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金正日时代的朝鲜》一开始，写及金正日接班时的政治背景：
由于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社会主义市场的解体，来自西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压力，金日成主席的逝世，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等，共和国正在经受着种种考验。因此，全世界正在注视着英明地领导朝鲜人民经受严峻考验的这一国家的领导者——朝鲜劳动党金正日总书记。
《金正日时代的朝鲜》详尽地描述了“历史性的日子”：
1997年10月8日，全世界的耳目都集中到共和国。那天下午5点，共和国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播送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把金正日书记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的特别报道。
特别报道满怀自豪地向全世界宣布：“在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进入主体革命的新时代的历史转变期，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军代表大会，道（直辖市）代表大会，各省、中央及履行道党委职能的党组织代表大会反映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一致的意志与心愿，把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推举为我们党的总书记，这是在我们党和革命发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变。
最后强调说：“在金正日同志领导下，正在沿着主体的道路向前迈进的朝鲜革命事业必将克服种种障碍，经受考验，取得最后胜利，不久的将来，我国将作为七千万同胞统一自由和繁荣的主体祖国，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这是金正日时代到来的一种宣言，又是共和国人民决心的流露。
“民族最大的喜讯”“反映七千万同胞一致心愿的民族最大的喜讯”“民族的大幸运，最大的光荣”“热烈支持和欢迎”等等，所有报纸都把他被推举为党的总书记一事当作民族共同的喜庆事。
作者记述了一位朝鲜普通妇女听到喜讯时所说的非常激动的话：
“将军从各方面关怀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护是说不完的。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帝国主义封锁了我国，但他在这种情况下也为给我国人民带来幸福生活，一向站在艰难的行军的前头。人民喝粥，他也喝粥。为了克服困难建设幸福国家，他一天也不休息，每天每日都在忙于工作。每当听到或看到他工作的情形，我就觉得他是伟大的人民领导者。我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只要为的是伟大的金正日将军，将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金日成是在1994年7月8日去世的，而金正日则是在三年多之后的1997年10月8日就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作者并没有说明金正日为什么在金日成去世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几乎不公开露面，而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的位置一直空着，虚席以待。
1994年７月20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一篇文章，揭开了这个谜团：按朝鲜民族的习俗，自古以来就有为去世父母守孝三年的说法，以此体现子女的忠孝。在举行葬礼时，丧主不发一言，是祖传的规矩，所以，金正日在父亲金日成的追悼会上只是沉痛默哀，不发一言，是遵循了这一习俗的。
中国也有类似的习俗，即“三年不改父之道”，是至孝。荀子在《礼论》中说，三年之丧必须“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为至痛饰也”。
实际上，从1994年7月8日金日成逝世那天起，金正日就已经成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仁不让的领袖，开始了金正日时代。只不过金正日因“有孝在身”，需素服三年，“家有殡，不巷歌”，未即就职。
直到1997年10月8日，金正日这才终于就职，正式就任那空缺了三年多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之职。金正日还担任了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从此，金正日成为朝鲜党和军队的最高领袖。但是，金正日并不兼任国家主席一职。
金正日作出了几项重要决定：
取消国家主席职务，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共和国永远的主席。
朝鲜使用“主体年号”，以金日成的诞辰之年1912年为元年，同时决定将金日成主席的生日4月15日定为“太阳节”。
原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改为常任委员会，政务院改为内阁。内阁总理代表朝鲜政府，洪成南任总理，常任委员会委员长代表国家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金永南任常任委员会委员长。
那本《金正日时代的朝鲜》一书印着的出版年份为“主体89年”，也就是这么来的。
在金正日担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之际，朝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金正日运动。朝鲜在宣传金正日的时候，反复强调的是金日成生前对于金正日的评价：“金正日同志是文武兼备的真正的人民领导者”，“我对我国有金正日同志这样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感到自豪”。
协助金正日主持军队工作的总政治局局长赵明录次帅对于金正日的评价是四句话：金正日是朝鲜革命事业最忠诚的继承者、久经考验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指导者、百战百胜的钢铁元帅、真正的人民领导者。
随着宣传金正日运动的日益高涨，对于金正日的评价也随之高涨，最后的定位是：“21世纪的太阳”。从此，遍及朝鲜城乡的大街小巷，都刷着这样的标语：“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将军万岁！”
在那本日本人所写的《金正日时代的朝鲜》结尾处，也这么写道：“我断言，领导世界自主化事业，引导21世纪前进的人只有金正日总书记。21世纪将成为朝鲜的世纪。”
当然，由于朝鲜国家主席取消，而金正日的职务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即党和军队的最高首长，却并不是国家元首。当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平壤的时候，曾经使韩国官员困惑和尴尬：金大中作为韩国总统，会谈对象不应当是金正日，因为按照朝鲜宪法，国家元首应是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
然而，谁都明白，金正日没有元首之名、却有元首之实。倘若金大中不与这个“21世纪的太阳”会谈，将毫无成果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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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时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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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思想”
在金正日当选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之际，废除公历纪年，把金日成诞生的1912年定为“主体元年”，从此朝鲜不用公元，而改用“主体年”，足见金正日对“主体思想”的无比重视。
早在1982年，70岁的金日成就在平壤大同江畔主持建造了高达170米的“主体思想塔”，寓意是“主体思想是指引朝鲜人民前进的灯塔”。
朝鲜劳动党把“主体思想”作为指导方针。
“主体思想”是金日成创立的，是金日成思想的核心。金日成用三句话概括“主体思想”的内涵：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
朝鲜劳动党规定自己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体思想化，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在“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这“三自”之中，首要的也是最核心的便是“政治上自主”。
