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本是两个姐姐宠爱的小弟，现在却觉得自己在家里有了一份责任。他从这一场变故中学到了很多，打算把自己变得像姐姐一样优秀，像母亲一样坚强。
很多年以后这个家庭的成员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母亲还会重复当年说过的话：“不要抱怨，要靠自己”。
周明也会说：“如果我的家庭是一个软弱的家庭，一个低沉的家庭，一个怨天尤人的家庭，那就不可能有我的今天。”
不要小看自己
从那天起，我发现了天才的全部秘密，其实只有6个字：“不要小看自己。”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经验。
——周明
一天刷了108个瓶子，这是一个10岁的孩子为自己赢得的第一个“第一”。他那天早上就 打定主意一定要得到这个“第一”，结果他真的得到了。这让他开心极了，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想到，这件事对他未来的一生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他就是周明，是我们在前边提到的那个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两个姐姐的男孩子。如今，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拥有无数重大发明，其中最奇特的一项是，他在根本不懂日语的情况下发明了中日语翻译软件。这些成就让他成为计算机自然语言领域中公认的最有才华的科学家之一。尽管如此，他心里最珍惜的“第一”不是这个，而是那“108个瓶子”。
在那之前他一直非常自卑，因为家里很穷，父母又没地位，在学校里见到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就躲开，见到不三不四的人赶紧绕着走，可还是常常被人欺负，有时候还会无缘无故地挨一顿打。
好多年来，这孩子就是生活在一种自卑的感觉中，似乎永远直不起腰。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要冲破压抑涌到表面上来：“我什么时候才能比别人强一点呢？”
这一天是“学工劳动日”，老师带着周明和全班同学来到食品厂，就是现在的孩子们都知道的那个生产“露露”杏仁露的工厂。不过，那时候这里不做这个，只做一种水果罐头，而且设备简陋，每天依靠人的双手刷洗成千上万个罐头瓶子。这些孩子来了，也是做这件事。瓶子都是回收来的，很脏，一不小心就会把手划破。但老师认定这是让孩子们学习工人阶级高尚品质的机会，于是宣布开展竞赛，看谁刷得最多。
周明站在孩子中间，听到老师号召，心里一阵激动。他还从来没有得过“第一”，此刻下定决心，一定要得到它。
就像自信和坚毅一样，兴奋而急切地想要表现自己的能力，也是通向“E学生”的转折点。这情形有些像一座沉睡的活火山，虽然还没有冲天爆发，但你如果能看到这孩子兴奋得满脸放光的样子，就能听到火山爆发之前的那种隆隆作响。
他很快学会了所有刷瓶程序，刷得非常认真，一个又一个，一整天都没有停下来，一双小手被水泡得泛起一层白皮，结果他刷了108个，在所有小孩里面，是最多的。
现在这件事情过去整整30年了，周明还是记忆犹新：
我原来一直是没有自信心的，但是这件事给了我自信。就是从那天起，我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肯干，就一定可以干好。我发现了天才的全部秘密，其实只有6个字：“不要小看自己”。那一瞬间，值得我一辈子记忆。我知道我的生活完全不同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经验，散发着一种迷人的力量，一直持续到今天。
你能学会你想学会的任何东西，这不是你能不能学会的问题，而是你是不是想学的问题。如果你对自己手里的东西有足够强烈的欲望，你就会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尤其当你是普通人的时候。
我是那种特别努力、而且持之以恒的人。我做什么事情，都会特别玩命地去干。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不太有把握，但我知道只要我坚持，就能得到我想要的。对，就是当初刷108个瓶子的那股劲，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亚勤话题
人的最大差别不在于聪明不聪明，而在于怎样使用自己的聪明。
——张亚勤
在法国巴黎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罗杰斯大学的古鲁伯博士说，很多研究都在显示，天才儿童身上那种神奇的自信心，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来培养出来的。这个结论的潜在逻辑是，所谓“神童”，并不是遗传变异的结果，而是环境刺激的产物。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样一来，每个孩子都成了潜在的“神童”。关于这一点，张亚勤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说：“人的差别不在于智商，而在于怎样使用自己的智商。”他的故事证明，他是有感而发的。
