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是否应当逮捕「四人帮」，甚至对于毛泽东是否真心选择华国锋做接班人，党内是有怀疑的。毛泽东
事实上从未公开批评过江青，人们先前也从未听说过「四人帮」一词。高层干部认为，毛泽东从未想过要逮捕「四人帮」，
即便不喜欢「四人帮」的人也觉得应当服从毛泽东的遗愿。
为了巩固对华国锋统治的支持，叶帅和李先念在各省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力挺华国锋。
他们历数「四人帮」的罪行，解释抓捕他们的必要性。大多数高层干部都同意有必要逮捕「四人帮」，并且承认华国锋、
叶帅和汪东兴在行动中表现得机智而果敢。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第一次出示了毛泽东在 4 月 30 日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访华期间给他潦草写就的纸条：
「你办事，我放心」。[5-72]此举有助于使各军区党委书记相信毛泽东确实选择了华国锋。与会者向他表明了支持他当选
的态度。华国锋与「四人帮」的斗争后来被一再说成善恶之间的伟大斗争，是追求正确路线的党与「四人帮」反党集团
的斗争。就像中国历史文献中记录的很多故事一样，这其实属于成王败寇的老生常谈。不过，这一次就像 1949 年一样，
获胜者确实得到了真诚而普遍的拥护。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华国锋决定继续批邓，拖延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他在 10 月 26 日宣布，当前要批
「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5-73]党内对邓小平的批判虽然没有像当初「四人帮」那样极端，但仍持续了数月。华国锋
还没准备好让邓小平回来。邓太有经验、太自信，也随时能够掌控大局。叶帅也认为，华国锋需要时间巩固自己的领导
地位，还是让邓小平晚一点回来为好。临近 1976 年年底时，叶剑英元帅和李先念等老干部才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5-74]
邓小平一向愿意接受权力的现实，他是最早表示拥护华国锋的领导人之一。10 月 7 日，邓榕的丈夫贺平从叶帅
的家人那里听到「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后，立刻骑自行车飞奔回家，向邓小平一家报告了这个喜讯，因此他们是先于公
众知道此事的。[5-75] 邓小平在 10 月 10 日写了一封信，请汪东兴转交华国锋。他在信中祝贺党在华国锋同志领导下采取
果断行动，取得了对阴谋篡权者的伟大胜利。他说：「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接班人。」[5-76]
12 月 10 日，即抓捕「四人帮」两个月后，邓小平因前列腺疾病住进了解放军 301 医院。12 月 14 日党中央通
过决议，允许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住院期间他拿到的第一份文件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
这也是为了使他拥护华国锋逮捕「四人帮」而预备的一系列文件中的第一份。邓小平看过第一份文件后说，大量证据已
经说明采取行动是正确的，他不需要再看更多的材料了。[5-77]尽管如此，华国锋与叶剑英还是亲自请邓来玉泉山，向他
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5-78]
这时，另一些领导人已经开始推断邓小平将在某个时点回来工作。有些领导人认为，可能会给他安排类似于毛泽
东在 1974 年设想的，让邓小平取代周恩来领导政府、同时配合王洪文的工作。或许邓小平可以利用他的丰富经验和能
力，在党的首脑华国锋的领导下负责政府工作。其他人认为，可以让邓小平担任更有限的角色，只抓外交。还有一些人
则认为，可以在某个时候让邓小平完全接过党的工作，就像 1975 年夏天那样。为邓小平恢复工作的决定于 1977 年 1
月 6 日作出。而实际情况是，华国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又拖了半年才让邓小平恢复工作。
毛泽东激进路线的终结
学者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inson）谈到儒家思想在帝制末年的命运时说：当儒家思想丧失活力时，它虽
然仍被供奉于庙堂之上受到人们祭拜，但是它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失去了联系。同样，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
之后，毛仍被供奉在神坛上，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的毛主席纪念堂参观的人仍然络绎不绝，但是他的激进思想、他的群众
运动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内容了。
其实，毛泽东激进思想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分离过程，早在 1974 年毛泽东宣布支持安定团结时就已经开始了。 1975
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以及 1976 年初华国锋掌权时期，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四人帮」被捕后，激进的毛主义终于
失去了最后的有力拥护者。宣布「四人帮」被捕之后自发的欢庆，以及先前「四五」运动时的民意宣泄，都是强大而明
显的象征，表明群众憎恨给国家带来严重混乱和破坏的毛泽东的激进思想。
后来的审判「四人帮」成了一次全民观赏的庙堂祭典，这次审判中对毛泽东激进思想的谴责没有针对毛，而是被
转嫁给了「四人帮」。其实，包括一些庆贺「四人帮」被捕收审的干部在内，很多人过去都曾信奉毛的激进理想，甚至
参与过实现这种理想的努力。尽管如此，「四人帮」的覆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想通过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去
改造世界的希望的破灭。中国人在这种局势的转折中表现出的兴奋和释然，后来将会变成支持改革开放务实政策的深厚
基础。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
社，2004），1976 年 1 月 8 日，页 141。
[5-2]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页 7-8、
602-604。
[5-3]Jiaqi Yan and Gao Gao, Turbulent Decad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96), p. 482.
