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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宰相 京夫子

_11 京夫子(现代)
「你想吃点什幺吗?看样子你很饿。……」
「假如可以的话。……我已经一天一晚没有得到食物。」
毛岸英不需要请示任何人,迳自走出审讯室,很快从宿舍里拿回来一盒饼干。在场的人也都只好大眼瞪小眼。气氛很不严肃,但没有人表示异议。
「谢谢!万分感谢!」莱斯是饿极了,边吃边流泪:「上帝啊,真是出乎意料啊,东方人并不野蛮,很为文明啊!」
在毛岸英坚持下,直待莱斯吃下半盒饼干,暍下两大杯水,审讯才正式开始:「我们中国的饼干怎幺样?」
「谢谢!是我出生以来吃到的最好的饼干,赛过我们美国的巧克力。」
毛岸英把这句话译成中文,在场的审讯人员都轻松地笑了。原先预期的威严气氛已荡然无存。莱斯对主审官的讯问有问必答,审讯进行得格外顺利:「你的姓名、职务?」
「莱斯,Liles,大韩民国第二军团第六师美国顾问团少校顾问。」
「简历?」
「一九二四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一九四五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军校,一九四六年西点军校任教,一九四七年到驻日美军任职,一九四九年到韩国任顾问。」
「你对我军的战略战术有何印象?」
「我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任职,研究过各种战法。但恕我直言,贵军不是常规的打法。首先贵军是秘密出兵,不宣而战,这很高明。战术上,你们的部队运动神速,前头拦住,后背截住,前后包抄,很可怕。这种战法,历史上似乎很少见到……。」
之后莱斯少校侃侃而谈,他也分不清谁是主审,谁是翻译,只是面对毛岸英像面对老朋友似的,将美军和大韩民国军队的一切,和盘托出。
审讯结束,彭德怀听了汇报,十分满意。在司令部会议上,彭总表扬了毛岸英,称其为好小子,并命他把莱斯少校所谈情况,整理成文字材料,通报全军。彭德怀说:「优待俘虏,是我军的传统。今后捉到了美国鬼子,无论官兵,都要客客气气,好从他们嘴里掏东西。」
可是毛岸英毕竟是个特殊军人,他随身带着大堆行李:铺的盖的,棉的毛的;还有大摞书籍,中文、俄文、英文,线装的,平装的,精装的,等等。他的同室——彭德怀的警卫秘书笑话他:「你这是带着书山上战场啊!」毛岸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书是爸爸送的,衣物是妈妈准备的,是带多了,你不要告诉彭叔叔,他会瞪眼睛,命令轻装的。」警卫秘书说:「你当彭总不知道?他早看到了,和我说过,你像你爸爸一样勤学,手不释卷,日后有大出息。真的,你妈妈是谁?」毛岸英说:「就是江青呀,又叫蓝苹。她不是我的生母,可待我很好,很关心的。这些,你不要说出去。你知道,我们家的事,都算机密。其实,我也是很不习惯的。」
毛岸英像父亲毛泽东一样,很有一些不合军旅生活的起居习惯。回国几年来,总是晨昏颠倒,晚上工作,白天睡觉。到了朝鲜,也是通宵工作,或是通宵读书,什幺《朱元璋传》、《彼得大帝》、《拿破仑传》、《欧洲哲学史》、《法兰西内战》、《孙子兵法》……他读得如饥似渴,直到天亮才入眠。司令部机关人员日常也是要早集合、点名并出操的。毛岸英却常常起不了床,甚至吃不上早餐。彭德怀司令拿他这个特殊兵没办法,也就没有纠正他,而责成自己的军事秘书照料他:「记住!遇到空袭,一定要把毛岸英从床上拖起来,把他塞进防空洞里去!」
一九五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两架绰号「黑寡妇」的美军侦察机,在大榆洞上空盘旋了一小时后离去。大榆洞是座废弃了的矿山,临时做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驻地。此一异常现象引起了司令部作战处负责人的警惕,估计第二天天亮后可能有敌机来空袭,当即布置:司令部机关人员于明晨四时开完早饭,天亮之前全部进防空洞。防空洞分为三组:参谋部人员进南山大矿洞,政治部人员进山沟里的地下涵洞,总部首长进一座仅可容纳七、八人的小矿洞。
这一晚,正是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最关键的一晚。彭德怀司令员领着毛岸英等几名工作人员,通晚忙碌,调兵遗将,督促全军各部队,务于拂晓前进入指定位置,完成掩蔽工事,做好当日黄昏时分发起第二次战役总攻击的准备。为了第十三兵团三十八军不能如时到达指定战位,彭德怀大发雷霆,下了死命令:如影响了整个战役,军长提脑壳来见。彭德怀并派出司令部组织部长任荣带工作组赶往东线第九兵团督战。
二十五日清晨,金灿燥的旭日从东方升起。躲进矿洞里的人彼此看得清对方。毛岸英空着肚皮靠墙而坐,闷头抽烟。他又因睡过了头,没有赶上早餐,还是被人从床上硬拉起,拉到这矿洞里来的。他眼下的同室是彭德怀的警卫员小高,二十来岁,比毛岸英还贪睡,每天还得靠毛岸英拉他起床。平日最关心他的那位彭总的警卫秘书此时又上前线传达命令去了。
上午九点多钟,还没见敌机的影子。防空洞里的人不耐烦了,开始议论纷纷:娘的,要来不来的,我还有大堆文件等着处理;美帝国主义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呢!等到今晚上,它就知趣了,第二次饱尝我军的铁拳!
毛岸英却有他独特的见解:「你们忘记了,今天是星期六,美国佬要准备休周末呢!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七日凌晨,正是美国夏威夷的星期日凌晨,美国大兵都在呼呼大睡,被日本空军敢死队偷袭珍珠港成功……。」
毛岸英喜欢哨书本,谈起事情来总是知识渊博。
直到上午十时,敌机还没有来空袭。大家的警惕性放松了,纷纷走出防空洞去抽烟、散步、解手。毛岸英和小高则更大胆,回到宿舍去喝水吃饼干,再返回防空洞。敌机仍不见来。毛岸英因惦记着「彭总作战室」有几份电报要处理,就跟几位同事回到了作战室办公。
尖厉的防空号突然吹响,时间是十一点钟左右。正在工作的毛岸英等人冲出「彭总作战室」,已来不及进入两百公尺外的防空矿洞,只好就近隐蔽。但见空中有四架轰炸机从南方飞来,带一股强大气流掠过总部上空,向北方而去。毛岸英等人以为敌机又是轰炸鸭绿江大桥去了,就又返回到「彭总作战室」去。
没想到敌机在空中绕了一圈,悄然回头,其中一架俯冲下来,翅膀一抖扔下几十颗汽油燃烧弹。「彭总作战室」本是一座临时性木棚,顿时燃成一片火海。跟着是其余三架敌机轮番轰炸,在地面产生华氏两干多度的高温,足以把石头烧化。
毛岸英和彭总的警卫员小高未能冲出火海。谁也来不及救出他们。当空袭警报解除后,警卫排的士兵们在「彭总作战室」的灼热灰烬中扒出两具尸体,都烧得卷缩起来了,只剩下两副紧紧相贴的骨头架子。显然,小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执行彭总交给他的特殊任务:保护毛岸英人们含着泪把两副骨架拉开,其中一具的手骨上套有一只外国手表残骸,这就是毛岸英。
毛岸英入朝作战只有五十天,第二次战役在这天黄昏打响。他活了二十八岁零一个月。
彭德怀司令员几十年戎马生涯,出生入死从未掉过眼泪,面对毛岸英烧成一副骨架的遗体,他嚎啕大哭:「岸英啊,我的好侄子!为什幺偏偏死掉的就是你啊!你本是我最器重的后生子啊!乙ト司乙⒖倘ト司欢ㄒ蒙贤蛱跚致哉叩男悦刺婺惚ǔ穑婺惚ǔ穑?
