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
魏延惊得正待回头，忽地一道寒光闪过，他尚未来得及躲避，项上人头便随着血沫飞了出去。
“哇……”
对峙的双方人马一阵骚动，马岱早已倒提着血淋淋的大刀，策马来到杨仪、姜维面前致意，原来他斩魏延乃是遵照孔明生前所授秘策行事。
魏延的部下本无谋反之意，自然也随马岱一同回归蜀营。
众将护卫着孔明灵车，安然返抵成都。蜀中此时已经入冬，蜀宫之上悲云低垂欲泪，成都城中寒风萧瑟似泣。后主亲率文武百官，一律身着丧服，出城二十里迎接孔明灵柩。
蜀廷的丧仪与民间的吊丧极为隆重，依照孔明的遗言，其遗骸安葬于汉中定军山。墓冢占地不多，遗体入殓石棺时，也仅着一身当季冬装。以当时的习俗惯例而言，已属极为俭朴。
“身死不忘守汉中，毅魄千载定中原。”想来，这必定是孔明的遗志。
后主赐孔明谥号忠武侯，令建庙于沔阳，四时享祭。因其生前常于军中抚琴，庙中特置一架石雕古琴，一直传至今日。据说那古琴仍可发出清越音韵，每当闻此琴声，人们或许会想起当年茫茫沙场上的干戈剑戟，想起千军万马中那位清心儒雅的诸葛丞相。
渺渺一千七百余年转瞬即逝，历史留给今人的，又岂止是定军山上那架石雕古琴？有道是“松无古今色”，当我们超脱世俗的爱恨情仇，回眸古往今来的朝代更替时，便不难发现，世间的一切盛衰兴亡均在天道的无限轮回之中。
诸葛菜
三国鼎立的大势，虽说是中国当时治乱兴亡风暴下的自然结果，但不可否认，与诸葛孔明其人独有的创见也不无关系。当时孔明尚是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农耕之余，在草庐中便抱有远大的理想，三国鼎立乃是其理想的产物。当他被刘玄德三顾茅庐竭诚相邀，终于愿意走出茅庐助其与群雄争霸时，曾如是说：“应以三分天下为当今之大计，舍此无法在中原重兴汉室。”
这其实是他为了一展宏图迈出的第一步。
三分天下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刘玄德占据西蜀，与北方的曹操、东吴的孙权共同开创了三足鼎立的时代。
然而这并非孔明的终极目的，他提出的三分天下构想，只是实现刘玄德一统汉室夙愿的必然过程。
由于刘玄德壮志未酬便撒手人寰，不得不将幼帝的前途与未竟的遗业全部托付给孔明。可以说，孔明的生涯从此时起，才真正展现出其过人的才智与对事业的无限忠诚。
辅助遗孤，完成大业，孔明朝思夜想的是如何不负先帝遗诏。这一信念始终贯穿在他的全部生活中，也充分体现出了他伟大的人格。
因此，当《三国志通俗演义》原著写到孔明死去时，便自然会给人一种故事已近尾声的感觉，使人觉得三国争霸本身，似也该到此为止。
或许本书的读者也会与笔者同感，当情节发展到孔明逝世以后，笔者下笔的兴趣与欲望已大不如前。似乎不论读者还是笔者，自古以来，人们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故事都抱有同样的感觉。
笔者自“桃园结义”开始，一直以原著为基本蓝本，唯独结尾未依从原著，而是以孔明之死就此打住，作为本书的结尾。
按照《三国志通俗演义》原著的故事演绎发展，在五丈原蜀军撤退、魏延南谷烧栈道、孔明遗计斩魏延的情节之后，尚有魏帝曹睿恣意奢华、司马父子功高震主、东吴国力衰败、蜀国政权破灭，最后晋统一三国的治乱兴亡的详细经过。然而，由于这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已经逝去，事件的影响并不深远，原著的笔触也更无前期精彩，故难免使读者产生虎头蛇尾的乏味观感。有鉴于此，笔者不想将其后的内容全部写出来。
考虑到或许有不少读者仍想获知孔明死后的历史推移，笔者拟在《篇外余录》的后一章节《后蜀三十载》中对这段历史加以概述。
我深深感到，关于孔明的个人品格，原著中的描写较为粗糙，有必要对此加以补充。因而除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外，我还参考诸书，特别是将更具史料价值的《孔明遗事》及后世的评论归纳整理，我相信这项工作绝非毫无意义。以此来弥补《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蛇尾”，方能使整篇小说的结构更加趋于完整。
希望读者能本着同样的理念来阅读以下章节。
当年的布衣青年孔明，是作为一个堪与曹操匹敌的新秀走上历史舞台的。
曹操当时席卷了中国的八成天下，整个荆山楚水亦被收在他的囊中。“东吴这种势力只能恃一水长江明哲保身，四处流窜的刘玄德之辈更不足挂齿。”这番直白的得意之语，或可瞥见他不可一世的豪迈心境。
正是孔明犹如彗星一般横空出世，使曹操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挫折，此后孔明更脚踏实地地稳步实施了其三分天下的战略。
《鲁肃传》中记载着一段有名的逸话：曹操引以为豪的魏国大队兵船大败于乌林、赤壁，仓皇北归之后，紧接着又传来了刘玄德占领荆州的噩耗。当时曹操正在挥毫书写，一听到消息，他惊愕得手中的笔都跌落在地上，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从这段描写中可以窥见自恃天下无敌的曹操是何等自负。而自他心中开始顾忌刘备麾下那个青年孔明之后，便事事不顺，至死也未能再领兵踏入江汉一步。
然而，曹操的秉性，似可称之为典型的英豪性格。不仅是其外貌，就连他疾如闪电的行动与多愁善感的激情，也同时表现英雄性格的长处与短处。如果将《三国志通俗演义》比作一首交响巨作，说他领奏了序曲与第一乐章，相信也并非是言过其实。
