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一个惊人的事实：一般人一辈子可能只使用了大脑的10%-15%，另外85%以上的脑神经元，始终在沉睡的状态中。我们还提到日本的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稻田太作，他是一个对人类智能寄托崇高乐观精神的人。他相信，那些总是说“自己不行”的人，是“自己让自己变得不行”。这些事实对于那些总是觉得自己不够聪明的人来说，一定是个福音。人的智力的差别不在于天赋的高下多寡，而在于你能在多大程度上唤醒你的天赋。
在一番精心的研究之后，稻田太作提出“头脑指数”的概念。这同“智商”的概念类似，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生疏。事实上，关于智商的话题，是所有老师和家长津津乐道的。但是教育工作者们忽视了一个问题：大多数人本来拥有的智商和实际表现出来的智商并不一致。
如果可以用一个概念来说明这种情形，那就是“实用智商指数”。在天赋智能相同的情况下，“实用智能指数”越高的人，越聪明。这个规律导致了我们的第一个公式：
实用智能指数=天赋智商×大脑使用效率
一个人对于实际问题的适应能力和解决能力，通常取决于实用智商，而不是天赋智商。比如一个人虽然具有200的智商，但是只使用了其中50%，所以他的智能指数只能是“100”。另外一个人的智商只有150，却利用了其中80%，那么他的智能指数就达到了“120”，反而比那个天生聪明的人还要聪明。这就是稻田太作所谓“头脑指数”的巨大价值。
然而是什么东西在影响人的“大脑使用效率”？是态度。
“大脑使用效率”不仅建立在智力的基础上，而且还建立在态度的基础上。事实上，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的态度比你的天赋更重要，也比老师的强迫、父母的劝导、学校的牌子、分数、名次和其他一切更重要。你只要用心体会，就会发现，态度是你学习过程中最无价的财富、最伟大的力量。它能引导你走向“E学生”的阶梯。
在“天赋智能”相等的情况下，提高“实用智能”的关键在于改变你的学习态度。这个规律导致了我们的第二个公式：大脑使用效率=智力×态度
事实上，大多数人的智力问题都是因为心理问题引起的。这些人虽然有一个聪明的大脑，但就是不知道如何使用它。
一旦拥有较高的“大脑使用效率”，你会惊喜地发现你比过去更聪明了，你的老师开始夸奖你的表现，你的父母开始相信你的能力，而且你还有更多的时间让大脑放松，去做自己喜欢的游戏，或者像张宏江说的，去“悟”。同学们也会惊讶地问：“你是怎么回事？也没见你怎么用功，怎么就超过我们啦？”
你可以这样回答：“因为我比你们多使用了1%的脑细胞。”
现在我们就来探讨提高“大脑使用效率”的几个最重要的因素。包括：
大脑集中指数。
大脑开放指数。
大脑主动指数。
大脑集中指数：提高大脑使用率的最直接的因素
我在学习中之所以比别人用的时间要少，只因为我相信，与其心不在焉地学十小时，不如集中精神学一小时。
——张亚勤
聚精会神，也可说是全神贯注，显然可以作为提高大脑使用效率的最直接的因素。它不仅仅是一种学习的习惯，也是一种学习的态度，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能力。你要让自己更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大脑，那就最大程度地把你的精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
我们可以用“大脑集中指数”，来衡量一个人的聚精会神的能力有多大。它由两个因素构成：
其一，集中精力的长度；
其二，集中精力的深度。
通常情形下，你集中精力的时间越长、程度越深，你的大脑集中指数也就越高，所以：
大脑集中指数=集中精力的长度×集中精力的深度
大多数孩子都会遇到下面这些情况：上课时不知不觉走神了，猛然醒悟过来，赶快听老师讲了什么，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又走神了。于是，课堂上的记忆成了一部断断续续不连贯的动画片。到了晚上，在爸爸妈妈的督促声中坐在桌前，摆开做作业的样子，却突然想起白天发生的一件事情，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意识到走神了，强迫自己回到作业本上来，可不一会儿，脑子又跳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他们的心里总在担心某一件事情：考试成绩好不好？妈妈会不会批评？想要买一件东西能不能得到？学习的时候老是想到时间，抬眼去看表，发现坐在桌前还不到一个小时，于是就觉得时间过得真慢，不免伸个懒腰，哈欠连天。而父母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只要看到孩子的面前堆着作业本，他们就心满意足。
其实，集中精力的深度和集中精力的长度，才是关键，这就是通常人们常说的，“别让你的脑子走神”。但是培养这种能力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它是让你开掘智慧的真正推动力，而且让你的智慧看上去超越常人。
我们研究“E学生”的成长经历，总有一种强烈感觉，他们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能够更多地使用他们的聪明。在他们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一个人集中精力的深度和长度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状态。
“如果你每天有6个小时不被打扰，连续做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沈向洋说，“那你一定可以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来。”他显然是在谈论自己的集中精力的体会。事实上，当沈向洋全神贯注于一件事情上的时候，常常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这是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时养成的习惯：“那是我迄今为止最艰苦的一段时间，但是也很激动人心。每天从晚上9点到早上3点是黄金时间，我都在学习。我现在都很羡慕那段时间。”
但是要论“大脑集中指数”的最高纪录，看来还是许峰雄和李开复在卡耐基梅隆大学创下的。许峰雄连续12年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轰动全世界的“深蓝”。李开复每天学习工作16个小时，一直持续了4年，这是“集中精力的长度”；连续下了4万盘“奥赛罗”，比较了240万种不同的走法，这是“集中精力的深度”。
