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贝恩，于七十和八十年代初崭露头角的左翼政治家。他出身贵族，在威敏斯特和牛津受教育。他主要由于口齿不清，老是瞪眼睛，以及他在工人合作社里喝大杯大杯的茶，以力图掩盖其贵族家世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3]首相对他言听计从——译者。
[4]指他同首相十分接近——译者。
[5]B.W.即伯纳德·伍利。
[6]巴兹尔·科伯特。
13．生活的质量
〔九月初，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开始同那家由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爵士担任董事长的商业银行洽谈，在阿普尔比的怂恿之下，德斯蒙特爵士已于三月份由哈克任命为企业合作委员会的主席，旨在使他们两人从“索利赫尔报告”丑闻一事中摆脱出来（见《施舍给喽罗的闲缺》）。
汉弗莱爵士于九月间同银行商谈自己在三四年后退休时去该银行董事会任职的事。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至今未取得大十字勋章，也还没有为自己在退休后安排好一个合适的职务。最近和阿诺德·鲁宾逊爵士的几次接触（见《授勋》）表明：虽则由他出任下届内阁秘书并不是不可能的，但他多半不会是热门人选。由于他以反对欧洲为人所共知，看来他也不大可能受邀去布鲁塞尔担任理事长一职。因此他非常急欲在德斯蒙特的银行里稳稳当当地谋到董事职务——编者。〕9月14日
今天的报纸对我昨晚发表的有关环境问题的演讲作了绝好的报道。
下面是两家高级日报上的大字标题：“哈克直言反对建造高楼”、“大臣在高层建筑问题上的勇敢立场”，虽则后面这个标题的确使我更显得像哈罗德·劳埃德[1]，而不像一位王国大臣。但被一家报纸称为“勇敢”毕竟是一种赞誉。
不过所有这些第一流报纸的报道虽说是件好事，如果以选票来衡量，却并不是太有价值的。通俗报刊都没有报道我的演说，我的照片也有好几星期没有登上发行甚广的日报上了。
于是我把新闻官比尔·普里查德召来，请他出点主意。他考虑了一会。
“唔，”他建议道，“报纸总爱登上一张漂亮女人的照片。”
好主意。可是我向他指出，也许他没有注意到，我在这方面是不够格的。但是，他继续建议我出面担任一次泳装美女竞赛的裁判，吻一吻优胜者等等。这确是廉价表演，而且太陈旧了点，再说，要是我的照片在报上登出来，我指望读者注意的是我，而不是别人。
于是他提到了动物和孩子。他指出，如果明天去访问某个城市饲养场，几乎肯定会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镜报》、《每日邮报》、 《每日快报》、《太阳报》和《今日报》，还有全国电视公司估计都会竞相报道。
这真是太妙了。当然，电视报道是理想的。像城市饲养场这样不起眼的地方，不会引起是非，也绝不可能会有什么潜伏的危险。
比尔告诉我，休·劳里想要采访我，另外，《太阳报》特别请求为我和一些幼驴一起照相。
有时候我觉得他一点头脑都没有！即使《太阳报》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对此我抱有怀疑），和驴子一起照相无异是给《私人侦探报》送去一笔厚礼——“吉姆·哈克和其他一群驴子在一起”或者“内阁核心会议”之类的图片说明就会出现在那家报纸上。
我拒绝了。他提出驴子可以换成小猪，我想和一群小猪一起照相并不见得好多少！这会引出像“猪嘴伸进饲料槽”之类的笑话。
我叫比尔不要胡思乱想，并说我只同意和休·劳里或者一头可爱的毛茸茸的小羊一起拍照。别的对象就绝对不用提了。
〔政治家往往避免在可能让自己闹笑话的情况下公开露面。举个例子，六十年代末，哈罗比·威尔逊担任首相时，一些顾问建议他最好不要到“屋顶小提琴手”音乐厅去。因为这可能会惹出关于他的领导作风的笑话。他还避免去“乡间一个月”游乐场，因为担心这会引起危险的猜测，说他要解散议会，举行大选了[2]——编者。〕今天上午晚些时候，在我的一次工作日程会议上，伯纳德说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爵士要在明天同我紧急会晤。他是个可笑的老傻瓜，老是发表反政府言论。遗憾的是，我已任命他为企业合作委员会主席——我别无选择。〔见《施舍给喽罗的闲缺》——编者。〕格莱兹布鲁克要跟我谈的是，他即将申请为他的银行建造的新办公大楼再添若干层。
他显然没看过今天早晨的报纸！
这恰恰是我们要阻止的事情。总得有人站出来为拯救我们的环境说话吧。我就是要大胆出来说几句公道话。这是该做的事情，也是很得人心的。
〔当天晚些时候，伯纳德·伍利把这次同哈克谈话的情况向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作了汇报。他知道阿普尔比预定要同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共进午茶，讨论进行要建造的高层办公楼的问题，他觉得该让汉弗莱爵士了解大臣在多大程度上持反对意见。我们从汉弗莱爵士的私人文件中发现了一篇有关此事以及阿普尔比同格莱兹布鲁克会见的情况报告——编者。〕伯向我报告，大臣为了新闻界，要在高层建筑问题上持勇敢立场。我希望他在高处不怕晕眩。看来哈克为了使自己的照片见报什么都会干的。
我和德斯蒙德爵士共进午茶，向他报告事情不太有希望，他很惊讶。
我说他今天早晨显然没有看过《金融时报》。
“我从来不看。”他告诉我。我觉得奇怪，他毕竟是个银行家呀。
“我看不懂，”他解释道，“里面全是些经济理论。”
我问他为什么要买那报纸，并且把它夹在腋下到处跑。他解释说，这是职业象征的一部份。他说他花了三十年的时间才搞懂了凯恩斯的经济学，等到他终于弄清了其中的奥妙时，大家又热衷于时髦的货币主义思想。例如，米尔顿·舒尔曼所著《我要自由自在》这一类书。
他说的大概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一书，不过我和他抱有同感，也持有同样的疑度。
他问我为什么他们都叫米尔顿，又说他还是非常喜欢米尔顿·凯恩斯的著作。我纠正他说：“是梅纳德·凯恩斯。”他说他敢肯定，确实有一个叫米尔顿·凯恩斯的人。我觉得谈话到此应该结束了。于是我把他那份《金融时报》打开来，指给他看我们的大臣昨晚对建筑协会发表的演讲，里面有反对摩天楼建筑群的话。这篇演说赢得了公众的大量赞誉，而在目前对我们来说，这却可算是个难题。
德斯蒙德爵士坚持说新的银行大楼不是摩天大厦。但按照目前的筹建计划，大楼仍有三十八层之多，而且他还要求再加六层。另一方面，大臣却在谈论八层楼是可以容忍的大高度。