当晚,彭德怀赶往三十八军前线督战之前,没有忘记交代自己的警卫参谋:「你负责替我查出来,我们司令部里有间谍,不是可能,而是完全肯定。自我们入朝作战一个多月来,我的司令部指挥所搬到哪里,美帝国主义的侦察机和轰炸机就跟踪到哪里。中、朝双方人员中,只要查出来了,不管是谁,你先给我毙了,但要留下凭据。」
彭德怀抵三十八军阵地后,只向军长、军政委两人通报了毛岸英同志英勇牺牲的消息。这支中共军队最善战的钢铁之旅,随即完成了对美国第八集团军第二师及南朝鲜第二军团的分割、包围、歼灭,实现了彭德怀以上万名英勇战士的性命替毛岸英报仇的咒语。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员李奇威将军于十一月底沉痛宣布「第二师完全丧失战斗能力」,并命令所有联合国军队向三十八度线以南实施总撤退,以避免遭到北方大军从东部、中部、北部的全线攻击。整个朝鲜战局为之改观。
为表彰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突出战绩,彭德怀司令员亲笔书写了嘉奖令,写下了「三十八军万岁」的著名赞语。
再说在大榆洞志愿军总部,彭怀德的警卫参谋和司令部保卫处人员一起,终于查出来暗藏敌特,原来竟是金日成的北朝鲜人民军派来的一名联络官!当场搜出了美式微型发报机等间谍工具。因是朝方人员,只是被揍了个半死,未予立即枪决。待到彭德怀从前线回来,见抓到的间谍,竟是北朝鲜人民军派来的联络官,气得在电话里朝金日成吼道:「姓金的!你听着!我们来帮你打美帝,你派来的人却是美国狗特务!勾引美国飞机轰炸我司令部!这回炸死的是毛泽东的儿子!你不去北京替我向毛泽东交代清楚,老子饶不了你!」
彭德怀讲得出做得出,他命令警卫排押送那名间谍回到北朝鲜人民军总部,说是当着金日成将军的面,执行枪决。另一说金日成将军掏出手枪,当着中方押送人员的面,亲自毙了那名朝鲜民族败类。
金日成没有去北京向毛泽东作出解释,而是发了一封电报给周恩来,告上毛岸英同志英勇牺牲,朝鲜人民世世代代不会忘记这位中国青年英雄;以及彭德怀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对他进行电话侮骂,缺少起码的外交礼节。
周恩来此时已先接到过彭德怀的电报,彭德怀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沉重检讨,没有保护好毛岸英同志,是自己的失职,此事真不知道如何去向毛泽东同志作出交代,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不应该失去的好青年,好干部。
周恩来也不敢将此一不幸稍息报告毛泽东。他告诉了朱德、刘少奇。
中央书记处的另一位书记任弼时,则已经于一个月前因肺部大出血去世。
刘少奇建议周恩来先把噩耗透给江青及主席身边的机要秘书、卫士长等人,但要暂时瞒住毛泽东同志,伯他感情上经受不住此一沉重打击。
听到毛岸英牺牲的信息,江青偷偷哭红了眼睛。她拉住毛泽东的一名卫士哭诉:「你们可以作证,我是反对老板让岸英从军的啊,人家彭总起先也是不同意的啊,可是老板就是听不进,就是听不进啊!」
一天,毛泽东在大批卫士、秘书、医护人员的簇拥下,离开中南海,移至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一号院换换环境。他照例每天都要仔细审阅志愿军总部从朝鲜发回的战报。读着读着,他心烦意乱,把战报朝地下一摔:「岸英有好久没有给我来信了!他怎幺搞的?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他上回那份关于审讯美军俘虏的汇报,写的多好……。去告诉周恩来,周总理,把岸英给我调回来!」
机要秘书站在毛泽东身边,眼看着事情实在瞒不下去了,便按照周总理嘱咐过的,流着眼泪说:「写战报的换了人,是生手,不是岸英同志了……。」
毛泽东转过身子,瞪圆了眼睛,急促地问:「你说什幺?你说什幺?
把话讲清楚,不准吞吞吐吐!」
机要秘书声音低沉,报告了由于朝方叛徒出卖,引来敌机轰炸我志愿军总部,岸英和彭总的警卫员小高光荣牺牲的经过。
毛泽东脸色苍白,像一尊雕像,呆坐在藤围椅里。机要秘书慌了,赶忙按铃叫来了医生、护士。医生一摸脉,毛泽东的手足冰凉了。
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从中南海赶到,毛泽东已经在医生、护士的急救下苏醒过来。他泪水纵横地说了一段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儿子疯掉了,一个儿子走丢了……。人算不如天算,我无后乎!」此后,毛泽东再没有为痛失长子哭泣过。
他把悲痛埋藏到心底里。
一个月后,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彭德怀从朝鲜回到北京,心情沉重地向毛泽东表示歉疚,自己没有照料好岸英,甘愿接受中央的处分:「岸英是个好青年,虽然只是相处了五十来天,但自己确是喜欢上了他,聪明,勤奋,有学问,又一点都不以高干子女自居,跟司令部的上上下下都关系融洽。最重要,岸英和我们老一代的,有许多不同的思想方法和处事方法,他仁慈,宽容,不记仇,有爱心。他上回对那名美国少校的表现,令我和司令部的人都很感动……。他是个革命的人道主义者,伟大。」
听着彭德怀的汇报,毛泽东久久地沉默着,一支一支地抽着烟、凝望着书房窗外那已经光秃了的柳树枝条,忽然轻轻吟哦起《昭明文逊中的〈枯树赋〉来:「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吟罢,毛泽东长长地叹了口气,站起身子,昂起头,在彭德怀面前走了几步,之后站住,声音转而激昂地说:「老彭,我不怪你。个人的痛苦我能忍受。你在朝鲜指挥得不错,不到两个月,就把帝国主义军队赶回到三十八度线以南。这才是主要的。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长了我中国人民的志气。人家欺负了我们一百多年,现在总算叫他们尝到了中国人的铁拳。从这一点来说,我很欣慰。志愿军官兵替中华民族出了口恶气。当然,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能因为岸英是我的崽娃,就不应该牺牲。
他作为一名普通军人,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尽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你们和朝鲜方面商量一下,就把他葬在朝鲜吧,不要弄回来了,免得老老小小,满朝文武,都来哭泣。葬在朝鲜,作为中朝人民的血肉友谊,做个长久的纪念。」
对于毛泽东的宽阔襟怀,义薄云天,彭德怀感动得五体投地。
接下来,毛泽东换了另一种口气,公事公办地说:「老彭,听讲你为了岸英的事,侮骂了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这是不允许的!是个很严重的错误。为这个,中央倒真是可以处分你。但你功大于过。这次算初次,下不为例。你回到朝鲜后,要亲自去向金日成同志道歉,并检讨自己的错误。就说是我毛泽东叫你这幺做的。要记住了,志愿军是去帮助人家的,不是去当救主,更不是去做太上皇。想想看,如果你不尊重金日成同志,也就不会尊重我,性质是一样的。」
彭德怀回到朝鲜,没有去向金日成道歉,而是部署、指挥了第三次、第四次战役。中朝联军于第三次战役中攻越了三十八度线,又占领了汉城及南方的大片土地。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原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威将军为联合国派遣军新总司令。美军新总司令上任,力图挽回颓势,重新组织起战略反攻,并欲故技重演,实施第二次仁川登陆,一举将中朝联军截成两段。
正在该战役的关键时刻,彭德怀识破了李奇威的图谋,当机立断,下令三十八度线以南部队作战略撤退,放弃汉城,移师三十八度线以北,组织起隐固防线。金日成却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身分,下令部队坚守汉城,以保持政治、军事、外交优势。前线大军接获两道截然相反的命令,一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是北朝鲜政权的最高领袖,一时不知所措,只好按兵不动,等候统一军令。在这同时,彭德怀和金日成亦分头电告北京,请毛泽东裁决。这次,毛泽东却支持了金日成,同意中朝联军不放弃汉城,但应全力防阻美军第二次仁川登陆。就在中朝双方来回电报扯皮的时日里,志愿军的一个整编师的二万四千人马,因孤军深入陷落重围,无法撤离。彭德怀毕竟是只军事老狐狸,当机立断,密令两个装甲团于黑夜突破一个缺口并坚守数小时,同时密令上述师的排以上干部以出席誓师大会为名,紧急集合,集体乘车冲过缺口,回到三十八度线自己一侧。于是这个师总算救下了全套干部,保留了建制番号。只可怜那二万四千余名志愿军士兵,兵不见官,群龙无首,而很快被联合国派遣军歼灭了,两万多人马当了俘虏,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最大败绩。
事后,汉城仍未保祝金日成自知闯下大祸,亲自赶到志愿军司令部,以图向彭德怀致歉并解释。彭德怀盛怒之下,下令自己的警卫排将金日成扣压二十四个小时,以示惩戒:「他个高丽草包送掉了我二万四千人马,老子扣押他二十四个小时,出出这口鸟气。」另有一说彭德怀当场掌了金日成两大嘴巴,似不大可信。
彭德怀在中共军中向以爱兵如子、上严下宽着称。他脾气暴躁,动辄训人、骂人、吼人。但被他吼骂的多是属下的高级将领,官越大他越骂得厉害,不管对方受不受得了,他自己总是骂过就算了,从不往心里去。他的理由是:你的阶级高,责任大,成千上万人马的性命捏在你手里,我不骂你骂谁?常被他责骂的大多数将领如王震、王平、杨得志、杨勇、黄克诚、邓华、洪学智等等,越被他骂倒越跟他亲近,视他为兄长、大英雄。
也有被他责骂后与他结下私怨的,如谢富治、罗瑞卿。彭德怀从不责骂连、排以下官兵,对士兵,他像父兄般和蔼可亲,知暖知冷。他曾对人说:「我骂士兵做什幺?每次战打下来,他们中的多数人就见不到了,我不忍心!」
对于彭德怀在志愿军的一个整编师陷落美军重围之际,果断而秘密下令,及时将排以上干部悉数救出一事,中共内部一直褒贬不一。有说他不愧为志愿军杰出统帅,能想他人之不想,能为他人之不为,保住了全套干部,那两师就保住了番号编制,不算全军覆灭。有了干部,何愁士兵?中国人民中拥有全世界最丰富的兵源呢;也有人指他平日爱兵如子是句空话,虚伪得很,到了关键时刻,就只要官不要兵了。他平日爱骂将领也是假,他内心里真正喜欢的,是将领不是士卒。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向北京发出电报,承认自己被丢失了二万四千人马一事气晕了头,下令扣押金日成二十四小时泄愤,是无法无天行为,请求党中央解除自己的志愿军司令员职务,这个仗他实在指挥不下去了。毛泽东、周恩来当即给彭德怀复电,称胜负乃兵家常事,朝鲜战场总的形势仍然很好,仍是我军大赢。彭德怀指挥得当有大功,一俟第五战役完成,战局稳固下来,即同意德怀同志回北京休息、工作。电报只字未提彭对金日成无法无天一事,只是留下了伏笔而已。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哭笑不得:「老毛啊,你死了个儿子,你悲痛,我也伤心,岸英是个好儿子。可你也支持了金日成的胡搅和,瞎指挥,使我方丢失了二万四千士兵啊,这个代价,太重太大了啊!」
