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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

_2 胡因梦 (现代)
  洁生从几个月大便展现了冷静观察人的倾向。访客过去逗她玩,她先不动声色地上下打量一番,等到对方通过了她的检验,才放松地互动起来。她的感官特别灵敏,一岁半就喜欢吃鱼头,鱼刺一根不剩地全吐了出来,偶尔有一根卡在喉咙眼,她竟然不慌不忙地把食指和大拇指伸进喉咙,小心翼翼地拈出刺来,包在面纸里交给翠英。她喜欢玩的游戏和行为举止几乎都像男孩。她梦想自己是超人或洛克人,孔武有力地打败了所有的假想敌。看完灰姑娘的卡通影片,她一点也不认同女主角,宁愿当那个坏姊姊,免得被后母欺负。她的自尊心强,轻轻打一下小手心,便哭得如丧考妣,我和翠英很快地认清这个孩子只宜鼓励不宜惩戒。她的占有欲重,竞争心强,安全感也比一般小孩缺乏。我时常近乎谄媚地称赞她,做她的拉拉队长,她却以冷静的小眼睛直观地看进我的内心,立刻看透了我的过火演出。几个月前的某天我自得其乐地听着Joni Mitchell的老歌,疯癫地跳着女巫舞,她一脸百感交集的模样,低着头静静地听了一会儿音乐,然后要我抱着她共舞。从此以后她每天都吵着要听那张我母亲生前最激赏的唱片。我闭门写回忆录,她跟翠英回南部度假,竟然影响了其他几个孩子,大伙儿每天都要听上好几遍Joni Mitchell的歌。看到别的小孩都有父亲,唯独她的父亲缺席,心中不免有些失落;但是她从不问我“爸爸为什么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最近她私下问了一次翠英,翠英说:“回台北之后我们再去问妈妈。”洁生听了突然哭着说:“你不要去问胡因因这个问题啦!”她小小的年纪已经能体恤母亲的为难之处了。一群小不点都叫我胡因因,他们把我看成了跟他们同年龄的玩伴。
  洁生的父亲经过三四年的成长,现在已经是个负责、能够面对困境的人了。他的叛逆期已过,对其他的异性暂时不再有蠢动反应。我们偶尔通一次电话,交换一些看法与观察,他告诉我他和妻子的关系最近转成了更深刻的默契,我听了感觉相当欣慰。
  有些人问我孩子的父亲缺席会不会造成心理上的伤害,我从自己的成长过程体悟出每个生命都有独特的学习方式。这个宇宙有一个隐含的、失序中的秩序,我们一旦学会正确的观察方式和面对的勇气,就能体会老子所说的随波逐流的滋味;然而学习的过程总归是充满着艰辛的。其实所有的伤害都来自于苛求、掌控、高压、不尊重、贬抑、漠视等内心的暴力,而暴力的形成往往只是因为有恐惧以及无法开放地经验人生。童年的我曾经拥有过非常宝贵的品质——诚直、善感与开放,但这个残酷的世界不断地打压这些品质,因而造成了许多伤害。人在面对伤害时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会叛逆反抗,有的人默默忍受,两者都会滋长更多的内在暴力。只有学会如如不动地透视和深思,才能免于受伤。
  作为一个单亲妈妈,首先我必须神智清明地接受孩子的父亲缺席的事实,而没有任何责难、内疚或不平衡,因为上述的反应都是愚蠢和多余的自虐。为了孩子的幸福,我必须治疗自己的身心,只有当我健康时孩子才能直接受惠。身心不健康的父母,真的还不如把小孩交由健康一点的人扶养。接下来我要问自己的问题则是:什么才是爱的教育?我所能领悟出的答案是:尊重她、给她试误的自由、给她自己寻找答案的独立性和空间、教给她观察内心活动和关系互动的方法;当她被这个荒谬的世界熏染时,协助她找回清明的自性;当她跟着众人一起颠倒时,协助她从倒立的状态回归正直;当她叛逆时,要为她指出叛逆之中虽然有某些洞见,但毕竟不是完整的认识。教育真的不是理论,你必须在生活中点点滴滴地注意自己的反应有没有伤害到孩子。虽然洁生只有四岁,但四年的观察已经足以让你认清孩子绝不是一张白纸,她已经具有自己先天带来的习性了。洁生的习性中有明显的争强好胜倾向,如果你有一点穿透力的话,你会看到争强好胜的背后除了恐惧和不安全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了。当我第一次发现她对其他小孩有残暴的举动时,我心里生起了明显的失望,然而一旦放下那些精神上的理想和标准,你就能冷静地看到人类的基因之中,动物性、人性和神性本是同时存在的;你必须接纳这个事实,如同你接纳自己一般。
