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梅森微笑着说，“您的回答和我猜测的一样，包姆先生，您是在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来做陈述。您刚才说信封上是代文浦的字体，是吧？”
“美宝·诺格告诉我它是。”
“我知道，我知道，”梅森说，“那只是听说。您并不知道那是代文浦的字体。”
“当然不知道。”
“好了，等一等，”海尔德说，“我不是把包姆带来受审的。”
梅森第一次发火了：“你到底想把我怎么样？你是不是想把我置于错误的境地？”
海尔德从椅子上跳起来，“你影射什么？”
梅森说：“我没有影射什么，我是在问你。一开始你告诉我，当包姆的陈述出现错误的时候不要作声，现在你又非要我指出他说的话哪儿错了；我开始问包姆问题，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表明他哪儿回答错了，你却跳起来刁难说我没有权利盘问包姆。”
“是的，你没有这个权利。”
“我不是在盘问他。”
“噢，在我看来那就是盘问。”
“我只是试图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去指出他的陈述在哪儿错了。”
“很好，我就把这称为盘问。我敢说你指不出他有什么地方说错了。”
“啊，有很多地方都错了。”梅森说。
“那就举一个例吧。”海尔德挑战地说。
“例如，”梅森说，“你几次说过信封上用代文浦的字体写着在他死亡的时候把信交给警察局。”
“我已经解释过了是美宝·诺格告诉我的那是代文浦的字体。”包姆说。
“所以你并不知道那是他的字体？”
“我不知道，不。”包姆喊道。
“很好，”梅森说，“你怎么知道信封里含有在他死时要交给警察的信件？”
“我看见了，”包姆吼起来，“我自己的眼睛看见的！”
“好了，等等，”梅森说，“别这么生气，包姆。你是一个好心的、观察细致的警官，你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那个意思。”
“信封上不是这么写的。”梅森说。
“好吧，反正意思就是那个。我还记得美宝·诺格对我说过信封上是这么写的。”
“没错，”梅森说，“现在如果地方检查官能够好心地向您出示那封信，包姆先生，你就能发现信封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写的。信封上全部的字是‘在我死亡的时候打开，内容交给警察局’下面按推测应该是爱德·代文浦的签名。”
“噢，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海尔德问。
“当然不是，”梅森反驳说，“像刚才包姆所形容的，可能是要求把信寄存在第三人处，到时候不被打开就交给警察局。但是，根据实际写在信封背后的指示，代文浦要求他的合法代表——当然了，如果那确实是他的笔迹——先打开信封，然后才把内容交给警察局。”
办公室里充满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死寂。
“所以你看，”梅森对包姆微笑着，“美宝·诺格说的是另一个不同的信封。现在看来不是信封里面的纸而是整个信封被换掉了。美宝·诺格对你说的那个信封根本就找不到。她所出示的信封与她所形容的信封完全不同，因为信封皮上的指令不同。”
“行了，等等，”海尔德说，“简直是一派胡言，你这是混淆是非。”
梅森说：“先生，我认为这是对我的污辱，我只是试图澄清事实，我敢说我在此所做的任何陈述你都无法证明它混淆是非。我是本着合作的精神来这里的。我本来可以跟你说见鬼去呢，也可以让你去搞传票，去搞逮捕证——如果我是在大陪审团面前，我一定会坚持要求你的问题要措辞准确。事实是，我自己耗资租了一架飞机，在办公室最需要我的时候停止办公一天。我已经跟你解释过我的情况了，我请你站在我的角度上考虑一下，告诉我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而您自己，作为一个律师，不敢负担应负的责任，现在又来指责我混淆是非。我不喜欢这些，我……去他的，先生，我撤回我的合作，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你还有很多要说的呢，”海尔德说，“你现在在我的郡里，没有我的准许你走不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可以给你发一张传票，我可以……可以逮捕你。”
