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来论，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出现了蝶雨这样的人，是一个偶然。他是湘潭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二年级学生，才20岁，是父母唯一的孩子。
从外表上看，此人没有一点神奇精灵的味道，实际上他更像是一个脾气古怪，有些神经质的人，眼睛大而有神，目光时而发散，时而集中，门牙突出，长头发，脸盘轮廓分明，喉结格外明显。
父亲是做电脑的，软件硬件都做。他从小学五年级就喜欢玩电脑。他读的中学不是重点中学。“我数学稍微好一些，但是语文很差，高考的时候语文根本不及格。”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的成绩好起来，是班里第一或者第二，但是他一点也兴奋不起来。
我从小学到大学，都和别的同学不一样。别人都是习以为常，可是我总是觉得很累。这是为什么啊？看到别人都学英语，我就受不了，因为我觉得那种学英语的办法根本没有用，就很痛苦，不想学。我的同学们也觉得这种学法没有用，但是他们很乐意去学，可是我就受不了。其他事情也是这样，同学们毕业就想考研究生，那不是又一次高考吗？你说难受不难受？要不就是去找工作，可是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又那么难。所以每天都是惶惶不可终日。有一个同学，明年就要毕业了，我从他身上想到了我，就很恐怖。
他是那种对任何事情都抱怀疑态度的人，甚至不免偏激。从很多方面来说，他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E学生”。这可以从他和一个记者的对话中看出来：
“我不怎么相信老师，也不相信父母。”
“为什么？”
“他们总是说谎。”
“说谎？”
“是的，高考就是这样的。我最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件事情上面了，他们总是告诉我，高考有多么重要。他们可能是说谎说惯了。整天就是考试、考试。我听了他们的话，考了，可现在那些东西全都忘记了，有什么用处？”
“你的意思是，你后悔参加高考？”
“我认为那段时间过得很不值。”
“要是再给你一次选择，你会怎么做？”
“我不会去考这个东西。因为你浪费的始终都是你自己的力量，是不是？”
“你会干什么去呢？”
“也许我会去学英语，去学电脑。然后去跑步。我想把高考那段时间变成我自己的力量留在我的身上，而不是变成一张纸。”
“力量和大学录取通知书真的那么对立吗？”
“是不大一样。”
“有很多人不上大学，也很成功。但是就概率来说，可能受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人，成功的概率也要低一些。比如，100个不上大学的人中，可能有一个人成功了，但100个上了大学的人，可能有10个人比较成功。”
“你这样说，也有道理。可我还是觉得，高考那段时间过得很不值。”
新发现
1.“E学生”和其他学生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自己的兴趣和要不要最好的分数，而是在于，前者把兴趣看得更重要，后者把分数看得更重要。一旦你把这个顺序倒过来，就有可能成为“E学生”。
2.抛弃了“排队文化”和“状元崇拜”。事实上，优秀的学生有两类，有些人能够成为“E学生”，并且像天才一样成长，有些人则不能。后者永远不会为了一个目标而牺牲“第一
名”的位置，永远不会将热情和雄心投入到更富有吸引力和更有长远价值的事情上去。对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超过别人，是第一名，是名牌大学。这中间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驱动人们争取第一的欲望，与“E学生”的品质背道而驰。当你把这一现象与父母老师的期望、报纸上颂扬的“状元经验”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的30个研究对象大都不是“第一名”。
3.每一个人都是在真正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潜力。这个环节至关重要。所以，通向“E学生”的第一推动力，不是天赋聪慧，不是重点学校，不是“名师家教”，不是父母的眼睛紧盯不放，不是任何“来自外界的压力”，有一样东西比这一切都重要，那就是“发自内心的渴望和热爱”。
4.抛弃了“不能偏科”的旧观念。“一技之长”比“平分秋色”更容易促使一个学生成为“E学生”，尤其是在大学阶段。
5.孩子的“开窍”与教育环境有着更大的关联度，而不像我们通常以为的仅仅与孩子的年龄相关。在90%的案例中，孩子的“开窍期”发生在大学二年级到大学三年级，而不论他在这时候是14岁（比如张亚勤和沈向洋）还是20岁（其他所有按正常年龄上学的人）。
6.真正知道“我到底要什么”的学生，通常比那些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学生还要快乐。
离家时刻
我很奇怪，现在的孩子十八九岁了去上大学，妈妈还要陪着。
——张亚勤
1978年盛夏，中国中部一个城市中心的火车站。
那一天，车站上人很多，又脏又乱。周围都是大人，亚勤夹在他们中间，显得特别矮小，还很瘦，一副发育不良的样子。这也不能怪他，他才12岁。
可是从这时起，他就要离开家，离开妈妈。他已经是大学生了，对他来说，大学校园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他以前只知道那是个青年呆的地方，可是他还没有走出童年时代呢。
周围人挤人，有人撞了他一下。他手里提着的包掉在地下。那一瞬间，这孩子有点慌，拉紧妈妈的手，觉得抓到了一个依靠。说来也怪，在妈妈身边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现在，就要离开妈妈了，他才第一次从那只手上感觉到安全。可是他知道，妈妈不会陪伴他。妈妈在他走出家门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你的未来旅程要独自一人去走。”
他仰起头来，看看妈妈。妈妈注视着他，眼光里面有一种异样的光彩，与其说那是怜爱，不如说那是鼓励。
“去吧，你能行。”妈妈说。
这话在亚勤听来是那么熟悉。过去的这些年里，每逢关键时刻，妈妈就在他的耳边说：“去吧，你能行。”一次又一次跳级上学的时候、独自出门旅行的时候、参加数学竞赛的时候、得了肝炎去住院的时候、在中国科大的报名表上写下自己姓名的时候，妈妈都是这样说的。那时候妈妈眼睛里面的光彩，就像现在一样。