在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之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中国、朝鲜、越南、古巴四国的时候，金日成决心捍卫“社会主义事业的纯洁性”。
1992年4月，在金日成80诞辰之际，据称“世界70多个共产党、工人党和进步政党代表以及许多进步人士”齐聚平壤。4月20日，他们共同发表了《平壤宣言》，即《拥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据称，“这是向全世界号召要基于主体思想重建并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
《平壤宣言》的主要观点如下：
“今天的时代是自主性的时代，社会主义事业是为实现人民群众的自主性的神圣的事业。”
“就最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国家中社会主义受挫的事态，帝国主义者反动派煞有介事地叫嚷社会主义的‘末日’。这不过是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庇护旧秩序的诡辩而已。在部分国家社会主义受挫，资本主义复辟，是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极大损失，但绝不可能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的反动性。”
“社会主义是人类向往已久的理想，是代表人类未来的社会。”
“我们捍卫社会主义，将同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全世界所有进步政党、团体、人士紧密团结起来，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奋勇前进。”
“要满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心，为开辟人类未来奋斗到底。最后胜利属于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民。”
“社会主义事业必胜不败。”
金日成在《平壤宣言》发表之后两年去世，金正日接班。金正日把“主体思想”定为立国、立党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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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日主动提出访华
中国是现存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中最大、最有影响的国家，是朝鲜一江之隔的近邻。
在金日成时代，虽然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有过曲折，可是就总体而言，中朝关系是友好的，是密切的，甚至是兄弟般的。尤其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国与朝鲜结成了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几十年来，金日成与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有着不错的友谊。金日成曾经39次访问中国，这便是明证。
在金日成去世之后，金正日接班。人们关注着金正日对中国的态度。
除了小时候金正日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在他踏上朝鲜政坛之后，只在1983年随着父亲金日成访问过中国。那一次，金日成带着金正日来到中国，有意把自己的接班人介绍给中国领导人。金正日见到了邓小平。
此后，金正日一直没有访问过中国。
在金日成晚年，中朝关系一度不愉快，原因是中国与韩国建交。
据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一书中回忆，1991年11月，他到汉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即感受到韩国的热情；而韩国总统卢泰愚也单独会见钱其琛，向他表达与中方实现建交的愿望。
钱其琛说，他能出席汉城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部长级会议，韩方帮了很大忙。当时中国曾与韩国达成一项协议，即“在汉城的台方人员不能参加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的活动”，韩方信守承诺，包括总统欢迎宴在内，都没有安排在汉城的台方人员参加。
钱其琛说，从汉城开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回来后，我们着手研究与韩国建交的问题。当时，韩国卢泰愚总统的任期只剩下一年，急于与中国建交，以在任期内实现他就任之初提出的北方政策的目标。从半岛形势来看，南北双方已同时加入了联合国，还经常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和体育比赛。国际上，与朝鲜和韩国同时建交的国家已超过100个。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条件可以说基本成熟。
不过，中韩建交谈判非常敏感，一是涉及朝鲜，二是涉及台湾，所以这一谈判最初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
1992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48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交部长李相玉前来参加。他是第47届年会的主席，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钱其琛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他举行了会谈，并设宴招待。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除了就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外，钱其琛单独和李相玉谈了中韩关系问题。钱其琛告诉他，中韩双方可以先建立联系渠道，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接触。李相玉当即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任命副部级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级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会面商谈。这次外长会谈后，中韩双方很快任命了首席代表和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为副外长徐敦信，韩方是外务次官卢昌熹。双方的工作班子分别由中方的张瑞杰大使和韩方的权丙铉大使牵头，各有六七个人。5月开始商谈，为了保密，韩方建议先在北京举行，说在汉城耳目太多，难免会泄露出去。
权丙铉回忆说，为了掩人耳目，他在1992年年初就借口父亲生病，离开了工作岗位。而和他一起负责谈判事务的外交通商部东北亚局局长申正性则托病辞去了职务。权丙铉说，他和申正性随后躲到了一个由情报部门准备的秘密场所，开始准备谈判资料。当年5月，他们准备前往中国进行首轮建交谈判时，权丙铉的妻子在给他准备行装的时候问他要去什么地方，那儿的天气是冷还是热，但权丙铉只能缄口不语。妻子对此十分生气，最后干脆给他准备了冬夏两套衣服。参加谈判的韩方人员分别取道香港、东京和上海前往北京。
第一次接触安排在钓鱼台宾馆14号楼。这座楼比较僻静，不易被外界发觉。韩方人员是分头经第三地来京的，住下后连楼门也不出。
中韩建交谈判在北京进展迅速。
这时，中方考虑到中朝多年的友谊，在中韩正式建交之前要向朝鲜方面通报。
1992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前往平壤参加金日成主席80寿辰庆祝活动时，受中共中央委托，告诉金日成主席，中方正在考虑与韩国建交问题，同时强调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的统一事业。金日成主席听后表示，现在朝鲜半岛处于微妙时期，希望中国能协调中韩关系和朝美关系，请中方再多作考虑。
1992年六七月间，钱其琛陪同杨尚昆主席到非洲访问，7月12日回到北京，江泽民总书记到人民大会堂来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江泽民把杨尚昆和钱其琛留了下来，专门商谈了中韩建交的事情。江泽民说，经反复权衡，为最大限度地体现对朝方的尊重，中央决定让钱其琛去平壤一趟，面见金日成主席，转达他的口信，通报我们决定同韩国建交的立场。
时间紧迫，不容迟疑，在征得朝方同意后，三天之后，钱其琛就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写道：
这不是一次轻松的外交访问。在专机上我心里一直不太踏实，不知道朝鲜方面是否能充分理解我们的立场。虽然金主席答应见我，但我们所通报的内容，会不会令他感到突然，朝方又会做何反应呢？
北京平壤之间的距离很近，还没来得及多想，专机就平稳地降落在平壤顺安机场。
以前每次到朝鲜访问，朝方都在机场组织群众欢迎，气氛热烈。这次飞机停在机场的偏僻之处，来迎接我们的只有金永南外长。
握手寒暄后，金永南告诉我们，还要去外地，并带着我们走向不远处停着的一架直升机。
