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马尼希－卡里据说在1985年之前就获得了这些重要结果。1985年年初，麻省理工学院癌症中心的5家实验室联合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伊马尼希－卡里在申请报告中即提及了这些发现。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却不买账。国家癌症研究所资金审阅委员会在实地做了考察之后，于当年夏天拒绝了伊马尼希－卡里的资金申请。这么一来，伊马尼希－卡里无法在麻省理工学院立足，需要另谋生路。在塔夫茨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同在波士顿）医学院教授亨利?沃提斯（Henry Wortis）的帮助下，伊马尼希－卡里改到该校担任助理教授。就在这段过渡时期，《细胞》论文发表了。
但是在这篇论文发表不到两周，就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这个人不是外人，而是伊马尼希－卡里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玛格特?欧图尔（Margot O'Toole）。欧图尔于1979年在塔夫茨大学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正是沃提斯。之后欧图尔在费城附近一家癌症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研究做得并不顺利，但也不像伊马尼希－卡里的支持者后来说的那样是个一篇论文都做不出来的老博士后——根据我的检索，欧图尔在这段时间至少发表过2篇第一作者的论文。1984年底，她的丈夫获得塔夫茨大学助理教授职务，她也跟着搬回波士顿。1985年3月，在沃提斯家举行的聚会上，欧图尔首次遇到伊马尼希－卡里。伊马尼希－卡里向欧图尔介绍了她的重大发现，有一名博士后将在6月份离开，欧图尔是否愿意去补这个空缺，对这个发现做进一步的研究呢？欧图尔高兴地答应了下来，获得了一年的研究资助，于6月份去报到。在牟玛?里斯布（Moema H. Reis，《细胞》论文的第二作者）的协助下，欧图尔于当年秋天获得了初步实验结果，是支持伊马尼希－卡里的发现的。伊马尼希－卡里催促她赶快写成论文发表，并在1985年12月送交的《细胞》论文中提及这个未发表的结果。但是令欧图尔苦恼的是，此后她一个人做实验，就再也重复不出该结果。欧图尔拒绝发表这一无法重复的结果，伊马尼希－卡里对她大发雷霆，斥责她太无能。欧图尔要求看里斯布的原始数据，但伊马尼希－卡里没有给她。欧图尔无法再把实验做下去了。此时是1986年3月，欧图尔的研究资助还有3个月才结束，伊马尼希－卡里便让她去养老鼠打发剩下的时间。
第62节：轰动全美国的巴尔的摩事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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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马尼希－卡里以后将会后悔她做出的这个安排。1986年5月7日上午，在麻省理工学院一座大楼的地下室养老鼠的欧图尔需要查一下某只老鼠的谱系，找来记载伊马尼希－卡里实验室养的老鼠的谱系的记录本。记录本是活页的，在翻查老鼠记录时，欧图尔意外地发现里面夹杂了17页血清学实验数据。从这些数据看，在欧图尔之前，实验室已经有人（可能是伊马尼希－卡里或里斯布）做过了伊马尼希－卡里要欧图尔做的实验，而且也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看来欧图尔并不是那么无能。这些数据记录还包括了12天前发表的《细胞》论文中报告的实验结果，但是与《细胞》论文报告的却不一致。例如，《细胞》论文声称产生抗体的细胞用两个关键实验步骤做了处理，但数据记录表明并没有。《细胞》论文又声称这些细胞产生的抗体大部分都不是转基因的抗体，但是数据表明结果恰恰相反，大部分都是转基因的抗体。
是有人故意歪曲了原始数据，还是犯下了“诚实的错误”？欧图尔此时并不想指控有人造假，只是认为《细胞》论文中的错误应该得到纠正或撤回论文。她复印了这17页数据，两天后，她到塔夫茨大学医学院找到她认识的一名研究免疫学的教授布丽奇特?胡伯（Brigitte Huber），寻求她的意见。胡伯认为此事应该找沃提斯（欧图尔的博士导师、把伊马尼希－卡里招到塔夫茨大学的人）解决。胡伯、沃提斯和马萨诸塞大学教授罗伯特?伍德兰德（Robert Woodland）找来伊马尼希－卡里讨论，然后胡伯、沃提斯又与伊马尼希－卡里、欧图尔举行了一次会议。这在后来被称为“塔夫茨大学的调查”或“沃提斯委员会的调查”。事实上，那不过是个私下的调解，既与塔夫茨大学无关，也不曾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塔夫茨大学事先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参与“调查”的三个人认为欧图尔与伊马尼希－卡里的争执是由于对数据的解释有不同的看法，以及两人存在个人恩怨，不值得为此对《细胞》论文做出纠正。
欧图尔向沃提斯的上司、塔夫茨大学医学院病理系主任反映，主任告诉她这事应该归麻省理工学院管。欧图尔找到巴尔的摩，巴尔的摩也告诉她这只是她和伊马尼希－卡里有不同见解，她可以保留不同意见，但是他不同意她的意见。欧图尔找到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学院院长，院长让癌症中心主任赫曼?埃森（Herman N. Eisen）处理此事。埃森要求欧图尔写一份详细的备忘录。6月（此时欧图尔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作关系已结束），埃森、欧图尔与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和《细胞》论文的第一作者大卫?韦弗（David Weaver）举行会议。埃森后来写了一份备忘录向院长报告调查结果。埃森认为《细胞》论文的确存在错误，但是那是个很小的不影响大局的错误，不值得特地向《细胞》投稿更正。巴尔的摩则答应会写信给所有进行类似研究的人通报这一错误。这个调查后来被称为“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或“埃森委员会的调查”。它的确是由校方指定的调查，但是所谓委员会其实只有埃森一个人。埃森被许多人认为是巴尔的摩的敬仰者。
欧图尔对这个结果虽然不满意，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偶尔会向别人抱怨。听过欧图尔抱怨的人包括伊马尼希－卡里原来的一名博士生查尔斯?马普里索普（Charles Maplethorpe）。马普里索普在1985年9月获得博士学位后离开了麻省理工学院，与伊马尼希－卡里处得很不愉快，两人互相憎恨，吵过架。但是马普里索普和欧图尔关系很好，两人保持着联系。马普里索普获悉欧图尔的处境后，想起了在1986年4月22日《纽约时报》上读到的关于学术造假的报道。从那篇报道，马普里索普知道在美国国家卫生院有两个研究人员——瓦尔特?斯图尔特（Walter Stewart）和内德?费德（Ned Feder）——在私自调查学术造假案。1986年夏天，马普里索普与斯图尔特和费德联系，向他们反映伊马尼希－卡里的《细胞》论文存在的问题。当年12月，斯图尔特和费德给巴尔的摩和伊马尼希－卡里写信，要求访问他们的实验室并查阅实验记录，均遭到拒绝。斯图尔特和费德这两位“打假斗士”并非善罢甘休之辈，他们发表公开声明，举行报告会，给许多人写信，直指《细胞》论文有假。这件事终于引起了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的注意。雪球越滚越大了。