“什么理由？”
“你是事实前……事实后帮凶。”
“什么帮凶？”
“谋杀。”
“对谁的谋杀？”
“爱德·代文浦。”
“到底是什么，”梅森问，“事前帮凶还是事后帮凶？”
“我不知道。……噢，我知道了，是事后帮凶。”
“谋杀发生的要素是什么？”梅森问。
“你和我一样知道。”
“你最好证明一下，”梅森说，“谋杀最初步的要素是把人杀死，屠杀，留下一具死尸。”
“哦，我们还没有发现尸体，不过我们会找到的。”
“见鬼，”梅森说，“你怎么还没意识到？”
“意识到什么？”
“爱德·代文浦有可能跳出房间的窗户，和他漂亮的女秘书美宝·诺格跑了。美宝·诺格在哪儿？把她找出来。她说我篡改了一封信，让她出来跟我当面对质。”
“我……我还没找出诺格小姐在哪儿。”
“你的‘还没有’将是很长时间吧？”梅森说。
“她对所发生的事情十分困惑。”
“她肯定是，”梅森生气地说，“我是一个合法的律师，我不会坐在这儿让美宝·诺格控诉我犯了什么罪行，我要求美宝·诺格出场，与我当面对质，我要对她进行质询。”
“我现在在质询你，那是我要做的事。”
“你是在对我乱加罪名。”梅森说，“把包姆先生和美宝·诺格罗列的罪名强加于我，但你却无法让我与控告者们当场对质。”
“包姆先生在这儿。”
“他的指控不是直接证据。”
“有些是。”
“全都不是。”梅森说，他转向包姆，“美宝·诺格告诉你她为什么那么晚了还在那所房子里了吗？”
“她说她是开车路过。”
“你知道那不可能是真的，”梅森说，“她根本没地方可去。”
“她可能是在车路上调个头再开出去。”
“当然。”梅森说，“但那也不是开车路过，那条路已经到头了。她没说她到那所房子里去看看是否一切都正常，她只说是偶然开车路过，当我对此事向她提出质疑时她承认她说错了，不是么？”
“嗯？除了她所做的事我都不能确定。”
“她没告诉你当天晚上她早些时候到过那里，没有吧？”
“噢，她在那里工作，我想……”
“大约比我先到30分钟。”
“在你之前30分钟！她当时在那儿吗？”包姆问。
“她没告诉你这些吧？”梅森问。
“没有。”
“她没告诉你她打开抽屉，拿出那个装有那个信件的保险匣，换了一封信？”
“没有，当然没有。你在那里，你听见她是怎么说的了。”
“她跟你一起开车走了，”梅森说，“她没告诉你那些？”
“没有。”
“她也没告诉你那天下午她去了银行，用爱德·代文浦以前给她的一张空白支票——本来就是要用在这种情况下的——几乎把他帐户里所有的钱都提出来了？”
包姆冲口就说：“她没告诉我这个，是我后来在银行发现
“哈，你看，”梅森愤怒地说，转向海尔德，“到底是为什么你不在自己的郡里先把人找出来？为什么你不先把事情搞清楚，免得夫勒斯诺郡的地方检查官或洛杉矶郡的什么地方检查官过来告诉你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把你逼得团团转？为什么你不找出这里的有关各方，把事情搞清楚后通报给我；而不是让我，洛杉矶的一个律师，相当不方便地来到你这里，来回答一个已经潜逃了的女人所做的指控？”
海尔德对梅森说：“你到底是怎么知道从银行提款、还有美宝·诺格失踪的事的？”
“为什么不能？”梅森问，“我不该知道吗？”
“没人知道，那是严格保密的消息，我告诉我办公室的人不准说出去。”
“我的天，”梅森说，“我一开始就认为这是明摆着的事儿，按照整个事件的发展来看。”
“那么你是在说——也就是说，你认为没有发生任何谋杀？”
“谋杀？”梅森说，“是谁说有谋杀的？”
“医生说爱德·代文浦死了。”
“有人见到尸体从窗户里爬出去。”
海尔德咬着嘴唇。
“好，我们把话说清楚，你们是想对我隐瞒消息吧？”
“只是没有公开而已。”
“你想阻止我发现这些？”
“噢，如果你想那么说的话，就算是吧。”
“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梅森说，“我已经在这儿呆了一段时间了，竭尽全力地想与你们合作，我想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已经尽可能坦诚地回答你们的问题了，我在这儿已经给了你们大约一个钟头的时间了。”
“没有那么长。”
“噢，已经有一会儿了，”梅森说，“足够你相当全面地了解情况了。我要回我的办公室去。”