登上直升机，只见里面放着一张小桌，我和金永南对面坐着，其他人员则分坐两侧。正值炎夏，直升机里如同蒸笼一般，热不可耐。
直升机飞了不久，就降落在一个偌大的湖边。同去的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这里有金主席的别墅，他夏天常来此地休养。
下了飞机，我们被带到一幢别墅休息。
约在上午11时，金主席在另外一幢高大的别墅里会见了我们。他在会见厅门口迎接，与每一个人握手，然后，大家隔着宽大的会谈桌相对而坐。
我首先感谢金主席在百忙中会见我们，并转达了江总书记对他的问候。接着，我转达了江总书记的口信。
金主席听后，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仍将继续努力增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金主席请我回国后转达他对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问候。
金主席看了看我们带来的礼品，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就送客告别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
金永南外长陪我们简单吃了个午饭，我们就乘直升机返回平壤。这次平壤之行，安排是当天往返，专机正在机场等候。我们向主人告别后，就登上专机，直飞北京。
回到北京，已近下午5点，我们直接驱车去了中南海江总书记的办公室。江总书记正等在那里。我将情况详细地做了汇报。江总书记听后，问了几个问题，感到很满意。
不管怎么说，中国方面在中韩建交之前，向金日成作了通报。
1992年8月24日上午9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钱其琛与韩国外长李相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两国电视台现场向全世界进行了实况转播。国际媒体和舆论对此高度重视，迅速报道，并纷纷发表评论，表示祝贺。朝鲜方面对于中韩建交保持沉默。中韩建交后一个月，韩国卢泰愚总统应杨尚昆主席的邀请访华。
钱其琛的回忆，没有提到金正日。
金日成去世，金正日接班，他多年没有访问中国。到了2000年，金正日已经连续17年没有访问过中国了。
就在这年3月5日，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金正日突然访问中国驻平壤大使馆！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不是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而是主动上门拜访，这表明他采取了对中国的极其友好的态度。
金正日对中国驻朝鲜大使王国章通报了两件要事：
一是朝鲜和韩国首脑即将在平壤举行峰会；
二是他本人希望在朝鲜和韩国首脑峰会前访问北京。
中国驻朝鲜大使王国章立即向北京报告了金正日来访。中国方面当即向金正日发出访问北京的热情邀请。
金正日在朝鲜和韩国首脑峰会前访问中国，显然要在峰会上打“中国牌”。因为有着强大的中国作为后盾，可以在峰会上显示朝鲜的力量。
不过，金正日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希望他的首次以领袖身份出访中国的行程是秘密的，等他回国之后再公布消息。
就这样，在2000年5月29日至31日，金正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北京高规格接待金正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分别会晤了金正日。另外两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李岚清，也在欢迎宴会上露了面，参与会见和宴请的还有钱其琛、曾庆红等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全体出面接待一名外国领导人，这是相当罕见的，也表明中国对于金正日来访的格外重视。
金正日在访问北京期间，肯定“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表示“朝鲜党和政府支持这一政策”。金正日还表示，朝鲜在根据本国情况建设朝鲜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当金正日回到平壤，朝鲜媒体便大张旗鼓报道金正日的北京之行——秘密访华不再秘密。其实，金正日本来就要大力宣传他的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华之旅，所以随行的记者有数十人之多，分别来自朝鲜各电视台、新闻纪录片厂和报刊杂志。金正日回国后，媒体连日大篇幅报道了他在北京的活动。
此后，金正日多次非正式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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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也要办经济特区
2002年9月12日，朝鲜通过立法决定成立了新义州经济特区，作为第一个“中国式经济特区”对外开放。
2002年9月23日，华裔企业家杨斌被金正日任命为新义州特别行政区长官。
金正日让华裔企业家来领导朝鲜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显然是要便于把新义州经济特区办成“中国式经济特区”。
很多人不知杨斌是何许人。于是，杨斌一时间成为新闻焦点。
记者们迅速查清了杨斌的经历：杨斌1963年出生在江苏省南京，5岁就成了孤儿，靠年迈的奶奶摆茶水摊和亲戚的接济才得以长大成人。1981年，杨斌考进海军第二炮兵学院，本科毕业，由于成绩优异，留校任教。1987年，杨斌获得了去荷兰留学的机会。在荷兰莱顿市，他第一次亲眼看到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现状，使他大开眼界。杨斌抓住了东欧易帜、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商机，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他进行棉制品、纺织品和成衣的进出口贸易。在短短的两三年内，杨斌的生意越做越大，总资产达到了几千万美元。
1990年，27岁的杨斌在荷兰创立了欧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1993年，他在荷兰收购了一家温室公司和一家荷兰最大的冷藏公司。同年，他在荷兰各大花卉、蔬菜公司短期学习荷兰高科技农业。杨斌加入了荷兰国籍，变成了“华裔企业家”。1995年，杨斌回到中国，在北京、沈阳、吉林、四川等地建立了十几家欧亚分公司。1997年，杨斌在国内最大的欧亚四川分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01年10月，杨斌以9亿美元的总资产被《福布斯》杂志列为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的第2名。
金正日为什么要在朝鲜兴办“中国式经济特区”呢？
金正日观念的转变，来自他一次次非正式访华。
在2000年5月，金正日首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华时，主要是在北京进行一次次会晤。他虽然目击了北京的巨大变化，但是北京毕竟是首都；在朝鲜，全国保首都平壤，所以平壤的文章做得还可以。他早就听说上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上海的浦东新区是中国改革的第一线。他回到朝鲜之后，就很希望能够到上海实地考察，看看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搞得怎么样。
不过，金正日毕竟是国家领导人，而且刚刚访问过北京，总要对方正式提出邀请，而且周全地安排接待计划，才能接待他。
金正日曾通过多个场合表达了想去上海看一看的愿望。在2000年10月25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5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率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访朝，金正日在接见代表团时又提出非常希望访问上海。
中国政府马上表示，可以安排金正日访问上海。虽说这一次金正日访华也是非正式访问，但是这次的保密性比上次更强，即在他返回平壤之后，仍对这次上海之行秘而不宣。
金正日选择了中国春节前夕访问上海。他原本以为，中国通常不在春节前夕接待重要外宾，可以借此减少外国媒体对他秘密访华的注意。然而，金正日总是乘坐专列出访。敏感的日本记者在2001年1月14日就觉察到金正日可能访华，马上发出专电，使金正日尚未出行，日本共同社就透露了他即将访华的消息。紧接着，韩国媒体、英国BBC、美国之音等也都陆续报道了相关消息，使金正日的秘密访华彻底曝光！
日本记者是在平壤火车站接站时，遇到了从丹东来朝的中国朋友。他们向记者透露说，丹东车站已经开始戒严整顿，不少站台入口通道已关闭，车站保安值勤力量也大大加强，车站上很多地方不允许闲人靠近。从丹东的气氛和安排情况来看，与去年5月份金正日访华的那次如出一辙。日本记者根据这一蛛丝马迹，立即作出了金正日即将访华的判断。
果真，金正日的专列是在1月15日通过丹东车站。他的专列经过沈阳、天津，没有驶向北京，却南下驶往上海。
金正日此行，乃是经济改革的参观之旅、学习之旅。