  恩宠与勇气
  第二度开刀的前十天,我站在青田街新居的书架前,不经意地从书堆中抽取出肯·威尔伯(Ken Wilber)所著的《》。这位超个人心理学界的天才,早在二十三岁便撰写了《意识光谱》这本长青心理学领域最通达、最广博的著作。一九八八年我在纽约搜寻未来将要译介的英文原著时,已经相中了《意识光谱》,回台湾后我曾征询过老孟(孟祥森)翻译此书的意愿。老孟当时的情况和阿德译《宝瓶同谋》的感受差不多,他说他还想多活几年,对此类硬书避之而唯恐不及。译者的辛苦和受重视的程度往往是不成比例的;在台湾以翻译为职业的朋友,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我不想减老孟的寿,因此打消了有计划引介肯·威尔伯思想的念头。
  我的记忆中,《》是Robert送我当礼物而被我束之高阁长达五年的一本书,内容描述的是肯与罹患乳癌的妻子特雷亚 (Treya)共同抗癌的心得;我想它也许能帮助我面对十天后再度开刀的不确定感。阅读的过程里,我发现此书竟然整合了二十多年来我曾涉猎过的心理学、灵修与身体的治疗,它不仅仅是癌症病患的经验谈,更是难得一见的有关身心解脱与临终关怀的坦直实录。书中两位主角人物的自我观察和赤裸的剖白,与我在三年谷底经验中的一些深层领悟不谋而合。他们为我搭起了一座通往终极解脱的人性之桥,使我更能了了分明地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更能以平等心面对生命的磨难。我开始对威尔伯的知识体系刮目相看。
  受到克氏教诲的影响,多年来我逐步卸除了知识的铠甲,空手直探意识的深渊。住在珑山林的三年里除了翻译过一本克氏的《自由·爱·行动》之外,几乎没碰过其他的书。那个阶段的我必须集中能量对治身病,此外我仍然保持着“为道日损”的信念;而且我从未接触过任何一位中青代的知识分子,能够如此左右逢源地出入于毕竟空与知识体系之间。威尔伯以惊人的归纳能力综合了心理学、心理治疗、神秘主义与东西方各大宗教的灵修传承,也统合了哲学、社会学、超心理学、人类学、神话学、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与知识史等等,形成了他独创的“大统一场理论”;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在灵修上的体证已经处在见性阶段。我感觉除了克氏之外,这是第二位我真正想引介给国人的智者,而头一本我想翻译的著作就是《恩宠与勇气》。我接洽了在心理辅导上成绩卓然的张老师文化公司,预定开刀复原后便着手翻译此书。
  一九九八年元月,张老师文化举办生活探索人文讲座,我和二十位诚恳可爱的朋友每周二晚上聚会三四个小时,开放而深入地分享内心的困惑与隐情。十堂课结束后大家欲罢不能,仍持续着每周一次的聚会,彼此扶持,共同成长。我很清楚地看到,受创治疗者(wounded healer),就是我在后半生要扮演的角色。四十多年来丰富的受创经验和自疗过程,全都成了与学员们分享的宝贵资粮。我引导这群可爱的朋友一层层地深入探索每一个信念背后的真相,我提醒他们要注意观察身体、心智与觉性之间的链锁关系,也帮助他们体会正确的聆听之道。如果我们能安静、耐心而专注地聆听别人的生命经验,就能逐渐领会众生一体的奥义;开放而无惧的分享则是打破自我防卫机制的途径。透过一次又一次不同的主题探索,学员们开始觉察到集体意识中的颠倒与局限,以及自己长期受到的精神污染及暗示。虽然分享的形式必须借助语言和思维,但情绪能量的释放是畅然无阻的;某些主题(譬如孤独、哀伤)特别能勾起大家的创伤回忆。在一个冷漠的都市里,和一群毫无利害关系的友人分享深刻的感受,逐步解脱自我中心的牢笼,建立起自知之明,确实是值得珍惜的机缘。
  这个阶段的我身体尚未完全康复,但张老师文化已经预定一九九八年出版《恩宠与勇气》,我必须尽快着手翻译。我发现开刀后的肠部蠕动非常缓慢,脾胃的功能也很差;能量医学的治疗最显著的功效并不在身体而是在情绪的层次,身体的治疗还是得靠我自己持之以恒地运动和休养才行。然而翻译的工作是静态的,用脑所消耗的能量又大得惊人,况且《恩宠与勇气》绝不是一本容易转译过来的著作,我必须不断地查询书中采用的心理学与医学名词,因此身体非常抗拒这项工作。我翻译了五章之后,发现自己有点支持不下去的味道,时常反胃和头晕,思考的速度迟缓得如同在太空漫步,只好请总编辑王桂花小姐寻找一位合译的伙伴。桂花找到了刘清彦先生救急,清彦以惊人的速度初翻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内文;但是为了统一文气,忠于原作的语调及内涵,起码有三分之一的部分必须重译,其他则需要细润。
