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常逻辑补救手段的第二次打击
1940年5月后，美国舰队泊于珍珠港，日本帝国对其进行的袭击标志着劝导的成功与失败的交汇点。假若不是美国舰队在那个前沿基地如此有效地劝止了日本对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侵略的话，它自己也就不可能遭到袭击了。 [ 注：事实上，美国人没有料想到日本会在1941年12月7日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原因之一是他们对太平洋舰队的力量做了悲观的估计。一位经历了这次袭击的人说：“我认为日本人在珍珠港向美国发动进攻是愚不可及的事。无论他们是否击沉珍珠港的战列舰，我们都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控制他们想控制的海域。”文森特·墨菲海军上校在国会的证词，《珍珠港事件国会听证会文件汇编》第26节，第207页，转引自罗纳德·斯佩克特所著《鹰击红日》(1985年)，第3页。 ] 人们应该从对珍珠港的袭击中汲取教训：不要在没有打算进行战争，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剥夺敌人除战争以外的其它选择(1941年4月美对日实行贸易禁运，几乎切断了日本所有的石油供给)；美国不应该在反对德国和日本对别国的征服时拒绝参战，致使欧洲大陆和中国的大部分领土沦于敌手，而最终还是由东条内阁为美国做出了参战决定。即便人们没有汲取上述两点教训，袭击珍珠港事件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印象，这点是可以理解的。
人们从珍珠港的经验中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即如果某种武装力量具有足够的威胁性，可以劝止敌方对其它目标进行攻击，它同时也会刺激对方对自己进行攻击，除非未来的侵略者认为这种武装力量在遭受打击后仍能保持在足够劝止自己的水平上。这样就产生了“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美国制定如何建设和部署核武器的军事政策方面一直起着主要作用。 [ 注：与此相对的是“第一次打击”。第一次打击是旨在剥夺敌方核攻击能力的先发制人的打击的缩语。“第一次打击”不同于“首先使用”核武器。首先使用核武器不是针对敌方的核力量，而是为了制止敌方对欧洲进行的非核侵略，不使用核武器就无法抵抗这种侵略。由沃尔斯泰特、霍夫曼、卢茨和罗恩所写的著名的兰德公司的研究结果，《战略空军基地的选择和使用》；(1954年)中，最先阐明了上述几个术语的区别。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在1959年出版的《外交事务》一书中的题为“微妙的平衡”恐怖一文中，最先宣传了上述术语之间的区别。他的妻子罗伯特·沃尔斯泰特对珍珠港事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析研究，于1962年出版了《珍珠港》一书。 ] “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核心思想是：遭受攻击后而不是这之前的军事力量才具有威胁性，否则，军事力量只能招惹敌人的进攻，起不到任何劝导作用。这一认识的实际后果是大量生产核武器及其指挥设施，并对其严加防护，以保证在遭受全面核攻击后，仍能有相当数量的核武器保存下来。
劝导的模式
悄无声息的，不定向的、无形的武装劝导不但发挥着日常的效用，还能取得明确的胜利与失败。这些胜败造成的后果与战争胜败造成的后果并无二致，如果一旦战争带来的破坏得到恢复，战争中的牺牲者被掩埋的话。古罗马人浴血奋战两个世纪之久，才征服了北非和整个伊比利亚；而他们只动用了很少几次兵力，主要凭借恐吓手段就统治了古希腊的领土。 [ 注：罗马人的恫吓大多数是在虔诚的面具之下进行的(恰恰是罗马的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宣布“解放所有的希腊人”)，然而，有时他们的恫吓行径也是赤裸裸毫无掩饰的。如在公元前168年，当安条克四世率领大军前进时，罗马使节拉埃内斯·波皮利乌斯拦住了他，直截了当地命令他撒出埃及和犹地亚。波皮利乌斯当时未带任何军队，只携带着元老院的一纸决议，决议要求安条克四世要么立即撤退，要么与罗马交战。安条克请求给他考虑的时间，波皮利乌斯用手杖在沙地上围着安条克划了一个圆圈，要求他在走出圆圈之前予以答复。虽然安条克遭受到极大的羞辱和损失(因为埃及的巨大财富已经垂手可得)，他还是服从了罗马的命令。罗马人刚刚战胜并毁灭一个希腊国王，即马其顿的佩尔修斯国王，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另一个国王。波利比奥斯在《通史》第29卷中生动地记述了这个历史事件，我认为这个事件可以归入本书中“逼从”的范畴内。 ] 同样，希特勒不动干戈，完全靠武装劝导的作用就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可是德国人却必须武力入侵波兰。除了在入侵过程中遭受的损失外，两个被征服的国家在遭入侵以后的其它方面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可以举朝鲜的例子来从相反的角度说明这个问题。从1950年至1952年期间，我们用战争的手段成功地保卫了朝鲜，而在其后的时间中，我们是用花费小得多的武装劝导的手段保卫朝鲜的，两种手段达成的结果是相同的。朝鲜的例子有其特殊的教育意义，这倒不是因为它可以典型地说明如何进行劝阻，而是恰恰相反。人们对“威慑”有一种歪曲了的半机械的看法，认为：“威慑”是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企图得到的对方的政治反应；在朝鲜问题中，这种看法的迷惑性较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全部荒谬之所在。 [ 注：包括1983年10月9日在仰光暗杀南朝鲜总统全斗焕及其最重要的军政官员的企图。在那次暗杀事件中，3名南朝鲜的部长和15名其他官员被杀，很多人受伤。那次事件后，北朝鲜改变了自己公开宣布的政策，在作者写本书时，它继续与南朝鲜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谈判。 ]
由于北朝鲜的威慑是持续不断的，所威胁的也只有一个特定的目标，北朝鲜的威胁确实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这一点与机械的威慑理论的一贯观点倒是相符合，但却极为少见。在通常的情况下，危险不会持续不断，而在某种假想的严重危机发生时才会出现。同样，危险的形式、程度和威胁对象也不会是具体的；因此采取何种方式对付危险才是最可取的，也没有现成明了 [ 注：例如，在制定美国的“战略”力量规划时，先假设苏联对美国核力量进行全面的第一次打击时，美国的核力量处于正常的戒备状态，很多导弹潜艇停泊在港口，只有少数几架轰炸机在跑道上待命，因此只有部分力量可以投入使用。然后，根据这一设想计算出美国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各种需求。同样，可以设想苏联部队已经完全进入作战状态，而考虑到遭受打击后蒙受的损失以及可能出现的故障，对美国的力量还要做更保守的估价。弹道导弹在发射，助推、飞行、弹头分离、末段弹道和爆炸等各阶段的累计“递降因数”可能达40%甚至更高。因此。有些人可能觉得某种武器的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需要，而谨慎行事的部队规划者们却要对攻击后的生存力量和可能发生的故障做出保守的估计，在他们的全面估价中，同样数量的武器可能才勉强够用。经常听到别人引用“过度杀伤”的计算方式，这种计算方式忽略了遭受攻击前部队的状况，可利用部队的有限程度和故障等因素的综合效果。此外，这种计算方式仅把城市当作打击目标，并将武器的数量与数目少得多的作为打击目标的城市相比较，这是很幼稚的。 ] 的答案。人们只能根据有时与极限情况相一致的假定威胁制定计划。
在朝鲜的例子中，劝止的作用还有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尽管在北朝鲜入侵后再对其进行轰炸(包括使用核武器的轰炸)也是可能的，但用来劝止北朝鲜入侵的主要方法是有效地保卫南朝鲜。可以通过拒止行为而不是通过惩罚(或“报复)行为达成劝止目的。因为防御性力量本身就具有通过拒止行为达成劝止目的的功能，正如进攻性力量本身就具有劝行作用一样。劝止的两种手段有原则上的区别，其不同之处可以反映在武装力量的具体构成上。
显而易见，通过拒止行为达成劝止的政策要比通过惩罚行为达成劝止的政策更为可取，不仅在朝鲜如此，作为一个普遍原则也是如此。欧洲的北大西洋联盟结合使用两种手段，达成其劝止目的。它们准备首先使用前线部队，然后使用战场核武器作为拒止手段，同时把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远程核力量作为惩罚手段。同样，用非核的拒止行为达成劝止的政策显然比用核惩罚手段达成劝止的政策更为可取。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建立联盟非核防务的各种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正是要通过非核的拒止行为达成劝止。
采取通过拒止达成劝止的政策时，首先可以动用一切军事资源为抵抗侵略提供最有效的防御。如果这些准备工作劝止了敌人的进攻，当然再好不过；如果没有达到劝止目的，也可以把这些资源立即投入到全力抗击敌人的侵略中。换言之，没有必要从防御力量中转移资源，把它们重新投入到建立报复力量中，报复力量的破坏性巨大，但要阻挡推进中的敌军可能作用不大。相比之下，它的用途主要是对发动进攻的敌人进行惩罚。
其次，通过拒止行为达成劝止时不必对心理因素进行精密的计算；而要想通过惩罚达成劝止，则必须揣度对方的心理。通常的说法认为：为达到劝止的目的，必须有能力进行确定无疑的、其“损失程度令对方无法接受的”惩罚打击。除了具备惩罚的物质能力(即遭攻击后进行打击的能力)外，要使惩罚确定无疑就意味着把受害的一方和侵略的一方的通常特征对换一下，这种对换实在是很特殊的反常的逆转。受害的一方必须明确表示自己愿意发动毁灭性的进攻，而且考虑到对方可能还会有反惩罚措施，受害的一方必须做出一付无所顾及，不惜毁灭自己的姿态，才有可能达到劝止目的。相反，侵略的一方只有谨慎小心，不准备自我毁灭，才有可能被劝止。欧洲联盟是一个处于防御态势的民主国家群体，它们能否为自己树立一种无所顾忌的的集体形象，特别值得人们怀疑，欧洲联盟中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态度上也远不够强硬。
此外，通常的说法中并未说明什么样的损失和多严重的损失才是不可接受的，也没有说明被谁认为不可接受。用拒止行为进行防御的努力一旦失败、下一步就必须在战斗中击败入侵之敌。但是惩罚行为的目标又应该是什么呢？最容易打击的目标是城市，可以用最小、最简单、精确度最差的惩罚力量打击城市。然而，打击城市就意味着杀害无辜的平民，联盟面临的情况更是如此。因为与联盟对峙的是一个官僚专制政权，它的侵略行径根本用不着公众的支持。如果战争持续时间较长，工业设施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军事意义。而且打击工业设施所需要的武器只要在精确度和数量上略高于打击城市的武器就可以了。可是实际上，打击工业设施通常也意味着打击居民区。因为所选择的目标不可能是单个的工厂，而是整个工业区。除此之外，还可以打击军事设施，部队和军事基地，这些目标不象无辜的居民区，而与正在进行的侵略有较直接的关系，但打击这类目标对武器的要求高得多，有时很难区别这样的武器是用来进行惩罚的，还是用来进行摧毁对方战略系统的第一次打击的。最后，也可以把领导层、或者说把政治和军事司令部、指挥所和通信设施的全部作为打击目标。这些目标不是无害的，而且建立一支具备打击这些目标的较精确的惩罚力量也不是不可能，与此同进，这种力量又不具备进行第一次打击所需的数量。然而，若打击了领导层，就丧失了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可以性。由于行使约束力的人遭到直接攻击，所有最后的约束力便不复存在，任何战略目的便无从达成。
此外，还有惩罚规模的问题。我们知道，惩罚必须大到“不可接受”的地步，然而什么样的惩罚才是不可接受的呢？又是令什么人不可接受呢？希特勒在末日来临时曾宣称：德国的毁灭不仅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合适的，因为德国人没有为他赢得战争，这一点证明了他们的堕落。
那么，用多大的损失威胁对方才算超过了可接受的限度呢？在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核心的反常逻辑：要劝止的一方往往不是那些认为侵略不可思议的谦谦君子，而正是希特勒之辈，对他们来说，只要能维持自己的权力(甚至不能维持自己的权力)，付任何代价进行侵略都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在这里只考虑极端的情况，希特勒的行为并非没有代表性，所以不能对他加以忽略。他正是需要劝止的典型人物。显然只有打击领导层的惩罚行为对他来说才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一旦这样做了，便失去了任何在战争破坏超出限度前制止战争的希望。