大臣还受到了执政党宣言的进一步鼓动，因为宣言中承诺要防止建造更多的高层建筑物。但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处理。我向德斯蒙德爵士解释说，每一个大臣都由他的上级向他提出一条默契：如果一位大臣愿意帮助我们执行与他承诺要去执行的政策相反的政策（一旦这位大臣就职，他就会看出，他原先要执行的政策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或者是行不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帮助他去假装，他的确是在做宣言中答应要做的事。
〔我们真是幸运，汉弗莱爵士作为一个文官所受到的训练——把一切事情都以文字记录下来的训练——使他能为后代记录了八十年代文官惯有的态度和手法，而这些态度和手法却因违反宪法而被保密起来——编者。〕德斯蒙德说，在他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折中办法。确是如此。遗憾的是，当你估量一个普通的大臣时，你不会首先就想到他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人。
〔哈克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大臣——编者。〕
德斯蒙德试图向我施加压力。他暗示有关我们今后合作的打算。我向德斯蒙德保证，虽然本星期他不会得到哈克的批准，而且尽管事情相当棘手，但我确信会有办法改变任何不利的决定。
德斯蒙德搞不懂。他认为决定就是决定。我解释道，一个决定只在合乎你的需要的情况下，才算真正定局。否则，就只能算是暂时的挫折而已。
大臣们就好像是小孩子。他们凭一时高兴办事。
今天他们拼命要这要那，明天他们就忘记自己要过什么了。好比是昨天刚为了一块布丁大发脾气，今天连碰都不愿碰，明天却要吃双份。这点他搞明白了。
德斯蒙德问我是否想告诉他，我打算拒绝接受哈克的决定。
这家伙真笨！我向他解释道，恰恰相反，我一开始就要热诚地接受他的决定，然后再要求他把具体事情交给我办。〔阿普尔比文件97/JZD/31f〕〔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9月15日
今天我们和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爵士进行了紧急会晤。这次会晤极其令人满意，没有出什么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事先同汉弗莱爵士进行了磋商，得到了他的通力合作和支持。
在紧急会晤前，汉弗不经意走了进来同我急促地说了几句话，把格莱兹布鲁克要建造银行大楼的情况概括如下：1）在邻近地区已有好几幢高层建筑物。
2）银行的国际部业务迅速扩大，急需扩大空间。国际业务能带来有价值的无形输出。
3）银行需要集中的营业地点，不能把一些部门移往他处。
4）银行将为本市带来额外的房产税收入。
上述情况并不是正当理由。正如我向汉弗莱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典型的银行逻辑，钱，钱，钱！对环境如何呢？对美化又如何呢？汉弗莱觉得很有道理。“的确如此，大臣，”他表示同意说，“美化的确是应该加以考虑的。”他吩咐伯纳德把这一点记下来。
我看得出来，我已稳操胜券。“对于我们的孩子又如何呢？还有我们的孩子的孩子？”
他再次表示同意，叫伯纳德务必记下“孩子的孩子”。
“你为效劳，汉弗莱？”我问道，“上帝还是财神？”
“我为您效劳，大臣。”他答道。
这就对了。我吩咐伯纳德把格莱兹布鲁克请进来，这时汉弗莱对我说：“大臣，一切由您决定，一切由您决定。”他总算搞懂了这一点。在这里是我说了算！
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和一个名叫克劳福德的建筑师带着全套计划走了进来。他们一开始就解释道，他们打算稍晚一些时候提出正式申请，但在现阶段，如能得到我的指点，他们将不胜感激。
这个挺容易。我告诉他们，我对那些高楼感到严重不安。
“真见鬼，大楼是我们赚钱的地方啊。”德斯蒙德爵士说，“再加六层，我们就真的能发大财。要是不加层，我们在整个工程中只能赚到可怜的28%的利润。”我冷冷地瞪着他。“只是赢利吗，德斯蒙德爵士？”
他看上去给搞糊涂了。“不只是赢利而已，”他说，“那是赚大钱呀！”
“除了钱，你是不是还考虑到别的事情？”我问他。
他又显出完全莫名其妙的样子。“不考虑什么，这又怎么哪？”
“你不考虑美化吗？”
“美化？”他不懂我在说什么，“这是办公楼，不是油画。”我坚持说下去。“那么环境怎么办呢？”我问。
“唔……”他说，目光转向汉弗莱，意思是向他求助。汉弗莱爵士真值得赞扬，一点也没帮他忙。“唔，我答应你，我们一定把房子作为环境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说，一旦它出现在那里，就肯定是这样，对吗？”
我已经作出了决定。“答复是否定的。”我坚决地说。
克劳福德建筑师插嘴了。“有一件事我要提一提，大臣，”他腼腆地说，“你会记得报纸上说过，纽约特许银行已经获得同样的许可，因此拒绝一家英国银行……”
这我倒不知道，伯纳德或者汉弗莱本该向我作更详细的汇报的，然而却没有。
我一时答不出话来，于是德斯蒙德爵士插嘴问道：“这么说，到底还是可以的啰，是不是？”
“不，不可以。”我厉声说。
“为什么不可以，他妈的？”他质问道。
我无言以对。我必须尊重我党宣言中的承诺，而且我昨天的演说已被广泛报道，我已无法自食其言。可是如果已经允许一家美国银行…… 谢天谢地，汉弗莱给我解了围！
他圆滑地说，“大臣对再造一幢高楼会使空中轮廓显得紊乱已经表示关注。”
我感激地抓住了这一点，以相当强调的语气重复了他的话，“使空中轮廓显得凌乱。”
“他还担心，”汉弗莱爵士继续说，“在地区内增加办公室工作人员意味着使公共交通系统承受过大压力。”
他对我望着，寻求我的支持，我表示我确实很担心公共交通情况。汉弗莱极有创造力，真令人难忘。
“不但哪些，”汉弗莱说，他此刻是滔滔不绝，无法制止了，“大臣曾经指出，大楼会挡住这儿圣詹姆斯小学运动场的阳光……”（他指着地图），“还有，大楼将俯视着几处私人花园，这意味着侵犯他人隐私。”
“侵犯隐私。”我热烈地表示同意。
“最后，”汉弗莱说，撒了个弥天大谎，“大臣还指出过——我敢说——非常敏锐地指出过，贵银行在不远处有一块能满足你们扩大业务需要的空地。”德斯蒙德爵士朝我看了看。“哪里？”他问道。
我用手指胡乱指着地图。“这里。”我说。德斯蒙德仔细看着。“这不是那条河吗？”
我摇了摇头，假装对他的迟钝不耐烦。汉弗莱又扭转了局面。
“我想大臣指的是这块地方。”他边说边精确地指了出来。
德斯蒙德爵士又看了看。
“这是我们的吗？”他问。
“的确是的，德斯蒙德爵士。”克劳福德悄悄地说。“我们要它派什么用场？”
“根据进度，它将用于第三阶段的工程。”