第63节：轰动全美国的巴尔的摩事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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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巴尔的摩决定进行反击。1987年1月，他主动向美国卫生研究院（NIH）要求对涉嫌造假的《细胞》论文进行官方调查。一起涉嫌造假的事件的当事人自己要求官方进行调查，这是没有先例的。NIH同意了，在当年5月由其外机构研究办公室开始调查。经过半年多的初步调查，NIH在1988年1月成立一个由三名免疫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审查那篇《细胞》论文的工作，由一家制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约瑟夫?戴维（Joseph Davie）担任主席。三名委员中，有两名与巴尔的摩的关系非同寻常：洛克菲勒大学的詹姆斯?达尼尔（James Darnell）是巴尔的摩的好友，曾经一起编写过一本教科书；哈佛大学的弗雷德?阿尔特（Fred Alt）曾经在巴尔的摩手下做过博士后研究。显然，这不太可能是一个公正的委员会，欧图尔反对这一安排，而巴尔的摩则欣然接受。
两个多月后，众议员丁格尔开始介入此事。丁格尔主持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的监督与调查分会，以调查对政府资金的虚报、滥用、浪费而著称，曾经因为揭露国防合同的造假和华尔街公司的腐败而震惊全美。丁格尔相信政府提供的科研资金也被滥用了，而NIH没有能力加以控制。他需要有一个案件来证明这一点。伊马尼希－卡里一案正当其时。
1988年4月12日，丁格尔举行第一次有关“NIH资助项目中的欺诈”的国会听证会，调查塔夫茨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NIH是如何对待欧图尔的指控的。欧图尔和站在她一边的人马——马普里索普、斯图尔特和费德等人都出席作证。马普里索普作证说，他曾经听到伊马尼希－卡里告诉《细胞》论文的第一作者韦弗，她的实验出了问题，没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她获得的实验结果和后来欧图尔做出的是一样的。
这也是个一面倒的听证会：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以及塔夫茨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人马都没有被邀请参加。巴尔的摩极其愤怒。他给几百名科学家发去一封信，攻击丁格尔，宣称国会对此案的介入完全没有必要，必须停止。他认为国会议员们不会关心事实真相，而只在乎招引公众的注意和自己的形象，一旦让他们插手，事情将变得无法收拾。科学家们纷纷写信给丁格尔抗议其所作所为。科学家们的“傲慢”反而激怒了丁格尔。丁格尔向伊马尼希－卡里发出传票，命令她交出实验记录本。伊马尼希－卡里拖到7月才交给NIH一大本活页记录本。欧图尔和其他人在看了该记录本后，认为其中明显有假。至此，伊马尼希－卡里首次被指控造假。丁格尔下令财政部特勤处对伊马尼希－卡里交出的记录本用刑侦手段做鉴定。
在发现NIH的调查委员会中居然有两位是巴尔的摩的朋友后，丁格尔宣布该委员会与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NIH的调查大成问题，必须重来。NIH换掉了这两名委员，以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取代，组成新的委员会，仍由戴维主持。NIH委员会与伊马尼希－卡里做过几次面谈，发现很难和她沟通，因为她的英语非常糟糕，经常搞不清楚她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如果我们阅读面谈的记录，会觉得她甚至连基本的英语表达能力都不具备。这不能不让人疑惑，英语水平如此低下的人，如何能在美国名牌大学当教授？也许，这是对付调查的一种策略？由于英语沟通出现问题而产生误会，在后来一再被伊马尼希－卡里的支持者用来做为为她辩护的理由。
戴维委员会在1988年12月发表调查报告草案，认为《细胞》论文存在重大表述错误和疏忽，令人怀疑其数据和解释的可靠性，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有意的造假。这个结论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结果相似，不同的是，委员会建议公开纠正这些错误。在报告草案发布之前（11月18日），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等人已在《细胞》上发表一封来信纠正其论文中的错误，但是委员会认为这一纠正还没达到其要求。
-第64节：轰动全美国的巴尔的摩事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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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论文的作者针对这一报告写了一篇反驳，不同意其中的一些看法，但认为这只是诚实的人对同一事实有不同看法。欧图尔也对这一报告不满意，指出该报告所引用的某些实验数据当初并不存在。对此，NIH负责人在1989年4月表示，将重新任命一个委员会调查此案，并解散外机构研究办公室，新成立“科学诚信办公室”专门负责调查学术不端行为。
丁格尔对NIH的调查结果完全无法接受，认定是巴尔的摩在利用他的势力左右调查。丁格尔计划针对这个案件再举行一次国会听证会，这一次他将要求巴尔的摩出席作证。为了准备这次听证，巴尔的摩在波士顿和华盛顿都雇了律师当顾问，并与监督与调查分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丁格尔是民主党）接触，试图争取他们。巴尔的摩几乎成了他所鄙视的政客：他原先的政治立场属于左派，更倾向于民主党。
这场大戏在1989年5月4日上演。三名来自美国特勤处刑侦服务部的专家出席作证，报告他们对伊马尼希－卡里送交的实验记录本的鉴定结果。他们用几种方法对实验记录纸张、圆珠笔墨、纸带、打印机墨水等等做了分析，认定实验记录是伪造的。血清学实验要用到放射性计数器测定放射性同位素的强度，用纸带打印出来。伊马尼希－卡里声称某张纸带记录的是她在1985年6月做的实验，但是该纸带上的字体、颜色、墨水都与别人在那个时候获得的不一样，更像是在1981和1982年间的打印机色带打印的。放射性计数器打印出实验数据时，会在纸带边缘上打印序列号。在伊马尼希－卡里的实验记录本上，有两条贴在一起的纸带，她声称它们代表了持续两天的同一个实验。但是这两条纸带上的序列号相距很远，表明它们是至少相距三个月的两个实验。刑侦专家也对实验记录本上的数据做了统计分析，认为数字分布不符合统计规律，而更像是人为编造的。
随后NIH调查委员会主席戴维作证。他认为《细胞》论文中的某些说法并不是来自实验数据。例如，在《细胞》论文中，伊马尼希－卡里报告做了某个实验，而实际上并没有做。在被问及这算不算不端行为时，戴维承认应该算，只不过在报告中委婉地称之为“严重错误”。
万众瞩目的当然是巴尔的摩的作证。不出所料，听证会变成了巴尔的摩和丁格尔两人针锋相对的攻击。巴尔的摩表示，科学家们很担心这一听证会对美国科学产生不良影响，许多人不知道丁格尔想要干什么。更让巴尔的摩不满的是丁格尔的调查方式，他认为是典型的先定罪再找证据。巴尔的摩拒绝对刑侦专家出示的结果做出评价，因为他没有见到详细材料。但是丁格尔认为他抓住了巴尔的摩的把柄。他念了巴尔的摩在1986年9月9日写给负责麻省理工学院的调查的埃森的一封机密信件。在信中，巴尔的摩承认伊马尼希－卡里造假：“很明显，证据表明BET-I抗体的效果并非像论文所描述的那样。特蕾莎（伊马尼希－卡里）对你说她一直就知道这一点，这很显然在承认有罪。大卫?韦弗和我都不知道血清有问题或有不确定性。我不明白，为什么特蕾莎会选择使用这些数据并误导我们两人和那些读这篇论文的人。”在听证会上，巴尔的摩解释说，由于伊马尼希－卡里的英语表达能力很差，埃森误会了她的意思，巴尔的摩是居于错误的信息写的这封信的，他为此道歉。
到丁格尔做最后总结时，巴尔的摩忍不住愤怒地打断他的话，两人又你一言我一语吵了起来。一些人认为巴尔的摩灭了丁格尔的威风，非常精彩，另一些人则认为巴尔的摩是在蛮干。巴尔的摩那封机密信件对他很不利，而刑侦证据似乎已很确凿地证明了伊马尼希－卡里造假。巴尔的摩为了替伊马尼希－卡里辩护，宣称只要不拿去发表，科学家可以随便在实验记录本上改动原始数据，这更让许多科学家齿冷：保证原始数据的真实准确，是科学研究的一项规范。
