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10 月 10 日，页 221-220。
[6-46]SWDXP-2, p. 61.
[6-47]SWDXP-2，54 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5 月 24 日，页 160-161。
[6-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3 日，页 165。
[6-49]吉伟青：〈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炎黄春秋》，2003 年第 5 期，页
40-42。关于邓小平在 1997 年努力推动教育的概述，见夏杏珍：〈邓小平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当
代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页 50-58。
[6-50]SWDXP-2, p. 85.
[6-5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7 日，页 166。
[6-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8 月 1 日，页 169。
[6-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9 日，页 167。
[6-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8 月 4 日，页 172-173；另见他在 1977 年 8
月 8 日的讲话；英文版可见于 SWDXP-2, pp. 61-72.
[6-55]SWDXP-2, p. 82-83.
[6-56]SWDXP-2, pp. 83.
[6-5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55-56；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南
省委、湖南电视台：大型电视片《邓小平十章》，第 3 集《破冰》（湖南电视台，2004）。
[6-58]SWDXP-2, p. 82.
[6-59]第 3 集《破冰》。
[6-60]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56-77。
[6-6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57。
[6-62]这遵循了日本、南韩、台湾和东亚各国的社会模式，那些地方的统一高考也起着类似作用。
参见 Ezra F. Vogel,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 40-67; Thomas P. Rohlen,
Japan's High Scho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Denise Potrzeba Let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 (Cambridge,
Mass.: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6-63]SWDXP-2, pp. 64.
[6-6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9 月 19 日，页 204。
[6-65]他的很多思想在 1977 年 8 月 8 日有关教育和科学的讲话中有阐述，见 SWDXP-2, p.
61-72.
[6-66]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页 223-230。
[6-67]SWDXP-2, pp. 101-116.
[6-6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7 年 7 月 23 日，页 164-165。
[6-69]对中央党校和其他党校的概述，见 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6 (December 2008): 827-844.
[6-70]2006 年 8 月对孙长江的采访。另参见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
录》（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页 49-61。
[6-71]我在正文中用"Practi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judging truth"，但更直接的翻译应是：
"Experience is the sole criterion for testing truth"。
[6-72]2006 年 8 月对孙长江的采访；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Michael Schoenhals,
"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6 (June 1991): 243-268.
[6-73]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107-108；Party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comp.,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19-1990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May 11, 1978.
[6-74]Schoenhals, "The 1978 Truth Criterion Controversy," 252-260; 沈宝祥：《真理标
准问题讨论始末》。
[6-75]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122。
[6-76]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页 127-129；《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8
年 7 月 22 日，页 345-346。
[6-77]马立诚、凌志军：《交锋》，页 41。
第 7 章
三个转折点: 1978
在日本，推动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转折点是「岩仓使团」。从 1871 年 12 月到 1873 年 9 月，明治政府
的 51 名官员乘坐轮船和火车，考察了 15 个不同的国家。这个考察团由当时已是明治政府最高官员之一的宫廷右大臣
岩仓具视率领，随行官员来自日本政府的所有重要部门：工业、农业、采矿业、金融、文化、教育、军事和治安。岩仓