在正常情况下，毁灭几个城市对那些不那么残酷的领袖和统治阶层来说就是不可接受的了。但是当危机变得尖锐激烈时，这种类型的惩罚恐怕也难以达到劝止目的。承诺过多时即便想审慎行事也会身不由已，双方都可能处于一种没有退路的困难境地，后退不但在感情上是难于接受的、在政治上也是危险的。诚然，危机是不常发生的，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危机更是少见， [ 注：战后时期涉及到美国，并考虑过使用核武器的危机包括：1946年的伊朗危机，1948年的柏林危机、1951年和1953年的朝鲜危机、1954年的金门、马祖危机、1954年的印支危机、1956年的苏伊世运河危机、1958年的金门、马祖危机，1959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机、1962年的古巴危机、1968年发生在朝鲜的“普韦布洛号”危机、1971年的印巴危机和1973年的阿以危机。在上述各次危机中，只有三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可以明确地算作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危机。 ] 然而，不是在正常环境中，而是在通情达理的领袖也会一意孤行的反常环境中才需要劝止。
上面讲了通过惩罚达成核劝止有种种严重缺憾，通过拒止行为达成的非核劝止也有一个弱点：这种劝止会失败，它过去失败过，将来也还会失败。原因很简单，发动侵略的一方总是坚信自己会胜利，(无论这种信念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侵略的一方也有失败的可能，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要发动战争，忍受战争带来的痛苦。而通过惩罚行为达成的劝止则有可能避免战争，尽管这样要冒极大的风险，一旦失败，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欧洲的核劝止
朝鲜的人力资源和地理条件允许防御的一方在狭小的战线上部署重兵守卫；而在欧洲，地面部队的比例对防御的一方不利，如果把苏联的防空能力计算在内的话，防御的一方在战场和制空权中的优势又不足以弥补自己的弱点。即使联盟大幅度增加兵力，它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依然处于劣势，因为它必须为保卫整片领土进行前沿防御，而苏联进攻时可以随意选择狭窄正面地段集中兵力实施攻击。即使在放弃前沿防御(这样做无异于使联盟解体)和大大改善兵力对比的情况下，通过拒止行为达成的非核劝止仍然有可能失败，因为苏联的军政领导人会用不同的方式估价形势。苏联领导人很可能会象他们的前任那样，认为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甚至可以挫败比现在的联盟还强大得多的防御力量，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
由于通过拒止行为达成的劝止极不可靠和通过惩罚行为达成的劝止又极难预料，因此联盟自1967年开始结合使用两种手段达成劝止便不足为奇了。实际上，联盟为于达到目的利用了各种手段，其中包括：不太充足的非核前线防御部队，抗毁性较差的战场核武器系统(也用于拒止行为)，抗毁性也不太强的战区核力量，以及美国的远程核力量。美国的远程核力量规模庞大，比战场和战区核武器的抗毁性强得多，但美国人是否会为了欧洲的利益使用这些核力量就很难说了。
上述各种力量的匮乏恰好与反常逻辑相符合。正是由于非核的前线防御不够完备，才有必要使用战场核武器。我们可以设想：联盟军队进行了数日的顽强抵抗，但苏联的入侵纵队突破了联盟的防线，联盟的败势几乎无法挽回。此时，发射核弹火炮和远程核导弹(这些武器眼看就要落入敌手)就不会遭到人们的非议了。相反，如果前线防御部队比较强大，它们成功地遏止了入侵之敌的最初进攻，使人们得到可以深思熟虑的喘息机会，此后，盟国政府就不太可能顶得住反对使用核武器的舆论，虽然在苏联马上要发动第二梯队的进攻时，使用战场核武器是非常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如果非核的前线防御部队此现在强大得多，根本用不着使用战场核武器，苏联则不能期待迅速地赢得非核战争的胜利，这样，苏联就会转而重新采取60年代的战区战略，即为了在前线打开缺口，提前使用自己的战场核武器。
因此，按照通常的反常逻辑方式，如果联盟非核部队力量的增长超过了可以制止敌人的入侵和一场非全面攻势的防御顶点，其结果就会降低使用战场核武器的可靠程度，从而削弱劝止作用。如果联盟的非核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没有必要使用战场核武器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结果不但避免不了核战争，反而在战争爆发时会促使苏联首先使用核武器。当然苏联这样做也会付出很大代价，使它没有可能赢得一场干净的非核战争的胜利。但是，只有认为苏联对联盟发动进攻不是由于它走投无路，而是它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审慎抉择时，这一点才有意义。所以，联盟各国政府不同意保持一支比现在规模大的非核力量，很可能说明它们对战略的反常逻辑还是有一定的尽管不是系统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它们同样认识到：多可以是少。
同样，联盟战区导弹和核攻击飞机的抗毁性能不够，其射程也无法达到苏联腹地，这一点也并不一定是不利因素。目前，联盟的战区核武器是对苏联进行威胁惩罚的手段，主要用于劝止苏联对空军基地、港口、指挥中心和包括战场核武器在内的其它军事目标进行核攻击。但是联盟的战区核武器的射程无法达到所有的苏联城市，而苏联战区核武器的射程却可以达到所有的欧洲城市。此外，在战争白热化阶段，苏联为了劝止联盟使用核武器抵抗其入侵时，可以用战区核武器对欧洲的城市进行威胁；而联盟以同样的方式反过来威胁苏联城市时，却很可能刺激苏联对联盟的战区核武器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打击。
只有美国的洲际核武器才能构成有力的反威胁手段。因为即使在承受了第一次打击的全部损失后，美国的洲际核武器的射程、防护装置和数量仍足以保证其具备摧毁全部苏联城市的能力。美国对欧洲盟国的核保证的实质，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反威胁手段之上的。对苏联城市的威胁使美国的城市也处于危险之中，要劝止苏联对欧洲城市的威胁，也就必须劝止联盟对入侵的苏联军队使用核武器。
因此，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维系北大西洋联盟的基本默契是：欧洲承诺在平时抵抗苏联的恐吓和在战时抗击其侵略；而美国则承诺在战争超出战场核武器攻击的范围时，要分担核战争的风险。联盟的战区核武器具有把核战延伸到苏联境内的能力，但却不足以对抗苏联对欧洲的所有核威胁。这样，武装力量中的强点和弱点都有助于维持美国与欧洲的生死与共的联系。如果战区核力量更加强大，更加能够自力更生，那么这种联系乃至整个联盟都会受到削弱。在反常逻辑的支配下，多就是少。
不对称的核劝导
上面所举的朝鲜是个特殊的例子，但它也能为我们提供如下启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劝止绝不是机械地使用潜在的军事力量来对付正在发生的威胁和进攻，在许多需要进行威慑的背景中，并没有现实的威胁，而只有最终出现威胁的可能性(有时甚至连这种可能性都显得非常遥远)。这种情况当然适用于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军事力量平衡的核心问题，即苏联和美国为争取获得更多的核劝导能力而进行的相互斗争中。
奥本海默用“一个瓶子中的两只蝎子”比喻双方的威胁，还有人提出了“恐怖平衡”的概念，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双方的威胁是对称的，当然是指对另一方人口的威胁。而实际上，威胁程度的不对称才是必然的。对苏联来说，只有当它自己率先发动了进攻(进攻性质可能是非核的，但却是仅靠非核部队抵挡不住的进攻)，进攻又是针对美国不可能放弃的利益时，美国或联盟对苏军事基地等目标实施核攻击的威胁才有可能变成实际的危险。苏联对欧洲的进攻就是这类进攻中最重要的例子，苏联如果发动横扫伊朗直抵波斯湾的攻势可能也属这一类进攻。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只有当美国为了挽救欧洲或其它遥远战区的败局，率先对苏联目标实施核攻击时，苏联对美军事目标实施核攻击的威胁才会变成实际的危险。
只有到了第二阶段，对城市实施核攻击才会成为迫在眉睫的危险。此时，苏联威胁着美国和欧洲的城市，企图以此劝止美国和联盟：进一步实施核攻击(这里不是指对城市的核攻击)；同时，美国也威胁着苏联的城市，以确保自己能够进一步实施核攻击；(不是针对城市的攻击)。这样，双方非核力量之间的潜在的不对称性，将支配核威胁演变的每一步进程。联盟和美国虽然是防御的一方，由于它们在非核力量方面处于劣势，就必须首先用核攻击威胁苏联，尽管不是针对城市的核攻击。正因为如此，苏联虽然汇集了大批可以用于作战的军事力量，它也必须首先威胁对美国和盟国的城市实施核打击。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专门讨论战争进程中双方互相威胁“打击对方军事力量”的中间阶段，而这一点恰恰是美苏核竞赛的动因。因为双方拥有的核武器中大部分是用于打击对方的核武器的，最精确的导弹和最大当量的弹头也都是为了这一目的而研制的。可是，在这里仍然没有什么对称性可言，核竞赛不是由最高领导层“盲目的”直觉驱动的，而是由具有实质意义的动机驱动的。苏联对美国洲际核武器进行威胁，其主要目的是要劝止美国有选择地使用这类核武器(如当苏联进行非核侵略或对海外军事目标实施核攻击做出反应)，苏联的威胁是：一旦美国使用了任何洲际核武器，就要把这类武器全部摧毁。它谋求通过这种方式使美国丧失使用洲际核力量时的灵活性，从而使这类武器除了用于自卫外，别无它用(但无论苏联发动何种形式的旨在打击美军事力量的进攻，美国都可以保留足够的剩余武器，以便摧毁苏联的城市)。美国对苏联洲际核武器进行威胁的主要目的恰恰是确保自己可以有选择地使用核武器，美国的威胁是：摧毁苏联的核武器以挫败其发动的旨在打击美军事力量的进攻。
核竞赛主要是围绕着美国是否有行动的自由、是否可以选择性地使用少量核武器(不用于打击城市)展开的。若不是美苏都要满足打击对方军事力量目标需求的话，双方就不可能拥有现在这么大规模的洲际核力量，它们双方目前大约共有2万枚核弹头。 [ 注：根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估计，1985年中期，美国拥有10174枚核弹头，苏联拥有9987枚核弹头。参见《1985-1986年军事力量对比》第180页。 ] 因为如果不把核武器本身放在打击目标之列，目前已经部署的大部分武器就根本没有值得打击的目标。
美国似乎可以采取一种简单的、单方面的解决军备竞赛问题的办法，即宣布只在苏联先对美国实施核攻击的情况下使用洲际核武器，一旦使用洲际核武器时，其攻击目标便是苏联的城市。宣布这一政策后，美国可以立即着手单方面裁减自己的洲际核武器，裁减后的武器数量仅是目前数量的一小部分，即对苏联城市实施第二次打击时所需的数量。要打击的苏联城市数量最多也不过50个，再给苏联可能发动的旨在摧毁战略系统的攻击以及一切可能发生的技术故障留出充足余地，那么至多只需要500枚核弹头就足够了。为了确保安全，这500枚核弹头可以分别由轰炸机和导弹(包括巡航导弹、弹道导弹、陆基导弹和海基导弹)携带。这样，美国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可以使几十年来武器屯积造成的后果迅速消失，美国目前拥有1万多枚洲际核武器，除了需要继续保留500枚外，其余的都将有计划地拆除。即使没有谈判达成的协议，苏联最终也会拆除其核武器，或者听凭武器设备变得陈旧，不去进行更新，因为这些核武器已经没有什么打击目标了。 [ 注：有科技常识的读者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一个纯技术性的错误：即使美国的洲际核投送平台减少至十几艘导弹潜艇，100架左右轰炸机和同样数目的机动陆基导弹，在苏联发动旨在打击这些核力量的进攻时，有多少核弹头都能用得上，如苏联可以对部署了机动导弹的地区、对机场周围的领空(为了打击刚起飞的轰炸机)、甚至对怀疑有导弹潜艇出没的海域实施全区域范围的“拦阻网”式的攻击。 ]