德斯蒙德爵士似乎以为我根本没听到他们的话似的，转向我说：“这是第三阶段用地。不管怎么说，”他接着说，“这地方至少有四百码远。董事们为了吃午饭要走四百码是件难事，吃完饭再走四百码回头路根本办不到了。”
我觉得我为了这毫无意义的会晤已经花掉了足够的时间。我宣布会晤结束。
“好吧，情况就是这样，”我说，“你们还是可以提出你们正式申请的，但我确信那便是我的决定。”
伯纳德给德斯蒙德爵士开了门，他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如果我们另行设计一个米布丁怎么样？”他问。
我想他一定过早得了老年痴呆症。
“米布丁？”我问。
汉弗莱一如平时那么机敏，插进来解释道，“呃……这是银行家的行话，意思是高层建筑物，大臣。”
“是吗？”德斯蒙德爵士问。
可怜的老家伙。
他离开后，我为汉弗莱的大力帮助向他道了谢。他似乎由衷地感到高兴。
我有心向他特别道谢是因为我知道他和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是老朋友。
“我们认识好久了，大臣，”他答道，“但即使是终生不渝的友谊，也总比不上文官支持他的大臣的责任呀。”又对了。
接下来我得赶往饲养场公开露一次面。
我出来前，汉弗莱一定要我签署一份文件。他说这是急件。这是一项行政命令，去正式确认政府临时征用某些东西的权力。他罗哩罗嗦地对我作了一番费解的解释，说明为什么必须由我签署文件，而不是把它提交下院。其实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
但我希望他不要老是在看到我已经来不及赴约的情况下向我解释这套东西。
倒不是因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伯纳德·伍利爵士（与编者谈话时）回忆道：哈克彻底上了汉弗莱爵士的当，而且完全蒙在鼓里。
上述那个行政性命令是要确认政府对属于地方政府的闲置土地有临时征用权，征用期间可以延续到本地区开发计划实施时为止，到时土地理所当然地归还地方政府。
对哈克提出的为什么不把文件提交下院这一问题，汉弗莱爵士作了正确的回答。他的解释是：如果这是法令性文件，那么确实必须正式提交下院讨论四十天。这是假定其为否定性命令时的情况。因为肯定性命令必须投票表决。不过事实上这并非法令性文件，甚至也不是枢密令，而仅仅是根据环境管理法第七款第三分款所发出的行政命令而已。上述第七款当然是环境管理法的授权部分，仅赋予大臣制订影响小规模土地使用的法规的权力。在环境管理法一般范围之内，这种法规可能不时显得有必要加以制订。
他解释了所有这些情况后，哈克却显然没有听懂，对此他又幽默地加上一句话：“我深信您能清清楚楚地回忆起来，大臣。”阿普尔比真是个无赖！
不过我得说，那天下午就连我自己也未悟出此事的全部含义。当时我甚至不能完全充分理解为什么汉弗莱要以事情紧迫为由说服哈克去签署那份文件。
“事情并不紧迫，”他事后向我解释道，“但却很重要，凡是免除大臣决定权并把权力交给我们的文件都是重要的。”
我问他为什么。他正确地斥责我迟钝。因为把决定权交给文官有助于使政府脱离政治。换句话讲，按照他的观点，这是英国赖以生存的唯一希望。
当然，说事情紧迫从某种意义上看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不论何时你要请一位大臣签署什么东西，而又不希望他问这问那，你好等到他急着要去办理什么事情的时候，这就是说他的思想不集中的时候。大臣们在匆忙的时候总是给人以可乘之机的。
不用说，我们老是使他忙这忙那，道理就在于此。
〔哈克当天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发表演说时总是很难找到适当的话题。我们当然得作大量演说——地方政府选举、补缺选举、大伦敦市政会委员选举、村庄募捐游乐会或是新养老院的开幕式等等，选区里每逢周末总有些事情。
我们必须设法找些什么事情来谈谈。可又不可能是特别新鲜的事情，否则也只能先在下院里谈；也不能是特别有趣的事，否则我们就早已在电视台或广播电台里谈过了。我总希望部里能编造些什么东西——杜撰一些我们政府人士不管怎么都必然会谈到的事情——好让我谈谈。
你必须同样地留神，别让他们急于找题材时编出什么该死的傻话来。毕竟起立致词的是我，而不是他们。
大部分文官都不能起草演说词。但（有时）他们能找些好东西给我，而且每次总能提醒我可能出现的危险或者是尴尬局面。
今天我打算发表一篇涉及环境的概括性演说。近来我发表过不少类似的演说，看来相当受大家欢迎。
因为哈克不想在“一个错误的位置”出现在公众面前，但还是有人不顾他的建议劝他像上图一样拍照。哈克之后一直禁止发布这张照片，但因为三十年规则的规定，最后终于得以发布。（行政事务部资料）
在城市饲养场，一位叫菲利普斯太太的中产阶级女士出来迎接我们。她是饲养场场长。我们这一行人只有我、新闻处比尔· 普里查德和伯纳德。
人家请求我们三番两次地驾车开往指定地方，以便让电视摄影组拍摄我们到达的镜头。
他们似乎对第三次感到满意了。菲利普斯太太发表了一段极不乖巧的简短欢迎词，其大意是：“诸位光临，本人不胜感激。我们曾试图邀请各种其他名人来访，但是没有别的人愿意屈驾。”
我转身吩咐英国广播公司的摄影师把这场面剪辑掉。但他不停地拍摄。放肆的小矮子。我又吩咐他去剪辑，后来导演也说剪辑掉，他才终于照办了。我叫导演把菲利普斯太太的不得体的致词全部删去。
“可是……”他说。
“别‘可是，可是’了，”我告诉他，“别忘了付摄像许可证费。”我当然是用带玩笑口气说的。但我们两人都知道我并不是在开玩笑。
要重新付许可证费时，英国广播公司总是比较容易对付的。
我想我这么懂行以及毫不含糊的度，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走进屋子里。
我明白我对城市饲养场所知不多。再说，人们总喜欢谈论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因此我就对菲利普斯太太说——这时她里正抱着一头小猪——“告诉我所有这一切吧。”
“这是一头小猪。”她答道。蠢驴般的女人。也许我该说蠢猪般的女人吧。[3]
我叫她谈谈饲养场。她说这样的城市饲养场有五十多个。都建造在市区荒地上，是为了让难得见到乡村的孩子有一个了解家畜和食品生产的机会。这个主意妙。
我在会见饲养场工作人员时，和菲利普斯太太，和孩子们还和小猪们一起拍了照。〔个个都是蹩脚演员——编者。〕接着便是我发表演讲的时候了。
当我意识到伯纳德给错了演说稿时，一时情况有些尴尬，但很快就克服了。
伯纳德·伍利爵士（同编者谈话时）回忆道：“有些尴尬”这句话根本不足以描绘当时人们对哈克演讲的普遍反应。
当时搞不清究竟是谁拿了他的演说稿，我还是他呢？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交给了他。他否认拿到过，并要求我找找我的公文包。里面真的有他的演说稿。他一把抓起来就念。