使团离开日本的时候，日本基本上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日本人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但是，这些官员考察了各国的工
厂、矿山、博物馆、公园、股票交易所、铁路、农场和造船厂，这令他们眼界大开，认识到日本不但要引进新技术，还
要引进新的组织和思维方式，唯此方能改造自身。这次出访，让使团成员意识到日本与先进国家相比的落后程度是如此
之大，也对如何进行变革形成了共识。这些官员没有因所见所闻而沮丧，反而在回国后充满干劲。他们对日本的前景踌
躇满志，并且热衷于向海外派出更多使团进行更细致的考察。
中国派出的官员考察团，没有一个像岩仓使团那样考察了如此长的时间，但是从 1977 年到 1980 年，很多次由
高层官员分别进行的考察访问，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类似的影响。邓小平在 1975 年开创性的五天访法之行为中国
树立了一个先例，当时陪同他的有负责工业、交通、管理和科技的高层干部，他们分别对各自的领域进行考察。邓小平
回国后对出国考察的益处深信不疑，开始鼓励另一些考察团出国。他批评其他干部不明白中国有多么落后，并坚信走出
国门能打开他们的眼界。华国锋曾率团出访过东欧，回国之后也成了派团去现代国家考察的支持者。
过去几百年里，中国人也曾去过西方，并为中国带回了新思想。例如，19 世纪的翻译家王韬从伦敦回国后，曾
着文大力推崇中国可以从西方现代化中学到的东西。 [7-1]相比之下，1970 年代末的特点在于，身居要职的干部们一起出
国考察，并且在邓小平和华国锋的坚定支持下，他们得以大规模地采用所学到的东西。
邓小平访法归国和毛泽东去世之后，将出国愿望压抑已久的干部们终于有了新的机会。多年来一直告诫群众资本
主义如何悲惨的官员们，开始争先恐后地亲自去看看资本主义国家。已退休的老干部也争相走出国门，把这当作对他们
多年献身于共产主义和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补偿。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出国考察的安排工作已经花费了
几个月的时间，到 1978 年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很多高级干部第一次有了出国考察的机会。这一年里有 13 名副总理
一级的干部出访约 20 次，共访问了 50 个国家。 [7-2]数百名部长、省长、第一书记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国考察的行列。
同日本的岩仓使团一样，他们回国之后也对所见所闻异常兴奋，对国家的前景踌躇满志，并且打算派更多的考察团进行
细致的考察。
邓小平在 1978 年底总结出国考察的作用时高兴地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去国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
己多么落后。」 [7-3]在他看来，这种对落后的认识是使改革获得支持的关键因素。因此，1978 年 12 月 2 日，他告诉那
些为他起草启动改革开放政策讲稿的人：「基本的要点是，必须承认自己落后，我们的很多做法都不对头，需要加以改
变。 [7-4]出国考察使很多高层干部更加相信邓小平的看法是正确的：中国必须改弦易辙。
1978 年中国所派出的最高级别的代表团，是当年春天组织的四个考察团，他们分别去了香港、东欧、日本和西
欧。从 1978 年 3 月 9 日到 4 月 6 日，以中联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乔石和于光远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
和罗马尼亚。 [7-5]他们考察了工厂、农庄和科技部门，回国后就中国可以采用的做法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7-6]但更加重
要的是，这次访问之后，中国领导人不再把南斯拉夫称为「修正主义」枣这是毛泽东批判脱离正确道路的社会主义国
家时使用的骂名。中共领导也同南斯拉夫共产党恢复了关系。 [7-7]这些变化扩大了中国能够考虑的改革范围；现在可以借
鉴东欧的改革经验，不会再被指责为思想不纯了。
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的干部于 1978 年 4 月至 5 月访问香港，评估了它在金融、工业和管理方式领域帮助中国发
展的潜力。这些干部探讨了在临近香港边境的广东宝安县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可能性。这种加工区从国外运进原料，用中
国的劳动力进行加工后重新出口，既无关税也不受任何限制。没过几个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建立这个加工区，这就是
后来的深圳经济特区。当时广东存在着实际的治安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逃往香港。邓小平 1977 年视察广
东时有人向他谈到这个问题，邓小平说，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铁丝网和边境哨所强化治安，而是集中精力发展广东经济，
这样年轻人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再逃到香港谋生了。
国家计委的代表团从香港回来后，1978 年 5 月北京成立了一个国务院下属的港澳事务办公室。外经贸部副部长
李强也在 1978 年 12 月访港，以加强北京和港英政府的关系。他在香港期间促请港督麦理浩（Murray MacLehose）
采取措施，使香港在中国的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还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在国务院官员访港之前，香港与大陆的
交往受到很大限制，这次访问为使香港成为向中国输入资本和全球经济发展知识的主要渠道铺平了道路。
中国领导人对日本感兴趣，不仅因为它是获得现代工业技术的来源，还因为它提供了管理整个现代化过程的成功
战略。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上海市副市长）林乎加率领的代表团于 1978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22 日访问了日
本，代表团成员来自国家计委、商业部、外贸部和中国银行。日本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成功地克服了中国当时面对的类
似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一片萧条，但在战后强大的中央政府领导下，日本经济迅速进步，很快就赶上
