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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作者：杨斌
前言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迈过千年之交、世纪之交的门槛，人们正满怀希望迎接新世纪来临，期盼着祖国变得更加繁荣昌盛。但是，我们要想将美好的憧憬变成现实，还应居安思危具有民族忧患意识，认真正视国家安全面临的潜在威胁。有人也许会觉得，国家安全乃是领导人关心的大事，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无关，其实不然，它不仅同中国命运和国家安危，还同每一个普通人的切身利益，都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
美国野蛮轰炸南斯拉夫和中国大使馆，无疑给人们上了极为生动的一课。人们在表示震惊和愤怒之后，心中不由也产生了种种困惑，感觉到有必要重新认识世界格局，以及中国作为大国所处的位置，隐约意识到“和平与发展潮流”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令人不安的危险趋势。为何冷战之后世界仍然不太平？为何千僖年之交和世纪之交的前夕，却在喜庆时刻出现了不吉祥的凶兆？为何美国给世界送来充满血腥气的贺礼？北约宣布新干涉主义战略居心究竟何在？为何李登辉发出分裂国家的狂妄言论？
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实施的狂轰滥炸，人们感到了现代高科技战争的威胁，意识到中国应尽快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拥有更先进的飞机、军舰和巡航导弹，保卫祖国统一和领空、领土不受侵犯，保卫和平的经济建设和幸福安定生活。军事战争题材一时成为热门畅销书籍，《谁能打赢下一场战争》、《超限战》纷纷面世，走俏国内市场人们竞相购买、阅读。随着台湾海峡骤然出现紧张局势，人们开始关心海峡两岸的军事实力对比，美国将会采取何种军事手段进行干预，中国能否成功抗衡美国威胁维护国家统一。
但是，中国面临的威胁难道仅仅来自战争吗？难道仅靠更多的高科技武器就能保卫国家吗？中国人在警惕来自美国的军事威胁的同时，还没有意识到有一种隐蔽的“软战争”，甚至能产生超过核弹的巨大破坏威力，此时此刻正威胁着民族命运和国家安危。这样说绝不是为了危言耸听，事实上，这种“软战争”比较军事进攻的“硬战争”，对中国来说构成了更为现实的威胁。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对于贫穷软弱的旧中国，可以凭借着“坚船利炮”进行军事侵略，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掌握了核武器和洲际导弹，拥有强大武装力量抗衡直接军事威胁，美国不会轻易冒同中国爆发战争的危险。
越南战争惨败后，美国被迫放弃了“冷战”战略，转而实行“缓和”战略的时期，其研究国际战略的智囊纷纷提出，运用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手腕，继续遏制并且伺机瓦解社会主义国家，扭转不利于美国的世界实力均衡变化，作为重新支配世界格局的新式政策武器。这些主张绝不是文人墨客的夸夸其谈，而是亨廷顿之类国际战略大师的杰作，后来果然化成了厉害的“软战争”利器，变成了隐蔽经济战的“杀手锏暗器”。倘若说核武器能摧毁一、两座城市，这种“软战争”威力足以摧毁整个国家，令其庞大的工业金融命脉陷入瘫痪状态，廉价落入西方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中。八十年代，拉丁美洲经济陷入“外债陷阱”，九十年代，俄罗斯经济惨遭“休克疗法”破坏，金融风暴横扫亚洲、俄罗斯和拉美，充分显示了这种“软战争”的巨大威力。
南斯拉夫有铁托时代的武装抵抗传统，又有拥有核武库的俄罗斯背后撑腰，为何美国不怕重蹈越战失败的覆辙，也不惧俄罗斯拥有核武库的威胁，敢于粗暴军事干涉炸南斯拉夫呢？其实，美国是先以隐蔽的“软战争”开路，削弱了俄罗斯的强大军事工业实力，控制住了其国民经济命脉和政府高官，迫使南斯拉夫陷入经济危机动荡状况，长期暗中扶植科索沃的武装分裂势力，然后待时机成熟后才发动“硬战争”，重新运用越南战场上的野蛮狂轰滥炸，悍然提出北约的新干涉主义国际战略，赤裸裸地公然谋求建立世界霸权秩序。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曾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欺辱，对于西方列强发动“硬战争”记忆犹新，但是，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熟悉也不愿相信，美国会发动一场“没有硝烟的软战争”，其破坏威力甚至超过令人恐怖的核弹。近二十年来，西方主动改善对华关系表示友好姿态，善良的中国人早已不念昔日旧恶，相信曾捕杀自己的豺狼改邪归正。因此，美国悍然轰炸我国驻南使馆事件，颇为出乎善良中国人的意料，内心中难免产生种种困惑和不解。作为普通中国人中的一员，我非常理解善良同胞们的心情，自己也曾有与多数人相同的想法，只是经过漫长的留学和研究生涯，才逐渐意识到中国面临的潜在威胁。
八十年代初，我曾留学日本研修国际关系学，那时很羡慕西方的市场经济好处，但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却令人惊讶，主张通过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而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的基础是“实力均衡”，明确提出运用任何战略手段或筹码，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任何领域，谋求扩大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秩序。当时西方流行的国际“缓和”理论，明确提出“冷战”遏制政策效果不好，主张应利用经济利益培育战略依赖性，通过贸易、资金、能源、粮食等筹码，形成支配世界格局的新政策武器网络。
当时我出于善良中国人的天性，认为追求和谐发展乃是天经地义，曾积极为“理想主义”的合理性辩护，倘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相信“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但是，美国教授却说“理想主义”并非不好，只是从历史上看统治者从来不把它当回事。于是，我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产生反感，情愿陶醉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那里可以找到“理想主义的共鸣”。后来，我又赴美国长期留学，专门研修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有意躲开讨厌的国际政治理论。我除了进修宏、微观经济学理论之外，还选择了一些专业经济学课程，如比较经济制度学、发展经济学，更多接触到前苏联和第三世界的状况，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前苏联的工业军事实力和福利状况。
八十年代，随着美、英右翼保守政府纷纷上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盛行一时，国际权威机构达成“华盛顿共识”，强迫拉丁美洲推行自由化改革。但是，令人敬佩的是，我接触的许多美国经济学教授，他们非常关心发展中国家经济，却批评国际机构推荐的“规范改革”，促使我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作用。发展经济学乃是“冷战时期”，西方为了同前苏联争夺第三世界，才资助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比较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困难，如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政府推动工业化进程的作用，改善社会收入分配与贫富悬殊，跨国公司投资所造成的正负面影响，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等等。令人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排斥发展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能解决一切问题，反而令我对它产生了很大怀疑。
留学归国后，我研究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始终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国际权威组织推荐的“规范改革药方”，采取了不盲从和适当批评的态度。但是，我只是认为这些改革药方不符合国情，从未批评这些药方是“蓄意误导”。我曾撰写关于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文章，虽然批评美国推荐的激进“休克疗法”，却从未指责过美国搞阴谋蓄意进行破坏，也未将其同美国的国际战略联系起来。直到后来接触到美国出版的《胜利》一书，才迫使我从骤然意识到潜在的威胁，开始将以前早就感到可疑的种种情形，提高到国际政治战略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96年出版了《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八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佣一大批专家，策划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的幕后活动，先千方百计迫使前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进而巧妙诱导其?上自杀性改革道路。他还在书中透露，“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如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等等。以前我从不赞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式，特别是采用沙塔林制订的“五百天计划”，也知道索罗斯积极资助参与了拟定计划过程，甚至还知道索罗斯同中央情报局有特殊关系，八十年代曾因此而被中国政府据之门外，但是，却从来没有将这些种种可疑迹象，同熟悉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仿佛怀疑别人就是自己的罪过。
尤其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彼得·施瓦茨，还居然在该书序言中露骨地说道，“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彼得·施瓦茨的洋洋得意言辞，仿佛是嘲笑那些不幸遭到阴谋陷害，却仍然不愿怀疑凶手的善良被害者。现在面对着彼得·施瓦茨的无情嘲讽，我开始对潜在威胁感到不寒而栗，被迫重新考虑自己的习惯思维方式，担心同样的命运也会降临到中国身上。
施瓦茨不愧是经验丰富的情报老手，一眼就看出了善良人容易犯的错误，面对这样训练有素老师的坦率指点，的确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粗心大意，明知别人被害却不担心谋杀威胁，也不怀疑存在预谋和病人吃错了药方。经过彼得·施瓦茨的指点迷津，我不再将自己局限于纯粹经济研究，而开始从更广阔的视野分析问题，借鉴各种学科甚至侦探破案的方法，深入细致地观察每个微细环节，不轻易放过不合逻辑的可疑之处。有趣的是，以前学术研究感到困惑的问题，许多始终感到难以解释的现象，从新视角思考反而变得清晰明了。
以前我常常暗自纳闷，新自由主义的“规范经济改革药方”，从经济理论的逻辑分析上说漏洞百出，还遭到如此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反对，特别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明知效果不佳，很容易造成社会经济灾难性后果，为何国际权威机构却仿佛视而不见，偏要固执地强迫俄罗斯、拉美推行呢？难道果真如此痴迷于“自由市场神话”吗？现在拜读了彼得·施瓦茨的大作，回想起熟悉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如追求国家自私利益的“现实主义理论”，主张以新政策武器支配世界的“缓和理论”，深入考察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动机，令人困惑不解的谜团也就昭然若揭。
其实，不需要妄加任何的猜测和推断，西方战略家已清楚吐露了战略动机，公开宣称将中国视为重大战略威胁，甚至公布了自己搞阴谋破坏别国的前科，倘若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蒙起眼睛一心作“善良的羔羊”，还担心怀疑别人就会冤枉好人，那么迟早必将成为“豺狼喜爱的美餐”。彼得·施瓦茨洋洋得意地吹嘘，他曾作为美国雇佣的大批专家之一，参加了策划瓦解别国的秘密战略。难道中国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学者们，却不耻于分析西方策划地缘战略阴谋，陶醉于作书斋学问传播西方规范理论，而不顾民族命运和国家安危面临威胁吗？
我深深知道，许多善良的中国人阅读这本书时，一定会感到不理解和观点偏激，担心如此怀疑别人会冤枉西方国家，担心怀疑西方推荐药方会影响改革开放。由于轻信了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的误导，许多中国人将俄罗斯和东南亚的不幸遭遇，统统归罪于这些国家自身管理不善。爆发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中国报刊上常常有为美国辩护的论调，如“金融危机是裙带资本主义造成的”，“索罗斯只是为赚钱何罪有之？”，“苍蝇不叮有孔的蛋吗？”“毛病出在鸡蛋自身有孔，爱闻腥的苍蝇何罪有之？”但是，按照“鸡蛋有罪论”的逻辑推演下去，岂不是谋杀应该责怪被害人粗心大意，而谋财害命的狡猾凶手反而无罪了吗？
令人敬佩的是，许多美国著名学者却看出了问题，还敢于站出来为亚洲国家辩护，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的药方加重危机。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尖锐地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的所谓援助计划，“同金融危机相比，‘挽救'韩国、泰国和印尼的行动，将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痛苦，历时也更久”，“就像墨西哥在94年和95年那样，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是由于自己没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更为明确指出，七十年代以来，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规范理论和改革政策，即被广泛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改革药方，涉及宏观、价格、产权、财政、金融等方面，已被拉美、俄罗斯、亚洲的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斯蒂格利茨明确指责其“往坏里说是误导”，现在应进入“后华盛顿共识的时代”，还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地说，“不论新的共识是什么，它都不能基于华盛顿”，直接点出了从华盛顿的立场出发，不可能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斯蒂格利茨身为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却如此尖锐批评“华盛顿共识”，是因为这套所谓规范药方危害如此之大，实在难以再用种种借口来遮掩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准确预言过东南亚将会爆发经济危机，指出“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一个接一个陷入经济衰退，它们都发现规范的政策工具只会令局面恶化”，他还指出，由于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国际货币基金曾被迫承认政策失误，但是，98年巴西爆发危机之后，经济下降，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已被通货紧缩替代，而国际货币基金却依然如故，强迫巴西“提高税收，减少政府支出，维持高利率。这种极端的财政和金融紧缩政策，肯定会令巴西陷入剧烈的衰退”。显而易见，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绝不是偶然失误加重危机，而是明知故犯火上浇油。
近年来，金融风暴横扫亚洲、俄罗斯和拉美大陆，国际货币基金不顾社会强烈批评的所作所为，不幸更加证实了我以前的分析判断。尽管美国暗中策划的“软战争”谋略，属于政府绝对机密外界无从得知，只有大获全胜后才会由某些知情人，以类似《胜利》一书形式向外界披露，但是，从美国国际战略家们公开发表的著作，可以清楚看出其思维方式和战略动机，从二十多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经济灾难，可以感觉到这些智囊大师的宏伟谋略，绝不是纸上谈兵的夸夸其谈，正化为横扫全球的“软战争”攻势，显示其威力的证据几乎俯拾皆是。
八十年代，美国从战略考虑采取对华怀柔政策，先集中力量打击超级大国前苏联，有重大经济利害关系的第三世界，给中国人造成了“冷战后天下太平”的错觉。但是，随着美国摧毁了前苏联的工业军事实力，运用“软战争”重新控制住了第三世界，谋求单极全球霸权的欲望日益膨胀。广为流传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反映出美国已将中国视为重点战略目标，蓄谋铲除威胁其全球称霸的任何障碍。美国轰炸南斯拉夫和我国大使馆，令我深深感到威胁正在逼近国门，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激励我融汇多年的研究成果撰写这本书，无论如何也要警惕美国制定秘密战略，采取“软战争”办法来对付中国，绝不允许美国人再出版一本书，炫耀“瓦解中国秘密战略的胜利”。
我隐约感到美国的隐蔽经济战炮口，正暗中瞄准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要害，威胁着广大人民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凡是误吞西方推荐经济改革药方的国家，尽管它们远隔万里彼此国情相差很大，所患病症却几乎都是完全相同的，到处都是工业企业纷纷破产，银行体系坏账成堆濒临崩溃边缘，工人失业猛增造成社会动荡。八十年代，中国走自己的改革道路欣欣向荣，但是，93年市场转轨热潮后，随着西方规范经济理论广泛流行，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潜伏隐患，这似乎不是一种偶然巧合，值得经济学界重新进行反思。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许多潜伏隐患，同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前的征兆很相似，如三角债拖欠数额巨大，企业银行纷纷陷入经营困难，社会失业人数不断增长，等等。
可惜俄罗斯并未充分重视上述经济病症，反而轻信西方宣扬的规范化经济理论，将其归咎于“改革阵痛”和产权不明晰，误以为加快市场改革和私有化就能度过难关，结果爆发了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政府财政枯竭甚至无法支付军队工资，银行体系因坏账积累陷入全面瘫痪，社会民众无法提取存款大规模挤兑银行，新兴资产阶级的股票、存款也损失惨重，戈尔巴乔夫损失了全部的私人财产。由此可见，中国应该充分吸取俄罗斯教训，切不可麻痹大意，因为，“软战争”不仅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也直接威胁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包括自己的工资、就业、存款、股票等等。倘若中国不能及时消除重大隐患，一旦时机成熟美国很可能趁虚而入，不仅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会面临威胁，甚至像南斯拉夫那样惨遭武力干涉肢解。
撰写本书不是为煽动反美的民族情绪，而恰恰是为了维护正常的中美交流，防止像俄罗斯人那样盲目崇拜美国，遭到欺骗之后产生强烈的反美情绪。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威廉撰文写道，改革初期，俄罗斯人曾对美国满怀热情，但是，由于改革六年以来事态的发展，“现在人们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蓄意要毁掉俄罗斯，故意出了导致经济和体制瘫痪的坏主意，为的是使它不再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美国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一贯作风，乃是尊重有实力和智谋的对手，而玩弄容易受骗上当的朋友。中国人天性善良“不存害人之心”，但是，也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须知道，善良的人可以原谅公开的敌人，却难以原谅暗中欺骗的朋友。倘若中国人受到“软战争”伤害，中美关系必遭难以弥补的损失。中国人通过吸取俄罗斯的教训，应该变得更加的成熟起来，避免上当受骗更好维护自身利益，扩大国际交往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更好实现改革开放的大业。
以下扼要介绍本书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本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共有五章，论述中国面临的国内外严峻挑战，美国谋求霸权的全球隐蔽经济战攻势，时代呼唤中国实施富国强兵的大举措。
上篇的第一章，从美国悍然用武力干涉南斯拉夫，野蛮轰炸我驻南大使馆事件谈起，讲述了美英两国谋求霸权的历史传统，二战以来谋求霸权国际战略的演变，为何从“冷战”转变到“缓和”战略，指出“缓和”并不意味着“韬光养晦”，而是富有隐蔽性的攻其不备谋略。本书认为，美国并未赢得“硬冷战”的胜利，但是，后来精心策划了“缓和”战略，出其不意发动了“软热战”，却反而攻其不备大获全胜，成功地瓦解了超级大国前苏联，扭转了不利于美国的实力均衡变化。本书还从历史、文化渊源的角度，分析了为何中国没有称霸的野心，为何难以理解西方国际战略的攻击性。
第二章讲述了越战失败导致美国衰落，世界格局一度出现了多极化趋势，东西对峙下蓬勃发展起来了南北斗争。但是，美国为谋求重建世界霸权秩序，暗中策划全球隐蔽经济战攻势，酝酿“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向东方和南方发动了猛烈进攻。二十年来，美国谋求霸权的全球隐蔽经济战攻势，先是横扫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大陆，紧接着摧毁了前苏联这个超级大国，随后又猛烈袭击了曾生机勃勃的亚洲，所到之处无不伤痕累累、满目疮痍，令昔日的世界战略格局面目全非。美国“软战争”改变世界实力均衡后，才再次显露出险恶面目公开追求霸权。
第三章论述了超级大国前苏联衰落的惨重教训，为何前苏联瓦解未发生在体制僵化的时期，而恰恰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大胆改革的年代，美国策划瓦解前苏联秘密战略所起的作用，误导俄罗斯推行激进改革造成的灾难，深入剖析了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失败之谜，为何股份制改革导致了资产掠夺狂潮。本书认为，美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攻心战略，集中于动摇前苏联领导人的制度信心，这是西方深入研究了前苏联制度的优缺点，专门攻击其薄弱环节的一种精明厉害战略。前苏联同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战争，而新中国成立后与美国发生过多次冲突，美国右翼对中国的仇恨绝不会亚于前苏联，肯定也会制订针对中国的“攻心战”秘密战略，值得引起我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高度警惕。
第四章深入剖析了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为何能产生超过核弹的巨大破坏威力。美国趁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之机，蓄意推荐了一整套规范改革药方，结果导致俄罗斯陷入了巨大社会灾难。书中深入剖析了其破坏原理和作用机制，如“看不见的手”为何失灵，“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骗局，“科斯产权定律”的神话，财政、金融、外贸改革的误导，上述各种战略暗器如何相互密切配合，构成隐蔽经济战的杀手锏与交叉火力。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宣扬的所谓规范化经济改革药方，改革开放以来也曾在中国广泛流传，因此，对于亲身品尝西方药方的种种前车之鉴，特别是俄罗斯市场改革的失败教训，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以免重蹈覆辙。本书告诫中国人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谨防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的袭击，消除西方理论影响形成的种种改革误区。
第五章论述了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严峻形势，主张应果断采取富国强兵的新宏伟谋略。当前国内外形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包括通货紧缩和社会失业的挑战，美国谋求建立全球霸权战略的挑战，台独势力制造海峡紧张局势的挑战，兴修水利抵御频繁洪涝灾害的挑战，防范爆发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挑战。本书认为，时代呼唤着“富国强兵”的宏伟谋略，我们应不辱时代赋予的艰巨使命，将国内外种种严峻形势的重大威胁，再次化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当前，我国应借鉴罗斯福的新政和动员经济，吸取新政因力度不足重新陷入衰退的教训，借鉴动员经济迅速摆脱萧条的成功经验，果断地扩大社会基础建设的启动力度，推动国民经济进入局部动员的状态，迅速消除通货紧缩巩固社会稳定，加强国防建设抗衡美国威胁，多年来难以治愈的种种社会顽症，不难出现药到病除的神奇疗效。
本书下篇共有七章，论述了改革如何肩负新的时代重任，如何迎接新世纪的经济安全挑战，识别和防范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及时化解改革开放中潜伏的风险，实现改革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剖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种种误区，探讨了国有企业如何摆脱困难重振雄风。
第六章为展望新世纪的人类文明前景，回顾了千年、百年以来的沧桑变迁。该章回顾了千年以来中华文明的坎坷经历，如何从繁荣辉煌走到生死存亡关头，又再从逆境中进行顽强不屈的艰苦奋斗，迎来了近代史上最繁荣、强盛的时刻。本书认为，全球化对世界来说并不陌生，十九世纪也曾流行过“世界主义潮流”，旧中国也曾有上百年被迫开放门户历史，那段纳入全球化体系的经历颇值回味。本书还分析了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那些因素促成了西方社会改良运动，为何会出现历史少有的“黄金时期”，提醒人们西方世界的风向正在逆转，垄断资本为了遏制西方社会改良潮流，打击第三世界的“南北斗争”潮流，操纵社会舆论推出了“全球化”潮流，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复古倒退”政策，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正在重现，威胁着人类文明和各国人民的利益。
第七章论述如何迎接新世纪的经济安全挑战，涉及到关系国家前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如何识别美国暗器防化解潜伏风险，实现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探索符合国情的完善政治民主之路，正确处理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加入世贸组织与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反对美国霸权，构成了本书中内容最为重要的章节，值得读者耐心阅读、研讨其中的细节。
关于识别和防范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本书分析了其各种暗器容易奏效的原因，如设计巧妙、隐蔽性强，引诱对手落入圈套后再发动猛攻，精心炮制真假难辨的误导理论，等等。本书认为，经济学家不仅应掌握必要的经济知识，还应熟悉西方统治阶层的思维方式，了解真正支配其决策的地缘战略思想，这样才能看穿西方设置的经济理论陷阱，及时根据美国的战略利益动机和行为，准确判断美国谋求霸权的国际战略攻势，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其隐蔽经济战的偷袭。此外，还必须改善我们的经济工作思想方法，提高辩证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能力，特别是克服简单、片面的思维方式，因为，美国暗器往往利用片面合理性迷惑人。
本书认为，政治改革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容易导致社会经济秩序陷入混乱。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制度，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公有制条件下群众能广泛参与，民主范围可涉及到一切领域的优势，探索出一种不仅能充分发表不同意见，而且还能对不同方案进行科学试验，建立社会科学的“可控制实验室”，通过实践不断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有效化解改革开放中潜伏的种种风险，避免主观主义仓促推行不成熟政策，产生不良社会后果影响领导人威信，帮助党内外消除意见分歧并统一认识，促进制度创新的广阔前景和巨大潜力，源源不断转化为造福社会的美好现实。本书还探讨了实现上述构想的途径。
本书认为，当此全世界面临美国霸权挑战之际，中华文明应责无旁贷肩负起反霸责任。中华文明曾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树立了各种文明和睦相处的典范，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反抗强权历史，曾经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反对西方列强，成功地击败了野蛮的旧殖民主义统治。现在，无论是出于爱好正义的优秀品质，还是维护民族利益的迫切现实需要，中国都应广泛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再次形成反对美国霸权的统一战线，共同铲除美、英地缘权谋文化的毒瘤，这样才能创造各种文明和谐发展的环境，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第八至十二章，详细讨论了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指出改革成败关乎国家命运，深入剖析了改革中潜伏的种种风险，西方产权理论影响形成的种种误区，如何避免出现掠夺资产的腐败风潮，阐述了现代企业的动态成长过程中，产权结构与组织形态的演化规律，总结了企业改革中积累的丰富成功经验，探讨了国有企业应如何发挥独特优势，“扬长避短”寻找出摆脱困难的途径，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如何才能摆脱沉重债务负担轻装上阵，如何解决职工下岗困难维护社会稳定，等等。
第八章剖析了私有制企业的内在利弊，重温了中国私营企业昔日繁荣历史，一个世纪多来所经历的不幸遭遇，进而论述了公有制企业诞生的原因，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作用，挽救中华民族命运树立的丰功伟绩。该章还回顾了旧中国的股份制发展过程，为何未能成功建立起现代的大工业，公有制企业为何仅用短短数十年时间，成功完成了西方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还再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定义，为何说公有制企业正是民族振兴希望。
该章认为，倘若国有企业陷入了崩溃，意味着数万亿银行贷款和百姓存款的损失，意味着丧失维系国家实力的工业命脉，意味着民营企业将丧失生存市场和发展机遇，意味着竭力赞扬私有制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将失去曾为之提供工资、教育的衣食父母。当前在通货紧缩和市场疲软的形势下，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利益出发“力挽狂澜”，发挥分布在国民经济关键性产业的优势，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疲软的困境，才能为民营企业提供不可替代的广阔市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同属民族企业，两者的生存与发展是戚戚相关的。
第九章从一则伊索寓言的启示谈起，阐述了中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何不能简单模仿西方企业制度模式。改革以来，我国的政府官员和学者纷纷访问西方，考察了西方国家企业制度发展的现状，详细介绍了关于股份制、公司制的情况，主张也模仿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模式，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化、公司化改造。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思路存在着局限性，侧重于借鉴西方企业制度演化的静态结果，而忽略了其复杂的、漫长的动态演化过程。
人们很容易落入认识论的误区，容易观察到现存的某种静止状态，而往往忽略复杂的动态演化过程，就像鱼儿忽略了鸟儿的漫长进化过程，误以为只要勇敢地跳跃岸上就能飞翔。西方的私有企业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从简单的私人业主型企业，逐渐产生了合伙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最终演化为股权分散的大型股份公司的。为了弥补上述缺陷，该章考察了西方企业的动态成长过程中，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法律形态的演化规律，以及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的创新过程，以便更好在改革中借鉴股份制的合理内涵，避免俄罗斯推行激进产权改革遭到的失败。
第十章论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所在，究竟应选择责任制创新还是产权制度创新。中国和俄罗斯企业改革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中国的企业改革是从责任制创新起步，而俄罗斯企业改革则依据科斯产权定律，从一开始就以深层次的产权改革为主。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批评中国改革不规范，没有触及到更深层次的产权不明晰问题，但是，转眼间时光如梭，俄罗斯改革已有十个年头，两种改革思路的究竟孰优孰劣？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先生，对此有一番颇为精彩的深刻论述。
该章从斯蒂格利茨谈产权与代理制开始，总结了中国企业改革积累的丰富经验，论述了为何中国的“不规范改革”成效显著，而俄罗斯的规范产权改革却遭到惨痛失败。中国的企业改革从经营责任制创新入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扩大经营自主权，改善激励机制调动企业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加强国有企业的自我积累和技术改造，同时在保留原有责任制框架的基础上创新，有充分的监督约束防止代理人滥用职权，避免急剧的产权变革引起经营秩序混乱，不仅不排斥还能加速正确的产权改革，即随着企业经营能力提高和效益改善，创造出更多的吸收法人和社会投资的条件，有条不紊地进行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巩固和发展公有制适应社会大生产的优越性。本书还以生物进化规律为生动的例子，形象揭示了现代企业制度演化的客观规律。
第十一章论述国有企业应该如何搞产权改革，指出有必要区别两种不同的产权改革思路，一种产权改革思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能通过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有一种产权改革思路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将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导致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甚至形成控制经济命脉的寡头家族统治，重温解放前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噩梦。本书结合我国改革实践积累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了各种形式的产权改革，如股份制、公司制、股份合作制，建立和完善企业的破产整顿制度，各种形式的企业产权重组，等等。本书认为，产权改革既然属于深层次的改革，就意味着有更大的难度和风险性，必须谨慎地采取符合客观规律的办法，才能避免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的覆辙。
第十二章再析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问题，如产权结构的多元化问题，企业的沉重债务负担问题，企业的社会保障与办社会问题，企业的冗员负担与职工下岗问题等，提出了与学术界流行观点不同的看法。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设想，是将国有企业改造成多元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但由于国有企业普遍经济效益不佳，吸收外来法人多元投资的条件不成熟，负债率普遍较高自有资金尚不充裕，很难有动力将资金投入外部企业。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不能急于求成，应根据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长期逐渐进行。倘若急于求成地加速产权多元化改革，就只能采用行政办法搞“拉郎配”，这种作法不仅难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还可能造成矛盾纠纷干扰正常经营秩序。
八十年代，我国国有企业的职工福利不断提高，包括住宅福利和各种非工资生活补贴，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也增长很快，社会购买力提高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有力调动了广大职工多创效益的积极性，从未妨碍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大幅度增长，也未造成国有企业亏损和职工下岗现象。近年来，尽管我们不断减员增效和下岗分流，削减国有企业承担的各种社会义务，但是，国有企业的效益未能好转反而大幅度滑坡，因社会需求不断萎缩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人民银行多次降低利息也未能促进市场需求，原因之一是职工缺乏社会保障的安全感。我们应警惕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误导，反思导致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真正原因，适当调整国有企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思路。
本书附录中收入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揭露了国际货币基金强加的改革方案，给亚洲、拉美、东欧国家造成的社会灾难。此外，还收入了作者撰写的一些研究报告，涉及到宏观调控、社会失业和企业改革等问题，仅供读者参考。
第一章　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严重威胁
一、美国炸弹和同胞鲜血敲响了警钟
1999年5月8日，是一个历史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美国派遣Ｂ－2远程战略轰炸机，从本土起飞不远万里前往欧洲，连续用五枚远程巡航导弹，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随着美国导弹轰然爆炸，无辜中国同胞鲜血飞溅，这场突如其来的惨剧横祸，令十亿中国人民无比震惊，神州大地掀起了愤怒的浪潮。首都北京成千上万群众，纷纷涌向美国驻华大使馆，高喊口号愤怒抗议野蛮暴行。从北方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到南方的四川、广东和海南岛，到处回荡着愤怒的抗议呼喊。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美国官员和北约的军事将领，一方面以旧地图之类荒唐理由塞唐，一方面声称将毫不留情扩大轰炸力度，直到南斯拉夫完全向北约屈服为止。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公然宣称，北约将推行超出防御范围的新干涉战略，南斯拉夫只是北约推行新战略的试验场。美国终于撕下了和善伪装，赤裸裸暴露了谋求霸权的嘴脸，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心头顿时仿佛乌云密布。
1999年5月12日，惨遭杀害的烈士骨灰回归祖国，举国上下观看了沉痛的哀悼仪式。伴随着激昂的国歌旋律奏响，烈士的骨灰被安放在灵位上，无数人情不自禁地洒下了热泪。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是多么令人熟悉的旋律啊，但此时此刻却仿佛有特殊的意义，体现出一种动人心魄的震撼力，因为，当面临着美国谋求霸权的严重威胁，轰炸和同胞鲜血敲响警钟之时，它将习惯于宁静琐碎生活中的人们，重新带到了那烈火与鲜血交融的年代，亲身感受到国歌创作之初，民族面临危难的生死关头，无数同胞英勇抗争的悲壮情怀。
其实，炸弹轰响和同胞鲜血，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自从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响起，西方列强仿佛群狼角逐中华大地，一百年来中国浸透了“烈火与鲜血”。但是，对于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来说，这一切仿佛是渐渐淡忘的过去，已经失去了同今天现实的联系，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和平与发展也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美国仿佛已成为令人向往的富裕之邦。如今美国突然撕下了“民主人权”的伪装，导弹的野蛮轰炸和无辜同胞的鲜血，突然将人们从好莱坞大片的美梦中惊醒，心中的“自由女神”形象也轰然倒塌。
北京《视点》杂志撰文这样写道，“睡梦中的中国人，遭到了来自黑暗的袭击。中国人并不怕死，但是，面对美国和北约小人式的袭击，全世界的中国人流下了悲愤的泪水”。一位北京市民说，“美国政府煞有介事地在全世界寻找他们大兵的遗骸，好像很看重生命，但他们又如何对待别人的生命呢？想起这些真让我恶心”。清华大学教授朱育和说，“过去美国的民主有一定迷惑性，讲课时同学们会提一些问题。现在同学们就跟我讨论一个问题，对这种强盗加流氓怎么办？《工商时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写道，“中国使馆被炸绝不是一个偶然孤立的事件，这仅仅是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者为中国所作的‘罪恶乐章’中的一段插曲，其高潮还远远没有到来”。
当美国开始轰炸南斯拉夫时，中国人还很少由此联想到自己，但是，当美国导弹夺取自己同胞的生命时，他们开始真正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了，因为，他们知道美国也随时会寻找类似借口，如维护新疆、西藏和台湾的人权，通过扶植分裂势力和武力干涉肢解中国。多少年来人们都以为生活富裕就是一切，现在也认识到了加强国防的重要性，为当年艰苦奋斗拥有“两弹一星”感到庆幸，呼吁制造出更多的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抗衡美国的军事威胁保卫祖国的和平建设。
毫无疑问，中国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但是，难道美国的威胁仅仅来自军事吗？仅仅靠更多的导弹就能保卫国家吗？人们在警惕美国军事威胁的同时，还没有意识到一种隐蔽的软战争，也能产生超过核弹的巨大破坏威力，此时此刻正威胁到国家安危和自身利益。这并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已有大量证据的真实威胁，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惨遭厄运，对中国也构成了严峻生存挑战。
南斯拉夫战争就是一个例证。许多人以为美国赢得侵南战争，是靠巡航导弹的狂轰滥炸，其实不然，美国轰炸对南联盟军队的破坏有限。尽管美国声称摧毁了多少坦克，但是，直到停火后人们才发现，南联盟的大批坦克安然无恙，有秩序地撤离了科索沃，几乎没有找到什么毁坏坦克的残骸。那么，美国靠什么逼迫南斯拉夫让步呢？南斯拉夫人事后愤怒地指责俄罗斯，在关键时刻背叛了南斯拉夫。原来美国人是凭借“软战争”手段，控制住了俄罗斯经济命脉和政府官员，进而通过俄罗斯逼迫南斯拉夫让步，最终接受了轰炸无法实现的结局。无怪乎北约的高级将领也说，是俄国人结束了南斯拉夫战争。
现在西方的各大新闻媒介，正大肆宣扬俄罗斯的洗钱丑闻。实际上，这正是美国控制俄罗斯的厉害杀手锏。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位的专家弗利兹，近来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撰文透露，早在92年他曾向当时的布什政府汇报，他获得证据表明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一些政府官员和私有化暴发户相互勾结，将200多亿美元掠夺资产转移到了海外，而他的上级官员却如此答复说，“资本外逃是正常的，不管是否是盗窃来的，只要属于私人所有就是好事”。