罗伯·麦克纳马拉曾经说：“人脑和人心一样，朝着被赞赏的方向走。”事实真是这样的。每个杰出孩子的周围都有一个鼓励和赞美的世界。很多人见了这情形，都会有个误解，觉得一个孩子是因为聪明，所以值得赞美，其实情形往往相反，孩子是因为得到赞美，所以才聪明起来。
外婆一直夸奖亚勤有天赋，总是对他说，“那是你妈妈爸爸给你的最好的礼物，千万不要浪费了。”他对外婆像对妈妈一样亲，小时候总是往外婆家里跑，还记得外婆常常说：“去吧，你能行。”后来妈妈每次对他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他都会想：“妈妈一定是从她的妈妈那里学来的。”
亚勤和妈妈之间有一种特殊的默契：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亲密，但却彼此信任。母亲总是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还喜欢说：“让孩子知道他很聪明，他就真的聪明起来了。”天下的母亲都喜欢夸奖自己的孩子，都知道父母的表扬和认可对孩子的心理发展有重要意义。这位母亲的与众不同在于，她懂得夸奖的艺术。懂得什么时候该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什么时候该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她的夸奖常常出其不意，每当儿子表现出懦弱、犹豫、挫折，她的激励就特别顽强。可是人人都在夸奖她的儿子时，她却相信，儿子已经不需要夸奖了。
亚勤在太原读中学的时候，整个城市都在谈论他，还要“掀起学习张亚勤的热潮”。我们在前边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遗漏了其中一个情节，现在不能不说。那一天亚勤见到这条标语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跑回家来眉飞色舞地告诉妈妈，想要妈妈和他一同高兴，不料妈妈只是淡淡地说：
“没有什么好让人家学习的。你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
1978年那个夏天，亚勤接到中国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学校里一片沸腾，同学特别高兴，老师更是激动，邻居们都来祝贺，还有很多记者要来采访。亚勤不禁得意洋洋，准备大干一场。他对妈妈说：“我的目标实现了。”
妈妈也挺高兴，可是这个从不吝惜鼓励孩子的女人，现在却没有说出一句夸奖的话来。“也许她在别人面前也夸我了，但是她当着我的面还是比较平静的”，亚勤多年以后回忆当日情景时这样说，“我也不记得母亲当时跟我说什么了，就和每次考试之后差不多吧。”
每一个母亲都希望生下一个天才，但真正天才的母亲，都会说他们的孩子是一个普通人。这并非谦虚，因为他们太了解自己的孩子，知道人性中所具有的那些东西，自己的孩子无不具有。所以亚勤的母亲几乎没有当面夸奖过他。有几天，他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记者们都说他是个“神童”，要在报纸上推广他的事迹，让全国孩子都来学习。这时候妈妈要求他不要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让记者把他的名字登到报纸上。
“记住，儿子，”妈妈说，“名声，还有报纸说的那些话，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再说你还是个孩子，还不能说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
现在，儿子就要去上大学了，妈妈的脸上仍然只有淡淡的神情。列车车厢里空气浑浊，一片嘈杂。这是1978年秋天的那种嘈杂，和80年代的嘈杂不一样，和90年代的嘈杂就更加不同。那时候我们国家的高考在中断了12年之后刚刚恢复，“上大学”成了“摆脱广阔天地”和“回到城市”的代名词，叫亿万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激动不已。连续12年的“高中毕业生”坐在同一个考场里，此外还有一大群像亚勤这样的孩子，报纸上一个劲地说他们是“神童”，全都汇聚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里。现在，亚勤要去的地方，正是那个“少年班”。
就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独自旅行对他来说不是第一次。他觉得在妈妈跟前撒娇的时光结束得特别早，印象里小时候到处跑，妈妈从来不会形影不离地跟着他。“我从小就很独立。”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我很奇怪，现在的孩子十八九岁了去上大学，妈妈还要陪着。”
现在，妈妈又走了，把儿子独自留在南下的列车上。这火车要开到哪里去？亚勤还想不明白。他那时候只知道眼前这段旅程有一千多公里，从太原到合肥。
在经历了最初的恐惧之后，亚勤镇定下来，左看右看，领受着大人的目光。没有什么人相信这又瘦又小的孩子居然是个大学生。
火车开动了。亚勤离开了他在太原的家，这一次是永远地离开了，就像妈妈说的，独自走向“未来旅程”。
父亲的遗产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偶像。
——李开复
看到父亲多年来的工作，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儿子为什么能把那么多智慧和激情投入到学业中去。事实上，父亲对儿子的影响还不只这些。
开复成年以后，试图把对父亲的零星回忆编织起来，发现父亲和自己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而且“他非常不爱讲话，只是埋头写他的东西。”
童年的时候，开复每天晚上都会去父亲的书房，看他伏案写作。那个男人个子不算高，寡言少语，平和从容，难得一笑，即使高兴的时候，也只是把一丝淡淡的笑容挂在嘴角上。可是父亲的笔似乎永远也不会停下来，那里面流淌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激情。开复还小，看不懂其中奥妙，但却已经感觉到，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支撑着父亲，这让他好奇极了。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父母的影响力通常不是看他们说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什么。在开复的心目中，父亲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给他留下经久不褪的烙印。多年以后回想当日情景，他渐渐明白是父亲为他上了宝贵的第一课，给了他第一个人生启示。那并不是父亲的成就，而是父亲的品行。