“除非我告诉你可以离开，否则你不能离开这个郡。”
“凭什么不能，你阻止我试试看。”
“我有很多办法阻止你。”
“那你就试试其中一种，”梅森说，“到明天早晨你的脸就会红得像烧熟的龙虾。”
梅森冲德拉·斯特里特点点头，然后走出了办公室，留下了一群晕头转向的与会者，他们匆匆忙忙聚成一堆商量对策。
梅森刚一出来，新闻记者就把他围了起来。
“怎么样？”他们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梅森小心地关好门，微笑着说，“我相信，朋友们，地方检查官会告诉你们他将发表一份关于此次会谈的声明，给你们所有的消息。如果人们进去采访他的话我想他会很乐于回答问题的，而且，在现在的情况下，我愿意让他来回答问题。”
梅森遇到了《奥罗威尔使者报》的那个记者的目光，向他眨了眨眼。
其他的记者打开门一拥而入进了里间的办公室。
彼得·英格莱姆走到梅森身旁：“行了吗？”
“让我们上你的车，赶快开到机场去，”梅森说，“路上谈。”
“这边走。”英格莱姆说。
他们匆忙走出执法官办公室，英格莱姆的车停在路边。
“快点。”梅森对他说。
“出了什么事？”英格莱姆问，一边发动了车子。
梅森说：“真是一次艰难的会谈哪，你对此知道些什么？”
“我们知道的全部就是这次会谈花了相当长时间，我们能够听到里面乱哄哄的说话声，后来嗓门高起来，似乎有人发火了。显然这次会谈平静地开始，结尾谈崩了。”
梅森说：“会谈被录音了，你为什么不坚持……”
“没有机会，他甚至不会承认会谈录了音。”
“好吧，”梅森说，“让我来开车，你问问题，记笔记，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一上飞机我们马上就得起飞。”
记者停了车，打开车门，跑到车门的另一侧。梅森换到司机的位子上。
“好吧，”梅森说，“开始问吧。”
“发生了什么事？”英格莱姆问。
“一开始，”梅森说，“地方检查官说这将是一次正式的会谈，所以会谈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每次他问一个问题，比方说，把天堂的那所房子说成是爱德·代文浦的房子，我就争论所有权的问题。”
“根据什么？”
梅森先简单总结了讨论过的要点，然后一边开车向机场飞驰一边向英格莱姆叙述了一遍会谈的大致经过。
在机场梅森和德拉·斯特里特下了车，走到正在听收音机的飞行员旁边。
“好了，”梅森说，“我们路上再听节目吧。”
“马上就走，”飞行员说，“嘿，你们听到刚才的新闻报道了吗？”
“什么事？”梅森问。
“你关心夫勒斯诺的案子吧，”飞行员说，“他们发现了尸体。”
“谁的尸体？”
“被妻子杀死的那个男人代文浦。”
“尸体在哪儿？”
“埋在离科兰浦敦两三公里的一个浅坟里。至少他们认为那是代文浦的尸体，尸体裹着带红点的睡衣。他们仍在掘坟，一个新闻机构通过广播发布了这则消息。”
梅森看着英格莱姆，英格莱姆咧嘴笑了。
梅森对飞行员说：“准备好飞机，赶快准备好。一能滑行马上开动，滑到这块地的尽头开动发动机，赶快起飞。不管谁企图阻拦你，尽管起飞就是。快点儿，我们走。如果你能在有人阻拦你之前起飞我另加一百元小费。”
他们爬上飞机，飞行员起动发动机，几秒钟之后飞机缓缓地向空地的另一端滑行，在那里飞机绕了一个圈子，让发动机充分起动。
梅森向前倾着，在飞机的轰鸣声中大声问道：“怎么样？能起飞了吗？”
“几分钟就好。”
梅森说：“有一辆车已经拐进来了，我想在它到达之前起飞，我不想再耽搁了。”
“噢，他就停在那儿想要……”
“他没停。”梅森说。
“我也没停。”飞行员说。
飞机继续滑行。
那辆车子转了个方向，车灯正好射在飞机滑行的路上。一只红色的警灯闪着，警笛尖声响起。
飞行员咧嘴一笑，飞机轻轻地离开地面。
“这些发动机可真是吵得厉害，”他说，“当你起飞的时候什么都听不见。有一次我好像听到了有警笛在响。”
“我什么都没听见。”梅森说。
“回塞克拉蒙得？”
“不回塞克拉蒙得，”梅森回答说，“去夫勒斯诺。你最好不如实填飞行计划，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在哪儿。”
“你不想在塞克拉蒙得停吗？”
“直接飞过塞克拉蒙得，”梅森说，“飞得越高越好。”
7
飞机渐渐接近了夫勒斯诺灯光闪烁的地区。
“你能继续去洛杉矶吗？”梅森问飞行员。
“当然。不过我得加点燃料，仅此而已。”
梅森说：“先在夫勒斯诺降落，就像你正常停下来加油一样，我在那儿下去，你带着斯特里特小姐飞到洛杉矶。”
