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下午，当《多伦多环球邮报》的约翰?弗莱泽（John Fraser）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一起去看
西单民主墙时，围在他们身边的数百人听说诺瓦克次日能见到邓小平，便让会讲汉语的弗莱泽将一些问题转告给诺瓦克，
让他向邓小平提出。弗莱泽答应第二天下午向他们报告结果。当弗莱泽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回到民主墙时，有数千人已
在等着听邓小平的答覆。当听弗莱泽说到党很快要为彭德怀正式恢复名誉时，喝彩声响成一片。当他说邓小平表示「民
主墙」是一件好事情时，人们又释然地报以欢呼。[8-7]
随着人群每天在西单墙前聚集，异常兴奋的中国人渴望了解情况，急切地与外国人交谈，向他们提出了一大堆有
关民主和人权的既幼稚又极为真诚的问题。例如：你们国家由谁来决定报纸电台的报道内容？ [8-8]多年来一直希望民众能
表达自己的想法的外国记者，热情地向本国报道了民主墙前真诚的交谈和热烈的气氛。虽然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向中国人
报道西单墙上的内容，但是它们透过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又传回了中国。
西单墙前的群众一直很守秩序。但是几周之后，有些人开始贴出有政治诉求的言论，要求民主与法治。北京的公
安干部报告民主墙附近有一些打斗情况发生，并担心那里有增无减的人群可能会威胁到治安。事实上，邓小平在 11 月
底与佐佐木良作的谈话中就已经警告说，有些大字报的言论不利于安定团结和实现四化。但是，在民主墙出现一个月之
后，当三中全会临近结束时，中国的高层领导仍然愿意支持用大字报表达意见的自由。例如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
幕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8-9]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夕的 12 月 13 日，邓小平把他的政研室成员、也是为他写三中全会讲话稿的笔杆子之一于
光远叫到一边，让他草拟一篇支持西单民主墙的讲话。他对于光远说：「有点儿反对的声音有什么坏处？」[8-10]尽管《人
民日报》没有报道西单的事情，但报社里支持「民主墙」的人在 1979 年 1 月 3 日发表了一篇大胆的社论〈发扬民主和
实现四化〉，其中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真正可怕的倒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害怕人民讲话，实际是软
弱和神经衰弱的表现。??安定团结和发扬民主并不是对立的。」[8-11]
民主墙上的言论在 1 月中旬变得更加政治化。1 月 14 日，一群人打出了写有「全中国受迫害的人」的旗帜。他
们宣布「要民主，要人权」，从天安门游行到中南海的大门口，这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们要进入
大门，但被武装军人拦住。目睹这些抗议者的英国外交官罗杰?加塞德（Roger Garside）说：「那是我所见过的最愤
怒的一群人。」[8-12]
还有一些群体开始自印杂志，向那些来看西单墙的人免费发放。1 月 17 日，一群自称「中国人权联盟」的抗议
者印了一份「十九条宣言」，要求言论自由、对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评价的权利、公开政府预算、允许旁听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允许与外国大使馆自由接触、为知青安排工作等。[8-13]这些愤怒的抗议发生在邓小平出发访美的前几天，但邓
小平并没有对此进行限制。他知道，如果他在访美前夕压制「民主墙」，这种做法会被西方媒体报道，有碍访问取得成
功。然而，当 2 月 8 日邓小平从美国和日本回来后，他没有再让于光远给他看那篇支持「民主墙」的讲话稿。更重要的
是，他根本未做过这次讲话。[8-14] 到 3 月时，民主墙上张贴了更多抨击中共统治基本制度的文章。由于政府未加限制，
人们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开始批评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开始批评邓小平。
3 月 25 日，曾经当过兵的北京动物园职工魏京生，大胆迈出了突破旧框框的一步，他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
独裁〉一文，点名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魏京生没上过大学，这篇文章也缺乏对民主的深入分析，但是激情
弥补了他所欠缺的成熟。他有一个藏族女友，其父被投入监狱，母亲被关起来后因不堪凌辱而自杀。魏京生本人曾被安
排到新疆的边远地区工作，他所见到的乞讨者让他内心不安。他想搞清楚的是，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一些干部却享受
着极为舒适的生活。他抨击中共用「四个现代化」的口号遮掩这个事实上并未改变的阶级斗争体制的弊病。他质问道：
「今天人民享有民主吗？没有。人民不想当家作主吗？当然想??人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有了清楚的方
向和真正的领导者枣民主的旗帜。」[8-15]魏京生的这些公开言论使他立刻成为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他被奉为中国要
求新的民主制度的头号代言人。
大约就在这时，中国的对越战争（中国称之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结束，邓小平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转向「民
主墙」和理论工作务虚会等国内事务（关于这场战争见第 18 章）。直到那时「民主墙」在政治上对邓小平一直有很大
价值：它使群众能够有一个渠道表明他们反对「两个凡是」，反对「四五」事件的处理方式，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这为
邓小平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使他可以实行新的路线，而又不必亲自参与这种批判。
邓小平刚刚接过权杖时，可能理论上认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励在党内有更多的民主讨论。但是，当抗议者吸
