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位“任大炮“出身传言比较多，一会儿任弼时、一会儿任建新，中央领导中但凡有个任字的，都被揣测过和任志强有关系，为什么大家都想着老任有背景呢？
“要没背景，他敢那样说话！”
任志强，生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1年3月8日。
建国伊始，百事待举、百废待兴。由于中共本身特有的政治理念，再加上“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故此，连新生儿的名字都往往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意味。一般男孩儿叫“建国”、“建设”的特别多。这里面大约既有希望新中国越来越富强、强大之意，同时又寄托了父母对孩子未来的希望和期盼。
作为英雄部队中的一员，任志强的父母对党和国家有着无私的服从与奉献精神。任志强的名字也蕴含着父母对他的期望。总之，任志强就是在一种革命的希望与期盼中长大成人的。
在一般人心目中，任志强也算是高干子弟了：任志强祖籍山东掖县，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部级干部，战时和战后都负责管理物资和商品供应，还曾当过东北六省省长；任志强的母亲在“文革”后期主管北京的副食、烟酒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任志强上面有哥哥和姐姐，下面有个妹妹，一家人都生活在部队的大院里。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但北京的大院生活比较特殊，在物质供给上非常受照顾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大院”是一种有北京特色的市民聚落，高高的院墙，结实笨拙的苏式低层楼房，大门可通汽车，有士兵或门卫看守。
在大院里集结并和平共处的，是一些操外地口音或说着蹩脚普通话的干部及其家属，从那么一天开始，他们遵照这个古老国家重新编排的户籍制度——成为名正言顺的北京人。祖籍山东掖县的任志强就是在这种重新编排的户籍制度一，成了一名北京人。
北京错落有致的大院，在任志强的眼中是带有母性色彩的——大院摇篮般地呵护着他盲目的青春，宽容得简直近乎纵容。任志强生活的大院有绿化极好的小道，有森严的大门、警卫，还有高大的院墙。对任志强来说，大院就像一个小型城市，食堂、澡堂、操场、商店，大院里面应有尽有。
小时候的任志强就在这样的大院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也成为了有些人后来攻击他的理由：如果任志强从小生活在困难家庭的话，他还会叫嚣“穷人不应该买房”吗？
在这么优越的部队大院里生活，任志强多少沾染了一些“贵族”的习性，比如身份的优越感、地位的傲慢以及家族的自负等等。但同时，任志强也从北京这种独有的大院中收获良多。
在大院里，任志强首先学会的，是与人共事，与人打交道，与他人合作。
我们的古人，从小学习《论语》、《四书》、《五经》，这些书讲的主要是人和人打交道的道理。可任志强的小时候没有读那么多的书，他关于“人和人打交道”的道理都是在大院中生活中学来的。
任志强小时候虽然生长在部队的大院里，但院里也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生活十几年，就等于是念了一个社会学的研究生，就会特别了解社会。这种大院生活的经历有利于比较早地培养任志强健康的人生理念。现在的孩子人生理念不完整，因为他们小时候的生活中没有一个鲜活的模仿对象。
在大院里，任志强随时随地与别人生活在一起，由此他知道了，别人的安危冷暖都是跟自己息息相关的；而自己的安危冷暖，也跟别人有关。因此，在言谈举止上，在衣食住行中，任志强都会想到是否对别人有影响。
“大院文化”是比学校更重要的一种教育，特别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教育，任志强从中受益匪浅：现在“口无遮拦”让任志强四处树敌，似乎他整天就在和别人打口水战，对谁都不服，和谁都没法相处。但事实上，我们没有听说华远集团下面有哪个员工对他们这个大炮老总有怨言的。恰恰相反，在任大炮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员工都送上了各自真心的祝福。在任华远总经理期间，任志强也能做到与公司每名员工都比较熟悉，能叫得上字，能聊上几句。
在大院里，任志强还明白了劳动的意义，懂得了如何享受劳动所带来的快乐，并具备了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动手能力。
与如今的孩子不同，任志强小的时候，父母没有给他买大量的玩具，任志强几乎所有的玩具都是要自己动手制造。在大院里，当任志强看别人有脚滑子时，他也想要一个。可是，父母不会给他买。没办法，他就得自己去做。如果他要想做一个更好的脚滑子，他就得去模仿，去发明和创造。
在做玩具，诸如脚滑子、爬犁这些手工活动的过程中，任志强和其他小伙伴们一样，他沉浸在劳动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大家比的不是谁做的好或不好，重要的是比谁的点子多，谁有发明创造精神，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有一些小伙伴的家庭条件比较好，父母会给他们买玩具，买可以打火石的手枪。但是大家看看也就是新鲜一阵，任志强他们最喜欢的，还是自己用块木头，或铁丝儿揻出来的手枪。任志强和小伙伴一样，喜欢经过自己劳动做出来的东西。
任志强小时候是觉得幸福的。虽然当时并不是富裕的生活，但与旧社会相比，与三年困难时期相比，当时的物质生活永远是好的，当时的物质够用了，任志强不会为吃穿担忧。
不过，研究表明，人的幸福感更重要的是来源于精神生活。
任志强小时候，三天两头就在大院了和小伙伴们表演文艺节目。这个节目是大家都参与的，不像现在几个歌星在上边跳，一群人在下边傻看。
参与和创造才会带来快乐，任志强对这点理解的非常透彻。
§§§第二节 不太老实的小学生
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的老百姓苦不堪言，全国各地被饿死的人是不计其数。那个时候的任志强小学还没毕业，大院的庇护使得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人会因为没饭吃而饿死。他沉浸在自己的童年生活中，打鸟，砸玻璃，讨厌写作文。只是，因为父母时常出差，年幼的任志强不得不时常一个人面对黑夜中那空旷的宿舍。
1、没挨过饿的“小顽童”
1958年，任志强七岁，在小学的操场上面朝黄土，屁股朝天地玩着泥巴。
同一年，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全国人民也干的热火朝天，立志要在十五年内钢铁产量赶超英美的中国人民怀着全球第一大国的梦想砸锅卖铁，争取早日完成“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
然而三年后，大家才发现，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不结合自身的实际是多么的可笑：人们发现粮食不够吃了，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从为“粮食多了怎么办”而苦恼，开始为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饿死鬼而担忧；农民们“放开肚皮吃”的日子结束了，农民的子女们过上了能喝上一碗粥就激动的热泪盈眶的日子。
而此时的任志强，小学还没毕业，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因为吃不饱饭而饿死。
当任志强第一次看到农村的同学，在凛冽的严冬大雪天里赤着身子空心穿着一件硬邦邦满是油腻的黑旧棉袄，手脚冻得裂着出血的大口子，还有冻疮时，他吓得都喘不过气来，溜着墙边低头快速地跑走。他不明白，这个世上，怎么还有人穿得那么破旧、在严冬里受冻。
于是有那么一天，任志强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不能再玩泥巴那种只有小屁孩才玩的玩意了。于是，他开始拿弹弓打鸟玩儿了，有时也打打学校教室的玻璃，以证明自己的厉害。
打打鸟也就无所谓了，顶多院子里少了几只鸟，任志强以此为乐趣。可教室里的玻璃是不好惹的，老师和学校领导是它们的保护神。一旦那玻璃被石子打的“粉身碎骨”，准会有气冲冲的老师和学校领导找到任志强的家长质问一番。
虽然任志强的父母都为高级干部，按理不会有体罚孩子的倾向。可面对任志强这种屡犯的“恶迹”，还是忍不住会手痒的。所以，小时候任志强的屁股可真没少红过！
放学后，任志强和一帮张牙舞爪的“哥们儿”横行于各大胡同中。有时候，他们会骑着自行车，脖子上斜跨着黄书包，四处张扬。若看见稍年轻的女子时，他们也敢于吹口哨了。现在看来，那就是一帮吃饱了饭找乐子的混混们，带着点自以为贵族的傲慢。
任志强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安然度过了他的小学时光，顺利毕业后开时了初中生涯。
2、作文差劲的“偏科生”
如今的任志强最喜欢摆数据，动不动就搬出一堆数据来，然后口惹悬河地跟你探讨房价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政策的问题。