“那你怎么办？”
“我在这儿停下来。”
“对我来说没问题。”
“抵达洛杉矶之后，”梅森说，“你不要和新闻记者谈起此事。如果你能设法降落后不被采访，我就太感激你了。斯特里特小姐在降落前用支票跟你结帐，可以吗？”
“可以。”
梅森对德拉·斯特里特说：“我会和你保持联系，德拉，先睡一会儿吧。”
“保罗怎么办？”
“我在这儿跟他联系。”
她把手伸向梅森，梅森轻轻地握着她的手，说：“好姑娘。”
“你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明天早晨吧，这里有些工作要干。”
“多吗？”
“我不知道。”
“系好安全带，”飞行员说，“我们要降落了。”
飞机一个急转弯降落在机场。飞行员刚一媳灭发动机梅森就跳下来，匆忙进了候机厅，走进一个电话亭，他用右手挡在头上，这样别人从外面就看不见他的脸了。
梅森接通了德雷克的办公室，几分钟之后保罗·德雷克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
“你在夫勒斯诺干什么？”德雷克问。
“四处看看。”
“他们抓到你了吗？”
“谁？”
“夫勒斯诺警察局。”
“没有。”
“他们正在找你。”
“什么罪名？”梅森问。
“警察认为你偷换了证据。”
“根据是什么？”
“代文浦留下的那封信。”
“那封信怎么了？”
“他们认为你拿走了原来装在信里的原件，换了6张白纸。”
“这对我来说有什么后果？”
“据那里的地方检查官说，这可能使你被认为是事实后帮凶。”
“接着讲，”梅森对保罗说，“还有什么？代文浦夫人怎么样？”
“显然她在夫勒斯诺。”
“我想他们已经找到尸体了吧。”
“是的。”
“身份鉴定有问题吗？”
“毫无疑问。尸体埋在一个很浅的坟里。噢，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佩里，坟坑是两三天之前挖的，是事先准备好的。”
“你确定吗？”
“确定。”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有几个孩子曾经见到过那个坑，在里面玩过游戏，把它当做掩体，所以他们才很容易地发现了尸体。那些孩子看到他们的掩体被填平了，就去告诉他们的父母。有一个孩子的父亲觉得事有蹊跷，就去那里看个究竟。那儿的土很松，很容易挖，他挖了两三英尺时，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扒开浮土一看，竟是一只人的大腿。他马上带来警察，挖出了尸体。”
“人死了多长时间了？”
“昨天死的。显然雷诺特医生说对了，现在警察正忙不迭地向他道歉呢。”
“有人看见‘尸体’爬出窗户？”
“警察认为有一个男人把尸体装进汽车，然后跳窗逃跑了。”
“穿着睡衣？”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作为遮掩，万一有人看见他。”
“还有什么？”
“你说的用假名住旅馆的话是对的，在这方面我们跑在警察的前头。弗兰科·史坦顿在夫勒斯诺的威尔士伯格汽车旅馆登记，显然那就是代文浦。人们对他的描述与代文浦个人相吻合，他甚至给了他本人的汽车牌号。不过他没喝酒。他接待了一个来找他的人，那天晚上他们谈得很晚，隔壁有一对夫妇向老板抱怨过。”
“男的还是女的？”
“谁？”
“和他会面的人？”
“是个男人。我们对此知之不多，我们只是随意地和威尔士伯格夫人聊了聊，没敢谈太多以免引起她的警觉，担心如果问太多问题她会去警察局报告，你当然不希望那样。”
“的确不希望。”梅森说。
“好吧，”德雷克说，“剩下的都是你的事儿了。现在还有一件事，佩里，你的朋友莎拉·安赛尔一直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总机接线员格蒂告诉她可以给你留口信，跟她说我可能会跟你联系。”
“她想干什么？”梅森问。
“她现在非常后悔，她现在换了个脑子。她说她当时对米日娜·代文浦失去了信心所以一时冲动。她当时很累，所以疑神疑鬼。现在她说真想把自己的舌头割下来。”
“她在换脑子之前把她知道的全部都告诉警察了吗？”梅森问。
“噢，当然。她什么都说出去了，警察对她态度有些强硬逼着她发疯。所以，她前思后想了一遍，终于觉得她用不确凿的证据控告了米日娜·代文浦。现在她泪流满面，后悔不迭。她想让你知道你可以信任她，她想通过你给米日娜带个话。”