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他断然采取措施压制了这种挑战。正像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所说的，
邓小平对民主的看法就像「叶公好龙」一样，如果龙真的出现，他就害怕了。虽然华国锋是党的主席和总理，但决定压
制批评的是邓小平。3 月 28 日，北京市政府的干部根据正在发生变化的政治气候和邓小平本人的意见，发出规定宣布：
「禁止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大字报、书籍、杂志、
图片等材料。」[8-16]
就像在中国的帝制时代一样，维持秩序靠的是统一命令，对为首者要严惩不贷，以儆效尤。3 月 29 日，即魏京
生在民主墙贴出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四天后，他就被抓了起来，邓小平的压制也在继续。魏京生被捕后，去西单民主墙的
人一下子少了许多，只有少数大胆的人还在贴大字报。消息灵通的外国人估计，在随后几周里北京大约逮捕了 30 人枣
与 1957 年或文革时期有成千上万人被捕这一点相比可谓九牛一毛。没有关于死亡的报道。[8-17]一些剩余的大字报被转
移到了月坛公园，那里距西单太远，步行前往很不方便，游客相对西单也少得多。媒体开始发表批评民主墙上一些大字
报的文章。在月坛公园也派了干部，查问想贴大字报的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8-18]
西单的大字报在 1979 年 12 月才被
正式禁止，但是「民主墙」在 3 月底就已寿终正寝。据于光远说，胡耀邦作为一名听话的干部公开支持了邓小平的决定，
但是参加过理论工作务虚会公开讨论的干部都知道，胡耀邦个人认为允许更大的自由并不会威胁到社会秩序。
民主墙被禁时，普通群众中很少有人敢站出来抗议。[8-19]虽然党内有很多人坚决拥护邓小平的措施，认为这对阻
止文革式的动乱很有必要，但是也有一些党的干部，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对邓小平的决定深感不安。[8-20]在于光远看来，
邓小平从 12 月中旬支持「民主墙」到三个月后将其关闭，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8-21]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
1978 年 9 月底，叶帅担心「两个凡是」的拥护者和赞成「实践标准」的人之间的争论会造成分裂，于是提议开
一个会，为党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工作确立共同的基本指导原则。[8-22]叶剑英对经济工作务虚会的成功记忆犹新，他认为
通过对理论原则展开自由讨论，能够把进入新时期的中共领导人团结在一起。12 月 13 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在得到
其他领导人的同意后，华国锋正式宣布了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计划。[8-23]
务虚会的第一阶段从 1979 年 1 月 18 日开到 2 月 15 日，中间有从 1 月 26 日起的五天春节假期，主办者是中
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8-24]会议的具体方案完成时，高层领导对「实践标准」战胜了「两个凡是」已形成普遍共识。
胡耀邦刚刚担任了宣传部长，保守势力的领导人、主管宣传的汪东兴也作了检讨。负责筹备会议的人多是宣传领域内思
想开放的自由派干部。胡耀邦在务虚会开幕式的全体会议上说明了会议的目的：检讨过去 30 年宣传领域的工作，就党
如何支持对外开放和四化建设制订蓝图。他赞扬了「四人帮」倒台后在解放思想上取得的巨大进步，指出在倡导「实事
求是」的邓小平的领导下，这两年的进步在最近几个月里有了新的收获。胡耀邦又说，会议的第一阶段一直开到 2 月中
旬，将分成五个小组。[8-25]第二阶段是规模更大的会议，有来自全国各地宣传部门的四百多名领导人参加，他们将为落
实第一阶段形成的共识制定计划。
胡耀邦为各小组选定的召集人大都是来自报社、大学、研究机构或宣传部门的一些思想开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尽管有些与会者，如吴冷西和胡绳，思想较为保守，但在五个小组的召集人中，有四人枣胡绩伟、于光远、吴江和周
扬枣都是稍早进行的「实践标准」论战中的活跃分子，这场论战间接批评了僵化的毛泽东正统思想；五人中的最后一
个是跟于光远关系密切的自由派童大林。[8-26] 到会的两个最重要的高级干部是周扬和陆定一，1957 年反右运动期间他
们在宣传部门担任要职，但后来他们都对反右运动十分后悔，因此成了大力主张扩大自由的人。参加务虚会的人来自全
国各地。北京的会议之后，很多地方也各自召开了类似的会议。[8-27]
会议开始时民主墙前已经如火如荼，但西单的民主墙是无组织无计划的群众运动，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则自始至终
都作了细心的安排。此外，西单的大字报作者和读者都是在民主墙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参加务虚会的 160 人则是精心挑
选出来的党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都能相互交流，与民主墙上的大字报相比他们的讨论更加细致，反映着
对党史和世界局势更全面的理解。尽管如此，这两个场合也有着共同的基础：即一种发自内心的愿望，要为新时期营造
更加开放的思想气氛。这两个场合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是务虚会的成员之一，曾奉命汇
报西单民主墙的情况。他去那儿看了之后，回来向务虚会的与会者汇报说，民主墙看起来气氛活跃而平和，大字报上的
言论是诚恳的。[8-28]另一些参加务虚会的人根据自己对民主墙的观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胡耀邦在主持务虚会时，力求同时得到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个人的支持。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先请
华国锋过目批准，并在讲话中赞扬了在华领导下取得的成绩。邓小平正忙于出访美国和攻打越南的事，但是在 1 月 27
日，即邓动身前往美国的前一天，胡耀邦向务虚会传达了邓听取会议讨论情况汇报时的讲话。邓小平说，现在谁也不清
楚哪一种民主适合中国，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思考。他让胡耀邦组织一个二十到三十个人的班子，搞清楚相关问题，
然后准备一篇论述民主实践的两到三万字的文章，在五四运动 60 周年时发表。邓小平说，文章要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将