我们已经叙述过，张亚勤在小学和中学期间是怎么“跳来跳去”、用6年时间读完12年的课程，由此被周围的人看作“神童”。可是如果你让他本人来解释其中奥妙，你得到的答案是另外一个。
“我是有一点小聪明。可是我觉得仅仅从天赋来说，我不可能比别人强那么多。”他说，“我在学习过程中，之所以比别人用的时间要少，可能是因为我学习的效率相当高。”
要说他在童年时代养成了什么过人的能力，那就是他的善于聚精会神：
我想我一般都是在脑子比较清楚的时候，就把该做的全都做完。我的大脑经常处于发散状态。有时候太长时间的学习效果不好。我不会这么傻，学不进去的时候还坐在那里学。我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内，集中精力思考，把问题全弄明白，就可以了。实际你用在学习上的时间越长，也就越累，一累精力就分散。脑子已经走神了，人还坐在那里，当然就没有效率。有时候虽然还没有走神，可是已经钻不进去了，只是在问题的表面或者外围绕来绕去，这也不行。因为你集中精力的长度和深度都不够，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心不在焉了。
亚勤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同学，都说他不是那种刻苦用功的学生。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还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老是不上课。“有时候是我忘了，有时候是早上爱睡懒觉。”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他在生活方面很放纵，随心所欲，像所有男孩子一样贪玩淘气。他和他们的不同之处不在这里，而在于他有一种把精力迅速集中起来的能力，而且非常专注。
“我一旦坐下来做事，就很认真。”他说，这从他现在的工作状况也可以看出。比如他打算写一篇20页的英文文章。旁人会看到他一会看电视，一会上网，似乎什么也没干，实际上他的脑子里一直在想这文章怎么写，想得连眼睛看什么都不知道了。想好以后，他就坐在桌前，精力很集中，用一个晚上，从头到尾，一气呵成。
“与其心不在焉地学十小时，不如集中精神学一小时。”他总结道，“无论学习还是做事，大脑一定要连贯，就好像激光，放射出来之前一直是在集中，集中好了以后一下把它放出去，这个杀伤力是最强的。”
大脑开放指数：怎样激发自己的想象力(1)
王坚的核心技术将改变世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这么了不起。
——张亚勤
王坚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的简历中，有一连串辉煌的头衔：“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浙江大学工业心理学国家专业实验室主任”、“中国人类工效学会理事”，还提到，“他曾经主持完成了数十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八六三计划、国家各部委以及与摩托罗拉和英特尔合作的项目。”在来到微软之后的5年中，他的头衔少多了，只不过是个主任研究员，还是一个研究小组的主持者，但他成为十几项国际专利的发明者。他还是“数字笔”的创始人和一张照片的拥有者。前者看上去和普通的圆珠笔没有什么不同，但却被张亚勤称作“划时代的发明”；后者拍摄到他和比尔·盖茨在一起讨论“数字笔”的情景。画面上，比尔把他的眼镜摘下来，用牙齿咬着眼睛架，神情专注，仔细打量面前这个神奇的小东西，看上去完全被迷住了。
这支“笔”在开始的时候相当笨拙，还很粗糙。“我都不好意思拿给比尔看”，他笑着说。但他还是拿去给比尔·盖茨看了。比尔大感兴趣，要他继续干，还说无论他需要多少钱都没有问题。两年以后，“数字笔”焕然一新，再次摆到微软公司高级主管的会议上，那位“世界上最聪明和最富有的人”一眼看出其中奥妙，当即跳将起来，兴奋得把脚上的鞋都脱了，一跃而起，跳到椅子上。
“个人计算机历史的第一个25年，是从比尔·盖茨开始的；第二个25年，有可能要从王坚开始了。”王坚的同事这样说。
大多数人都把这话当作一句玩笑，但至少比尔·盖茨是认真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张亚勤也是认真的。他在谈到“王坚的核心技术将改变世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这么了不起”时，一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还有王坚的8岁的女儿也是认真的，她在那张照片的下面一笔一划地写了几个字：“比尔叔叔和爸爸。”看来美国《商业周刊》也注意到一些重要的事实，所以它的有关王坚的一篇采访笔记说，王坚“虽然不懂英文，却是比尔·盖茨的技术顾问。”这话前半句错了，后半句不是夸张。
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的最初两年里，发表了90多篇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论文，获得了70多项国际专利，还把至少12项新技术转移到公司的产品中。在那以后的三年里，他们把研究人员增加了一倍多，又发表了大约800篇论文，获得130多项国际专利，还把几十项新技术转移到公司的产品中。这一切超出研究院的创建者李开复和里克·雷斯特的想象，超过了比尔·盖茨的想象，也超过了全世界所有同行的想象。在这数百项成功当中，王坚的“数字笔”也许是最令人激动的发明之一。
当你拥有一支“数字笔”的时候，计算机就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它只是一支笔和一张纸。这支笔是黑色的，看上去很像你现在手上的普通圆珠笔，而这张纸是真正的普通书写纸，它可以是单张的，也可以是一叠。你用这支笔在纸上随意书写，就像计算机时代之前你的工作习惯一样，可是你写下的任何东西，都将直接进入一台远距离的电脑终端，变成电脑可以处理的信息。显然，你仍在使用电脑，但你的面前已经没有主机和显示器，没有键盘和鼠标，也没有“视窗”软件操作系统。
王坚把他的“数字笔”视为珍宝，但是他也说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在从事改变历史的工作，他只是说：“我喜欢想天上的事情。”
王坚生长在杭州西子湖畔，却有北方人的脸盘和身材，总是顶着一头乱发，衣服皱皱巴巴，脖子前伸，走路一颠一颠的，你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一点奇异的光彩。少年时代的老师如若知道他今天的成就，准会跌破眼镜。
