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指智囊团吧？”我问道，想能推则推。
“是的，大臣。”
“你为什么要这个呢？”我问。
“这样我们可以再起草一份。”
“没必要了。”
“我想有必要，大臣。”
“汉弗莱，”我坚定地说，“起草文件不是文官的专利。”
“这是一种高级专业化的技巧，”他回答说，“非文官的人很少能干得了。”
“胡说，”我说，“起草文件挺容易，这是人人都会玩的把戏。”
“可玩的时候免不了会肝火旺。”他回答说。他真是个十分风趣的人，真的。
这句话使我格格笑起来，我改变了话题。可是他不肯放过我。
“那么，请把报告草案还给我，好吗？”他坚持说。
“当然啰。”我脸带笑容说。他等着我，可什么也没等着。
“什么时候给我，大臣？”他问，同时想要回敬我一个微笑，可是这笑容肯定是透过紧咬着牙齿才露出来的。
“以后吧。”我敷衍道。
“到底是什么时候？”他咆哮着，脸上仍带着笑。
“你老是说，我们办事不该急急忙忙。”我恼怒地说。
于是他要求我给他一个坦率的答复！脸皮真厚！既然他用我的话语来说话，我就用他的话语来回答。
“在适当的时候，汉弗莱，”我真的感到很开心，“在预定的时候。在合适的关头。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当必要的程序结束的时候。要明白不可仓促从事。”
“大臣，”他说，好脾气已荡然无存，“这件事非常紧迫。”他急得手足无措。好极了。我的战术成功了。“紧迫？”我满不在乎地说，“你怎么学会这么多新词来了？”我想我一生中从未对任何人这么粗暴无礼。我实在开心极了。我一定要更经常地来这一套。
“我希望您原谅我这么说，”汉弗莱爵士以他冷漠的度开始说道，“但我正开始疑您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装出一付大为震惊、莫名其妙，一无所知的模样——其实全是做给他看的。“汉弗莱！”我用我深深震怒的声音说，“我们之间该不会有什么秘密吧？”
“我很遗憾，大臣，但是考虑到各种情况，并顾及一切可能性后，有时候人们会不得不认为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说，事情也许不是——恕我直言——不是以一种完全坦率的方式在进行着的。”汉弗莱爵士显然是用他在紧要关头所能想起的明白不过的话来辱骂我。不是以一种完全坦率的方式，哼！正如在下院说别人讲谎话是违反议事规则一样，讲这句话不用说也同样违反了白厅的行为准则。
因此我决定向他交底。我告诉他，那份报告修正稿已由我亲自重新写过，觉得很满意，不想请他重写了。
“可是……”汉弗莱爵士开口说。
“别老说‘可是’了，”我厉声说，“文官的拖延战术我已经领教得够多了。”
“我可不会把文官的拖延说成是什么‘战术’，大臣，”他说道，”这会把懒散当技巧了。”
我问他，我们难道不是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行政部门的拖拉作风吗？他回答说是这么回事。
“委员会怎么了？”
“噢，”他推诿说，“委员会还没有开过会。”
“为什么不开会？”我要了解情况。
“好像是……给耽搁了。”他承认道。
让汉弗莱知道现在存在着一个普遍要求彻底改革的真正愿望是重要的。我提醒他我创建的关于行政事务的全党特别委员会非常成功。
我说这话很可能是失策，因为他立刻问我这个委员会有什么成就。我只好承认目前还没什么成就，但我指出党对之感到十分满意。
“是吗？”他问，“为什么？”
“星期一《每日邮报》用占10英寸的栏目作了报道，这还仅仅是开始。”我自豪地说。
“我明白，”他冷冷地说，“政府是用报道的篇幅来衡量它的成就的，是这样吗？”
“是的……但又不是。”我笑着说。
他还是非常关心报告草案的修改稿。
“大臣，”他坚定地说，“您打算递送的证词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更严重的是——非常不明智。”我想，这算是汉弗莱迄今所说的能表明心迹的话之一了。“以前我们也经历过这种事：行政部门的扩大是国会立法的结果，而不是官僚帝国建设的结果。”我开始想，也许汉弗莱是真的相信这一点的。
“照这么说，”我说，“当这问题在下院质询中提出时，你要我告诉国会说，行政部门这么臃肿是他们的过错吗？”“这是真相，大臣。”他坚持说道。
他看来不理解我需要的不是真相，我要的是我能向国会说些什么。
我把情况向他讲清楚。“汉弗莱，”我说，“你是我的常任秘书。
你打算支持我吗？”
“大臣，作为您的旗手，而不是作为您的抬柩人，我们总是支持您的。”
这话隐隐约约有点威胁的味道。“我问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随着我越来越激动，他反而越来越冷静。
“我还以为我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呢，”他以尖的声音说话，咬字发音清楚得过了头，有点使人想起伊迪丝·埃文斯夫人扮演的布莱克内尔夫人，[1]“切不可把这样的报告送给一个公开发表其建议的机构。”
像往常那样，他完全没有搞懂我的意图。我向他解释说，正因为报告要公开发表，我才要提供证词。作为大臣，该由我而不是那些常任官员们来判断什么时候应保守秘密。
这一下他似乎真的无话可说了。他不说话，琢磨了好一会后，他问我，他是否可以再提一个建议。
“只要直话直说，当然可以。”我答道。
“如果您一定要去做这该死的蠢事，别用这该死的蠢办法去做。”
2月2日
今天上午在去唐宁街十号的路上，伯纳德给我看了内阁议事日程。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从中获悉，内阁将要讨论我提出的——或者不如说据称由我提出的关于撤销地政局的建议。迄至此刻我才听说过这种事。这方案是要把剩下的职能移交给地产管理局，其主旨是削减自治政府部门的数目，这些部门人员已经增加了9.75%。伯纳德对我说，我是这个建议的倡导人。天知道我什么时候成了倡导人——我想它一定在前几个星期的什么时候被放进了我的红盒子里，但是我已记不清了。我一直在忙于给智囊团写报告，过去一个多星期里我没做过别的事情。不管怎么说，我不可能记住我每天凌晨一两点钟拼命赶出来的每一份文件——事实上，这些文件我可一份也想不起来了。必须有一个更好的工作体制才行。
伯纳德向我保证，我其实没有必要详细了解这个建议，因为他通过私人办公室信息网络得来的小道消息说，这建议肯定会顺利通过。
〔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不像读者可能想象的那么偶然。由于时间紧迫和诸多立法上的复杂问题，大臣们常常不得不向内阁提出一些他们从未审阅过或者不太了解的方案。从而人们有时得把大臣的政策，即大臣本人对之有强烈个人看法或已经作出承诺的政策和部的政策，即大部分的政策加以区别——编者。〕2月3日
今天是迄今为止的不吉利的一天。也许不单单是我当大臣以来不吉利的一天，也是我从政以来不吉利的一天。
我深深地感到沮丧。
尽管如此，我仍觉得有必要把一天里的事情记录下来，我将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来写。
今天上午汉弗莱爵士似乎参加了常任秘书的每周例会，当他在会上透露我亲自写报告给智囊团的事情时，据说挨了两位同僚的批评。
汉弗莱似乎向伯纳德表示过他对我所作所为的不满。而伯纳德——看来他是我唯一能完全信任的人——就对我说了。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任秘书弗雷德里克·斯图尔特爵士显然真的对汉弗莱说过，一旦你允许一位大臣自己动手写草案报告，下一步他就要开始支配政策了。