※※※※※※※※※
第三十八章 周恩来欲做平民总理
朝鲜战争,前方总司令是彭德怀,后勤总指挥是高岗,全国总协调是周恩来。三人结成朝鲜——东北——北京一条龙,工作得相当高效、紧密。这确是周恩来生平最为忙碌的岁月,国内国外、前方后方一总揽。他又习惯于事必恭亲,既管大事,也抓小事,抓具体,抓落实。在中南海西花厅,他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达二十余人,分别替他联系着军事、外交、人事、工交、农林、财经、公安、统战、文教等各行各业。由这些秘书日日夜夜围着他转,随时向他汇报国内外发生的各类重大紧急事件,诸如军事政变、武装暴乱、洪涝灾害、地震、火车出轨、空难海难、瘟疫等等。
周恩来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多管事,爱办事,善处事。他虽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排名第四,但实际上他是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位置。上面,他只对毛泽东一人负责;下面,则归他总揽一切。刘少奇位居第二,贵为党中央党务总管,却从来没有像他那样拥有过广泛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权力。
他每天清晨五时甚至六时才上床,上午九时或是十时即起床。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从早到晚,他的节目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以五至十分钟为一单元。分管各口的秘书们日常只能见缝插针地向他汇报请示工作,称为「六大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为周恩来的洗手间。每天上午九时或十时起床后,他要花一小时左右坐马桶,先流览一下当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的重要文章,接下来是听秘书们的汇报。每当这时,秘书们便挤站在洗手间门外,手拿事先写好的国内外大事汇报条,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自然是军事、外交优先,轮流进洗手间向他报告。女秘书不便进他的洗手间,则由男秘书代劳。处理过当日最紧急的事务,他才刷牙、洗脸、修面,再做个一分钟他自己编排的健身操;「第二办公室」是他的早餐桌。只要是在西花厅家里,他一定要和夫人邓颖超共进早餐。在「第一办公室」没有抢上汇报的秘书们,这时便会在餐室门外探头探脑。周恩来眼尖,便会招手让某位秘书进来,边吃早点边批示急件。夫人邓颖超便会苦笑:「你们二十几个对付他一个,再忙,也得让他喝口东西啊;」
「第三办公室」是他的座车。他每日上午、下午都要赶往各种场所,出席大会小会,以及接见、拜会来访的外国元首、政要,加上国内外的著名人士。在「第二办公室」仍未轮上汇报的秘书,便陪他坐一段汽车,在座车里请示工作;「第四办公室」是他出席各种会议、主持各类谈判时的中间休息室,由秘书们把当时发生的各种紧急事件向他请示处理、应付办法;「第五办公室」是紫光阁舞场或是怀仁堂剧场,一般时间为晚上八时至十时,过有大事,秘书们随时可以进去向他报告,或是请他出到休息室接听电话、批示急件;每晚的十至十二时,多为周恩来去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办公室,与毛泽东请示、商谈工作,也是中央书记处开碰头会的时间。
凌晨一至四时,是周恩来在西花厅后院书房的办公时间。当天的重要文件、报告,都在此一时间内审批。这个真正的办公书房,被称为「第六办公室」;「第七办公室」为他的卧室,每天凌晨四时上床后,他会把当天没有审阅完的文件,坐在床头来继续审阅。他的床上有张特制的斜面小台,放着他的老花镜,以及几支削好的铅笔。
他近似一台反应灵敏、速度快捷的工作机器。他的秘书们叹服他「用三个脑子同时思考各类问题」。其实造成他日夜忙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处理政务举轻若重,大事小事一把抓,对下属不放手,不放心。朝鲜战争期间,他的两位老下级:聂荣臻将军为全军总参谋长,杨立三为全军总后勤部部长。但前线来的每一封电报、战报他都要亲自过目,重要的电报还要呈交毛泽东批示,他再亲自回复;援朝部队的调兵令他也要亲手拟定,呈报毛泽东批准后再予发出。他完全取代了总参谋长的职权,聂荣臻实际上降格为一名「总参谋长助理」,跑出跑进,上传下达;对那位当年长征途中把也抬出大草地、救过他性命的杨立三(其时周恩来患肝脓肿病危),他同样不放手,运往朝鲜前线的每一批战略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干粮、被服等等,多少车皮、防潮防湿、运输时段,交接警卫,他都要一一过问,具体落实。他甚至常以电话、电报指挥某段被敌机炸毁了的铁路、公路、涵洞、桥梁如何抢修……。杨立三的总后勤部部长职权,实际上也由他包办代替了。
一九五三年杨立三因病去世,周恩来以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总理之尊,坚持替这位曾经救过他性命的老下级抬棺木。当场许多人哀求他不必抬,他却说:「立三把我抬出了草地,今天我一定要抬他上八宝山啊!」他的此一报恩举动,感动得三军机关上上下下热泪盈眶,人人从心底里称他为「我们的好总理」。
周恩来一度力图树立自己的「平民总理」形象。他不时忙里偷闲,离开中南海走去访一些民主党派的「老朋友」,如宋庆龄、章士钊、张治中等,或是去看望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如郭沬若、梅兰芳、老舍等等。他最讨厌自己出门前呼后拥,前面警车闪灯开道,后面警卫车相随。他曾下令停止对他的座车进行「护卫」。但警卫车仍是远远的尾随。他很气愤,批评说:「你们瞒得过我的眼睛?过去我在重庆、南京,被中统钉梢惯了,你们也来这一套?我还怎幺去接近人民群众?吓都被你们吓跑了!民主党派的老朋友更会对我们有看法的。」
中央警卫局却有相关的规定,凡中央领导人离开中南海,都应事先通知公安部,以便及时采行护卫措施。周恩来是很反感这套经毛泽东批准的「规定」的。有大半年时间,他每逢出门,事先不作交代,连自己的警卫员都不告诉,只是说声走上车就走,以便甩掉「尾巴」。
一次,他叫上车就出了中南海北门。司机问:「总理啊,去哪?左拐还是右拐?」他说:「右拐,往前开。」车到北海公园南大门,他让停车,下了车就往公园里边走。掏钱买了门票,售票老头没有认出他,他好开心。警卫员连忙找公用电话向公安部值班室报告。可是没等公安部的便衣们赶到,他已转身出了公园,上车后让司机再朝东边开。由于没有警车开道,司机必须遵守交通灯,走走停停。车到王府井大街,他让转右朝南,在束安市场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到市场里看看,好久没有逛过商店了。司机和警卫员不敢阻拦,只好由警卫员跟着,进了人潮涌涌的市常他确是想了解一下物价,不大相信商业部门的那些汇报材料。可他刚在柜台前站下,立即被女营业员认了出来:「总理!您是周总理!快去告诉领导,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女营业员的一声声欢叫,首先是男女营业员们围了过来,跟着顾客们围了过来,一下子围了好几百人。周恩来兴致很好,跟围观他的人一一握手。他的警卫员却急疯了,冲着一位男营业员叫喊:「快去给公安部打电话,派人来把总理接出去!」结果是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马,领着大批便衣赶到,才把他接走。罗瑞卿问:「总理,您没有受惊吧?」他哈哈大笑:「我高兴得很!好久没有这样跟群众见面了。
只是手指头有些酸痛,他们哪里是握手啊,简直是来抢我的手啊,我们的市民太可爱了。」
另有一次却差点出了大祸。
那是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来访,住在西郊万寿路新六所二号院。周恩来跟胡志明是真正的「同志加兄弟」。一九二二年周恩来在法国巴黎主持中共旅欧支部,会讲粤语的胡志明也在巴黎勤工俭学,两人结为好友。
一九二五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胡志明曾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好友第二度相逢。第三度相逢已经进了北京。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几乎每年都要来访,来要武器,要弹药,要粮食,要军事顾问,以回越南去打击法国殖民主义者。胡志明在中共领导层人缘甚佳,跟毛、刘、朱、周四巨头都称兄道弟,无拘无束。因之每次来访,都能「满载而归」。
这天中午刚下过大雨,道路湿滑。周恩来的座车前排是杨师傅和机要秘书,中间一排是可以折迭的活动椅,平时放平当茶几用。周恩来和警卫员坐在后排。那时从西长安大道出了复兴门就算郊区了,道路平直,车辆行人少。周恩来从后窗望去,没有发现警卫车「跟踪」,便让杨师傅开快车。周恩来常在车上说:「在安全这个前提下,只有坐快车才得劲。」杨师傅技术一流,更是个开快车的高手。座车以一百多公里的时速疾驰着。
车上无人说话。因为周恩来有项特殊习惯,只要无人在车上向他汇报情况,他就身子一仰,眼睛一闭,能打上十几二十分钟的盹,并很快进入状态,发出轻微的鼾声。他说:「奇怪吧?早上睡觉要靠药片,唯有上了汽车最能入眠。」
难得周总理有时间睡觉。每当这时,杨师傅就会放慢车速,选条僻静的道路多转悠十几分钟,哪怕事后因误了时间受到严肃批评。杨师傅就会说:「下次不敢,我老油条了。唯独不能停车,一停周总理准醒。」
座车快要驰近公主坟时,周恩来刚睡着,说时迟,那时快,从路南一座工厂的大门口,突然野牛一般冲出一辆大卡车,横过马路,斜刺里朝座车闯了过来!杨师傅一个急煞车,让那卡车冲到了前面去,再缓缓前行。
机要秘书、警卫员都吓傻了。周恩来被震醒了,立即明白了是前面疾驰着的那辆大卡车在肇事,便嘱咐:「杨师傅,跟上去,记下车牌号,哪有这样开卡车的?」因卡车是空车,马力大,已经跑出三百来米。追到两百米时,那卡车竟然突然一个大U字调转头,再次朝座车冲撞了过来。警卫员本能地叫了声:「这是美蒋特务!」杨师傅则叫了一声「护住总理——」
,方向盘几个满打把,就从大卡车的车头侧面飞了过去。警卫员这时整个身子已覆盖周恩来身子,还伸出一只巴掌罩在总理的心脏部位。大卡车是躲过了,但前面不远是水泥电线杆。杨师傅一咬牙:妈的老子今天拚啦!
