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因为它的确构思巧妙。现在看来，如果把批《二月提纲》看作“文化大革命”的开台锣鼓，那么，批包括《汇报提纲》在内的“三株大毒草”，不是可以看作“文化大革命”的收场锣鼓吗？当然，那篇批判文章用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就要收场了的，它以为“文化大革命”还要好戏连台呢。
其所以要“偷”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批判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刘少奇一伙也炮制过一个《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从思想体系上说，今天的这个《汇报提纲》，同当年的那个《汇报提纲》完全一脉相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在今天这个《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中，有些人在当年“二月提纲”中也有着他们的一份“贡献”。
我也感到“有趣”，批判者所说的“有些人”，指的是谁呢？
恰好，我同这两个提纲的起草过程，都有一点接触，所以我可以确切地说出谁是这两个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
《二月提纲》的主持者，是彭真，“炮制者”就两个人，是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这是在《五一六通知》和作为通知附件下发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明了的。这三个人，或死（姚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迫自杀，直接的原因是在中宣部的批判大会上，并非中宣部工作人员的康生秘书跑来发言，说姚是彭真派到康生身边的特务，第二天人们得知，姚于会后的当晚悬梁），或囚（彭到一九七五年才出来，放逐到陕西，许也才出来，在北京，没有工作）。他们与《汇报提纲》，能有什么关系呢？毫无关系。
《汇报提纲》的主持者，是胡耀邦和胡乔木，或者还应该加上李昌。耀邦和李昌，是刚派到中国科学院去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是提出《汇报提纲》的负责人，乔木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是主持修改《汇报提纲》的负责人。执笔者多一些，是中国科学院的几个人，包括吴明瑜，还有被政治研究室找去参加修改的几个人，包括甘子玉和我，以及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这三位主持者，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执笔者中，也都与《二月提纲》毫无关系，除了我。
那么，莫非就是指的我？
我不配。无论从职务讲，还是从作用讲，我都够不上炮制者这个格。而且，就算抬举我为炮制者，主持者还缺位，一个人也不能叫“有些人”。
我猜，批判者想指的、想揪的，是吴冷西和胡绳。吴和胡对《二月提纲》是有贡献的，不管这贡献二字打上引号还是不打引号。吴是提出《二月提纲》的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中确定设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他们都参加了产生《二月提纲》的那次五人小组扩大会和五人小组关于《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主席的汇报。虽然《通知》和《大事记》最初曾经曲意开脱，说提纲是“背着”康生和吴冷西“制造出来”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由于这个开脱，康生成了抵制和批判《二月提纲》的“英雄”，而吴冷西呢，却未能脱身，作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很快被陈伯达的工作组揪出，打倒，挨了批判。从当时的小报上看到，吴挨批的诸多事项中有一项就是他在《二月提纲》中的“贡献”。
但是，吴冷西和胡绳并没有参加《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修改。他们这时已经恢复工作，是以胡乔木为首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员。研究室还有几个成员：于光远、熊复、李鑫、邓力群，这七位成员分为两摊，都由胡乔木主持。一摊子管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有于光远和邓力群，他们参加过修改《汇报提纲》的讨论，但没有执笔，也没有主持，是胡乔木主持，并亲自动手参加修改和负责定稿。另一摊子叫“毛选材料组”，负责整理毛选第五卷文稿，有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他们没有参加《汇报提纲》的修改。把他们两位说成是《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不过是“四人帮”大批判文章的罗织伎俩而已。
我这不够格的，却的确接触过跨“文化大革命”两头的这两个提纲的准备。作为当事人，写一点回忆，也许可以提供若干具体史实的资料和对当时气氛的描写。
《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这样一篇回忆，大概得写长一些，先把头一部分独立出来，叫做《〈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二、提纲的准备：“攻左庇右”材料的头一个
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一文中已经讲到在周扬住院割治肺癌后，在中宣部内许立群于一九六六年一月接手管学术批判的事。据我的观察，许原来并没有要起草一个指导整个学术批判的文件的意图。只是遇到一件又一件棘手的事情，难以处理，就一件又一件向五人小组汇报，请示。
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我讲了六个上送五人小组的材料，都是仅凭记忆写的。记忆里保留了我所知道的整理这些材料的缘由和背景，整理时的议论、心情和思考，这是从档案材料中看不到的。但是，记忆中总会遗忘一些东西，错乱一些联系，难保完全和准确。根据随《五一六通知》下发的《大事记》：“二月三日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我怎么回忆，也只记起六个，如果这就是七个中的六个，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
现在，经过查阅各种材料，包括翻箱倒柜，找出“文化大革命”当年自己的交代和搜集的小报，终于弄清楚了。“七个材料”中的头一个，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写《几番风雨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这个座谈会是许立群于一月十七日下午召开的，《人民日报》的王揖、《北京日报》的范瑾、《光明日报》的穆欣、《红旗》杂志的杜敬、《前线》杂志（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的李筠、《新建设》杂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吉伟青六个报刊负责人参加，各自讲了情况，提了问题，许立群最后作了归纳和总结。会后许要林涧青和我当晚整理一份简报，林说，这好办，就按你最后讲的整理出来就行了。
简报提出了四个问题。
一是关于“放”和击中“要害”的问题。首先表态：大家讨论了如何执行主席指出的要击中《海瑞罢官》中关于“罢官”这个要害问题。就是说，前提是执行，是“跟”（虽然后来被批判为“抗”）。反映的问题是：大家提出，现在的批评文章，特别是发表揭露吴晗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如何掌握为好？有些同志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从政治上批评“要害”问题的文章，提到什么程度？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
