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的朋友怒不可遏，一些保守派也跟着声讨打算与「共产党敌人」合作的美国官员。但是，文化差异极大的两个大国将
携手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这一前景无论对美国民众还是中国民众都很有吸引力。正如卡特总统本人所说：「我们
本以为在全国和国会内部会发生严重对立，然而这并没有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几乎都是清一色正面的反应。」[11-61]
邓小平访美：1979 年 1 月 28 日-2 月 5 日
六个星期之后，邓小平和妻子卓琳、伍德科克和妻子莎朗以及邓小平的随行人员登上了飞往美国的波音 707 飞机。
随行人员说，在这次长途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邓小平处于清醒和警觉的状态，他既不阅读也不说话，只是沉思默想。从
某种角度说，邓小平一定感到极其愉快，他不但成功地与美国建交，而且从个人角度来看，他在第三次被撤职后又重新
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而且即将成为第一位作为美国国宾的中共领导人。
但是邓小平也肩负重任，他的这次出访极其重要。他在会见外宾之前，会用几分钟时间理清讲话的思路。现在他
必须思考对很多人将要说的话。他会发表一些事先准备好的讲话，但很多讲话是即席发言，甚至没有提纲。并且他已经
决定攻打越南，因而存在着苏联可能进攻中国的危险。如何确保美国与他合作对抗苏联，又不让正在试图与苏联达成协
定的卡特厌烦？关于越南问题他应当对卡特说些什么？为了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他要跟总统、国会和美国民众建立良好
的关系，怎样做才最为有效？1 月 9 日他曾对萨姆?纳恩（Sam Nunn）参议员率领的代表团说，他在美国不会讨论人
权问题；他说，他对美国在人权上施压的方式是有一些看法的，但他不会提到它们。[11-62]如果遇到亲台湾的示威者他该
如何对待？应当如何应付西方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随行的 33 名中国记者每天都要向中国观众发回新闻和电视报道，他
对他们应当说些什么？如何能够保持对美国的压力，使其减少对台售武，但又不至于引起美国官员的敌意？
万斯和他的班子为邓小平抵达华府作准备时，给卡特和其他接待邓小平的官员准备了有关邓小平和这次访问意义
的简报。万斯在这份 13 页的备忘录中说，邓小平是一个「非凡人物枣急躁、好胜、自信、坦率、直接、强硬、头脑
精明」。万斯预测说，邓小平的目标大致包括：帮助卡特说服国会和美国人民接受中美建交；拓宽美中关系，使这些改
变变得不可逆转；激起美国对越南的敌意。但是，缓和美中先前紧张关系的重要意义，远远不局限于这些个别的目标，
它能够「对亚洲的政治与战略格局和全世界造成显着的影响」。[11-63]
在邓小平抵达之前，他的访问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趣，超过了自赫鲁晓夫 1959 年访美以来的任何外国领导
人。美国媒体上充斥着有关邓小平的各种报道：他复出的故事，他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定，他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信
念，以及他的这次美国之行。《时代》周刊 1 月份第一期将邓小平选为 1978 年的「年度人物」，理由是他让一个封闭
的共产党国家步入了新的开放之路。《时代》周刊承认华国锋仍是主席，但是把邓小平称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建筑师」。
《时代》不知道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已元气大伤，将邓小平称为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华国锋则是董事会主席。
长期以来，美国民众对地球另一端那个神秘、封闭、古老的文明一直充满好奇。邓小平的来访提供了一道迷人的
景观，引起的关注甚至超过了 1972 年尼克逊的访华。这位性格开朗的小个子领导人，会更像是一个刻板教条的「共产
党人」，还是像美国人那样较为开放？美国工商界盯着中国这个正在开放的潜在大市场，展望能将他们的产品销往中国
的前景，争着想得到出席国宴的邀请。想在中国设记者站的新闻机构也争相吸引邓小平及其代表团的注意。
访问开始时，卡特总统表现得像邓小平一样克制而严肃。他为中东带来和平的努力最初似乎大有希望，但是已经
化为泡影；他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 30%左右。他曾对公众和国会对他决定同台湾正式断交、和共产党大
陆恢复正常关系作何反应表示忧虑。国会议员在谈判期间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们是否会对谈判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表示
不满？卡特也很容易受到那些支持台湾的人的指责，因为他抛弃了老伙伴，而且在通知台湾总统蒋经国时采用了很不得
体的方式枣让美国官员在凌晨把他叫醒，告诉他当天稍后美国将宣布与台湾断交，与大陆实现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的访美安排进行得极快。他在 1 月 28 日抵达华盛顿，离 12 月 15 日两国达成协议只有不到六周的时间。
双方为了使访问取得成功，都工作得加倍努力，而邓的此次行程总体上也一帆风顺。邓小平的飞机降落在安德鲁空军基
地后，他转乘加长轿车前往首都的布雷尔酒店，美国政府的重要客人一般都下榻于此。美国的东道主知道邓小平有使用