〔演说稿已在行政事务部档案中找到，我们把它附在下面——编者。〕“今天和你们大家在此共聚一堂，心里非常高兴。大家知道，事情还在迅速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中的世界。小小的硅片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生活的质量正变得日益重要：环境，资源保护，污染问题，还有我们孩子的未来以及我们的孩子的孩子的未来，这些都是今天的重大问题。
人们十分正确地对高层建筑物越来越感到关切，我很高兴能向你们在座的所有建筑协会会员保证……”
的确，哈克就高层建筑物问题向建筑协会致词后，还坚持要看我们已经放进了我的公文包的这篇演说稿。
他尴尬地停住不念下去了，同时我轻声告诉他今天的讲稿的确在他那儿。
他伸手在上装的里袋摸了摸，找到了城市饲养场的演说稿，开始念了起来。
不幸的是，这反而使原来就相当尴尬的局面更加尴尬了。
“今天来到这里的饲养场，我感到非常高兴，大家知道，事物正在迅速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中的世界。生活的质量变得日益重要：环境，资源保护，污染问题，我们孩子的未来，以及我们的孩子的孩子的未来，这些就是今天的重大问题。
城市饲养场是居住在市中心的孩子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值得欢迎而又重要的补充。我们政府人士认为城市饲养场对孩子们的教育和社会生活都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我们将尽大努力来促进这一运动，使之兴旺发达。”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我致词完毕后，休·劳里代表全国电视公司采访了我，我们身边围着她先前已经和比尔一起安排好的孩子和动物。
趁人们忙着为大家定位置准备上镜头时，菲利普斯太太问我，她是否真的能指望得到我的支持。我说当然能够。于是她向我说明，饲养场的土地租期到年底就要满了，他们得使它延长下去。
我不能让自己过分直接地卷入这种事情。我到那里去是为了搞点个人宣传，而且我对整个情况并不甚了解。因此我指出，租地的事其实不在我的权限之内，但我愿意尽力帮助城市饲养场运动兴旺发达。我仅仅以极为笼统的措词谨慎地说了这些话。
接着采访开始了，正在此时，有人把一个邋里邋遢、混身臭气、非男非女的孩子放在我的大腿上，孩子嘴里还含着一根粘乎乎的棒糖。我试图装出很乐意而不是厌恶的样子，因为我担心自己原来是会自然流露出厌恶的表情的。
休·劳里的第一个问题是向菲利普斯太太提出的。“场长，据我所知，这家美妙的城市饲养场的土地租期到年底就要满了。”我听到菲利普斯太太的回答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说，“是呀，我们为这件事一直很担心，不过我刚才跟大臣哈克先生谈了一下，他已经表示一定要使饲养场继续下去。”
我既吃惊又害怕，尤其是当休·劳里转过身来问我打算如何确保城市饲养场继续存在下去时。
我开始用通常的敷衍辞令来修正菲利普斯太太的话。比如说，”让我们对这个问题有十分清楚的概念”和“后终将……”等等。但当摄像机在转动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地感到无法否认她所说的话。相反我只听见自己在说，“生活的质量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环境、资源保护、污染问题、我们孩子的未来，以及我们的孩子的孩子的未来，这些就是今天的重大问题。”
〔我们发现了财政部第二常任秘书弗兰克·戈登和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在此后数天中彼此互致的一些备忘录，见下——编者。〕财政部第二常任秘书弗兰克·戈登爵士写的便条：亲爱的汉皮：
昨天晚上在电视里看到了你的那位仁兄，他里搂着一只兔子，显然自认为是“塔村”的圣·弗兰西斯保护神了，他是否是争取啮齿动物的选票？
我对“塔楼”附近停车空间紧缺问题仍然感到极度关注。这对国内税收督察员的补充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有无解决可能？
你的弗兰克
9月16日
阿普尔比·汉弗莱爵士的复条：
亲爱的弗兰克：
问题已经解决，两天前我被授权使用“塔楼”后面的1.5英亩地方政府场地。该场地租赁关系即将结束，而且没有任何使用计划。
正式通知将在适当时刻送达——轮子转动了。
你的汉皮
9月16日
弗兰克爵士的复条：
亲爱的汉皮：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根据第七款第三分项，你接到了场地使用命令？
弗兰克
9月17日
汉弗莱爵士的复条：
亲爱的弗兰克：
正如我们的美国盟友常说的那样，答复是肯定的。场地目前被用作小学生的城市饲养场。圣·弗兰西斯去访问的就是这地方。可以提出理由说这种地方不卫生，危及公共卫生等等。
我建议你在租赁关系展期以前迅速采取行动。
你的汉皮
9月17日
弗兰克爵士的复条：
亲爱的汉皮：
多谢帮忙。这不会让圣·弗兰西斯感到有点窘迫？是不是这正是你所希望的？
弗兰克
9月20日
汉弗莱爵士的复条：
亲爱的弗兰克：
对了。
你的汉皮
9月20日
我们还发现了寄到德斯蒙德·格莱兹布鲁克爵士在凯道干广场的住宅的一张简短便条：亲爱的德斯蒙德：
我想我已经找到一个如何让大臣把他的米布丁吞下去的办法。
你的 汉
9月20日
〔哈克的日记继续下去——编者。〕
9月20日
由于某种原因，上星期的《旗帜报》没有刊登关于我访问城市饲养场的报道。
但是今天我看到了两大版的长篇报道。好极了，其中有一张照片拍的是我和一只鸭子，另一张照片拍的则是我和一个混血种小姑娘。这对我和我的部都是极好的宣传。
我正忙于讨论访问其他城市饲养场的可能性——伯明翰、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纽卡斯尔的饲养场，好是在特别开发区里。〔是边缘选区的又一个委婉名称——编者。〕美好的谈论突然被粗暴地打断了，伯纳德宣布那讨厌的菲利普斯太太正在外面私人办公室里，要求同我见面。
我不明白是什么缘故。伯纳德告诉我今天上午已经宣布城市饲养场即将关闭。这无异是一颗炸弹。
“土地租约到年底期满，将成为国内税收督察员的停车场。”伯纳德告诉我说。
比尔和我都知道报纸上会出现什么样的标题，“孩子们和动物被收税官逐出”、“哈克背叛了自己在电视里许下的诺言”等等。
我告诉伯纳德这种情况绝对不允许出现。“是哪个白痴授权这么做的？”我问道。他忧虑地盯着他的鞋子瞧。“恐怕，唔，是您自己干的，大臣。”看来两天前我签署的那道行政命令授予了政府部门以接管地方政府土地的权力，汉弗莱当时还说过事情很紧迫呢。在白厅它被称为第七款第三分款。