了西方。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从经济管制、中央计划经济、配给制和价格管制的战时经济，转向更加自由和更有活力
的民间经济，其中消费产业是工业成长的主动力。
林乎加的代表团甫一回国，就向政治局汇报了二战后日本的经济进步：日本人大胆引进国外技术，利用外资，大
力推动教育和科研。林乎加的考察团汇报说，日本政府和工商界都愿意提供援助和技术，帮助中国的发展。代表团推荐
了各种项目，其中包括建设一个千万吨级的钢铁厂。尽管由于此后中日关系恶化，中国政府降低了日本对中国振兴的影
响力，但这个代表团以及稍后邓小平 10 月的访日，使日本在资本、技术和工业管理方面对中国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在 1978 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领的考察团于 1978 年 5 月 2 日至 6 月 6
日对西欧的访问。它和 1978 年 11 月的中共十一大以及同年 12 月的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谷牧的出访和四化建设务虚会：1978 年 5-9 月
在中国的经济领导人中，谷牧的地位仅次于李先念和余秋里。从 1978 年 5 月 2 日到 6 月 6 日，他率领一个高
级代表团访问了欧洲五国枣法国、瑞士、德国、丹麦和比利时。代表团成员在出国前听过简单的情况介绍，但他们对
西方都了解甚少。这些备受尊敬的干部们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和所学习到的东西，以及他们回国后在国务院座谈会上为中
国勾画的新图景，使得这次考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力。邓小平在 1975 年对法国的五天访问侧重于外交关系，只短
暂考察了企业。与此不同，谷牧的访问为期五周，成员包括来自各个专业的干部，他们深入考察了对中国有用的技术和
观念。谷牧回忆说，出行前夕邓小平在接见他时指示说，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问题??也看看他们的经济
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7-8]
谷牧代表团的 20 名成员是由华国锋指定的。 [7-9]出访成员中至少有六名部级干部，包括农业部和水利部副部长，
还有广东省省委书记。就像岩仓使团成员一样，之所以选定这些官员是希望他们回国后领导不同的经济部门。[7-10]
谷牧副总理是个经验丰富、广受尊敬的经济干部。1954 年他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建委副主任后，一直是经济工
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文革期间，他是仅次于李先念和余秋里的「业务组」领导人，为经济工作提供全面领导。他不
但抓经济计划，而且分管科技。邓小平最初因谷牧在文革中得到重用而对他有所怀疑，但是看到谷牧是个干练而务实的
干部，并支持现代化，邓便很快打消了疑虑。谷牧与复职的老干部和文革中发迹的人都能搞好关系。事实上，谷牧受到
如此的尊重，在从欧洲考察归来后，他就被委以指导促进外贸和发展经济特区的重任。
谷牧的考察团动身时，中美关系能否正常化仍然悬而未决，但是中国与考察团出访的五个欧洲国家已经实现了正
常邦交，这些国家在 1970 年代都曾派出高级代表团访华。因此，当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级代表团出访这些欧洲主要国家
时，谷牧一行也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除了比利时驻京大使有病在身，其他四国驻华大使都飞回本国，陪同中国代表
团访问他们各自的国家。[7-11]
由于中国刚开始走出冷战的思维模式，谷牧代表团的成员以为他们会被当作敌人看待。虽然有出国之前为他们准
备的情况简报，但东道主的友好和开放还是让他们吃惊。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工厂等设施都是保密的，甚至对一般中国人
也不开放，因此对于欧洲人愿意让他们参观工厂、办公楼、商店和几乎所有其他设施，他们无不感到诧异。[7-12]
考察团访问了五个国家的 15 个城市。他们参观港口，乘坐汽车、轮船和火车旅行。他们考察了发电厂、农场、
工厂、商场、研究所和生活区。考察团在一些访问中分成小组，总共考察了 80 个不同的地点。[7-13]他们一路听取情况介
绍，收集各种资料。[7-14]他们的重点是经济事务，因此会见最多的是经济专家，但他们也会见了外交官、政治家和军官。
他们考察了制造硅片、光学仪器和化学制品的工厂。他们几乎没有观光时间，但还是访问了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在考
察德国资本主义成就的同时，也向共产主义的起源地表达他们的敬意。[7-15]这些国家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以及工人的
整体生产效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瑞士的发电厂用计算机进行管理，戴高乐机场则用电子设备引导飞机起降，这些
情景令他们震惊。而在不来梅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见到被吊运到货船上的集装箱。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之高也超出
了他们的想像。就像几年前的邓小平一样，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需要专心学习科学技术。[7-16]
考察团的成员本来以为会看到工人受剥削的证据，然而这些国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让他们大跌眼镜。广东
省省委书记王全国在总结考察印象时说：「这一个月多的考察让人大开眼界。??所见所闻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吃惊。我
们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原来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腐朽的，走出国门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7-17]欧洲人
愿意向中国提供贷款和现代技术，也让代表团成员大感意外。仅仅在一次宴会上，在座的一群欧洲人就宣布准备提供多
达 200 亿美元的贷款。[7-18]他们还惊奇地看到，欧洲国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管理财政和徵税，并对当地事务作出决策。
代表团回国后认为，中国的财政过于集中，没有给党的地方领导人留出足够的工作空间。[7-19]