“真是好心人哪！”梅森说。
“可不是！她把知道的什么事都抖落出去了，然后又跑回来请求宽恕——或者是想再来探听点消息，好去吹嘘。”
“你觉得是警察派她来的？”梅森问。
“可能吧，”德雷克说，“但如果她是在演戏的话，那戏演得可真不错，她洒的可都是实实在在的眼泪。她让你一跟我联系上就给她打电话，她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你要吗？”
“天哪，不要，”梅森说，“我要是从这儿给她打个长途电话，她5分钟之内就能报告警察说我在夫勒斯诺，到那时这里的每一个警察都会来抓我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去威尔士伯格旅馆，订一间房，设法从威尔士伯格夫人那里打探点儿消息。”
“用假名登记？”
“不，”梅森说，“那不就意味着潜逃了吗。我用真名登记，在警察找到我之前我大约有20到30分钟的时间。那座坟挖好多长时间了，保罗？”
“至少3天了。代文浦死之前孩子们在里面玩了3天。”
“这可不大妙了，”梅森说，“地方检查官会以此作为预谋杀人的证据。”
“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已经那么说过了，他把它称之为他所遇到的最卑鄙、残忍的预谋杀人案。”
“好了，”梅森说，“我会去找你的。”
梅森确认没人注意他后离开了电话亭，然后留出去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威尔士伯格旅馆。
坐在登记桌后面的女人大约50岁左右，神态很像是主妇，她的嘴唇看上去很友好，但眼睛却显得很锐利，像能把人心看透似的。
“您好，”梅森说，“我没带行李，没计划要留下来，我只带了钱。”
“我们要的就是钱，”威尔士伯格夫人说，“还有两间房，你可以随便挑，5美元一间。”
梅森递给她5美元同时给了她一张名片。“我是律师，”他说，“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在这里的一个案子的情况。”
“是吗。”
“我想了解一下弗兰科·史坦顿，”梅森说，“几天前他在您这儿住过。”
“是啊，噢，你是第二个问起他的人。”
梅森温和地笑着说：“史坦顿先生朋友挺多的。”
“出了什么事？他做了些什么？他……”
“就我所知没什么事，”梅森说，“只是想给他一些文件。”
“噢！”她尖声说，接着，她很怀疑地问：“离婚？”
梅森摇摇头，“我不便讲太多细节，不过是关于一处矿产买卖权的问题。买卖权再过几天就到期了，如果买方要求偿清买卖权的话，嗯，你知道，如果不能找到史坦顿那将是非常尴尬的。”
“啊，是的，我明白。噢，他只在这儿呆了一个晚上，他留下了在洛杉矶的地址。”
“我有他的地址，”梅森说，“可是他不在家……嗯，还有几天的时间，但如果他想把自己藏起来的话那就太令人尴尬了。你记得关于他的什么事吗？”
“不很多，”她说，“他在做矿产生意，这个我知道。他拿了两只箱子，非常重的箱子，他好像说里面有什么矿样。”
“矿样？”
“我猜是的。他还带着一只他新买的手提包。”
“新买的？”梅森问。
“对，包是裹着的，除了提手之外都用纸裹着。还有，从他拎包的样子能看出它是空的，但箱子显然是满的。”
“两只箱子？”
“是的。”
“嗯，是不是有人和他在一起，还是他一个人？”
“不，他是一个人，这是我惟一确切记得的事。来了一些客人找他，大约11点半的时候他隔壁房间里的男客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不想抱怨，可是史坦顿先生的房间里一直有人说话，使他无法入睡。他问我是否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请他们保持安静。”
“谈话声很大吗？是吵架吗？”梅森问。
“显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谈话声一直很低，但他们一直在说，已经很晚了。你知道，当你想睡觉的时候如果有细微的单调的噪音，比方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或是什么别的类似的声音，这声音会显得很大，能把你烦死。”
“我完全理解，”梅森说，“你不知道史坦顿先生早晨什么时候离开的？”