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说：“父亲的成就是儿子最大的荣耀；儿子的善行是父亲最大的骄傲。”可是在这个家庭，无论父亲还是儿子，始终把品行当作为人处世的第一要务。很多年以后，开复已成为世人瞩目的计算机科学家，才华出众，但他仍然认为一个人的最重要的素质不是智力，而是品格。有一次他和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在电视上讨论学生的素质，后者把“人品”排列在“智力”之后，这让他极为震惊，结果导致了一场公开的辩论。他对于人的品格的认真和执著，甚至让电视机前的那些中国学生也有些惊讶。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家庭有一份最重要的遗产，它来自他的父亲。
父亲工作的时候相当专注。每天清晨，他总是以一个60多岁的老人所能具有的最快的速度开始工作。他对桌子上的稿纸和资料几近疼爱，堆得越高越是混乱，他就越是兴奋，甚至常常对着桌子说些旁人听不懂的话。每当他写完一本书，长长舒出一口气来，开复就会走过去，偷偷看看父亲写了些什么。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刘少奇传》，另一本叫《林彪评传》，还有《周恩来传》。对一个刚刚上学、又完全没有大陆生活经验的小男孩儿来说，要理解这些东西是困难的。他只觉得父亲脑子里面的世界是那样宽广多彩，无边无际，一直伸向遥远的地方。
他会偷偷地伸手触摸父亲写下的文字。就在那个房间里，他第一次看到爸爸最珍爱的那个条幅，并且认识了上面的字。字是钱穆写的，苍劲而又从容：
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
当年父亲的朋友看了，都说这就是父亲；后来儿子的同事看了，又说这就是儿子。李开复自己说，第一句像他，但第二句的境界，他与父亲比起来还差得远。也许他真的是一半像父亲，一半像自己。可是你无论怎样看待这幅对联的含义，都可以感受到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力。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年轻人的禀性和思想虽然叫你觉得新奇，其实都是几代人延续和发展的结果。在他们的身上，有着他们父辈的深深的烙印。
当年父亲为官一场，却又厌恶官场风尚。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政权顷刻瓦解，他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对政治也已彻底失望。他辞官回家，拼命写作。他是那种少有的出身官场又没有沾染上官场恶习的人，拥有独立的精神，而且坚持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率真坦然，既不附势，也不媚俗。他热衷于写作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时候台湾海峡两岸势不两立，没有政治往来，没有经济往来，连民间往来也没有。台湾没有大陆的访问团。大陆这一边也是一样，没有台湾游客，没有台湾企业，也没有台湾人的投资者。警察公开监视那些在台湾有亲友的人，说他们有“特务之嫌”。大陆的报纸上总是说“解放台湾”。台湾的报纸上总是说“反攻大陆”，吹嘘“蒋总统”多么英明，或者诅咒大陆是“共匪”。两岸都在自己的孩子中间培养着敌意，但开复的父亲是个例外，他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也从来不在儿子面前贬损大陆。事实上，父亲对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有着很深的了解，晚年陆续写出书籍，几乎全部牵涉共产党的领袖，却从来不肯按照台湾当局的要求把“中共”改成“共匪”。他本性孤傲，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总是说，做人应该秉公周正，每个国家每个政党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他就是以这样的观点来评价海峡两岸的是是非非。所以他的大部分著作在台湾和大陆都不能容纳，只有香港肯出版。但这些事情都是开复长大之后才能悟出的。至于当时，开复只是在奇怪，父亲为什么只是不停地写作却从来不肯拿去出版？
开复11岁那年，家里多了一个话题，那就是该不该让这孩子到美国读书。当时这个小男孩儿完全不能理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父亲出面阻止，他一定会很乐意地留在父亲身边，但是父亲什么也没有说。父亲从来不肯说出对这个儿子有什么期望，现在只是平静地看着儿子从他身边离开。
儿子就这样离开了父亲，越过浩瀚的太平洋到达异国。大多数孩子都有一种心理倾向，离父母越是遥远也就越是在内心深处激发起对父母的依恋，开复也是一样。闲下来的时候，他忍不住向着东方遥望，他能感觉到他的家，感觉到母亲在他耳边絮叨，但却怎么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
不过，父亲的形象仍旧在他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后来说，“在美国上中学的时候，只是想跟着父亲的路子走，因为我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像这样发自内心的交流，在这一对父子之间很少发生。就像很多父子一样，他们也有太多的情感和太多的话放在心里，想要告诉对方却又始终不肯开口，也不敢猜测对方外表之下的真实想法，结果是，彼此都觉得越来越远，直到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才忽然发现原来
父子之间竟是如此心心相印。
到了1990年，在离开大陆40年之后，父亲终于有机会回到家乡四川。这是“很震撼的一次旅行，回来后情绪久久不能平复。”回到台湾的那个晚上，81岁的老人把自己在大陆拍的照片取出，令家人观看，指出哪个是祖母之坟，哪个是家乡的文殊院。又交代家人，在他去世后一定要将他的骨灰送回家去，葬于祖母身边。最后取出一方石印，那是四川一位金石篆刻家送他的纪念。老人默默诵吟石印上的诗文，及至念到“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时候，不禁失声。
