍然提供了重要的指南，尽管毛在晚年接触实际少了，违背了他原来提倡的思想。当法拉奇问到大跃进的错误时，邓
小平答道，那不是毛泽东一人的错误，而是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的所有人犯下的错误，他们都有份。[12-45]当她问到毛泽东
选林彪做接班人一事时，邓小平说，领导人为自己挑选继承人，是封建主义的做法。邓小平的意思很明确：毛泽东选华
国锋做接班人也是不对的。在问到将来如何避免文革这类事情时，他解释说，党的领导人正在改进各项制度，以便建立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12-46]
很多领导人在回答法拉奇的尖刻提问时会变得十分烦躁，邓小平却应对自如。后来法拉奇回忆自己漫长的采访生
涯时，将她对邓小平的两次采访作为自己的得意之作。钱其琛外长这两次采访时也在座，他还参与过邓小平的其他很多
次会见，他也把邓小平在这两次采访中的表现作为邓小平最精彩的表现之一。[12-47]
1979 年 5 月之后华国锋就不再经常公开露面。在 1980 年 9 月 7 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最后一
次重要讲话。他没有明说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他确实表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党不应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
争。在经济问题上，他的讲话与当时党的政策一致：他支持陈云提出的调整要求，强调农业和轻工业的重要性。[12-48]提
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些文件，如「指导原则」，实际上也有力地批评了华国锋的领导。
在一次政治局常委的会议上，常委们讨论了党史文件中是用简短的六行文字对 1976 年以后的时期作一总结，还
是用较大的篇幅对这四年作出更详细的评价枣后一种做法难免包括对华国锋的批评。华国锋当然反对具体说明这四年
的细节。与会者同意先把篇幅较短的一稿发给其他领导人讨论，看看他们反应如何。[12-49]相当多的领导干部都批评华国
锋在阻止邓小平复出上起的作用，主张用篇幅更长的稿子。最后邓小平同意文件应包括对那四年的讨论，这可以使解除
华国锋职务的理由更加明确。[12-50] 于是篇幅更长的内容成了定稿的一部分。[12-51]
在 1981 年 5 月下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约 70 名与会者最后通过了决议的修订稿。起草人员作了一些细微
的修改后，最后一稿被提交六中全会，并在 6 月 27 日获得通过。它将在 1981 年 7 月 1 日建党 60 周年之际向全国公
布。[12-52]
在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5 日连续召开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是否免去华国锋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个主要
职务，成了争议最大的问题。当时辩论的内容十分敏感，以至于党史研究者在 30 年之后仍无缘看到大部分纪录。不过，
一份关键性的文件，即胡耀邦在 11 月 19 日的一篇有关讲话被公之于众。从这个文件中可以清楚看到争论的大致轮廓。
胡耀邦在退休后说，他最愉快的几年就是在华国锋手下的那段岁月。这种说法很可能反映着他对邓小平让他下台
的不满。但胡耀邦在 1980 年是受命就免去华国锋职务作出说明的人。胡耀邦在有关这段历史的说明中首先承认，党和
人民绝不会忘记华国锋在逮捕「四人帮」上作出的贡献，尽管他夸大了自己在这一成就中的作用：由于「四五」示威运
动后形成的政治气氛，逮捕「四人帮」并不是难事。胡耀邦又说，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继续执行毛泽东错误的阶级斗
争路线，他没有广泛征求意见，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在世时，华国锋有时也不同意毛的
看法，甚至被毛批评过（他曾被毛批为「满脑子都是生产」），但是毛泽东去世后，他却用「两个凡是」加强个人权力。
胡耀邦还批评华国锋搞个人崇拜，给自己添加光环。最后，胡耀邦回忆说，他在「四五」事件后非常失望，因为从那时
起直到 1977 年 2 月 26 日，他一直无法得到与华国锋交谈的机会，而且直到 1977 年 3 月 14 日之前他也不能随便看
望邓小平。
据胡耀邦称，陈云（华国锋一直不让他回来工作，直到三中全会的气氛形成，促使华国锋不得不这样做）说，从
毛泽东去世直到 1977 年 3 月，华国锋对待老干部非常粗暴。尤其是他拒绝为 1976 年 4 月 5 日的天安门事件平反，
害怕老干部复出干扰他的统治能力。胡耀邦说，叶帅和李先念几次劝华国锋让邓小平回来工作，陈云和王震在 1977 年
