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不待周志英走近，脸一沉喝骂道：“谁要你了？给我滚，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这么无耻的东西！”
周志英直盯盯走向戴笠，喃喃道：“你骂我，你不要骂……”
戴笠说：“我不骂你骂谁？你别白日做梦了，趁早死了这条心！”
周志英此刻见了情人，不顾一切地跪下去，道：“雨农，我的雨农……”
胡蝶在后面干咳了一声。
戴笠一脚踢过去，踢在周志英的胸口。周志英情急中一把抱住戴笠的脚，道：“雨农—”
戴笠火起，接二连三猛踢起来。周志英道：“不痛的……”
戴笠一咬牙，猛扇耳光，一股殷红的鲜血从周志英口角流了出来……
周志英使尽最后的力气，抱紧戴笠的大腿。
戴笠说：“贾金南，拿枪过来！”
戴笠接过贾金南递来的手枪，将子弹推上膛去……
第四十五章 勘测风水 戴笠欲寻龙虎地
戴笠正要行凶，胡蝶在后面道：“雨农……”
听到胡蝶的声音，戴笠仿佛软了下来，把枪举起，用皮鞋踢周志英的头部、胸部……周志英仍不松手，沈醉、王汉光、贾金南一齐过来，用力将周志英拉开，戴笠又踢过一脚，吼道：“滚！”
周志英顽强地摇摇头，道：“我死也要死在这里，我的身子反正已经给了你，生是你的人，死也是你的鬼！”
沈醉说：“你要识相点，不要再缠着戴先生了，你没看见刚才那位小姐吗，你能跟她比？”
周志英见有人跟她说话，哭道：“沈处长，你了解一个女人的心，我自从爱上了雨农，就下定决心一心一意爱他。只要留在他身边，做什么姨太太、小老婆都愿意！”
这时，戴笠趁机就想走，被周志英发现，她立刻冲上去抱住戴笠……
沈醉、王汉光等人再一次将她拉开，戴笠骂道：“混账，三个大男人都制不住一个女人，给我绑起来关进看守所！”
自此，周志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情人。而为了支开潘有声，戴笠给了他一个财政部广东货运处专员的肥缺，让他在昆明大发其财。
正如著名小说家张恨水所说：胡蝶落落大方，性格深切沉稳，机警、爽利兼而有之，如与《红楼梦》人物相比，十分之五六若宝钗，十分之二三若袭人，十分之一二若晴雯。凭着她超凡的姿色和手段，不出一年，就将一代杀人魔王、色魔调教得循规蹈矩，勒马收缰。从此以后，戴笠不但与叶霞翟、余淑衡等情人一刀两断，而且一改过去到处追逐女人、贪恋美色的行为。
幸福的背后往往潜伏着灾难，即使是贵为特工王的戴笠，也难逃脱这一规律的束缚。
1944年，对戴笠来说，他已拥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无穷尽的金钱以及绝色美女胡蝶，并将问鼎海军司令。到此，他的人生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正在这时候，隐忧也悄悄露出端倪。
1944年，蒋介石下令在先建立的甲种汇报之外，建立特务工作的年度汇报。第一次汇报由蒋亲自主持，出席者有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军统局局长戴笠，中统局副局长兼研究所所长王贡生，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长徐佛观，缉私署长宣铁吾，宪兵司令张镇等特工头目。会议内容是由各特工系统的头目汇报年度工作，交换各系统的情报，听取蒋介石意见，但是代表蒋介石做主要发言的却是唐纵，在这次会议上起真正作用和出足风头的也是唐纵。
在年度汇报之后，蒋介石又指示成立月度汇报，地点设在军统局本部大院对面的漱庐。唐纵参加月度汇报是以蒋介石的代表身份出席的，因此，汇报一般由他主持，并由他先传达蒋介石对各特务所呈送情报的看法及应当注意的问题。戴笠只是尽地主之谊，负责召集和接待。
在抗战以前，蒋介石基本上是以单线联系的方式控制和领导特务工作，特务活动完全在黑幕中进行。抗战以后，蒋介石对特务工作全面掌握控制，因而特设侍从室第六组加以辅助。蒋介石亲自掌握重要情报及重大情报，一般情报和行动则交由第六组组长去综合、校核、整理、分析、指导而后上报。蒋介石对戴笠已存猜忌与戒备之心，因而暗中与戴笠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中、军统的关系上注意摆平，戴笠以及军统内部存在的问题也能及时如实得到密报。唐纵出自军统，对军统内部的情况相当熟悉，知道如何抓住问题要害向蒋介石进言，也就更加赢得蒋介石的宠信。
所谓建立特工年度汇报和月度汇报，蒋介石固然有发挥特务系统整体效率的打算，也有通过两个汇报来进一步发挥唐纵的特殊作用，以抑制戴笠的考虑。从此以后，唐纵经过持久的努力，不但使第六组成为蒋介石直接控制运用的机关情报和政治谋略机构，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蒋介石借以联系指导军统、中统、军令部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以及宪兵司令部、财政部、缉私部等七大情报机构的总负责。从此，戴笠成为与徐恩曾、王贡生、郑介民、徐佛观等特务首脑一样身份的某个特工系统的负责人。
在军统内部，自戴笠以下，都是十分自负的，从不把中统等其他特务机构放在眼里。有一次，唐纵代替戴笠到军统局主持总理纪念周，休息时，党政处副处长叶翔之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首屈一指？”唐纵毫不客气地回答：“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一些；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占优势。”由于此语出自唐纵之口，因而被认为是权威的评价，这给素来妄自尊大的军统特务多少泼了点冷水。这也是唐纵想间接告诉戴笠，在特务工作方面，他并不能取代其他特工系统，一手遮天。
戴笠的神经是十分敏感的。蒋介石的抑制手段，使唐纵的地位迅速上升，使戴笠确信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微妙，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凶险加身。
这段时间，戴笠心事重重，不时在亲信特务面前长吁短叹。毛人凤见状，问道：“戴先生是不是有难言之隐？”
戴笠说：“我的前程不是很乐观，校长现在对唐纵很感兴趣。”
戴笠把蒋介石建立年度汇报、月度汇报的意图对毛人凤说了，毛人凤亦忧心忡忡。毛人凤是依赖戴笠而存在的，没有戴笠，在军统局里他将一文不值，戴笠的荣辱兴衰，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个人相对叹息了一会儿，戴笠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道：“历史上出人物一般是和家乡的风水分不开的，我们江山县过去出过一位毛恺，还有一位柴大纪。看看他们的结局就清楚我将来的命运了。”