[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5 日，页 140-141。
[5-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9 日，页 141-142。
[5-6]关于周恩来晚年与毛泽东的关系，参见《晚年周恩来》。
[5-7]吴德：《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页 203-204。
[5-8]加塞德（Roger Garside）是 1976 年至 1979 年的英国驻华外交官；David Zweig 是加拿
大交流学生，两人都会讲汉语，那几天的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在天安门广场。参看 Roger Garside,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
[5-9]吴德：《吴德口述》，页 203。
[5-10]关于不允许佩戴黑纱的禁令，吴德：《吴德口述》，页 204。
[5-11]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0-13.
[5-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12 日，页 142-143。
[5-13]Chaozhu Ji, The Man on Mao's Right: From Harvard Yard to Tiananmen Square,
My Life Inside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p. 285；2002 年 4
月对冀朝铸的采访。
[5-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15 日，页 143-144；Ji, The Man on Mao's
Right, p. 285.
[5-15]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13.
[5-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14 日，页 143。
[5-17]DXPCR, p. 372.
[5-1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20 日。
[5-19]对党史学者的采访，无日期。
[5-20]DXPCR, pp. 372, 380-388; 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7), pp. 414-415.
[5-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20 日，页 145。
[5-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21 日，页 145-146。
[5-2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21 日，1 月-4 月，页 146。
[5-24]《人民日报》，1976 年月 1 月 26 日。
[5-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21 日，页 146。
[5-2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2 月 2 日，页 147。
[5-27]DXPCR, pp. 380-38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 月 15、21 日，2
月 2 日，页 143-147。
[5-28]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443-447.
[5-29]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 197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页 584。
[5-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2 月 2 日，页 147。
[5-3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2 月 25 日-3 月初，页 147-148。
[5-32]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8-24.
[5-33]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10-115. David S. 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3 (March 1978): 154.
[5-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3 月 26 日，页 148。
[5-35]吴德：《吴德口述》，页 204-206。
[5-36]Garside, Coming Alive, p. 115.
[5-37]关于邓小平告诉家人不要去天安门广场，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3 月
下旬—4 月初，页 148-149。
[5-38]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pp.
154-158;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5-128.
[5-39]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5-126.
[5-40]吴德：《吴德口述》，页 207-211。
[5-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4 月 5 日，页 149。
[5-42]吴德：《吴德口述》，页 210-214。据 Garside 说，广播是从下午 6 点半开始，9 点 35
分时打了探照灯，在紫禁城里集结待命的民兵向广场进发。见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28-135.
「四人帮」被捕后，吴德多次为污蔑邓小平作过检讨，但他也替自己辩解说，4 月 5 日那天他别无选择，
只能服从毛主席和政治局的决定。尽管有人说 4 月 5 日那天有大量流血，但对这一事件的 3 份调查报告，
包括在医院和火葬场及其他几处的调查，都没有找到有任何人死于镇压的证据。吴德说，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所编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中一些记述的混乱，是由于中央政治局在
4 月 4 日和 5 日两次会议被混在一起，让人以为这两次会议都是在 4 月 4 日召开的，还因为一些「四人帮」
作出的批评没有被记录在案。见吴德：《吴德口述》，页 218-221。
[5-43]2006 年 10 月 21 日对章含之的采访。
[5-44]2006 年 1 月对一位熟悉毛远新观点的干部的采访。
[5-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4 月 6 日，页 149。
[5-4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 308。
[5-47]即使是高层干部也不知道邓小平的去向，因此在外国人中间谣言四起，说邓小平避走广州，
被他的老友和支持者、1974 年 1 月至 1980 年 2 月担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保护起来。不仅香
港的报纸，连一些西方分析家也报道过这些传言。见 Garside, The Coming Alive, p. 140; 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92), p. 367. 邓小平的女儿后来纠正了这些误解。
[5-48]《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4 月 7 日，页 150；吴德：《吴德口述》，页
216-218。
[5-49]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 p. 158.
