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坐下来，他丝毫不怀疑证据充分有力。加上伟大的发言和四周那些信服而钦佩的面孔，摩根是肯定败诉了。前州长鲁普头枕在手上有好几分钟，思考着，肃静的听众等待着他的裁决。接着，他站起身来，挺直腰板，低着头又想了一会儿，又迈着大步慎重地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一只手支着下巴，观众们仍然等待着。最后，他回到高座，坐下来，语气动人地说道：
“先生们，我觉得这个巨大的责任今天落到了我的身上。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案子。恰恰相反，它显然是一件由人来裁定的最庄严，最棘手的案子。先生们，我已经仔细听取了证词，掂量到了它们的份量，无可争议的份量，是有利于原告海德先生的。我还以很大的兴趣听取了律师们的辩护——我尤其欣赏这位代表原告的著名的先生那高超的、无懈可击的逻辑。不过先生们，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在象这样庄严的时刻，我们是如何受到人的证词，人的辩材，和人的公正思想的影响的。先生们，我们这些人，这些可怜虫去干涉上帝的条律，是极不合适的。我觉得，很显然，那天国里的上帝以其不可思议的智慧，为了某种目的，觉得有必要移动被告的农场。我们只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我们必须服从。如果上帝要以这个明显的方式赐惠于被告摩根，如果上帝不高兴摩根的农场摆在山上，要把它摆到一个更方便，更有利于它的主人的地方，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去追问这种行为是否合法，是出于什么动机，这就极不合适了。不，上帝创造了农场，布置它们，拿它们做实验，随意改造它们，这是上帝的特权。我们只得服从，毫无怨言。我要警告你们，眼前这件事是人们的亵渎的手、脑和舌头绝不能干涉的。先生们，本庭的判决如下：原告理查德·海德，受上帝的惩罚，被剥夺了农场！此判决不得上诉。”
邦库姆抓起那一大摞法典，气急败坏地冲出了法庭。他宣布，鲁普是个非凡的傻瓜，一个有灵性的白痴。晚上，他又回去了，诚恳地规劝鲁普再考虑一下他那个不合道理的判决。他恳请他在屋子里去一会儿，考虑半小时，看看是否能够找出某种办法更改那个判决。鲁普终于让步了，起身来踱步。他踱了两个半小时，最后脸上高兴得发光，他告诉邦库姆，他突然想到，摩根的新农场底下那个农场仍然属于海德，他对那片土地的所有权还是和原来一样，因此，他的意见是海德有权把它从下面挖起来并且——
部长根本没有听完。他一贯是个没耐心、脾气大的人。两个月后，他被人玩弄了的这一事实，就象另一条胡萨克地道一样钻透了他那结实坚硬的理解力。
第三十五章
一个新旅伴——小店客满，也没有吃的——奈船长怎样弄到了房间——并且使我们感到依依不舍——坑道的功能——一个典型的例子——“买卖产权”，但是失败了——一落千丈
当我们最后骑马离开这里去爱丝梅拉达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一个新伙伴——约翰·奈船长，他是奈州长的兄弟。他的记性极好，舌头长得端正，这使他具备了谈话的不朽能力。在一百二十英里的旅行中，约翰船长的谈话从来没有间断或中止过。除了他的谈话能力，他那出色的性格里还有一两项特别的天资，其一就是做任何事情或者说做每一件事情时那种非凡的“轻松”，从铺铁路，组织政党，到缝钮扣，钉马掌，接骨头，孵小鸡，他无所不能；其二是一种完备的能力，在任何时候，或者说每时每刻都把每一个人的需求、困难、苦恼弄到自己肩头上，并且轻松、敏捷地加以解决——因此，在拥挤不堪的旅馆里他总是找得到空床，在空空如也的贮藏室里他总可以吃喝个够；最后一点，他无论在哪里遇到男人、女人或是小孩，无论是在营地里，客栈里还是在沙漠上，他不是认识这些人，就是和这些人的亲戚有过私交。这样的旅伴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我忍不住要举个例子来说明他克服困难的方法。第二天，我们来到沙漠上一家可怜的小客栈，又累又饿。他们告诉我们，房间客满，没有吃的，喂马的干草和燕麦也完了，我们得往前走。我们大家都打算趁天亮赶快走，但约翰船长却坚持要停一下，我们下马走进店去。在任何人脸上都看不到欢迎的样子，约翰船长开始了恭维，二十分钟内，他就完成了下列工作：在三个马车队里找到了老相识；发现他原来曾和老板的妈妈同过学；曾经在加利福尼亚拦住惊马，救过老板娘的命；修好了一个小孩的坏玩具，赢得了孩子的妈妈—一一位旅客的欢心；帮助马倌为一匹马放了血；为另一匹患“哮喘”的马开了处方；在老板的酒吧里请了大家三次客；还拿出一张一周来大家还没见过的最新的报纸，坐下来为那些兴致勃勃的听众念起了新闻。其效果归结起来如下：马夫给我们的马弄来了足够的粮草；晚餐吃的是鳟鱼，饭后受到极为友善的款待，舒舒服服的床，次日早晨还意外的给了一餐早饭。我们离开时，大家依依不舍！约翰船长也有些不好的品性，但他那些无可估量的宝贵的品性把它们淹没了。
爱丝梅拉达在很多方面看来都是洪堡第二，只不过稍微发达些。我们一直为之缴股款的矿产一文不值，只好放弃了。最大的一座矿位于一个十四英尺高的山丘上，那些满怀信心的股东们正在山丘上面打一条通向矿脉的坑道。坑道要挖七十英尺长才能达到本来挖十二英尺深的竖井就能达到的矿脉！
股东理事会靠财产“估价”过日子，（注意：这一暗示对于纽约的银矿主们的启发来得太晚了；他们现在凭经验就能识破这个绝妙的诡计。）并不希望采到矿脉，他们知道，它就象街沿石一样根本不含银。这一点使我想起吉姆·杨森的坑道。他为一个叫“溪谷”的矿缴纳股款，一直到几乎囊空如洗。最后，又要缴纳一笔股款在“溪谷”上开挖一条二百五十英尺长的坑道，汤森爬上山去察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发现“溪谷”露头在一座非常尖峭的山峰上，两个人正在那里“应付”那个设想的坑道。汤森计算了一下，然后对他们说：
“这么说，你们是接受了一项合同，要在山上挖一条二百五十英尺长的坑道直到矿脉吗？”
“是的，先生。”
“嗯，你们知道你们遇到的是一件代价昂贵，十分艰巨的工作吗？”
“不知道，怎么会是那样呢？”
“因为这座山从这边到那边只有二十五英尺；因此，你们这条坑道得有二百二十五英尺建立在栈架上！”
银矿股东们的前景十分暗谈曲折。
我们得到了许多矿山，并开始在上面挖竖井和坑道，但一个也没有完成。我们必须在每座矿山上做点事以“占有”它，否则，十天的期限一到，别人就会把我们的财产夺去。我们不断寻求新矿，并在上面做点工作，然后等待买主，但买主一个也没来。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每吨能生产五十多美元的矿脉；由于银厂“处理”矿石，提炼银子要价每吨五十美元，我们口袋里的钱源源外流，一个子儿也没回来过。大家栖身在一个小房子里，自己烧饭；总的说来，这是艰难的生活——尽管是有希望的生活——因为，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止盼望发财，希望某天有一个买主从天而降。
最后，面粉涨到每磅一美元，而保证金低于每月百分之八就借不到钱（我也没有这笔保证金），这时我不再开矿，到工场去了。就是说，我到一家石英工场去当了个普通工人，除伙食费外，每周挣十美元。
第三十六章
石英选矿场——汞齐化——“筛尾渣”——内华达第一座石英选矿场——火试——精明的化验员——我坚持要求增加工资
过去，我已经认识到要掘进地球深处挖出所觊觎的矿石是一件多么艰难，多么漫长而又多么使人丧气的工作；现在，我才知道，采掘只是一半工作，而从矿石里提炼出银才是另一半既沉闷又繁重的工作。我们早上六点就出工，一直干到天黑。这部机器是一台蒸汽式六锤捣矿机。六根长长直立的铁棍，粗如成人的脚踝，下头包了一大团钢铁，架在一起，象一座大门，它们在一个叫做“捣罐”的铁箱子里一起一落，上下沉重地跳动。每根捣锤或铁杆都重六百磅。一个人成天侍候在这捣罐前，用大锤把银矿石砸碎，然后铲进捣罐里去。铁杆不停地跳动，把矿石捣成粉末，注入捣罐的水流把它混成岩浆。最细的物质通过一只镶在捣罐上的精巧的铁丝网压了出去，冲进经过蒸汽机加热的槽里——叫做淘盘。淘盘中的液体由旋转的“搅拌器’不停地搅和着。捣罐里总是留着些水银，它吸附一些分离出来的金银物质，抓住不放；每隔半小时，水银通过一只震动的鹿皮口袋，呈雨雾状喷进淘盘里。经常加进定量的粗盐和硫酸铜，除去裹住金银的粗金属，使其不再与水银结合，以促进汞齐化反应。我们得不停地干这些讨厌的事。淘盘流出的脏水源源通过一条宽宽的木槽，流进深沟。人们以为金银微粒不会漂浮在六英寸深的水面上，但事实却是如此；为了拦住它们，水槽里安置了粗毯子，再有，横过木槽，到处都安装有水银的障碍物——格条。每天晚上都得收拾格条，冲洗毯子，以取下上面积聚的宝贝——在这无尽的麻烦之后，每吨矿石里还有三分之一的金银流到深沟里的木槽尽头，待以后再来处理。没有什么事情比提银更令人恼火的了。那个厂里从来没有空闲时间。事情没完没了。很可惜亚当从伊甸园被赶出来后没有直接来到石英场，体验一下“用额头上的汗水换取面包”到底是什么滋味。白天，每隔一阵，我们得把矿浆从淘盘里舀出来，乏味地在一个角勺里“淘洗”——一点一点地淘出勺外，直到最后勺里只剩下些昏暗的水银液滴为止。如果它们变软或易于变形，得往淘盘里加进些盐、硫酸铜或别的什么化学杂碎，以维持反应；如果它们变脆、变色，那它们上面就附着有金银，结果，就需要再加些水银。如果没有别的事可干，总是可以去筛“尾渣”。就是说，可以把通过木槽的沙子铲起来，抛到十张竖起来的铁丝网上，分离出来，以备进一步淘取。汞齐化过程随机器的不同而不同，还包括淘盘和机械式样的差异，有一种极大胆的设计，效果极佳，使淘矿浆不用“筛尾渣”，但没有采用这种办法。在世界上的一切娱乐中，用长柄铲在大热天筛尾渣是最不好玩的了。
周未，机器停了，我们“做清洁”，就是说从淘盘和捣罐里舀出矿浆，仔细地冲掉泥沙，直到只剩下长期积留下的水银和它们俘获的财宝。我们把这些东西弄成沉重、密集的雪球，堆成闪亮、富丽的一堆，以备检验。造这种雪球毁掉了我一只漂亮的金戒指——这是由于无知；由于水银浸入戒指，就象水渗入海绵一样轻松——分离了里面的物质，使戒指断成了几节。
我们把水银球装进一只蒸馏罐，上面有一根管子连着一个水桶，然后焙烧加热。水银变为气体通过管道进人水桶，水再把蒸汽变成美妙的水银。水银很昂贵，他们从来不浪费一滴。打开蒸馏罐，里面就是我们一周的劳动成果——一块洁白，象霜一样的银，有两个人头大。大约里面有五分之一是金，但从颜色上看不出来——就是含金三分之二也看不出来。我们把它熔化，倒进一个铁砖模里将它铸成一锭。
经过这种乏味繁重的过程得到了银锭。这座工厂是当时开办的许多工厂中的一家。内华达的第一座工厂建于伊于谷，是个没有多大意义的企业，同以后的弗吉尼亚城和其它地方的无数企业相比算不了一回事。
在银锭上切下一块，用来“火试”——用这种方法来确定金、银和贱金属的比例。这是个有趣的过程。把试样敲成纸一样薄，放进一架天平秤，（这种天秤十分精巧灵敏，如果你在上面称一张两平方英寸的碎纸头，然后用粗芯软铅笔在纸上写下你的名字，再称一次，天秤就会明显地显示出增加的重量。）然后，把一小块铅（已称过）和这块银片卷在一起，放进一个叫做灰皿的小容器里加高热熔化，这种灰皿是用压缩骨粉在杯状钢模里铸成的。粗金属氧化并同铅一起被吸进灰皿的小空隙中去。留下一个纯净的金银小滴或小球，把它准确地称一次，化验员就知道了银锭中粗金属的含量。现在，得把金与银分离开来。把这小球敲成薄片，放进炉子，在高温中放片刻；冷却后卷成管状，在一个盛有硝酸的玻璃器皿中加热；硝酸熔解了银，留下纯金，以备称量。在熔解银的容器中加入盐水，银又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沉到底下。现在，除了称出它的重量，无事可做了。这样，就知道了银锭中各种金属的比例，化验员在上面打上戳记，标明其价值。
现在，精明的读者不用提示也会明白，投机的矿主要从他的矿中拿出一小块岩石来进行火试，以卖掉该矿，是不习惯于把他库房中价值最小的那片矿石拿去检验的，而是恰恰相反。我曾经看见有人在一堆几乎毫无价值的石英矿石里翻检了一个小时，最后找到榛子大的一块，它含有丰富的金银——就把它留下来拿去火试！当然，火试会证明，每吨这种矿石产值为数百美元——由于这样的化验，许多毫无价值的矿给卖掉了。
化验员是个美差，因此，偶尔也会有一些并无严格的科学知识和能力的人从事这项工作。化验员从拿来的化验样品中得到极大的好处，有时，他甚至可以垄断这个企业。不过象所有获得成功的人一样，他也会受人忌妒，受人仇视。别的化验员会密谋反对他。他们纠集当地的名流参与密谋，以表明他们才是真正无私的。他们从木匠的磨刀石上敲下一小块来，让一个陌生人带到一个有名的科学家那里去化验。一小时后，结果就出来了——它表明，一吨这种岩石含银1．284．40美元，含金366．36美元！
报纸将早已准备好的稿件刊登出来，那个有名的化验员“在两天内”离开了该城。
这里，我要顺便提一下，我在那个矿场只呆了一个星期。我告诉老板，如不增加工资，我不愿再呆下去了，尽管我喜欢选矿场，并且迷上了它；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我以前还从来没对任何职业产生过这样的缠绵之情；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往捣罐里填料、筛尾渣更使人增长见识，没有任何事情比蒸馏水银，洗毯子更有助于提高道德品质了——尽管如此，我还是非要求增加工资不可。