超越资产阶级民主。[8-29]
务虚会上的气氛可以用《人民日报》前总编吴冷西的遭遇作为一个缩影。吴过去一直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他被要求写一份检讨，但他的第一份检讨被判定为敷衍了事，他只好又写了一份。自由派正在占上风，但他
们所采用的手法，与过去为支持极左事业而采用的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党内团结的做法相类似。与会者提醒吴冷西
说，邓小平在 1978 年 8 月 23 日就明确告诉他，《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要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
精神。吴冷西承认，他是因为不想损害毛泽东的威望才赞成「两个凡是」。他承认自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8-30]
胡耀邦的会议开幕词鼓励与会者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8-31]新的气氛突破了限
制，使人们能以前所未有的坦率批评党内事务。与会者可以批评毛泽东时代的错误，思考可接受的新界线，以便提供更
大的思想空间。《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强烈主张更大的自由，他在发言中谈到一个问题：毛泽东及其少数几个追随
者为何能把全国人民带入大跃进这样的灾难？他指出，1957 年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让他们变得噤若寒蝉，因此无法阻止
毛泽东犯下可怕的错误。人民大学的哲学教授张显扬走得更远，他将「四人帮」称为「法西斯专政」。后来担任中国社
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严家其则提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应当对所有干部的任期作出限制。[8-32]
然而，从务虚会一开始，有些人就担心一旦政治风向有变，最高领导人再度变得保守，他们就有可能惹上麻烦。
一个与会者说，不能再像 1957 年「百花齐放」时那样，要提供法律保障，使敢言者不至于受到惩罚。[8-33]
就像这类会议通常的做法一样，印好的会议总结材料被分送给未出席会议的高层领导。有些高层领导看过报告后
批评说，会上的理论家们走得太远了。同时，香港和外国记者开始谈论「非毛化」，这迫使中国领导人要证明他们没有
这样做。有些领导人甚至担心，赫鲁晓夫实行的非史太林化政策削弱了党的权威，理论家们有可能步他的后尘。[8-34]党
内的老干部们确实开始批评说，务虚会上的观点很危险，理论家们近乎在批评毛泽东时代发生的一切事情。一些在毛时
代担任要职的老干部担心，对毛泽东日益高涨的批评有可能使自己也受到牵连。有些人开始怀疑，胡耀邦等人在务虚会
上是不是在搞反毛反党的「修正主义」。
以某些老干部为一方，以「民主墙」和务虚会上大胆敢言的人为另一方，这些人之间的裂痕被证明是难以弥合的。
[8-35]在 1978 年 12 月的三中全会上支持邓小平的陈云和李先念等人开始表示担心：对党的批评正在走得太远，有可能
威胁到党维护纪律和秩序的能力。胡耀邦觉察到了保守派反击的危险，他警告与会者说，有些个人的批评超出了善意批
评和党员行为准则的界限。在 2 月 28 日中宣部召开的新闻工作者会议上，胡耀邦又说，毛泽东虽然犯过错误，「但我
们必须客观地承认毛主席的伟大贡献」。[8-36]然而这些话并不足以阻止党内保守派继续批评他和务虚会。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
3 月 16 日，即中国军队打了一个月的仗后撤出越南的当天，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对对越战争作出说明。此时他
已经完成了访美和对越战争，因此能够重新关注国内的基本政治问题。他向与会者保证，总的形势是好的，有利于全国
的安定团结，但是他警告说，也存在着一些隐患，因此必须坚定地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他警告说，不然的话，党本身也
会受到攻击，这有可能导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否定，对整个这段历史的否定。邓小平认为，为了维护安定团结，党应
当把对一些历史问题枣例如文化大革命枣的评价先放一放。这位中国头号领导人提醒说，报纸对这个问题必须当心。
[8-37]
邓小平看了务虚会第一阶段小组会的报告后，同意其他高层领导人的观点，认为党内理论家在批评中共和毛泽东
上已经走得太远。毛泽东在 1957 年发动「双百运动」后感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太过分，邓小平在 1979 年也觉得知识分
子再一次走过了头。然而，他接受了毛在 1957 年进行反击的教训，他不想作出过度的反应，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与
此同时，支持「民主墙」和务虚会第一阶段精神的人私下抱怨说，由保守派的胡乔木和邓力群监督起草的会议总结报告
夸大了对党的批评，目的是为了刺激邓小平，让邓小平同那些要求更多民主讨论的人决裂。[8-38]邓小平对《人民日报》
副总编王若水尤其气愤，他不但批毛，还让香港媒体发表了他的观点。像党的其他高层干部一样，邓小平始终认为，党
内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不应当公之于众。
在准备务虚会的讲话时，邓小平再次谘询了胡乔木，胡也出席了第一阶段的务虚会。邓小平在 3 月 27 日与胡乔
木、胡耀邦等人一起讨论了讲话草稿，这是在魏京生贴出那张让党内老干部感到恐慌的民主大字报两天以后。邓小平想
要允许比毛时代更多的自由，但他也希望确立一些原则，明确划定哪一些政治言论可以接受，哪一些则不可接受。他对
胡乔木、胡耀邦和其他讲话起草人说，要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说明自由的界限。[8-39]虽然准备这篇讲话只用了两三天时
间，但它不仅为务虚会第二阶段定了调子，而且成为此后二十多年判断文章、书籍或电影在政治上是否违规的指导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1979 年 3 月 30 日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线。写作
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仍然承认，中国在某些领域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他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也会犯下严重错误，也会