痰盂的习惯，便在布雷尔酒店里摆放了几个闪闪发光的新痰盂。其他的细节他们也考虑得很周到。在访问期间，他们不
会把邓小平带到有军事设施或有不能卖给中国的技术的地方。为中国代表团提供的肉食不能是大块的，而要切成小片，
使习惯于用筷子进食的官员易于取用。佐治亚州州长乔治?巴士比（George Busbee）问邓小平，他在美国有没有发
现什么特别的事，邓小平半开玩笑地说，他没想到美国人居然每一餐都吃小牛肉枣原来华盛顿和亚特兰大细心的东道
主此前获悉邓小平爱吃的食物中有小牛肉，便连续几次晚餐都给他上小牛肉。结果，邓小平下一次进餐时，小牛肉就消
失了。
美国的东道主担心安全问题，尤其是在开放的户外空间。在白宫草坪的欢迎仪式上，有两个人在记者席上大呼「毛
主席万岁」，被保安官员迅速带离，邓小平则表现得若无其事。[11-64]当时还没有能在建筑物入口处监测携带武器者的金
属探测器，因此保安人员尽其所能万分戒备。还有一个担心是恶劣天气妨碍车队的出行。因此，除了华盛顿之外，在为
邓小平访问而挑选的另外三个城市中，两个是气候温暖的亚特兰大和休斯顿，另一个是气温适宜的西雅图。选择亚特兰
大顺理成章，因为它位于卡特的家乡佐治亚州。伍德科克曾在 1 月 1 日问邓小平，他访美时想看些什么，邓小平立刻回
答说，他想看一看太空勘探设备和其他先进技术。[11-65]他在休斯顿参观了美国太空总署的设施和最先进的油井钻探技术，
然后飞往西雅图，波音公司正在这里生产中国刚刚开始购买的新型喷气式客机。他感兴趣的是生产，不是消费。除了在
布热津斯基家中与客人一起用餐，他没有参观商店或访问私人家庭。在亚特兰大，邓小平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一家最先进
的汽车厂，为他导游的是过去他在北京接见过的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
在美国事务上，邓小平没有一个高级顾问对美国的理解能够达到廖承志对日本的精通程度，但是他有已在美国生
活数年的黄华外长和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陪伴，后者对美国的历史和宗教都有深入研究；此外还有邓小平
的主要译员冀朝铸，他年幼时在美国生活多年，曾经就读哈佛，直到 1950 年大学三年级时回到中国。[11-66]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3 月 1 日即将升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官员忙得不可开交，
甚至无暇接听电话。这些中国官员都是在中国学习英语，缺少在美国的经验；各项工作，包括保安、后勤、与美国东道
主的协调、准备祝酒词和讲话、应付大约 950 名西方媒体记者和 33 名中国媒体代表的要求等等，让他们不堪重负。他
们为了把工作做好而紧张地忙碌着。
中国媒体对邓小平访美作了广泛报道。当时的中国平均每千人才有一台电视机，而且大多是在重要官员的办公室
里，每台电视机往往都有一大群人同时观看。中国的城市当时只有一个电视台枣中央电视台。邓小平的随行人员中不
仅包括大报和新华社的记者，还有中国的首席新闻播音员赵忠祥，他在美国负责制作半小时的节目，每天行程结束后传
回国内。此外，中国的一个电影摄制组制作编辑了一部纪录片，将于访问结束后在国内放映。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邓
小平的访美使他们有机会直观地看到美国，看到它的现代工厂、它的政治领袖和普通民众。[11-67]邓小平鼓励中国民众对
美国的这种兴趣，他希望这有助于中国观众明白自己的国家是多么落后，多么需要变革。
在访美行程的前几天，邓小平仍然很拘谨。他一本正经，态度严肃，甚至挥手时也中规中矩。他没有举行记者招
待会，也很少流露感情。
华盛顿
邓小平在 1 月 28 日抵达华盛顿并休息了几个小时后，便出席了在布热津斯基枣邓的反苏和支持关系正常化的
盟友枣家中的非正式小型晚宴，这是去年 5 月他就答应了的。经过长途飞行之后，邓小平看上去难免有些疲劳，但据
布热津斯基说，邓小平和妻子展示了出色的幽默感，邓则证明了自己反应敏捷。布热津斯基说，中国和法国的文明都自
认为高人一等，邓小平答道：「不妨这么说，中国菜在东亚是最好的，法国菜在欧洲是最好的。」[11-68]布热津斯基说，
卡特要与中国恢复邦交时，遇到过美国国内亲台湾的游说团体的麻烦，他问邓小平是否在国内也有类似的麻烦。邓小平
敏捷地答道：「我也有啊，台湾的 1,700 万中国人就反对。」[11-69]
席间有人问邓小平，如果中国受到苏联的攻击，会作出何种反应。邓小平对在座的人枣包括副总统蒙代尔、国
务卿万斯、布热津斯基、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枣说，中国有核武器，可以打到布拉茨克大坝、诺沃西比尔斯克，甚至
有可能打到莫斯科。毛泽东曾说过中国能够打持久战把敌人拖垮，从核打击和外敌入侵中挺过来。邓小平对最坏的情况
也有通盘的考虑。在这次非正式的交谈中，他很严肃地对布热津斯基说，他希望和总统有一个小范围的私下会晤，谈一
谈越南的事情。[11-70]
第二天 1 月 29 日，邓小平在上午和下午都与卡特总统举行了会谈，午餐由万斯国务卿做东，晚上则是正式的国
宴。卡特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和他会谈很愉快。」[11-71]卡特说，邓小平听得十分认真，也对他的讲话提出了一些问
题。在次日上午他们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中，据布热津斯基说，卡特和邓小平坦诚而直率，他们的讨论更像是
盟友而不是对手之间的会谈。
第一次会谈时邓小平请卡特先发言。卡特介绍了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强调美国感到有责任帮助世界人民改善生
活质量，其内容包括政治参与、免于本国政府的迫害、摆脱外来强权。轮到邓小平发言时他说，中国领导人过去认为最
大的危险来自两大强权，但他们最近开始认为美国的危险要小于苏联。接下来当邓小平谈到苏联扩张主义的潜在危险时，