由此可见，美国对俄罗斯私有化掠夺资产转移海外，不仅早就知情而且一直暗中鼓励。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举多得，因为私有化导致掠夺资产泛滥成灾，必然削弱俄罗斯的工业军事实力；大量私有化掠夺资产流入美国银行，不仅有利于刺激美国经济和股市，还远远超过美国对俄罗斯的援助，真可谓是白捡便宜；最为重要的是，这样就掌握了俄罗斯官员的把柄和要害，随时可用作谋求美国利益的要胁手段，同以前用核武器进行威胁相比，真可谓成本更低而效果更佳。美国蓄意误导俄罗斯盲目推行私有化，同时还要求容许资本的自由流动，准许西方银行进入俄罗斯经营，正是为实现上述战略目的创造条件。前几年西方报刊曾经透露，俄罗斯前总理切诺梅尔金在任时，曾转移50亿美元到海外账户。不难想象，美国掌握着切诺梅尔金的这类把柄，当他身为俄罗斯特使进行斡旋时，出卖南斯拉夫利益就绝非偶然了。难怪当西方记者问克林顿，倘若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导致同核大国俄罗斯的对抗怎么办？克林顿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早就考虑好了”。
其实，切诺梅尔金也出卖了俄罗斯的利益，美国解决了南斯拉夫的硬核桃后，果然又开始打俄罗斯高加索的主意，通过暗中扶植分裂主义势力，制造麻烦企图最终肢解俄罗斯。前苏联曾拥有强大的核军事力量，是抗衡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但是，精明的美国人推荐的害人改革药方，兵不血刃地摧毁了其工业军事实力。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留下的上万枚核弹，自以为能保证自身安全绰绰有余，经常声称“急了就用核武器”。但是，美国国际战略谋士布热金斯基，所著《大棋局》公开鼓吹将俄罗斯肢解为三块，积极主张北约势力向独联体扩张，丝毫不把俄罗斯的核武器放在眼里。昔日大英帝国曾暗中支持高加索地区叛乱，削弱分裂俄罗斯以实现其全球地缘战略，俄罗斯人没有料到类似事情又重新上演了。前不久，车臣的分裂主义势力入侵达吉斯坦，还在莫斯科等城市接连制造爆炸事件，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和社会恐慌，俄罗斯虽然知道外国势力背后插手，声称这是对俄罗斯发动的又一场战争，但自拥上万枚核弹头却无可奈何，因为，精明的美国人根本无需直接搞核对抗，略施小计就足以玩弄俄罗斯忙得团团转。
其实，美国玩弄隐蔽手腕打击的不仅俄罗斯，97年爆发的震惊世界的亚洲金融风暴，许多中国人受到西方新闻媒介的误导，都认为是政府干预和裙带资本主义造成的，殊不知这也是美国导演的全球悲剧的一幕，而且全球各地四处肆虐的强大金融飓风，转眼令许多国家工业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坏账堆积社会失业猛增，也显示了美国隐蔽经济战争的巨大威力。倘若这一切是真的，许多人或许会感到不寒而栗，说不定美国也正在暗中算计中国人呢？不知那天类似悲剧也会落到中国人头上？不幸的是，美国发动的全球软战争，确实对中国构成了生存威胁，而且甚至大于直接军事威胁。
近代史上，西方列强面对贫穷软弱的旧中国，可以凭借着坚船利炮长驱直入，不需要采取隐蔽迂回的谋略之术。但今天，中国已成为拥有核武器和航天技术的大国，这种情况下，精明的美国不会轻易冒险同中国军事对抗，但是，不能排除美国利用隐蔽软战争颠覆破坏中国。众所周知，前苏联从来没有同美国直接交战，韩国、泰国曾经是美国的忠实盟国，而新中国成立后却同美国多次交手。
倘若美国采用了隐蔽的软战争手段，暗中破坏前苏联和以前的盟国，那么美国难道会对中国手下留情吗？倘若美国敢于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用导弹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不惜违反保护外交人员的国际法律，那么为何不会采取隐蔽的软战争袭击我国呢？难道杀人强盗却害羞作玩弄权谋的小人吗？倘若美国的隐蔽破坏获得成功，难道不会像对待南斯拉夫那样，趁虚而入以武力干涉威胁中国吗？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天性善良缺乏攻击性，不熟悉西方谋求世界霸权的权谋之术，但是，今天无辜同胞鲜血已经敲响了警钟，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野心昭然若揭，任何关心国家安危和自身利益的中国人，都应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正视这一威胁。
二、美英霸权主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
今日美英谋求世界霸权的所作所为，可以追溯到其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美英两国同属安格鲁-撒克逊文化，其价值观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自由，甚至不惜损害集体、社会和别国的利益，具有强烈的趋利性、攻击性色彩。英国历史上曾建立了最大的殖民帝国，其殖民统治范围遍及全世界的所有角落，号称“日不落帝国”。英国将追求最大个人利益的文化，同资本主义的工业、军事机器相结合，以气吞山河之势向全球不断扩张。英国为了掠夺资源财富和获取超额利润，善于研究、总结谋求全球霸权的战略规律，巧妙地运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谋略，以配合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全球扩张政策。1890年美国军事战略家、历史学家马汉，在《海洋控制权对历史演进的影响》的名著中，指出英国人精明地控制了全球大部分航海咽喉要道，通过航道控制了世界商业贸易往来，非常有利于自身扩张和遏制竞争对手。英国还特别警惕新兴西方列强崛起的威胁，采取各种巧妙方式遏制其工业化进程，如大肆宣扬“自由贸易”和“世界主义”潮流，以诱惑世界各国向英国资本家敞开大门，将别国的民族工业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美、法、德等国都曾一度受骗上当，因耽误工业发展蒙受了巨大损失，后来改而奉行李斯特的贸易保护理论，才成功地促进了本国的工业化进程。随着美、德、法、日等西方列强群雄崛起，英国不甘心综合国力相对衰落的趋势，又巧妙地施展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之术，成功地将其全球霸权延长了近一个世纪。今天人们都谴责德国纳粹的独裁，但很少有人指出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都同英国遏制德国的战略有很大关系，凡尔塞条约的苛刻战争赔款，是导致希特勒上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希特勒崇尚的“生存空间”理论，也不过是步大英帝国殖民扩张的后尘，推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今日人们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日本右翼政客则诡辩当年效仿了西方文明潮流，为无人谴责大英帝国的榜样而愤愤不平。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民族独立的浪潮风起云涌，英国再次施展战略诡计，在中东、南亚、非洲等许多地区，种下民族、领土的矛盾冲突的火种，令昔日遭受英国掠夺的民族自相残杀，巧妙地令其忘却了对英国的仇恨，英国趁机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自身利益。
美国独立战争之初，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府，具有较强的反英意识和进步性，甚至提出了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口号。但是，随着美国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对外扩张的能力和贪欲也日益增强，私有产权无休止追求财富利润的本能，促使美国垄断资本也开始效仿大英帝国的榜样，探求扩大势力范围和谋求霸权之道。十九世纪末，美国的西部土地已基本上开发完毕，国内市场难以容纳过剩的工业产品，垄断资本鼓吹对外扩张的呼声也甚嚣尘上。美国军事战略家马汉，主张效仿英国建立海上霸权的精明战略，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的殖民掠夺竞争，并且深深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美国垄断资本早已垂涎亚洲太平洋地区，1866年起曾三次入侵朝鲜，强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后来相继吞并夏威夷和菲律宾，作为向亚洲进一步扩张的海上基地。美国还打出“泛美主义”的旗号，大肆向拉丁美洲扩大势力范围，排挤其它西方帝国主义国家。1900年，美国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积极参与瓜分中国的竞争，要求与其它西方列强“利益均沾”。美国作为瓜分世界宴席的后来者，所控制的势力范围不及其他西方列强，野心勃勃的美国一直耿耿于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实行战争动员经济，一举摆脱了历时十多年的大萧条困扰，三年中工业生产增长了100％，拥有的工业和军事实力大为增强。二战后，其它西方列强因战争消耗陷入衰落，美国国土未遭战火侵扰大发战争横财，成为谋求世界霸主地位的天赐良机。抗战炮火未熄之前，美国就拟定了重点遏制盟友中国的战略方针，将其视为向亚洲扩张的重大战略威胁。二战硝烟尚未散尽，美国就迫不及待地大举进军中国，野心勃勃地企图独吞中国市场，1946年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对美国人在华经商投资赋予“国民待遇”，在美国大量生产过剩产品的倾销之下，中国民族私营工业企业苦不堪言，当年津、平、沪就有60％的私营企业纷纷倒闭。但是，美国万万没有料到好梦难圆，其发动的独占中国的经济军事攻势，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反抗斗志，大大加快了蒋家王朝灭亡的步伐，精良的美式武器装备也成了殉葬品。［1］
根据西方国际政治的“实力均衡理论”，二战后世界霸主的地位非美国莫属，因为，美国的综合实力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但是，前苏联以及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极大鼓舞了亚非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迫使赤裸裸的旧殖民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美国不仅无法效仿英国重登世界霸主的宝座，还必须面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威胁。美、英再次成为忠实的国际盟友，美国需要英国统治世界的智慧，共同对付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英国的国际政治战略家，帮助美国策划了“冷战”战略，美、英构成了西方自由世界阵营的核心，长期对前苏联、中国实行封锁遏制。冷战时期，美、英的国际政治战略家深知，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性，单纯依靠美国的力量难以遏制其扩张趋势，正因如此，美国才改变了将德国、日本变成农业国的初衷，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西欧、日本和台湾、南韩。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倘若没有“冷战”压力，西方不会宽容新兴工业国的成长。美国对于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采取了隐蔽的新殖民主义做法，但对于与其有重大经济利害的国家，则毫不容忍出现民族主义的倾向，动辄策划右翼军事政变进行野蛮镇压。
三、究竟是本性改变还是策略调整？
美国悍然轰炸我驻南使馆事件，引起了举国上下的震惊和愤怒。当人们纷纷以各种形式举行抗议活动时，内心中也产生了许多困惑和不解。不少人从近二十年来西方对华态度的改善，认为资本主义已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因此，这次轰炸使馆事件颇为出乎他们的意料。美国炸弹和同胞鲜血为人们敲响了警钟，举国震惊之余，我们应重新思考近二十年来的世界变化，美英究竟是本性改变还是策略调整，认真反思中国的历史遭遇和前途命运，重新审视国家安全面临的各种潜在威胁。
回顾历史，我国一百年来曾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掠夺，西方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数百年从未改变过，解放前中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但是，西方列强从来不曾对中国发过善心，反而不断发动战争进行侵略掠夺，一百年来强加了上千个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走了无数的财富和资源。
据统计，1800至1839年，中国从输入鸦片的贸易中，损失了三亿五千万两白银，从第一、二次鸦片战争至清朝末年，损失增加到二十一亿九千多两白银。从中英南京条约的鸦片战争赔款，到后来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甲午战争的马关条约赔款，仅仅五项主要条约赔款，连本带息共计十六多亿两白银。这些巨额赔款远超过了清朝的财政收入，被迫向外国高息借贷并抵押海关征税权偿还，向民间横征暴敛诱发了社会剧烈动荡。中国虽然曾是富甲天下的文明古国，由于缺乏现代工业制造枪炮自我保护，转眼间变成了西方群狼争食的一头肥羊。
那么，为何近二十年来西方对华态度会有较大改善呢？有些人认为，是股份公司已扬弃了资本的私有属性，私有家族企业已演化为社会公众所有的企业。实际上，公司制、股份制已拥有数百年的悠久历史，早在十四、五世纪已经诞生了其雏形，无论是荷兰、英国或丹麦的东印度公司，都曾经向社会广泛募集股份，实现了产权多元化和法人治理结构，但是，这仅仅促进了私人资本贪欲的膨胀，大大加快了对外侵略掠夺的步伐，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等大股份公司，正是对华发动罪恶鸦片战争的幕后元凶。
近二十年来，西方邀请了我国大批官员学者进行访问，许多人深为西方国家的慷慨友好所感动，也非常羡慕崇拜西方国家的富裕生活，有些人认为这表明西方列强已弃恶从善，内心对西方侵略中国的历史早已既往不咎，有些人甚至还后悔中国不该进行革命反抗斗争，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也深为动摇。殊不知，西方国家的慷慨大方举动，并不表明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也不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西方对华态度的积极改善，恰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来自我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功，来自我国综合国力的日趋强大，迫使西方无力推行昔日侵略掠夺政策，被迫放弃了冷战遏制中国的封锁禁运，转而采取新的“缓和”国际战略对付中国。
美国放弃遏制中国转向改善双边关系，并非是为了帮助我国改革开放，加速发展成为现代化强国，因为，美国心头大忌恰恰是中国的强大和崛起。正当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中美作为盟友浴血奋战之时，美国谋划的战后远东战略格局，早已将中国列为重点遏制对象。二战后，美国趁其它西方列强衰落之机，大举进军中国企图独占市场，一方面向蒋介石提供军火大打内战，一方面逼迫签订卖国的“中美通商航海条约”，向中国大肆倾销过剩商品占领市场，逼得中国民族资本家纷纷破产倒闭。美国对于资本主义的旧中国如此无情，今天为何要帮助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经济？事实上，正当中国积极援越反美之时，美国主动接近中国改善关系，是因为冷战封锁遏制政策已遭到了失败，变一种软的办法继续牵制并伺机搞垮中国。从西方的国际缓和理论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朝鲜、越南两度交手遭到惨败之后，美国深知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好对付。英国具有丰富的国际地缘政治经验，曾成功玩弄手腕延长全球帝国统治，向美国积极传授了摆脱困境的经验，教唆美国人采取了迂迴的谋略之术，将“冷战”战略改为了“缓和”战略，但是，美国“缓和”战略既不意味着“和平”，也不意味着放弃军事威胁的手段，而只是缓和一下“冷战”的紧张气氛，向昔日的战略对手施加小利令其放松警惕，为运用新型“软战争”谋略创造条件。由此可见，美国放弃“冷战”转向了“缓和”，既不是“韬光养晦”，也不是“弃恶从善”，而是更富有威胁性的攻其不备谋略。当美国在综合国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暂时放弃了赤裸裸的侵略扩张政策，转而开发一系列新的“软战争”利器，涉及了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充分施展软硬兼施、分化瓦解的手腕，以谋求重新建立美国支配世界的霸权。
四、从“硬冷战”到“软热战”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是“冷战”的胜利者，前苏联是“冷战”的失败者，但事实上恰恰相反，美国是“冷战”的失败者，前苏联才是“冷战”的胜利者。美国并未赢得“硬冷战”的胜利，但是，后来精心策划了“缓和”战略，出其不意发动了“软热战”，却反而攻其不备大获全胜。
美国的上述国际战略转变，是从越南战争失败开始的。法国殖民主义者因奠边府战败，被迫仓皇从越南撤退之后，美国迅速插手扩大势力范围，开始卷入了越南的冲突。美国的民主党前总统肯尼迪，倾向社会改良违反垄断资本意志，他曾对记者说打算将军队撤出越南，据认为这是他遭到暗杀的重要原因之一。对美国的垄断资本财团来说，发动一场越南战争可谓“一箭双雕”，既能加强封锁遏制中国的“包围圈”，又能通过扩大军火生产大发横财。但是，美国没有料到在越南战场上遭到了惨败，越南军队在中国的大力支援之下，六十年代后期在战场上不断获胜，后来美军有十多万人在自贡地区被包围，随时面临着丢脸的全军覆灭危险。正是考虑到越战的失败，以及牵制前苏联崛起的需要，就在中国反美态度最强硬的时期，尼克松亲自前来北京拜访毛泽东主席，弥补当年杜勒斯拒绝周恩来的傲慢失礼。
尽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没有想到却深深陷入越南战争泥潭，引起了国内广大人民的强烈抗议，庞大军费导致了巨额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国际上，除了英国一如既往地坚定支持美国，众多亚非拉国家甚至西欧的盟国，都强烈地表示反对美国的侵略越南战争。美国感到自己从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骤然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窘迫境地，已无力以西方领袖自居支配世界战略格局。
六十年代末，美国统治阶层鉴于越南战争的惨败，意识到了美国的“冷战”政策已遭到失败，被迫开始酝酿一系列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主动放弃“冷战”转向了“缓和”战略。但是，七十年代初美国开始实施的“缓和”战略，并不是“放弃对抗”或采取“防守战略”，而是在英国经验丰富的谋略家的教唆下，采取的一种隐蔽的攻击性“软战争”策略。
尽管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冷战遏制，但是，并未阻止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步伐和综合国力提高。二战后初期，美国曾对前苏联拥有绝对的核武器优势，工业产值相当于前苏联的三倍之多。尽管前苏联曾遭受纳粹蹂躏战争创伤巨大，美国本土未受战火波及反而大发战争横财，但是，前苏联凭借着计划经济特有的动员优势，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而且奋起追赶美国，五、六十年代经济增长比美国快2．5倍，工业产值从50年相当于美国的30％，上升到80年相当于美国的80％，八十年代许多工业品甚至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成为能够同美国抗衡的惟一超级大国，无论是核潜艇、导弹或先进的飞机坦克，前苏联拥有的数量不仅同美国旗鼓相当，甚至足以抗衡全部西方盟国的军事机器。前苏联的某些高科技武器研制甚至领先美国，如曾先于美国试验成功摧毁敌方卫星的太空武器等。由此可见，美国推行的“冷战”并未搞垮前苏联，反而促使前苏联建立了强大工业军事实力，倘若没有美国攻心战和戈尔巴乔夫失误，前苏联是不会骤然陷入全面瓦解的。七十年代，前苏联在欧洲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是迫使美国从东南亚仓促撤退，甚至接近强硬反美的中国的原因之一。
美国对中国实行的长期封锁禁运也失败了。尽管旧中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封锁禁运不利于发展对外经济联系，“文革”等错误也耽误了经济发展，但是，新中国的仍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短短二十年完成了西方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已成功地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完整工业体系，包括重工业、民用工业和强大的国防工业，从汽车、飞机和各种工业机器设备，到核弹、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均能自行制造，倘若美国继续执行敌视中国的冷战遏制政策，根本无法阻止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还可能付出比越南战场上更为惨痛的代价。
冷战期间，美国忙于集中精力对付前苏联，对日本和西欧采取了宽容的扶植政策，但是，二十年间这些国家的实力不断崛起，美国开始担心自身国力的相对衰落。五、六十年代，美国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约下降了十一个百分点，而日本所占的比重却翻了三倍之多，西德所占的比重也增加了50％。法国戴高乐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府，不愿总是围绕美国的指挥棒打转，退出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组织。越南战争爆发后，大多数西欧国家强烈反对美国的政策，美国尚无法在外交上协调北约的成员国，更不要说指挥北约各国参与侵略战争了。五、六十年代，西方迫于冷战压力进行的社会改良，如推行政府干预政策和国有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工会和民权运动，也威胁到了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统治地位。
令美国特别担心的是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改革旧的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日益强烈。尽管以前也出现过西方列强争霸的多极世界，但掠夺财富的竞争只加剧了亚非拉人民的痛苦，二战后出现的东西方对峙的两极局面，不仅使绵延不断的热战“冷”了下来，而且还形成了围绕社会道义的世界竞争，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赢得了独立，获得了独立发展民经济的权利。五、六十年代，亚非拉国家纷纷推行国有化运动，将某些矿产资源和外资企业收归国有，民族工业的发展比殖民地时期快得多。在东西方阵营的两极对峙之下，世界出现了有利于第三世界的多极化，南北斗争和不结盟运动蓬勃发展，南方国家强烈要求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如改善初级产品和原材料的贸易条件，关贸总协定增加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条款，还要求西方国家补偿殖民地时期的掠夺损失，提供官方无偿援助扶植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等等。第三世界改革旧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直接威胁到美国的世界统治和经济利益。
美国的统治阶层惊慌地发现，在亚洲封锁遏制中国的企图已经失败，越南战争上面临着丢脸的失败危险，国内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战浪潮，在欧洲前苏联的军事崛起咄咄逼人，核武器和常规军备甚至在数量上占优势，西欧、日本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增强，羽翼日丰后不愿听从美国指挥，第三世界公然反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直接威胁到美国垄断资本的长远经济利益。
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美国政府的一批高级国际战略谋士，纷纷为美国的国际战略转变出谋划策。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就是这批国际战略谋士的杰出代表。基辛格博士精通国际关系的演变和谋略，特别同英国上层保持着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英国曾统治其全球帝国长数个世纪，具有丰富的世界地缘政治战略经验，敏锐地察觉到世界潮流变化的潜在威胁，积极向美国传授软硬兼施、分化瓦解之术，以求延长和重建美英阵营的全球霸权。六十年代末，基辛格推动美国国际战略转变的过程中，英国的国际战略智囊机构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基辛格曾回忆道，“1969至1977年间，我作为美国政府的特殊代表，曾使英国外交部比美国国务院更充分了解内情，从而使英国的智谋更紧密地融入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有些人因英国的国力衰落而轻视其作用，其实，英国玩弄的全球地缘政治权谋之术，其威力之大甚至远远超过美国核武库，前苏联不曾畏惧美国的“硬冷战”，却遭英美谋划“软热战”暗算而土崩瓦解。英国首相布莱尔最先提出北约新干涉主义，积极怂恿地面进攻科索沃也绝非偶然，充分显示了英国扮演角色的特殊重要性。［2］
美英两国的国际战略家们认为，多极化趋势不利于世界的稳定，因为，新兴国家的崛起会改变实力均衡，必然威胁和挑战现有的霸权秩序，但是，美国的综合国力已经相对衰落，维护霸权力不从心必须采取新战略，应从针对前苏联、中国的强硬冷战遏制战略，转而采取软硬兼施的“缓和”战略，局部放弃封锁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有意识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培育依赖性，从精神上涣散社会主义国家的斗志，再利用依赖性作为攻击、制裁的手段，施展“胡萝卜加大棒”的手腕，软硬兼施地诱迫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美英国际战略家还认为，美国不应坐视西欧、日本等国家的强大，应采取措施削弱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特别应警惕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崛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必然大大增强它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同美国争夺自然资源的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应及早阻止上述不利于美国的实力均衡变化趋势。［3］
美国在国际政策战略转变后采取的新政策武器，涉及了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
交流等各个领域，经济方面包括以贸易、贷款、投资的为诱饵，培育依赖性而后作为谈判筹码或攻击手段，形成支配世界各国的复杂政策武器网络；操纵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有利于美国的政策，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全球化政策，诱迫各国敞开大门以控制其经济命脉，提供贷款时强加精心设计的附带条件，诱迫各国为贪图小利推行自杀性经济政策；政治方面包括将意识形态和经济贸易挂钩，以“人权”为借口向前苏联等国施加压力，以动摇这些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胁迫许多国家在条件不成熟时推行“民主改革”，蓄意制造内乱、分裂以渔人得利；意识形态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加强垄断资本对各种大众媒介的控制，利用殖民时代遗留的英语通用优势，推销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攻击威胁垄断资本利益的社会改良思潮，以美国的摇滚乐、唱片、好莱坞电影为利器，潜移默化地破坏世界各国的传统文化，瓦解其维护民族利益的社会集体价值观，等等。
美英的统治阶层特别崇尚“实力政策”，他们认为“实力”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能影响别国以获取本国利益的任何手段，为了谋求扩大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可以不择手段地运用任何形式的实力筹码，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也包括公开的、隐蔽的合法或非法手段，不受道德规范或国际法律的制约，惟一标准就是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当美英两国拥有军事实力的压倒优势时，就毫不犹豫地采取赤裸裸的炮舰政策，倚强凌弱地屠杀弱小国家的人民，一旦发现对手拥有了与之抗衡的军事实力，他们也会审时度势地改变策略、玩弄手腕，巧妙地将国家之间正常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改造成操纵别国以谋求私利的战略工具，还毫不脸红地以“人权”为借口，攻击曾经遭受自己侵略、掠夺的国家，似乎完全遗忘了自己践踏人权的历史。
五、勿以羔羊之心度豺狼之腹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种种差异，中国人往往很难理解西方国际政策的攻击性。历史上，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治国之道，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提倡的是“君子好财，取之有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家的老子也倡导“天下为公”，提出了朴素的“天下大同”思想。相比之下，美英两国的安格鲁-撒克逊文化，则是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核心，强调个人追求私利的自由，谴责对个人谋私的社会约束。精通权谋之道的英国统治阶层，还刻意为其政策披上天使外衣，东印度公司曾资助亚当·斯密，创立了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理论，论证了个人享有谋私的最大自由，即使个人追求的私利是卑鄙的，也会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自发实现最大的社会利益。倘若说亚当·斯密理论具有很强的欺骗性，美英统治阶层崇尚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则将自由贸易促进人类和谐发展的理论，斥责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空想，明确提出运用任何手段或实力筹码，谋求扩大势力范围甚至追求世界霸权，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其行为准则，乃是“霸权至上，取财无道，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崇尚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据记载，1405－1433年间，明朝皇帝朱棣曾派遣郑和七下西洋，航程遍及东南亚、阿拉伯和非洲。第一次航行中，郑和的船队拥有300艘大船，最大的船长度为400英尺，水手和兵士多达2．8万名。郑和的船队之庞大，拥有航海技术之先进，甚至此后的数百年中也无人可及。1492年，哥伦布进行首次航行时，仅拥有3艘船和90名水手，最大的船也仅长85英尺。毫无疑问，中国曾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海洋强国，但是，中国并未像西方那样倚强凌弱，利用自己的海洋军事实力进行侵略，从事殖民扩张或掠夺别国的财富。近年来，美国右翼大肆宣扬中国崛起的威胁论，试图挑拨中国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反驳道，中国人若是真想扩张和威胁别人，郑和下西洋时早就可以这样作了，但是，郑和所作的是礼尚往来和友好贸易，历史证明大肆扩张的是西方列强。郑和作为泱泱大国的文明使者，给东南亚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至今马来西亚遗留的古代建筑中，仍有当年纪念郑和来访修建的“三宝寺”。［4］
西方列强也是从海上之路开始殖民掠夺的，中国“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和火药，成了殖民主义者争夺世界霸权的手中法宝。同郑和远洋船队不一样的是，尽管殖民者的船队规模较小，但是，他们途径之处遍地都是血雨腥风。继哥伦布首次航行美洲大陆之后，一支由三艘船和180名士兵组成的西班牙探险队，竟然以利刀快斧与阴谋诡计相结合，挟持好客的国王大肆掠夺无数金银财宝，一举灭亡了有悠久文明的印加帝国。以后的三个世纪中，西班牙殖民共灭绝了二千五百万印度安人。郑和抵达非洲的一百多年后，英国殖民者也到了非洲，但是，非洲人迎接的不再是友好东方使者，而专门贩卖奴隶的贪婪西方强盗。英国进入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私有产权追求利润的贪欲更加膨胀，股份公司集资更是为之如虎添翼，向北美贩卖奴隶的船队迅猛增长，从1680至1789年间，一共贩卖黑奴250万人。郑和远洋航行的四百多年后，成长为第一海洋强国的大英帝国，派遣战舰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曾创造了辉煌的海洋文明的古老中华民族，尝到的竟然是“以恶报善”的苦果。［5］
中国不仅在郑和航海时代遥遥领先于西方，还在悠悠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比欧洲任何地区都富裕、先进和开放，依据西方信奉的实力均衡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是当之无愧第一世界强国，但是，中国却并未凭借自己的实力称霸全球，郑和下西洋时也未依靠强大的海军力量，侵地掠财横扫亚洲、非洲大陆，也未霸占马六甲海峡等航海要道，更未将落后的非洲部落居民掳掠为奴。中国文明有无数灿烂辉煌的成就，但是，却从未研究过世界何处为战略要地，何处海峡为咽喉要道，如何将别人财富掠为己有。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倘若当年郑和奉行西方的炮舰政策，推行殖民扩张掠夺了无数金银财富，控制航海要道垄断商贸往来，朝廷儒士或许不会批评航海开支浩大，皇帝或许会源源不断派遣军队出海，“日不落帝国”称号当非中国莫属，或许不会有西方列强崛起危害中国，西方文明或许早被扼杀在萌芽之中。
难道我们应责备祖先不该为人君子？或者责备祖先缺乏远见养虎为患？或者认同落后就该挨打的强盗逻辑？
绝不对！我们不应认同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我们应维护落后国家的生存权利，我们应谴责西方自私自利的霸权主义，乃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死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内在差异，可形象地比喻为“羊与狼”之间的差别。当西方列强凭借着先进的“坚船利炮”，对虚弱的旧中国百般欺辱蹂躏，其豺狼本性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华民族虽有不依强凌弱的善良天性，但也有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面对着西方列强的强大经济军事实力，为争取民族生存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抗争。近代史上，中华民族为反抗压迫经历了无数磨难，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一方面是出于对社会正义的渴求，一方面更是为了最广泛地动员社会民众，共同抵抗实力悬殊的外部强敌。当面对西方的经济军事封锁遏制时，中国人不惧恫吓维护民族尊严，自力更生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美国看到冷战遏制遭到了失败，被迫转向了新的缓和战略，不管美国的战略转变出于何种目的，这种国际环境的改善毕竟有利于中国，是无数先辈以生命代价换来的历史进步。
但是，我们也应冷静地意识到，中国人缺乏攻击性的善良天性，即是高贵品质也是潜在弱点，中国人没有谋求全球霸权的贪欲，也不精通操纵世界政治的权谋之术，因此，很难理解美英谋求全球霸权的欲望动机，洞察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暗流险滩。当中国人从自己的善良天性出发，来观察世界事物和国际关系的演化，很难领会美国“缓和”战略的深谋远虑，识破正常国际交往中暗藏的杀机。中国文化崇尚的是“以和为贵”，期望的是与世无争的和谐宁静生活，一旦昔日曾残酷捕杀自己的豺狼，放弃了赤裸裸的攻击、恐吓作法，甚至主动亲近作出种种友好表示，中国人很容易放松警惕解除戒心，相信豺狼已弃恶从善发生本质的变化，相信世界从此进入没有猛兽横行的伊甸园，相信“和平与发展”从此成为世界潮流，甚至以“羔羊之心度豺狼之腹”。
第二章　美英谋求霸权的全球隐蔽经济战
一、美英锻造隐蔽经济战的利剑
酝酿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
越战失败后美国被迫放弃了冷战战略，有些人误以为美国老实了或弃恶从善了。
实际上，美国从未放弃追求单极世界霸权的目标，只是在英国经验丰富的谋略家的教唆下，采取了更为阴险、隐蔽的“软战争”手段。七十年代，美国上层精英制订了“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的战略，标志着美国发动全球隐蔽经济战的开始，打击范围甚至从前
苏联扩大到了昔日盟友，特别重点遏制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崛起。这一战略起源于美国一家重要智囊机构，即对决策层有重大影响的纽约外交关系协会，基辛格和布热金斯基都曾在该机构任职。这家高级智囊机构的成员弗雷德·赫希，于1975-76年间撰写了题为《八十年代计划》的政策报告，首先提出了上述战略构想的框架轮廓。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沃克曾公开宣称，将采取导致“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的政策，从而将弗雷德·赫希的战略构想付诸实施。
越战失败后，美国操纵国际政治格局的能力大大削弱，亚非拉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一机会，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反抗斗争高潮，强烈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如1973年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77国集团督促以政治联合来争取经济利益，参与国要求西方国家做出大量的经济让步。随后的一年中，在南方国家的共同努力之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国家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特别令美国政府和垄断财团担心的是，第三世界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竟然得
到了某些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响应。例如，德国社民党曾提出了著名的“勃兰特报告”，主张南北相互合作谋求共同的发展，提出了一个全球范围“新马歇尔计划”，北方国家大大增加对南方国家的经济援助，以推动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并改善社会福利，同时也为北方国家过剩的工业能力找到市场，摆脱中东石油危机后的长期经济停滞。七十年代，国际上盛行的潮流并不是什么“全球化”，而是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南北斗争”。
毫无疑问，美英两国都深知勃兰特计划是可行的，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已证明了这一点，不仅欧洲、日本从战争废墟中迅速恢复，甚至台湾、韩国等前殖民地也实现了经济起飞，这充分证明了只要有合适的环境土壤，任何民族国家都能成功地实现工业化。但是，这也正是美国垄断资本和右翼政客所最担心的，他们不愿看到第三世界国家势力的崛起，担心工业化会增强它们的经济军事势力，促进世界实力均衡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威胁到美国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七十年代，日本曾拟定了对伊朗、墨西哥、东南亚等国家的援助计划，包括许多大型的社会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以为日本严重过剩的重工业部门寻找出路，但是，当时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布热金斯基，用核保护伞威胁日本放弃了上述援助计划。
美英统治阶层认为，为了阻止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必须扭转二战后经济重建时期的成功政策，包括推行政府干预政策和国有化运动，有利于民族经济的“保护与开放相结合”，此外还必须扭转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改良，因为，这些在冷战压力下作出的策略性让步，唤起了世界各国人民争取社会利益的觉悟，正导致一系列不利于统治阶层的社会变化。西方垄断资本控制的主流新闻媒介，制造舆论主张恢复以前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利用中东石油危机后的“滞胀”问题，大肆宣扬“凯恩斯主义”过时了，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导致了效率低下，社会福利导致了工资成本和物价上涨，等等。实际上，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家已经证明，“滞胀”的原因是石油危机引起的总供给变化，并非涉及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凯恩思主义。美英政府还反对勃兰特推动世界经济摆脱滞胀的方案，指责其违反了自由市场经济分配资源的原则，尽管他们知道正是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马歇尔计划，推动了二战后世界经济的迅速复兴。
七十年代末，美国垄断资本还暗中操纵的国际经济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在华盛顿开会达成了一系列共识，抛弃了二战后西方黄金时期的成功经验，主张推行完全相反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且将其作为规范化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向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推荐，包括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放弃政府干预和推行国企私有化，削减政府公共投资和社会福利开支，采取严厉的财政、金融紧缩政策，限制各国保护民族工业的经济主权，向外资开放工业、电讯、金融等战略行业，拆除阻碍商品、资本国际流动的壁垒，推行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贸易金融全球化，大力培育外汇、股票和金融衍生品投机市场，等等。实际上，这些国际权威机构鼓吹的所谓规范化理论和政策药方，并未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界达成一致共识，甚至还遭到相当多西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因此，它不是“哈佛共识”或“麻省理工学院共识”，而是代表美国统治阶层意志的“华盛顿共识”，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特殊利益集团的色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最近强烈地批评了“华盛顿共识”，称其“往坏里说是误导”，现在应进入“后华盛顿共识”时代，还说“无论新的共识是什么，都不能基于华盛顿”，直接点出了从华盛顿的立场出发，不可能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
世人所难以领会的是，美国政府倡导的这一套新自由主义政策，并非来自经济学界或是无地放矢，而是来自统治阶层的高级智囊机构，服务于其全球战略的强烈攻击性武器。美英国际战略机构的智囊专家们，设计这一套隐蔽经济战武器并不困难，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数百年来，一直是掠夺、战争和经济危机不断，惟有二战后才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因此，只要抛弃西方“黄金时期”的成功经验，系统地发掘灾难时期的历史教训，特别是曾导致频繁经济危机的自由主义政策，就不难锻造出威力巨大的隐蔽经济战利剑，重演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经济灾难，人为制造瓦解别国工业金融体系的经济危机，用于打击威胁其建立霸权的国际竞争对手，削弱国内代表社会中下层的社会改良运动。
美英国际战略家在锻造出经济战的利剑之后，还需为其披上一件蒙蔽世人的华丽外衣，这一点也并不困难，英国在维护其全球霸权统治的数百年中，积累了大量利用御用学者制造意识形态的经验，曾将其损人利己的“自由贸易”政策，成功地包装成关心全人类的“世界主义”，当年的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曾揭露，为了操纵世界舆论服务于自己的商业利益，英国政府和商人们从来是不惜任何代价的，不仅炮制了一整套细致加工的经济理论体系，而且还拥有一个强大的动力——金钱。现在美英的国际战略家们再次故伎重演，实力雄厚的垄断财团提供大量金钱资助，调动右翼思想库和御用学者制造理论依据，垄断财团控制的新闻媒介则大造社会舆论，利用殖民帝国遗留下来的英语通行世界优势，发动了对国内外社会进步力量的妖魔化运动，精心炮制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潮流”，同十九世纪时髦的“世界主义潮流”如出一辙。
对东方和南方发动猛烈的进攻