虽然从形式上来看，原著通过戏剧性的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揭开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序幕，但从真正的三国史与事件看点的意义上来说，自从扮演事件主动角色的曹操出现之后，方可说是三国志的开始。
然而以曹操的全盛期为分水岭，一旦孔明走上书中的舞台，曹操的存在感便迅速淡化，他不得不将主角角色，拱手让给了这个来自襄阳郊外的布衣青年。
简而言之，《三国志通俗演义》始于曹操，终于孔明，描述的就是这两大英豪争夺成败的始末。
若就文学成就而言，曹操可以说是个诗人，而孔明堪称文豪。
曹操生性痴愚，有时近乎狂躁。作为一个有诸多缺点的英雄，这种多彩的人物远比孔明更让读者感兴趣，然而论及后世受人敬仰的程度，曹操却无法与孔明相比。
一千余年的时光已经流逝，不论是当年现实作战的胜负，还是永恒的生命价值，曹操的名字一直都被后人远置于孔明之下。在人世间，经历过漫长岁月的评判是最为公正的。
而一旦言及孔明的人格，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让人感到过于缥缈，很难捉摸。倘若将他视为战略家、武将，人们自然能获得他真实的存在感；然而若是将他作为政治家来进行审视，似乎又感到那才是他的精髓所在，他同样是思想家、道德家。如果说他是文豪，他也当之无愧。
当然，孔明既然是人，自然也找得出一些他性格上的缺点，但像他这种无所不能、备受刘玄德敬重的雄才，的确堪称古今罕见的最佳统帅。
只有孔明这种集上述诸多才能于一身的人物，才配得上最佳统帅这个称呼，而真正的最佳统帅也必须是孔明这种人物。
尽管如此，孔明绝不是所谓的圣人式的人物。虽然他是以孔孟学说为自己处世的基本理念，但他本质上仍是一个无比普通的平常人。
孔明性喜平实无华，这从他简朴的生活可窥见其一斑。他曾在呈送后主刘禅的奏表中，如此阐述自己日常的生活态度：“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也。”孔明虽然身为国之重臣，却抱有这种不求奢华的生活理念，并将其实践于自己的现实生活中。
武臣贪财的弊风，自后汉一直延续至三国，仍未绝迹。孔明尽管生活于这种世风之中，却始终身体力行，他想以自己的忠贞清廉为众臣表率的心情溢于言表。
他不仅生活清廉，而且为人处世正直。虽然用兵时神出鬼没，对敌人极尽欺瞒诡诈之能事，但抛开战场上的尔虞我诈，生活中的孔明一贯诚恳正直，有时甚至显得迂腐迟钝。
他挥泪将爱如子嗣的马谡斩首，可谓是这种处事态度的表现。还有一例，刘玄德临终前，曾对他留下遗言：“遗孤之身与国之后事，一切托付与你。如刘禅有帝王之才，望你尽力辅佐；如其无才，非帝王之器，请丞相自己为帝，以安万民……”
尽管如此，但孔明丝毫不曾萌生野心，因此当他晚年连连北伐远征时，虽然众多随他远行的将士丧身他乡无缘返回故土，但留守蜀中的战死者遗属无人对其有任何埋怨。
不仅如此，孔明辞世后，蜀中百姓为其筑庙立碑，但凡他休息过的地方，拴过马的大树，哪怕与他有关的一木一石，当地都会建造小祠，四时对其祭祀不绝。
无论是在朝堂之上还是在战场上，孔明的赏罚均非常严明。被他降职、放逐的人为数不少，但这些人对他的“无私之心”并无怨言。他辞世之后，这些人甚至哀叹不已，谓今后不会再有他那样贤明之人会对自己重新起用。
然而，对他的评论也并非全为溢美之词，有人就批评他道：“身居一国丞相之位，却夜深方寝，鸡鸣即起，执掌时务军政，竟要对琐碎人事赏罚一一劳心费神。此非真有宏图大量者之所为，貌似忠蜀，实非忠也。”
除此之外，后世的史家亦对其缺点多有指摘，然而孔明是因为忧国忧民，才致使羸弱的身躯更显瘦骨嶙峋，他尽管积劳成疾，仍本着一片赤胆忠心，夜以继日率军鏖战于疆场。那些暖衣饱食的后世文人与理论家，未曾经过战乱之苦，他们对孔明的评论，充其量不过是茶余酒后的文字游戏。更何况孔明晚年数度挥师远征，与魏军长期对垒于祁山旷野，不仅苦于面对强大的外敌，还须不断忧心于蜀国内部潜藏的各种危机。想来孔明一定希望自己生有三头六臂，抑或企盼再延长十年自己的寿命。
他真正的知己，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黎民百姓。今日中国各地的许多地名，诸如驻马塘、万里桥、武侯坡、乐山等处，相传或是他系马小憩过的塘堤，或是他挥别友人的去处，抑或是他吟咏诗歌的所在。他的形象早已超越时空，永久根植在民众对他的纯朴思念之中。
然而，民间对孔明太过敬仰，这种敬仰不断发展，甚至到了将其所有相关事物神化的地步。
且看以下几个例子：
——《朝真观记》：孔明之女乘云升天，百姓为其筑“葛女祠”，祭之不绝。
——《戎州志》：木牛流马乃神力之器械，不用人力便可自行驰走。
——《华夷考》：孔明自制时钟，此钟每更鸣鼓，到三更时，鸡声三唱。
——《丹铅杂录》：孔明所用之釜，今日注入清水，仍可即刻滚沸。
——《晋记》：定军山为孔明墓冢所在，而今每当浓云笼罩之时，仍会响起击鼓之声。汉中八卦阵遗址，每逢降雨，亦会传来声声呐喊。
褒扬孔明的类似传说在民间不胜枚举，故事中的孔明大都质朴可亲，有的甚至滑稽诙谐，《三国志通俗演义》原著作者熟知史实与各种传说，更将许多民间流传的孔明逸事融会运用于小说之中，使书中的孔明形象达到了栩栩如生的地步。《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描写孔明作战使用的“六丁六甲之术”、“八门遁甲之术”，皆源于民间传说。关于天文星象的情节，则是依据中国阴阳五行与星历之说。
