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站在一边枣受到了严肃但较为温和的批评。
华国锋和汪东兴暂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的三个支持者枣吴德、纪登奎和陈锡联枣也留在政治局内。
迅速崛起的头号领导人邓小平对工作安排作了一些改变，但是他决定，已经作了检讨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成员不必撤
换。[7-64]他要避免对抗，以免让国内外的人知道中国正在进行权力斗争。
中央工作会议不但为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提供了推动力，而且成为一个高层干部更坦率地检讨以往的错误、思考未
来新路线的论坛。在小组讨论中，一个又一个发言人介绍自己应付粮食短缺的工作经历，主张国家有必要加大投入，彻
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许多领导人来说，这些讨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舒解的机会，他们可以公开承认自己过去不敢
正视的失败，这些失败造成了他们亲眼目睹的大量苦难与死亡。即使他们把主要责任推给上级，自己也不能完全逃避责
任；对许多干部来说，这是一个从未彻底愈合的伤疤。
有关农业的最大胆的发言之一，是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他认为纪登奎的建议不足以解决农业问题，并仍然反
映着思想上受到的禁锢。胡耀邦还大胆主张，政治和经济活动全部统一在公社这个单位是不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党必须想办法提高农民和当地干部的积极性。他说，如果集体所有制管理不善，调动不起农民的热情，它也不可能有效
率。[7-65]这些话是在表明他的同事对于把农业生产队分解成生产小组的普遍支持。不过，当时的任何人，包括胡耀邦和
万里（他当时在安徽试验在生产队下面搞更小的生产组）在内，都没有提到包产到户和解散公社的可能性。他们知道，
这种讨论将在党内上层引起很大争议，动摇那些仍在试图维持集体所有制的地方干部的权威。[7-66]
参加分组会的人也讨论了各种经济问题。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后出任广东省省长）强调了政治稳定的重要。他
提醒人们说，1949 年以后有三个增长相对较快的时期：建国后的最初几年、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年-1957 年）和
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1961 年-1965 年），这些也正是政治比较稳定的时期。他还提出，应当优先发展轻工业，更好
地满足对日用品的需求。他多少有些超前地认为，要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在他看来，应当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并降低
出口税以增加出口。[7-67]
工作会议快要结束时，与会者转向了另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哪些人应当增补进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
委。中央工作会议无权作出人事决定，但以后将作出这种决定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工作会议。由于邓小平不想撤换政治
局和中央委员会的现任委员，因此与会者同意，为了在短期内补充新成员，只能扩大政治局。他们认为，以后只要有人
退休或发现不合适的人，政治局的规模就会再次缩小。与会者接受了邓小平「只进不出」的意见，以及新委员应当是「敢
做事」的人。[7-68] 西北组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推荐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进入政治局。[7-69]在工作会议之后的正式会
议上，这些推荐都得到了正式批准。
会议上普遍认为，在经济工作摆到第一位的时代，应当对陈云这位经济上最有智慧和经验的专家委以重任。陈云
十分清楚，邓小平在外交和军事这两个重要领域里经验丰富，而这正是他所缺乏的。他说，就最高职位而言，邓小平是
唯一合适的人。[7-70]但是与会者热情推荐陈云担任党的副主席。
邓小平和陈云能够在工作会议期间团结一致，是因为两人都决心给老干部平反，为他们恢复工作。邓小平实际上
成了集体领导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同时他已经和叶帅一起掌握着对军队的权力。但是，陈云获得了人事问题
上的权力，几周之内又接过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就整体政治地位而论，也就是说，在决定政治大方向和挑选关键人
选方面，陈云与邓小平平起平坐。
邓为改革开放作准备
当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时，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五天，叶帅向他简单介绍了政治气氛的变化，建议他为自己的新工
作作好准备。叶帅德高望重，论资格可以追溯至 1927 年的广州起义，但他从不贪图个人权力，现在则成了「拥立领袖
的人」。叶帅深信，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是因为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手中所造成的。他促请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人合作
共事，一起领导党和国家。叶帅与邓小平见面时，邓小平同意应当加强集体领导，对个人宣传加以限制。[7-71]华国锋也
接受了叶帅的劝告，在党的政策内容上作出让步，并且同意由邓小平作为党的主要代言人。尽管没有举行任何公开的庆
祝，而且华国锋名义上仍保留着党政军首脑的头衔，但邓小平按叶帅的建议，已开始为自己的新角色作准备。
在为新工作作准备时，邓小平必须让他的同事们放心，所以他要修改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和三中全会上的发