八十年代，里根前总统和撒其尔夫人共同发动了“世界保守革命，直言不讳地提出回归到“亚当·斯密时代”。美国作家瓦尔登·贝罗曾撰文指出，里根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认为，“美国正在遭受两方面的围攻：国际上的共产主义和国内的‘新政’；对里根主义者而言，大政府的开明民主传统、社会福利以及对劳工的支持，与美国牌号的个人主义自由和自由市场是互相抵触的，代表了一种偷偷摸摸的社会主义”。
里根的右翼政府主张采取进攻性政策，一方面击退对美国权力的国际性威胁，另一方面击退经济活动中的政府干预，具体来说，国际性威胁包括前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的崛起，他们从东方和南方对西方形成了夹击之势，国内的威胁主要是经济生活中的大政府和大劳工，他们以社会利益为由限制垄断资本的谋私自由，威胁到了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统治地位。美英曾联手推行过冷战遏制政策，这次两国右翼政府再次携手并肩，从东西、南北两条国际战线上，共同发动了凶猛的隐蔽经济战争，甚至对于法国、日本等不顺从的盟国，也暗中运用经济手腕进行遏制和打击。七十年代美英联手谋划的“缓和”战略，到了八十年代已经受到了丰厚的效果，波兰和拉丁美洲相继落入了“外债”陷阱，美英抓住薄弱环节趁势发动了猛攻。［6］
里根政府发动的针对前苏联的隐蔽经济战，已为美国96年出版了的一本著作所曝光。该书题为《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作者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前雇员，他为策划隐蔽经济战获得的巨大胜利，洋洋得意的心态溢于言表。该书透露了当年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雇佣一大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前苏联的“软战争”战略，先千方百计迫使前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再设法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还抓住波兰外债危机诱发的社会动荡，积极资助“团结工会”等反对派势力，将其作为颠覆前苏联阵营的突破口。美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进核军备竞赛，蓄意利用前苏联曾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逼迫其片面发展军事工业以消耗经济实力，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同时设法压低石油价格以耗尽前苏联的外汇来源，迫使其陷入经济困境进而瓦解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尽管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地位，能够从世界各地廉价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是，美国仍然为其秘密战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八十年代国债从七千亿猛增至三万亿美元。美国为摧毁瓦解前苏联制度发动的隐蔽经济战，如此不惜代价几乎令人难以置信。［7］
里根政府坚信北方与南方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对立，必须在美国主宰的世界经济体系内，重新征服越来越难以管理的第三世界。美国的右翼思想库在主流新闻媒介的配合下，积极发动了将南方国家政府“妖魔化”的运动，将他们描绘成失败的政府干预主义者，贪污腐败而且将本国经济搞的一团糟。美国抓住南方国家从殖民地时代遗留的弱点，如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原材料出口市场，金融状况脆弱欠下西方银行大量债务，有意将贸易、贷款、投资等好处，同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政策挂钩，诱迫南方国家吞下其炮制的隐蔽经济战毒药。美国还改变冷战时期拉拢第三世界的做法，率先削减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援助，此后其它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也纷纷效仿，从而加重了贫穷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困难。1981年，美国政府改组了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安排了执行里根路线的人担任行长，中止了世界银行帮助穷人的“温饱计划”，将国际发展机构（ＩＤＡ）的贷款标准，从原来的优先分配给那些最需要的贫穷国家，改为分配给那些在“经济的结构重整中作出最大努力的”国家，而结构调整方案有意剥夺了受援国的经济主权，强迫其接受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政策。
二、破坏威力大于核弹全球经济满目疮痍
中国人曾饱受西方一个多世纪的侵略欺辱，因此，对西方列强发动硬战争之残酷记忆犹新，但是，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熟悉也不愿相信，美英会发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且其破坏威力如此之巨大，甚至远远超过了令人恐怖的核弹。倘若说核弹的破坏力能摧毁一、两座城市，这些隐蔽经济战核弹足以毁掉整个国家，令其庞大的工业和金融体系陷入瘫痪，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落入西方垄断财团的手中。这场没有硝烟的全球经济战争，巧妙地隐藏在巨额美元贷款的背后，披着“自由市场经济神话”的美丽外衣。特别令人惊叹不已的是，自从美英发动的联手发动“世界保守革命”以来，新自由主义的隐蔽经济战“核弹”，先是横扫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大陆，紧接着摧毁了俄罗斯这个前超级大国，随后又猛烈袭击了曾生机勃勃的亚洲诸国，美英发动的软战争攻势可谓所向披靡，所到之处无不狼籍遍地、满目疮痍。
拉丁美洲沦为首批牺牲品
美国全球软战争的征服对象首先指向了拉丁美洲。美国历来视拉丁美洲国家为自家后院，是美国垄断资本进行投资和控制的重点。七十年代美国银行以提供低息贷款为诱饵，引诱拉丁美洲国家大量举借外债，但是，西方贷款都附加了市场浮动利率的条款，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紧缩政策，骤然大幅度提高了利率，大大加重了拉美国家的外债负担，拉美国家纷纷因无法偿还外债而陷入危机。国际货币基金利用外债危机趁火打劫强，强迫拉美国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否则不给予美元再贷款，从而切断不屈服国家的进口来源。拉美国家迫于外来压力，被迫接受了丧失主权的各种苛刻条件，纷纷吞下了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毒药，其具体措施与后来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如出一辙，如完全放弃政府干预经济，削减政府公共投资和社会福利，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开放国内市场并取消贸易保护，推行国际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全球化等等。
拉丁美洲被迫推行自由化改革带来的恶果，是八十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陷入“停滞”，许多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迅速下降，被广泛称之为“失去的十年”。拉美国家曾非常重视发展国有企业，有效地加速了工业化特别是社会基础建设，而推行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以来，不仅增加失业加剧了社会矛盾，而且降低了民族工业的整体实力，民族私营工业也陷入更加脆弱的境地；放开国际贸易和投资后，跨国公司大量收购民族私人企业，净利润汇出和资本流失更加严重，美国鼓吹的非国有化结果变成了外国化；80—89年间，拉美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下降幅度，最小的为2．4％，最多的为37％。1980年，拉美的贫困者的人数为1．12亿，1990年增至1．92亿，占拉美人口的46％；十年间贫困人口增加了大约8000万人，每年平均大约增长7％，其中一半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社会贫富悬殊问题显著恶化。80—85年间，拉美地区的年平均工资下降了16％，工业部门下降了12％，建筑业下降了18％，公共部门下降了17％。拉美国家还普遍削减社会卫生开支，如80—84年间，乌拉圭削减了13．4％，阿根廷削减了14％，智利削减了23％，危地马拉削减了58％；与此同时，各国的社会健康状况明显恶化，如乌拉圭的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二十八升到三十二，巴西则从千分之六十六上升到七十四；秘鲁的人均营养水平从必要基准线的97％下降到85％；各种传染病呈上升趋势，如76—84年间秘鲁的传染病发病率增加了两倍。80年代后期拉美国家出现了霍乱大流行，同医疗卫生条件恶化有直接关系，整个社会人心惶惶，广大人民深受其害。［8］
对于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遭受的苦难，国际货币基金曾用“改革阵痛”为其灾难性政策狡辩，但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已经搞了二十年，拉丁美洲国家的却在灾难陷阱中越陷越深，外债雪球越滚越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痛苦不断加深。一些拉美国家暂时恢复了经济增长，外汇储备有所增长，国际货币基金就大吹大擂改革成功，但是，这种成功仅仅意味着有钱偿还外债，而且是以降低工人工资和国内消费，廉价出售国有企业为代价的，是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本国人民利益的。九十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社会贫困问题更趋严重，许多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如近年来阿根廷虽然恢复了经济增长，但是，其全国的失业率仍高达17％，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持续下降，97年阿根廷爆发了全国性大罢工；墨西哥有七万人游行反对石油工业私有化，智利煤炭工人为恢复失业救济而举行大罢工。社会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新自由主义政策，抗议其损害了广大劳动者的权益，造成了广泛的饥饿、失业和社会贫困。墨西哥深深卷入了美国主宰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直接导致了曾一度壮大的民族工业的瓦解。工业瓦解也连带了银行体系的危机，内外债一齐增加，外债还本付息的雪球越滚越大。二十年来，墨西哥已深陷外债陷阱无法自拔，80年的外债总额为580亿美元，十五年来偿还本息共1500亿美元，96年外债总额却增加至1800亿美元，美英垄断资本甚至向墨西哥提出要求，廉价出售银行系统和石油资源以偿还债务。1995年，墨西哥爆发了强烈金融经济危机，靠借贷维持的繁荣土崩瓦解，短短几个月里有15000家企业倒闭，300万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居民的购买力缩小了至少三分之一，政治动乱、罢工和农民起义震撼着这个国家。1998年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银行坏账率上升到50％以上，被迫宣布容许外资收购本国银行的100％股权，还被迫出售战略行业国有企业以清偿外债。近年来，巴西、阿根廷等国也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货币大幅度贬值，而外债大幅度增长，金融体系坏账堆积，居民纷纷挤兑银行，国民经济濒临着临崩溃边缘。［9］
前苏联实力遭到彻底摧毁
八十年代，美国政府发动的针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成功地诱导了前苏联的社会制度剧变。叶利钦崇拜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天真地认为只要全面效仿了西方的经济模式，就能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为美国发动新一轮隐蔽经济战攻势，彻底削弱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大国地位，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趁机推荐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作为顾问，并且以提供附加了各种条件的贷款为诱饵，直接干预了俄罗斯推行激进改革的过程，明确地规定俄罗斯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必须完整地遵循新自由主义的规范经济理论，特别是市场价格理论和科斯产权理论，力求短期内彻底破坏旧的经济体制，“全面、系统地”引入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的规范作法。美国人也不讳言这套药方的破坏性，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休克疗法”，但是，哄骗说“改革阵痛”很快就会过去，而且“长痛不如短痛”。天真的俄罗斯人没有料到，“短期阵痛”已持续了近十年，不仅没有从“休克”中恢复，而且还陷入了新的严重金融危机，至今仍是茫茫苦海望不到头。
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独联体、东欧的大多数国家实施了激进改革，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经济长期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灾难性后果。俄罗斯实行激进改革多年来，国民经济和工农业生产均遭受到破坏性打击。从90年初起俄罗斯经济开始大滑坡，到93年为止，工业生产下降为89年的58％，社会商品零售额下降为89年的53％，固定投资总额下降为89年的49％。俄罗斯改革放开价格之后，通货膨胀率连续数年高达1000％以上，物价上涨了数十倍，广大人民数十年的劳动积蓄化为乌有。改革后俄罗斯取消了对农业优惠补贴，推行土地私有化，原来机械化作业的配套服务体系遭到破坏，农业生产持续下降。1994年，俄罗斯的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分别下降了17％和27％，1996年的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继续下降了4—5％，1997年俄罗斯经济在衰退50％之后增长了1％，俄官方和国际货币基金都吹嘘改革取得成效，但是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并未得到缓解，企业亏损和财政金融状况仍然呈现恶化趋势，1998年终于爆发了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股市崩溃，银行倒闭，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滑坡了6％，俄罗斯经济仿佛未能从“低谷”回升，反而又落入了新的灾难“深渊”。［10］
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政策，给人民生活、社会保障与治安方面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前苏联曾长期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相对比较落后，但是，一般生活消费品还是有充分供应，相当多的家庭拥有小轿车和郊区别墅，交通、水电、房租收费低廉，有比较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前苏联解体后，尽管大量进口消费品很快充斥市场，但是，物价飞涨令普通人民难以问津，广大人民的实际购买力大为贬值。社会分配两极分化严重，10％左右的俄罗斯新贵通过各种不法手段大发横财，60％以上的人口实际收入下降，40％的人口陷入贫困之中。由于物价猛涨而收入拮据，俄罗斯居民的营养水平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从80年代居世界的第7位下降到现在的第36位，甚至俄罗斯军队士兵也普遍出现营养不良现象，国防经费严重不足导致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由于社会经济环境恶化和医疗保障体系遭到瓦解，俄罗斯居民的健康水平迅速恶化，以前得到控制的传染病如麻疹、哮喘、结核、梅毒等有了惊人的发展，1990—93年间，几种疾病的发病率分别上升了142％、72％、34％、300％，甚至以前消失的霍乱、白喉、鼠疫等恶性传染病也死灰复燃。前苏联以犯罪率低而闻名，但是，如今俄罗斯却到处黑手党猖獗，从事贩毒、走私、盗窃、敲诈等各种犯罪活动。据法国中央银行的调查，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黑社会流入法国的资金大约有100亿美元，而这只是能查出的一小部分。黑社会与腐败官僚相勾结，大规模参与证券市场投机，大约骗走了普通居民数十万亿卢布的钱财。60年代前苏联曾以世界上人口死亡率最低而自豪，目前，由于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疾病和凶杀死亡率大幅度上升，俄罗斯居民的人均寿命下降了五岁，而且新增死亡人口大多是中青年人，这种恶劣情形一般只有在大规模战争中才会出现。据统计，改革以来俄罗斯人口的死亡人数，比较改革前同期净增加了四百五十多万，社会财富的损失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难怪著名的“民主斗士”索尔仁尼琴也认为，“俄罗斯正处于巨大的灾难之中，到处都是痛苦的呻吟”。改革初期，俄罗斯人民虽然忍受了巨大痛苦，他们对美国人的改革药方却坚信不疑，相信“改革阵痛”会很快过去，现在他们终于领悟到上了美国人的当，但是可惜已经为时太晚了。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威廉撰文写道，“现在人们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蓄意要毁掉俄罗斯，故意出了导致经济和体制瘫痪的坏主意，为的是使它不再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正因如此，改革初期俄罗斯人民曾对美国抱有好感，但是，现在却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反美情绪。
日本落入金融全球化陷阱
美英发动全球隐蔽经济战也没有遗忘了亚洲。八十年代，美国暗中制定了打击日本的隐蔽经济战略，以遏制日本经济咄咄逼人的崛起势头。美国对付日本不像对付第三世界那样容易，因为，日本工业拥有世界一流的强大竞争能力，甚至许多美国的跨国公司也不是其对手。但是，精明的美国战略家善于“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他们打击日本的办法是利用美国的金融优势，尽管日本拼命出口拥有世界第一位的外汇储备，但也根本无法同美国联邦银行的印钞机抗衡，换言之，在金融领域美国对日本依然拥有压倒性优势。七十年代，日本曾计划向第三世界大量出口工业基础设备，包括墨西哥、巴西、伊朗和中东国家。但是，当时美国国家安全主管布热金斯基，警告日本不能帮助墨西哥等国家，因为美国无法容忍在后院出现一个新的日本。布热金斯基以核保护伞和美国市场相威胁，强迫日本放弃了帮助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计划，从而堵塞了日本为其庞大投资品工业寻找市场的努力。八十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强迫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全球化，放弃战后成功的日本政府的干预政策，取消产业政策指导和金融投资管制，大量推动外汇、股票、房地产的市场投机，利用日本的过剩资金来推动全球泡沫投机，并且在日本内部植下金融癌症的祸根。美国财政部长里根于83年向日本财政部长提出，两国政府组建一个美日金融市场联合工作组，此后里根财长通过此机构不断向日本施加压力，强迫其拟定详细的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计划。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拉鲁什曾说，“美国实际上命令日本，‘我们不许你们在世界其它地方投资，你们必须将赚来的美元聚集起来，炒高美国和日本的房地产价格，形成名义资产的虚假膨胀，进而形成巨大的金融投机泡沫，这样日本出口赚得的美元收入，就源源不断地输入进投机泡沫，变成了过度膨胀的虚假资产，并且用于防止巨大泡沫的崩溃’”。
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通过计划指导和产业政策，引导着日本银行大量投资于工业部门和社会基础领域，投向生产领域的贷款占了总额的一半以上，还通过政府管制严格限制了金融投机活动，不仅推动了日本工业的持续高速增长，而且银行贷款质量很高少从未发生金融危机，截止80年银行坏账率仅为Ｏ．5％。八十年代中期，日本被迫推行金融自由化、全球化以来，银行的生产性贷款的比重下降了50％左右，非生产性贷款的比重则上升了两、三倍，大部分流入了金融证券和房地产投资市场。日本前财政部长曾惊呼道，美国华尔街和伦敦金融界不断提出要求，强迫日本政府取消金融市场管制，实际上意味着日本输入外国的“金融艾滋病”。
从85年至92年期间，日本的投资者购买了价值720亿美元的美国房地产，而这一时期正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顶峰，房地产价格已因投机而过度膨胀，美国的投机家正在纷纷抛售。日本外汇投机几乎猛增了数倍之多，日本外汇交易额对外贸金额的比值，70年代大体上为6美元比1美元左右，85年已经上升到38美元比1美元，85年以后则猛增至62美元比1美元，相当于美国外汇投机指数的两倍。随着泡沫经济的发展，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疯狂暴涨，在日本的六大城市中，住宅、商业和工业用地的价格，从70年的每平方米6千美元，猛涨至91年的平方米6万2千美元，上涨幅度高达十倍之多，创下世界前所未闻的记录。八十年代末，日本政府感觉到泡沫经济的威胁，决定采取措施遏制泡沫投机，但已经为时太晚了。日本经济因泡沫盛极而衰陷入了灾难，银行账目上已积累了大量的坏账，房地产市场失去了资金支持，从此陷入了长期萧条之中。随着房地产公司纷纷倒闭，日本银行的坏账也越积越多。根据索罗门证券公司人士的估计，日本银行的坏账从81年的1万亿日元，猛增至95年的100万亿日元，折合一万亿美元。美英鼓吹取消政府管制和推行金融自由化，就能大大提高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但是，日本落入美国设置的金融自由化、全球化陷阱之后，短短十年中银行体系的坏账就增长了一百倍，从此陷入了已持续十年的长期萧条，美英发动隐蔽金融战威力之巨大，甚至拥有强大世界竞争力的日本也劫数难逃，实在令人感到可悲可叹。［11］
亚洲经济惨遭金融风暴重创
九十年代，美英将针对亚洲的隐蔽经济战的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这一举措有着深远的全球战略意义。从八十年代日元升值以来，日本为了降低出口产品成本，不断将制造业迁移到东南亚国家，正逐步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经济圈，而且在东南亚国家华侨经济占很大比重，港台、东南亚和中国大陆加强经济往来，正在形成日益强大的泛华人经济圈。有些人根据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态势，甚至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美英的国际战略家早已看出这一威胁，蓄谋已久铲除自己的心头之患，扫清妨碍建立全球霸权的任何障碍。美国强烈反对日本输出工业设备，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但对于依附美国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曾一度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利用东亚和东南亚的出口依赖性，强迫其全面推行贸易、金融自由化，将“全球化”隐蔽经济战的炮口，暗中对准了“四小龙”和“四小虎”。
泰国首先推行了贸易金融自由化政策。随着开放国内市场进口大幅度增长，泰国的国际收支恶化出现贸易逆差，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依附型出口战略，随着国际竞争激化和美国市场日趋饱和，越来越难以支持泰国的经济增长，开放资本市场有利于吸引外资，帮助泰国弥补贸易账户的逆差。随着香港回归临近，英国政府和金融资本积极游说东南亚国家，向泰国、菲律宾等国推销金融自由化的药方。95年英国财长克拉克访问了东南亚各国，劝说各国政府领导人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资进入证券、租赁和保险业等行业，取消外资持有当地企业和银行股份的限制，政府退出电力、通讯、交通的公用事业，对战略行业的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克拉克还宣扬英国私有化的所谓成功经验，许诺将英资从面临回归的香港撤出转向东南亚，促使东南亚成为新的国际贸易金融中心。英国发动金融自由化攻势获得了巨大成功，1997年据《曼谷邮报》报道，东南亚各国金融业的外资持股比例猛增，商业银行业达到25％，人寿保险达到70％，金融公司达到40％，英国金融资本的持股比例高于平均水平，在泰国和菲律宾成为欧洲的最大投资者。
九十年代以来，西方诱导东南亚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取消政府对外国资本流动的政策管制，导致东南亚国家的外债结构严重失衡，工业投资下降而金融投机热钱猛增，96年东南亚国家的外债结构中，一年以下的短期外债占绝大部分，其中泰国的短期外债比例为86％，菲律宾的比例为84％，印尼的比例为60％。泰国的短期外债中相当大部分，来自于曼谷的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货币基金曾对此大为赞扬，称此为金融自由化吸引外资的成功典范。美英投机资本大量涌入推动泡沫经济，形成了房地产和证券市场的投机热潮，获利后又大举撤资造成货币金融市场暴跌，导致当地投资者陷入困境被迫恐慌抛售，再趁火打劫全面廉价地收购当地的资产。泰国的泡沫经济经过数年恶性膨胀，97年在索罗斯等金融资本的攻击下，终于爆发了严重的货币金融危机，饱尝盲目贸易金融自由化的恶果。但是，国际货币基金趁向泰国提供援助贷款之机，开出的却是一剂更为阴险致命的药方，强迫泰国进一步大规模推行自由化和国际化，建立境内金融衍生品市场并容许无限制的投机活动，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并且不容许提高工人工资，提高增值税赋并且运用政府资金收购不良债权，以确保能够及时偿还欠西方垄断资本的债务，取消外国资本拥有泰国银行和战略行业的限制，推行严厉紧缩政策以勒紧民族经济的血脉，从而有利于西方垄断资本全面廉价控制泰国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的这剂雪上加霜的毒药，大大增强了隐蔽金融战的破坏威力，促使局部货币危机迅速转化为全面经济危机，工业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工人大批失业引起社会动荡，私有企业偿还外债的代价成倍增长，像拉美国家那样陷入了外债泥潭，被迫廉价出售工厂设备以偿还债务，正像美英国际战略家精心设计的那样，泰国的私营、国有企业甚至银行体系的资产，纷纷廉价地落入了西方垄断资本控制之中。美英资本还趁势对整个东南亚发动猛烈进攻，金融风暴很快从泰国蔓延开来，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均遭重创。
继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也爆发了严重的外债和金融危机。西方新闻媒介为了配合垄断资本的经济战略攻势，大肆宣扬亚洲的价值观和政府干预是灾难根源，实际上韩国长期推行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数十年来获高速发展而从未发生过外债危机，但是，近年来为了加入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被迫接受了西方提出的种种苛刻条件，推行了国际货币基金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放松了政府对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监督管制，银行和企业纷纷拆借低息外债进行投机活动，两、三年中外债额就急剧地增加了三、四倍，96年外债结构中短期外债高达71％，97年终于爆发了严重的国际支付危机，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规定的苛刻条件，实行严厉紧缩并且取消保护政策，国内众多银行和企业集团纷纷倒闭，大约一半以上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工厂设备闲置价格跌为原价的几分之一，美国垄断企业趁机掀起了廉价兼并热潮。国际货币基金还强迫韩国修改劳工法，要求资方享有充分的解雇工人的自由，还规定一年内韩国企业至少裁员一百万人，98年社会失业人数迅猛增加到150多万人，还有300万每周仅能工作两日的半失业人口，进一步加深了市场萎缩和企业困难。台湾也积极推行了金融自由化、全球化，但侥幸的是，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之后，外国投资热钱纷纷撤离台湾，从而大大缩小投机泡沫的膨胀程度。
挫败西方国家的社会改良运动
里根和撒其尔夫人代表的右翼势力认为，还必须扭转西方发达国家冷战时期进行的社会改良，击退国内的大劳工、大政府和大社会福利，这种改良导致了社会中下层欲望膨胀，正在国内搞偷偷摸摸的渐进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搞对前苏联和第三世界的绥靖妥协，直接威胁到垄断资本的政治经济统治地位。美英的右翼思想库和主流新闻媒体，发动了对大工会和大政府的“妖魔化”运动，将中东战争的石油禁运造成的物价上涨，归罪于贪婪的工会和无能的政府干预，宣传社会福利导致了懒惰和效率低下。撒其尔夫人上台后，首先发动了严厉的打击工会的运动，二战后曾势力强大的工会纷纷被解散，1980年里根本人也发出明确的信号，工会活动必须置于国家的严格安全监控之下,随后政府和国会多次修改放松劳动法，允许企业资方以激进方式处理劳工事宜，而这在战后期间还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美国公司企业资方受到里根政策的鼓舞，纷纷公开宣布不想再同工会打什么交道，从而防止和拒绝职工提出任何利益要求。
西方右翼政府的政策导致社会失业大幅度增长，从英、法、德、北欧到美洲大陆，企业解雇裁员的浪潮席卷了所有的国家。德国《明镜》杂志的著名作家汉斯·马丁，在世界畅销书《全球化陷阱》中写到，诸如在工资会计部门、计算机和建筑机械维修部门以及税款结算部门中工作的无数职工，纷纷收到解除雇工合同的通知；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工作将由一个下属机构接管；稍晚些时候，这类部门的工作人员又有许多人发现，他们只有接受无比低的薪金，不领取医疗保险金和养老保险金和几乎普遍允诺不参加工会组织的条件下才会受雇。企业资方和主流新闻媒体抛弃了冷战时期的和善面具，闭口不提企业应该考虑职工和社会利益，宣扬“股东利益”才是衡量企业成败的尺度，从前顾忌社会反对不敢提的“减员增效”，现在成了资本家追求自己利益的响亮口号。
从1979年至1995年间，美国有4300万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其中相当多人找不到正式工作被迫打零杂工，三分之二的人不得不满足于低得多的报酬和更糟糕的工作条件。1995年，美国五分之四的民众的实际收入，比1973年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降低。这表明，二十年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实际的生活水平下降了［12］。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也承认在1983－1992年间，美国的20％最富有者在财富增长总额中占99％，1980－1995年间，富人收入增长了10．7％，中等收入者收入下降了3．6％，最低层收入下降了9．6％。冷战后的社会改良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化有所缩小，而八十年代右翼保守革命时期，社会中下层的绝对贫困化重新出现扩大。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沃克，以前曾是反对前苏联的冷战鼓吹者，现在却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尖锐批评者，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所谓经济改革，纯系一场“令人不快的恶作剧”，使得马克思主义者一百年前所作的断言，“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阶级却越来越穷”，虽然曾经被证明是绝对错误的东西，今天竟然又重新变成了现实。爱德华还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政策，正“把人们投入绞肉机”，导致社会福利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莱斯特这样写到：人们完全可以说，美国的“资本家向他们的工人发动了一场阶级战争，并且战胜了他们的工人”。
二十年世界间格局面目全非
从里根和撒其尔夫人发动“世界保守革命”以来，短短的二十年间，昔日的世界战略格局已经面目全非，美英策划的全球隐蔽经济战的猛烈炮火，已经横扫了前苏东地区和亚非拉大陆，昔日的超级大国前苏联何等威风凛凛，曾经击败了数百万希特勒的虎狼之师，自拥上万枚核弹头对抗美国毫无惧色，却在美国软硬兼施的攻心战下土崩瓦解，抗衡西方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趁“东西对立”之机发展起来的“南北斗争”，也逐渐偃旗息鼓失去了轰轰烈烈的势头，第三世界国家已无法团结一致争取利益，不是被美英隐蔽经济战的炮火打得遍体鳞伤，就是被分化、收买丧失了斗争的勇气。西方国家曾经声势浩大的工会运动，从罗斯福‘新政’时代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二战后曾为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积极斗争，现在已被妖魔化为经济“滞胀”的罪魁祸首，失去了往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的号召力，正在垄断资本的凶猛攻势下步步退缩。显而易见，里根和撒其尔夫人发动的“世界保守革命”，无论在国际和国内战场上都大获全胜，在国际战线上已击败前苏联和第三世界，消除了来自“东方”和“南方”的威胁，在国内战线上已击败大政府和大劳工，实现了“大资本”和“小社会”的战略目标。七十年代，美国右翼思想库策划的全球战略设想，特别是“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的方针，已将全球经济拖入了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拉丁美洲遭受新自由主义蹂躏二十年，俄罗斯被强行“休克”了近十年之后，又再次遭到发源于亚洲的金融风暴波及，俄罗斯和巴西也相继爆发了强烈的金融危机，真是旧伤疤尚未痊愈又添新刀痕。频繁的金融风暴挟着飓风般的巨大威力，横扫过俄罗斯、拉丁美洲和亚洲大陆，到处是工业纷纷破产和银行坏账成堆，社会失业猛增而人民痛苦呻吟，全球经济呈现出遍体鳞伤、满目疮痍。美国发动“软战争”成功改变了世界实力对比之后，终于显露出险恶面目公开追求全球霸权，再次发动“硬战争”野蛮轰炸南斯拉夫，提出了“北约”的新干涉主义全球战略。
第三章　殷鉴不远　在夏后之世
一、超级大国的衰落：俄罗斯的惨痛教训
八十年代末，前苏联发生了社会“剧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剧变”？这一转轨过程产生了何种经济社会效果，其长期发展方向如何？对我国经济改革有何启示？
这些问题是人们普遍比较关注的。的确，这种剧烈的社会变迁就像千载难逢的“木彗星碰撞”一样，为实践检验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提供了巨大的实验场，仔细观察其实际效果，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对于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的攻击，把握我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避免不必要的社会代价，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许多人曾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误以为俄罗斯已经度过了改革难关，社会经济形势正趋向好转。实际上，国内许多报刊报道国际新闻的消息来源，主要出自西方和俄罗斯大通讯社的消息，而这些大通讯社都是由大垄断财团控制的，倘若俄罗斯经济的病症略有减轻，垄断资本控制的新闻媒介一定会大肆宣扬，而俄罗斯经济的病情出现恶化，垄断资本控制的新闻媒介则会压低调子报道。97年初俄罗斯政府通过大量举借高利贷外债，发放了部分长期拖欠的工资和养老金，俄罗斯和西方新闻媒介都广泛宣扬“形势大好”，97年国际货币基金在召开的年会上也曾宣称，“俄罗斯经济前景令人感到乐观”，但是，97年底俄罗斯就开始爆发了金融动荡，而且98年以来俄财政金融危机正愈演愈烈，戳穿了西方媒介关于俄罗斯经济好转的谎言。墨西哥和泰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前，西方报刊也曾广泛将其吹捧为“经济奇迹”，以诱导其它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效仿。
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前景仍然困难重重，他批评了某些参与俄罗斯改革西方经济学家，为了给自己推荐的错误改革药方辩护，随意制造俄罗斯即将摆脱经济困境的舆论。他说，“他们出版了《即将到来的俄罗斯的繁荣》的书，这种乐观的看法正被广泛接受。令人吃惊的是如此乐观的观点竟然没有数据支持”，“就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他们刚刚宣布取得了改革的胜利”。［13］
俄罗斯选择了资本主义的激进改革道路，认为只要全面效仿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就能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代表西方政治经济利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趁机推荐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作为政府顾问，直接干预了俄罗斯推行激进改革的过程，其改革方案完整遵循了西方的规范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市场价格理论和科斯产权理论，其激进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全面放开价格、工资“一步到位”，放弃政府干预并完全依靠市场调节供求；解散各级政府的计划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彻底实行政企分开和明晰产权界定，以求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推行银行体系的私有化和商业化，勒紧对原来国营企业的贷款；财政改革取消各种政策补贴，实行高额所得税、增值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和减少赤字；立即实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这种作法似乎属于“全面、系统的改革”，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来看的确是很完美，可以实现微观体制转轨和宏观控制的同步化，似乎实践中也应该取得良好的效果，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曾许诺“半年内控制通货膨胀并恢复经济增长”，可惜事实却完全相反。
斯蒂格利茨指出，“对前苏东国家经济转轨前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与过去的十年加以比较，除了一个例外，这些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后比转轨前经济增长更差劲了。从平均意义上来看，这些国家今天比转轨之前更穷了。这一结果被其它生活富裕水平指标，比如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所证实。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即使在全世界预期寿命平均提高两年的情况下，其平均水平仍有所下降”。“有关贫困的统计数据更加令人担忧。在有统计数据的25个国家中，有18个国家的平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4%增加到45%，反映了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恶化”。［14］
俄罗斯经济经过连续多年的严重衰退，社会失业和人民贫困现象严重，私有化导致了社会财产和收入的两极分化，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已下降了一半，不仅冶金、机械、化工等重工业生产下降，轻工消费品生产也大滑坡，从1990年至1996年，俄罗斯的煤炭、石油产量下降了40％左右，机械产品如机床、拖拉机下降了80％左右，洗衣机、电冰箱、录音机也下降了80％左右。农业方面，俄罗斯的粮食生产下降50％，牛的饲养头数减少23％，猪的饲养头数减少35％，农用拖拉机减少30％，收割机减少40％，食品供应严重依赖于进口。
目前，美国通过诱导俄罗斯进行自杀性激进改革，摧毁了俄罗斯的物质生产和科技实力，迫使脆弱的俄罗斯经济全面依赖于西方，俄罗斯正逐渐沦为西方垄断资本的经济殖民地，甚至丧失了制订本国经济政策的自主权。俄政府为勉强度日被迫出售战略行业的国有资产，放宽外国资本购买战略行业资产的限制，外国资本正大举进军俄罗斯的石油、通讯等战略领域，俄罗斯的股市价值大约60％已为外资所拥有。国际货币基金还以推迟贷款来威胁俄罗斯，要求加速大型工业企业的破产进程，以帮助西方垄断资本廉价控制俄罗斯经济，引起了俄罗斯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
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俄罗斯已从工业生产大国，沦为西方的矿产等自然资源输出地，他说“我们应该清楚一点：即一个自然资源蕴藏丰富的国家要找到愿意开发这些资源的海外投资者并不难，尤其是价格合适的时候。然而，更难的是创建一个以产业或服务为基础的经济。1994年，制造业投资占外国投资总额比重仅为7%，而自然资源投资却占了外国投资总额的57%。1997年，虽然数据依然不够完整，但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制造业外国投资比重进一步下挫，大约为3%左右。投资是受到了自然资源的吸引，而不是用于生产制造方面”。
斯蒂格利茨还幽默地讽刺道，“那些冷战经济学斗士们，似乎自认为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罪恶”的重任。那些主张实行休克疗法人，那些主张迅速实现私有化的人，至今仍认为问题并不是冲击太大，而是药方太小了，冲击太小了。实行的改革还不够激进。药是对的，只是病人没有按医嘱进行治疗！一个俄罗斯的改革者最近讥讽说他们颁布的法律都没有错，就是没有执行罢了”。［15］
目前，国际货币基金已从起初的诱骗办法，转向不加掩饰地剥夺前苏东国家的经济主权，如强迫俄罗斯将男性公民领取退休金年龄提高五岁，尽管改革后男性公民的人均寿命比以前下降了五岁，以节省政府经费保证优先偿还欠外国资本的债务，97年初趁保加利亚出现全国饥荒之机，强迫其廉价出售邮电通讯等战略行业的控股权，强迫乌克兰大批关闭矿山，取消进口产品的质量检查等等。98年3月23日俄总统叶利钦突然宣布解散政府，据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的一份文章报道，“叶利钦的决定与俄内务部于3月初提供的一份报告有关，该报告称改革进程不仅引起了不满情绪，而且正在导致对改革者的强烈仇恨，国民中有相当多的人（多半是年轻人）准备拿起武器反对政府，如果国内形势进一步恶化的话，看来一场武装暴动正在酝酿之中”。叶利钦深知由他在情报部门的亲信所呈送的报告，不同于一般报刊的文章或反对派对俄罗斯局势的估价，该报告所警告的武装暴动并非是危言耸听，阿尔巴尼亚前总统贝里沙当选后曾推行了高压政策，但因他造成的社会灾难导致了民心丧尽，97年阿南部发生武装暴动时军队竟然自动解散，叶利钦显然担心重蹈阿前总统贝里沙的覆辙，不如趁早解散不得人心的此届俄罗斯政府，但是，俄罗斯的困境是改革方向的根本失误引起的，不断更换政府也很难缓解已经积众难返的社会矛盾。俄罗斯政治动荡中普里马克夫当选为新总理，他深知以前的市场改革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公开宣称打算纠正以前改革中的错误作法。但是，俄罗斯和西方的垄断资本从以前改革中获取了巨大利益，普里马克夫采取了不同于以前的新经济政策，对稳定国内经济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许多新政策触犯了国内外垄断资本的利益，如加强政府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限制金融寡头将掠夺资产转移到国家，遭到西方和俄罗斯垄断财团的强烈反对和破坏，最终他们怂恿叶利钦罢免了普里马科夫，由叶利钦选择自己在安全部门的亲信担任总理。
八十年代前苏联缩小了同美国的工业化差距，于是认为已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的阶段，联合国有关机构也将前苏联列为工业发达国家。前苏联改革初期，许多人天真地认为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很快就能过上发达资本主义的富裕生活，但是，俄罗斯选择资本主义改革道路造成了巨大灾难，非但没有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反而堕落成了贫富悬殊的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蜕变为“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前苏联广大人民因领导人推行改革的失误，付出了经济崩溃和国家分裂的巨大代价，遭受了黑社会泛滥、传染病猖獗和广泛失业的灾难，饱尝了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和社会保障瓦解的痛苦。1998年联合国的开发计划署宣布，不再将俄罗斯列为工业发达国家，因为，俄罗斯的许多社会经济指标都明显恶化，包括医疗开支、出生率、死亡率和犯罪率，以及财产集中程度和社会贫富差距等等，其人均寿命甚至降低到了不发达国家的水平。60年代前苏联曾以世界上死亡率最低而自豪，目前，由于经济状况恶化和社会保障瓦解，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上升，同改革前同期相比死亡人数净增加了四百五十多万人，而且新增死亡人口大多数是中年轻人，俄罗斯居民的平均寿命也下降了五岁，这种恶劣情况一般只有在大规模战争中才会出现。倘若类似的社会灾难发生在中国，就意味着多死亡三、四千万无辜的人民，任何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绝不应容忍类似灾难在中国重演。