出现倒退，例如林彪和「四人帮」造成的情况。但是他否认中国的问题是由社会主义造成的；在他看来，中共统治之前
的封建历史和帝国主义才是成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缩小了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还会继续缩小
这种差距。此外，尽管允许「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践枣这仍然是现代化的基础，但是为了对付反对社会主义及其社会
秩序的敌对势力枣包括反革命分子、敌特人员和犯罪分子枣无产阶级专政仍是必要的。他说，就像现代化一样，民
主化也只能逐步加以发展。[8-40]
如果邓小平认为有什么事物是神圣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受到批评时他会本能地发怒，强调公开批评党是不
能容忍的。他承认「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
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他说，历史不是由一个人创造的，但人民会对这个人表达崇敬。[8-41]民主墙和理论工作
务虚会上泛滥的批评，能帮助邓小平弱化对毛泽东正统思想的坚持，不再死板地解释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为批评党
在过去 20 年的错误创造了空间。但是，邓小平仍不想让自己以批毛者的面目出现，他仍要在公众面前维护毛泽东的伟
大形象。
叶帅希望统一全党思想的目标未能达成，因为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愿望与顽固保守派的担心之间的裂痕太大，难
以用一团和气的辩论加以弥合。[8-42] 最终，邓小平还是要自上而下地强行贯彻统一枣他发表了一篇强硬的讲话，并以
国家权力作为后盾。邓小平见过党内分裂，并对此深恶痛绝，他深信，如不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中国还不足以达成国
家团结。在邓小平 3 月 30 日的讲话之后，务虚会分成 12 个小组，与会者就如何贯彻邓小平的指示讨论了 3 天。
作为一名遵守纪律的党员，胡耀邦于 4 月 3 日在务虚会闭幕式的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立场。[8-43]但是，在务虚会第一阶段听过胡耀邦讲话的人都知道，胡耀邦本人更希望看到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他相信
国家不会因为人们更自由地表达不同观点而陷入混乱。[8-44]尽管邓小平和胡耀邦都致力于现代化，仍然合作共事，但是
在如何划定自由的界限上，他们的分歧却愈演愈烈，最终导致邓小平在 1987 年决定将胡耀邦撤职。
党内领导人固然理解邓小平的讲话，但对知识分子来说，隐含的信息是令人沮丧的：自由的范围已经收窄。民主
墙未被正式关闭，但邓小平的讲话如同一盆冷水，再加上魏京生的被捕和对继续贴大字报者的恐吓，「民主墙」结束了，
文化领域将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的希望也随之破灭。期盼更多自由的人，难以忘记「民主墙」那段热情洋溢的时光和
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富有洞见的思想探讨。中国社科院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再多言，但很多人对新政策并不服气。
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所导向的更加保守的新路线，也逐渐反映在官方的媒体上，而参加务虚会的人也开始努力
适应新的政治现实。《人民日报》5 月 5 日的一篇社论说：「有人认为民主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但我们主张的是在集中
指导下的民主。」[8-45] 下级干部按照更为收紧的新路线开展宣传。[8-46]很多知识分子对自由受到的限制深感失望，但是与
毛泽东在 1957 年的反右相比，邓小平的反应要有节制得多。邓小平知道要实现现代化，他需要知识分子的合作。四项
基本原则宣布之后，知识分子在公开批评中共上变得更加谨慎，不过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受到批判、羞辱或被撤职。[8-47]
一些最著名的批评者获准出国居住，在国外继续发表言论。事实上，从 1979 年到 1992 年这个时期，大趋势是自由讨
论的空间在不断扩大。虽然不满于那些愚蠢而随意地管制言论自由的做法，但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寻机突破自
己的自由界限。为言论自由设定一劳永逸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只要邓小平允许尝试新观念，让知识分子与他合作，他就
得允许比 1978 年以前更大程度的自由。
在 1979 年 10 月底的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大会上，邓小平尽力维持着自由与控制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平衡，采取
的办法是支持或至少被动接受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时斥责那些他认为可能威胁到中共权威的批评。在准备大会的讲话稿
时，邓小平的手下把稿子给了周扬一份枣周在 1950 年代是文化沙皇，1970 年代后期却变成了为知识分子争取更大
自由的带头人。周扬建议邓小平不要长篇大论，邓按照他的建议念了一篇简短的贺词，他赞扬了中国人民的艺术创造力，
肯定了他们在 1950 年代取得的进步，批评了林彪和江青对创作自由的限制。他说，展望未来，他期待着文化领域的继
续进步。他的讲话博得了文学艺术界人士的热烈掌声，包括那些仍对他的「四项基本原则」讲话感到不满的人。[8-48]不
像 1957 年的毛泽东，1979 年的邓小平并没有在知识分子主流中失去人心。很多私下抱怨政府任意作出限制的人，继
续为四化积极工作。但是，在邓小平统治时期，到 1992 年他退出政治舞台为止，在自由的边界问题上他将面对持续不
断的拉锯战。[8-49]
这场拉锯战最终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导致了一场悲剧。
[8-1]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8-2]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8-3]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p.