真叫人难以相信！
但事实确是如此。我已经懂得，起草文件，就打了胜仗。
〔这便是为什么当时文官惯常在开会前就作好会议记录的道理。这样做达到两个结果。首先，这有助于会议主席或大臣确保讨论遵照事先商定的思路进行，并确保有人提出正确的看法。其次，由于工作繁忙的人通常不太记得清楚会上商定的内容，事前就把它定下来确是极其有用和方便的。只有当会议结论同事前准备好的会议记录大相径庭或完全相反时，官员们才需要重新动笔。就这样，预先写好的会议记录能够决定许多会议的结果，不管与会者实际上可能讲了什么话，或者达成什么协议——编者。〕汉弗莱爵士和弗雷德里克爵士正在讨论汉弗莱的（不是我的！）关于削减自治政府机构的计划时，碰到了唐纳德·休斯博士[2]。他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休斯透露，智囊团在其提出的咨询意见中已接受了减少自治政府部门数目的想法。这消息使汉弗莱爵士惊愕不已，因为各部的证词还没有全部送交智囊团——我部的证词就未送去！
汉弗莱爵士对唐纳德·休斯的消息起初并未感到不快。作为一个老练的文官，精简政府机构的建议自然使他想到可以借此来吸收大批专门处理精简工作的新人员。
可是，计划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汉弗莱在今晨上午9时〔赘词——编者。〕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通知我，唐纳德·休斯博士提出了以下几点：1．吉姆·哈克始终谋求紧缩行政部门臃肿状况。
2．他终将取得成功。
3．为促进此事，财政部、内务部和文官部均已建议撤行政事务部。
4．“首相对此计划表示赞许”（他的原话）。
可怕！我的职位处于危急关头。
首相似乎对这想法着了迷；其理由是，它干脆利落，富有戏剧性，而且在政治上将得人心。
他们打算把行政事务部的所有职能全部纳入其他各部。
那么我的命运如何呢？显然他们将向新闻界和公众表明，我凭借着一心为公，不惜自我牺牲的政策，已经取得成功，我本人则将被踢到上议院去。
唐纳德·休斯还在往伤口上擦盐，似乎把这事说成是“把赞许、晋升和阉割三件事都做到了”。他似乎还建议让我接受“神风突击队哈克勋爵”的封号。[3]
很明显，休斯对自己和自己的方案都觉得很满意！这大概是因为他自己对行政部门的铺张、官僚主义和浪费作风正在进行着一场讨伐吧。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跟他看法完全一致。但不能拿我来开刀呀。多谢，多谢，休斯博士。
这的确证实了我的直觉：内阁在政治上的暗斗又要开始了，毫无疑问，我们都得从事一场大博斗。人人都反对我们。财政部、内务部和文官部的常任秘书们都会取得更多更大的权势。领导这些部的内阁同僚们也是这样。当然，我一向知道，行政事务部是一个政治坟墓；也许首相一直在给我喝毒酒呢——毕竟我曾为马丁主持过与首相争夺党内领导权的运动，而首相的座右铭是——顺便提一提——“败则怨恨，胜则报复！”
说句公道话，唐纳德·休斯似乎还表示过汉弗莱也得下台。
“霍斯费里街有个职业介绍所，”他恶毒地说，“19路公共汽车就停在门口。”
这是我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中听到的唯一使我稍感有趣的事。不过我想汉弗莱从牛津毕业以来恐怕还从未乘过公共汽车。
今天上午汉弗莱把近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时，我大为惊骇。
起先我不大相信。我对汉弗莱说我心里发慌。
“您发慌了吗？”他说，“我也发慌。”伯纳德说他也在发慌。
毫无疑问，情况是可怕的。
我确信情况正如汉弗莱爵士引述唐纳德·休斯所说的那样。因为这话听上去不假，而且汉弗莱还看到了财政部、内务部和文官部的联合建议。何况休斯还非常接近首相，所以他一定知道内情。
我问汉弗莱，不管我是否去上议院，我会不会另被任命一个职务。我还顺便加上一句，要是授予我贵族头衔，我将坚决拒绝。“谣传有一个新职，是负有一般性责任的产业协调大臣。”汉弗莱爵士严肃地答道。
这是迄今为止糟糕的消息。产业协调实际上意味着罢工。[4]从现在开始，在英国的每一次罢工都将是我的过错造成的。真是妙不可言！
我思索了一会。汉弗莱爵士打断了我的深思，他用阴沉的语调问：“您有没有考虑过我会碰到什么情况，大臣？我也许会给派到农业、渔业和粮食部去。我余下的生涯将用于辨认鳕鱼的捕获限额该是多少。”
伯纳德斗胆微微一笑，汉弗莱就朝他发牢骚，“至于你，小伙子，如果你的大臣垮了，那么你作为前程无量人物的名声——虽然不过尔尔——也彻底完蛋了。你说不定要在斯旺西的车辆执照办理中心度过你的余生。”
“天啊！”伯纳德轻声说。
我们默默地坐着，各自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过了好久，我长叹了一声，汉弗莱也叹息起来，接着伯纳德也叹了口气。
当然，这全都是汉弗莱爵士的过错。削减自治政府部门数目的建议本来就愚不可及，结果让我们的敌人占了便宜。我就这样说了。汉弗莱却说都得怪我不好，因为我向智囊团提出了分阶段紧缩行政部门的建议。
我对这种荒谬的说法嗤之以鼻，因为智囊团根本还没有看到我们的报告。可是汉弗莱透露，党组织从中央大厦送了一份样本给首相。
照他这么说，也许我们俩都有责任。不管怎么说，争论已经毫无意义，于是我要汉弗莱想些点子。
大家都闷闷不乐，又是一阵沉默。
“我们可以提出一份文件。”他终于说了。
“提出什么问题？”我问道。妙极了！
汉弗莱问我有没有什么建议，我可没有。我们于是问伯纳德。
“你怎样认为的，伯纳德？”
“我想这事真可怕。”他重复已经说过的话。这人根本没用！接着汉弗莱提议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通力合作。这至少是个新鲜的好建议。我本来就认为他的任务就是在一切场合跟我配合。他说这话似乎是一个供认。而且他心目中的合作通常是他吩咐我做什么，然后我就照办。可是，瞧！他这一套把我们搞到什么地步了！尽管这样，我还是问他有什么主意。
“恕我直言，大臣。”他开始说道。这真叫我受不了。我叫他不要再对我说这种带侮辱性的话！他显然正要暗示我对这件事情的任何意见都是不值一顾的。
但是汉弗莱重申，他真的要大家合作。“我需要您。”他说。
我得承认，我颇有点感动了。
他提议我们去请弗莱克·韦塞尔来，这使我万分惊讶。
汉弗莱显然改弦易撤了，即便这也许已为时过晚，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是这样，大臣，要是首相支持一个计划，白厅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抵制它。内阁大臣们的计划却很容易遭到抵制……”他立刻纠正了自己的话，“……很容易被修改，可是首相的情况不同。”
简括地说，他打算在威斯敏斯特和白厅同时抵制这个计划。[5]他认为弗兰克能帮助动员下院后座议员。
我提出舰队街也许会有用处，[6]要是弗兰克能把报界争取到我们这边的话。汉弗莱脸色发白，欲言又止，但还是同意了，这一点值得赞扬。
“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么就是舰队街也……”他咕哝着说。
2月4日
昨天弗兰克不在。因此今天我们跟他碰了头。
他才听到消息。我们问他有何看法。他竟然无言以对，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看到他这样。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真可怕。”他回答道。