二、揭开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失败之谜
98年俄罗斯爆发严重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道路的失败，特别是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失败。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期，曾经探索过多种改革道路，强化激励、企业扩权和租赁制等等，但是，由于受西方宣扬的规范经济理论影响，戈尔巴乔夫认为产权改革才是关键，决定大力推行股份化，并将其称之为“社会化”。
1990年，苏共中央向28大提出的纲领草案，明确肯定了股份制的作用，决定以此来加快经济改革。91年戈尔巴乔夫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曾发表宏论称“我们愿意实现经济自由，但这主要由社会来决定。我们应当做什么，推动人们进入股份企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初衷，或许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但是，他没有想到料到的是，一旦人们动摇了对公有制的信心，改革就迅速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曾经拥护社会主义的前苏联民众，纷纷转向拥护主张激进改革的叶利钦。
叶利钦曾以以反腐败赢得民众支持，他主张推行私有化实现“人民资本主义”，但是，俄罗斯民众没有料到私有化的结局，竟然将俄罗斯变成了“强盗掠夺”的国家，迅速形成了七大金融寡头家族的垄断，昔日号称“反腐败英雄”叶利钦，如今也涉嫌通过洗钱将巨额资产转移海外。1991年叶利钦上台后，开始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其措施包括出售、拍卖中小型国有企业，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改造，第一阶段称之为“凭证私有化”，发放可出售、转让的私有化证券，第二阶段则称之为“货币私有化”，向私人、外资出售国有资产和股权，法人购股、持股基金和产权重组等等。早在1994年底，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进行了私有化，但是，俄罗斯私有化政策的实践效果究竟如何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统计资料，98年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有50％陷入了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上已经破产。据我国访问俄罗斯的学者考察，俄罗斯民众普遍认为，他们名义上虽然成了股东，却根本没有参与的权力和机会，感到自己非但没有成为“主人”，倒是沦为了“雇工”，经常受到拖欠工资和失业的威胁，众多俄罗斯人因生活艰难而将私有化证券或股票低价出卖。［16］
俄罗斯社会早已广泛熟知，私有化中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腐败现象，黑社会和腐败官员、经理相勾结，实际控制了一半以上私有化企业和银行。新兴腐败经理阶层并不关心企业的经营，而将其作为非法牟利的工具，多元产权化结构和董事会、监事会，无法监督制衡反而相互勾结进行掠夺，导致俄罗斯的企业投资连年持续下降，每年约有数百亿美元非法收入转移境外，形成了俄罗斯经济“动脉”大出血。这种变态的私有产权结构一旦形成很难正，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是长期性的。俄罗斯居民普遍认为，私有化已成为合法化的盗窃行动。目前，俄罗斯形成了掌握经济命脉的七大垄断财团，通过其拥有的大新闻媒介影响社会舆论，提供政治资金和安插内线关系操纵政府决策。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私有化是惟一能够彻底明确公有企业产权界定的办法，应该能够减轻国有企业的“预算软化”现象，大大提高企业效率，为什么俄罗斯改革的实践效果却同西方的产权理论的推论完全相反呢？根据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化规律，企业的产权结构总是在企业成长的漫长过程中适应生产规模、经营管理、代理成本等生产力因素的需要，逐渐地有机形成的。一般来说，私人企业是由业主、合伙、有限责任企业逐渐成长为股权较分散的大型股份公司的，这样控股股东才有充分的时间，逐步积累控制企业和选择、监督代理人的经验，将由于股权分散化和两权分离造成的代理成本限制在一定范围。如果私人企业的股权分散化过程过快，可能造成企业权力体系失去控制，因内部矛盾和纠纷干扰经营权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导致企业的亏损甚至解体。但是，俄罗斯私有化运动，不顾国有企业的不同动态成长经历，试图模仿西方股份公司几百年演化的静态结果，完全违反了上述经济规律。由府官员和某些经济学家，仅仅凭着主观的空想，在短期内以任意方式决定成千百万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这样一方面给原有经营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却无法保证经营才能同财产分配重新结合的自然过程。例如，产权的平均分配破坏了经营权的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如果企业财产落入善于权术而无能经营的人手中，低效率将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固定化。调查表明，私有化进程中，俄罗斯的原国有财产的控制权正迅速集中在官僚、黑社会和投机集团的手中，这种所有权结构是否能提高原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是不难想象的。
前苏联的旧经济体制有僵化的弊病，但依然存在着比较严格的责任制度和监督体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预算软化”和贪污浪费现象，如国营企业对设备工具、行政费用和现金出纳等有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根据现代组织理论，实行分权化和引入市场化改革时，企业应特别应重视用新的责任制来取代旧的责任制，否则经营部门易于滥用新获得的权力，导致代理成本的扩大。但是，俄罗斯推行的私有化却违反了上述规律，对所有权结构进行任意而且过快的分散化，破坏了经营权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导致众多股东之间信息交流和协调成本的大幅度增加，这样做虽然瓦解了旧的责任制，但是新的有效责任制却难以建立起来。俄罗斯实行私有化后许多企业的实例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前苏联的民航体系很发达，责任制度也非常严格，甚至飞行员用哪一只脚先登上飞机都有规定，违反了要受处罚，因此，前苏联民航以其安全性而闻名。但是苏联解体后，民航实行了私有化，经营责任制却非常涣散，恶性航空事故大幅度上升，而且大多是缺乏责任心所致，94年失事的一架飞机，竟然从黑匣子的录音带上发现了驾驶员的孩子的声音，专家推断这种明显违反驾驶安全规定的作法同事故有直接关系。又如，前苏联的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很发达，我国电力系统经常购买其设备，虽然其体制僵化，同部委的交涉时间较长，但批准后执行却很快；前苏联解体并私有化后，同各个厂家的经理交易都要有现金贿赂，因此尽管其设备价格便宜，国内正规企业也难以再购买。上述实例比理论分析更加生动地说明了俄罗斯实行私有化后“预算软化”问题恶化的事实。显然，俄罗斯的私有化非但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所谓“产权虚置”问题，反而却真的造成了“责任虚置”的问题，而现代企业在实行两权分离的条件下，经营责任制是决定企业效益的更为直接的因素。
由于俄罗斯私有化改革造成了企业经营秩序的混乱，征收高额增值税加重了企业的负担，结果是生产萎缩和税源枯竭，而且80％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97年俄罗斯的财政税收不足预算的一半，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拖欠了巨额的工资、养老金和福利费用。政府为了弥补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兑现叶利钦96年总统选举许下的承诺，避免因拖欠工资出现社会爆炸的局面，被迫依靠大量举借高利息外债勉强度日。但是，近来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俄罗斯举借外债日趋困难利息成本大幅度增长，偿还债务支出已占全部财政预算的30％，甚至俄政府将国债实际利息提高到150％，国际货币基金提供了二百多亿美元贷款之后，外国投资者也不愿购买反而纷纷抛售，最终成为一场的国际金融风暴的发源地。俄罗斯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之后，几乎没有投资建立一家新的工厂企业，资金不是外流就是进入金融泡沫投机领域，实质生产不断萎缩而股市却出现虚假繁荣，98年泡沫经济崩溃触发了股票市场暴跌，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急剧上升到80％，沉溺于投机的私有化银行也纷纷破产。
三、戳穿西方经济理论与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
前苏联、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带来巨大恶果，其对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启示，就是改革方案的设计不能照搬西方规范经济理论，不能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出发，特别应警惕代表美国操纵的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经济学对于研究我国经济改革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西方的各种经济理论一般建立在许多抽象假设基础上的，不仅难以反映西方国家的经济现实，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现实更是南辕北辙。至于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提倡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强烈的反社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还直接服务于某些西方大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数百年来，西方列强一直打着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幌子，名为奉行不干预经济政策，实为维护本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积极借助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对外推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对弱小民族国家进行野蛮的殖民掠夺。但是，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一些西方国家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严重的社会失业危机置之不理，最终因社会动荡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因此声誉扫地，曾经长期陷入一蹶不振。二战后迫于社会主义的强大压力，西方国家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改良，加强了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福利，自由主义理论甚至被认为是反动思潮。但是，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后，西方出现了严重的“滞胀”问题，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经过包装又趁机卷土重来，攻击二战后的政府干预经济和的社会改良，公开主张重新回归到“亚当·斯密的时代”。
尽管在众多西方经济学派的抨击下，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显得漏洞百出，仅仅是有争议的非主流学派，但是，在西方右翼政客和大垄断财团的全力支持下，居然在英美等国政坛上取得了主导地位。八十年代，英、美两国保守政府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号召，曾再度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恶果，十年中两度出现严重经济衰退和失业危机，原来缓和的贫富差距再度显著扩大，遭到人民的普遍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看起来是主张改革创新，实际上是主张复古倒退。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越来越声誉扫地，但是，美国垄断资本出于政治经济战略利益，仍然通过操纵一些国际权威经济组织，向第三世界和前苏联、东欧地区兜售，用贷款附加条件的办法逼迫这些国家就范；八十年代许多拉美国家推行的“自由化改革”，九十年代前苏联、东欧采取的“休克疗法”，也都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药箱。这些国家普遍因采纳了其错误的政策主张，长期遭受了经济衰退、失业加剧和贫困恶化的巨大痛苦，民族工业逐渐落入西方跨国公司手中。
经历了多年的曲折转轨过程，一些东欧经济学家前不久指出，独联体、东欧国家实行“休克疗法”遭受失败带来的重要启示，是应努力避免到代表西方政治经济利益的某些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特别是应防止陷入了五个经济理论的误区。某些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制造了一些神话般的经济理论陷阱，真正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买办资本以及新兴的政治权贵。
第一个经济理论陷阱，是过渡越彻底，社会代价就越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经许诺，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越彻底，持续的时间越短，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就越小，东欧国家会在数月或一年内跨入市场经济，数年内?上西方发达国家。不幸的是，一些独联体、东欧国家已经“休克”了多年，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仍深陷经济萧条，保加利亚五年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0—50％，失业率保持在16—20％，贫困率仍高达85—90％，经受了保历史上的最大灾难。一位保加利亚前民主积极分子痛心地说，“在共产党垮台以前，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共产党政府有关美国的一切说法和警告，纯属欺骗和宣传。从1989年到1993年，我是一个支持民主的积极分子。我们的陷落，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民主和开放的引诱。那些老人、妇女搜寻垃圾桶的情景，使我见了心痛欲碎！十年以后的今天，我真希望当初这一切都没有发生”。1999年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市，数千名工人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回来吧，齐奥塞斯库同志，我们愿意与您在一起，不想再受苦了”。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也在这座城市，爆发了诱发社会剧变的动荡，后来有报道说是西方特工机构操纵的。［17］
第二个经济理论陷阱，是付出代价后，很快会得到补偿。经济理论家向人民宣扬这样的观点，只要忍受一下收入下降和社会保障的消失，就会迎来经济繁荣和现代化。但事实上，许多国家忍受的不是短期阵痛，而是长期煎熬。最令人民失望的不是短期的代价，而是经济的长期发展方向。的确，国民经济迟早会从衰退转入复苏，一些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经历了三、四年的严重衰退后，逐渐开始了经济复苏，但是，人民的失望情绪变得比衰退时期还要强烈，因为他们从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增长中，几乎得不到多少好处，许多人的实际收入仍在下降。据《华尔街日报》刊登《中东欧经济评论》97年5月号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1996年匈牙利仅有6％的人口收入增长，72％的人口收入下降，21％的人口收入保持不变，波兰仅有20％的人口收入增长，37％的人口收入下降，40％的人口收入大体没有变化。尽管西方报刊将波兰视为“改革楷模”，宣扬靠引进外国投资培育了新中产阶级，但是，占70％多的大多数人口仍未真正受益，属于类似拉丁美洲的两极分化型经济增长。［18］
第三个理论陷阱，是所有社会成员同样承担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痛苦。东欧人民认为那些付出艰苦努力创造财富的人应该致富，但实际上，在大多数人陷入贫困的同时，一小部分人依靠不法手段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改革的成果“仅仅是将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这种情形同许多拉美国家实行自由化改革的恶果如出一辙。原来依靠西方援助的期望也落了空，因为西方国家采取了“对上钩的鱼不必多给食饵”的态度，以前给予大量援助的许诺并未兑现。
第四个经济理论陷阱，是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社会就可以实现均富。许多国家推行大规模私有化的结果，并没有像理论家宣传的那样产生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而是导致大多数居民的实际收入锐减，失业人数猛增，老弱病残陷入赤贫的地狱。理论家认为私有化企业提高了效率，通过增加税收可以实现再分配，达到比原来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但事实上，私有化企业并没有提高效率，而是千方百计逃避税收，如叶利钦政府面对巨额财政赤字，根本无力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甚至无法给现有职工和军队发工资，为了赢得96年总统选举，强迫中央银行动用了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拉拢人心，却加速了98年爆发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
第五个理论陷阱是，产权一变更，就会提高经营效率。台湾、南朝鲜二战后推行的土地改革，是将土地分配给农民。近年来东欧国家的土地改革，则是剥夺农民的土地，将其归还给地主。例如，保加利亚曾有很高的农业生产率，农产品大量出口，但是，私有化后生产下降了一半，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西方国家一般是将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而东欧国家私有化的对象是任何国有企业，包括大批盈利的国有企业，许多国有企业在剧烈的产权变更中，反而陷入了严重的亏损，私有化从一种经济手段，变成了经济目的，甚至不惜破坏生产力发展，不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其真正受益者仅仅是西方跨国公司和本国的新生贵族阶层。
四、为何前苏联倒退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为何前苏联会放弃“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倒退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呢？为何拉美国家的众多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甚至每年有数十万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却没有垮台？为何前苏联不仅拥有强大的工业军事实力，而且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就业、医疗和养老，却反而在一夜之间发生制度“剧变”呢？为何前苏联“剧变”不是发生在僵化或谨慎改革的时期，而恰恰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大胆推行全面改革的年代？
这些都是关系国家存亡而又急待解答的重大问题。近来美国出版的《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美国政府曾采取“攻心为上”的软战争策略，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成功地诱导了前苏联的制度解体。鉴于这一新披露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对前苏联剧变的原因重新进行反思。许多人将前苏联垮台的原因归于计划经济的僵化，这种观点有道理但却是不够全面的。尽管前苏联、东欧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的确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发展速度却远远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俄国曾是欧洲非常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日俄战争中无论海战、陆战均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但是十月革命后前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二次大战时期，前苏联的坦克、飞机在数量和质量上均优越于日本，以致在外蒙和东北的战争中日本已显得不堪一击。美国著名国际战略专家保罗·肯尼迪，曾撰写《大国的兴衰---没有永恒的霸权》一书，提到以1913的工业生产为基数，到第二次大战前的1938年，前苏联的工业增长速度比较美国快数倍，确保了拥有强大工业实力对抗德国侵略。尽管前苏联曾在二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美国的国土未受到战火的波及，工业科技实力反而大大增强，但是，前苏联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并缩小了同美国的差距，八十年代许多工业品生产甚至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成为能够同美国抗衡的惟一超级大国，特别是军事力量无论在常规军备和核导弹方面，强大到足以对抗美、英、法等全部西方盟国。实际上，二战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家早已深知，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优越性，单纯依靠美国的力量难以遏制其扩张趋势，正因如此，美国才改变了将德国、日本变成农业国的初衷，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西欧、日本和台湾、南韩。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爱德华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援助总额的百分之八十，提供给了社会主义世界的周围国家和地区。敞若社会主义确实是效率低下的落后制度，历史上总是贪婪地掠夺别国资源的西方列强，决不会突然改变本性大发善心，甚至对以前的敌对国家也进行大量的援助。一次大战之后，西方列强曾强迫德国割让了大片工业发达的领土，放弃了74％的铁矿和26％的煤矿，而且还需支付难以忍受的巨额战争赔款。世界上有许多人口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巴西拥有一亿多人口和丰富的资源，但主要工业行业几乎都为外国公司垄断，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贫困问题，根本无法拥有前苏联同美国抗衡的经济军事实力。
有些人仅仅将社会主义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静态的比较，这种比较是片面的。八十年代中苏外交关系比较紧张，妨碍了我们客观地认识前苏联的经济发展，现在我们有必要进行更为全面、动态的比较分析。同西欧、北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前苏联、东欧的经济仍然相对落后，无论在工业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二战以来前苏联、东欧仍现实了较快的经济发展，如五十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和许多主要工业品产量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到了八十年代，前苏联的国民收入上升到美国的67％，工业生产上升到美国的80％，钢铁、石油、化肥、水泥的产量甚至超过了美国。在就业水平和社会分配方面，前苏联、东欧经济显示出相当的优越性，长期以来基本上不存在失业现象，相当多部门还面临着劳动力的短缺，社会收入的分配也更加平均化。前苏联、东欧国家还建立了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其覆盖面与北欧社会福利国家相差不大，工人农民均享有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障，而且前苏东国家人民不面临失业的威胁，这种就业保障比较西方的失业救济制度，能够为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和工作，提供更多的安全感和稳定、舒适的环境。前苏联在普及全民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84年的中学入学率为100％，而美国同期的中学入学率为95％，法国为90％，西德为80％，巴西仅为36％。在社会治安方面，前苏联、东欧国家一直以社会秩序良好闻名，显著优越于一些犯罪率高的西方国家如美国、意大利。前苏联、东欧的发展水平虽然明显落后于西欧和美国，但是，这种情况同上述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起步不同有很大关系，而且西方长期实行的封锁遏制政策也造成很大影响。如果同起步较晚的南欧国家相比，如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前苏联、东欧的经济发展水平就相当接近或略胜一筹，在重化工业和高科技方面更为发达，在消费品工业方面可能有所逊色。南欧国家尽管享受欧洲联盟的经济援助，但仍然存在不少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如近年来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20％，社会收入分配也更为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也落后于西欧。
前苏联、东欧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包括拉美的许多新兴工业国家，无论在国民收入、工业化水平、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拉丁美洲的工业化进程开始较早，19世纪英、美就曾对拉美进行了大量工矿业和铁路投资。二战以后，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普遍加快，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但是，拉美经济突出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弊病，由于社会财富过于集中于私人资本和外国跨国公司手中，贫富差距悬殊，人民贫困严重。1980年，拉美的贫困者的人数为1．12亿，1990年增至1．92亿，占拉美人口的46％，其中一半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墨西哥在63—75年间，占人口50％的穷人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由15％下降为13％，而20％的富人的收入比重则由40％上升到60％，八十年代推行自由化改革以来，社会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85年拉美城市的公开失业率为11．1％，半失业、隐性失业现象更为严重。尽管拉美国家按美元计算的的人均国民收入大大高于中国，但是，由于拉美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人民贫困严重，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落后，而中国生产资料分配和收入分配比较平等，人民基本生活有保障，医疗卫生事业较发达，经济改革又促进生产力发展，因此，拉美许多国家的人均营养水平和人均寿命都落后于改革后的社会主义中国。拉美国家还存在严重的贩毒和贪污腐败问题，黑社会将贩毒视为积累财富的捷径，许多人为贫困所迫而卷入，致使贩毒现象遍布城乡；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由来已久，丑闻不断，黑社会的贩毒贿赂加重了这个问题。尽管前苏联经济远远优越于拉丁美洲国家，但是，由于现在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状况严重恶化，贫富悬殊和黑社会犯罪猖獗等许多方面，已接近甚至比拉丁美洲国家的状况更为糟糕。［19］
美国的国际战略专家布热金斯基认为，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虽然能够生产出大量的洲际导弹和核潜艇，但是，无法生产出充足的“黄油面包”，从而导致了失败的结局。实际上，布热金斯基曾经担任政府的国家安全秘书，深知这正是美国瓦解前苏联制度的秘密战略。近年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写出版了一本著作，题为《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透露了美政府秘密策划瓦解前苏联制度的内幕，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雇佣一大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前苏联的“软战争”战略，重点放在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美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进核军备竞赛，蓄意利用前苏联曾遭受侵略的敏感心理，逼迫其片面发展军事工业以消耗经济实力，八十年代里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设法压低石油价格以耗尽前苏联的外汇来源，迫使其陷入经济困境进而瓦解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尽管美国凭借其经济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地位，能够从世界各地廉价获得大量的资源，但是，美国仍然为其秘密战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八十年代国债从七千亿猛增至三万亿美元。令人遗憾的是，前苏联政府没有识破美国的秘密战略，否则经济陷入破产的可能不是前苏联而是美国。
前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失误，就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此消耗了过多的宝贵资源和科技力量，六十年代曾一度有所调整，但是，未能根本改变农业、轻工业落后的局面，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如果仅仅以此解释前苏联失败的原因，则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前苏联的在钢铁、航天和军工方面的成就，毕竟反映了相当的经济实力，没有理由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发射数千个卫星，但却无法生产相对简单的轻工消费品。事实上，前苏联的农业、轻工业虽然比较落后，但一般生活消费品还是有充分的供应，小轿车等耐用品以及郊区别墅的拥有率也很高，匈牙利六十年代实行改革并改变发展战略后，出现了消费品市场的繁荣，农业生产率接近西欧国家。值得指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虽然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由于有充分就业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仍然高于大多数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许多贫富悬殊的拉丁美洲国家。尽管许多拉美国家的众多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甚至每年有数十万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社会动乱和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但是，美国从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出发，强迫这些国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顾由此引起广大人民贫困状况恶化，从来没有认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了合理性。
我国的许多学者认为，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的原因在于没有进行体制改革。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的确，前苏联在发展重工业和备战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体制僵化越来越限制了生产率进步，大大限制了社会主义发挥的应有经济潜力。但是，这种说法仍然是不够全面的，事实上，前苏联、东欧国家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试尝经济改革，如前苏联实行了更加重视利润指标和物质奖励的作法，匈牙利从68年起取消了指令性计划，采取重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战略，这些改革曾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缓解了体制僵化的矛盾，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如果我们对历史事实不采取简单的态度，而是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就会发现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前苏联、东欧的“剧变”不是发生在体制僵化或谨慎改革时期，而恰恰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大胆推行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年代。
由于前苏联长期片面强调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消耗了过多的资源，八十年代以来其经济发展速度渐趋缓慢，里根政府推行针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进行核恫吓逼迫前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压低油价枯竭外汇来源造成很大困难，戈尔巴乔夫没有察觉到美国的险恶用心，也没有深入分析导致经济困难的原因，将经济增速趋缓全部归罪于自身的经济制度，恰好误入了西方动摇其制度信心的战略陷阱。其实，当时前苏联面临的美国制造的核恫吓和经济困难，远远不及二战后初期遍地战争创伤的时期，戈尔巴乔夫善良有余而未经风浪老练不足，误入美国攻心战陷阱导致了前苏联崩溃。彼得·施瓦茨的著作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为了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巧妙发动的政治、经济、心理、外交、军事等方面攻势。
美国策划的“软战争”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又开始发动了“攻心战”的第二阶段，通过新闻媒介大肆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八十年代后期资助了一大批前苏联知识分子，前来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理论。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改革的关键时期，美国秘密战略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都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如培养盖达尔、丘拜斯等年轻经济学家，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推荐精心配制的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改革药方，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委派哈佛教授萨克斯前往指导俄罗斯改革，等等。最近涉嫌上百亿美元洗钱案的主角之一，俄罗斯驻国际货币基金代表卡加洛夫斯基，前苏联时期曾接受哈耶克基金会精心培训，同西方上层政界人物有直接的联系，后来同盖达尔等人一样被安插担任了要职。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推行改革时期，美国曾用所谓规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药方，蓄意误导俄罗斯走上自杀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罗斯遭遇的巨大社会灾难。
其实，戈尔巴乔夫曾经面临着许多的改革选择，他本人的改革初衷并非就是瓦解前苏联，但是，却被美国精心诱导?上了毁灭之路。美国的垄断财团的智囊机构和基金会组织，如属于索罗斯和哈耶克的右翼基金会，精心培训来自前苏联的年轻知识分子，灌输特殊配制的政治经济改革药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期，也曾尝试类似中国的渐进的改革道路，如加强激励机制、企业扩权和租赁制等等，但是，随着西方精心灌输的规范化改革药方流传，人们心气浮躁地很快被误入了改革歧途。前苏联经济学家缺乏对市场经济的了解，于是轻信了来自西方权威专家的改革建议，否则他们不会发明出成套的规范理论和改革药方，轻率地放弃许多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措施。试想阅历不深的盖达尔、丘拜斯等人，如何能自己创造出深奥的“产权明晰理论”，认定产权改革乃是深层次的关键改革呢？如何明知前苏联面临着商品供应短缺，却主张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推行“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政策呢？
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时期，几乎所有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改革政策，虽然都曾经由本土的经济学家所积极倡导，但实际上都来自美国精心配制的害人药方。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著说“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在书中透露，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尽管存在着如此大量的事实证据，许多中国人仍不愿相信“阴谋说”，仍将前苏联社会剧变和全面瓦解，归罪于计划经济僵化等自身制度的原因，积极否定美国瓦解前苏联秘密战略的作用，这种看法容易误入美国的攻心战陷阱，仿佛同里根秘密战略的目的不谋而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还毫不掩饰地写到，“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彼得·施瓦茨的话如此露骨，倘若我们仍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就难免那一天也吃错药重蹈前苏联覆辙。［20］
西方国家特别重视培养前苏联的青年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缺少长期工作的实践经验和分辨能力，容易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产生盲目崇拜。西方国家培养了盖达尔等一批年轻经济学家，后来分别担任了俄罗斯总理和政府部长的要职，成为俄罗斯推行灾难性“休克疗法”的主力军。西方国家纷纷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出谋划策，撒切尔夫人曾亲自向他面授“私有化”的奥秘，趁机诱导前苏联进行自杀性的激进改革，有意利用自由化市场的内在弊端作为战略武器，以求彻底摧毁前苏联作为大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还提出了“改革阵痛”的烟幕蒙蔽前苏联人民。不幸的是，前苏联的领导人和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门，仅仅熟悉以前帝国主义时代的“硬战争”，对于西方采取的“软战争”却完全缺乏戒备。
戈尔巴乔夫采取了直接效仿西方发达国家模式的办法，大胆提出了一系列全面政治、经济改革设想，其影响很快波及到整个东欧地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政治体制入手，首先举行了有反对派参加的全民自由选举，经济体制方面准备实施著名的沙塔林“五百天计划”，拟用一年半完全实现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大规模推行企业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完全放开价格和政府管制等等，美国资本家索罗斯积极参与并资助了拟定“五百天计划”的过程。索罗斯同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他资助和参与制订的经济改革计划，是否能符合前苏联国情不难想象。这些改革措施来自西方的规范药方，不仅脱离了前苏联的实际情况，还严重动摇了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实践中推行矛盾重重加剧了经济混乱，国民经济从以前缓慢增长变为加速下滑，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望落空，普遍产生了怨恨不满情绪，从初期选举中主要投共产党改革派的票，转为投激进反对派的票，最终导致了叶利钦上台和前苏联的解体。
由此可见，经济体制僵化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是，领导人推行改革政策的失误，也应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戈尔巴乔夫的大胆改革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是，西方摧毁前苏联的“软战争”却大获全胜。前苏联人民现在认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但不幸的是这已经为时太晚了。美国《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威廉撰文写道，改革初期俄罗斯人民对美国和西方是有热情的，但是，由于改革六年来事态的发展，“现在人们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蓄意要毁掉俄罗斯，故意出了导致经济和体制瘫痪的坏主意，为的是使它不再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25］
五、警惕西方动摇我们制度信心的“软战争”
美国政府策划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重点是采取“软硬兼施”的攻心战略，设法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这是西方家深入研究了前苏联制度的优缺点，专门攻击其薄弱环节的一种精明厉害战略。二战后美国曾依靠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大，经常采取封锁遏制甚至军事侵略的行径，但是，美国为自己的傲慢态度付出了沉重代价，深深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领悟到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理想主义的优势，能够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抵抗外敌，但是，敞若西方采取“攻心战”瓦解其对自身制度的信心，就有可能诱导其领导人自动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或因改革出现失误不慎瓦解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拉美国家的众多人民处于极度贫困之中，无法获得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的保障，经常发生社会动乱和武装斗争，但是，国内外垄断资本及其控制的专政机构，一直采取各种措施严厉镇压人民的反抗活动，因此，即使这些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人民也绝对没有机会和平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却存在着‘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们，整体上是真心为全社会的利益而工作的，敞若他们认为改革符合全社会的利益，甚至愿意为改革而牺牲个人的既得利益，至少不会像资本阶级那样采取暴力维护自身利益。西方国家鉴于侵略战争和封锁遏制的失败教训，意识到难以通过“硬战争”打败社会主义国家，才提出了诱导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发动“攻心战”瓦解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