第65节：轰动全美国的巴尔的摩事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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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马尼希－卡里也在这次听证会上作证。她承认自己对待实验记录很马虎，但是认为自己不至于傻到去造假。对此她有一番煽情的表白：“如果我伪造数据，那将会误导科学家，浪费他们宝贵的资源，妨碍他们去努力征服导致我的姐姐死亡并威胁着我的疾病。”然而，煽情表演只会给许多科学家留下更糟糕的印象。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瓦尔特?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本是巴尔的摩的朋友，但是正是在听了伊马尼希－卡里的这番表白后，改变立场，怀疑她很可能造假。另一个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拉斯克医学研究奖获得者马克?普塔什尼（Mark Ptashne）原先一直在为巴尔的摩辩护，现在也认为巴尔的摩在掩盖真相。他们和几名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组成一个小组，与欧图尔面谈，分析《细胞》论文，认定伊马尼希－卡里造假。但更让他们不满的是巴尔的摩的所作所为。虽然巴尔的摩本人没有造假，但是他试图利用其地位和影响力来阻挠对案件的调查的做法，让这些地位和影响力并不亚于他的著名科学家们无法容忍。用吉尔伯特的话说，“这个案件更多地是关于正确行为的观念，而不只是造假。”此后吉尔伯特通过写公开信、作证、接受采访，公开地谴责巴尔的摩，如此持续了好几年。
（下）
1989年秋，美国国家卫生院（NIH）新成立的“科学诚信办公室”（OSI）组成委员会，重新启动对伊马尼希－卡里案件的调查。新的委员会除了保留第一次调查委员会原有的三名委员，另外增加了两名委员，仍由戴维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在1991年3月14日完成了调查，写成调查报告草案。与第一次调查结果不同，这一次的调查主要根据特勤处对伊马尼希－卡里实验记录本进行刑侦鉴定的结果，认定伊马尼希－卡里“反复出具虚假和误导性的信息”，犯下了“严重的科学不端行为”，并表扬欧图尔追求真理的勇气，同时批评巴尔的摩没有认真对待造假的指控。
根据程序，调查报告草案送给一些人进行审阅，委员会再根据审阅意见写成报告定稿公布。审阅者按要求必须对报告草案保密，但是这完全取决于审阅者的自觉。事实上，报告草案一交到审阅者手里，马上就被人泄露给了媒体记者，迅速传开了。《纽约时报》在3月21日头版报道调查结果，并报道说巴尔的摩将会撤销《细胞》论文。美国司法部则宣布计划起诉伊马尼希－卡里骗用联邦资金（后来放弃）。
巴尔的摩与其律师、同事商量了一个月后，给NIH寄去一份声明。在声明中巴尔的摩做了自我批评，赞扬欧图尔，并对自己一开始没有重视欧图尔的举报而向她道歉。《自然》杂志在5月9日刊登了巴尔的摩的声明，一周后又刊登欧图尔的回应。欧图尔对巴尔的摩的声明并不满意，认为他还有些问题没有说清楚。第二天出版的《细胞》刊登了巴尔的摩等人的撤稿声明（伊马尼希－卡里和里斯布拒绝签署该声明）。
随后，以哈佛大学教授们为主的巴尔的摩的反对者和巴尔的摩、伊马尼希－卡里及其支持者在《自然》上进行了持续几个月的论战。伊马尼希－卡里宣称OSI委员会委员们没有看懂其血清学实验，尽管这些委员们都是资深的免疫学家。巴尔的摩的态度则再度变得强硬，对欧图尔的指责一一做了回应，并坚持其《细胞》论文基本上还是成立的，有后来发表的6篇文献为证。而其反对者则认为这6篇文献并不能用以证明《细胞》论文的结果，而且即便《细胞》论文的结果被别人证实，也不能说明就没有造假，科研人员应该自己确保实验数据的有效性，而不是让别人来为自己证明。10月10日，《自然》用一篇严厉批评巴尔的摩的社论终止了这场论战。
第66节：轰动全美国的巴尔的摩事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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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的摩的麻烦并没有结束。巴尔的摩已于前一年的7月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当校长。他是在一片反对声中走马上任的。根据民意调查，该校有三分之二教授反对让巴尔的摩当校长，其中有半数签署了请愿书。他们不希望让一个由于涉及造假丑闻引起争议、名声不佳的人来当校长。但是董事会坚持聘用巴尔的摩。
巴尔的摩在《自然》的论战进一步激怒了他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反对者。该大学一些著名教授纷纷宣布不愿再受巴尔的摩领导，将另谋出路，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他在1991年10月份宣布把实验室搬到加州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埃德尔曼激烈地批评巴尔的摩，认为其所作所为表明他不是一个科学家，因为一个科学家如果受到挑战，就会通过重复实验来证明自己，自己做不了实验就请别人来做，而不是靠争辩、雇律师、骂人和把证明的责任推给其他科学家。11月，巴尔的摩宣布他辞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职务，并于1994年回到麻省理工学院。
丁格尔议员对OSI的工作并不满意，仍然认为NIH没有能力调查学术不端行为。在他的要求下，OSI在1992年被解散，另外成立了“研究诚信办公室”（ORI），由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直接管辖。ORI继续调查伊马尼希－卡里案件，一直到1994年11月，OSI正式发布正文长达231页的调查报告，指控伊马尼希－卡里犯有19项不端行为，建议在10年内禁止她申请联邦政府的科研基金。随后，塔夫茨大学撤掉伊马尼希－卡里的助理教授职务，把她降为研究助理。
伊马尼希－卡里向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提起上诉。卫生与人类服务部组成一个三人委员会来听取上诉，其中两人是该部的律师塞西莉亚?福特（Cecilia Sparks Ford，任主席）和朱迪思?巴拉德（Judith Ballard），一位是从外面请来的科学家、匹兹堡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朱利叶斯?扬格纳（Julius Youngner）。这两名律师此前也在另一个学术造假案上诉委员会任职，推翻了ORI的调查结论，曾被批评为不懂科学。扬格纳当时已75岁，是微生物学家，而不是免疫学家。由这三个人来听取伊马尼希－卡里的上诉，让人怀疑是否能够胜任。
按美国司法系统，上诉法庭并不对案件重新进行调查，而是根据已有的证据做出判决。但是该上诉委员会却不顾OSI、ORI长达5年多的调查结果，重新启动调查，举行听证。他们不允许ORI在听证时出示其调查报告，也不允许出示以前的调查报告和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1996年6月21日，上诉委员会发布长达192页的决定，认为ORI没能以充分的证据证明伊马尼希－卡里有不端行为，推翻了ORI的调查结论，解除了对伊马尼希－卡里的处罚。塔夫茨大学恢复了伊马尼希－卡里的助理教授职务。目前伊马尼希－卡里是该校的副教授。
人们可能会觉得奇怪，难道刑侦鉴定结果还不够确凿吗？上诉委员会认为这些证据没有意义，不能证明伊马尼希－卡里造假，可以有别的解释。例如，上诉委员会是这么解释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两处涉嫌造假的证据的：关于纸带上的字体、颜色、墨水不符的问题，上诉委员会认为也有可能是有人换了打印机、更换了打印机色带等等；而两条据称是隔天做的实验的纸带上的序列号相距很远的问题，上诉委员会认为可能是伊马尼希－卡里写错了日期，无视伊马尼希－卡里是把这两条很不连续的纸带当成一个实验的结果来用的，根本不是日期是否正确的问题。
第67节：轰动全美国的巴尔的摩事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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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委员会认为伊马尼希－卡里没有造假的动机。这个认定也颇为奇怪。伊马尼希－卡里做这项实验的时候，正当她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希望能因此在麻省理工学院晋升职称，迫切需要有重大突破发表一篇高档次的论文。