“不知道。我大约一两点钟或者是3点钟才睡，通常我睡得很晚。服务员照看房间。”
“您这里真不错。”
“谢谢。”
“您有多少个房间呀？”
“52间。”
“地方可真不少，”梅森说，“照看这么多房间一定很不容易。”
“是不容易呀。”
“我猜你们肯定也有自己的麻烦事儿吧？”
“的确是有哇。”
“您往他的房间打电话告诉他不要打扰别人时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在商量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想这是实话，我从门里往外看，看见有辆车停在他房间的外头，几分钟后那车就开走了。”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车吗？”
“不知道，只是一辆普通大小的车，常见的一个牌子，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不大擅长判断车型，我丈夫只要看一眼车就能说出它的年头、牌子和型号，只要看一眼就行。我对此可不在行。”
“史坦顿没有打长途电话吧？”梅森问。
“这我可说不准。你明白，我们并不能很准确地把这类花费计在房费里。人们想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到大厅里的收费电话亭去打，那儿有两个收费电话亭。我们当然能够接通长途电话让客人在房间里谈，如果我们知道房客是谁可能会这么做，不过如果是陌生人我们不鼓励这样。”
“史坦顿先生没要求长途电话服务？”
“我在的时候没有。我相信他没有要求，因为帐单上没有任何长话记录。”
“但是他有可能到大厅去打电话吧？”
“噢，是的。”
“那会被注意到吗？”
“不会，根本不会。”
梅森说：“噢，我自己也要打个电话。”
他高兴地微笑着，走进了电话亭，投进一枚硬币，要求接执法官办公室。电话接通后他坚持要跟负责人谈，当他听到助理执法官声音时说：“我是佩里·梅森，一个律师。我到这里来跟我的当事人爱德·代文浦夫人见面。你们拘捕了她，我想和她谈谈。”
“你……你……你是佩里·梅森？”
“是的。”
对方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文尔雅：“您现在在哪里，梅森先生？”
梅森说：“我在威尔士伯格旅馆，我想乘出租车去您的办公室，和我的当事人谈谈。”
“嗯，现在，梅森先生，您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对方说，“我们希望在此表示我们的友好，我们将派车去接您。您就呆在您现在的位置，5分钟之内就会有车去接您。”
“5分钟之内？”
“嗯，可能更快些，”对方说，“请稍候，我看看我能做点什么，请先别挂断。”
大约30秒钟的静寂之后对方又说：“我们有一辆车在等您，梅森先生，我们一直在找您。”
“真的？”梅森说。
“是的，你去了代文浦先生在天堂的房子吧？”
“没有。”
“没有？”对方不相信地问。
“没有，”梅森说，“我去了代文浦夫人的房子，如果你想知道那封信的内容你最好去审问代文浦先生的秘书美宝·诺格。还有，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代文浦先生死前的晚上曾经住在这里，住在威尔士伯格旅馆，他登记的名字是弗兰科·史坦顿。”
“你肯定吗？”执法官问。
“当然，还有汽车牌号。”
“你为什么给我们提供这个消息？”法官问。
“我的天！”梅森惊讶地叫道，“难道有什么理由我不告诉你们吗？”
“不，我想没有。我们觉得你可能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你的消息。”
“你们为什么会那么想？车道上来了一辆闪红灯的车，我想这是来接我的吧？您派车可真够快的。”
“我们希望高效率，梅森先生，”助理执法官说，“刚好有一辆广播车在您附近，更巧的是，他们正在询问各家旅馆，查找代文浦先生在哪儿住过。”
“噢，很高兴我替你们节省了许多麻烦，”梅森说，这时，两名虎背熊腰的助理法官走进大厅，他挂断了电话。
8
警车停在路边，梅森被护送进了楼里。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带着友好的微笑迎上前来，向梅森伸出手。
“是佩里·梅森？”
“正是。”梅森说，走上去握住那个男人的手。