  既然坐着写字会反胃,那么就躺着写吧!我把稿纸举得高高的,以红笔一行一行地重译。反胃、头晕,没什么大不了,只要心理上不抗拒,生理的现象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我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号泣与狂喜中,随着书中两位主角惊心动魄的磨难与了悟,大死一番地完成了这本书的译作。
  在翻译的过程里我更深一层地体悟了无拣择的纯然觉察。书中的女主角特雷亚得知自己罹患乳癌之后曾参加过一次葛印卡(Goenka)老师举办的十日禅,她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十天闭关里身心的各种反应及变化。她的描述无形中帮助我进入了相同的状态。翻译工作接近尾声时,报上刊出葛印卡即将来台主持十日禅的消息。不久好友潘爱莉邀我和葛印卡的大弟子达南杰(Dananjey)见面,这位来自印度的心理治疗医师自从体验过原始佛法的内观之后,心理治疗显然在他内心的天平上失去了昔日的分量。我试着与他探讨结合心理治疗与内观的可能性,他的立场似乎相当坚定,他说他的病人接受十日禅的训练,治疗的成效远比心理分析显著得多。我邀请他和我以及李孟浩进行一场“心理治疗与灵修”对话,如果能激起一些洞见,或许可以发表在《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因此我们也邀了《人间》的主编杨泽一起参与讨论。
  我之所以会产生这个构想,主要是受到威尔伯的启发,他从五年的抗癌经验和十五年的禅修练习中发现,冥想或禅修并不一定能治疗心理的阴影层问题,他认为自己一直都在利用坐禅回避一些心病,特雷亚的癌症带给他的磨难反而是重新纠正这些心病的机会。威尔伯对来访的记者伊迪丝(Edith)做了如下的说明:“……冥想不像心理分析,它不是一种揭露技法,它主要的目的并不在消除被压抑的障碍,让阴影部分浮现……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扩大心量,拓展超越自我或个人性的觉知,逐渐引导你去发现神性、自性或纯粹的‘看’。换句话说,冥想和心理治疗针对的是十分不同的意识层面。譬如禅并不是为了消除精神官能症而设计的,你可能发展出非常强的觉察力,但这些精神官能症仍然健在。透过禅你会觉察到自己的心病,它能帮助你和这些心病自在地相处,可是它不能帮助你把这些心病连根拔除……”
  伊迪丝接着问道:“但是在冥想的过程里被压抑的东西也会爆发出来。”肯回答:“一点也不错。这样的情况很可能发生;不过也可能不发生。”我回想自己以往曾经参加过的禅七活动,学员中有的人突然休克,有的人放声大哭,有的人昏睡不醒;我的反应则是腰酸背痛,神经紧张,然而深埋的情绪并没有曝光。长年以来我不断地进行自我观照,但相关的诊断显示出意识深处的创伤还是没有解除,所以我认同肯的看法,我认为揭露心底深处被压抑的障碍应该是身心治疗的基础。有趣的是某些人可以透过心理治疗或工作坊的形式进行自我治疗,有的人却必须自力救济;实验过各种的途径之后,写这本前传的过程竟然也释放了许多深埋于心中的情绪,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
  恩宠与勇气:万念俱寂
  和达南杰进行对话的那两天,我的意识产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头一天中午我们在“回留”吃完饭,便开始进行交谈。我察觉自己的身体能量很低,但是头脑非常清明而安静;我可以清楚地觉知到自己每一个意念的本质,也能洞悉眼前三位男士的心态。一开始参与谈话时的兴致还算高昂,但很快地我就看穿了企图说服别人和证明自己的见解正确,背后的心态只不过是虚荣和自卑罢了;内心的驱力在觉性的照妖镜中现了原形,不久便欲振乏力地沉寂了下来。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我大多是处在一种沉寂的状态,很难勉强自己认同或介入杨泽与李孟浩的对话。我的自我感就像一个垂死的生物,它的活动已经欲振乏力。我发现从三年的谷底经验走出来之后,更不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了;人一旦放下对面子的执著,集体的制约也就差不多解脱了。