毛人凤迷信风水，连道：“很有道理，这确是个好办法。”
戴笠突然又愁道：“可惜这里离家乡太远，还不知道这两位人物的资料县政府存了没有。”
毛人凤道：“这倒不难，周念行是活字典，对江山的历史人物了如指掌，问他就明白了。”
于是，戴笠找来周念行，言明原委。周念行看了看戴笠，犹豫了一下，道：“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不能算数的。”
戴笠说：“历史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你快说，这两位人物结局如何？”
周念行说道：“明嘉靖、隆庆年间，毛恺虽官至尚书，因上疏主张‘禁滥狱’以缓和阶级矛盾，为此触犯龙颜，死后仍被穆宗皇帝削去官职。清乾隆年间的柴大纪，也当了台湾总兵，因林爽文在台湾领导天地会起义反清，未能及时扑灭，被朝廷斩首……”
戴笠、毛人凤听罢，面面相觑。然后，戴笠无限忧心道：“我是继毛恺、柴大纪之后第三个江山县影响大的人物，我不会像他们一样不得善终吧？”
毛人凤道：“这事先不要下结论，派几个人根据风水学去实地考察一番，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戴笠想了想，觉得有理，点点头道：“你去下面把毛森叫来，让他回家乡考察。”
自上海全军覆灭后，在上海工作的毛森潜逃回到浙西，戴笠、梅乐斯赴东南视察时在江山见了他和毛万里，然后一同回了重庆。
一会儿毛森过来了，戴笠吩咐道：“回去后你再去东南办事处找毛万里，你们一道，请出家乡有名的风水大师一起考察研究，有了结果速来汇报。”
毛森领命去了，戴笠的忧愁仍无法排遣，等着家乡的答案尽快回来。
认真追究起来，戴笠的忧心自军统局成立十周年“四一”大会就已存在。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方面，他也能赋予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但在特务方面，唯有他一人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过问。
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给以大权，但决不给以主要地位，以防范他们在政治上坐大，形成失控的势力。所以，戴笠出任军统头目十多年，始终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相当于政府官的三至四级。
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十年来，两人合作却相当默契：一方面，是戴笠出于报答知遇之恩，拥蒋、忠蒋几乎到死心塌地的地步；另一方面，戴笠也是聪明之人，知道以自己的资历、能力、水平，跳不出蒋的手心，唯一的出路是得到蒋的绝对信任，被重用。多年来，蒋介石对他一直恩宠有加。
而两人的关系，也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蒋介石给戴笠出的第一道难题，是交给戴笠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当时，河南许昌双槐树有个农民叫郑绍发，大概也是受了别人的启发，加之他又与蒋长相极为相似，就从乡下找到城里，由许昌驻军将其送到叶县交给汤恩伯。郑绍发向汤诉说自己是老大，蒋介石是老三，因当年河南灾荒，其父死去，其母带着老三嫁给浙江一个商人南去，后老三改名蒋中正，即寓有“蒋宗郑”之意等。汤恩伯是一介武夫，他听郑绍发的一番自我介绍，联想到蒋确有祖籍在河南之说，又看郑绍发的长相十分像蒋，也就不假深思，派人把郑绍发带到重庆。这件事使蒋介石十分尴尬，经过一番考虑，蒋既没有认他，也没有加害于他，而是批了“戴笠处理”四个字。
蒋的手法是明智的，此事极其微妙：认他，当然不行，祖宗之事，岂可随便变更；公开否认，亦不好，不啻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杀他，当然易如反掌，但会有杀人灭口的嫌疑，岂不是弄巧成拙，于事无补；不认不杀，任其招摇也不好，同样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思来想去，唯有交给戴笠，让他去揣摩领会。戴笠很聪明，他知道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够得上杀头罪。但是，蒋介石不提“严厉制裁”“可杀”等字，可见没有深切责难的意思，然又没有交代自己如何处理。戴笠感到此案大有考究，下手重了、轻了都不好，况且蒋的祖宗之事外人无法说清楚。只能把郑绍发软禁起来，供吃、供住、供玩，不让他到处乱跑。如果蒋一旦要人，就交给他，不要人，就关他到死，反正军统的集中营里也不在乎他这一间囚房、一口囚饭。
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但戴笠处理这件事十分慎重，指示在集中营内建新屋一栋，让郑绍发单独居住，并在衣、食方面给予优待。另给郑家里寄去二百元，以后每月还代寄几十元。一段时间后，索性指示将郑的老婆和十六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息烽营内。戴笠处理此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蒋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戴笠这样做，无疑是准确掌握了蒋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
此时，戴笠还不曾意识到蒋介石对他已存戒心。
现在回想起来，1942年的军统“四一”大会，戴笠的本意是要通过总结回顾特工十年发展史，检验和展示军统实力，万没想到却引起了蒋介石的警备心理。蒋介石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某个部下的系统发展得太快太大，以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现在军统的力量已经从特工渗入军事、政治、党务、外交等各个部门，所能调动的税警、缉私及特务武装，调动之灵活，实力之雄厚，超过了他手下的任何一支国民党军队。这就使戴笠手中掌握的权力、地位和实力，超过了让他放心的程度。
蒋、戴两人的关系也由过去的两无猜忌变成了相互戒备。