正是军事均衡本身的结构不允许美国实行这项现成的解决办法。在军事均衡的结构中，美国为了对付苏联的进攻(甚至非核进攻)，可以有选择地使用核武器。恰恰是美国具有的这种不对称的威胁能力将核力量和非核力量结合起来，使核力量可以弥补非核力量的不足。美国也可以通过有选择地使用核武器来对付苏联对美国以外的其它目标实施的攻击，正是在这同一方式的威胁手段中，体现出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之间的坚强联盟，这种联盟可以抵消苏联因为在自然地理上与美国的欧洲盟国毗邻而获得的优势，如果没有这种联盟，这种优势就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里较少数量的核弹头具有一种重要意义，其意义远远超出单纯的数量问题。核弹头的数量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原因，但它却引起了为打击对方军事力量而进行的大规模的军备竞赛，造成了今天巨大的核武库。但是，要排除这个小小的原因，就会对整个军事均衡和联盟关系(与欧洲的联盟关系既会使美国卷入冲突，又会使美国的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造成严重的影响。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在战略的反常逻辑领域中运用线性推理的谬误之处：如果美国的目的是大幅度裁减各自拥有的核武器，使核武器发展保持在打击对方军事力量的武器之前的水平上，那么，美国(包括盟国)必须在其它方面保持与苏联同等的兵力，然后通过加强自己的非核力量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核战的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是人们想像核战争时，往往只设想一种情况。那就是一方采取的措施迫使对方采取反措施，导至战争毫无节制地升级，最终达到对双方居民实施全面核攻击的阶段。在这样极端的背景中，反常逻辑的制约作用也相应地变得极端：这样使用核武器已经完全超出了核武器效用的顶点，结果适得其反。从进攻的一方(在此条件中亦是受害的一方)来看，毁灭性最强的攻击反而等于不发动攻击。从实际情况讲，一旦所有值得攻击的居民中心都遭到摧毁，即使那时还会有幸存者对计算双方的得失成败感兴趣的话，恐怕也不会有哪一方能从对方同样的灾难性毁灭中得到好处。
第十四章 战争中的和谐与不和谐
爱德华·鲁特瓦克 [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 1992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各层次的相互渗透
纵向成功与横向失败
相互渗透的局限性
纵横向的胜败
和谐的效果
大家也许已经认识到，在战略的各个纵向层次之间，和谐是不会自然产生的。但是我们还必须充分理解不和谐的含义。当一种武器在技术上效能很低，在战术上不能充分达到目的，在战役上价值很小，在战区战略上几乎毫无作用的时候，我们会有把握地预测在大战略这一最高层次上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即在各国平时与战时对外交往这一更广的范围内，这种武器与部队中的其它武器装备相结合，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最终效用。如果不出现其它国家对这种武器效用估计发生误差的话，如果不蓄意对其进行欺骗宣传并获得成功的话，希望它能在劝导方面所起的作用将是微不足道的。同样，如果不考虑战斗中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这种武器也不会在战争中为己方增加多少取胜条件。
显而易见，在各层次上依次获得的和谐成功会在大战略层次范围内产生相应的作用。至少这种作用的大小，要看在什么时代背景下涉及的范围有多大。刺刀在17世纪末刚刚问世时，虽然看上去很不显眼，由此所引起的变化却是令人瞩目的，它的出现使得所有步兵都可能装备轻火器。在那以前，为了弥补因火枪手装弹慢造成的空隙时间，每个步兵编队不得不编制部分长矛手来阻拦敌骑兵的冲锋。对于首先广泛使用刺刀的法军来说，从一开始他们就注定要赢得战斗的胜利，因为只要敌方军队的许多人仍拖着笨重的长矛作战，法国军队就比同样数量的敌军拥有更强的火力。尽管为长矛辩护的人很多，但这些辩护者不能形成一支足够强大的社会力量以拒绝新事物、保留旧事物，象埃及的马木路克那样曾阻止了轻火器的引进而保留了剑。
最重要的是，新的发明与当时尚未变化的战术、战役方法、战区战略以及团队编组完全是相适应的。以前的长矛手能够很快地训练成火枪手。而在补给方面的压力也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时每个士兵携带一百发子弹就足够整个作战时节使用了。这样，直到刺刀终于被全世界广泛采用和法国完全失去这个优势以前，运用刺刀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在更高层次上各纵向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并未被否定或削弱，相反，它的作用在大战略的层次上是十分明显的。
在我们这个世纪里；英国在1940年不列颠之战时采用“链层”式雷达站网络系统也取得了类似的效果。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英国皇家空军的防空任务并未发生变化，在战役和战术层次上，情况与过去并无二致，无论雷达预警手段是否拦截到敌机，任务本身、战斗机动的性质以及飞行中队和飞行大队的编成都依然如故。再一次，技术创新在三个较高的战略层次上畅行无阻，它的作用是以数量增值的方式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有了雷达提供的信息，皇家空军的飞行员知道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需要他们，因而不必为搜寻入侵的敌机而进行巡逻。相反，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可以一直在地面待命，直到战斗机司令部的雷达信息跟踪室将它们派往指定的目标。皇家空军可以使所有的飞机加满油，做好战斗准备，飞行员在战斗允许时还可以休息，以便倾全力抵御德国空军。正如刺刀等于增加了法国火枪手的人数一样，雷达等于增加了做好战斗准备的英国战斗机的数量。雷达的技术效用的全面价值达到了大战略这一层次。
然而，不和谐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我们已经遇到过这方面简单明确的例子，即一个层次上的进步在下一个层次上被完全否定了。例如，法国1870年装备了后膛装填机关枪，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技术革新。但由于部队编制本身的原因，这项技术革新的效能在战术层次上付之东流。这种极不和谐的现象所导致的后果是，后膛装填机关枪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完全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特别在涉及到新武器时，这种被全面否定的现象绝非罕见。如果技术上的革新与编制上的改革步调不一致，发展的动力不同，那就足以使两者之间出现致命的不和谐现象。
然而，致力于探索战略领域的人们更有着极普通的共同感受——实际上，也是他们通常面临的困境是，不和谐情况非常微妙和少见，绝对否定的结果也少，更多的是成败两方面的全面的相互渗透。从我们前面描绘的战略形象的角度来看，在任何一个层次上的作用和反作用的波浪和逆流都会在成败两方面透渗到它的上一层次和下一层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各层次的相互渗透
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德国远征军在北非的作战，这是现代军事史上不和谐的一个典型例子。1941年2月埃尔温·隆美尔中将首次被派往意属利比亚的首都的黎波里。开始他只有一个机械化师。当时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正在加紧准备，希特勒认为埃及不值得攻取 [ 注：希尔格鲁伯《希特勒的战略》(1965年)第190-192页。 ] 。因此隆美尔受领的任务极为有限，希特勒只要求他帮助意大利抵抗英军的进攻，并不要求他攻入埃及，因为英军的进攻几乎快把意军从北非的殖民地赶出去了，这对轴心国的威信将造成损害。即使对利比亚辽阔而空旷的东半部领土昔兰尼加，德国也只是打算等到秋天过后，如果条件允许，再重新夺回。
给隆美尔下如此谨慎的命令似乎本无必要。隆美尔的部队规模太小，难以发动进攻；他本人以前从未到过北非，对沙漠作战毫无经验；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德国陆军对那种艰苦的环境完全未做好准备，既没有必要的装备，也没有进行沙漠作战的训练 [ 注：1941年2月17日的英国情报分析认为，由于沙漠战争需要进行各种准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黎波里方面不会发起任何重大的反攻。”见欣斯利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1979年)第389页。德国陆军司令部也持同样的观点。 ] (机动车辆没装滤沙器，德国人甚至还不知道低脂肪食物对部队在沙漠气候中保持身体健康是必不可少的。 [ 注：范·克利夫特《战争中的后勤》(1977年)第184-185页。 ] )。德国陆军司令部早就计算过，发动征服埃及的进攻至少需要4个装甲师和相应的空军力量。由于“巴巴罗萨”计划的原因，这些部队不可能抽调过来。而且整个利比亚境内从的黎波里到埃及前线的道路只有一条，即维亚巴尔比亚公路，该公路沿海岸线绵延1000多英里 [ 注：若了解由总参谋长哈尔德记录下的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观点，请参阅拉里·阿丁顿所著《闪击战时代与德军总参谋部》(1971年)第162-163页。 ] 靠为数不多的机动车辆难以沿此公路向庞大的部队提供给养。此外，通往意大利港口的海上通路极不安全，轴心国的船只不断受到英国潜艇和从马耳他岛上起飞的英国飞机的攻击，损失严重。最后，的黎波里只有一个港口，若进攻埃及，它的吞吐量满足不了需要 [ 注：马丁·范·克利夫特《战争中的后勤》第184-185页。 ] 。
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英国的处境有很大的优势。英国控制了东边从埃及一直延伸到巴勒斯坦、外约旦、伊拉克和波斯湾的地区；在南边则延伸到苏丹，实际上是从开罗直通开普敦的广阔地区。此外，英军部队，加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非的派遣部队，已远远超过德国所能派出的兵力，即使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也是如此。而且总的来说，这些部队的素质也优于隆美尔所辖的意大利军队。在补给方面，英国的优势就更大了。它在好望角周围的漫长的海上交通线是安全的；在苏伊士运河两端都有出入港口；从苏伊士运河到开罗和亚历山大，则有良好的公路和铁路；英国有设备良好的基地和工厂，还有充足的不受油料短缺影响的车辆运输能力。因此，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就隆美尔所拥有的人力物力而言，人们充其量只能期待他进行有限的防御。
隆美尔是于1941年2月12日到达的黎波里的。他只带去了一个人数很少的参谋班子和有一个驻利比亚德军总司令的头衔 [ 注：以下是根据罗纳德·卢因的《非洲军团的生与死》(1967年)和戴维·欧文的《狐狸的踪迹》(1977年)第67及其后。该书叙述丰富多彩，但很真实。 ] 。两天后，几艘运兵船送来德军第5轻型师的侦察营和反坦克营，大约2000人，配有枪炮和装甲车，但没有坦克。不顾空袭的危险，隆美尔命令这几艘船在探照灯的照射下连夜卸载。第二天，即2月15日，这支小小的德军部队在的黎波里的大街上列队行进，然后直接向东开去。当时英军已占领了利比亚东部昔兰尼加地区的首府(距的黎波里600英里的)班加西，并又向前推进了100英里。但英军已不想再向前推进了(当时希腊战役即将开始，英军正在撤回部队准备运往希腊)。隆美尔本来不发起进攻就可以完成他的任务。当时隆美尔完全可以等5月中旬答应给他的第二个师——第15装甲师到达之后再试图发动一次攻势。而且即使到那时，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命令，他的攻势也仅限于昔兰尼加的门户艾季达比耶以西的地区。
隆美尔没有服从命令。没等贮备补给品，也没等安排好物资的运输，也没有停—停使他的部队适应一下环境，他便率领这支小小的部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前机动。1941年2月26日，德军第一次与英军遭遇并接火时，已到达的黎波里东边470英里了。一星期以后，第5师唯一的装甲团带着大约50辆坦克到达了的黎波里。同样，该团在市区街道上列队行进后便直接向东开去。一个月后，即1941年4月2日，隆美尔打响了夺取艾季达比耶的第一仗。艾季达比耶位于英军沿海岸公路布防的昔兰尼加大凸出部之底部，距的黎波里以东500英里。到了艾季达比耶就有沙漠小道穿过凸出部通往邻国埃及的海岸，隆美尔本可以到此为止。
但隆美尔却直接违抗希特勒本人的命令， [ 注：阿丁顿《闪击战时代》第165页。 ] 把他本来就很少的一个师的部队一分为二，一路迫使英军沿漫长的海岸公路撤退，兵力较强的另一路则沿着岩石重叠的骆驼小路穿越沙漠。实际上隆美尔不是派遣，而是亲自率领他的部队一路向前，尽管第5师本身有一位出色的指挥官，隆美尔却经常乘坐一辆敞篷汽车走在部队的最前面。两天后，即1941年4月4日，沿滨海公路行进的德国人到达距的黎波里600英里的昔兰尼加首府班加西。4月9日，机动性超人的德军穿越沙漠突然出现在托卜鲁克面前。当时在昔兰尼加东部的托卜鲁克港是英军主要基地，距的黎波里足有1000英里。英国人当时还以为隆美尔仍在的黎波里等候第二个师的到来。由于这样快就到达沿岸公路和托卜鲁克，隆美尔已使自己的部队大大超过了德军薄弱的补给线所能承受的极限。这条补给线由的黎波里出发，且刚刚建立不久。德军只能派出本来就很少的运兵车辆回去取油，而后便不得不靠缴获敌人的油料。当时德军有一半的坦克抛锚在路边。人员疲惫不堪，几乎站着也能睡着。总兵力从一开始就很少的德军又被分散在广袤的沙漠之上。
但是，就在因攻势过度而彻底自行溃败之前，反常行动却获得了好处。