这一切都是妈妈在电话中告诉开复的，那时候开复正在苹果公司，为了他第一个语音识别产品，昼夜苦干。儿子和父亲一直依靠电话保持着联系，直到1994年的那天清晨，电话铃声响起，这一次不是父亲，他听到了姐姐的声音，在心底感到一阵颤抖。姐姐用她最伤感、最沉静、最温和的声音告诉他，说他再也不能和父亲通电话了。
父亲终于病逝的时候，面容安详，嘴角带着微笑，但所有家人都明白，在他的内心深处必定留下极大遗憾。他在弥留之际曾经告诉儿女，他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来到海边，在一块石头上捡到一方白纸，上面写着：“中华之恋。”还说，他有一个计划竟然不能实现，那就是再写一本书，书名叫做《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当然他也把他最珍爱的东西遗传开复，表明他在多少年以前就对儿子有着巨大的期待。父亲的遗产就是那十个字：“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
拿着这条幅的时候，开复感觉到父亲的力量。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孤单的人，同时也是最富有的人。此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把它带在身边。回到中国的时候挂在他家的墙上，回到美国的时候仍然挂在他家的墙上。回想过去种种，还有以后的路，他渐渐明白，父亲是在用他自己为儿子作榜样，用一种无声的权威指引儿子的未来。父亲的品格丰富了儿子的生命，而儿子的品格则是父亲生命的延续。这与智慧无关，与财富无关，与权势无关。
儿子的价值
父亲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甚至在家里很少说话，可是那个晚上他彻夜不眠，然后做出一个决定，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沈向洋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没有比沈向洋更卖力的人了。当同事说他工作起来“像一只狼”的时候，他说：“不是一只狼，是一只饿狼。”他的一连串成就中的每一项都让全世界的同行惊讶，然而他又是一个快乐的人，他那爽朗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总是回荡在希格玛大厦的第三层。在过去的36年中，他是从苏浙两省交界处一个贫穷的小村庄，一步一步，走到这座像蓝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大厦里来的。
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父亲帮助他迈出来的。
11岁那年，向洋离开家乡到县城去读高中。县城离家很远，坐公共汽车要走一个多小时。一路上，妈妈使劲儿鼓励儿子学习独立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可是到了分手的时候，这个一向严厉的女人哭了。
让儿子来读高中，在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父亲在儿子的学习上一向不加过问，但是为了做出这个决定竟是彻夜不眠。
此中情形，一定要和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大势联系起来，才能理解。
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农家子弟进入高中是非常罕有的事情，那意味着他未来的道路将通往大学校园。不要说那时候高考制度还没恢复，即使彻底打开大学之门，在农村上亿像沈向洋一样大小的孩子中，也只有1%能够走上这条道路，其余大都只能完成初中或者小学的教育，此外还有至少一亿个农家子弟没有机会读书。
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教育制度上看，中国并没有禁止农家孩子上大学。他们可以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参加大学考试，只要通过了就可以进入一所大学读书。可是，农家孩子的大学之路，要比城里的孩子更加艰辛，也有着更多的阻碍。这种阻碍一半是因为农村知识匮乏，视野狭窄，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根本无法和城市孩子在同一个考场里竞争。另外一半阻碍则是来自父亲和母亲。一般农家经济拮据，大多数父母都希望孩子尽早投入田间劳作，帮助大人支撑家庭。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孩子能够完成初中学业，已属难得，即使那些父母眼光远大、孩子品学兼优的家庭，也只是要求孩子在初中之后即去完成中等专科。
如今的大学生到处都是，毕业之后还愁找不到工作。那时候可不一样，连续10年没有大学毕业生，无论城里还是乡下，最受宠的就是中专毕业生了。农村人家冒出一个学习好的孩子，就忙不迭地去读中专。从制度上说，一个农家孩子取得中专毕业文凭，是改变身份、获取城市户口的最有效的途径，由此可以成为乡里的荣耀，他的家庭也因此获得更多收入，所以特别风光。就以沈向洋为例，他的初中毕业成绩相当不错，于是父母按照当日风尚，为他选择了附近的一所中专。
“他将来又不当大科学家，”左邻右舍都这样说，“用不着上大学吧，只要读两年中专，就能得到城市户口，找个好工作，又体面，又有钱。”
父亲是个优秀教师，还在公社主持初中毕业生的升学报名，对这一切当然都了然于胸。可是那个晚上，当所有学生的报名材料即将封存的时候。他却忽然不安起来。他抽出儿子的报名表，左想右想，越发觉得不能只想着让儿子早工作早养家，于是抹去“中专”字样，改成“公社高中”。
改完之后躺到床上，仍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事实上，他比这个家庭中任何一人更明白，这张表格决定了儿子毕生的命运，非同小可，不由得把儿子生活中的一幕一幕回想一遍，忽然之间，脑子里面出现一个新念头：儿子还有潜力，只有让他远走，才能高飞。于是父亲再次把儿子的报名表抽出来，抹去“公社高中”，改成当地最好的学校“县高中”。
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看来的确有些引人回味。一个人毕生的命运取决于一张表。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人人习以为常，即使是父亲自己，也没有多少联想。迄今为止，他极少在儿子的学习上操心，平时甚至很少过问儿子的考试得了多少分。事实上，他在家里很少说话，可是一旦开口，就很有力。他的最有力的一句话，就是那一天说出来的：