他说他每周付给我十美元，他以为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了。他问我想要多少。
我说，考虑到这是困难时期，合情合理地讲，我每月只要四十万美元就是了。
他命令我从房子里滚出去！然而，当我回顾那些日子，回想起在那个矿场干的那些十分艰巨的劳动，我还遗憾没有向他要七十万。
不久，我同别人一样，又被那美妙的“胶泥矿”弄得疯疯癫癫，并开始作准备，利用任何可能的机会去设法猎获它。
第三十七章
惠特曼的胶泥矿——发现的经过——一次秘密远征——夜间历险——狼狈的处境——失败，以及度假一周
据猜测，奇异的惠特曼胶泥矿位于莫诺湖附近的一个地方，不时有人报道说惠特曼先生深更半夜化了装偷偷地穿过爱丝梅拉达，于是我们便激动万分——因为他一定是向他的矿走去，现在是跟着他的时候了。天亮后不到三小时，附近所有的马、骡和驴都给买走，租去或被撤掉，一半的人将踏着惠特曼的足迹，向山区进发。但惠特曼会在山谷里漫无目的地游荡数天，直到这些探矿者的粮食吃光，只好回家去。一次，在一个大探矿营地里我听到了消息，夜间十一点钟，有人报告说惠特曼刚走过去。不到两个小时，原已空无一人的街道现在已经挤满了人和牲口。每个人都极力保守秘密，但还是大着胆子悄悄地只告诉一个邻人，惠特曼刚走过去。离天亮还早——这是隆冬寒天——挤拥的人群就已走光，他们抛弃了营地，全体人马出发去追赶惠先生。
传说二十多年前，在早期移民时期，三个年轻的德国兄弟从平原上一场印第安人屠杀中逃脱性命，徒步在沙漠中跋涉。他们避开一切道路，只是朝西方走去，希望在饿死或累死之前找到加利福尼亚。有一天，他们在一条山谷里坐下来休息，三兄弟中的一个突然发现一条奇特的胶泥矿脉，贴着地面延伸着，暴露出暗黄色的金属块。他们看出，这是金子，只要一天的功夫就可以发财。这条矿脉宽如街边石，含三分之二的纯金。每一磅这种不可思议的矿石大约值二百美元。三兄弟每人带了约二十磅矿石，然后把矿脉掩埋起来，草草画了张地图，并在附近作了些明显的标记就继续向西走去。但是他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在路途中，一个兄弟摔断了腿，其他两个兄弟不得不继续前进，把他留在荒野中等死。另一个又饿又累，渐渐不行了，倒在路旁奄奄待毙。第三个又走了两三个星期，吃尽了苦头，来到了加利福尼亚时已精疲力竭，又生着病，由于受尽折磨而精神失常。他把矿石几乎都扔掉了，只剩下一些碎片，仅这一点已足以使大家激动万分。但是，他在那个矿的所在地区一带受够了罪，无论如何他也不愿带一群人到那里去。他在一个农场里干活挣工资糊口，感到十分满足。不过他还是把地图交给了惠特曼，并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那个矿的位置。这样，也就把厄运传给了这位惠先生——因为，当我在爱丝梅拉达偶然看到惠先生时，他已经忍受着饥渴、贫穷和疾病，为寻找那个失踪了的矿度过了十二、三个春秋。有人相信他已找到，但大多数人相信他还没有。我见过一块拳头般大的胶泥矿石，据说是那个年轻德国人送给惠特曼的，它十分诱人。它里面的纯金粒就象水果蛋糕中的葡萄干一样密密麻麻的。只要获准在这个矿里开采一个礼拜，就足以满足一个人相当的欲望了。
我们的一个新伙伴，希格比先生认识惠特曼，我们的一个朋友范·多恩先生和他交往甚厚，不仅如此，惠特曼先生还答应过及时地私下暗示他，使他能够和他一起去参加下一次的探矿远征。范·多恩先生把暗示透露给我们。一天夜里，希格比十分激动地跑进来，说他敢肯定他认出了惠特曼，他化了装。假装醉醺醺地向城外走去。不一会儿范·多恩先生也来了，证实了这条消息，于是，我们聚集在小屋里，脑袋凑在一起，激动地低声议论着，安排我们的计划。
我们将分成两三个小组，午夜后悄悄地出城，避开人们的注意，第二天黎明在八、九英里外俯瞰莫诺湖的“分水岭”上汇合。出发后不得弄出任何声音，在任何情况下也只能低声讲话。我们相信这一次城里的人们没有看见惠特曼，他这次的远征也没有为人们察觉。九点钟，我们的秘密会议结束了。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谨慎地收拾行装。十一点，我们给马备上鞍子，用长套索把它们套好，然后拿出一大块腊肉，一袋豆子，一袋重一百磅的面粉，几个铁皮罐子和一个咖啡壶，还有煎锅和一些别的必需品。这些东西都要“驮”在一匹备用的马上——无论是谁，只要没跟西班牙行家学过怎样上驮子，他就别指望把这事干得地道。这不可能。希格比有一些经验，但不完善。他安上驮架（一种象锯木架似的东西），把行李堆在上面，用一根绳子把它周围团转、上上下下、“四面八方”捆绑起来，不时打一个结，有时又猛地一拉，直弄得那匹马肚子塌了进去，气喘不止——但每当这一个地方捆紧了，另一个地方又松开了。我们没把驮子捆得十分紧，但总算勉勉强强弄得象了个样，然后，我们就出发了，排成单行，一个接一个，一句话也不说。这是个漆黑的夜晚。我们顺着道路中间行走，轻脚轻手地经过一排排的木屋，每当一个矿工走到门口，我就浑身哆咦，害怕灯光会照到我们身上，引起人们的怀疑。但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开始沿着曲折的山谷朝“分水岭”攀登，不久，木屋开始稀稀落落，间隔也越来越远。这时，我才开始稍稍自由地呼吸，觉得不那么象个贼或杀人犯了。我牵着驮马走在最后面。山路越来越陡，这匹马也相应地越来越对它身上驮的货物不满，有时还往后拖缰绳，磨磨蹭蹭。我的同伴们已消失在黑暗中。真急人。我对这匹驮马又是哄又是吓，刚刚把它弄得开始小跑，捆在它身上的铁皮罐子和盘子叮当作响，吓得它狂奔起来。它那缰绳拴在我的马的马鞍上，当它从我旁边跑过的时候，把我从我的坐骑上拖下来，这两个畜牲扔下我疯狂地向前奔去。但我并不孤独——那些抖松了的物品从那驮马上甩了下来，掉在我身旁。几乎就在最后一座木屋旁边。一个矿工走出来喊道：
“谁？”
我离他只有三十步远。天太黑了，又是在山阴影中，我知道他看不见我，便一动不动地躺着。又一个脑袋出现在屋门口的灯光中，这两个人朝我走来，走到离我只有十步远的地方，一个人说：
“嘘！听！”
我的处境是那么狼狈不堪，就是我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有人悬赏要我的脑袋，也不至于这样狼狈。接着，他们好象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虽然我看得不十分清楚，不能肯定他们在做什么。一个说：
“我听见一个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觉得附近好象有——”
一块石头嗖的一声从我头上飞过。我象一张邮票一样贴在沙地上，暗自想道，他稍微校正一下目标，大概就会听到另一个声音了。这时，我暗暗咒骂这次秘密行军。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哪怕是山岭上布满了胶泥矿脉，我也不干了。接着，一个人说道：
“我来告诉你我听到的事儿！韦尔奇说他今天看见了惠特曼，他明白那是啥意思。我听见了马蹄声——就是那种声音。我正要到韦尔奇家去，这就去。”
他们走了，我很高兴。他们到哪里去我不管，只要他们走开。我很满意他们要去见韦尔奇，越快越好。
那两个人刚关上门，我的伙伴就从黑暗中走出来；他们已经抓住了那两匹马，正在等待时机。我们把货物重新装上了驮马，又悄悄地上路了，黎明时分，到达“分水岭”和范多恩汇合。然后，我们走下“湖盆”，以为没事，就停下来煮早饭，因为我们又累又饿又困。三个钟头以后，全城的人都排成一条长队，翻过“分水岭”，消失在湖对面！
这是否是由我那场事故引起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泄了密，这次惠特曼不会去找那胶泥矿了。大家悔恨不已。
我们召集了一次会议，决定尽量利用我们这场不幸，在这个神秘的湖畔玩上一周。人们有时叫它“莫诺”，有时叫它“加利福尼亚死海”。它是陆上最奇特的畸形儿之一，但书本上几乎没有提到过它，也极少有人见过它。因为它远离通常的旅行道路，再者，它是那样难以接近，只有那种把最恶劣的生活视为享受的人才愿意作这种不舒服的旅行。第二天一早，我们沿湖游览，来到湖畔上一个极为幽静、人迹罕至的地方，在这里，有一股清澈、冰凉的泉水从山腰流出注入湖里。我们尽兴游玩一番后，愉快地回到营地。我们从一个住在十英里以外的孤独的农场主那里租了一条大船，两支猎枪，打定主意要舒舒服服地娱乐一下。不久，我们就完全熟悉了这个湖和它的脾气。
第三十八章
莫诺湖——便宜的洗发香波——狗的轻率行为及其后果——碱水——湖上奇观——免费旅行——一些稍微描绘过分的可笑情节
莫诺湖位于一片毫无生气，寸草不生的可怕的沙漠之中，海拔八千英尺，四周的大山高出湖面二千英尺，山峰终年云缠雾裹。这个庄严，沉静，帆影杳无的大海——这个地球上最凄凉角落里的最凄凉居民——没有沾到多少周围景色的光。它是一大片灰蒙蒙的水，茫茫荡荡，方圆一百英里，中央的两个小岛，只不过是隆起的地壳和火山的熔岩，例如象积雪一样是一堆堆灰色的浮石和火山灰，还有死火山的弯弯曲曲的岩浆斜坡，湖水已经封住并且漫入那巨大的死火山口。
湖深二百英尺，呆滞的湖水碱性极强，如果你把绝无希望洗干净的衣服放在里面浸一两下，再把它拧干，它就会干净得如同经过了最能干的洗衣妇之手。我们在那里野营的时间，洗衣服就不算一回事了，把一周换下来的衣服拴在船尾，向前开行几百米，衣服就已洗好。只等你去拧干了。如果浇点水在头上，揉搓一两下，白色的泡沫会堆起三英寸高。这水对于伤口和裸露的皮肤是不利的。我们有条极能干的狗，是条癞皮狗，身上的癞皮加起来比好皮还要多，几乎是我所见到过的癞皮最多的狗。有一天，为了躲避苍蝇的叮咬，它从船上逃进水里。但它判断错了。在那种情况下，它跳进火里可能还会舒服些。碱水强烈地刺激它身上每一处裸露的地方，它拼命向岸边游去，一边游一边又哼又叫又嚎，爬到岸上，就叫不出来了——因为肚皮早已嚎瘪，而身上的癞皮给碱水洗干净了，大概它已后悔不该来从事这码子冒险。它在岸上打着旋子，扒着泥土，四脚乱蹬，前滚翻，后滚翻，以最惊人的方式来了个七百二十度侧滚翻。总的说来，它并不是一条性格外向的狗，相反，它极为庄重严肃，我从来没有见过它这么活跃过。最后，它漫山乱跑，我们估计那速度是每小时二百五十英里。这是九年前的事。现在，它仍然在跑，我们每天都在寻找它在这里沿途还掉下些什么。
白人喝不下莫诺湖水，因为水几乎是纯碱。据说附近的印第安人有时喝这种水。这不是不可能，因为他们是我们见到过的最佳说谎者。（我开的这个玩笑是不会受到指控的，除了某些团体要我作出解释。当时一些最杰出的人曾经高度赞赏这种玩笑。）
莫诺湖里没有鱼——没有蛙、没有蛇，没有蝌蚪——没有任何可以使生活中丰富些的东西。成千上万只野鸭和海鸥在水面凫游，但水下却没有任何生物，只有一种白茸茸的虫子，它们身体的两侧冒出一团白毛，就像磨破的线。如果舀出一加仑湖水，就可以捞到一万五千个虫子。它们使湖水呈一种灰蒙蒙的颜色。相应地，就产生了一种苍蝇，和一般的家蝇差不多、它们住在湖滩上，吃那些冲到岸上的虫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见到一层一英寸厚，六英寸宽的苍蝇带。这根蝇带绕湖一周，全长一百英里。如果你向它们投一块石头，它们就会蜂拥而起，密密麻麻，就像一团云。你可以把它们淹在水里，多久都行——它们并不在乎——只会为此而自豪。你一松手，它们就会射向水面，浑身就象专利局的报告单一样干，漫不经心地飞走，好象它们曾经受过特技训练似的，专门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为人们提供富于教益的娱乐。上帝从来不会不明不白地把任何事物放出来的。一切事物在自然体系中都自有其用处、职责和适当的地位。野鸭吃苍蝇——苍蝇吃虫子——印第安人吃这三类生物——野猫吃印第安人——白人吃野猫——于是，万物皆可爱。
莫诺湖到太平洋的直线距离是一百英里——其间有一两座山脉——尽管如此，每年却有成千上万的海鸥飞到这里来下蛋、孵雏。人们在堪萨斯也可以找到海鸥。说到这里，我们来看看大自然的智慧的又一例证。湖心小岛只是大块熔岩，覆盖着火山灰和浮石，没有一棵植物、或是任何可以燃烧的东西；海鸥蛋不煮熟就毫无可取之处，在最大的岛上，大自然提供了一股源源不断的沸水泉，把蛋放进去煮四分钟，就煮老了，坚硬扎实得象我过去十五年来所作的任何一种报导一样。离沸水泉不到一英尺，有一眼清冽的冷水泉，甘甜爽口。这样，在那岛上，吃、住、洗衣都免费——如果大自然再慷慨一点，提供一个顶呱呱的美国旅馆办事员，他既粗暴又任性，不知时刻表，铁路线——或者——一无所知——并以此为自得——那么，我就不会希望有更舒服的旅馆了。
有六七条山溪流进莫诺湖，但没有任何一条流出去，湖水并没有明显的涨落。多余的水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个神秘莫测的谜。
莫诺湖周围地区只有两个季节——即冬季的结束和下一个冬季的开始。我（在爱丝梅拉达）曾不止一次经历过酷热难当的早晨，八点钟，温度达华氏九十度，可是，不到晚上九点，同一个温度计在室内的数字降到四十四度，积雪有十四英寸。
在合适的条件下，莫诺小城一年中每月至少下一次雪。夏天的天气是那样变幻莫测，要外出串门的女士不可能指望能应付各种情况，除非左边挟一把扇子，右边挟一双雪鞋。七月四日国庆游行，通常是冒雪进行的，人们都说，那里的人如果要喝掺水白兰地。酒吧老板会用斧子砍下一块，用纸把它象槭糖一样包起来拿给他，这是很平常的事。有人还说，那里的老酒鬼都没有牙齿——是由于吃杜松子鸡尾酒和白兰地潘趣酒给磨掉的。我不能担保这些说法的真实性——我只不过提供这些说法的价值——它们的价值——嗯，我敢说，对于任何不是勉强相信的人来说，值一百万。但对七月四日下雪我可以完全担保——因为我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