我们都同意这确实可怕。
只好由我来出头说几句鼓励士气的话了。“我们可不能再像淋湿的母鸡那样光是拍翅膀，我们得做点事，防止行政事务部被撤。弗兰克，你去联系组织秘书办公室，去动员后座议员和中央大厦，在事情还没开始时，就阻止它。”
“大臣，我再次吹毛求疵，实在抱歉，其实要在事情开始之前就把它阻止住是办不到的。”伯纳德插嘴了。真是个湿母鸡的总司令。他在关键时刻实在是毫无用处！
弗兰克指出我的想法无多大用处，因为后座议员可能会喜欢撤行政事务部的方案。于是我对他说，这其实是汉弗莱的主意。
经过一夜反复考虑，伯纳德提议在新闻界掀起一个宣传运动，刊登整版广告来颂扬行政事务部。他提出了一些口号：“行政工作拯救了国家”、“文牍主义是一种乐趣”。
我们对这些想法有点犹豫不决。于是他又提出一个口号：“文牍主义使国家凝聚起来”。
有时我对伯纳德真的感到绝望。
大家沉默了好长一阵子，汉弗莱忧郁地说：
“毫无疑问，凶兆已经露头。”也看不到还有什么避免灾难的真正希望。
这真叫人害怕！
2月5日
即使大难当头，人总要活下去啊。
今天我们开会讨论欧洲通行证问题。这完全是个新出现的情况。我甚至还没听说过这事。在过去这几夜里，我的红盒子里显然有过关于这事的信息，但我一直情绪低落，心事重重，实在没法读懂任何材料。
欧洲通行证似乎是一种新的欧洲身份证，凡欧共体国家公民均需随身携带。据汉弗莱说，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愿意支持这个主意，想以此作为交换条件，来解决黄油、酒、牛奶、羊肉以及鳕鱼等因生产过剩而引起的贸易战问题。
首相显然要我提出必要的立法建议。
这真把我吓坏了。
汉弗莱爵士对我的反应感到意外。他本以为这主意不错，因为我是出名亲欧洲的，而且他认为欧洲通行证从长远来看将起到简化管理的作用。
弗兰克和我试图向官员们讲清楚，由我来提出这么个方案将意味着政治上的自杀。英国人民不喜欢携带强制性身份证明。在我还没有从涉及信息库的争吵中彻底恢复过来的时候，我又将蒙上企图制造警察国家的罪名了。“难道我们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这个吗？”我能听到后座议员们这么嚷嚷着。
“可是，这东西实在同驾驶执照没有什么两样。”汉弗莱说。
“这玩意儿是我的催命符。”我说。
“您就把它改称为欧洲俱乐部通用卡吧，这样您也许就能混过去了。”伯纳德说。我叫他闭嘴，要不就滚开。
弗兰克问为什么得由我们来提出建议，而不是由外交部来提出？这问题问得好。
“据我所知，”汉弗莱解释道，“首相原来的确建议由外交部来提出这一立法建议，但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大臣认为这是内务部的事，而内务部则表示这基本上是行政性质的事务。首相表示同意这一看法。”
弗兰克说：“他们是在把炸弹邮包传来传去，都不敢搭上手啊。”
难道你能责怪他们吗？他们已经听到定时炸弹的嘀答响声了。
汉弗莱悲哀地接着说，身份证法案也许将是我们部里办的后一件事了。
跟文官不一样，弗兰克和我仍然感到难以理解的是，甚至像欧洲通行证这样的建议竟然也会被外交部认真地加以考虑。我们俩都能清楚看到，这是为反欧洲派提供极好的武器。我问汉弗莱，外交部是否不懂得，这对欧洲理想将是多么有害。
“我肯定他们懂得，大臣，”他说，“所以他们要支持这个建议呀。”
这反而使我摸不着头脑，因为我一向觉得外交部是亲欧洲的。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我问汉弗莱。
“既是又不是，”他当然这么回答我，“请原谅我用这话来回答您，”他说，“外交部是亲欧洲的，因为实质上它是反欧洲的。事实上，文官一致希望能确保共同市场不起作用；这也正是我们加入共同市场的原因。”
这像是在叫我猜谜语。我请他作进一步解释。他的论点可概括如下：英国的外交政策目标至少也有五百年不曾改变了——那便是，要制造一个分裂的欧洲。为了这个目标，我们跟荷兰人一起同西班牙人打仗，和德国人一起同法国人打仗，和法国人以及意大利人一起同德国人打仗，又和法国人一起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打仗。〔这里指荷兰人反对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叛乱，一系列的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编者。〕换句话说，就是分而治之。外交部找不出任何理由来改变这个迄今一直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的政策。
我对这些当然是清楚的，但我把这看作是过去的历史。汉弗莱却认为事实上仍然是现行的政策。他解释道，我们有必要去瓦解欧共体，因此我们一定得挤进去。以前我们试图从外部去瓦解它，但这样做不行。〔这里指的是英国曾徒劳无功地短期加入了1960年成立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后于1972年退出——编者。〕既然现在我们挤了进去，我们就有可能从中获得不少好处。我们现在已使德国人与法国人为敌，使法国人与意大利人为敌，使意大利人与荷兰人为敌……外交部对此感到万分欣喜。这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
这一番话使我听得目瞪口呆。我原以为我们所有这些公开亲欧洲的人都信仰欧洲理想。我把这意思对汉弗莱爵士说了，他只是咯咯地笑。
因此我问他：要是我们不信仰欧洲理想，为什么我们还推动增加欧共体成员国？
“道理是一样的，”他回答。“这好比是联合国。会员国越多，你越是能挑起争论，联合国也就越来越变得一事无成，不起作用了。”我认为这些都是极其可怕的玩世不恭的话，我就这样告诉他。汉弗莱爵士讨好地表示同意。“是的，大臣，我们把这叫做外交手腕。您要知道，英国就是靠这个变得伟大的，您知道。”
弗兰克无愧于他具有的小猎犬的性格，硬是要继续谈欧洲通行证问题。“欧共体其它国家对强制携带身份证明会有什么想法？它们也会抵制吗？”
汉弗莱爵士不认为会这样。“德国人会喜欢这么做，法国人会置之不理，而意大利和爱尔兰则无法推行，因为太混乱了。只有英国人会感到愤恨。”当然，他说得对。
我得说，对我说来，所有这一切都开始显得可疑，就像是一个要把我甩掉的阴谋。但这一次弗兰克却不同意有阴谋的提法，理由是不管怎样，我总是要给甩掉的，因为我的行政事务部就要撤了。
但我心里总是疑首相是要把这事弄得绝对有把握。弗兰克叫我不要疑神疑鬼，可是我想，要是人人都阴谋反对他，他也会疑神疑鬼的。
“我们站在您这边，大臣。”汉弗莱爵士试图安慰我。生活就是充满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接着我想到了一个主意，我突然明白，马丁会站在我这边。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以前没想到这一着。他是外交大臣——而且我确知他是真正亲欧洲的。（汉弗莱称他为天真汉。）再有，我曾为他搞过反对首相的运动。要是我给排挤掉，他准会失利。
我们安排星期一同他会晤，地点在下院。我想不出他怎样才能具体帮忙，但我们共同努力也许会找到某种手段。
2月8日
一切顺利。我们胜利了。我的职业，汉弗莱的职业以及行政事务部都全靠了一个高明的机会主义政治手段而得救了，对此我极感自豪。当然还加上一点小运气。总之今天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一天。