事实上，王坚从小学到中学都很难说是老师心目中的那种好学生。他的功课平平，从没得过什么名次，从不参加什么竞赛，甚至没有进过什么好学校，没有读“重点高中”，也没有读“名牌大学”，直到博士毕业之后，他的母校杭州大学被并入浙江大学，让他终于和“名校”沾了边。不过，他一直不认为自己和这所大学的荣耀有什么关联。
“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人家我是哪个学校的。”他笑着说。这话听上去是谦虚，其实了解他的经历的人都明白，那正是他的独到之处。
他15岁那年第一次表现出来的独到之处，就是“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不去读“重点高中”。
进入“重点高中”是我们国家大多数初中学生的梦想，不知道为什么，王坚就是没有这个冲动。他的成绩本来属于中等，在重点高中的第一轮考试中落选，但他通过了第二轮扩大招生的考试，并被一所“重点高中”录取。
那是非常难忘的一天，全家人都陷入一场情感上的大跌宕。儿子能够进入“重点高中”，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进大学。对妈妈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儿子忽然说，他不想去读那所“重点高中”。妈妈先是惊讶，接着失望，后来渐渐平静下来，决定尊重儿子的选择。
“你可要想好了，”妈妈把最坏的前景告诉儿子，“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那就要下乡了。”
王坚选择留在自己原来的学校里读高中。这学校就在他家门口，是杭州城里一所很普通的学校。但他喜欢它：“它有很长的历史，校风也好，只不过升学率不高，感觉上不如‘重点学校’那么风光。”
大脑开放指数：怎样激发自己的想象力(2)
直到很多年以后，王坚还能记得那一天家里发生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主，又是那么大的一个决定。家里人都有些不高兴。我妈心里可能不同意，但是我特别感谢她尊重了我的选择。”可是日后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还有点后怕：“现在很难想象，我会做出那样的决定，其实我的压力也挺大的，如果后来考不上大学，那可真的惨了。”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这件事，很难说王坚的决定有什么特别动机，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无论孩子还是父母，都还没有意识到“重点学校”的意义，但更有可能是这孩子的性格中那种不愿“随大溜”的意志发生了作用。
我这人好像和别的人不太一样。读书的时候我很轻松，我不在意成绩、名次之类的东西，不在乎是不是名牌学校，也不在乎别人对我的成绩、名次或者学校怎么看。我在小学的学习成绩其实挺差的，每次考试之后妈妈不骂我就算不错了，还记得有一次分数太差了，只好去找老师作检讨。我曾经当过班长，但那也不是因为成绩好。初中毕业那年，大家都在争夺“重点高中”，我第一次感觉到分数的压力，后来想一想，其实也是可上可不上。
上了高中以后，王坚迷上办报。那是一张油印小报，他自任主编，实际上把记者编辑美术设计甚至印刷工人的事情全都做了。自采自编，自己刻钢板，自己印报纸，他为此花了很多时间，但却乐在其中。他在这样一种心情中度过了三年。高考之前的几个月里，老师天天给学生分析形势，掐着手指计算出，全班50个同学中能考上大学的人也就七八个。王坚一看成绩单，明白自己不在老师的名单里，因为他只能排到20名之后。那一刻他忽然明白，“当初不上重点高中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
别人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心急如焚，要么破罐破摔，只有王坚依然我行我素。高考在即，同学们都在日夜苦读迎接挑战，他却依然和他的小报难解难分。老师对他说：“再不把报纸停下来，你就完了。”他想想也是，决定让他的报纸有个光明的结尾。于是坐下来，用全部感情来写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他的语文老师后来说，这是他整个中学期间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
文章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天，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爬杭州城外的一座山，这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偏远荒凉。众少年攀登到半山腰上，天黑了，周围升起恐惧的气氛，而且越来越浓，谁也不敢预料前边有什么。有人开始怀疑自己的行进路线，犹豫着不敢继续前进。但是王坚相信道路没有错误，目标就在前边，那是山顶上的一座庙宇。于是大家彼此鼓励，满怀信心继续前进，终于找到那座庙。大家一阵欢呼，既兴奋又疲倦，纷纷倒在满地竹叶上，和衣而睡。就在这时，茫茫夜色中出现一个和尚。和尚递过一盏油灯，灯光如豆，在黑暗里燃起一片光明。
这是王坚给他的中学同学讲的最后一个故事。讲完了，他才想起，现在他的目标不是山上的庙宇，而是大学。尽管老师的排名表上没有他，但他觉得那盏油灯依然在前面引导着他。
高考的结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也超过了他自己的估计。这个一向排在20位之后的学生，居然考了全班第三，真是前所未有。不过，这成绩仍然不够好，比他希望去的浙江大学分数线还少30分。结果杭州大学心理学系录取了他。这不是重点大学，但他仍然很高兴，觉得自己运气好，因为班里很多同学平时的学习成绩总是比他好，却都没有考上大学。
他在杭州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然后继续读硕士和博士。他有很多次机会换到更好的学校去，1984年考研究生时是一次，但他仍然选择杭州大学；1986年考博士生时，又是一次，他还是选择杭州大学；1989年出国进修，是第三次，他又回到杭州大学，做了一个教师。过了很多年，他的学校与浙江大学合并，成为浙江大学的一部分，他终于有了一个名牌大学的头衔，还成了心理学系的主任和教授，这是多少人渴望的“牌子”啊，居然像天上掉馅饼似的，掉到他的手里。但是，就像我们在《追随智慧》里面曾经叙述过的，他不喜欢学校扩张之后那种大而化之、不做实事的风气，他放弃了他的名牌大学的光环，辞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职务，跑到北京，在微软研究院里做了一个普通的研究员。