美国采取“攻心战”的秘密战略瓦解前苏联，导致俄罗斯正逐渐沦为西方的经济殖民地，值得引起我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高度警惕。美国同前苏联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战争，而新中国成立后与美国发生过多次冲突，尼克松访华也是为了摆脱越南战争困境，因此，美国右翼对中国的仇恨绝不会亚于前苏联，肯定也会拟定针对中国的“攻心战”秘密战略。我国近代史上曾饱受西方列强的欺辱掠夺，但是，当前西方国家的对华的态度似乎有了积极改变，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仿佛从掠夺成性的强盗骤然间变成了慈善家。但是，为何西方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数百年一直不变，而近二十年来对华态度却骤然发生较大变化呢？
为何解放前中国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从来不曾对中国发过善心，反而不断发动战争强加不平等条约和巨额赔款呢？
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态度改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解放后工业化成功和综合国力日益强大，迫使西方国家无力推行侵略掠夺和封锁遏制政策。冷战期间，美国曾花费大量财力封锁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越南战争中不惜耗资近两千亿美元，但是，遭到了惨重失败和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无奈中修改了“冷战”的国际政治战略，采取了以“软战争”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越战失败之后美国许多国际战略专家提出，美国在综合国力相对衰落的条件下，应试图利用一系列新的战略政策武器，来实现支配世界战略格局的目标。美国国际专家的提出的战略政策武器，涉及了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包括局部地放弃封锁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经济文化交流和经济军事制裁手段，软硬兼施地诱迫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西方许多著名的国际战略专家还早就提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必然大大增强它们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成为同美国争夺自然资源的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应及早设法阻止这一实力均衡变化趋势。敞若我们认为西方积极资助经济文化交流，目的是帮助我国改革开放并成为现代化强国，那实在是一种误入西方陷阱的幼稚想法，因为，西方垄断资本绝不会提供“免费的午餐”。我们从许多微妙迹象不难洞察西方的对华战略动机，如89年布什访华不忘特别拜访方励之，克林顿在白宫“偶然巧遇”达赖喇嘛等等。我们从西方一贯奉行的国际地缘战略方针，以及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大量客观事实，不难知道西方列强时刻都在寻求分裂瓦解中国，敞若说西方尚未公开针对中国的秘密战略，仅仅是因为尚未获得类似瓦解前苏联的“胜利”。近年来随着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获得成功之后，美国的国际专家和新闻媒介纷纷制造舆论，宣扬中国综合国力日趋强大威胁美国的利益，竟然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潜在战略敌人。敞若我们对西方的对华战略缺乏清醒认识，随时可能误入西方列强设下的战略陷阱，为潜藏在正常交往中的战略暗器所重伤，甚至重蹈前苏联经济崩溃和国家分裂的覆辙。从美国政府针对前苏联的“攻心战”秘密战略，我们不难知道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正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生命线，直接关系到改革道路的选择是否正确，同时我们也可以由此而断定，社会主义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正确选择，否则美国何必不惜耗费巨资发动秘密“攻心战”，何必将80％的外援提供给社会主义周围国家，敞若社会主义真是效率低下的落后制度，中华民族何以雪洗一百多年来的耻辱，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但是，很少有机会深入了解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当然，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强的经济条件资助文化交流，但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国际政治战略的目的。国际文化经济交流的机会增多，为我们对外开放和发展经济创造了良好条件，是我们争取民族利益斗争的胜利成果，但是，的确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由于追求富裕生活是人们的共同愿望，许多人难免不急切地希望效仿西方发达国家，以为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必定带来经济繁荣，没有必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忽略了造成中、西方之间差距的复杂历史原因，以及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穷状况。西方邀请我国大量的官员、学者进行访问，许多人因中西方差距而动摇了对本国制度的信心，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中西方差距的扩大而是缩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旧中国的留学生曾倍感西方人的严重歧视，饱尝“东亚病夫”和“劣等民族”的屈辱，甚至激励了许多出身资本家地主家庭的留学生，回国后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我国著名学者闻一多二十年代留学美国，深感国家贫穷软弱遭受外人欺负的耻辱，他写道“国人旅外之受人轻视，言之心痛”，“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法、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落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
现在西方列强被迫放弃了封锁遏制“硬战争”策略，我国到西方考察或学习的官员和留学生，普遍受到来自强大国家的客人应有的礼遇，从新旧中国两代留学生的截然不同境遇，我们应该体会到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挽救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辉煌成就。但是，新中国毕竟仅有数十年的工业化历史，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比较仍有巨大的差距，敞若不从历史的动态角度来进行思考，有些人难免会对中西方经济比较产生认识误差，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一定怀疑，西方国际战略家正是希望利用这种认识误差，诱导我们对两种制度的比较产生判断失误，进而瓦解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误导我们作出类似前苏联的错误改革选择，落入美国“攻心战”秘密战略设下的陷阱。某些西方国际组织和俄罗斯的激进改革派，曾大肆宣扬走资本主义道路，数年内即可达到西欧国家的富裕水平，利用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急于求富心理，误导俄罗斯选择了“休克疗法”错误政策。事实证明，俄罗斯非但没有因此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反而堕落成了一个贫富悬殊的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善良愿望被自私的政客愚弄了。前苏联曾经是一个能够同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曾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数百亿美元的经济军事援助，如今却沦为了一个四分五裂的乞丐国家。“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我们应该从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惨痛代价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同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差距缩小了上百年，西方列强再也无法用军事强权威胁我们的民族生存，也无力支付封锁遏制中国的巨大代价，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和平演变”的战略，让我们因急于求富和判断失误而自乱阵脚。我们必须认识到，对外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闭关锁国更是没有前途的，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改革开放是一个艰难的历史任务，既存在着巨大的机会，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缺乏清醒的头脑，同样可能出现国家四分五裂、经济崩溃的巨大灾难，从政治、经济上再次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经济基础比前苏联更为薄弱，这种灾难对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打击，无疑将大大超过前苏联解体带来的损失，这种局面也许正是某些西方列强所盼望而无法用枪炮得到的结果。
正如我们的前述分析，俄罗斯目前面临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如人民生活贫困、缺乏社会保障及黑社会犯罪猖獗等等，同许多拉美国家的社会状况有惊人的相似，实际上并非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短期阵痛，而是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社会弊病。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走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痛苦时期，其间贫富差别不断扩大，以保证私人资本积累的积极性，度过漫长的“黑暗隧道”之后，才能进入发达工业化国家行列，有充足的财力实行广泛的社会保障。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生活水平虽然令人羡慕，但这些是经过漫长的、残酷的资本主义积累，掠夺了众多第三世界国家资源财富基础上建立的。我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而经济基础较差，由于生产资料和收入分配比较平等，改革开放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实现了人民的共同富裕，因此，许多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如人均营养水平、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人均拥有医生数量、成人识字率，等等，已经列居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由联合国委派到发展中国家长期工作的一位日本教授说，他到过亚非拉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有“三多”，即妓女多、乞丐多、无业游民多，他在许多国家都经常遇到过一种可笑又可悲的事情，汽车刚刚在路边停下，一群声称要帮助“照看汽车”的人就围了上来，如果他说有锁不需要照看，转身汽车轮胎就会被扎一个眼。他曾于86年访问中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感觉中国仿佛是一个发达国家，主要是大多数人民有稳定的工作，有较好的医疗保障和受教育机会，而这些比豪华宾馆更反映社会生活质量。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私人资本实现工业化，不可避免会面临着重重困难。由于现代工业需要掌握复杂的技术，而且面临着西方跨国公司的强大竞争，私人资本往往不愿承受巨大的风险，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率一般相当低，大约在10％—15％左右，不到我国积累率的一半，难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乡的公开、隐性失业率一般较高，从而制约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拉美国家主要依靠跨国公司的投资，结果是国民经济受到西方强国的控制，长期有大量的利润汇出，导致了严重的净资本流失，广大人民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处境。
台湾、南朝鲜在殖民地时期非常落后，二战后经济发展较快，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为了封锁遏制社会主义中国，向台湾、南朝鲜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和贸易优惠待遇，如果没有中国争取解放斗争胜利的强大压力，从来自私自利的西方列强决不会变得慷慨大方，台湾、南韩也难以获得如此优越的经济发展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解放为它们的经济发展也间接地作出了贡献。许多人认为解放后中国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差距反而扩大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解放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用数十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数个世纪的工业化历程，国民生产总值从解放前的居世界第四十多位，上升到1988年的第八位。解放前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如此之巨大，以至于直接威胁到我们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但是，今天这种差距已经有了历史性的缩小，以至于西方列强再也无法依靠经济军事强权直接威胁我们，而且为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强大而感到忧心忡忡。
尽管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如果我们盲目羡慕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对市场经济的利弊缺乏辩证的观点，不珍惜自己取得的巨大成果，甚至不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那样就很可能重蹈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覆辙，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灾难无疑将更为严重。近年来，我国改革和经济发展中暴露出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明显扩大，外资垄断许多行业市场，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停产、半停产的职工生活困难，卖淫、贩毒现象死灰复燃加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顽症，应该及早引起注意，认真进行有效治理，否则可能出现严重的后果。例如，拉美、东南亚、非洲普遍存在严重的卖淫、贩毒、艾滋病问题，泰国人口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百分之一，成人的感染率甚至接近百分之三，许多非洲国家因艾滋病泛滥导致了经济崩溃。据我国有关方面估算，如果我国的艾滋病的感染率达到泰国的水平，就意味着将带来庞大的医疗费用和各种经济损失，那样不仅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会被拖垮，而且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也会落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派遣了大量官员和学者考察西方国家，但是，很少有人前往考察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当前我们有必要也派遣大量官员和学者，前往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考察，这样才能认识到处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社会贫富悬殊和人民生活的艰难痛苦，自觉地珍惜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企业，纠正向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倒退的错误倾向。
第四章　剖析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
一、隐蔽经济战的杀手锏与交叉火力
美国隐蔽经济战的破坏威力如此巨大，甚至希特勒的数百万虎狼之师也自叹不如。当年德国纳粹大军长驱直入前苏联，众多的工厂企业来不及转移遭到破坏，曾令前苏联经济经历了一年半的下滑，但是，如今美国发动的隐蔽经济战猛烈攻势，已令俄罗斯经济持续衰退了近十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一半以上，工业、国防和科学事业衰败不堪，社会财富损失远远超过二次大战。
美国为谋求霸权发动的隐蔽经济战，以所向披靡的凌厉攻势横扫全球，无论在拉美、前苏联东欧或亚洲，均获得了令人惊叹的巨大成功，应归功于以隐蔽的、巧妙的方式，运用了市场经济规律作为破坏力量。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曾频繁地导致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正因如此，尽管数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地进步，却始终掠夺、危机和战争灾难连绵不断。美国垄断资本操纵的国际权威机构，七十年代末达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竭力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殊不知其真实目的实在居心叵测，乃是为了释放难以驯服的市场盲目力量，重演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的悲剧，人为制造曾频繁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锻造威力巨大的隐蔽经济战暗器，攻击威胁其全球霸权的国际竞争对手。
凡是深入研究或了解内情的人们，都会感叹美、英的国际谋士城府之深。美英倡导的这套规范化经济政策药方中，有意识总结了市场经济运行的长期历史经验，系统发掘了爆发经济危机灾难时期的教训，集中了最具破坏性的各种经济政策的组合，特别巧妙的是，倘若某一项经济政策在特定的条件下，以合理的力度实施恰当的时间，可能是合理的、必要的，但是，将这些经济政策以错误的方式组合起来，有意识在错误的条件下以错误的剂量实施，就成了无比厉害的烈性毒药，仿佛是强迫体寒虚弱的病人吃泻药，还仿佛是蜂蜜和大葱都有营养，搀在一起却成了毒药一样。倘若说核弹的破坏性能摧毁一、两座城市，这副经济烈性毒药足以毁坏整个国家，令其庞大的工业和金融体系陷入瘫痪，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落入西方垄断财团的手中。
许多善良的中国经济学家，曾认为国际组织推荐的规范药方，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方案”。的确，这套经济政策组合并非随意堆砌而成，堪称“全面的、系统的”改革方案，但是，不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说，而恰恰是从消极意义上来说，这些经济政策所产生的相生相克作用，能够有效遏制彼此的正面效应，而且相互激荡放大彼此的负面效应，促使受害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而且很难将其产生的巨大破坏效果，归咎于某一项具体经济政策措施，人们一时难以发现隐藏的因果关系，西方媒体有意制造迷惑人的社会舆论，致使一个接着一个国家受骗上当。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美英锻造的经济战暗器，设计巧妙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但是，随着世界各国接连不断惨遭厄运，人们开始怀疑各国接连发生的经济危机，其根源究竟是自身体质虚弱生病造成的，还根本就是由于医生开错药方造成的，不然的话，为何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都命运不济？为何医生总是用一种药方治疗所有病人？而且几乎所有病人服药后都病情加重，甚至所呈现的病症也都如此相似呢？
八十年代，拉丁美洲落入了外债陷阱之后，率先吞服了“华盛顿共识”的药方，结果经济陷入了十年的“停滞”，九十年代虽然恢复了一定增长，但是，社会贫困和两极分化却不断加深。九十年代初，前苏联东欧发生社会剧变之后，也纷纷吞服了同一剂改革药方，大多数国家遭到更加悲惨的厄运，无论是国民经济遭到破坏的严重程度，还是社会保障制度瓦解带来的灾难，都远远超过了拉丁美洲国家。九十年代，亚洲国家被胁迫推行金融自由化，泡沫崩溃爆发金融危机之后，被迫吞下的还是同一剂药方，结果从生气勃勃的“小龙小虎”，顿时变成了瘫痪的“小虫小猫”。
特别令人怀疑的是，无论是拉美、前苏东或亚洲国家，尽管彼此之间远隔万里，具体国情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服用了所谓规范化改革药方之后，所患病症却几乎都是完全相同的，到处都是工业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坏账成堆濒临崩溃边缘，失业人数激增社会急剧动荡。难怪就连许多西方的著名经济学家，甚至包括国际组织推荐的权威专家，面对二十年上演的一幕幕经济悲剧，再也无法淹没自己良心保持沉默，纷纷尖锐批评国际权威机构的作法，以及所推荐的规范化改革方案，公开指责其为制造危机的罪魁祸首。
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尖锐地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的所谓援助计划，“同金融危机相比，‘挽救’韩国、泰国和印泥的行动，将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痛苦，历时也更久”，“就像墨西哥在94年和95年那样，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是由于自己没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托宾还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蓄意歪曲危机的原因，将其归罪于亚洲国家的政府干预政策，他指出“在危机没有发生之前，国际货币基金年度报告赞扬‘韩国的宏观表现继续给人好印象’，‘泰国经济表现出色，宏观经济一贯健全’，但现在国际货币基金却又将韩国困境归罪于政府与企业合作的体制，而韩国三十年来从贫困状态上升到富裕地位，正是政府与企业合作体制的功劳”。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更为明确指出，七十年代以来，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规范理论和改革政策，即被广泛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改革药方，涉及宏观、价格、产权、财政、金融等方面，已被拉美、俄罗斯、亚洲的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斯蒂格利茨明确指责其“往坏里说是误导”，现在应进入“后华盛顿共识的时代”，还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地说，“不论新的共识是什么，它都不能基于华盛顿”。斯蒂格利茨身为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却如此尖锐批评国际权威机构达成的“华盛顿共识”，是因为这套规范化改革药方施用得太久了，其破坏性如此明显实在无法掩盖了，再也难以用种种借口和“改革阵痛”来搪塞了。
种种令人可疑的情形，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因为，西方宣扬的所谓规范化经济改革药方，改革开放以来也曾在中国广泛流传。对于亲身品尝西方药方的种种前车之鉴，特别是俄罗斯市场转轨改革的失败教训，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以免重蹈覆辙。美国趁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之机，蓄意推荐了一整套规范改革药方，结果导致俄罗斯陷入了巨大社会灾难。我们应深入剖析其破坏原理和机制，对于正确识别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防范美国利用类似的办法袭击我国，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美国向俄罗斯推荐的这一套改革药方，其基本原则来源于“华盛顿共识”，但是，还包含转轨国家所特有的改革内容，特别取消政府计划调节和私有化方面，其规模和力度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这套改革方案完整遵循了西方规范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市场价格理论和科斯产权理论，如“放开价格、管紧货币”，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供求；完全取消政府的干预和计划调节，解散政府计划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彻底实现了“政企分开”；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明晰产权界定提高经营效率；推行银行体系的私有化和商业化，严格限制对原来的国营企业发放贷款；财政改革取消各种政策补贴，实行高额所得税、增值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和减少赤字；立即实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取消政府管制开放外贸与外商投资，等等。下面我们将深入剖析这些改革措施产生的恶果，以及造成这种恶果的具体原理和机制。
“看不见的手”为何失灵了?
首先，我们来考察美国推荐药方的一味重要成份，即完全取消政府的计划调节功能，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信奉自由市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任何政府干预都会降低市场运行效率，因此，僵化的政府计划部门必须立即取消。实际上，美国最害怕的就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其具有强大的动员社会资源能力，能够建立令人生畏庞大军事工业体系。二战后初期，前苏联饱受创伤工业仅为美国三分之一，而五、六十年代增长速度为美国的两倍，八十年代工业上升为美国的80％，常规军备和尖端核武器均能抗衡美国。美国深感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威胁，视之为心头大忌，必欲除之而后快。美国也深知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两者相互取长补短弥补原来缺陷，能释放出难以想象的经济发展潜力，二战后西方“黄金时期”的经验，日本和韩国经济奇迹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美国大肆鼓吹极端的自由放任政策，竭力贬低任何中间的、渐进的改革道路，编造各种理论主张激进的市场转轨，惟恐前苏联逐渐摸索获得改革的成功。
美国有意鼓吹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政策，迅速解散前苏联的政府计划和行业部门，也是为了制造经济转轨过程的秩序混乱。前苏联的计划体制虽然存在某些弊病，但是，毕竟担负着至关重要的资源分配功能，而且还监督协调着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尚未建立市场机制就迅速摧毁计划体制，必然导致经济资源分配过程出现瘫痪，众多企业缺乏监督协调陷入混乱状态。美国将其激进改革称之为“休克疗法”，说明他们深知这种鲁莽做法的负作用，但是，他们恰恰就希望天真的俄罗斯人上当，利用激进改革作为摧毁俄罗斯的战略暗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社会机构资本一旦被挥霍掉，就很难重新建立起来”，“激进改革闪电般地毁掉旧机构，而不是建立新的规范替代旧规范，也就清除了防止社会腐败的最后屏障”。美国人大肆宣扬政府必然导致寻租腐败，但是，俄罗斯迅速解散政府计划与行业部门，缺乏监督协调导致了经济秩序混乱，任意掠夺的贪污腐败现象也泛滥成灾。美国诱骗俄罗迷信市场并且取消政府计划，还为经济战暗器充分发挥杀伤力创造了条件，俄罗斯取消计划体制与政府管理功能后，政府丧失了防止经济危机蔓延扩散的手段，对三角债拖欠、企业纷纷破产和社会失业，只能采取坐视不管的消极态度，听任美国暗器利用市场规律的破坏力量，摧毁自己的工业军事实力和银行金融体系。
“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骗局
我们再来分析美国推荐的另一味“药”，即“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改革，据说这样做能迅速地理顺价格体系，还能有效地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经济顾问，声称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自由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就会代替政府有效地分配经济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福利，因而是市场转轨的关键性改革。美国专家还以德国战后的货币改革为例证，称其实行了“放开物价、管紧货币”，仅仅忍受半年的“短期阵痛”，价格改革就推动自由市场高效运转，结果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西方的新闻媒体曾广泛宣传这种神话，右翼基金会组织还积极培训俄罗斯学者，还向盖达尔等经济学家灌输这种主张，致使全面放开价格在俄罗斯深入人心。
叶利钦上台之后大搞“休克疗法”，立即推行了全面放开价格的改革，俄罗斯政府和民众经过西方的灌输宣传，都殷切盼望忍受“短期阵痛”之后，“经济奇迹”会降临至俄罗斯大地。令人遗憾的是，天真善良的俄罗斯人民失望了，他们望眼欲穿迎来的不是经济奇迹，而是高达2000％的恶性通货膨胀，还有超过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严重衰退。俄罗斯人不由心中暗自纳闷，“艾哈德的经济奇迹为何迟迟不至呢？”其实，他们是轻信了西方传播媒介宣扬的骗局，“放开物价、管紧货币”的政策，根本就不是德国的成功经验，而且同其历史的成功经验，几乎可以说是恰恰相反的。
德国的贤人委员会主席施奈德先生，曾坦率说当年德国采取了渐进价格改革，虽然放开了影响不大的最终消费品，但是对影响广泛的工业原材料和能源，政府保持了长达十多年的价格管制，直到生产供求达到基本平衡后才放开，战后严重短缺的住宅租金和价格，政府甚至实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管制。德国为遏制恶性通货膨胀发行新马克，压缩货币供应后社会失业急剧增长，幸亏冷战迫使美国提供马歇尔计划援助，为德国重建注入了大量资金和物资供应，德国还以马歇尔计划援助资金为基础，再创造了五、六倍的银行货币信贷，促进了工业高速增长并扩大社会就业。倘若放开价格真是神通广大，自私自利的美国人何必破费钱财，为防止欧洲赤化提供马歇尔计划援助呢？为何不像一战后以巨额赔款来勒索德国呢？由此可见，德国经济复兴的真正成功经验，恰恰是“渐进地推进价格改革”，以及相对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人们也许会恍然大悟，原来美国推荐的所谓规范化改革，实际上同德国的成功经验恰恰相反，难怪俄罗斯人盼不到艾哈德奇迹重现，反而饱尝恶性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之苦呢！这样美国人岂不是太缺德了吗？
深入分析一下俄罗斯的改革过程，就不难看出事实的确是如此。前苏联的军事工业高度发达，消费品工业虽能满足基本需要，却相对落后于广大居民购买力，本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经济增长机会，因为俄罗斯既有先进的机械工业，很容易生产消费品工业的设备，同时还存在巨大的居民购买力，这一条件远比中国改革初期优越，但是，“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错误政策，致使俄罗斯永远失去了宝贵的历史机遇。由于存在着普遍的商品物资短缺，“放开价格”立即导致物价猛涨，美国人称价格一上涨，就会刺激市场供应，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企业增加生产需要扩大固定投资，而兴建厂房增添设备需较长时间，这些问题绝非价格一上涨就能解决。“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据说既能刺激生产又能遏制物价，但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放开价格导致的物价狂涨，使企业供给和需求均遭受打击。从供给方面来看，物价上涨使企业资金大大贬值，难以购买变得昂贵的原料和设备，“管紧货币”更令企业雪上加霜，无法获得调整结构的设备贷款，甚至无法获得维持生存的周转资金；从需求方面来看，物价猛涨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将广大居民数十年储蓄一扫而光，社会需求萎缩导致市场陷入萧条，企业难以维持生产更谈不上扩大投资，原来短缺的彩电、冰箱等消费品，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大幅度滑坡，“管紧货币”加深了社会需求萎缩，企业资金困难连环债务拖欠猛增，三角债在生产、流通领域迅速蔓延，私有化企业有一半以上陷入亏损，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大幅度下降，银行不愿意向困难生产企业贷款，资金大量流入股票、房地产泡沫，最终泡沫破灭爆发了严重金融危机，国民经济仿佛未脱苦海又入火坑。
“科斯产权定律”神话原形毕露
我们来考察美国推荐的产权改革药方。美国竭力倡导私有化改革的经济理论根据，乃是中国人所熟悉的“科斯产权定律”。西方蓄意大肆吹捧“科斯产权定律”，将其视为推行私有化的“金科玉律”，构成了“华盛顿共识”改革药方的关键核心。历史上英国为维护全球殖民帝国的利益，曾反复制造意识形态作为战略工具，今天美英再次利用“科斯定律”蒙蔽世人，作为掩饰私有化战略暗器的华丽外衣，但是，人们深入考察不难发现其卑劣政治目的。科斯本人提出的是纯学术的抽象分析，他根本没有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问题。科斯在研究污染等经济外部性问题时，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不现实假设下，明晰的私有产权不论分配结构如何，都能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这一结论似乎论证了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其实是恰恰相反，因为，倘若考虑到现实中的巨大交易费用，显然即使存在明晰的私有产权结构，也无法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正因如此，现实中政府为了控制污染问题，必须严格限制私有企业的行为。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分析，而忽视了其隐含的假设是否符合现实。特别是当某种理论被捧为“定律”时，人们往往误认为是普遍适用的真理。科斯本人不赞成将他的抽象分析，归纳成某种“经济定律”的形式。西方蓄意利用人们迷信权威的心理弱点，将科斯的抽象分析吹捧为“定律”，甚至直接违反了科斯本人的意愿，充分暴露了其隐藏的政治目的，乃是为制造蒙骗公众的意识形态，为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披上华丽外衣。科斯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奖金的荣誉，令世人更盲目相信“科斯产权定律”。正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误导了许多转型中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而不是去关注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
其实,人们稍微回顾一下大量历史事实,就不难看穿“产权神话”的荒谬。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私有产权曾经不受任何政府约束，随心所欲地追求最大私人利益，但是，神圣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并未引导其促进最大社会福利，达成私人欲望与社会利益的和谐，倒是殖民掠夺和战争灾难绵延不断。西方列强宣扬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却残忍地剥夺弱小民族的生存权利，包括其土地、自然资源和私人产权。什么达到帕累托的社会利益最佳状态？纯粹是蒙蔽世人的“天方夜谭”！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巨大成就，才迫使私有产权收敛贪婪掠夺行为，西方也发展国有企业促进社会改良，出现了历史少有的“黄金时期”。今天，美英大肆鼓吹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太低，而是担心其成功会动摇垄断资本统治。美国深知前苏联依靠公有制的优越性，能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实现高速增长，建立威胁自己的强大军事高科技工业。美国还担心第三世界纷纷效仿国有化浪潮，通过发展国有企业促进工业化，实力增强必然威胁其全球霸权统治。正因如此，美国垄断资本从战略利益出发，才决定扭转“黄金时期”的国有化潮流，转而贬低国有企业大肆鼓吹私有化，蓄意编造“科斯产权定律”的神话，诱骗前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落入私有化改革的灾难性陷阱。
由于受到了“科斯产权定律”的误导，前苏联人动摇了对公有制的信心，改革迅速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直接导致了制度剧变和国家瓦解。俄罗斯人盲目地相信了西方产权理论，误认为只要私有化实现了产权明晰，不论原来的公有产权落到谁的手中，都能大大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于是出现了几乎疯狂的私有化浪潮，不计代价采取一切形式来加速私有化，从中小企业出售拍卖到大企业股份化，从私有化凭证分配到货币购买产权，从法人认购股权到公众持股基金会，从破产廉价拍卖到干脆赠送亲戚朋友，凡是一切能够“化公为私”的改革办法，转眼间都被五花八门地创造了出来，原来坚定维护公有制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旦为“科斯定律”动摇了根本信念，谋求私人利益的贪婪欲望顿时膨胀，也纷纷投入了掠夺公有财产的大宴席。由此可见，美英大肆鼓吹的“科斯产权定律”，确实是威力巨大的战略暗器，其厉害之处在于制造“产权神话”，利用人们迷信“权威定律”的心理弱点，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的基本信念，瓦解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石的公有制。
正如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总结俄罗斯私有化失败教训时所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西方学者，“往往是富于冷战精神的学者斗士，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的‘罪恶’，重新建立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重任”，“整个私有化程序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过程，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有些人认为资产最终会卖到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即‘强盗贵族’至少能有效地拍卖，但这一做法也没有能够获得成功，新兴的寡头们发现掠夺国有资产，比利用资产进行生产创造财富来得更快”，“由于缺乏公共制约，‘掠夺的手’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本账户的迅速放开，使得私有化的银行业鼓励每年上百亿的美元从俄罗斯被掠走”。
俄罗斯推行私有化已近十个年头，西方的“产权神话”终于原形毕露，造成的社会恶果令人触目惊心。自从推行私有化改革以来，俄罗斯经济命脉落入七大寡头手中，新兴的贵族式经理忙于掠夺财产，私有化企业经营不善，陷入了大面积严重亏损，9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亏损面甚至上升到80％。大多数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特别是有政府特殊关系的大寡头，通过各种渠道疏通逃避税收，政府因税源枯竭濒临破产的边缘，无法保证国防和科教事业经费。饱受煎熬的还是广大普通民众，他们没有成为主人而是沦为雇工，随时面临丧失工作、医疗养老的威胁。最近，西方媒介暴露的俄罗斯洗钱丑闻，非法转移资金高达上百亿美元的惊人数字，不仅涉及了私有化中爆发的金融寡头，而且还牵涉了叶利钦等众多政府高官。
财政、金融、外贸改革的暗器
美国专家推荐的“华盛顿共识”药方，将前述三项改革视为关键性改革措施，但实际上却是隐蔽经济战的“杀手锏”，具有隐型核弹般的巨大破坏威力。除此之外，“华盛顿共识”还包括一系列配套改革，涉及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构成了所谓“全面、系统改革”的重要环节。这些改革措施本身具有的破坏威力，也许不如前述三项非常致命的“杀手锏”，但是，配合在一起运用形成“交叉火力”，却能大大增强隐蔽经济战的杀伤力。
美国专家推荐的财政改革措施，包括征收高额的增值税、所得税，取消政府的各种政策性补贴，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平衡财政预算。实际上，熟悉市场经济的美国人深知，征收高额的增值税、所得税，会大大增加企业的负担，对于转轨中困难重重的企业，很可能构成加速破产的威胁。美国每逢出现经济危机之时，都采取宽松财政政策减轻税负，但是，现在却胁迫俄罗斯推行相反政策，居心叵测地逼迫俄企业陷入绝境。美国面临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一般是增加财政补贴促进社会需求，却有意逼迫俄罗斯立即取消政策补贴，造成物价猛涨打击广大居民生活水平，蓄意诱发经济恶性循环和社会动荡。但是，人们不难发现美国建议的自相矛盾，如美国声称必须控制通货膨胀，却无视取消补贴造成物价猛涨；美国强迫俄罗斯减少政府财政开支，却允许偿还外国债主的支出不断膨胀。
美国专家还打着控制通货膨胀的幌子，强迫俄罗斯采取严厉的金融紧缩政策，令人窒息的高利率加重了企业负担，致使企业无力购买设备和原材料，但是，却要求俄罗斯立即开放金融外汇市场，根本无视货币贬值造成的进口物价上涨。实际上，美国面临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都是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扩大银行信贷，二战后西方还普遍实行了长期外汇管制，直到经济实力增强后才逐步实行自由兑换，美国向俄罗斯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药方，与历史成功经验都是恰恰相反的。同时，美国还要求俄罗斯银行迅速私有化，形成了大批中小规模的私人银行，抗风浪能力差加剧了转轨的金融风险，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俄罗斯形成了洗钱渠道，加速大量私有化掠夺资产纷纷转移国外，美国先是暗中默许这种非法洗钱交易，适当时机又用作敲诈俄罗斯的把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准确预言过东南亚将会爆发经济危机，指出“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一个接一个陷入经济衰退，它们都发现规范的政策工具只会令局面恶化”，他还指出，由于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国际货币基金曾被迫承认政策失误，但是，98年巴西爆发危机之后，经济下降，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已被通货紧缩替代，而国际货币基金却依然如故，强迫巴西“提高税收，减少政府支出，维持高利率。这种极端的财政和金融紧缩政策，肯定会令巴西陷入剧烈的衰退”。克鲁格曼还指出，国际货币基金丝毫没有吸取教训，总是强迫推行类似当年胡佛的政策，“巴西的援助计划特别极端，基本上是一年前强迫亚洲推行政策的讽刺性模仿。过去数年中，华盛顿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推行的政策，基本上是‘凯恩斯契约’的绝对对立面：即当经济面临衰退时，强迫提高利率，猛减政府开支，提高政府税收”。显然，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绝非偶然失误，而是明知故犯。