我们在马丁的办公室里秘密集会。马丁满口是蹩脚的俏皮话。
“你干了一件力士参孙才干得了的事，[7]吉姆。”我的神情看上去大概有点茫然若失吧。
“你瞧，你想要精简行政部门，你成功了。你把整个上层建筑拆掉了——却连自己也埋葬了。”
我不知道自己该微笑呢？还是该称赞他的风趣呢？还是怎么办？
汉弗莱爵士当然亟欲参加这个玩弄比喻的游戏。
“这是个皮洛士式的胜利。”[8]他悲哀地说，腔调像是在吟诵诗句，大概是为了提醒我们，他是个古典文学爱好者吧。
“有什么好主意吗？”我问马丁。
他可没有。于是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气氛阴沉得可怕。
弗兰克继续费劲地捉摸着首相为什么要搞欧洲通行证这个谜。后来才知道他这样做只是偶然的。“我真不明白。这么做毫无意义。为什么首相看不出这会对政府造成损害？”
我同意他的看法。我说欧洲通行证这件事是自从我被任命为内阁阁员以来政府将要碰到的糟糕的灾难。〔我们认为哈克表面上说的话并非他的真意——编者。〕马丁对欧洲通行证问题相当镇静，“人人都知道这不会成为事实。”他说。
他说“人人”是什么意思？我的确就不知道这事是实现不了的——再说，直到昨天我甚至还不知道竟会有这种事。
“这事首相得一直敷衍下去，”马丁接着说，“直到拿破仑奖颁发以后才能歇手。”
众所周知，拿破仑奖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种奖金，每五年颁发一次。它包括一枚金质奖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盛大仪式和十万英镑奖金。首相是呼声高的人选。受奖对象须是自从拿破仑以来对欧洲团结贡献大的政治家。〔这就是说不把希特勒算在内——编者。〕“评奖委员会再过六个星期就要开会了。”马丁说，“因此首相显然不想把船掀翻，至少当他把船放进口袋之前是这样。”
我好像听见伯纳德叽哩咕噜地自言自语说，船可是放不进口袋的，不过他的话音很轻，所以也许是我听错了。但由于他不肯再说一遍，我才相信自己其实不曾听错。
“一旦得了奖，”马丁又说，终于讲到了点子上，“首相自然会把欧洲通行证置之脑后。”
这时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但我一下子还说不清楚。它正在我脑子深处慢慢形成。我得先请别人回答几个问题才行。
“马丁，”我问，“有多少人知道是拿破仑奖的得主？”
“这是绝对保密的。”他说。当然，这回答使我失望。“绝对保密”意味着人人都知道。
但这次看来情况不一样。“绝对保密，确是绝对保密。”马丁说。
我一下子激动得话也说不清了。“你们还不明白吗？”我说，“后座议员……透露……”汉弗莱给弄得莫名其妙，他问我是不是指威尔士国民党。此时此刻，上帝站到我这一边了。门开了，唐纳德·休斯博士走了进行。他道歉说他过一会再来，但我把他拦住了。我对他说，我正要找他，要向他请教，并请他坐下来。
他假装说他很想帮助我，但他警告说，如果是在马逃走后再要关上马厩，即使是他也无能为力了。我奉承地说，他不会无能为力的。我对他说，我现在在道义上正处于严重的进退两难境地。这自然是我在当时胡编出来的。
我说我的困难处境是这样的。我告诉休斯说，据我所知，有一位后座议员打算就英国是否实行欧洲通行证问题向首相提出质询。
休斯立刻紧张起来。“是哪个后座议员？欧洲通行证的事是绝对保密的。”
“就像拿破仑奖得主一样是保密的吗？”我问。
我们互相打量着对方——我对下一步行动还没有绝对把握。幸亏伯纳德灵机一动，插了一句话，“我想大臣说的是某个假想的后座议员。”他说。真棒，伯纳德。
休斯说，提这样的问题是绝少有可能的。
我对这话不予置理，进一步解释说，要是有人提这个问题，那么只可能有两种答复：如果首相回答‘是’，就会在国内对政府造成损害——但如果首相回答‘不’，就会在欧洲对政府造成更大的损害。考虑到拿破仑奖，这对首相本人也会造成损害的。
休斯点了点头，等我继续说下去。于是我又说，“假如一位设想中的大臣事前听到有一位设想中的后座议员要提出这么个问题。那这位大臣该怎么办？”
“对一位忠诚的大臣来说，唯一负责的做法，”他谨慎地说，“是不让这问题提出来。这是显而易见的。”
“堵住一个议员的嘴巴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说。当然我们俩都知道，到目前为止既然没有人提出问题，也就没有这样一个要提问题的后座议员——不过，只要我存心策划的话，这两者都可能有。
“阻止他的唯一办法，”我提议道，“也许是让这位后座议员要求首相对撤行政事务部一事进行辟谣。”
瞧，这就是我提出一笔交易，现在明明白白地提出来了。休斯迟疑不语，考虑片刻，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可是什么办法也没有。
他到底不愧为达练之士，处理得很高明，一下子说了一长串合适的话来，“但我确信……究竟是什么使你有这种想法？……毫无问题，我们只会全力支持您……”等等。
汉弗莱终于搞懂了这是什么意思，他加入进来给予致命的一击。“可是你几天前才说过，撤行政事务部的方案已经出台。首相也表示赞许。”
“是一笑置之，”唐纳德·休斯对答如流，“是一笑置之，不是赞许。这想法荒谬而且可笑，不可能行得通。其实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说得漂亮极了——我对他钦佩之至。
于是我请他从首相办公室拿一份会议记录来，在二十四小时内，发到各个部门，以便把谣言平息下去。这样，我们大家就都能分享这个玩笑的乐趣了。
“你真认为有必要这么做吗？”他问。
“有必要。”汉弗莱、伯纳德、弗兰克、马丁和我异口同声地回答。
休斯说，要是这样，他确信一定能照办，他很乐于去办这事。他还说跟我们大家一起闲谈多么有趣呀，说着便告辞离去了。大概是直接赶往唐宁街十号了。
一场又一场的比赛。这次是我了不起的表演之一。我真是高兴极了。
唐纳德·休斯离开后，伯纳德就问道，休斯是否真能为我们把这事办好。“难道当首相的没有自己的脑子吗？”他问道。
“当然有的，”我对伯纳德说，“不过照尼克松总统的心腹查克·科尔森的说法，一旦你抓住他们的弱点，他们的心和脑子就只好跟你走了。”
* * *
[1]布莱克内尔夫人是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的喜剧《认真的必要》中的人物——译者。
[2]唐纳德·休斯博士是首相的高级政策顾问，他是从外界进入政府工作的。是个既顽强又明智的人，经受过磨练，对高级文官素无好感。
[3]神风突击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空军自杀队——译者。
[4]哈克显然说得很对。根据措词必须委婉的原因，陆军部被改称为国防部，负责失业事务的部门则被改称为劳动就业部。
[5]威斯敏斯特，指英国议会——译者。
[6]舰队街指英国新闻界，因为伦敦报馆多集中于此——译者。
[7]力士参孙，指古犹太领袖之一，以身强力大著称，事见基督教《圣经·士师记》——译者。
[8]皮洛士式的胜利，指付出惨重代价赢得的胜利。皮洛士，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公元前280年曾率兵赴意大利，与罗马帝国交战，打败罗马军队，但损失惨重——译者。
6．了解情况的权利
2月9日
今天我得处理一个环境保护问题。由好几个环保主义者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向我呈递了请愿书。六大本厚厚的本子里全是签名，就算没有几十万，至少也有好几千个吧。