第三十九章
游览莫诺湖湖心岛——火山灰烬，荒无人烟——死里逃生——船飘走了——为了活命，纵身一跳——湖上风暴——肥皂水——地质奇观——赛拉湖畔一周——从有趣的爆炸事故中捡得一命——“炉子许多走了。”
一个酷热的早上——这时正值盛夏——七点钟，我和希格比登上小船，开始了探查那两个岛子的旅行。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事了，但由于害怕风暴而耽延下来；这里时常刮起猛烈的风暴，可以轻而易举地掀翻我们的船，一旦翻船，即使是极步于游泳的人也难免一死，因为那恶毒的水会象火一样毁掉你的眼睛，如果灌进肚子里，会烧坏内脏。据说到岛上的直线距离是十二英里，这是一次艰难而漫长的航行，但那天的早晨是那样宁静，阳光是那样和煦，湖水是那样平稳、清澈而安详，我们无法抵抗它的诱惑。于是，我们装满了两大铁桶水就出发了，（据说那个岛上有泉水，但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希格比肌肉发达臂%力过人，船走得很快，但到达目的地以后，我们估计划了差不多十五英里而不是十二英里。
我们在大岛靠了岸，尝了一下桶里的水，发现太阳已把水晒变质了，气味令人恶心，喝不下去。我们只好把水倒掉，开始寻找泉水，因为一旦清醒地意识到没有方法解渴，人就会觉得渴得更快。这个狭长的，中等高度的岛是火山灰堆起来的山峦，除了火山灰和浮石外什么也没有，每走一步，脚就陷进没膝的灰烬里，山顶上是一堵无法攀登的峭壁，由烧过的怪石垒成。我们爬到顶上，来到峭壁脚下，发现了一块浅平而宽阔的盆地，上面覆盖着火山灰，到处是一块块美妙的沙地。有些地方，奇怪的蒸汽流从裂缝中喷射出来，这证明虽然火山早已停止了剧烈的活动，在它那炉膛中还有余火。在一股蒸汽流旁边生长着一棵岛上唯一的树——一棵形态极为优雅，绝对对称的小树，翠绿可爱，因为水汽不停地穿过它的枝叶，使它保持湿润。这个生机勃勃的美丽的弃儿，同那死气沉沉，悲哀凄凉的环境相比，真是奇怪得很。它是举丧的家庭里的一个欢欣的灵魂。
我们四处寻找泉水，纵贯全岛（两三英里），横穿两个来回——耐心地登上死灰山，在另一边又蹲着滑下去，铲起的灰尘使人窒息。但我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只有荒芜与凄凉，火山灰和令人心碎的沉寂。最后，我们发现起风了，一种更为强烈的忧虑使我们忘掉了口渴，因为原来湖水平静，我没有花力气把船拴牢靠。我俩急忙跑回到一个能够看到我们登岸处的地方，然而——言词真难以描评我们的恐慌——小船不见了！这个湖上不可能再有第二条船。形势不妙——事实上，坦率地说，是很可怕。我们成了孤岛上的囚犯，离朋友们虽十分近，但这时他们不可能来帮助我们；更为不妙的是，我们既无吃的又无喝的。不过我们马上就看见了那条船。它自由自在地飘流着，离岸约五十英尺，在波浪翻滚的大海上飘流着。它飘流着，不断地飘流着，但离岸总是那么远，我们和它并行，等待着命运的恩赐。过了一小时，它靠近了一个突出的礁石，希格比跑向前去，站在边沿上等着它靠拢。如果这一次失败我们就完了。这时，它逐渐地向岸边靠近，但它靠上湖岸只能有一瞬间的时间。当它离希格比还有三十步时，我是那样激动，我相信我听见了心脏的跳动。过了一会儿，当它慢慢地飘流，眼看就要漂过去，只差短短的一码就可以抓住的时候，我觉得好象我的心脏不动了；当它和希格比相错而过，距离开始拉大，而希格比还象个木雕似的一动不动时，我明白我的心真的停止了跳动。然而，他纵身一跳，倾刻间，就端端正正地站在船头上，我这才解除了震惊荒野的战争动员令！
但是，我的热情立刻消失了，他告诉我，他完全没有考虑那条船是否会飘到他跳跃的跨度以内，因为他已下决心闭上眼睛和嘴巴游过那微不足道的距离。我是个愚人，根本没有想那些，只想到那是一段长距离的游泳，而且很可能是性命攸关的。
浪头越来越高，风暴越来越大，时间也越来越晚——下午三四点钟了。是否冒险划回去，是个重要问题。但我俩十分口渴，决定试一下，于是希格比动起手来，我也操起了舵柄，十分费力地划了一英里，情况显然十分危险，风暴越来越猛；波涛汹涌，白浪滔天，天空黑沉沉地压下来，狂风在呼啸。这时，我们应该往回走，但我们不敢调转船头，因为它一卷进波谷，就一定会翻。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迎着波浪行驶。这样做很困难，小船猛烈地颠簸着，一起一伏的船尾使劲地拍打着波浪。不时，希格比的一只桨刚挨着浪尖，另一只桨就会使船转半个圈，无论我如何拼命地把着舵。浪花不断地打在我们身上，湖水不断涌进船来。虽然我的伙伴无比强壮，也慢慢地不行了。他希望我换一换他，让他歇一会儿。但我告诉他这不可能；因为在交换位置的时候，只要舵一离手，船就会掉进波谷里，就会翻船，要不了五分钟我们就得喝进一百加仑碱水，立刻便被波浪吞没，快得甚至我们还来不及去出席我们的最后审判。
但事情总有个完。天刚黑，我们突然驶进了港湾。希格比丢下桨站起来欢呼——我也扔下舵跟着凑热闹——大浪把船打了一个旋转，它翻了！
碱水折磨着伤口，皮肤上磨破的地方和起泡的手，那种痛苦简直不可言状，要全身擦满油膏才会有所减缓——尽管如此，那个夜晚，我们吃喝了个痛快，睡了个舒服。
谈起莫诺湖的奇特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岸上，间或有一堆堆，一团团奇特的田螺状的灰白色粗粒岩石，就象晒硬了的低等灰浆；砸开一块，可以看到里面嵌着滚圆的，完全不化的海鸥蛋。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过是陈述事实——因为这是事实——让有地质知识的读者空闲时去砸开这种坚果，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一周后，我们去到赛拉湖上钓鱼，在白雪皑皑的城堡峰下搭起帐篷住了几天，在这个明澈、精巧，海拔一万到一万一千英尺高的湖里钓了不少鱼；在八月份炎热的中午坐在积雪有十英尺深的湖岸上纳凉，背荫的岸边，绿草如茵，奇花盛开，晚间则冻得半死，从中得到极大的享受。过后，又回到莫诺湖，发现当初那种胶泥矿热已经消失，于是收拾东西返回爱丝梅拉达。巴娄先生继续勘探了几天，觉得没多大希望，就独自到洪堡去了。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故——差点把我推进坟墓——到今天我还觉得挺有意思。有一次。人们预感到印第安人会来骚扰，就把火药藏到安全而又便于取用的地方，我们的一个邻居把六筒枪药藏在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烤炉膛里，炉子放在院子里，挨着木房子或叫木棚子，从那以后就把这事忘掉了。我们雇了个半开化的印第安人为我们洗衣服，他带着个洗衣盆住在木棚子里面。旧炉子离他只有六英尺远，就在他面前。后来，他大概觉得热水要比冷水好些，走出去在那个被遗忘了的火药库下面点起火来，在上面放了一锅水，又回去洗衣服。跟着，我走进木棚，丢下几件脏衣服，正要对他说点什么，轰隆一声，那炉子被炸得无踪无影，碎片飞到两百码以外的街上。我们头上那棚顶有三分之一给毁了，炉盖子把那个印第安人面前的一根小柱头砍成两段，从我们两个中间呼啸而过，切进屋檐里。我面色惨白，站立不稳，目瞪口呆。但那个印第安人一点也不显得惊奇，甚至一点也不觉得不安，只不过停下手中的活儿，俯身向前，稍微观察一下那干干净净空空荡荡的地面，评价说：“咦，鬼炉子许多走了！”——接着又平静地搓衣服，好象炉子爆炸是件极平常的事一样。我得解释一下，“印第安英语”中的“许多”，就是大部分的意思。读者可以从这个例子中理解到那种透彻的表现力。
第四十章
“大西方”矿——希格比“访问了”它——一条隐矿脉——值一百万——我们终于发财了——开销这笔财富的计划
现在，我的生活揭开了奇特的一章——我觉得它是我那懒懒散散、徒劳无益、敷衍马虎、默默无闻的生涯中最奇特的一章。在靠近上半城尽头的一座半山腰上，伸出一条茶红色的水晶矿脉，这是深入地底的金银矿脉的露头矿苗。它属于一个叫做“大西方”的公司所有。在露头处下侧的山腰上，打了一口六、七十英尺深的竖井，大家都很熟悉这座矿的矿石——它还算丰富，但说不上特别丰富。这里，我要提一下，虽然在没有经验的外行眼里，某一“区域”的所有水晶矿石看起来都一样，但这营地的老住户只要看一眼，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一堆混合矿石分别归类，说出各种矿石的产地，就象糖果商能把一堆不同种类、不同质量的混合糖果分门别类一样。
顷刻，全镇陷入一阵异常激烈的热潮之中。照开矿业的行话来说，大西方公司“发现了富矿”。人人都跑去看那新矿的进展情况，有好几天，聚集在大西方矿井旁边的人是如此之多，外来人会以为那里正在召开群众大会呢。人们谈论的话题都离不开这个富矿，没有任何人去考虑或幻想别的事情。每人都带走一块样品，在研钵里捣碎，放进角匙里淘洗，屏住气，瞪着眼，看那惊人的结果。这种石头不坚硬，只是一种疏松、风化了的黑色岩石，放在手里可以象烤过的马铃薯一样地揉碎，摊在纸上，现出一些金沙和“天然”银粒。希格比带了一把回到小屋，淘净以后，他惊讶得真难以形容。大西方矿的股票猛涨。据说有人一再提出以每英尺一千美元的高价购买矿脉，但立即遭到拒绝。大家都曾有过心情怏怏不乐的时候——仅仅是怏怏不乐，而我当时却是心力交瘁，因为我没有得到大西方矿的股权。我觉得世界一片空虚，活着只是痛苦，什么也吃不下去，对一切都丧失了兴趣。但我只得留下去听别人欢呼，因为我没有离开营地的路费。
大西方公司禁止人们带走“样品”，他们这样做很有道理，因为每一把矿石就是一笔钱。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矿石的非同一般的价值。井口的矿砂卖出了一千六百磅，每磅一美元；买主把矿砂“装”在骡子上，翻山越岭，跋涉一百五十到二百英里运到旧金山，他很满意，因为这些矿砂的卖价大大超过了他付出的代价。大西方公司的老板们还下命令给工头，没有他们的许可，禁止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目的进入矿井。我悲哀地沉思，希格比也在苦思冥想，但他想的不同。他看着“岩石”出神，用放大镜在不同的光线下，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每次试验后，他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以同样的方式自言自语：
“这不是大西方的矿石！”
他说过一两次，如果有机会，他想到大西方矿井下去看看。我心情沮丧，他去不去我毫不在乎。那天，他失败了，没能进去，夜间又试了一次，又失败了；次日一清早又去，还是没有成功。于是，他埋伏在山艾树丛后，呆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直等到那两三个工人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去吃午饭，他马上出动，但过早了些，有一个人回来取东西；再试一次，快到井口了，有人从那块大石头后面站了起来，好象要巡查，他立即趴在地上，一声不响；接着，他身子贴地爬到井口，眼睛扫了一下四周，抓住绳索滑下矿井。他刚拐进一条“侧巷”，便有个脑袋出现在井口，有人喊了一声“喂！”他默不应声。此后，他再也没有受到干扰。一小时后，他走进小屋，浑身是汗，满脸通红，一种压抑着的激动随时都可能爆发出来。他压低声音宣布：
“我发现了！我们发财了！那是个隐矿脉！”
我觉得天旋地转。怀疑——确信，又怀疑——狂喜，希望、惊讶、相信、相信之否定——各种难以想象的感觉杂乱无章地掠过我的脑海，我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样神魂颠倒地过了一阵子我才回过神来，说道：
“再说一遍！”
“那是个隐矿脉！”
“卡尔，我们——我们把房子烧掉——要不杀个人吧！跑出去找个地方欢呼吧！但这有什么用呢？这太好了，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那是个隐矿脉，值一百万！悬帮、底帮、泥层——一切具全！”他挥舞着帽子，三呼万岁，我的怀疑随风而去，热烈地响应他。现在，我成了百万富翁了，管它“学校上不上课！”
也许我得说明一下。“隐矿脉”是一种“不露出”地面的矿脉或矿床。矿工不知道在哪里去找这种矿脉，但在挖坑道或打竖井时偶然会碰到。希格比对大西方岩石结构非常熟悉。他不断查考矿井的发掘，越来越相信这种矿砂不可能来自大西方矿脉。所以，在整个营地里，就他一人想到竖井下面有条隐矿脉，这一点，就连大西方的股东们都没想到。他对了。在竖井下，他发现隐矿脉单独斜穿过大西方矿脉，而且裹在自己完整的岩壳和泥层之中，因此，它属于公共财产。两条矿脉的界线极为分明，任何矿工都能看出哪一条属于大西方，哪一条不是。
我们考虑好了，要找个有力的支持者，于是，那天夜晚便把大西方矿的工头带进我们的小房子，告诉他那个惊人的消息。希格比说：
“我们将占有这条隐矿脉，履行登记手续，确立所有权，然后禁上大西方公司开采这种矿石。在这个问题上，你对你的公司无能为力——任何人也帮不了他们的忙。我们愿和你一道下井，使你信服这是一条隐矿脉。现在，我们建议你同我们合伙，以我们三人的名义取得那条隐矿脉的产权。你意下如何？”
他得到这个机会，就只消伸出手来便可接受一笔财产，既不冒丝毫风险，又不冒犯任何人，也不会给自己的名誉带来芝麻大的污点，还有什么要说的呢？他只能说，“同意。”