237, 243-244.
[8-4]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
241.
[8-5]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8-6]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pp.
196-197; Robert D. Novak, The Prince of Darkness: 50 Years Reporting in Washington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7); Merle 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Network and the
Theory Conference of 1979,"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6 (June 1991): 223.
[8-7]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Network," pp. 223-225, 237, 243-244.
[8-8]Ibid., pp. 220-221.
[8-9] 胡 绩 伟 ： 〈 胡 耀 邦 与 西 单 民 主 墙 〉 ，
http://www.shufa.org/bbs/viewthread.php?tid=85030 （2010 年 8 月 6 日访问）。
[8-10]2001 年 1 月对于光远的采访。
[8-11]此文收入 Garside, Coming Alive, p. 247。
[8-12]此文收入 Garside, Coming Alive, p. 255.
[8-13]此文收入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431-434.
[8-14]2001 年 1 月对于光远的采访。
[8-15]Garside, Coming Alive, pp. 231-233, 263-284.
[8-16]Garside, Coming Alive, p. 257.
[8-17]Garside, Coming Alive, pp. 257-259.
[8-18]一位西方学者的观察，无日期。
[8-19]Garside, Coming Alive, p. 259.
[8-20]朱佳木：〈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的 41 天：中央工作会
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页 308。
[8-21]2001 年 1 月对于光远的采访。
[8-22]邓力群：《十二个春秋（1975-1987）：邓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页
133。
[8-23]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页 321-325。对
务虚会的记述见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下册）（香港：泰德时代出版社，2007），
上册，页 293-315、341-347；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下册）（香港：时代国际出版
有限公司，2005），上册，页 355-367、385-387；萧冬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10 卷：历史的
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页 69-82；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7-6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页 273-356。
[8-24]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328。
[8-25]发言全文见郑仲兵编：《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上册，页 355-367。
[8-26]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Network," p. 229-237; 沈宝祥：《真理标准
问题讨论始末》，页 323-327。
[8-27]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370-371。
[8-28]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册，页 306；《国史?第 10 卷》，页
67；2001 年 11 月作者对王若水的采访。
[8-29]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册，页 306；《国史?第 10 卷》，页
67。
[8-30]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342-347。
[8-31]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321-333。他的讲话的部分内容见页 321-323。
[8-32]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50-54.
[8-33]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Netowrk," pp. 229-235.
[8-34]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367-370。
[8-35]《国史?第 10 卷》，页 65-74。
[8-36]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册，页 322-324。
[8-37]DXPNP-2，1979 年 3 月 16 日，页 493。
[8-38]Ming Ruan, Deng Xiaoping: The Chronicle of an Empire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4), p. 56.
[8-39]DXPNP-2，1979 年 3 月 27 日，页 498-500。
[8-40]SWDXP-2, pp. 183-184.
[8-41]SWDXP-2, pp. 181-183.
[8-42]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36-139。（叶剑英对邓小平的讲话不以为然。见页 137。）
[8-43]〈胡耀邦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结束语〉，1979 年 4 月 3 日。这个讲话的摘要见
盛平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页 345-347。
[8-44]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38-139。
[8-45]Goldman, "Hu Yaobang's Intellectual Network," pp. 236-237.