我要找汉弗莱。我吩咐伯纳德立刻把他找来，同时指出这差不多是本世纪糟的灾难。
“本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大臣。”他边说边拿起电话话筒。我干脆就叫他闭上嘴，我没有心思去领教这种目无尊长的自作聪明。
“在海滩上打仗是一回事，”我咆哮着说。“把招人疼爱的动物和小孩子赶走，让税务督察员老爷们的汽车占了他们的地方，是另一种可怕的事情。”
汉弗莱一到就祝贺我在电视上露面，他把我当成什么样的傻瓜了？我没理睬他的胡说八道，要求他把事情讲清楚。
“是呀，”他油嘴滑舌地说。“财政部根据环境管理法第七款第三分款……”
“必须制止这种事。”我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他摇摇头，叹了口气。“不幸的是，大臣，这是财政部的决定，不在我们的权限之内。”
我说我要撤消这个命令。
“可惜办不到，”他忧郁地摇摇头回答，“或者说非常难办。也可以说极其不适宜或者还需要立法手续，四者必居其一。无论如何，在命令生效期内，不可能取消一项已经采取的措施。”我正考虑着这可疑的解释时，菲利普斯太太闯了进来。
她以女高音唱瓦格纳歌剧的声调，[4]对门外某个可怜的办事人员喊道：“即使他在跟女皇和教皇说话我也不管。”她从房间另一边向我大步走过来。“犹大。”[5]她一开头便是这样招呼我。
“冷静点。”我坚定地回答。
“你答应过支持我们。”她怒吼道。
“嗯，是呀，我答应过。”我被迫承认这一点。
“那你就非得使我们的租约延续下去不可。”
汉弗莱爵士试图为我们打圆场。“不幸的很，亲爱的女士，我的大臣无权……”
她对这话置之不理，冲着我说：“哈克先生，你已经许下诺言。
你打算履行它吗？”
情况被说成这样，我真有点下不了台。我尽量含糊其词。
“是的，”我说，“由于，唔，我肯定要……你知道，我并没有具体许过什么诺言，这便是说，我将寻求所有可能的途径，作一切努力，竭尽所能——”反正我就说了诸如此类的话。
菲利普斯太太可不是傻瓜。“你的意思是你不打算履行诺言！”她说。
我真不知所对了。我说，“不，”这又好像有点不含糊，于是我又连忙改口说“不，我的意思是‘是’。”这又好像具有危险性，所以我又补上一句话，说，“不”的本意并不是“不”，不是绝对的不，不。
于是——又来了一颗炸弹！“可不要说我不曾警告过你。”她说，“我的丈夫是《每日快报》负责特写报道的副编辑，明天早上你的名字就会臭不可闻，全国新闻界都要对你口诛笔伐。”
她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随手“砰”地一声把门使劲关上，接着房间里一片死寂。强烈的沮丧感笼罩了我们这几个聚在一起的人——或者总而言之，笼罩着我。终于，汉弗莱爵士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二十四小时之内，”他鼓励似地说，“不大有人既当上圣·弗兰西斯保护神，又当上圣女贞德[6]。”
我一定得设法阻止饲养场被关闭。可是该怎么办呢？我的常任秘书显然是不会帮助我的。
9月21日
今天《每日快报》上没有什么报道，这使我稍微放了心。但我不相信他们会放过这件事。
我到达办公室时，接到消息，要我打电话给那个该死的女人。
还有一个通知说德斯蒙德爵士有急事求见。我向伯纳德提议下星期会见他，但他似乎已在楼下等着了！真令人惊讶。
伯纳德让他走进房间。汉弗莱也出现了。
我们都聚在一起后，格莱兹布鲁克说他方才想出一个主意，但得让他的银行大楼再添九层。我正想一脚把他踢出去时，他却解释道，如果再加九层，银行就可以把第三阶段计划推迟七年。这样就会有一块场地空着。
“那又怎么呢？”我还没搞懂他的意思。
“唔，”他说，“一两天前我在《金融时报》上看到你访问那家城市饲养场的报道。我想这倒是个好计谋。你瞧，我们第三阶段用地离饲养场只有二百码，所以可以用它来把饲养场继续办下去。或者他们要是……不论出于任何原因……想要迁移的话……实际上这场地还比原来饲养场稍微大一点……我们想把它叫做詹姆斯·哈克爱畜保护区……（他和汉弗莱交换了一下目光）嗯，反正是动物保护区，九层楼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是吗？”
他们显然是串通一气的。但这无疑是条出路。如果我允许他们造一幢高层银行大楼，他们就会让城市饲养场继续办下去。
我当初竟以为汉弗莱会站在我这边反对他的老朋友格莱兹布鲁克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可格莱兹布鲁克并不是汉弗莱那种类型的人。他准是有什么可以左右汉弗莱的……我真想知道究竟是什么。
同时我必须想出几条站得住脚的理由来同意建造那幢高楼——而且得快点动脑筋。正式申请一时还不会送进来，但在伯纳德面前，我觉得我必须作一些解释以保全面子。幸运的是，大家这时都在协力相助。
“你知道，汉弗莱，”我开始说，“我认为政府对限制小企业的做法应当谨慎从事。”
伯纳德说：“银行可不能说是小企业。”
“要是我们限制它，它就是小企业了。”我坚定地说，把他的话顶了回去。他给搞糊涂了。“伯纳德，”我若无其事地说，“已经有这么多摩天楼了，再加一幢又会怎样呢？”
“的确如此。”汉弗莱同意道。
“让我们立刻宣布消息吧。”我继续说。
于是我们大家一致认为：高楼将解决两方面的问题。它能为那所小学遮住阳光。公共交通系统也将得到额外收益。至于隐私嘛——唔，让人们在花园里抬头看看办公室里的活动不也是一种乐趣吗？
“说到底，”我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在办公室里总是有些异乎寻常的活动的，你说是吗，汉弗莱？”他通情达理地笑了笑。“是的，大臣。”他同意道。
* * *
[1]劳埃德（HaroldLloyd，1893－1971），美国著名电影喜剧演员——译者。
[2]“乡间”原文为country，而举行大选的英文是go to the country，所以这个词含有双关的意义——译者。
[3]哈克难得讲笑话，这是其中之一。
[4]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译者。
[5]犹大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是出卖耶稣的叛徒——译者。
[6]菲利普斯太太威胁要搞臭哈克，大家很担忧，束手无措，汉弗莱说打气话，说菲利普斯太太在二十四小时内还办不到这一点，St.Francis指菲利普斯太太warden的身份，St. Joan喻圣女贞德（法国民族英雄，百年战争时率军解除英军对奥尔良城之围，后被俘，火刑处死）号召全国人民的能力——译者。
14．忠诚的问题
9月27日
明天我将去华盛顿作正式访问。我原以为自己没有十分必要离开整整一星期，但汉弗莱爵士却坚持说，如果我在那儿多待一段时间，以便取得大的外交上的好处，其价值将是巨大的。