如今的任志强的博客上全是枯燥无味的东西，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来点抒情写意的东西了？他说，那是无聊的东西。这斯，不写就不写，还连带着骂了一堆诗人与作家。
……
我们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如果知道了任志强小学作文课的表现，我们对他如今“高深莫测”的语言与文字就会有些明白了。
小学时，任志强的作文非常差，差到连一篇像样的作文都写不出来，差到老师说他“满脑子都是阿拉伯数字，却对伸着胳膊腿的中国字不感兴趣”，差到老师急得实在不没办法就上门找任志强的父母谈话。
在如今这样一个宠孩子、贬低教师的社会风气里，如果老师要到一个孩子家里家访，那么这个孩子必定是紧张万分，而孩子的家长必定是不知所措。任志强的小学时代是尊师重教氛围浓厚的年代，可想而知，在那个年代教师家访会给任志强以及他的家长带来多大的影响！
任志强的父母恭恭敬敬地把老师让到屋里坐下，送上茶水后，就站在老师的斜对面，低头，像是等待挨批的学生一样。
这两位可都是高级干部啊，虽然那时的老师还不是很世俗，可面对两位高级干部的恭敬还是很承受不起的。任志强的作文老师赶紧起身，摆摆手说：“就是小小的交流，不用这么正式”。在一番推诿后，任志强的父母终于答应和作文老师同坐一张桌子跟前。
任志强呢？他正躲在门后，悄悄地偷听老师的“告状”，他紧张，还有些害怕。他知道作文老师是为何而来，他更知道，严格的父母在知道情况后，必定会有一番“大作为”的！
“孩子作文太差，每次写作文都那么几句话，还总说不明白，遣词造句什么的一点都不会。你们得好好教育教育啊！”……
送走了作文老师，任志强低头站在屋中，他等待着“电闪雷鸣”的到来。可是，等了许久，没有任何动静。他忍不住抬头张望，咦？屋中为何空无一人，父母呢？
最终，任志强没有等到批评，而是等到了厚厚的一摞子书。
第8章 峥嵘岁月 平凡少年(2)
那个年代与如今的时代不同，如今，各大书店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儿童读物，可那个年代，没什么儿童读物。左挑右拣，父母只能找到一些适合读些成人的书，如《牡丹亭》、《七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什么的；而适合孩子看的，就是什么《十万个为什么》、《趣味数学》。
翻看《趣味数学》的第一页，任志强就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它，他喜欢这样的书。他贪婪地阅读着，从《趣味数学》到《十万个为什么》，继而到后来的经济方面的书，任志强沉迷其中。至于张小娴、池莉，任志强从没看过。
父母的本意是好的，是希望任志强多读书，从读书中提高写作能力。可没想到，任志强是读书了，只是，他读的是数理逻辑的书，是枯燥的经济类图书。就这样，好的初衷因为“错误”的途径而最终没能修成正果。如今，人们在夸任志强文字逻辑严谨的同时，还会批评他词汇不够丰富，不够生活化、语言不美。
3、一个人的宿舍
在大家的眼里，身为高干子弟的任志强是的童年生活应该很惬意，也很富有优越感。只是大家不知道，曾经是高级干部的父母并没有让任志强借着高干子弟这个途径去发财，而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一样严格要求任志强。
以李先念为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是在中原地区进行敌后抗战的战斗序列之一，任志强的父母有幸在这支英雄的部队中参战。
那定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然而任志强的父母却很少向任志强谈起。对于任志强来说，更多有关那段战斗的信息，是来自于与他父母共同战斗过的前辈或儿女的接触之中。
虽然是高干子弟，虽然军队大院里的生活还挺优越，但小时候的任志强也是除了在过年能有机会穿一双新鞋或者买一件新衣服外，大多数时候都是姐姐穿过的原是哥哥的旧衣服，再加上补丁后传给任志强的。
令任志强记忆深刻的是，有一年过年他们兄弟姐妹四人专门到照相馆正式拍了一张合照，至今这张照片还保存在他们各自的家里。最醒目的不是他们穿的“新”衣服，而是每个人都穿着露脚趾头的鞋。
不过任志强儿时最深刻的印象是，星期六的下午同学们都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对于从小学一年级就住校的孩子来说，周日能回家与父母和兄妹们团聚是件重大的事情。
同学们回家就像过年一样，也许会有零食吃，会有和兄妹们度过的欢乐，偶尔还会与父母去公园，但任志强却时常只能孤单地留校。
工作与出差让任志强的父母无法照顾家庭、照顾子女，他的父母从来都不会在工作与生活的选择面前有丝毫的迟疑。他们早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出来，包括附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切。
当父母出差或者出国时，任志强就被“扔”到阿姨家里。相比自己一个人睡一间很大的宿舍，被“扔”在阿姨家的待遇还属于好的，在那里，最起码不用一个人面对空旷的黑暗。
宿舍很宽敞，白日里阳光照进来，亮堂堂的，满屋子都充满阳光的味道。然而，到了夜晚，寂静的校园，没有星星的夜空里，只有凄冷的月色。黑暗的宿舍中，只有一道从窗户照进来的月光，一种幽幽的感觉笼罩着任志强。
夜，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静得让任志强有点紧张，有点害怕。而在有风的夜晚，风吹的“呼呼”声，窗户上塑料膜在风的吹动下发出的“噗噗”声，门时不时的“吱吱”声……这些，更让任志强有点胆战心惊。
这种生活给任志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于他这样说：“我记忆很深的是经常被扔在学校里，一个人睡很大的宿舍。”
不过，当一个孩子害怕走夜路时，如果做父母的领着他走一走夜路，那么，在孩子走了几次夜路之后，他不但会胆子大起来了，可能还会欣赏夜色的美丽。
就是这样，体验是培养胆量最好的办法。在经历了无数次一个人面对空旷的宿舍、面对黑黑的夜之后，任志强的胆量越来越大，他也越来越独立了。
小学三年级时，任志强就不得不扛着妹妹的行李包乘公共汽车带着妹妹去上学了。这种住校的生活培养了任志强独立生活的能力，他敢于面对这个社会中的一切。
虽然父母对任志强一直严格，虽然任志强和父母是聚少离多，父母还是很关心很疼爱任志强的。父亲第一次出国时，就给任志强买了一个陀螺。那个陀螺一按就会转，并且还带着响声。任志强非常喜欢，刚得到时还常常抱着陀螺入睡，梦中都是自己玩陀螺的情景。
第二次出国回来，父亲带给任志强的礼物是一个八音盒，是莫斯科大剧院模型的八音盒，里面有天鹅湖的曲子。当美妙的天鹅湖音乐从那精致的八音盒里响起时，全家人都沉迷在这种美好之中。
父亲还送给任志强一个特别有纪念价值的礼物，那是一个爱克发的照相机。父亲很喜欢照相，他经常带任志强和姐姐、弟弟出去照相。山上，湖边；广场，小亭……在父亲的带领下，任志强和家人在众多地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然而，成长的路上并不总是这么一帆风顺的。在任志强上初中时，一场可怕的风暴袭击了中国大地，“文革”开始了。作为高级干部，任志强的父母首当其冲，他们双双被送到东北一干校“学习”了。从此，任志强和他的兄弟姐妹相依为命了。
§§§第三节 初中生到延安“就业”
1966年，文化大革命打开了它的大幕，任志强的父母首当其冲。他们并没有因为曾经战功累累而免于冲击，他们也没有因为“造反有理”而放弃原则，他们无怨地服从组织的决定而下干校、种稻田，从而无私地放弃对家庭与子女的关怀。
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虔诚地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聆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次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导及其编者按。这篇报导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份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其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人民日报》为这篇报导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10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文革”时期毛泽东著名的“12.11指示”。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
面对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任志强的父母根本不与子女打招呼，就主动办理了各种下乡的手续与户口的迁移，就像当年无数个革命家庭的父母高高兴兴地送未成年的子女穿上军装、扛起枪杆、担负起解放祖国的责任一样。