言稿。邓小平与政治局常委见面，再次向同事们枣他们都知道他跟毛的分歧枣保证，他不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毛主席为党作出了卓越贡献，党不应当像赫鲁晓夫抨击史太林那样批判毛泽东。他还向他们保证，国家要继续团结在毛
泽东思想的旗帜下。通过看每天的简报了解情况，邓小平观察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急切的乐观情绪。这位老练的
政治家提醒他那些资历较浅的同事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告诫说，中国不可能很快解决它的所有问题，不可以想
当然地急于求成。[7-72]有一些难题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为了避免再次揭开文革的伤疤，他建议对此事进一步研究。
就像他过去多次讲过的那样，他再次建议首先看大局，然后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他说，在吸收外国投
资和技术之前，首先需要国内的稳定。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7-73]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让群众
和外界产生中国存在权力斗争的印象。邓小平给政治局常委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采纳，成为了党的观点。会议几天之后，
他的讲话被印发给全体与会者。[7-74]
邓小平现在要成为头号领导人，因此他必须重写他在工作会议闭幕式和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到 12 月 2 日，华国
锋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作出让步之后，邓小平把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远叫来，让他们负责准备他在工作会议
闭幕式上的讲话。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讲话。他当时正忙于结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同时也在准备对越
南可能进攻柬埔寨作出强硬反应。不过，至少从 1969 年到 1973 年下放江西以来，邓小平就一直在思考这次讲话中所
要谈到的问题。胡耀邦和于光远得到了另外一些实际起草人的协助，并且像通常一样，由胡乔木作最后的润色。[7-75]
邓小平很少为讲话写提纲，但是为了这次会议，他在 12 月 2 日拿出一份有三页纸、共计 1,600 字的说明。他就
讲话的风格、内容和要点，向负责起草的人交待了他对稿子的要求。他对起草人说，讲稿要简明扼要，句子要简短，听
起来铿锵有力。他要说明中国是多么落后，多么需要改革。12 月 5 日邓小平读过初稿后，又向起草人逐行逐句提出他
的意见。12 月 9 日和 11 日他又两次与起草人见面审阅新的草稿，并重复了同样的详细过程。
邓小平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出新的政策，因为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作这样的准备。他向齐聚一堂的中共领导
干部概述了他在新时代的思路。讲话反映着他对自己当时苦苦思索的一些大问题的想法：如何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
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要避免以后的失望；如何既维护稳
定，又开放经济；如何既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维护国家的发展重点。
在他为了与讲稿起草人第一次见面而准备的提纲中，邓小平列出了七个主题：（1）解放思想；（2）发扬党内民
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4）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5）允许一些地方和部分企业先富起来；（6）
在经营管理上「加强责任制」；（7）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二次见面时，邓小平对起草人说，他决定把后面几
个主题合并成一个，在最后的讲稿中只谈四个问题。
在 12 月 13 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
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 1957 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
论会。他说，要允许大家说出对真实情况的看法。「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
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太少。??应当允许群众提一些意见，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
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无论在当时还是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倡过不受限
制的言论自由。事实上，当人们开始在离天安门不远的地方把自己的观点张贴到墙上几天之后，邓小平就在 11 月 29
日表示，「民主墙」上张贴的一些言论是错误的。
邓小平既要赞扬毛泽东，又要为脱离毛的某些政策留出空间。他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
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但是不
必匆忙去做。」他再次重复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犯过错误，他本人也犯过错误，任何想做事的领导人都会犯错误。
他表达了党内高层的一种主流观点：中国的两次大灾难枣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
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法制一开始
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变得公正合理。