1977年冬天的某个早上，亚勤像往常一样收拾书包去上学。
就在打开家门的一刹那，他的语文老师冲进来，兴奋得满脸红光，话都说不利落了：
“快……快……快看。”
老师的手上摇着一张报纸。直到多年以后，亚勤还能记得，那是一张《光明日报》。他只看了第一眼，便如五雷轰顶。
阳光从窗户钻进来，照在报纸上，又折射到亚勤的脸上，那张脸显出一种奇异的神采。他后来承认，那一刻改变了他的一生。
当时他11岁，还不能完全领悟成人的世界，但却已经可以感受到，那个春天的中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气氛，到处都是激情，都是笑语。每天早晨打开家门，都可能有让他高兴的消息扑面而来：父亲的平反给他带来第一份喜悦，也让这个家庭终于告别了沉重的过去。恢复高考是第二份喜悦，它给这个家庭开辟了未来之路。而现在，亚勤看着手上这张报纸，觉得未来之路离自己是如此之近。
吸引他的那篇文章很长，里面说，合肥有个中国科技大学，大学里有个少年班。文章作者是个名气很大的报告文学作家，亚勤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但他把另外一个名字深深地刻在心里了。那就是宁铂，也是进入中国科大少年班的第一个孩子。报纸上都把他叫“神童”。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都没睡觉，”亚勤后来回忆：“我已经把上少年班当作自己的目标了。”这个高中一年级学生当即决定，第二天早上就跳到高中二年级去，还决定四个月后去参加夏季高考。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
“莫非他是个天才儿童？”有人问道。
生理学家早就有个结论：人的脑容量并无明显差别，这意味着每个人的天赋智商也无明显差别。可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成了凡夫俗子，而天才只是少数？在种种复杂的原因中，亚勤认定，有一个原因最重要，接着他就说了那句话：“人的最大差别不在于聪明不聪明，而在于怎样使用自己的聪明。”
关于聪明，亚勤还有一些话，值得回味：
“聪明人有很多，聪明也有很多种。有些人的聪明，是很能显示出来的那种。有的人是大智若愚。有些人的聪明很缓慢，但在某些方面可能钻得很深。有些人反应很快，但不能达到很深的程度。有一种聪明很有扩张性，可以影响到周围的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种聪明，就好像酒一样，是靠时间去慢慢品味的，时间越长，你就越是感觉强烈。还有的人就是小聪明了，时间一长，你就觉得淡而无味。在我遇到的所有人里面，也包括我自己，我没有觉得哪个人的聪明超过别人很多很多，没有碰到过一个聪明得像神一样的人。大家其实都是不同方式的聪明。最重要的是，要相信你自己就是聪明人。”
不过，这都是后来的话，在当时，他可没有想这么多，只想着怎么跳到高年级去。老师还是用那句话鼓励这个孩子：“只要能通过考试，你就跳吧。没人拦着你。”
亚勤于是开始实现他的计划。他进了高二的尖子班，废寝忘食。“那是我一辈子最用功的一段日子，真的是为了那个目标。”他这样说。“一个人要是有了自己的目标，就会有一种再苦再累也心甘的感觉。”
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看上去一切顺利，却不料灾难突然降临：他得了肝炎，不得不停止上学，住进医院，饱受病痛折磨，发热，虚弱，满脸黄疸色，无法开动他的大脑，想要看看书也非常艰难。但是，对少年班的渴望支持着他，他不肯放弃。
母亲本来并不指望自己家里也出个“神童”，只是看到儿子跃跃欲试，而且态度坚决，又跳级又熬夜，就不阻拦。现在望着儿子那张发黄的脸，只有心疼：“今年算了吧，明年再说。”
亚勤不听：“我就是想试试，失败了也是一次练习。要是不考，不就等于是考了0分吗？”
很多年以后，他用更加成熟更加富有逻辑性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你若奋力去争取成功，也许不会成功，但你若不去争取，那就一定不会成功。”
他在医院治疗一个月，又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等到能上学的时候，高考已经开始了。
考试结果比中国科技大学的分数线差10分，尽管如此，还是超过所有人的想象，他可以上山西大学。那也是一所重点大学，而且是太原人心中的圣殿。
周围一片祝贺声，但亚勤很不开心。这孩子心中的圣殿在合肥。
妈妈说：“能上山西大学已经很了不起啦。”
亚勤说：“不。”
妈妈又说：“如果你不喜欢去，就在家呆一年也好。”
亚勤还是说：“不。”
夏天转眼就要过去了，亚勤还在为他的失败懊恼。
这一天，老师又来了，再次给他带来希望：“上一次考试是全国统一高考。你不是想去少年班吗？那是另外一次考试，马上也要开始。”
亚勤大喜。
新一轮考试的结果是“一面倒”：语文和政治都很差，但数学却是满分再加20分。他不仅把所有考题完成得滴水不漏，还把加试的一道题也做出来了。那是一个平面几何题，而他是全国考生中唯一解出这道题的人。阅卷的老师们被惊呆了，都说太原出了一个“数学神童”。
“其实这是过高地估计我了。”亚勤后来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笑着说，“这个题正好是我做过的。”
那是考试的前几天，妈妈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本书。书里有一道竞赛题，特别难。亚勤平时总觉得“平面几何”特别对他的路子，什么题也难不住他，可这题竟把他难住了。他苦苦想了两天才找到答案，不料竟在这次考试卷上看到了同样的题。