王坚的很多行为让旁人无法理解，连老师也感到奇怪。比如大多数学生的分数都会跟着考试的难度起伏，他却是个例外。有一次考试，题很难，全班50个同学只有三人及格，他是70多分。不久之后又一次考试，题很容易，大部分同学都是90多分，他还是70多分。老师望着这学生有些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自己也无法解释，只是说：
有些人考了很高的分数，却有可能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相信我学过的东西，一定是学会了，我不会把我没学到的东西放在肚子里，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根本不需要在考试中证明我自己的能力。不需要通过排名来证明自己比别人强。
大学毕业了，他想报考研究生。他是文科学生，按照考试规则，必须选考一门理科课程。别的考生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选择自己擅长的内容，而他竟选择了自己最差的高等数学。
大脑开放指数：怎样激发自己的想象力(3)
他填好报名表，回家一看数学参考题，居然全都不会。这个一向不为考试发愁的学生，现在也不免着急。距离考试还剩三个月，他一算时间，决定采取超常规手段。他向学校团总支书记借了一间宿舍，把门一锁，每天不干别的，只做数学题。
那时候他正在争取入党，党组织的领导来批评他，说“一个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怎么能天天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呢？”但是他顾不了这些，依然沉浸在数学世界中，拒绝任何人来打扰他。
“我只是觉得应该去学学数学，不然以后没有机会学了，可能还想挑战一次自我。”他后来这样形容自己的那一次经历。“没想到我差点就把自己给毁了。”
结果他没有毁掉他的研究生，事实上他的考试成绩相当不错，可能是那届考生中最好的。不过，为了这次孤注一掷的行动，他的入党真的被推迟了。
看来，这个学生不仅“完全不跟考试的指挥棒走”，还“完全不跟大多数人的标准走”。这样的学生极为少见，还很容易被人低估。只有一个老师发现事有蹊跷，渐渐对这个学生刮目相看。
“王坚这个人，”那老师有一次这样说，“如果将来有所成就，那就在于他的独立性和想象力。”
直到今天，每当突发奇想的时候，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王坚还能回想起他学生时代的那种种情节，不禁感慨万千：“一个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他受教育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我相信想象力每个人都是有的，会不会随着环境而改变，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本质上还是，你敢不敢让你的大脑走到那里去？”
这故事写到这里，我们已有可能列出“大脑开放指数”的公式如下：
大脑开放指数=想象力×独立性
大脑主动指数：主动和被动大不一样
大多数人很难摆脱成绩啊、考试啊、名次啊，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做自己要做的事，而不是别人要你做的事，那么考试就不重要了，名次就不重要了，名牌大学就不重要了。
——胡耀华
胡耀华是在一种沮丧的心情中走进大学的。他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可惜没有成功，结果落在“第二志愿”。那一刻，他觉得是一只凤凰掉在了鸡窝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微软会对他发生强烈的兴趣。
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耀华几乎都是在希格玛大厦里度过的。那是2001年，他作为实习学生来到这里，题目是编制一套程序，然后在电脑屏幕上合成出各种形态的水。要么是浩瀚大海，要么是涓涓细流，要么是风吹皱一池碧波，看上去比摄影机拍摄下来的真实的水还有生命力。这一技术很快被用到微软公司的产品中，行销全世界。如今，每天有亿万人在使用他的发明，而他本人也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个助理研究员。
微软亚洲研究院有着强烈的“名牌大学”情结，他们自己大都出自名牌大学，所以特别注重学历，特别青睐博士。胡耀华在这座大楼里面是个例外，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出自名牌大学，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电子系的本科生。这学校虽然也是重点大学，但是那些稍微优秀一点的高三学生，都像微软员工一样崇尚“名牌大学”，他们心中的目标是清华和北大，而北京工业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们中间失败者的去处。不幸的是，胡耀华正是这样一个“失败者”。他在小学和中学期间，主要课程的成绩都不是很好，在班里只能算中等，参加过很多数理化的比赛，却从来也没有得过奖。高考的时候又再一次失手，望着他心中的“北大”叹息不已。
1997年秋天，耀华进了北京工业大学。这所学校愿意接受那些从清华北大的志愿上掉下来的考生，是一个相当有远见的行动。但是这些学生跨进校门来的时候，几乎都有一种耻辱感。他们中间有些人就是因为无法忍受这种感觉，不来了，宁愿在家里复读一年重新考试，或者千方百计寻找出国读书的门路。耀华的与众不同，不在于他不会失败，而在于他面对失败的想法不同。
但是他仍有至少一年的彷徨。他选择了电子工程系，这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个专业。事实上他喜欢的是计算机。他在读初一的时候就喜欢计算机了，那时候90年代已经开始，计算机虽然还不普及，但已经不是稀罕东西。他在学校里面参加计算机小组，去机房编制自己的程序，然后参加比赛。后来他有了自己的电脑，就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电脑上。这让他在课堂上的考试成绩总是不大好，但他并不在意。“我那时候认定我对电脑有兴趣，但是还没有认准以后就干这行。”
报考大学时选择专业，对于这个孩子仍是一件难事。就像大多数高三毕业的学生一样，他完全不了解大学里五花八门的专业都是干什么的，只是自己玩计算机已经6年，实在想不出大学计算机课程还能给他什么新东西，于是他给自己选择电子系。“人家告诉我，在计算机、自动化和电子这三个领域中，电子是一个更基础、覆盖范围更广泛的专业。我想这也不错，就挑了它。”