这是许立群真正犯难之所在。
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人民日报》原来计划，《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一个一个来，这样是否合适？《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反映，《海瑞罢官》问题已经联系到让步政策；对吴晗历史观的批判必然牵出翦伯赞；对翦、吴的“历史主义”的批评又会牵涉到宁可（《新建设》已经收到批宁可的文章）；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会联系到冯友兰和朱光潜。《光明日报》还收到文章，批评《十五贯》中对况钟的美化（《十五贯》就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昆曲）”的美谈中的那一出戏）。
这也是许立群犯难的问题之一。
还有《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都提出是否参与和怎样参与这个讨论的问题。这不是座谈会上的反映，而是这些报纸向中宣部请示过、中宣部感到不好回答的问题。
三是面向群众的问题。《北京日报》反映，许多工人和干部说，文章太长，太深，没法看，文科师生现在已经下乡或正在讨论下乡，看的人也少。《人民日报》反映许多干部只看文章题目。
四是关于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问题。都反映，现在质量高的文章不多，接不上。《前线》最近没有再发批判文章的打算，准备将来转载结论性文章或者自己再准备一篇文章。
这个简报经过许立群仔细修改，是以六个报刊反映的形式，向五人小组提出他自己想要请示的问题。如果要说酝酿和准备，这份简报可以说就是后来的《二月提纲》的第一个准备材料。
这个材料一月十八日送上去，没有回音。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三、提纲的准备：许立群与张春桥的春节通话
“七个材料”的第二个，也是我写《几番风雨忆周扬》时没有记起来的。那是一月二十六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春节初二许立群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许向张通报了北京六报刊座谈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张向许说到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因为戚本禹在《中国历史小丛书》中也有一本；许多人对方求、向阳生的文章（指中宣部组织的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和邓拓用向阳生的笔名批吴晗道德观的文章）有不同意见。
这封信是许自己写的，我记不起来是自然的。但是，上海方面提出戚本禹的书的问题这件事，我是知道的，许立群告诉过我，并且要我去查一查戚这本书。《中国历史小丛书》是吴晗主编的，丛书中戚写的这一本叫《孙承宗》，明末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我找来看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上海方面把这本书提出来是什么意思。许立群把戚这本书，随函送了一册给彭真。
“七个材料”的第三个，是《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方求一篇，关锋、林杰一篇，戚本禹一篇），一篇讲道德论的（关锋送中宣部林涧青的）。方求的文章，许立群认为比较妥当，问题不大；关锋和戚本禹的，联系庐山会议很明显，问题多，发表出去影响大，要请示。方求这篇是我自己摘录的，另三篇，是分头摘录的。我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把这合在一起的一个材料，记成分别两个材料了。
许为送这个材料，一月二十八日给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审阅这个摘录：对政治性的提法，在分寸上应当如何掌握为好？这些文章何时发表为宜？请指示。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四、提纲的准备：关于郭沫若的辞职信
“七个材料”的第四个，是《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许立群写给彭、陆、康、吴的。
一月二十九日，许把林和我找去，说，于光远送来郭沫若的一封信，是郭交给张劲夫的。（张劲夫是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所以郭的信是写给他的。于光远是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中宣部同科学院联系的人，所以张把郭的信给于光远。）他把郭的信给我们看了，郭在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批准。
许说，他已经向彭真报告了这件事情。
许还说，郭老都很紧张了，这件事很重大。估计郭老可能读到统战部的《零讯》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这两个内部材料，都反映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老的《武则天》、《蔡文姬》。听说，郭老还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郭老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老都不愿意坐到台上去。他可能担心也会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因而先提出辞去有关职务。于光远建议，最好由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一下，向他交底，把学术批判中不在报刊上公开批判郭老的“底”交给他。
许要我们详细查查《零讯》、《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和其他一些内部反映，我们很快摘出了《很多人提出要批判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这个材料，其中提到一些报刊已收到批评郭沫若的《武则天》等剧本的文章。也找到了那两首诗。许修改了材料，在重要处加了黑体，作为附件，送了上去。
许立群一直担心批判牵扯过众，扩大过多。北京六报刊座谈简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请示，现在郭老的信，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和紧急。
“七个材料”的第五个，是《关锋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第六个，是《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第七个，是《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这几个材料，我在《几番风雨忆周扬》中都记得不差，只是对《海瑞上疏》等材料的回忆，说它是要说明“是不是写海瑞的戏都得批判”，不确切。确切地说，这个材料的潜台词是：如果批《海瑞罢官》搞影射，上那么高的纲，那么，《海瑞上疏》（它是在上海出台的）搞影射不比《海瑞罢官》隐晦；如果对《海瑞上疏》的批判可以一笔带过（如姚文元文章那样），那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该适可而止。还有，关于演员检讨的材料，《几番风雨忆周扬》中只提到谭元寿，其实还讲到马连良，并且讲到都是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的。
后面三个材料，是一月三十一日送上去的，是连同前面已经送去未得答复的四个材料，汇总在一起，送上去的，所以成为“七个材料”。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五、提纲的雏形：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长信