当晚就贴出了告示，十点钟以前及时地写进了登记官的登记薄里。我们要求每人占有两百英尺——共六百英尺——是该地区最精干的组织，也最容易管理。
谁也不会头脑麻木到认为那天晚上我们睡了觉。希格比和我半夜才上床，但只是清清醒醒地躺着，思索，幻想，筹划。这间没有铺地板的破破烂烂的小屋成了宫殿，破布片似的灰毯子变成了丝绸，家俱都成了橡木和红木做的。从我对未来的幻想中迸发出的每一丝新的光彩都使我辗转反侧或跃然而起，好象我身上安装了干电池。我俩把只言片语射向对方。有一次，希格比问：
“你什么时候回家——回合众国呢？”
“明天！”我变换了一两次姿势，最后翻身坐起来。“唔——不——最迟下个月吧。”
“我俩坐同一条船。”
“行”
停顿。
“十号的汽船？”
“好的。不，一号的船。”
“行！”
又一次停顿。
“你打算在哪里定居？”希格比问。
“旧金山。”
“我也是。”
停顿。
“太高了——太难爬了，”希格比说。，
“什么？”
“我想去俄罗斯山——在那里修座房子。”
“太难爬了？你不会备一辆马车？”
“当然——我倒忘了。”
停顿。
“卡尔，你要修座什么样的房子？”
“我正在考虑，三层楼加阳台。”．
“什么结构的？”
“嗯，我还说不上来。砖的吧，我想。”
“砖的——呸。”
“怎么？你打算修什么的？”’
“正面用褐沙石——法国厚玻璃——弹子房挨着餐厅——雕塑和绘画——灌木和两英亩草地——温室——前门廊安有铁把手——灰色骏马——敞篷四轮马车、加上帽子上带着徽章的马车夫！”
“真的！”
长久的停顿。
“卡尔，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欧洲？”
“唔，我还没想过。你呢？”
“春天。”
“消磨整个夏天吗？”
“整个夏天！我要在那儿呆三年。”
“嗯——你说话当真吗？”
“当真”
“我愿同行。”
“你当然会。”
“去欧洲什么地方？”
“整个欧洲。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叙利亚、希腊、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波斯、埃及——到处——每一个地方。”
“我赞成。”
“很好！”
“真是一次了不起的旅行！”
“我俩花上四十或五十万美元，无论如何要玩它个痛快。”
又一次长久的停顿。
“希格比，我们欠屠夫六美元，他威胁说要停止我们的——”
“吊死屠夫！”
“阿门。”
谈话就这样进行下去。已经三点了，我们发现仍然毫无睡意，只好爬起来边抽烟，边玩牌，直到太阳升起。这一周轮到我做饭了。我从来就不喜欢做饭，现在，我更憎恶做饭了。
消息传遍了全镇。原来人们就很激动，这一来更激动了。我平静而幸福地在街上走过。希格比说，已经有人出了两万美元要买下工头的那一份。我说。我倒想看到我自己卖这样的价钱。我的希望极高。我要价一百万。但是，我更加坚信，如果有人给了我这个价，这不会有别的结果，只会使我不断涨价。
我发现有了钱真是其乐无穷。有个人主动送给我一匹价值三百美元的马，想用它来换取我不值钱的、未经认可的单据。这带给我最现实的感觉是，毫无疑问，我真的发财了。接着又来了许多同样性质的证据——我可以举出一个，屠夫给我们送来了双倍的肉，压根儿也没提到要钱的事。
按照地区法令规定，矿脉“勘定者”或“提出产权要求者”在探明后的十天内必须在他们的新产业上做一定量的工作，否则就失去产权，任何人都可随意占有它。所以，我们决定第二天就去做那点事。半下午，我从邮局出来，遇到了加德纳先生，他告诉我约翰·奈船长病危，在他的家里（“九里农场”）卧床不起，他和他妻子几乎都不能根据病情的需要适当地加以注意。我说如果他能等我一会儿，我愿意去照顾病人。我跑回小屋去通知希格比，他不在，我在桌子上给他留了张字条。几分钟后，我坐上加德纳的马车离开了小镇。
第四十一章
一个风湿病人——白日作梦——倒霉的踉跄——我突然离开——又一个病人——希格比回到小屋——肥皂泡破灭了——一文不名——后悔和解释——我们那第三个合伙者
奈船长的病势不轻，他得的是痉挛性风湿病。但那老先生还是老样子——就是说，当他感觉舒服时，他是个善良平和的人，但当事情不如意时，就成了一头独一无二的狂乱的豹子。尽管他会很愉快地微笑，病一旦发作，他的微笑立刻就会变成一阵疯狂。他痛苦得又哼又吼又嚎，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里都塞满了最新颖的亵渎和咒骂，只有那种具有最强烈的信念和健全的想象力的人才创造得出来。遇到适当的时机，他还能骂得非常出色，以恰当的判断力控制和使用形容词；一旦痉挛发作，听他咒骂简直是一种痛苦，他太可怕了。可是，我曾见过他自己照顾一个病人，应付那困难的环境，极为耐心，现在轮到他害病了，他也有这个特权，我心甘情愿。无论他怎样狂骂，咆哮也无法打扰我，因为我的脑袋正忙着呢，正在孜孜不倦地思考着，不分白天黑夜，不论手边有事还是闲着。我正在改变和修正我那房子的设计，考虑把弹子房摆在阁楼上而不是安在餐厅那一层是不是得体；我也在努力作出决定，起居室的糊墙纸到底该是绿色的还是蓝色的，虽然我喜欢蓝色，但我恐怕这种颜色太容易被阳光和灰尘破坏了；同时，我乐意让马车夫穿上朴素的制服，至于男仆，我还犹豫不决——我需要一个，已下决心雇一个，但希望他不穿号衣也能显得体面，并且克尽其职，因为我有些害怕炫耀。然而，由于我已故的祖父也曾雇过马车夫这种人，但没穿号衣，我觉得超过他——至少超过他的灵魂，无论如何总觉得有些别扭。我也系统地筹划着我的欧洲之行，设法把具体的方案确定下来，包括路费和时间——各个细节——除了一件——即到底是骑骆驼从开罗穿过沙漠到耶路撒冷，还是坐船到贝鲁特，再坐马车穿过那个地区。与此同时，我每天给家里写信，把我的全盘计划和打算通知朋友们，指示他们为我母亲找一处漂亮的住宅，在我回家之前说好价钱，还指示他们卖掉我那一份在田纳西的土地，并清理印刷协会里寡妇孤儿基金的收益，多年来，我是该协会有声望的会员。（田纳西这份土地多年来是我家的财产，很有希望将来有一天给我们带来巨大财富；现在看来仍有希望，只不过不是那样强烈了。）
我照顾了船长九天，他好些了，只是还很虚弱。那天下午，我们把他抬到椅子上，让他来个酒精蒸汽浴，再把他搬回床上去。我们格外小心，因为最轻微的牵扯都会给他带来痛苦。加德纳抬他的肩膀，我抬脚；在那不幸的时刻，我踉跄了一下，病人重重地摔在床上。我一辈子还没听见有人这样咒骂过。他像疯子一样乱骂，还去抓桌上的左轮枪，但给我抢了过来。他命令我滚出去，发了一千次誓，一旦他能下床，无论在哪里碰到我，就要把我宰掉。这只不过是暂时发疯，一点意义也没有。我知道要不了一小时他就会忘得干干净净，或许还会后悔的；但在当时，我有些冒火。一怒之下，决定回爱似梅拉达去。我想，既然他已能打架，他就会自己照顾自己了。晚饭后，月亮刚刚升起，我徒步开始了那九英里路程。那时候，九英里的短途旅行，只要不带行李，就是百万富翁也不需要骑马。
当我看得见那俯瞰小镇的山头时，已经是差一刻十二点了。在明亮的月光下，远望山谷对面的山头，我看见好象半个镇的人都聚集在大西方矿的露头矿苗上。我的心怦怦地直跳，自言自语地说道：“今晚他们一定又发现了一个新矿，比原来那个还富，毫无疑问。”我抬腿向那边走去，但又走回来，心想，那“发现”是跑不掉的，再说我已爬够了山。我下了山，穿过小镇，经过一个德国人的小面包店时，一个妇人跑出来，说他丈夫病了，请求我过去帮她一把。我走进屋去，发现的确如此——看那男人的样子，好象一百次发病压缩成这一次。两个德国人想按住他，但没有成功。我跑了约莫半条街，把医生从床上喊起来，他还没穿好衣服，我就把他带去了。我们四人与那个疯人角斗，医生给他灌药，放血，忙了一个多钟头，那个可怜的德国女人则只顾放声大哭。后来，他安静了，医生和我离开那里，把病人留给他的朋友们。
一点过了。我走进小屋，很疲倦也很快活，朦胧的牛脂烛光照着希格比，他坐在松木桌边，手指夹住我那张纸条，傻乎乎地盯着看，脸色苍白，衰老，憔悴。我停住脚步，看着他。他也呆头呆脑地看着我。我问：
“希格比，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完蛋了——我们没有干活。那隐矿脉给重新瓜分了！”
够了。我悲伤绝望地坐下来——心已完全碎了。一分钟以前，我还是个富翁，满脑子虚荣；现在，我成了个穷鬼，唉声叹气。我俩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个小时，忙于思索，忙于徒劳无益的自我谴责，忙于想“为什么我不这样做，为什么我不那样做，”但是谁也没有说一句话。然后，我们又相互解释，这个谜终于解开了。原来希格比把那事托给我，正如我把它托给他一样，而我俩都把那事托付给工头。真有意思！这个稳重坚定的希格比把这么大的事情拿去碰运气，而不真正去克尽职守。但是，他到现在才看到我留下的字条，从九天以前他最后见到我以来，也是头一次走进这个小屋。在那个关键的下午，他同样给我留了张条子——他骑在马上，往窗子里看了看，没看见我，就把条子从破窗户丢进屋里，它还在那里，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地摆了九天。
千万别忘了在十天期限之内做那件事。W先生过去了。他通知了我。我将在莫诺湖与他碰头，今晚从那里出发。他说这次一定能找到。
卡尔
“W”当然是指惠特曼。那该死三次的“胶泥矿脉”！
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像希格比那样经验丰富的矿工，竟然对荒唐无稽的“胶泥矿脉”——神奇矿脉“热”的诱惑也无法抗拒，反而忘乎所以，饥不择食地扑了上去。好几个月以来，希格比一直在梦想那神奇的胶泥矿脉；现在，他置自己的正确判断于不顾，跟着走了，并且干愿冒风险让我来决定这个抵得上一百万个还未发现的胶泥矿脉的银矿的命运。这一次人们没有跟他去。大白天他骑着马跑过小镇是极其平常的事，一点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他俩在荒山野岭里找了九天，没有收获，他们没有找到胶泥矿脉。这时，一种不祥的恐惧感袭上心头，他预感到会发生什么祸事，可能失去隐矿脉（尽管他确信这种事绝不会发生），于是，他全速赶回来。本来他可以及时赶回爱丝梅拉达的，但他的马腿折断了，只得步行了好长一段路。碰巧他走的是一条路，我走的是另一条路，他到底精力过人，直接跑到大西方矿去了，而没有像我那样拐了回来——他晚到了五至十分钟！“告示”已经挂出，我们的矿已经“重新瓜分”，再也无法挽回了，人们正迅速四散离去。离开那里时，他了解到一些情况。从我们发现隐矿脉那天晚上起，人们一直没有看见工头在街上露面——一封电报把他叫回加利福尼亚去了，据说是因为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总之他什么事也没干，镇上的人都用警觉的眼睛注意着这一点。在这不幸的第十天午夜，矿脉“可以重新瓜分”了，刚到十一点钟，山头上已聚集了黑压压一片准备瓜分矿脉的人。那就是我以为又发现了新矿时见到的人群——我真是个白痴。（如果我们三人搞得快，也同样有权利重新分得那矿脉）。午夜一到，十四个全副武装、随时准备动用武力来保证他们的工作顺利进行的人挂出了“告示”，宣布以“约翰逊”这个新的名义取得了该隐矿脉的所有权。不过我们的那个合伙人A．D．爱伦（那个工头）这时突然出现，手提一把张开机头的左轮，说必须把他的名字加进去，不然，他就要“给约翰逊公司一点颜色看”。他英勇果敢，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大家都知道他说话算话，于是他们让步了，分给他一百英尺，他们则按惯例每人保留两百英尺。这就是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的经过，是希格比回家时从一个朋友那里打听到的。
第二天早晨，由于新矿引起的激动已烟消云散，我和希格比宁愿离开这个使我们倒霉的地方。熬过了艰难而令人失望的两个月后，又回到了爱丝梅拉达。这时，我们得知，大西方与约翰逊已经合并，合并的矿产分为五千英尺或五千股；那个工头讨厌打官司，认为那样一个大企业难以管理，以九万金币的价格卖掉了他那一百英尺，回合众国老家去享用去了。要是那矿产值那么大个数字，而公司拥有五千股，一想到我们原来那六百股该值多少钱，真使我眼花撩乱。这个差别就好比五千人拥有了一幢六百人原来拥有的房子。要是我们在那产业上用铁锹和铲子干上个小半天，确立了我们的所有权的话，我们本来会成为百万富翁的！
这读起来好象是个虚构的故事，但却是许多人的耳闻目睹，爱丝梅拉达地区的官方记载也很容易查到，可以证实这是真实的事件。我永远可以说，有一次，一共十天，我的身价绝对地、毫无疑问地值一百万。
一年前，我尊敬的，各方面都可钦可佩的百万富翁老伙计——希格比，从加利福尼亚一个偏僻的小矿给我写来一封信，说经过了九至十年的折磨和艰苦奋斗以后，他终于取得了一席地位，可以动用二万五千美元了，还说他打算开个小小的水果铺。在我们躺在小屋里计划欧洲之行，打算在俄罗斯山修一座黄褐色石头房子的那个晚上，要是有人给他提出这个建议，他准会觉得那是对他的莫大侮辱！
第四十二章
下一步怎么办？——我面临的困难——“万能博士”——再一次开矿——打靶——我成了地方新闻栏编辑——非常成功