但是学习刚刚开始他就发现情况不对。他总是提不起精神，上课时脑子总是往别的地方跑，下课时心情一下子好起来。成绩总是不高不低，中不溜，看到同学比自己强，他也不着急。一年级还没结束，他已无法摆脱那种消极情绪。他去找老师，要求转到计算机系，老师不同意，他也就不再坚持。他相信有很多办法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过去的6年里，计算机一直是他的兴趣所在，从现在开始，他要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无论学习什么，主动和被动大不一样。自从进入大学以来，耀华第一次有了喜欢学校的感觉。他开始系统学习计算机课程，完全不管学校设置的课程是什么，只完成自己的计划：一年级学习基础，二年级学习网络，到了三年级，他就开始学习图形学。
这个领域里的一切东西都让他欣喜若狂。他如饥似渴，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料，可惜大多数学校很少涉及图形学，只有浙江大学还能入门，而在他自己的学校里，只是作为选修课。他没有选，他不相信课堂上能给他多少有意义的东西，他选择的方式是自学。
他的自学能力很强，上中学的时候，他总是在开学之前把课程先学一遍，等到人家开始学了，他就去玩电脑。所以尽管他的学习成绩常常不如别人，但是他学会了学习。现在，他故伎重演。他的“教室”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他的“老师”是全世界图形学领域里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整天泡在学校图书馆里，先是一本一本地看，速度很慢，但是他很投入，速度也越来越快，后来是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看。图书馆里几百本计算机领域的书都被他看完了。
没有谁给他留作业，也没有谁给他出考题。他用了极大心血去学习的东西，通常都不在学校的考试和学分范围之内，他并不在乎这些。而学校设置的课程，他只在一些最重要的基础课上花时间，比如高等数学，其余大多数课程，他只在考试之前突击一下，拿到学分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拿不到学分，他也不在意。“我关心的是我到底学到了什么，考试多少分我从来都不关心。”
有时候你想起学校的情景，一定会很奇怪。大家生活在同一个教育环境里，似乎没有人能改变教育的环境，但是你只要改变对教育的看法，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到了大学的最后一年，耀华已经进入这样一种境界。尽管他在教学大纲规定的课程中成绩平平，但他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域中的知识和能力，不仅非一般本科生可以相比，即使那些硕士和博士生也很难超过。
正是这个事实让微软对他发生了兴趣。
“走进微软的时候，我很自信。”这个连本科还没有毕业的学生这样说，“我不认为那些硕士或者博士比我强。”
对他来说，在微软的实习是一个新阶段。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在大学三年苦心学习的图形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研究中。那些天一想到他的“数字水”，耀华就特别兴奋，深夜睡不着，白天不吃饭，脑子里面不断冒出新想法，一有想法就忙不迭地跑到计算机前去试验。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构成“大脑主动指数”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热爱和激情。其公式如下：
大脑主动指数=热爱×激情
有一天，有个记者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他有些腼腆又有些得意地说：“如果把我的学习时间算一算，那么我在计算机上花的时间，要比其他所有科目的总和还要多。”
“但是你总要完成学校的课程，通过考试呀？”
“相比之下，我更关心自己的实力，至于考试什么的，我不是特别在乎。”
“聪明的学生不一定都有自觉的意识，但是很自觉的学生一定是聪明的。你认为你很聪明吗？”
“不。我就怕人家说我聪明，至少那些考上北大的学生比我聪明。如果你今天要我谈论什么天才，我可一句也说不出。我觉得一个人是不是天才不重要，能力强不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主动，是进取，是把潜力发挥出来，才能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
“事实上这也需要勇气。大多数人很难摆脱成绩啊、考试啊、名次啊这些东西，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做自己要做的事，而不是别人要你做的事，那么考试就不重要了，名次就不重要了，名牌大学就不重要了。你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主动精神。”
“你很幸运，没有名牌大学，没有很高的学历，却找到了好工作。”
“是啊，像我这样的人很少。这样做的风险的确很大。当初我也没有怎么细想，要是细想想，有多少人敢这样冒险呢？”
胡耀华长叹一声，结束了自己的故事。
为什么学习越好的孩子主动性越差
西方有一种说法：A等生是被人管的；B等生是管人的。
——朱文力
“西方有一种说法：A等生是被人管的；B等生是管人的。”朱文力说。
同样的意思，在中国有另外一种表述。爸爸对儿子说：“你们班上学习最好的那个同学，将来是你儿子的家庭教师；学习最差的那个同学，将来是你儿子的老板。”
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会说，这是那些学习差的人在自我安慰。可是朱文力讲这话的时候，那副表情与其说是在“自我安慰”，不如说是在“自我反省”。微软的另一个研究员，张黔，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开心得大笑：“真有这个可能。我们家就是证明啊。我二哥的学习成绩比我差远了，可他现在自己开了好几家公司，做得很好。我妈妈都愿意到他那里去住啊。”
朱文力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女性。尽管你在微软公司很难找到性别歧视的证据，但它在全世界的几百个研究员中，女性的确很少。所以你可以相信，文力一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事实上，她不仅不是“差学生”，而且还是她自己所说的那种“A等生”，是我们国家教育制度下一个优秀学生的经典之作：严格而且细腻的家庭教育、父母心中的好孩子、老师心中的好学生、门门功课都是5分、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然后是清华大学。