[8-46]《国史?第 10 卷》，页 165-247。
[8-47]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35-137。
[8-48]邓力群：《十二个春秋》，页 155-156 页。
[8-49]见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及 Merle Goldman, From
Comrade to Citize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第 9 章
苏联和越南的威胁：1978-1979
1977 年夏天邓小平重新掌管国防和外交工作后，面对着两个首当其冲的问题：一是对抗苏联和越南的威胁，维
护国家安全；二是为争取外国对中国现代化的帮助打下基础。 [9-1]为了减少苏联的军事威胁，他努力加强与邻国的关系，
阻止苏联的势力扩张。为了给中国的现代化争取帮助，他转向日本和美国。为了达成这两个目标，他在 1978 年 1 月后
的 14 个月里出访多国，访问的国家数量超过了他一生其他时间到访国家的总和。在这些出访中，他改善了中国与亚洲
大陆邻国的关系，使中国的开放程度超过了 1949 年以后的任何时期。他使中国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全面交流思想的道路。这五次出访中，他去了缅甸、尼泊尔、北韩、日本、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美国。在这 14
个月里，邓小平还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与美国进行了关系正常化谈判，并将中国带入了一场对越战争。
邓小平担负起外交职责
1977 年夏天恢复党内工作时，邓小平并不想主持外交事务。有一次他甚至说，他不愿承担这项工作，因为它太
耗神了。可是中国需要邓小平主管外交，不仅因为 30 年来他几乎一直陪同毛泽东或周恩来接见外宾，而且他本人从 1973
年夏天到 1975 年底就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指导下负责外交事务。他的同事都认为，周恩来去世之后，在外交知识、战略
思想、与外国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以及既争取外国人的善意又坚定地维护中国利益这些方面，其他领导人都难以与他相比。
中国的外交官可以具备有关其他国家和以往谈判的丰富知识，例如黄华 [9-2]枣1976 年 12 月他取代乔冠华成为外交部
长，但往往缺少作出重大政治判断的自信，也没有足够的地位与外国领导人平等相处。
外交一向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核心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外交方面都是世界顶级的战略家，他们充满自信，能
够与外国领导人平等地打交道。在 1978 年以前，虽然中国仍然比较封闭，但他们都把外交视为大事，亲自承担着领导
外交的工作。
毛泽东会见外国人时散发着帝王般的自信，谈论哲学、历史和文学，纵论天下大势。周恩来在国内外会见外宾时，
则表现得博学而儒雅，他态度亲切，体贴入微，对客人照顾得十分周到。他既谈大事，也愿意讨论细节。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邓小平对国家有着出于本能的忠诚，具有战略眼光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也同他
们一样，邓小平在会见外国人时，不但要完成既定的会谈内容，还会努力摸清来访者的性格和目的。但是，与毛和周相
比，邓关注与中国有关的重大问题时更有系统性，也更加坦白直率。在会见外宾前，邓小平不接受口头的情况简介；他
会阅读下属准备的有关来访者及其来访目的和应讨论议题的文件。像过去毛和周的情况一样，通常会有一名外交官先行
会见外宾，由他把来访者的意图告知邓小平，邓小平再接见他们。
驻京外交官都十分尊重邓小平，认为他是个可以打交道的人。外国来访者也很喜欢邓小平，他机智、专注，讲话
直言不讳，愿意解决问题。乔治?布殊在 1975 年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时经常与邓小平见面，他说：「他态度明确，
讲话直率，使人不会误解他的意思。 [9-3]黄华曾多次陪同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国外的来访者，他在谈到邓小平时
说：「他能很好地抓住主要问题，深刻理解并简单说明问题的实质，果断并且直截了当地作出判断和决定。」[9-4]
毛泽东对中国怀有过于宏大的、超越了现实国情国力的构想。邓小平与毛不同，他一向很现实，承认中国的弱点
和落后。但是他也具备基本的自信：他知道自己代表着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它有着悠久而伟大的文明史；他的力量不
但来自他个人战胜重重挑战而取得成功的经历，也来自于他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全面了解。和苏联的一些领导不同，他
无意讨好洋人。无论洋人如何摆出泰山压顶的气势，他从不自觉矮个半截。相反，他在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把他们
视为解决问题的伙伴，很快就直奔主题。由于没有心理负担，他便能既不畏强也不凌弱地坚决抵制他认为不符合中国利
益的外来压力。
但邓小平并非总能展示这种自信。1974 年他第一次访问纽约，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他的讲话让人觉得拘谨而