“我是塔尔伯特·万德林，”他说，“夫勒斯诺郡的地方检查官，看起来我要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与您打这起官司了。”
梅森打量着这个人。他的目光冷静、坚定，看上去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我想，”他说，“您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
“我会尽量做到这一点，”万德林说，“现在说说您在巴特郡打开一封信是怎么回事吧？”
“有人认为我打开过一封信吗？”梅森问。
“那里的地方检查官认为是这样的。”
“这是犯罪吗？”
“噢，”万德林说，“那就要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了。”
梅森对他微笑着：“我想您在您的郡里也有自己的麻烦事吧？”
“您说的真是再对不过了。”
“那么我想您就没有必要把巴特郡的麻烦事也揽过来忙得自己团团转了。”
万德林仰头哈哈大笑。
梅森说：“据我所知您把爱德·代文浦夫人关押在这里，她是我的当事人，我想跟她谈谈，告诉她她所拥有的权利。”
笑容从万德林的脸上消失了：“对这起案子有些地方我不能理解，梅森，我不想起诉任何无罪的人。按照她的说法她对此事一无所知，也就是说，她是无辜的。”
梅森点点头。
“不幸的是，”万德林说，“有些情况使我不能从表面上接受她的说法。”
“那，尸体爬出窗户是怎么回事？”梅森问。
“我正要说起这件事。”万德林说，“我把事情摆在桌面上，我希望你也把事情摆在桌面上。”
“好的，”梅森说，“我们不要一下子全都说出来，你先说一件事我看我能不能跟上你。”
“好吧，”万德林说，“警察犯了个大错，我绝对坦诚地告诉你这件事。”
“怎么回事？”
“有人说他看见一个穿着睡衣的身影爬出窗户，但这个证人从我们手里溜掉了。”
“怎么会这样？”
“他给警察的是个假地址，很可能名字也是假的。”
“警察没有追查？”
万德林说：“你自己想想看吧。他在那家旅馆登记住宿，他不是一个人，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登记的是夫妻关系。他告诉警察说他看见一个穿睡衣的人爬出窗户开车跑掉了。警察问他的姓名和地址，他给的是登记的名字和地址。警察也核对了，他们发现他前一天晚上确是在旅馆登记了，然后就那么算了。他们没有看他的驾驶执照，没核对他的车号，没要求任何身份证明。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这么马虎的惟一原因，就是当时他们很确定根本没有什么尸体，被锁在屋子里的人只是要逃离一个没有魅力的妻子。”
梅森的目光冷峻起来，“请接着讲。”他说。
“显然这个人开始意识到如果他成了证人，那么他的真实身份，可能还有他女伴的身份，就会暴露出来，所以他赶紧溜之大吉了。”
“警察不知道他是谁吗？”
“一点儿线索都没有。他们只有那个男人给他们的姓名，但我百分之百肯定那不是他的真实姓名。地址是虚拟的，他填在旅馆登记簿上的车牌号是错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已经查出了那个牌号的汽车的主人，他在本州的南部，已婚，有孩子，毫无疑问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还有，他在过去的48小时之内没有离开过家，他的车子也没离开过。他没有把车借给任何人，所以那部车不可能出现在州的北部。”
梅森说：“汽车旅馆里的这个人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
万德林点点头。“如果他是一个有利的证人，”梅森说，“我想他就不会从警察的手心里逃出去。”
万德林说：“你说的话里旁敲侧击，这样的表达方式我可不大欣赏。”
“发生过的事情里有一些方式我也不大欣赏。”
万德林那富于感染力的微笑又回到脸上，“你会一直这么难以相处吗？”他问。
梅森嘴角微微挑起，对万德林微笑着，但是他的目光仍旧是冷峻的，“是的，”他说。
“对此我很有些畏惧，”万德林对他说，“当然了，梅森，公平地说，如果这个人是控方的证人，那么他的证词就会表明曾经发生了一起谋杀，对吧？”
“我想是这样。”