他变得专注而且极其严肃。他承认中美两国现在结成同盟没有好处，但他相信两国应当密切合作对抗苏联的扩张。
邓小平将越南称为东方的古巴，是苏联从南部威胁中国的基地。在邓小平看来，苏联和越南已经建成一个亚洲集
体防卫体系，威胁着所有周边国家。「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需要长期和平」，因此中美两国应当协调行动，遏阻苏联。
中国现在还不可能与南韩直接接触，但他希望北韩半岛南北双方能够举行走向重新统一的谈判。[11-72]中国也可以同日本
枣他去年 10 月刚访问过那里枣合作限制苏联的扩张主义。他在赴美之前也曾对《时代》周刊的赫德利?多诺万
（Hedley Donovan）说，中国要同日本和美国一起对付俄国这头北极熊。[11-73]
下午的会谈枣1 月 29 日三次会谈中的第二次枣快要结束时，邓小平再次要求与卡特举行小范围的私下会谈，
讨论一个机密问题。于是卡特、蒙代尔、万斯和布热津斯基同邓小平和他的译员一起离开了在座的其他人，去了椭圆形
办公室。在那里进行的一个小时的会谈中，邓小平以严肃而又果决的作风，说明了他要对越南进行惩罚性打击的计划。
他解释说，苏联和越南在东南亚的野心造成了严重危险，这将以越南占领柬埔寨作为起点。邓小平说，必须打破苏联的
如意算盘，适当地给越南一个小小的教训。卡特想让邓小平打消进攻越南的念头，不过他没有说反对此事。他表示担心，
中国如果进攻越南就会被视为侵略者。他知道这将更难以争取到国会对中美合作的支持，尤其考虑到，维护和平正是他
的行政当局为发展中美关系提出的理由之一。
次日邓小平又和卡特私下会晤，就中国进攻越南进行了最后的会谈。卡特向邓小平读了他连夜亲笔写好的纸条，
解释他为何建议中国不要这样做的原因。卡特说：「中国挑起的武装冲突，将使美国对中国的普遍政策以及和平解决台
湾问题的未来产生严重关切。」[11-74]邓小平解释了他为何要坚持自己的决定，但是他向卡特保证，即使中国军队发动进
攻，也会在 10 天到 20 天后撤出。邓小平又进一步坚持说，中国攻打越南的好处将是长期的。如果中国这一次不给苏
联一个教训，苏联就会像利用古巴那样利用越南。（邓小平还预言苏联也会进入阿富汗，而苏联确实在 1979 年 12 月
入侵了阿富汗。）然后邓小平和卡特回到众人之中。卡特注意到，邓小平在完成了他真正严肃的任务之后，又变得轻松
愉快起来。[11-75]
美国和中国都担心苏联有可能介入中越冲突。邓小平访美后不久，美国官员就发出警告说，苏联如果开始利用越
南的金兰湾作为海军基地，将是严重的挑衅行为。[11-76]虽然卡特不支持中国打越南，而且后来将这一点通告了苏联，但
是当中国在 2 月对越南发动进攻时，邓小平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使苏联对于站在越南一边变得更加谨慎，因为他们
现在要担心美国有可能采取某种报复行动。
邓小平在华盛顿期间也希望落实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一事。然而卡特总统对学生交流却有自己的顾虑。他首先抱怨
说，中国把在华的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学生隔离开来。邓小平解释说，这样做是因为中国大学的生活条件不好，想给外国
人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生活环境。卡特接着又说，他不希望由中国来选择哪一些外国学生可以被接受。邓小平笑着说，
中国足够强大，可以承受一些背景不同的学生，中国也不会将意识形态作为衡量是否接受他们的标准。他又说，对记者
的外出采访活动仍要加以限制，但不会审查他们的稿件。
在最后的会谈中，卡特和邓小平签署了有关领事馆、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的协定。邓小平表示，假如美国和日
本敦促台湾与北京谈判，美国减少对台军售，它们就能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他对卡特说，北京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
对台湾动武：一是台湾长期拒绝与北京谈判，二是苏联涉足台湾。[11-77]
据布热津斯基说，为邓小平举行的国宴大概是卡特入主白宫四年中最为讲究的宴会。[11-78] 据卡特本人说，在 1 月
29 日的宴会上，由于邓小平个头小，兴致又高，在他的女儿艾美和其他在场的孩子中间大受欢迎，双方似乎都十分愉
快。[11-79]邓小平的女儿在讲述自己的家庭生活时也说，父亲很享受儿孙绕膝的乐趣，尽管他说话不多。
卡特利用国宴的机会，善意地与邓小平谈起两人对外国在华传教士的不同观点。卡特过去当过教会主日学校的教
师，年轻时曾把零花钱通过教会捐给在华传教士。他赞扬了传教士在中国发挥的作用，指出在华传教士中有不少好人，
还提到他们所建立的学校和医院。邓小平回答说，他们很多人都想改变中国的生活方式，他承认一些教会学校和医院仍
在运转，但是他表示反对批准恢复传教活动。卡特还建议邓小平允许发放《圣经》和信仰自由。当卡特后来访华时，他
对中国在这两个方面取得的进步感到满意。
尼克逊访华时邓小平还在江西的「桃花源」中下放，但邓访美时提出希望与尼克逊见一面，代表中国人民向这位
在恢复中美邦交上作出贡献的前总统表达谢意。卡特答应了邓小平的请求，同意两人私下见面，卡特也邀请尼克逊出席
了为邓小平举办的国宴，这是尼克逊在 1974 年 8 月不光彩地离开之后第一次回到白宫。[11-80]这次白宫之行后，尼克逊
给卡特写了一封周到的私人信件，表示支持卡特的建交决定，并就美中关系的未来提出了一些看法。[11-81]
国宴之后是甘乃迪艺术中心的演出，演出向全国电视观众做了直播，一位美国官员说它「大概是整个卡特当政期
间最风光的一个晚上」。[11-82]佐治亚的花生农场主卡特和军人邓小平，他们各自代表着自己的国家，手拉着手站在一起。
当他们被介绍给观众时，乐队奏响了英文歌曲〈好想认识你〉。[11-83] 包括艾美?卡特在内的一群美国儿童用中文演唱了
几首邓小平喜爱的歌曲后，邓小平出人意料地走上台去吻了他们的手。据蒙代尔副总统说，当时大厅里人人眼中闪动着