“我不比别人聪明，”他后来说，“那个题，如果我没做过，我在考场上肯定做不出来。没有人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出那个题。”
可是考官不管这个，只管结果。亚勤后来如愿以偿，进入中国科大少年班，和他在数学考试中的杰出表现有着直接关系。
一句话影响一生
每次我得意的时候，这个声音就让我平静下来。
——张亚勤
12岁那一年，亚勤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对1978年保有记忆的亿万中国人，一定都记得中国科大少年班。那一年无数轰动全国的大事件中，这是最深入人心的一个故事。少年班里有30多个学生，从12岁到15岁，来自全国各地。人们把那些孩子叫做“神童”。
亚勤是这群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让他更多了几分得意。母亲也很高兴，但她从来没有在儿子面前流露过。有几天，他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但是他把大部分记者都拒绝了。因为母亲不许他接受采访，说他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不让记者把他的名字登到报纸上，还对他说：“名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迄今为止母亲的教导无数，不知为什么只有这句话最符合亚勤的心思。他就悄悄地躲在那些“少年神童”身后，玩着他自己喜欢的游戏。他觉得这日子和他在太原上中学的情形差不多。直到有一天，一件小事让他发生了重大变化。
事情是从一个作家的出现开始的。这作家从北京来到合肥，想要采访这一群“神童”。看到亚勤不愿意谈自己的生活，于是对他说：“我们一块散散步吧。”
那个下午，这一大一小在校园周围走着，一边走一边聊，谈啊谈，不知不觉中，两个人已经走得很远，走出了校园，走进乡下的田野。夕阳西下，天边一轮红日，彩霞漫卷，把亚勤的脸都映红了。
那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
“这人怎么不说好话？”亚勤心里不高兴，不禁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
“不错，”作家点点头，似乎被这个孩子的自信打动了。他忽然站住，转过身来，眼睛正视着亚勤：“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
说完，他把手从亚勤的肩膀上拿开，转身离去。
亚勤一个人留在那里很久。“以后的路怎么走？”他一再问自己这个问题。
“这次改变在于我的内心。”很多年以后亚勤回忆起这个故事的时候说，“我越来越感觉到他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劝告。现在我想想看，他真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那一年他差不多40岁，他当时很真诚。从那以后，每次遇到问题，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他那双眼睛，好像电影一样。每次我得意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声音让我平静下来：‘你才刚刚开始，以后的路怎么走？’”
历史性的时刻
妈妈一声惊叫，爸爸一声不吭，只是抓着那张纸，左看右看，等到终于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全是真的，就一个劲说：“喝酒。喝酒。”
——张宏江
张宏江现在年过四十，瘦脸宽肩，有些谢顶，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大。他已经是两个男孩儿的父亲了，有时候闲下来，就把自己的“自信人生”讲给儿子听：“我从小学到中学，唯一的好处就是没什么作业。”
同儿子相比，宏江那一代人受的教育的确不一样：“那时候我们没有资源。或者可以说，我们拥有的最大资源就是一个宽松的环境。”
那一年宏江离开县中学，重新回到乡下的学校。学制缩短了，课程精简了，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如把英语学了好几个月，还是只会26个字母和一句话：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新来的班主任是一个宽松的老师，班上同学也少了，只有30个，老师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关注学生，但从来不会说：“今天的家庭作业是……”
爸爸妈妈最大的好处就是放纵，从来不问儿子“作业做了没有”，也不问“得了多少分”，还不让儿子做家务事。那时候大多数人家的孩子是要承担家务事的，但这对夫妻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说：“整天逼孩子做家务事，有可能让孩子陷入那些琐碎的小事当中，眼里没有大事。”