她的外表有点像她的名字，端庄、文静，轻轻地覆盖在一种力量之上。她很年轻，但她在希格玛大厦拥有一个单间办公室，表明她在研究院里已经有些资历。她在美国完成了博士学业，又在美国的公司里做过几年研究员。为了帮助别人理解她的一些想法，她总要提到自己在国外的经历，还不由自主地拿中国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做比较。她相信“每个孩子心中都有自己的愿望，都想去实现它。”可是她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孩子总是很害羞，不能主动地去表达自己，主动地解决问题，主动地去开辟新的道路？”
她的想法在很多经历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生中引起共鸣。大家把自己的经历纷纷凑在一起，居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中国，学习成绩越好的孩子可能主动性越差；学习成绩一般的孩子可能主动性还要好一些。”然后她就解释她的理由：
没有人逼你去做，是你自己要去做。这就是主动性。这里面也许有一个性格的问题，还有周围环境影响的问题。你的性格里是叛逆的成分多一些？还是顺从的成分多一些？叛逆的成分比较多的话，就可能对学校的教育不以为然，也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当然也不会把全部精力放到课本上，可能会去追求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大学里面经常逃课的学生，都是脑子比较活的人。比如比尔·盖茨，干脆退学了。所谓“好学生”，其实就是把父母和老师让你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其他的事情都不去想，主动性自然就差一些，也就是我们说的“五分+绵羊”，比如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孩子。
文力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个企业的计划人员，都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家教极严，对这个女儿尤其严格。文力小时候是那种聪明乖巧的女孩儿，人人喜欢。像所有小女孩儿一样，她爱跳舞，爱洋娃娃，爱看童话故事。但是父亲自己是学习自动化的，认定女儿也应当像他一样。女儿刚刚进入学龄，他就要求女儿在家里学习英语。
父亲对女儿的一切都很放纵，惟有学习必须一丝不苟，他要女儿按时收听收音机里面的英语课程，绝不能有任何懈怠。文力小学毕业进入中学的那一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所有敏感的父母都意识到孩子的命运将要发生转折。这个父亲当然不例外，他开始要求文力学习数学，还亲自讲解数学题。
文力既不喜欢外语也不喜欢数学。“除了做作业，还得学英语学数学，我特别烦，觉得这是多了好多事。”实际上她喜欢看小说，看外国的童话故事，看中国的《李自成》，喜欢写那种抒情散文式的作文。但她是个乖巧听话的孩子，不会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父亲让她做什么她就去做。
到了吃饭的时候就吃饭，到了做功课的时候就做功课，到了睡觉的时间就睡觉，到了起床的钟点就起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切都是按部就班，从不怠慢。爸爸让她学什么，她就学了；爸爸不让她学的东西，她就不学。因为外语学院附中不是重点中学，爸爸不让她去读，她就不去了。爸爸看中了一所重点中学，让她去考，她就考上了。
“我这一辈子，至少在我出国之前，一直都是在我爸的逼迫之下学习的。”她在长大以后这样说。
她成了班里的好学生，上课很认真，作业也都按时完成，考试总是第一名，大家都说她聪明。对她来说，学习并不费劲，但是她从来没有过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因为我从来没有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从来没有去探索。没有任何一个人给我这方面的引导。我只知道完成学校的课程，考个高分数，考个好学校，就这样一步一步过来了。”老师们都在教她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和各种各样的竞赛，就是没有一个老师问过她，“你的长处是什么？你的短处是什么？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你将来打算干什么？”也没有哪一个老师对她说，“你将来一定要从事一个自己喜欢的事业，你从现在就要开始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
“有些同学可能自己想过这些问题，有些同学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文力一边极力回忆当时的情形，一边说：
我呢？开始的时候还是想得挺多的，总是幻想自己将来会干什么，但是后来这些念头全都被考试和分数埋起来了，挖都挖不出来！我们的教育从来不鼓励学生的主动性，不鼓励你去认识你自己，不鼓励你去发觉你的长处，不鼓励你去培养你的兴趣，这些都没有。大家都
是“随大溜”，要上大学都上大学，要说计算机专业好，大家全都去报考计算机，没人问你是不是喜欢计算机。我毕业的那一年，是“生物热”，学校号召大家都去学这个，就是不问学生有没有兴趣。
到了高中二年级，学生要选择自己的方向：文科还是理工科？这是中国孩子在人生道路上面对的第一次选择。文力其实还是很喜欢文学。两个要好的朋友都是爱好文学的，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小说。她也很喜欢艺术，到美术馆去看各种各样的展览。“实际上要是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可能就奔这条路了，也许我现在就是个评论家之类的，去研究文学。”
但是她选择了理工科，一点也没犹豫，想都没想自己会读文科班。父亲并没有强迫她，但她知道父亲一直希望她走上理工科的道路。他不喜欢文，看到女儿在看小说，就会说，“都什么时候了，还看闲书？”社会的舆论也不看重这个，不仅不看重，还认为只有那些数理化成绩不够好的学生才去学文科。老师也对她说：“既然你的数理化那么好，当然应当选择理工科。”