[5-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下册，页 1778。
[5-51]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说毛泽东是在 4 月 30 日给华国锋写下这些话的。见 Zhisui 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Anne F. Thu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p. 5.
[5-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4 月 7 日、8 日，页 150。
[5-5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7 月 6 日，9 月 9 日，页 151。
[5-5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9 月 9 日，页 151。
[5-55]吴德：《吴德口述》，页 197。
[5-56]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390.
[5-5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9 月 9 日，页 151。
[5-58]Roxane Witk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p. 449. 关
于「四人帮」被捕的背景和过程的简要记叙，见史云、李丹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 8 卷：难以继续
的「继续革命」枣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
第 647-716 页；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策划实施过程〉，《中华儿女》，2001 年第 10、11 期，
后收入李海文：《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1949-1980）》（上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下册，页 248-281；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渖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吴德：《吴德口
述》。英文文献见 Yan and Gao, Turbulent Decade, pp. 519-528;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36-594; and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0-45.
[5-59]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 363-364。Li, with the editorial assistance of Thurston,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p. 3-30, 615-625；2007 年 10 月对纪登奎之子纪虎民的采
访。
[5-60]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 367。
[5-61]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 369-370。
[5-62]Yan and Gao, Turbulent Decade, p. 524; 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1976-1981
年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页 4-5；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51-594.
[5-63]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 368。是华国锋还是叶剑英首先提议采取行动，以及两人
中谁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和中国学者中有不同看法。华国锋掌权时，中国媒体强调他起的作用更
大，他下台之后同一批媒体又强调叶剑英的作用。两人显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个问题讨论可参见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36-594.
[5-64]范硕：《叶剑英在关键时刻》，页 377-380。
[5-65]Garside, Coming Alive, p. 154 与 Salisbury, The New Emperors, p. 274 都提到未
经证实的报道，称毛远新本想逃跑，在试图登上一架去东北的飞机时被捕。但是看过很多党内文件的范硕
没有提到这些传言，香港《明报》和《争鸣》杂志曾经将这条传闻和关于捉捕江青的戏剧化报道一同刊出，
相关的概要介绍见 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52-167。党史专家也没有证实这些传言。另参见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80。
[5-66]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82.
[5-67]Roderich MacFarquhar, 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 of Mao and Deng,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2.
[5-68]关于这些工人民兵的背景，见 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6).
[5-69]程中原、李正华、王玉祥：《1976-1981 年的中国》，页 11-14；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82-590.
[5-70]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54-167.
[5-71]《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0 月 21 日，页 152；Garside, Coming Alive,
pp. 165-166.
[5-72]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p 586-587.
[5-7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0 月 26 日，页 152-153。
[5-74]《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页 153。
[5-75]DXPCR, pp. 440-441.
[5-76]《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0 月 7、10 日，页 152。转引自 Baum, Burying
Mao, p. 43.