因此不难明白，为何上诉委员会在形式上已最终还伊马尼希－卡里清白，而实际上却没能使有关此案的争议从此平息。那些认为伊马尼希－卡里造假的人并没有因上诉委员会的判决而改变立场。巴尔的摩当初是以维护科学自主权为由而反对政府机构介入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的，该案最终判决出来后，《波士顿环球报》发表评论称该案的结果让人进一步相信科学仍然有自我纠正的能力。认定伊马尼希－卡里造假的ORI委员会由5名科学家组成，而推翻ORI认定的上诉委员会由两名律师和一名已脱离科研的老科学家组成。难道科学的自主性是靠律师的文字游戏来保证的？
与巴尔的摩同年分享诺贝尔奖的威斯康星大学教授霍华德?特闵（Howard Temin）是巴尔的摩的老朋友，一直关注此案，但没能看到这个案件的结局：他于1994年2月死于肺癌。他在1993年的一次谈话中，认为巴尔的摩也犯有不端行为：“巴尔的摩的不端行为是——当有人挑战你的实验，不管挑战者是谁，你都有责任做核查。这是科学铁定的规矩，你发表了论文，你就要为其负责。和俄国、德国和日本的科研截然不同的是，美国科研有一个强项，那就是，即使是最资深的教授受到最低级的技术员或研究生的挑战，也必须严肃地对待他们，考虑他们的批评。这是美国科研最根本的特色之一。”这其实应该成为所有国家的科研的根本特色。
巴尔的摩后来还牵涉进了另一起学术造假案。他于1997年到加州理工学院任校长。在此期间路克?凡?帕里斯（Luk van Parijs）在其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帕里斯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当教授。2004年，麻省理工学院根据举报，对帕里斯进行调查，认定他伪造实验结果，于2005年将他开除。有人发现帕里斯在巴尔的摩实验室做博士后期间发表的论文也可能有假。巴尔的摩辞去校长职务，并要求校方调查此事。2007年，加州理工学院认定帕里斯在该校工作期间发表的4篇巴尔的摩做为共同作者的论文有假，但是是他一个人干的，与巴尔的摩无关。
第68节：冷聚变闹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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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聚变闹剧
（上）
1989年3月23日，美国犹他大学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一条震惊世界的重大消息：化学家马丁?弗雷希曼（Martin Fleischmann）和斯坦利?庞斯（Stanley Pons）实现了世界各国众多物理学家研究了几十年也没能成功的梦想——受控核聚变，人类有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能源问题了。
核聚变是指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相遇聚合成较重的原子核，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例如太阳能就是来自于太阳内部氢原子聚合成氦原子的聚变。但是原子核都带正电，两个原子核要聚合在一起，首先要克服同性电荷之间的斥力。氢原子核只带一个正电荷，斥力最小，聚变也最容易，如果能利用水中氢的同位素氘的聚变获取能量，可供人类用上几百万年，而且没有核废料，可谓理想的能源。不过，要让氘实现聚变，需要将它加热到上亿度的高温才能克服斥力，怎么控制如此炽热的物质？不加控制的话，就变成氢弹了。目前物理学家在探索用一种叫托卡马克的大型而昂贵的装置来实现受控核聚变，在弗雷希曼和庞斯宣布其发现的时候，托卡马克还只能让聚变过程持续几毫秒，而且获得的能量少于消耗的能量，根本不实用。 但是弗雷希曼和庞斯宣称，他们能让聚变在室温下就能进行，所以被称为“冷聚变”，与热聚变所需的上亿度高温相比，室温的确够冷。他们所用的装置不是昂贵的反应堆，而是一个简单的电解池：将一对用稀有金属制造的电极（正极是铂，负极是钯）浸入到盛有锂盐和重水的玻璃瓶，通上电流就能让重水中的氘发生聚变。整个装置的费用大约也就100美元。
首先有这个主意的是弗雷希曼。他曾是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电化学系主任。做为一名著名的电化学家，他知道如果用钯做电极，很容易吸附氢离子。多年来他一直在想，有没有可能利用钯的这个特性，用电解的方法让氘发生聚变呢？1984年，他从南安普敦大学退休后，到犹他大学拜访以前的学生、长期合作者庞斯，决定实现他多年的梦想。两人秘密地从事这一研究，最开始是在庞斯家的厨房做实验，之后把实验装置搬到犹他大学化学楼的地下室。因为是秘密实验，他们只能自掏腰包购买实验器材和材料。
他们知道，如果重水中的氘发生了聚变，就会释放出中子。他们用一个简单的中子探测器来检测在钯极是否有中子辐射。有时候能检测到比本底高一些的中子数目，但是最多也只比本底高50％。
作为电化学家，他们对放热现象很感兴趣。他们用一个恒温水浴箱做为量热器，把电解池泡在水浴中，测量电解池和水浴的温差，就可以知道有多少热从电解池释放出来，由此可以算出输出的能量，把输出的能量与输入的能量（通电的电能）相比，可以知道是否产生了多余的能量。他们发现，有时候输出的热能的确要比输入的电能多，能多出10％～25％。他们认为这些多余热能就是聚变产生的。他们推论说，如果使用一个超大型的电解池，就能让输出热能与输入电能的比提高到4:1。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个“推论”被做为事实提供给了媒体：用1瓦电能产生4瓦的热。
1988年，在利用业余时间做了4年实验、自费花了10万美元之后，他们仍然只有一些时有时无的初步结果。这时，他们想到应该设计一系列对比实验，改变各种参数，例如使用不同的电极形状、电解质、电流强度等等，看在什么条件下能获得最佳结果。但是做这一系列的实验需要用到许多电解池和其他仪器，不是个人能负担得起的。于是他们向美国能源部提交了一份资金申请报告。
能源部将他们的报告送给一些专家评审。其中一名专家是犹他大学附近的伯里格汉?扬大学的物理学家斯蒂芬?琼斯（Steven E. Jones）。自1986年起，琼斯碰巧也正在做电解重水的实验。他并没有想到要去测量热量，而只是检测中子的释放。他觉得他检测到有多余的中子从电解池中释放出来，但是所用的中子探测器过于简陋，无法做精确测量。为此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建造了一个精致的中子探测器，用它检测到电解池能释放出比本底高一点点的中子。
见了弗雷希曼和庞斯的资金申请，琼斯非常惊讶地获悉就在50英里外居然有人也在做和他类似的实验。他想到也许彼此之间可以有合作，比如可以让弗雷希曼和庞斯使用他造的中子探测器。于是在1988年秋，琼斯与弗雷希曼和庞斯联系上。
庞斯此时觉得不能再保守秘密，向犹他大学校长报告了他们的重大发现。校方对此极为兴奋。如果庞斯的发现是真的，并拥有了专利，就意味着能给学校带来滚滚的财源。犹他大学的律师立即开始为其申请专利。但是犹他大学校方又担心会被伯里格汉?扬大学抢了先。1989年3月6日，两个学校的校长以及弗雷希曼、庞斯、琼斯在伯里格汉?扬大学会晤，达成协议，双方分头各写成一篇论文，在3月24日这一天在机场见面，把两篇论文交给联邦快递寄给英国《自然》。
第69节：冷聚变闹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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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他大学校方觉得自己就坐在金山上，仍然害怕被伯里格汉?扬大学把金子挖走。于是不惜违反协议：3月11日，弗雷希曼、庞斯将其论文寄给《电分析化学杂志》；3月23日，即在约定向《自然》投稿的前一天，犹他大学单方面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犹他大学是否知道有其他人也在从事类似研究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琼斯极为恼怒，在发布会后即用传真给《自然》发去了论文。