“大家都觉得，谁进了文科谁就是弱者。如果一个学生数理化很好却去学文，就让人感觉吃了大亏。”文力说，“所以，说是让我选择，其实是没有什么选择的，自然而然就上了现在这条路。”
按照通行的标准来衡量，毫无疑问，她是一个好学生，但她不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的学生。她是在进了微软亚洲研究院以后，才开始考虑自己到底对什么最感兴趣。
“这时候我已经读完了学士、读完了硕士、读完了博士，已经30岁了。”她说。回过头想一想自己的整个学习经历，忽然有了一种“自我的觉悟”。
做一个主动的人
想想今天世界上最成功的那些人，有几个是唯唯诺诺、等人吩咐的人？
——李开复
李开复曾经说，当他面对中国学生那满怀渴望的眼光时，所能想到的第一个忠告就是，“做一个主动的人”。后来，他在写给中国大学生们的一封信中进一步写道：
三十年前，一个工程师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进入科技最领先的IBM。那时IBM对人才的定义是：一个有专业知识的、埋头苦干的人。今天，人们对人才的看法已逐步发生了变化。很多公司所渴求的人才是积极主动、充满热情、灵活自信的人。
想想今天世界上最成功的那些人，有几个是唯唯诺诺、等人吩咐的人？作为中国的新一代大学生，你应该不再只是被动地等待别人告诉你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主动去了解自己要做什么，并且规划它们，然后全力以赴地去完成。对待自己的学业和研究项目，你需要以一个母亲对孩子那样的责任心和爱心全力投入不断努力。果真如此，便没有什么目标是不能达到的。
他还讲过一个故事，说明一个人的主动性可以发生一些出人意料的影响力：
有一次我收到了一份很特殊的求职申请书。不同于已往大多数求职者，这位申请人的求职资料中包括了他的自我介绍、他对微软研究院的向往，以及他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合适的人选，此外还有他已经发表的论文、老师的推荐信和他希望来微软做的课题。尽管他毕业的学校不是中国最有名的学校，但他的自我推销奏效了。我从这些文件中看到了他的热情和认真。在我面试他时，他又递交了一份更充分的个人资料。最后，当我问他有没有问题要问我时，他反问我：“你对我还有没有任何的保留？”当时，我的确对他能否进入新的研究领域有疑虑，于是就进一步问了他一些这方面的问题。他举出了两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打消我的顾虑。最后，我们雇用了这名应聘者。他现在做得非常出色。
浪子回头(1)
在那之前我一直都很差，却从来没有在乎。我心里的变化发生在父母让我自己选择的时候，可以说是鬼使神差。
——吴枫
吴枫个头儿不高，圆脸，白净，戴一副白色塑料架的深度眼镜，身材有点胖，柔和而无棱角，说话平缓，没有锋芒，完全是一派书生模样。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年轻一代研究员中的佼佼者——“微软四少”中的第三人。他的研究成果在全世界的范围里拥有影响力。在这之前，他读了22年书，从小学到博士，都是在国内的学校里。当人们说到我们国家自己也能培养出来优秀人才的时候，常常会提到他。这样一个人居然说自己是“浪子回头”，不免让人惊讶万分。
这是真的。1984年，吴枫初中毕业考试的成绩单发下来的那一天，无论父母、老师，还是他自己，都不会想到他的未来之路会是今天这个样子。那成绩单上的数学是32分，英语是28分。
他出生在江汉平原，汉水河畔。那地方叫岳口，是个风景如画的小镇，距离最近的县城天门还有20多公里。
从小学到初中的那些年，恰逢中国改革的第一次浪潮卷起，年轻人都在怀疑老一辈灌输给他们的价值观念，任何新鲜东西一露头，就会在他们当中卷起一阵风，就像传染病一样，从大城市向外扩散。吴枫居住的这个小镇也不再是世外桃源了，街上流行喇叭裤，还流行邓丽君的细腻婉转的情歌。那年吴枫9岁，被这些东西迷住了，和几个朋友纠集在一起，每天放学之后游荡在街上，或者盘踞在河边，穿一条喇叭裤，拎一台收录机，嘴里唱着《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没人想到课本、书包、课堂、老师，也没人想到回家去完成当天的作业。
爸爸长期在外面工作，妈妈对这儿子无可奈何，不说不行，说轻了不理睬，说重了就跑出去不回来了。奶奶望着孙子总是叹气：“唉，这孩子原来有多好啊，每天拿一个长凳，再拿一个小凳，坐在门口写作业。现在……唉……现在，这是怎么啦？”
他就这样过了6年。初中毕业那年，爸爸回来了，看着儿子的考试成绩：一门不及格，又一门不及格，倒是没有揍他，只是问他打算怎么办。
“你自己选择吧。”爸爸对儿子说，“你要是不喜欢读书，就去接妈妈的班，到供销社去做个售货员，将来养家糊口，也挺好；你要是还想读书，就把初三再读一年，明年考高中。”
有些人总想与众不同，有些人只想做个平常人。在父亲看来，这都是好事，只要儿子愿意。
可是吴枫直到那时还从没想过这些事。他本来害怕父亲会揍他一顿，现在父亲非但没揍他，还让他自己选择，这叫他在内心里多了一种责任感，第一次让自己像个大人一样地思考问题。
“我要继续读书。”他对父亲说。
“想明白了？”父亲问。
“我突然想学习了。”他回答，“我觉得已经玩够了。我不想在这个小镇上玩一辈子。”
“好吧，”父亲说，“家里虽然钱不多，但只要你选择读书，怎么着也会供着你。”
他开始重新读初三，事实上是在重新学习整个初中的课程。他的心情迫切，等不到开学，暑假里面，他就去找表哥帮助自己补习英语。表哥是个英语老师，看他“浪子回头”，又惊又喜。当场让他读几个单词，他竟全都读不出。表哥倒不泄气，从头教他。暑假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学会了音标。
从开学那天起，小镇的街上看不到这孩子了。那些伙伴儿还来找他。他摇头：“我再也不玩了。”
第二个“初三”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经历。他在老师和同学眼里，只不过是一个留级学生，但是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他真的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玩的时间。周围的人看着这孩子的变化，惊讶不已，直到多年以后还难以置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突然之间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每天晚自习结束的时候已经9点40分，他回到家里，用20分钟吃点东西，10点钟又坐下来，学习到12点，然后睡觉。早上6点起床，45分以后准时开始早自习，然后去上课。中午12点钟回到家。吃完午饭是他一天当中最困倦的时候，但他不能休息，还要赶去上课。从家里走到学校，路上要十几分钟，他闭上眼睛走几步，再睁开眼睛走几步，感觉这样也能稍微休息一下。他后来这样回忆当日的情形：