连点煞车连打方向盘,硬是绕开了电线杆,再驰出不远才停下。
周恩来率先坐直了身子,称赞说:「杨师傅,你的驾车本领世界水平,我要推荐你去给主席开车。」
杨师傅这才老泪纵横:「总理,您没事……要感谢史达林送您的这辆吉姆车哪,性能可靠,棒极了。」
机要秘书仍然面无人色:「总理,我要给您提意见!您不能再不要警卫车了。今天要不是杨师傅,全国上下都要大哭特哭了。」
警卫员气不过,下车去追那卡车,可那家伙已经跑得没了踪影。
事情报告给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公安部长罗瑞卿找到老上级周总理提抗议:「总理,您再要违反中央领导人安全保卫条例,私下甩掉警卫车跟随,我第一要报告毛主席,第二要提出辞职,这保卫工作我没法子干了。」
周恩来只得好言相慰:「你激动什幺?我不是好好的吗?第一你不要辞职,第二你不要报告主席。今后,我接受你们的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还不行?」
那名开卡车肇事的司机很快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并查明:不是什幺美蒋特务,出身城市贫民,家庭无复杂背景,那天他是偷了他朋友的车匙无照驾车,而且根本控制不了那辆大卡车,老天保佑,总算没有闯下大祸。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对公安部门指示说:「把人放了吧,让他回工厂上班,通知他们厂领导,今后对青年工人加强纪律教育。但他毕竟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不要因为他们吓唬了我一次,就去妄加惩罚。」
周恩来对顽皮捣蛋的青年市民的宽容,一时传美为谈。但公安部门则长期对这名青年实施内部监控,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骑电单车闯进一辆公共汽车的车轮底下丧生。
闲话打祝一九五一年夏季,朝鲜战场上,中美双方打得空前惨烈。第四次战役中,二万四千名志愿军士兵陷入联合国军重围。周恩来日日夜焦灼忙碌,引发鼻腔大出血,一度流血不祝秘书们怎幺劝他都不肯休息,邓颖超出面恳请也不管用。秘书们最后只好向毛泽东反映,请主席下命令。结果,还是毛泽东想得开,给周恩来挂电话:「我们不也俘虏了许多美国官兵(战后统计,双方战俘为一与七之比,美方为一,中方为七)?有什幺了不起?朝鲜有彭德怀撑着,东北有高岗撑着,天塌不下来!现在我命令你休息三天,不许工作。」
毛泽东发了命令,周恩来只好遵从。可是休息到第二天,周恩来躺不住了,叫来政务院办公室主任:「工作是我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样躺着不行,你去给主席讲一讲,已经好了,可以工作了。」毛泽东却答复:「天塌不下,休满三天再说。」电话里,毛泽东并告诉说:「彭德怀昨天回来过,我正在睡觉,由护士做按摩,他在门口推开卫士长就闯了进来,真有他的……。他来要求把我们部署在辽宁的三个预备兵团,统统压过朝鲜三十八度线去,他要救出那二万四千名士兵。我火了,问他听了外电报导没有?人家已经把那批人送到朝鲜最南端的济州岛上去了,你怎幺去救?我还批评了他,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竟敢把北朝鲜人民的最高领袖扣押二十四个小时!这是犯上作乱,你今天敢扣押金日成,日后回了国,你还不敢扣押我们这些人?他倒是认了错,为了那二万四千名士兵气昏了头,做出了鲁莽行为,是军阀主义。说他这次赶回来之前,已经向金日成送去了检讨信,他请求中央给他处分。我说,现在不谈处分,先回朝鲜去,把第五次战役拿下来再说。他要求见总理。我说不准去见,总理累到鼻子大流血,中央命令他休息。情况就是这样,向你通报一下。我再说一遍,天塌不下来,你休满三天再说。」
接过毛泽东的电话,周恩来只好继续躺着。彭德怀在朝鲜闯了大祸、犯了大错的事,在中南海他本是第一个知道的,他暂时压住,未敢报告毛泽东。毛主席通过别的渠道了解到了。不管怎幺说,彭德怀还是立了大功,功过相抵,功大于过。那二万四千名士兵落入敌手,金日成要负头份责任,但金日成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你彭德怀为这事气昏了头,扣押金日成二十四小时泄愤,不也是明摆着给毛主席难堪?说得难听点,不等于打了毛主席的耳光?彭德怀呀彭德怀,你带了大半辈子兵,五十几岁了,还这样不知死活?要是在过去的封建朝代,你彭德怀就是有十颗脑袋,也早搬家了。
不久,周恩来又累病了。病了也要工作,又事事不肯放手。把秘书们急得团团转。他的秘书皆为各行业精英,大者如范若愚、童小朋为正部级,多数秘书则为局级、副局级。秘书们有时也会替他「好心办坏事」,甚至不把毛泽东夫人江青放在眼里。这次周恩来犯病,秘书们未便再去惊动毛主席,而想出一个新招数,从文化部调来一部影片请他「审查」,换个方式来休息。周恩来不知底细,审片也是工作,就答应了。可是那天下午,秘书们好不容易取消了原来的一系列安排,刚请周总理坐下来看影片,就有电话来找。
文教秘书韦明去接电话,一听是江青打来的,忙问有什幺吩咐?江青很不高兴,口气顶大:「不是找你,请总理听电话!」韦明耐着性子解释:「总理累病了,我们好不容易安排他看一场电影,休息一下,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影片后给你去电话?」江青是认识韦明的,在电话那头质问:「既然可以看电影,为什幺不可以接电话?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韦明也火了——在五十年代初,大家也实在没把毛泽东的这位名不正、言不顺的爱人放在眼里,便反问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江青听这一问,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生硬地答道:「不用你管!我找的是总理。」韦明也是「护主」心切,你不用我管我就不管,于是把电话挂上了。人还没走开,江青又来电话了,气势汹汹地责问:「你怎幺敢摔电话?你算老几?!」韦明自知有错,嘴上却说:「你不是不要我管吗?总理确是病了,主席每次来电话,都要先问一声,总理身体怎样?能不能听电话?」江青不要听韦明解释,只让他去传话。韦明因江青挂名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不敢大过得罪,只好去向周总理报告。周恩来马上到休息室接电话。
江青一谈就是四十多分钟。原来是地读了一个电影剧本,急欲向周恩来谈谈她的看法,以及是否应当支持拍摄等等。周恩来平日十分支持江青去管管电影创作的事,实际上也是在防范她插手政治。他静静地听着,耐心地应付着,一点不急不躁。放映室的影片却停在那里,等着周恩来回去再继续放映。室内一片低声抱怨:什幺玩意呀,迟不来电话,早不来电话;告诉你吧,上回我去菊香书屋送文件,那里的几名卫士闲着没事,正在学江青走路扭屁股,毛主席看到了也没有批评……嘘!瞎说些什幺呀?