他们对我提出的旨在治理现有制度中混乱和不正常现象的新制度表示抗议——其实称不上什么制度，而只不过是乱七八糟的大杂烩罢了。地方当局、旅游当局、国家公园、国民托管组织[1]、乡村委员会，还有英格兰田园保护理事会全都在互相扯皮、背后中伤，而且都是形同虚设，什么事也干不成。新立法的唯一目的是，整顿这种紊乱情况，使所有这些该死的委员会互相配合起来。
我把这情况跟代表团说了。“你们都知道委员会是怎么回事吧？”我说，“成天吵架、拖拉、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们就是一个委员会。”一位代表说，这是一位貌不出众、戴眼镜的女性。她的年龄说不大准，但显然是来自汉普斯台德的中产阶级分子。她似乎很生气。
我解释道，我不是指她那种委员会；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办事简单明了的新领导机构。这样，公众的钱就能节省下来。在我看来，它应受到大家的欢迎。
可是这些汉普斯台德中产阶级的代表对一个叫做海沃德的灌木丛感到担忧。据说，如果实行新制度，它将同其他一两处地方一样，失去其受保护的地位，因为要妥善管理该地在经济上简直无利可图。
但是这些怪人当中有几位似乎把海沃德的灌木丛看作是英国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獾在这地方已生活了好几代。”一位上了年纪的上层社会主义分子气急败坏地说。此人似乎属于迈克尔·富特那种类型的上流人物。[2]
“你怎么知道？”我纯然出于好奇而问他。
“《卫报》就是这么说的，”一个热切的年轻人说，他穿着鞋跟上钉了平头钉的皮鞋。
人云亦云，这也算是个理由！你只要从事公务一星期左右，你甚至会开始怀疑报纸上印的当天日期到底是否正确。可是那年轻人却塞给我一份《卫报》。
我看了他用红笔圈出来的报道。《卫报》原文是这样的：“The bodgers have dweit in it for generators.”[3]
我把这话读出来，笑了笑，但是他们似乎丝毫不感到幽默。后来一位臀部极大，身穿棕色呢裙子的中年女士向我提出了质问：“如果你家花园被一大群巨獾盖的许多办公楼团团围住，你会怎么想呢？”
巨獾？我对这种近乎着了魔的幻觉强忍着没笑出声来，在这时另一个怪人接着自说自话，“人并无特别之处，哈克先生。我们不能超越自然，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您知道人也无非是动物呀。”
这我显然早就明白了，我是下院出身的嘛。
约摸十分钟后，伯纳德帮助我把他们打发走了。我没有向他们许下什么愿，只是说些老一套的话，说在适当阶段将对所有的意见给予考虑。但是我关注的是：部里竟然没有一个人向我告诫过，统一管理乡村行政工作会意味着取消那些该死的獾的特殊保护地位。倒不是我在乎那些獾，但我已经告诉过国会和新闻界，不会因此而破坏任何福利设施。
我明天得同汉弗莱一起处理此事。
我还要搞明白，为什么我的时间尽被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会晤上，而我正想花更多时间来跟我们部里的工作人员接触，了解他们的问题，并且大体上找到一个更有效率地管理这个部的方法。
〔我们发现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和伯纳德·伍利在本星期交换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的备忘录——编者。〕伯·伍：
我了解到，大臣在为自己安排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会见本部官员——助理秘书，各部门负责人员等。甚至还要会见较高级的行政官员，请作解释。
汉·阿
2月9日
汉弗莱爵士：
大臣希望认识本部各级人员，并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
伯·伍
2月9日
伯·伍：
这些会见必须立即停止。如果大臣愿与他的下属们谈谈，他就会知道许多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的整个地位会受到动摇。
汉·阿
2月10日
汉弗莱爵士：
大臣认为这样的会见能使我们了解更多情况。他还表达了改进本部工作的愿望，现在的情况相当不错。
伯·伍
2月10日
伯·伍：
我想你应该十分留神。我无法理解你近的备忘录，而且我不能肯定大臣是否完全坦率。我必须告诉你，你应该迅速而积极地考虑此事，并问问自己是否考虑过事情的全部含义。大臣在此范围中的活动很容易引起不幸的、甚至令人遗憾的后果。
汉·阿
2月11日
〔真正含义：“考虑过全部含义”是等于说：你的工作搞得很糟糕，“不幸的、甚至令人遗憾的后果”等于说：你正处于被调到现役军人坟墓管理委员会的危险之中——编者。〕汉弗莱爵士：
如蒙近一步赐教，本人不胜感激。
伯·伍
2月11日
伯·伍：
请注意以下各点：
1．你提到了更多地了解情况，请记住，尽管这种志向是可取的和有意义的，但如果以牺牲你自己的权威为代价来增加见识，那将是愚蠢的。
2．当一个大臣真的开始管理他的部时，情况就不会很顺利，而是相当糟糕。管理本部不是大臣的职责。这是我的职责。在这方面，我具有二十五年的训练和实际经验。
3．如果大臣允许管理本部，我们必须有：
（ⅰ）打杂女工。
（ⅱ）革新措施。
（ⅲ）公开辩论。
（ⅳ）外部监视。
4．一个大臣有三个职能：
（ⅰ）他是一个鼓吹者。他使国会和公众觉得本部所采取的措施合乎情理。
（ⅱ）他是我们在威斯敏斯特的代理人，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国会通过。（注意：是我们的立法而不是他的立法。）
（ⅲ）他是我们的供养者。他的职责是在内阁中为我们争取我们的工作所必需的经费。
请注意：同负责人员和较高级的行政官员一起审查部里的工作程序和做法不属他的职责范围。
汉·阿
2月12日
伯纳德·伍利爵士（与编者谈话时）回忆道：因为我当时还相当年轻而且经验不足，我不知怎样才能把汉弗莱爵士的建议付诸实施。因为大臣亲自安排约见而且已经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工作。
我找了个机会同汉弗莱爵士碰头，我一开始就向他解释，只要大臣有时间，我就无法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事情。
汉弗莱爵士勃然大怒！他问我为什么大臣会有空余时间。他说我必须做到使大臣永远没有空余时间。要是他有空，那就是我的过错。我的任务是为大臣设计各种活动。大臣必须发表演说，去外地访问，公费出国旅行，接见代表团，审阅数不清的红盒子里的文件，而且必须迫使他去对付危机、紧急情况和共同恐慌局面。
如果大臣的工作日程登记簿里留下了空白，我就要去填满它。我还得保证让他在既不妨碍又不损害我们的地方打发他的时间。比方说，在下院。
不过，我确实还记得自己总算作了一点小小的弥补。我告诉汉弗莱爵士说——就在此刻——大臣正在进行一次无足轻重的公晤，谈话内容涉及保护沃里克郡的獾。
他听了很高兴。所以我表示，我还要设法去找些其他濒临绝灭的动物来把大臣的手脚捆住。汉弗莱爵士回答我说，没必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不能使他们的大臣忙这忙那的私人秘书就是一种濒临绝灭的动物。
2月10日