蒋介石办事素来果断干练，当他意识到戴笠有权重镇主之威时，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抑制措施。军统“四一”大会之后，他很快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帮办，表面上是协助戴笠工作，在戴笠离开重庆期间，由唐纵对军统工作代为主持，实际上是要唐纵对军统的行动进行监视，对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稍加抑制。
唐纵和戴笠同是黄埔六期同学，又是老军统，多年来，戴笠待之不薄。特别是自从唐纵进入侍从室任六组少将组长后，戴笠更是处处照应，规定军统总务部门对唐纵在生活上给以特别补助，每月安排赠送日用品，逢年过节更是大把赠金、赠礼，目的是要唐纵继续利用职务对军统工作予以照顾。
没想到，唐纵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自进入侍从室后，他就抱定一个宗旨，在军统与中统及其他情报系统的摩擦中，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不偏袒军统。他对戴笠手下的特务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地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在私生活方面，唐纵自我约束甚严，从不肯开口向军统要东西，以免中戴笠的圈套。不独如此，为了避开他出身军统的嫌疑，唐纵常在蒋介石面前实事求是地肯定中统的长处，切中时弊地批评军统的工作。此举无疑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加之唐纵一贯办事严谨，埋头苦干，严守秘密，不到外面拉关系，出风头，更不拉帮结伙，勤于思考，善于揣摩蒋的心理，颇能讨蒋欢心，逐渐被蒋引为心腹，并使蒋有了扬唐抑戴的念头。
蒋介石此举，使戴笠很快意识到蒋对自己有了防范之心，尤其是林世良一案，蒋竟要拿自己问罪。不久以后，蒋又以戴兼职过多为由，撤去戴笠缉私署长一职，使戴笠有了“鸟尽弓藏”之感。戴笠忧心忡忡地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他知道蒋介石太多隐私，有时甚至直接参与，特别是陈洁如事件给他留下了无穷隐患。
1942年11月18日清晨4点，一架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租来的波音307型客机阿帕切号，在重庆西北一百英里处的美军空军基地待命升空。机头灯光照见一辆轿车驶上跑道，后边跟着一辆救护车。
轿车中出来的有蒋介石和几名美军军官。
从救护车里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宋美龄，被小心翼翼地抬上飞机。
宋美龄辗转非洲、南美洲，于11月27日抵达纽约，住进长老会医疗中心。这次出国，起因是发觉蒋介石与陈洁如旧情复发而负气离国，顺便去美国就医。此前，她赴前线慰劳抗战官兵翻车负伤未痊愈，还有慢性皮肤炎。
1943年6月18日，宋美龄自美国乘专机启程归国，7月4日返回重庆。
宋美龄从美国回来后，与蒋介石的感情又和好如初，甚至更加亲昵。
宋美龄对蒋介石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都非常重要。可以说，没有宋美龄，就没有美国的援助，也等于没有蒋家王朝。蒋介石非常清楚这层利害关系，一百个陈洁如都无法与她抗衡。
虽然宋美龄没有当面责备戴笠，但不等于宋美龄不清楚戴笠替蒋介石拉皮条的内幕。只是这种事太难以启齿，宋美龄觉得这对她来说是一种耻辱。
宋美龄从美国康复回国后，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让蒋介石坦白。蒋介石别无选择，为表示悔过，老老实实坦白，说出了戴笠拉皮条的内幕。
对于此事，宋美龄始终难以释怀。
毛森回江山考察风水未归之时，蒋介石召见了戴笠。
自从有所猜忌后，戴笠和蒋介石见面时的气氛不再像过去那样自然、融洽，仿佛掺杂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戴笠忐忑不安地走入山洞官邸书房，蒋介石抬眼见到他，轻轻干咳一声，算是招呼。
两个人暗中较劲，蒋介石不开口，戴笠也绝不开口。最后，还是蒋介石软了下来，毕竟是他找的戴笠。
蒋介石说：“回来了，东南沿海的工作都布置好了？”
戴笠避开蒋介石的目光，答道：“大体布置完了，还不仔细，因局里有很多事需要处理，提早回来了。”
蒋介石问道：“到上饶检查过你的忠义救国军吗，没有问题吧？”
戴笠说：“去了，他们抗日很勇敢。”
蒋介石突然沉下脸来，道：“可是有人说你的忠义救国军是一群乌合之众，抗敌不力，扰民有余，到底是不是这样？”
戴笠被噎住了，此话从蒋介石口里出来，他无法争辩。
这时，蒋介石拿起一张纸在桌上一拍，道：“你自己拿去看看！”
戴笠小心走过去，双手捧起，见是顾祝同的小报告，上书：“忠义救国军是一群乌合之众，占据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交通前沿地带，他们凭借天时、地利，在浙、皖两省与敌占区接壤的阴阳界上设立关卡，强征暴敛，大搞走私贩卖，牟取暴利。此外，还不服从指挥，抗敌不力，笼络有余，是一群十足的土匪，建议予以取消……”
戴笠看罢，偷偷瞟了一眼，见蒋介石一脸恼怒，慌忙把纸放在案头上，等着挨骂。
出乎意料，蒋介石没有追问下去，转而问其他道：“听说，你这次回了一趟江山？”
戴笠说：“是的，梅先生想看看我的家乡，正好顺道，所以就……”
蒋介石打断他的话：“所以你就要回家，这就有时间？你的部队不争气，你不待在那里整顿，回来干什么？”
戴笠垂下头道：“局本部有事需要我亲自……”
蒋介石挥手骂道：“放屁，到这时候你还要骗我！”说着，语气缓和下来问道，“听人说，你私藏了一名戏子，有没有这事？”
戴笠一惊，额头上冒出汗来。
蒋介石脸一沉，怒道：“如今国难当头时期，你不好好抗日，一心享乐，奢侈。我警告你，再跟胡蝶胡闹，休怪纪律制裁！”
此时的戴笠，可谓祸不单行。胡蝶是他心爱的女人，忠义军是他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一支特务武装，这两样宝贝一旦被蒋介石下令毁掉……
就对忠义军而言，他感觉蒋介石这次发怒与上次训斥不同。1940年，因忠义救国军与三战区顾祝同的军队矛盾重重，互相攻诘，官司打到重庆蒋介石这里。后经戴笠亲赴东南各地整饬，才使忠义军与三战区的矛盾有所缓和，并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协调默契地袭击了新四军，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这一次，戴笠、梅乐斯一行离开江山县，浩浩荡荡向江西上饶进发，到达第三战区与司令长官两次商谈忠义军的整顿问题。上次蒋介石训斥忠义军是怒其不争气、恨铁不成钢，这次是借题发挥，并掺杂了胡蝶的事进来，很显然是另有所图……