3 月的工作会议上也表示同意，但华国锋仍然拒绝这样做，而是只依靠少数几个人，包括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苏振
华和李鑫。对于党内事务，有时直到最后一刻还把其他干部蒙在鼓里。华国锋还追求经济的过快增长。胡耀邦承认，这
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错误，也是邓小平和他本人的错误，其实，当时只有陈云认识到了那些计划太冒进。[12-53]
在 1980 年底，最强烈反对让华国锋下台的人是叶帅。在讨论党史时，叶帅就不赞成强调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
觉得，为国家利益计，必须比邓小平更坚定地维护毛泽东的威望。他更愿意将责任推到江青和林彪身上。在叶剑英看来，
两个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生动地回忆说，毛泽东去世前不久，他去向毛表达最后的敬意，
毛向他招了招手。虽然毛已说不出话，但他知道毛想说什么，他希望叶剑英能够支持华国锋，帮助他走上领导岗位。（然
而当时一直陪着毛泽东的毛远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12-54]）据说，叶帅认为华国锋应当保留职位，邓小平可以继续做
他的工作，但名义上仍要受华国锋的领导。
叶帅为何要维护华国锋呢？有人揣测，叶帅本人想继续在党和政府中扮演关键角色，所以他支持能够让他如愿的
人。但是叶剑英已经年迈，他不但从未表现出任何个人野心，而且多年来一直不愿意插手日常事务。更有可能的是，像
另一些党的干部认为的那样，叶帅担心邓小平可能变得过于专断，举止越来越像毛泽东，所以他想以保留华国锋作为限
制邓小平的权力、促进党内民主的手段。
最终，叶帅等人的反对被政治局大多数人的观点所压倒，他们都赞成华国锋辞职，把权力集中到邓小平及与其共
事的人的手里。这一系列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在 1980 年 12 月 5 日一份供内部传阅的文件中，政治局宣布，将建议六
中全会接受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替他出任党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他的军委主席一职。
华国锋将担任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12-55]
叶剑英不是为自己的信念而坚决斗争的人，他更愿意避免对抗。他接受了政治局对华国锋作出的决定，事实上还
为自己支持华国锋作了温和的检讨。[12-56]邓小平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之后，叶帅便选择了不再与他分担这项工作，而是回
到广东的老家。他的儿子叶选平已在那里担任广州市长和广东省副省长，他可以在广东安享晚年。叶帅出席了六中全会
的开幕式，但是在会议正式通过党史决议和批准华国锋辞职的过程中，他没有留在会上参与讨论。后来当叶帅在 1984
年和 1986 年病重时，邓小平也没有像过去对待周恩来那样，礼节性地前去看望他。叶帅死于 1986 年。
政治局经过这些激烈辩论后最终形成的决议，措辞直截了当而又严厉：「华国锋同志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
崇拜。??1977、1978 两年中，华国锋同志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一些左的口号??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虽
然﹞华国锋同志也有一些工作成就，但十分明显的是，他缺乏作为党的主席所应有的政治和组织能力。而且每个人都很
清楚，根本不应当任命他担任军委主席。」[12-57] 华国锋的政治生命结束了。虽然他被允许在 1981 年 6 月的六中全会之
后继续留在政治局内，但他因受到的指责而丧失颜面，因此极少出席党内高层的会议。
不论对华国锋的下台还是对党的历史评价的过程及结果，邓小平都有理由感到高兴。华国锋的下台没有引发公开
的权力斗争。同时，在对党的历史评价中邓小平把握住了一种微妙平衡：既对毛泽东给予充分赞扬，以免削弱党的权威，
又批判了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作用。党内高层对毛泽东在晚年犯有严重错误形成了基础广泛的共识，这使邓小平
能够踏上新的征途。这条征途不会为毛泽东所赞成，但邓小平相信，这对中国是有利的。
[12-1]萧冬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0 卷：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页 194-204。
[1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79 年 7 月 12-15 日，页 535。
[12-3]学者中间孙万国第一个意到了邓小平登黄山的政治意义。
[12-4]SWDXP-2, pp. 197-201.