下一步怎么办？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十三岁就进入社会自谋生路，（因为我父亲曾替几位朋友担保；尽管父亲把他拥有那些美妙的弗吉尼亚股票的骄傲以及这些股票在全国享有的盛誉都慷慨地遗赠给了我们，可我还是立即发现，如果偶尔没有面包来把它们送下去的话，单靠那东西也吃不饱）。我有许多挣得饭碗的机会，但取得的成就并不会吓你一跳；一系列的工作就摆在我面前，如果我想干活的话，可以随意挑选——不过我没有去挑选，因为我已经够富裕了。我在杂货店当过伙计，只干了一天，那天我吃了那么多糖，老板没再叫我干什么事；他说他想要我出去，这样我就能给他当个好顾客。我研究了整整一周法律，接着就不干了，因为那东西太罗嗦讨厌。我在铁匠铺干了一阵子，但我浪费了许多时间去鼓捣那风箱，想让它自动鼓风，我狼狈地被师傅赶了出来，他说我什么也不会干。我在书店里当了几天店员，顾客的没完没了地打岔，使我无法安安静静地看书，于是老板准了我的长假，还忘了告诉我这长假到底有多长。有一年夏天，我在药房当伙计，但我开出的处方很不对劲儿，似乎我们卖的胃唧筒比卖的苏打水还多，于是，我只好离开。我设法当了个普通的印刷工匠，心想有朝一日会成为富兰克林第二，但不久就断了那个念头。在爱丝梅拉达“贫民院”没有我立足的地盘，再说，我总是象个笨手笨脚的排字徒工，眼巴巴地望着那两年学徒期满后有所成就。我一开始排稿，工头们总是说“今年某个时候”将会采用的。我在圣路易到新奥尔良航线上当过一个普通的引水员，在这方面的能力我是无可指责的，每月二百五十美元的工资，不交房钱与伙食费，我真想又站在舵轮后面，再也不到处流浪——但是我象许许多多可怜失望的矿工一样，近来在夸大其词的家信中，傻乎乎地夸耀我那隐矿脉和欧洲旅行，我想，“现在我全完了，我绝不回家去受人同情，遭人耻笑。”我作过私人秘书、银矿工和炼银工。几乎样样都一无所成，现在——
下一步怎么办？
我屈从了希格比的建议，答应再去试一试开矿。我俩爬到高高的山腰上，在我们那微不足道的一小块产业上干了起来，上面有个八英尺深的竖井，希格比钻进去，用铁镐勇敢地挥舞着，弄松了一些岩石和泥土，接着。我又下去用长柄铁铲（这是人类最可怕的发明）把那些东西铲上来。这得用膝盖使劲抵住那铲柄，弄满一铲，然后灵巧地一挥，从左肩向后拟出去。我舞了几下，把泥土刚好抛在竖井边上，又全部滑下来，掉到头上，再顺着脊梁骨滑下去。我二话没说，爬出来回家去了。我暗暗发誓，要我把自己当作靶子，用长柄铁铲挥起破烂往上面抛，我宁愿饿死。我坐在房里，让自己尽情地发泄心中的悲哀——可以这么说。当时，在那些比较愉快的日子里，我常常寻开心，给州内的主要报纸，弗吉尼亚《边区企业报》写些通讯，发表后我总是很惊讶。我对编辑们的好印象不断地降格，好象觉得他们完全可能找到比我那些文章好一些的东西来塞报纸。从山腰往回走的路上，我在邮局得到一封信，后来我把信打开。Eureka！（我根本不知道Eureka是什么意思，不过找不到更美妙的词的时候，发出这个词的音听起来倒挺合适）。来信慎重提议让我到弗吉尼亚去担任《企业报》的地方新闻栏编辑，每周二十五美元。
在我发现“隐矿脉”那些日子里，我相当瞧不起那些出版商——现在，我崇拜他们，真想给他们磕头。每周二十五美元——它好象是一笔横财——一大宗财产，一笔来路不正的、过分慷慨的钱财。但一想到自已经验不足，难以胜任那个职务，我惊喜的心情又低沉了下来——紧接着，在这上面，我接二连三的失败又浮现在眼前。如果我拒绝这个职位，马上就得寄人篱下，乞讨面包，对于一个从十三岁以来还没有经受过这等耻辱的人来说，这种事必然令人作呕。但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因为它太平凡了。然而，这在当时也是我唯一值得骄傲的事了，所以，我诚惶诚恐地去做了编辑。要不然，我会拒绝的。需要是“冒险”之母。我一点也不怀疑，那时，就是有人出钱叫我翻译希伯莱文的《犹太法典》，我也会答应下来——尽管信心不足还有点害怕——为了钱而尽力在里面搞些花样。
我来到弗吉尼亚，开始了我的新的生涯。我是个衣着古怪的地方新闻栏编辑，坦率地讲——没有外衣，戴顶耷拉草帽，穿件蓝羊毛衫，裤脚塞在靴筒里，胡子垂到胸前，一把万能海军左轮吊在皮带上。但我弄了套更象基督徒的装束，去掉了左轮枪。我没有任何机会杀人，也从来没有想干那种事的愿望，原来佩戴那东西只是为了随便，也免得没有那东西，显得格外与众不同，遭人非议。但别的编辑和印刷工人都带左轮。我请求主编兼股东（我把他叫作古德曼先生好了，既然任随什么名字都一样）就我的职责作些指示，他叫我到全城各个角落去，对各种各样的人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把得到的消息记下来发表。他还说：
“决不要说‘我们得知’如何如何，或‘据报道’，‘据传’，也不要说‘我们认为’如何如何，而是要钻到核心里去，挖掘事实真象，然后说，‘它是如何如何’。否则，人们就不会相信你的报道。绝对无懈可击的消息才能给报纸带来最稳固，最有价值的声誉。”
这就是全部锦囊妙计；时至今日，每当我看见某记者的文章开头就是“我们认为”，我就会怀疑他是否竭尽全力去采访过消息。尽管我讲得这么头头是道，我当地方新闻栏编辑时并不总是照这样做；当消息不足时，我也时常让想象去占事实的上风，我绝对忘不了第一天当记者的经历。我在城里逛来逛去，盘问每一个人，打搅每一个人。发现人们一无所知。五小时过去了，笔记本里仍然空空如也。我告诉了古德曼先生，他说：
“在既无火灾也无审讯的淡季，丹常常从干草马车那儿弄到新闻。有没有从特拉基河来的马车？如果有，你可以再提一提关于干草买卖的事情，你明白。尽管它不会耸人听闻，也不会激动人心，但可以拿来发表，有点商业味儿。”
我到城里四处打听，看到二辆破破烂烂的旧马车从乡下驶进城来。我充分利用了这辆车，把它弄成了十六辆，把它们从十六个不同的方向拖进城来，写成了十六条不同的新闻，精心描绘了一个弗吉尼亚城前所未有的干草骚乱。
这事很鼓舞人心。它在报纸上占了满满两栏，我就接着干了下去。不久，生意又开始不景气时，有个亡命徒在酒店里杀了个人。我们又快活起来。以前，我还从来没有为一件小事如此高兴过，我对那杀人犯说：
“先生，我不认识你，但你今天为我办了件大好事，我永远忘不了你，如果长年累月的感激能够对你有所补偿的话，我愿永远感激你。我遇到了麻烦，在我眼前似乎一片黑暗，意志消沉的时候，你高尚地拯救了我。从今以后，请你把我算作你的朋友吧，我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
就算我真的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也心痒痒地想这样说。我如饥似渴地搜寻细节来描述了这次凶杀案。写完后，我只觉得有一点遗憾——那就是，人们没有把我的恩人当场吊死，那样，我就好把他写上绞架了。”
接着，我发现一些移民车辆开进广场的宿营地，我了解到他们最近经过了凶恶的印第安人居住的地区，旅途相当艰难。我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利用这条消息。我觉得如果不是有其他报社的记者们在场使我受到严格限制的话，我会加进去些特别的东西，使那段文章有趣得多。我终于发现了一辆继续前往加利弗尼亚的马车，对车主进行了一些荒唐的盘问，从他简短而粗暴的回答中，我得知他次日就要离开，绝不会留在城里给我找麻烦，我就抢在各家报纸的前头报道了这件事。我记下了他那一车人的名字，把他们统统弄进已经被杀或受伤的人的名单上。这下子可以笔下生花了，我把这一车人弄来同印第安人厮杀了一场，这场厮杀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这消息又占了两栏。早上，我读完后，觉得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职业。我心中推测，消息，激动人心的消息，正是报纸所需要的，我觉得，我对于提供这类消息具有非凡的天赋。古德曼先生说，我同丹一样，是个好记者。有了这样的评价就足够了。在这一评价的鼓励下，我觉得，如果需要的话，如果报纸的利益需要的话，我可以提起笔来把所有的移民都杀死在大平原上。
第四十三章
我的朋友波格斯——学校成绩报告——波格斯还我老账——弗吉尼亚城
不过，当我更加熟悉了业务，学会了利用消息来源的时候，我就不再大量地求助于想象力，但却可以得心应手地填满我的专栏而不会引人注目地偏离事实真相了。
我和其他报纸的记者交了朋友，互相交换“老主顾”，以减少工作量。“老主顾”就是永久性的消息来源，如象法庭、金锭银锭统计表、石英矿选矿场的赢利情况，以及法庭审讯等。因此大家都随身带着一切，我们每天都去采访一次，这个部门自然而然被认为是个“老主顾”了。当时有几家十分活跃的报纸。在同行中，我的劲敌是《联合报》的波格斯。他是个优秀记者。每三四个月，他会小醉一回，但总的说来，他还是个小心谨慎的酒鬼，尽管他随时准备小小地收拾一下他的对手。在有个方面他总是比我强；他能每月搞到公立学校的成绩报告单，而我却不能，因为校长讨厌《企业报》。有个下雪的夜晚，学校成绩报告单即将公布，我走出门去，十分可怜，还不知道怎样去把它搞到手。不久，就在离我几步远的那条几乎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我碰到了波格斯，便问他打算到哪里去。
“去搞报告单。”
“我陪你去。”
“不行，先生。我将来再给你作解释。”
“随你便。”
一个酒吧的跑堂提着壶热气腾腾的潘趣洒走过来，波格斯贪馋地闻着酒香。他眼睁睁地盯着那个跑堂走上《企业报》社的台阶。我说：
“我希望你能帮我弄到那个学校的消息，既然你无能为力，我只好跑到《联合报》社去，等排好了版，看他们能否给我一份清样，尽管我觉得他们是不会答应的。晚安。”
“慢着。我倒不在乎弄到报告后和孩子们多坐一会儿，让你抄一份，你愿意跟我到校长那儿走一趟吗。”
“这还算象话。走吧。”
我们踏着深雪走了两条街区。弄到了报告后又回到我们的办公室。这是一份简短的文件，一会儿就抄完了。在我抄写的时候，波格斯自个儿品尝着潘趣酒。我把原稿交给他，又一起出去采访，因为听到附近传来枪声。我们不失时机地弄清了全部经过，这是一起在低等酒店发生的谋杀事件，公众开此是没有多大兴趣的，然后我们就分了手。凌晨三点，我们把稿子付印的时候，照常举行消遣音乐会，因为有几个印刷匠是好歌手，还有几个是顶呱呱的吉它和手风琴那种可恶东西的演奏家。这时《联合报》的老板进来，询问有没有人知道波格斯和那份成绩报告单的稍息。我们向他说明了情况，然后全体一起出动去寻找那个玩忽职守的人。我们在一家酒店里找到了他，他站在桌子上，一手拿盏马灯，一手捏着成绩报告单，正在向一群醉醺醺的科尼什矿工们发表长篇演说，抨击有人极不公平地把人民的钱浪费在教育事业上，而成千上万诚实勤劳的工人们却渴望得到威士忌，”（狂热地喝彩）。他已经和那些人纵饮了好几个小时了。我们把他拖回家，放到床上。
自然，《联合报》没有刊登学校成绩的报道，波格斯却怪罪于我，尽管我没有任何意图或希望不要他的报纸登这则消息，同时也和别人一样为发生了这样不愉快的事而感到遗憾。
但我们还是十分友好。下一次公布成绩的那一天，吉内西矿的老板给我们派来一辆轻便马车，请我们下去采访——这是个极普通的请求，只要有人派马车来，我们总是乐意接受这种请求的，因为我们和别人一样喜爱旅行。我们按时到达“矿山”——它只不过是地下的一个九十英尺的洞，除了抓住轱辘上的绳子下去外没法进去。工人们吃饭去了，我没有那么大力气把大块头的波格斯放下去；所以我只得衔着一支没点燃的蜡烛，把绳头打了个套，脚蹬在里面，恳求波格斯不要睡觉或是松了轱辘，然后大步跨进井口。我下到井底，浑身是泥，碰伤了手肘，倒也平安无事。我点燃蜡烛，检查了岩石，捡了几块样品，高叫波格斯往上拉。没有人回答。不一会儿，一个人头影子在高高的井口上出现，接着传来一个声音：
“你都弄好了吗？”
“都好了——往上拉。”
“你觉得舒服吗？”
“十分舒服。”
“稍等一下好吗？”
“当然可以——并不怎么着急。”
“那么——再见。”
“什么？你要到哪里去？”
“去采访学校成绩报告！”
他真的走了。我在底下待了一小时，当工人们把我摇上去，发现绳子上捆着个人，而不是一筐石头，他们大吃一惊。我步行回家——五英里——而且是爬山。第二天早晨我们没有登学校成绩报告；但《联合报》登了。
我进入新闻界六个月后，白银大地的辉煌的“繁荣时期”开始了，这种壮丽的场面热气腾腾地持续了三年。要填满“地方新闻栏”的一切困难都不复存在，这时唯一的困难是怎样把那些每天铺天盖地地涌进我们字纸篓的故事和消息报导装进那已经扩大的版面里。就弗吉尼亚的历史和人口来说，它已发展成为美国造就的“最生机勃勃”的城市。人行道上拥挤不堪——一人流如潮，要想逆流而行，绝不那么简单，大街上同样挤满了石英矿车，货车和别的车辆。车队不见尽头。它们是那样密集，马车通常要等半个小时才能找到机会穿过大街。每张面孔上堆满笑容，每只眼睛里闪着快乐的，几乎是狂热的和紧张的光辉，每个脑袋里翻腾着赚钱的计划，每个胸膛中激荡着巨大的希望。金钱多如尘土；每个人都想发财，哪里也找不到一张忧郁的面孔。这里出现了军队、消防队、铜鼓乐队、银行、旅馆。戏院、“手摇风琴音乐厅”、生意兴隆的赌场，政治集会，公民游行队，街头斗殴，凶杀案件、审讯、骚乱、每十五步一家威士忌酒店。全体市议会议员、一名市长、一名海关检查员、一名城建工程师。一名消防队长，还有他的一、二、三等助手、一名警察局长、一名警备司令和大批警察、两个矿产经记人行会，一打酿酒厂。六七座充分运转的监狱和拘留所，谣传还要修一座教堂。“繁荣时期”欣欣向荣。高大的防火砖楼在主要街道上耸立起来，树木葱笼的郊区正向四面八方扩展。市区地皮价格猛涨，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巨大的“科穆斯托克矿脉”的富饶地段从北到南纵贯全城，上面的各个矿部在积极开发之中。仅仅其中的一个矿就雇佣了六百七十五名工人；在选举问题上，有个流行的说法：“‘古尔德、卡利’领头，全城随后。”工人的日工资四到六美元。三班制，或三班倒，爆破，挖掘和出土日夜不停。
弗吉尼亚“城”堂皇地坐落在海拔七千二百英尺高的戴维森山陡峭的山腰上，透过内华达明净的空气，五十英里以外也清晰可见！它声称容纳了一万五到一万八干人，这支不大的人群有一半成天蜂拥在大街上，而就在这些大街数百英尺深的地底下，另一半蜂拥在科穆斯托克的矿井和巷道里。我们经常觉得椅子嘎嘎作响、从办公室下面的地壳里传来模糊的爆破声。