金正日在上海进行了四天的参观访问。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上海会见并宴请了金正日，并陪同他参观了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和上海华虹NEC电子有限公司。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向金正日介绍了上海改革开放情况和发展进程，并陪同参观了浦东新区、上海贝尔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宝山钢铁（集团）公司、张江高科技园区和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等等。
金正日饶有兴趣地参观了证券交易所。他对上海靓丽的住宅小区、强大的工业基础、便利的交通网以及尖端科研基地、完备的金融和文化服务等表示称赞。
金正日参观之后，评价说：“上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吸引了世界惊讶的目光。”
也就是这次的上海之旅，金正日结识了杨斌。当时，杨斌在上海建设大面积塑料棚园区。金正日访问上海时，杨斌向他介绍该园区而引起了金正日关注。据悉，当时杨斌对金正日建议开放新义州。金正日十分欣赏他对开发新义州的构想。
由于日本共同社公布了金正日的秘密上海之行，当金正日回到平壤之后，朝鲜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条重要新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于1月15日至21日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金正日时隔7个月后再次非正式走访中国，表明他对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的关注。
金正日此次访华，人称“西行取经”“上海取经”。上海市的人口相当于朝鲜总人口。他亲眼见到上海飞跃的发展，尤其是浦东新区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崛起，改变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他决定吸收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来调整国内困难重重的经济。朝鲜的报纸纷纷发表社论、文章，提出改变观念发展经济，标志着朝鲜吹响了迈向经济改革的号角。
2002年2月，金正日对新义州进行现场指导时，杨斌也随同视察，就开发新义州问题与金正日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样，金正日决定在新义州建立朝鲜第一个经济特区。
此后，金正日又在2004年4月和2006年1月对中国进行两次非正式访问。在2004年4月，金正日主要对北京中关村等许多高科技园区进行考察。在2006年1月，金正日则考察了中国武汉、广州、珠海、深圳。用金正日的话来说，这是他“自己来看，眼见为实”。
金正日说了实话，深圳之行使他深为震撼，“入夜难眠”！
经过四次对中国的访问和实地考察，金正日说：“通过考察参观，我们感受很深，收获很多。我们亲眼看到了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对中国的了解更加全面，对中国党和政府解放思想、重视人才、立足自主创新、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政策体会更加深刻。”
金正日感叹说：“中国焕然一新的面貌和生机盎然的发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充分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特别是广东取得的成就，充分展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活力和潜力。朝方愿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交流与合作，以便更好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不过，在朝鲜，经济特区处于难产之中。
杨斌在2002年9月23日被金正日任命为新义州特区首任长官。
杨斌当上新义州“特首”之际，分别于9月23日、9月27日在朝鲜平壤和中国沈阳两次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新义州特区三权分立、免关税、免签证、外币使用自由，成为一个自由港。
就在杨斌兴冲冲做着新义州“特首”的时候，10月4日，正在沈阳的杨斌突然被中国沈阳警方传讯，之后监视居住。杨斌的罪行是4项：欺诈性投资计划（虚假投资）、行贿、提供欺诈合同（合同诈骗）和非法占有农业用地。在55天后（11月27日），杨斌被中国警方正式逮捕。后来，杨斌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新义州特区一开张，就遭到意外变故。朝鲜对外经济合作推进委员会以集体领导的形式取代了被捕的杨斌。
朝鲜并不因杨斌被捕而放弃经济特区计划。2002年11月下旬。朝鲜通过《开城工业区法》，决定设立第二个经济特区——在朝鲜和韩国的边境城市开城建立新的经济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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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朝鲜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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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税国家”
事物都有两重性。
朝鲜如今是世界上拒绝市场经济的唯一国家，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典型国家。虽然这么一来朝鲜的经济发展遭到严重阻碍，朝鲜人民的生活在低水平徘徊。然而，也正因为朝鲜强调计划经济，什么都由国家包下，统一分配，类似于改革前的中国。
如今，中国流行“新三座大山”的说法：高昂的房价，沉重的医药费，不胜负担的学费。朝鲜人无法理解上海人要按照每平方米一万、两万多元人民币的价格去为自己购买住房。当然，朝鲜人更不理解，上海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中国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
朝鲜自称是“无税国家”，从1966年起就取消了所有公民的税。其实，这是低收入的最明显的标志。朝鲜人的工资那么的低，当然也就不必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了。
朝鲜人民享有四大福利：
一是免费教育。
朝鲜实行全民11年制义务教育。朝鲜的学制与中国不同，其中学前教育1年，小学4年，中学6年，总共11年。
在这11年中，所需的学杂费、文具费由国家负担。国家每隔两年给小学生免费发放一套校服。中学生的校服，家庭交纳20％的费用，其余80%由国家负担。
高中毕业之后，要进行高考，择优录取，大约有50％的高中生可以升入大学学习。在大学，国家给大学生发放助学金。朝鲜全国有200多所大学。其中最大的是平壤的金日成综合大学，在校大学生达一万多人。
没有考取大学的人，有的参军，有的参加工作。
在日本统治期间，朝鲜人95%是文盲。现在，朝鲜的大学教育相当普及，所以朝鲜人的文化素质不错。
大学毕业之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所以朝鲜人说，在朝鲜没有失业，没有下岗，全民就业，每个人都有活干。
二是免费医疗。
从1953年起，朝鲜实行免费医疗。朝鲜人说，他们看病不花钱，所以不知道手术费是多少钱，药费是多少钱，因为这些都是免费的。他们住院、镶牙全免费，甚至连住院伙食补助和往返路费都可以向单位报销。
免费医疗的直接结果是延长了朝鲜人的寿命，朝鲜目前的平均寿命是男73岁，女77岁。
三是免费分配住房。
这也类似中国在改革前实行“福利分房”制度。
朝鲜不允许有私人住宅，住房全由政府、单位提供，分5个级别。1级住房是一般老百姓住房，2级住房是一般干部住房，3级住房是科、处级干部住房，4级住房是局长级干部、大学教授住房，特级住房是副部长以上高级官员住房。
城市居民只要结婚，都可以分到一套80平方米至150平方米的住房。农村的房屋也由国家统一修建。
他们分配到的房子不是毛坯房，而是由国家统一装修好的全装修房，甚至连家庭用具也有。朝鲜不收房费，连电、水、煤气、冬天的暖气，都是统一供应。一般一户人家每月的水电暖气费加在一起也就是两朝元，不过是象征性的收费而已。
不过，由于朝鲜电力不足，电压又低，不加装调压器许多家电就无法使用。为了节电，电熨斗、电炉等耗电量较大的电器被禁止使用，违反者要予以处罚。
干部调动工作时，把原住房交还给国家，到新的工作地点领取国家分配的新的住房。
四是实行养老退休制度。
朝鲜所有的成年人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女55岁、男60岁退休，退休后领取退休金。退休金按每个人贡献和工龄确定，优秀劳动者的退休金达原来工资的100%，低的也达到40%以上。
朝鲜还实行特殊的政策，那就是鼓励、奖励多生子女。这是因为在朝鲜战争中，大批朝鲜人在战争中死去。特别是男人，在战斗中死亡更多。为了迅速增加人口，朝鲜实行鼓励生育政策。
在朝鲜，生了第三个孩子，国家可以增配一套住房，以资鼓励，并以国家的名义给男孩赠送银妆刀，给女孩赠送金戒指。5个孩子的母亲，授予“英雄母亲”称号。查出怀三胞胎的，可以用飞机接到平壤生育；四胞胎的，由国家派人照料孩子，母亲享受共和国英雄的待遇。在朝鲜南浦市，一位四胞胎的母亲便居住在国家奖励的一幢别墅里，还有配备的专门人员给予照料。