邓小平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与毛泽东依靠精神鼓励搞大跃进的做法截然不同。他说：「调动积极性不能没有经济
手段。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响应号召，但这种方法只能短时间内有效。」[7-76]邓小平认为，必须建立一种制度，通过提拔
和改善生活条件，奖励那些促进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的人。邓小平还特别提出，要给地方干部更大的灵活性，让他们发挥
主动精神。
邓小平说，集体负责论实际上是「无人负责」。他主张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同时承认为此必须给予个人权力。当
他在 1975 年对下级干部说要敢想敢干时，干部们担心毛泽东会在政策上变卦；而他在 1978 年再说这些话时，听他讲
话的人已经不必再为政策的变化担心了：他们觉得干劲十足，要努力为国家做事，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会犯一些错误。
邓小平支持为文革中的冤案平反：「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但他坚决反对人们向过去整过自己或自己亲友的
人「算账」。为了避免冤冤相报，平反工作要快，不能拖泥带水。「但是，」他说，「搞清楚每个细节既不可能，也无
必要。」不应纠缠于文革，因为他知道这只会造成分裂，可以让时间去解决问题：「安定团结是头等大事。」对参与过
打砸抢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决不能重用。但是，对犯过错误但作了真诚检讨的人，要给他们机会。然而，邓小平
也特别提到一点：党对那些今后再犯错误的人将更加严厉。[7-77]
邓小平试图提前考虑一些新政策可能带来的问题，并淡化那些将会对新政策不满的人的敌意。他知道不平等会增
大枣由于即将发生的那些变化的速度和中国人民的多种需求，「一部分人会先富起来」。但是他说，其他人以后也会
有机会，先富可以帮后富。他告诫说，可能会出现一些他本人和其他领导人都不熟悉的新问题，但是要以党和国家的整
体利益为重，要「不断学习」。[7-78]
邓小平虽然没有说得很具体，但是他打算开放一部分市场。他对同事们说，不要担心市场会带来经济混乱。他承
认，在负责整体计划的人和获得更多自主权的地方干部之间会产生一些矛盾。利益冲突可能比以前更严重，但是他认为，
从长远看，生产力的发展会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7-79]
为了对即将到来的很多变化作好准备，邓小平建议党的干部学习三种知识：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他具体说
明了应当如何评价干部：对经济单位的党委进行评价，主要是看它采用的先进管理方法的情况，它在技术创新上取得进
步的多少，它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和它的利润增长状况枣而这是以其工人个人收入及提供的集体福利作为部分
衡量标准的。与会者急切地想得到在这种新环境下的更具体的指示。通常每次工作会议最后的重要讲话之后，参加者就
会散会；但是这次邓小平讲话之后，会议又延长了两天，以便来自各个地区的小组继续讨论如何贯彻落实邓小平讲话中
的新指示。[7-80]
邓小平讲话中的很多思想，对于西方的工商业管理者来说就像常识，其中一些思想甚至能从中国 1949 年以前和
1950 年代初及 1960 年代初较稳定时期的政策中找到来源。但是对于 1978 年领导国家的人来说，邓小平这些思想代
表着从根本上摆脱毛泽东时代。与会者有理由期待，那个由大规模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僵化的意识形态、英雄崇拜、
高度集体化和全面计划经济所构成的痛苦时代终于结束，中国开始进入可控状态。
三中全会：1978 年 12 月 18-22 日
三中全会于 1978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在京西宾馆召开，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五刚在这里结束。在参加中央全
会的委员中，有超过一半的人也参加了工作会议。但是参加全会的还包括全体中央委员枣他们都担任党政军要职，而
出席工作会议的则包括另外一些能够提供宏观理论视野的党内领导人。在星期一的上午和下午，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的委员们在其他人到来之前，聚在一起阅读了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便能够统一认识。接下
来的三天是中央全会的正式会议和分组会，担任组长的人与工作会议的分组会相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中全会是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庆祝会，是向中国民众和外部世界宣布新路线得到正式批准的
仪式。通常全会的序号是与此前的党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变化是如此巨大，因此当中国
人只简单说「三中全会」时，听者都很清楚所指的是哪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人眼里，三中全会标志着使中国转型的「邓
小平改革开放」的开始。虽然改革开放其实是由华国锋启动的，但它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现的。
按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一致意见，华国锋保留了他的正式头衔：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则继续担任他的职务：国务院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外国媒体和外交界像中国民众一样，很快就
明白了副总理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头号领导人。早在 11 月 23 日，即华国锋 11 月 25 日讲话的前两天，香港记者就
向到访的美国专栏作者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说：「邓小平只是副总理，但他现在掌管着中国的集权政府。」
[7-81]
在三中全会上收获最大的是陈云。三中全会之前他甚至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全会上他却成了政治局常委。全会最