  第二天早上大家在青田街的家中继续对谈,中午又到旧“回留”聚餐。一整个下午我都处在思维活动止息的状态,眼前五六位友人此起彼落的谈话就像个小型的室内乐团在演奏;我的心中没有任何辨识、批判、抉择、认同或好恶反应,一切只是如如地发生着。晚上爱莉请吃饭,我和念萱及建宇一同赴约。一进入餐厅,看见屋子里坐着一桌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心里生起了一两个批判的念头,很快地就安静了下来;大家自我介绍完毕,便坐下来开始吃饭。我吃着吃着,突然万念俱寂,心中失去了任何想要取悦或参与的欲望,但眼前每个人内心的不安、匮乏、挣扎和想要获得肯定的需求,我都能觉知、同理与接纳。半生以来与人互动时内心的批判、苛求与好恶,此刻如泡影一般完全幻灭。自我的活动一旦止息下来,剩下的便只有在觉知的广角镜中不断生灭的人声和影像了。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种毫无疑惑的了悟:这就是平等心了!接着一股无法遏止的同情排山倒海地涌现,一屋子的人眼睁睁地看着我涔涔泪下了十几分钟,练习内观多年的爱莉低声对她邀约的商界友人解释说:“因因现在处在一种很深的状态,大家不妨跟着安静一下吧!”
  葛印卡老师八月一日下午两点在台北来来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充当他的即席翻译。在会场上我对这位老师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但会后他告诉爱莉说,他觉得我的修行已经有了某些进展,若是能在内观上下更深的功夫,将会有更不同的体认,我发现他确实是有洞悉力的。我本来准备参加不久将举办的一次十日禅,但是台北、高雄和北京的读书会以及人文讲学把行事历填得满满的,实在抽不出一连十天的空闲时间,只有留待一九九九年再做安排了。
  恩宠与勇气:永无止境的探险
  十月初《恩宠与勇气》终于翻译完毕。特雷亚,这位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高能量女子,长久以来每星期慢跑二十英里路,总是吃生菜沙拉和蒸过的青菜,一直持续而规律地静坐,过着宁静的灵修生活。她好不容易遇见了梦寐以求的男人,三十六岁嫁给长相如同外星人、身高六英尺四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兼超验论者——肯·威尔伯。两个人正准备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没想到生命竟然带给他们不可承受的磨难。在癌症的云霄飞车上历经了五年的俯冲与超拔,特雷亚带着脑部三个巨大的肿瘤、肺部六十个肿块、并发的糖尿病、失明的左眼和肿胀的肝脏,每天仍毫不自怜地吞服一百二十多颗药丸,身上背着氧气筒在莫扎特的音乐中快走,持之以恒地面对残余的人生,她说:“因为不能再忽视死亡,于是我更加用心地活下去。”她在癌症迅速蔓延的五年中完成了人生情境最残忍的考验。癌症成就了特雷亚的终极解脱与无上的慈悲,也成就了肯无我的奉献。“病痛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奖赏。”人只有学会以不抗拒、不拣择的平等心面对人生各种的考验,方能活出自在、解脱与不可思议的同体大悲。
  这本书翻译完之后,我们已经很清楚地预见“整合学”将会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演化的导航体系。威尔伯归纳出的九层意识图和四大象限图,我认为是目前所能看到最圆融的客观检验系统。九层意识图帮助我完整地看到自己的成长进阶和目前所处的阶段;四大象限图则令我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多年来的演化大多偏向左上角的自我探索,而轻忽了右下角的外在环境和人类体制的发展。此外威尔伯也对“新时代运动”流行的“你创造你的实相”这个观点,提出了非常犀利的检讨,我认为在台湾推动新时代思潮的朋友,应该客观而理性地省思一下过度唯心所造成的偏差。