戴笠猜测，胡蝶的事，宋美龄很有可能是幕后策划人。男人一旦失去心爱的女人，是世界上最残忍、最伤心的事情，宋美龄也许正想以此报复。
回来的路上，戴笠在山道上遇到唐纵，忙把头偏了个方向，另走一条小路。他此时情绪低落，不愿和别人说话。
回到神仙洞公馆，一眼见到胡蝶，虽然心中有些许安慰，但也难驱散心中愁云，他凄然地冲胡蝶一笑，靠近坐下。
胡蝶早已习惯，每当戴笠从蒋介石的官邸回来，情绪都是这样。胡蝶过来勾住他的脖子，道：“以后最好不要再去委员长那里。”
戴笠苦笑道：“这怎么可能？除非我死了。”
胡蝶忙用手捂住了戴笠的口，嗔道：“乌鸦嘴！不许你乱说。委员长又怎么了？”
戴笠张开双臂，道：“来，不要想不高兴的事，世界是我们两人的，我们乐一乐……”
不巧毛万里、毛森从江山视察风水归来，由毛人凤领着，一同来神仙洞汇报。
戴笠的儿女情致立即又被关心自己命运的情绪所替代，他在胡蝶的额角亲了一口，道：“瑞，先办一点公事，等会儿……”
胡蝶本来正在兴头上，但也无可奈何，从鼻孔哼了一声，嘟着嘴离开了戴笠。
在戴笠的书房里，毛人凤、毛万里、毛森加上戴笠，四位江山人神情十分凝重。
毛万里和毛森相互推诿，见戴笠不耐烦了，毛万里才叙述这次回江山考察的经过：“我们回到江山，就立即按戴笠先生的吩咐找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家乡真是个奇人异人云集、藏龙卧虎的地方，一说起风水经，各种神奇故事、掌故一个接一个。大家兴致很高，一同亲赴毛恺的出生地石门乡、柴大纪的出生地长台乡，凭‘罗盘’和风水先生的秘术对地理、风水进行勘察。为了稳重和准确，我不让他们碰头，把答案写在纸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让各位各显神通，并告诉他们，谁勘察得最准确，戴先生将大大有赏。”
戴笠点头道：“嗯，这办法不错，结果怎么样了？”
毛万里叹道：“结果几乎完全一致。”
戴笠急了，追问道：“他们怎么说？”
毛万里犹豫片刻。
第四十六章 抗日尾声 争权夺利大忙活
毛万里道：“二十多位风水先生经过勘测，果有惊人之发现，原来江山县的地势南高北低，雨水一泻千里，难以蓄积，故穷山涸水，养不住大龙，大人物都难以善终……”
戴笠听罢，悲从中来，潸然泪下。众江山心腹会意，互望着起身离去。
戴笠不挽留同乡也不理胡蝶，胡蝶改变不了他的命运。他把自己关在内室，捧着头，冥思苦想，想到蒋介石对他的猜忌，宋美龄在幕后的怂恿，江山两位大人物的不得善终以及自己土旺缺水的命相……禁不住悲从中来，伤心地哭泣起来。
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蒋介石在政策上和工作布置上，都作出了重大调整：一方面，对抗战采取避战观战的方针，以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另一方面，则在限共反共方面进行具体部署，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再次转向西北，把抗战前线的大部分兵力调往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围堵，对各战区的中共武装也都予以严密监视，伺机给予打击。
戴笠迅速理解了蒋介石的意图，公开对他的部下道：“西欧战场继北非战场后也取得胜利，即将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论日本如何顽强，失败的命运是挽救不了的。现在中国的问题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对内是与共产党争天下的问题。共产党喊出‘百万屯军，百万屯粮’的口号，野心不小，不可小视。好在校长胸有成竹，早有准备，必操胜算。校长将策反任务交给我，我估计华北、东北的汉奸武装不会少于一百五十万人，东南、华中约有百万之余，华南约二十多万人，总计约三百万人，战斗力虽不强，但摇旗呐喊，也不失为一大力量。本局早已注意策略，实行曲线救国，等于将鱼养在池塘里，当下网的时候就撒网，当吃的时候就吃。我手上掌握的近二十万游击部队，受过美式训练和持有美械装备的已超过十万人。打算在将来反正的汉奸部队中挑选精兵二十万人，练成‘戚家军’一并奉送给胡宗南来统领打天下。”
然而，形势并非戴笠估计的那般乐观，由于美军的进攻势头越来越猛，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一个一个地丢失，海上交通线日益置于盟军舰队、潜艇和飞机的打击之下，因而在沿海的行动与补给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为此，日本大本营于1944年4月下旬，从河南境内的黄河北岸发动攻势，这是日军在中国大陆上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这次作战地区从黄河到信阳区四百公里，从湖南岳阳到越南的谅山约一千四百公里，从衡阳到广州约六百公里。在这条约二千四百余公里的战线上，日军大约出动五十万人，十万匹战马，一万多辆汽车，一千五百门大炮，五十架作战飞机，而国民党当时虽有三百二十一个步兵师，二十二个骑兵师，号称六百万人，但是由于在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调整下，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未有应战抗战的精神物质准备，在日军的打击下一溃千里，汤恩伯的四十万大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至12月10日，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部队与占领南宁的部队在中国边境的绥渌会师，完成了打通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
豫湘桂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继淞沪会战之后的第二次战略大失败，其结果是国民党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人，丧失大小城市一百四十六个，国土二十万平方公里，使六千多万人民陷入日军奴役之下，七个航空基地、三十六个飞机场也陷入敌手。
1944年11月11日，广西重镇桂林、柳州相继沦陷。12月初，日军前锋直抵距贵阳仅一百多公里的重镇都匀。此时，因蒋介石不明日军的真正企图，整个山城为之摇动，以为日军有可能以打通大陆交通线做掩护，向重庆进军。蒋介石甚至作出了一旦贵阳不保，则退居西昌的打算。这时，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都在贵阳指挥作战，戴笠也匆忙赶到贵阳，一方面了解前线情况，一方面指挥军统人员及物资准备撤退。