他们并不知道将子女送出家门后的未来，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他们知道只要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指令，他们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冲锋在前，这已成为一种深刻在头脑中、溶入血液中的信念和习惯。
那时候任志强兄妹几个初中尚未毕业，在感情上很难接受父母的这种做法，不过信任与理解却已在他们并不成熟的心灵中生根发芽。那时候，全家六口人连续多年分别生活于五个不同的地方，近十年的时间都很难见面，全家人很难团团圆圆地过上个春节。
1968年，都市里的两千万 16到20 岁的年轻人被下放到农村上山下乡。1969年1月，任志强和十几个同龄人从铜川坐汽车到延安，从延安到李渠下山沟坐毛驴车到延安县冯庄公社郭庄村插队落户。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军队大院就是人少、干净，成长在军队大院的孩子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但大院孩子们也有他们的苦处与无奈，“由于大院子女的特殊身份，所以他们便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符号，生活条件的优越让他们感觉天生就比别人强。”
正是这种成长背景和心理状态，任志强和同学们当时的意志都很坚强，他们普遍的说法是，“我们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不少的同学都是凭着这句话自愿卷入了上山下乡的行列。
任志强也有这种要强的心态，所以，在“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任志强选择去了条件特别艰苦的延安。
任志强走的时候，他父母还没“解放”，不过一直以来几乎独自生活的经验让他学会了照顾自己。他自己收拾起行李，带了少量日用品和大量的书籍，另外还带了一把刺刀。准备停当后，他从北京出发，3天后到了郭庄。
冯庄公社郭庄村离延安90多里远，任志强和伙伴们夜里两点出发，步行加上总共6、7个小时后才算是见识了心中的宝塔山。爬上破败的宝塔，任志强心中既感很神圣，又觉得很失望。为了纪念这次来之不易的朝圣，他特意爬到了塔顶在最高的塔梁上面刻下“到此一游”聊以留念。
当时郭庄村共有20多户人家，日子过得都不富裕，村委会的固定资产除了一辆架子车之外，再就是分粮用的斗和升。“穷”是任志强对那个地方最精练的表达。
地里是黄的（靠天吃饭，不下雨就颗粒无收），老汗头上戴着羊肚毛巾是白的，妇女穿着的衣服是蓝黑的。大多数家庭住在土窑里，喝着有蛤蟆的浑浊井水，村里所谓的学校只能上到3年级。那里最有钱的算是地主，其实也就是穷得好一点而已。几十亩地和一个14岁的童养媳算是地主最与众不同之处。
到达郭庄后，任志强和其他6个男同学一起住进老乡刚刚为他们支开的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实际上是个羊圈，把羊圈隔开，羊圈的仓库变成任志强和同学们的住房。
晚上睡觉的时候羊就会咳嗽，因为老鼠很大，老鼠会把羊咬的遍体鳞伤。任志强和同学们常常是伴着羊的咳嗽声入睡的，并且“大老鼠”还经常做客他们的房间。
从大城市到农村，从不愁吃喝到为了能喝上碗玉米糊糊而拼命的劳动。这群年仅十五六岁的初中毕业生的心理落差是巨大的。他们那种懒散的个性也是短期难以更改的，任志强一伙人早晨都睡懒觉不去劳动，所以一天只能挣到4分半。
当时，任志强每个月只有8元钱的生活费，而农村当时每个满10分的劳动时间，值一毛二分钱，任志强苦干一天（准确的说是半天）等于不足6分钱，尽管如此，到年底还不一定能够兑现。
这虽然让任志强很不平，但也品尝了生活的艰辛。
当地主要农作物以小米、地瓜、黍子、玉米、荞麦为主，极少种小麦。因为靠天吃饭，同样的土地种细粮的产量反而更低。收获季节，老乡会用这些小麦或小米到集市上去换粗粮（换玉米或其他杂粮），否则就更填不饱肚子。
那时候，在任志强的头脑里，未来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当时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吃饱肚子。如果你现在同任志强一起吃饭，就会发现他吃起饭来还是狼吞虎咽，一点都不讲究；如果让任志强蹲在街头吃饭，他就像一个民工一样。
1969年3、4月份开春的时候，任志强和另外几个高干子弟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挖羊粪、开荒、种地、收割，逐渐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正逢7、8月农忙的一天，任志强的胳膊不慎在干活时意外骨折，无奈之下，老乡们只好安排任志强回京养伤。
两个月后，1969年10月，一向“独立自主”任志强自作主张跑到内蒙古。在妹妹插队的那个村庄安家落户，他陪着妹妹完成了秋收和秋播。
转眼间，1969年的冬季征兵开始了，渴望军装的任志强跑到山东某部找到了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通过熟人关系，最终以黑人黑户的身份穿上了军装。
1970年年初，郭庄的乡亲们一直没见任志强回来干活，于是上报给延安方面。延安方面很重视任志强的“逃跑”，他们派干部到北京任志强家“捉拿”任志强，要让任志强重返陕北接受再教育。
正在紧急关头，是任志强的姐姐使任志强从延安干部的“魔爪”中摆脱了出来。任志强的姐姐拿出了一份任志强从部队寄回的五好战土喜报。看到如此正式的“军队喜报”，延安干部放手了，他们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任志强的家。
第9章 当兵那十二年(1)
1969年8月，任志强在一次事故中摔断了胳膊，于是回到了北京养伤。12月，时任山东省军区副司令的任志强父母的老战友为了保护“革命的后代”，让任志强在非常时期穿上了军装。在那个历史时期，能够免受一些苦难的或许也只有军队了。于是，38军步兵团就有了任志强这个战士的身影。
就像任志强所说，“能征善战的士兵并不一定能胜任将军”，12年军人生涯的追求，赋予任志强“格局”思维的能力：前瞻、识大局。在38军中，任志强有自己最爱的战歌，有自己种种辉煌的战绩，当然也有失败时的不服输与倔强，有不给首长面子的“鸡肋”性格。
§§§第一节 部队生活记事
“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秀水河子歼灭战，队伍打成钢。大小千百仗，仗仗有名堂，三下江南，杀得敌人胆破心又慌。四战四平街，威名天下扬！我们越打越硬，越战越强，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嘿，勇猛地向前进！”这是《钢铁部队进行曲》的歌词。
1948年3月，四平解放后，东野总部的文艺工作者曾下到第一线深入生活。他们并被这支部队的英雄事迹和勇猛战斗作风所深深感动，于是奋笔为一线指战员们创作了上面这首战歌——《钢铁部队进行曲》。
《钢铁部队进行曲》在1987年被定为38军的军歌，是任志强入伍的时候学的第一首歌，同时也是任志强最喜欢的一首歌。之后，任志强才学习了《钢铁战士》、《钢铁的兵》等歌。
任志强是在1969年参军的，能成为38军的一员，是一件令任志强非常自豪的事情。因为38军在中国的人民军队中，是大有来头的。
38军是一支以中国工农红军为骨干发展起来的部队，是彭德怀、“徐老虎”的老班底。由于部队的各级指挥员及骨干，均是来自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老红军，使得他们既经受过历次反“围剿”作战的锤炼，又饱尝了万里长征的磨难，从而使得这支部队不仅骁勇善战，而且具备了一支铁军所必需的吃苦精神和强烈荣誉感。
从秀水河子到四平，三十八军威震黑土地。克津门，走马擒住陈长捷。彭总激将，梁兴初把火全发到美国人头上。战朝鲜，“万岁军”美名天下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野战军中，号称“万岁军”的独此一家。
这样一支钢铁的部队，的确值得任志强引以为豪。这支部队的战歌《钢铁部队进行曲》是支斗志昂扬的战歌，任志强每次想起这首歌都能给他带来一种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
不过，虽然《钢铁部队进行曲》是令人激情澎湃的，但众所周之部队的生活应该是相当枯燥和无聊的。任志强每天的生活很简单也很有规律，出操、演练、吃饭、睡觉、出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不过，除了完成每个兵的必要任务之外，任志强还有一个爱好，那就是读书。白天的正常军事活动与训练使任志强没有更多自由阅读的机会与时间，但熄灯号之后，手电筒就成了躲在被窝里独自享受精神食粮的任志强的启明灯。以至于任志强一个月6元钱的战士津贴中，大部分都用于购买1号电池。
当兵时，任志强还和战士们组成了自己的读书小组，几个人在一起研究该读哪些书，所以，在战士中就出现了许多读书的圈子。
看名著时，任志强在前人的积累与挑选的基础上，知道了哪些是必读之书；但如果是读近代的著作，那时根本不可能仅靠个人的积累，任志强只能靠自己的感觉去挑。因此，有时候一个上午，任志强也只有一到两本书的收获。
只是那时的战士除了报纸以外没有太多的书籍可以看，连队的图书馆藏书也很少。
读书之余，任志强和其他战士一样，还经常用小事来锻炼自己，培养一种积极的精神。比如扫地，虽然扫地是小事，但任志强认为它可以培养团队精神。