事后,江青给周恩来写来一封两千余字的告状信,控告周的秘书韦明伤害地、打击她。周恩来把江青的信压下,拖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只要不涉及到毛泽东,周恩来也就没太把江青放在眼里。周恩来只是给自己的秘书们规定下了一条新的纪律:今后,跟所有部门的秘书同行们打交道,特别是跟主席、副主席、总司令身边的秘书们打交道,一定要谦虚慎谨,戒骄戒躁,不可意气用事,对方有理要谦让,对方无理也要谦让。谦恭有理,态度和气,应当成为总理办公室的工作风气。
女子报仇,十年不晚。十五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早巳调任为甘肃省委副书记的韦明,被兰州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左派揪住他「疯狂反对旗手江青同志的滔天罪行」,对他施以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的铁拳,被打得死去活来,并天天被押解到兰州市中心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塑像下罚跪,请罪,忍受着烈日的曝晒,达两个月之久。韦明则哑巴吃黄连,心里有数:一九五一年发生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事,如果不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亲自授意,甘肃省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左派,怎幺可能了解到此一「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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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救金山护龚澎
也是越忙越紊乱。
朝鲜战事打打停停,中美双方正准备坐下来和谈之际,却平空生出来两件事:一件有关孙维世,一件有关袭澎,令周恩来大费周章。
先说孙维世。干女儿的丈夫、著名戏剧家金山,随中国人民慰问团赴朝鲜前线慰问,并为北朝鲜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作专场演出。金山精湛的演技,豪气干云的大丈夫形象,风靡了金日成身边的男男女女。金日成厚待这位来自中国的伟大演员,在自己的宫殿般的地下寓所内留宿两日。
金山不愧为采花老手,竟与金日成美丽的女秘书发生闪电式恋情,双双堕入爱河,而被金日成的卫士当场捉获。金日成大怒,下令对金山和那女秘书同时执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园的革命纪律:处死,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尊严。后来金日成了解到金山是周恩来的干女婿,才将此一决定通知了北京的周恩来,但表示事关国家主权,决难宽耍周恩来接到金日成的绝密电报,气得两手发抖:「这个金山,顽习不改,色胆包天,闹风流案子闹到金日成将军的枪口上去了!活该,罪有应得,罪有应得……。」可是,金山若是真的被金日成处死,影响就太过恶劣,更会传为国际笑柄。那一来,金日成要置中国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颜面于何地?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颜面于何地?金山是以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身分赴朝鲜前线慰问演出的。自古两国相交,不斩来使。金山犯了罪,是应当受到惩罚。但这个惩罚必须由中国党和中国政府作出,而不能由朝鲜党和朝鲜政府作出,同样事关主权尊严问题。要不是我中国政府派出十二个野战军五、六十万人马在朝鲜战场浴血苦战,作出巨大的人员牺牲,把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十八度线以南,你北朝鲜政权只怕早就从地球上抹掉了,你金日成本人以及家人同事,也早就躲到我中国东北地区来当了政治难民了。
不行,金山的事,我周恩来不能不管。更何况,还有干女儿孙维世这一层哪,名分上,金山也是自己的女婿哪。然而。金日成毕竟是北朝鲜的最高领袖,事关两国国家之间的关系。要是金山的案子被金日成直接捅到了毛泽东主席那里,最高领袖对最高领袖,毛泽东很可能说:「金日成同志,我同意你的处置,开除金山党籍,送他去见你们的地藏王。倒是您的秘书可以留下来,美丽的女子难免水性杨花的嘛。」
金山命在旦夕,这事还真不能迟误。周恩来把金日成的绝密电报收好。又感到自己也不宜出面去找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一听金山吃了豹子胆,偷鸡摸狗竟然摸到人家朝鲜领袖的床头去了,肯定不会宽耍此例一开,那还了得。周恩来明白,那一来就被动了,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了。
周恩来想到了孙维世。对啊,还是应当由孙维世出面去找毛泽东,去委委屈屈,哭哭鼻子,毛泽东会念及旧情,救她丈夫金山一命的。于是他同时做了两件事:一是给北朝鲜金日成回个绝密电报:金山事已悉,务请留人,稍侯我中央意见;二是让夫人邓颖超立即乘车去接孙维世来,有要相商。总理专车驶往东城区的中央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的孙维世正在排练厅排戏,听到通知不知出了什幺大事,因说一刻也不准耽搁,便匆匆忙上了车,才见干妈邓颖超已在车上等着:「妈!您都亲自来?有急事?」
邓颖超只是慈祥地笑着:「是爸爸找你有事,到底是什幺事,我也不知道。他不说,我是不问的。你又导什幺戏了?什幺时候正式演出?」孙维世稍稍放心了。她最担心总理爸爸的身体,总是日夜忙碌,累到鼻子出血。正在排演的是她自己创作的大型话剧:《初升的太阳》,本想让丈夫金山主演,因金山参加慰间团去了朝鲜前线,一时半刻回不来,只好由别的演员担纲了。
专车很快返回中南海北门。因是总理座车,门卫举手行礼,车子往右拐进百十米,就到了西花厅门外。
周恩来已在一间小会客室里边审阅文件边等着。茶几上,礼仪性的摆着一大盘新下树的早熟苹果,另一盘子里则摆有一迭冒着热气的小毛巾。
邓颖超牵着女儿的手进来,说了声:「维维就交给你这当爸爸的了,你们谈吧。谈完了,一起吃晚饭吧。」
周恩来等夫人离开后,亲自起身去掩上门,又亲手给干女儿倒上一杯热茶,才说:「维维,有件事,比较紧急,要争取时间,我们开门见山谈吧。但你要有思想准备,不要情绪化,好不好?」
孙维世明眸似水,睁得挺大:「爸爸!您别吓唬我,什幺事?」
周恩来沉下脸说:「你不用怕,天塌下来有爸爸妈妈顶着。是金山在朝鲜出了点事,比较麻烦……。」
孙维世眼睛里泛起了泪光:「是他受伤了?」
周恩来苦笑着说:「比受伤还麻烦。他的事,涉及到我们和朝鲜的关系,两党两国的关系。所以不单是你我家里的私事……。」
孙维世一把抓住了爸爸的手:「爸!您就说嘛,他到底出了什幺事?
天哪,他出国前还是好好的,能出个什幺事呀?」
周恩来轻轻松开了干女儿的手,从茶几上的白盘子里取下一块小毛巾,递了过去:「金山在金日成首相的官邸里犯了错误,据说是调戏了金首相的漂亮女秘书,金首相大怒,来电报告诉我,要处置他,以维护北朝鲜的主权尊严。……但金山是我国赴朝慰问团成员,算我们派去的和平使者,怎幺可以听任金首相去处置呢?不也事关我们国家和政府的主权尊严?
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尊严呢!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私事,是关系到两党两国间的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孙维世惊呆了,顿时泪流满面:「他个老色鬼!玩女人玩到外国去了……,爸爸!我怎幺就这幺命苦?这幺倒霉?好不容易嫁了个男人,竟是嫁了个丢人丢到外国去的东西?」
周恩来神色严肃,再又递给干女儿一块小毛巾:「维维!现在不是骂人出气的时候,现在是救人要紧。要不,我怎幺会请你妈妈亲自坐车去把你接回来?」
孙维世厉害地抽动着双肩,低下头去,哭泣着:「活该!等他吃了人家金首相的枪子儿,死在外国去好啦,还救他回来做什幺?」
周恩来拧超双眉,瞪起了眼睛:「维维!此时此刻,你不能胡闹!第一,金山犯了错误,是很严重的错误,但仍然是我国公民,我们的话剧艺术家,怎幺能任由外人去处置他?告诉你吧,金首相的电报上说,要把金山和女秘书一同处死;第二,我刚才已说过,对金山的处理,关系到我们党、我们政府、我们国家的颜面,关系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颜面,我们怎能见死不救?我们一定要救,把他救回来,按照我们的党纪国法来处理。
这是个原则问题。维维,你知道,在原则问题上,爸爸是很少妥协的。」
孙维世抬起泪眼,悲愤中掺和进新的震惊:「金日成要处死他?那我服从组织,同意赶快救他。脑袋不是韭菜,割了……。但我能做些什幺?