谷牧的代表团回国后，根据安排立刻向政治局会议汇报了出访情况。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于下午 3 点召开。政治
局委员们是如此之兴奋，他们决定晚饭后继续讨论，会议一直持续到夜里 11 点才结束。[7-20]他们听过谷牧的汇报后，才
知道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一些中国领导人有些怀疑对西方情况的汇报，但他们了解并尊重谷牧代表团的
成员，知道这些人是可信的。由于多年来惧怕西方，他们对欧洲人热情好客的开放态度、以及提供贷款和技术的意愿更
是感到吃惊。谷牧知道他的同事们对资本家抱有疑虑，他解释说，欧洲人愿意投资是因为他们的工厂开工不足，因此想
把产品和技术卖给中国。谷牧提出了外国人能够帮助中国改进生产的一些可能方式枣补偿贸易、合资生产和外国投资，
并且建议说，所有这些可能的方式都值得仔细研究。为了打消对谷牧在汇报中有所夸大的顾虑，最熟悉国外发展状况的
老干部枣叶帅、聂荣臻和李先念枣都称赞谷牧的介绍既客观又清楚。这次汇报给政治局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
一致同意，中国应该抓住机遇，立即行动起来。[7-21]既然其他国家能够引进资本和原料从事出口商品加工，「我们为什
么不可以？」[7-22]
在此后的十几天里，代表团把汇报材料整理成正式的书面报告，于 6 月 30 日提交政治局。邓小平因为听力不好，
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而是单独接见了谷牧。他在见面时说，中国应当根据谷牧的所有建议，尽早采取行动，包括向国
外借款。[7-23]中国领导人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抓纺织业，因为中国的布匹十分短缺，购买任何布料都要凭票。增加布匹的
供应，可以向外界迅速展示对外开放的价值，进一步获得对改革开放的支持。况且由于粮食短缺，难以通过迅速扩大棉
花种植来增加衣物的供给。因此谷牧主张抓紧引进化纤工厂，这样可以生产所需的合成纤维，就像日本、台湾、南韩和
香港一样，用纺织和服装业推动中国轻工业的起飞。[7-24]
谷牧的出访使中国有了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合作的新愿望，但这不仅需要重新考虑具体的产业计划，而且要改变
政府的规章制度，以便外国企业来华经营。西方资本家是否会利用中国对国际惯例的无知，占中国的便宜？这样的疑虑
并未消失，但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大步前进。他们思考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新问题：允许哪些中国企业跟外国人打交道？
如何防止外国人占它们的便宜？如何将外贸融入中国的计划体制？如何决定哪些地方和单位可以接受贷款和技术？
明治时期的日本有宽松的时间，岩仓使团用了十多年才出版了 21 卷《殖产兴业建议书》，作为产业发展的指南。
与之不同，谷牧出访之后的几周之内，代表团就完成了报告，中国领导人立即组织了相关单位对考察的内容进行讨论。
报告完成后，国务院立刻召开了四化建设的务虚会。会议从 1978 年 7 月 6 日一直开到 9 月 9 日，研究如何利
用新的机会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在开幕式上，谷牧做了关于他们考察过程的长篇报告，并谈了自己的一些印象。[7-25]
会议由当时主管经济的最高领导人李先念主持。与会者被告知，不要专注于过去的错误，要思考国家在未来应当做些什
么。邓小平因为正忙于教育、科技和外交工作，没有出席会议，但他一直看会议简报，并在看过会议总结报告的草稿后
提出了修改意见。[7-26]
不同于与会者被关在宾馆里数日的工作会议，务虚会在两个月里开了 23 次上午会。一向很少参加国务院会议的
华国锋认为这些会议很重要，因此参加了其中的 13 次。 [7-27]会议当日的下午干部们回各自单位汇报上午的讨论，并准备
其单位对会上所提问题的书面回覆。务虚会让 60 名主管经济的部委代表介绍各自单位的整体工作和计划。这样一来，
各单位能够了解其他单位的想法，但又不必对具体分配和生产指标进行争论枣这些细节将在以后的计划会议上讨论。
曾在中国几乎对外隔绝的时期领导着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在 9 月 9 日的闭幕会上宣布，中国已进入对外开放的新
时期。他在务虚会的总结报告中说，中国不能再维持封闭的经济，为了加快发展，必须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引进外国
技术、设备、资本和管理经验。李先念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人能够充分利用现在的有利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可以在 20
世纪取得重大进展。他宣布，为达到这个目标，从 1978 到 1985 年要进口价值 180 亿美元的货物和设备。[7-28]
在 1978 年的夏天，参加务虚会的人刚刚开始了解全球经济体系，中国还未准备好进行市场化试验。但是在相对
宽松的气氛下，与会者得以提出将在未来 20 年不断被讨论的所有重大问题：市场、放权、价格、外贸、微观和宏观管
理等等。其中最紧迫的两个问题是：中国如何在不失控的前提下，扩大外贸和外国人的作用？如何既能调动个人、地方
和外国人的积极性，又能保持对全国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的控制？
在务虚会的讨论中所形成的对未来十年的展望，反映出谷牧出访带来的乐观主义和兴奋情绪。有些设想枣例如，
中国可以用出口石油的钱为进口新工厂设备买单枣后来被证明完全不切实际。在前所未有的机会的鼓舞下，雄心勃勃
但缺少经验的干部们要为国家抢回失去的 20 年的愿望不免超出了能力所及。不过，尽管存在过度乐观的倾向，务虚会
的干部们并没有放弃政府管制。外国人仍然不能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的经济；外国人与中国的经济交往要通过与外贸有
关的特定政府部门，由这些部门中会讲外语、对外国人有一定了解的干部来维护中国的利益。
在务虚会期间，乐观的与会者自然无意听取陈云枣他代表了一批冷静谨慎的干部枣所说的话。陈云自 1962
年受到毛的排挤后一直没有官职，但是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盲目乐观的大跃进给经济造成的破坏，当时也没有人能比他更
敢于给乐观情绪泼冷水。务虚会临近结束时，陈云得知务虚会上的一些发言后，对自己的老部下李先念说，会议应该延
长几天，听一听不同意见。[7-29] 陈云说：「从外国借钱是对的??但一下子借这么多??我们管不好。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
的情况，没有看到我国的现实。我们的工业基础没法跟人家比，我们的技术能力也赶不上人家。他们只看到我们可以借
钱??如果不注意平衡，只依靠国外贷款，这样做是不行的。」[7-30]但是与会者都想大干快上，华国锋没有延长会期听取
其他的观点。