  依照媒体刊登的社会调查显示,台湾目前至少有五百万以上的精神官能症患者(与慢性病息息相关)。层出不穷的性虐待案、谋杀案、强暴案、乱伦案以及因宗教妄想症而导致的新兴宗教乱象,在显示台湾已经堪称“不安之岛”。自从政治解严之后,多元化的资讯开始大量涌入,人们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工具虽然因此而拓展,但精神状态并没有获得改善。我从漫长的自我探索过程中发现,每个人的身心灵都是宇宙隐含的奥秘,如果只是一味舍本逐末地追求物质次元的名利、地位或权势,我们将永远停留在梦游与梦呓的沉睡状态,身心灵的奥秘也将如同古生物的化石隐埋在地表之下,永无揭露之日。
  探索身心灵的奥秘只有靠自己的实证经验,但实证经验如果缺少了客观的检验系统,如何能辨别真伪与虚实?威尔伯的解答非常中肯:
  “我们其实和科学家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追求实证,并且相信自己的经验,因为那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工具;否则就会落入恶性循环。基本上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经验,那么我们一定也不相信自己的这份不相信的能力,因为那也是一种经验。所以除了相信自己的经验、相信宇宙不会欺骗我们之外,就别无选择了。当然我们可能会犯错,某些时候经验也会被误导,不过仔细权衡之下,除了跟随它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黑格尔曾经说过:你无法质疑知觉,因为你唯一拥有的工具便是知觉。量子力学诺贝尔奖得主薛定谔的领悟则更进一层,他说:“你认为属于你自己的知识、感觉和选择,都不是无中生有的。这些知识、感觉和选择乃是永恒不变的,它们存在于所有的人类……不!一切有知觉的生命身上。这句话也许听起来有点不合乎常理,但是你和一切有知觉的生命真的是一体的。你的生命并不是整体存在的一部分,从某种层面来看你就是整个宇宙。”
  我从亲身经验中领会到,我们一旦转化了自我的障碍、烦恼与局限,就能发现一个更大的我,一个比较不受限的我。这个“发现之旅”是永无止境的探险,人的存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进行这一生一世中的自我探索——从最原始、最粗糙的物化次元,一层一层地转向愈来愈精致的身体、心智、灵魂与灵性的高等次元。传统的宗教组织传递了一个非常错误的讯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才是神圣的,自了汉只不过是焦芽败种。受到这个错误讯息熏染的人,往往热衷于利他济世的工作而忽略了自我认识的重要;真相是,一个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即使从事于利他的工作,骨子里也可能只是把权力欲或其他的欲望包装成神圣济世的外貌;这样的人只可能剥削他人而不可能带来任何提升。所以克氏一再提醒:你就是这个世界;如果每个人对于身心的认识能清楚一点,这个世界就能进一步地觉醒一些。个人的解脱之道即是利他的菩萨道;自、他根本是不二的。
  死亡与童女之舞
  窗外的那棵独树一格的大叶合欢总是在葱绿的春季落叶,光秃的树枝上残悬着一片片干枯的豆荚。四月底五月初之际豆荚开始脱落,枯枝发出了新绿,消声已久的鸟儿也旧调重啼。我体内的那股愉悦的能量随着安德烈·波塞利(Andrea Bocelli)的《大地之梦》蹿升至头顶。席琳·狄翁(Cline Dion)说过:“如果上帝会唱歌,它一定有副如安德烈一般的嗓子。”洁生与我就在“上帝的歌声”中欣然起舞,蹦蹦跳跳地进了大安森林公园。