后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任命为第一书记。他取代汪东兴获得了对需要平反的案件最后
拍板的权力。不难理解，很多老干部的案件将在以后几年得到平反，使他们得以回来工作。
通常最高领导人都要在全会上做主题报告，但是由于华国锋是名义首脑，邓小平才是头号领导人，因此很难决定
由谁来做这个报告。全会的组织者解决这种尴尬局面的办法是取消了报告，但他们实际上把邓小平之前在中央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看作是给党的工作定下了基调。虽然华国锋主持了最后的会议，但与会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两个在全体中央
委员面前相邻而坐，真正握有实权并且今后将领导国家的人物身上：邓小平和陈云。东北组的组长任仲夷说，就像遵义
会议代表着毛泽东思想对教条主义的胜利一样，三中全会代表着党内民主讨论的优良传统对「两个凡是」的胜利。[7-82]
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陈云用了另一个类似的说法，他认为就像延安整风带来了团结，使党能够在 1949 年以后领导
国家一样，中央工作会议也带来了团结，使党能够领导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7-83]
没有加冕礼的权力交接
在世界政治史上，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成了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却没有任何公开、正式的权力交接
仪式。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在三中全会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
他依旧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不仅没有为他举行的加冕礼或就职仪式，甚至没有公开宣布他
已经登上了最高职位。是哪一些奇特的环境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它又会带来什么后果？
在三中全会期间，中国的领导层想避免让民众和外部世界产生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权力斗争的印象。华国锋在 1976
年刚刚上台，最高领导层担心领导班子的突然变化会导致国内的不稳定，损害中国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努力。在此后
的两年半里，邓小平确实把华国锋排挤到了一边，并成为了无可匹敌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是通过一个相对有序的过程一
步步做到这一点的，因而没有使中国民众和整个世界感到不安。
党内高层没有给邓小平任何新的头衔，还因为他们担心让一人大权独揽的危险。他们认为，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
就是由拥有全部正式头衔的毛泽东专断行使其不受约束的权力造成的。如果继续掌权的是华国锋，就不必有这样的担心。
在华国锋当政时，叶帅等人担心的不是他权力过大，而是他权力不够、很难有所作为。然而对于邓小平，他们就有担心
的理由了。邓小平充满自信，做事坚决果断，稳健踏实，因此他们害怕邓有可能变得跟他的导师毛泽东一样。于是他们
决定不给他全部头衔，并在他和另一个旗鼓相当的人枣陈云枣之间维持权力平衡。给邓小平实际权力，却不给他正
式的名衔，这种奇怪的安排能够运转，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内情，也因为邓小平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实权，而不是名衔。他
愿意在没有正式名分的条件下接过工作，不要求公开张扬。
从 1978 年 12 月的三中全会到 1979 年 12 月，当邓小平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开始架空华国锋时，他和华国锋
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中谈起对方时仍然保持了相互的尊重。他们都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使中国变得强盛，也都愿意采取
务实灵活的作风。但是在 1979 年华国锋毕竟仍是主席，而邓小平行使着非正式的权力，两人的关系难免特别尴尬。如
果摊牌的话，邓小平的非正式权力足以压倒华国锋名义上的权威，但邓小平像他的同事一样，力求避免任何公开的不和。
华国锋继续主持会议，在公开会议上仍然代表党和政府。不仅他自己是政治局常委，他的一些支持者也是常委。他拥有
叶帅和李先念这两位老资格顾问的支持，他们担心一人独裁，主张集体领导。在 1979 年，用西方的话来说，华国锋是
个不能当家的软弱的董事会主席，但他仍有一些支持者，他们的观点也不能轻视。邓小平当时还没有成为高居于华国锋
之上的头号领导人，他尚未配备好自己的团队和自己的统治架构。但是邓小平有权有势，又具备削弱华国锋权力基础的
政治技巧。到 1979 年夏天，邓小平要收紧控制、建立更有效的统治架构，便开始逐步削弱华国锋并终于让他靠边站了。
当三中全会上开始提升邓小平的权力时，离天安门数百米远的地方，示威者们正在往墙上贴大字报，他们直接或
间接地支持邓小平，批判林彪和「四人帮」；有些人甚至大胆抨击毛泽东本人。没过多久，一些大字报甚至开始批评中
共和邓小平。这些大字报不只让邓小平头痛，还迫使他处理一个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始终纠缠着他的问题：应当允
许多大程度的自由？党和政府应当以何种尺度和方式为异见的公开表达划定界线？
[7-1]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7-2]《李先念传》编写组编：《李先念传 1949-1992》（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下册，页 1049；Nina P. Halpern, "Learning from Abroad: Chinese Views of the East European
Economic Experience, January 1977-June 1981," Modern China 11, no. 1 (January 1985):
77-109.