[12-5]例如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
页 157。
[12-6]2002-2006 年对邓小平女儿邓榕的采访。
[12-7]SWDXP-2, pp. 200.
[1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79 年 9 月 5 日-10 月 7 日，页 553。〔出现叶帅的内容在页 554-555，属于 1979
年 9 月 12 日。枣中文版编者注〕胡耀邦在 1979 年 10 月 5 日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见郑仲兵编：《胡
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下册）（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上册，页 412-421。
[12-9]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50-152。
[12-10]LWMOT, tape 29, pp. 7-8.
[12-11]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September 30, 1979, pp. 1-22.
[12-12]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September 30, 1979, pp. 6-7.
[12-13]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September 30, 1979, p. 2.
[12-14]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September 30, 1979, p. 6.
[12-15]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60。
[12-16]对准备党史报告的精彩讨论，见萧冬连：《国史?第 10 卷》，页 249-258。
[12-17]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60。
[12-18]LWMOT, tape 31, pp. 16-17.
[12-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9 年 10 月下旬，页 574。
[12-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9 年 10 月下旬，1979 年 10 月 12 日，页 566；
1979 年 11 月 10 日，页 578。
[12-21]SWDXP-2, pp. 225-226.
[12-22]SWDXP-2, p. 251.
[12-23]SWDXP-2, pp. 241-242.
[12-24]SWDXP-2, p. 242.
[12-25]SWDXP-2, p. 233.
[12-26]SWDXP-2, pp. 253-254.
[12-27]SWDXP-2, pp. 252-257.
[12-28]作者对林重庚（Edwin Lim）的采访，他在 1980 年代初是世界银行中国部主任，世界银
行驻北京办事处刚建立时他任该办事处主任。
[12-29]SWDXP-2, pp. 260-261.
[12-30]SWDXP-2, pp. 260-265.
[12-31]SWDXP-2, pp. 280, 281.
[12-32]SWDXP-2, pp. 273-283.
[12-3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0 年 2 月 28 日，页 604；1980 年 5 月 17 日，
页 634-635。关于平反冤案的大背景，见萧冬连：《国史?第 10 卷》，页 258-267。
[12-34]他在日本会谈的解密档案，见〈华国锋総理访日：「主脑会谈等における発言」〉﹝华国锋
总理访日：在首脑会谈等会议上发言﹞，1980 年 5 月 27 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日本外务省
解密档案。
[12-35]文件最终的定稿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 6 月 27 日， 参
看"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une 27, 1981, Beijing Review, no. 27 (July 6, 1981).
[12-36]Oriana Fallaci, "Deng: Cleaning up Mao's Feudal Mistakes," Washington Post,
August 31, 1980; SWDXP-2, August 21, 23, 1980, pp. 326-334.
[12-3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80 年 10 月 25 日，页 684-685。
[12-38]SWDXP-2, pp. 290-292；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60-162。
[12-39]SWDXP-2, p. 295.
[12-40]SWDXP-2, pp. 295-297；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64-166。
[12-41]很多干部的意见的详细总结，见《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简报 》，未公开的文件，
藏于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2-42]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03-104。
[12-43]Resolution on CPC History (1949-8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1),
pp. 28, 32.
[12-44]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65。
[12-45]邓小平以这种笼统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他没有为自己的错误举出具体事例，除非他
处在压力之下。
[12-46]SWDXP-2, pp. 342-349.
[12-47]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三卷本）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 1 卷，页 35-41。
[12-48]《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北京：人民
出版社，1982），1979 年 6 月 18 日，上册，页 198-222。
[12-49]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66-169；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1980 年 5 月 27-29
日，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
[12-50]SWDXP-2, June 22, 1981, pp. 306-308.
[12-51]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69；Ibid., p. 297.
[12-52]SWDXP-2, pp. 304-305；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96。
[12-53]〈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2 年 11 月 19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下册，页 735-747。
[12-54]2006 年 1 月对毛远新身边人的采访。
[12-55]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69-171。
[12-56]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69-171。
[12-57]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16-117.