除了日常的训练，那时候的部队还经常举办各种比赛。参加比赛拿第一，成为枯燥的部队生活中的一项乐趣，也是一种荣耀。任志强经常享受这种乐趣与荣誉。
只是在一次比赛中，任志强意外地没有得第一。在比赛结束后，十几个北京老乡围着土坯垒成的土灶，打开几瓶罐头天南地北地闲聊。
窗外风雪稍停，屋内炭火微红。一位战友拿出两盒“牡丹”，要让众位老乡过过烟瘾，可却有烟无火。
这时，任志强“豁”地一下站起来，走到土灶前，众人不解他要做什么，皆瞪大了眼睛望着他。
只见任志强移开喷着热气的铁壶，用他那只叠满老茧的粗手在炉口扒拉着，他竟然拣出一块煤给围坐一圈的老乡点烟！
烧红了的煤球烫得任志强手上的皮肤滋滋作响，传出一股股焦皮的臭味。任志强这一举动让战友们惊得目瞪口呆，大家赶忙都把烟凑了，当愕然的一圈人慌忙点着烟卷时，屋里已弥漫着一股呛人的肉皮味儿……
也正是通过这件事，大家都从心底里佩服任志强的坚强，也知道了他是一个不服输的人。
号称“万岁军”的38军以出奇兵打恶仗声贯中外，师与师、团与团、连与连也是比武成风。城里来的学生兵如果拿不出两手，根本没人把你放在眼里。
我们曾说过，军队大院赋予了任志强一定的“优越感”与“倔强”，选择去艰苦的延安插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在38军的比武风气里，任志强当然不会甘落人后。
负重越野是任志强的强项，身负百斤的器材他还能一跃翻过两米高的板障。那时的任志强是特务连的工兵班长，在心高气傲的年龄里，任志强见了其他班的班长总免不了会比试一下。
那时的叫板可不是当今流行的pk，而是真正的交手格斗，理论起来一时火起，两个人就会扭在一起一决胜负。
有一次任志强和另一个班的班长比赛，那个班长上来就一个大背挎把任志强给掀了起来，但那个班长没想到的是任志强在倒地之前顺势一拳打中那班长的左腮。由于任志强手厚如牛，这一拳下来那班长也摔倒在地。
那个班长对任志强这个动作很不满，他大声喊着任志强犯规，可任志强却说擒拿格斗打倒为准无规可循。虽然不服也不满，但当时他们又不敢找人裁判，因为让团里知道非给处分不可。所以，他俩最终就以平手结束了这次比赛。
38军还有两大另类举措：建体工队和办农场。当时任志强负责的是筹办农场，军队要求他们种出的珍珠水稻要赛过小站米。后来因为采办有功，任志强被提拔为后勤助理员。
1975年春，农场扩建急需拖拉机，任志强受命北上采买，可却无功而返。当时有一战友说在柳州可以买到拖拉机，于是任志强便和这位战友双双南下广西，还经过申请上级获得睡卧铺的资格。
正值春来万物复苏的季节，由北往南，沿途车窗外由黄而绿，进入湘桂更是青山绿水。
望着窗外美景，任志强觉得这一行更胜似游玩。
到达柳州后，任志强和战友并没有立马去采购农场需要的拖拉机，而是登鱼峰山，看柳江九曲环城而过；访柳侯祠，抚韩（愈）文苏（轼）字柳（宗元）事的三绝碑；坐青竹筏，望龙船山恍若画中仙境。
触景感事生情，让常年在山沟打洞荒原插秧的任志强陶醉不已。因“文革”辍学、只上过初中的任志强，竟沉吟再三赋藏头诗一首：
春洲古祠一水环，
独生绝卓奇峰山。
沉阳袭柳百花妒，
自沿清江驾龙船。
战友听后先是笑任志强班门弄斧，可他怎么思索也无法吟出更好的句子。后来，部队里有一位初学诗词的书记还把任志强的这首诗与遭禁的唐诗宋词一起抄在了自己的摘录本里，并在营房流传。
不过，任志强和战友游玩的好心情最终被团里的几次催问而破坏了。农场急着用拖拉机，团里等了多日都不见任志强归来，便打了多次电话催促。
可是任志强和战友在柳州根本没有能力采购到拖拉机。面对团里的催促，怎么办？
战友很着急，可任志强却心平气和地说，别急，我自有办法。
第二天，任志强给副团长发了封加急电报。发电报归来后，他便对战友说，他要回北京呆几天。
第10章 当兵那十二年(2)
任志强的话让战友很是吃惊，他露出满脸不相信的表情：“不挨批评受罚就不错了，还让你回家？”
然后，让战友大跌眼镜的是，团里三天后回电：暂无款可汇，准假三天在京待命。
那位战友至今都不知道任志强给团里的电报说了什么，但回北京休息三天后，他们回团复命，安然无事。
军队的生活习惯对任志强后来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过兵的任志强说话嘎嘣脆，到现在他吃饭还特别快，吃大餐时也那样，以致于很多人都不愿意和他一起吃饭。
我们还可以从任志强现在的生活作息的描述中看出军队生活在他身上的影子：
“早上7点起床，吃早饭，去公司，没有午睡习惯，晚上大约会工作到10点，平均每天工作15个小时，日常行程以一刻钟为单位来安排。除了要处理企业事务外，还要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每年坐飞机不少于100次，飞机上的时间被用来阅读书籍。每年要写400余万字的论著、报告。”
这就是后来成为商人的任志强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习惯无疑是由12年的军队生活所培养出来的。
在1974年9月，23岁的任志强便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唱着国际歌、对着党旗宣誓效忠的任志强热血沸腾，他肯定没有想到11年后他会被自己人送进监狱，“免费”享受了14个月的犯人生活。
还在当兵的任志强肯定也没想到，从没想过当官的自己有一天会成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而且还成了政府眼中的“愤青”。
§§§第二节 “鸡胁”参谋长
影响任志强最深的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和他当兵的岁月，因为这两段岁月教会了他独立思考。在部队的时候，因为任志强的不服管，团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鸡肋”；当任志强拿着喜报美滋滋地向父亲夸耀时，父亲泼来的“冷水”让他对自己的“鸡肋”性格有了清晰认识，他决定离开部队。
1、不给首长面子
任志强18岁参军，从一个小兵做起，慢慢由排长一步一步爬到了参谋长的位置，可以说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军人。
在12年的行伍身涯中，任志强除了立下1次二等功和6次三等功外，还落下一个“鸡肋”的绰号。
有一次他们团接到通知，说上级不久要来团里考核，时任参谋的任志强承担了修理靶场的任务。接到任务后，任志强带领战友们开干了。
过了几天，靶场还没有修好，可副团长却带着优秀连队过来，想临时增加一堂打靶课。这本就是一件芝麻粒大的事，况且副团长亲自出面了。照理说，小参谋长的任志强只能是做个顺水人情了。
于是，这副团长直接率领大部队找到靶场埋头苦干的任志强。见到首长过来了，任志强及战友们立马停下手中的活，立正行军礼迎接。简单的握手寒暄过后，副团长道明了来意。说完就准备带着连队开始训练了。
可出人意料的是，任志强竟然很不知趣地伸手拦住了这位副团长，义正言辞地说：“首长，今天不行！”
“不行？”副团长以为自己听错了，反问了一句。
“是的，首长！”任志强站的笔直，回答的干脆利落。
“为什么？”副团长有点恼火。
“因为靶场还没修好，目前还不能使用。”任志强如实回答。
“我们就是临时训练一天，这没修好的靶场也可以用嘛。”副团长以为任志强是说目前靶场条件比较差，不能满足训练的要求了。
“还是不行。我是负责靶场的维修任务的，必须保证在指定工期内完成领导下达的任务！”任志强的态度有点强硬。
“有什么不行的？我就借用你这地方一天，能耽误你什么工期啊？”当着这么多下属的面，副团长的声音提高了几度。
任志强的战友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但又都知道他的倔脾气，因此谁也没上来劝。
“报告首长，真的不行！如果今天让你进来打了，等明天别的连队也要来打，我们就没有理由阻止了。这样一来，我们的工期肯定会被拖延，这个责任我承担不起。”任志强据理力争，丝毫没有退让的样子。
“你，好你的任志强！”副团长很生气，但又找不到什么理由来发火。
就这样，任志强当着一个连战士的面把副团长轰了回去。
一个小参谋竟然这么“拽”，敢把副团长从靶场轰出去，这事迅速被传播开来，引起全团哗然。
有好心的战友私下对任志强说：这事你办的有点太过了，得罪了领导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可任志强不却以为然，认为自己是坚持原则，没有任何错误。
这事最终传到了团长耳中，团长听后大乐，为此给任志强起了个绰号：鸡肋。意思是说任志强经常不听领导说话，但在某些方面又的确不错，实在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听到这一绰号后，任志强竟然觉得“鸡肋”这个说法实在适合自己，他还特地找人把这两字用毛笔大大的写在纸上，贴到宿舍的墙上。
结果有一天，团长巡视宿舍时发现了这一纸条，大怒，当场撕掉，还外加上一顿痛骂任志强。
2、“鸡肋”混不下去了
任志强在部队学的就是工程建筑，干的是“打坑道”，盖房子的经验比别人还是要多一些的。
从任志强的一个奖状里，可以看到他曾经获得全军战壕设计优秀工程，在今天看来也就是房地产测量方面的一个奖。可你可别小看这个奖，冥冥之中任志强就与房地产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任志强的信念中，要做就做最好的，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争强好胜，这或许是许多男人的通病，在部队11年的生涯中，任志强从一个兵到营代理股长，似乎走过了一个平凡而又烙上深深记忆的道路。
但是，在任志强脑海中常常有一个渴望，为什么不是硝烟的年代而是和平的年代。？