汇总为七个材料上送彭真的时候，许立群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是从总体上对七个材料的说明，也可以看作是《二月提纲》的雏形。
信中认为《海瑞罢官》批判展开以来已收到很大的效果，对批判正在继续向深处和广处发展，一定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予以肯定。信的主体是讲，在这一批判的进行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例如：
第一，对吴晗同志的批判，指出这不只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并揭露吴晗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报刊文章中，政治性的错误，分寸如何掌握为好？自从彭真同志传达了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吴晗问题的要害在“罢官”以来，使大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已各发表了一二篇揭露这个“要害”问题的文章，有四篇重要文章，尚在继续修改。关锋、戚本禹写的三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有的把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写得十分明显；有的把文章重点，集中地放在论证吴晗同彭德怀是一伙；有的不提名地引用蒋介石论道德的话同吴晗的话对比。上述这些内容，在报刊上公开，好不好？
第二，据收集到的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等同志拉出来公开批判。这些人，有吴晗和赞同吴晗同志观点的人；有的人是思想政治水平低或不明真相；恐怕也有一些人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我们已经告诉各报刊，不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但是，学术界和其他方面的人，对此议论颇多。据有些同志反映，现在写文章批判吴晗错误的同志，有的（如关锋、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也在报刊上发表过用影射方法骂中央的杂文，文章的“质量”颇高（《宣教动态》一九六二年第八十八期曾摘登了两篇）。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当时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此事如何处理为好，请指示。
附此，还有两个问题。一、新编有关海瑞的历史戏，除《海瑞罢官》外，还有《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一九五九年）和《海瑞背纤》（沈阳京剧院，一九五九年）。这两个剧本，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现在还很少有文章批评。二、京戏演员，参加演海瑞戏，是否可以不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了？最近，《戏剧报》、《文汇报》刊载了京剧演员谭元寿检讨自己参加排演《海瑞罢官》和其他坏戏的文章，《文汇报》不久前重登了马连良过去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如果继续发表演员检讨的文章，是否好？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也很难要求他们负太多的责任。
第三，报刊上发表的讨论文章，已有一定数量，今后的正面文章，似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对于质量差的正面文章，编辑部要帮助修改好再登。能做到文章又多又好，自然最合理想。如果做不到，是否可以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事？
此信写于一月三十一日，是许立群亲笔所写，写好念给林涧青、我和他的秘书听了。还叫他的秘书去复印留底。我跟他秘书一起去复印的，那时，复印机还很稀罕，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那么一滚就出来一份副本，而且是原样的字迹，比抄一遍强多了。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六、“不传达”：五人小组会和中央常委会
彭真于二月一日，把许立群这封信送给主席、刘、周、邓、陆、康、冷西阅（附材料七件，每人一份）。彭真还写了一个注，说：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五日，毛主席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当时，许立群只是很高兴地告诉林涧青和我：这下子好了，五人小组要开会了。
这就是说，春节前后这一段时间使我们焦虑不安、请示又得不到答复的一系列问题，五人小组要讨论，作出答复了。
三日晚上，许告诉林涧青和我，五人小组会开过了，内容现在不传达，还要向中央常委汇报。
“不传达”，使我感到有点不解，我当然很想知道五人小组对那些问题是怎样答复的，因为对于会有怎样的答复，我一直捉摸不定，我看许原来也是一样。现在他知道底数了，却“不传达”！是不是还有捉摸不定的因素？是不是还不那么心中有底？我只能猜测，没有追问，也不便追问。
六日，许告诉林，向中央常委汇报过了，内容还是不传达，还要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在武汉，八日要到武汉去。许还通过林告诉我，要我准备一下，带点材料，随他一起去，说到那里也许还要我帮助他整理一些材料。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七、东湖之行：向毛主席汇报
八日早晨，到西郊机场，一架专机等在那里。彭、陆、康、吴、许、胡之外，还有田家英和他的秘书逄先知，以及别的几位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随行人员。还不知道毛主席听汇报定在哪一天，许立群要我想想还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材料。飞机在武汉机场一降落，王任重来接，并且叫他们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逄先知和我这些随行人员，则直赴东湖旁边的招待所。
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许立群他们也回到招待所来了。许到我的房间，高兴地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
这时，他才告诉我五人小组会后他和姚溱写了一个《汇报提纲》，并拿出一份印好的《汇报提纲》给我看，说，这个提纲，中央常委讨论通过了，现在毛主席也同意了，并且给我传达了汇报时得到的毛主席指示。
他说，毛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
对于吴晗，毛主席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
毛主席还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致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背景：在传达了毛主席说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以后，还听到传说，说毛主席还讲了，吴晗当市长不行，也许下去当个县长好一些。意思就是吴晗要罢官。这是一月初关锋告诉林涧青的。）
对于关锋，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是宽，说，关锋的文章他看过，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许立群还告诉我，毛主席对《汇报提纲》只有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