宏江的大事不是课本，而是课外书；不是大人们要他看的那些书，而是大人们禁止他看的那些书。有《青春之歌》，有《幻灭》，还有《白宫岁月》、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这些书要么被禁止出售，要么只供“内部参考”，在大城市里的内部书店悄悄地出售。可是现在，那些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文人们，成了禁书的携带者和传播者。宏江每天跑到他们那里去，找这些书来看，把这当作躲避虚假道德世界和打开胸襟的办法。老师眼看这孩子在课堂上不好好听课，只是埋头读些不三不四“供批判用”的东西，竟不加干涉。只在心里惊讶：“这小家伙从哪里弄来的这些书？”
所有这些情节，都为今天大多数孩子所向往，也让宏江的两个儿子羡慕不已。自由宽松，无忧无虑是所有人内心的追求，更是孩子们的天性。
但是，对孩子的教育是严格一些好？还是宽松一些好？给予孩子的压力是大些好？还是小些好？一直是大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从迄今为止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看，这两种教育方法都有成功的例证，也都有失败的例证。我们在“微软小子”的身上发现，他们这些人的与众不同，不在于没有压力，而在于他们的压力不是来自父母来自老师，是来自他们的内心。
就像开复想要“足够好”的成绩、亚勤一心一意进入“少年班”、向洋不屈不挠跳出农村、剑峰“笨鸟先飞”、周明攥紧了拳头要摆脱被欺侮被蔑视的境遇一样，张宏江也有自己的压力。
1977年宏江15岁，就要高中毕业。那时候最吃香的是工人、农民和士兵，社会风尚与今天大不一样，人人都把毛泽东的一句话挂在嘴上：“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人人身在上山下乡的潮流中，但是全都在心里觉得这是浪费青春。宏江的哥哥已经在两年以前到农村去了，现在又轮到他。爸爸妈妈开始忧虑。那年月的父母很难有什么“望子成龙”的念头，只希望大儿子能离开农村，回家来，找一份像铁路工人那样的工作，还希望二儿子别再到“广阔天地”去了，就算没有工作，在家闲逛都是好的。但是不行，宏江一毕业，城市户口立即被取消，按照政府规定，他除了追随哥哥，到农村去种地，别无他途。
但就在这时，高考制度恢复了，你可以想象这对宏江兄弟意味着什么。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是这个家庭最幸福的时刻，而且也是历史性的。第一份通知书是给哥哥的，左邻右舍都来祝贺，爸爸妈妈既兴奋又心焦：一个儿子解放了，但是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啊！
宏江的学习一向比哥哥好，又自信。他对爸爸妈妈说，“哥哥能拿到，我也能拿到。”
但是父母不信，从心理上说，他们不是不相信宏江，而是实在不敢想象能拥有两个儿子同时考上大学那样的幸运。
一家人在兴奋和焦虑中又过了四天。那天傍晚，有个人忽然跑进来，满口说“祝贺”。父亲以为又是祝贺大儿子的，就说：“都过了四天啦，还祝贺……”可就在这时候，他呆住了，眼睛直直地望着面前站着的那个邮递员，望着那人手上的“录取通知书”。它来自郑州大学电子系，是宏江的。
妈妈一声惊叫，爸爸一声不吭，只抓着那张纸，左看右看，等到终于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全是真的，就一个劲地说：“喝酒。喝酒。”
你的潜力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我建议你给自己一些机会展示这方面的能力，或许像我一样，你会惊讶自己的潜力远远超过了想象中那样。
——李开复
这是李开复写给中国大学生们的信中的一句话。信写于2000年夏天，里面讲了他自己的
一个故事：
我在苹果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天，老板突然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接替他的工作？我非常吃惊，表示自己缺乏像他那样的管理经验和能力。但是他却说，这些经验是可以培养和积累的，而且他希望我在两年之后就可以做到。有了这样的提示和鼓励，我开始有意识地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学习和实践。果然，我真的在两年之后接替了他的工作。
“我建议你给自己一些机会展示这方面的能力，”李开复接着对大学生们说，“或许像我一样，你会惊讶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潜力远远超过了想象中那样。”
这封信后来在众多媒体上公开发表，还有一个正式的题目：《致中国大学生的一封信》。那时候李开复已经离开中国，但是他在这封信里留下的很多思想，一直在学生中间广泛传播。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陆续谈到，现在只提一点，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孩子的潜能最大程度地发扬出来；接受教育的目的，也就是寻找“最真实的自己”，而一个“真实的自己”往往比“想象中的自己”更好。