[7-3]Deng Xiaoping, South China Elites Weekly, August 17, 2004，转引自林重庚：〈序言：
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对外思想开放〉，载吴敬琏编：《中国经济 50 人看 30 年：回顾与反思》（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7-4]李向前韩钢：〈新近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等三次谈话纪录〉，《百年潮》，1999 年第 3 期，
页 4-11，收入杨天石编：《 邓小平写真》（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页 192。
[7-5]DXPSTW, pp. 55-56.
[7-6] 关于中国经济学家对东欧改革的看法，可以参见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p.
17-30.
[7-7]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rch 9 to April 6, 1978.
[7-8]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下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上册，页 155-156。另参见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
《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页 4-11，后收入杨天石编：《邓小平写真》（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页 203-204。
[7-9]张根生：〈听谷牧谈亲历的几件大事〉，《炎黄春秋》，2004 年第 1 期，页 3-5。
[7-10]徐瑷：〈不看不知道：访原国家轻工部部长杨波〉，载宋晓明、刘蔚编：《追寻 1978：中
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页 539。
[7-11]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y 2 to June 7, 1978.
[7-12]徐瑷：〈不看不知道〉，页 540。
[7-13]《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 1949-1992》，下册，页 1050-1054。
[7-14]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页 203-204。
[7-15]Xinhua General Overseas News Service, May 2 to June 7, 1978.
[7-16]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页 263-266。
[7-17]崔荣慧：〈改革开放，先行一步：访原广东省省委书记王全国〉，载宋晓明、刘蔚编：《追
寻 1978：中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页 558。
[7-18]徐瑷：〈不看不知道〉，页 541。
[7-19]同上，页 541；崔荣慧：〈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页 558。
[7-20]崔荣慧：〈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页 559。
[7-21]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页 156。
[7-22]张根生：〈听谷牧谈亲历的几件大事〉，页 3。
[7-23]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70；萧冬连：〈1979 年国民经
济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大转折纪实之一〉，《党史博览》，2004 年第 10 期，页 4-10。
[7-24]萧冬连：〈1979 年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
[7-25]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页 156-157。
[7-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4），1978 年 9 月 20 日，页 387-388。
[7-27]萧冬连：〈1978-1984 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决策与实施〉，《当代中国史研
究》，2004 年第 4 期，页 59-70；DXPSTW, pp. 53-61.
[7-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 年 9 月 20 日，页 388。
[7-29]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陈云文选》（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3
卷，页 235。
[7-3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陈云文选》（三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 3
卷，第 3 卷，页 252。
[7-31]苏台仁编：《邓小平生平全纪录：一个伟人和他的一个世纪》（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
出版社，2004），页 625。
[7-32]这时很多地方还有「革委会」，即包括很多拥有军职的地方干部和被授予军职的地方干部的
政府机关。
[7-33]苏台仁编：《邓小平生平全纪录》，第 2 卷，页 623-624。
[7-34]王恩茂（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决定中国命运的「工作重点转移」〉，载于光远等：
《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页
204-206；SWDXP-2, pp.141-144.