[5-77]《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76 年 12 月 7、12、13、14、24 日，页 153-154。
[5-78]《邓小平年谱（1975-1997）》，页 154。
第 6 章
在华国锋时期复出：1977-1978
1976 年 4 月华国锋被任命为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后不久，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汤玛斯?盖茨（Thomas
Gates）与华国锋有过一次 1 小时 45 分钟的会谈。盖茨手下的人根据会谈写了一份评价华国锋的报告，上有盖茨的签
名。这个报告颇有先见之明，它得出结论说，华国锋是个「耳聪目明却平淡无奇的人，他的突出特点是谨慎。他对材料
掌握得还算充分，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华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在内政外交领域都不太可能
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我怀疑华缺乏长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领导能力，??我认为将会出现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
??单调乏味的华国锋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将被迫靠边站」。 [6-1]中国的干部们绝不会有这样的公开评论，但美
国驻京联络处的官员无疑感觉到，他们中间也有人持类似观点。
按中国政治史写作中成王败寇的悠久传统，邓小平一向被誉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者，华国锋则因事事紧跟毛泽
东的决定和指示而受到指责。华国锋过去一直在省一级工作，没有北京的经历，毫无外交经验，在军队事务上也没有多
少资历，这样一个人登上最高领导人的位置，确实有些勉强。华国锋在会见外国人的第一年里谨防出错，因此不难理解，
他只好空泛地讲讲政策，说些语焉不详的话，喊几句不会出问题的口号。华国锋是个聪明的好干部，但就整体能力和领
导素质而言，他无法与邓小平相比。此外，他不主张让邓小平先前属下的老干部全面复出，他也不能提供稳健而大胆的
领导，或是像邓小平那样与外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但是，很多人低估了华国锋和他的改革信念。后来的官方历史对华国锋脱离毛的路线的意愿和支持中国对西方实
行开放，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其实，在华国锋当政的过渡期枣从 1976 年 9 月毛泽东去世到 1978 年 12 月的三中
全会枣他不但逮捕了「四人帮」，而且抛弃了毛的激进思想，减少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作用，更加强调现代化而
不是阶级斗争，将毛泽东时代不够常规化的党内会议转为正常。华国锋还派一个又一个代表团出国学习现代技术。是他
枣而不是邓小平枣启动了中国的经济特区，并进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试验。华国锋确实想拖延邓小平在 1977 年
的复出，但他并没有推翻邓小平在 1975 年取得的进步，他赞成邓小平 1977 年复出后采取的改革措施。他不但推动了
国家的迅速开放，甚至因为在他的「洋跃进」中走得太远而受到尖锐批评。[6-2]
华国锋的权威：有名无实
华国锋的权威完全来自于毛泽东的选择和他在党政官僚体制中的官方职位。可是在 1976 年的中国，体制内的名
义权威仍然是根基不牢的。毛泽东位居党政军之首，统治了中国 27 年，使别人很难向他发起挑战，但他权力的核心一
直是个人性的。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他的官方职位，而是源于他在领导革命取得军事胜利上的非凡成就，源于他对权力纯
熟的使用、恢弘的想像以及借助于纪律严明的党和受到控制的宣传工具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希望和敬畏。
华国锋缺少毛泽东和邓小平那种英雄般的革命经历、宏大的历史眼光、解决问题的稳健意识以及他们的沉着与自
信。他对党的工作的很多方面都有了解；他当过公安部长，1971 年（获邀参加政治局会议）和 1973 年（被升任政治
局正式委员）之后，他有大量机会了解全国的政治。但是，若论个人成就、眼界以及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整体地位，他都
难以跟那些经历丰富的老革命家枣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或李先念等人枣相比。
毛泽东去世后，为了使华能够治国，政治局给了他相应的头衔：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军委主席。叶剑英及其
同僚宣布，党应当加强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而不再依赖某个领导者的个人人格。早在 1950 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建立稳
定的政权结构时，各部门便已制订出各种制度化的程序；在大跃进这场灾难后的 1960 年代早期和邓小平领导下的 1975
年，中共又恢复了正常的组织程式，以限制领导人任意作出决定。 [6-3]然而，要使这些正常程序和正在形成中的政府组织
结构取得像在西方国家那样的法律效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相反，下级干部在阅读上面发来的文件时都知道，只要
一出问题，上面又会造出新的文件，使过去的文件变成一纸空文。