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分配住房，但是这“三免”是以低收入为前提的，“三免”之外，工资就很低了。
我在平壤参观了少年宫。
平壤有两个少年宫，分别叫做“平壤学生少年宫”和“平壤万景台学生少年宫”。
平壤学生少年宫建造的时间比较早，建于1963年，坐落在平壤市中心金日成广场北侧的将台岗上。我多次路过那里。那是一座13层的塔式建筑。那里悬挂着大字朝文标语，意思是说“谢谢金日成大元帅”“我们很幸福”“在世界上我们什么都不羡慕”。
平壤学生少年宫的建筑面积为5万平方米，拥有200多间活动室、一个能坐1000名观众的中型剧场和一个能够容纳500名观众的小型体育馆。
平壤万景台学生少年宫坐落在平壤光复大街的尽头，比起平壤学生少年宫要气派得多。万景台学生少年宫是在1989年5月建成的。主楼是半圆形的，如同慈祥的母亲张开双臂拥抱自己的孩子。
平壤万景台学生少年宫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这里拥有600多间活动室，一个可以容纳2000名观众的剧场，还有图书馆、游泳馆、科技产品展览室和水族馆、体育场。如今，这里成了平壤接待外宾的景点之一。
远远地，我就见到光复大街之侧，矗立着一幅30米至40米高的宣传画，画的是金日成戴着红领巾，和孩子们在一起。这就表明，万景台学生少年宫近在咫尺了。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那幅巨幅宣传画，不是画在大楼的墙壁上，而是专门砌了一堵20米至30米宽、30米至40米高的墙，用于画这幅宣传画。朝鲜是一个充满领袖宣传画的国家，很多宣传画都是这样专门砌墙画上去的。
万景台学生少年宫前有宽敞的停车场。下车之后，我见到大楼前最醒目的位置，矗立着金日成与四个孩子的铜像。
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雕塑，是几匹千里马拉着一辆敞篷太阳车，车上坐着11个欢快的儿童，象征着朝鲜的11年义务教育制度。
在万景台学生少年宫里，我见到稍大的孩子在那里练习跆拳道，也有许多孩子在电脑教室里学习电脑。在很多教室的正面的墙上，并排挂着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的画像。
在剧场，我观赏了孩子们精彩的歌舞表演。朝鲜的孩子能歌善舞，非常可爱。为了能够拍摄清晰的照片，我干脆坐到舞台跟前的台阶上。
不论是独唱或者小合唱，都相当不错。在舞蹈节目中，一个女孩一口气转了几十个圈，赢得一片掌声。
伽椰琴是朝鲜的传统民族乐器，据说是公元6世纪朝鲜音乐家宇勤创制的。伽椰琴琴声优美、柔和，一个小女孩如痴如醉地拨弄着琴弦，把一个个音符从舞台撒向剧场的每一个角落。
为了表达对孩子们一丝不苟的表演的谢意，我买了鲜花，上台献给小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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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与时尚无缘
来到朝鲜，我见到朝鲜人的服装无非是黑、灰、蓝、白四色，其中以黑色居多。正值盛暑，穿黑色的衣服该有多热。
朝鲜的军人颇多。陆军官兵一律绿色军服。他们的军服没有短袖的，而穿长袖军装势必在里面要穿长袖衬衫，何况朝鲜军人的大盖帽又特别大，夏日，穿这样的军服，又该有多热。
朝鲜军人没有短袖军服，据说因为朝鲜夏季短暂，能省则省，所以在炎炎烈日之下，军人们仍然整天穿着厚厚的长袖军装。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老百姓跟朝鲜人一样，服装同样是以黑、灰、蓝、绿、白五色，其中以蓝色居多。难怪那时候美国记者讥笑中国人为“蓝色的蚂蚁”。
如今，不用看胸前有没有像章，光是凭五颜六色的服装，就能判断那是中国游客。
后来才知道，朝鲜人连衣服也是配给的。那些深色的衣服就是国家统一制作的。在朝鲜，工人一年发两套工作服；一般干部、技术人员，每三年发一套西服的布料，中级干部两年发一套西服的布料。中、小学校的学生大约每隔两年，在“太阳节”——金日成生日那天赠送一套校服。由于中、小学生发育较快，隔两年发一套的校服很快就变得太小，家长们不得不在裤子、袖子上接一块布来加长。
朝鲜人不穿牛仔裤。他们给牛仔裤取了个有趣的名字，叫做“美国裤”。
在朝鲜妇女之中，不见露脐装，不见吊带装，不见烫发，只有齐耳短发或者长发后束。颜色鲜艳的朝鲜民族服装，只在外事场合、演出或者庆典时穿一下。
朝鲜人的鞋子不是国家发的。在朝鲜，皮鞋的价格很贵，只有收入比较高的人买得起皮鞋。所以在朝鲜“以衣取人”不适用，倒是“以鞋取人”适用。普通朝鲜百姓穿胶鞋。
就连朝鲜的轿车也以黑色为主，绝少鲜艳的颜色。
街头没有色彩缤纷的广告。不用说，见不到手机，也见不到MP3、MP4。
这里没有证券市场。
这里没有商品房，甚至不知道“商品房”这个词。
这里没有房屋中介公司。
这里没有夜总会。
这里没有麦当劳，没有肯德基，也没有可口可乐。
这里不付小费，例外的只是我们这样的外宾旅游团，规定每人每天拿出10元人民币作为小费给朝鲜导游和司机。
这里所有的路标、商店招牌都写朝文，只有在涉外宾馆里见到同时标明朝文和英文。
我很注意观看了朝鲜的电视。朝鲜全国只有朝鲜国家电视台的两三个电视频道。清早，当我打开电视机，希望看朝鲜新闻，然而出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朝鲜歌舞节目。
朝鲜没有夜生活。入夜的平壤，灯光暗淡。人们的唯一娱乐就是看电视。
晚间，我总要看朝鲜的新闻节目。屏幕上出现“主体思想塔”，越推越近，最后停留在塔顶的火炬上——其实，“主体思想塔”就在大同江畔，我的窗口天天对着“主体思想塔”。新闻播音员严肃地出现在屏幕上。头条新闻要么是金正日视察什么地方，要么是金正日接见什么人。倘若金正日不出现，那就是领袖的教诲，人民的敬仰。我见到一位人民军的女军官在领袖像前长篇累牍地谈学习体会。
在新闻节目之后，则是电视连续剧。我在朝鲜的那些天，在播放关于朝鲜地下工作者的电视剧。
在世界各国普遍实行一周五日工作制的情况下，朝鲜仍然实行一周六日工作制。其中的周六是全民学习日，学习金日成著作，学习金正日著作。
朝鲜这几年也开始使用“时尚品”——电脑。在平壤少年宫，我见到一个电脑教室，老师在教孩子们使用电脑。
朝鲜开始普及电脑，这跟金正日喜欢电脑有关。据美国一本名为《朝鲜的决战：南北统一与脱离美国的战略》的书中透露，金正日声称在自己的住处拥有三台电脑，每天的上网时间超过两个小时。
2000年，金正日在与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谈话时说，在21世纪，不懂电脑的人是傻瓜。
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也是个“电脑迷”。2001年，当时金正男担任朝鲜计算机委员会的领导人，负责朝鲜信息技术政策。
尽管金正日父子都喜欢电脑，但是朝鲜人的收入毕竟有限，电脑只能进入极少数人的家庭。
金正日在朝鲜是一个特例。他的三台电脑都可以上因特网，因此他可以浏览世界各国的网站。然而，朝鲜百姓只能用国内局域网，不能与因特网相连，无法得知境外的种种信息。
朝鲜的国内局域网“光明网”，是官方办的。通过“光明网”，网民可以从网上学习“主体思想”，阅读朝鲜官方发布的新闻。
朝鲜普通网络用户还只是停留在电话拨号上网的水平，没有宽带。不过，正如朝鲜的住房、医疗、教育都是免费的一样，朝鲜国内用户只需到各电话分局办理入网申请手续，即可通过电话线上网，无需支付任何入网费用。
朝鲜电脑用户也可以收发电子邮件，但是只限于朝鲜国内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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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摄之徒”遭遇“不准摄影”
在朝鲜，导游口中频率最高的话就是：“这里不准摄影！”
在朝鲜，最为遗憾的事就是，“这里不准摄影！”
在朝鲜，最难以理解的也是，“这里不准摄影！”
对于一般的游客而言，到景点留个影，作为“到此一游”的纪念，也就行了。他们与朝鲜之间的矛盾不大。
作为纪实文学作家，摄影是我实地采访不可缺少的一环。我是“好摄之徒”，无法停留在“到景点留个影”的水准。我用我的目光观察着，捕捉着形象。我的背包里总是放着照相机，处于“时刻准备着”的状态。一遇上值得拍摄的场面，我会迅速拿出照相机拍摄。
不论是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我总是要拍摄上千张照片。尤其是在改用数码相机拍摄之后，拍摄、保存照片就更加方便。就在前往朝鲜之前的2006年6月，我在新疆就拍摄了1500多张照片。
不言而喻，到了朝鲜这么一个特殊的国家，我当然会大量拍摄照片。然而，导游不断发布“这里不准摄影”的命令，使我与导游之间不时产生矛盾。尤其是导游B小姐不是那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以通融的人，而是死板地执行上级“这里不准摄影”命令的人。我在“生硬的导游”一节中，已经勾勒过这位B 小姐的形象。
对于种种摄影禁令，刚进朝鲜的时候，我不敢冒犯。后来，在从新义州到平壤的火车上，H先生对我说：“到了平壤之后，你都可以拍。只是如果你要拍朝鲜人，需要事先征得被拍摄者的同意。”有了他的这句话，我便有了“依据”，在平壤各处拍摄照片。虽然曾经有过不能透过火车、汽车车窗拍照的规定，但是在平壤，我在汽车行进时透过车窗拍摄诸多照片。我是当着前面的B小姐和后面的H先生公然拍照的。他们居然没有说“这里不准摄影”，我也就不断地拍下去。后来，从平壤到妙香山，从平壤到开城，我也在沿途拍摄了许多照片。
有一回，大巴士行进在平壤市区，忽然见到前方浓烟滚滚，显然是发生了火灾，我刚透过车窗拍了一张照片，B小姐就大声疾呼：“不准摄影！”
我问：“为什么不准摄影？在莫斯科，我遇上一场火灾。我在现场拍摄，谁都没说‘不准摄影’。”
B小姐这时候说了一句真话：“我们国家不愿意把不好的一面让别人拍照！”