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说过：“不要竭尽全力去和你的同僚竞争。你更应该在乎的是：你要比现在的你更强。”李开复把这句话告诉大学生们，然后说，只在一所学校取得好成绩、好名次就认为自己已经功成名就，是可笑的。“要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在二十一世纪，竞争已经没有疆界，你应该放开思维，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给自己设定一个更具挑战性的标准，才会有准确的努力方向和广阔的前景，切不可做‘井底之蛙’。”
消极的图像离他远去，积极的图像回来了
有了那次经历，我忽然意识到原来的想法错了。打败别人，得第一名，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学会尊重你自己，能不能发现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沈向洋
“一个人明白一个道理，都是有一件事情作为契机的。”沈向洋这样说，接着就开始讲述那个成为他的“契机”的故事。
1980年，向洋成为南京工学院自动控制系的一个大学生。那一年他13岁，是这所大学“最年轻的学生”。这引起老师和学生的激动，好多人都说这学校里出了一个“神童”，但是他自己却在心里觉得，进入这所大学是“一次失败的经历”。
“我让我的中学老师失望了，后来都不好意思见他。”他这样说。
实际上向洋在中学时代一直是老师最宠爱的学生，因为他年龄小，还因为他的成绩好。老师们都偏爱成绩好的学生，把期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向洋的班主任当然也不例外。
高考之前老师带着向洋去体检，就像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跟在医生身后，亦步亦趋，面色紧张，直到最后，终于吐出一句话：“我这个孩子没有问题吧？”
医生说：“没有问题。”
老师笑了：“没有问题就好。这孩子是‘北大化学系的预备生’。”
老师虽然在开玩笑，其实在心里早为这孩子设计好未来的大学，那就是北大。可是期望也是有重量的。一个孩子在日愈优越的环境下成长起来，身上肩负着那么多人的期望。这期望比考卷更沉重。
“心理压力的承受能力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培养，我也说不清楚。”多年以后向洋回忆当日情形，那种感觉还是非常清晰：“我高考就是因为心理压力，才失手的。”
“考试考得好不好，成绩单都是摆在大家面前的啊。”那些日子他整天就在想这件事。不知不觉又开始拉肚子了。他明白这不是个好兆头，表明心里那种恐惧感正在上升，但是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
有人说，自信来源于成功的暗示；恐惧来源于失败的暗示。这话是有事实根据的。你心中的图像千千万万，总有一些属于你自己，它在无形之中释放出力量，引导你朝着自己内心深处潜藏着的那个方向走去。如果你抓住的是“自信”，它就会引导你走向成功，如果你捉住的是恐惧，消极的结果就会产生。
高考的第一天上午就出了问题。
作文的题目是《读画蛋有感》。向洋知道这是在说“达芬奇画蛋”的故事，但他心里紧张，写了半天竟都不知写了什么。
老师在考场外面等着，见他出来，连忙问长问短。向洋还没说几句话，就见老师的脸色一下子刷白：文不对题。40分的作文，顶多能得5分。
下午接着考数学，向洋又失手了。多少次模拟考试都是满分，可这一次，竟然看错一个题。
最后的分数大失水准。期待中“北大化学系”是没戏了。老师还想挽救，要他报名“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那也是向洋向往的地方，但是他再次失望：人家的招生名额已经满员。
向洋就这样来到南京工学院。
这样一个结果在旁人看来，已经是了不起的，在他来看，当然是一次“失败”。就像他自己说过的，他“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天才，无所不能，有时候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现在，那个“什么也不是”的形象占了上风。他开始“混”，身上那种贪玩好动的本性全部爆发出来。他迷上了足球，后来还学武术、练拳击，“混”过一年级，“混”过二年级，又开始“混”第三年。
但是“失败的经历”始终让他耿耿于怀，那也许是一种遗憾，但更像是“不服气”。内心深处有一种力量在涌动，总是在寻找新的机会重新试一试，只是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忽然意识到的。
有一天，老师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这老师本是负责学生思想工作的，临时代讲电子线路课。在讲台上站了几天之后，她的眼光就集中在这个年龄特别小又特别淘气的学生身上。
“咳，你知道你自己的价值吗？”她对向洋说：“你不应该混啊。你应该向查礼冠那样子才对啊。”
向洋知道这个查礼冠：她是当年全国唯一的女教授，有非常了不起的学术成就，举国闻名，也是向洋心中的偶像。现在，老师居然把他和查礼冠相提并论，这就像是有个什么东西，把他心里的那个开关打开了。
“我从老师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胸中腾起一股豪气，真正觉得应该好好读书，做一点事业出来。”
那一天向洋做了一个决定：考查礼冠教授的研究生。