刻板，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部下会把他的一言一行汇报给毛泽东。他在 1975 年时仍然很小心，因为在所有重大外交政策
问题上他仍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邓小平也承认，周恩来的知识和经验远在他之上。但是毛、周去世之后，他就可以自
主地与外国领导人谈判，不用担心他人的意见。1977 年年中，他重新主持外交工作后，延续了他在 1975 年的政策。
但是在这一年 7 月之后见过他的外国官员觉得，他变得更加从容自信，更愿意就广泛的外交政策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
从 1977 年 7 月到 1979 年底，他在同外国领导人会谈时总会恭敬地提到「华主席」。但是自 1977 年他复出，
外国客人就从未怀疑过他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当家人。他不但是代表中国的谈判者，而且是伟大的外交战略家。虽然他也
阅读外交官的报告，但在重大决策上，他更多依靠自己老到的判断力。他之所以能表现得轻松自如，是因为他对当下的
问题与总体战略的关系有着可靠的理解，对自己和对手交涉的能力充满自信。在与外国人的会谈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独特风格：先说几句机智的开场白，对外国客人表示欢迎，然后迅速专注于他要讨论的议题，直率、明确、强而有力
地表明自己的观点。
以苏联为大敌
邓小平的战略分析起点和毛泽东是一样的：分清主要敌人，广结盟友与之对抗；分化敌人的盟友，使其疏远敌人。
到 1969 年，苏联显然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枣这一年 7 月尼克逊总统在关岛宣布，美国不会涉足亚洲大
陆的战争；而 3 月和 8 月的两次边境冲突后，中苏关系依然剑拔弩张。
1975 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和越南便趁此机会，填补了美国撤军留下的空白。在邓小平看来这加剧了对中
国利益的威胁。他的结论是，苏联决心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越南则想成为东南亚的霸主。因此中国要与大致处于同
一纬度的另一些国家枣美国、日本和欧洲各国枣形成对抗苏联的「一条线」。同时，中国要努力使另一些国家枣
比如印度枣疏远苏联。
1977 年邓小平复出时，苏联和越南正加紧合作，扩张它们在东南亚的势力，这让邓小平感觉到日益增长的威胁。
越南允许苏联使用美国在岘港和金兰湾建造并留下来的现代化军港，这将使苏联军舰能够自由出入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
整个地区。越南还建设导弹基地，装备了瞄准中国的苏制导弹。苏联则向基地运送人员和电子设备，为其提供技术支持。
苏联沿中国北部边境驻有重兵，还预谋入侵阿富汗，而中国西部的印度也在跟苏联合作，这使局势变得更加危险。同时，
越南已经控制了老挝，并且正在策划入侵中国的盟友柬埔寨。邓小平，像下中国围棋的棋手一样，认为这些国际变化等
于是在不同地点布下棋子，欲将对手围而歼之。在他看来，中国正处在四面受敌的危险之中。
在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中，邓小平认为苏越结盟对中国的威胁最大，因此假如中国能对越南这颗棋子大胆下手，
就能最有效地阻止苏联的包围。他说，越南人赶走美国兵之后，开始变得趾高气扬。1978 年 5 月布热津斯基与邓小平
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时，邓小平对越南背信弃义的严厉谴责曾让他感到吃惊。1978 年见过邓小平的另一个外交官也说，
只要一提到越南，邓小平就不由自主地发怒。[9-5]
邓小平与越南的关系
无论从个人还是国家的角度来说，邓小平都有被越南出卖的感觉，因为中国曾为越南反抗美国作出了巨大牺牲，
而 50 年来他跟越南人也有着深厚的个人交往。半个世纪以前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与越南人一起参加了反抗法
国殖民主义的斗争。邓小平和胡志明（Ho Chi Minh）在上世纪 20 年代初都在法国，他们两人当时是否见过面，已经
无从考证，但邓小平 1930 年代末确实在延安见过胡志明。周恩来则在法国时就认识胡志明，1920 年代中期他们还是
黄埔军校的同事。邓小平在 1920 年代末被派往广西时，曾数次取道越南，得到过越共地下党的协助。在 1940 年代和
1950 年代初，邓小平和越南共产党人曾是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革命战友，1954 年以后他们却又成了致力于维护各自
国家利益的政府官员。
邓小平的前部下韦国清将军也与越南渊源很深。韦国清曾在广西省和淮海战役中供职于邓小平手下。他是广西壮
族人，邓小平 1929 年在他的家乡建立过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后来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1954 年越南跟法国人打仗
时缺少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中国派去的韦国清将军在指挥奠边府战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越南人打算撤退，但韦国清拒
绝撤退。越南北方的防空任务也是由中国飞行员执行的。
邓小平理解中越关系的复杂性枣因为国家利益发生了变化，需要用新的眼光重新考量。他知道，由于数百年来
中国的入侵和占领，越南爱国者把中国视为大敌。他很清楚，越南想从中国和苏联双方都得到尽可能多的援助，因为当
时两国都极力想将越南向自己拉近。他还明白，尽管中国认为韦国清将军和中国志愿部队对奠边府大捷作出了举足轻重