泪光。他也许并没有夸大其词。[11-84]
在与内阁官员的会谈中，邓小平主要谈的是贸易问题。他在 1 月 31 日和他们的会谈中预言，如果中国能得到贸
易最惠国地位（事实上是指正常的贸易关系），那么用不了多久，美国和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当时与美台贸易额差不多）
就能扩大十倍。在与行政官员的会谈中，邓小平与美方达成了解冻中国在美资产和美国在华资产的协议。美方官员同意，
除了将各自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两国还将在其他城市设立两个领事馆。邓小平还和美方人员讨论了两国开通直飞航
线需要做的事情。中方官员同意制订一个让美国媒体在华设立记者站的时间表。邓小平还参加了一些促进学术和科学交
流的会谈。
邓小平并不完全明白逐步提升技术所需的过程，他也不完全理解私人公司要利用专利和版权收回其研发成本的考
虑。邓小平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这些复杂的问题，仍对此怀着过高的期望。他简单地宣布，他要的不是 70 年代的技术，
而是最尖端的技术。[11-85]
在与国会参议院的会谈中，他的东道主是参议员罗拔?比尔德（Robert Byrd），在众议院会谈中接待他的则是
众议院议长提普?奥尼尔（Tip O'Neill）。对奥尼尔谈到的分权制度，尤其是立法和行政部门为权力和影响力而相互竞
争这一点，邓小平很着迷。他本人颇为喜欢奥尼尔，后来奥尼尔又应邓之邀去北京会晤了邓小平。但奥尼尔后来写道，
邓小平绝不怀疑，至少就中国而言，分权制是一种十分低效的治国方式，是中国应当避免的。[11-86]
在邓小平与国会的会谈中出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允许人民自由移民。国会在四年前通过了《杰克逊枣
瓦尼克修正案》，要求共产党国家允许希望移民的人自由离开，然后国会才能批准这些国家享有正常贸易关系。当国会
议员逼问邓小平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时，邓小平回答说：「噢，这事好办！你们想要多少？一千万？一千五百万？」
他说的时候不苟言笑，国会议员们再也不敢追问下去。结果中国得到了豁免，得到了最惠国待遇。[11-87]
尽管作了精心准备，一个为美国的「中国通」而举办的招待会在地点选择上还是出了大漏子。招待会的举办地点
是国家美术馆的东展厅，这座漂亮的建筑由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之所以选择这里是为了彰显华裔美国人
的作用。参加招待会的是关心中国的工商界、学术界和外交界人士，主办方是外交政策协会、美国国家美术馆、美中关
系委员会、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亚洲学会和美中商会。这是一次各界人士出席的盛大集会，其中很多人已经在香港相
识，因为在中国对外开放之前，那里是政府、新闻界、商业界和学术界观察中国的主要中心。这是个喜庆的时刻，也是
一个很多参加者为之努力并期盼已久的值得庆祝的日子。可是贝聿铭后来听说这次招待会请邓小平在那里讲话后，感到
十分错愕，因为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为公开演讲进行声学设计。事实上，当邓小平讲话时，尽管有麦克风，参加招待的人
仍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他们继续跟朋友们不时地相互寒暄。邓小平身边的人知道他不高兴，但他继续念自己的讲稿，
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快，仿佛是在对党代会上一群听话的、坐着一动不动的党员们讲话。[11-88]
费城、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
在与华盛顿官员的会谈中，邓小平谈的是全球战略问题。但是在参观各地的旅途中，他则着重考察现代工业和交
通，并鼓励美国商人对华投资、学术界人士促进学术交流、普通民众支持两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11-89]在与工商界人士
的交谈中，他强调中国有很多商品可供出口，用来购买他急于得到的技术。[11-90]在他停留的大多数地方都有挥舞着台湾
青天白日旗的抗议者，有些地方还有狂热的美国左派抗议邓小平投靠资产阶级，背叛毛的革命。不过大体而言，他的听
众中洋溢着支持的气氛枣其中混合着热情、好奇与善意。[11-91]
邓小平在访美期间没有举行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也没有在电视上现场回答问题。但是他给和他同行的美国记者留
下的印象是：他平易近人，努力回答记者们和他在旅途中遇到的工商业人士的问题。他确实接见了主要电视台的四位主
播。[11-92] 其中唐?奥伯多弗（Don Oberdorfer）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和亚洲事务记者，他在邓小平到四个城市参观时也
一路随行。据奥伯多弗说，在华盛顿的前几日结束之后，邓小平就放松下来了。他在各地挥手向人群致意，并和他们握
手。对于特殊的朋友，如在西雅图遇到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他会送上热情的拥抱。奥伯多弗描述邓小平时说：「他
的眼光中混杂着迷茫与兴奋，那更像是年轻人而不是老人的特点。」[11-93]
1 月 31 日，邓小平在费城的天普大学接受了荣誉学位。他在演讲中说：「天普大学也以坚持学术自由而闻名，
我认为这是贵校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贵校为我这个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