“所以警察就应该意识到他们经手的是一起谋杀案，如果这个证人溜了他们就算是大海捞针也得把他找出来，当然他们也就会去核对他的身份，确保有办法把他找出来让他出庭作证。但事实是，这个男人的说法表明没有发生任何犯罪，这样警察就不那么细心了——至少我希望原因是这样的。这是一起调查中的失误，我非常不高兴，对此深感难以释怀。”
“那可是个非常重要的证人，”梅森说，“警察应该保证能找出他来。”
“我同意。”
“那么现在是什么局面？”梅森问。
“恐怕，”万德林说，“从现在开始你我彼此就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了。依据现在的情况我将起诉米日娜·代文浦，我不得不以谋杀罪起诉；如果代文浦确实从窗户里爬出去了，我当然是不想这么做的。然而，即便我们找到了那个证人，他所能证明的全部也只是他看到了一个影子，他估计是男人的身影，裹着睡衣，从窗户里爬出去，他注意到这个人光着脚，钻进一辆汽车开走了。他对那个身影的描述与爱德·代文浦大致相符。”
“你们已经发现了尸体了？”梅森问。
“发现了。”
“毫无疑问是爱德·代文浦的尸体？”
“毫无疑问。”
“尸体穿着什么？”梅森问。
“睡衣，光着脚，埋在一个两三天之前预选挖好的坑里。”
“你是说尸体埋在一个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土坑里？”
“噢，这是你的表达方式，”万德林说，“按我的理解它是一个两三天之前预先挖好的坟墓，目的就是为了填埋代文浦的尸体。”
“他是怎么死的？”梅森问。
“对此我们还不确定，”万德林说，“我们猜测是死于中毒。”
“砷？”
“氰化钾。我们尚未验尸。”
“那么死亡是即刻发生的。”
万德林点点头。
“糖果呢？”梅森问。
“他包里的糖果被注入了砷和氰氧化钾，大部分糖果里都有砷，有一些含有氰化钾。事情干得干净利索，一部分液体被抽出，显然是用针头吸出来的，然后注入了含有毒药的液体。”
“为什么要使用两种毒药呢？”梅森问。
万德林说：“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尤其是，”梅森说，“一种是慢性毒药，另一种是几乎立即致命的毒药。”
“这的确是个疑问，”万德林说，“事实上，这起案子里有很多我无法解释的疑问。除非我知道确实发生了一起案件，我不愿意提起控诉。如果我请求陪审团对代文浦夫人判处死刑，那么我首先要自己肯定是她制造了残酷的、有预谋的一级谋杀。”
梅森点点头。
“我读过很多关于你的故事，”万德林接着说，“你是个强有力的人、经验丰富的斗士，你相信戏剧性。除非我自己相信这是一起铁证如山的案件，我可不希望与你对垒。”
“还有呢？”梅森问。
万德林又浮现出友好的微笑，“还有，”他说，“在目前我就只能对你说这么多了。”
“都是什么？”
“我重复一遍：除非我确定这是一起残酷的、有预谋的谋杀，我不愿意要求实施死刑；在这起案子里有一些细节我目前无法解释，似乎找不出答案。我要保持我作为控方律师的声誉。你是个重要人物，相当危险，一旦在一起案子里有一些控方无法解释的事实，你就得极力夸大那些事实，使它们看起来对整个案子至关重要。”
“还有吗？”梅森问。
“我目前就只能说这么多了。”
“那么，我们稍微向前看一些吧。”
“我不是算命先生，也不是预言家。”
“让我们探讨一下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吧。”
万德林说：“如果你这么说，我可以这样回答你：控方律师几乎总是发现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有罪，但是在案子里有一些事情他解释不了。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时，他有时就直接去要求被告认罪，或者提出做个交易。”
“什么样的交易？”
“噢，情形就不尽相同了。有时如果被告认罪服法的话，控方律师会同意不要求判处死刑。有时，在某些特殊的案子里，如果被告表现好的话，控方律师会同意接受过失杀人的罪名。”
“但是在这起案子里呢？”梅森问。
“在这起案子里，”万德林说，“我不便于再多说什么了，尤其是在目前。”
“好吧，我觉得我们已经相互理解了。”梅森说。
“您想见见被告吧，我想。”
梅森点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