“我儿子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户口和一份好工作。”
现在，母亲把儿子送进县城高中，看到儿子将要居住的房间是个大教室，30多个同学挤在一起，床挨着床。别的孩子都15岁了，还有16岁的，可她的儿子才11岁。
有一瞬间，妈妈哭了，犹豫着，想把儿子带回家，“他毕竟还太小啊”。这时候有个老师走过来，看看孩子，又看看母亲，然后问长问短，和颜悦色，说话温和：“没有关系，我待这孩子就跟自己的儿子一样。”
妈妈一咬牙，终于把儿子留下来。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是无论走到哪里也忘不了的，”向洋长大成人以后这样说。父亲的那个不眠之夜，还有母亲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直到很多年以后，向洋还能记忆犹新：
人的命运啊，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不能说哪一步是正确哪一步是错误，只不过是在做不同的选择。我现在的成就虽然达到世界水平，可也不见得就能证明我走对了一条路。回头看历史，一个选择就决定了你的一生。我们家的背景要求我好好念书，不过，那时候从整个社会来说，上大学也不是非常重要，一直到我念高一才恢复高考。在那之前都是去读中专，那也是一条道路，对我来说也顺理成章。我只是个乡下孩子呀。要是我没去读高中，没去上大学呢？那现在就大不一样了，也可能我就是个民工，还有什么“追随智慧”？有什么“世界一流”？
慈父严母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精神上的距离感，常常是由于父母对孩子的过于亲密引起的。当父母允许孩子与自己保持距离的时候，孩子的心灵反而回到父母身边。
——作者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微软小子”的家庭有个惊人一致的基础：慈父和严母。
他们在回忆自己的父母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几乎完全一样。
李开复说：“父亲基本不管我，而母亲管我就很严厉，母亲对我是非常标准的中国式的教育，背书要背得一个字都不错，考试不好要打我的，打得很重。”
沈向洋说：“男孩子可能受母亲的影响比父亲的要多一些，至少我是这样的。我父亲几乎不说话，我母亲对我非常严格。她给我的最深的影响，可能就是好胜心，绝对不能输的好胜心。”
至于张亚勤，他的记忆中完全没有父亲，只有母亲，还有母亲的母亲——他的外婆。
我们还不能认定“微软小子”都是母亲教育出来的。但是的确有证据证明，很多重要人物在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都认定母亲对自己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父亲。比尔·盖茨是其中的一个，微软亚洲研究院里这些最杰出的华人青年，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和沈向洋，也是一样。还有那些后起之秀，周明、童欣、初敏、张波、刘策，都说过几乎完全相同的一句话：“我受母亲的影响更大。”
此外还有一个惊人的一致：“微软小子”都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离开了家。李开复11岁，张亚勤12岁，沈向洋11岁。
这个年龄是一个孩子从童年向少年的转折点，每个人都是在这种年龄开始产生自主意识。“E学生”之所以叫做“自主型”，正是因为人本身具有的自主意识能够健康地成长起来。
我们把“少小离家”与“慈父严母”加以对照，可以发现这里所谓“严母”，只是对孩子的童年时期来说的。一旦孩子年龄稍大，她们都无一例外地终止“严母”的形象，要么允许孩子离开自己远走高飞，要么改变严厉管教的方式，变得宽松甚至放任。
这中间的含义令人回味。
父母与孩子的亲密关系，有可能使孩子得到鼓励、爱护、关注、温暖，也可能让孩子感到压力、打击，甚至产生厌烦和隔膜。即使是同样一种东西，在不同的时候也会在孩子心里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
但是这里面仍然有一些一般性的规律可以遵循。父母的呵护和管教，通常都会对童年时代的孩子产生强烈影响，也会在孩子心里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是大多数孩子进入少年时期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反抗父母的阶段，这是他们要求“自主”的时期，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逆反心理”。这时候父母施加在孩子身上的关心、爱护和严格管教，总是适得其反。
我们看看周围的父母，大都在孩子的童年时代过分娇纵，而在孩子的少年时代又过分施加压力。“自主意识”遇到不可抗拒的压力，也许会消失，也许会变形，也许会走上歧途，这就是“逆反”甚至“叛逆”。结果是，父母与孩子越是亲近，就越是有一种疏远感。
在李开复、张亚勤和沈向洋这三个案例中，情形恰恰相反。母亲的严厉、细致、直接控制，仅仅留在儿子的童年时代，而在少年时代即将开始的时候，这一切都戛然而止。母子分别，让母亲更多地表现出母爱之中慈祥、温柔、关切的一面。这让儿子感受强烈，甚至把母亲昔日的严厉和专横都变成美好的记忆。
那些少小离家的“微软小子”谈到自己当年的感受，都曾说起，他们最初有一种解放、轻松和自由的感觉，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父母的思念。还有一些“微软小子”直到长大成人之后才有机会离开父母，那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迫不及待想要远走高飞的感觉。很多孩子在高考时一定要寻找离家遥远的学校，就是觉得父母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的日子，简直无法容忍。
说来真是奇怪，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精神上的距离感，常常是由于父母对孩子的过于亲密引起的。当父母允许孩子与自己保持距离，甚至鼓励他们远走高飞的时候，孩子的心灵反而回到父母身边。彼此天各一方，不能相见，但距离越是遥远，就越是造就了两代人之间的亲近感。
难演的角色
中国人喜欢攀比，父母在单位里见到同事的时候，就会想，我比不过你，我儿子还比不过你儿子吗？