今天上午，我提出了濒临绝灭的毛皮动物一事，并且提到，我曾告诉下院，我的立法案不会破坏公众福利设施。
汉弗莱爵士告诉我，我根本不曾对下院这么说过。我演说里有这样的话：“不会严重破坏福利设施。”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样的，但汉弗莱爵士打消了我的这个错误想法。“恰恰相反，这里面的差别实在是大极了，大臣。人们可以把几乎一切都说成是破坏福利设施而加以攻击，而你则可以把几乎一切都说成不会对福利设施造成重大破坏而加以辩护。所以，我们必须懂得‘重大’这个词的重要性。”
我说六本满是签名的簿子总不能说是无足轻重吧。汉弗莱建议我把它们翻开来看一看。我照做了。使我大为惊讶的是，我发现每个簿子里只有几个签名，加起来至多不过百来个。这真是一种狡猾的手段——报上登一张上面有厚厚六大本签名簿的照片，要比在一张优质文件纸上写上一串名字更使人难忘。说真的，有关那些獾的宣传的确可能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
但汉弗莱已经组织了一篇新闻稿，里面说那个受关注的灌木丛只是被取消了注册，其存在并未受到威胁；獾在沃里克郡全境的数目不少，还说獾同布鲁氏菌病有一定联系；后又重申“不至于对福利设施造成重大破坏。”
我们把新闻官请来了，他同汉弗莱一样，也认为这事不可能成为全国性新闻，也许只能在《卫报》内页里登上几行而已，我们一致认为，对保护乡村地区感到关注的只是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没有必要住在那里。他们只不过从报刊上了解到一些有关情况而已，伯纳德说，他们提抗议与其说是由于愤怒，还不如说是由于骚罗。[4]我对他的双关语开始有点不耐烦了。
这样，我们算是相当令人满意地处理了动物界的问题。现在我得提出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在我向下院宣布之前没有人把全部情况告诉我？
汉弗莱的理由很叫人吃惊。“大臣，”他平静地说，“曾经有人表示过这样一种看法——这确是很有说服力的看法——有时候大臣对某些事情还是不知道为好。”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更精彩的话还在后头呢。
“大臣，”他虚情假意地接着说，“您在下院和记者招待会上的回答很高明。您充满自信心，所以您的话也很有说服力。不过，那个生环境保护院外活动集团如果当时就像獾那样缠着您不放，您也能同样有根有据地说话吗？”
且不提那令人讨厌的双关语[5]——汉弗莱虽然自命说话风趣，我还是认为他说这个双关语并非故意卖弄——他公然声称他有权把我这个人民的代表蒙在鼓里，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就这样对汉弗莱说了。
他试图说明这样做对我有利，我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似是而非的骗人话。我告诉他这是无法忍受的，今后不得再发生。
我确实不希望再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2月16日
一星期来，弗兰克·韦塞尔和我一直在努力制订一项改组行政事务部的计划。改组的目的之一是要让各级各类官员向我汇报情况。
今天我试图向汉弗莱爵士解释我的新体系，但他有效地拒绝听我讲解。
我刚开始说话，他就打断了我，并说他要说一句我也许听不进去的话。他好像不是在讲老一套而是讲什么新鲜事似的。
我的口述录音机碰巧开着，所以把他那可供后代品味的话都给录了下来。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大臣，传统上，执行权的分配向来是旨在使大臣摆脱行政琐事，把管理职能交给在经验和资格上能更胜任此类卑微工作的人，从而使他们的政治领导人腾出身子来承担更为繁重的责任，并提出显然与他们的崇高地位相伴随的意义深远的策略。”
我无法想象他为什么认为我会听不进他的这番话。他大概以为这会使我不高兴——但要是你根本听不懂，你又怎么会不高兴呢？
所以我再次请他直话明说。这样的要求总是使他惊讶，因为他老是强烈地认为自己已经讲得一清二楚了。
尽管如此，他苦苦思索了一会，然后显然决定选择单音辍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您不该管部里的工作。”他说。我有点给弄糊涂了。我说我认为我该管，公众也是这样想的。
“尽管我十分尊敬您，”他说，我真想打他一记耳光，“您错了，公众也错了。”
他接着说，管理本部是他的事，而我的任务是决策并使立法在议会通过，重要的是在内阁里要确保本部的预算经费。
“我有时觉得，”我对他说，“预算是你唯一真正关心的事。”
“预算是很重要的，”他刻毒地说，“如果大家都不关心预算，那么，我们的部就会小到连一个大臣也能管理的地步。”我确信他不该这样对我说话。
但我没有气恼，因为我觉得自己理直气壮。“汉弗莱，”我严厉地责问道，“在对民主本质的认识上，我们之间是否将产生根本分岐？”
他同往常一样，在受到猛烈攻击时就立刻退却。“不，大臣，”他用讨好的口气说话，那副腔调活龙活现是个尤赖亚·希普，[6]“我们只不过在分工上有争议而已。我仅仅是说管理一个部的卑微工作不合您的身份。您应当担任更为崇高的工作。”
这种娓娓动听的恭维话，我当然不要听。我坚持要求行动，马上行动！为此，我让他看了我的改组计划。他答应尽大努力将计划付诸实施，并成立一个拥有广泛调查权的调查委员会，以便我们能够终根据长远考虑作出正确决策。他争辩说，这样做比较可取，因为急于地过早地采取轻率而可能考虑不周的行动会引起难以预料的后果。我感到十分满意！他已承认有必要进行大范围改革，我们满可以相信改革会搞得很好。
因此，当我很高兴地把日常的文书工作交给汉弗莱和其他的官员们的同时，我将能直接接触所有的信息。后，我明确表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愿听到“有些事大臣还是不知道为好”这句话。
2月20日
今天是星期六，我在自己选区的家中。
我很为露茜〔哈克的女儿，当时18岁——编者。〕担忧。有时候她好像真有点不理智。我想这都是我的过错。多年来，由于工作压力等等原因，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绝非偶然的是，在下院的几乎所有成功的同僚与他们的家庭以及与不断惹麻烦的未成年子女的关系都十分紧张。
但这不可能都是我的过错。有些地方肯定是她自己的过错！这一点毫无疑问！
她昨夜出去，半夜才回家，今天上午又很晚才下楼吃早餐，这时安妮和我刚开始提前用午餐。她用厌恶的姿拿起了《每日邮报》——我想，也许只是因为她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工人报》或是 《真理报》的缘故吧。
我同往常一样，在上午很快浏览了所有的报纸。《卫报》内页上一则短讯的标题使我着实吓了一跳。《杀獾屠头哈克》，这篇报道对我抱着严重偏见，而对那些伤感的自由派窝囊废物却百般讨好——这其实并不奇怪，每家报纸都得迎合自己的主要读者嘛。
哈克承认，取消海沃德灌木丛的被保护地位可能意味着獾聚居点从此完蛋。
英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一位发言人说：“哈克已经签发了獾的死刑执行令。”
好心肠的老Grauniad[7]呀！
露茜下楼时，我宽宏大量地控制住自己，没对她说“下午好”。当她告诉我们，她是在睡懒觉时，我也没有挖苦她是在楼上静坐示威。