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在短短的二百年时间里发展出了巨大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财富，为
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美国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也可以让其他国家从中学习受益。」
在亚特兰大，邓小平迷住了卡特总统家乡的人们。尽管他只在那里呆了 23 个小时，在几天内他一直是媒体上的
主角。他在有 1,400 人参加的午宴上发表了讲话，赞扬亚特兰大历史上的领导人在内战之后重建城市的表现。[11-94]他把
这座城市的过去与中国的现在联系在一起：美国南方一直被认为是比较落后的地区，「但现在它已经成了领跑者。我们
在中国也面临着改变我们落后面貌的任务??你们的伟大勇气鼓舞着我们的信心」。[11-95]亚特兰大的报纸刊登了一幅邓小
平妻子卓琳拥抱艾美?卡特的照片，并报道了她在罗萨琳?卡特（Rosalynn Carter）女士的陪同下，在华盛顿参观艾
美的学校、一家儿童医院和华盛顿动物园的大熊猫的情况。[11-96]
伍德科克回忆说，在休斯顿，邓小平钻进了詹森太空训练中心一个复制的太空仓，他「很着迷??在这个模拟着陆
的运载器中他非常开心，我想他大概愿意一整天都待在里面」。[11-97] 在休斯顿以西 37 英里的西蒙顿牛仔马术表演中，
欧威尔?谢尔（Orville Schell）报道说：「邓小平在他的助手、部长和译员的簇拥下，就像小镇上的老练政客一样用
力地挥着手。邓小平??走到围栏前??一个姑娘骑着马飞奔而至，把自己的宽边呢帽递给了邓小平，口哨和欢呼声在人群
中响成一片。他们高兴地看到，邓小平像表演一样把他的新帽子戴在头上。他用这个简单的动作，不仅结束了中美两国
30 年的怨恨，也给了他的人民某种许可，让他们和他一起接纳美国的生活和文化??消除中国对西方根深蒂固的抵制。」
[11-98]在全美国，邓小平一脸笑容、戴着牛仔帽的照片，成了他访美的象征。它给美国公众传递的信息是：邓小平不但很
幽默，而且不太像「那些共产党」，而是更像「我们」。《休斯顿邮报》的头条标题是：「邓小平不问政治，成了德克
萨斯人」。[11-99]
除了参观福特和波音的现代工厂、石油钻探设备和休斯顿太空中心，邓小平还乘坐了造型流畅的直升飞机和气垫
船。在参观现代工业场所和太空中心时，邓小平及其随行人员进一步加强了他们访日时得到的印象：中国为了实现现代
化，在组织与管理上必须进行巨大的改革。[11-100]邓小平与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一起，被展现在了中国
的电视萤幕上。
行程结束时，邓小平在西雅图说：「我们两国是隔洋相望的邻居。太平洋不应该是一道障碍，今后应当成为一条
纽带。」[11-101]在就要离开西雅图飞往东京时，邓小平患了感冒。（伍德科克回忆说：「我们全都既兴奋异常，又筋疲力
尽。」）黄华外长代他出席了最后一次记者和主编的早餐会。动身之前，在机场内枣因为外边寒风中飘着细雨枣举
行的最后一次通报会上，因发烧而略带鼻音的邓小平说：「我们带着中国人民的友谊而来，满载着美国人民的情谊而归。」
[11-10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占美?卡特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写道：「邓小平的来访是我在总统任内最愉快的经历之一。对我而言一切都很顺利，
中国领导人似乎也同样愉快。」[11-103]卡特对邓小平的描述是：「聪明、强硬、机智、坦率、勇敢、有风度、自信且友好。」
[11-104]卡特也感谢邓小平能够体谅美国的政治现实，没有强调两国关系的反苏基础，因为这样的言论将有损于美苏两国达
成军备控制协议的努力。[11-105]
这次访问象征着两国将携手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这对美中两国人民都有巨大的感召力。如果说访问的成功有赖
于邓小平的个人特质的话，那么这些特质包括他为改善中美关系所作的真诚努力，他内心深处的自信，以及他担当这个
特殊角色时的游刃有余。这些素质使他能够完全表现出自在、坦率和机智，以及在得到听众的赞赏时由衷的喜悦。一些
敏于观察的中国人说，邓小平平时并不张扬自己，但一旦遇到挑战他就能充分振作起来，这正是他在美国的表现。
20 年前，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曾在美国刮了 13 天的旋风。赫鲁晓夫个性张扬、固执己见且很爱热闹，
邓小平显然与之不同。事实上，赫鲁晓夫的确更加惹人注目。他和邓小平都想开创与美国关系的新时代。邓小平较为拘
谨，做事有板有眼，不愿改变自己的计划。[11-106]但是，邓小平通过他所达成的交流计划以及同美国工商界的接触，为稳
定的中美关系打下了更深厚的基础，这是赫鲁晓夫没有为苏美关系做到的。在各个城市听过邓小平讲话的美国商人，马
上着手准备去中国寻找商机。在亚特兰大与他见过面的 17 位州长中，有不少人计划与当地商人组团访华。商务部长冉
尼塔?科雷普斯（Juanita Kreps）、农业部长鲍伯?贝格兰（Bob Bergland）和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也准备在未来几个月率团在各自领域内与中国拓展关系。国会议员们，即使很多过去批评过中国的人，
也都争相加入访华的行列。赫鲁晓夫在访美五年后被赶下了台，而邓小平在访美后的十多年里一直担任中国的头号领导
人，得以见证他在美国播下的种子结出累累硕果。
邓小平在访美期间，于 1979 年 1 月 31 日和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一起同美国签订了促进科学交流的协定。
[11-107]1979 年初第一批 50 名中国留学生抵达美国，他们前途远大，但准备不足。邓小平访美后的一年里，有 1,025 名