戴笠刚到贵阳时，正赶上蒋介石从西北胡宗南处和驻印远征军抽调部队空运至贵州增援将到未到之时。贵阳城以空城迎战，处于一片恐慌气氛之中。何应钦紧张得直跺脚，他对戴笠说：“现在只要给我一个师，我也能抵挡一下呀！可是现在连一个团的人也调不来。”戴笠看到形势实在紧张，也急得没有了主意，只得一方面把西南地区的军警部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临时战斗指挥部，准备在危急时投入战斗，并动员大家做好“保卫大重庆”和“必要时撤往西昌继续抗日”的准备。另一方面，命令局本部总务处长沈醉集中了一千多辆美国援助的十轮大卡车，把军统在贵州各地的物资、器材抢运过乌江。军统的物资运送完后，又指令沈醉帮助其他单位抢运。同时，戴笠还命令周养浩把息烽营的一部分政治犯押过乌江，另有一些中共党员则予以就地枪毙。直到12月5日，日军不明中国军队虚实，主动后撤，戴笠才松了一口气，并与何应钦、汤恩伯等人庆祝所谓“黔南大捷”，以欺骗国内外舆论。
1945年初，军统经济专家邓葆光通过对日本经济的深入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认为日本人发动的这场战争将支撑不到1945年底。经过统计，邓葆光认为，随着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越来越猛，封锁线越来越严密，日本经济在1945年必将完全枯竭崩溃。戴笠对邓葆光的这个大胆论断十分赞赏，他相信，如果没有钢铁，没有石油、橡胶、粮食、棉纱以及大批战略物资，是无法维持一场高消耗的现代战争的。
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4月，希特勒自杀，苏军攻克柏林；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6月，美军攻克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太阳之国”的国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打击之下。与此同时，美英苏三国正在积极筹备波茨坦会议，斯大林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按雅尔塔会议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作战。形势的发展，既出乎戴笠的意料，又使他感到振奋不已。他觉得形势已到了关键时期，此时一步走错，必给全局带来被动，最要紧的就是要把握时机，捷足先登，抢先一步进入南京、上海等中心大城市接收，掌握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为了稳定控制东南沿海地区的接收局面，不让异军插手，戴笠将自己的计划向蒋介石报告后，立即指示军统有关方面抓紧时机进行准备，并决定于6月下旬出发。为了随时委任汉奸伪军帮助接收时的职务，仅军委会的空白委任令就达一百多张，盖有军统局公章的公文纸有五百多张，随同前往东海接收的人员和警卫达一百余人，并有负责人事工作的大特务龚仙舫随行，一行人分乘大小汽车十余辆。这次赴东南地区接收，因有梅乐斯、杜月笙同行，故戴笠在行前，反复与梅乐斯、杜月笙洽谈有关合作事项。为了进一步取得美国政界的支持，根据梅乐斯的建议，戴笠邀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到中美合作所重庆特警班讲话。
赫尔利到重庆特警班后，先举行检阅仪式，然后即发表讲话。赫尔利在检阅和讲话后，由戴笠和梅乐斯等陪同到重庆特警班和中美合作所各部门视察。晚间，戴笠在新落成不久的特警班大礼堂设盛宴招待赫尔利。席间，戴笠极力感谢赫尔利对军统的支持，赫尔利则赞扬戴笠对中美情报合作的贡献。
戴笠与杜月笙具体谋划如何动员上海的帮会力量，帮助维持战后上海的治安秩序，设法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以及对伪军的联络问题。戴笠为此还请求蒋介石召见杜月笙，对杜月笙表示嘉勉。当时，蒋见杜的气喘病发作，就劝他先派几个得力人员随戴去东南布置，他本人等秋凉后再去。但杜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愿意和戴笠一起冒盛夏酷暑，长途跋涉去东南坐等胜利，以便抢先进入上海。杜在临出发前，因想到马上将回到上海，精神抖擞，气喘病也好多了。
戴笠在临行前，召集军统局处长以上大特务开会，布置出发后的军统各项工作。他在会上一再强调说：“我们将来的敌人要比日本人更难对付，切不可掉以轻心。”并向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交代，“日本人一投降，中美合作所就会宣告结束。你一定要赶快运一批军火器材去东南。现在，你也必须派人将现有的一些弹药物资运往安徽，那里的忠义救国军急需要补充。”在临行前的早餐会上，戴笠神情亢奋地再次对送行的大特务说：“校长对东南沿海大城市的接收极为重视，对那里的局势也极为担忧。这次我们一定要抢在一切人之前，首先进入上海、南京，东南半壁江山将是军统的天下。”
本来，戴笠是约定与梅乐斯、杜月笙一起，在6月25日从重庆动身的。正在此时，传来了周佛海母亲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周佛海是有名的孝子，去东南接收，周佛海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戴笠于是改变主意，吩咐去东南的人员仍随杜月笙从陆路按原计划赶到贵阳会合，自己则先乘飞机到了贵阳。
临行前，戴笠自拟了一份电文报给上海的周佛海：
佛海兄：
伯母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廿五日在贵阳医院仙逝。兄远在敌陷区，雨农将代为主持丧事。
呜呼哀哉！
戴雨农顿首
发完电报，戴笠赶到贵阳，令军统局贵阳站火速布置灵堂，自己率心腹手下驱车至贵阳医院将周母马翠珍的遗体运至贵阳市新设的灵堂。并指令息烽看守所速速将周佛海的妹妹、岳父母、妹夫一起接来吊丧。
灵堂由沈醉按湖南风俗布置，一律用白布搭成，所有工作人员腰系白带，头戴白帽，在一片素白之中，周老太太漆得黑亮的楠木棺材显得格外醒目。
灵堂正中央白底黑字，用正楷写了几个大字：周母马老太君灵堂。左边书：早登仙去；右边书：声容犹存。
周佛海不在，按湖南习俗，灵牌应由“孝子”跪捧，戴笠自当“孝子”，披麻戴孝，愿替周佛海尽此职责。