山腰很陡，全城象个屋顶一样倾斜。每条街都是一条台地，相邻的两条街高差和达四十或五十英尺。房屋临街的一面与街平齐，但后面一楼的地板都架在高高的柱子上面；你可以站在乙街一座房子的后窗旁，从你脚下面丙街的那排房子的烟囱里看下去。在那洋稀薄的空气中，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从丙街爬上甲街，待你爬上去，你会上气不接下气，心将要夺口而出。但你也不可以象房着了火似的一溜烟跑下去一一打个比方。由于海拔很高、空气太稀薄了，血液几乎要冲出表皮，皮肤被别针划破一点就是件使人担心的祸事。因为它很可能引起败血症。但可以抵消这种灾难的是：这种稀薄的空气似乎可以治疗枪伤。因此，如果你只是把你的村手的两片肺叶射穿，也不可能保你永远满意，因为在一个月内他几个肯定要到处找你，还用不着戴单片眼镜。
透过弗吉巴亚明朗的空气，你可以俯瞰广阔遥远的山脉和沙漠全景；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无论是旭日东升。夕阳西下，还是红日当空，也无论是夜阑人静。明月斜挂，景色总是那么美丽动人。头上，戴维森山那灰色的山峰高耸，前方和脚下，崎岖的山谷冲开重峦叠偏，开拓出一条不规则的通道，顺着它望过去，柔和的沙漠隐约可见，一条银线般的河流蜿蜒穿过峡谷，两岸树木葱茏、延绵数十英里，化为一串柔软的流苏；更远处，雪山拔地而起，在朦胧的地平线上横起一条障碍——极目望去，一个湖泊象落日一洋在沙漠上燃烧，尽管它远在五十英里开外。从你那窗口看去，这美景使你如痴如醉。难得天空有云——非常难得。这时，落日把这辽阔的景色镀上金边，映得彤红，装扮得更加壮丽，那瑰丽的色彩象符咒一样吸引着眼睛，象音乐一样激荡心灵。
第四十四章
繁荣时期——股票漫天飞——报纸的吹捧——送给我的股票——加工了的矿——扮演新角色的悲剧演员
我的薪金增加到每周四十美元。但我很少支取。我有足够的经济来源，一个人腰包里装满了数不清的亮晃晃的半美元金币（那时太平洋沿岸还未流通纸币），那两块硕大的二十美元金币又算得了什么呢？新闻报道是赚钱的买卖，人人都在挥霍他的金钱和“英尺”。在城里和那开阔的山腰上的矿井密密麻麻。坑道比人还多。说实话，其中没有十个矿能生产值得拉到选矿场去的矿石，但每个人都说，“等竖井打到矿脉品位最高的地段，那时你再礁吧！”所以，没有一个人泄气。这些几乎都是“野猫矿”，几乎毫无价值，但那时没有一个人怀疑。“奥菲尔”，“古尔德—卡利，“墨西哥人”等矿，以及其他在弗吉尼亚科穆斯托克矿脉和金山上的矿，每天生产大量的富矿石，每个人都相信他那个小小的“野猫矿”也和“主矿脉”上的矿一样好，必然会一英尺价值一千美元，只要他“打到了品位高的地方”。可怜的家伙，他们死也不明白，他们永远见不到那一天。于是，成千的野猫矿竖井一天天越钻越深，大家满怀希望与欢欣。他们是多么拼命地干活，多么狂热地预言，又是多么地兴奋哟！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绝对没见过这种事。每个野猫矿——简直不是矿，而是在想象的矿上面的洞——组成公司，印刷花花绿绿的“股票”，就可以出售了。每天在商会里进行这种疯狂贪婪的股票交易。你可以到山腰上去随便抓刨几下，找到个矿脉（并不缺乏），贴出“告示”，冠以夸大其词的名字，打个竖井口，印好股票，尽管没有丝毫证据表明你那座矿能值一根稻草，你就可以把股票抛进市场卖它个几百甚至几千美元。赚钱，快速地赚钱，就象吃顿晚饭那样轻而易举。每个人都在五十个不同的野猫矿拥有“英尺”，都以为自己发了财。想一想这没有一个穷人的城市吧！有人会认为，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还没有一个野猫矿生产出一吨值得粉碎加工的矿石来，（我说的野猫矿，用通俗的说法，是指任何不是位于母矿脉即科穆斯托克矿脉之上的矿。）人们应该会开始怀疑他们是否过份相信那未来的财富，但是没有一丁点这样的想法。他们打洞放炮，买买卖卖，欢天喜地。
每天都有人申请新的开矿权利，友好的主顾径直跑到报纸编辑部，赠给记者四五十英尺，请他们去核定矿产，在报纸上登载告示。他们压根儿也不在乎你怎样报道财产，只要你说点什么。结果，我们一般只简单地说一两句话，如“那位置”不错，矿脉“六英尺宽”，或者说那岩石“与科穆斯托克矿脉相似”（的确如此——但一般说来，那相似性并不足以把你吓瘫痪。）如果那矿石还有点希望，我们就遵循当地的习惯，大肆渲染，满嘴白沫，就好象银矿开发史上又出现了奇迹。如果那个矿已经“开发”，又没有富矿石来吹嘘（自然不会有），我们就赞美那坑道，说它是此地最振奋人心的坑道；把那坑道捧了又捧，到头来我们自己也忘乎所以，但对矿石却只字不提。我们会用半个版面的溢美之词来描述一个竖井，二种新型铁丝绳，一个抛光的松木轱辘，或是一种引人注目的鼓风机，末尾大谈起对该矿的“体面而能干的管理者的钦佩”——对矿石却默不作声。这些人总是很高兴，总是很满意。偶尔，为了弥补和粉饰我们的信誉，我们显得明察秋毫，严肃不苟，精确无误，也会给一个早已废弃的矿狠狠一击，其势之猛，简直把它那把干骨头捶得咔嚓咔嚓响——这时，有人就会来把它没收，并以它突然得到这个臭名声为由把它卖掉。
没有哪一种形式的开矿权利是不可出售的。我们每天都收到人们赠送的“英尺”。如果我们需要百把块钱，就卖掉一些；如不需要，就储存起来，相信总有一天会卖到一干美元一英尺。我有半箱子股票。当某一股票在市场上流通，价格抬到高额数字时。我就翻翻那纸堆。看看在里面能否找得到这种股票———一般总找得到。
价格不断涨落；但对下跌我们很少感到不安，因为海英尺一千美元是我们的要价，所以随它高兴怎么波动就怎么波动好了，只要涨到我们要的数字，我们就满意了。送给我们股票的人并不都希望他们的开采权受到“注意”。至少有一半的人没有这么想过，他们只不过要你口头上说声“谢谢”；法律也并不强迫你非说不可。如果你提着两筐苹果上街，遇到朋友你自然会主动请他拿几个。这就是“繁荣时期”弗吉尼亚的情况。每个人腰包里都塞满了股票，不用朋友们开口就分给他们一小部分，这成了当地的习惯了。突然反悔停止赠送的事也是常见的，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当股票值不了几文的时候，拿去赠送朋友只是出于好意或义务而已。但梢微耽搁一下，价格猛涨，这就该后悔了。有一天，斯图尔特先生（现在是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告诉我，如果我愿到他的办公室走一趟，他想送二十英尺“加斯提斯矿”股票给我，我请他明天再送，因为我正要去吃晚饭。他说第二天他将不在城里；于是我冒了个险，去吃晚饭，没有去拿那股票。在一星期内，它的价格涨到七十美元，后来又达到一百五十美元，不过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他回心转意了。我想他把我那一份也卖掉了，把那部分问心有愧的收入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有天下午，我碰到三位朋友，他们说他们在拍卖场以每英尺八十美元的价格买进了“超人矿”股票。一个说如果我跟他到办公室去，他就送我十五英尺；另一个说他再加十五英尺，第三个说他也加数奉送。但我正要去采访一次审讯，无法抽空去取。几个星期以后。他们就以每英尺六百美元的价格把“超人”全卖了，还大大方方地跑来通知我——一并已规劝我收下别人硬往我手里塞的又一笔四十五英尺。这些都是确凿的事实，我可以列举出一长串，并且严格地尊重事实。朋友们经常把每英尺二十五美元的股票送二十五英尺给我们。他们根本不以为意，就象递给客人一支雪茄一样。这真是个“繁荣时期”！我以为它会永远维持下去，但无论怎么说，我倒绝不会未卜先知。
为了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疯狂精神在支配着矿区社会人们的思想，我举个例子。人们挖掘地窖时，会发现“矿脉”恰好“位于”铁锹挖开的好象有石英矿脉的地方——这地窖还不是在郊外，它就在城中心；他们立即便印行股票，抛向市场。那地窖属于谁倒无关紧要——那“矿脉”属于发现者，除非美国政府出面干涉（因为政府对内华达的贵重金属有所有权——至少当时是如此），人们认为他有开采的特权。设想一个陌生人在你那种满奇花异草的庭院里发现了一条矿脉，心安理得地用钢钎、铁锹和炸药把它弄成一片废墟，这将是什么滋味！可这在加利福尼亚是常有的事。在弗吉尼亚一条繁华的商业街道中央，有个人“探明”一个矿脉，在上面开了个竖井。他给了我一百英尺的股票，我把它拿去卖掉换了一套漂亮的衣服，因为我害怕有人会掉进井里，就要吃官司。我在位于另一条街中央的矿井里也拥有股份；我要提一下人们有多糊涂。“西印度”股票（它就叫这个名字）生意兴隆，尽管就在它下面还有一条旧时的坑道，任何人走进去都可以看到它根本就没有碰到石英矿，或者任何与石英矿有丝毫相似的东西。
发横财的一个方法是“加工”野猫矿，待人们轰动起来就卖出去。这方法很简单。泡制者探明一条毫无价值的矿脉，在上面打口竖井，买一车科穆斯托克矿脉的富矿石，把一部分倒进竖井里，把剩下的摆在井壁上，堆在井口。然后去对一个笨蛋炫耀这份财产，以高价卖给他。自然那上当者买到的只是那一车富矿石。最有名的“加工”矿是“北奥菲尔”。据说，它是科穆斯托克矿脉上的一个有价值的“奥菲尔”主矿的遥远的“延续”。接连几天，人们都在谈论北奥菲尔富矿的开发。据说它生产的全是小块、坚实的纯银。我和股东到那地方去，看到一个六到八英尺深的竖井，井底是一片乱七八糟的，色调灰暗，略呈土黄色的没有希望的岩石，如果指望在这里面找到银子的话，磨盘石里也同样找得到。我们弄出一盘，放在水坑里淘洗，千真万确，我们竟在沉积物里发现了六七颗黑黝黝、象子弹一样毋庸置疑的“天然银”。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这种事，科学也无法解释这样的怪事。它的股票涨到六十五美元一英尺，世界著名悲剧演员麦肯·布坎南以这个价购进一大股，准备再次退出舞台——他总是这样。不久就发现，那矿是“加过工的”——还不是用普通的方法，而是用一种胆大包天、厚颜无耻、特别新颖而野蛮的方式。在一块纯“银”上，发现了造币厂铸造的文字“…合众国”。显然，这矿是用熔化的半美元银币来“加工”的！把用这样的方法得到的银块“染”黑，弄得很象天然银，再同竖井底下的岩石碎片混合起来。这绝对是真事。股票当然马上变成了废纸，那位悲剧演员给坑了。要不是这一不幸事件，我们就再也看不到麦肯·布坎南出现在舞台上了。
第四十五章
繁荣时期在继续着——卫生委员会基金——人民的激情——要求立即捐款——一袋卫生面粉——把它带到了金山和戴顿——弗吉尼亚最后接受了——拍卖的结果——一笔巨款
“繁荣时期”以一往无前之势继续着。大约在这两年以前，古德曼先生和手下的一个印刷工匠借了四十美元，从旧金山来到弗吉尼亚新城碰运气。他们发现了《边区企业报》，这是一家濒临破产的周刊，奄奄待毙，正在垂死挣扎。他们把它连同铅字、设备、良好的愿望统统买了下来，代价一千美元，长时间分期付款。编辑部、资料室、排字房、发行室、寝室、会客室和厨房挤在一个房间里，而且还是一个小房间。编辑和印刷工睡在地板上，一个中国人为他们做饭，排字石板就当公用饭桌。但现在已今非昔比了。这份报纸成了一家大型日报，使用蒸汽印刷机，有五位编辑，二十三个排字工；每年订费十六美元；广告费十分昂贵，各栏排得满满的。每月盈利六千和一万美元，“企业报社”大楼已经建好待用——这是座雄伟的耐火砖楼。每天，“生动的”广告塞满了五到十一大版，或者挤进临时凑起的“副刊”。
“古尔德—卡利”公司正在安装一座一百杆捣矿机，投资近一百万美元。古尔德—卡利股票红利极高——这是十分罕见的。只有在科穆斯托克主矿脉上面那十四、五座矿才有这样的事。古尔德—卡利公司总经理住在一层设备齐全的豪华住宅里，这座住宅由公司修建，免费提供。他的那辆两匹马拉的漂亮马车是公司赠的礼物，他的年薪为一万二千美元。另一个兴旺的大矿的经理年薪二万八千美元，出入十分气派，在后来的一场官司中，他还要求占有银锭总产量的百分之一。
金钱多得惊人。麻烦的不是如何弄钱——而是如何花消，如何挥霍，如何摆脱，如何滥用这些钱。而就在这个时候，电讯传来一则消息，美国卫生委员会成立了，需要钱来拯救正在美国东部医院里遭受痛苦折磨的联邦陆海军受伤士兵。这真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不到半天，又传来消息，旧金山热烈地响应了。弗吉尼亚象一个人一样站了起来！他们匆忙地组成了卫生委员会，它的主席站在C街一架空马车上演说，他试图使沸腾的群众了解，其他委员们正在四处奔忙，竭尽全力开展活动，全城市民只需等候一个小时，办公室将打开登记薄，开始工作，委员会将接受捐款。他的演说为此起彼伏的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所淹没，人们要求立即收钱——他们发誓一刻也不愿等待。主席恳求着，争论着，但人们完全不睬，许多人劈开人群挤上前来，金钱支票象倾盆大雨一样倒进马车，又急忙挤出去拿钱。人们手里抓着钱，高高举在头上，希望这强烈的恳求会打开一条他们的体力所打不开的道路。中国人和印第安人也大为感动，把半美元的金币投进马车，不明白也不在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衣着整齐的妇女冲进人群，拿着钱向马车挤过去，又慢慢挤出来，衣服已是破碎不堪了。这是弗吉尼亚有史以来的最坚决、最疯狂，最无法收拾的一次骚动；当这场疯狂终于平息下来，人们已经囊空如洗了。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发财”而来，“破产”而归。