美国还打着经济全球化的旗号，逼迫俄罗斯全面开放贸易投资，这虽属大英帝国的昔日老招数，却依旧是非常有效的战略武器。当俄罗斯企业面临转轨中重重困难，为财政紧缩深感税收负担沉重，为金融紧缩寻求贷款无门之时，如何抵挡如狼似虎的跨国公司呢？随着大量进口产品潮水般地涌入，虚弱的俄罗斯企业纷纷陷入了困境。此时，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神机妙算，提出了加速破产兼并改革的贷款条件，俄罗斯工业企业的厂房和机器设备，便纷纷廉价地落入跨国公司的囊中。但是，许多工业企业被外国资本收购后，并未起死回生重新投入有效运转，而是变成废铜烂铁被弃之不用，原来西方资本收购俄罗斯企业的目的，是消灭扼杀俄罗斯企业的发展机会。历史上，美国也曾中过英国的自由贸易诡计，开放市场几乎扼杀了美国的新兴工业，美国为何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曾经不惜同英国爆发过两次战争，忍受了英国发动的全球封锁围堵。美国坚持了近一个世纪的高关税保护，有效促进了民族工业的蓬勃发展，时至今日虽然口头上高喊自由贸易，每当经济萧条或进口冲击威胁本国工业时，仍然毫不犹豫地挥舞保护主义的大棒。美国未将成功经验授予俄罗斯，却蓄意传授了不顾具体国情，敞开大门任凭外国占领的馊主意，真是“己所不欲偏施于人”。
各种战略暗器的相互配合
无论是“华盛顿共识”的三项“杀手锏”，还是各种配套改革的隐蔽战暗器，都能产生相互巧妙配合的杀伤火力，相互激荡放大负面效应形成恶性循环。美国诱骗俄罗斯盲目相信自由市场神话，仓促取消了计划体制和政府管理功能，不仅导致经济资源分配过程出现瘫痪，众多企业缺乏监督协调陷入失控状态，而且还大大加深了私有化改革的恶果，鼓励黑社会和腐败官员勾结大肆掠夺，加剧了产权多元化造成的经营秩序混乱。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暴发金融寡头阶层，通过贿赂收买官员控制了俄罗斯政府，反过来确保改革为少数新兴贵族服务，特殊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修正改革方向。由于俄罗斯盲目相信了自由市场神话，天真地以为“短期阵痛”很快会过去，就为美国推荐改革药方的各种战略暗器，创造了淋漓尽致发挥作用的绝好条件，如取消计划体制和政府经济管理功能，彻底剥夺了政府防止经济危机的手段，政府无论对放开价格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紧缩货币政策造成的巨额三角债拖欠，还是开放市场后外国竞争的强烈冲击，私有化企业解雇工人造成的社会失业，都采取了麻木不仁坐视不管的态度，还为卖光国企实现私有化而沾沾自喜，因此，俄罗斯国民经济长期陷入严重衰退，损失惨重超过二战和大萧条就不难理解了。
美国对亚洲各国发动的隐蔽经济战，基本过程同俄罗斯也是大同小异。美国先是利用亚洲国家的市场依赖性，强迫这些国家推行贸易金融自由化，落入了泡沫经济和巨额外债的陷阱，然后趁提供援助贷款时附加苛刻条件，逼迫这些国家接受所谓结构性调整，其具体内容也来自“华盛顿共识”药方，包括取消政府干预任凭自由市场调节，取消财政补贴放开一切商品的价格，削减政府福利支出和公共投资，紧缩银行信贷勒紧民族工业血脉，进一步推行贸易金融自由化，向跨国公司开放工业金融战略行业，任凭外资廉价收购控制民族工业等等。亚洲各国因泡沫经济崩溃陷入危机后，政府本来应该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扩大公共投资和银行信贷，刺激社会需求以摆脱困境，但是，美国为何强迫其采取相反的政策呢？实际上，美国深知29年泡沫经济崩溃后，胡佛总统盲目坚持自由市场教条，采取了错误的财政金融紧缩政策，加深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惨痛教训，因此，蓄意逼迫陷入困境的亚洲国家，重蹈当年胡佛总统的失败覆辙，人为制造出类似大萧条打击亚洲各国。
难怪美国获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托宾，认为同亚洲的金融危机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行动，将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痛苦。
美国隐蔽经济战的暗器的破坏作用，在特定条件下或积累到一定程度，还会引起社会动荡与经济危机相互激荡。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在印尼爆发金融危机后，提供所谓援助贷款时附加了种种条件，规定必须立即取消政府的政策性补贴，放开各种必需品的价格任凭市场调节，正当印尼私有企业困难社会失业猛增之时，水电、煤气、交通等价格猛涨激起民愤，经济困难迅速转化为社会爆炸局势，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抢劫和暴乱，人们纷纷谴责暴徒野蛮排华和苏哈托独裁，但是，很少有人指责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正是美国隐蔽经济战诱发的社会动荡，给印尼人民华侨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而幕后的罪魁祸首却逃脱了社会谴责。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贷款附加条件，还规定废除劳工保护和自由解雇工人，如对韩国规定失业人数增加一百万，其目的乃是形成加速恶性循环的链条，促使经济危机扩散转化为社会动荡。
国际货币基金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剥夺了政府防止危机蔓延的手段，各种隐蔽战略暗器造成的杀伤效应，通过受害的银行、企业和人群迅速扩散，形成复杂的社会经济恶性连锁反应，其过程仿佛是众多核子受到冲击之后，释放能量相互激荡引起剧烈的核爆炸，难怪美国隐蔽经济战破坏威力，竟然大于令人恐怖的核弹。由于美国隐蔽经济战造成的社会灾难，八十年代前苏联的人口增长趋势，已经为急剧的减少趋势所取代，从92至98年的短短六年中，俄罗斯人口净减少了四百五十万人，减少速度甚至比内战超过一倍以上，更为严峻的是，这种趋势至今仍然有增无减，未来人口损失很快就会超过千万人。乌克兰拥有发达的机械工业和农业，受教育水平很高甚至超过许多西方国家，但由于具有较强的经济依赖性，独立中断了以前的经济分工联系，大大加剧了激进市场改革的恶果，人口损失速度甚至超过了俄罗斯。八十年代末，南斯拉夫就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调整方案，“放开价格、管紧货币”造成物价狂涨，工业陷入萎缩社会失业增加，经济困难大大激化了民族矛盾，国际货币基金为保证偿还外债，还要求中央政府提高征税集中税源，致使各个共和国发生尖锐的摩擦，最终社会动荡导致了内战和国家分裂。
七十年代，美国国际战略专家撰写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全球人口增长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特别指出了十四个亚非拉人口大国，包括墨西哥、巴西、印尼、泰国等等，今天这些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经济危机。上述报告尚未包括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当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受美国操纵，但是，如今这些国家发生社会制度剧变后，巨大社会经济灾难造成了人口剧减。这种淘汰人口趋势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有利于其建立单极的世界霸权秩序。国际货币基金还强迫非洲国家接受结构调整，据统计，九十年代由于灾难性改革造成严重困难，诱发了社会动荡、饥饿和战争，撒哈拉南部非洲损失了三千万人口。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为争夺非洲国家而竞相提供援助，六、七十年代非洲人均寿命增长很快，但是，九十年代以来非洲人均寿命急剧下降，许多国家人均寿命已低于六十年代的水平，如纳米比亚、赞比亚、马拉维、乌干达等等。显而易见，美国隐蔽经济战的破坏威力，丝毫不亚于真枪实弹的热战争［21］
二、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对我国的威胁
中国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
尽管美国隐蔽经济战的凌厉攻势，已横扫全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是，仍然没有引起善良中国人的足够警觉，许多人茫然不知美国谋求霸权的威胁，甚至盲目轻信西方新闻媒介的误导，将前苏联东欧和亚洲国家的不幸遭遇，统统归罪于这些国家自身管理不善。人们阅览广为流传的中国报纸杂志，经常可以看到为美国辩护的论调，例如，东南亚经济危机根源是自身的弊病，在于政府过度干预和“裙带资本主义”，索罗斯为赚钱投机是天经地义的，“将经济泡沫早日挑破”有何不好？更何况“苍蝇不叮有孔的蛋吗”？“毛病出在鸡蛋自身有孔，爱闻腥的苍蝇何罪有之？”但是，按照“鸡蛋有罪论”的逻辑推演下去，岂不是谋杀应该责怪被害人粗心大意，而谋财害命的狡猾凶手反而无罪了吗？殊不知为索罗斯辩护的那些中国人，正是粗心大意、缺少心计的善良人，很容易成为狡猾凶手暗中谋算的目标。善良的中国人不相信“阴谋论”，他们惟恐这样会重犯左的错误，凭白冤枉无辜的西方金融资本，不然国际货币基金为何提供巨额援助，帮助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呢？
我们不妨听一听知情美国专家们的看法。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萨克斯，曾经是国际货币基金委派的经济顾问，前往俄罗斯东欧国家指导经济改革。由于“休克疗法”造成了巨大灾难，萨克斯也名誉扫地受到人们广泛指责。亚洲危机爆发之后，萨克斯不再甘心继续充当“马前卒”，反戈一击尖锐地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精心粉饰自己在公众面前的模糊形象，打扮地像个超人向地球俯冲下来，扑灭金融危机的火焰。然而，仔细考察一下它的所作所为就会看到，这个忠于正统金融理论的国际货币基金，只关心西方债权人的利益，而无视债务国的利益，实际上经常是火上浇油。国际货币基金加剧了恐慌感，不仅由于它的可怕公开宣告，还因为它开出的药方――提高利率、缩减预算、关闭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不是迅速灭火，而是在剧院中喊起火制造恐慌”。［22］
查默·约翰逊是美国加州大学的著名教授，他长期研究亚洲及日本经济问题。当前在亚洲金融危机问题上，他对国际货币基金和美国持强烈批评态度，特别批评西方新闻媒介歪曲亚洲危机起因，将其归咎于政府干预和所谓“裙带资本主义”。
查默深刻地指出，美国政府称不应干预市场宠爱企业，但为了维护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98年美国联邦银行却干预市场注入巨额资金，挽救投机失误濒临破产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体现了美国式“裙带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导致美国提倡的新自由主义在亚洲信誉扫地。他还指出，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的真实原因，是误入了西方胁迫推行的金融自由化陷阱，当前从日本、韩国到东南亚各国，都在重新对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反思，酝酿采取同“华盛顿共识”相反的政策，恢复以前政府干预经济的成功经验，包括恢复政府计划部门和产业管制政策，对过度投机濒临破产的私营银行进行国有化，等等。［23］
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惨痛教训，也未引起中国人的应有警惕。早在前苏联发生社会剧变之时，许多中国人甚至还认为，俄罗斯的实力远远超过中国，现在又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必然将中国远远抛在后边，倘若中国再不奋起改革追?上，中国将会被俄罗斯消灭掉。尽管俄罗斯推行激进改革陷入困境，中国人仍然没有察觉出其中奥妙，丝毫没有怀疑西方推荐的药方存在问题，而归罪于计划体制顽固和改革不彻底。直到俄罗斯忍受近十年“短期阵痛”，不仅没有复苏反而爆发了金融危机，许多中国人仍然主张类似规范化改革，丝毫没有从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即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公开撰著透露美国瓦解前苏联内幕，善良的中国人仍然没有怀疑美国阴谋，不少人反而积极贬低否定“阴谋说”，开脱甚至美国人自己也公开承认，已变成了“公开秘密”的“阳谋”。大概担心人们心地过于善良不愿怀疑罪犯，彼得·施瓦茨在书中居然露骨地说，人们议论前苏联的突然全面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仿佛调查一个人突然神秘死亡了，而粗心大意丝毫不考虑谋杀，不怀疑存在预谋和病人吃错了药方。彼得·施瓦茨的洋洋得意、丝毫不加掩饰的言辞，仿佛是嘲笑那些仍在为凶手申辩的善良被害者，讥讽那些仍在为有意开错药方的医生辩护的倒霉病人。
法国《费加罗杂志》于99年7月份，刊登了一位前苏联的不同政见者的谈话。二十年前这位前苏联作家季诺维也夫，曾因反对当局而被驱逐出境流亡西方。令季诺维也夫感到悲伤的是，尽管他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实现了，但是他看到俄罗斯也随之被毁灭了。季诺维也夫回答法国记者说，“我过去离开的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强大的大国，现在重新见到的却是一个被打败了的、破败的国家。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崩溃并不是由于国内的原因，这乃是西方历史上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他还说，“俄罗斯的灾难是西方所希望的，也是西方策划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我知道内情。我看过一些文件和材料，参与过一些准备引导俄罗斯走向死亡的研究活动。我对此感到受不了，以至我再也无法生活在那个要消灭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的阵营里了”。［24］
中国人曾经熟悉西方列强的“硬战争”，激荡百年中“火与血”的洗礼，锻造了中国人刚强不屈的性格，但是，他们还不熟悉西方“软战争”的诡计，因为西方列强对弱者从来刀兵相见，不懈于采用迂回曲折的权谋之术。今天，无数先烈英勇抗争换来了胜利果实，成功建立强大工业击败了美国冷战遏制，已迫使昔日强敌改弦更张变换手腕，放弃冷战遏制转而采取缓和战略。中国人缺乏攻击性的善良天性，使他们容易宽恕原谅昔日的敌人，向往和谐国际关系而放弃应有戒心，将西方倡导的“国际缓和战略”，误以为是“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殊不知，“缓和战略”虽然是历史的进步，标志着美国“冷战战略”的失败，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机遇，但是，正常交往背后仍然暗藏杀机，美国软战争暗器的杀伤威力，并不亚昔日硬战争的真枪实弹。
美国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一贯作风，是尊重有实力和智谋的对手，而玩弄容易受骗上当的朋友。中国人天性善良“不存害人之心”，但是，也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大国，必然威胁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图谋，无法置身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无论凭借坚船利炮或“糖衣炮弹”，具有全球扩张野心的美国都会找上门来。新中国曾同美国爆发过两次战争，反复交手不断令美国遭到失败。美国政府主动接近中国，恰逢越南战争遭到惨败，中国持强硬反美立场之时，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从实用主义出发灵活善变，深谋远虑而不计一时得失。但同时也说明，对于具有谋求全球霸权野心，如此精通权谋之术的美国，中国人实在是不可不防。
前苏联从未同美国发生过战争冲突，赫鲁晓夫还曾高喊“和平口号”，对美国百般讨好大献殷勤，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更是崇拜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掏心至腹尊美国为良师益友，对美国可谓言听计从并不断退让，但是，美国不但没有领俄罗斯领导人的情，反而利用其天真解除戒心之机，发动了凶猛的隐蔽经济战攻势，仿佛长驱直入无人设防之地，尽情地摧毁其庞大工业军事体系，转眼间将威风凛凛的前超级大国，破坏到满目疮痍惨不忍睹的地步。美国对曾卖身投靠自己的朋友，一旦丧失利用价值也毫不留情，智利和巴拿马的前独裁政府总统，曾同中央情报局进行密切合作，今日也都锒铛入狱沦为阶下囚，叶利钦和丘拜斯大力推进私有化，曾指望将资产转移海外以防不测，今天却成为美国大肆宣扬的把柄，真是“狡兔死、走狗烹”。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殊不知“缺少心眼也要挨打”。
谨防美国用隐蔽经济战袭击中国
值得警惕的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也在开始在中国逐渐广泛流传开来。其实，旧中国也流行过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但是，那时中国正饱受西方列强的掠夺压榨，人们根本不相信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神话，甘愿冒生命危险阅读违禁的马克思著作。解放后，人们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批判较多，忽略了辩证地借鉴其中的合理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邀请了大批中国官员学者进行访问，美国操纵的各种权威国际经济组织，向中国大力宣扬所谓规范化改革药方，正常经济文化交往的掩盖烟幕背后，美国的隐蔽经济战对中国也构成了威胁。
中国人看不透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因为，他们熟悉的是西方列强的真枪真炮，以及美国冷战的经济军事封锁遏制，而这些战略暗器是在美国冷战失败后，才被主张缓和战略的智囊谋士设计出来，同昔日真枪真炮的差别实在太大了。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的设计非常巧妙，用贷款、贸易、投资等经济利益为诱饵，掩盖着杀伤力巨大的咄咄逼人锋芒。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之时，人们不熟悉市场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因此，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办法，重视在继承原来体制优点的基础上，逐步引进市场调节和扩大开放，因此，美国的所谓规范化改革药方影响不大。但后来随着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许多人采取了简单的直线思维方式，将成功完全归于市场和开放，误认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向，就是效仿西方的规范市场经济模式，推行国际组织倡导的规范化改革药方，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广泛流行敞开了大门。
（1）、92年泡沫经济的教训。善良的中国人天性坦率真诚，不熟悉美国国际战略的权谋之术，因此，受到“华盛顿共识”影响情有可原，的确，这一套规范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不是由国际权威机构所竭力推荐的吗？我们深入考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不难发现“华盛顿共识”产生的影响。八十年代，中国选择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渐进改革道路，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条不紊地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同时保持了重大比例关系的计划调节，国民经济实现了协调的顺利发展，从宏观上保证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良好，国有、集体企业仍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公有制企业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并且纠正经济失衡，协调企业利益矛盾和分工合作。但是，92－93年的经济过热中，由于没有正确总结中国的改革成功经验，放弃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原则，以及“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态度，片面地强调了市场和开放的作用，甚至把市场的盲目性弊端也美化为活力。从改革的指导思想上，经济学家完全忘记了马克思的论述，甚至认为凯恩斯干预政策也过时了，反而将西方时髦的新自由主义，当做了最新的规范化经济理论，用来设计各种市场经济转轨的方案。
一片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盲目热情中，我国经历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92年开发区、股票和房地产热中，占用和消耗了大量宝贵资金，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了数千亿元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各种经济损失累计起来接近上万亿元。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大面积企业亏损和三角债危机。私营、外资企业所占比重急剧增长，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削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认为，92年出现的不是“泡沫经济”，而是“经济泡沫”问题不大，但是，“经济泡沫”的损失究竟有多大呢？，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92－93年的“经济泡沫”，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令人惊讶的十倍以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房地产是新兴市场不属于泡沫经济，当前应炒作房地产、股市以刺激经济，但是，正是这类新兴市场的泡沫投机，诱发了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万亿美元的巨大的损失，由此可见，鼓励炒作投机只能暂时刺激经济，而最终扼杀新兴产业并导致经济危机。
无论是任何市场经济国家，泡沫经济过热都会造成巨大损失，美国29年的股票市场泡沫崩溃，不仅导致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而且社会动荡还触发了世界大战。美国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胁迫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放弃了政府计划干预的成功经验，结果泡沫投机泛滥爆发了金融危机，充分说明市场经济弊端不容忽视。人们常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规范，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规范市场经济，仍然难以避免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难道中国尚不成熟的不规范市场经济，就具有防范经济危机的特殊免疫力吗？92－93年泡沫投机造成数千亿元损失后，仍然能够安然无恙不出现连锁反应吗？
93年，我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宏观调控措施，及时遏制了泡沫经济的继续膨胀，但是，由于对市场经济弊病的认识不足，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措施，来矫正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当前，中国面临的各种严重经济困难，包括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大面积企业亏损和三角债，职工下岗和社会失业增加，同美国、东南亚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呈现的各种病症如此相似决非偶然。中国人必须认识到，国际经济组织倡导的新自由主义，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乃是杀伤力巨大的经济战暗器，已经给拉美、俄罗斯和亚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经济灾难，因此，中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方向，必须坚持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成功经验，认真肃清西方宣扬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充分重视市场经济不容忽视的内在弊端，特别是泡沫经济过热的巨大破坏性，采取坚决措施纠正泡沫经济的后遗症，避免市场经济再次爆发周期性危机，这样才能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攻击。
（2）、“价格改革闯关”的教训。如前所述，西方倡导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曾给俄罗斯经济改革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八十年代，中国进行谨慎的价格改革获得了成功，但是，后来西方宣扬的价格改革药方，也曾在中国广泛流传造成相当影响，如88年的“价格改革闯关”，92年的“悄悄的价格革命”，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果。改革初期，由于“文革”的后遗症影响，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物资匮乏，数千万知青返城没有工作，形势远比前苏联改革初期严峻。中国采取同西方规范药方相反的办法，一方面进行谨慎、渐进的价格改革，一方面增加银行贷款支持轻纺工业，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既增加供给抑制了通货膨胀，又解决了数千万知青的就业问题。但后来，受到西方倡导的规范改革影响，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包括著名学者，也主张“放开价格、管紧货币”，
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88年提出了“价格改革闯关”口号，结果当年的投资规模虽然并不大，价格上涨预期却导致了抢购风潮，人们纷纷提取存款银行资金大量流失，群众不满也是诱发“六四”原因之一。89年政府被迫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以抑制通货膨胀，市场疲软导致产品大量积压，国有企业亏损面急剧扩大了两倍多，引起了大规模的三角债连环拖欠，幸亏政府及时全面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困难，才避免出现类似俄罗斯的灾难局势。
由于受西方倡导规范价格改革的影响，人们没有继承渐进价格改革的成功经验，吸取88年“价格改革闯关”的教训，92年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热潮中，又再次搞了一场“悄悄的价格革命”，推出了以前争议颇多的价格改革措施，一下放开了钢材、建材等生产资料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价格盲目飞涨误导了市场供求，出现了全国炒钢材、炒房地产热潮，形成了“泡沫经济”的膨胀，消耗和浪费了正常工业部门大量资源，仅钢材的盲目进口就耗费了一百多亿美元，国内冶金企业的生产和效益均遭受了巨大损失，机械、建材、建筑工业也陷入市场疲软，房地产价格飞涨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尚未充分起步就出现大量积压，数千亿元资金陷入了呆滞状态，诱发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
这种形势下，本来应该优先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政府应一方面严格抑制泡沫投机，一方面应大力扶植实质经济部门，以补充泡沫造成的资源损失。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轻视了市场经济弊端，人们没有认识到泡沫经济后遗症的严重性，反而推行了加重连锁反应的市场改革。94年的全面放开粮价改革，加上92年价格改革的滞后效应，触发了改革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政府被迫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政策，压缩基础建设投资和银行贷款，为遏制通货膨胀付出很高的代价，国有企业蒙受了泡沫经济损失后，又因物价上涨加重了生产成本，压缩基建导致需求疲软产品滞销，紧缩银行信贷加剧了资金周转困难，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三角债托欠，国有企业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困难，效益急剧滑坡而亏损却大幅度上升。两、三年后好不容易控制了通货膨胀，人们却发现并未真正实现物价稳定，而是又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困难局面，至今物价已经连续三十个月下降，出现了市场疲软和普遍生产过剩，职工纷纷下岗社会失业迅猛增长。
我国价格改革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八十年代，我国采取了谨慎、渐进的价格改革，以及增加供给的相对宽松货币政策，既消除了物资短缺的通货膨胀压力，又解决了数千万知青的就业难题。但后来，受西方“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影响，我国为“价格改革闯关”付出很大代价，蒙受了泡沫经济膨胀的巨大损失，经历了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剧烈波动。当前，人们往往将我国面临的严重困难，归罪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不明晰，殊不知，这同西方改革药方的误导有很大关系，难怪许多经济病症同俄罗斯很相似，如三角债、企业普遍亏损和社会失业等。无论是俄罗斯或我国的经验都证明，仓促放开价格容易造成物价猛涨，单纯紧缩货币存在较长滞后效应，不仅难以有效控制物价的上涨，而且还会严重打击供给和需求，诱发大规模三角债和企业亏损，最终还可能矫枉过正导致通货紧缩。倘若改革初期，中国采取西方的价格改革药方，不仅必然会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严重威胁人民生活和存款安全，扼杀新兴轻纺家电工业的发展机遇，还会加剧当时严重的失业矛盾，遭到比俄罗斯更为悲惨的命运。
如前所述，西方推荐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同德国战后的成功经验恰恰是相反的。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当国民经济面临着重大困难的时期，无论是经济危机、战争和自然灾害，还是经济转轨或结构急需调整的特殊时期，面临物资短缺或过剩的严重供求失衡，政府都应保持比较严格的价格控制，同时采取比较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一方面遏制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危害，一方面支持国民经济迅速调整结构，扩大有效需求并且增加有效供给，消除严重的生产过剩或物资短缺，增加就业机会并维护社会稳定。一次大战时期，西方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缺乏经验没有实行价格管制，物价上涨严重损害了广大民众，也给政府大大增加了财政负担。二次大战时期，罗斯富实行动员经济之后，联邦银行大大增加了货币发行量，但由于政府成立了物价管理局，物价稳定上涨远远小于一战期间，不仅摆脱了长达十年的严重萧条，消除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社会失业，而且工业企业获得了充分资金，迅速调整结构实现了生产高速增长，保证了战时旺盛物资需求和物价稳定。解放初期，我国面临着恶性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政府加强价格管理打击投机哄抬物价，实行了“三紧三松”的灵活货币政策，即消除了旧中国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还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高速增长，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通过迅速扩大生产消除了严重社会失业。鉴于俄罗斯价格改革造成的灾难，西方蓄意歪曲真正的成功经验，我们必须保持戒心提高警惕，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的攻击。
（3）、“科斯产权神话”的误导。如前所述，西方宣扬的科斯产权理论神话，在俄罗斯付诸实践已有近十个年头了，不仅没有促进企业改善经营提高效率，反而将俄罗斯变成了“强盗掠夺”的国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说，“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确，西方大肆宣扬的“科斯产权定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也获得广泛流传，我国许多经济学家形成了“产权崇拜”，他们认为“公有产权不明晰是根本矛盾”，认为“产权是绕不过去的关键性改革”。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许多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正视“科斯产权理论”的神话，在俄罗斯改革中遭到惨痛失败的现实，也不愿意了解俄罗斯依照产权明晰思路，推行各种形式私有化改革的丰富实践，完全不知道他们仍在主张的许多产权改革，已在俄罗斯充分实践并且造成了灾难性恶果。
有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改革应大力引进民间资本，股份制改造出售国有资产，不同于俄罗斯推行的私有化，后者是采取了“分”和“送”的形式，股份公司应将国有股比重降低到30％。有些经济学家积极主张“产权改革”，但是，竟然不了解俄罗斯产权改革的基本情况。事实上，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形式，正是对小型国有企业出售拍卖，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化。俄罗斯股份制改造的初期阶段，曾以凭证形式“分和送”国有资产，后来则采取了各种形式出售国有股权，因此被广泛称之为“货币私有化”。
但是，事实证明，后来各种私有化方式造成的恶果，甚至远远大于初期的私有化凭证分配，出现了政府和企业的腐败领导人，纷纷利用手中职权进行私有化寻租，以更加模糊复杂的产权重组形式，大肆野蛮掠夺将国有资产窃为己有，斯蒂格利茨称之为“贵族强盗式掠夺”。
值得指出，中国经济学家主张的各种产权改革形式，俄罗斯推行私有化过程中都曾广泛尝试，包括出售国有股权和法人收购股权，银行直接贷款给企业家购买股份，用政府提供的企业抵押贷款购买股权，向国内外私人资本出售国有企业，破产兼并和各种产权重组，通过股市并购和多层次间接并购，各种持股基金会购买国有企业股权，向企业经理廉价出售或赠送国有股权，等等。倘若按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俄罗斯也根本没有推行私有化，因为，出售的国有资产变成了货币形态。但是，这种产权改革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企业经理不关心改善经营提高效率，他们更关心通过复杂的产权重组交易，将资金转移到完全属于自己的账户，特别是更加安全的海外私人账户上。由于种种原因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往往仍有30％左右国有股尚未出售，但是，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官员经理肆意掠夺。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的企业产权改革实践中，也广泛采取了上述出售拍卖和产权重组形式，各地推行股份合作制普遍强迫职工购股，还纷纷廉价出售或直接赠送国有企业，河南、山东等地为了“卖光国有企业”，要求银行贷款给企业领导购买产权，许多地方借公司改制和破产兼并之机，暗中侵吞国有资产和蓄意逃避银行债务，也出现了种种“化公为私”的掠夺现象，造成了国有资产和银行贷款的重大损失，少数经理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之后，严重侵犯广大职工的各种合法权利，剥夺职工的工作、医疗和养老保障权益，造成了社会财产和收入的两极分化。正如江泽民同志在99年7月1日讲话中批评指出，“我们有的同志也产生了错误认识，结果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了某些偏差。我们的国有资产已达八万多亿，这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如果头脑不清醒，随意地加以处理，比如不加区分、不加限制地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
尽管出售国有股权不是直接“分或送”，但是，这种产权交易和重组的过程中，能够为掌握权力的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提供大量暗中谋求私利的合法机会，创造出名目繁多的“化公为私”形式，打着改革的高尚幌子进行强盗般的掠夺。斯茨格利茨总结俄罗斯的教训时指出，各种形式的出售国有股权和产权重组，“表面上虽然腐败也不那么直接，程序比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由于整个程序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都证明，产权改革非常复杂尚无成熟经验，搞不好会产生不可逆转的负效应，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腐败官员经理，会有强大的谋私动力推动这项改革，国家和职工利益却可能遭到严重侵犯，因此，我们不应轻信各种官冕堂皇的产权改革理论，而必须长期谨慎试点反复观察正负效果。
值得警惕的是，早在改革初期，美国就非常重视向中国推荐私有化改革，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拒绝之后，就采取各种形式包装私有化，如将私有化改称为社会化，主张通过股份化和产权多元化，来隐蔽地、渐进地实现私有化。中央情报局曾积极赞助专家学者，研究如何在中国推行隐蔽的私有化。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是主张国有企业股份化，但后来却急剧地滑向了全面私有化，其原因在于依据的“科斯产权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公有制的信心，的确，既然公有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为何还要保留而不干脆推行私有化呢？由此可见，科斯产权理论乃是美国攻心战的利器，其厉害之处在于能够“四两拨千斤”，先从根本上动摇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进而摧毁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
我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必须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依据，彻底肃清西方“科斯产权神话”的影响。近代史上，旧中国早就有股份制、公司制企业，私营、外商企业也遍布中国大地，但是，却始终未能实现工业化挽救中国。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发挥公有产权的一系列独特优势，创立之初就向人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迅速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事实说明，国有、集体企业等公有制企业，正是挽救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公有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是非常明晰的，新中国正是凭借这一独特的优势，才能形成团结全体人民的凝聚力，动员全社会资源投入关键性产业，建立强大的民用和国防工业体系，实现振兴中国的艰巨时代使命。
事实证明，全体人民所有的公有产权不仅能管理好，而且已创造了比私有产权更高的效率，正因如此，中国才摆脱了解放前的悲惨命运。至于进一步改善公有产权的管理制度，应该是“明晰责任”而不是“明晰产权”，下放经营权的同时创新协调监督机制，这样才能避免美国利用科斯产权理论，作为隐蔽经济战的厉害暗器，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公有制的信心，误导产权改革滑向隐蔽的私有化。因此，我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而不是西方大肆宣扬的科斯产权理论，明确公有产权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优越于私有产权的明晰产权制度，进行股份制、公司制改造的目的，乃是进一步发挥公有产权优势，通过广泛筹集资金促进社会化，巩固和加快公有制企业的发展。
股份制、公司制改革的产权多元化，目的是吸收社会资金补充公有产权，而不是代替公有产权来搞私有化，这样才能保证股份制、公司制改造，不滑向用多元化包装私有化的错误道路。因此，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绝不应该出售国有产权搞私有化，国有股权一般应保持绝对控股的地位，集权分权矛盾应通过完善经营责任制，明晰政府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来解决，这样既能保持政府计划协调的优势，又能调动企业灵活利用市场的积极性。相对控股的界限模糊、操作弹性很大，很难保证有效的控制、协调和监督，制止股东、经理相互勾结掠夺资产，先通过各种复杂交易“化公为私”，然后再进一步“化大私为小私”，隐蔽地转移到完全属于个人的腰包，俄罗斯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的公司制改造试点仍然不理想，现在尚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条件，强迫推行只能用行政办法“拉郎配”，违反经济规律干扰正常经营秩序。各种持股基金会难以形成有效监督主体，正如俄罗斯、捷克的实践所证明，各种投资基金比它们所拥有公司，本身还存在着更大的‘公司管理’问题，投资基金不仅难以完成监督的任务，而且本身也是高度权力滥用的工具。由此可见，产权多元化虽然有一定监督作用，但本身也会产生众多复杂的问题，如暗中相互勾结掠夺企业资产，容易造成矛盾摩擦干扰经营秩序，还有各种腐败和滥用权利的问题，因此，产权多元化吸收法人资金入股，只能作为国有控股监督的必要补充，而不能代替国有股的协调监督作用，否则可能失去控制出现腐败泛滥成灾，重蹈俄罗斯误中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企业产权改革遭到惨痛失败的覆辙。
（4）、各种宏、微观配套改革的误区。美国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有一整套改革药方，除了全面放开价格和产权改革以外，还涉及到财政、金融、外贸等等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文化和学术交流的日益扩大，美国也积极向中国推荐、宣扬这些改革药方。92－93年我国出现了泡沫经济的过热，炒钢材、股票、房地产热浪费了大量资源，众多国有、集体、三资和私营企业，都因卷入了泡沫投机而蒙受巨大损失。这种形势下，应该一方面抑制泡沫经济投机活动，一方面采取相对宽松的财税金融政策，以扶植遭到牵连的正常生产企业，弥补其资源损失以防止出现负连锁反应。美国29年泡沫经济崩溃后，胡佛总统曾采取紧缩的财政金融政策，结果打击社会需求加深了经济大萧条，后来美国吸取教训采取减税增支的办法，来防止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97年东南亚爆发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却向东南亚提出相反的政策建议，实行紧缩征收高额增值税和所得税，目的是打击这些国家工业金融命脉，确保政府财税来源偿还欠西方的债务。94年我国缺乏处理泡沫后遗症的经验，也采取了严格的紧缩财政金融政策，征收增值税加重了国有、集体企业负担，蒙受泡沫损失的众多企业再次雪上加霜。政府实行财税政策应考虑时机选择，企业蓬勃发展时适当提高征收税赋，而企业困难时则应适当降低税赋。国际货币基金称积极向中国提供经济建议，包括宏观经济和财政金融改革等等，我们必须对此采取谨慎对待的态度。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改革的方向，是将国有银行改造成为商业银行，大力发展股票证券金融市场，逐步推行金融自由化并与国际接轨。国有银行经营应该更多面向市场，但是，银行金融体系不同于一般产业部门，具有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的重要地位，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形势和产业结构，集聚广大人民存款具有很高社会风险性。因此，国有银行改造成只顾赚钱的商业银行，将会丧失重要功能和增加社会风险，特别在国民经济面临较多困难的时期，政府难以利用金融杠杆调节宏观经济，新建政策性银行设立的分支机构少，不具备充足信息和调节经济的实力，将政策性业务同商业性业务截然分开，从理论上说可行而实践中很困难。历史上美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时期，往往是面临爆发战争威胁的时期，政府直接监督和调控银行金融体系，提供大量长期低息贷款扶植工业发展，如南北战争时期和二次大战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比平时快数倍之多，而没有战争威胁的和平时期，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强调谋私的自由，银行体系经常出现轻视实业的泡沫化倾向，一般每隔十年就会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真正的成功经验，而不是垄断资本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我国转轨时期过早发育股票证券市场，容易诱发类似92年的泡沫投机热潮，鼓励商业银行和众多企业沉溺于投机，俄罗斯推行了银行的私有化和商业化改革，大力培育股票市场并且开放资本账户，大量资金流入泡沫投机加剧了工农业危机，改革以来没有建立一家新工厂企业，令戈尔巴乔夫损失全部存款的大私有银行，将全部资金都投入了股票、房地产投机，金融全球化接轨加剧了掠夺资金外逃，仿佛是形成了经济动脉的大出血，中国应该充分吸取俄罗斯推行银行体系改革，以及金融国际化接轨的失败教训。