但是我还是问了她昨夜回答为什么这么迟，她神气地回答说，“有些事情做父亲的还是不知道为好。”“你别放肆！”我厉声喝道。她肯定有点摸不着头脑。
她告诉我，她回家晚和腹泻有关。一时我的同情心油然而生，我建议她去看医生。可是我马上就意识到，她的意思是她昨晚跟托洛茨基分子出去了。[8]我真是太迟钝了，因为我还不知道她是托派分子呢。上次我们谈话时，她还是个毛主义分子呢。
“彼得是托派。”她解释道。
“彼得？”我一点都没印象。
“你只跟他大约见过十五次面。”她用她尖刻的语调说，这种声调是少女们专门用来跟她们的父亲说话的。
安妮开腔了，她虽然明明知道我要在周末看毕五只红盒子的文件，却要我跟她一起到现款取货商店去买东西，疏通厨房的下水道，还要整修草坪。我有点恼火地向她解释了关于红盒子的事，但她竟说红盒子可以缓一缓。
“安妮，”我说，“你也许忘记了，我是王国大臣，女王陛下政府的成员。我做的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安妮听了我这话仍是出奇地无动于衷，她只是回答说，我有二万三千名文职公务员帮忙，而她连一个也没有。“你那些备忘录以后再摆弄吧，”她说，“下水道得现在就修。”
我还来不及回答她，露茜一伸手把刀上的桔子酱全溅在了我的内阁会议记录上。我企图把它刮掉，结果反而添上了一层黄油。
我叫露茜去拿一块抹布来，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要求，没想到竟使她大发脾气。“你自己去拿，”她大声咆哮说，“你知道，这里可不是白厅，‘是，大臣。’……‘不，大臣。’……‘请允许我舔舔您的鞋，大臣。’”
我气得话都说不出来。安妮插进来帮我说话，不过没像我希望的那样坚定。“露茜，我的宝贝，”她温和地责备道，“这不公平。那些文职公务员对爸爸总是卑躬卑膝，而实际上却不把他放在眼里。”
这真叫我受不了。我告诉安妮，就在一二天前，我在部里赢得了一场重大胜利。为了证明我此话不假，我把塞满了文件的那堆红盒子指给她看。
安妮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不过暂时胜了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现在他们又把你压倒了。”
我认为她没有弄懂我的意思。我向她解释我的道理：汉弗莱明确地对我说，一个大臣对有些事情还是不知道为好，这意味着他在瞒着我什么。也许是有什么重要的事不让我知道。所以我坚持，部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得让我知道。
但是安妮的回答使我对自己的处境作了反思。她深情地对我笑了笑，并且说道：“亲爱的，你真傻。你忘了你是怎样当上内阁大臣的？”我又一次无言以对。
安妮又接下去说：“你还不知道吗？你被他占了便宜！他一定就开心极了。你自己公开请他把你卷入毫无用处的信息堆里。”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我打开红盒子——原来都是些可行性研究呀，技术性报告呀，各种委员会过期的文件呀，文具购置单呀……一堆垃圾。
这是个圈套。那些狗杂种，他们要么透露一点点信息使你无法了解情况，要么给你一大堆鸡毛蒜皮使你不得要领。
你赢不了他们，他们要你来就得来，要你去就得去。
2月21日
有些人认为一个大臣在生活中的反差理应使他头脑清醒，保持普通老百姓本色，而且脚踏实地。不过我想这一切正把我搞得精神分裂了。
整整一周中，我一直受到保护和悉心照料，并且被严密封起来。我的所有愿望都被奉为军令。（当然这不是指真正的实质性问题，而是指一切日常琐碎的事情。）我的信有人代写，我的电话有人代接，经常有人向我请示。我让别人侍候得体贴周到。随便到什么地方，都有公家司机为我驾车，大家都对我毕恭毕敬，我简直就是上帝。
但这只是在我处理政府事务时的情况。——当我去处理党的事务或是私人事务时，整个机构就会丢下我不管。如果我要去出席党务会议，我就只好自己去，在必要时，还得乘公共汽车；要是我为了选区事务回去，也没有秘书陪伴；如果我要为本党发表演说，也没有人为我打字。因此每逢周末，人家把我当作一件价值连城的车料玻璃古董小心翼翼地对待了五天之后，我就得适应环境，去干像洗碗碟和疏通堵住的下水道孔这样的家务。
本周末我在星期五晚上搭火车回家，没想到星期六早晨一辆由公家司机驾驶的汽车送来了五只红盒子！
昨夜几乎彻夜不眠，老想着安妮对我讲的话。今天醒后摇摇晃晃地下楼去用早餐，不料露茜正怒容满面地等着我呢。她已经找到了昨天的《卫报》，而且一直在看那篇关于獾的报道。
“报上有一篇关于你的消息，爸爸。”她用指责的语气说。
我告诉她我已经看过了。可是她对我念了起来。“杀獾屠夫哈克。”她说。
“爸爸已看过了，亲爱的。”安妮说，表示她对我的忠诚。露茜只当没听见，把整篇报道都念了出来。我告诉她这全是胡说八道。但她露出不相信的神色，于是我决定向她详细说明情况。
“第一，我并不是杀獾屠夫。第二，獾的生存并未受到威胁。第三，取消保护地位不一定意味着獾将被杀死。第四，如果为了一个拯救英国的天然遗产的总体规划而不得不牺牲几只獾的话…… 事情真难呀！”
选择“总体规划”这个词语，总是不妥当的，对于从小看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片的青年一代尤其是如此。“了不起的总体规划，我的元首，”我的宝贝女儿喊道，一边举手行纳粹式敬礼，“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是吗？”
且不说她作为一个左派狂热分子的支持者竟然有胆量荒谬地批评别人信奉“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我实际上并不信奉也无必要信奉这个——她其实是小题大做。
“因为獾没有投票权，是不是呢？”一个尖锐的问题把我彻底难住了。我不太明白她到底在搞什么鬼。
“要是獾有投票权，你才不会消灭它们呢。你会到海沃德的灌木丛去，握握它们的爪子，吻吻獾崽子。就像你往常做的那样去讨好它们。呸！”我显然还没法讨好自己的女儿呢。
安妮又来打圆场了。“露茜，”她说，我想她的语气太软了点，“你这话可不太好听呀。”
“可这是事实，不是吗？”
安妮说：“对……啊，是事实。不过，唔，他是搞政治的，爸爸不得不讨好人家啊。”多谢，多谢。“必须制止这件事。”露茜说。她把我谴责一通后，现在开始来对我发出指示了。
“已经来不及了。”我恶意地笑了笑，“已经作出决定了，宝贝。”
“那么，我来制止它。”她说。
蠢姑娘。“好啊，”我说，“这很容易，想办法让人家提名你当候选人，在大选中击败对手，当一个出色的后座议员，被任命为大臣，再去废除法案，不成问题。当然啰，到那时獾的情况也可能有所改善了。”
她气冲冲地出去了，谢天谢地，天黑前她一直没回家。
〔在此同时，伯纳德·伍利对向大臣保密的做法越来越感到不安。他觉得自己难以适应这样一个观念，即文官应该运用一切安全活动所根据的“大臣需要了解情况的范围”原则。最后他给汉弗莱爵士送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不应该让大臣知道他想知道的任何事情。答复见于下面——编者。〕伯·伍：
我们的国家是由大臣们来治理的，他们从我们提出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建议中遴选佳方案并作出决策。
如果他们掌握了所有的情况，他们就会发现其他许多可行的办法，其中有一些办法可能不符合公众利益。尽管如此，他们可能会制订自己的方案，而不是从由我们提出的两三个方案中选择一个。
只要是由我们提建议，我们就能引导他们作出正确的决定。