[7-35]李德生：〈伟大的转折，历史的必然：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载于光远等：《改变
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231-235。
[7-36]DXPSTW, pp.131. 于光远的中文原着是《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
全会的台前幕后》﹙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李向前、韩钢：〈新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的三次谈
话纪录〉，页 190-200。
[7-37]DXPSTW, pp.131。另见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页 46-181。
[7-3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0 月底，第 415 页；苏台仁：《 邓小平生平全纪录》，
第 2 卷，页 625。
[7-39]李向前、韩钢：〈新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的三次谈话纪录〉，页 129-148；DXPSTW, pp.
128-148.
[7-40]DXPSTW, pp. 167-168.
[7-41]DXPSTW, pp. 18-22.
[7-42]DXPSTW, pp. 29-32.
[7-43]这一信息来自我与一些东南亚官员的交谈，邓小平访问这一地区时曾与他们会谈。
[7-44]朱佳木：〈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304；
DXPSTW, p. 21.
[7-45]DXPSTW, pp. 65-72.
[7-46]DXPSTW, p. 24.
[7-47]Ibid., pp. 23-28.
[7-48]DXPSTW, pp. 51-53.
[7-49]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DXPSTW, pp. 39-42.
[7-50]王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广东的改革开放〉，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
页 198-203。
[7-51]这个信息来自与叶选基的交谈，当时他正与他的叔父叶剑英一起工作。另见他的文章：〈叶
帅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读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有感〉，载《南方周末》，
2008 年 10 月 30 日，D23。于光远是邓小平的讲话起草人之一，对谈话都认真做笔记，但是他不知道
11 月 11 日的会议。
[7-52]钱江：〈张闻天冤案是怎样平反的〉，《纵横》，2001 年第 2 期，页 4-6。早在 6 月 25
日邓小平就读了有关 61 人案件的报告。邓小平看报告时说，这些案子必须解决，但事实上直到 6 个月后
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才得到解决。这 61 个人是否为获释出狱而与国民党配合过于密切的问题，中央领导人
早在 1936 年 4 月已有结论，认为他们是清白的。但是林彪、康生和江青在 1967 年 3 月再次宣布他们是
叛徒。
[7-53]DXPSTW, pp. 63-65. 另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页 77-79。
[7-54]DXPSTW, p. 70.
[7-55]DXPSTW, pp. 71-72.
[7-56]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页 85-86。
[7-57]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 90-91 页。
[7-5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下册）(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2003)，1978 年 11 月 10 至 15 日，页 1155-1156；1978 年 11 月 12 至 13 日，页 1156。
[7-59]DXPSTW, pp. 72-76.
[7-60]DXPSTW, pp. 46-51, 74-76, 78-79, 166.
[7-61]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页 86。
[7-62]DXPSTW, pp. 80-90, 108; 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页 115-125。
[7-63]DXPSTW, pp. 163-165.
[7-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 年 12 月 22 日，页 457。
[7-65]DXPSTW, pp. 39-46.
[7-66]吴象：〈万里谈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改革〉，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286-287。
[7-67]梁灵光：〈一次划时代的中央会议〉，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273-274。
[7-68]任仲夷：《追寻 1978 年的历史转轨》，载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 41 天》，页 216。
[7-69]DXPSTW, p. 127.
[7-70]朱学勤：〈30 年来的中国改革，有两个阶段〉，《南方都市报》，2007 年 12 月 16 日。
[7-71]《叶剑英年谱（1897-1986）》，页 1157，1978 年 11 月中旬。
[7-72]DXPSTW, pp. 76-78 收录了邓小平评论的原文。
[7-73]DXPSTW, pp. 76-78 收录了邓小平评论的原文。
[7-74]DXPSTW, p. 78.
[7-75]此处对邓小平讲话稿的准备工作的讨论以及所引用的邓小平讲话，同上注，页 129-148。我
这里的讨论也利用了于光远的采访。见于光远：《我忆邓小平》（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另见韩纲：〈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百年潮》，1997 年第 4 期，页 4-6，载杨天石：《邓小
平写真》（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页 186-189；李向前、韩纲：〈新发现邓小平与胡耀邦的
三次谈话纪录〉，载《邓小平写真》，页 190-200。
[7-76]DXPSTW, pp. 185-190.
[7-77]DXPSTW, pp. 129-143.
[7-78]〈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SWDXP-2, pp. 151-165.
[7-79]DXPSTW, pp. 132-139.