的贡献，但越南人仍然对中国感到失望，因为当他们在 1954 年日内瓦和会上为统一国家而努力时，中国没有为他们提
供支持。 [9-6]邓小平十分清楚，胡志明在 1965 年写下的遗嘱中说，越南要成为主宰印度支那的强国，而中国并不认同这
种说法。 [9-7]他还知道，中国从 1972 年开始牺牲中越友谊跟美国改善关系，这也让越南人心中不快。
但是，中国一向十分慷慨地帮助北越对抗美国。当越共总书记黎笋（Le Duan）在 1965 年 4 月 18 至 23 日访
问北京，为了对付美国对北越不断升级的空中打击寻求帮助时，刘少奇主席对黎笋说，无论越南需要什么，中国都会尽
力提供。在这次访问中，邓小平去机场迎接黎笋，陪同刘少奇与他会谈，又去机场为他送行。 [9-8]此后，中国在国务院下
面设了一个协调援助北越的小组，其成员来自政府的 21 个分支机构，包括军事、运输、建设和后勤等等。根据中方纪
录，从 1965 年 6 月到 1973 年 8 月，中国向越南共派出 32 万志愿部队，为其提供防空武器、军械修理、公路和铁路
建设、通讯、机场维护、排雷、后勤等各种支援。最高峰时，同时驻扎在越南的中国军队达到 17 万人。据中方的报告，
中国在越战期间的伤亡人数约为 4,000 人，但有些中国学者估计伤亡者数以万计。邓小平在 1978 年对李光耀说，美
国在越南期间，中国向越南运送的货物按当时价格计算在 100 亿美元以上，甚至超过了南北韩战争时中国对北韩的援助。
[9-9]随着援越规模的扩大，中国把自己的工程兵、防空炮兵和辅助物资也都运往越南。[9-10]
邓小平在 1965 年曾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如果越南人结束和苏联的关系，中方可以大幅增加援助，但是遭到了越
南的拒绝。当美国加大对北越的轰炸力度时，越南人为了自卫，更多地转向苏联这个拥有高科技和现代武器的国家；在
中苏争执中，苏联也利用这种实力向越南施压，使其向自己靠近。
越南在 1960 年代中期不再批评「苏联修正主义」，中国为了表明对越南与苏联加强关系的不快，从越南撤出了
一个师。中越之间的嫌隙越来越深。当 1966 年周恩来和邓小平会见胡志明时，他们对越南人的抱怨有深切感受：胡志
明说，中国军队的傲慢表现就像历史上经常入侵越南的中国军队一样。邓小平回答说，驻扎在那里的 10 万中国军队只
是为了防范西方可能的入侵，周恩来则提出撤回军队。[9-11]但是越南没有要求他们撤军，而中国继续向越南提供大量军
需物资和武器装备。
胡志明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中国住过多年，他努力与中国和苏联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 1969 年 9 月
他去世后，中越关系开始恶化，中国的援助也随之减少，最后中国从越南撤出了军队。[9-12] 而中国在 1972 年尼克逊访
华后改善了中美关系，随后减少了对越援助，越南人把这视为中国人背叛越南抗美战争的一个标志。[9-13]
美国人撤出越南后，苏联为重建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慷慨提供了大规模援助。与此相对照，在 1975 年 8 月
13 日，即美国人撤出越南后不久，身患癌症、面色苍白的周恩来在医院里对越南最高计划官员黎德寿（Lê Thanh Nghi）
说，中国已经无力为越南的重建提供大量援助。中国被文革搞得元气大伤，自己的经济也捉襟见肘。周恩来说：「你们
越南人得让我们喘口气，恢复一下元气。」但是就在同一个月，中国其他官员欢迎了柬埔寨副首相的到来，并答应在未
来五年为他们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9-14]那时苏联正在与越南加紧合作，中国则与柬埔寨合作以阻止越南在东南亚称霸。
邓小平后来对李光耀说，停止援越不是因为中国难以同苏联的援助数量一争高下，而是因为越南人要在东南亚谋求霸权。
苏联很愿意支持越南的野心，它想从中渔利，但中国不想这样。
一个月后的 1975 年 9 月，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第一书记黎笋率团访问北京，希望避免与中国彻底决裂。他们
想得到中国的部分援助，以便对苏联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处在毛泽东监督下的邓小平接待了这个代表团的来访。他和
黎笋有着一样的目标，不要让两国的关系彻底闹翻。邓小平去机场迎接代表团，在宴会上致欢迎辞，与黎笋连续会谈，
又去火车站为他们送行。 [ 9-15]他促成了一份在 9 月 25 日签署的协定，向越南提供一小笔贷款和为数不多的物资援助。[9-16]
假如邓小平在 1975 年以后仍然任职，他也许能暂时缓和越南人对中国由来已久的敌视和两国当时的分歧。然而在邓失
势后，「四人帮」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要求越南谴责苏联的「霸权」。[9-17]中国激进派的这种要求对黎笋来说太过分
了，他拒绝签署联合公报，未举行常规的答谢宴会就离开了北京。[9-18]
一个月后黎笋抵达莫斯科，在那儿如愿得到了苏联长期援助的承诺。越南人原本不想完全依附于苏联，但它迫切
需要为重建国家获得帮助。黎笋没有中国（或其他国家）做后盾去抵制苏联的要求，只好签署了支持苏联外交立场的协
定。[9-19]
越南与苏联的这些协议把越中关系推向绝境，促使中国加强了与柬埔寨的关系。[9-20]
1977 年初越南驻华大使说，假如邓小平重新掌权，他会更加务实地处理分歧，中越关系将得到改善。如果说中
国在邓小平 1975 年下台后有什么外交政策的话，那么这种外交政策也只是充斥着革命口号，既缺少眼光，更不讲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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