在中国这块黄土大陆上，阴阳五行与星宿学源远流长，既是庶民百姓长久以来根深蒂固信奉的宇宙观，也与他们的人生观不无关系。若否定这一点，则《三国志通俗演义》无从成立，三国的故事势必也不会在民间如此长盛不衰。正因为如此，笔者所著《三国》每当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可谓煞费苦心，因为在现代读书人的眼中，这种描述不外乎是对怪力乱神的过度渲染。每逢此时，我只能以诗化的方法寻求化解，这种方法，在原著中似也被大量采用。我在写这本书时，自然也是抱定了描写一出民族史诗的宗旨，对其中的怪诞情节、时间背景一如原著，并未加以删节。
附带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国的民众不仅未将孔明淡化，反而对其越发神化，唐代以后，关于他的各种逸话流传得更为广泛。
《谈丛》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唐时有盗，掘先祖之坟。盗数名齐入，见坟中有人。两人于灯下对弈，十数名侍卫于侧。盗惊惧而拜，其时，座中一人顾盗曰：‘汝等能饮否？’遂各赠饮美酒一杯，又拿出玉带数条分颁。盗畏震而速出坑，相顾欲言，而唇皆漆闭不能开。再看手中玉带，已尽变为骇人巨蛇。后问里人，曰：此陵乃诸葛武侯所造之所也。”
既已谈及书籍，便再来纵览一下孔明的著作。相传他著述的兵书、经书、遗表等文章为数甚多，但毋庸置疑，其中不少或是后人假冒其名编纂、杜撰而成的。
其中在日本广为流传的代表性著作，是被称之为孔明派兵书的《诸葛亮兵法（五卷）》。该书虽与日本后期的楠木派军学及甲州派兵学的著作一同列为重要军事著作，但难以令人相信这是出自于孔明的手笔。
孔明因在军中常操琴弹奏，后世传有一本据称是他撰写的《琴经》，书中述及古琴的沿革，并载有七弦音谱。此书虽无法考证是否是其本人所撰，但孔明是一位兴味颇广的风流才子，这却是事实。
《历代名书谱》中有“诸葛武侯父子皆能画”的文字，这与其他书籍中关于孔明擅长作画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可惜的是，其亲笔画作，一幅也未能保存下来。
事无巨细，一丝不苟，可说是孔明固有的性格。
相传他巡视驻屯军马的营垒后，对水井、炉灶、障壁、下水道逐一详加设计，使其整然规矩，井井有条。
对于官府、驿站、桥梁、道路等城市设施的管理，孔明首重卫生，兼顾市民便利与朝廷威严，就当时而言，这些设施堪称甚为科学合理。
孔明平素恪守三项行事准则：谨慎、忠诚、俭朴。意即谨慎奉公、忠于王室、俭朴持身，他的一生可以说始终以此三条在洁身自律。
具有此种风范之人，往往也有一个短处，便是律己虽然谨严，但责人时也多有过于苛刻的倾向。这种过度追求完美的性格，毋宁说是孔明处事的白璧微瑕。
不妨看看日本的丰臣秀吉，此人眼光犀利，思维敏锐，有时俨然是位严酷刚烈、无懈可击的英雄，但他性格上亦有无遮无拦的坦荡一面。若将其性格视作东西南北四扇门，其中一扇便往往会显露出他凡人般的痴愚迂拙。他身边的诸侯正是从那扇门乘虚而入，去向他示好邀宠的。
然而孔明性格上的一丝不苟，不仅体现在处理公务上，即使是在他的日常琐事之中，这种特点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此便常使人生出难以亲近之感来。他的府第门前时常铺有干净的沙砾，使得当时的蜀人皆有所顾忌，总感到在沙砾上留下足迹，有冒昧造次之嫌。
总而言之，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亦犹如八门遁甲一般，严谨缜密，不留一丝常人可安然与其接近的缝隙。这或许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短处，与魏国、吴国相比，蜀国之所以未出现多少人才，似也与他的这一短处大有关系。
在举出孔明短处的同时，不妨循此再来探讨一下，蜀军远征伐魏，屡战屡胜，为何最终却仍以失败告终？自刘玄德兴兵以来，蜀军始终在“复兴汉朝”的旗帜下征战，我不能不怀疑这一口号是否妥当，不能不怀疑这一所谓的大义名分，是否足以让中国的亿万民众所接受，这或许是蜀军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因为中国帝位与王室的传承交替，虽则最理想的是依循王道来进行，但正如历史所展现的那样，这种改朝换代，一直是以霸道之间的更迭来得以实现的。
以汉朝为例，后汉光武帝奋起讨伐篡夺前汉帝位的王莽，使天下重归太平，“汉朝”的威德在那个时代尚深植于民心之中，但到了蜀帝、魏帝兴起之后，后汉便已威信扫地，民心已完全背离汉室而去。
刘玄德开始号召复兴汉朝的时期，时值汉末，他或许想仿效光武帝，然而就结局而言，民心一旦背离了汉室，便成覆水难收之势，无论如何以大义名分呼唤征召，也已无济于事了。
因此，刘玄德尽管深负人望，但苦战恶斗多年直至离世，依然无法获得成功，究其原因，盖因其虽然收得部分民心，但天下大多数民众并不由衷欢迎汉室复兴之故。
刘备死后，孔明将该大义名分作为先帝遗业继承下来，人心不思归汉的根源自然也殃及到了他的身上。不妨如是说，他的理想最终以失败告终及蜀中人才不济的根本原因，都是缘于不思归汉的天下民心。
后蜀三十载
《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中经常可见对孔明风采的这种描写：“身着鹤氅，头戴纶巾，手持白羽扇，端坐于四轮车上。”这种极富神韵的诗化文字说得直白些，便是“总是戴着麻布帽子，身穿白棉或白麻衣衫，坐在裸木制成的乘舆或四轮车上”。如此描述，不难使人窥见其生活简朴之一斑。