第 13 章
邓小平的治国术
邓小平无法忍受令毛泽东感到陶醉的个人崇拜。[13-1]与毛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建筑里基本不摆放邓小平
塑像，人们家中也几乎见不到悬挂他的画像。很少有歌颂他成就的歌曲和戏剧。他也从未担任过党的主席或总理。学生
们确实要学习邓小平的政策，也会引用他的名句，但并不需要花时间背诵他的语录。
然而，尽管不搞崇拜、也没有令人敬畏的头衔枣他的职位不过是党的副主席、副总理和军委主席，邓小平却对
权力的各个重要层面行使着有效的控制。他充分运用个人声望，大胆地创建了一套运作良好的体制，把一个国家建设得
强大繁荣。他究竟是如何取得这一惊人业绩的呢？如果说毛泽东像一个高居云端的皇帝，博通文史、签发诏令，那么邓
小平更像是一个总司令，审慎考察着自己的作战计划是否得到正确部署和落实。
权力结构
邓小平在宽街的家中办公，那里地处中南海东北方向，到中南海驱车用不了十分钟。随着听力渐差，他很难参加
会议。他的听力问题是由无法治愈的神经退化疾病和不时出现的耳鸣所致，这造成了神经性失聪和耳内异响。[13-2]他的
听力在 1980 年代后期恶化，讲话者必须对着他的左耳大声说话。这也使邓小平认为，把时间用在看文件上要比出席会
议划算。他更喜欢读会议报告、听机要秘书王瑞林讲述会议的情况；王瑞林代表邓小平出席会议，跟其他高官的机要秘
书会面以了解他们的看法。
邓小平的作息很有规律。他八点用早餐，九点到办公室。妻子卓琳和秘书王瑞林为他准备好要阅读的材料，包括
大约 15 份报纸、从外国媒体翻译的参考资料、一大堆来自各部委和各省党委书记的报告、新华社搜集的内部报道以及
送交他批准的文件草稿。为了解最新动向，邓小平主要依靠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的情况汇总。邓小平阅读时不
做笔记。文件在上午十点前送达他的办公室，他当天就会批覆。他不在办公室留下纸片，那里总是干净整洁。
陈云要求自己的机要秘书每天为他选出五份最重要的材料，邓小平则要浏览所有材料，以便自己决定哪些需要仔
细阅读。读过材料并对其中一些作出简要批示后，他把全部文件交给王瑞林和卓琳，由他们把他圈阅或批示过的文件转
交相关干部，再将其余文件归档。邓小平圈阅或批示文件就是他领导全党工作的方式。对一些文件他简单地写上同意，
还有一些文件他会送回，要求作进一步加工和澄清，或提出再做研究的指示。
在上午三个小时的阅读时间里，邓小平很少会客，但中间他会花 20 到 30 分钟到院子里散步。在家用过午饭后，
他一般会继续看材料，有时会让干部来家中见面。如有重要外宾来访，他会到人民大会堂的某个房间会见他们，有时也
与他们一起用餐。
邓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种声誉枣他善于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制定
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
些重要但复杂的领域，例如经济或科技领域，邓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战略，然后向他说明不同的选择，最后由他拍板。
在另一些问题上，例如国防、与重要国家的关系和高层干部的选拔，邓小平会花更多时间摸清情况以便亲自制定战略。
自 1952 年就担任邓小平机要秘书的王瑞林，在向外界说明邓小平的意见时十分慎重，避免加上自己的理解。很多干部
认为毛远新刚好相反，他在 1975 年末到 1976 年初向外界解释毛泽东的意见时，往往用自己强烈的成见去渲染甚至补
充毛泽东要他向其他干部传达的意见。王瑞林对任何事关党或政府的事都避免作出自己的解释，尽管他与邓小平悠久的
关系使他更像是邓家的一员。王瑞林不添油加醋这一点对邓小平来说很重要。有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为使外界准确知
晓他的想法，邓小平会写下主要观点，让王瑞林传达他的书面意见。
总书记胡耀邦是党务的执行官，总理赵紫阳则是政府事务的执行官，他们将所有重要问题交邓小平最后定夺，但
多是以书面形式，很少亲自面谈。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例会（但主要是书记处会议），赵紫阳主持国
务院的会议。陈云和邓小平很少参加这类会议，均由机要秘书代为出席。赵紫阳在其口授的回忆录中说，他和胡耀邦更
像是大秘书而不是决策者，但他们要负责抓落实。邓小平确实保留着拍板的权力，但通常他不会事必躬亲；他定大政方
针，让胡耀邦和赵紫阳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落实他的指示。在作出最后决定时，邓小平会考虑政治气候和其他主要