93年我国发生的泡沫经济过热，给众多企业和银行造成了重大损失，再次出现了数额巨大的三角债拖欠。但是，由于受到西方规范经济理论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不必进行干预，应该由市场机制进行自发的调节，结果泡沫经济损失产生了连锁反应，通过经济联系形成了乘数扩大效应，三角债的蔓延使企业银行背上沉重包袱。东南亚泡沫经济破灭后，国际货币基金提供贷款时附加了苛刻条件，规定必须放弃政府干预的裙带资本主义，任凭市场自发调节扩大恶性循环，三角债蔓延沉重打击了工业金融命脉，但是，美国却对本国债务危机采取了相反态度，98年长期资本管理资金濒临破产，99年老虎基金投机失误陷入困境，美国联邦银行都动员巨额资金抢救，以免债务危机出现蔓延扩散趋势，形成连锁反应触发金融体系崩溃，美国教授查默将这种言行不一的行为，讥讽为“美国式裙带资本主义”。91年我国政府曾全面治理三角债危机，将其列为当时的首要经济任务，注入一定资金解开了数倍的连环债务，迅速缓解了企业面临的严重资金困难，避免了出现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问题。一家破产的中型股份制企业经理说，91年治理三角债曾帮助企业度过难关，但94年企业再次被三角债缠住，政府却没有出面帮助解决困难，尽管93年股份制改造筹集了资金，长期三角债拖欠令企业苦不堪言，勉强支撑最终于96年宣布破产。当前，我们应继承91年治理三角债的成功经验，采取果断措施全面治理三角债问题。市场经济调节具有盲目性的弊病，经济失衡积累必然反复引起三角债，尽管每次诱发三角债的原因不同，政府都应采取果断措施进行治理，及时防止出现乘数扩大的连锁反应。即使是金融投机领域的三角债危机，美国政府尚且采取积极治理的态度，更何况我国现在面临的三角债拖欠，很大部分牵涉到众多正常生产企业。当前我国面临着通货紧缩困难，单纯增加货币供给不易见效，因为实质经济的链条受到了梗阻，清理三角债仿佛将资金注入“穴位”，实质经济的链条重新获得修复，注入资金成倍扩大促进“活血化瘀”，才能有效缓解通货紧缩和企业困难。
由于三十年代大萧条造成失业危机，曾经触发了社会动荡和二次大战浩劫，西方二战后重建时期特别重视社会就业。但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为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人为制造金融经济危机破坏别国经济，打击维护社会中下层利益的工会组织，重新拾起了自由放任时代的陈词滥调，鼓吹社会失业是不可避免的无害现象，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是不可兼得的，工会维护工人就业导致了效率低下，等等。随着美国鼓吹的规范经济理论的流传，我国的社会就业政策也受到某些误导。近年来，我国对于就业问题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应不惜以失业为代价治理通货膨胀，一种认为失业问题比通货膨胀更为可怕，两种观点都受到西方不可兼得论的影响，忘记了中国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成功地同时克服了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实际上，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社会失业，都对人民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解放初期陈云同志领导财经工作时期，曾采取“三紧三松”的灵活货币政策，一举战胜了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改革初期我国曾采取增加有效供给的灵活货币政策，再次成功克服了通货膨胀和失业压力。由于受到西方“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政策的影响，我国放开价格改革诱发了严重物价上涨，严厉紧缩政策又忽视了社会就业问题，致使市场需求萎缩和企业开工不足，出现了生产设备和人员大量闲置现象，但是，经济学界将此归罪于国企产权不明晰，认为应该“减员增效”和削减社会负担。近年来，一些企业大量减员暂时缓解了困难，但实际上却将困难转嫁给整个社会，社会需求萎缩加剧了生产过剩现象，通货紧缩和企业效益滑坡也日趋严重。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所说，“单纯地将工人从低生产率的就业，变成公开失业不能够提高生产率。事实上，生产率会更低，因为有些生产率毕竟比没有强。失业公开化是成本高、而无效率的过程，常常会展现出残酷的萨伊法则，大量闲置工人造成的就业需求，形成资方强迫降低工资的压力”。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萨伊曾主张由市场调节自发解决失业，当时曾遭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判。这种旨在维护资本最大利益的主张，曾导致了社会动荡和二次大战的悲剧，现在再次成为美国垄断资本的法宝，用来人为制造打击别国的经济危机，东南亚和韩国的严重社会失业，大大加深了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中国应继承本国解决失业的成功经验，绝不应转而信奉西方的萨依法则，因为，这乃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野蛮政策，现在则是美国破坏别国经济的战略暗器。
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保守思潮泛滥以来，美英鼓吹凯恩斯时代的大政府过时了，现在应推行“大社会、小政府”的政策，这种主张不是改革创新而是复古倒退，不应成为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依据。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所占比重很小，政府既不承担宏观调控的责任，也不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但是，那时经济频繁爆发周期性危机，社会贫困和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垄断财团口头上主张“政府不干预”，却毫不犹豫地操纵政府谋求私利，甚至不惜进行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其鼓吹的所谓“大社会、小政府”，真实含义乃是“大资本、小社会”。二战后，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大大增加，所占经济比重也大幅度提高，恰恰是历史罕见的“黄金时期”。有人认为，现在我国政府所占的经济比重，达到了不合理的历史最高水平，但是，不应将现代工业社会的政府机构，同旧中国甚至封建朝代的政府相比，其依赖和服务的经济基础根本不同。解放初期和改革初期，我国的政府机构发展非常迅速，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以及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当然，我们应该注意控制政府机构膨胀，防止比例失衡和财政负担过重，但从整体上看，政府机构和服务范围的不断扩大，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需要，应该侧重控制其适当比例和增长速度，而不应依据垄断资本鼓吹的“小政府”主张，大规模地削减政府机构和社会职能。英国撒其尔夫人大幅度削减政府，结果导致社会贫困人口大大增加，成为欧洲贫富悬殊程度最高的国家。一位西方学者曾指出，即使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今天，西方国家的政府机构规模之庞大，也远远超过了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时代，美国公务员占劳动人口比重约为20％，而前苏联的党政机构人员比重仅为12％，中国大约有三千万吃皇粮的干部，占全体劳动人口的比重不到5％，占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也不足10％。当前我国面临通货紧缩和市场疲软，削减政府机构必然导致需求萎缩，加剧已经非常严重的社会失业矛盾，罗斯富总统推行“新政”的时期，就曾大幅度地扩大公共部门的就业，因此，我国政府也应采取“反周期”行为，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增加政府就业，而在经济过热时期再适当进行精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应采取增量调整办法，而避免采取代价大的压缩存量办法，一方面大力推动实质经济领域发展，一方面控制政府机构的不必要膨胀，促使政府改变监督方式和服务方向，加强高层次社会服务和科研开发功能，适当降低政府的相对比例而不是绝对规模，这样有利于缓和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防止宝贵人才流失。我们应该吸取俄罗斯政府机构改革的教训，俄罗斯骤然撤消了政府所有行业管理部门，缺乏监督加剧了经济混乱和腐败猖獗，由于俄罗斯社会混乱和贫困人口剧增，私有化企业存在着严重的逃避税收现象，俄罗斯的政府公务员数量反而大量增加，如增设救济穷人的大量社会机构，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和税务稽查人员，等等。
美英右翼政府为了推行“世界保守革命”，扭转二战后争取社会利益的潮流，还竭力贬低和攻击社会保障制度，诬蔑其造成了七十年代的经济滞胀，加重财税负担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西方攻击社会福利和政府职能的宣传，也对我国经济学界造成了很大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也是提供社会保障和各种福利造成的，认为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甩掉社会包袱，他们没有深入地考察西方国家的历史，盲目相信了西方媒介攻击社会福利的宣传。实际上，正是二战后冷战压力下的社会改良，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再分配，才缓解了贫富差距增加了有效需求，出现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德国著名记者汉斯在《全球化陷阱》中指出，所谓社会保障制度造成负担过重纯系谎言，“德国的社会福利负担绝对没有爆炸性增长，95年它在全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比20年前还要低”，统治阶层贬低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像以前一样追求资本利益，“削减国家开支、降低工资、取消社会福利，这个纲领到处成为欧洲各国政府政策的核心”。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应效仿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模式，国有企业应将承担的保障义务推向社会，但是，他们忽略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缺乏财力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即使是西方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旦放弃了政府干预和计划调节，不受约束的资本谋利的盲目竞争，必然导致经济失衡和逃避税收，这正是西方的社会福利国家，因财税来源短缺濒临崩溃的原因；中国解放初就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正是依靠公有制的“船大抗风浪”的优势，依靠计划协调减少企业破产风险，倘若放弃自身优势盲目效仿西方模式，必然也面临发展中国家缺少社会保障的困境，重蹈西方社会福利国家濒临崩溃的覆辙。当前中国正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企业单纯追求产权利益的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和“削减社会义务”，“破产废债”和“产权重组”，从一个企业来看确实有利于摆脱困难，但从整个经济来看却会加剧市场萎缩，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正如汉斯先生指出，“国际经济组织捍卫资本自由的斗争，……，盲目地适应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必将把迄今为止的福利社会，引入无法无天的社会反常状态，摧毁其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制度濒临崩溃”。
第五章　时代呼唤富国强兵的大举措
一、迎接国内外严峻形势的新挑战
1999年我国扩大基建投资的政策初见成效，在出口下降和消费不振的不利情况下，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出现了明显回升。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初步扭转了严重滑坡趋势，同摆脱经济困难还相距甚远。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外形势的一系列新变化，向我们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迫切要求我们摆脱常规思维的束缚，认真思考采取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面临的国内外严峻形势挑战，包括通货紧缩加深和市场持续低迷，乡镇、私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金融体系和社会失业的风险加大；美国悍然侵南和轰炸我国使馆，公开提出谋求全球霸权的新战略，严重威胁着我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近年来我国连续遭受洪涝灾害，水利设施严重滞后于抗洪需要，今年各地再次频繁发出洪汛警报；出口下降可能长期持续甚至深化，世界各地频繁爆发严重金融危机，预示酝酿一场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危险。
国内通货紧缩形势的挑战
从1997年以来，我国已出现连续20个月份的物价下降，今年经济增长虽然出现回升势头，但是，通货紧缩并未缓解反而出现了深化趋向。今年1－5月，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下降3．2％，比去年加深了1．3个百分点；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下跌了7．8％，比去年同期加深了4个百分点，出现了历时30个月持续下降后的最大跌幅。通货紧缩波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全国几乎所有省市和地区，以及各个行业均出现物价下降。通货紧缩呈现出惯性般自发深化的趋势，必然加剧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的状况，削弱扩大基建投资启动内需的效果，导致企业开工不足甚至纷纷破产，增加社会失业的不稳定因素，形成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全面萧条。据有关方面统计，98年供过于求的产品约占三分之一，99年上半年上升到了三分之二，99年下半年进一步上升到80％，生产过剩和市场疲软的状况出现恶化。［25］
当前，各种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不断加深，也是酝酿经济危机的潜在隐患和征兆。其实，近年来经营困难早已不仅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沪、深上市公司业绩进一步普遍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面临着严重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南方某些地区私人乡镇企业相当发达，前几年工业产值增长似乎良好，但据当地人反映，工业及消费用电量均呈现下降趋势。当前，国有企业效益在投资拉动下初步好转，但是，乡镇、私营中小企业的困境却不断加深，已经发展到难以遮掩的危机程度。据南方某发达省份的一位私人企业家称，99年形势比以往更为严峻，前几年各类企业也很困难，但现在仿佛就要“油枯灯灭”了，十家私营企业中有七、八家亏损，大多数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银行拒贷不敢声张，当地上市公司也普遍作假账隐瞒亏损。现在不少人对公有制企业丧失了信心，将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于非公有制企业，但据各地反映，由于当前市场需求不振和效益不佳，私营和外资企业正纷纷撤资。据悉，近年来各类企业职工下岗增势不减，两年来有两千万乡镇企业职工失去工作，相当多的下岗职工得不到生活救济，各地社会不稳定现象有蔓延迹象。
当前，我国应特别重视大规模三角债的蔓延趋势，因为，这种现象不仅具有巨大的危害性，而且是酝酿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先兆，能导致企业缺乏相互信任和经营风险上升，甚至导致正常的经济联系陷入混乱和中断，仿佛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洪水猛兽”，一旦在生产、流通领域中蔓延、扩散，无论经营效益好或差的企业都会受到波及，企业无法作出正常的生产、销售和投资决策，甚至被连锁债务拖累得精疲力竭和举步维艰。当前我国的三角债规模已迅猛增长到上万亿元，相当于91年三角债危机拖欠规模的数倍之多，债务拖欠积累导致了商业信誉普遍下降，企业资金周转的成本和风险显著增加，市场疲软和产品滞销的状况更趋严重，倘若政府不采取干预政策及时进行治理，必然牵连到众多企业和整个银行体系，导致生产、流通交换关系陷入混乱甚至瘫痪，最终因银行不良债权积累爆发全面金融危机。
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许多病症，同俄罗斯经济前些年的病症很相似，如连环三角债数额巨大，各类企业普遍陷入亏损，社会失业不断扩大，但是，这种状况并未引起俄罗斯政府和经济学家的重视，反而轻信西方宣扬的规范化经济理论，将其归咎于“改革阵痛”和产权界定不明晰，误以为加快市场改革和私有化就能度过难关。俄罗斯经历了连续多年经济萎缩，尽管私有化企业普遍陷入严重亏损，大量资金却涌入股市引起股价暴涨，暂时缓解危机却埋下了更大隐患，结果股市虚假繁荣而实质经济长期萎缩，三角债在生产、流通领域迅速蔓延，最终爆发了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政府的财政税源枯竭无法支付雇员、军队工资，银行体系因不良债权积累陷入全面瘫痪，社会民众无法提取存款大规模挤兑银行，虚假繁荣的股市陷入全面崩溃，甚至新兴资产阶级的股票、存款也一扫而空，戈尔巴乔夫损失了的全部私人财产。中国应该充分吸取俄罗斯的教训，切不可麻痹大意，才能避免重蹈覆辙，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的攻击。
我们必须正视的严峻现实是，倘若政府不采取果断的干预措施，通货紧缩还会产生自动加速的惯性作用，导致市场疲软和生产过剩状况恶化，加重企业和银行的三角债拖欠危机，加剧社会失业和市场需求萎缩，形成恶性循环的经济连锁反应。许多人重视金融风险而轻视企业困难，但实际上，生产企业的厂房、设备和待销产品，恰恰有很大部分来自银行的贷款，企业陷入亏损或破产造成的任何损失，都直接意味着银行贷款和居民储蓄的损失，企业长期大面积亏损必然导致金融危机，促使银行不良债权迅速转化为死帐。有人认为通货紧缩意味着物价稳定，但实际上，通货紧缩导致生产企业纷纷衰败，最终会造成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由于政府必须对人民储蓄承担无限责任，因此，倘若认为将国有企业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政府就能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是危险的，一旦企业困难长期积累触发了银行危机，政府将面临左右为难的痛苦抉择，听之任之将造成银行、股市陷入崩溃，所有在银行存款的企业和居民均蒙受损失，进而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全面萧条之中，但单纯注资以挽救银行也难以奏效，因为失去物质生产支撑只会造成通货膨胀。
当前，我们必须正视国民经济中的潜伏隐患，不失时机地采取足够力度的干预措施，不是有限地扩大需求以缓解经济困难，而是根本改变上述经济恶性循环过程，扭转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的局面，解开困扰企业、银行的三角债拖欠，改善企业效益和增加社会就业。我们必须有消除重大经济隐患的紧迫感，稍有犹豫、迟缓都可能耽误战机，都会有大批企业陷入破产倒闭，导致银行不良债权的迅猛增长，给社会生产力和人民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挑战
美国具有悠久的对外扩张、谋求霸权的历史传统。十九世纪，美国战略家马汉主张效仿英国建立海上霸权的战略，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的殖民掠夺竞争，并且深深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抗战炮火未熄之前，美国就拟定了重点遏制盟友中国的战略方针，将中国视为向亚洲扩张的重大战略威胁。二战硝烟尚未散尽，美国曾野心勃勃地企图独吞中国市场，但因中国革命胜利挫败了其美梦，就对中国进行了二十年冷战封锁遏制。越战失败后美国虽然被迫放弃了冷战战略，但却从未放弃追求单极世界霸权的目标，只是综合国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采取了更为阴险、隐蔽的“软战争”手段。七十年代，美国精英制订了“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的战略，打击范围甚至从前苏联扩大到了昔日盟友，特别重点遏制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的崛起。近二十年来，美国发动的全球隐蔽经济战频频得手，利用垄断财团控制的大众媒介作为舆论武器，大肆宣扬灾难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先是成功地将拉丁美洲拖入债务陷阱，通过贸易金融自由化控制了当地经济，再以“软战争”成功地搞垮、瓦解了前苏联集团，兵不血刃地削弱了其工业、军事实力，97年美国金融资本为亚洲金融风暴推波助澜，又沉重地打击了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经济，还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经济组织，强迫这些国家开放工业、金融等战略行业，牢牢勒住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1999年美国统治集团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国际实力对比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于是美国才露出了险恶的真面目，毫无顾忌地提出了北约新战略，悍然轰炸南斯拉夫和我国驻南使馆，明目张胆地追求建立单极的世界霸权。
美国曾同中国反复交手遭到失败，出于战略考虑采取了对华怀柔政策，先集中力量对付超级大国前苏联，以及有重大经济利害关系的第三世界。近年来，随着美国摧毁了俄罗斯的工业军事实力，重新征服了一度积极斗争的第三世界，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欲望日益膨胀，再次将中国视为建立霸权秩序的威胁，导致国内右翼的反华声浪日益高涨。广为流传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反映出美国右翼已将中国视为重点战略目标，蓄谋铲除威胁其全球称霸的任何障碍。美国蓄意向日本和台湾施加压力，将其纳入针对中国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对我国的国家主权构成了重大威胁。正是受到美国一系列反华行动的怂恿，李登辉悍然提出了分裂中国的“两国论”，以及更为阴险恶毒的“七块论”，大肆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李登辉发表的分裂中国论调，同美英国际战略专家的设想，以及新疆西藏分裂势力的图谋，具有如此惊人的相似绝非偶然。据香港《亚洲周刊》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正暗中谋划分裂中国，已确定分裂地点为中国的新疆省，97年还曾斥资二十多万美元，资助某大学教授研究分裂中国途径，以对中央情报局的谋划进行学术包装。
美国发动侵南战争和轰炸我驻南使馆，提醒我们应重新审视世界政治战略格局，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保持清醒的认识，丢掉幻想做好充分的斗争准备。我们不应善良地认为不惹美国人，美国就会放弃颠覆分裂中国的图谋。美国战略家虽然有谋求霸权的贪婪欲望，但也非常精明擅长成本利益分析，倘若看到中国人抱有善良幻想，很可能会毫无顾忌地侵犯中国利益，而看到中国人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才会对采取反华行径三思而行。美国战略家信奉的是“实力政策”，我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粉碎外国反华势力的颠覆分裂图谋，必须以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为后盾，尽快建设起强大的国防工业体系，拥有足够数量的洲际导弹和核潜艇，以及先进的飞机、巡航导弹和海军舰艇，形成对美国的强大威慑和制衡力量，这样才能保卫和平的经济建设，鼓舞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的勇气，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美国的新闻媒介纷纷报道，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即将爆发严重危机；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之后，美国人在互联网上还公然声称，“中国的银行体系即将崩溃，必须靠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来挽救，中国人大吼大叫没有什么了不起，用不了多久还得去求美国”。由此可见，美国敢于悍然轰炸我国使馆，同我国经济中潜伏着许多隐患，很可能存在着一定联系。不管美国人的说法是否夸大，我们都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擅长利用各种隐蔽经济战暗器，攻击别国的经济命脉和薄弱环节，我国经济要害正是美国瞄准的目标，我国经济安全的潜伏隐患，包括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社会失业的不稳定因素，银行体系的坏账风险，都会被精明的美国人加以利用。倘若中国不能及时消除重大隐患，一旦爆发危机美国很可能趁虚而入，不仅广大人民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面临威胁，美国必然更加大胆放肆地攻击中国。当前美国不断制造事端发动反华宣传，考克斯报告公然诬蔑我国盗窃核机密，正是为下一步反华战略攻势作舆论上的准备。
美国即使暂时不愿冒军事对抗的风险，绝不会放弃以隐蔽方式破坏中国经济。由于中国是拥有“两弹一星”的大国，美国的攻击必然以“软战争”为主，先运用暗器诱发经济社会动荡，然后趁虚而入分裂肢解中国。美国一直向我国积极宣传所谓规范经济理论，通过国际经济组织推荐“华盛顿共识”药方，正是为了巧施暗器发动隐蔽经济战攻势。美国还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不断施加压力开放战略行业市场，也是为伺机攻击弱点控制我国经济命脉。美国正积极开发反弹道导弹的防御体系，谋求建立导弹战和太空战的绝对优势，倘若我国不发展高科技军事工业迎头追赶，不能排除重新出现鸦片战争时代的危险。当前，无论为了应付台湾海峡紧张局势，还是为了增强我国经济军事实力，抗衡美国霸权的长期威胁，我们都必须超越和平时期的常规思维，刻不容缓地采取果断的重大举措，动员充足力量加强国防工业建设，迅速消除经济金融安全的重大隐患，谨慎审视开放市场的潜在战略风险，像备战一样构筑经济安全的防御体系，这样才能迎接国内外严峻形势的挑战。
抗洪救灾和兴修水利的挑战
1998年，我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特大洪涝灾害，洪水流量之大，涉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诚为历史罕见。这次洪涝灾害波及了全国29个省区，受灾面积三亿多亩，受灾人口2．23亿人，造成死亡人数达三千多人，直接经济损失达二千多亿元。上百个日日夜夜，整个长江流域洪峰不断，险情环生，百万军民固守长堤，顽强拼搏、严防死守，牵动了全国十亿人民的心弦，此情此景虽是往事，至今仍仿佛记忆犹新。
转眼又到入夏时节，长江流域暴雨集中，洪水警报再次频传，太湖流域发生特大洪水，长江中下游水位仅次于去年，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区，均投入了紧张的抗洪斗争。尽管主汛期尚未来临，长江流域已有十多万解放军投入抗洪，组织民兵预备役部队168万人，排除险情6478处，抢运物资58．5万吨。
其实，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几乎年年遭受严重洪涝灾害，而且每隔两、三年就发生特大洪水。人们不该忘记，1991年我国也曾发生过特大洪水，波及到长江流域、淮河和东北地区，受灾面积多达1．3亿亩，死亡人数多达847人，灾区无数军民也曾英勇抗争，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支援灾区，海外侨胞慷慨相助令人感动。1996年，我国南、北方均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受灾范围波及福建、湖南、浙江和河北等省份，河北人民为保卫京津，顾全大局自我牺牲，有数百万人民的家园被毁。
我国频繁发生洪涝灾害有很多原因。根据科学家的分析，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更多异常，洪涝灾害的发生也会越来越频繁；长江中上游过度砍伐森林植被，破坏生态导致水土流失和河道淤积，以及水利建设严重滞后于抵御洪灾需要，毫无疑问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令人遗憾的是，尽管91年全国特大洪灾发出严重警报，但是，我们并未将水利建设提高到特殊战略位置，反而在92年盲目的开放区热中，无谓地浪费了大量资金、钢材、水泥。94年采取了治理泡沫经济的正确政策，但是，未能大力扶植实质经济和基础建设，严厉的紧缩限制了固定投资规模，大量机械、钢材、水泥严重滞销，大批水利建设队伍陷入停工状态，葛洲坝水利建设队伍曾有三分之二闲置。
我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兴修水利等社会基础建设亟待加强，缺乏足够的长期投入，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一方面大量宝贵的社会资源处于闲置状态，钢材、水泥、机械、建材等物资大量积压，职工下岗和社会失业现象严重，这无疑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当前，我们应考虑采取超越常规的思维方式，将洪涝灾害视为我国面临的重大威胁，动员全国资源加快水利建设的步伐，在各大江河水系广修水库增加蓄洪，修堤筑坝、清挖淤泥、疏通河道，在长江上游植树造林改善生态，在农村地区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变60％农田水利设施严重老化失修局面，这样一方面能大大提高抵御洪灾的能力，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能充分利用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尽快摆脱紧迫的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困境，减少职工下岗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还有利于克服各类企业的经营困难，消除银行惜贷、坏账等金融隐患。世界各国的许多成功历史经验证明，扩大水利建设有利于克服经济危机，如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期间，兴修了著名的田纳西河流域工程，不仅大大提高了抗洪能力，还有效缓解了严重的经济萧条。
防范全球经济大萧条的挑战
在全球经济动荡低迷的形势下，99年初我国的出口出现了明显滑坡。第一季度，出口大幅度下降了7．9％，4月份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7．3％，降幅虽比第一季度趋缓，比上月却扩大了3．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进口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1至4月份累计贸易顺差为52亿元，比上年同期锐减了97亿元。下半年出口虽然有较大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大幅度退税。有些人认为，随着东南亚经济的复苏，我国出口将会出现回升势头，但实际上，这种估计过于乐观了，东南亚国家巨额外债缠身，挤压国内资源和生产消费，拼命出口以偿还欠西方的外债，因此，出口和国际收支状况略有好转，并不表明经济恢复了健康状况，此外，全球经济动荡仍在深化之中，我国外贸出口必将面临长期的困难形势，稍有不慎仍然可能出现恶化的局面。
值得警惕的是，全球经济长期阴霾密布，可能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来临。美国为谋求霸权发动全球隐蔽经济战，推行“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已将全球经济拖入了风雨飘摇时期。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经济组织，强迫俄罗斯和拉丁美洲推行自杀性改革，这些国家饱受蹂躏身体极为虚弱，97年又遭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内外交困也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频繁的金融风暴挟着飓风般的巨大威力，横扫过亚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形成相互激荡和四处蔓延之势，所到之处工业纷纷破产，银行坏账成堆濒临崩溃，失业猛增引发社会动乱，全球已有三分之二的地区陷入了衰退。
更为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的泡沫经济也出现了渐趋破灭的迹象。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股市泡沫出现了迅猛的膨胀，从1990年的3．5万亿膨胀到1998年的14．5万多亿，而同期国民生产总值仅仅增长了三万亿左右，换言之，大约76％的股市总市值的增长，是缺乏实质财富支撑的虚拟价值，每四美元股市升值中就有三美元是泡沫。美国股市一枝独秀的持续高涨，与其说是新经济的繁荣景象，不如说是泡沫经济膨胀已病入膏肓。实际上，企业兼并收购频繁争夺有限的饱和市场，大量过剩资金从生产领域不断撤出，涌入股市推动虚假繁荣的景象，正是类似29年爆发大萧条的前兆。难怪道·琼斯股票指数突破六千点时，格林斯潘就一再警告说这种现象不正常，但现在道·琼斯股票指数已一路飙升，异乎寻常地突破了一万点大关。
有人说，美国繁荣是靠信息产业带动了新经济，但是，为何亚洲也有信息产业却陷入了萧条？当众多工业生产部门普遍陷入不景气，新兴信息产业也会受到牵连难有很大作为，难怪半导体、计算机芯片产业也严重过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准确预测东南亚危机，他说“五年之后知识经济将变成可笑的说法”。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坦率指出，美国正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它维持繁荣与债务激增有关系，世界其它地区并未经历类似繁荣，拉丁美洲正相反，欧洲经济整体上停滞不前，美国称世界经济处于上升时期，这种说法完全不切合实际。
应该说同其它国家的泡沫经济相比，美国的泡沫经济显示了超常的持久性，原因之一是美元拥有特殊国际地位，近年来美联储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扩张政策，国内储蓄率为负并存在着巨额贸易逆差，也能吸纳全世界的物质财富来维持泡沫，大量过剩资金从爆发危机地区流入美国，也是为美国股市推波助澜的重要原因。据报道，99年美国购买股票的边际贷款激增，贷款的质量恶化而不良债权增加。尽管泡沫维持和破灭的趋势同时存在，很难准确地预测泡沫膨胀何时发生逆转，但是，这种不正常状况最终是难以持续的，因此，我国必须作好防范最坏情况的准备。
99年以来，有些人误认为世界金融局面趋于平静，其实不然。99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发表的报告宣称，美国经济活动过于依赖股市繁荣，一旦暴跌必然严重冲击美国和世界经济。99年5月以来，美国的高科技网络股票暴跌了一半，有人分析是股市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兆，6月份，美国老虎对冲基金投机失误爆发债务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98年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事件，正因如此，美国政府请求各国中央银行联手暗中干预，据估计挽救代价高达三百元美元，七、八倍于挽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代价，8月份，瑞士最大银行又出现巨额投机亏损，为了避免社会舆论恐慌情绪，西方新闻媒介有意进行低调报道，貌似平静的海面下暗流汹涌。
美国金融资本家索罗斯也承认，美国的泡沫经济已像日本八十年代一样严重，边缘地带的金融危机正向中心扩散，可能触发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美国经济学家拉鲁什警告说，今天西方制造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的规模，远远超过了二十年代末的股票市场泡沫，达到了超过百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如仅有22亿资本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98年濒临破产时涉及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额，竟然高达一万两千多亿美元，美国所有大银行从事金融衍生品投机的规模，均超过了自有资本的一、两百倍，一旦美国因经济泡沫破裂爆发危机，很可能导致整个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崩溃。［26］
美国股票和金融衍生品投机狂潮，仿佛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不断迅速膨胀，这样才能不断吸收营养防止泡沫破灭，显而易见这一过程是无法永远维持下去的，一旦整个泡沫中止了不断膨胀的过程，逃避灾难的情绪很快就会变成大恐慌，这种金融恐慌将以计算机运行的电子速度，沿着现代化的光缆和卫星通讯网络，以“核爆炸”般的“逆转的金融杠杆”机制，转瞬之间就扩散到全球的范围，导致世界金融货币交换体系陷入瘫痪，西方沉溺于投机的众多金融机构坏账累累，社会经济经秩序因坏账危机陷入混乱，大批企业和银行濒临全面破产的边缘，市场供求一片萧条而社会失业急剧攀升。
有些人认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能促进出口，实际上，由于深深卷入了西方经济体系，就会大大增加全球大萧条的冲击程度，现在全球已出现工业生产的全面过剩，包括汽车、化工、钢铁甚至电脑芯片，一旦全球大萧条来临竞争将趋于白热化，实力不强的中国企业将无情地被淘汰吞并，1929年世界大萧条中，旧中国遭受的冲击远远大于危机发源地美国。墨西哥86年加入关税贸易总协定后，进口大量涌入而出口却反而下降，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巨额贸易逆差，开放资本账户虽然有利于弥补逆差，但导致了外债雪球越滚越大，95年最终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索罗斯曾预言，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崩溃，将尾随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而至，导致世界各国发生社会政治动荡。东南亚金融危机已严重冲击了我国经济，造成出口下降和企业效益滑坡，而美国泡沫经济破灭将触发全球大危机，对我国的潜在冲击必将几倍于东南亚危机。由于我国出口更多依赖于美欧市场，出口可能面临30－50％大幅度滑坡，国民经济很可能随之陷入严重衰退。为了构筑防范全球大萧条冲击的防御体系，我国应考虑进入国民经济局部动员状态，这样一旦天有不测风云爆发全球大萧条，或者台湾海峡危机升级出现战争威胁，我国就能灵活而敏捷地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迅速启动充足的国内需求弥补出口下降，有效地防止经济衰退和维护社会稳定，剥夺美国利用出口市场威胁我国的筹码，还可能反客为主增强我国市场的吸引力，遏制西方垄断资本和台独势力的反华行径，争取世界各国共同反对美国谋求霸权。
二、国民经济应进入局部动员状态
国内外的种种严峻形势，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人善于辩证地看待“危机”，善于化“危险”为“机遇”。自古以来“多难兴邦”，一百年来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曾经将中华民族逼到危难关头，但是，反而激发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无数先辈抛头撒血拚死抗争，终于建立了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今天，当我们面对通货紧缩和社会失业的隐患，美国妄图以霸权威胁我国的和平经济建设，凶猛洪水频繁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金融危机几乎横扫了世界的所有角落，酝酿着更大的全球经济风暴的来临之际，我们应该勇敢地迎接国内外严峻形势的挑战，以科学严谨而又谨慎求实的态度，超越常规思维方式构思新的发展战略，果断地进入国民经济的局部动员状态，迅速缓解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的局面，消除社会失业和金融体系的重大隐患，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制衡美国霸权威胁，构筑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有效防御体系，作好防范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充分准备。时代呼唤着“富国强兵”的宏伟谋略，我们应不辱时代赋予的艰巨使命，将国内外种种严峻形势的重大威胁，再次化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
1999年初以来，我国扩大基建投资启动内需的政策已初见成效，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所加快，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尽管存在出口下降、消费不旺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了显著回升，扭转了多年来效益持续滑坡的局面。
据国家经贸委有关人士说，99年上半年，国有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5538亿元，增长了7．6％，同比提高了4个百分点；实现利润243亿元，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8倍，一举扭转了持续多年的净亏损。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效益好转尤为突出，重点国有企业的亏损户数，从230户下降到175户，减少了55户，亏损额减少23亿元。据悉，今年第一季度，全国30个省区中，有7个省区盈利增长，11个省区扭亏为盈，25个省区实现了减少亏损。企业效益改善促进了政府税收增长，今年上半年税收增长了19．6％，大大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超额完成了财政上半年的税收计划。
据国家经贸委人士指出，当前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回升，属于从低谷中的恢复性增长，但是，同持续多年的严重滑坡相比，已是实属来之不易的良好趋势。尽管这种效益改善的趋势尚不稳固，但是，已经给人们带来了许多有益启示。多年来，人们一直将国有企业的效益滑坡，归咎于所有制原因和产权不明晰，但是，尽管近年来推行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各种形式的产权重组和破产兼并，“下岗分流”和“减员增效”，“抓大放小”和以提高效益为核心，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始终未能好转，还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滑坡趋势。95年和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分别下降了20％和38％，亏损额却分别上升了32％和23％。随着国有企业的职工纷纷下岗，不断削减企业承担的各种社会义务，人们缺乏安全感致使社会购买力下降，市场需求不振加重了生产过剩，反而导致各类企业效益进一步滑坡。98年国内景气同亚洲金融危机交织在一起，国有企业的效益出现了惊人的急剧下滑，实现利润大幅度下降了433％，而亏损额却大幅度增长了40％。［27］
有人将98年效益恶化归于亚洲危机影响，但是，实际上98年出口额还有所增长，而99年一季度出口额却下降了7．9％，为何国有企业却能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条件下，一举扭转持续多年的严重滑坡趋势呢？
这充分说明，国内市场需求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政府扩大投资启动内需政策非常正确，正是抓住了当前经济矛盾的关键症结。前几年采取了各种产权改革措施，而且在出口大幅度增长的有利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效益却持续不断地滑坡，99年出口虽然首次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国有企业却在基建投资需求的拉动下，克服不利因素扭转了效益滑坡。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74亿元，同比增长了22．7％（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关于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经济日报》一位记者的评价是，“开局良好，不负众望”。［28］