在 1976 年底和 1977 年初，叶帅和汪东兴努力树立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以便加强其脆弱的个人权力基础。华
抓捕「四人帮」取得的非凡胜利被大肆吹捧，把他抬到普通优秀干部之上，也被大家广泛庆贺。在 1976 年 10 月以后
的几个月里，涌现出成百上千赞扬华国锋领导的书籍和文章。 [6-4]大量歌颂他的领导的诗词歌曲被创作出来广为传播，全
国各地都能看到他的画像和毛泽东画像并排放在一起。当时电视尚不普及，但是从收音机和各个工作单位、农村的广播
喇叭里，可以听到对他领导国家的才能的歌颂。
不过，宣传华国锋的做法也引起了反弹。很多曾为国家浴血奋战的党内革命老干部，都瞧不起华国锋这种 1938
年以后才入党的年轻暴发户，认为对他的大吹大擂既过头又冒失。况且党内不少有影响的领导人也不想看到个人崇拜，
担心这会破坏党内民主。到 1978 年底时，华国锋因为允许他人将自己的成就吹得太高而退居守势。人们对他并不信服，
认为他的领导职位只是被任命的而已，他实际上并不具备与之匹配的个人威望。
华国锋温和的领导风格是他对北京这种环境的自然反应。不过他在湖南时就有这样的名声：和其他同级别的干部
相比，他是个谨慎的、瞻前顾后的人。 [6-5]人们觉得与他共事顺心舒服，因为知道他不会冒犯他们。诚然，华国锋认为「四
人帮」及其同伙做事太极端，但除了这些人以外，他尽量与大家搞好关系。
在 1949 年中共掌权之前，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已经花了 20 多年时间筹划掌权之后应该做什么，华国锋却几乎没
有准备的时间。过去白手起家建国和制定政策的革命家有宽广的视野，为华国锋和他这一代人所不能及，因为他们的成
长过程是学习如何贯彻而不是制定大政方针。华国锋在 1976 年 1 月突然得到提拔，取代王洪文成为接毛泽东班的第一
候选人之前，他对担任最高领导人毫无准备。即便是在 1976 年 1 月成为代总理之后，他也一直忙于应付一些紧迫的问
题枣周恩来逝世、天安门事件、毛泽东之死、逮捕「四人帮」，几乎无暇考虑重大的战略问题。1976 年 10 月以后
华国锋面对这些重大的问题，就像刚登基的勤勉的小皇帝，需要两位元老臣枣叶帅和李先念枣的辅佐，而他们也愿
意为他出谋划策。
华国锋在 1976 年之前就认识叶帅和李先念，不过，在为实施抓捕「四人帮」的秘密计划而结成相互信任的小团
体之前，他与他们并无特别密切的交往。叶、李两人像华国锋一样，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多大伤害，相对而言也没有那
些被罢官并受到迫害的老干部的情绪和怨恨。叶帅在文革前就未受重用，因此不属于文革初期受到毛泽东打击的当权派。
李先念是「业务组」成员，文革初期的派仗打得热火朝天时，这里的干部一直在从事管理经济之类的政府日常工作。华、
叶和李在文革前就与老干部有不错的共事关系，而且他们三人都能同时与文革的受益者和老干部一起工作。
叶帅和李先念既不是整过人的激进派，也不属于要求更多民主、在经济领域进行更大胆尝试的人。与此相反，他
们打算协助华国锋，以务实的方式在失去航图的后毛泽东时代平稳航行。具体而言，叶帅能够为华国锋与军队的关系铺
路；李先念则能在经济问题上为华国锋提供指导。
华在毛的遗志和中国的开放之间寻找平衡
从毛泽东去世的那一刻起，华国锋就面对压力要向激进派证明自己遵循着毛泽东的遗志。但后者不难看到，华国
锋虽然自称毛的追随者，却不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西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开始了一个「去毛化」过
程，这给华国锋造成了更大的负担要去证明自己忠实于毛的遗志。
逮捕「四人帮」在党的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大快人心，但是这激怒了那些认为自己追随的才是真正的毛主义的
激进派。他们知道，毛泽东在去世之前，一直想在党内最高领导层为「四人帮」保留一席之地。这种异议使华国锋和他
的两个老顾问叶帅和李先念处于守势。他们得竭力证明抓捕「四人帮」与继承毛的遗志相符。华国锋搜集各种材料历数
「四人帮」的罪名，他下发的三份材料为逮捕「四人帮」符合毛的观点提供了证据。
自从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一直宣称自己在继承毛的遗志，继续遵行他的政策。但是，一些宣传家和毛泽东的坚
定追随者，却不断批评他偏离了毛泽东为党制定的路线。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华国锋授意他的拥护者写一篇理论文章，
以证明他忠实于毛的遗志。由此而出笼的文章，便是 1977 年 2 月 7 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
社论。这篇社论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办，此即后来著名的「两个凡是」，
它成了华国锋表明自己完全忠实于毛主席遗志的标志。 [6-6]华国锋显然没有料到它会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认为中
国应当脱离毛在人生最后 20 年所奉行的路线。
对于华国锋来说，为了在新时期全面领导国家，他需要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就像毛泽东在 1956 年召开八大、
林彪在 1969 年召开九大、林彪死后毛在 1973 年召开十大一样。一般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制定出经济计划、在重要领域
的政策上取得共识、为党代会准备必要的文件。毛泽东刚去世不久华国锋就立刻开始了这项工作，并于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大，随后又在 1978 年 3 月召开了旨在提供全面政府领导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由于华国锋在掌权之后召开的这次党代会过于仓促，他只能把许多问题先放在一边。在向十一大做的四个小时的
报告中，他用意识形态和党的套话来掩盖政策分歧。但确实存在着一些需要领导人给予关注的实质问题，华国锋也试图