他初时未得子嗣时，曾将其兄诸葛瑾的次子诸葛乔收为养子。诸葛瑾身为吴国重臣，将儿子送去蜀中过继给弟弟，自然事先获得了主君孙权的首肯。
诸葛乔兼具叔父与父亲各自的优点，不孚众望，官至蜀国驸马都尉，亦曾随养父孔明出征，只可惜二十五岁时竟病死了。
孔明家中从此又复归寂寥冷清，直至他四十五岁时，才得了嫡子诸葛瞻。晚年得子的孔明何等欢欣喜悦，当不难想见。
诸葛瞻幼时便才气横溢，孔明于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致其兄诸葛瑾的信中曾写道：“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唯嫌其早成，恐日后不为重器。”即使对于年方八岁的儿子，他也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进行观察审视的。孔明于写此信的当年病殁于征魏疆场，其留下的遗墨中，亦有一封给诸葛瞻的《诫子书》。
此后，诸葛瞻于十七岁时与皇妹结婚，被任为翰林中郎将。父亲生前的德行一直庇护着诸葛瞻，以至当时蜀廷但凡施行善政，国人便说乃诸葛瞻所为。然而，这种名声似对其过于溢美，孔明生前便对其下过定论：“此子恐日后不为重器。”其父此言一语道出了诸葛瞻的真实资质。蜀国灭亡时，诸葛瞻战死沙场，时年三十七岁。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当时年仅十六七岁，也长驱深入魏军阵中，奋战而亡。
尽管孔明的儿孙皆未成为国家栋梁，但他们共殉国难，并未辱没先人的英名。
相传诸葛尚的下面还有一个幼弟，但迄今未见此人的传记。又有一说孔明尚有母系亲属，但此说真伪难辨，今日已无从考证。
孔明一族原本隐逸于草野庶民之中，到了三国鼎立时代，诸葛氏一门便出了三位将相，且分别仕于蜀、魏、吴三国朝廷，可谓一大奇观。
除了孔明仕蜀、其兄诸葛瑾仕吴之外，尚有一位仕于魏国的堂弟诸葛诞，此人较少被人言及。《世说新语·品藻》中对其曾有记载：“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其中对诸葛诞的评语似过于苛刻，其实诸葛诞出身于诸葛氏另一分支，早已仕魏，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因为他与两个堂兄之间不如孔明与诸葛瑾那样亲近，故《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他的着墨不多。只因其在司马氏夺取魏国天下代之以晋之后，曾起兵反叛，最终战败逃逸，故在晋人笔下遭此恶评。
关于诸葛诞的事迹，其实值得一书的不少，只是因为过于偏离正题，本文不再详述。至于孔明死后蜀国的变迁，容笔者后文再行略说。值得一提的是，孔明死后三十余年间，蜀国之所以并未遭到别国的侵犯，笔者以为即使将此全部归功于孔明遗法余德的荫护，想必也不为过。
赖山阳在其《题仲达观武侯营址图》一诗中写道：“公论莫如出自敌仇。”此语实为至理名言。据说司马懿曾站在蜀军撤走后的营地，赞叹孔明道：“此人真乃天下奇才。”赖山阳的诗自是对此有感而发，更不啻向世上专擅对孔明信口胡言之人下的封口令。
然而，如能容笔者略陈管见的话，我则想说：司马懿赞叹孔明是天下奇才，我却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凡人。世上鲜有像他那样忠贞实在之人，他绝非孔孟般至圣至贤的完美之士，亦非特立独行的血性硬汉，只不过他的平凡与世俗的平凡有着天差地别。
相传每当他移师驻防异地时，必于建筑营舍的同时，令人在附近空地上播撒芜菁（又名蔓菁）的种子。这种芜菁不拘春夏秋冬，四时皆能生长，且对土壤并无甚要求。其根、茎、叶均可生吃熟食，是取用方便的绝好副食品。
对如此细小琐事考虑得如此周全，那些所谓豪放英武的大人物是绝对做不到的，只有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人，才会想到这一点。远征营地通常缺少绿叶蔬菜的营养，种植芜菁无异于极大地增强了军队战斗力。而当人马向前推进时，舍弃田野中的芜菁不会令人惋惜，来到新营地后，也可再行种植采集。如此一来，蜀军在各地种植芜菁，以致其不断繁殖，成了地方百姓的日常食品。据说在今天蜀中的江陵一带，人们仍喜好食用芜菁，当地民众称其为“诸葛菜”。
另一则有趣的故事，说的是蜀亡于魏之后，东晋桓温又入蜀中征讨成汉。来到成都后，他听说有一位年逾百岁的高龄老翁，熟知后主刘禅时代的世事，于是将老翁唤来问道：“听说你已百岁有余，既然如此高龄，想必知晓诸葛孔明生前之事。你可曾见过其人？”
老翁一听，颇为自豪地答道：“见过，当然见过。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吏，自然记得相当清楚。”
“哦？我且问你，那孔明究竟是一何等样人？”
“这个嘛……”
老人被问得面露为难之色，桓温见状，遂历数从孔明当年直至今日之英杰伟人之名，接着又追问道：“孔明像谁？他与这些人中的何人较为相似？”
老翁答道：“我记忆中的诸葛丞相，与旁人并无甚不同之处，亦不如您左右诸位大将那般英武。只是丞相辞世之后，我总觉得世上再无他那样的人了。”