中国人持学生签证赴美，到 1984 年时则有 14,000 名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其中三分之二所学专业是自然科学、医
学和工程。[11-108] 北大和清华这两所中国的顶尖级大学，被非正式地看作赴美深造留学生的「预科学校」。1979 年标志
着中断了 30 年的中美交往重新恢复，但是短短几年之内，中美交流的范围和规模就远远超过了 1949 年以前的水平。
美国国务院一些有头脑的官员，虽然完全相信美中恢复邦交的价值，但是对邓小平访美期间美国对中国的过度情
绪化反应也表示担忧。他们担心美国政府和媒体向美国民众过度推销中国，就像他们在二战期间过度推销蒋介石一样
枣当时美中两国是同盟，美国民众对国民党内猖獗的腐败毫不知情。在邓小平 1979 年引人瞩目的访美行程之后，热
情的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仍在继续施行的威权主义、中美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以及那些仍然妨碍着解决台
湾问题的巨大障碍。[11-109]
邓小平访美对中国的作用，甚至比对美国的影响更大。邓小平的访问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而在中国，他
的访问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未来观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变。邓小平访美使中国民众了解了现代生活方式，其作用甚至大
于他对日本和东南亚的访问。中国电视上每天播出的新闻和邓小平访美期间制作的纪录片，展现了美国生活十分正面的
形象枣不仅是美国的工厂、交通和通讯，还有住着新式住宅、拥有各种现代家俱和穿着时髦的美国家庭。一种全新的
生活方式被呈现给中国人，让他们趋之若鹜。甚至连在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藩篱也被冲破，相互之
间到家里作客不再受到禁止。毛泽东当年说过对革命来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在 1979 年以后也经历了一场
革命，其规模和持续时间远远超过毛的革命。点燃这场革命的火星固然有许多，但其中迅速形成燎原之势的火星，当推
邓小平的访美。
就像美国人对邓小平作出了过度反应一样，很多中国人也对邓向美国的开放作出了过度的反应。有些中国人想一
夜之间就能得到一切，没有意识到在能够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之前，中国需要作出多少改变。还有一些人急于引进中国
的现实还难以适应的制度和价值。在中国和西方道路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并不容易，但是对外开放带来了中西的杂交优
势和思想的复兴，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重新塑造中国。
1979 年 2 月结束访美时，邓小平对他的译员施燕华说，通过这次访问，他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最初施燕华并
不明白邓小平的意思。无论在邓小平的随行人员还是与他会面的外国人看来，他显然很享受这次出访枣这个看看外部
世界、听人们对他说些恭维话的机会似乎很让他愉快。但这并不是他出访的目的。他出访是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完成
一项任务。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向日本和美国进一步敞开国门。这既是为了遏制苏联，也是为中国的
现代化争取帮助。现在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可以转向另一些重要任务了。邓小平在当时的
15 个月里 5 次出访国外。虽然他又活了 18 年，但是从此再也没有迈出国门。[11-110]
[11-1]Memcon, Carter with Huang Zhen, 2/8/77,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
Carter Library, Atlanta; Memo, Michel Oksenberg to Zbigniew Brzezinski, no. 17, "The Road
to Normalization" （谈判完成不久后后写下的 9 页会谈总结）,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the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也有收藏。
[11-2]Memcon, Secretary Vance's meeting with Huang Hua, 8/24/77,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关于引导谈判和完成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协商的不同记述，见 Cyrus
Vance, Hard Choices: 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p. 75-83;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
(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pp. 190-197;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atrick C.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Jimmy