当前，我国迫切需要进入经济局部动员状态，其原因是扩大基建投资政策虽然成效显著，但是，由于投资启动的规模、力度明显不足，仍难以带动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局面，更无法适应国内外严峻形势提出的新挑战。今年上半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虽然显著回升，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增长了2．8倍，但是，这是在98年急剧下降后的初步回升，倘若同97年同期相比则仍为下降，更未恢复到80年代的正常水平，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仍有惯性加深的趋势。尽管扩大基建投资政策仅仅初见成效，但是，毕竟一举扭转了持续多年的效益严重滑坡，其难能可贵之处并不在于成效大小，而在于多年探索未见成效之后，为国有企业克服困难指明了正确方向，只要我们沿着这一正确方向不懈努力，加大投资启动力度进入局部动员状态，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不仅指日可待，还可充满信心地迎接国内外的新挑战。
三、借鉴罗斯福的新政和动员经济
当前我国克服紧迫的经济困难，迎接国内外严峻形势的新挑战，值得借鉴国内外的成功历史经验。我们不仅应借鉴罗斯福推行新政的经验，更应借鉴他实施战备动员经济的经验，因为，新政政策虽然缓解却并未摆脱萧条，正是从39年推行的战备动员经济，促使美国经济从长期萧条中一举崛起，从此奠定了二战后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
二十年代，美国经历了若干年繁荣发展之后，27年就出现了生产过剩危机，社会过剩资金纷纷涌入股票投机市场，29年股市崩溃触发了经济大萧条。当时美国总统胡佛，坚信市场经济自发调节的教条，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私营企业家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
，纷纷裁减工人以降低成本，私营银行则压缩信贷以避免坏账，结果国民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出现了通货紧缩和物价持续下跌，私营企业减员非但未能增效，反而导致需求萎缩和亏损状况恶化，三角连环债务引起了企业银行破产风潮，工人失业猛增导致了社会动荡。罗斯福当选总统后推行了“新政”政策，大力兴办社会基础建设如水利、铁路和市政设施，政府部门增加了一千多万人就业，刺激了对钢材、建材、机械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并通过产业联系扩大了整个社会的市场需求，增加了企业开工率和就业机会，一度严重的通货紧缩得到控制，物价长期下跌后重现回升势头，从而缓解了经济萧条和失业危机。
但由于遭到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强烈反对，罗斯福扩大公共投资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因此，新政政策未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复苏，1937－38年美国经济再次陷入了严重衰退，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6％，失业率在逐年下降之后，又大幅度上升了35％。37年出现严重经济衰退有许多的原因，其中之一是保守派反对扩大政府支出，受根深蒂固的传统预算平衡教条的影响，人们对增加政府财政赤字深怀内疚和恐惧，政府对扩大公共投资始终十分谨慎，不敢为完全消灭失业而大量增加开支，33－36年扩大公共投资初见成效之后，37－38年政府又迫不及待地增税减支，连续两年大幅度减少了财政赤字。但是，由于美国经济长期陷入大萧条，其破坏作用持续多年影响深远，企业银行的三角债长期积累过多，困难缓解之后仍难以消除债务拖欠，一旦政府的公共投资稍微减少，信心脆弱的市场景气顿受冲击，私营企业纷纷重新陷入困境，三角债务拖欠再次迅速膨胀，银行不良债权也随着急剧增长。33－36年间，新政扩大公共投资的政策初见成效，长期肆虐的通货紧缩一度受到控制，消费物价水平开始逐年略有回升，但由于受37年政府增税减支的影响，38－39年通货紧缩又死灰复燃，私营企业投资急剧下跌了55％。［29］
幸运的是，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美国为准备战争进入了经济动员状态，才终于摆脱了经济大萧条的阴影。39年9月，希特勒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战争在欧洲全面爆发的威胁，促使罗斯福总统和国会修改了中立法，大幅度增加了的国防预算开支，进入了战备的局部动员状态。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沙伊贝写到，“联邦政府的庞大国防开支，以彻底地应用凯恩斯药方，终于结束了经济大萧条，……这副药方的剂量远远超过了和平时期，把美国从37年大萧条陷入的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
美国右翼保守政客强烈反对新政，主要担心扩大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将会限制垄断资本的谋求私利自由，包括利用萧条廉价地吞并中小资本，随意解雇工人强迫降低工资等等。因此，倘若是和平时期，罗斯福总统很难获得国会的支持，采取更大规模的的政府干预政策，即使这种政策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
从39年起美国进入了局部动员状态，政府专门成立了“战时物资局”，以协调庞大的国防工业生产计划，40年又成立了“紧急管理属”，下设两个重要经济管理机构，一个是“生产管理局”，统一协调军工、民用物资的生产，负责优先调拨、合同、采购、劳工等等业务，另一个重要机构是“物价管理局”，负责管理和稳定物价的工作。从39年至42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近一倍，消费品生产也增长了25％，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均迅速消失，不仅彻底摆脱了持续十年的萧条，而且实现了难以想象的高速增长。大萧条时期，众多工业企业严重亏损并坏账缠身，大量生产能力过剩设备闲置不用，现在只要能生产战时需要的物资，不管以前状况如何都能获得贷款支持，转眼间纷纷开足马力投入了生产，这种违反往常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帮助企业银行迅速摆脱了经营困难，出人意料地解开了坏账缠身的包袱。
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直接对日本、德国宣战，经济从局部战备动员状态，转入了全面战争动员状态。由于局部动员时期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美国全力以赴投入二次大战，奠定了良好的工业生产基础。战争期间，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新建工厂，都是由政府的战时生产局投资兴建的，而且这些工厂拥有最先进的设备。战争末期，政府拥有了飞机、船舶生产设备的90％，铝、镁、合成橡胶生产设备的70％以上。几乎各个工业行业，都出现了难以想象的生产奇迹，工业机器设备的生产增长了三倍，汽车、船舶、铁路设备则增长了七倍。珍珠港事件爆发时，美国海陆空三军仅有一千多架飞机，此后的五年中，美国生产了29万7千架飞机，坦克、大炮和枪械也大幅度增长。［30］
美国长期驱之不散的失业难题，转眼间变成了劳动力短缺。即使在推行新政后的36年，失业率虽然比33年显著降低，但仍然徘徊在16％的高水平，随着经济进入全面动员状态，工业企业开工充足，劳动力需求迅速增长，44年失业率下降至1．2％，美国不仅终于实现了充分就业，还广泛动员妇女、退休者参加生产。美国鉴于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成立了“战时物价管理局”，专门负责稳定物价的工作，政府还定量分配重要军工、民用物资，有效地避免了通货膨胀的痛苦，节省了大量战争费用开支。
正是依靠战争动员经济创造的奇迹，众多企业银行不仅摆脱了巨额坏债的阴影，美国经济也从持续十年的衰落中一举崛起，从此奠定了世界上经济最强大国家的地位。
四、实行局部动员经济的意义
我国政府曾借鉴三十年代罗斯福的新政，提出了了扩大社会基础建设的方针，主张实行“有中国特色的新政”。事实证明这一政策主张是非常正确的，取得了迅速扭转国有企业效益滑坡的显著成效。
尽管多年来，我国不断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推行了各种形式的企业产权改革，限产改造、下岗分流和减员增效，企业效益并未改善反而却持续严重滑坡，但是，98年政府推行了扩大基础建设政策，很快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充分说明“中国式新政”的成功，真正抓住了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
尽管“有中国特色的新政”成效显著，但是，仍然难以充分启动国民经济走出疲软困境，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仍在不断深化，国内外严峻形势还提出一系列新挑战。这种形势下，我们应再次借鉴罗斯福执政时期的新政和动员经济，吸取新政因力度不足重新陷入衰退的教训，借鉴动员经济迅速摆脱萧条的成功经验，果断地进一步扩大社会基础建设的启动力度，推动国民经济进入局部动员的状态。
我们所说的局部经济动员状态，意味着在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局面，国内外严峻形势提出新挑战的特殊时期，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经济和行政手段，动员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包括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工厂设备，大批下岗职工和企业的富余人员，金融体系缺乏投资机会的闲置资金，有选择地投入国民经济的战略领域，围绕着紧迫的社会战略任务有效运转起来。
我们所说的局部动员经济，是有中国特色的动员经济体制，不同于罗斯福的战争动员经济，首先，它不进入全面经济动员状态，仅仅涉及某些行业、领域和地区；其次它不是单纯围绕准备战争的需要，而是围绕着重大的综合性战略目标，包括大力兴修水利和加强国防建设，消除国家经济安全的种种潜在隐患，等等。再次，它不是搞“大跃进”，重犯建设规模超过实际国力的错误，而消除实际国力资源的闲置浪费现象，促使建设规模与实际国力相适应。
实行局部动员经济的重要目标，是调动市场经济无法利用的闲置资源，为此有必要采取计划调节的手段，但是，局部动员经济绝不是恢复计划经济，它有选择地采取计划调节的手段，目的是矫正市场经济的严重失衡，非但不是排斥市场经济的作用，而且能挽救和巩固市场经济。动员经济本身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即使罗斯福实行的战争动员经济，仍然保留了大部分市场经济，是一种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
我们所说的局部动员经济，绝不意味着压缩社会消费，让老百姓勒紧裤带，而恰恰是解决职工下岗的难题，消除社会失业的不稳定因素，提高广大人民的收入水平，缓解消费品生产的严重滞销，从而能大大增加社会消费水平。即使罗斯福实行战争动员经济时期，由于实现了社会充分就业，工资增长远远高于物价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获得显著改善。我们所说的局部动员经济，主要是为了增加社会就业，促进落后地区的均衡发展，帮助消费品工业摆脱滞销困境，加强国防建设抗衡美国威胁，保卫和平经济建设和人民幸福生活，因此，恰恰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而不会勒紧裤带、减少消费。
有些人会提出疑问，进一步扩大投资力度钱从那里来？实际上，扩大基础建设靠的不是纸做的货币，而是靠实实在在的人力物力资源，靠大量的工人、物资和机器设备，而现在所有这些资源非但不缺乏，而且还大量过剩陷入了闲置状态。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许多落后地区还有大量贫困人口，企业闲置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都是广大人民辛勤劳动的血汗成果，都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财富积累，我们绝不应让这些宝贵资源被白白浪费。
倘若我们听任这些资源陷入闲置，不仅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而且还会形成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因为，工业生产是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倘若小部分企业出问题影响不大，市场经济有自发的调节矫正功能，但是，众多企业出问题就会通过产业间联系，影响相关企业的产品销路和债务关系，单纯市场调节非但难以矫正严重失衡，还会产生乘数扩大般的连锁负面反应，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萧条之中。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适当的计划调节手段，纠正大规模的社会资源闲置现象，调动闲置资源用于紧迫经济建设目标。历史经验证明，实行局部动员经济扩大计划调节，是克服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的特效药，能迅速消除严重的社会失业危机，帮助债务累累的企业银行摆脱困境，有效防范连锁债务演化成金融危机。
有些人认为资源闲置是重复建设造成的，应该让市场调节自发地淘汰掉。实际上，这些闲置资源并非没有利用的价值，而是市场盲目调节造成了供求失衡，属于相对的过剩而不是绝对的过剩。例如，美国大萧条时期，各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均严重过剩，但是，罗斯福实行战备动员经济之后，这些生产能力不仅开足马力运转，而且增长数倍后仍不能满足需要。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虽然相对过剩，但是，人均拥有量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滞销产品对落后地区仍是奢侈品，因此，我们不应总是限制产量和淘汰设备，而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促进均衡发展。例如，日本仅有一亿人口，钢铁产量长期高达一亿吨，弹丸之地公路铁路纵横交错，水利设施发达有效防止了洪灾。我国是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钢产量刚达到一亿吨水平，就陷入了严重过剩的困境，而许多江河堤坝仍是沙石筑成，这难道是正常现象吗？
当年罗斯福推行新政并非优柔寡断，主要是垄断资本强烈反对形成了阻力，以及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教条束缚，才导致新政因实施力度不足效果欠佳，美国经济37年再次陷入了严重衰退，直到实行局部动员经济才摆脱困境。对于中国来说，显然不存在垄断资本利益集团的阻挠，但是，由于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产生了迷信，对于市场经济的严重弊端无动于衷，而对政府干预和计划调节则讳莫如深，情愿坐视三角债和社会失业不断蔓延，也不愿采取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利用计划调节矫正经济失衡现象，这种片面的思维方式是非常有害的。
对于罗斯福总统来说，利用政府计划调节存在着许多困难，不仅会遭到垄断资本的强烈反对，还存在着牵涉私有产权的法律障碍，因此，直到美国39年进入了战备动员状态，政府才成立了“生产管理局”，敢于大胆地运用计划调节手段。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存在着众多的国有、集体企业，以及经验丰富的政府计划管理部门，因此，实行局部动员经济不存在体制障碍，而且公有制企业本身具有的独特优势，正是能服从政府的产业政策和计划指导，形成彼此密切合作的强大集团作战能力，防止和矫正比例失调造成的经济危机，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高速发展。
邓小平同志曾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与市场都是必要的经济手段，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的确，西方资本主义吸取了大萧条的惨痛教训，以及新政和动员经济的成功经验，二战后曾广泛实行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模式，其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和范围，甚至远远超过罗斯福新政的探索时期，直接继承了动员经济时期的许多经验，正因如此，西方经济才能从二战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了相对平稳的较快经济增长，经济周期和社会失业明显缓和，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期”。法国总统戴高乐特别重视经济计划，日本和南韩政府也都成立了计划部门，经济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其它国家。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存在着许多体制僵化的弊病，还多次犯了“左”的严重错误，但是，新中国经济建设依然取得了辉煌成就，从解放初到1980年的三十年间，钢、煤、化肥、电力等主要工业生产量，同英、美、法国的差距缩小了数百倍，机器制造业几乎从零起步，机床产量迅猛增长了千百万倍，从汽车、飞机到各种机械设备均能制造，一跃成为拥有“两弹一星”的工业大国。新中国取得的巨大工业化成就，恰恰是发挥了计划经济的独特优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集中有限资源，投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特别是钢铁、机器制造、能源、交通等部门，利用这些“主导产业”的形成的广泛辐射作用，推动国民经济加速发展进入“起飞阶段”。
计划经济还具有统筹社会资源的优势，能减少企业破产和职工解雇的风险，创立初期就实行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明显优越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应该客观评价计划经济的优缺点，不应抹杀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辉煌建设成就。我们不应忘记，正是靠前三十年建立的强大完整工业体系，新中国才战胜了美国的冷战封锁遏制，才为我们赢得了改革开放的良好国际环境。我们对前三十年的许多“左”的失误，不应耿耿于怀全部归咎于计划经济，如“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等错误，恰恰同破坏计划经济体制有很大关系。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比，它的优势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缺点在于市场运用的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经济的弊病并不是效率低下，导致新中国同西方的经济差距扩大，而是完全排斥了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致使未能利用一切有用的经济手段，以及微观经济的大量信息和资源，更好地促进农业和消费品生产发展，从而制约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我们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完全排斥市场变成完全排斥计划，这样也会无法利用一切有用的经济手段，以及宏观范围的大量信息和资源，更好地发展战略产业和社会基础建设，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严重弊端，甚至会陷入困扰西方数百年的经济危机。
邓小平同志还说，“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期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历史经验证明，计划与市场都是有用的经济手段，而且各有其独特的优缺点，两者之间既有矛盾性也有互补性，只有将两者取长补短结合起来，才能更好适应不同时期的具体需要。例如，解放初期，新中国面对西方冷战遏制的压力，必须将实现工业化放在优先位置，因为这关系到民族独立与生存，因此，实行集中计划经济有历史合理性，缺点是完全排斥了市场调节的作用。八十年代，由于国际环境的改善，我们有可能推行改革开放，更多利用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但是，仍然坚持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协调高速发展。由此可见，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恰恰来自计划与市场的成功结合。
八十年代，美国为了遏制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扭转不利于自己的世界实力均衡变化，有意宣扬二战后经济重建的经验过时了，蓄意贬低计划调节的合理性、必要性，大肆鼓吹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人为制造瓦解别国的经济金融危机，用于打击威胁其建立霸权的国际竞争对手。俄罗斯改革盲从了西方专家的误导，采取了完全抛弃计划体制的激进方针，结果陷入了长期衰退的巨大灾难。由于美国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的误导，日本、南韩也放弃了本国的成功经验，落入了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陷阱。美国著名教授查默说，当前日本、韩国正对金融危机进行反思，酝酿恢复以前政府干预经济的成功经验，包括恢复政府计划部门和产业管制政策。
我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同俄罗斯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同俄罗斯完全抛弃计划调节相比，我国能有效防止经济转轨的混乱，计划调节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相反，九十年代以来，由于片面强调过渡到市场经济，下放企业的投资权和资产处置权，忽视了政府计划调节的必要性，92年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盲目投资造成了巨大损失。当前，我们应正确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推动国民经济进入实行局部状态，克服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矛盾，回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成功道?上来。当然，我们应灵活调整局部动员经济的实施力度，以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范围，在通货紧缩时期扩大计划调节，恢复经济均衡后又扩大市场调节，从而更好适应不同时期的具体需要。
我国实行局部动员经济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深谋远虑的长期发展战略，因为，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伴生物，我国未雨绸缪长期保持局部动员状态，才能防止爆发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威胁，有效抵御世界经济萧条的冲击。此外，美国谋求世界霸权是长期战略，洪水等自然灾害也是长期的威胁，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自然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石油等自然资源日趋消耗殆尽，国际竞争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和战争，我国必然面临更严峻的生存挑战，必须动员充分资源实施科技兴国战略，通过科技创新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新资源，才能避免自然资源耗尽导致人类浩劫。由于未来世界能源矿产资源将趋于紧张，当前我国趁能源矿产资源价格较低之时，加强国防、科研和社会基础建设，有利于二十一世纪我国的可持续经济发展。
五、实行局部动员经济的措施
当前我国单纯依靠市场的调节作用，难以充分利用大量的社会闲置资源，因为，市场经济的原则只关心是否有钱赚，不管是否存在着社会资源的闲置浪费。我国实行动员经济应借鉴“三平”的原则，特别是计划工作中物资平衡的丰富经验，对于过剩的的生产能力和人力资源，都为其找到实现社会价值的有益用途。我国实行局部动员经济的基本思路，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而计划调节也不应排斥指令性计划。当前，我国对国有企业的大量闲置生产能力，有必要采取指令性计划进行物资平衡，银行给予必要的生产周转资金支持，这样能迅速帮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避免银行巨额设备贷款变成坏账，有效地保护社会生产力，防止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节省政府和银行的资金投入，保证资金的安全运用和及时回收，扭转通货紧缩不断加深的趋势，而且防止再次出现通货膨胀。
有人认为计划调节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面对战争重大威胁时，世界各国都普遍采取计划调节措施，正是为了充分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美国资本家曾强烈反对罗斯福新政，害怕政府干预限制其谋私自由，但二次大战爆发后，生死关头顾不上反对社会主义，居然也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计划调节。罗斯福实施战备动员经济之后，生产管理局曾广泛采用指令性计划，不仅充分保证了旺盛的物资需求，而且还为政府节省了大量战争经费。二战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比平时高数倍，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大大加快，这说明指令性计划并未导致效率低下。二战后美国继承了战备动员经济的经验，举足轻重的国防、航天工业部门，始终保持了相当高的计划性。
当前，我国迎接国内外的严峻挑战，需要进入局部的经济动员状态，但是，仍然应采取从实际出发的稳妥态度，既不能搞“一哄而起”的盲目冒进，重犯建设规模超过实际国力的错误，也不能采取消极观望的保守态度，又犯建设规模远远小于实际国力的错误，造成闲置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无法胜任迎接国内外挑战的时代重任。我国做好局部经济动员的工作，并不需要进行大量的舆论宣传，而是要踏踏实实地调动闲置资源，切实有效地克服紧迫的经济困难，围绕着国家战略目标有效地运转。
关于我国如何确定扩大基建投资的最佳规模，我在97底年撰写的一篇政策建议中，提出应先调查全国各地闲置社会资源状况，再在各地试点不同规模的投资启动力度，观察其实际效果然后作进一步的调整，这样能尽快趋近符合客观实际的最佳力度，既能充分消除社会人力物力资源闲置，又能防止通货膨胀的最佳投资启动规模。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建议没有受到有关方面重视。98年三月，我国政府曾提出三年基建投资一万亿美元，折合每年投资两万五千亿人民币，但是，实际上政府基建投资仅为一千亿人民币，倘若说一万亿美元的投资规模太大了，那么一千亿人民币的投资规模显然太小了。尽管府扩大基建投资成效显著，但是，实践证明其实施的力度明显不足，耽误了克服通货紧缩等紧迫的困难，逐步扩大规模耗延误时机不是好办法。
我国进入局部的经济动员状态，应该采取以下积极稳妥的步骤：
第一步，政府应尽快进行全国范围的详细调查，了解社会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闲置状况，包括闲置的生产能力和工厂设备，滞销积压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过剩的铁路、公路运输和发电能力，未能充分利用的社会基础设施，大批下岗待业职工和企业富余人员，政府部门的多余管理干部和科研人员，金融机构缺乏投资机会的大量资金，等等。
根据现有的闲置社会资源的数量和结构，围绕着紧迫战略目标进行初步的合理利用规划，优先考虑重点的社会基础建设项目，特别是水利建设、交通、生态保护等等，还应优先考虑国防工业和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加快国有企业技术改造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促进落后地区的均衡经济发展，特别是新疆、西藏等战略敏感地区，促进我国的国际地缘战略利益，援助朝鲜、中亚等重要周边国家，发展长远的合作互利关系等等。
规划中应继承计划综合平衡积累的经验，对各种建设项目所需的资源数量进行准确测算，包括机械设备、原材料、人力和资金等等，优先选择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就业的建设项目。计划初期有必要提出一些控制数字的设想，但是，具体确定扩大建设投资的最佳规模，应该依据闲置人力、物力资源的数量，坚持建设规模与实际国力相适应的原则，这样才能有效消除生产过剩的局面，同时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政府部门进行了社会闲置资源的调查，拟定了保证物资平衡的建设计划之后，国有银行应该为建设计划提供特殊信贷票据，附加建设单位购买社会闲置资源的条件，包括大量过剩的工业品、消费品和劳动力。解决经济动员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不应采取提高税负或压缩政府开支的办法，以免加重企业负担和导致市场需求萎缩。中央银行或国家财政应提供适当的利息补贴，以较少的代价调动数额巨大的闲置资金，支持专业银行为基础建设提供特殊政策性信贷，通过乘数效应扩大工业生产和社会就业，从而导致政府税收和正常货币供应大幅度增长，远远超过中央银行或国家财政的利息补贴。倘若闲置资金不足以充分启动闲置资源，中央银行就应进行特殊的货币发行。银行为动员闲置资源创造的特殊信贷，不同于一般的货币发行或银行贷款，用于特定的项目而且有充分物资保证，不会冲击市场供应或引起通货膨胀。
局部动员经济意味着企业的高效运转，但长期困扰企业的三角债是拦路虎，必须将清理三角债列为当前首要任务，立即开展全国范围的清理连环拖欠工作。三角债的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高负债率，是生产流通梗阻即将触发金融危机的征兆，俄罗斯爆发全面金融危机的前兆之一，正是三角债拖欠在企业间蔓延扩散。我国应继承91年清理三角债的成功经验，采取果断措施治理大规模三角债拖欠，这样才能保证局部动员经济的顺利实施。
第二步，我国应拟定不同力度的经济动员方案，先在不同地区进行启动经济的试点。局部经济动员也需要进行试点的原因，是任何计划方案都不可能是完善的，我们一方面通过市场调节减少计划压力，一方面通过试点来矫正计划方案的缺陷，力求做计划与市场相互取长补短，促使两者能更好地结合发挥调节作用，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克服市场经济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从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尽管我们拟定计划事先进行了周密调查，筹划建设项目和物资平衡进行了计算，但是，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仍然难免存在很大差距，计算工作利用的生产函数和技术系数，难以精确反映企业生产过程和产业间联系，特别是经济模型难以准确预测市场供求关系，
因此，我们也有必要‘摸着石头过河’，先在不同的地区试点力度不同的方案，观察其启动社会闲置资源的实际效果，以及对市场供求和物价因素造成的影响，从而有助于我们修正主观想法的缺陷，探索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最佳方案和力度。
各地拟定的基础建设和物资动员试点方案，由专业银行提供特殊的生产性信贷的信用票据，中央银行或财政提供必要的利息补贴，施工单位用其采购本地区的闲置资源，这样有利于节省交通运输费用，测算对本地经济产生的实际影响。供应社会闲置资源可以考虑采取许多种方式，或者由建设单位直接向生产企业进行采购，或者由指定的物资、商业企业统一负责供销。应该规定按平价采购闲置社会资源，限制重要物资的物价和批零差价率，对物资、资本市场的投机涨价征以重税，严防投机商扰乱市场误导资源分配。我国各级政府的物价管理部门，应该拟定适应经济动员的物价管理条例，这样能避免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还能节省政府和银行的大量资金。
实践证明，客观的最佳力度往往会超出了主观想象，例如，罗斯富新政虽缓解了经济萧条，但是，规模远远超过新政的二战动员经济，才促使美国彻底摆脱了经济萧条的阴影。98年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基础建设计划，一万亿美元的方案也许规模过大，而实践证明一千亿人民币规模过小，倘若各地试点了不同规模的方案，现在对最佳启动力度就能作到胸有成竹。
第三步，经过一定时期的试点工作，应及时将各地情况汇总上来，进行比较分析并且总结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方案。例如，某些地区发现力度过则应适度减小，某些地区发现力度过小则应适度加大，敞若某些地区试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则应积极稳妥地进行推广试点的工作，以检验其成功经验的稳定性和适用范围，作为拟定全国动员启动规划的重要依据。尽管试点工作耗费了一定的时间，但是，由于各个地区同时试验了不同力度的方案，试点工作进行得深入细致，从全国来说能较快探索出最佳方案，达到既能消除社会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现象，又能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最佳状态。
全国各地还应进行一系列配套试点工作，包括政府机构职能的调整，动员国有企业投入高效运转等等。对于全国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及地方经济的骨干性国有企业，特别那些分布在国民经济关键性产业，如机械、冶金、仪表、电子等行业，长期以来曾是国家和地方财政的支柱，银行曾为其提供了大量设备贷款的企业，应该优先作为依靠和扶植的对象，为其安排适当生产保证产品出路，银行为其提供必要的生产周转资金，促使这些企业开工充足效益良好，从而保证政府财税来源稳定增长，银行及时收回贷款降低金融风险。
国家应试点通过减免税费和贴息，支持修建、购买中低档经济住宅，这样充分启动房地产市场效益巨大，包括刺激社会需求改善居住条件，搞活国有企业促使其资产增值，扩大税源、稳定金融和增加就业，远远超过减免的土地税费和利息补贴。但是，绝不应用刺激房地产泡沫扩大需求，鼓励少数富人购买多套住宅投机，这样必然步东南亚、日本泡沫后尘，重蹈我国92年房地产泡沫覆辙。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人为制造股票、房地产泡沫，虽能暂时刺激虚假社会需求，最终必然造成更大经济衰退。
尽管不少国有企业陷入了经营困难，或因市场需求疲软导致产品滞销，或因泡沫经济的盲目投资所拖累，背上了难以消化的历史包袱，政府应将其历史包袱暂时统一挂账，先帮助其开工充足恢复正常运转，银行提供封闭贷款保证其资金周转，待其经营状况明显好转并稳定后，再对其历史欠账区别对待分类处理，有些连环债务通过治理三角债，注入清欠资金帮助解开债务链，有些债务调整期限逐步偿还，对于泡沫经济遗留下来的损失，政府的政策失误也应负有相当责任，应考虑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分担注销。
国有企业还应借动员经济的东风，试验各种改善经营增强活力的办法。值得指出，任何经济工作的试点，无论是投资启动或企业改革，都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同时试点多种不同的方案，根据实际效果客观分析利弊，这样才能较快摸索出效果好的方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仅仅试点公司制一种方案，因效果不理想耽误了改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强调西方理论不适合于提供改革建议，应同时进行多种试验找出可行的方案。二是试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充分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扩大试点检验了稳定性和适应范围，才能逐步在全国正式推广。前几年进行的许多产权改革，实践证明未能提高企业效益，还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后果，违反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原因是未经充分试点并获成功，就一哄而起在全国范围推广，尤其在通货紧缩困难时期，容易产生负面连锁反应。当前应该暂缓这些产权改革，待经济明显好转时再试验。
国有企业应该继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优先试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措施，探索政府和企业进行密切的合作，发挥各自在宏观和微观上的优势，做到既有政府的统一计划协调，又能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保证宏观经济运行“活而不乱”。局部动员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不断进行经营责任制的创新，包括合理吸收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成功经验，兼顾国家、企业和职工三方面利益，发挥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独有优势，广泛调动广大职工多创效益的积极性，纠正片面强调产权损害职工利益，甚至造成尖锐劳资对立的错误倾向。
随着局部动员经济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大多数国有企业的效益都会明显改善，此时应有条不紊地试验产权改革，包括对效益良好的国有企业，加快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步伐，通过股票上市或吸收法人投资，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技术改造。值得指出，我们不应期望众多的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来摆脱困难，因为，只有经营素质和效益良好的国有企业，才具备股票上市和吸收法人投资的条件。倘若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搞“包装上市”或“拉郎配”，就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的意义，在于帮助效益好的企业广泛筹集资金，进一步巩固和加快国有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目的，并不是效仿西方的私有股份公司，摆脱政府监督并不服从计划指导，忽视职工利益只顾追求股东红利，而是兼顾国家、企业和职工的利益，既能顾全大局服从政府计划指导，又能灵活利用市场发挥主动精神，成为更加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优越于私有股份公司的崭新企业。
因此，国有企业试点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革，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下原则：一是绝不出售公有产权搞私有化，二是保证国有产权拥有绝对控股地位，相对控股的界限模糊应该严格审批，待有充分把握之前一般作为个案处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股份化不滑向私有化，形成优越于私有股份公司的新型企业。在大多数竞争性行业中，国有企业必须保持充分优势，才能保证政府计划的贯彻执行，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避免市场经济爆发周期性危机。八十年代，我国坚持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无论在垄断性或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均拥有着压倒性优势，不仅没有妨碍市场机制运行，还有效避免了重大比例失调，保证了国民经济协调高速增长，国有企业的效益一直稳步增长，从未出现严重亏损或职工下岗。实践证明，这才是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不应抛弃本国的成功经验，盲从相信西方提倡的产权明晰药方，无论是俄罗斯或中国等国的经验，都充分证明了片面的产权改革，非但不能改善企业的经济效益，还可能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甚至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境。
值得指出，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大规模私有化，甚至远远超过了俄罗斯和西方国家。许多西欧国家在竞争性领域中，如钢铁、化工、机械制造等行业，国有企业拥有重要优势地位，二战后经济增长明显快于美英两国，社会平等和福利状况也更为优越。80年代美英右翼政府发动保守革命，大肆鼓吹自由放任和私有化政策，是出于人为地制造经济金融危机，打击国内的社会改良进步运动，削弱和控制别国的工业金融命脉，谋求建立单极世界霸权的战略目的。实际上，即使是具有自由放任传统的美英两国，为了摆脱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动员经济赢得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也正是依靠加强政府的计划调节，大力推进国有化和发展国有企业，如英国曾在大多数工业领域推行国有化，将大多数重要工业企业收为国有。
当前，我国克服通货紧缩和社会失业，迎接国内外严峻形势的挑战，也必须依靠国有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我们长期面临的艰巨时代使命，是通过大大加强国有企业的力量，加快关键性和支柱产业部门的发展，尽快提高我国工业实力和综合国力，加强国防建设抗衡美国霸权威胁，保卫和平建设和人民幸福生活。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的主张，不仅无法纠正国民经济的失调，还会产生一系列强烈的负面效应，加剧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困难，增加社会失业等不稳定因素，削弱政府的财税来源和调控能力，甚至会瓦解我国的工业和国防实力。
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分级管理可以下放资产经营权，但是，资产处置权则应实行集中管理。任何出售国有产权的行为，必须经过中央政府的严格审核，而且只能作为例外的个案处理，凡是违反上述原则的改革措施，无论已经发生或今后打算采取，政府一经发现都应该坚决加以纠正。否则的话，还可能发生地方误解中央改革精神，出现廉价出卖国有企业的错误风潮，腐败领导趁机大谋个人私利，更为严重的是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从提倡股份化迅速地滑向私有化，导致企业经营秩序陷入混乱，国民经济长期陷入严重衰退之中，社会财产和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形成擅长掠夺不愿从事经营，甚至操纵政府的垄断资本集团。正像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撰文所指出，俄罗斯的改革失败教训证明，无论如何出售拍卖国有企业，都是一种不费力气的容易改革，特别是廉价卖给送给亲戚朋友，私有化寻租远远超过其它腐败行为，这种强盗式掠夺公共财产的作法，不仅无法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还会将企业效率低下局面固定化，阻碍进一步改革的深入进行，甚至形成阻碍民主的垄断势力。
六、实行局部动员经济的好处
消除通货紧缩巩固社会稳定
我国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能有效地克服当前困难，消除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解决职工下岗和失业矛盾。当前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都是市场经济出现严重失衡，各种社会资源大量闲置造成的。我国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直接动员闲置资源投入运转，无论是机器设备和积压物资，还是下岗职工和闲置资金，均能运用于实现价值的用途，促使国民经济恢复协调发展，是治疗当前经济病症的特效药。国有企业效益经历持续多年的滑坡，99年在出口下降的困难形势下，竟然奇迹般出现了2．8倍增长，初步验证了中国式新政的效果，倘若我们及时地实行局部动员经济，多年来难以治愈的种种社会顽症，不难出现药到病除的神奇疗效。
当前，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存在较多矛盾，许多面向市场经济的深化改革措施，不仅给人们造成越来越多的痛苦，而且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我国实行局部的动员经济，不仅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还能促进改革与社会稳定，协调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由于局部动员经济能调动社会资源，从闲置状态投入有效的运转，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大幅度提高，8％的增长目标仿佛垂手可得，20％的增长速度也是完全正常的。当然，这属于释放潜力的恢复性增长，正像国有企业的2．8倍反弹一样。39年罗斯福实行动员经济之后，工业生产三年中增长了一倍，出现这种超常规的奇迹般增长，正是因为存在大量闲置生产能力，经济动员有效地将其释放了出来，而且高效率地运用于推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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