许立群说，这好办，把提纲里面的这两句话删掉就是的。
他随即拿起笔来，删去这两句，还做了一点文字处理。
他说，学术批判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注意力不在这里了。带来的材料不必发了（我带了关于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的统计），也没有什么材料要整理了，在这里休息几天，再回北京。
他要我给北京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告诉姚溱一句话：《汇报提纲》顺利通过。
他显出一副非常轻松、潇洒的样子。在中宣部机关里，很多同志都知道，许立群在工作中，格外认真、细致、爱紧张。这一段时间，我看他更是处在精神负担很重的高度紧张状态。现在，向毛主席汇报过了，处理那一系列犯难的问题，心中有底了。我看他一下子松弛开来，把精神负担卸脱了。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八、东湖之行：悠闲的话题
在东湖的这几天，饭前饭后，三三两两，沿着湖边散步，顺着话头漫谈，海阔天空，无边无际。谁也没有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
逛过旧书店，转过珞珈山。湖北的同志还请陆定一又去看了一次八七会议的旧址。陆是八七会议的参加者，八七会议的旧址大体已经认定，还有些争议，还有些情况不清楚，要陆再去看看。我们一些人也跟着去了。陆到了那里，边看边忆，记忆不很清晰，房子的内外格局也多有变化，但还是可以确认就是这个地方。
漫谈的话题，有这么两件，是我至今记得的。
一件是一首误传的毛主席诗词。我在《读书》杂志上写的《大书小识》专栏文章《传抄诗稿种种》中，记下了这件事，是这样写的：
一九六六年初，又传开了一首据说是毛泽东的词。是一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蜇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这首词写得的确有气派，艺术上也是高水准的，说是毛泽东的词，似也可信。然而，从词的含义上说，又很难说是毛泽东的口吻。这一年的二月八日，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那个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修正主义”纲领的文件。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虽已刮起，也有暂时似乎平息的瞬间。而在风口的人们，有时竟以为这瞬间就意味着风暴的平息，所以心情倒也闲适起来。于是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首《水调歌头》是不是他写的。毛泽东一笑，说，词是写得不错，不知道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这首词的鉴别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不久又查明，这首词是山东大学老教授高亨写的，是他读毛泽东那些“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的诗词而写的一首词。这样，词作者清楚了，词意也完全清楚了。为了澄清传抄中的误会，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特地在八版重新发表了这首词（原来发表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上），署名高亨。
这向毛泽东提问的“有人”是谁，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我在东湖之旁散步的时候听到他们谈起的。
另一件是田家英谈《高祖还乡》。（我过去没有多少机会同田家英接触。这次有机会闲谈，他同我谈到五十年代初，曾想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青年到毛主席身边的秘书室工作，大约是因为看到我在报上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就打算调我去。一查问，知道我在中宣部，但患慢性肾炎，腿脸浮肿，饮食忌盐，就作罢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带了（或者找来了）一部《缀白裘》，还翻出了《高祖还乡》这套散曲。说，要说骂皇帝，这才真是骂皇帝！
这套散曲，作者叫睢景臣。从一个与刘邦过去有过瓜葛的乡民眼中，看那“威加海内兮还故乡”的“汉高祖”，可谓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先是描绘那风光的场面，继而描绘那人物的威仪。然后，急转直下：
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
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称，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涂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那时批《海瑞罢官》已发展到关锋、戚本禹文章的批一“骂”一“罢”，一“罢”是指《海瑞罢官》，一“骂”是指吴晗在那之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刘勉之的《海瑞骂皇帝》。许立群一直为是否同意发表他两人的这两篇文章，在政治分寸的把握上发愁。田家英说《高祖还乡》才真是骂皇帝，似乎对于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不甚以为意。
这恐怕是我们的漫谈中，唯一多少涉及批判《海瑞罢官》的地方。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九、东湖之行：整理毛泽东文稿
说休息，说闲聊，其实在武汉这几天，这些人也没有闲得住，大家花了不少时间来集体整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
整理毛泽东文稿这样的事，在田家英、胡绳、许立群他们那里，是“司空见惯浑常事”，在我则是“破题儿第一遭”。
我们那时候知道，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公开出版之后不很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已经编出了一个待审的本子，但是毛泽东自己不同意出。他希望经过更长时间的实践的考验之后，再来编定他在建国以后的著作的选集。后来，经不住人们的一再建议，他同意先把若干篇最重要的著作，一篇一篇在党内较大范围印发。这样，就有了一九六五年年底发下来的党内文件《论十大关系》。毛泽东一九五六年的这篇讲话，当时有一个整理稿，在党内较小范围印发过。一九六五年年底，刘少奇建议把它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整理稿后，于十二月十八日写了以下的批语：“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不久，这篇讲话，加上中央批语，就在党内印发了。
在武汉，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凑巧也就是五人小组扩大会讨论和产生《二月提纲》的那一天），毛泽东把他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阅读，并提出：“请考虑加以修改。”王阅后，从文字方面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于二月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把这个讲话“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二月六日（也就是五人小组向中央常委汇报的后一天、向毛泽东汇报的前两天），毛泽东在王任重的信上写了一个批语给彭真：“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彭真就地在武汉，找康生、定一，还有王任重、田家英、吴、胡、许，一起来做这“修改一遍”的工作，逄先知过去常跟田一起参加这样的工作，我则是顺便被吸收参加的。