领导人的意见。虽然他做事独断而果敢，其实也受到政治局成员中的整体政治气氛的限制。
1980 年，政治局由二十五名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其核心枣即权力强大的政治局常委会枣有七名成员。
一般认为，政治局中较年轻的成员是政治局常委的潜在候选人，常委会的成员是从政治局委员中产生的。[13-3] 1980 年
代初的政治局常委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和赵紫阳。年迈的叶帅很少参与实际工作。陈
云和李先念只在大事上表明意见，党的日常决策权主要掌握在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手里。每个常委和一组特定的政
治局委员有自己的办公室秘书，他们隶属于书记处，负责收集材料、起草讲话、处理文件，并充当常委和其他高官之间
的联络员。即使观点不同，邓小平治下的政治局是个相对有纪律的组织，能够听从他的指示。
华国锋担任党主席时经常召开政治局常委的例会，邓小平则很少召集常委开会。当赵紫阳问他何以如此时，他说：
「两个聋子﹝邓小平和陈云﹞能谈什么？」邓小平要做的是分工明确。他很清楚，建立新的组织结构，要比把一两个领
导干部派到不配合其政策的旧组织更容易控制权柄。中央书记处恢复后，成了一个处于他明确控制下的全新机构。邓小
平把这个为全党提供最高领导的新神经中枢安排在中南海北门内，让他亲自任命的胡耀邦领导党的日常工作。政治局成
员在书记处都有自己的办公室，他们在这里召开例会。中共中央办公厅是一个更大的行政单位，负责起草和传达文件，
处理北京党中央各单位和省一级党委的来往，书记处则要小得多，它只为最高领导服务，就像一个党的内阁。
胡耀邦主持书记处的会议。虽然胡也要主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但邓小平建立起自己的领导班子后，常委会
很少开，政治局一个月也开不了一次会。赵紫阳作为总理也会参加书记处的会议，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叶剑英不
亲自与会，而是让他们的机要秘书代为参加。机要秘书对自己所代表的人都十分了解，这一群机要秘书可以进行坦率的
交流，避免了领导人本人因排名、权力或面子等顾虑而可能引起的问题或尴尬。
邓小平的见解有助于形成共识，但在书记处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之前，他一般不会作出最后决定。一旦在重要问
题上达成共识，书记处就会拟出文件在常委中传阅。常委们会在文件上画圈表示同意，或是作出简短批示。在后一种情
况下，文件会送回书记处进行又一轮修改。最后，由邓小平「拍板」批准一项决策或文件的最终措辞。
数位高层官员，其中大多是接近政治局级别的，被任命为书记处书记。与秘书不同，他们都有管理权。政治局成
员以及这些书记处书记下面都有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协调不同系统的工作。[13-4]比如彭真领导着管政法的领导小组，
万里领导着管农业的小组，宋任穷的小组管人事，余秋里的小组管工业和运输项目，杨得志的管军事，胡乔木的管党史
和意识形态，姚依林的管经济计划，王任重的管宣传，方毅的管科技，谷牧的管外贸和投资，彭冲的管长江三角洲地区
（上海周边）的工作。[13-5]
其他最高层领导人有时会不同意邓小平的决定，偶尔也会因为邓不跟他们商量而生气。最初，邓小平不得不与陈
云的观点角力，因为陈比他懂经济，且陈的意见在其他领导人中享有很高权威。在军事领域，叶剑英退到一边之后，邓
小平再也感觉不到还有谁的意见能对自己有所制约。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邓小平有几十年的经验，对自己的想法充满自
信，因此很少向别人让步，尽管在具体事务和起草文件上需要借助于专家。即便其他领导人不同意邓小平作出的决定，
他们也会遵守党纪，不会公开表达异议。
邓小平可以同他的机要秘书王瑞林随意交谈，他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关系则要正式得多，他也很少单独会见他们。
胡和赵有相当大的自由按自己认为恰当方式处理公务。邓小平通过他们提交的书面文件，借助于王瑞林的补充，去了解
他们的观点。
邓小平偶尔也跟与他年龄相近的老干部见面，如杨尚昆、王震和薄一波，他与这些人是几十年的老相识。这个由
多年知交组成的小团体有着高度的个人信任，使邓小平能够对政治气氛和人事问题作出更可靠的估计。邓小平与杨尚昆
有着特殊关系，他们同为四川人，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时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是邓小平和军队之间可靠的联络