他说：“我们当时在内蒙的中蒙边境打坑道，做掩体。在那里，用40倍的望远镜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对面的装甲车，但实际上没有开过枪。但那并不妨碍我做一个优秀的军人去立功，我前后立过7次，一个军人一生中能立7次功的机会不多。”
任志强从内心里是渴望战斗的，因为战斗能让他快速走向成功。
但如果没有一次偶然事件的发生，没有父亲对他的刺激，任志强也许会永远在部队呆下去。
1981年任志强最后一次立功，部队给家里送来喜报。任志强回家探亲时，也喜滋滋地向父亲夸耀。可出乎意料的是，父亲听了之后并没有表扬他，而是非常不屑一顾：你立个破功吹什么，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当了很大的官了。
任志强听到这句话时，愣了许久没回过神来。他陷入了静静的思索之中，任志强是要强的，甚至是有些急功近利的。
而他在部队的表现不能说不优秀，可为什么他奋斗了十几年，才取得了一个令父亲不屑一顾的成就呢？一个是外部的环境因素。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如今平和盛世，晋升主要依靠资历的积累。二个是自己这种“鸡肋”性格。虽然努力工作，表现也算出众，但他得不到上层领导的喜欢。这个性格上的硬伤无疑直接阻碍了他在部队的前途。
任志强当时被狠狠地刺激了一下。他开始对自己的性格有了清晰认识，以“鸡肋”性格，他在部队永远也无法超过父亲在战争年代的提升速度，于是他决定离开部队。也是从那时起，任志强的心就平静地像一潭死水，不再希望以获取奖励来证明自己所付出的努力了。
向连队提出复员后，部队根据任志强的级别及在部队的良好表现，安排他转业去公检法系统。可任志强觉得一个国家的机关机构，其实质的晋升环境应该是和部队一样的。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个捧铁饭碗的机会。
最终，任志强选择进了北京的一家青年服务社，开始下海经商。
复员费发了2800元，任志强立即拿出900元买了辆摩托车。摩托车是铃木牌子的，那年头日本进口摩托车可是凤毛麟角，比现在的大奔房车还牛。所以，任志强常打电话给朋友带他去兜风。
1984年，任志强进入华远集团，担任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的经理。第二年，公司盈利，任志强拿到1.6万元的奖金，于是给自己买了一辆二手的丰田小轿车。
无论是摩托车还是小轿车，在那个年代都算是“抖”上天了。任志强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认为这些是为了工作方便。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任志强的“鸡肋”作风还在继续着。
第11章 初入商海 小试牛刀(1)
复员后下海的任志强走上了和他的许多战友们不同的道路。对当时刚刚走进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来说，“市场经济”只能算作一个陌生的新事物。凭着对这个新事物自信十足的理解，不愿服从命令的任志强1984年进入房地产市场，便很快把北京市西城区建委的一个三产公司带进了北京房地产业的第一梯队，也使自己成为年收入过百万的总裁。
§§§第一节 数钱数到手抽筋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
1978年，邓小平提出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思想，中华民族开始了复兴之路。
1981年，任志强转业，舍弃了到公检法工作的机会，来到了一家小型集体企业北京怡达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公司此前的名称是北京青年服务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成立的一个劳动服务公司。
实际上，还没正式复员期间，任大小伙就搞起了“进出口”生意。
“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初期，要安排待业青年，实际上当时我还没复员，正在办复员手续，真正退伍前，我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出口兔皮。”
1981年，邓小平同志还没发话说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全国人民都还在为了拥有一个“铁饭碗”而不懈努力着，所以就算任志强嫌钱少，想单干也是不可能的。
北京怡达公司是个小型的集体企业，那到底有多少人？个位数，而且还得包括他这个一人之下四人之上的副总！见过现在那种上午卖油条豆浆的路边摊吗？那时候的北京青年服务社就和它一样的规模，一样的档次。
不过好在是，那时候的人民开始富裕了，特别是北京城里的大款们，都不乐意每天在家自己做早饭吃了。这些款爷富婆们都一律的去大街上，花人民币买着吃。一个月可以挣十几、几十元人民币的大款们是不会在意每天花一毛钱来填饱肚子的，他们还觉得这是件很拉风的事情。
所以当年的北京服务社也是生意兴隆，门庭若市的。这可把任大老板高兴坏了，白天忙着挣钱，晚上忙着数钱。虽然任大板当过兵，体力好，手劲大，但钱实在太多了，终于有一天他把手都数到抽筋了。
我们且听任大老板怎么说：
“当初办企业很艰苦，没有部队的条件好，在部队里最起码不用为吃穿发愁，在服务社，我们当时就想着怎样去赚钱，怎样弄来资金，怎样创造条件，怎样租房子，怎样办营业执照。”
刚开始的时候，任志强早晨4点多就要带头开始炸油饼，晚上还有夜宵什么的。到晚上11点关门以后他和伙计们便开始算账，有时候任志强数着数着就睡着了。
卖油条、夜宵就能挣那么多钱吗？钱多得都数着数着睡着了？
其实不是钱太多，你想想看，一个油饼6分钱，一碗糖浆才3分钱，那时任志强他们收到的全是钢镚儿。数钱时，他们得把一分钱的摞一堆，两分钱的摞一堆，五分钱摞一堆，整整摞了一桌子后再数。
任志强经常数着数着还没数到十堆就睡着了。一打瞌睡任志强就趴到桌子上了，摞好的硬币就倒了，满地都是硬币。
没办法，任志强只能再把钢镚儿重新捡起来一个一个的数。哪像现在找钱找钢蹦，年轻人根本就都不要就把它扔掉了。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钱去赚出来的。我们的原始积累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好像我们的第一桶金多黑多黑。我们的第一桶金是靠卖油条、卖豆浆、做包子、卖酸奶、卖冰棍一分一分挣出来的。”回忆起当时的处境，任志强仍是感慨万分。
“在部队也屡立战功，转业之后炸油条、卖豆浆，你当时觉得失落吗？”曾有记者这样问任志强。
任志强很坦然地说：“我当兵的第一年就是炸油条。我就在炊事班，既要喂猪又要种菜，还要做饭，所以这些经历对我们来说都不陌生。”
可能各位读者有疑问，任志强在部队的表现很好，个人背景也不错，怎么转了个这么差劲的业了？
任志强自己是这样说的：“当时能做复员决定的人很好，就像我们说下海的人，因为复员以后就不保证你的干部级别，也不由军转办给你提供法定的安置，就是不保证你的工作，复员我就变成一个普通老百姓了，那我就自己找工作。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份工作就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一个小公司，非常小的小公司，我到那儿去的时候不到10人。”
不过就当时而言，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如果能够解决部分就业名额，国家将适当地减免一定的税收。因此，在当北京怡达公司副经理的那段时间，任志强率领职员开饭馆，开电器修理店，开理发店，开服装店，从百货到建材无所不包，搞得有声有色。那时候在北京叫解决“五难“问题，包括理发馆之类的，就是服务项目中的五个难题。不过尽管劳动服务公司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不能充分显露任志强的才智。
有一天，任志强的一个朋友来看望他，当时任志强正从山东拉来一卡车苹果，卸了一夜车，因此满脸灰尘。
这位朋友在当时被人称为高考状元，颇有点天之骄子的优越感。但任志强却不以为然，他从大筐里拽出一个苹果，在押车的军大衣上蹭了蹭就给朋友吃。
任志强还拍拍自己身上那个旧军挎包，兴奋地给朋友说跑一趟山东能挣满满一挎包的钱，还说待会儿要请朋友好好吃一顿。那是这位朋友第一次吃到“红富士”，也是朋友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钱。
可朋友的那个苹果还没吃完，任志强就裹着大衣靠在苹果筐上发出了鼾声。押一趟车翻山过卡要几天几夜，看着任志强劳累的样子，朋友想，像他这样既有路子又能吃苦，全然没有高干子弟的夸夸其谈，不发财才叫怪事。
过了一会儿任志强突然醒来，看着朋友便惊讶地问到：“你来了，吃饭了吗？”
看来任志强真是累坏了。
后来，具有经营头脑的任志强发现，现代化的电教设备如录像机等商品正是市场的抢手货，于是任志强以人才教育的名义从南方大量地引进电器，1984年，任志强还在北京创下了第一个租军用飞机进行贸易活动的纪录。
谈到当北京怡达公司副经理的那段历史，任志强曾非常诚实地说：“其实早期能够下海经商的大部分人还真是干部子弟，他们能够从父母那里得知中央的最新政策，也能够体会到国家开放的决心，否则他们不会做无谓的牺牲。”
真可谓“乱世出英雄”，谁最先了解未来的发展谁就能够掘到第一桶金。