马翠珍的丧事办得十分热闹，送葬的队伍声势浩大，鞭炮、哀乐、锣鼓一应俱全。为了能使周佛海放心，戴笠又让特务将每一个细节拍成照片—特别是他披麻戴孝在周老太太棺前行一跪三叩首大礼的情景也由专人拍摄。
安葬马翠珍之后，照片也冲洗出来了。恰好，在周佛海身边工作的军统特务程克祥回渝汇报工作，戴笠令他将一大沓照片交给周佛海。
周佛海小名福海，湖南沅陵东乡杨树井人，父亲早亡。后留学日本，并参加国民党，担任过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成为陪都之时，因为对抗战前途抱悲观态度，与汪精卫假托出外视察，离渝前往昆明转道香港，参加“对日谈判”。然后又一同去河内，把汪精卫公开投敌的电报带到香港的《南华日报》上发表。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汪伪政府，周佛海出任中央执行委员，权力仅次于汪精卫。
戴笠了解到周佛海是个反复无常、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便向蒋介石建议派唐生明去策反。
唐生明领着妻子去了南京、上海后，建议戴笠将周佛海的母亲、妹妹、岳父母等一家六口扣押起来，作为策反的筹码。
戴笠依计而行，于1941年5月，从湖南湘潭和沅陵两地，将周佛海的母亲、岳父等人押解至息烽集中营软禁。
周佛海在汪伪南京政府内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兼任数职，集党务、行政、经济、外交、军事、特工、警察、财税大权于一身，是汪精卫政府首屈一指的实力派人物。控制了周佛海，等于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汪伪南京政府的活动。
扣押了周母马氏等人，戴笠马上指示唐生明以“慰问”做掩护，到周佛海的家里探听口风。很快，唐生明回电：老母、岳父被押，周佛海伤心、内疚至极，连日苦闷……
戴笠接到电报，觉得大有希望，立即改善周母马翠珍及岳父杨世荣两家在息烽营内的生活条件。原先，两家六口人在息峰营分三处拘押，马氏和亲家母、女儿关在义斋；杨世荣关在忠斋；周佛海的妹夫关在平斋。
戴笠指示在息烽营另建一处新屋以便两家人同住一起，每月发给丰厚的生活费，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活动。特务们自周养浩以下，一律称马氏为“周老太太”。
马氏年老多病，戴笠交代周养浩随时由重庆、贵阳等地延请名医为之治疗，费用由军统报销，有时戴笠还亲自上医院探望。
条件成熟了，戴笠于1942年2月初，指示上海实验区区长王一心以马翠珍的口吻给周佛海写了一封家书：
我儿：我们一家现在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生活很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戴先生对我们很照顾，问寒问暖……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亦望儿可不必做孝子，但要做忠臣，千万不可给周家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丢脸，切切！
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
母：马翠珍字
这封信经戴笠审阅批准，再送到息烽营得到马翠珍的同意，然后备下公文，从重庆发到香港办事处，然后由办事处转到上海二区，再由二区派人待周佛海从南京回上海时，将信送到湖南路周公馆。
信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直至1943年3月中旬，有一个名叫程克祥的人来到重庆枣子岚垭军统局对外联络机关，说是南京来的，有重要公事，向军统负责人当面报告。当时，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到消息，指定王一心去接待。程克祥原是军统南京区的情报通讯员，南京沦陷后，他被汉奸特务机关逮捕，押入监牢。1942年春，周佛海接到他母亲的信，便向特务机关打听，得知程克祥是军统分子，便用“有关案情必须亲自审问”的名义，将程克祥押解到周佛海公馆。程克祥被提到周公馆以后，周佛海并未审问，只将他留在公馆以礼相待，由周佛海内弟杨惺华接见。这一住便是半年，程克祥摸不清周佛海的意图，便请杨惺华转达：“要杀便杀，不杀便放。倘有用我之处，亦不妨明言。再不要长期留此，心中反而难受。”这话由杨惺华转达后，周佛海仍无表示。直到1943年2月，周佛海将程克祥叫到密室谈话，要程克祥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交与戴笠转报蒋介石。
程克祥掏出周佛海的信。王一心研究原信，确是周佛海笔迹，便招待程克祥先在观音岩附近一家旅馆住下。然后，王一心回到局本部向人事室查明卡片，核对照片，核实程克祥军统南京区情报通信员身份后，才请毛人凤转报戴笠，并将周佛海原信附上。
周佛海的信，是从日记本上撕下的一张纸，只有寥寥几句。主要表示他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王一心在呈报戴笠时，主张先报告蒋介石，再派程克祥回南京，利用周佛海的关系，在南京建立无线电台，与重庆直接通报。在电台建立后，联络密切，指挥灵便，情报行动和策反工作都可进一步开展。
1943年3月下旬，戴笠通知王一心两件事：一、可以招待程克祥参加“四一”大会；二、通知息烽看守所对周佛海的母亲特别优待。戴笠的用意是让程克祥参加大会，就是要他看到军统局的热闹情况，使他有一种深刻印象。他预料程克祥会要求探望周佛海的母亲，所以事前优待周母，做一些表面文章。王一心一一照办。
两天之后，程克祥果然要探望周母。王一心报主任秘书毛人凤批准后，即由司法室派员带领程克祥前往息烽探望，看到周母生活很好，遂放下心来。
签报戴笠的公文，好几天没有发下。原来，戴笠已将周佛海原信亲自报告蒋介石，因为事关勾结汉奸，所以他在蒋介石面前，不用公文形式，只作口头报告。
“四一”以后的一天，戴笠通知毛人凤和王一心，招待程克祥同往曾家岩住宿晚餐。彼此见面，略谈数语，戴笠即对程克祥说：“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领袖对他是可以宽大的。现在你仍回南京，担任南京区长。我这里派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发报机、密码本跟你回去，先在南京建立电台，与重庆通报，然后将周佛海情形，随时报告。”
程克祥问道：“周佛海自己表示，愿意立功赎罪，那么我去之后，应注意哪些方面？”