但是要让一个玩惯了的孩子坐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克制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养成，这在任何人都一样。谈到这一点，向洋深有感慨：“纪律性是训练出来的，小孩子是绝对不会有纪律性的，而且这一定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克制的含义不只是约束，它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人确定自己的目标，并且坚持到底。这需要内心的欲望，也需要外界的力量。向洋不缺少内心的欲望，但他缺少外界的力量。
看来，人的一生若要走向成功，真是需要一系列的机缘，向洋此时的机缘是他的一个同学带来的。
这一天向洋把自己的新决定告诉同学，同学听得两眼放光。他比向洋大好几岁，有很强的自尊和自信，有长远的理想，而且做事认真。在大学的前三年中，他的学习成绩比向洋好很多。最重要的是，他了解向洋，两人常在一起玩，彼此相知。
“其实你这家伙比我强，”他对向洋说，“就是不自知。”
“真的？”
“你要是不相信，咱们就试试。”
“可我就是坐不住。”
“没关系，照我说的做。”
从这句话开始，每天晚上，两个人一同走进教室，占据一个角落。同学命令向洋坐在里面的座位，而他自己坐在外面，拦住向洋出去的通路。
“我想出去一会儿。”向洋很快就坐不住了。
“不行。”同学斩钉截铁。
“我想去洗手间。”
“也不行。”
4个月后，两个人一起考上了研究生。这一次，向洋超过他的同学，也超过所有考生，成为全系的第一名。
毫无疑问，变化已经发生在向洋身上。这当然不仅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些东西，甚至也不是那个“第一名”，变化还发生在他的内心：消极的图像离他远去，积极的图像回来了。
他后来是这样谈论那次转变的：
那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件事。我好像突然就明白了很多道理，虽然说不上是大彻大悟，但也算是一个悟性。我整个人一下子变得很轻松。
人这一辈子总是想证明一点什么。证明什么呢？有时候你自己也不是真的很清楚。在那之前，我特别在意的是“考试第一名”，要在每一次竞争中打败所有人。小时候在乡下，就是打败乡下人，后来到了城里，就想打败城里人。但是有了那次经历，我忽然意识到，原来的想法错了。打败别人，得第一名，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学会尊重你自己，能不能发现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我想说的是，即使一个有十足自信心的人，也不一定真的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我一生都很感谢我的这个老师和这个同学。什么叫良师益友啊？这就是良师益友。他们两人，一个让我认识到我的价值，一个让我证明了我的价值。明白了自己的价值，你的自信心就不会被恐惧打倒。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
有很多东西，我曾经那么刻苦认真地学过，可现在都忘掉了，真正留在脑子里的却没有什么用处。还有很多东西，我现在觉得很需要，可是却从来没有学过。
——童欣
童欣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适逢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他知道这里的图形学研究小组相当强大，拥有全世界在这个领域中最优秀的人，不禁心驰神往，当即送去应聘简历，在一番严厉的招聘程序之后，他被微软接受了。
从那时到现在，5年过去了，童欣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域里已是相当知名的人物。他的研究成果连续不断地进入“世界图形学大会”。这个“大会”是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科学家的圣殿，也被人们公认为衡量世界一流水平的试金石。如果一个研究团体的成果被“大会”接受，那么全世界的研究团体都会承认这是一个世界一流的团体。如果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有一次被这个“大会”接受，就表明他的研究已具有世界水平，如果他的成果能够连续被“大会”接受，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童欣的研究成果就具有持续不断的性质。在过去的三年里，他每年都有一篇论文在图形学大会上发表。这些成果让他拥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也成了“微软四少”中的一个。
他的生命的起点是张家口市，在冀北崇山峻岭间，与世隔绝。当年父亲和母亲告诫他“不要留在这个城市”，还要他“摆脱闭塞摆脱贫困”。于是他怀着一种强烈的冲动，离开自己的家，去杭州求学，又从杭州来到北京。如今，他和他的家人都在北京定居了。父母对儿子的一切都很满意，最关心的是他的身体好不好，以及他是不是快乐。
他承认自己很幸运，得到那么多机会，多年来付出的种种辛苦，全都有了回报。最重要的是，他在工作中感受到乐趣。当然他也有自己的苦恼，比如他总是在心里想：过去这5年“失败要比成功多，起码也是一半对一半”。有时候拼命工作好几个月，写出论文，却被人家拒绝了。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特别怀疑：“我做的事情到底意义何在？甚至对自己这辈子到底想追求什么样的东西，也会迷惑。”