〔现在想来，田家英并不是五人小组扩大会的参加者，他同机来武汉，也许就与整理毛主席文稿有关。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最初就是田家英整理的。当时，毛泽东对整理稿不大满意。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毛在田送来的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两天后，毛又在整理稿上写了一个批语：“田家英同志：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
彭真主持会。大家对于“只发中南局”，觉得不好理解，不好办理，认为像这样的文件，还是发全党。对于讲话稿连同王的修改意见，大家边读边议边改，主要是文字，也涉及内容。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议和改，很新鲜，也很积极。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七千人大会讲话：霸王别姬
现在回忆，在整理毛泽东文稿中，有这样几件事情印象还很深。
一是田家英讲的毛泽东博闻强记、令人佩服的一件事。
七千人大会讲话中，毛讲了那个著名的“霸王别姬”的故事，批评我们有些领导同志不爱听不同意见，有点像西楚霸王的样子，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同时，讲了刘邦见郦食其的故事，讲得很生动。
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
田家英说，他当时想查一查书，核对一下史实。查了《高祖本纪》，没有这样的记载。查了《郦生陆贾列传》，一开头就是郦生见刘邦的故事，但是没有怒叱门房、“老子是高阳酒徒”之类的情节。那么，这些情节哪里来的呢？正准备另外去查找的时候，毛泽东来了，说：就在朱建传的后头。田家英再一查，果然。《郦生陆贾列传》在讲完郦生、讲完陆贾之后，附带讲了朱建，而在讲完朱建之后，又记叙了郦生见刘邦的故事，是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把它当作“后人补缀的文字”，低两个字排。）按这个版本：
郦生上谒求见，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讲的故事情节，简直是这段文字的传神的白话译本。现在时兴古书今译，在我看来，标点、注释是必要的，全文今译大多属于多此一举。但如能有毛泽东这样的译笔，那我倒是双手赞成的。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一、七千人大会讲话：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另一件是彭真在斟酌文稿中的政治思考。
是他，建议加上了“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纠正错误”这样一句，说：“这是毛主席在延安时常说的话。”这次《汇报提纲》中也写了这句话。我已经多次听彭真讲过这个意见，特别是一九六五年纠正北京大学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过火斗争，要求在运动中斗人和被斗的双方都要作自我批评的时候。他还强调，错误大家都犯，大小性质不同。也是为了劝说不肯作自我批评的同志，要承认自己也有错误。
是他，建议把原稿中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改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说，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十条，已经明确规定应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什么增加了百分之五？主要因为地主富农的子女应该划出来，列到团结的范围。
原稿中毛泽东在要求省委书记下去蹲点的时候，说到自己在去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保证，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还没有实行，今年大概有机会实行，今年没有机会，明年总会有吧。有人提出，这段话恐怕删去为好，人家会问，后来毛主席蹲了点没有？彭真同意了这个意见，但是他又说，毛主席是亲自派了调查组下去为他作调查的。
原稿中有一段话：“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我在议论时提出，毛主席那次讲了自己的哪些缺点和错误？要不要在这里简单说明？不然干部看了，会说，毛主席都讲了，不应当隐瞒，可是现在还是没有告诉我们。彭真看了看我，沉吟了一下，说，就是讲高指标、高征购那些。对于我的建议，没有置理，大家也没有置理。显然，只有我这样的生手，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二、七千人大会讲话：自由和必然
还有一件是胡绳在推敲理论表述中的学者风度。
讲话中有一句话：“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刚好，在两年前，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我和几个搞哲学的在北戴河听了毛泽东一篇谈话。我作了详细的记录，并由我给彭真、陆定一、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的一些同志作过传达。在那篇关于哲学的谈话里，毛泽东批评了这个提法。他说：
恩格斯讲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讲得不完全，讲了一半，下面就不讲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只讲了一半。单是理解就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理解一下就行了？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起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
我觉得对恩格斯的批评不见得公道，但是，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光从认识上讲也的确不够。所以，我在会上提出，应该按照毛泽东一九六四年的意见，把原来整理稿上的话修改一下，改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必然的改造”。我谈的这个情况，在座的都知道，也都同意这个修改建议。但是，胡绳迟疑了一阵，说：“必然的改造”这个提法不合适，客观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不能由人改造。胡绳说得也有理。怎么办好？还是胡绳提出一个方案，改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大家称善，就这样定了下来。
还有一些涉及内容的修改，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按照八届十中全会的新结论改写了原来没有说得那么重的语言，关于学习苏联问题，按照后来批评苏联修正主义升上去的调门改写了原来对苏联经验评价的语言。这些都是把后来的观点，改到先前的文献中去了，会为研究思想发展史带来某些困惑，如果研究者对于这类的修改的过程不明底细的话。所以现在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等书对这类修改的情况，都加注予以说明。
不过，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个论断，虽然当时是根据我所听到的毛泽东一九六四年的意见，改写到毛泽东一九六二年的文稿中去的，但是，这里并不发生思想发展史的记述上把后来的思想提到前面去了的问题。因为后来知道，我在一九六四年听到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的论断，毛泽东很早以前就已讲过。至少讲过两次。