犹他大学的做法不仅背信弃义，而且违反了科学研究的规范。开新闻发布会并非发布科研成果的正常渠道，何况发布的还只是初步的实验结果。按惯例，一个科学设想在有了初步的实验结果之后，还应该进行一系列严格的实验获得更确定的结果，然后经过同行评议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这才是发布科研成果的正常渠道。仅仅有了初步结果，就急忙向媒体宣布，是在贪婪驱使下的一种孤注一掷的赌博行为。在科学研究中违反规范进行赌博，虽然也有可能如愿以偿，但更可能赔个精光，乃至身败名裂。
（下）
各大媒体都参加了1989年3月23日犹他大学“冷聚变发现”新闻发布会。弗雷希曼和庞斯一夜之间成了世界名人。人类即将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能源的宣告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媒体头条。但是科学家要比记者更冷静，他们很清楚，弗雷希曼和庞斯的发现能否站得住脚，还得看其他实验室是否能重复出其结果。他们希望了解实验的细节，以便能够重复实验。但是弗雷希曼和庞斯此时能够提供的只有即将在《电分析化学杂志》发表的论文的预印本，里面对实验的许多细节都语焉不详。试图重复实验的人只能借助其他渠道，比如根据电视拍摄的画面，去猜测实验的细节。
起初传来的是激动人心的消息。4月1日愚人节这一天，日本、匈牙利的研究人员都宣布重复出了弗雷希曼和庞斯的实验结果，他们可不是开玩笑。4月10日上午，美国德州A&M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重复出了冷聚变实验：他们的电解池能够释放出90％多余的热能。同一天下午，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一个团队也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犹他大学的结果：他们测出电解池释放出中子。其新闻稿称：“现在科学和工程都有了无限前景。就像火被发现的时候。”4月13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两名研究生宣布他们测出电解池释放出大量的氚——聚变的另一种可能产物。他们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随后的一段时间，世界各国的许多实验室纷纷向媒体宣告他们重复出了冷聚变结果，其中包括俄国、意大利、巴西、印度乃至朝鲜。在那段狂热的日子，新闻报纸已代替学术期刊成为发表科研成果的渠道。
弗雷希曼和庞斯的赌博似乎大功告成。4月12日，庞斯在美国化学学会的半年会上演讲，约7000名与会者为他起立欢呼。犹他州政府出资500万美元在犹他大学建立国家冷聚变研究所。犹他大学要求美国国会提供2500万美元的经费资助该项研究。用来做冷聚变实验的金属铂、钯价格急剧上涨，达到8年来最高点。
可惜好景不长。仅仅过了几天，最初的支持者就相继反悔。4月13日，乔治亚理工学院的团队宣布撤回他们的结果。他们并没有检测到中子，而是因为他们使用的中子探测器（与弗雷希曼、庞斯使用的中子探测器为同类型）由于受热出现了误差。几天后，德州A&M大学也收回了他们的说法：他们检测到的多余热量是疏忽造成的，他们忘了把温度计接地，流过温度计的电流将它加热了。5月25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那两名研究生也承认他们的失误，他们并没有检测到氚，检测到的是环境中的另一种物质。
第70节：冷聚变闹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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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物理学家们发起总反攻。在美国物理学会举行的冷聚变讨论会上，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罗切斯特大学、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都报告没能重复出犹他大学的实验结果。他们没能检测到中子、伽马射线、氚、氦等聚变产物，而输出能量总是少于输入能量。美国物理学会邀请弗雷希曼和庞斯去参加会议回应批评，但两人都没有露面。他们随后去参加电化学年会的会议，那次会议奇怪地只邀请那些声称能重复出冷聚变的科研人员发言。
实际上，那些看了犹他新闻发布会的物理学家一开始就对其结果深表怀疑。如果像弗雷希曼和庞斯所说的其测到的多余热量是聚变产生的，那么释放出的中子数不会只比本底略高（每秒不到100个中子），而会是每秒释放出数以万亿计的中子，那对没有防护的实验人员将是致命的。在开发布会之前，弗雷希曼也知道必须对实验释放的中子数做更精确的测定，联系了英国著名的原子能研究机构哈威尔实验室，但该实验室不能马上给他结果。7月，哈威尔实验室的结果出来了：在弗雷希曼指导下重建了电解池，但是检测不到中子。
如此看来，弗雷希曼和庞斯检测到的中子不过是实验误差或疏忽造成的。那么怎么解释他们检测到的多余热量呢？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认为是因为他们未在电解池中安装搅拌器，局部过热导致高估了产热。琼斯则认为是因为他们所用的电解池是开放式的，电解水的过程中释放出的氢气和氧气能够重新结合，这个化合过程产生了检测到的多余热量。他改用封闭式的电解池重新做实验，就再也检测不到多余热量。琼斯从弗雷希曼和庞斯的竞争对手转变成了强烈的反对者。
要避免实验误差或疏忽的一个可靠方法是做个对比实验，例如用轻水（普通水）代替重水做实验，因为轻水不可能发生聚变，如果用它也能检测到中子、多余热量，那就说明是实验本身出了问题。但是弗雷希曼和庞斯都没想到要做对照实验。在犹他大学新闻发布会后，弗雷希曼到哈威尔实验室做报告，一个听众问他是否做了轻水对照实验，弗雷希曼竟粗鲁地回答说：“我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在另一次会议上，庞斯也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他回答说这个对照实验没有必要。
1989年夏天，美国能源局成立的特殊委员会到各个实验室进行调查。11月，该委员会报告说，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能够证明冷聚变的存在。犹他大学国家冷聚变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未能重复出弗雷希曼和庞斯。1990年5月，犹他大学校长被迫辞职。第二年6月30日，国家冷聚变研究所关门。
不过这出戏并没有就此落幕。在被迫离开学术界之后，弗雷希曼和庞斯仍然想继续赌下去，而且拉到了赌金。丰田汽车公司的老总丰田英二资助他们在法国建实验室，研发让冷聚变产业化。日本通商产业省则在1992年拿出2000万美元的经费资助冷聚变研究。但是这个赌局已很难维持了。1995年，弗雷希曼以对研究方向有不同意见为由和庞斯分道扬镳，脱离了丰田项目。第二年，庞斯自己也离开了。1997年，日本通商产业省终止冷聚变项目。1998年，丰田公司也终止了冷聚变项目，而犹他大学则在那一年放弃申请冷聚变世界专利。
至此戏结束了吗？也没有。仍然有不少被称为冷聚变“信徒”的人在继续着弗雷希曼和庞斯的美梦，时不时地有人声称证实了冷聚变的存在。他们的工作很难在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他们就自办冷聚变杂志，自开冷聚变国际会议，其中有一届还是在北京召开的。在“冷聚变”一词变得臭名昭著之后，他们就改叫“凝聚态物质的核科学”。但是近20年来，除了冷聚变“信徒”反复地声称已验证了弗雷希曼和庞斯的实验之外，没有别的突破。早在1989年庞斯就宣称用冷聚变实验产生的热能够把水烧开用来泡茶，但至今没人能喝上冷聚变茶。最新的进展是：在1990年代就宣称已实现冷聚变的日本大阪大学退休教授荒田吉明及其合作者张月昌于2008年5月22日当众表演冷聚变实验，据说有几家主要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出席。不过几乎没有英文媒体报道此事。连喜欢炒作的记者也学乖了。毕竟，科学实验不是魔术表演，不是靠向没有专业辨别能力的观众演示就能让人信服的。