或许司马懿之言乃是对孔明的最佳褒奖，赖山阳的诗句更是至理名言，而我总觉得这位老翁的话才道出了真正的孔明形象。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后人歌颂孔明的诗作虽多，但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杜甫的这首《蜀相》。相传沔阳诸葛武侯祠前的槲树为后主刘禅所植，直至唐代仍颇为繁茂。杜甫睹物思人，遂吟咏出这首感人的诗篇。
以下简述孔明辞世后蜀国三十年的历史演绎。
总体而言，在孔明辞世之前，即使说是他一人在独立承担蜀国的沉浮，也绝非言过其实。他的辞世，不能不说意味着蜀国将走向覆灭。
孔明深知自己的死将会对蜀国今后带来何种影响，他自责无法恪尽全忠，暗地里一直为身后之事忧虑不已。
因此，为了保证自己死后蜀国的稳定，他对所有想到的事宜，均一一交代于遗言之中。
蜀国在孔明死后依然维持了三十年之久，不能不说完全是虽死犹生的孔明一直在庇护着它。
先前蜀军从五丈原撤兵时，杨仪曾领兵诛杀野心家魏延于险峻栈道，孔明殁后翌年，即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他也被削去官职，流放汉嘉，最终于汉嘉自杀身亡。
魏延原本便对杨仪视若仇敌，杨仪也从不对魏延正眼相看，早在孔明去世之前，此二人便已势如水火。孔明将二人的品格看在眼里，表面不露声色，只是巧妙地利用他们的长处。此二人其实当时各有自己的打算，都在为了孔明死后争当丞相而明争暗斗。
吴国君主孙权曾问过蜀国使节孔明左右有何重臣，听到使节回答后，孙权不无同情地嗟叹道：“哎呀呀，孔明既以魏延与杨仪为左膀右臂，想必打起仗来至为艰难。”话语之中不乏对魏延与杨仪二人的讥评。
而在蜀营之中，此二人也确实为孔明添过不少麻烦。孔明生前曾慨然自语：“延矜高，仪狷介。”因此未将后事托付与他们之中任何一人，而是将诸多事宜嘱托给了稳健实在的蒋琬与费祎。
杨仪的削职流放，归根结底是自己的野心所致。他率领北征大军回到成都后，颇为自负，满以为朝廷必会对自己委以重任，不料受到重用的却是蒋琬，自己只不过被任为中军师。从此以后，他愤懑不已，怨言频发，更不时露出不轨的企图，因此蜀廷才先发制人，断然将其削去官职，放逐到汉嘉。
这是孔明死后成都发生的最大事件。无论一个国家抑或一个家庭，支柱倒塌必会导致内争发生，这类事件蜀国自然也不例外。
却说蒋琬回成都之后，先被任为尚书，负责处理一切国事。他兢兢业业，处事得当，人们评论他道：“此人虽然才不出众，但升官之后并不傲慢张狂，举止一如往常，实为难得。”
看来孔明生前之所以举荐他，或许也是欣赏他这没有特色的特色吧。
建兴十三年四月，蒋琬晋升为大将军、尚书令，其原职由费祎继任。蜀廷还任命吴懿为车骑将军，督统汉中军务。
蜀国的北征人马虽已大部撤回，但汉中依然是重要的前卫基地，因此仍有大量兵力在此驻守。吴懿前去汉中，自然是为了整固这个前卫基地的防守。
这个时期，本为同盟的吴国，出现了改变国策的迹象。随着孔明死讯的传来，吴国对蜀国的觊觎之心变得更为露骨。
“如今若不及时援救蜀国，魏国势必会将蜀国一举吞并。”
吴国打着道貌岸然的幌子，调动数万兵马，开到了蜀吴边境的巴丘。面对这支声势浩大的“援军”，蜀国一边立即派出大军，对其摆出对峙阵势，一边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感谢贵国好意相助，所幸敝国此地并无危险，贵军还是请回吧。”
吴国眼见趁火打劫无法得手，不久也只能怏怏然将人马自国境撤了回去。
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蜀国改元为延熙元年。
这一年，蒋琬发动讨魏大军，首先来到汉中，暗中窥测魏军动向。
虽然孔明已经亡故，但蜀汉的诸多老臣，仍未忘记当年跟随刘玄德立下的“振兴汉室”誓言。
蒋琬因深知当年粮道不畅给孔明带来的困扰，故建议此次改由水路发兵攻魏。但蜀廷之上有人反对说：“利用北流之水发兵，进攻固然便捷，然而一旦到了撤兵时，必会遭遇逆流而上的艰难。”
蒋琬的提议终于未被采纳。此次廷议不仅否决了他的作战计划，也显现出朝中百官已不愿再进行远征。
“应该坚持防守？抑或主动进攻？”几年之间，蜀国朝臣们一直在这二者之间犹豫不决。
转眼到了延熙七年（公元244年）三月，魏国认定蜀国此时已经不堪一击，遂命曹爽为统帅，引领数十万人马离开长安，期望经骆口（今陕西省周至县）一举突入觊觎已久的汉中。
然而，蜀军并未如他们预料的那样一触即溃，反而在途中主动伏击，使魏军顿时陷入了被动苦战之中。
由于费祎的援军及时赶到，加之涪州（今四川涪陵县）地区兵力充沛，蜀军不久便在各处利用险峻地势痛击来敌，将魏军打得狼狈不堪。
“不好！看来蜀军还能按照孔明的策略作战。”
曹爽无法破敌，只得领兵退回了长安。
翌年，蜀国大司马蒋琬亡故。
犹如转瞬即逝的拂晓晨星一般，蜀国的良将就这样一个个悄然而去，仿佛茫茫苍穹之中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每每使得蜀国流年不利。
蒋琬虽然最终未能成为蜀国丞相，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恪守孔明遗嘱的忠贞之士。
同年十二月，尚书令董允也故去了。董允是仅次于蒋琬的重臣，以刚直不阿著称，他的离去，比蒋琬更令人惋惜。