[7-80]Ibid., pp. 168-172. 梁灵光：《一次划时代的中央会议》，页 175。
[7-81]Robert D. Novak, The Prince of Darkness: 50 years reporting in Washington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7), pp. 324, 326.
[7-82]任仲夷：〈追寻 1978 年的历史转轨〉，页 215-216。
[7-83]DXPSTW, pp. 205-207.
第 8 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反文化的革命」，它攻击了旧文化，却并没有创造出新文化。红卫兵引用历史典故和历
史故事，不但打击在位的干部，而且批判几乎所有的小说、故事、戏剧和文章。文革随着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
而偃旗息鼓，很多多年不敢讲话的中国人十分渴望有畅所欲言的机会。有人想反击迫害过他们的人，有人要保护自己，
还有人只是想诉说自己及其亲友蒙受的苦难。
有些党的领导人从这种被压抑的怨气中，看到了用来对付其敌人的机会。还有一些人并无政治目的，只想表达个
人感情。但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对制度有全局思考的中共领导人担心，如果允许「太多的」自由，允许有组织的抗议，
国家有可能再次陷入文革那样的混乱。在政治运动或大饥荒中本人或亲人受过苦的有数千万人。强烈的敌对情绪不但针
对欺压乡里的地方干部，而且针对上一级干部，因为他们都属于造成这种灾难的体制的一部分。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社
会如此庞大，人口众多，百姓十分贫穷且相互对立严重，在行为方式上明显缺乏共识，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权
威。自由的边界能够放得多宽，又不至于使中国社会陷入 1949 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乱？在整个邓小平时代，这一直是
造成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判断民众的批评浪潮在何种情况下会导致秩序崩溃这一点上，中共领导人并无公认的标准。因此，对于如何设
定和维护这条界线，他们内部也难免发生分歧。主管科学、高教、青年事务和统战工作的干部，往往会代表与他们共事
的人的观点，一般会赞成较多的言论自由。负责公共治安的干部则较为慎重，主张对自由进行更多的限制。宣传部门的
领导者往往摇摆不定：其中有些人受过良好的人文和社科教育，愿意为自己和他人争取更多的自由；但在履行职责的过
程中，也有很多人在传达和实施这些限制时变成了小暴君。
同时，敢于试探可允许的公开讨论界线的人，一般说来都不是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人。那些「阶级出身不好」
的党外知识分子多年来已经被吓得噤若寒蝉，也没有站在公开批评的前列。实际上，在后毛泽东时代冲击言论边界的人，
通常都是勇敢的年轻人、党员和老干部，或是有当权的亲朋好友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的人。
从原则上说，邓小平赞成扩大自由，他愿意在这方面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由于他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最
终责任，当他对秩序能否维持产生深切疑虑时，他会迅速收紧控制。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感受到了群众对于结束文革、
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广泛支持，因此他允许了两次重要论战的开展，这扩大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这两次论战一次是
在民众中自发产生并对公众开放的，它最初出现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道墙上，即后来广为人知的「西单民主墙」，后
又扩散到全国其他城市。另一次是党发起的论战，只局限于党内，它使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内主管文化政策的领导干部走
到了一起，探讨他们在新时期工作的指导方针。
民主墙：1978 年 11 月-1979 年 3 月
在中国的村镇、城市社区以及公车站这类人群聚集的地方，在宣传栏上张贴官方公告和报纸，是一种延续了多年
的习惯。北京最受公众关注的地方，大概是天安门以西几百米处的西单一面墙上的宣传栏。这道巨大的灰砖墙有三米多
高，二百米长，它旁边是北京最繁忙的公车站之一，有多路公车交汇于此，乘客熙熙攘攘。在文革期间，西单墙上贴满
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枣他们被称为「走资派」枣的大字报。在 1976 年 4 月 5 日示威期间，墙上又
贴了许多谴责「四人帮」、歌颂周恩来和拥护邓小平的大字报。
1978 年 11 月 19 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不到一周后，在新的政治气氛下，报刊销售点还尚未开售的共青团杂