原来，朝鲜作出种种“不准摄影”的规定，其实是不准拍摄“不好的一面”。
我百思不解，不明白为什么不准拍摄平壤火车站，此时才明白其中的原因：不是平壤火车站不漂亮，而是进进出出平壤的普通百姓太多，其中不乏衣衫不整者、面黄肌瘦者，生怕让外国人拍摄“不好的一面”！
B小姐盯着我，一定要我删去那张平壤火灾照片。我不予理睬。我说：“火灾，任何国家、任何城市都有，为什么要删去？”
B小姐的固执是少见的。下车时，她把我留住，一定要我把那张火灾照片显示给她看，并当场删除。
我问：“如果我用的是胶卷呢，怎么删？”
她说：“那就没收整个胶卷！”
又有一次，B小姐带领旅游团来到平壤的友谊商场。照例，导游给予购物的时间是最充分的。我除了在那里买了几本集邮册之外，没有太大的兴趣。我走出友谊商场，想到马路对面看看。刚刚走到大门口，就被门卫拦住——外国人是不能走出这个大门的。我只得在友谊商场前的小院子里逗留。我刚刚举起照相机，打算拍摄附近一幢居民楼的时候，又从另一个角落传来看守者的声音：“不准摄影！”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连居民楼都不能拍摄。
在进入板门店军事分界线那一带的时候，导游B小姐说，这里是军事禁区，只能在指定的地点摄影。当然，我也掌握分寸，在那里只在指定的地点拍摄。
毕竟在朝鲜旅行是极其难得的机会，我仍抓紧一切时机进行拍摄。
B小姐不断用威胁的口气发出警告：“如果谁违反禁止摄影的规定，就把谁送回平壤，中止旅行！”
在旅行接近尾声时，B小姐则换用另一种威胁性的警告：“如果谁违反禁止摄影的规定，谁就不能回到中国！”
后来，我结识了另一个旅游团的导游J先生。这位难得直率的朝鲜朋友，告诉我朝鲜“不准摄影”的五条规定：
一是不准拍摄军人，除非得到同意；
二是不能拍摄军事禁地和军事机关；
三是在边境进行出入境检查时不准摄影；
四是对朝鲜人拍摄时要事先征得对方的同意；
五是不准在汽车、火车上往外抛物，不得在车上摄影。
对于前四条，我表示能够理解，即使在别的国家，也是如此。但是我不理解第五条。
J先生告诉我，作出第五条规定的起因，是一个外国记者在平壤一处闹市，把许多食品从车窗里抛出去，引起过路群众哄抢，他在车上拍了许多照片，后来发表在国外的报刊上，对朝鲜造成不良影响。从此，上级部门对接待外国旅游团作出了第五条规定。
经J先生这么一解释，我也表示可以理解。然而，像这样故意制造事端的外国记者毕竟是极少数，不能因噎废食，从此规定“不得在车上摄影”。
他笑道，那只是条文而已。
我明白，那五条不过是官样文章，是供公开发布用的。实际上，接待外国旅游团的导游们是按内部规定办。那内部规定，也就是B小姐所一语道破的：不准拍摄朝鲜“不好的一面”！
正因为不准拍摄朝鲜“不好的一面”，所以在从新义州前往平壤的时候，不准在火车上朝外拍照，担心沿途农村的房屋太旧，担心农民的衣衫褴褛，有损于朝鲜的国际形象。
也正因为不准拍摄朝鲜“不好的一面”，所以入境朝鲜时，不准携带装有长焦距镜头的照相机，生怕长焦距镜头把朝鲜远处的“不好的一面”摄入镜头。
朝鲜“不好的一面”很多，所以导游才频频发出这里“不准摄影”、那里也“不准摄影”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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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面子的国家
我在平壤，住在羊角岛宾馆，客房的窗口正对着大同江，天天看见那矗立在大同江东岸的“主体思想塔”。
“主体思想塔”塔高150米，连同上面的红色火炬，高170米。
“主体思想塔”建于1982年。当时，70岁的金日成为什么要把“主体思想塔”的塔高定为170米呢？
其中的原因，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那座如同一把硕大无比的倚天剑的华盛顿纪念碑高度为169米。金日成决定，平壤的“主体思想塔”要比美国首都这地标式建筑高出一米——170米！
这超出一米，典型地反映了朝鲜领导人的思维方式。
同样，世界上总共有300多座凯旋门，平壤的凯旋门是最晚建造的。
世界上最早的凯旋门在罗马，为庆贺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大胜暴君马森其，在公元315年建造的，被称为“君士坦丁凯旋门”。这座古老的凯旋门高21米。
最负盛名而且又是最高的凯旋门，是巴黎的凯旋门。那是威名赫赫的拿破仑下令建造的。1805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大胜奥俄联军。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拿破仑在1806年开工兴建凯旋门。花了整整30年的功夫，终于在1836年建成。不过，凯旋门还没有落成，当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已经战败。对于拿破仑来说，带着大军凯旋而归，浩浩荡荡地从凯旋门通过，已经成了无法实现的幻梦。凯旋门不凯旋，最后等来的是载着拿破仑灵柩的马车缓缓地从凯旋门旁边驶过——因为他是一个失败者，没有资格从凯旋门当中通过！
法国巴黎的凯旋门，门高49.54米。
1982年，当朝鲜在平壤新建凯旋门的时候，决定门高为60米，超过巴黎凯旋门的高度近10米！
这高出的10米，同样典型地反映了朝鲜领导人的思维方式。
如今，很多外国游客来到平壤，见到正在建造中的105层的柳京大厦，感到很难理解：这幢专供外国游客居住的105层的柳京大厦，拥有3000间客房。然而，由于朝鲜在世界上处境孤立，外国游客寥寥，建成之后客房的利用率恐怕连10%都到不了，显然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然而，朝鲜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韩国在新加坡投资建造了一幢103层的宾馆，于是朝鲜就要建造105层的柳京大厦——尽管柳京大厦是金字塔形的，尖顶上的几层小小的，只具象征性的意义，但是毕竟是105层，比103层高了两层！
不过，由于资金不够，柳京大厦在封顶之后，停工多年，成了“标志性烂尾楼”。
我在平壤，住在羊角岛宾馆，客房的窗口正对着大同江，天天看见那矗立在大同江东岸的“主体思想塔”。
“主体思想塔”塔高150米，连同上面的红色火炬，高170米。
“主体思想塔”建于1982年。当时，70岁的金日成为什么要把“主体思想塔”的塔高定为170米呢？
其中的原因，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那座如同一把硕大无比的倚天剑的华盛顿纪念碑高度为169米。金日成决定，平壤的“主体思想塔”要比美国首都这地标式建筑高出一米——170米！
这超出一米，典型地反映了朝鲜领导人的思维方式。
同样，世界上总共有300多座凯旋门，平壤的凯旋门是最晚建造的。
世界上最早的凯旋门在罗马，为庆贺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大胜暴君马森其，在公元315年建造的，被称为“君士坦丁凯旋门”。这座古老的凯旋门高21米。
最负盛名而且又是最高的凯旋门，是巴黎的凯旋门。那是威名赫赫的拿破仑下令建造的。1805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大胜奥俄联军。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拿破仑在1806年开工兴建凯旋门。花了整整30年的功夫，终于在1836年建成。不过，凯旋门还没有落成，当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已经战败。对于拿破仑来说，带着大军凯旋而归，浩浩荡荡地从凯旋门通过，已经成了无法实现的幻梦。凯旋门不凯旋，最后等来的是载着拿破仑灵柩的马车缓缓地从凯旋门旁边驶过——因为他是一个失败者，没有资格从凯旋门当中通过！
法国巴黎的凯旋门，门高49.54米。
1982年，当朝鲜在平壤新建凯旋门的时候，决定门高为60米，超过巴黎凯旋门的高度近10米！
这高出的10米，同样典型地反映了朝鲜领导人的思维方式。
如今，很多外国游客来到平壤，见到正在建造中的105层的柳京大厦，感到很难理解：这幢专供外国游客居住的105层的柳京大厦，拥有3000间客房。然而，由于朝鲜在世界上处境孤立，外国游客寥寥，建成之后客房的利用率恐怕连10%都到不了，显然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然而，朝鲜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韩国在新加坡投资建造了一幢103层的宾馆，于是朝鲜就要建造105层的柳京大厦——尽管柳京大厦是金字塔形的，尖顶上的几层小小的，只具象征性的意义，但是毕竟是105层，比103层高了两层！
不过，由于资金不够，柳京大厦在封顶之后，停工多年，成了“标志性烂尾楼”。
我在平壤，住在羊角岛宾馆，客房的窗口正对着大同江，天天看见那矗立在大同江东岸的“主体思想塔”。
“主体思想塔”塔高150米，连同上面的红色火炬，高170米。
“主体思想塔”建于1982年。当时，70岁的金日成为什么要把“主体思想塔”的塔高定为170米呢？
其中的原因，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那座如同一把硕大无比的倚天剑的华盛顿纪念碑高度为169米。金日成决定，平壤的“主体思想塔”要比美国首都这地标式建筑高出一米——170米！
这超出一米，典型地反映了朝鲜领导人的思维方式。
同样，世界上总共有300多座凯旋门，平壤的凯旋门是最晚建造的。
世界上最早的凯旋门在罗马，为庆贺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大胜暴君马森其，在公元315年建造的，被称为“君士坦丁凯旋门”。这座古老的凯旋门高21米。