对其中一部分作出说明。像周恩来和邓小平一样，华国锋继续强调四化建设。在选择最可靠的经济顾问时，他选的是「建
设派」（builders），即那些希望抓紧扩大新的基建项目并从国外引进工厂的人，而不是较为谨慎的计划派（cautious
planners）和财政干部（关于「建设派」和「谨慎的计划派」详见第 15 章）。华国锋尤其倚重大庆油田的杰出领导人
余秋里，让他领导用更高的指标去充实邓小平的十年规划的工作。华国锋也十分倚重国家建委主任谷牧，毛泽东和周恩
来在 1974 年 10 月就选他担任了副总理。
最初，华国锋在外交方面很外行。1976 年春天他在北京会见李光耀时，由于不了解中国的政策细节，他在回覆
对方的意见和问题时，只能说些大而无当的套话和口号。但是接过毛泽东的位置后，他非常努力抓紧掌握外交政策问题：
当 1978 年 8 月他率团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伊朗时，与 1976 年时相比，对外交事务已经有了更好的了解。
邓小平在 1974 年和 1975 年出国时，仍要受到毛的控制。与此不同，华国锋在 1978 年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出
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是 1957 年（毛泽东去莫斯科）后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华国锋回国后，对中国能
向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学习什么做了报告：这两个国家都接受外国货币，与外国公司开办合资企业，开展补偿贸易，引
进外国技术枣所有这一切丝毫没有损害两国的主权。华国锋表示，他在东欧看到的工厂论规模比不上中国的工厂，效
率却要高得多。结论显而易见：中国应当以东欧为榜样，引进更多的外国技术。
改进农村组织的问题，是华国锋有丰富个人经验的领域，他不但尽力保留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这种社会主义制度，
而且开了几次学大寨会议。大寨是被树为全国农业集体化样板的村子，它投入大量人力从事生产劳动，并鼓励兴建大型
引水渠这样的农业工程项目。华国锋把全面改善农业的希望放在技术上。和邓小平一样，他也要抢回被浪费的时间，加
快发展，然而他在判断取得这些进步所必需的制度建设的速度上却经验不足。他急切地要在四年内（到 1980 年）实现
农业机械化的技术突破，这不过是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
邓小平在 1978 年底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华国锋对自己的冒进做法作了自我批评：他没有考虑到中国外汇短缺，
没有能力迅速吸收国外技术，中国的预算也不平衡。一些批评是有道理的，例如，华国锋鼓动余秋里考虑在几年内开发
十个大庆油田，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目标。但是，他要推动中国快速发展、加快引进外国技术的整体目标，与包括邓小
平在内的其他许多领导人是一样的。
时常有人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枣包括愿意学习国外经验和急迫地想要引进外国技术枣源于 1978 年 12
月邓小平领导下的三中全会。其实这些做法始于 1977-1978 年华国锋的领导，而华国锋提出的政策也并非由他首创。
华国锋和邓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视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
安排邓小平复出：1976 年 10 月-1977 年 4 月
邓小平是否回来工作，以及回来之后干什么，从「四人帮」被捕那一刻起就是个议论纷纷的话题。党的领导层一
致认为邓小平是个难得的人才，已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则把他视为他们认可的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一公布，香港和
西方媒体就开始揣测华邓两人之间即将发生权争。不过，在当时的中国，还无人敢向毛泽东挑选接班人或华国锋担任中
共主席的权利提出严肃挑战。当时的共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华国锋有权保留毛泽东为他安排的位置。
毛去世后的几个月里，高层圈子一直拿不定主意，邓小平回来后是让他在华国锋主席手下当总理呢枣就像当年
周恩来效力于毛泽东、或 1974 年邓小平在王洪文手下工作一样，还是让他成为头号领导人？华国锋的资深顾问叶帅和
李先念主张让邓小平在某个时候回来担任一定的职务，但是要在华国锋的领导之下。逮捕「四人帮」后不久，李先念去
看望当时在北京西山疗养的邓小平时，鼓励他为回来工作作好准备。 [6-7]叶帅和李先念这两位拥立领袖的人也一再向其他
人表示，他们支持邓小平复出。[6-8]
华国锋从未明确说过不应让邓小平回来工作。但是他在 1976 年 10 月 26 日枣「四人帮」被捕刚过两周之后
枣作出指示，要继续批判邓小平及其让更多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即所谓的「右倾翻案风」）。[6-9]
然而，在 1977 年 3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不再鼓励批邓了。邓小平曾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认为要对
「四五」抗议活动负责，很多干部对此都有意见。华国锋指示宣传部不要再提「四五」事件，他还承认，参加抗议的绝
大多数人都不是反革命，邓小平也没有参与策划此事。
1976 年 12 月 12 日出现了有利于邓小平的另一个突破。叶帅收到他的长期部下、时任中联部部长耿飙的一封信。
耿飙在信中附了一份材料，证明「四人帮」篡改天安门事件报告中的证据，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叶剑英立即对他的部