第71节：一起离奇的学术破坏案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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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离奇的学术破坏案件
这个事件也许算不上著名，但绝对是一个罕见的奇特、离奇事件，值得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奇怪的是这个发生在美国大学的离奇故事从没有引起美国媒体的兴趣（我只查到一家地方报纸做过报道），幸而法庭判决书详细地介绍了事件的前因后果，为历史留下了记录。下面的介绍就是根据判决书还原的。
故事的主人公是华人生物学家姚雪彪。他于1985年江西医学院本科毕业，1991年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1995年获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1998年2月，姚雪彪到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下称威大）生理系担任助理教授。
故事发生于1998年下半年，姚雪彪到威大后不久。当时，威大生理系的另一名助理教授埃德文?查普曼（Edwin Chapman）在用细菌生产重组蛋白质，但是不断出现意外。有几次，他们用的设备的温度不知被谁调得很高，高到会让实验材料受损。另几次，培养皿中被人倒入了漂白剂、盐，使样品失去了活性。还有几次，他们发现试管、烧瓶上的标签被调换。他们怀疑是有人故意搞破坏，在试管和烧瓶上做暗号，结果证明了的确有人在偷偷调换上面的标签。
查普曼一开始怀疑是本实验室的人干的，有一次甚至为此与手下的一名研究人员对质。查普曼向系主任和学校警察局报告了破坏事件，并提供了三个嫌疑人名单。为了找出究竟是谁在搞破坏，警察局在11月下旬协助查普曼秘密安装了两架摄像机。一架装在楼道，一架装在一个公用仪器室，那里放着一台震荡器。震荡器是一种用来培养细菌的仪器，它能保持恒温，又不停地晃荡，这样就能使试管或烧瓶中的细菌培养液混合均匀，有助于细菌的生长，由于当时查普曼实验室正在用细菌生产蛋白质，因此经常要用到这台震荡器。买这台机器的钱一部分来自对门的姚雪彪实验室的创始基金，一部分由系里的共用基金出，虽然它贴着“姚实验室”的标签，但属于两个实验室公用。
1998年12月5日（星期六），查普曼查看了仪器室摄影机摄下的一盘录像带。这盘录像带记录的是4日中午到5日中午这段时间的情况。录像带显示：在4日下午4～6点这段时间，查普曼的三名学生放了一些试管在震荡器上，准备让里面的细菌隔夜生长。在7点过后，姚雪彪出现在仪器室，拿起查普曼的学生放在震荡器上的两个试管看了看又放回去，但从录像带上看不清他在干什么。5日上午6点，一名查普曼的学生来到仪器室取走了试管（他后来作证说是到实验室里把试管中的细菌转到烧瓶中以便继续培养），然后拿了四个大烧瓶回来放在震荡器上。查普曼没有把录像带看完。他很奇怪姚雪彪究竟是在干什么，决定留下这盘录像带供以后研究。由于每一架摄影机只有两盘录像带供轮流使用，在第二天（6日），仪器室的另一盘录像带摄完后，查普曼没有查看其拍摄内容，就让它回头重新拍摄，导致5日中午之后的那一段时间没有记录。
7日（星期一），查普曼再次查看了4～5日的那盘录像带，看了一会，没能发现有什么特别的，觉得没有必要保留它，就在下午5点左右把它装进摄影机中供拍摄。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查普曼的学生来向他报告用细菌生产蛋白质的检验结果：又有人搞了破坏，不同烧瓶中生产不同蛋白质的两种菌株被人混和在一起，因此不是分别得到两种蛋白质，而是两种蛋白质的混合液，没法用于实验。查普曼意识到4～5日那盘录像带中他没看的后面部分一定记录了破坏场面，立即把它从摄影机中取下来查看。果然，录像带显示在5日上午8～9点之间，姚又来到仪器室，对查普曼学生的试管和烧瓶中的细菌培养液做了一番操作：把一个试管中的细菌与一个烧瓶中的细菌混合，然后又把两个烧瓶中的细菌进行混合。
第72节：一起离奇的学术破坏案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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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查普曼向系主任报告姚雪彪破坏其实验工作，警方随后将姚逮捕，姚被收审。虽然姚后来没有被提起犯罪起诉，但是校方启动了将姚开除的程序。1999年12月，威大“教员权利与义务委员会”就此案举行5天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4～5日录像带做为重要证据出示，查普曼及其学生也作证介绍了他们实验室此前遇到的实验问题和4～5日那段时间的活动。姚在律师的陪同下出席了听证会，并在会上为自己辩护。
姚解释说，他在5日上午到仪器室做自己的实验，虽然他承认存在着把查普曼实验室的烧瓶错当成自己的烧瓶这种很小的可能性，但是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在对自己的烧瓶进行操作。但是他没法解释，为什么在查普曼的学生放上四个烧瓶之前，震荡器上没有任何烧瓶，姚的烧瓶从哪里突然出现的？他说那一天由于他的一位助手生病，再加上自己家里出了点事，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没有注意到此前震荡器上没有自己的烧瓶。他进而认为，是查普曼的一名学生想要陷害他，因为他曾经拒绝雇佣这名学生。
姚请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丹?克利夫兰（Don Cleveland）为自己辩护。克利夫兰是姚做博士后研究时的导师，作证说姚是“诚实和正直”的人。不过他承认，如果像录像带上显示的那样，姚是在擅自操作别人的实验样品，那么是值得担心的。但是他又认为，姚如果只是混合不同的培养液不可能得出查普曼的学生所得到的检验结果。查普曼反驳说，如果姚不仅是做了混合操作，而且调换了烧瓶上的标签（姚在做混合操纵之前，拿着烧瓶短暂地离开了镜头），那么就会得到那样的实验结果。
“教员权利与义务委员会”一致认为姚的解释是不合理的，认定姚有意破坏查普曼的实验，建议学校董事会将姚开除。董事会据此开除了姚雪彪。姚向威斯康星州巡回法庭起诉威大董事会，但巡回法庭裁决支持威大董事会的决定。随后姚上诉到威斯康星州上诉法庭。姚的上诉理由是，一、查普曼的录像带不能充当证据，因为5日下午以后的记录已丢失了，而这段记录本来可以用来证明他无罪；二、威大董事会忽视了姚的“专家证人”（即克利夫兰）的证词。上诉法庭认为：一、查普曼的录像带虽然不完整，但是保存下来的部分已足以证明姚在搞破坏；二、姚的“专家证人”是姚以前的导师，不是中立的证人。2002年6月27日，威斯康星州上诉法庭驳回姚的上诉。
随后，姚又起诉查普曼和威大生理系主任理查德?摩斯（Richard Moss）违反托管合同。原来，姚到威大任教时，带去了一些他做博士后时建造的杂交瘤细胞株。细胞株必须保存在液氮中，液氮会逐渐蒸发掉，因此还要有人定期往液氮罐里添加液氮。姚被开除后，其原来实验室由摩斯控制，这些细胞株的储存由姚以前的一名学生在摩斯的监督下加以维护。2001年1月，姚在摩斯的陪同下去取这些细胞株，想把它们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去做实验（姚丢了威大的工作后，他以前的导师接纳了他当访问学者），却发现液氮都跑光了，细胞株也都死了。原来，在2000年时，摩斯让查普曼的人员使用该实验室，一名博士后用该液氮罐储存自己的样品，可能没有把盖子关紧，让液氮泄漏光了。姚因此起诉查普曼、摩斯，索取赔偿。一审判决查普曼、摩斯赔偿姚41万多美元。查普曼、摩斯上诉，威斯康星州上诉法庭2005年8月31日做出判决，认定查普曼、摩斯在接受托管时存在疏忽，但是他们与姚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不存在侵权，因此推翻了一审判决。
姚为什么要去破坏对门实验室的实验呢？威大“教员权利与义务委员会”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一个可能是姚嫉妒查普曼，或把查普曼当成潜在的竞争对手（两个人当时都是助理教授，以后都面临着提升为永久教授的问题）。另一个可能是姚认为那台震荡器是属于他的，曾经向别人表示过对查普曼实验室使用“他的”震荡器感到不满，因此加以报复。另外，委员会也注意到姚当时在工作上和家庭中都承受着各种压力，可能因此影响了其心理健康。除非肇事者自己坦白，许多学术不端事件的动机是难以认定的，也没有必要去认定，因为那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