一次是一九四一年在驳斥“左”倾路线的一组文章中，明确指出：“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这样，毛泽东就把“自由是必然的认识与改造”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这些话，是写出来的，与我在一九六四年听他讲的那一段话相比，意思一样，表述却清楚和准确多了，虽然“必然的改造”这个表述还需要斟酌。一九八三年纪念毛泽东九十诞辰的时候，《人民日报）把从驳斥“左”倾路线这一组文章中选取的关于“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一段文字作为单独一篇文章发表了。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建国以前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从《毛泽东选集》中选来的，但是增加了三篇原来毛选中没有的，其中一篇就是这一篇。
另外一次是在一九六○年写的《十年总结》这篇文章中，也是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改造。
在一九五九年的《党内通信》六条中，毛泽东又写过：“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可见，毛泽东的确早就有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是不够的这样的见解，但有时也仍旧沿用这样的说法。
不管是不是发生把后面产生的思想改写到前面的文献中去了的问题，一九六六年二月在东湖对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稿所作的修改，是应毛泽东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修改过的稿子是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的。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送去的修改稿上批道：“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
这一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毛泽东这篇讲话整理稿发到党内。也是这一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汇报提纲》发到党内。
这样两个文件，在日程上竟是这样一番平行操作！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三、短暂的平静：“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
我用这么长的篇幅讲七千人大会讲话的修改，不但是因为有可记的内容，而且是因为在东湖那几天，大家实际上花时间做的就是这件事。大家的注意力已经不再围绕《海瑞罢官》批判，至少是许立群和胡绳这一位主任、一位主持认为，由于《二月提纲》的顺利通过和批发下去，那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回到北京以后，当然要组织传达和贯彻《二月提纲》。二月十八日，许和胡召集北京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开会，各说了一通意见，以后几天就是分组座谈。他们两人又随彭真去参观三线，作“逍遥游”了。我在北京参加分组会，并且汇集分组讨论的情况，编写了《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后来的《大事记》说，这个简况是“许立群同志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罪名是吹嘘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吹嘘的语言之一，是说它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
这当然是分组会上有人说的话，在简况中有名有姓，不是简况整理者自编的话。但是，我们当时的确有这样的感受。
要说清楚这一点，得先说一说《二十三条》颁布的当时，我们的感受。
现在，从“左”的指导思想发展的过程来说，《二十三条》是这个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它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特别是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政治和理论纲领，它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但是，在当时的实际活动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这个政治和理论纲领，而是纠正在《二十三条》以前普遍出现的对待干部打击过宽过重的“左”的错误。
《二十三条》发表的当时，许立群正领导中宣部一大群干部在北京通县徐辛庄公社内军庄大队参加四清运动，我也参加了这个工作队。一开始也搞得挺“左”，叫做下来一看，真是一分为二，阶级斗争激烈，“合二而一”是鬼话。大队小队干部几乎都靠边站了。周围还有搞得更“左”的，由《红旗》杂志一大群干部组成的、有关锋和戚本禹参加的工作队在翟里，听说还打了人。《二十三条》出来后，许立群对于内军庄还没有出现打人的事感到自慰，很快同原来大队小队的干部结合，妥当地结束了运动，转入主要抓生产。《二十三条》里有一条：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不过，原来的大队支书还是伤了感情。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贪污和不法行为，要他继续当干部，他宁愿到大队窑厂摔砖坯，说他有的是力气，不怕干重体力活，摔坯子挣钱还多，再也不愿意当这号操心又挨斗的干部了。）
不久，许立群被派去当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队长，代替原来的队长、中宣部另一位副部长。为什么要换工作队长？就是因为《二十三条》以前，工作队在北京大学搞社教运动，搞得太“左”了，斗得太凶了。《二十三条》出来以后，又顶着，不按《二十三条》的精神纠正缺点错误。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专门讨论了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个会议纪要，记得主要有三点结论：一、北京大学是办得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大学，也有一些问题；二、陆平同志（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是好同志，也有某些错误；三、北大的运动，肯定有成绩，也肯定有缺点。缺点讲了几条：工作队没有同北大的干部结合；把北大看作烂掉了、要夺权的单位；斗争方式也有问题。据说，对北大的结论，是中央常委讨论过的，“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是毛主席说的。
邓小平在这次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不仅谈了北大社教运动的偏差，还谈到当时学术文化界的过火斗争造成的紧张局势。他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不敢写剧本了，书也不敢出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抓住人家的小辫子，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书记处会议纪要里还规定：“四清要落脚到教学”，“学术批判要落脚到繁荣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不能要求剧本、作品都完美无缺”，“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