德国人的推进远比英国人的预料要快、要远 [ 注：欣斯利《英国情报》第389-393页。 ] ，英国在托卜鲁克以西昔兰尼加的所有部队败于德军的机动行动并遭到分割，被迫仓惶撤退。英军在败退过程中遗弃的装备比德军进攻前所拥有的还要多。此外，英军还丢下了大量的食物、油料和弹药。一次又一次，德军摩托化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小型特遣分队在少量坦克的配合下，出其不意地冲出沙漠，袭击、俘获、摧毁或打散沿滨海公路撤退的英军卡车、炮兵和步兵部队。英军的装甲部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却似乎从未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支援其步兵和炮兵，并且总是在没有步兵和炮兵支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成为德军反坦克炮的牺牲者。 [ 注：隆美尔虽有意打乱其部队的编组，但并未扩大到战术一级，他对战术一级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当英军的步兵、炮兵和坦克部队分别作战的时候，德国却将三者混合编成特遣部队。德国人相互配合默契，当特遣队遭到英国坦克部队攻击时；德国人就以利用地形隐蔽得很好的反坦克炮对付英国人的坦克，而德军的坦克却反过来作翼侧机动，主要攻击英军“非装甲的”摩托化步兵部队。在翼侧攻击中，德军的技术优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方面的典型描述见冯·梅伦廷的《装甲战》(1971年)第71页。 ]
很清楚，隆美尔的指挥方法和他的非凡活力使德军在战役层次上获得了巨大的优势。在隆美尔的亲自率领下，德国人比英国人的行动要快得多。这好比是一场典型的空战，一名较优秀的飞行员驾驶着一架较好的战斗机可以对一架较迟钝的敌机作内侧转弯，向敌机的尾部开火而不会受到惩罚，然后再转弯第二次开火，这时候敌机还未对第一次开火作出反应。德军在战役层次上的优势最终克服了它在战区战略层次上的明显劣势。仅此一例就足以证明，一个层次上的成功可以向另一个层次渗透，而这种现象与人们理所当然设想的结果多有差异。
然而，隆美尔在1941年春天时长驱直入并没有导致德军胜利地攻下开罗。相反，在此后的两年里，英德双方开始了戏剧性地进攻继而又仓惶撤退的交替过程。先是一方后是另一方都超越了它们的胜利顶点。最后，德国人在1943年彻底失败了。尽管战果辉煌，但德国人在北非战役层次上的优势显然渗透不到大战略的层次上。从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显而易见的道理是，整个北非战役只不过是世界大战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它的结局注定要受到其它更关键的战区战况演变的支配：在东线，德国人几乎投入了比北非多百倍的军队；在西欧，诺曼底登陆后，德国投入了虽比东线少但数量仍然十分巨大的兵力；在亚太战区，轴心国正与英国的另一些部队作战；在北大西洋战区，盟国的船队与德国的潜艇展开了搏斗，这场搏斗关系到盟国能得到多少补给；而在所有轴心国上空的空中战区，盟军的轰炸机将展开对工业区的战略轰炸。
纵向成功与横向失败
实际上，甚至那些被我们称之为纵向领域里的非常重要的军事斗争也受到希特勒在横向领域内政治谋略彻底失败的制约。在外交、情报和宣传等横向领域内的失败使得世界上各个最强大的工业国联合起来，反对德国和它遥远的盟友日本。这样，即使在战场上取得巨大成功，德国的失败实际上已经是确定无疑了。本来，德国应该以纵向领域内的卓越成功来克服这一巨大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然而在军事上取得很多的成功是不可能的，因为德国在物质资源上处于劣势。而这正是它在横向领域内的弱点所导致的最明显的恶果。
在纵横向交汇的大战略的层次上，德国与日本的早期成功确曾在开初时减弱了横向的根本性错误所造成的影响。具体来说，德国占领了西欧大部和苏联西部地区，获得了巨大的工业能力，以及日本对马来亚的橡胶和锡、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的占有，都减缓了德国和日本外交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物质资源上的不平衡。因此，在大战略的层次上，战争初期轴心国通过战争准备和战斗力优势所获得的纵向优势削弱了盟国的横向优势。(在横向领域内，保守的英国政府与斯大林的苏联携手合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希特勒在珍珠港事件后无缘无故地向美国宣战和日本本身的严重失算；日本贸然向美国舰队发起了攻击，而当时它的目标是东南亚。)
当盟国动员起它们的人力资源，加上它们大部分物质资源仍完好无损时，它们在横向成功中获得的优势便开始在一个又一个战区内对纵向军事斗争起制约作用。这样就阻止了轴心国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取得更进一步的进展。在战争的后期，盟国陆军、海军、空军战斗力的日益提高，能干的军事领导人涌现以及恰当的战术和作战方式，使得德国和日本在纵向的战术和战役层次上的早先的优势在各种战争形式中和各个战区内相继丧失殆尽。
随着盟国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处于有利地位，它们在横向领域内取得的优势终于在作战中得到了体现。在纵横向交汇的大战略的层次上，随着盟国对部分失地的收复、对轴心国工业区的轰炸破坏以及稍后对日本海上运输线的潜艇拦截，情况发生了逆转。那些从一开始就找错了盟友，结错了冤家的国家开始丧失它们早先通过大胆侵略而获得的东西。这些大胆的侵略既是它们军事才能的写照，又是它们政治谋略拙劣的表现。最后，盟国在纵横向两个领域都处于有利地位，它在1945年的最后胜利是绝对肯定的。在剩下来的每个战区内、由于在该战区或该战争形式中早先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由于所有其它各个战区积累下来的总损失，轴心国不仅在技术上、战术上以及战役上被盟国压倒，而且部队的数量也急剧减少。轴心国的种种困境反映了它们在横向领域中彻底的和连续不断的失败。
可是，这种结果哪一部分能体现出战略逻辑呢？的确，一次决策失误并不会对大战略的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产生持续的影响。本来德国和日本在纵向领域内的日益衰弱应该在横向领域内对它们有利，从而放慢甚至中断它们的衰落。当盟国在各主要战区内将获得完全胜利之际，当战后力量分布的轮廓已开始呈现的时候，这也正是反轴心联盟本身趋于四分五裂之时：如果战争径直继续下去，英国和美国最终面临与苏联的新的对抗。那时双方都会亟需德国人和日本人成为自己的盟友。
对于技术和工业较落后的苏联来说，德国和日本的工业才能是它特别需要的。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在面对拥有强大地面力量的陆上强国苏联时，德国和日本的军队举足轻重。如果德国和日本作为主要大国，都被彻底打败和摧毁，苏联和英美双方都休想在开始出现的战后世界中得到的所需要德日的帮助。如果德国和日本政府以前不是把事情做得太绝，以至使任何和解都不再可能，两国完全可以施展谋略，利用这个契机。如果不是珍珠港事件给美国人留下惨痛的记忆，而这伤痛因种族主义更使之刻骨铭心；如果不是纳粹的所作所为震撼了全世界人民的良知，德国和日本本来可以利用残留的力量和未来的潜力待价以沽，诱使苏联一方或英美另一方与之单独媾和。尽管日本直到投降前夕成功地与苏联保持了和平，然而，德国和日本甚至没有认认真真地试一试单独媾和的可能性。这恰恰是德国和日本的国家谋略失败之处。
看来斯大林多少有些确信，英国将竭力劝导较单纯的美国人在纳粹德国彻底战败和德国无力帮助反对苏联之前与纳粹德国结盟。在斯大林看来，在未来的对抗中，英国和美国不与德国结成垂手可得的意义重大的同盟简直不合逻辑。至少从1943年起，他就已经在为战后的新冲突做准备。1939年斯大林还曾全然不顾纳粹的罪行轻而易举地与德国结成了对苏有利的同盟。因此，斯大林认为，英国和美国将会做出他处于英美的位置上也会那样做的事情，很可能使德国在一个没有希特勒的新的军政府的幌子下，只对苏联继续进行战争。正因为如此，1944年7月20日德国发生未遂军事政变的消息意使苏联疑窦丛生；对于任何英美人一旦与德国军官接触，苏联都犯疑心(在战争的最后几周内，盟军与德国进行局部性投降谈判这种事情最终真的发生了。)。 [ 注：在英国人通报了有关美国人在伯尔尼与驻意大利德军司令官们就德军投降一事(提出了无异是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进行谈判的情况后，苏联政府在莫洛托夫1945年3月22日致驻莫斯科英国大使的照会中斥责这种谈判是一个反苏阴谋。1945年4月3日，斯大林致函罗斯福称：“我也无法理解英国的沉默态度……尽管众所周知，在伯尔尼搞的谈判从头至尾英国人都是主动的。”(丘吉尔：《胜利和悲剧》第446页) ]
斯大林对英美两国的猜疑是错误的，但他对战略逻辑清醒的理解是完全正确的。正如他(和希特勒在最后的日子里)所预想的那样，美国与德国和日本最终还是结成了联盟，尽管那时战争结束已经很久，德、日两国的政治制度已发生了彻底变化。然而，在战争期间，为了不使任何相反的力量介入，阻止轴心国的失败，在横向领域中表现出来的盟国内部的分裂倾向遭到大力抵制。因此，在纵向领域内，打败法西斯的目标在每一战争形式上，在各大战区里最终完全实现了。
相互渗透的局限性
由此可见，即使隆美尔在北非最终打赢，他的结局也不过和驻海峡群岛、丹麦以及挪威的德军命运一样。这些德军曾无敌于一时，但无论如何，不得不在1945年5月7日投降。当然隆美尔并没有在北非打赢。尽管德军在战役层次上对英军具有很大优势，但这并不能完全抵销战区战略层次上空间因素的制约作用。人们的视野必须越出北非的范围，认识到德军作战空间因素的广阔性。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隆美尔得到更多的部队、更好的补给，他很可能达到他个人的最终目标——距的黎波里1500英里的开罗和苏伊士运河。对于一个才能仅限于战役领域和至少在北非战场上显然完全不懂得战区战略的将军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 注：或者，他本应认识到，他能够供应的跨越的黎波里到苏伊士运河(长达1500英里)的这支军队人数太少不足以击败英军，而人数多到能足以完成这个任务的军队他又供应不了，见范·克利夫德的《战争中的供给》第181-201页。 ] 然而，即便如此，这也只是一次作战胜利，或者是几次作战胜利的战果，而不是一次战役胜利。因为战役并未因此而结束。
英国人仍将继续战斗，他们无疑会在开罗以南通过上埃及和苏丹的基地建立一条新的战线，并在苏伊土运河的西奈一侧，通过在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基地建立另一条新战线。通过红海水域，英国可同时向这两条新战线提供补给。如果置之不理，英国人就会在美国人的援助下修建基地、工场、野战医院、公路、铁路和港口，以便养精蓄锐，积累增援部队，最后收复失地。既然无法迫使英国人投降(因为只有在伦敦而不是在开罗这一目标才能达到)，德国人不得不在两者中作出抉择：要么消极等待英国人不断增加实力，并对德国人在埃及已占有的成果造成威胁。要么进一步发动进攻，夺取那些正在针对他们进行反攻准备的大片地区。这种大规模的征服也许会使隆美尔名声更大，但只要伦敦不想投降，隆美尔决不能取得战役的胜利。正如马来亚、新加坡、缅甸被日本人占领、英国被赶出东南亚以后的所作所为一样，英国人无疑将继续战斗，在外约旦东部的浩翰沙漠地带，在叙利亚、苏丹的广阔土地上，甚至在埃塞俄比亚进行抵抗。在上述地区，英国人在东线可通过波斯湾和伊拉克得到补给，在南线可通过好望角和东非得到补给。与以前一样，英国人会着手积蓄力量，最后过渡到反攻，就像1942年后英国人在印度不断得到加强、1944年开始收复缅甸、并继续向马来亚和新加坡前进一样。(由于日本的投降，就是眼看着要收复新、马，也没有必要进行了。)
即使到那时，随着部队在辽阔地区拉开战线，德国人将再次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在两条战线与一个日益强大的敌人展开无限期的战斗，要么发动新一轮的进攻，攻入英国人占据的对德国的战果继续构成威胁的那些地区。对德国人来说，只要战役没有结束，从的黎波里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战果就仍将是不牢靠的，就只能靠更多的战斗来保持。对于德军来说这些战斗只能是进攻性的，这真好比德军是迎着敌人物质力量的潮涌游泳。而这一切又是他们在政治谋略横向领域内的根本性失误所造成的结果。最终，隆美尔将不得不通过东非一直攻到开普敦，同时向东越过伊拉克、穿过伊朗、征服广袤的印度，以便真正打赢他的战役。只有到那时，英国人才无法在多条开阔的战线上作战。除非德国人把英军从非洲彻底驱逐出去，并且把英军从印度撵走，进而与日本在印缅边境会师，英国人将继续对前所有的战果构成威胁，并仍旧将遥远的的黎波里作为他们的最终目标。
当1942年夏末隆美尔在埃及境内似乎达到胜利的顶峰，日本人一度似乎就要进攻印度的时候，盟国军界一些人士担心轴心国会发动一场比拿破仑战争规模更大的协同攻势，以使德国和日本在征服了的印度境内会师。据我们目前所知，当时德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此种计划，甚至连其它协同行动的计划也没有。他们所进行的战斗只象是沆瀣一气的好战者，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盟友。我们还知道，当时德、日两国的进攻都已超过了成功的顶点。从1942年德、日两国庞大攻势的势头中我们实际可以看到，隆美尔的坦克部队在数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且燃料耗尽；与此同肘，在延伸过度的慢长补给线的尽头，日本步兵正在忍饥挨饿。