随着这二人的死去，另一股势力活跃起来，那就是以宦官黄皓为首的一帮谗佞奸臣，他们满心以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时机已经来临。黄皓一贯仗着蜀帝宠幸趾高气扬，此时更乘机开始干政。正直廉明的忠臣相继辞世，这类谗佞小人纷纷取而代之，把持了内政外交的重要职位。蜀国政局发展到这等地步，此后的运势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在佞臣横行的蜀廷之上，为国图强的正气并未完全湮灭，那就是仍然健在的费祎与姜维二人。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锐意改革，励精图治，苦苦支撑逐渐衰败的蜀国，为达成孔明的遗志尽心尽力，其精神不能不令人为之感动。
虽然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不能不说的是，姜维因其自身错误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他明知自己并不具备孔明的雄才大略，亦不及孔明足智多谋，却未能量力而行，而是勉为其难，急于求成，以致最终心余力绌，反而加速了蜀国的崩溃。
然而，退一步讲，作为一名武将，作为孔明嫡授兵法的唯一传人，当胜利与玉碎两种可能并存之时，姜维也只有义无反顾地拼命一搏，方能显出生命的价值。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他制订了大胆进攻魏军的计划。长期以来，他一直对凉州地区的羌族采取怀柔政策，此次他决意借用羌族的兵力，来实施对魏军的进攻。
延熙十年（公元247年）秋，姜维的这一计划得以实现，他率领蜀军攻占了雍州。
魏将郭淮、陈泰率魏军迎战姜维，两军在各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蜀军虽然攻破了魏国几座城池，最终却因被魏军断了后路，加之众多士兵脱逃，而不得不停止进攻，撤回了蜀中。
恰在此时，蜀国又失去了一员良将——大将军费祎不幸身亡。
在蜀国朝野的心目中，费祎乃是继承孔明衣钵的不二人选，正因为如此，骤然听到他的死讯，蜀中上下无不为之震惊哀叹。
起初朝廷对他的死因秘而不宣，很久以后人们才逐渐知道了他死去的经过。费祎那天夜晚在宴席上正与诸将欢谈，冷不防遭到魏国降将郭循刺杀，不幸当场身亡。
费祎死后，蜀国的命运终于落在了姜维一人的肩上。
延熙十八年（公元255年）八月，姜维与魏将王经战于洮西（今甘肃临洮县一带），获得了暌违已久的重大胜利，一举斩杀万余魏兵，据说当时洮西的山河尽被染成了红色。后主因此将其晋升为大将军。
然而，紧接着与魏军名将邓艾的一场大战，蜀军却一败涂地。
姜维虽然年轻时便跟随孔明，然而他对孔明只是模仿，并未参得孔明真髓，他与孔明在人格、能力以及先天资质上的差距，每逢战阵便鲜明地显现出来。
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姜维挥师攻入秦川（泛指今陕西、甘肃的秦岭以北的平原地带）。他是探得魏军从秦川向关中调走人马，因此才来乘虚而入。
魏军邓艾、司马望所部避开他的锋芒，并不与其接战。姜维无论如何叫阵诱敌，魏军只是置之不理，任其空耗精力。姜维无计可施，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从魏到晋
就在他遵循孔明遗志，不断积极进攻的同时，成都内廷中的黄皓之流，却在日甚一日地煽动反战情绪。
在这种形势下，姜维更加无法在前方放开手脚与敌作战，蜀国已经开始面临空前的危机。
蜀国的延熙年号，在沿用二十年后改元为景燿元年。后主渐渐厌倦国政，开始日夜沉溺于觥筹交错的欢宴之中。不言而喻，将胸中本无大志的后主引向安逸享乐的正是黄皓一帮宦官佞臣。
“唉，国将不国了！”
“如此下去，蜀国就如夕阳一般，没有多少余晖了！”
有识之士禁不住扼腕嗟叹，但却敌不过有恃无恐的后主宠臣黄皓。
只有姜维不顾冒犯龙颜，几次直言进谏，企盼后主能够迷途知返，铲除误国害民的宦官佞臣。
然而，一筐烂水果中找不出新鲜不腐的好果子，后主身处谗臣环绕之中，白日游玩，自有绝色美妾为其拂去肩头柳絮；晚间欢宴，更可端着盛满佳酿的琉璃酒杯，陶醉在丝竹管弦轻歌曼舞之中。他早已听惯了甜言蜜语，忠臣苦口婆心的铮铮谏言，只能使他徒生嫌恶。
姜维屡次进谏无果，只能仰天长叹：“蜀国已成风前残灯，寿数将尽了。”
魏国果然也看出了蜀国的端倪，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天赐良机。景燿六年（公元263年）秋，魏帝命邓艾、钟会领兵数十万，一举攻入蜀中，以图彻底摧毁蜀国政权。
魏军滚滚而来，蜀军的前卫顿时土崩瓦解。
国难当头，姜维毅然挺身而出，率军凭借剑阁天险殊死防守，未让魏军由此前进一步。
但此时邓艾引领另一路魏军人马，却已绕道突破阴平险隘，席卷汉中，不久便逼近到成都城外。
昔日繁花似锦的蜀国京畿，转瞬之间变成了鬼哭狼嚎的人间地狱。
百姓做梦也不曾想到魏军会出现在这里，直至魏兵杀到眼前，他们才狼狈不堪地四散逃窜，口中仍在将信将疑地喃喃自语：“这难道是真的吗？”
由于魏军来得突然，成都守军竟然毫无防备，所见皆是魏兵在凶残地烧杀掳掠，满眼是老弱妇孺在哭号着四下奔逃。昔日美轮美奂的豪宅，绽放异彩的华章，此刻尽皆黯然无光，只能在魏兵肆意蹂躏的淫威中战栗。
蜀宫之中此时已是一片混乱，后主一筹莫展，只顾与嫔妃抱头哭泣，失魂落魄的宦官们更是不知所措。
魏军高唱着“蜀国已亡”，迫近城下，只等着蜀帝打开城门跪伏在魏国军旗之前。
后主半晌才说出话来：“事到如今，如何是好？汝等有何良策为朕化解灾祸？”
重臣们彻夜商议至现在，却仍然议不出可行之策。人人脸上呆滞惨白，不见一丝生气。
“去向吴国求助吧。臣等护卫陛下的御辇，一同投奔东吴，将来定有东山再起、重返蜀都的一天。”