邓小平没有参加务虚会，但他一直在看会议通报，对乐观情绪也未给予限制。当听说决定借价值 180 亿美元的技
术和设备时，他随口说道：「怎么不借 800 亿？」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务虚会两个月
前曾与邓小平见过一面，他准确地观察到了邓小平当时的心情（见第 11 章），他对卡特总统（Jimmy Carter）说，
邓小平很着急。
点燃星星之火：1978 年 9 月 13-20 日
当年毛泽东谋划点燃中国革命时，曾写下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与此相对应，胡耀邦说，邓小平
的东北之行（1978 年 9 月 13 日至 19 日）也点燃了将使中国发生巨变的星星之火，而这些变化就反映在当年秋天召
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7-31]或许他还应再加上一句，这些变化也包括邓小平登上头号领导人的位置。邓小平自己后来回
忆说，他去各地为改革开放计划「点燃星星之火」有三个重要时刻。第一次是 1977 年 11 月在广州，他与叶剑英接见
解放军和地方干部时，让他们搞活广东经济。[7-32] 第二次是 1978 年 2 月出访缅甸和尼泊尔时在四川停留，当时他与赵
紫阳见面，讨论了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在四川时，他曾嘲笑那些说农民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
主义的人。[7-33]邓小平说，这种抱着僵化教条不放的人应该开开窍，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三次便是这次他出席北韩
劳动党建党 30 周年庆典后归途中的东北之行。
在最后这次点燃星星之火的东北之行中，邓小平在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日本人旧称「满洲」）停留
了数日，随后又去了唐山和天津。他在这些地方呼吁更大胆地脱离毛的思想，不要囿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邓小平
去东北时，三个月前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两个凡是」之间的争论刚刚热起来。就在邓东北之
行的几周前，华国锋的宣传部长张平化去东北各地视察，要求干部拥护「两个凡是」。（后来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上获得
更大权力后，张平化成为了最先被他撤职的干部之一，由胡耀邦取而代之。）因此，邓小平的东北之行其实是回应张平
化意见的一种方式，他要鼓动人们在支持改革开放上作出更大胆的努力。由于华主席控制着北京的宣传机器，邓小平为
了避免引起直接冲突，在北京时说话比较谨慎。但是在北京之外，他可以向更多的人讲话，言论上也较少保留。而且他
这些非正式的讲话不必通过正式讲话的批准程序。邓小平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批评汪东兴，但他确实批了「两个凡是」，
支持了「实践标准」，这等于间接地批评了华国锋的班子。中国那些有政治头脑的干部们认为，邓小平赞成「实践标准」，
反对「两个凡是」，是为自己在与华国锋竞争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中争取更多支持。他选择在东北开始点火自有道理，因
为这里是他的支持者的根据地枣辽宁的任仲夷、吉林的王恩茂和渖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都最先宣布支持「实践标准」。
在吉林省党员干部大会上，邓小平批评了鼓吹「两个凡是」的人，说他们没有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
是」。邓小平说，马列主义并没有告诉中国革命者要农村包围城市，毛泽东能在军事上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使马列主义
适应了当时的具体情况。邓小平说，同样，当外国人拒绝卖货物给中国时，发展外贸的条件还不成熟，但现在与外国改
善经济关系的条件已经变得有利了。「四人帮」也许会把跟外国人改善关系说成「卖国」，但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
旗帜的正确方式，正是适应这些变化，促进对外贸易。[7-34]
邓小平在辽宁时说，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他本人在内，必须承认我们辜负了十分有耐心的中国人民。深谙政治复
杂性的人都听得懂邓小平的言外之意，所以邓无需再讲下面的话：「当『我们』辜负了人民群众，谁应该对此负责？是
谁不愿作出改变来纠正错误？是谁相信凡是毛说过的话都是正确的？」他还指出：「我国的制度??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
过来的。它很落后，只解决表面问题，造成机构重叠，助长官僚主义。??如果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就无法
证明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不难断定，邓小平认为，在改变体制、为经济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方面，华国锋做得不够。
邓小平在东北期间还要巩固他在军队中获得的支持。东北级别最高的军事首长、渖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曾是邓
小平在二野的部下。邓小平视察工厂、农村和部队时，他一直陪伴在左右，因此两人有很多机会交谈。[7-35]不过，邓小
平对海军第一政委枣常来旅顺大连港视察的苏振华上将枣的个人忠诚有所担心。苏也曾是邓小平在二野的部下，但
他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忠诚枣1976 年干部们被要求批邓时，他对邓的批判在邓小平看来超出了必要的程度。1978
年 4 月湛江港一艘驱逐舰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死亡，邓小平认为苏振华枣他是中国海军最高级别的领导和军队在
政治局的代表枣要对此事负责。苏振华在受到邓的批评后不久得到通知，华国锋从北韩访问回国时将在东北停留。他
知道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对立，又对自己挨批心中不快，于是想在大连举行一次有 120 艘军舰参加的海军检阅，作为欢迎
华国锋到来的仪式。在获悉苏振华要用这种排场支持华国锋后，邓小平勃然大怒，他利用自己对军队的影响力取消了这
次检阅。邓小平在视察东北期间，要确保军队中没有人再支持华国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视察期间和自己过去的忠
实部下李德生密切合作。