  落日余晖中漫步于这个闹区公园,一幕幕普罗大众的生命景象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感叹、质疑与联结。时代真的大不相同了,公园里双双颈交的爱侣,在众目睽睽之下光明正大地进入了无人之境。长椅上的那对恋人应该是大学生吧?我心里这样想着。只见那名脸上布满了红豆的男孩儿深情地俯视着仰卧在自己腿上的女孩儿,女孩儿无视于那些红豆以及旁人的存在,迷醉地凝视着她的南国。
  回忆起二十岁那年的仲夏,我穿着两截式的中空装,脚踩着恨天高,心里充满至福地紧握着Don的手,漫步于西门町的天桥上,但来来往往的行人看到我们的反应,却如同接近疫区一般。有一个从我旁边擦身而过的外省男子,竟然怀着国仇家恨式的愤怒,大声地对我们叱喝着:“真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我记得自己完全能觉知那名男子心理上的不平衡,却无法辨认出他已经患了国家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之病,同时也无法细微地分解出其中的嫉妒、自卑与失望。我当时的欠缺辨识力、易感和对外境的攀缘以及错误的反应,使我在面对暴力的那一刻无形中受到了轻微的内伤。二十多年后的今日,目睹眼前这对爱侣旁若无人的示爱举动,令我不禁生起了祝福与羡慕之情。
  然而他们的勇气到底是不再受制于集体压力的一种自由的展现,还是缺乏对环境的敏感度?到底是被动情激素全盘掌控顾不了旁人了,还是一种向集体暴力示威的举动?或许只是单纯地没有私人空间,不得已只好在公共空间里觅得一个属于两人的天地吧?还有,别忘了,热恋是可能激起超人般幻觉的。
  无论真相是什么,不可否认的,台湾确实比以往开放了,人心容纳异己的空间也拓展了。民智在各种启蒙运动中逐渐觉醒,但是多年来被压抑的、被否认的、被漠视的异化问题,也将透过身心的病痛一一示现出来。
  人心是本自具足究竟圆满的,但是文明与文化的扭曲发展,却在人们的心田中种下了四分五裂的理想、教条、禁令、意见和种种的观念;人性中的暴力与异化倾向,就是由这些被视为正常的自我制约所孕育成的。
  我联想到成长团体中的某些可爱的女性因长期处在暴力的环境里,又缺乏正确的心理教育,所以总是落入不安或自惭形秽的神经过敏反应里;而大众媒体的意见领袖们又无法察觉自己的人格失调倾向,总是振振有词地贩卖着“众人皆错我独对”的呓论。这些现象彰显了人们对于心理和精神状态的缺乏辨识力。
  当海峡两岸正集中焦点于“统独”问题和二○○○年的“总统”选举时,我却觉得台湾五百万的精神官能症[1]患者、人格失调者(可能也包括领导阶层的人在内)、大陆“文革”期间的身心受创者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下一代,才是真正应该关注的对象。
  在意识演化的阶梯上,大部分人所热衷的政治派系斗争,只是一种最低阶的物竞天择的活动,还有更精微的以个人身心灵为本的内在次元,正等着真正的勇者去揭露。此刻我的脑海里浮现了《宝瓶同谋》中的一句话:“人的历史上不论哪一个时代都有一小群在科学或宗教边缘的独行者,凭借着自己的体验而得知人类终有一天会超越狭隘的‘正常’意识,进一步地扭转人性中的暴力与异化倾向。”
  回溯自己四十六年的人生,要是没有那一点先天的逆叛性和质疑探索的勇气,可能早已在父母的心病和众人肤浅的褒贬下丧失了健全的神智。我之所以没有陷入自怜、自欺或自毁,终究学会了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和承担各种因缘和合的过程与后果,必须深深地感恩——感恩所有与我有缘的老师和他们授予的内在知识,以及生活中的各种人事物带给我的启发。这本揭露自己学习与治疗过程的传记,就是对这些恩宠的献礼。
  我的知觉从思维的次元回返到当下,继续和洁生手牵着手往前漫步。抬头仰望浩然的蓝天,发现树梢歇息着一对鸳鸯鸟,它们细琐而迅捷的动作在缕缕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灵妙。自然是不需质疑,也无需解答的,但误入迷途的人类却需要层层的探索与揭露,才能褪去自我的武装,回归本初的面貌。
  我低头俯视着洁生粉白细嫩的小脸。童女的诞生象征着母体的大死;生命最深的意义就在自我的死亡中。
  后记
  答自己问
  问:为什么写自传?
  答:为了整合自己,做一次彻底的揭露自疗,串联起细微的因因果果,假如能因此而利益读者则更佳。
  问:为什么在四十六岁写传记?