这个事件的另一离奇之处是，姚被威大开除后，并没有因此身败名裂，反而在中国学术界春风得意：入选首批教育部“长江计划”，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特聘教授，获得中国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主持中科院创新重大项目，任科技部863项目课题组长，任科技部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他其实大部分时间仍在美国，先是在其研究生导师那里当访问学者，现在则在亚特兰大的摩豪斯医学院（Morehouse School of Medicine，一所在1975年成立的黑人学校）生理系当副教授。
第73节：“最高科学家”的陨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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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科学家”的陨落
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迫切地想成为科学强国，更把做出科研成果当作是为国争光吗？有的，韩国。韩国在某些技术研发领域可与美日竞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基础研究方面却相当落后，乏善可陈。因此，当有人破天荒地声称做出了领先世界的科学成果，而且还通过连续在著名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获得了世界科学界的认可，各种崇高的荣誉也就纷至沓来，国家封他为“最高科学家”这个连牛顿、达尔文都不曾得过的称号，而民众更视之为民族英雄。不幸的是，这阵狂热仅仅持续了一年多，国光就成了国耻。
黄禹锡如果不是在韩国，绝无可能获得如此高的荣誉，当然也不至于摔得那么惨。他的研究工作，和世界各国的许多科学家的工作一样，只是对英国科学家在1997年一项惊人的科研成果的拓展。那一年，伊恩?维尔穆特（Ian Wilmut）等人宣布用体细胞成功地克隆出绵羊“多莉”，这项改写了教科书的成果采用的是一项并不新颖的技术——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他们从一头六岁白羊的乳房取出一个细胞做为供体，从一头黑脸羊的卵巢中取出未受精的卵母细胞，除去细胞核做为受体。把两种细胞融合成一个细胞（也就是说，乳房细胞的细胞核转移到了卵母细胞中），在电击刺激下，这个细胞像受精卵一样开始分裂、扩增，生成了胚胎细胞。胚胎细胞植入另一头母羊的子宫，五个月后生出了一头羊羔。
这项技术已存在多年，很多实验室都能掌握。很快，其他实验室纷纷跟进，用相同的方法照葫芦画瓢克隆出了其他动物。1999年，韩国首尔大学兽医学院教授黄禹锡宣布克隆出牛，成了韩国宣称克隆出动物的第一人，他从此开始成为韩国的科学明星。不过，此时已有4头克隆牛在其他国家诞生了，而且他并没有发表任何数据来证明他的宣称，在国外并无影响。
2004年2月，黄禹锡宣布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克隆出人的胚胎，从中分离出干细胞，并在美国《科学》发表了论文。此前已有美国公司宣称克隆出人的胚胎，但并没有从中分离出干细胞，所以黄禹锡的宣称立即引起了轰动。克隆人胚胎的目的不是为了克隆人（所谓生殖性克隆），而是为了研究如何利用它来治疗疾病（所谓治疗性克隆），就必须能够从中分离出能够分化成各种细胞的干细胞。更令人震惊的是，黄禹锡宣称其成功率很高，比较实用：仅尝试了242个卵子就成功克隆出1个胚胎干细胞系。
第74节：“最高科学家”的陨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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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黄禹锡宣称他的克隆结果又有了重大改进，成功率高得惊人，仅仅用了185个卵子就克隆出了11个胚胎干细胞系，而且是用9个不同年龄、性别和患有不同疾病的患者的体细胞做供体克隆出来的，为实现治疗性克隆又迈进了一步。这个成果随后又发表在《科学》上。8月，黄禹锡宣布克隆出了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狗，并在英国《自然》发表了论文。
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接二连三做出领先世界的成果，一下子让黄禹锡也成了国际科学明星。黄禹锡被政府封为韩国“最高科学家”，获得了创纪录的科研经费：自1998年以来黄禹锡从韩国政府获得的科研资助一共是658亿韩元，再加上企业的资助，超过700亿韩元（约等于7000万美元）。
但是他的麻烦也已经开始了。给他带来麻烦的是曾经参与在2004年《科学》上发表的论文工作的一名姓柳的同事，他由于不满黄禹锡的做法而离开了研究小组。6月1日，柳某给韩国MBC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PD手册”的网络举报箱发去一封电子邮件。几天后，节目编导对柳某做了匿名录音采访。在采访中，柳某称黄禹锡实验存在伦理问题，所用的卵子是逼迫研究小组中女成员捐献的，而且黄禹锡实验室并没有技术能力能够获得2005年《科学》论文的结果，可能造假。
“PD手册”节目组随后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他们以拍摄介绍韩国生物技术的专题片为幌子，对2005年论文的一些共同作者做了采访，获悉11个干细胞系中只有两个（2号和3号）做过证明是干细胞的实验，而且是从汉城MizMedi妇女医院那里得来的。10月，节目组又到美国对论文的另一作者金善钟做了暗访。金善钟此时在黄禹锡的合作者、匹兹堡大学教授杰拉尔德?夏腾（Gerald Schatten）实验室工作。节目组编导告诉金善钟，他们已掌握了黄禹锡造假的证据，并欺骗他说，韩国检察机关已经开始调查此事。金善钟承认他对两个细胞系的照片进行复制，用来代表11个细胞系，但是是在黄禹锡的指示下这么做的。节目组用暗藏的摄像机录下了对金善钟的采访。
可能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夏腾在11月11日突然宣布中断与黄禹锡的合作关系，他们已合作了两年，一起发表了《科学》论文。夏腾说是由于他发觉黄禹锡所用的卵子的来源有问题。11月21日，论文作者之一、负责向黄禹锡提供卵子的汉城MizMedi妇女医院理事长卢圣一举行新闻发布会，承认他给每位卵子提供者支付了1400美元。第二天，“PD手册”播出了调查的第一部分“黄教授卵子出处疑问”，指控黄禹锡在论文中对卵子的来源说谎。
此时对黄禹锡的指控还只限于他对卵子的采集有违生命伦理。黄禹锡痛快地承担了责任，他在2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有两名助手自愿捐赠卵子，其他妇女则因为提供卵子而获得报酬。他声称他事先并不知情，但愿意为此道歉，将辞去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
新闻发布会后，大多数政府官员、媒体、公众都表示支持黄禹锡。数百名韩国妇女宣称她们乐于捐赠卵子给黄禹锡做实验。“PD手册”则成了众矢之的。MBC电视台的网站论坛上贴满了观众指责“PD手册”的帖子。“PD手册”节目所有的赞助商都撤销了广告。12月7日，MBC暂停了“PD手册”节目，决定不播出指控黄禹锡论文造假的后续节目。
但是在2天前，韩国生物研究信息中心的网站上出现了一个匿名帖子，标题是：“这个节目必须继续……”指出黄禹锡2005年《科学》论文所用的一组干细胞照片明显是用两张照片重复“克隆”出来的。第二天，另一个匿名帖子指出该论文还存在重复使用DNA指纹图的问题。这些指控在网上激起了热烈讨论，随后又在韩国传统媒体上获得报道。12月12日，首尔大学宣布启动对黄禹锡的调查。MBC也播出了指控黄禹锡论文造假的后续节目。