我将就行政管理问题向大会发表演讲。助理秘书彼得·威尔金森为我写好了一篇出色的讲稿。里边包含这样的话，“英国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堪称忠诚、廉洁和效率的典范。我们正在无情地对浪费进行斗争。我们正在彻底根治官僚主义。这是英国能向全世界传授的经验。”这是多么有力的话呀！
不过当我昨天问汉弗莱，我们是否能够证明这些话都是真实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一篇好的演讲辞并不在于我们能证明我们是在说真话，而在于没人能证明我们在说谎。
多妙的思想！
我希望这篇演讲辞能在伦敦各报全文刊载。
伯纳德·伍利爵士（在与编者谈话时）回忆道：我清楚地记得汉弗莱·阿普尔比爵士要我让哈克随便到什么地方去作一次公费旅行，任何地方都行。
他感到哈克对自己的业务已经开始掌握得太好了。这使我感到高兴，因为这使我的工作变得轻松了，但却使汉弗莱爵士深感不安。
我为自己没机会去华盛顿作一次公费旅行感到惋惜。而汉弗莱爵士则坚持要哈克带一名助理私人秘书同往，说让这秘书取得一些独当一面的工作经验。
他离开了五六天以后，我被叫到汉弗莱爵士的办公室。他问我，在大臣离开一星期的日子里我觉得愉快不愉快，而我——却相当幼稚地——说事情变得有点棘手了。
我的话使他对我的工作感到不满。这一点马上就显出来了。当天下午我收到了汉弗莱爵士亲笔写的备忘录，告知我大臣不在时有哪些好处，并要求我牢牢记住。
〔幸好伯纳德爵士把这张备忘录保存在他的个人文件里，我们将它复印了下来，这些话写在汉弗莱的便条纸边上——编者。〕伯纳德：
大臣不在是件好事，因为这能使你正常工作。
（1）没有愚蠢的问题；
（2）没有奇思妙想；
（3）没有因报纸上说的话而引起的大惊小怪。
一个星期的外出，加上事先的情况介绍以及他回来后的工作汇报，还得补上积压下来的工作，这意味着可以不让他接触本部工作长达十四天之久。
此外，当情况不宜汇报时，大臣外出可以成为不向他报告的好掩护——而且在此后的六个月中，如果他抱怨某事没有向他汇报过，我们就可以告诉他这是发生在他外出期间的事。
〔伯纳德爵士继续说下去——编者。〕
不管怎么说，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日益频繁地举行高级会议的原因是文官觉得这是唯一使国家运转的办法。把一切权力集中在唐宁街十号，然后把首相派出去——参加欧共体高级会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级会议、英联邦高级会议，派他到任何地方去！这样内阁秘书就能继续正常地执行管理国家的任务。
就是在这个会上，我们讨论了彼得为大臣写的将在华盛顿发表的演讲辞草稿。
当时我提出，虽然彼得是个十分不错的小伙子，而且可能在某一方面干得十分出色，可是演讲辞过于乏味，可能会使听众受不了。
汉弗莱爵士当即表示赞同我的看法。他认为这篇演讲会让听众厌烦透顶，叫人从头听到结束简直受不了。
可是他又对我解释说，这是一篇挺好的演讲稿。我方才明白演讲稿并不是专为其听众写的。演讲仅仅是一种必须完成的手续，目的是为了使其新闻稿能在报纸上发表。
“我们不可能为取悦听众而操心，”他向我解释道，“我们不是为喜剧演员写剧本的作家——唔，至少不是个职业喜剧演员。”
他强调说，演讲的价值在于它说出了正确的话，在公开场合说出了正确的话。一旦那篇演讲稿被新闻报道了，大臣就有责任在特别委员会为文官进行辩护。
我立即为大臣辩护说，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为我们辩护的。汉弗莱爵士怜悯地望着我，并且说，大臣的确是在对自己方便的时候这样干的——可是当发生麻烦时，大臣的第一个直觉行动就是对他的部门背信弃义。
因此，文官在为一位大臣起草演讲稿时，首先关注的是把他的裤子钉在旗杆上[1]——不是他的旗号而是他的裤子——这样他就不能爬下来了。
一如往常，汉弗莱爵士的推理到头来总是正确的——但他又往往没有估计到哈克卑鄙狡诈的才能。
〔下面仍是哈克的日记——编者。〕
10月4日
我今天从华盛顿回来。总的来说访问相当成功，虽然我得承认我的演讲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激动。我不应当把演讲稿交给部里来办——他们虽说为我的演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却总是那么枯燥乏味。
我手头有一大堆积压下来的工作要做，成堆的红盒子，足有半吨重的内阁文件，好几百份备忘录、会议记录和请示报告需要抓紧处理。
我疑自己是否真正来得及赶完这些工作，因为明天我得去面对一个特别委员会，并且事先还得读一读那份重新起草的有关编制水准的文章。不单单是读一读，还要理解它。不单单理解，还要记住它。这文章是一位副秘书写的——因此文章用的不是英语，而是副秘书语。
不过，报纸至少还是报道了我的演讲辞。这就可以了。
汉弗莱突然闯进来向我表示欢迎，并把特别委员会的情况给我作了介绍。
“您真的理解这次意见听取会的重要性吗，大臣？”
“当然理解，汉弗莱。新闻界人士会来的。”我说。
〔就像许多政治家一样，哈克似乎只在读到报上有关他本人的报道时才相信自己的存在——编者。〕“这不仅是新闻界的问题，”他说，“这是对本部未来业务的一次检查。万一在这次意见听取会后我们被认为是铺张浪费或者不称职的话……”
我打断了他的话，向他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是不是铺张浪费或者不称职呢？”
“当然不是，”他以相当愤慨的口气回答，“但是在委员会里有那么一些不好意的议员。尤其是来自东德比郡的议员。”我可没料到贝蒂·奥尔德姆也在委员会里。
汉弗莱递给我一个厚厚的装满文件的文件夹，里边插有红、黄、蓝各种标签。“请您务必掌握这份概要，大臣。”他说，并要我如果发现任何问题就问他。
我感到十分厌烦。我今天很累，而且还有时差症状。我对他说我不需要第二份有关特别委员会的概要了，我刚在飞机上吃透了一份。
“是什么内容？”他问。
这使我很尴尬，我记不大清楚了。我向他解释说在飞机上思想很不容易集中，因为他们老是给你端来饮料，给你看电影并且把你叫醒。
“大臣，我确信，如果您老是被人叫醒的话，那是很难集中思想的。”他同情地说。他接着又说，这是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包含委员会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概要，各种问题还附有适当的、经过周密考虑而提供的回答，以便阐明本部的情况。
“答案是否绝对精确？”我需要了解这一点。
“是经过精心考虑而提供的，以便阐明本部的情况。”他小心回答道。
“汉弗莱，”我同样小心地说，“这些特别委员会非常重要。不能让人看到我在哄他们。”
“不会让人看到您在哄他们。”
对此我并不满意，我开始怀疑这份概要并不是完全诚实可靠的。我进一步追问他道。