戴笠说：“周佛海在南京发行了大批储备券，强迫沦陷区人民将‘中央政府’的钞票，一律换成储备券流通市面。同时，周佛海派出很多人，用调换下来的‘中央政府’钞票，向内地抢购大批黄金。这事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对他没有出手，因为‘中央政府’发行的钞票，持有人当然可以用这种钞票购买黄金。所以黄金照样自由买卖，‘政府’并不加以限制，亦不拒绝。此番你去南京，第一，调查周佛海对于储备券的准备金相关情况，随时报告。照国际银行法规定，发行钞票，必须有六成以上的确实准备金。第二，要开展‘策反’工作。我们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政府是欢迎的。这事你可以见机行事。至于情报报道，就不用我再说了。”
之后，戴笠又问程克祥：“丁默邨在南京的情形怎样？”程克祥回答：“丁默邨在南京和李士群一起负责特工总部，但肺病已到第三期，喉咙发生变化，说话都没有响声了。”
戴笠听了哈哈大笑道：“且看他悔悟如何！”
戴笠对程克祥不放心，为了严格地把握他，另准备成立军统南京站，从局本部选择一位得力能干的干部任站长，随程克祥赴南京，借助周佛海的关系重建南京站。南京站在组织上自成体系，并不归南京区领导，相反，该站对程克祥的南京区有监视和牵制作用。
第二天，王一心按戴笠的指示，为程克祥选配了文书、译电、报务员各一人，随带密码本和电台跟程克祥去南京，并交代文书、译电员监视程克祥，又指示报务员监视文书和译电员，报务员另用电台专用密码本随时向局本部报告，以达到连环监视、层层控制的目的。
临行前，戴笠将蒋介石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及周佛海母亲和岳父两家的照片交给程克祥，指示其亲交周佛海。与此同时，军统南京站的站长人选也已选定，由戴笠从人事室提供的几个候选名单中指定局本部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周镐担任。周镐受命化装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密码本，从四川经湖南，会同先期到达的程克祥，辗转到达安徽南陵。然后，由周佛海嘱咐内弟、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杨惺华，委托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到南陵，把程克祥、周镐等一行人秘密护送至上海、南京等地。
周镐是湖北罗田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学生，1935年正式成为特务处湖北站情报员，因其机警干练、应变能力强、工作活跃、成绩突出而见重于戴笠。在这次挑选军统局南京站站长人选时，戴笠认为南京原是国民党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的政治中心，日汪特工宪兵多如牛毛，环境十分艰险，该站又负有控制周佛海、监视程克祥、对日汪伪军界上层人物进行策反的特殊任务，因此站长必须由一位既忠实可靠而又胆大心细、干练敏锐的顶尖人才担任，才能完成任务。经反复比较筛选，戴笠选中了周镐。
程克祥、周镐等人到南京后，周佛海按戴笠的意见，予以精心安排。程克祥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则被安插在伪军委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掌握军委会的军事运输工作。
周镐离开重庆前，戴笠曾经交给他三项任务：一是筹建军统南京站，恢复军统在汪伪统治中心地区的活动，二是对周佛海、程克祥进行监视，将周、程在南京的活动随时密报重庆局本部，三是在汪伪军界上层人员中进行策反，目的是掌握汪伪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抗战期间合作防共反共，在抗战胜利后则与八路军、新四军抢夺地盘。
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周佛海更坚定了投靠蒋介石、戴笠的决心。他立即根据戴笠的意图，千方百计抢到上海市市长的位置，并兼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任上调到上海任秘书长兼财政局长，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以便到时把上海完整地送交到蒋介石、戴笠手中，作为立功赎罪的资本。在周佛海的策动和影响下，汪伪政府的大批汉奸纷纷投到戴笠门下。
在政府行政系统，除了周佛海之外，先后有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伪考试院副院长缨斌等一大批汉奸向戴笠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廷，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代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庞炳勋，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军事实力派人物纷纷与戴笠直接建立联系。在伪特工方面，丁默邨也见风使舵，暗中安排戴笠派遣的特务葛谷光任杭州警察局局长，以此向戴笠靠拢。
最后，陈公博也东施效颦，于1943年6月间，派人从南京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要求戴笠转报蒋介石，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这封信落在王一心手里，他立即报告戴笠。戴笠说：“陈公博与周佛海不同，他是汪精卫的死党，汪精卫死了以后，是汉奸政府的首脑，不要理他！”
由此，汪伪政府的行政、军事、特工等方面，几乎都控制在戴笠手中。蒋介石对汪伪集团的一切指示，也不得不通过戴笠去实施。
戴笠掌握了周佛海及一大批高级汉奸后，可以随时了解汪伪南京政府的内幕和日军在华的诸多重大行动部署。有些情报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价值，以至通过中美合作所反馈到美国后，美国人也十分羡慕，加重了美国特工为争夺中美合作所领导权的纷争。