以金山妻子的名义,出面给金日成首相写信求请,求他饶下金山性命?让我顶着只绿帽,去救丈夫的性命。……」
周恩来嘴角动了动,口气缓和了下来:「维维,别说傻话,斗气话。
一个革命者,个人生活往往要遭受各种委屈甚至羞辱的。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是需要我们个人做出些牺牲的。你在入党宣誓时,不是保证为了党的事业,随时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吗?现在的情况,正是组织上对你的一次新的考验。」
既已提到了组织考验的高度,孙维世作为一名革命烈士的遗孤,党一手培养的革命文艺战士,当然应该绝对服从:「爸,组织上要求我做什幺,就只管吩咐好了。」
周恩来慈爱地抚着干女儿的手:「维维,这就对了,革命的后代,为组织分忧嘛。具体到金山这件事,不是要求你去写信给金日成首相,那起不了多大作用。我只是要求你出面去找一次主席。只要我们毛主席一开口,他金首相就是一千个不情愿,也不能不给个面子。说到底,他北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江山,还不是靠我几十万人民志愿军替他保下来,支撑着?」
说到去见毛泽东,孙维世却有些犹豫:「爸,我都有好几个月没有去见主席了。因为江青几次托人带话,要求跟我谈谈主席和我在莫斯科的事情,见她的鬼去,我一直没有理会她。她有胆量,直接去问主席好啦,她又没那个胆,真是柿子拣软的捏了。我主动退出来,跟金山结了婚,她还嫌不够?这个女人心肠可歹毒啦,你们中央领导人,至今还识不破她。……」
周恩来打断干女儿的话:「你和江青的那团麻纱,扯起来没个完,现在不扯好不好?眼前的急务,是救金山。你来我这里之前,我跟主席通了电话,没有提金山的事,只说你有事,想去见他。他很高兴,说你几个月没去见他了,托中办给你送了几次春藕斋舞会的入场券,也没见你露面。
他今晚上正好有空闲,他请你去吃晚饭,然后到春藕斋跳舞。」
孙维世有些迟疑地问:「蓝苹不在家?」
周恩来笑了笑:「她带着几名秀才,到西郊万寿路新六所讨论电影剧本去了,劲头很大。前些时我病的不行,她还在电话里和我大谈那剧本,叫什幺《宋景诗》,写农民起义的。」
孙维世擦干泪水,眼睛放亮了:「好,我去。说起来,我也有对不起金山的地方。……去年十月,我也是让他顶着只绿帽,跟他结婚的。后来,他不知从什幺地方,听说了主席和我在莫斯科如何如何的一些地下传闻,他玩世不恭地哈哈大笑:「好哇好哇,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吧,金某人说不定哪一时,也要弄个圣上身边的人儿来玩玩。」……没想到他真的就玩到金日成身边去了。」
周恩来正色道:「维维!你年纪也不小了,尽瞎说些什幺?以后,不允许你在我这里说什幺「绿帽」一类的话,俗气,典型的封建思想,封建意识,一点革命文艺战士的气味都没有。……好了,我叫车子送你过菊香书屋那边去。记住,救金山的事。」
送走孙维世,周恩来在西花厅前院站了好一会。他发觉自己越来越烦这位干女儿了。从前可没有这种感觉。曾经多幺心疼她,惦挂她。自她一心高攀,跟主席有了那层关系,就开始轻看她了。绝不是忌护,是轻看。
主席跟年轻女孩是很难认真的,她明明知道,却还要高攀。这孩子缺的是龚澎身上的那种典雅、高洁、脱俗。也难怪,书香世家的文化遗传,学是学不来的。维维沾染上的是文艺界又特别是影剧界常有的那种势利、俗气。
当晚十时,毛泽东从春藕斋舞厅休息室给周恩来电话:「恩来呀,金山的事,维维和我说了,我同情她,能晓大义,忍辱负重,这很不容易。
我看这样吧,以你我二人的名义,给金日成同志发个急电,请他息怒,将金山押送我志愿军总部,再由志愿军总部派人押送回京,我们一定从严处理,再把处理结果告诉他。在这同时,你也要给彭德怀他们打个招呼。先就这幺办,可以吧?」
由于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名义发出了电报,金日成虽然极不情愿,但终未敢下令处死金山。他只下令枪决了自己的那名国色天香又丧失了国格的女秘书。金山被押送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很生气,骂道:「什幺鸟皇亲国戚,搞腐败还不能在国内搞?骚包骚到人家国土上来,要是名普通官兵,早就毙掉了!」
随后,金山被送回到北京。在周恩来的一力周旋下,金山只是受到了党纪及行政处分:开除党籍,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其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等党内外职务,保留公职,留任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允予继续为繁荣新中国话剧事业效力。
朝鲜战争期间,另一桩令周恩来煞费苦心的事,跟美人儿龚澎有关。
自一九五一年八月起,中美双方同意在三十八度线上的开城板门店,坐下来进行停战谈判。中国政府派出的谈判代表团团长为身兼中央调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军委副总参谋长三要职的情报老手李克农,首席谈判代表却是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在北京,则由毛泽东指示大的原则,周恩来掌控谈判的一切细节。乔冠华出面与美方代表的发言稿,均由周恩来审核批准,再以绝密电报发回朝鲜开城。谈判过程中,常常令美方代表尴尬的是:乔冠华精通英文,美方代表却不懂中文。乔冠华无须翻译,即已完全明白美方代表的发言,而以中文直接回答。美方的华语译员却常常不能将乔冠华的中文发言准确地翻译出来,乔冠华便不时地以他纯正流畅的英文给予纠正。美方代表一度提出:乔先生您的英文这幺出色,我们为什幺不能用英文这一大家通用的国际语言来直接谈判呢?乔冠华回答:「尊敬的代表先生,那是不可以的,语言是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表征之一。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代表,怎幺能够不以自己的语言跟别人谈判呢?我还可以荣幸地告诉您,我们中国语言已有超过五千年的历史。英文在这方面应当算是晚辈了。我们还可以很容易的计算出来,在我们这颗星球上,使用中文的人数,绝对数倍于使用英文的人数。尽管就我本人来说,几乎每天都要阅读英文报刊,还有文艺小说。」
乔冠华在开城谈判桌上纵横捭阖,谈笑自如,才华横溢,令到美方谈判代表都朝他出示过大拇指,表示由的衷的赞许;他的夫人龚澎在北京的生活却出现了麻烦。
那是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的、讨论有关朝鲜停战谈判局势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又见到了前来列席会议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龚澎。龚澎衣着朴素,依然仪态万方,秀丽迷人。毛泽东看着在眼里,记在心上,又动了请龚澎做他的私人英文教员的念头。
毛泽东欲见某位女子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让机要秘书去交代中央办公厅,送春藕斋的舞票或是怀仁堂的戏票给谁谁谁。大都为三军文工团的那些漂亮妞儿。能够进中南海跳舞、观剧,陪伴的又竟然是伟大领袖,自然是喜从天降,皇恩浩荡了。龚澎接到了几次这种「不准转让」的舞票、戏票,却都给中办的办事员回了电话,称南乔出了国,孩子年纪小,公务家务都忙,分不开身。
毛泽东也像凡人一样,越是到不了手的事物,越是急欲到手。可他又毕竟身为「人民领袖」,不是过去的封建皇上,有的事情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不可以为所欲为的。何况以毛泽东的性情,在男女情事上,从来主张「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半点勉强不来的。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就是这个道理。他也只好再次通过组织途径,向外交部要人。这次他没让中办主任杨尚昆出面。杨尚昆办事面面俱到,动辄顾及大局,四平八稳,有些油了。他十分信任自己的年轻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对他以师长相尊,唯命是从。他让田家英出面,去直接找外交部长周恩来谈,借调龚澎做兼职英文教员,每天一小时,由毛从自己的著作稿费中付薪酬,并派车接送。
田家英已升任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受命来到西花厅。在后院小会客室,周恩来亲切接待田家英。凡是菊香书屋的工作人员,上至陈伯达、师哲、胡乔木、田家英四大秘书,下至医生、护士、卫士们,周恩来都十分敬重,态度谦和。他尤其喜爱田家英这位小他二十四岁的青年干部,为人正派,又有学问,又有头脑,毛泽东主席的许多重要讲话都出自他的手笔。当田家英说明来意,周恩来略略有些吃惊:「这是第二回提出借用龚澎了。记得去年是尚昆同志来提过。后来尚昆同意了我的意见,主席的私人英语敦员,还是找位男青年为好……不是有了一位男青年任他的英文教员兼秘书了吗?怎幺又忽然记起龚澎来了?」
田家英恭敬地说:「主席也的确有他令我们这些菊香书屋的工作人员心疼的地方。他和江青貌合神离已不是一两年了。但又要顾及党内外影响,不好休了再娶。长子岸英牺牲后,他更是内心里感到寂寞,甚至可以称为凄凉。他多次私下里对我说:「家英啊,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疯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入朝参战是我力主的,报应到了我身上。……我心里缺了块东西啊!」每次听到他这番内心独白的话,我都忍不住想掉泪。」
周恩来神情寂然,过了一会,才问:「家英,借龚澎这事,你看怎幺办?」
田家英想了想,说:「从主席的角度来说,恕我大胆妄言,倒是真希望他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给他些精神的藉慰……。但龚澎却是不合适。」