在那以后，委员会进入了正常工作秩序，有好几个星期，捐款象滔滔河水一样流进它的金库。个人和各种团体根据各自的财力，自愿每周拿出一部分固定的钱来，捐作卫生基金，再没有发生声势浩大的行动，直到后来出现了那有名的“卫生面粉袋”事件。这个事件十分奇特有趣。我以前有一个叫做鲁埃尔．格里德利的同学，这时住在里士河乡下和奥斯丁小城里。他是民主党市长候选人。他和共和党候选人达成协议，失败者应当众接受胜利者赠送的一袋五十磅面粉，并扛回家去。格里德利失败了。新市长给了他一袋面粉，他扛在肩上，从奥斯丁下城走了一两英里回到他在奥斯丁上城的家，乐队高奏着乐曲，全城人簇拥在后面。到达目的地后，他说他不需要那袋面粉，问大家他如何处理它最好。有个人说：
“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作为卫生基金。”
一阵热烈的欢呼通过了这个建议，格里德利登上一个杂货箱，充当拍卖人。随着人们同情心的觉醒和扩大，出价直线上升，最后，一个面粉匠以二百五十美元拍板成交，付了支票。有人问他，要把这袋面粉运到哪里去，他答道：
“哪儿也不去——再卖。”
这时，人们兴奋若狂，欢声雷动，表示赞同。于是，格里德利在那里高声叫卖，挥汗如雨，直站到太阳落山；当人们散去，他已把那面粉卖给了三百个不同的人，收入八千美元金币。那袋面粉还是属于他所有。
消息传到弗吉尼亚，那边回电：
“带那袋面粉来！”
三十六小时后，格里德利到了，下午，在歌剧院召开群众大会，开始拍卖。但是那袋面粉出人意料地来得早了点，还没有完全唤起人们的注意。拍卖进展缓慢。傍晚时分，才收到五千美元，人们个个垂头丧气。但他们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在小小的奥斯丁城人手下承认失败。直到深夜，领头的几位公民还在积极奔走，安排次日的活动。上床睡觉时，已经胸有成竹了。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一队装饰着色彩鲜艳旗帜的敞篷马车，在喧天的鼓乐声中，行进在C街上，马上就有被一群欣喜若狂的人们挡住的危险。在第一辆马车上，坐着格里德利，那袋面粉放在显眼的位置，面粉袋上涂着耀眼的油漆．烫着亮晃晃的金字；同一辆马车上还坐着市长和记录员。其它的马车装着市议会议员，报纸编辑和记者，以及其它有地位的人们。人群挤到C街和泰勒街拐弯处，希望拍卖就在那里举行，但他们失望了，并且大感意外；因为游行队伍继续前进，似乎弗吉尼亚已经无足轻重了，队伍翻过“分水岭”，向小城镇金山开去。电报已经提前发到金山、银城和戴顿，这些地方的人们热血沸腾，准备一决雌雄。那天，天气酷热，尘土飞扬。鼓声咚咚，彩旗猎猎，半小时后，我们在滚滚的烟尘中，隆重地开进了金山城。全城人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中国人，印第安人，都聚集在主街上，城里的旗帜一律升上旗杆顶，乐队的吹奏声，完全淹没在人群的欢呼声之中，格里德利站起来，问谁愿意第一个对这袋“全国卫生面粉”出个价钱。W会长说：
“黄茄克银矿公司出一千美元，金币！”
接着是一阵欢呼的风暴。电报把这消息传到弗吉尼亚，十五分钟后，全城居民聚集在街头，紧张地注视着消息——那天布告牌将得好好表现一番，因为这是安排的一部分。每隔几分钟，金山来的新消息就公布出来，人们越来越激动，从弗吉尼亚打回电报，恳求格里德利把那袋面粉带回去；但这是不符合原订计划的意图。一小时后，金山城那不多的人口为那袋面粉付出的捐款总额在布告牌上公布出来，这唤起了弗吉尼亚的全部热情。格里德利的队伍继续前进，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喝饱了淡啤酒，精神抖擞——人们把啤酒送上车来，也不计报酬——又过去了三个多小时，这支远征军象风暴一样席卷了银城和戴顿，凯旋而归。每一个行动都用电报传回去公布出来，晚上八点半钟，当队伍开进弗吉尼亚，沿C街前进时，人们倾城出动，火把通明，旗帜招展，鼓乐高奏，欢声震天，全城已准备无条件投降了。拍卖开始了，每出一个价就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两小时后，全城一万五千人有一半人为那袋五十磅面粉拿出了金币，总数相当于四万美元钞票！按全城人口计算，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人约三美元。这笔巨款本来可以加倍的，但由于街道十分狭窄，数以百计的希望出价的人无法冲破那人墙，他们的叫声也无法让人听见。这些人倦于等待，好多人在拍卖结束前很早就回家去了。这恐怕是弗吉尼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
格里德利把那袋面粉在卡森城、几个加利福尼亚城市、还有旧金山出售。我想，他后来带着那袋面粉到东部去，在一两个大西洋沿岸城市拍卖过。这点我不敢肯定，但我知道最后把它带到圣路易，那里正在举办一个规模巨大的卫生义卖会，他展示了内华达捐赠的硕大无比的银砖，充分鼓动起群众的热情，在那里，卖了一大笔款子之后，他把面粉烤成了小面包，以高价零售。
据估计，当那袋面粉完成使命时，它共卖了一十五万美元的巨款！普通食用面粉在市场上卖到了三千美元一磅，恐怕仅此一例。
格里德利先生后来回忆，那次面粉远征来来去去行程一万五千英里，其费用即使不是全部，也大部分是他自己出的钱。他花在上面的时间不下三个月。格里德利先生是个墨西哥战争时的士兵，加利福尼亚移民。他于1870年12月死于加利福尼亚的斯托克顿，受到人们沉痛地哀悼。
第四十六章
当时的富翁——约翰·史密斯去旅行——横财——一匹价值六万美元的马——精明的报务员——纽约城一富翁——包了辆公共马车——“进来，不要钱”—一“你一分钱也不能给”——－“加油，车夫，我坐够味了。”——友善的纽约人
那时有一些富翁——我指的是“繁荣时期”。每发现一个富矿，就造就出一两个富翁—一我还记得几个。他们是些满不在乎，放荡不羁的人物，他们发了财，大部分居民也同样得利——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得利更多。
有两个表兄弟，是赶车的，他俩为一个人拖运矿石，接受一小股银矿股份，抵偿三百美元的运费。他们把那座矿的三分之一交给别人去开采，自己仍然赶车，但没干多久。十个月后，那座矿偿清了债务，每月付给每个股东八千到一万美元—一即每年十万美元。
内华达早期造就的一个富翁胸前挂着价值六千美元的钻石，他发誓说他不幸福，因为他用钱还没有挣钱来得快。
另一个内华达富翁吹嘘他每月的收入常常达到一万六千美元；他总是爱提起他初到这个地方时，就在这个给他带来财富的小矿里，他是如何为了每天那五美元而拚死拚活地干活。
这个出产银子和山艾树的州还产生了另一位命运的宠儿——他几乎一夜之间就从一个穷光蛋一跃而成为富翁。不久以后，他居然能够出十万美元买一个政府要员的职务，他确实也出了钱，但未能如愿以偿，因为他的政治资本不如他的银行存款那么响当当。
还有个约翰·史密斯。他是个诚实、厚道、好心肠的人，生长在下层社会，目不识丁。他赶一辆马车，还有个小农场。农场可以使他过得舒舒服服，因为尽管农场产草量不多，但他出产的那点干草在市场上每吨却值二百五十到三百美元金币。不久，史密斯用几亩草场换了金山一个未开发的银矿。他开发了那座矿，建了个简单的十杆矿石粉碎机，十八个月后，他放弃了干草生意，因为矿产收入已经达到他最满意的数字。有人说是每月三万，有人说是六万。总之，史密斯是很有钱的了。
后来，他去欧洲旅行。回来后，他一有机会就大谈他在英格兰见到的大猪，在西班牙见到的肥羊，在罗马附近见到的壮牛。他心中装满了旧世界的奇迹，奉劝大家都去旅行。他说，一个人不去旅行，就绝对想象不出世界上那些惊人的事物。
有一天，乘船的时候，乘客们下了五百美元赌注，谁能把轮船未来二十四小时的航程猜得最接近实际就归谁。第二天将近中午时，这笔钱都交给事务长，封在一个信封里。史密斯心中兴奋却不露声色，因为他买通了轮机手。但是，另一伙人夺得了那份奖赏！史密斯叫道：
“嘿！那不行！他猜的航程比我宽两英里。”
事务长答道：“史密斯先生，你比船上任何人都差得远。昨天我们走了两百零八英里。”
“好，先生，”史密斯听道：“正是在这点上我赢了，我猜的是二百零九英里。如果你再看看我的数木（目），你会看到一个2和两个0，这就是200，是不是？——它们后面还有个9（2009），这就是两百零九。我捉摸这钱该归我。”
古尔德——卡利公司的矿产有一千二百英尺，它原来属于该公司牌号上的那两个人。卡利先生拥有三分之二——他说，他把它卖了二千五百美元现款和一匹不中用的老马，这家伙十七天内吃的干草和燕麦就花光了这笔钱。他还说古尔德把他那部分拿去换了两条旧军毯和一瓶威士忌，这瓶酒三小时内就弄死了九个人，有个无辜的陌生人闻了一下瓶塞就落了个终身残废。四年后，这座他们转卖掉的矿在旧金山市场上价值七百六十万美元，金币。
在早些日子，有个穷困潦倒的墨西哥人，就住在弗吉尼亚城背后的一条山谷里，他的房子北面的山腰上流出一股手腕粗的泉水。奥菲尔公司分出一百英尺矿产和他交换那股泉水。那一百英尺原来是金矿最富的部分；这笔交易过后四年，它的市场价值（包括矿石粉碎机）就达一百五十万美元。
在奥菲尔矿的巨大财富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该矿拥有二十英尺，他拿去换了一匹马，还是匹可怜巴巴的牲口。大约一年后，奥菲尔股票涨到每英尺三千美元，这个一文不名的人常常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吃惊的豪华与悲惨的典型——因为他能够骑上一匹值六万美元的马，然而却凑不出足够的现钱去买一副鞍子，他只好去借一副，要不只得不用鞍子。他说如果命运再送给他一匹六万美元的马，那会把他给毁了。
有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在弗吉尼亚作报务员，月薪仅一百美元，最初，他不能识别从旧金山乘船来到这里的乘客名单中的德国姓名，就机智地弄了本旧的柏林姓名地址录来作为代用品。他密切注意着经过他手中的探矿电报，根据这些情报，通过旧金山的一个朋友买进卖出股票，用这种方法，他发了财。有一次，从弗吉尼亚发来一份密电，报告在一个著名的矿里又有丰富的发现，并且通知对方在大量矿产探明之前严守秘密。他以每英尺二十美元价值买进四十英尺这种股票，后来他卖掉一半，价格每英尺八百美元，剩下一半价值翻了一番。不到三个月，他赚了十五万美元，便辞去了报务员工作。
还有一个曾经由于泄漏电报秘密而被公司解雇的电报员，他和旧金山一个有钱人合谋，把弗吉尼亚一宗大的矿产诉讼审理结果在旧金山有关方面收到密电一小时之内提供给他。为此。这位同谋者根据该情报卖买股票赚得的利润中，他将占有相当的比例。于是，他化装成一个车夫，来到山里一个偏僻的电报房，和报务员混熟了，一天又一天地坐在电报房里，抽着烟斗，抱怨说他的牲口精疲力竭，再也走不动了——同时，他倾听着从弗吉尼亚发来的嘀嘀嗒嗒的电报声。最后，密电通过电线宣布了诉讼结果，他一听到，立即发报给他在旧金山的朋友：
“倦于等待，将卖马回家。”
这是事先约定的暗语。省去了“等待”这个词，表示诉讼结果与原预料的相反。那个假车夫的朋友以低价买进该矿许多股票，结果是赚了一大笔钱。
弗吉尼亚有个大矿合并了很久以后，原矿还有五十英尺属于一个人，他根本没有在合并文件上签字。那部分矿产已经很值钱，人们想尽干方百计要找到这个人，但他失踪了。有一次，听说他在纽约，一两个查访者赶到东部，但没有找到他。又有一次，传来的消息说他在百慕大群岛，一两个查访者立即径直去东部，再乘船去百慕大——但他没有在那里。最后，听说他在墨西哥。他的一个朋友，靠在酒店里作招待的工资为生，凑了一点钱找到了他，以一百美元买下了他的“英尺”，回来后把那笔财产卖了七万五千美元。
够了，在银地的传说中，这些例子比比皆是，就是我有意，也根本不可能—一列举。我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使读者了解一点“繁荣时期”的特点，用其它方法我都不能讲得这样生动。为了对那个时期和那个地方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认识，上面提的事例是很必要的。
我曾和以上提到的富翁中的大多数有过私交，因此，为了老交情，我改变了他们的职业和经历，为的是使太平洋沿岸的公众不致于认出这些红极一时的阔人。他们不再红极一时了，大多数都已经重新沦于贫困，默默无闻了。
在内华达，曾经流行着两个富翁冒险的故事，或许真有其事，也许没有，我把他写在这里，因为它值得一写。＿。＿＿＿
吉姆上校见过一些世面，或多或少懂些人情事故；而杰克上校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生活十分艰苦，从来没有进过大城市。这两个发了横财的幸运儿计划去欧洲旅游——杰克上校是去游览观光，吉姆上校则是为了保持住他的不幸生活带给他的单纯质朴。他们晚上到达旧金山，次晨乘船出发。到纽约后，杰克上校说：
“我一辈子都听人说起马车，今天我想坐一回；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来呀。”
他们走出大门来到人行道上，吉姆上校叫住一辆漂亮的四轮马车。但杰克上校说：
“不，先生！我不要你那种小里小气的东西，我来这儿要玩个痛快，钱多少都不在话下。我要坐最漂亮的车儿。瞧就是那辆。叫住那辆上面有画儿的黄马车——你别为难——一切费用我全包了。”
于是吉姆上校叫住了辆空载的公共马车，他们爬进去。杰克上校说：
“这不是很快活吗？啊，不，不，我并不觉得咋样！座垫、窗子、图画直弄得你无法安静。那些伙伴们如果能看见我们在纽约象这样乘风破浪，会说些什么呀？的确，我希望他们能看见我们。”