不过，在一连串大的成功之后，他的心境比原来更平和了。“现在我成功了不会特别欣喜。失败了也不会特别悲伤。”他庆幸微软能够允许他失败，还庆幸自己“可以不断从失败中学到东西。”这是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从没有过的感觉
和所有最优秀的中国学生一样，童欣连续读了20年书——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和博士。从7岁读到27岁。
他出生在“动乱”的年代中。这一代人的童年没有那么丰富多彩，不像过去的孩子，有那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也不像现在的孩子，可以学钢琴学跳舞学绘画，这一代孩子到了懂事的那一天，就开始“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青春补回来”。从小学到大学，他们除了念书还是念书。“这并不是很好的经历。”童欣后来这样说。
他上小学时，就听到很多年龄稍大些的同学说过类似的话，可惜他还不懂得如何接受别人的教训，一定要自己亲身去体验。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是如此，要到自己摔过跟头之后，才能慢慢悟出一些道理来。
童欣小学和中学的学习成绩都不错，虽然不是第一名，但总是排在前面，所以父母对他很放心，从不过问他的考试。
他对自己的能力相当自信，但他总是说自己“不是什么天才，至少我周围有很多人比我聪明。”他总觉得聪明孩子都很贪玩，只是到了快考试的时候才用功。而他从来不敢这么干。“我不是这样的人。”他说，“光凭聪明我是做不好事情的，我还要用一些苦功夫。”
父亲也相信儿子不是天才，但是他知道，聪明人一定是个会用脑子的人。所以他总是把一句话反复地对儿子说：“干活要用脑子去干。”儿子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在旁边说：“想想怎么做才能做到最好。”比如有一次削铅笔，童欣坚持自己动手，他的动作笨拙，铅笔削得很难看，“就跟狗啃的似的”。这时候父亲就会把铅笔和小刀再次塞到他的手里，让他重新开始，还说：“要用脑子去削，不是用手削。”
童欣从小到大，父亲把这句话说了无数次，这成了童欣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对他的影响特别大。
他有一个惊人的素质，就是考试时心里没有一点负担，也不紧张。高考之前的复习阶段，在很多孩子看来就像是地狱一般，一切正常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弄得一团糟。但是童欣把这件事情看作一种既定程序。自己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好，到什么时间就做什么事情，连“早上买早点”、“在操场上跑步三圈”这样的事情也一丝不苟。他也从不熬夜加班做习题。每天晚上到9点就睡觉。有时候他发现自己无法像同学们那样日夜奋战，不免心里不安。这时他就会想到父亲说过的话，“干活要用脑子去干。”
他就是在这样一种稳定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中完成了所有学业，按照老师的要求，把该记熟的课本都熟记在心，把该做的习题都做了好几遍，然后考上他想要的大学，没有任何波澜起伏，也没有任何意外的事情发生。
只是有一件事情，时间过去越是遥远，他反而觉得距离越近，那就是他的学生时代。他越来越经常地回想那时的故事，觉得自己得到的教训比经验多：“有很多东西，我曾经那么刻苦那么认真地学过的，可是现在都忘掉了，真正留在脑子里面的却没有什么用处。还有很多东西，我现在觉得很需要，可是却从来没有学过，因为课本上没有。也许课本上有，但我那时觉得对考试没有什么用处，就没有好好学。”
于是，有个念头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如果让我重新上一次学，我会怎么做？”看上去有点儿像一篇“E学生”的宣言书：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我会在数学和英语这两门课多下一些功夫。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这两门课重要，可惜上学的时候不明白这些。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我就不会像从前那么卖力地读死书。我不会仅仅为了分数就拼命去学那些我不感兴趣的课程。我可能只让它及格就够了。我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学一些课本以外的东西。我会培养自己的兴趣。我要读更多的书。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我会更自觉地去掌握学习的方法，而不再只是灌输知识。现在看来，我的知识还是太死。这样的知识积累得越多，大脑就越是不能进入特别活跃的状态。我现在才懂得，死记硬背的人聪明一时，寻找方法的人聪明一世。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我会请老师改变他们的教育方法。他们太重视对与错，太忽视提出问题。他们让学生得到了很多知识，但是并没有让学生掌握应用知识的方法，也没有让学生学会获取新知识。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我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背书，因为我已经明白，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而是理解。你对你所学的东西要有一个理解，就像我爸教育我的话，你要用脑子来干活。用简单的重复来掌握知识，可能是最笨的方法了。