邓小平一再对他的听众说，要结束对「四人帮」的批判，要把工作重心转向增加生产需要做的事情。邓小平已经
准备好为增加生产而工作，而听他讲话的人也可以肯定他决心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中央工作会议：1978 年 11 月 10 日-12 月 15 日
在中共的官方历史中，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为开始实行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
的会议。其实，三中全会仅仅是正式批准了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5 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热烈讨论后形成的决定。召
开工作会议时距离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已经两年，对各种观点都可以重新展开讨论，人们不必再担心被指责为
对毛泽东不敬。会议临近结束时，邓小平称赞这次会议说，它标志着我们党又恢复了畅所欲言的民主讨论传统。他说，
这是自 1957 年（当时的「双百方针」鼓励自由表达）以来党的会议上最好的讨论。[7-36] 有人认为，它是自 1945 年中
共七大以来最好的会议，还有人认为，它是自 1941 年至 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最好的一次会议。[7-37]
中央工作会议是由华国锋主席召集的。在他最初的讲话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意识到这次会议将对他本人意味
着什么。他在 11 月 10 日宣布开会时说，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农业和 1979 年至 1980 年的国家发展计划，还要继续讨
论国务院四化建设务虚会的内容。他的会议计划，与邓小平一年前在广东军队会议上倡议的完全一致：结束对「四人帮」
的批判，集中精力搞四个现代化。但是会议开始两天之后，华国锋的会议计划却被更广泛的政治讨论打乱了。
华国锋和邓小平都不曾料到，政治气氛会发生如此彻底而迅速的改变。邓小平在几周前就为会议准备好了讲话提
纲，并安排胡乔木和于光远帮他作了充实。[7-38] 但是 11 月 14 日他访问东南亚归来后，听说北京的气氛已变，又让他的
笔杆子为他写了一份完全不同的讲话稿。[7-39]
叶帅很快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已经大大削弱了对华国锋的支持度。11 月 11 日，他与华国锋谈话，劝他准备一篇讲
话，表示他也接受这些变化。关键的戏剧性一幕发生在 11 月 11 日到 25 日之间。当邓小平 15 日开始参加工作会议时，
会议的焦点已从经济转向政治，而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一些党内老领导后来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是
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7-40]
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共有 210 名中共最高层干部。与会者中有很多党政军大员，包括中央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
各省级单位党委的两名最高领导和一些退居二线的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还包括一些能够提供宏观理论视野的党员。华国
锋在致开幕词时宣布，会议原计划开 20 天，但也许要开得更长一些。最后，会议一直开了 36 天。与会者们把自己关
在从中南海步行即可到达的京西宾馆，因此讨论在晚上、周末和正式会议之外都可以继续进行。[7-41] 会议的形式枣包
括全体大会和分组会枣以及把与会者关在宾馆中的做法，都与 1977 年 3 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规定和方式一样，但是在
上次会议的 20 个月之后，政治气氛已全然不同。
这种会议的形式便于所有与会者参与。除了四次全体会议之外，与会人员按地区分为六个组（华北、东北、华东、
中南、西南和西北）。各组的与会者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每天会有一份各组的会议简报分发给全体与会者。当某一分
组要把它的观点写入报告时，成员以举手表决方式作出决定。[7-42]邓小平像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一样，没有参加分组会，
但他每天都密切关注着会议的报告。[7-43]
华国锋在会议开始时就意识到，很多与会者不满于「两个凡是」和对 1976 年「四五」运动示威者的严厉批判，
不满于他不愿为更多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平反。[7-44]「四五」事件是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华国锋已经作出的调整仍不足
以使众多参会者满意枣他早在 1977 年 3 月的上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承认，4 月 5 日去天安门广场的大多数人都是为
了悼念周恩来，然而，这次示威仍被贴着「反革命事件」的标签。1978 年 11 月的大多数与会者对这种不公正的做法
感到气愤。[7-45]尽管华国锋再次表示，邓小平没有参与「四五」事件，但很多老干部认为，正是由于这个事件，邓小平
才被再次打倒并为华国锋所取代。因此对该事件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邓小平的评价，很多人坚持要对它重新评价，
把它定性为一场「革命运动」。[7-46]
华国锋在最初的讲话中着重于四个现代化，希望以此回避政治分歧，只讨论已经达成高度共识的经济问题。华国
锋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精心准备的，为安抚他的批评者作了相当大的让步。他完全不提「两个凡是」。在说明了会议日
程之后，他明确表示准备接受外国的贷款、技术和商品，将其作为经济计划的一部分，而这些都是毛泽东不曾准许的。
他没有直接否定政治运动，但是他说，他曾慎重考虑过是否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对全社会进行动员的运动，但最后认为
这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还不如用来解决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华国锋还对与会者表示，他曾经指示在批判大会上不
应当游街。[7-47]很多希望推进改革、加快老干部复出的与会者也承认，尽管华国锋没有直接批判文革和阶级斗争，但他