——沈向洋
沈向洋很坦率地承认，母亲对他的期望值很高，“就是那种典型的望子成龙的心态。”
他从那种期望当中感受到压力。所以，他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母亲去上夜班。”因为家里没有人管他了，他也就有了一个自由的晚上。当他有了儿子以后，不免常常揣摩儿子的心思，将心比心，于是想到：“小孩的心理都是一样的。我的小孩看见我不在家可能会高兴得不得了。”
但他还是认为家庭给了他巨大的影响，他回忆道：
父母的影响不是一句两句话，也不是他声音大，有权威，而是潜移默化的，不断地影响着你。别看我那么小就离开家，可是后来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有些情节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当时我家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很清苦的。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身份。除了父亲，家里别的人都是农村户口。你可以想象，读好书对我们这个家庭有多大意义，那就是跳出农村了。小时候我还没有这个意识，但是现在，我就特别理解我母亲那时候为什么对我那么严格。
人啊，一定要明白一点，你这一辈子，很大程度上不是为自己而活，这就是做人最辛苦的地方。你想，一个人从小到大，肩负着父母的希望，肩负着老师的希望。无论走到哪里去上学，无论多么艰苦的岁月，都有一点这样的信念在里面，让我觉得输不起，过去是输不起中国人，现在就是输不起外国人。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心理状态，但问题在于，有这样一种教育制度，有这样一个教育环境，这种状况就非常难改。现在的小孩是不可能没有这种压力的，我相信他们的压力更大，因为这已经形成一种社会规范了，根深蒂固，是一种文化了。比如中国人喜欢攀比，父母在单位里见到同事的时候，就会想，我比不过你，我儿子还比不过你儿子吗？说不定就有这样的想法。
如今父母的角色也越来越难扮演了。他们整天都在问自己：怎样为孩子的明天做准备呢？大街上到处都有教导他们怎样养育孩子的书，每个星期有十几种，每年有几千种，从孩子还没有出生一直到孩子最后离开他们，从《胎教》到《高三家长》，全都有，可是他们还是感到迷茫，无所适从。这是因为，孩子们的明天既不能预料，也不能理解。
我们都知道，30年以前，家庭的中心是大人，完全不像最近这20年，孩子成了家庭的中心。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在他们的驱使下做这做那，从中享受着无穷的快乐。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在他们的心中渐渐变成负面的形象，成了他们口头上轻飘飘地说的那个“我老爸”。
现代生活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复杂，人们面临多样化的选择——从职业到伴侣，从手机的铃声到住宅的样式，但是我们却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造就成完全一样的人：读书、考试、分数、小学、中学、大学、一份由教育系统认定的好文凭，和一个用社会标准衡量的好工作。父母、老师、专家、媒体，还有整个社会，齐心协力构造出来的教育体系，整齐划一，就像张益肇说的，是“一条生产流水线”。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流水线，拥有工业化社会的经典特征：标准化。你看看过去20年里父母和老师把心血倾注在孩子身上的情形，也许会想到流水线旁的工人在关照自己的产品。产品每天都在流动，工人盯着它们，目不转睛，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安装同样的部件，完成同样的程序，然后依据同样标准来检测。其间充满紧张、单调、枯燥以及焦躁不安的煎熬，好不容易熬到下班铃声响起，长出一口气，看看眼前的劳动成果，又看看身后的流水线。送进去的原料形形色色，经过他们亲手塑造，出来的产品一模一样。
父母把太多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那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自己的一生里有太多的理想没有实现，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呆在一起。现在，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他们希望在孩子身上找回自己的梦想。孩子聪明就是自己聪明，孩子快乐就是自己快乐，孩子考了100分就是自己考了100分，孩子考上大学就是自己圆了“大学梦”，孩子出人头地，自己也就能够扬眉吐气。
要论两代人之间生活的差别，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巨大。新一代人无从体会过去的生活，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父母身上看到过去的烙印。那些想要出人头地的孩子埋怨父母不能给他们指导，那些率性而为随遇而安的孩子则嘲笑父母对他们的期望。
“天底下当老子的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无外乎两种类型，”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这样说：“一种埋头苦干争名夺利，另一种连争名夺利的本事都没有，却把这种无耻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期望值”
54%的孩子想对父母说的第一句话是，“别老问我考几分。”
——引自吴苾雯《高三家长》
面对自己的孩子，即使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也会感到无所适从和焦躁不安，这种感觉随着孩子的成长越来越强烈，到了孩子读高三的那一年，就会达到顶点。
面对自己的父母，即使是最听话的孩子，也会感到压抑、沉闷和痛苦，这种感觉随着自己的成长越来越强烈，到了读高三的那一年，也会达到顶点。
是什么东西让父母那么焦躁不安？是什么让孩子那么压抑、沉闷和痛苦？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
有一项在高三学生中所做的调查发现，当这些学生每天放学走进家门的时候，父母第一句话说得最多的就是：“今天考试得了几分？”