  答:如果命运之说成立,我可能会活到九十岁,那么四十六岁就成了中途站,不妨做个阶段性的整理,如果命运之说被推翻,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我就走了,此时不写有点辜负诡谲多变的一生。
  问:写自传的过程有什么发现?
  答:我发现这本书竟然也是个独立的有机体,它也有自己的力量;它不全然受我的意志掌控。当“我”企图将它导向媚俗的方向时,它会自动扳回到如如的现实;当“我”想炫耀自己逆俗的勇气时,它又开始自省起来。这个角力的过程是我始料未及的新发现,我因此而窥见有为与无为、虚构与真实、小说与传记之间的暧昧性。诚如米兰·昆德拉所言: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还不如改行。
  问:写自传时有什么感触?
  答:一个人自囚于不到三十坪的斗室里,历经三个多月的时空穿梭,每天吃同样的东西,坐同样的位置,面对同样的场景,却涉入了四十多年来的感官记忆、情绪记忆与思维记忆,感触可以称得上是波澜起伏。其中最令我抗拒的是童年回忆里父亲内心深处的哀伤。他心底的那个幼小无助的孤儿,曾经不可思议地勾动了我儿时的同理、同情与企图援助的渴望;那是我此生救赎欲望的源头,也是深化我生命经验的驱力,但也是被我压抑得最严重的脆弱。能够和这个最脆弱的部分重新联结,是个惊人与感人的治疗经验。
  初恋则是另外一个我自认为已经解除而实则不然的意识症结,我发现自己在忆写的过程里仍然有强烈的美感、不舍与遗憾,但是这些强大的情绪能量一旦曝光,执著的力量就消散了;如同一个迷人的彩色泡泡,在阳光下突然破灭。
  问:写自传时身体有什么反应?
  答:一开始着手写作时,我察觉后颈喉轮的能量中枢是阻塞的;精神一旦集中,思维活动上了轨道之后,喉轮的气便顺着督脉往头顶运行。有时具体的时间、地点资料不全,必须进行查证,写作的流畅感因此而中断,或者心理上抗拒而不愿进入某种记忆时,我立刻意识到后颈的能量有卡住的现象。这是我头一次清楚地印证喉轮确实是掌管思维活动的能量中枢。威尔伯在《意识光谱》这本书里曾引用亚历山大·洛温(Dr.Alexander Lowen)撰写的《忧郁与身体》中的人体图;图中显示敌意、负面精神状态与退缩倾向,都会引起后颈、颈项和肩部的肌肉紧缩。后来我每天按时服用中药的葛根汤,情况改善了不少。在气功养生法中,“运思”是普遍被采用的法门,例如“禅”本是梵文“禅那”的音译,指的就是运用思维的活动来进行修持,玄奘将其译为“静虑”——沉静地审慎思虑之意。这使我联想起克氏与戴维·博姆在《超越时空》中所谈到的:“脑子必须经常加以锻炼,否则就有萎缩的可能。”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没什么身体上的运动,但是整体来看气血循环还算不差,食欲和消化都还正常,比起翻译《恩宠与勇气》时要强得多。我认为改善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累积了四十多年的心声终于一吐为快;第二,整合中西医理与药理的萧圣扬教授建议我改变饮食习惯,他的建议和嘉楚仁波切的观察十分相似,他们都认为我的体质先天不良,不该一直吃素,应该补充肉类食物;于是我隔一两天就吃一点此生从未碰过的羊肉,结果精气神确有改善,可见没有任何方式是适合所有人的。
  问:有没有想补充的话?你到底属于什么教派?
  答:受限于传记的时空束缚,有许多整合的理念无法完整而细微地全盘厘清,只好放在未来的著作和有声出版中加以补述了。我不属于任何教派,我只服膺于真理以及诚实面对自己的人。
  问:这本自传问世后你有什么期许?
  答:能够如期完成写传的工作,我已经心满意足如释重负,至于后果是什么,就让它在祭坛上发挥观者各取所需的效用吧!
  问:你今后有什么计划?
  答:我觉得中国人迫切需要身心灵整合治疗上的研究,希望西方世界的整合学能结合东方古老的观察与验证,然后落实于中土,让饱受身心病苦的苍生获得救赎。这种研究的方向需要心中有宏愿的朋友共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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