这样，许立群以及也被派到北京大学工作队去的陈道、何静修（他们两位是中宣部理论处的）和我，就把三月三日书记处会议的纪要和精神，看作《二十三条》在北京大学和文化学术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就是说，《二十三条》被看作是纠正“左”倾、稳定局势、使运动走上“健康正轨”的文件。说《二月提纲》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多少也含有这样的理解。
《二月提纲》发出以后，局势的确出现了一个多月的表面的稳定和平静。学术批判按《二月提纲》安排的“正轨”在运行。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四、两个“南方谈话”
这平静中也有一点波澜，都是与关锋有关的。
在北京学术界贯彻《二月提纲》座谈会的小组上，我作过一个发言，大意是说，文艺作品和学术文章是不是影射现实的问题，要很慎重地对待。我的前提，是肯定有影射，历史上有，现实中也有。按我当时的认识，认为《海瑞罢官》就是有影射。但是，我认为，随意把什么都说成是影射，是会把事情搞乱的。我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听说有一篇中学教员写的讲物理知识的科普小品文，有人怀疑是影射，上纲很高，全面了解了此人的政治情况和写作情况，排除了他搞政治影射的可能。另一个例子，是一篇批评吴晗的文章，认为吴的一篇介绍李冰父子的历史短文，是影射攻击我们的大办水利。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没有根据，这样的风气不可长，动辄批评这个人那个人这篇文章那篇文章为影射，是不好的。第二天的小组会上，据说，关锋发言，说我的发言是针对他和王子野的。我没有参加这次小组会，是参加会的别的同志告诉我的。我根本没有看过王子野的文章，说不上针对王子野，不过，我没有去辩白，当然告诉了许立群，许也认为不必管它。
这是一件小事。比较大的事是，关锋仍然要求发表他批《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也就是他早就送给中宣部、许立群一直犯难、专门摘要送五人小组（并由彭真送给了中央常委）请示能否发表的文章。
先是在座谈会上，关锋提出：前一段的政治批判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请学术批判办公室的同志指出来。政治批判还让不让搞？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三月一日，我和林涧青向许立群和胡绳汇报座谈会情况，首先就谈了关锋的质问。
许立群说：肯定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是主席当面点头同意了的。
胡绳说：关锋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主席上一次谈话，说吴晗要罢官，这一次谈话，重新考虑，又说吴晗不罢官了？主席这样站得高。关锋这个同志，思想太褊狭。
胡绳这话，有很大的分量，他是亲自听到毛主席两次谈话的人。第一次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的谈话。那个谈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胡绳、关锋都参加了这次谈话，许立群投有参加。第二次就是武汉这一次，胡绳、许立群都参加了，关锋没有参加。
胡绳还说，按照武汉谈话的新精神，那四篇送审的文章，都得彻底改写。
三月三日，许立群召开座谈会的召集人会。会上，关锋批评许说的“放”不是钓鱼，许大声说：我讲的话，可能不只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如果是四六开，那就了不起。讲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蹦起来，那不就是“学阀”吗？
《汇报提纲》中提出“左派整风”，“警惕左派走上学阀的道路”，立即成为敏感的话题。许立群这样说，当然是话中有话。
三月八日，关锋又找林涧青谈话，还是发表他的文章的事。
关锋的理由是，他的文章有根据，是根据毛主席的南方谈话写的。
林涧青报告许立群。许立群有恃无恐。说：他有一个“南方谈话”，我也有一个“南方谈话”！我那个“南方谈话”还在他那个“南方谈话”的后头！
许立群还说：关锋自以为通天，自以为一贯正确。哪有什么一贯正确！你关锋一贯正确？你有个《从陈贾说起》。你邓拓一贯正确？你有个《专治健忘症》。我许立群一贯正确？我说过包产到户可以考虑。
《从陈贾说起》、《专治健忘症》，就是七个材料中关锋、邓拓的两个被认为是有影射攻击的文章。同意过包产到户，那时当然认为是错误。
所以，关锋、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这时仍未被允许发表。（我作为“方求”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根据许立群传达的后一个“南方谈话”的精神，自然根本不会提出按原来的写法发表的要求。）
还有一件事，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请示，《汇报提纲》中讲左派要警惕，不要变成“学阀”，是否有所指。许立群向彭真汇报，彭真说，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是阿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
这个情况许同我们说过，我们觉得彭真这话说得挺幽默的。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十五、风暴的再起
平静的结束，风暴的再起，在我是进入四月才开始感觉到的。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
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关锋、林杰那篇一直没有让发表的攻要害的文章。
文末署的一月的日期，显然是要表示，文章被扣押了许久。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根据二月汇报得到的指示精神才不让发表的吗？
许立群说他也不明白。
这两篇攻要害的文章能够发表，那么，“方求”那篇是不是也可以发表呢？
许立群同吴冷西商量，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方求”那篇攻要害的文章。但是删去了文末所署的一月的日期。这是吴冷西的意见，说是现在强调中宣部那时就写了攻要害的文章，不好。
发表“方求”文章并没有为中宣部争得多少主动。报刊上再次掀起高潮的批判运动，其部署和组织，完全把中宣部抛在了一边。还传来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道消息。
许立群十分沮丧，紧张。
不久，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林涧青和我，毛主席批评了《汇报提纲》。后来从《大事记》中知道，毛泽东在三月十七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在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的几次谈话中，已经批评了《汇报提纲》，批评了“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但是，许立群没有给我们说这么多，恐怕他自己那时也没有知道这么多。
许立群说，毛主席也批评了他。说，杨耳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
杨耳是许立群用过的笔名，当年贾霁、杨耳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两篇文章，是那场批判的发难之作，它的尖锐性大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问：在武汉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说的？
许立群只是说，他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意思。
许立群还说，康生批评他，说他专整左派的材料，不整吴晗的材料，为了整关锋，还用了考据学的方法，考证“何明”就是关锋。