“不可。吴国本无心为了蜀国与魏国交恶，孙权罔顾蜀吴同盟条约，正等着蜀国被魏所灭，丞相孔明辞世之后，这种企图越发明显，岂可去投奔吴国？”
“南方民风淳朴，丞相孔明当年曾广布王道圣德于蛮地民众，如今那里最为安全，不如到南方去暂避一时。”
群臣议论纷纷，后主听得一片迷惘，莫衷一是。
最后，重臣谯周终于操着沉痛的口吻说道：“任何事物均有其开始、终了，都要经历中途阶段。倘若事变发生在开始或中途阶段，尚可设法努力挽回局面；今日之变，却是丞相孔明逝世之后国家万事的归结，此乃天数，非人力可左右。投奔吴国实为下策，去南方避难也只会更加凸显穷途末路的丑态。微臣唯望陛下切勿玷污先帝御德，勿使蜀国最终徒遗笑柄于后世。”
“如此说来，你是要朕开城向魏国投降？”
“微臣不忍口出此言，但陛下若愿顺从天命，则只此一途，别无他法。”
众臣尽皆不语，无人敢妄言是战是降，不料后主出人意料地立即答道：“那就按此行事吧。看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后主说完之后，反而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大气。
众臣纷纷失声痛哭起来，但没有一人觉得谯周的意见不妥，满朝文武只能在绝望的深渊里保持沉默。
关于谯周，有一段尽人皆知的逸事。
他初进蜀宫是在建兴初年，那时孔明尚健在。由于早已听说他的学识与卓见，孔明将这个农家出身的学者推荐给后主，谯周因此被录用为劝学从事。岂料首次进殿谒见后主，因他原本其貌不扬，加之木讷口吃，尽管满腹经纶，答起话来却颇不得体，故而惹得文武大臣失声嗤笑。
蜀廷监察吏见朝纲遭人懈怠，当日来到孔明丞相府中，向其弹劾嗤笑的官员：“那等大臣不知自肃，竟然如此亵渎朝廷仪礼尊严，应否严厉惩戒嗤笑之人？”
孔明并未同意惩戒诸臣，反而安抚监察吏道：“我尚且难以忍住不笑，更何况左右众人？”
孔明虽然并未失声笑出声来，但心中确实也在忍俊不禁。他对监察吏说的话，意思很明白，自己尚无法做到之事，却要拿来对众人治罪，岂不有悖法理？
谯周在听到孔明逝世的消息后，曾连夜私自离开成都，千里迢迢去途中迎接孔明灵柩。后来那些前去迎灵的官员皆因擅离职守被问罪，唯独最先离开成都的谯周却被法外开恩。
不为众议所拘，力劝刘禅开城投降的谯周，就是如此特立独行的人物。
一得到后主开城投降的消息，魏军阵中立刻沸腾起来，震天动地的鼓号与山呼万岁的呐喊响彻成都城外。蜀宫顶上升起降旗，后主带着众多嫔妃臣下徐徐走出城门，来到魏将邓艾营门前屈辱地投降。
至此，蜀国终结了自成都建国以来，历经二世四十三年的历史。
这一天，昭烈庙森森松柏的深处，阵阵凄风比往日更为悲愁；定军山上浓浓的乌云，像是要将孔明失望的眼睛蒙住；关羽、张飞，几多人父人子，多少忠胆英魂，此刻在九泉之下，又何以安然瞑目！
曾几何时，为了这片土地，多少男儿舍弃生命，埋骨黄土，又在冥冥中祝愿大蜀的江山能够世代永传。而今，蜀中的土地上，到处轰响着魏兵的足音，成都的天空中，四处翻卷着魏国的军旗。
蜀中单纯朴实的百姓无人不在嗟叹，这究竟是谁的罪过？
然而，有一个人始终反对逃难或投降。他的身上流淌着刘玄德嫡传的血液，此人便是后主的第五位王子，北地王刘谌。他竭力主张：“哪怕将蜀宫变为坟墓，也要与魏军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但无人倾听他的豪言壮语，更无人愿与他一起舍身赴死。愤然之下，他来到祖父刘玄德的昭烈庙中，先将妻儿杀死，随后毅然自尽。
这位王子以自刎保留了自己心中的美好愿景，也为行至穷途末路的蜀汉保住了一丝尊严。
却说姜维扼守在剑阁险地，正与魏将钟会对峙，却听到成都开城投降的消息，随后接到后主的敕命：“放下武器，投降魏军。”
身旁将士一听命令自己去当敌军的俘虏，莫不愤愤不平地拔剑猛劈山石，痛心疾首地叹道：“一夕功败垂成，只能饮恨终身了！”
由此不难看出，蜀人的斗志并未荡然无存，毋宁说，孔明离世三十年来，他们坚持“以攻为守”的积极战略，以无畏的气概连续与外敌争战，其精神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姜维等将领的英勇求战精神固然令人钦佩，但不能否认，由于不听费祎忠告，自露破绽，以致被敌人乘虚而入，反而加速了蜀国的灭亡。
费祎在世时，曾经恳切地对姜维说过：“我深知自己哪怕再有作为，也远远不及故去的丞相。一想到丞相那样非凡的英才尚且未能平定天下，就不能不痛感我等平庸之辈又能有何作为。看来自己力所能及的，只是守住疆土，整肃法令，使国内安定，国家富强而已。至于对外征战、一统天下的功业，唯有期待日后由如同孔明丞相那样的贤人来达成。以侥幸之心贸然与强敌一决胜败的战法，我等必须极其慎重，绝不可轻易采用。”
这番话可谓推心置腹，句句都是金玉良言，然而姜维始终不忘自己的远大抱负，一直坚持对外积极进攻。
若要论及主战与主降孰是孰非，后人似乎大都认同谯周最后对后主的那番劝谏。
若从史诗的角度回顾蜀国走过的四十三年，姜维的澎湃激情仍可视为一段灿烂的华章。他作为一员武将，不堪长期忍受屈辱，奋起反抗魏将钟会，最终被其逮捕，与妻儿族人一同被斩首。似乎命中早已注定，他的热血最后必会染在魏国的刀刃上。
据魏军占领成都后蜀朝交与邓艾的人口资产文簿记载：共有户二十八万，男女人口九十四万，带甲武士十万两千，官吏四万，仓粮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两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在库，不及具数。