员。邓小平与给他写讲话稿和起草文件的笔杆子，尤其是胡乔木和邓力群，也有着比较随意的关系。相比胡耀邦和赵紫
阳，邓与他们交往时更为轻松。
邓小平用不少时间准备每年的中央全会，因为这种会议能在二百多名中央正式委员和一百多名候补委员中统一思
想。他用更多时间准备每五年一届的党代表大会，因为它能在更长的时间内使人数更多的党代表统一思想。在筹备这些
重要会议时，邓小平会与胡耀邦和赵紫阳一起工作，列出他要涉及的重大问题的议程，然后让他们和胡乔木等人一起领
导文件和讲话的起草。对于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在发表之后通常会进行新一轮的编辑加工，作为能传之久远的历史档案
收入他的文选。
像其他高层领导人一样，在最寒冷的一、二月份，邓小平一般会去较温暖的地方住上几周。夏天他会去海滨城市
北戴河避暑，那里是高层领导人休假并进行非正式交谈的地方。但是对邓小平来说这些「休假」其实也是处理党务的机
会。例如，1984 年他在广东和福建的经济特区过冬时，肯定了它们取得的成就，把它们确定为沿海发展的样板（见第
15 章）。在 1988、1990、1991 和 1992 年，邓小平视察上海等地，推动了加快上海市发展的计划。
随着年龄的增长，邓小平找到了一些保持体力的办法。他利用书面文件处理大多数事务，避免参加劳力耗神的会
议。他的大多数电话都由王瑞林处理。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要员前不要求别人口头通报情况，虽然部下们可以看出他对来
访者的近期活动有一定了解。只要不是会见大人物，邓小平通常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用餐，晚饭后他一般会放松下来，和
孩子们一起看看电视。他关注新闻，对体育也有兴趣，每周会有一两次请人来他家打桥牌。但是他与牌友、甚至与家人
都不怎么闲聊。[13-6] 邓小平有「不爱说话」的名声，即便是在家里。[13-7]邓小平晚年时尤其注意保存体力，而会见外人时，
人们则看到他机警、活泼，甚至热烈。
除非在正式场合发言，邓小平讲话一般不需要提纲，而能讲得条理分明。通常他唯一的提纲就是关于他讲话的主
题以及他所要诉诸的对象。1985 年过了 80 岁以后，他避免做需要精心撰写、编辑和陈述的长篇讲话。除了包括 1992
年南巡讲话等少数例外，他的讲话不再被加工成有标志意义的长篇文件。
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
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
而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
视其是否有用。邓小平 16 岁离开家乡后再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
派别或朋友。与毛泽东不同，他既不心机复杂，也不怀恨报复，尽管也有极少的例外。下属认为他是一个严厉、急切、
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于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需要的仗义朋友。[13-8]
毛泽东性情多变，而邓小平作为最高领导人则行为一贯、治国方式始终如一。
治国和改革的指导原则
作为有 12 年戎马生涯的军事领导人，邓小平很看重权威与纪律。置身高位、参与治国后，他更看重国家的权威，
因为他知道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里，中国领导人在维护治国所需的权威上是多么艰难。1950 年代担任领导人时，他
对毛泽东神一般的权力有亲身感受，他知道这种权力能成就什么。然而他也看到，当这种权威在文革期间被消耗掉之后，
再想做成事又是多么困难。作为头号领导人，他知道仅仅靠法规并不足以让群众服从枣中国还不是一个公民对法律具
有发自内心的普遍尊重的国家，而其中部分原因又在于长期以来公民们总是看到领导人在随意改变法律。邓小平就像中
共领导层的其他同事一样，认为群众不仅需要在学校，而且需要在一生中不断接受宣传，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之
理解为何要遵守一定的规矩。而这种「教育」，需要辅之以人们对最高领导人一定程度的敬畏，以及对于胆敢蔑视权威
可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后果的惧怕。
邓小平知道，他绝无可能让群众对他产生像对毛泽东那样的敬畏。但是，他对如何维持自己的权威也心中有数。