不过，即便是德国人和日本人这两场攻势真正坚强有力，即便两支军队可以得到补给而前进得远得多，即便印度被这两国之一的军队所征服，盟国也不会失败，盟国重大的战争努力仍将毫不懈怠。无论规模多么宏大，从的黎波里到印度的整个战役仍不过是一段战争插曲。诚然，盟国会因此失去很多：印度军队的兵员(这些训练有素的印度团队在其它地方也能有效地强加英军的实力)、伊拉克与伊朗的石油(只要油船短缺不影响中东石油外运，只要德国能够将这些石油运走为已所用)、以及印度本国数量很小但正在发展的战争工业。然而，中东和印度地区对盟国所提供的大部分战争资源本来就要在该地区内部被消耗掉。因为这两个地区都需要盟国抽调力量加以保卫。因此，从盟国对抗德日的主要力量方面看，总的兵力和资源对比甚至反而会对盟国有利。
当把力量花在不能取胜的次要战区时，战区层次上的所失转化为大战略层次上的所得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在这过程中的所失不是过多的兵力损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与盟国双方的情况都是如此，就像在以往任何战争中一样。但是，这种现象在德日两国比在盟国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双方在大战略层次上的处境有着根本的不同。
纵横向的胜败
由于盟国在战争资源方面占有巨大优势，因此，任何能削弱德国和日本军事实力的军事交战，即使给盟国自己也造成了明显的损失，对盟国也是有利的，只要这些损失的比率不超过对盟国有利的总的实力比率，或者说得再准确一点，只要这些损失不会缩小轴心国与盟国之间力量增长速度的差距。例如，在一个时期内，德国每个月生产500架战斗机，而英美每个月生产的战斗机架数是这个数目的三倍。如果不考虑两方飞行员被救援归队人员的不对等情况，即使每击落两架德国战斗机，盟军飞行要损失3架，对盟军也是有利的，积累下去的最终结果是获得胜利。此外，对盟国来说，这种消耗战在哪里打都是有利的，因为消耗是不分主次战场的。不过盟军不宜从主场上分散精力。由于消耗的不断积累无论如何都会起作用，这样做虽不会影响最终的胜利，但它却会减慢盟国胜利的步伐，原因很简单：在次要战场上无法与最大数量的敌军交战。再者，只有在最重要的战区，即轴心国的本土地区，盟国才能用轰炸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办法，运用纵向领域内的军事实力，达到在横向领域内加紧削弱德、日的目的。
德国和日本的处境则迥然不同。只有当军事上的胜利，即在纵向领域里的成功对横向领域也发生作用时，才能有助于他们打赢战争。盟军作战失利——这在战争中曾一再发生——还没有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因为它不影响横向领域里盟军的核心力量，即联盟本身。相反，有了联盟本身，盟军可以获得优势的联合力量，不断为作战部队培训战斗人员，提供武器装备。 [ 注：在理论上讲，轴心国单凭作战胜利是可以打赢战争的，但是只有当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能给盟国造成越来越多的损失，以至达到严重影响盟国部署新部队的程度时，才能赢得战争。在1943年底或1944年初以前，英国和苏联都没有达到它们的最大兵力提供能力，而美国从来没有达到它的极限。当然，到1943年，轴心国打胜仗和给盟国造成损失的能力已经在急剧下降了。 ] 换句话说，只有军事胜利可以代替政治谋略——主要是瓦解敌人用外交手段所达成的同盟时，轴心国才能从军事胜利中真正获得好处。而这一点曾确实发生过。德国完全击败了波兰、比利时、法国，迫使它们同时退出战争，因而在横向领域内改变了整个形势。但在北非，德国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通过纵向领域的成功获得横向领域的好处。在北非，既没有那么些国家被德军所压倒，也没有有价值的战争资源。
因此，德国陆军司令部一开始就反对隆美尔在埃及的冒险是十分正确的。即使希特勒予以批驳，他也仅给了隆美尔很有限的兵力。因为他欣赏隆美尔的战绩主要是出于宣传价值：特别与俄国战线的德军相比。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沙漠骁将为德国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样板。当时在俄国，德军虽已取得很大成功，但已显示出不祥之兆。 [ 注：许多历史学家批评希特勒拒绝在1942年夏给隆美尔派出援军，指出只是当隆美尔在阿莱曼失败之后才给他送去大量德军。但到那时，德国人的目的已不再是征服埃及、而是阻止突尼斯的陷落，以保持意大利在战争中仍能作为自己的盟友。突尼斯已是轴心国手中的西西里对面的最后一块北非领土了。与征服埃及不同，这是大战略层次上的一个重要目标。 ] 而向埃及进军并不能达到什么重要目的，它不能使德国在北非吸引大量的英国军队，因为英军在1941年或1942年根本没有主次战场之分，德军则在隆美尔到达的黎波里后就很快有了主次战场之分了。
只有在东线，德国才可能在大战略方面取得确定的成果。德国人通过打击苏联，至少会有取胜的机会，因为在那个战区，纵向胜利可以产生横向后果：对苏联人口和资源的掠夺即可削弱苏联同时又可增加德国的实力，仿佛利用外交手段拉走敌人的一个盟友一样。德国可以把苏联的人口和资源都用于德国的战争事业。彻底征服苏联当然会消除希特勒最大的政治谋略失误所造成的恶果，从而使德国能够对付因美国参战与英国并肩作战所表明的新的政治谋略失误。上述例子表明，纵向领域的成功可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发挥主导的作用。
德国至少在北非这个次要战场上只投入很少的兵力，而日本帝国在横向领域里，是错上加错了——从广义上讲也是一个情报失误——因为日本人把它的军事力量大量分散在各个次要战场上了。袭击珍珠港以后，日本人曾继续占领马来亚、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他们认识到通过纵向领域内的努力去达成横向领域内的效果。尽管上述国家中没有敌对的盟国需要打击或瓦解，但占领这些地区可在重要的资源方面获得相应的补偿，如马来亚的橡胶和锡、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至于占领菲律宾事实上只动用少量部队就告得手，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主要因为菲律宾可作为重型轰炸机基地用来攻击日本，而美国当时也确实有此打算。然而，另一方面，日本人随后又入侵缅甸，派舰队突进到印度洋，进犯南太平洋，特别是企图征服新几内亚。最重要的是，日本人继续在中国进行战争。所有这些行动都使日本人偏离了从理论上说日本能够打赢这场战争的唯一战场：合众国本土。
既然日本已经帮助美国做了美国人想做而做不了的事，使美国人毫不含糊地投入战争，日本人只有入侵这个本不该招惹的国家才有可能弥补其政治谋略方面的失误。只有在美国本土将美国击败，从根源上断绝它日益增长的实力，日本人才能将纵向领域内的暂时优势转变为大战略层次上的决定性胜利。为确保胜利，袭击珍珠港后，日本人所要打的一个战役应该是入侵加利福尼亚，然后是征服美国生死攸关的重要中心，最后迫使华盛顿的一个亲日政府接受和谈条件。然而可以肯定，即使将在中国和其它地区的日军全部撤回，日本帝国的军队也无力做到这一点。因此，日本人当然从未敢抱有这种奢望。由此看来，袭击珍珠港后，日本人的最佳选择就是立即求和：日本以牺牲它还有数年作殊死抵抗避免最后失败的能力，来换取美国的让步，从而使美国也可避免为求胜而作战。
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美谈判中，罗斯福政府就曾向日本帝国提出了许多要求，包括日本军队从中国撤军。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无疑会要求日本也从满洲撤军，并且很可能要求日本从它的旧殖民地朝鲜和台湾撤出来。此外，由于发现了日本的军事力量确实是多么有效，美国领导人肯定会坚持让日本部分裁军。这便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战术和战役成功的真正价值，从事后最好的战斗进程来看，如果当时日本飞行员迷失了方向或没有找到攻击目标，日本的处境倒反可能会好些。从纵横向交汇的大战略一级看，日本在横向领域内处境是如此不利，以至偷袭珍珠港在战术战役上的成功确实比在战术战役上的失败还要糟。
这种例子远非罕见。战术上的成功，甚至非常出色的成功，在大战略的层次上却造成相反效果那是常有的事。在这方面变多为少的全部必要全件正是纵横向之间的极不和谐。例如，如果大轰炸所造成的外交效果和宣传效果都是不利的，那么，多轰炸比少轰炸更糟糕，精确摧毁式的轰炸比效果不佳的轰炸更糟。如果在纵向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和谐，那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军事行动总是不成功的，但如果纵横向之间存在着不和谐，纵向领域内的成功比失败更糟糕。
因为日本帝国从一开始使用的就是败招，一旦它在袭击珍珠港后不能向华盛顿进军，那么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就无真正决定性的会战可言了。在珊湖海、中途岛、新几内亚、瓜达卡纳尔地区进行的海上和空中战斗的成败只能决定日本败得早些还是晚些而已。这些战斗无论多么富有戏剧性，也不会在大战略的层次上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它们不能决定战争的结局，象德苏在东线打的几场会战确实起到决定作用那样。即使1942年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海战中取得彻底胜利，它的结果也不过是暂时的。即令被击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的而不是日本的，美国无疑最迟到1944年仍将占有海上优势，因为美国的造船业、飞机制造业以及飞行员训练工作都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即使日本人在中途岛败得更惨此，也只能使日本的最终战败来得更快些而已，而日本的这一结局自从美国海军力量充分动员起来之后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即使不入侵美国，日本仍有某些机会通过谈判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日本人避免打大仗，而不是竭力要打大仗，如果日本人避实就虚，只在遥远的南太平洋岛屿上与美国进行零散的战斗，他们就有可能将这场战争年复一年地拖延下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很可能使用重型轰炸机和原子弹使这场漫长的战争中断下来。但如果不这样做，而且如果我们设想日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这场战争，日本很可能通过拖垮美国人民的耐心，而不是通过耗尽美国的资源，瓦解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赖以进行战争事业的全民统一意志，从而得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样，日本可以利用小规模的军事胜利取得宣传上的效果，使得自己在智谋和外交上的失败在横向领域本身范围内得到补救，因为这些小规模的军事胜利将使美国人面临战争无限期拖延下去的困境。
和谐的效果
北越人不象日本人，他们没有袭击珍珠港那样初战告捷所带来的不良后果需要消除。他们正是靠着纵向领域内持续不断的微小胜利并以机智的(从最广义上讲)宣传和外交手段在横向领域内扩展胜利，从而赢得了战争。在纵向领域内，北越人也不完全是失败的。在战术和战役层次上，他们至少能与对手平分秋色。只是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他们稍逊一筹。 [ 注：靠步行的北越人从越南的一头向另一头重新部署的能力与靠公路运输、空运和海运进行这种行动的美国和南越军队在机械化方面要逊色得多，但另一方面，隐蔽性又使他们在每一次运动中掌握着主动权，所以他们为任何每一次战斗集中兵力的能力并不逊色。他们增援正在进行着的战斗的能力可以说是较差的，但是他们的作战方法比较灵活，打完就迅速散开。 ] 至于在技术的层次上，北越人的战争方式使得技术对双方来说都无关紧要，虽然在这个层次上，美国人怀有独特的行动热情。尽管如此，一旦美国人干预，北越人还是不能仅靠纵向领域内的成功制胜。对北越人来说，积战术胜利并不能赢得战争，原因在于，越南并不是战争的主战场，而只不过是战斗的舞台，对手的力量来自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战场，即美国本土。美国自始至终是南越人装备和补给的主要来源地，并且从1966年到1972年期间也是美国军队的来源地。即使北越人能够击败每支用来对付他们的美国军队，仅仅靠纵向领域内的胜利，也无法使他们能抵抗不断派来的更多的军队，最后还是要失败。
北越人也没有能力阻止美国军队跨过太平洋源源不断地开到越南。他们没有在广阔海洋上作战的潜艇或飞机，并且在战争快结束以前他们没有足够的地面力量封锁南越人的港口和主要机场。对美国本土，北越人在纵向领域内更难运用军事力量。美国人不断对北越进行轰炸，而美国本土却当然不会受到北越的轰炸。然而北越人的外交和宣传却不受地理范围的限制，它破坏了美国与其欧洲主要盟国的关系，并且它的影响还深入了美国本土，造成了强烈的后果。