下说，这个新的证据很重要，应当为「四五」事件平反。[6-10]叶帅收到这些材料两天后，邓小平便重新获准看中央文件。
这时有很多人认为，邓小平的复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尽管叶帅仍在说时机尚不成熟。1977 年 1 月 6 日的政治局会议
讨论了为邓小平恢复工作的问题，决定应当让他重新担任一定的职务。
《人民日报》的「两个凡是」的社论枣标题是「学好文件抓住纲」（「纲」指阶级斗争）枣在 2 月 7 日一发
表，立刻就成为高层干部争论的焦点。假如毛泽东批准的所有政策和他的全部指示都要遵守，那么对于天安门事件是反
革命事件的定性，以及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也就不能再有二话。「两个凡是」的社论刺激了批评华国锋的人，而是
否让邓小平复出则成为争论的中心。《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后来说，「两个凡是」一文堵死了让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
复出的道路，也使参加过「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人无法得到平反，另一些冤假错案无法得到纠正。[6-11]邓力群是奋起反
对「两个凡是」的人之一，他把这个问题向王震提出，王震又提请政治局给予注意。[6-12]
按照惯例，在预定召开的党代会之前要举行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允许比较自由的讨论，取得共识，以便获得参加
党代会的人一致拥护。1978 年 11 月至 12 月召开的著名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加强了邓小平的地位，巩固
了对将在 1978 年 12 月三中全会上得到批准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1977 年 3 月 10 日至 22 日，在为筹备 8 月的
中共十一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也开始大声疾呼。
在离中南海只有几个街区的京西宾馆召开的这次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会议议程：（1）研究处理「四人帮」
的下一步措施；（2）讨论 1977 年的经济计划；（3）筹划 1977 年下半年党的工作，包括提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6-13]
这是在毛泽东去世半年后，中共领导干部召开的第一次大型座谈会。但与 1978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相
比，1977 年 3 月的会议气氛仍受到那些认为坦率讨论毛泽东的错误还为时尚早的人的限制。即便如此，在某些问题上
还是取得了共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文革转向四化，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增加
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利用。
但是，在文革期间经受过身心折磨的老干部与这一政治运动的受益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分歧。许多在
文革中靠整人发迹的领导人，托庇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想让权力落入受过打击的人手中；已经恢复工作的老
干部则更愿意让他们仍未获准恢复工作的朋友回来。
这两派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在 1972 年就已经开始向老干部一方倾斜，毛泽东本人在这年年初开始允许开展平反工
作。在 1975 年 1 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上，有 10 名在文革中受过严重迫害的人担任了部长。[6-14]这个趋势一直在
继续。在 1973 年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77 年 8 月仍在世的 174 人中，有 59 人在十一大上没有重新当选（其
中很多是在文革中发迹的人）。在十一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 201 人中，除了 19 人之外，都是 1949 年以前入党的老干
部。[6-15]相比之下政治局的变化更缓慢一些。政治局常委的四个人都在逮捕「四人帮」中发挥过关键作用，但其中只有
叶帅和李先念赞成让邓小平复出，华国锋和汪东兴则拖延着。
1977 年 3 月，华国锋在向中央工作会议做的冗长报告中解释了为什么抓捕「四人帮」之后他还要继续批邓，他
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因此要继续进行。」[6-16]他暗示邓小平不会完全拥护毛主席，
并且又加了一句尖锐的话：「我们要记取赫鲁晓夫的教训。」[6-17]人人都知道邓小平经常被批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他有可能效仿赫鲁晓夫对史太林的全面批判。华国锋想进一步维护毛泽东的遗产，他也意识到了处理「四五」事件引起
的消极反应，因此对代表们说，对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然而他并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权威：陈云和王震两人广受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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