§§§第二节 入主“华远”
1983年，政府想着伟大领袖邓小平都提出要改革开放了，总得搞点实际行动出来吧。于是，几位高层专家一合计，政府手上别的没有，土地有得是啊，要不开始卖土地吧，还有钱赚，多好！
领导们一听，疾呼，这不行啊，土地是全民所有的，我们没有权利卖啊。
不能卖，就租呗！专家们岂是吃闲饭的，智商都在180以上，在“卖”地被否决后，他们立即提出了“租”地的办法。
领导们听了这建议很高兴，这主意好啊，全国人民都把土地交给我们代管，也不说给点管理费什么的。那我们就把土地“租”出去呗，然后收点“租金”。
于是，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主”，可政府没想到“佃户”们后来搞得比“地主”还有钱，但这是后话，暂且不说。
任志强性格倔强，但鼻子还是很灵敏的。《土地有偿转让》文件一出台，任志强就开始琢磨了，这里面肯定能捞一把。精于挖战壕的任志强想，我修个房子应该问题不大吧。
也就是说，当了三年的副总，卖了三年的油条，也数了三年的硬币，任志强觉得累了的同时，也嗅到发财的源头。
于是，任副总决心把头上的这个副字去掉，弄个正职当当。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猎头公司，也没有人能敏锐地嗅到任副总在商业上的天才。因此，任志强只能靠自己的本事去谋一份大有前途的职业还是比较艰辛的。但是，任志强自有他独特的优势，这个优势在当时还是很靠谱的。
第一，任志强是党员，中国共产党员，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
分析一：那时候中国的党员还是相当少的，优秀的党员虽然很多，但如任志强这样经官方认证的还是“稀有动物”。
分析二：那个年代党员自身的素质和觉悟很高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单位乐意让党员领导的。
第二，任志强是军人，当过12年兵的军人，并且还是个优秀的军人。
分析一：军人刚打过仗，拯救了水深火热中的人民，那时的军人是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
分析二：不是战争年代的人在部队枯燥无聊的生活中坚持了12年，任志强这家伙的耐心应该是非常好的。
分析三：优秀的军人脑子应该不笨，学问也不低，又能吃苦耐劳。
第三，华远公司在北京，还是国有企业。
分析一：华远既在北京城，且又是国有，想来任志强的背景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分析二：国企国企，就是国家的企业，全民所有即是谁都不有，那进一两个人，是没有人会担忧影响公司的前途的吧（反正前途不是自己的）。
综合以上三条，你要是华远的老总，给任副总弄个一官半职的，应该问题不大吧。再说了，从一公司副总调到你华远当个部门经理，相当于下调（平级调动还相当于降级了），你还有能什么意见？
总之，在1984年的一天，戴晓明找到任志强，向他了解其手下的一个厂长的情况。
除了任志强手下的厂长的情况外，任志强和戴晓明还谈了很多关于企业发展的情况，比如如何办企业，如何办理注册，如何去寻找市场等等。
当时的戴晓明是刚刚开始组建华远这个新兴企业，因此比他拥有更多在市场中独立经营经验的任志强当场就把戴晓明说晕了，慧眼识英雄的戴晓明当时就非常诚恳的表示，希望任志强能够到华远。
谈话之后，任志强请戴晓明吃了一顿饭，当时大概花了有三四十块钱。对当时的戴晓明来说，这可真是一顿太贵的饭了，因为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也就这么多钱。由此可见，当时任志强的钱包是相当鼓的。
其实当时任志强并不了解华远公司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他以为它完全是一个国有的全民机制。那时任志强有一个很基础的条件，那就是他绝不选择完全国有的一种机制。因为他觉得完全国有的企业就像在军队一样，会束缚他的发展。
当时任志强的态度还是很坚决的，他跟戴晓明提出来的要求就是经营环境和条件要不受国有企业的约束，他的想法是宁做鸡头不做风尾，他宁愿在一个白手起家的小企业里头去做一个领导而不愿意当国有大企业里面的一个副手。
但是后来经过戴晓明解释以后，任志强发现华远虽然挂的是全民所有制的牌子，但实际上是一个编外的企业，所以华远在经营体制上是有其灵活性的。
虽然任志强向戴晓明提出了一些要求，但这期间的任志强其实正在郁闷呢！在计划经济的那个时代，由于任志强所在的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因此就有“后娘养的”不公待遇。自古能人遭人嫉，公司的红火让一些人不舒服，于是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便没收了公司的经营权力，并派工作组接管公司，进行整顿。
正巧，戴晓明的邀请让任志强找到了归属。任志强由此进入了北京市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当经理。那时的经理不像现在满天飞，再说华远公司也算有背景的大企业了，因此任志强的官还属于挺大的。
进入华远是任志强人生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他涉足房地产的一个契机。任志强，成功了找到了供他发挥的平台了。可是，当时的北京华远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呢？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呢？任志强有没有进入他擅长的建设开发部去呢？
根据“中国企业协会网”对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的简介，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其前身是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由西城区政府创建于1983 年10 月，属于预算外全民企业。初办时仅有十几个人，几间陋室和20 万元借款。
也就是说华远集团公司1983年才成立，那么，1984年就进入公司的任志强应该是公司的元老了。
所谓“预算外全民企业”是个什么性质的东西呢？全民企业很好理解，就是全民所有制，就是国企。至于预算外就不是那么好理解了，其实就是说你只是挂个国有的虚名，经营自己搞，赚了钱自己得，亏了也自己顶着。于是发生这个国企借款开灶的事情。
至于只有十几个人的集团总公司，下面还有个叫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的子公司，就让人很难理解了。那时应该皮包公司还不流行，所以不会弄一堆虚人和虚职。再说十几个人也不好分啊！
根据简介，北京华远集团公司的前身是1983年才成立的为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所谓经济建设开发公司，顾名思义就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了。可事实上，1986年，华远公司才开始进入房地产业，以此推断，华远公司是在1986年更名为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的。
那么疑问就来了，1983-1986年之间，华远公司叫什么名字呢？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也只有这种假设才能很好的解决上面的几点疑问。
所以事实应该是，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就是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而任志强也没有幸运到直接坐上了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的宝座，他只是有幸被安排到了这个总公司的核心部门——经济建设部门，当了一个部门经理。
但是，从此任志强在他最擅长的行业，开始了他辉煌的奋斗史！
§§§第三节 “免费”坐牢
1984年，任志强辞去了副总经理，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搞了个经理当。
不过，正当任经理想像着自己美好的前程，为美好的未来摩拳擦掌时，他自己的组织却整了他一把。
有关任志强含冤入狱后被平反的事情网上有很多种说法，笔者仅以任志强博客上的叙述作一个交代。
1985年的9月30日，正是准备“十一”放假的前一天，当年的这一天也恰恰是阴历的8月15日，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一个合家团圆赏月的好日子。
上午，任志强接到了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知，通知他立即去区纪委接受谈话。但是恰好任志强在上午有个事先约好的外商谈判，是关于华威大厦项目的投资建设事宜，一直以公司工作为重的任志强便转告来人说下午再去。
中午，为庆祝中秋节和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华远全公司的人一起在“峨嵋餐厅”聚餐，准备下午就放假了。任志强觉得吃完饭自己就可以去区纪委谈话了。