最负盛名而且又是最高的凯旋门，是巴黎的凯旋门。那是威名赫赫的拿破仑下令建造的。1805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大胜奥俄联军。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拿破仑在1806年开工兴建凯旋门。花了整整30年的功夫，终于在1836年建成。不过，凯旋门还没有落成，当年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已经战败。对于拿破仑来说，带着大军凯旋而归，浩浩荡荡地从凯旋门通过，已经成了无法实现的幻梦。凯旋门不凯旋，最后等来的是载着拿破仑灵柩的马车缓缓地从凯旋门旁边驶过——因为他是一个失败者，没有资格从凯旋门当中通过！
法国巴黎的凯旋门，门高49.54米。
1982年，当朝鲜在平壤新建凯旋门的时候，决定门高为60米，超过巴黎凯旋门的高度近10米！
这高出的10米，同样典型地反映了朝鲜领导人的思维方式。
如今，很多外国游客来到平壤，见到正在建造中的105层的柳京大厦，感到很难理解：这幢专供外国游客居住的105层的柳京大厦，拥有3000间客房。然而，由于朝鲜在世界上处境孤立，外国游客寥寥，建成之后客房的利用率恐怕连10%都到不了，显然会造成极大的浪费。
然而，朝鲜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韩国在新加坡投资建造了一幢103层的宾馆，于是朝鲜就要建造105层的柳京大厦——尽管柳京大厦是金字塔形的，尖顶上的几层小小的，只具象征性的意义，但是毕竟是105层，比103层高了两层！
不过，由于资金不够，柳京大厦在封顶之后，停工多年，成了“标志性烂尾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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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钱文军：朝鲜停战五十年的思考（修改稿）
再过两天，就是朝鲜停战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纪念日了。当这场战争爆发五十周年纪念之时，本人发过一个帖子《朝鲜战争五十年祭》，以纪念那个日子。
三年来，特别是最近，不少网友纷纷为这场战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至少不再是一言堂以蔽之。而且，不久前中国国家主席与韩国总统共同发表了一个声明：双方一致赞成朝鲜半岛无核化。而曾经作为中国为之浴血战斗的北朝鲜，坚决强调有核化。如此，过去的对手――中国和韩国――如今共同站到北朝鲜的对立面去了。历史有时很滑稽。
在朝鲜停战协议签字五十年的日子里，我们继续聆听了许多五十年来一成不变的议论。这并不奇怪，无论“与时俱进”的口号呼喊得多么响亮，中国历来不乏“维护祖制”的孝子贤孙。不过，在他们那些多少显示出一种幼稚的激昂里，充斥的却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和论据。
一个主要的观点是：朝鲜战争打出了中国的国威，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众所周知，朝鲜战争是斯大林操纵北朝鲜南侵引起的联合国与北朝鲜之间的战争。中国从来没有、也从不承认正式出兵，那支中国人组成的武装力量，不过只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也就是说，那是中国的某些平民“志愿”武装起来，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人民军作战的部队。从法理上说，它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毫无关系。1951年1月22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身份答复联合国时就明确表示：“只要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退的原则被接受并付诸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负责劝说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回到本国。”当初中国政府根本不承认是中国军队的“民间志愿”队伍，如今却打出中国“国威”和“大国地位”来了，岂不荒唐？
在朝鲜战争谈判和签订停战协议时，也丝毫没有牵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1年5月16日，就在联合国军粉碎了第五次战役的攻势，从北纬37度线进抵三八线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布：“我认为美国的真正敌人是克里姆林宫，而且不会忘记，只要这个敌人在幕后操纵，就不能浪费美国的力量。”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们那些弱智的或别有用心的议论却把别人不愿“浪费美国的力量”而罢手当成伟大胜利来庆祝。
一个似是而非的论调是：志愿军入朝时美军在鸭绿江畔，停战线是在三八线附近，所以是伟大胜利。何以不说志愿军是从三十七度线被打回三八线附近，毛泽东和金日成才要求停战的？如果美国佬也继承了阿Q传统，他们同样可以庆祝胜利。傻瓜也能从历史资料中看见，美国的将军们耿耿于怀的是，他们丝毫不怀疑可以继续进攻，至少可以再拿下平壤。是他们的政府不许他们再进攻，于是他们才停止于三八线以北的堪萨斯线上。历史资料证明，美军占领了他们计划占领的所有地方。我们无妨设想一下，假如杨志稍微理智一点，刀下留人的话，牛二就可以庆祝他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杨志！
又一个说法似乎也合理：美国打到鸭绿江，韩国统一后将威胁东北工业区，于是不得不出兵。真的吗？历史资料证明，北朝鲜开战前的5月13日，金日成就在北京展示了他的进攻计划以及斯大林批准进攻的电报。毛和周是不愿意战争爆发的，但斯大林把否决权踢给毛。当得知斯大林的支持态度后，毛立即把否决权变成拥护权，还详尽地向金传授进攻南朝鲜的战略战术。而且，就在金日成节节胜利，眼看要把美军赶下大海之时，中国边界非但没有威胁，反而更显安全。1950年7月1日，斯大林命令金日成：“不要被美国人介入吓坏了，不要停止推进”；又对毛下命令：“我们认为，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集中九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志愿军入朝作战是正确的。”他同时还承诺：“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于是在7月2日下午，毛、周、刘、朱讨论斯大林命令后，答复斯大林：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中九个师的兵力，美军一过‘“三八线”，中国人民解放军便以志愿军的形式入朝协助人民军抗击美国军队。附带条件是：苏联空军提供空中掩护。
于是我们知道，所谓“美军打到鸭绿江，受到威胁不得不出兵”不过是欺骗老百姓的谎言。美军主力还在大洋彼岸，受到威胁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之时，毛已经奉命准备出兵了！还编造了一个谎言，即“志愿军是民主人士黄炎培提议的”，说得有鼻子有眼。其实斯大林早就命令中国军队采用“志愿军”名义了！至于后来的争论导致延误，只是因为斯大林食言，不想派空军提供空中掩护罢了。接着又来了一个谎言，毛决定苏联不提供空中掩护也出兵。历史资料表明，斯大林最后确实派了空军提供掩护，只是处于高度秘密状况。
一句话，整个朝鲜战争，斯大林是总指挥，中国不过服从命令罢了。一场完全听命于外国主子的战争，如果能打出“国威”来，那么我们尽管再去找一个外国主子听命，那“国威”必定越来越威风八面的。
话题回到谈判。美国当初的罢手也丝毫没有理会我们，是找苏联谈的，尽管苏联一再宣称它与朝鲜战争毫无关系。美国代表凯南与苏联代表马立克接触商谈停战谈判，6月13日斯大林在高岗和金日成的一再恳求下下令和谈，23日马立克发表和谈谈话，25日《人民日报》立即欢呼：“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29日，李奇微接到命令：“奉总统指示，你应在30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8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停战会议，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
这里有两条：其一，中国在哪儿？“国威”又在哪儿？“大国地位”难道就体现在“朝鲜共军”身上？其二，这仅仅是一个军事停战谈判，并非国家级政治谈判。无论周恩来的数次声明还是马立克的公开与私下的洽谈，坚持的都是政治解决。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出台湾及台湾海峡；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协商等。中国政府声明称：“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
而美国坚持只谈判军事停战，不讨论政治问题。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复电：“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放弃了原来坚持的原则，全盘接受了美国的主张。尚未开谈已经妥协，连国家的名分也不存在，毛泽东自己也说：“朝鲜谈判就是妥协。”何来“国威”或“大国地位”？