周恩来点着头,感激地看着田家英,对自己这幺信赖和坦诚:「是啊,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这在中央领导人中,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长子岸英在朝鲜被炸死,可以说是主席个人生活中最大的不幸。
所以,他有时发脾气、骂人,大家也都让着他,不计较。毕竟,他对革命的贡献最大,丰功伟绩,无人企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一九四九年的全面胜利,不会这幺快就到来。这是个大道理,大前提。照说,我们服从毛主席,替他做任何事,都是应该的。可是呢,具体到某某人,某某事,就又感到很为难,很棘手。当然,不是说龚澎去做了做私人英语教员,就一定会有什幺事。……她毕竟是位有夫之妇。你说,南乔作为我国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正在朝鲜开城跟美方代表唇枪舌战,斗智斗勇,我们更应当确保的家室安静。何况他们的两个孩子年岁太小,龚澎下了班不往家里跑,还要去兼做第二份工作?这事,真是棘手又棘手呢。」
田家英品着茶,静静地聆听着。总理谈论麻烦问题,常常会连续绕几道弯,绕出去老远,才又回到主旨上来。……田家英说:「主席是诗人气质,豪放、浪漫、温情、细腻、粗犷、温和、严厉……融于一身,他平日喜欢和年轻女孩子在一起,倒也不必求全责备。告诉总理一个事吧,但不能传出去,我会掉脑袋的。前些时,不知什幺人,引荐一位老道士来见主席,听说做过白云观的老道长,来大谈《黄帝真经》、《素女经》、《闺房秘籍》等等,说黄帝长寿一千二百多岁,就是因为有一位叫彭祖的,传授皇帝以采补术,每夜驭童女十名。……主席听得很入迷。第二天就让到文津街对面的北京图书馆内库里,去找上述古籍来读。」
周恩来双眉紧拧,沉沉地叹了口气,才说:「家英,这话到此为止。
以后道士尼姑之类,绝不允许进中南海。邪门歪道,妖言惑众。当然重要的宗教界统战人士除外。你看,龚澎这事,主席那边又催得急,我们该怎幺回复呢?你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
田家英笑望了总理一眼,抿紧了嘴唇,心想:生姜是老的辣哩!总理明明自己有了主意,却要我来替他说出来呢。说就说吧,反正总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出卖我这个后生晚辈的:「为了顾全大局,也是为了南乔夫妇。……总理可不可以在近几天,把龚澎同志调去朝鲜开城,恊助我国和谈代表团工作?那里不正有大量的英文资料和中文资料,等着英翻中或是中翻英?龚澎同志英文能力强,好钢不正好用到刀刃上?」
周恩来一听,眉头舒展开来。的确,他自己心里也早就这幺想的。如今话由田家英说出来,他不禁喜上心头,紧握住田家英的手说:「家英,如果我没有记错,你正好跟岸英同年,都是一九二二年出生。我痴长你二十四岁啊,主席更是长你二十九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干个十几二十年,我们一辈就该退休了,休息了,你们一辈接我们的班,可以放心了。谢谢你,谢谢你给我出了这幺个好主意。就这幺办吧,你回去替我向主席汇报,就说是我说的,本来派外交部新闻司龚澎同志做主席的兼职英语教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相信龚澎同志本人也是很乐意的。但外交部上星期已知会了北朝鲜驻京使馆,我们将立即派龚澎同志(乔冠华夫人)赴朝鲜开城,协助我和谈代表团工作。我代表团积压了大批英文资料急待翻译成中文。因为已经知会了朝鲜方面,外交部不宜收回成命。龚澎本人亦已作好了准备,不日即离京赴朝。……」
说来有趣,周恩来亦曾经力图保护干女儿孙维世。怎奈干女儿不甘寂寞,或者说是禁不住诱惑,自己要往上凑,你想保护她,她都不让你保护。话就放在这里吧,只要江青不死,或是不被毛泽东同志休掉,总有一天,孙维世要吃亏的。究竟吃多大的亏,当然一时难以说准。维维有句话算说对了,绝不可小看江青这女人。
龚澎不同,在公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员,在私是一位贤妻良母。因之在保护龚澎不让毛泽东同志染指一事上,周恩来不动声色,不遗余力,像他在国共谈判及外交谈判上那样,表现出来的一种不屈不挠的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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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高岗进京播火种
朝鲜战局边谈边打,中、美双方军队在三十八度线上呈胶着状态。北方的金日成和南方的李承晚,都是借用了外力,才保住了各自的半壁江山。
一九五二年秋季,毛泽东下令调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回北京,入住中南海永福堂,专职中央人民政府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彭德怀曾向毛泽东提出返回西北局工作,他念念不忘自己那份大西北开发计画书。毛泽东笑问:「老彭,在北京住不惯?是不是嫌官小了啊?以后还可以加官晋爵嘛。」彭德怀被问得脸红脖子粗:「老毛,我受不起你这个玩笑。我老彭自拉队伍上井岗山,二十几年来什幺时候向党伸手要过名,要过位?」毛泽东仍是笑呵呵的:「那就好,那就好,功高不震主,主就是党中央。还是留在北京,大家一个锅子里舀饭吃罗。」
彭德怀有个明显感觉,自毛岸英牺牲、朝鲜战局稳定下来之后,毛泽东对他已经没有了一九五0年十月上旬请他挂帅出征时的那股亲热劲了。
那时每次谈话,毛泽东都要拉住他的手,真要比亲兄长还亲。现在又恢复到了四七年陕北转战之后的那种疏离感,又开始对他敬而远之,不亲不痛了。
安顿了彭德怀,毛泽东开始了自己的「削藩」行动。他亲自拟定名单,调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西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中南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子恢、华东军政委员会书记饶漱石、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习仲勋等人进京,充实中央领导班子。毛泽东并提名高岗为主席,组成国家经济计画委员会,与周恩来任总理的政务院平行,为中央人民政府属下的两大执行机构。顾名思义,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专司财政经济,因之又被称为「经济内阁」,委员则包括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等中共最重要的负责人。董必武老人说:「今年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千里驹罗。」由于名单是毛泽东亲自拟定,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均不便提出不同意见,政治局会议上也就无异议通过。事实也一再说明了,毛泽东的权力已不受任何制约。
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尊,出任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正式处在了与周恩来平起平坐的地位,并有了一种凌驾、取代周恩来的态势。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二人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分权行动。高岗的权力炙手可热。政治局会议通过高岗新职任命那天,毛泽东特意请全体政治局成员在颐年堂门口照相留念。刘少奇很识趣,自觉地将高岗让到了毛泽束身边。高岗倒是谦虚了一下:「少奇同志不可以的,主席身边是你,位置早已确定。」毛泽东却说:「什幺确定不确定?你就站到我身边来嘛,少奇也可以站到你身边去,大家轮换轮换嘛。」
此后,中央日常工作采行刘少奇、周恩来、高岗三人轮值制,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可是此一来,也就造成了中央政府领导体制的混乱,政务院与国家经委分工不明,职能重迭,陈云、邓小平、邓子恢、薄一波、李富春等人更是两边挂职,权责含混。高岗虽然才干出众,能力超群,在抗美朝鲜战争中为百万志愿军办后勤,处理大小问题果断坚决,立下了仅次于彭德怀的大功劳;但他并无中央工作经验,也无自己在北京的工作班底,更来不及营建起他个人在中央机关的人际关系。周恩来则不同,早在主持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期间,便广罗人才,广结善缘,经营起了自己的「影子内阁」。周恩来二、三十年来所刻意提拔、栽培起来的中高级干部,如今遍布中央机关各个部、委、办、厅、局,包括备受毛泽东器重的陈云、邓小平、薄一波、李富春、习仲勋、邓子恢等人,都十分敬重周恩来,遇事愿意找周恩来讨教、相商。周恩来虽在新成立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内无一名分,却仍然实际掌握着中央政府的财经大权。高岗虽有名分,但他名下的国家经委却是个空架子,有待他去奋斗,去充实,以期不负毛泽东主席的厚望,早日把中央政府的财政经济大权从周恩来手中拿过来。
毛泽东之所以要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架构上动这项大手术,是出于对刘少奇、周恩来二人权力日益稳固和扩展的担忧。刘少奇在党内分管组织人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里也处于第一副主席的高位,并具体指导农村工作;周恩来则在国家行政系统总揽一切,包罗万象。刘、周二人合作密切,事事默契,大有一种欲把他毛泽东奉为神明,尊为圣人,而实际上权力架空了的趋势。以毛泽东的精明锐利,雄才伟略,他怎幺能够容忍被人权力架空,变成一位只有荣誉没有内容的「开明国君」?那他不就成为日皇、泰皇、英国女皇一类人物了?