可正当任志强在吃完饭后准备出发去区纪委时，华远总公司的一位副总神神秘秘的把他叫了出去。任志强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走出公司大门，任志强看到公司200米开外停着一辆西城区检察院的警车，直觉告诉任志强，这车是来接他的。任志强没说什么，上车后，车便将他直接带到了现在西城区政府的所在地——西城区检察院。
任志强有些纳闷，不是去区纪委吗，怎么来检察院了呢？事后任志强想，也许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按时去区纪委谈话，区纪委的领导认为他犯了罪要逃跑，于是案件就升级交给检察院处理了。
第12章 初入商海 小试牛刀(2)
1985年是中央开展最早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专项运动的时候，当时中国的法律又实行的是有罪推定，可以在自认为你有罪时先实行抓捕，后审查证据。抓错了也没有“赔偿法”约束。在这一背景下，理所当然的，任志强就成了法律的牺牲品。
9月30日晚上十二点，任志强被以“贪污罪”送进了西城区看守所（现西城公安局宿舍区）。在一个全国人民都欢度国庆佳节和团圆节的日子里，任志强被关进了黑暗、脏乱并臭气冲天的看守所——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塞满了近二十个壮汉！这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却是令任志强终身难忘的记忆。
检察院给任志强的罪名是“贪污”，那当然要去任志强的家中寻找他“贪污”的赃物了。但是检察院在搜查中扣押的却是大量与“贪污”毫无关系的香港电影的录像带等物。
事后，任志强还听说了检察院另行通知他的兄弟姐妹向检察院缴纳了大量的现金作为他贪污应该退赔的押金。为了交退赔的押金，任志强的妹妹还不得不卖掉了刚买不久新的摩托车。
紧随任志强之后进入看守所的华远公司会计被检察院以“老婆生孩子，家里无人照顾”为由，于1985年12月释放了。
1986年的2、3月间，区检察院也通知任志强，已将他家人上交的现金全部都退回了。听到这一消息，任志强想，看来“贪污罪”的罪名是不能成立了。但是有罪推定在先，检察院又无法轻易将任志强放出。因此，当区检察院以为任志强无罪之后，他反而被升级进入了市级看守所（宣武区半步桥的k字楼，据说是日本人建的监狱），交由市检察院审理该案了。
从任志强正式调入华远公司算起，到被关押进看守所为止，任志强大约在华远一共工作了不到十二个月的时间，但检察院却用了十四个月的时间对任志强进行审查，比一天审一天的日子还多，可以说时间是足够了吧，也可以说是被彻底的洗了个干干净净。
其实，“贪污罪”的来由是因为他给自己和员工发了一大笔奖金。当然，任志强是在上级批准的的前提下发放的。这件事任志强在1985年三月就在企业自我清查整顿中主动申报过的，并已且经在5月7日区政府各机关来总结公司自查成果时做过结论的。
既然不能用“贪污罪”来定罪，也要找个判罪的理由，于是市检察院就从公司自查的报告中找了一条“工商局”已做过超出经营范围的结论的事当作“投机倒把罪”判任志强缓刑回家了。
个性强硬的任志强当然不同意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了，他提出了上诉。上诉之后，法院顺水推舟的将此案退回市检察院重新审查。
最有趣的结局是，当市检察院给任志强发放无罪判定书的同时，却向华远公司领导（任志强的前任总经理和党委书记）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求任志强不得上告检察机关（虽然当时没有赔偿法，但也是错案）。至于这个要求，任志强很容易就答复了，他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为个人的平反与荣誉问题而无休止的打官司。检察院更不知道，任志强“出狱”之后对前任总经理说的第一句话是“还要跟着党走”，第二句话是“娘打孩子还有打错的时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任志强最少还有点基本的政治觉悟。
市检察院的第二个要求是将检查员的漂亮妻子安排在华远技术公司工作。
无独有偶，当市检察员的老婆进了华远公司时，区检察院审理任志强案件的检察员也要求辞职并调入华远工作，虽未如愿，但事后成了华远公司的代理律师。于是，“不打不成交”便成了任志强案件的结束语。
从监狱生活中无罪释放之后，任志强将这次坐牢的经历视为一次难得的教育，从那天起，遵纪守法的警钟会天天在任志强耳边响起，他下定决心绝不会再给检察院第二次这种再能找出把柄把他关进去的机会了！
现在文学牛人李敖说过：我做过牢，陈水扁没做过，所以我比他强！以此推论，任志强比一干房地产的巨头都要强。
而且被无缘无故关了14个月的任志强对共产党没有什么怨言，反而出狱后的第一句话是：还是跟着共产党走；接着说，娘打孩子也有打错的时候！
任志强的胸襟是否很伟大，我不作评论，但至少那时候是没想着当“愤青”的。
§§§第四节步步高升 终成舵手
改革开放是一剂良药，更是一针兴奋剂。它让穷怕了，饿怕了的劳苦大众们没有了钱多可耻的心态，只有了吃饱了撑着的理想。
1983年，中国政府开始进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就是让城市和农村不一样。这不一样首先就得体现在样子上，农村低矮的房屋和崎岖的小道是象征，那城市肯定要高楼大厦和宽阔的大道了。只有楼高了才能装的下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只有路宽了才能有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嘛。
任志强赶上了好时候，肚子里有点墨水，又能修房子的任志强从部门经理升任华远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经理，还兼任了华远经济建设总公司的副经理。
当时，戴晓明向任志强承诺，只要完成一定的利润，经营的范围可以不受限制。刚到华远，戴晓明让任志强组织施工改造地安门商场，当时对房地产还了解甚少的任志强就成了施工队的队长。
这时的任志强，应该是雄心勃勃，干劲十足，对政府也是充满着敬意的。
这时的任志强，埋头苦干，实干，是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的，更没有时间抬起头来对谁指手划脚的。
这时的任志强没有想到自己会一炮成名，会从此涉足房地产的脚步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只是在京城内的皇街地巷负责大量的旧城拆迁改造任务，但任志强和他的华远房地产，仍然豪情万丈，他们一路上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他们先后开发的拆迁安置用房项目远至石景山、大兴、丰台、昌平和通州。西单商业区改造、西单文化广场建设等多个重点工程也是由华远独立承担，并出色完成。
华远发展受益于政府，华远最辉煌的年代，应是九十年代中期前替代政府大刀破斧地进行旧城和西单商业区改造。华威大厦的建设原本是西城区政府因为1976年唐山、北京大地震时西单地区严重破损而进行重建的单一计划，政府原本决定用部分财政拨款的方式交由华远组织实施。但是后来因为政策的变动，该项目失去了财政拨款的支持，转化为商业性的投资建设。
于是，华威大厦成为了华远第一个房地产项目。这个项目有很多标志性的意义，它是北京市区属企业中最早最大的一个中外合资项目，是第一个境外银团贷款的项目，也是第一个中外联合设计建设承包的交钥匙工程的试点。华威大厦成为西单地区改造的起点与标志。
在建华威大厦的过程中，任志强带领部下对该项目第一次进行了可行性商业报告的论证，这个举措让设计院的专家都觉得新鲜，因为在这之前没有一个工程进行可行性商业报告的论证。
由于任志强具有前瞻性的创举，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委托华远以企业运作的模式对西单进行改造。1985年，在任志强的倡导和主持之下，西城区召开了战略研讨会，制定了以华威大厦为龙头，陆续实施华南大厦、广州大厦工程的决定。
在这次的研讨会上，华远作为国有企业第一次不向国家要钱，自主经营的模式进行西单工程的改造。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如想像的那么简单，让任志强没有想到的是，很快国家便对大型建设项目全部喊停，这无疑给任志强正准备大干的雄心泼了一盆冷水。
面对已经拆为平地的西单，任志强头疼不已，已经拆为平地的西单难道就要坐着等死吗？因为无法投入项目而引致拆迁户的连锁反应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对房地产还不甚了解的任志强却精通店铺的经营，于是他将拆出来的空地改为小商品市场，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百花市场”，这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小商品市场。
只是为了缓解危机的一个小小改动，任志强没有想到百花市场却经营的风风火火，引得全国各城市都到百花市场来取经，1990年，还在百花市场举行了全国市长会议。百花市场的举办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没有让土地闲置，同时又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不过，在旧城拆迁中也会经常发生冲突。从政府到公司，谁都不愿处理得理不让人的拆迁户。