板门店谈判的会场上，只有北朝鲜和联合国的旗帜，压根儿不存在与中国有关的任何标识；双方交换的谈判代表授权证书分别由金日成与李奇微签署授权，并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甚至彭德怀的任何授权。乃至于在北朝鲜提名中国成为未来的政治谈判参加国时，联合国方讥讽道：“贵官不是屡屡主张在朝鲜的中国部队是自发志愿而来的，和中国政府没有关系吗？那么推举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国为会议参加国，这简直是太奇怪了”。而且，在1953年8月28日通过的联大第七届关于朝鲜问题政治会议决议中，规定只有交战双方即北朝鲜和联合国参加谈判，捎带着“建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参加朝鲜政治会议，如果他愿意的话。”中国连名字也没有提到，这也是一种“国威”或“世界大国”的形象？
朝鲜停战协议的签字过程更微妙。停战协议于1953年7月27日上午签字，签字人为联合国军代表哈里逊（协议签字中文以“海立胜”签署）中将、北朝鲜军代表南日大将。南日签字以后，并没有理会专程从北京赶来签字、已经住在开城来凤庄的彭德怀，远道直奔平壤，当夜给10时金日成签字。然后再送回开城，次日上午9时30分才轮到彭德怀签字。直至今日，板门店那个谈判大厅里，除去北朝鲜和联合国的旗帜外，根本看不到有任何中国的痕迹。这就是“国威”？抑或“大国地位”？
在整个停战谈判长达三年的时间里，联合国军从来没有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当成军队战俘，而只作为“武装平民”。而这些“志愿军”自己的国家政府始终不承认参与战争并作为其中一方时，这些战俘就成为《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战俘所依附之国”的问题。他们或者没有“所依附之国”，或者“所依附之国”为北朝鲜。一句话，他们不是中国的战俘，因为中国政府没有承认自己介入了朝鲜战争！因此，对其自由遣散是符合国际公约规定的。一个连自己的战俘是依照本国政府意志参加战争都拒绝承认的国家，“国威”何来？
在整个朝鲜停战协议谈判过程中，中国所有要求一个也没有实现；美国的所有要求一个也没有落空；我实在不理解我们那些“打败美帝野心狼”的好汉们如此好的心情从何而来。假如阿Q再世，恐怕他老人家也得羞赧得无地自容了。
即使再不尊重历史事实的人，或者健忘到无以复加地步，也不能不承认当美军仓皇撤退、我军顺利开抵三八线并发动第三次战役之时，联合国政治委员会向中国提出了五项原则：立即停火；一切非朝鲜军队分批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统一问题；由美、英、苏、中四国讨论解决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问题。鉴于中国军队已经攻到三七线附近，中国拒绝了，要求必须“联系政治问题讨论停战全部条件”。
最后达成的《停战协议》，没有理会中朝方提出的任何政治要求，达成“纯属军事性质并仅适用于在朝鲜的交战双方”的协议；没按照中方以三八线为界停火的原则，而是执行了美方要求的以实际控制线停火；没有实现中朝方“立即停火”的主张，却实现了美方先签字后停火的要求；中朝方慷慨激昂地宣布：“立即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是没有商量余地的”，结果协议按照美国的主张把这个问题交给高一级解决；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战俘，延宕了两年的谈判，最大的僵局就在于遣返战俘：中朝方坚持全部遣返战俘，美方坚持自由遣返。最后的协议认可的就是自由遣返。打了三年，换回个“一边倒”的《停战协议》，除去按照美国指定的战线停火之外，我们什么要求也没有实现。真不知我们的宣传中所欢呼的“伟大胜利”究竟胜在哪里？利在何方？
在漫长的朝鲜战争过程中，当“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地跨过鸭绿江之时，泰国于1950年10月邀美国签订军事协定；11月20日印度军队乘机也雄赳赳地开进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到朝鲜战争结束，印度也完全占领了这片中国土地；1951年8月30日菲律宾同美国签订《美菲联防条约》；9月1日美、澳、新签订《太平洋安全条约》；9月8日旧金山和会通过《对日和约》、日美签订《美、日安全条约》；1953年9月，美台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10月1日美韩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9月美、英、法、泰、菲、澳、新西兰、巴基斯坦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1955年1月11日美国、巴基斯坦签订《美巴防御援助协定》、5月15日柬埔寨同美国签订《军事援助防御协定》。这些条约明显都是针对我国的，美国势力合法地延伸到整个亚太、南亚地区。
1950年7月20日，美国取消了所有已经核准往中国物资的特种许可证，并禁止一切出口管制物资进入中国，对中国实行全面战略禁运。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决议。10月27日，巴黎禁运机构中增设了专门控制和监督对中国实行禁运的中国委员会。到1953年3月，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45个。本来，在二战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的威望和影响，到此基本丧失殆尽，中国因此被世界看作斯大林的马前卒！
莫名其妙的是，那些胡吹什么“国威”和“大国地位”的人们，同时也在为“一边倒”大唱赞歌。试问，一个必须“一边倒”的国家，何谈“大国地位”？几百年前广西山区里的农民歌手刘三姐便已经唱出：“世上只有藤缠树，山间哪有树缠藤”的道理。必须寻找一棵大树来依靠的国家，决不会具有什么“国威”或“大国地位”。
其实只需“一边倒”三个字，中国和中华民族就已经尊严扫地！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即使是小国、弱国――公开呼喊要“一边倒”的？我们如果不是故意健忘，那么碰巧有一个历史故事可以借鉴：甲午战争败阵之后，李鸿章面临日本的苛刻条件一筹莫展。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他提出一个“一边倒”的秘方：签署《中英同盟密约》，日本便不敢欺负中国，因为中国“请好了一个帮手”。而李鸿章等嗤之以鼻：“中国无意成为任何国家的临时保护国”。
我们出兵保住金家政权的同时，却失去了西藏最肥美的9万平方公里领土，也失去了亚太、南亚地区的威望及影响。后来，为了挽回部分失去的影响，又不得不向所有愿意定界的邻国割地。其中，最得益的缅甸竟然获得7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之丰厚馈赠。
难道把所有周边国家推到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也算“国威”或“大国地位”的表现？最严重的是日本的地位改变，美国在二战及以后一段时间里的国策是：帮助中国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以压制日本的重新崛起。朝鲜一战打出来一个《对日和约》，反而扶助日本以遏制中国。结果是我们至今还得穷于应付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导致的没完没了的麻烦，什么“国威”？抑或“大国地位”？
对于“抗美援朝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的莫大讽刺，就在朝鲜停战后的政治会议问题上。
众所周知自二战期间中国作为联合国发起国而且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起，中国便被世界公认为“五大国”之一了。而朝鲜战争以后，美、英、法不再承认中国的“五大国”身份与地位，更微妙的是，为了朝鲜政治问题得以解决，中国政府1954年1月9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提出的由四大国柏林外长会议导向有中国参加的5大国政治会议以促进国际和平问题。如此，等于中国自己认可了四大国之外的第五大国地位。
2月18日结束的柏林四国外长会议决议并没有认可这种第五大国的承认：“鉴于用和平方法建立一个统一与独立的朝鲜将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恢复亚洲其他地区和平的重要因素；建议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法国、联合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对朝鲜问题取得和平解决”。
这个决议问题之一是苏联把中国卖了，它同意放弃它原来提出的仅有“五大国”参加的主张，而把中国与其他国家一同罗列，实质上否定了“第五大国”的地位存在；问题之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决议，自己默认了对“第五大国”地位的否定，心甘情愿地与众多国家平等与会。而这个众多国家参加的“日内瓦会议”却是由四大国决定召开的，稍有外交知识者都不可能看不出个中实质。
“屁股决定脑袋”是最省事也最实惠的，依照几十年不变的教科书信条，抄抄录录拼拼凑凑，既不用费心也没有风险。弄不好还可以得些赏赐，赚个实惠。不过，当年的好干部焦裕禄有句名言：“嚼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我想，别人嚼了几十年的馍，再拿到网上来嚼，还要津津有味，不知自己是何种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