我们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这些人还不至于愚蠢糊涂到会相信任何问题都只有一个正确解决方法。然而，我们对国家所有的职责便是把大臣引导向我们喜欢称之为“共同立场”这个立足点。
为了把大臣引向共同立场，建议中加进一些关键性的词语，以便使建议更具有吸引力。大臣们通常愿意接受的有以下词语的建议。“简单”、“迅速”、“得人心”和“耗费低”。大臣们通常拒绝包含以下词语的建议：“复杂”、“长期”、“耗资巨大”和“有争议性”。重要的是，如果你想提一个建议描写得使一位大臣肯定拒绝它，那么你应该把它说成是一个“有勇气”的建议。
请记住，正是这种引导大臣们的方式才使英国有今日。
汉·阿
2月28日
〔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这张备忘录中挑选出来的词语是值得研究一番的。例如，“共同立场”是七十年代最初四年中进行了两次政府改组后，高级文官经常使用的词组。它似乎意味着文官在不对执政党造成骚扰的情况下所能奉行的政策。本文中“有勇气”一词甚至比“有争议的”更有破坏性。“有争议的”只不过说”这会使你失去选票”，“有勇气”的意思是“这会使你在选举中败北”——编者。〕2月22日
亲爱的爸爸：
明天我和我的同学兼情人彼得准备在海沃德的灌木丛举行二十四小时不眠抗议活动，声援那里的獾。
“拯救獾”不眠示威活动将以裸体形式进行。
如果獾的保护地位到2月22日星期一下午5时仍不予恢复，或者到那时尚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保证，那么我们将向报界和其他传播媒介宣布抗议消息。
我们将在下午5时裸体举行记者招待会。
露茜·哈克
2月21日（星期日）
〔上面这封信是伯纳德·伍利于2月22日星期一在办公室里打开哈克的红盒子时发现的，信封上写的收件人是“爸爸”。但根据规定，私人秘书有权拆阅所有各类信件，包括“绝密件”，除非信封上特别标有“亲启”字样。此信未标上“亲启”。下面仍是哈克的日记——编者。〕今天下午好像过不完似的。我想我或多或少已经挨过厄运的种种打击，但迄今为止，这还是我政治生涯中不好过的一个下午。尽管这样，我还是要把事情原原本本写下来。首先，《旗帜报》上登了贾克的漫画。接着我午餐后从内阁委员会回来时，伯纳德和汉弗莱侧着身子走进办公室，神色极其焦虑不安。我问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在头四分钟中，他们似乎是用谜语同我说话，“可以说是一件小小的尴尬事。”汉弗莱说。
“小到什么程度？”我问。
开头他不着边际地说，他不想把事情说得过分严重，也不想暗示有任何引起过分惊慌的理由，可话虽是这么说……等等等等。我叫他有话快说。他说他有一件事要坦白交代，我就要求他和盘托出，不要吞吞吐吐。
“在目前情况下，这可不是恰当的话。”他神秘莫测地答道。我还是摸不清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虽然事情很快就会一清二楚。
可是汉弗莱就是不知道怎样把坏消息告诉我。真怪。首先他说在海沃德的灌木丛中有人要搞一个二十四小时不眠抗议集会，领导人是一个女学生和她的男朋友。我觉得这是两个不负责任的游手好闲之徒想要出风头，可又出不了风头，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大问题。
我像个白痴一样就这样说了出来。（如果说今天我得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今后切勿信口开河。在你了解全部事实之前，不要作任何反应，不然你就会暴露出自己是一个十足的笨蛋。）可是偏偏我的饶舌病发作了。“没人会对这种事感兴趣。混蛋学生都讨厌。你知道，他们不过是些自我表现的狂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汉弗莱爵士说，他突然变得不那么神秘莫测了，“他们似乎会暴露点什么。[9]这是个裸体的不眠抗议集会。”这看来确是个问题。显然会引起新闻界的注意，甚至还会刊登在通俗小报的头版上呢。不过遗憾的是汉弗莱还没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于是我就继续说下去，我说得越多就越显得自己是个傻瓜蛋。“我真不知道那些学生脑子里在想什么，可怕呀，太没有廉耻了。这都是家长们的过错。没有好好地教育他们，放纵他们去撒野，还向他们灌输时髦的中产阶级反现实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接着我又罗嗦了一阵子，说什么现在缺乏权威，又说时下的学生无政府主义是对父母管教不严的令人震惊的控诉。
这时汉弗莱总算大发慈悲，向我透露那位女学生的芳名是哈克小姐。一时间我以为这是姓名的巧合，终于我恍然大悟了。我一生中从未感到如此窘迫。我确信（至少我认为我确信），汉弗莱并不存心使人彻底坍台，可是他却做到了。总有一天我要找他算帐的！等到我情绪恢复过来时，我表示希望新闻界不至于认为此事值得他们老远赶到沃里克郡去。尽管我一边说着，自己也明白这是说胡话——为了这样的新闻，新闻界就是跑到南极也心甘情愿的。
汉弗莱和伯纳德只是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后来把信给我看了。
我注意到露茜打算在下午5时向新闻界发布消息。真内行。这样就来不及登上没多少人看的晚报，而能赶上所有日报。作为政治家的女儿，她已经学到一点本领了。
于是伯纳德说，他认为好提醒一下，露茜过10分就要从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来，要求给予答复。
我问怎样才能把这消息捂住。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告诉我怎么办。”我说。
“来一点家长的权威和约束如何？”汉弗莱提议道。我叫他别发傻了。
“要是你能使她倾听理智的呼声……”伯纳德自动提议。
我向他说明她是个学社会学的大学生。
“噢，我明白了。”他悲伤地说。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后来我建议叫警察出面。
汉弗莱摇摇头说，这么做，报上肯定会出现这样的大标题：“大臣命令警察镇压裸体的亲生女儿”。
“我可没把握说这样是否能把全部消息都压下去，大臣。”他说。
我们坐着，又陷入了悲哀的沉默。不时有一声叹息在房间里回响。汉弗莱突然振奋起来。“要是……”他说。
“嗯？”我充满了希望。
“要是……”他又说，“……我查了档案说不定会……？”
真惭愧，我竟对他大发脾气。“好一个主意！”我喊道。“你每年拿了三万多英镑年俸就是为了去查档案吗？我女儿马上要让自己的照片登在《太阳报》整个头版上了。很可能还要登在第三版呢。而你只想到查档案！高明，高明！”
他一直等到我不再叫喊为止。“尽管如此……”他说。
“他们都在外边。”伯纳德说，一边迅速地指了指私人办公室。
我还来不及再次向他怒吼，汉弗莱一下子消失了。
伯纳德和我绝望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吃不准他们打算使用什么角度。”我说。
“我想是从各种角度吧。”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噢，我懂得你的意思了，对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