1943年夏间，周佛海以汪伪政府的特使身份，访问伪满洲国。周佛海当即把伪满方面的情况通报军统，使蒋介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伪满方面的许多内幕情报。1943年11月，周佛海随同汪精卫赴日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对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以及日军应付太平洋大战的作战部署和计划等，进行了详细考察搜集，回国后，全部密报军统，又由戴笠通过中美合作所很快转报给美国军方。除周佛海以外，凡与军统建立关系的汪伪大小汉奸，在“立功赎罪”心理的驱使下，无不通过各种途径向军统输送日伪方面的各种情报。因此，自1943年以后，军统在日伪方面的情报，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深得蒋介石赏识。
如今抗日已经接近尾声，到了利用周佛海的关键时刻。周母去世，戴笠代他当孝子正是一种很必要的政治手段。
6月27日，戴笠看到了上海方面的报纸，刊载周佛海向陈公博辞职守灵，在玉佛寺大做道场。恰在这一天，梅乐斯、杜月笙分别来到贵阳，与戴笠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飞抵湖南芷江，经芷江再转福建建阳、江西上饶，最后到达浙江淳安。
淳安是一个深藏于新安江畔浙西大山中的小镇，依山傍水，风光秀丽。重重叠叠青瓦黑脊，高高低低的白墙粉壁，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板铺成的小街道从新安江一直伸向镇内。在小街两旁，一家接一家的酒肆、茶馆、杂货店、客栈、妓院，显示着一种畸形的繁华。这种繁华是借助于戴笠、杜月笙合办的“通济公司”用大量的走私物资促成的。
戴笠准备以淳安为据点，利用它作为军统局和中美合作所接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前线指挥部。1945年7月上旬，戴笠、梅乐斯、杜月笙一行到达淳安，并在这里扎下大本营，开始布置接收工作，并抓紧时间与南京的周佛海、程克祥、周镐，上海的唐生明等人联系，时刻等待着日本宣布投降，并如临大敌般地防止新四军来接收。
在淳安的时间里，戴笠每时每刻都在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预测日军可能投降的日期。但是，日军仿佛出奇地顽强，一部分狂热的日本军官放言即使美国打进日本也决不投降。
戴笠耐不住了，加之离开胡蝶日久，产生了回重庆的念头，便和梅乐斯、杜月笙商量道：“在这里等也是白等，不如先回重庆看看，再作长久计议。”
梅乐斯劝道：“盟军已发起攻击，日本人不可能再坚持很长时间，还是等等再说吧。”
戴笠还是回了重庆。
第四十七章 上海之行 戴雨农重续前情
1945年8月10日，南京传出了日本天皇裕仁的广播：“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一时，重庆市内，鞭炮声一阵密似一阵，弄堂内、马路上不时有人打着锣鼓高声欢呼道：“日本投降啦！天亮啦，天亮啦！”
戴笠再也不敢沉醉于胡蝶的温柔乡里了，他知道形势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必须立即回淳安布置对上海、南京的接收工作。
回到淳安，戴笠下达三项接收指令：一、电令忠义救国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以私人的身份向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接洽受降事宜。二、急电重庆局本部代理秘书毛人凤，通知局本部华东实验区区长王一心、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邓葆光、军统别动军参谋工尚望三位少将特务火速来淳安听命。三、电令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处长李崇诗立即自建阳赶赴淳安，部署中美合作所的特务武装立即向沦陷区各大城市集中。
下完指令，戴笠又任命任援道为太湖剿总司令，密令他率领自己的伪军于南京、上海附近集中，随时准备阻止新四军进城。任命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队长，任务是维护上海秩序，防止新四军进城。
8月12日，蒋介石也在重庆下达三道命令：一、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游击武装部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二、命令国民党中央军迅速向前推进，准备受降。三、命令各地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立功赎罪、努力自新，不得擅自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
8月12日下午，戴笠在淳安接到程克祥的复电，称周佛海表示乐意接受戴局长指挥，但认为以“上海行动总队”的名义不好指挥各部分伪军力量，建议扩大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经过认真考虑，戴笠同意周佛海的要求，并于8月13日复电上海：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已报请军委会备案，上海市军警统一属于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指挥。8月14日，周佛海正式宣布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指挥，并将程克祥、罗君强等军统特务安排在重要位置上，负实际责任。总指挥是重庆政府给周佛海的第一个正统官职。
由此，戴笠指挥军统特务利用策反的伪军汉奸，一方面确保城市安全，阻止中共武装人员进城，另一方面搜集、了解当地日伪军驻地、番号、兵力等情况，迅速报淳安汇总，为国民党大军的抵达做好接收准备。
1945年8月15日上午，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致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指示日军六项投降原则，并命令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全权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及有关事宜。
8月16日，蒋介石接受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的建议，将主持受降工作的陆军总部推进地点由拟议中的江西上饶改为湖南芷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