“它内容真实吗？”
“全是实话，没有半点虚假。”他对我作出保证。
“是不是全部的事实真相？”
“当然不是，大臣。”他有点不耐烦地说。我感到困惑。“这么说，我们就要告诉他们，我们正对某些事情保密，对吗？”
他摇摇头并笑了笑说，“的确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我问。
汉弗莱爵士离开椅子站了起来，傲慢地宣布道：“要保密的人必须保得住秘密，这样他才能保密。”说罢他便离去。
我对他引用的这段话颇感兴趣，觉得它相当深奥。“这话是讲过的？”我问伯纳德。
伯纳德显出为难的样子。他盯着我看了看，又朝汉弗莱刚走出去的那门口望望。
“是汉弗莱爵士说的。”他说。
〔人家建议哈克对特别委员会留一手，甚至对之撒谎，而哈克对此竟丝毫不感震惊，这一点是意义深长的。这种谎言在政府圈子里会被看作无伤大雅的。一位大臣会对许多问题不假思索地撒谎，而如果他说了真话就会被认为笨拙无能。举个例来说，他对即将实行的货币贬值或者对挤兑英镑的情况总是矢口否认的。并且他总是使人感到联合王国拥有足够而可靠的防御力量——编者。〕由于在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上耽了一夜，又跟文官们耽了一个白天，我坐在办公桌时，感到筋疲力尽，两眼盯着我必须在一天之内吃透的那本厚厚的概要。
“为什么，”我自言自语道，“大臣们没有概要就休想到任何地方走动呢？”
“这是因为生怕他们在不提防时被人家抓住把柄。”伯纳德风趣地回答，至少我认为很风趣，不过那可能只是凑巧而已。
他在我整天的工作日程中不安排什么事情，这样就没有人打扰我们了。我们在审阅这份概要的过程中发现，我在飞机上看的那份请示报告，是去年本部提出的报告的翻版，而且竟是前年的、再前一年的、甚至可能是1867年以来的报告的翻版。我向伯纳德指出，第一句话就足以打消任何人想读下去的念头：“行政事务部的职责是支持政府各部的行政工作并为之提供服务。”
“啊，不，”他说，“这话倒是很有吸引力的。”我问他怎么会有人被这种话吸引住。
“唔，”他说，“如果您回头看一下1868年写的第一篇报告——那年格拉德斯通创立了本部前身[2]——您就会发现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本部负责对政府的经济而有效率的管理’。”
“啊，”我说，“那便是它的用处吗？”
“是的，”伯纳德说，“可是后来证明这是一个困难的职权范围。他们得对每一次浪费和低效率都负起责任来。我猜想格拉德斯通当时的意图是这样的。因此，当情况变得不好办的时候，他们便又做点惯常的事务了。”
“什么叫作‘惯常的事务’？”我问。
原来，用文官的话来说，“惯常事务”就是保证你的预算、你的全体人员和你的房地产安然无恙，然后悄悄改变你的职权范围。
1906年他们把第一句话改成“本部旨在促进对政府的有效率而经济的管理”。这就把“负责”两字给删掉了。
1931年他们又把这句话改写成“本部旨在支持政府各部实现经济和有效率的管理”，这样便把责任推到了其他部门。到了1972年，他们取消了两个令人为难的概念——经济和有效率。打从那时起便成了“行政事务部的职责是支持政府各部的行政工作并为之提供服务。”该部真正宗旨剩下的后一点痕迹仅在一百零四年中便消失殆尽了，而它目前的规模却相当于原先规模的一百零六倍。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伯纳德被吸引住了，可是还没有读完第一段我照样又想打瞌睡了。这或许只是时差引起的症状吧。但不管怎样，伯纳德提醒我说，明天新闻界会来——为此我别无选择，只好认真对待手中的概要了。
10月5日
今天我第一次尝到了被一个特别委员会盘问的滋味，我可一点也不喜欢这种事情。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下院的一间委员会会议室里，那是一间又大又暗的哥特式房间，里面有一种灰衣修士学校的气氛。我被弄得有点像手伸进别人食品盒给人当场抓住的比利·邦特。[3]
长桌子的一边坐着大约九个议员。当中是主席。主席右边是秘书，是位文官，他担任会议记录。还剩下一些座位是给公众和记者们坐的。
我被允许带伯纳德进来，当然他坐在稍靠背后的地方，另外加上彼得·威尔金森和一个大概叫作吉列恩的本部工作人员。〔一名助理秘书——编者。〕我被允许作开场白。我的回家作业做得不错，我把汉弗莱爵士在他的请示报告中所讲的一切都复述一遍，这便是说，行政事务部是以高效率进行管理的，并且真正支持了政府各部的行政工作并为之提供服务。
贝蒂·奥尔德姆太太首先发问。她甩了一下她的红头发，淡淡地毫无笑意地笑一下。接着她问我是否听说过马尔科姆·罗兹这个人。
我没听说过这个人，便这样说了。
她告诉我说，他是行政部事务部的一位前助理秘书。我向她说明行政事务部有二万三千个雇员，我不可能全部认识。这时她大声叫喊起来，不让我说下去（唔，其实她是在我说话时用更大的声音说话的），她说这个人是被排挤出去的，后来在美国成为一名企业管理顾问并且还写了一本书。
她向我挥动着一大叠毛条校样。
她宣布说这是新书样本，同时向记者席扫了一眼，“在这本书里，罗兹先生对英国行政部门内部，特别是你的那个部挥霍公款的惊人情况提出了指控。”
我被难住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要求和我的官员们私下谈一会。
我转向伯纳德。“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吗？”我急切地轻声耳语道。
彼得说：“我不晓得罗兹写过一本书。”
吉列恩只说：“啊，天啊，啊，天啊！”这的确使我充满信心。
我问这个人究竟是。吉列恩说，“他是个捣蛋鬼，大臣。”彼得说他是个不可靠的人。这是极端侮辱的话。
伯纳德问那本书写了点什么，显然他比彼得和吉列恩更不了解罗兹。
“我们可不知道。”
“唔，我该说什么好呢？”我极焦急地轻轻问道，我明白时间就要到了。
“尽量拖延。”彼得建议道。
帮个大忙，可我总得说些什么呀。“拖延？”我生气地说，“你说拖延什么意思？”
“拖延，就是避免回答，大臣。”伯纳德插嘴道。这些文官们此刻就像被砍了头的鸡那样走投无路。
我咬咬牙。“我知道什么叫拖延，伯纳德。”我竭力想忍住火气，但并不完全有效。“你们把我赶到狂风暴雨之中却连伞也不给我一把，这算什么意见？”
“狂风暴雨中一把伞派不了多大用场，大臣，因为风会吹到伞的下面把……”
这时主席恰好在唤我，这样也好，不然的话，伯纳德就不可能活着来叙述经过情况了。
“你跟你的官员们商量够了吗？”主席问。
“绰绰有余。”我没好气地回答。
主席朝贝蒂·奥尔德姆点头示意，后者笑了笑说：“让我给你们念一下罗兹先生揭发的丑事。”
她接着便对我念了下面一段话：“赫里福德郡的四号地区供应站有两个旧飞机库，现在改作仓库，那里日夜都集中供暖，温度高达华氏七十度。”〔一字不差地引自罗兹的书——编者。〕她问道，“对此，你有什么话可说？”