Carter,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Richard N. Gardner, "Being There," Foreign Affairs 78,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99): 164-167; Brent Scowcroft and Patrick Tyler, "Safe Keeping,"
Foreign Affairs 7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0): 192-194;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9); Richard H. 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85)，此文献原来保密，后被解密; Richard
H. Solomon, 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Pursuing Interests through "Old Friends"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9); Nicholas Platt, China Boys:
How U.S. Relations with the PRC Began and Grew (Washington, D. C.: New Academia, 2009);
Jeffrey T. Richelson, project direct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Hostility to
Engagement, 1960-1998 (Alexandria, Va.: Chadwyck-Healey, 1999). 有关台湾问题的记述，见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及 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 S.-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在撰写本章内容时，我曾与一些官员交谈，如卡特总统、蒙代尔、布热津
斯基、芮效俭（Stapleton Roy）、查斯?弗里曼（Chas Freeman）、理查德?索罗门（Richard Solomon）、
温?劳德（Win Lord）、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和尼古拉斯?普拉特（Nicholas Platt）。
我也与中国外交官员黄华以及中国译员冀朝铸、唐闻生、章含之和施燕华交谈。此外，我还利用了「卡特
政府对华政策口述史项目」（Carter Administration China Policy Oral History Project, LWMOT），
该项目是由奥克森伯格和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离任后，这为记录他们所参与的中美关系正常
化过程这段历史，从 1981 年秋天到 1982 年夏天进行的 39 次交谈的录音。这些交谈的录音现藏于韦恩
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图书馆，一部分属于伍德科克本人的私人文件，他的遗孀莎朗?
伍德科克（Sharon Woodcock）慷慨地为我提供了阅读它们的机会。
[11-3]Memcon, Meeting of Teng Xiao-ping and Secretary Vance, 8/24/77,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Vance, Hard Choices, p. 82.
[11-4]Solomon, 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11-5]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1977 年 8 月 24 日。
[11-6]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1977 年 8 月 24 日，页 188-189。
[11-7]Vance, Hard Choices, p. 82; 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 1967-1984,
p. 62.
[11-8]《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1977 年 8 月 24 日。
[11-9]Vance, Hard Choices, pp. 82-83;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10-111.
[11-1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8 月 24 日，页 188-189。
[11-11]Robert S. Ross, Indochina Tangle: China's Vietnam Policy, 1975-197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人民日报》，1975 年 11 月 26 日。
[11-12]Memcon, Meeting of Teng Xiao-ping and Secretary Vance, 8/24/77,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1977 年 9 月 17 日。
[11-13]Tyler, A Great Wall, pp. 249-250.