如果有机会重新上学，我一定会变得更聪明。我爸爸还有一句话，如果你是聪明人的话，看到别人摔一个跟头，你就不会摔同样的跟头。如果你不是很聪明，你可能自己摔一个跟头，不会再摔第二个。如果你是最笨的人，你下次还要摔同一个跟头。我已经看到了别人摔的跟斗，也看到了自己摔的跟斗，至少，我不会再摔同样的跟斗。
自信的力量
那些敢于去尝试的人一定是聪明人，他们不会输。因为他们即使不成功，也能从中学到教训。所以，只有那些不去尝试的人，才是绝对的失败者。
——张亚勤
中国科大少年班被人们叫做“神童集中营”，但是如果有谁要到那里去寻找所谓“神童”的证据，十有八九是要失望的。
“我的那些同学们，到今天，有些很棒，有些很平常，还有的不怎么好。”亚勤这样评价当年中国科大少年班的学生们：“所以要说这少年班究竟怎么样？我觉得现在评价还早。其他大学的少年班也是一样。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大家的标准不一样。我们这些人才三十多岁。这个年龄的人很难讲是成功还是失败。”
在过去25年里，中国产生了数以千计的“少年大学生”，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亚勤，在他之前，有一个孩子已捷足先登。
他叫宁铂，是中国大学少年班的“第一人”，非常聪明伶俐，又很听话。中国人心中一个完美儿童的种种要素，他都有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成了第一个少年大学生，也成了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他们让这孩子出名，让这孩子成为“神童”，让这孩子放射出一种既神秘又炽烈的光彩，让这孩子成为全国儿童学习的榜样，也成为父母们教育子女的新模式。
宁铂和亚勤同在一个学校读书，但那时候他的名声远在亚勤之上。“当时我们只知有宁铂，不知有亚勤。”三年后进入中国科大的李世鹏这样说，“可是很奇怪，20年以后，这两个人竟颠倒过来了。”宁铂成了人们心中的那种平凡的人，默默无闻，只有中国科技大学的人才知道他是这所学校里的一个老师，而亚勤的名字风靡全世界。
亚勤有一次谈到这件事，仍然觉得宁铂比自己更聪明。“至少，”他说，“我不比宁铂更聪明。”
宁铂的不幸在于，人们加诸在他身上的荣耀和期望过于沉重。他那时候毕竟还是个孩子，无法负荷那么重的东西。他开始担心自己的能力，害怕失败。他觉得自己无法承受失败，因为没有人会接受一个“神童”的失败。他由此失去了“神童”身上最神奇的一个东西——自信，甚至对自己渴望得到的东西，也畏首畏尾，不敢伸手去拿。
我们已经叙述过亚勤在高考中的那种主动的、全身心的投入，也叙述了那次研究生考试给予沈向洋的重大影响。现在我们想要说，宁铂也曾面对差不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他的决定完全相反，结果也完全相反。
他总是想：“万一失败了呢？”
大学毕业之后，宁铂在内心里强烈地希望报考研究生，但是他一再放弃自己的希望。第一次是在报名之后，他放弃了；第二次是在体检之后，他又放弃了；第三次，他甚至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他又放弃了。他后来再也没有为自己争取类似的机会。
亚勤后来谈到自己的同学，异常惋惜：
我相信宁铂就是在考研究生这件事情上走错了一步。他如果向前迈一步，走进考场，是一定能够通过考试的，因为他的智商很高，成绩也很优秀。可惜他没有进考场。这不是一个聪明不聪明的问题，他也许是怕考不好就丢了面子，所以我说他做错了判断。
这都是一念之差的事情。我就用我的例子来讲，那一年高考，我病在医院里，其实完全可以不去参加高考，可是我就少了一些顾虑，多了一点自信，所以做了一个很简单的选择。而宁铂就是多了一些顾虑，少了一点自信，作了一个错误的判断，结果智慧不能发挥，真是很可惜，到后来，很多机会他都不敢去尝试。那些敢于去尝试的人一定是聪明人，他们不会输。因为他们会想，“即使不成功，我也能从中学到教训。”所以，只有那些不去尝试的人，才是绝对的失败者。
有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看过去，对比周围形形色色的人，就会发现：有些人比你更聪明、更杰出，那不是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事实上你和他们一样好。如果你今天的处境与他们不一样，只是因为你的精神状态和他们不一样。在同样一件事情面前，你的想法和反应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比你更加自信，更有勇气。仅仅是这一点，就决定了事情的成败，以及完全不同的成长之路。
自信是什么
张亚勤的观点：自信是一种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