第75节：“最高科学家”的陨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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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正式宣布调查结果，黄禹锡2005年论文中所称的11个克隆干细胞系全都是假的：其中的9个根本不存在，是重复使用2个细胞系的数据冒充的，而这2个干细胞系并非克隆而得，而是普通的胚胎干细胞系。2006年1月10日，调查委员会又宣布黄禹锡2004年的论文也是捏造的，不过克隆狗是真的。第二天，《科学》撤销了黄禹锡的这两篇论文。
1月12日，黄禹锡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歉意，请求宽恕。但是他只承认夸大了数据，否认造假，认为是MizMedi妇女医院的研究人员调换了样本陷害他。此前黄禹锡已宣布将辞去首尔大学教授一职，但首尔大学不许他辞职，而是在2月9日解除了黄禹锡及与造假有牵连的6名教授的职务，并在3月20日将黄禹锡开除。3月21日，韩国政府剥夺黄禹锡“最高科学家”荣誉称号。5月12日，韩国检察厅正式起诉黄禹锡犯有夸大学术成果骗取赞助款项、挪用研究基金、违反生命伦理三大罪名。此案还未审理完毕。目前黄禹锡担任新成立的私人研究机构韩国水岩生物工程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带着他的研究团队继续从事动物克隆。韩国政府禁止他再从事人胚胎克隆。
黄禹锡造假事件引起了媒体极大的关注，一时间让他成为当代最著名的学术造假者。韩国媒体不必说，美国和中国媒体也对这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不断追踪报道、评论。
美国媒体感兴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干细胞研究在美国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争议又非常大的话题。宗教保守势力要保护胚胎的“生命权”，反对胚胎干细胞的研究。美国联邦政府屈从于保守势力，对干细胞研究做出了种种苛刻的限制。科学界一直在强调干细胞研究将会造福人类，在医学上会有广泛的应用，会成为治疗许多不治之症的强大武器，限制干细胞研究是愚蠢的。黄禹锡的研究成果似乎使这个“美丽新世界”如在眼前，增加了科学界向政府讨价还价的砝码。它的破灭使人们对干细胞研究的成效产生了怀疑。
美国媒体对黄禹锡事件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有美国大学的教授也被卷了进去，而且黄禹锡造假的论文，是发表在美国刊物《科学》上的。黄禹锡两次骗过《科学》，似乎让《科学》觉得很丢脸，其主编曾表示要考虑改进现在的论文发表程序，以防范以后类似事件的发生。以前也有造假者骗过《科学》，但并没有引起这样的反思。其实《科学》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不当的做法，遵循的是学术期刊的发表惯例，先让三名同行审稿才发表。同行审稿时主要是看论文本身提供的证据是否充足，成果是否重大，并不会轻易怀疑论文的作者造假。除非假造得很拙劣，否则也不太可能在审稿时被发现有假。
《科学》的主编说要改变这一已在学术界实行多年的惯例，以后对类似的成果可能要采取先由其他实验室验证过了，再发表论文的做法。其实这种做法在历史上也曾经有学术刊物采用过，这会大大延长论文的发表周期，不利于学术交流。因此现在的通行做法是先发表论文再说。这并不是说科学成果无需经过他人的检验就能获得承认。发表论文只是成果获得承认的第一步，但是并非等于定论，还要看能否经得起他人的检验。是否能被独立地重复出来，永远是一个科学成果能否成立的必要条件。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成果都会有人有兴趣去重复，实际上大部分成果都没有人重复，但是重大的成果是肯定会被重复的，弄虚作假很难不被发现。
先发表论文，再检验，如果检验不出来，就不承认你。先信任你，如果发现你辜负了这种信任，就严厉地打击，让你从此没法再在科学界混下去。这种“后发制人”的做法是现在科学界的游戏规则，虽然无法防止造假，却可以保证造假者难以得逞，而且造假的代价太大，让人不敢轻举妄动。即使通过弄虚作假获得很大的名声、利益，也会有身败名裂的一天，黄禹锡就是前车。
中国当前学术造假之所以这么泛滥，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游戏规则没有被遵守。造假容易得逞，获利很大，而成本很低，低到几乎为零，即使事情败露，其名利也不会受什么影响。中国虽然还没有出现类似黄禹锡这样的世界级科学明星，但是国家级科学明星、院士被发现造假的已经不少，有哪个受到了调查、处理的？有哪个敢于面对公众，表示歉意的？如果黄禹锡是中国的“最高科学家”，现在恐怕还过得好好的。
干细胞研究的伦理之争离我们很遥远，国际科学界的游戏规则是否需要改进也不是当务之急。我们关注黄禹锡现象，更应该反思中国自身的问题，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政府机构来说，应该向韩国学习，要管事，要敢于揭家丑，出了问题就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而不要视若罔闻，乃至遮掩、包庇。甚至黄禹锡敢于开新闻发布会面对公众，表示歉意，引咎辞职的勇气，也是值得中国学术造假者学习的。
第76节：“白蚁吃了我的数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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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蚁吃了我的数据”
近来学术造假成了中国媒体上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例如，据估计在英国每年大约有50起严重的学术造假案件，为此英国政府在2006年4月成立了研究诚信办公室专门处理这一问题。《英国医学杂志》前主编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曾撰文指出，虚假的研究成果经常出现在全球3万多种科学期刊上，期刊编辑即使发现了造假，也很少会撤销论文或通知造假者所在的机构。即使造假者所在机构获悉了造假，通常也不愿做出处理，甚至干脆将其掩盖下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史密斯本人曾经为了调查一起学术造假案而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1992年，《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印度医生拉姆?辛格（Ram B. Singh）的一篇论文，论文中声称在对406名心脏病患者进行试验后发现，吃纤维、水果和蔬菜能显著降低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的概率。这篇论文发表后，被引用了200多次。1994年辛格又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相关论文。辛格还在《柳叶刀》等刊物上发表过几十篇论文。
1993年，史密斯收到了两封来信，对辛格的研究表示怀疑。第一封信指出，辛格居然在1992－1993年的18个月内发表关于5项临床试验的论文，其中3项涉及400多名患者，这是如何做到的？另一封信则怀疑辛格是对病人采用了多种疗法，但是在写论文时则是分开来写，每篇只报告一种疗法的结果。
史密斯请一名统计学家分析辛格论文中的数据看是否有问题，但是该统计学家提出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才行。辛格在1994年又向《英国医学杂志》投了几篇稿件，史密斯乘机向其索要论文的原始数据。过了8个月，辛格寄来了一箱子其中一篇论文的原始数据，史密斯转交给统计学家分析，但是因为数据是手写的，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将它输入计算机才能做分析，因此分析工作被耽搁了下来。
2年后，统计学家提交了初步的分析结果，认为其中充满了统计错误和自相矛盾之处。史密斯在1999年向辛格寄去一封信，要求他对此做出解释。辛格拒绝回应这些指控，在答复中声称，他无法提供他的其他研究的原始数据，因为记录这些数据的纸张都被白蚁给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