就这样，在没有靠战斗打败任何一支大规模的美国部队以及没有耗尽美国物质力量的情况下，北越人通过成功地发挥外交和宣传上的影响瓦解了美国赖以支持战争的统一的政治意志，赢得了战争。他们首先使美国军队撤出了越南，而后又使美国对南越供给装备和补给的数量急剧下降，而苏联和中国的装备和补给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越。对于北越人来说，军事上不断取得成功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是为了打赢战斗，因为无论如何打赢战斗都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仅仅是为了使战争继续下去，以创造使外交和宣传手段可以得逞的条件。
北越人的胜利向我们说明，在大战略的交汇处只要与横向领域内的要求相和谐，即使纵向领域内最微小的成功也足以带来胜利。相反，如果纵横向之间产生不和谐，即使在战争中取得最巨大的成功，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甚至可能起相反的作用。1973年安瓦尔·萨达特发动的10月战争的成功更加突出地显示了这一原则。
埃及人自己也知道，他们不可能靠直接的军事行动制胜，即越过苏伊士运河击败在西奈半岛的以色列军队；然后按自己的意愿提出和平条件，或继续向以色列国土内部推进。尽管埃及部署的军队大大多于以色列的现役常备军，一旦以色列动员预备役力量，就可以建立7个地面师；并从这些师中抽出足够的力量前出西奈击败埃及可能部署的8个师。何况以色列还拥有全面的空军优势和在战役层次上享有装甲机动方面的优势。 [ 注：有关这个问题的唯一公开文件收集在哈诺奇、巴尔托夫的《护壁》(1981年)一书中，关于师的计算，见该书10月8日的图表。 ]
但从另一方面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对埃及却十分有利。1973年时，美国刚从越南脱身不久，无心再战。苏联却跃跃欲试，喜形于色地声称在世界政治的现实生活中与美国取得了战略上的“平等”地位，而事实上，美国在1972年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已很轻易地向苏联做出了这种让步。在全世界对石油的需求日益增长以及美国国内石油产量下跌的情况下，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靠限制石油出口掌握了油价的决定权。这些国家的石油生产是其它国家无法取代的，任何的石油出口中断都会立即显示出它们的强大威力。从以色列这方面看，当时它在外交上处于一种很软弱的地位，因为它绐世界留下的印象是满足现状，在解决冲突方面不愿合作。
正如我们所知，在不利环境中纵向作用影响可能会十分有限；而横向的潜在强点又不一定起任何作用。如果埃及人当时什么也不做，也许可以指望日益增长的外交压力最终将迫使以色列放弃占领的领土，并且不会因此换来它所要求的外交承认。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欧洲、日本将更加依赖阿拉伯石油，结果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对以色列的外交压力。但是，所有这些前景不仅过程漫长，而且是很靠不住的。一旦美国重新活跃起来，而苏联反而被内部困难所纠缠；阿拉伯产油国将不会敢于承担为埃及的利益而使用对石油出口的控制权所带来的后果。再者，它们对石油市场的控制权也不见得能永远保持下去。
只有靠军事行动才能激发埃及在横向领域里的潜在力量。这些潜在力量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所拥有的那种工业力量，而是外交优势，是善于利用他人力量的能力。即苏联在世界事务中的份量以及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武器”。诚然如我们所知，埃及人实际上无力打赢一场战争，他们也明白这一点。但很清楚，他们不必取得彻底胜利就能达到对以色列施加外交压力的目的。的确，如果埃及人能够一路杀向特拉维夫，他们就用不着首先赢得外交上的支持了。但是，靠零散的袭击或炮击施加小的压力，埃及人不能引起苏联和美国的注意。只有跨过苏伊士运河，埃及才能引起苏美的注意。但这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为以色列人随后会发起反攻，把埃及人不光彩地赶走。因此，萨达特需要一次真正的战斗胜利，即使这次战斗不能导致战区性的战役胜利。
苏伊士运河100码宽，水流平缓，本身并不难渡过。以色列早已不沿运河岸边的工事派兵驻防，而是依靠装甲机动部队实施防御。以军将快速展开一个加强坦克师对付埃及的渡河行动。此外，以军极大地依赖空中力量。 [ 注：所谓巴列夫防线的大多数据点是没人据守的。1973年10月6日，大约450名士兵分散在从苏伊士运河一端到另一端的14个有人防守的据点中。每公里的平均人员密度为大约4名士兵。以色列人的防御计划(“鸽窝”)主要依赖西奈常备师的290辆坦克和14个炮连。见巴尔托夫的《护壁》10月6日的图表。 ] 因此，埃及人渡过河去并不难，但渡河后，埃军必须马上对付严阵以待的以军坦克。在渡河后三天左右的时间里。以色列会立即动员起它的后备役力量全力发起反攻，埃及抵抗住这场大反攻的希望更为渺茫。与此同时，假设埃及军队打垮了在所有可能的渡河点上防守的以色列坦克部队，那么以色列空军将对埃及军队进行全面轰炸，而埃及的战斗机在空战中不是以空军的对手。
埃及人解决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堪称楷模，无论在纵横向领域内还是在纵横向之间，埃及人都达到了和谐的境地。在横向领域内，埃及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外交上竟然劝动以前与之关系很不融洽的叙利亚政府同时发起进攻，从而使以色列不得不把部分后备部队派往戈兰高地，而不能把大部分后备部队派到西奈前线。结果，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以军从5个满员的后备役坦克师中派了2个坦克师与叙军交战。在横向领域内，埃及计划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它成功地结合运用情报、宣传、欺骗等手段使预计的进攻达到了完全突然的效果，尽管埃及向运河地区集结部队和舟桥器材的行动是无法隐蔽的。埃及的企图获得了成功，直到10月6日上午9时20分，埃及当天的进攻已经展开，以色列才作出动员的决定。根据通常的理论，达成突然性的条件是传达真实信息的“信号”被“噪音”或者说被更多过时的、错误的、欺骗性的信息所掩盖。这一理论的发展是强调审慎欺骗的重要性。 [ 注：见巴顿·惠利《代号巴巴罗萨》(1973年)。 ] 但其中可能还有更深刻的道理，正如事实已经证明的那样：实施欺骗之所以能够骗人是因为有着强烈的自我欺骗的诱因。
以色列人在10月6日的突然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月里是能够而且确曾密切监视埃及人的兵力集结的，正如斯大林在1941年6月22日的突然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月来一直注视着德国的战争准备。美国在1941年12月7日以前很久就知道日本即将在某地发动进攻一样。但以色列由于国内外的政治原因， [ 注：见巴尔托夫《护壁》第188-217页。 ] 没有采取行动阻止埃及的战争准备。一旦允许敌人构成某种威胁，剩下的就只有为自己的无所作为寻找合理的依据。以色列人以为，萨达特又在虚张声势，就象他以前总是虚张声势一样。这好比斯大林认为希特勒会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某些要价(他是倾向于接受这些要价的)；又好比罗斯福政府清醒地估计，从政治角度看，战争必须由日本人首先发动才比较有利，(当然，没有料到日本人会袭击珍珠港)一样。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以色列人的自以为是的心理如此之强，以至连那些追溯起来再清晰不过的警报都不予重视。
然而，对任何突然袭击的理论都不应过分泻染。如果真警报不因政治原因和自以为是心理而被忽略和隐瞒的话，就可以在事后轻易地变成假警报(尤其从战略的对立面逆转的直观来看)。以1973年的10月战争为例，如果以色列在萨达特的办公室安插一个间谍或窃听器，提前几个星期就知道萨达特计划做什么，并且动员后备部队，向前线派遣两、三个师，萨达特就会取消他的进攻，10月6日就什么也不会发生，真警报就会变成假警报。当然，等到下一次，突然袭击就可能会成功，因为以前它未曾搞成。
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尽管以色列后备师的动员因突然袭击而延迟了，但埃及人仍需对付以色列的坦克和空中力量。事实上，萨达特的部下相信，一旦以色列的后备部队充分动员起来，即便动员延误，即便还有一部分被抽调到叙利亚方向，埃及人无力顶住以军的进攻。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横向领域内却找到了答案。战斗发生几天后，一旦产油国和苏联的外交支持被调动起来，美国又及时受到震撼，埃及就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取得强加于人的停火方案，将10月6日以后它所占领的地方固定下来。不过，埃及仍然面临运河正对面战备水平很高的以色列坦克部队和严阵以待的以色列空军。从这一点看，光是纵横向的和谐是不够的，还不得不在纵向这个单一的领域内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在协调纵向领域各个层次上的行动方面，埃及人也同样取得了成功。最说明问题的是埃及人在技术的层次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装备了大量的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实际情况证明，防空导弹的效果远比预期的效果要好得多。反坦克武器的性能比预期的更出色，至少在战争刚开始时是这样的。但光靠武器本身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埃及军方在战术层次上同样找到了对付以军坦克威胁的办法。埃军以意志坚强的步兵组成反坦克小组，利用以色列坦克没有步兵近距离掩护的弱点，用手提式火箭筒在发射阵地内向靠近的以军坦克射击。结果，以军坦克冲向埃军反坦克小组的发射阵地时行动迟缓，埃军反坦克小组在伏击以军坦克时所处的情况比预想的更有利。
更为重要的还要属埃军为对付以色列的飞机和坦克在战役层次上找到的解决办法。埃及的渡河部队是由步兵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的，而不是装甲部队。埃军没有拘泥于军事教科书上的教条，即以步兵占领桥头堡，然后快速行进的装甲纵队在一天左右的时间里从步兵占领的阵地上通过。埃军希望不使自己的装甲部队正好成为以军坦克炮的靶子，并希望削弱以色列空军的攻击效果。实战中，以色列坦克很快打完了机枪子弹，不得不用穿甲炮弹向埃及步兵射击。以色列的战斗轰炸机没能发挥它们攻击外形分明的装甲车辆的威力，却只能在导弹的不断威胁下向疏开的埃及步兵分散地投下炸弹。埃军的这种做法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同样达到了效果。埃军没有集中渡河，而是沿70英里的运河沿岸多处渡河。这样，以色列空军无法对渡河设施进行攻击。埃军的渡河工具不是少数几座容易发现和摧毁、难以修复的、供装甲部队使用的重型桥梁，而是许多损坏部分容易修复的轻型浮桥、以及几乎完全不值得以色列用空军进行攻击的往返频繁的小船和水陆两用车辆。
结果，埃及人和谐的计划带来了巨大的成功。10月6日，埃及人十分成功地渡过了苏伊士运河，既击败了沿线以军坦克的抵抗，又顶住了以军飞机的攻击。他们甚至在10月8日击败了动员后的以军部队的第一次反攻， [ 注：更详细的叙述见阿弗拉哈姆·阿丹《在苏伊士运河岸边》(1980年)第91-164页。还可参阅马丁·范·克利弗尔德在《战争中的指挥》(1985年)一书第218-231页的卓越分析。 ] 把成功的上升曲线推向顶点。这时，“石油武器”发挥了作用，美国被震撼了，苏联也扮演了预期中的角色。但取得如此意外的成功之后，抵抗住了以军坦克和飞机的埃及人却禁不住非分之想的诱惑，他们没有接受一项本来可以得到的有利于自己的就地停火方案，而是决定滥用自己的战争运气。10月14日埃及人发动了一次传统式的装甲攻势，企图越过自己能力的极限和成功的顶点进行作战。结果弄巧成拙。这次攻势的迅速失败成了这次战役的转折点。到1973年10月15日，以色列人渡过了苏伊士运河，时间正好一个星期，埃及人反而请求就地停火，而这时，埃及的许多部队陷入重围，以军距开罗只有70英里。当然，对以色列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战役层次上的胜利，而不是大战略层次上的胜利，因为以色列人不能继续占领开罗，根据自己的意愿规定和平条件。
相反，倒是埃及人在大战略层次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尽管这个胜利非常有限。它的正式标志就是1974年的脱离接触协定使埃及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两岸。事实再一次证明，当横向的相互作用参与进来之时，单单纵向的成果足以在大战略上获得有限的效果，而横向的潜在强点如没有某种纵向的相互作用就不一定会充分发挥出来。没有政治谋略的战争几乎总是要失败的，而没有战争的政治谋略也不见得总会成功。