志《中国青年》的完整一期，被一页一页贴到了墙上。共青团这个培养未来党员的部门，此刻站在了群众为扩大自由而
努力的前线。这本共青团杂志在文革期间被关闭，几个月以前它成为最先获得复刊批准的杂志之一。在胡耀邦的鼓励下，
共青团的干部把杂志第一期送厂付印，计划于 9 月 11 日发行。但是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看到打算刊出的内容后，立
刻下令把它撤回。他批评说，杂志没有华主席的题词、没有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却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
可是杂志编辑部的人员并不那么容易屈服。几天后的 9 月 20 日，一些杂志被送到了报刊销售点。 [8-1]但是到了报
刊销售点后，汪东兴马上又让人把杂志全部收回，不许再发售，并禁止它再发行。11 月 19 日出现在西单墙上的，便是
这一期被收回和禁止发行的杂志，这件事发生在北京市委决定给「四五」事件平反的四天之后。
张贴出来的杂志引起了巨大的关注。这份共青团杂志中的一些文章强烈要求为那些因参加「四五」游行仍在蹲监
狱的年轻人平反。还有一些文章反对「两个凡是」，提出的问题不但涉及林彪和「四人帮」，而且直接涉及毛泽东。有
一篇文章说：「请大家扪心自问，没有毛泽东的支持，林彪能获得权力吗？请大家扪心自问，难道毛主席不知道江青是
叛徒？没有毛主席的同意，『四人帮』能达到打倒邓小平的目的吗？」 [8-2]不难理解，毛泽东的前贴身卫士和忠实的维护
者汪东兴，为何会对这些批评感到恼火。
共青团的杂志张贴出来以后，几个大胆的人又开始张贴另一些材料，许多材料批评了 1976 年清明节的镇压。最
初，一些路过的人对大字报连看都不敢看，更遑论张贴新的大字报。然而几天以后，并没有人受罚，尤其是有传言说邓
小平支持张贴大字报的自由，于是人们变得大胆起来。经历了信息受到严密管制的十年文革之后，很多人仅仅是好奇。
还有些人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任何「错误观点」都可能引致惩罚和侮辱，甚至被下放农村，所以仍然心有余悸。然而
随着新的大字报在西单墙继续出现，那里开始弥漫着一种兴奋感。
有些人张贴诗词、简略的个人描述或哲学文章。有的大字报是用毛笔书写的，也有的是用钢笔写在笔记本纸张上
的诗文。许多大字报出自年轻人之手，他们是高干子女，能窥探到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变化。还有一些
贴大字报的，是因为突然获得自由而异常兴奋的年轻人，但他们一直生活在封闭的社会里，缺少经验和智慧去恰当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在文革的恐怖时期，个人不敢检验自己的观点，群众运动并不能使他们在策略上变得成熟。此外，鼓吹
自由民主的人，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对国外的情况缺少体验，知之甚少。他们开始质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又看到另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远比中国发达，于是对西方民主表现出几近天真的信仰。 [8-3]还有一些人写道，他们被灌输的
一切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枣全都是错误的。西单墙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西单民主墙」，或简称「民主墙」，
在最高峰时，每天有数万群众驻足于这道墙前。类似的墙也出现在了全国其他一些城市。
大字报写得激情洋溢。有些作者因害怕报复采用了化名；也有些人为了要求得到赔偿而采用真名实姓。一些偏远
地区的人，也千里迢迢来到城里张贴他们的申冤材料。很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或有亲人遇害的人，终于有机会诉说他们
的遭遇。那些仍有亲友在农村、监狱或被监视居住的人，要求为受害者恢复自由。被迫害致死者的亲人，要求为他们的
家人恢复名誉，以使他们自己能够脱离苦海。在 1967 年后下乡的 1,700 万知青中，当时还只有大约 700 万人获准回
城。 [ 8-4]很多抱怨来自于那些失去接受高等教育或得到好工作的机会、仍在农村忍受贫穷的人。还有一些政治上老练的人，
隐晦地提到党内正在发生的争论，抨击「两个凡是」，要求重新评价「四五」事件。
11 月 26 日，即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两个凡是」上公开作出让步的次日，邓小平对日本民社党党
魁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
出气。」 [8-5]邓反问道：「允许群众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有什么错？」 [8-6]此外，叶帅和胡耀邦也表示支持群众用大字报
表达他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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