[11-14]14. 1977 年 11 月 18 日布热津斯基致伍德科克大使的电文，Brzezinski Collection, Geo
file, "Brzezinski's Trip [11/19/77-5/14/78]," box 9, Jimmy Carter Library.
[11-15]2009 年 4 月对占美?卡特的采访，以及同芮效俭和伍德科克的遗孀莎朗?伍德科克的几次
交谈。这些事件的很多内容可见于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26-132. 有关布热津斯基与
万斯对立的讨论，见 Tyler, A Great Wall, pp. 237-239.
[11-16]Memo, Michel Oksenberg to Zbigniew Brzezinski, "Impressions on Our China
Policy to Date," 8/23/78, Jimmy Carter Library, the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亦有藏；Michel Oksenberg, "A Decad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oreign
Affairs 61, no. 11 (Fall 1982): 184.
[11-17]2008 年 10 月对芮效俭的采访，芮效俭负责向国会领袖通报情况。
[11-18]Memcon, Meeting of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Vice Premier Teng Hsiao P'ing,
5/25/78,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11-19]Memo, Cyrus Vance to the President on "Next Moves on China" Woodcock's
Approach, 6/13/78, NSA Staff Material, Far East-Armacost, "Armacost Chron. File
[6/14-6/30/78]," box 7, Jimmy Carter Library.
[11-20]虽然美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华盛顿少数政府官员也参与过几次讨论，包括理查德?
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宋贺德（Harry Thayer），罗杰?苏利文（Roger Sullivan)， 李
洁明（James Lilley），Charles Neuhauser，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11-21]Memcon, Dr. Brzezinski's meeting with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 May 21,
1978, 9:52 a.m. to 1:20 p.m.,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p. 64;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212. 布热津斯基
写道，他对黄华说，远东的和平依靠美国继续保持信用，他以这种委婉的方式解释美国要保留继续对台售
武的权利。12 月中国对美国打算继续对台售武表示不解。见他们的谈话纪录和 Tyler, A Great Wall, pp.
254-255.
[11-22]Carter, Keeping Faith, p. 200.
[11-23]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p. 213-214.
[11-24]《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1978 年 5 月 21 日。
[11-25]Oksenberg to Brzezinski, "The Road to Normalization."
[11-26]转引自 Memcon, Meeting of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Vice Premier Teng Hsiao
P'ing, 5/25/78.
[11-27]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 215.
[11-28]《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1978 年 5 月 22 日。
[11-29]《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2005 年 8 月 6 日。
[11-30]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pp. 65-69.
[11-31]SWDXP-2, pp. 101-107.
[11-3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 年 7 月 10 日，页 339-340。
[11-33]Katlin Smith,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Normalizing U.S.-China Relations:
1965-1979," in Allison L. C. de Cerreno and Alexander Keynan, eds., "The Role of Scientists
in Mitigating International Discord,"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866
(December 1998): 120; 作者 2005 年 12 月对Anne Keatley Solomon的采访，她当时是负责安排
这次访问的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Richard C. Atkinson （新闻界代表团的成员之一），"Recollection of
Events Leading to the First Exchange of Students,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http://www.rca.ucsd.edu/speeches/Recollections_China_student_exchange.pdf, 访问时间
2011 年 3 月 22 日。我多年担任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成员，参加过 1973 年 5 月首个访问中国的科学家
代表团。中国科学家在文革期间受到压制，但仍抱有希望，尽管直到 1978 年两国关系才开始升温。为响
应邓小平要派学者去深造的要求，1978 年 10 月中旬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率一个中国学者代表团访美。由
于文革时期可怜的教育状况，第一年的人数不足 700，而且很多实际成行者的英语准备不足。美国政府计
划通过政府项目管理双方的交流，就像处理美苏交流那样，但是在芝加哥大学拿过博士学位的周培源去华
盛顿之前，在西海岸同一些学者私下接触，发现可以作出大量私人安排，无需正式的政府关系﹙2005 年
对Anne Keatley Solomon的采访﹚；Atkinson, "Recollection of Events"; 又见Memo, Frank Press
to the President, 10/16/78, Staff Offices Collec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iser, Jimmy
Carter Library.
[11-34]2009 年 4 月对占美?卡特的访谈。
[11-35]LWMOT, tape 15, p. 25.
[11-36]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 159.
[11-37]Vance to Woodcock, 6/28/78, Brzezinski Collection, box 9, doc. 4, China, Alpha
Channel [2/72-11/78], Jimmy Carter Library.
[11-38]Woodcock to the White House, 7/25/78, Brzezinski Collection, box 9, doc. 4,
China, Alpha Channel [2/72-11/78], Jimmy Carter Library.
[11-39]黄华的自传是：《亲历与见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英译本为 Hua Hu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