为结束这些运动里最恶劣的暴行作出了很大努力。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也很难不赞同华国锋讲话的主调。
在 11 月 13 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当纪登奎副总理就农业问题发言时，华国锋在表面上控制住了局
面。大多数与会者都曾有过负责农村基层工作的经历，亲眼见证过大跃进后的饥荒。虽然中共是依靠农民的支持才得以
上台执政，但与会者深知由于政策失误，造成了数千万农民被饿死，严重的粮食短缺仍在继续，宝贵的外汇需要用来进
口粮食。参加会议的领导人面对忍饥挨饿的农民和六神无主的基层干部，不得不处理这些灾难造成的后果。尽管中共把
犯下这些令人痛心的错误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它仍难以免除施行这些恶劣决策的责任。干部们越来越
愿意私下说出当时还不便公开讲的话：毛泽东要承担部分责任。[7-48]
在这种背景下，纪登奎的讲话让与会者感到农业政策的制定又恢复了诚实坦率的作风。他摆脱了毛泽东时代那种
浮夸吹牛、盲目乐观、空话连篇的语言，坦率而全面地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承认，国家的农业政策变化太快，难以
预期，常常不符合各地的情况。与会者知道党必须解决仍然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纪登奎提议，为了解决农业问题，要
增加农业投资，改善种子和化肥供应，将农民可用的贷款数量翻一番，把粮食收购价提高 30%。[7-49]
但是，纪登奎的开放态度和华国锋的安抚姿态，却不足以平复对华国锋的不满。很多与会者认为，华国锋已不再
能提供党所需要的最高领导。例如，会议开始后不久，中南组的与会者就一致宣布，他们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7-50] 11 月 11 日，即会议的第二天和分组讨论的第一天，很多与会者就群起反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阻挠进一步开
展平反工作的做法。他们要求为那些已故的备受尊敬的干部正名，并让自己过去的同事恢复工作。
11 月 11 日，三位威信很高的干部，陈再道、李昌和吕正操，在他们的小组中发言，要求为更多的人平反。这一
天结束时气氛变得十分紧张。叶帅在当天劝告华国锋说，要么接受已经变化的政治情绪，要么做好被人抛在后面的准备。
[7-51]华国锋很清楚自己别无选择。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与会者都知道，赫鲁晓夫在 1964 年是如何被布列兹尼夫等人领导
的政变赶出了领导层。
11 月 12 日又有九人在分组会上发言，要求为华国锋和汪东兴此前拒绝纠正的冤案平反，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是陈
云。有的会议纪录错误地认为，是他那篇由胡乔木润色的讲话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其实在他讲话之前气氛已经发生了变
化。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小组讨论里提出了这一点。不过，陈云的发言利用人事纪录，确实提供了全新而详尽的材料。
陈云做人事工作几乎可以追溯到 40 年以前，这使他的发言更有份量。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否定了华国锋把经济问题
作为重点的做法。他反驳说，为了调动干部的热情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当务之急是处理好悬而未决的政治分歧。具体而
言，受到错误批判的五类人，必须还他们以清白：
（ 1） 以薄一波为首的在文革中受到批斗的 61 人「叛徒集团」；[7-52]
（ 2） 在 1940 年中组部决定中所提到的那些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应予恢复党籍；
（ 3） 1937 年入狱的陶铸、王鹤寿等人，他们被毫无根据地定为叛徒；
（ 4） 已故的彭德怀元帅，应当为他恢复名誉，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 5） 1976 年 4 月 5 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还说，康生在文革中整了很多党的杰出领导人，断送了他们的前途和生命，虽然他已经去世，但仍应该为自己的错
误承担责任。[7-53]
不难想像，陈云是带着某种情绪讲话的：他的怨气很深。这尤其是因为，华国锋没有重新安排他担任要职，而且
汪东兴拒绝印发他在 1977 年 3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应当让邓小平复出的讲话。但是他并非唯一带着强烈情绪发言的
人，在所有的小组中，发言者们长久受到压抑的怒气都喷涌而出，他们强烈反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阻挠那些被冤枉的好干
部回来工作。发言者能够对那些仍没有获准恢复工作的人感同身受，因为很多人都了解受到凌辱和肉体摧残是怎么一回
事。在所有六个小组中，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要求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并要求谴责已故的康生枣他对许多人的死
亡负有责任，而且，他的前秘书李鑫甚至当时仍在协助汪东兴阻止平反冤案。正是这种情绪，使人们对汪东兴乃至华国
锋的不满越烧越旺。
中央工作会议进行的前几天，会议气氛就已经反映在了承担着维护北京治安责任的北京市委的行动中。林乎加在
10 月 9 日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取代了曾经负责抓捕「四五」示威者的吴德。他一上任就和北京市委开始考虑何时以及
如何释放那些因参加「四五」示威仍被关押的人；甚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经在准备可能发表的声明草稿。
林乎加也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并且是华北组的组长。在叶帅与华国锋见面和陈云发言之后，他充分意识到气氛
正在发生变化，并于 11 月 13 日召开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会后他便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公报，其内容远远
超出华国锋有关「四五」示威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的让步。公报说：「广大群众在 1976 年清明节聚集到天安门悼念敬