我们说，吴晗的材料科学处整过的呀。许叫我们拿给他看，他一看，叹了一口气，说：整了这些材料，又不署名，人家怎么知道？叫我们立即把这些材料开一个目录，注上整理的单位和印发的时间，印在这一期上送的简报上。
没有想到，这期简报又惹了麻烦。康生指责许立群说，批评你不整吴晗的材料，你就送来这样的简报，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抗拒批评！
这样的无理批评，使许立群不知所措，简直有点精神恍惚。
四月十日，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宣布文艺界被一条又长又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作为中央文件批准下发了。
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这一篇话被人评论至今，评论的人大概不知道他的这篇讲话有什么直接的背景和苦衷。它与《二月提纲》汇报时，毛泽东说郭沫若、范文澜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的讲话，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毛泽东这个意见，是不是由什么人向他作了转达，并向他提出了什么要求呢？这些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近日读到《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其中有五月六日范老致大年、黎澍的信，说“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之深，简直不可想象”。范请他们对自己匆匆写出的检讨草稿提意见，“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接着的信，一封比一封更紧张：一封说：“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嘱打字员快打出来，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请批示。”又一封说：“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倚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皇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这些信很清楚地说明了郭老与范老当时的处境。范老检讨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郭老能怎样检讨呢？是检讨两首海瑞诗，还是检讨《武则天》？检讨了《武则天》，还有《蔡文姬》呢？检讨了剧本，还有史学著作呢？要检讨，大概也只好说按“今天的标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这样别人也就无可再补了！）
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为什么要署这个原来只是写杂文时用的笔名“何明”？自然是向那笔名考据学示威。
五月十九日，批判《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发下来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序幕已经演完，正幕正式揭开了。
中宣部“阎王殿”被砸烂了。
陆定一、周扬、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这些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秘书长们，首批被揪出来了。他们被称为阎王殿的阎王。
陈道、于光远、林涧青、袁水拍（文艺处长）等许多处长、副处长，也首批被揪出来了。
我、何静修、李曙光（文艺处的）等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只是一名干事的几个人，也首批被揪出来了。
后面这两类人，该用什么称呼呢？
有了新发明：阎王殿里，不能只有阎王，阎王下面还得有判官，判官下面还得有牛头马面。
于是，被揪出来的处长们被称为“判官”，我们这几个人则被称为“牛头马面”。
后来为了减少层次，取消“牛头马面”这个等级，我们这几个人被升为“判官”。所以，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牛棚里升官的！
一九九八年二月三日完稿于万寿塔下，三月二十九日改定。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一、真实的历史联系
一、真实的历史联系：《汇报提纲》和《科学十四条》
把《汇报提纲》说成同《二月提纲》是一条黑线，那只是“四人帮”批邓的政治需要。如果真要寻找《汇报提纲》同历史上哪个文件有内在的联系，那么，可以说得上有这种联系的，就是一九六一年七月中央批准下发的《科学十四条》。
《科学十四条》，通常说它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的简称，我以为，从实质上应当说，它是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的“十四条”、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为报送十四条写给中央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转聂总报告和十四条意见的长篇批语，这三者的简称，因为它们是三位一体的。
说《科学十四条》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有一定的历史联系，根据有三：一是因为它们讨论的工作领域相同，都是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时作汇报的中国科学院，又是集从前的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三家任务于一身的组织；
二是因为它们都有针对当前情况进行纠偏的性质，《科学十四条》是针对反右派和“大跃进”之后出现诸多混乱的情况，《汇报提纲》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之后出现诸多混乱的情况，虽然两个文件的纠偏又都局限在必须继续肯定造成混乱的根源（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限度之内，但毕竟是着手去进行纠偏，而且纠偏的指导思想，如反对批判“白专”等等，两个文件也都有相联相通之处；
三是因为参加两个文件的具体文字工作的人员中，有几个是相同的，这就是两次都成为执笔的主力成员的吴明瑜（他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和两次都参与执笔的甘子玉（他原来是聂总的秘书，后来到了国务院科教组和教育部）和我（原来在中宣部科学处，一九七三年重新工作以后也到了国务院科教组和教育部）。
当然，两个文件的主持者不同了，《科学十四条》的主持者是聂总、韩光、张劲夫、杜润生，《汇报提纲》的主持者是胡耀邦和胡乔木。两胡是不是意识到这两个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不大好说。我以为，胡耀邦大概会意识到，因为他这时担负起科学院的领导工作，翻看了中央关于科学院工作的历史文件，并且要吴明瑜参加《汇报提纲》的起草；胡乔木大概多少也有一点意识，不然他为什么要找甘子玉和我参加科学院起草的《汇报提纲》的修改呢？从我们参与两个文件执笔的人来说，的确意识到两个文件的历史联系，而且希望这次能搞出个经毛主席直接过问和批准的文件来，按我们那时的认识，认为这样的文件就可以立于不倒之地了，果然能够如此，也可以算是我们在科学领导机关工作多年，终于遂了一桩心愿。
谁知这样一个可怜的心愿，也未能遂了。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 二、科学小组走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前头
我是一九六一年四月底从农村整社回来，被派去参加《科学十四条》的修改定稿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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