第十五章 战略研究管用吗？
爱德华·鲁特瓦克 [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 1992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从战略的五个层次和两个方面来揭示反常逻辑的机制，并在此过程中阐述战略的一般理论。当然，这只是一般性的描述，而不是硬性的规定。至于由此衍生出来的大战略的行为准则、大战略的实际含义、甚至大战略的整体计划，都必须留给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拥有决策权的人去决定，尽管该理论已清楚地表明怎么样取得最佳的结局：即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到在某时明确地选择某项行动，而是在经过审慎地反复研究五个层次与纵横向两个方面后作出协调一致的决定，保证各层次与纵横向之间的相对和谐；不是无节制地追求成功，而是有意对成功进行某些限制，避免各个阶段超越顶点。
但是，当要把这个一般理论运用于实践中时，需要十分审慎。首先，使各层次与纵横向保持和谐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待理论的话，即使选择一种武器也要煞费苦心。计算开支和技术检验已够费力了，但事情仍未了结。还必须在战术层次上对武器进行估价，先检查开初如何使用，预计敌人的反应，然后确定这种武器在事后的真正效果。这只是在战役层次上进行分析的前奏，接着在战区战略层次上分析——为各个利害攸关的战区进行反复的分析和研究。如果武器非常重要，超出了狭窄的专家圈，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因为具有新的性能、强大的威力、或只是大小异常，或具有核的功能)那么，在大战略层次上进行估价之前，必须估计到它可能在横向领域带来的外交和宣传的反响。即便如此，在对盟友和敌人未来可能作出的反应进行分析之前，这仅算是个暂时的估计。如果采购了新武器，那么应该考虑的就不再仅仅是现有的力量、武器、反措施和态度，而且还有新武器出现后可能引起的新的配置方式。
的确，在军事决策中也考虑了上述一些情况。甚至只顾眼前的实用主义也不能仅仅根据战役的需要来决定核问题；同样，武器设计中的技术选择也不能完全忽视战术使用的要求。然而，应用该理论需要全面反复考虑各层次和纵横向，与此相比目前的做法还有很大差距。通常的情况是这样的：即拥护这个或那个决定的人只关注一个或两个层次。要么是这些层次与他们的专业知识相适应，要么是在这些层次上的分析易于获得合意的结果。军事编年史上充满了各种武器的使用情况：有些武器在技术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如果当初考虑到它们基本的战术反应的话，就根本不会生产这类武器(例如在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中，德国人损失了昂贵的斐迪南坦克，因为它们缺乏机枪抵挡俄国步兵)；有些武器在技术上和战术上都取得了成功，它们在战役层次肯定会失败，本应料到却没有料到(例如，二战期间，各方都试用的反坦克飞机。现在又以更高昂的代价生产，但它们在搜寻坦克集群过程中同样会遭到高射炮集群的反击)；有些武器在各个军事层次上都获得了成功，但因为其他国家的反应在大战略层次上却适得其反。(例如，1941年以前德国生产的战列舰所得到的结果只是英国不共戴天的敌意)。
如果该理论不是用于指导单项的选择，而是用来确定大战略的总体计划的定义，那么，还需解决更大的难题。首先，国家政策的各项目标(无论是由传统、官僚机构的妥协、独裁者的意志决定的，还是由人民民主选择的)必须协调—致。国家政策的目标明智与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各项目标不能相互排斥或前后不一致。否则，规范的大战略定义将是不可思议的。其次，必须为战略的纵横向两方面制定准确的行为规范，其中包括在各个层次上的军事政策和对有关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全部细节。
不管大计划可能包含多么深邃的智慧，执行大计划还有赖于无数个具体的决定。就军事政策而言。该计划在近期战备和未来作战力量之间确立的优先顺序体现在成百上千条不同的预算项目上；就保持何种部队的优先地位而言，它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行政管理上的困难，因为各军兵种势必要抵制任何削减其力量而加强其他部队力量的计划。在军事方程式的输出一端必须在战区战略和战役层次上有远见地使用部队，为各个利害攸关的战区制定战区目标和统一的作战方法。在外交政策行动上，该计划的指导方针同样需要由负责外交、宣传、秘密行动和经济活动的独立机构详细制订并付诸实施。当战略目标与国内利益相抵触时，经济活动可能会遇到抵制，有时甚至失败。
即使不存在选举产生的议会对抗行政机构的意志和政府的大战略计划，即使政府外不存在任何能够向政府的政策挑战的利益集团，现代国家的多样化机构本身就是执行完整的大战略计划的强大阻力。每个民事和军事部门的设置都是为了追求自己明确的目标，而不是全面地，尽可能好地达成国家政策目标。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各部门的领导人一旦觉得该计划与其他机构的利益、惯例和愿望相抵触，他们就坚决抵制这个协调一致的计划。另外，直到那时，他们还缺乏该计划所要求的必不可少的技巧和手段。对于执行规范的大战略来说，现代化国家组织既是必要的工具，又是强大的阻力。
应用一般理论时需要审慎的第二个原因是实质性的而不是简单的程序性的问题。精心制定战略方案、使其大大优于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通过对战略的五个层次和纵横向两个方面的剖析所揭示的反常逻辑的内在机制，我们自然可以看出仅在一个层次上作决定或无视其他方面的反应而制定单方面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但是，要避免这些问题而能动的运用一般战略理论就必须要在五个层次、两个方面同时探讨一个问题的全部有关内容。当付诸行动时，程序上的困难可能会造成决定中情况的失误和引起畸变。换句话说，应用理论所需要的详尽的决策程序和密切的政策协调都很可能发生失误。精心制定的战略方案在理论上具有优势，但在实践中这个优势就可能会丧失。正如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在理论上据有优势的复杂的机动作战计划执行起来会遇到重重阻力，以致于比简单的正面进攻还糟糕。
显而易见，当我们必须制定的是一次大战略的总体计划时，上述实质性问题的难度就会达到顶点。我们知道，在公共生活中经常听到呼吁要有一个“具有凝聚力”或“前后一致的”国家战略，这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确实容易引起误解。这些呼吁要求每个部门的政策都应在国家政策范围内紧密地协调一致。这从常识看是合乎逻辑的，但在战略范围内，只有那些似乎矛盾的政策才能避免反常逻辑的自取失败的影响。例如，当人们研究大战略计划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加强当前的战备是必要的(尽管军费不能增加)，结果只能以牺牲长期的武器研制，军事设施的建设等为代价来提高人员素质，增加库存品和加强训练。鉴于这种做法是牺牲了未来力量来加强现有力量的，那么这种军事政策必然要促使采取妥协性的外交政策，以至于采取和解的外交立场，限制敌对宣传和秘密行动，直至作出直接的让步来最终减少冲突的激烈程度。由于忽视了可变因素的影响，加强现存力量的一个“硬”军事政策就需要有一个“软”外交政策。因此，国家政策的总体行为似乎既缺乏凝聚力，也没有前后一致性，这恰恰是因为它在战略的纵横向两方面达到了和谐。
这个特定的例子表明，在国家的层次上战略行为所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障碍是，民主政治领导人难以执行那些容易被认为是不合乎逻辑和自相矛盾的政策(就这个例子而言，通常也可能被指责为姑息养奸)。
一般来说，赢得公众对于反常逻辑政策的支持是困难的，因为要把反常逻辑政策解释清楚，不可避免地只有用违背常理之说。然而，这种困难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专制政府就可以有意采取自相矛盾的政策，而不需作任何解释。它们可以一方面采取妥协性外交政策，甚至作出让步使敌人放松警惕，同时另一方面加强扩军备战。它们惯于声东击西甚至能够发起最大规模的突然进攻。当然民主政府也可以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但不能予以掩饰，因为只有造成一种公众怀有恐惧心理或对外抱有敌对情绪的气氛时，才能证明作出这种牺牲是值得的；它们可以威胁其他国家，但只有在此举被公开认为合乎道理之后；如果它们发动进攻的话，也不能进行政治上的突然袭击。只有在发生危机、人民已准备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它们才能进行战术上的突袭。
然而，尽管在实际运用一般理论时会遇到种种困难、障碍阻力和政治上的分岐，但所有这些复杂情况丝毫不能降低一般理论的有效性或抑止它的应用。这些仅仅意味着，在各个层次上的战略行为如同进行战争和外交活动本身一样，总是困难重重的。无疑，在多数情况下，无论大事还是小事，(以制定战区战略和作战方法到研制具体的武器，从战术选择到外交政策的某些有争议方面的行为)，人们都能够、也应该克服所有的困难，以便按照战略逻辑办事，并获得较好的结局。
制定和执行可协调各个层次上的政策的大战略，这个目标可谓雄心勃勃，但只要人们充分发掘智慧的潜力，凭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发挥政治上的创造力，那就有可能克服困难达到目的。然而，这种出色的成就时刻受到不祥凶兆的威胁。在制定任何实质性的大战略计划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因此，即使能够顺利制定和执行大战略计划也必然会带来失误成堆的极大可能性。政府日常行为中表现的鼠目寸光的实用主义决定和不协调的草率行事定会导致许多错误。但可以说，这些大都是小错误，而且幸运的是许多错误可以相互抵消。成功地应用规范的大战略会大大降低经常犯不和谐的小错误的可能性，但只有敢于集中精力不怕冒犯更多更大错误的风险才能做到这一点。
结束语
爱德华·鲁特瓦克 [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 1992
尽管存在着障碍、阻力和风险，但这里所表述的一般理论还是为实际应用提供了一定的具体范围。对于军人和政治家来说，它不可能象地形图对探险家那样有用；但至少能够象向导可以引导丛林探险家辩认有毒植物那样起作用。反面的忠告也是有价值的。
第一，一旦人们理解了反常逻辑规定矛盾冲突是无所不在的，那么，战略实践就可避免普通逻辑那种系统地、令人误解的影响。对于外交政策行为来说，这种理论最终便使其从“一贯性”与“具有凝聚力”的虚假教条中解放出来，使之有可能采取存有重大矛盾而实际上和谐一致的政策。军事领导人总是能够采取反常逻辑战术和战法(以至现在的非正规行动与仗应当怎么打的一般常理巧合一致)，但是，一旦开始认识到这种逻辑无所不在的普遍性，军事领导人就会摆脱线性逻辑思雄对平时军事政策的影响、有害的衍生观点和令人误解的效率准则。
第二，一旦人们认识到反常逻辑的动态后果，那么，他们在战时或平时谋求成功之际，在攻势行动和研制武器的过程中实施克制不再是出于模糊的节制本能，相反，靠的是当事物发展接近顶点时所特有的一种令人生威(畏？）的理性认识。只要认识到这种逻辑的运动永无止境，人们就会警惕防止行动过头，在思想上筑起一道有力的慎之又慎的屏障；遏制追求无限成功的兽欲冲动。
第三，一旦人们理解了战略结构及其明显的层次和纵横向方面，总体性的错误就会被披露、抵制、甚至直接制止——造成这些经常出现的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在某些层次上武断地作决定而不顾其他层次的要求或单方面地追求成功而不与其他方面协调一致行动。
但是，一门学科未必具有实际价值才值得我们重视：战略研究本身就具有自己的价值，因为只有通过战略研究才能够解释清楚贯穿于人类冲突经历中令人捉摸不定的连续现象和令人困惑的各种矛盾。
附录
爱德华·鲁特瓦克 [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 1992
附录I 战略的定义
附录Ⅱ 苏联陆军：一个注释
附录Ⅲ 北约、苏联陆军和其他华约国家陆军：比较研究
附录I 战略的定义
我的目的旨在揭示战略的存在是作为人类冲突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反复出现的客观现象主体，而不是规定行动的过程。当前大多数定义过于规范化，好象以为不存在这些客观现象似的，或以为这些客观现象一目了然，不值得给它们下定义。当然这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一般性规定应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并不是要求就如何解决特定范围内的一个具体问题表示具体意见。