爱的周总理??他们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犯下的罪行。这??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对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应当全部
予以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7-54]
北京市委属下、当时由林乎加负责的《北京日报》立刻刊登了这份公告。接着，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三位媒体干
部枣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他们还同时兼任中宣部副部长枣大胆
地决定在各自的媒体上报道《北京日报》的文章内容。第二天即 11 月 15 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就以大字
标题刊登了《北京日报》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 1976 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新华社也立刻宣布
不仅群众从事的是革命行动，而且事件本身也是革命性质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又在 11 月 16 日转载了新
华社的声明。
通常，如此重要的政治声明必须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这三位大胆的主编觉察到正在变化的政治气氛，未经上
面允许就冒险采取了行动。[7-55]胡耀邦责怪他们三人不但不告诉政治局，甚至没有事先跟他打招呼。曾涛回答说，他们
认为假如请示胡耀邦，他就要为这个决定承担重大责任。那还不如让他们来承担责任，先把它发表出来再说。[7-56]
公告的发表在会议上掀起一股兴奋的热浪。不难理解，林乎加会担心他的大胆举动将招来批评。11 月 16 日，文
章在两家报纸上登出后，他打电话问其中一个主编，那个头条新闻是由谁批准的。当得到答覆说转载《北京日报》内容
的决定只是由主编作出之后，林乎加说，他可以为《北京日报》的文章承担责任，但其他两个主编则要为自己报纸上的
头条新闻负责。林乎加害怕华国锋会生气，又打电话给华国锋作出解释，并请求他谅解。让他大感意外的是，华国锋并
没有责怪公告的发表。 [7-57]事实上，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三天后的 11 月 18 日，华国锋竟然为《天安门诗抄》这本歌颂「四
五」运动参与者的新书亲笔题写了书名。报纸还印发了华国锋题写书名的照片。一向好奇且政治上敏感的北京人立刻明
白了其中的含义：华国锋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华听从了叶帅的劝告：顺应正在变化的气氛，以免被人抛到后面。
[7-58]
11 月 25 日华国锋按计划做了例行讲话。这篇讲话并不是检讨，而是宣布他接受党内的主流观点，并打算继续任
职，即使这意味着他要代表与他先前赞成的意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同意 1976 年的天安门「四五」事件是一场真正的
爱国主义革命运动，对参与者要全部给予平反。
华国锋承认，他在毛泽东去世后继续对导致批邓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批判是错误的。他建议，给 1967 年 2 月
因抵制文革而受到陷害的人（「二月逆流」）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将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为
陶铸案平反；摘掉给杨尚昆扣上的反党阴谋分子的帽子，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并重新作出任命；对康生进行批判。
华国锋承认，应当从事实出发，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解决政治问题。[7-59]他还承认，大多
数与会者感到纪登奎关于农业的讲话仍不够充分。华国锋在讲话中也不再提大寨这个样板。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
欢迎。[7-60]
12 月 13 日他又做了一次讲话，承认自己也犯过一些错误。
通过对已经变化的政治气氛作出让步，并在一些问题上完全改变自己的观点，华国锋避免了一场内讧。[7-61]如他
所说，他要维护党的团结。但是有不少人认为，由于气氛的决定性变化在当年夏天和秋天就已形成，并且在中央工作会
议的前三天变得十分明显，华国锋其实没有别的选择。他被允许保留党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
通常当新的政策路线被采用时，拥护以往路线（现在被称为「错误路线」）的人需要进行自我批评，宣布支持「正
确路线」。然而，华国锋的一些亲密同事并没像他那样圆滑地赶紧调头。时任党的副主席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就
坚决反对为大批干部平反和打破毛泽东思想的束缚，他当时仍掌管着「专案」和宣传工作。老干部们认为，汪原本是作
为毛的忠实卫士获得了他不能胜任的职位；而他在两年前逮捕「四人帮」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又让他保住了这个本来
就不应属于他的职位，并使他能继续在这个位置上阻碍进步。华国锋在 11 月 25 日接受了党内的大气候以后，有两名
与会者确信风向已变，于是未经协商就开始点名批评汪东兴。他们斥责汪阻碍老干部复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坚持「两个凡是」，讲邓小平的坏话。其他人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将汪看成给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摆脱僵
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最大障碍。
汪东兴拒绝作出口头检讨，不过他在 12 月 13 日会议结束时提交了一份书面检讨。[7-62]他承认自己在处理专案工
作上犯了错误：「我对纠正冤假错案重视不够，行动不快，工作不力。」他也同意遵照中央的决定，将中央专案组和「五
一六」专案组的材料转交中组部：「我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我恳求党中央免去我的这些职务。」[7-63]吴德和李鑫也
受到了批评，张平化则在三中全会之后不久就被撤职。吴冷西、熊复和胡绳这三个笔杆子枣他们跟华国锋和「两个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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