吴芯雯在她的《高三家长》一书中公布了另外一项调查：有54%的孩子想对父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别老问我考几分！”
“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是导致孩子失败的原因之一。”王坚的妻子徐芬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坚定，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教师，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那一天，这一家三口坐在一起，讨论父母对孩子的“期望”。王坚曾是浙江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现在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他认为，“期望值”是可以作为教育心理学上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的。在他看来，“微软小子”的父母们，也都是怀抱期望的父母，这一点和别人的父母没有什么区别。
“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期望，而在于怎样表达期望。”王坚说。
应当说的话和不应当说的话
父母对孩子应当说父母对孩子不应当说
“试试看。”“不要……”
“你真是棒极了”“你怎么这么笨！”
“你今天开心吗？”“你今天考了几分？”
“你想要我做什么？”“我这是为你好。”
“我相信你。”“你胡说！”
“你一定比我强。”“让你干比我自己干还费劲。”
“你能行。”“你不是那块料。”
“你喜欢做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玩！”
“这是你自己的事。”“只要把学习搞好，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
上面这个表格中列举的内容，存在于微软亚洲研究院里这些年轻人的零零星星的回忆中。他们认为自己的父母做到了其中大部分，又说这是他们对所有父母的期望。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父母真能按照此表所列，在孩子面前说“应当说”的话，不说“不应当说的”话，那么他们的孩子一定会更快乐，也更杰出。
严格好？宽松好？
我爸爸后来对我说了他教育姐姐的那种方法，我就想，幸亏他没有把这些方法用在我身上，要不我可能会反感。
——林斌
对孩子的教育是严格一些好，还是宽松一些好？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争论。教育学家、心理学家、记者、作家，还有政府中负责教育事务的那些官员，都参与进来，父母们要么听由己意，要么无所适从，就是很少有人听一听孩子自己的想法。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严格和宽松这两种“家教模式”都有成功的例证。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
1.有27个人，也即90%的部分，是在“宽松家教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只有三个人经历了“严格家教模式”，但这三个人都是最杰出的——李开复、张亚勤和沈向洋。
2.三个“严格家教模式”的案例全都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自从80年代以来，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例。
3.三例“严格家教模式”的主角全都是母亲，而非父亲。所以，我们在前面专门列举“慈父严母”的现象。但这是有条件的，请看下面这条：
4.三例“严格家教模式”仅仅应用在孩子的童年时代。三个孩子全都在12岁以前开始了独立生活，也脱离了家庭的近距离管教。
5.这30个人——不论是在“严格家教模式”还是在“宽松家教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全都表示，自己喜欢宽松的成长环境。其中那些已经有了孩子的人，全都对那种强迫式教育深恶痛绝，并且声明，自己将以更宽松更开明更平和的态度对待孩子的教育。
我们相信每一个父母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事实上孩子的秉性丰富多彩，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方法。我们所能提出建议的是，如果你真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仅有一个好的考试分数，而且有一个好的性格、好的习惯、好的品行、好的心态、好的心情，你就必须少给孩子一些强迫，多给孩子一些空间。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粒美好的种子，只要别人不去压迫，它就能长成一棵美好的大树。
这个想法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引起共鸣。有一天，林斌谈到父亲的教子方法：“他对我姐姐和我的教育方式完全不一样。”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是直到今天还成为全家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似乎永远不会褪色。
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广东潮州人，那地方有经商的传统，但父亲不喜欢那个，他喜欢读书。他到广州去念大学，在那里认识了母亲，母亲是学医的，也在大学读书。两人早恋，然后早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寄予厚望。