有一次，拆迁部经理诉苦说自己被拆迁户聚众打伤，身为老总的任志强一时火起便直奔现场，拦也拦不住。
在现场，任志强任凭拆迁户拳脚相加，眼镜被打碎了，头发也被揪掉了不少，可任志强就是不还手。不还手的同时，任志强也坚持他一步也不让的原则。
后来有朋友说他是将帅陷阵匹夫之勇，可任志强却私下告诉朋友那时已无退路，必须作出样子。
结果呢？这场架对内对外都颇具震慑力：一是拆迁户见老总都敢上阵，也就适可而止不再漫天要价；二是公司部门经理遇到难题再不敢向后退缩、推脱责任了。
就这样，任志强座倚京都，背靠政府，充分发挥改革的政策优势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他超常规的、杰出的个人才能，使其在政府划拨用地，政策利用渠道等方方面面，都拥有着无与伦比的、超出常规的运作能力。
华远走的路线可谓两头开花，要么是建设大型的献礼工程，像西单文化广场，要么是成本低廉的拆迁房和集体住宅。西单文化广场的改造使任志强成为房地产行业的“大佬”，当时华南大厦的建设是北京与上海、广州联合的一次创举，据了解，后来成为国家总理的朱熔基就多次与任志强会晤，共议华南大厦的建设。
而任志强依靠在北京的关系，不断承接市政工作中的房屋拆迁工程。这是许多开发商可望不可及的肥差，因为拆迁房是不用愁销路的，而且成本极低，房屋的设计和质量只要不出事就已是功德无量。
可以这么说，1998年房改以前，任志强的华远主动经营给政府献花工程（西单文化广场等）和拆迁房。应该说，拆迁房是任志强所依赖的一个肥差，也是他最擅长的。
§§§第五节 “粮票换鸡蛋”
1988年是中国房地产的一个关键时期，政府觉得城市改革搞得太快，太乱，需要停下来思考思考，把乱搞的人和事整顿整顿。于是，连续出台了停缓建和建筑税的征收两项政策。这一举措拉开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房地产发展纠缠不清的故事；这一震痛夭折了很多可能的大腕，但也同样孕育了很多后来的房地产巨鳄。
1988年，万科参加了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拍卖场上，万科经过白热化争夺，终于胜出，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负责拍卖的官员望着王石，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简直是瞎胡闹。”按照拍卖的价格计算，楼面价格已经高于周边地块的住宅平均价格。目前的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未来有可能成为世界伟大企业之一的万科，就是这样懵懂、鲁莽地冲入房地产行业的。
第13章 初入商海 小试牛刀(3)
1988年，冯仑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一外贸公司老总。外贸公司老总拍出了30万元，冯仑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那段时间，冯仑整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他的破面包车，跑遍了海南每一个市县，一心想为海南发展出力。
1988年，本该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潘石屹已经在深圳和海南折腾了一年多了，那时他已经和冯仑有所联系：在深圳不如意的潘石屹南下海口，做了冯仑创办的海南体改所的副总经理。
1989年是一个完美泡沫的起点：1990年海南的房地产投资开始急剧膨胀，房价和地价的飞速上涨使人们失去了理智，疯狂投入到各种与“炒卖”有关的行动当中。曾有一则夸张的传说：一位只能露宿街头的民工有次睡在了海口某房产开发公司门口，醒来时身后已经排起了长长的购房队伍，而他那有利的地理位置得到了几位急性子买家数万元的开价。
而同期的任志强又在忙乎什么了？
那永远拧巴着的眉头，面部肌肉、筋骨分明，态度永远桀骜不驯的任志强，正担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他还在为他的总裁路而专心致致的盖着他的第一幢房子，也是华远公司的第一个项目——西单华威大夏。他是如此的专注，如此的投入，以致于没有察觉泡沫的产生，没有听到泡沫破灭后的巨响。他只是在盖房子的同时，嘴里偶尔发出对“停缓建”政策的埋怨，以及对国家找他征税的不满。但他还是很满意他从事的房地产事业——一个新兴的，大有潜力，也是在为当时的人民谋福利的事业。
也许没有亲身经历泡沫的光环，更没有经历泡沫破灭时的恐怖。任志强只是埋头于数据与理论之中，始终没有真切的明白中国的市场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纯粹的任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总有点书生气的，牛一样的倔强的认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行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他忘记了自己的商人身份，在以一个老师的语气不倦的教育着政府官员。
他的数据有理，思维慎密，把理论演绎的很完美，可他忘记了中国的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中国的人民也是一群特殊的人民。
任志强同样忘记了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虽然人均gdp少的可怜，虽然千万富翁只占中国人民的1%，那乘以十三亿等于一千三百万，当这一千三百万背着钱袋子向一个区域奔去时，那个地方将无立足之地。
而任志强只是专注的盖着房，分析着数据，研究着他的理论。
幸好，华远公司看到了任志强的专注，也从凭地而起的华威大夏中看到了他的才干。
于是，1990年5月7日，任志强被任命为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仅形式上积累了两年的资历后，任志强就成了这个后来全国第一大房地产公司的带头大哥，总经理总裁一肩挑。
不过对任志强总经理的任命曾在公司内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1989年底，当时任华远集团总经理的戴晓明被上级另有任用时，总经理一职便出现了空缺。按照论资排辈，任志强不能出任新的总经理，因此就任志强能否担任华远集团的总经理一职在西城区政府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在争论未果的情况下，两派达成共识，由任志强主持总经理的日常工作事务，但不涉及他的级别待遇。
不过，由于任志强具备极强的工作能力，在1990年5月7日，任志强被正式任命为华远集团总经理。
任志强有些兴奋，也有些激动，他手拿着圆规，一个完美的圆即将开始！
1992年，嶓石屹从海南逃回北京了，身上除了钱，他一无所有。但那点钱要买个地盖个房还是不够地。国有银行刚在海南泡沫中被炸的遍体鳞伤，没有钱往外借了。国家也怕再在哪个地方整出一个泡沫来，便开始了宏观调控与土地增值税的增收。
于是，善于空手套白狼的潘石屹只能抬头看看北京的蓝天，有力的踩踩脚下流淌着黄金的大地。
于是，潘石屹第一次觉得有钱没处花是如此的痛苦。
于是，潘石屹的带头大哥冯仑召集万通兄弟写了一本名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以此书励志，并安抚他的五个小兄弟躁动不安的心。
于是，六兄弟开始了不懈的努力，因为他们相信金矿总是见者有份的。
有一天，潘石屹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时，无意中听旁边吃饭的人讲，北京市给了怀柔四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是没人愿意做。在特区见过世面的潘石屹深知“指标”二字意味着机会、意味着金钱，于是他主动跟怀柔县体改办接触：“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
就这样，凭借着从餐厅听来的消息，潘石屹注册了一个名为“万通北京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而这个公司也成了后来名震地产江湖的“北京万通”的根基。
但是，有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潘石屹的面前，他的公司没有地！怎么办？没有地，当然要找地了！
为了找地，潘石屹碰了很多壁。在看清了自身和北京的形势后，经朋友介绍，潘石屹将目光瞄准了国企华远地产的老总任志强，他决定到北京城房“地产大鳄”任志强那里虚心请教。
而此时的任志强呢？他手上有地，兜里有钱，背后有人，他生机勃勃，雄心壮志！
不过，当潘石屹“求见”任志强时，任志强并没有立即“接见”潘石屹。任志强觉得潘石屹没有什么名气，于是便派了手下一个小卒部门经理与潘石屹交谈。
毕竟部门经理与潘石屹不是一个级别的，故而交谈为果，任志强只好出马。
“任总，北京的房地产目前是个什么状况？我要进入这个行业，应该怎么搞？”潘石屹犹如一个小学生一般，毕恭毕敬。
“知道七通一平是什么吗？”任志强反问了一句。
“不知道！”潘石屹的回答也干净利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