这都是我自己主动做的，没人逼我。现在我也说不清楚，那时候从哪里来了一股劲，有了一种冲动。其实在那之前我一直都很差，也从来没有在乎，初中毕业考试的成绩那么糟糕，是意料之中的，也没有给我很大刺激。我心里的变化发生在父母让我自己选择的时候，可以说是鬼使神差，就选择这条路了。如果他们当时强迫我继续读书，没准儿我会有逆反心理，反而破罐破摔了。
他在这一年里把初三的课程全部重新学了一遍。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将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没有想到自己能考一个什么高中，毕竟他的起点太低了，没有人对他抱以太高期望，连他自己也不会。他学得很累，不过，看到自己的学习成绩在一点点地提高，就很开心，心里并不累，也不觉得苦。
最后的考试到来的时候，他再次让所有人感到意外。他的成绩不仅通过了所有考试，而且还异常出色，全班70个学生中有三人考入全县最好的高中。这个留级学生正是其中之一。
浪子回头(2)
“拿到考试分数之前我特别担心，吃饭不香，还睡不着。”他说，“拿到分数以后，一下就放松了很多，这一年的苦读没有白费。就不再想别的，只等着开学去读高中。”
走进重点中学的第一天，吴枫还在怀疑他是不是在做着一个美丽的梦。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上大学，但所有人都告诉他，进了这所高中，就等于一只脚踩到大学的门槛。
到了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再怀疑，他的“大学梦”就要成真。
但是1988年春天，一个医生的一句话，把他从梦中叫醒了。
对于他和他的家庭来说，这真是可怕的一天。他记得很清楚，那一天距离高考还有4个月，是一个下午的自习课。他给同学解释一个化学题，讲着讲着，就觉得眼睛右下角有个黑点，挡住他的视线。他摘下眼镜去擦，竟擦不掉，这才发现那黑点是在自己的眼睛上，于是去县医院看医生，大夫只看了一眼，当即说：“这是视网膜脱落。”
全家人都被吓了一跳。父亲不相信，带了他到省城的医院去看，结果竟是一样的。省城的医生还补充一句：“必须做手术。”
毫无疑问，如果马上做手术，就会错过高考；如果不做手术，拖延下去那就有可能更加难治，而且随时都会引起大面积视网膜脱落。
“那是要失明的。”医生对父亲说。
父亲带着儿子，提心吊胆地回家来，一路沉默，不知如何是好。望着儿子，父亲第一次注意到这孩子又长高了一头。他已经19岁，长大成人了，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儿子的脱胎换骨，父亲历历在目。学校在县城里，离家很远，他要住到学校里。就像“第二个初三”一样，学习计划占据了自己的全部时间，连周末也不回家。父亲周末到学校来看他，一手提着干净衣服，一手提着一罐汤，那是骨头汤，有时候用海带熬，有时候用藕熬。母亲说：“这种汤有营养。”所以每星期都让父亲送。
刚刚进入高中时，他的成绩排在后10名，等到高一结束时，排在前10名了。他得了学校颁发的进步奖。老师对他说：“你这个成绩，可以考上大学了。”
他以为自己会高兴，但是就像所有的学生一样，欲望是无止境的：考大学还没有把握的时候，希望能考上大学；考大学没有问题的时候，希望能考重点大学；能考重点大学的时候，又希望能考上名牌大学。他们永远都有压力，永远都不会满足。现在，吴枫也是这种心态了。他屈指一算，只要进入班里前6名，就有希望上清华北大，顿时兴奋不已。
希望越大，压力也就越大。他的压力来自他的内心。他有了两年苦读的经历，相信自己能够坚持。高三这一年，他已经是前3名。那些过去让他敬佩不已的同学，一个个落在他的后面。他觉得面前的难题越来越容易，对自己也越来越自信。“我第一次感觉到，态度是你成功的很重要的因素，有时候比你的聪明才智还要重要一些。”
他相信自己无往不胜。可是现在，从省城医院回到家里，吴枫觉得自己已经绝望。他听到了医生对父亲说的话，知道视网膜脱落意味着什么：也许他今生注定不能上大学了？
父亲一向主张让儿子选择自己的命运，但这一次事情太大了，他要自己替儿子来选择。
“先参加高考，再做手术。”父亲说。
儿子的眼睛里面立刻有了光彩。
父亲又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用功。只用耳朵听课，不要用眼睛看，不要做任何作业，也不参加任何模拟考试。”
儿子服从了。他回到学校里。高考复习已经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课堂的训练非常严格，每天发一堆卷子，都是模拟考试，说是临战训练。没有一个考生敢掉以轻心，可是吴枫无法参加这些训练。他表面上轻松，但心情沉重，那是他迄今为止的生涯中最难熬的4个月：总是担心眼睛上那个黑点会扩大，还觉得自己对试题的感觉越来越差，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清华之梦”就这样落空了。他的成绩本来可以去读武汉大学，但他眼睛不好，担心人家不收。正在犹豫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老师愿意接受他，还答应让他去读一个他喜欢的电子系。他就这样去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这也是一所挺好的大学，可他还是觉得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挫折”：“毕竟要比清华北大差远了，甚至还不如武汉大学。”
10年以前他是个满街浪荡的油滑少年，现在是个即将走进大学的青年了。不过，最难过的一关还没开始。考试结束了，他去动手术。他很庆幸右眼的黑点没有扩大，手术也很顺利。不过，医生告诉他卧床一周，全身不能动，不能翻身，不能说话，不能打喷嚏，吃饭不能用嘴嚼，喝水不能动脸皮，否则就有可能让视网膜掉下来，让自己失明。
正是盛夏时节，武汉又有“三大火炉”之称。病房热得让人受不了，这19岁的小伙子咬牙挺着，想着一动就有可能让眼睛坏了，眼睛一坏，就连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也去不成了，竟真的一动不动，一直坚持了一个星期。等到医生允许他翻身下床的时候，他感觉眼睛好了，可是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不会迈步走路了，不得不用很长时间恢复行走的功能。
在我们进入这个故事的最富有感情色彩的部分之前，先来听听李世鹏的一段话。
没有什么比“态度”更重要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