在林斌出生之前5年，姐姐降生了。这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夫妻两人视若掌上明珠。爸爸决心让女儿成材，而且他在教育方面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要在女儿身上验证。他的教育计划是从女儿还在襁褓之中就开始的。他对女儿的要求很高，也很严格，在女儿身上花的时间特别多，眼睛似乎一刻不会从女儿身上挪开，倾心尽责，不遗余力，陪着女儿去上学，又针对每一个科目寻找辅导老师。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就守在旁边，一边倾听老师讲得好不好，一边观察女儿学得好不好。老师走了，他还在女儿身边，看着女儿完成全部作业。女儿从小到大，“完全在爸爸的引导下成长起来的。爸爸脑子里面想象的那些教育孩子的方法，都用在姐姐身上了。”可是她的学习成绩总是不能名列前茅，让父亲觉得失望。这失望与其说是对着女儿，还不如说是对着自己。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教育理念：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却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也许这种紧盯不舍的教育方式，真的有问题？
父亲承认自己教育方式并不成功，但他还有一个儿子，他决定改弦易辙。这一年林斌也长大了，进入初中。父亲果然不再紧盯着儿子不放。他让儿子去住校，每周六天不回家。即使回到家里，他也不再监督儿子的学习，甚至有意识地不去过问儿子的考试分数。“他对我完全不像对我姐姐，根本不管我，非常宽松。”父亲对儿子的唯一指令是“保护好眼睛”。儿子从三岁起就近视，这让他着急。所以他要求儿子不要总是读书，要去游泳，去参加乒乓球训练。他觉得那个快速运动的塑料小球对眼睛有好处。可惜他再次失望了，儿子的眼睛越来越近视。
尽管儿子的眼睛没有好起来，但是他的“宽松式教育法”还是起了作用，弟弟的学习成绩明显比姐姐好。说来真是奇怪，一旦没有了外界的压力，孩子内心中的那粒种子就会生长起来。林斌在初一第一学期的考试是全班12名，这让他特别不舒服。他决定发奋，果然成功，到了第二学期，他后来居上。他成了班长，还做体育委员，而这一切父亲并不知道。此后几年，林斌一直把自己的成绩保持在前五名，直到高三毕业，被免试保送进入中山大学。又几年之后，赴美国费城，在德龙大学计算机系完成硕士学业。
如今这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父亲总是说起他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他对儿子的成长非常满意，说他没有花什么心思，却得到硕果。当然他对女儿也满意，只是有点美中不足：假如当初对女儿也能像后来对儿子一样，那么女儿也许能做得更好。
我们与林斌交谈的时候，特别注意他本人的想法。有一刻，话题转到“父母对孩子应当严格一些还是宽松一些”，他说：
爸爸还是管我的，只是没有把他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我。我喜欢爸爸对我的教育方式，给我空间，让我自己去发展。也许我们家有点特殊，但我觉得这里面多少有一点必然性。我爸爸后来对我说了他教育姐姐的那种方法，我就想，幸亏他没有把这些方法用在我身上，要不我可能会反感：为什么要强迫我学这个？其实你要是让我选择，我可能也要去学的。
我们对这个家庭的观察所得是，“严格家教”不等于“强迫式家教”。实际上，这两点
有天壤之别。让一个孩子每天24个小时处在压力之中，占领他在童年时代（甚至还有少年）用来寻找快乐的全部时光，最终为了父母的期望——这是强迫；而一开始就循循善诱，说明社会规范，又留下足够的空间——这是严格。“强迫”的潜在逻辑是，“我是你妈”，或者“我是你爸”，所以“你不听我的听谁的”。严格但不强迫，就意味着承认孩子的天性和尊重孩子的兴趣，让孩子“习惯于”一种规则，而不是“就范于”一种规则。
换一句话说，问题焦点不在于是严格还是宽松，而在于是否给孩子足够的空间，是否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让孩子自己去选择，当孩子进入少年时期的时候，尤其如此。我们发现大多数父母在孩子的早期过于放纵，到孩子读中学的时候又极端严厉，甚至带有强烈的强迫色彩。他们的理由看来非常充分：孩子要考“重点高中”了，这比考大学还要关键。其实，这恰恰是颠倒了顺序。因为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孩子能够在没有自己空间和兴趣的前提下健康成长，成为“E学生”。
我的孩子在想什么？
这是一个父亲的难题：
我的孩子到底在想什么？
我的孩子到底想要什么？
我的孩子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开心吗？
我的孩子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吗？
我的孩子为什么总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我是在让孩子做我喜欢的事，还是让我做孩子喜欢的事？
当我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是让他像我，还是让我像他？
每个父母都在为自己的孩子操心，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像自己期望的那个样子成长。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事情都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但是父母心目中的“好孩子”形象，可以说是最少变化的：既不胖又不瘦，既聪明又听话。幼年擅背古诗歌，少年精通数理化。既不看电视，也不看小说，但一定要会一手琴棋书画。不交朋友，不去“网吧”，脑子里面装着“名次”的概念，不是“第一名”，就是“争当第一名”。从重点小学，到重点中学，然后不是清华就是北大。
可是这一切究竟是孩子的需要还是父母的需要？孩子的愿望，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需求，常常是在一种不经意的情形之中表现出来的。父母有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孩子最喜欢的事情上呢？
2003年6月23日是个星期一，上海的很多父母在和他们的孩子度过一个兴高采烈的周末之后，走进办公室，忽然意识到，他们原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想什么。
这一天的《文汇报》刊登了一个孩子的来信，编者把它说成是“一个小学生的烦恼”。
孩子名叫黄诗佳，是上海市徐汇区建襄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按照她的父亲黄崇德的说法，她的“学习成绩不错，学得也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