在册资产如此之丰，其余珠宝财富可想而知。
然而蜀国的国力相当疲弊，军队将士的斗志也已不可与孔明在世时同日而语。昔日受人山呼万岁的后主，不得不率百官出城跪于魏军营门前，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任何国家一旦覆亡，其凄楚景象令人不堪忍睹。
若论招致蜀国覆灭的原因，似可举出以下几点：后主刘禅的愚昧懦弱，杨仪的削职去官，董允、蒋琬的相继去世，费祎的飞来横祸。凡此种种原因叠加起来，便最终造成了蜀国不可逆转的命运。
到了蜀国末期，后主的亲政与宦官黄皓的专横，使本已每况愈下的朝政雪上加霜。大凡王朝到了行将灭亡的末期，均会出现宦官干政，以及随之而生的暴政苛役、廷臣内斗、骄奢淫逸等现象。蜀国行将崩溃的末期，自然无法超脱其外。
而最为削弱蜀国战力的，乃是蜀中学者思想的分裂。尽管孔明制定了通过三国鼎立走向一统天下的国策，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此丝毫不感兴趣，生发出一种代表了一股厌战、反战的思潮。
杜琼等人阖门自守，假冒清高，却搬弄《春秋谶》中的词句肆无忌惮地放言：“代汉者，当涂高也。”
因为“当涂高”乃“当道高台”之意，而“魏”字亦可解释为“高台”，故杜琼引用此语，实际是在宣扬“取代汉朝者，必为魏国”。杜琼虽食蜀国俸禄，却公然以此等谶言蛊惑人心，可见当时蜀中思潮之一斑。
而学府中还有人在散布更为耸人听闻的言论：“先帝名备。备者，准备之意也。后主讳禅。禅者，禅让之意也。由此看来，后主只做得禅让之君，刘氏帝业不会长久，后日定准备禅让与他人。”
蜀国养了如此一批学者，其实早已病入膏肓，注定了最后覆亡的命运，只不过这种病症平时隐于体内未被发觉罢了。
却说后主投降魏国之后，被迁至魏都洛阳，后被封为安乐公，度过了平凡的一生。蜀国旧臣也转而投魏，均被魏国委以官职，开始心甘情愿地侍奉魏帝。
当时有一魏人同情后主的境遇，特意造访他的府第，试探道：“您来魏之后，日常可有不便之处？想必有时睹物思情，也会想起昔日蜀中岁月，难免感伤悲叹吧？”
哪知庸碌的后主欣然答道：“哪里！哪里！魏国四时气候宜人，每日佳肴美味，我在这里早已乐不思蜀了。”
不思故土若是一种大彻大悟的淡泊无求，倒也令人肃然起敬，但后主的乐不思蜀是贪图物欲的本性流露，只能令人感到可悲可叹了。
魏国直至孔明死后才终于能够高枕无忧。
不知不觉之中，朝野上下忘却了连年的外患，到处洋溢着安逸和乐的气氛，天下太平逐渐助长了奢华享乐之风。这种征兆发端于魏国上层，洛阳率先以魏帝的名义大兴土木，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建造昭阳殿、太极殿、总章观。除了这些大殿、高阁之外，魏国又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资财，兴建了崇华殿、青霄阁、凤凰楼、九龙池等林泉、宫苑，据说为此动用的天下工匠有三万余人，人夫更达三十万之众，这自然是不折不扣地滥用国帑。
曹睿这样的明君为何也会堕入大肆挥霍的浊流？这或许应该归咎于他向人性弱点的回归，抑或解释为文化的自然循环。
这些新建殿堂楼阁的雕梁之美，华栋之妍，壁瓦之灿，金砖之丽，无不使人眼花缭乱。其豪奢雄伟，更是无法比拟。然而奢华的背面，社会底层正在传出人夫疲惫的喘息，街头巷尾也在蔓延着市民埋怨的阴霾。尽管如此，魏帝犹嫌不足，他催促官吏修缮芳林阁，诏令各地上送巨大石木建材，征用耕牛运输土方石瓦，无止境地滥用百姓血汗。
虽有公卿向他进谏：“即使武皇帝（曹操），当年也不曾如此奢华无度，役民不止。”但魏帝丝毫不予理会，有人不断劝谏，反被他问罪斩首。
既然上有所好，臣子之中自然也就不乏阿谀奉承之人。
“人若能取日精月华之气，便可永葆年轻，长生不老。现在可遣人于长安宫中建柏梁台，台上立一铜人，手捧承露盘，每日三更时分，接储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浆，又曰甘露。取此露水混以美玉之屑，每天清晨调和服之，陛下寿龄便可延长百载，亦可保持少年之颜泽。”
魏帝变得益加喜好此种荒诞言论，其前途如何，不言自明。
魏国的运势依然昌盛，或许是得益于谋士良臣众多。自曹操以来，魏国就始终人才济济，民富国强。
司马懿此时已是魏国元勋之首，司马氏家族自然也随之显赫无比。他于延熙十四年，亦即魏国之嘉平三年谢世，魏廷以大礼对其进行国葬厚祭，遗职与勋爵之位由其子司马师继承。然而未过多久，司马师也相继亡故，其弟司马昭又继续承袭爵位职务。司马昭不仅就任大将军，权倾一时，威震四海，还获封晋王九锡，其势力直追魏帝。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继承爵位，魏国此时已进入魏元帝时代。司马炎终于迫使魏元帝退位，自己称帝，创立了新王朝，他便是晋朝的武帝。
魏国自曹操以来历经五世四十六年之后，终于灭亡。事实上，魏国只比蜀国多存在了三年。
晋取代魏之后，之所以未立即吞并吴国，是因为一时对其还无从下手。当时孙权虽然已经去世，但在继位的孙皓实行苛政引起南方各地暴动之前，建业城中仍有诸多善谋忠勇的群臣健在，吴国尚可凭借长江天堑与江东丰饶之地与晋抗衡。
但吴国一俟开始溃败，也如同长江流水一般迅疾。由于孙皓十余年的残酷暴政，吴国四世五十二年的基业在其手中毁于一旦。
水陆两路大军浩浩荡荡向南挺进，望不到头的人马举着无数旌旗，旌旗上书写着一个新的国名——晋。
曾经三国鼎立的天下，终于统一为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