最伟大的战略学家克劳塞维茨对用一般的、抽象的字眼给任何事物下定义是完全不感兴趣的。他认为这些企图是徒劳无益的，也是迂腐的。他独具特色地以水到渠成的方式在与战术作对比时用通俗的语言为战略下了定义。他写道：“现在，人们实际上已几乎普遍地把作战方法区分为战术和战略了……既然这种区分已被盲目地采用了，那么其中必然有深刻的道理……与此相反，那些个别著作家不根据事物的性质任意确定的概念，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并且只能认为它们是不会被采用的。按照我们的区分，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战争论》第二篇第一章第128页，普林斯顿版)
如同许多科学用语一样，“战略”这个词(法语strategie，意大利语strategia)间接来自希腊语的strategos。(将军)，但 stratcgoa并没有“战略”现代单词的含义。在希腊语中，与我们的“战略”一词相应的单词是atrategike episterme(将军的知识) 或strategon sophia(将军的智慧)。奥诺桑德的著作中使用的 “strategieos”或靠后些时候(莫里休斯使用的)“strategikon”之类的同源词具有说教性的含义。另一方面，strategemata(战略学)(strategematon是弗朗蒂努斯的拉丁文著作中所用的希腊文标题)描述了strategema(确切地说是谋略“stretegems”，或叫战争伎俩“rusex de guerre”)的制定。从公元前4世纪的埃涅阿斯到公元后7世纪的利奥或更长些时候，希腊人普遍使用 “taktike techne”。这个词代表了从补给到劝戒性的辞令(包括技术和战术的专有含意以及琐碎的外交活动)的全部有关战争的知识。Taktike techne翻译为拉丁文是ars bellica。1518年，马基雅弗利在《论李维》(事实上李维用过这个词)一书以后又在《用兵之道》中使用了“arte della guenas”(战争艺术)这个词，从而赋予该词以新的意义，并且使之得到广泛采用 (Kriegs-kunst,art de la guerra的意思都是战争艺术)。请参见琼编辑的《战略思想》(1985年)第57-59页维尔吉利奥·伊拉里所著的《全球政治战略》一文。
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战略”是规范化的。当代美国人所下的定义也具有规范性、即战略是“指导征募、装备和使用一个国家 (或联盟)的军事力量而达到目的的一门科学、一门艺术和一项计划(待修订)。它通过打击实际的，潜在的，抑或仅仅是假想的敌人而有效地促进或确保国家的利益需要。”(金氏编辑《军语辞典》，1960年版，第14页)
独具特色的是，美国军方所下的战略的现代定义含义非常广泛，即战略是“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发展和运用必要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的力量，为国家政策提供最大的支援，以便增加胜利的可能性、获得胜利的有利后果和减少失败可能性的艺术与科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编《美国军语综合用法辞典》1964 年版，第35页)
《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辞典》对战争所下的定义表达得既广泛，而又具有同样的规定性，即“在战时或平时，利用一国或国家集团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的力量向已实施的政策提供最大的支援的科学和艺术。”
由集体编纂、绝对是官方的《苏联军事战略》也论述了战略的定义。该书由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主编，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又反映了官方机构的成见，也区别了叙述和规定性的不同含义。它写道：‘军事战略是关于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战争(即武装冲突)规律的科学知识体系。战略学——在研究以往的战争经验、军事政治形势、国家的经济和精神力量、新式武器和预想敌人的观点与力量的基础上——探讨未来战争的条件与性质、准备和进行未来战争的方法、各军种及其战略使用原则、物质技术保障原则、指挥战争原则和领导军队原则。同时，这也是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统帅部和高级司令部实践活动的内容。这与它们领导国家和军队准备和进行战争的艺术有关。”(斯科特译编的《苏联军事战略》1975年版第11页)
安德烈·博弗尔将军所下的简洁的战略定义，既合乎规范，又是在叙述的基础得出的，与我在本书阐述的观点不谋而合，即战略是“人们决心运用武力来解决冲突问题的辩证法艺术。”(《战略介绍》1963年版、第16页)
附录Ⅱ 苏联陆军：一个注释
长期以来，以师的数量来衡量苏联陆军的战斗力已成为习惯。苏军的师一贯是数量众多的，部分原因是苏联青年普遍应征入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复员军人被分配到按照不同的战备程度组建和装备的预备役部队。事实上，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苏陆军看作是由预备役构成的强大力量，与以色列的陆军极相似。其结果引人注目：例如，在写本书时，估计苏军拥有51个坦克师、142个摩步师(实际上全部机械化)、7个空降师。其中四分之三的师只有现役干部、但是，所有的师都能够迅速投入战场。西方估计苏军动员迟缓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因为苏军并不幻想士兵完全合格、装备务必齐全、建制一定满员。只要苏军具备起码的能力和基本的装备，就很可能派出部队投入战斗。装甲战的模式就是这样：需要高质量的部队当先锋打头阵，而作为整体的装甲攻击力量则有赖于众多的低质量部队的有力支援。
然而，作战行动是以集团军、而不是以师为单位实施的。集团军由一个单一司令部机构领导下的四、五个师组成，另外其建制内还编有一些师规模的支援兵力。例如，目前，每个集团军应包括一支庞大的炮兵部队、一支地对地导弹部队、一支强大的防空部队、一个由64架直升机组成的团、一个精锐的空中突击营、一个拥有150辆坦克的坦克团(某些西方的师不过只配备 200辆坦克)。
集团军依次组成各“方面军”(计划进行大规模作战部队)，各方面军自身拥有建制的支援部队。例如，当前每个方面军据说包括一个完整的炮兵师，拥有许多火炮，榴弹炮和重型迫击炮，几乎如同西方某些较小的集团军一样，(共有240门炮)；与西方不相上下的防空部队、携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部队、两个直升机团、一个精锐的空中突击旅和配有多达200辆坦克的独立坦克旅。
因此，那种以计算师的数量来衡量苏陆军力量的方法会使人产生双倍误解。一方面苏军师比主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军的师的编制要小；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忽视目前估计为40多个集团军和16个方面军建制内的支援部队所包含的巨大力量。
按师(和装备)的数量计算法还忽略了苏军作战能力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向其他全机械化部队提供独特的准突袭能力的精锐部队。该部队士兵的征召、训练和检验均由独立的空降兵组织负责执行，服役年限比一般士兵(5年)要长，并要接受跳伞训练(尽管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由直升机机降或投送)。苏军还专门研制了供空降兵使用的一整套适合空运的、履带轻型装甲战车。目前，该部队的力量包括：7个空降师、每个师编制人员 7000人，拥有建制的空运机动轻型装甲战车和火炮；一线的空中突击旅，人员有2000至2500人，配备一些轻装甲战车；空中机动突击旅，有1700至1850人，备有轻装甲战车(他们是临时性的，或是为次要战线服务的)；和建制归属集团军的空中突击营，每营不满500人。此外，还有突击部队(特种部队)，其中一部分能够进行伪装作战。据称，苏联目前已有19个特种部队 “旅”和“团”，但这么些“旅”、“团”的称号过高地夸大了实际力量水平。最后，苏海军还拥有共18000人的精锐的海军陆战队。
资料来源：
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力量对比》1985—1986，第22— --23页、第188——189页《军事力量对比》1986——1987，第 37页。
《两栖作战评论》(1985年)一书中戴维·艾斯比所著的《空中突击和苏联陆军的空中机动旅》一文。 上书中诺曼·帕尔马所著的《苏联海军陆战队》一文。
附录Ⅲ 北约、苏联陆军和其他华约国家陆军：比较研究
以合成部队和装备的数量来比较研究军事力量易于使人误入歧途。因为这种方法忽略了一部分更重要的力量：即士气、纪律、凝聚力、指挥、战术、作战方法和战区战略等无形的因素。但若按此法来比较研究北约与华约的地面部队，将会造成异乎寻常的更大误解，因为通常的计算单位——“师”对苏联陆军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大意义(见附录Ⅱ)；在任何情况下苏联陆军师都是数量上极不相等的合成部队的一部分。即使它们属于同一类型的师也是如此。
例如，据估计，目前苏军每个满员的一线坦克师有10500人和322辆坦克(其他的师编制明显地小)；相比之下，美军相应的装甲师有16500人，只比苏军坦克师多2辆坦克(即324 辆)。同样，苏军满员的“摩步师”(机械化)有12500人和271 辆坦克，而美军相应的机械化师有16000人和270辆坦克。西德陆军在北约陆军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但它的坦克较少。它的装甲师有300辆坦克，装甲步兵师有250辆坦克，但人员较多，分别是17000人和17500人。拥有16300人的英军装甲师只配备了 280辆坦克，只比苏军一线的摩步师多一点，而法军师的人员甚至此苏军摩步师的人员还少得多。
事实上，苏陆军与北约地面部队在编制上还存在着一贯的区别：即苏军4个团组成的师比建制为3个旅的北约的师人员要少，但重武器多，尤其是用于进攻作战的坦克、战斗运输车以及火炮和防空武器。北约部队所装备的武器都是小规模生产的耗资巨大的武器，数量不多——尤其是那些适宜于防御战术的反坦克导弹之类的武器。因此，较贫穷的苏联，军队多资金少；较富裕的北约国家，军队少而资金多。
如果把人员数量作为衡量战斗力的主要标志的话，那么与美国、西欧的师相比，苏联陆军师只应按其数目的60％来计算。但是，若以它们的装备条件来衡量，那就可以如数计算师的数量。假如是这样，那么双方在全面动员时估计的人员数量对北大西洋联盟来说颇令人不安：苏110个坦克师和摩步师对付北约 89个装甲师和机械化师。如果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到非机械化师 (徒步／车载步兵、空降兵和山地部队)，那么师的对比数量则很有利于北约：目前北约可以把全面动员的54个师开赴战场，而苏陆军只有6个师。不过，前者多是普通步兵，而且是装备极差的预备役步兵，后者尽管每个师很小，只有7000人，但都是精锐的空降师。
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的华约地面部队和北约地面部队另一个系统的区别是，在编制上，前者具有同一性，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据目前估计，双方能够动员进行战争的全部师的数量是：北约143个、华约180个。华约绝大多数师属于三种类型，即坦克。摩步和空降师，而北约的师则是花样繁多，包括意大利的山地步兵(阿尔卑斯)、美海军陆战队、德国装甲师、土耳其徒步步兵、基本上处于初创阶段的希腊预备役师和由长年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的英国师。在一定程度上说，五花八门反应了对当地地形的适应性和发挥各民族的长处——土耳其的陆军能够依赖精良的步兵、西德在装甲部队上占有优势、意大利的山地部队属于领先地位——这些确实对北约有利。但是，令人怀疑的是联盟拥有庞大的非机械化师。它表明糟糕的陆军严重缺乏装甲战车，而不是出于适应不同环境的需要。
地理环境还说明了另一种不对称现象。华约所有的师都可以通过陆路输送开赴前线，而美国(和加拿大)的增援部队则必须横越大西洋、几乎全部依赖缓慢而又危险的海运。目前，在北约能够全部动员投入战斗的89个装甲和机械化师中有13个师、54 个非机械化师中有15个师都要来自美国。
北约与华约地面部队最后一大区别是，可以认为盟军对前者忠诚，而一些华约国家部队对后者有潜在的不忠。这一点并不象有时表现的那么明显。首先，无论如何，苏军占华约军队的大部分(按现在全部动员情况来估计57个坦克师中的41个师，112 个摩步师中的74个师都是苏军)。其次，装甲战的样式甚至可以有效地利用并非忠心耿耿的部队。它们不能在前沿阵地可靠地实施突破。但可以用来据守次要战线。增强突破方向的兵力和势头，占领被成功打开的进攻轴线两侧地域，吸引西方打击苏军的反攻力量。没有道理指望目前很驯服的部队在战时会突然反叛。确切地说，按目前的估计，部署在附属国的苏军师的数量(以及大批额外的部队)将会急剧增加，从53个增至115个坦克和摩步师。最保险的假想是，如果苏军赢得了胜利，华约部队将会俯首听命；一旦苏军失败，它们就会不服从。换句话说，如果北约干得好的话，它将会获得华约众叛亲离的意外的好处；但若干得不好，那就不能指望捞到这样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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