他在担任头号领导人时已经享有个人威望，其基础是他有 50 年担任中共领导人的资历、他过去的功绩、毛和周曾把他
作为可能接班人的培养，以及他为国家作出正确决策的能力。直到 1981 年，毛泽东的形象一直有着强大的影响，为维
护自己的权威，邓小平必须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但是，在 1981 年他把毛的基本思想定义为「实事求是」而被人们接
受，还作出了承认毛泽东 1958 年以后所犯错误的党史决议。这样一来，即便他在某些问题上背离了毛的观点，邓小平
也足以维持自己的权威。
邓小平支持「党内民主」的观点。对此他的理解是：领导人要倾听「建设性意见」，以减少犯严重错误的危险；
然而，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旦作出决定，党员就要执行。
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可以加强党的权威和他个人的地位，这种估计被证明是正确的。当 1983 年至 1984 年经
济迅速平稳发展时，邓小平的权威几乎不可撼动。当经济问题严重时，例如 1980 年代后期，中国陷入严重通货膨胀，
社会上人心惶惶，邓小平的地位也因之受损。
邓小平从未提出过治国原则，但是披阅他的讲话、参考他部下的看法以及他实际作过的批示，还是有可能总结出
一些可视为其治国模式的基本原则：
言行要有权威性。邓小平当过十多年严厉的军事领导人，他懂得如何让风趣的谈话也能透出威严。做重要讲话之
前，他会和其他重要领导人及正统思想的扞卫者一起为讲稿把关，使他确信自己的讲话是在传达党的声音。
决定一旦宣布，邓小平不会承认错误、削弱自己的权威。在外国客人面前他可以很放松，但在党内他绝不会轻易
拿自己的权威冒险，而当他一旦使用自己的权威，就会表现得十分坚定。
扞卫党的地位。1956 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亲眼目睹赫鲁晓夫对史太林的全面批判损害了党的权威，他决心维护中
共的尊严。如果他断定某些批评危及中共的尊严或伤及他的领导地位，他会严加限制。如果批评得到很多人的回应，他
会作出更强烈的反应。当邓小平认为赞扬西方式民主之类的思想具有严厉批评中共的意味时，他会为维护中共的权威而
作出坚定的反击。
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不会公开迫害批评者，但是对于他认为威胁到社会秩序的人，他也一向毫不手软。他支持
判处江青死刑，他把魏京生这种批评者投入监狱。像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这些批评中共的党员，哪怕他们作出过贡
献，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后来邓允许他们出国，但禁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回国。
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邓小平不相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能在中国行得通。他认为统一的命令体制更好用，
效率也更高。中国也许可以有初级的分权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具有准立法功能，书记处有行政功能，纪检委有监督党员
的准司法功能。但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还是单一的强大权威说了算。
牢牢掌握军队。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努力保留他本人和党对军队的控制。当华国锋有拉拢军队的迹象时，他立
刻采取行动切断他与军队的联系。即使在放弃了其他职务后，直到 1989 年 11 月以前，他一直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一
职。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的整个时期，他通过他的忠实支持者杨尚昆来确保军队高层的支持。邓小平任命真正效忠于他
的人枣他过去在二野的老部下枣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一类关键职务，他们反过来又能保证没有任何异议团体敢于
挑战他在党内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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