说起来,还是去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对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们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皆为各个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这篇讲话的标题,就很不自量地把自己摆到了党的最高领袖位置上。
外国有个马克思,中国有个刘克思啊,他是不是在为自己日后登基做理论准备啊?再看看他这篇讲话所提出的几个主要论点吧: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是相当漫长的,大约在十五年到三十年之间;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埋头苦干,责无旁贷,把我国建设成为工业化强国;三、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集体、私营、合营、个体应各得其所,都得到发展。只有在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才能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四、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能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并积累资金去发展重工业;五、反对过早地动尧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反对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搞建设性急不得,不可能一晚上吃成个大胖子,那只会得浮肿病。如过早实行社会主义,势必会在城市和乡村触动私有制。中国产业落后,过早实施国有化,只会伤害私营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大不利。在农村,不顾条件去推行集体化,搞苏式集体农庄,动摇私有经济,是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一下,结果农民认为你是搞共产,就把猪牛羊都杀掉吃掉,私有树木也砍掉用掉,只会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六、只有稳妥地渡过了新民主主义阶段(需要二、三十年时间),工业发展了,农业发展了,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家经济主体的目标实现了,我们的经济企业管理干部也成长起来并日渐成熟了,各行业的技术专家也大批培养出来了,工农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并提高了,那时,我们才能真正地实行社会主义的步骤。
刘少奇的春藕斋讲话,无疑给新中国勾勒下了一幅脚踏实地、切实可行的发展蓝图,或可称为国家经济建设大纲。他之一再提出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长达二十年至三十年的时间,是因为党内从中央到地方,普通出现了一股急欲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左倾急躁情绪,不少人包括毛泽东在内,以为只要改变了生产关系,就能大幅度发展生产力,实现一次新的「解放」。刘少奇要给党内的这股左倾急躁情绪浇浇冷水,降降温,促其头脑清醒。难怪他要把这次讲话的题目标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了。他在讲话中也顺带批评了山西省委范若愚等人盲目发展农林合作社的左倾做法,批评了东北地区限制富农经济、推行苏式农业集体化等激进政策。
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大多数学员听了刘少奇的讲话后,觉得党中央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冷静、客观的,对防止党内的左倾幼稚病是及时和必要的。唯有受到刘少奇批评的山西省委和东北地区的负责人不服气,到毛泽东面前去告状、诉委屈,询问少奇同志的讲话是不是政治局讨论过的,是不是代表了党中央的指导方针,照少奇同志的说法,我们现在四、五十岁的一代人,是搞不上社会主义了?而资本主义一路搞下去,我们有什幺前途?革命不是白干了?二、三十年后,农村不又成了新富农、新地主的天下?城市不又成了新老资本家和私营资本主义的天下?
正好,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编印的「简报」上读到了刘少奇讲话的纪录稿,也窝着一肚子火气,无由发作。刘少奇越权越位,大谈起党的历史任务来了,俨然一副国家建设方针的总设计者、指导者的架式!但在省市党组负责人面前,毛泽东又不得不维护中央的团结统一形象,不便直接点刘少奇的名,而只是说:「你们有什幺想法和冤屈,就在我面前说出来嘛,我还总算是挂名的党主席和中央政府主席嘛!是的,我们有的同志的某些提法,你们思想不通,我也思想不通哦。不要紧,你们回去报个材料来,我来写个批示,以中央文件转发全党,以正视听,某些同志的讲话就泄了气,烟消云散罗。」
在如何对待私有制经济,如何对待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确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从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央机关抵达河北西柏坡,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对于新的国家如何进行和平建设,他心中无数,一片模糊。以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访问莫斯科,被史达林问及中国需要苏联援建哪些项目时,他竟一问三不知,整个一个糊涂虫。他的长项在于指挥战争和进行权争。
有关新中国的建设大计,他只好任由刘少奇、周恩来们去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对于刘、周二位的治国能力,毛泽东也常常自叹不如。在中央的一系列会议上,他是赞同过刘少奇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施政大纲,并亲口许诺过可以实行二十年至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再转入社会主义。但仔细阅读了刘少奇的春藕斋讲话,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并觉得问题非常严重:自己很快就年届花甲,照刘少奇的提法搞个二、三十年,不就跟社会主义无缘了?到马克思那里去见社会主义?刘少奇口口声声要保护、发展私有经济,先发展资本主义,后实行社会主义,我们的革命不等于白干了?
不行!全党干部不会答应,工人、贫苦农民不会答应。高兴的只会是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工商业者、富农和富裕中农,以及从属于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是个大原则问题,不能依了刘少奇。必须加速城、乡的社会主义改造,加速改革生产关系;必须由自己来主导国家的经济发展大计,而不是由刘少奇、周恩来们来合作无间,事事默契。
九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春藕斋舞厅休息室,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找来,当着众多工作人员和文工团女演员的面,质问刘少奇:「少奇同志,你七月五日在这里,是不是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叫做什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好大的题目!」
刘少奇不知所以,连忙说:「是有一个讲话,对象是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我只是提出一些当前值得注意的问题,给大家思考,抛砖引玉罗。」
毛泽东瞪圆了眼睛、涨红了脸说:「好个抛砖引玉!你的那个讲话我拜读了,通篇不谈政治路线,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人民民主专政,光谈保护、发展私有经济,你这是个什幺样的历史任务?你是错误的!不是部分错误,而是完全的错误,百分之百!」
周恩来一见毛泽东要大发脾气了,连忙招呼休息室内的工作人员和女演员们都退出去,并去掩上房门。
毛泽东说:「恩来,你不用关上房门!我的话,为什幺怕人听到?少奇以中央名义,提出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搞二、三十年,也就是要搞二、三十年的资本主义,新中国还有什幺希望?我们这一代革命家还有什幺希望?我们要进了棺材,做了鬼神,才见得到中国的社会主义?」
面对毛泽东的盛怒,刘少奇蒙受了委屈,不得不作出辩解:「主席,请不要动气,不要动气。我们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嘛!第一,我七月五日的讲话题纲,事先在中央书记处碰头会上交换过意见,主席、总司令、总理都在场,都是同意了的;第二,关于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需时二、三十年,是在西柏坡政治局会议上,主席亲口说过的,有会议原始纪录做证嘛;第三,我讲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并没有什幺创造发明,完全是阐述了主席的著作《论新民主主义》。……」
毛泽东在道理上说不过刘少奇。刘少奇从来逻辑思维很强,理论上也很有一套。毛泽东只能以气势压倒刘少奇。他粗暴地打断了刘少奇的辩解:「你住嘴!我不要听你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你是中国的刘克思,你可以讲出第一百条理由和一千个依据来!我只问你,你要在新中国实行二、三十年时间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什幺意思?你加入共产党闹革命,是为了什幺?你到底还剩下有多少党性?我告诉你,山西省委的同志,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同志对你意见大得很!你以为你翅膀硬了,羽翼已丰,可以以党中央代言人的资格讲话了?你做梦!你妄想!我毛泽东还没有死!」
刘少奇遭此飞来横祸,有口难辩,只有眼含泪水默不作声的份了。周恩来在一旁急得团团转,一会劝主席息怒,有话慢慢说,对少奇同志可以慢慢批评,不要伤了身体;一会劝少奇同志不要太过委屈,主席有丧子之痛,容易发火,我们大家要体谅他吧,我们只有一位主席哪。
毛泽东在怒斥了一通刘少奇之后,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恩来!你和他嘀嘀咕咕些什幺?我告诉你,我不要看到你们哼哈二将,一唱一和,想架空我!你们去读读〈朋党论〉吧!」
毛泽东是失态和失控了。周恩来虽然自身也受到了斥责但仍能委曲求全,替毛泽东主席找到了台阶:「主席,不能这幺吵下去了,我有个提议,由少奇同志收回他的讲话,党内不再印发、传达,并在适当范围内做个说明,消除一下影响。另外,少奇同志也确是一片好心,辛辛苦苦,他头发都花白了,为的是党的事业和国家建设。……」
毛泽东说:「头发花白是肾虚!婆娘太年轻了。……」说着又自己忍不住,转而笑了。
休息室内,激烈的争吵声停息下来。
休息室外舞厅里,乐队仍然在演奏着一支支舞曲。一对一对老少配舞伴,仍在翩翩起舞,仿佛什幺事也没有发生。只有坐在舞厅靠近门口长沙发上的王光美,眼含泪花,胆战心惊,不知丈夫少奇犯了什幺大错,被毛主席这样当众喝骂羞辱。她没有走避。她要等着少奇出来,一起回家。她和少奇虽然年龄上相差了二十几岁,但恩爱深重。她新近又有了身孕,跳舞时也要有所担心。
江青满面春风,跟周恩来的一位男秘书跳完一支曲子,便朝王光美走来。不知为什幺,江青此刻显得很得意,也很友爱。她在王光美的身旁坐下,递上一张纸巾:「光美,你真是太年轻了,掉什幺泪哟!快擦擦脸,叫人看了影响不好。我家老板那个脾气,你和少奇同志又不是不知道,生气骂起人来,从不给人面子的。他斥骂我,要比这还凶得多哟。我是家常便饭,不惯也惯了。其实,平日在菊香书屋,在家人和工作人员面前,老板可没少夸少奇同志啦!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话,老板都不知道当着多少人,说过多少遍。……」
对于江青,王光美从来又敬又畏。她拉住江青的手,说:「谢谢,谢谢你做大姐的体谅人,关心人,帮助人。我还能盼什幺呢?只盼他们男同志能和衷共济,少奇能在主席领导下,为党的事业多做工作,少犯错误,尽量不要惹主席生气。」
江青忽然头一昂,不以为然地说:「光美,你年轻,没有经过延安整风,没有参加过革命战争。其实老板是很少对自己的同事发脾气的。要他发脾气,一定是有什幺重要的事,才动了无产阶级领袖的雷霆之怒。老板这人,从来讲原则,小事马虎,大事决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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