接着，他把头伸到窗外，向车夫喊道：
“喂，约翰尼，这对我的胃口！——也真的对你胃口，你可以确信，对你胃口！我要把这个破烂儿租上一整天。我坐上来了，老伙计！让他们出去，赶他们走吧！我不会亏待你的，小伙子！”
车夫把手伸进皮窗洞，拍着手要车钱——那时还没有普遍使用铜锣，杰克上校握住那手，诚恳地握了一下。他说：
“你了解我，老伙计！绅士之间好说话。闻一闻这个，看你是不是喜欢！”
他把一枚二十美元金币放在车夫手里。过了一会儿，车夫说他找不起。
“找个屁！开车吧。快把钱放进口袋里”
接着啪地一巴掌拍在吉姆上校的大腿上：
“这不很够味吗？要是我不连续一个星期每天都租一架这东西，把我吊死。”
当车停下来时，一个少妇爬上来。杰克上校盯住看了一阵子，然后用手肘碰了碰吉姆上校：
“什么也别说，”他耳语道。“要是她高兴就让她坐吧。上帝保佑，这里还空得很哪。”
那少妇掏出皮夹子，把车钱递给杰克上校。
“什么钱？”他问。
“请递给车夫。”
“把钱收回去吧，太太。我们不让你给钱。欢迎你来坐车，高兴坐多久就坐多久，这辆车是包了的，我们一分钱都不让你出。”
那少妇困惑不解地缩回角落里坐下。一个提着篮子的老妇人走上来，拿出车钱。
“对不起，”杰克上校说。“衷心欢迎你上车来，太太，但我们不能让你出钱。就坐这儿吧，太太，一点也别拘束。就象是你出过钱一样。”
不到两分钟，又进来三位绅士，两个胖女人，和一对小孩子。
“过来吧，朋友们。”杰克上校招呼道：“别管我们。坐车不要钱。”他又凑近吉姆上校耳朵说，“纽约并不是个不爱好交际的地方，我捉摸——一它没有这么个名声！”
他不让任何人交钱给车夫，诚心实意地欢迎每一个人。人们回过神来，都把钱装回口袋，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享受这快乐的时光。又进来六七个乘客。
“啊，还空得很，”杰克上校说。“进来吧，就象在家里一样。没有陪客，请客就毫无意义。”然后又对吉姆上校耳语道：“但是，难到这些纽约人是很友好的吗？难道他们不是冷冰冰的吗？到处都有冰块。我捉摸他们会去坐运尸车，如果顺道的话。”
又上来一些乘客；越来越多。两边的座位都挤满了，有一排人站着，抓着头顶上的楔子。提着篮子、带着包袱的人爬上车顶。压抑着的笑声从四面八方荡漾开来。
“嗯，就这种彻底的，冷冰冰的，十足的厚脸皮而论，如果他们不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棒，我是个印第安人！”杰克上校小声说。
一个中国人挤进来。
“我坐够味了！”杰克上校叫道。“加油干，车夫！继续坐吧，女士们，先生们。只是别拘束——一切我包了。车夫，这些人爱坐多久就坐多久——都是我俩的朋友，你明白。把他们送往各处，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如果你还要钱，到圣尼古拉大街来，我们好说话。祝大家旅行愉快，女士们，先生们——爱坐多久就坐多久——一分钱也不要你们出！”
这两个伙伴下了车，杰克上校说：
“吉米，这是我见过的最友善的地方。那中国人和别人一样轻松自在地走上来。要是再待一会儿，还会见到黑鬼呢。的确，今晚得把门抵好，要不这些野鸭子还会来同我们睡觉呢。”
第四十七章
巴克·范肖之死——他的死因——葬礼的筹备——司科提·布里格斯委员——他拜访了牧师——司科提出不了牌——牧师迷惑不解——两人开始明白——“只剩九点，全打出去了”——巴克·范肖公民——怎样“摇你母亲”——出殡——司科提·布里格斯成了主日学校教师
有人说过，为了了解一个社会，必须观察它的殡葬习俗，了解人们以最隆重的葬礼埋葬的是哪一种人。我说不清在我们的“繁荣时期”最隆重的葬礼是始于哪个阶层，是最著名的社会慈善家还是著名的流氓——大概这两个主要等级或强大的社会阶层都同等地哀悼他们的杰出的死者；因此，毫无疑问，我引述的这位哲学家在对人们作出评价之前，有必要看看弗吉尼亚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葬礼。
巴克·范肖的葬礼极为可观。他是一位著名的公民。曾“杀过他的伙计”——不是因为别人冒犯了他；的的确确，而是为一位力单势薄的陌生人打抱不平。他有个豪华的酒店，还有个漂亮的配偶，大概未经正式离婚手续便遗弃了。他在消防队担任高级职务。逝世时，举城悲痛，尤其是广大的下层社会。
调查表明，巴克·范肖患了严重的伤寒，神志不清时，曾服过砒霜，用枪打穿身体，割破喉咙，从四楼上跳下去摔断了脖子，陪审团悲伤、落泪，——但尽管悲伤却不丧失理智——经过适当地考虑，下了结沦，死亡是“由于上帝的造访”。要是没有陪审员，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呢？
葬礼的筹备十分豪华。全城的车辆雇佣一空，所有的酒店肃穆致哀，城里和消防队的旗帜一律下半旗，全体消防队员受命身着制服，他们的消防器械披戴黑纱。现在——让我顺便提一下——由于这块白银之地上住着地球上各民族冒险家的代表，每个冒险家都带来了他那个民族或地区的方言土语，这种土语的大混合便使内华达的土语成为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前所未有的、最丰富多彩、最变化莫测的土语，大概只有加利福尼亚“早期”矿区例外。内华达的语言就是土语。离开土语难以布道，也不能为人理解。象“你可打包票”，“哦，不，我捉摸不会！”“爱尔兰佬不中用”，以及一百多个别的短语都十分平常，会从说话者的嘴里不知不觉地溜出来——常常和眼下正讨论的话题毫不相干，挨不上边，结果毫无意义。
在对巴克·范肖进行验尸之后，召开了一次短发兄弟会。在太平洋沿岸，不召开群众大会，不统一思想，就什么也干不成。大会通过了举行哀悼的决定，选出了各种委员会；从中指定一位委员去拜见牧师，这是个刚从东部神学院毕业的新手，文静、和蔼而风趣，对采矿这行道还很陌生。“司科提”布里格斯委员拜见了他；牧师事后谈起这次造访，颇值得一听。司科提是个个头魁梧的粗人，在重要的公事场合——如给委员会办事时，他通常的衣着是戴一顶救火头盔，穿火红的法兰绒衬衫，腰间绑着根特制的皮带，上面别着个板手和左轮、外衣搭到膀子上，裤脚塞进靴筒里。他和那面色苍白的神学院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顺便提一下，公平而论，司科提热心肠，够朋友，只要有可能避开，从不参与任何争吵。的确，一般说来，无论司科提参与的哪一次斗殴，调查结果起因都不关他的事，而是由于天生的好心肠，他才主动投身进去，助了吃亏一方一臂之力。他和巴克·范肖是多年的知心朋友，经常一起吃冒险的“家常便饭”。有一回，他们看见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在打架，便脱掉外衣扑进去，加入了弱的一方，好不容易才取得了胜利，转过身来一看，发现他们帮助的那些人早就溜了，不仅如此，还偷走了他们的外衣！还是回过头来说司科提访问牧师这件事吧。他执行的是件悲哀的差使，这时他那张脸就是一幅悲哀的写照。他在那位传教士面前坐下来，把他的消防头盔放在牧师鼻子下那份未写完的布道手稿上，从帽子里面抽出一张红丝手帕擦着额头，凄楚地叹了口气，这就表明了他的来意。他硬咽着，甚至还掉了眼泪；但他仍然努力控制住声音，伤心地问道：
“你就是隔壁开福音铺子的那个家伙吗？”
“我是什么来着？对不起，我相信我没听懂。”
司科提叹了口气，硬咽了一下，接着说道：
“你看，俺们碰到了点麻烦，伙计们捉摸可能你会拉俺们一把，如果俺们找你的话——就是说，要是俺搞对了，你就是隔壁那个神学店里的老板吧。”
“我是羊群的牧人、羊栏就在隔壁。”
“哪样？”
“我是一小群信徒的心灵的顾问，他们的圣堂就挨着这些建筑。”
司科提抓着头皮，思考了一会儿，又说：
“你简直在吓唬我了，伙计。我捉摸，我吊不起主牌，放弃坐庄。”
“怎么？请原谅，你说的什么呀？”
“呀，你简直占了俺的上手。要不咱们俩都占了些上手。你不糊弄俺，俺也不糊弄你。你看，有个伙计交了饭票，俺们想要好好地打发他。俺这次来就是要弄个家伙给俺们动一动下巴，美美地送他出去。”
“我的朋友，我似乎越弄越糊涂了。你的意思我一点也不理解。你是不是能够说得简单点？开始我认为我听懂了，结果我是在打瞎摸。你说得有条理些，不堆砌那么多碍手碍脚的哑迷和比方，事情不是要好办些吗？”
又是一阵沉默，再次进行考虑。接着，司科提说：
“俺只得放弃叫牌，我判断。”
“怎么？”
“你的赌注超过了我，伙计。”
“我还是没明白你的意思。”
“哎呀，你最后那点暗示就足够了——就是那个意思。俺既不能出王，又出不起同花。”
那教士困惑不解地倒进椅子里。司科提头枕在手上，沉思起来。不一会儿，他的脸突然亮了，虽然悲伤却很自信。
“俺现在想起来了，这一下子你就好办了，”他说。“俺们要个讲福音在行的。懂吗？”
“一个什么？”
“讲福音的行家，牧师。”
“哦！你为什么不早说？我就是个传教士——一个牧师。”
“这就对了！你看俺象个瞎子一样摸来摸去，就在这儿搁下吧！”——他伸出只粗壮的爪子抓住牧师的小手摇了一摇。表示那兄弟般的同情和热情的感激。
“这就对了，伙计。咱们从头来吧，你别介意我抽一下鼻子——因为俺们给麻烦压倒了。你看，有个伙计垮杆儿了。”
“垮什么了？”
“垮台了——认输了。你明白。”
“认输了？”
“是的——翘辫子了——”
“哦——他到那个人们有去无回的神秘的国度去了。”
“回来！俺捉摸他回不来了。伙计，你说的啥。他死了！”
“对，我明白。”
“哦，明白了？俺还以为你越来越昏了呢。是啊，你看他又死了
“又死？什么，他以前还死过吗？”
“以前死过？没有！难道你捉摸人有猫那么多条命吗？但你可以断定这回他是死硬了，可怜的老伙计，俺但愿见不到这一天。俺找不到比巴克·范肖更好的朋友了。俺知道他的根根底底；俺认识了他这个人并且喜欢上他这个人，俺和他难分难舍——你听俺说。随便把他带到哪里，伙计，这矿山上也找不到比他更棒的人了。从来没听说过巴克·范肖不够朋友。现在完了，你知道，全完了。没有用了。他们已经抢走了他。”
“抢走了他？”
“是啊——死亡抢走了他。啊、啊、啊，俺们只得松手放他走了。当真的。这世道真艰难，不管怎么说，不是吗？不过，伙计，他是条好汉！你要是看到过有一次他发作时的样子才好呢，他是个棒小伙子，眼睛象玻璃一样！啐一口唾沫在他脸上，再让他准备一下吧，给他机会，让他去卖力气吧，瞧他垮掉衣服一头扎进去，那才真妙呢。他是会出气的最坏的贼儿子。伙计，他在那个上面！在那个上面他比印第安人都棒！”
“在那个上面？在什么上面？”
“在打枪上。在肩膀上。在打架上，你明白。屁也不在乎。请原谅，朋友，离你这么近骂了句怪话——不过，你看，来搞这么个事，我紧张得要命，什么事情都要说得那么文绉绉的，浑身不自在。不过，咱们还是把他丢开吧。那倒没有个啥，俺捉摸没有。好了，如果俺们能请你帮忙把他栽入土……”
“为死者作祷告吗？参加殡葬吗？”
“殡丧（葬），很好。不错，就是这么回事——这就是俺们那个小小的打算。俺们要不惜一切来办这件事，你知道。他从来就很讲究，所以你可以断定他的出殡就不能窝窝囊囊——棺材上要嵌银块，柩车上插六片羽毛，车厢上坐个黑人，穿胆汁色衬衫，戴高筒礼帽——你觉得这怎么样？俺们还要顾到你呢，伙计。俺们会好好安顿你的。给你一辆马车，你要什么，就划（开）张单子来，俺们会准毕（备）的。俺们给你弄了一套顶呱呱的房子住在一号的宅院里，你别害怕。如果你不卖哑巴的话，就大大方方地走进去吹你的喇叭吧。好好地打发巴克，越棒越好，伙计，不管哪个认识他的人都会告诉你他是矿区最棒的人。怎么夸奖他也不算过份。他从来看不惯那些不顺眼的事。为了使全城平平安安，他比谁都干得卖力气。俺就亲眼看见他十一分钟揍倒了四个墨西哥佬。如果要收拾一件事，他不会倒霉找人去干，他会一头扎进去，自己干。他不是个天主教徒，几乎不是。他瞧不起他们。他爱说‘爱尔兰佬不中用！’尽管这样，当有人的权力被—一或者说当有些流氓霸占天主教坟地时，他就去找他们算账！他把他们打发了！俺就在场，俺亲眼看见的。”
“那的确不错——至少动机是好的——不管那行为严格说来是否说得过去。他的宗教信仰都死了吗？这意思是，他是不是觉得依赖或者忠于一个更高的权威？”
一阵思索。
“我捉摸你把俺弄糊涂了，伙计。能不能再说一遍、说慢点？”
“嗯，简单地说吧，他是否，或者说他是否曾经和任何非世俗的机构有过联系，并且以自我牺牲精神献身于道德利益？”
“只剩九点了——把它们放到那条巷子去吧，伙计。”
“你说的什么呀？”
“哎呀，你把俺整惨了，你知道。每次你提着腔调，我都抓了瞎。每一次你一拖腔拖调，你满意了，我倒是屁也不懂。咱们重新开个头。”
“怎么？重新开头？”
“正是”
“好极了。他是个好人，并且——”
“这个—一我懂；别插嘴，让我扳着手指头数一数。一个好人，你说是吗？伙计，这名声最恰当了。他是个最好的人—一队计，你可以信得过他。他能打得过美国任何一个和他一般高大的蠢家伙。上一回选举，骚动还没有发生，就给他镇住了；大伙儿都说只有他才镇得住。他一手提板手，一手提喇叭，轻轻松松地溜进来，不到三分钟，就把十四个人干干净净地打发了。还没有哪个来得及动动拳头，他就把那场骚动了结了。他总是赞成和平，他宁愿要和平—一他不能容忍动荡。伙计，他的死是本城的一大损失。要是你就这么说，公公平平地对待他，伙计们会欢天喜地的。有一次，爱尔兰人用石头砸美以美主日学校窗子那一回。巴克·范肖自告奋勇关了酒店，提两杆六发猎枪，把守着主日学校。他说，‘爱尔兰佬不中用。’他们果然不中用，他是矿区最棒的人，伙汁！方圆十八县，他比谁都跑得快，跳得高，打得重。灌得进更多燥辣味的威士忌，还不会吐。把这也说出去，伙计—一这比什么都更使小伙于们高兴。你可以说，伙计，他从来不摇他妈。”
“从不摇他妈？”
“正是——随便哪个小伙子都会给你这么说。”
“嗯，不过为什久他应该摇他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