我自然无话可说。我指出事先没有任何了解，我是不可能回答那种具体问题的。
她承认这一点，但声称她的问题涉及一个原则。“我问的是，对于如此骇人听闻的浪费还能提出什么理由来解释呢？”
主席和委员会似乎认为我必须回答。于是我只得试着回答一下。“有些材料在温度低的时候很容易损坏。这要看那里储藏着什么物资。”
我的话她很乐意回答，“铜线。”她迅速说道，并微笑了一下。
“唔……”我又琢磨着是否还有什么理由可说，“嗯……铜在潮湿的情况下会腐蚀，不是吗？”
“它们外面都包着塑料。”她说，并等着我的答话。
“外面包着塑料，”我照她的话说，“啊，是呀，”他们似乎仍要我说点什么。“唔，我会去调查此事。”我主动提出建议。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希望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可是不，才刚刚开始呢。
“罗兹先生还说你的那个部门坚持要集中订购全部钢笔、铅笔、回形针等物，然后凭各部门的申请书将这些东西分发下去。”
“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合理，”我觉察其中有诈，便谨慎地回答道，“大批量购买可以省许多钱。”
果然有诈。“他证明，”她往下说，“这种购物程序要比当地机关自己到大街上去买他们所需的物品贵四倍。”
我原想说人们可以用数字来证明一切，但决定不这么说。看得出如果没有某种证据，他，以及她，是不会这么说的。我在行政事务部的亲身体验告诉我，罗兹在这方面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于是我对她说，我认为这信息很有意思，如果证明确有必要的话，我会乐于改变这个制度。“你明白，我们不是僵化的官僚。”我补充道。
这句话证明是个战术上的错误。“真的，不是吗？”她尖锐地问道。“罗兹先生说，当他在贵部工作时，就提供了这些数字，并且建议进行这种改革，可是他的建议被拒绝了，理由是人们对现有程序已经习惯了。好不僵化的官僚主义！”
我真是自己伸出脖子让人家打。现在，我毫无招架之力。我只得再次提议去调查此事。
“调查？”她轻蔑地对我笑笑。
“是的，调查。”我不服气地说，其实心里已在发慌。
“上星期你在华盛顿果真说过你的部进行了一场反浪费的无情斗争并且能够向全世界提供经验？”我点点头。她发起了致命的攻击。“你们在位于凯特琳的补助金办公室的屋顶花园上花了七万五千英镑。你如何才能使你在华盛顿所说的话同这情况一致起来呢？”
我无言以对。
她以极其挖苦的口气问我是否也打算调查此事，我此刻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可我还是硬着头皮解释说，我负责的是方针政策而不是具体行政事务（此话说得不对），这时一位较友好的委员会成员艾伦·休斯〔是一位希望在政府里谋得一个职位或某种其它优惠的委员会成员——编者。〕使我幸免。
艾伦插话说道：“主席先生，行政事务部的常任秘书下星期将要出席作证，让他来回答这些问题不是更恰当吗？”
主席同意了，并要求事先通知汉弗莱爵士。人们从奥尔德姆太太手中取走了那些讨厌的毛条校样，以便交给汉弗莱看。
10月6日
今天的报纸标题不妙：
对政府浪费情况的新指控
汉弗莱和我讨论此事。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对我进行了批评。
“大臣，”他说，“您把我推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了。”
我恼火了。“那么你把我推到了这个境地又怎么说呢？首相左一个厉行节约，右一个厉行节约，而我却显得是在浪费别人节省下来的所有的钱。”
汉弗莱望着我，仿佛我疯了似的。“大臣，没有任何别的人节省过任何钱！您现在该明白这一点了。”
我明白，我明白，而且他也知道我明白这一点，但是公众并不明白。“他们看上去好像个个都节省了什么似的。”我提醒他道。
“您难道就不能拖延得更有效一点吗？”他埋怨道。
“你说‘拖延’是什么意思？”我大为恼火。“把事情搞混一点。您平时是很善于把问题搞得糊里糊涂的。”即便他说这话是为了恭维。但听上去却并不像是恭维话。不过他的目的显然是恭维我。
“您有相当大的本领把事情弄得晦涩难懂，大臣。”我听到此话时，想必一定把嘴张得大大的，因为他继续说道，“请相信我，我是作为赞美而讲这话的，把事情搞混是大臣必备的基本功之一。”“请你把其他各种基本功也给我说一说。”我冷冷地回答道。
他不假思索地给我开出了一列清单。“拖延决定，回避问题，篡改数字，歪曲事实和掩盖错误。”
其实他完全说对了。可我就是不明白他还能指望我昨天说些什么别的话。
“难道您不可以装出一副您在干些什么但后来却没有干出什么来的样子吗？就像您平时那样？”
我没理会他的这句评语，竭力想抓住事实。“汉弗莱，”我开始说道，“如果这些揭露出来的事是真实的……”
他马上打断了我的话，“如果，一点不错！如果！您原是可以，比如说，讨论事实的实质的。”
现在该由我来向他说明一下情况了。“没有比特别委员会对事实的实质更不感兴趣了——他们都是议员。”
“您本可以说那是有关安全的问题。”汉弗莱说，他求助于常用的第一线防卫战术了。
愚蠢透顶！我问他HB型铅笔怎么可能和安全问题有关。
“这要看您用这种铅笔写什么。”他提出自己的看法。可悲可叹。他不可能真的以为我这么做就能逃之夭夭。
“我们为什么要在办公楼上造屋顶花园？”我问道。
“我们把一家美国公司的办公楼设计接过去了。那家公司就要使用那幢办公楼了。凑巧当时也没注意到设计图上有屋顶花园。”
我只是疑地盯着他看。
“小小的错误，”他显得很不服气，“任何人都可以犯的那种错误。”
“小小的错误？”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小小的错误？是七万五千英镑呀。请你举个大错误的例子来吧。”
“让人们去发现吧。”
接着我问他为什么我们要往堆满铜线的货棚提供暖气。
“您想知道事实真相吗？”他问。
我感到惊愕。这是他第一次问我那样的问题。“要是不太麻烦的话。”我以极其屈尊的度回答说。
“所有的工作人员，”他说，“都利用这些货棚来养蘑菇。”
我甚至不知道从何说起，于是我便简单地说，“制止他们。”我发命令了。
他伤心地摇摇头，由衷地叹了口气。“可是，打从1945年起他们便一直是这么干了。这几乎是对他们极其乏味的工作的唯一补偿。”
我了解这个理由，但是放在桌面上讲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于是我便问起罗兹关于节约订购文具费用的建议的事。为什么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呢？
“大臣，”汉弗莱情绪激烈地说，“那个家伙是个捣蛋鬼。一个怪人。他对效率和节约着了迷，成了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