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恕（1962~1910）清末浙江平阳人。原名存礼，改名恕，后改名衡，字平子，号六斋。1886年移居瑞安，次年到上海。曾在上海龙门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北洋水师学堂、上海求志书院任教。1891年撰《六斋卑议》，揭露社会黑暗，抨击程朱理学，主张变法维新，设立议院，开设报馆，兴办学校，振兴工商。1901年在杭州求是书院任教。晚年思想趋于保守，宣传“专制改进”之说。
◎我们今天的民族文明自信多是一种轻狂，而宋恕们的家国天下情感更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血亲之缘。
◎庄子曾以为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心死，他老宋则觉得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人荒。心死了，流再多再久的血也无动于衷；没有人了，走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一个人才。
关于华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曾问过：“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这种猜想，在近代史上，自龚自珍以后，到康有为、孙中山、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诸贤，都提供过答案，这些答案貌似不同，实际上异质同构。夏曾佑就说过，自己把神州长夜数千年的责任归罪于荀子，康有为归罪于刘向、刘歆，宋恕归罪于叔孙通、董仲舒、韩愈、程朱，其实没什么差别。（“实则无不同也！”）这是晚清以来我国读书人史观的重大特征之一，即他们开始反思中国时，无论他们如何解说中国史，他们的价值判断出自一种退化史观，在东西文明相遇的坐标里看自家的历史，他们承认自家的落伍退化。而宋恕是近代中国退化史观的集大成者。
当代人似乎不愿意接受这种退化史观了，在人家国富民强参照下能够具有自知之明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如果我们笑话先辈们盲人摸象，但我们至少应该明白，他们那样寻找我国文明衰退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而且还因为他们看待事物的眼光和尺度宽广得多。比起我们局限于人生百年来说，天下、文明、历史、数千年奇变等等，构成了他们思想最重要的背景。对宋恕那样的牛人来说，要承认自家的落后远比我们今人要痛苦得多。我们今天的民族文明自信多是一种轻狂，而宋恕们的家国天下情感更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血亲之缘。
宋恕出生于温州平阳一个耕读之家，原名存礼，字燕生，号谨斋，后改名恕，字平子，号六斋，笔名支那夫，独泣向麒麟者，后又改名衡。宋家有良田二千来亩，宅旁有花园、假山，号称当地首富。宋幼年多病，体质羸弱，但他读书过目不忘，才思敏捷，出语不凡，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浙东学派的大学者、当过朝廷讲师（侍读学士）的孙锵鸣慕名来访，跑去跟他对对子，孙出上联“治国平天下”，宋恕对“吟诗工画图”。孙见宋恕出类不凡，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这是一个希圣成贤的读书种子的人生之路。
孙家的玉海楼藏书十万卷，是当时国内著名的藏书楼之一。宋恕有此造化，学问自然深厚有根。1877年后，宋恕随孙锵鸣出游上海、南京等地，对世界大势有了进一步了解，更加发愤读书，希望从中找到御侮排外、振兴国家的药方。
宋恕曾说，他长大成人后，读了李善兰、冈本监辅、冈千仞以及郭嵩焘的文字，知道西方政教风俗几近于唐虞、三代，不禁感慨孔圣人的理想竟在海外实现了。（“素王之志今乃行于海外哉！”）他还回忆说，在他二十岁时，读了欧阳修《日本刀歌》，才晓得我们先人的大道居然出现在日本国。（“始知海外有先王大道尚存之日本国。”）1897年12月，宋恕对朋友说：“中国事事不如古，宜也，治化不日进则日退，故无怪我国之好古。”他得出结论说，我国汉以后的儒学实为“阳儒阴法之学”，“周后明前，儒家兴西，法家炽东，董、韩、苏、程之论，莫不以法乱儒，长夜神州，孤识隐痛。”以至于造成神州长夜，文明退化，故而认为汉以后“阳儒阴法”之学皆不足为法。在宋恕看来，“儒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强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强’。”
第一部分 第35节：才人第七宋恕(2)
宋恕说，中国要想复兴，必须复教，即恢复孔孟之义。但这种复教，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克己复礼，宋恕对儒家典籍并不尊重。《春秋》是集中阐述儒学要义的一部儒学经典著述，《易经》也是孔子极为推崇的儒家经典。宋恕却说：“王介甫谓‘《春秋》
为断烂朝报’，天古卓识！余尝谓‘《周易》为古雅庙签’，与介甫语无意成一巧对。”他认为，礼从人生的需要向强权崇拜的转换——“以法乱儒”是汉儒叔孙通完成的。（“自叔孙通采秦仪，媚汉主，而三代以前君臣相接之礼遂不得复见，赵宋后更盛；而白种诸国君臣相接，犹存古礼，首宜则效。”）
在宋恕的心目中，我国士人心目中的“三代”，在现实中已经跟西方、日本等同。这虽然是很多晚清读书人的想法儿，但可以说只有宋恕有效地把儒学的家国天下转向了全球，即承认理想的社会不仅在遥远的三代，而且在切近相邻的欧美、日本。梁启超称宋为“黎洲以后一天民”，谭嗣同称宋为“卑之犹可后王师”，都看到了宋恕的一个方面。有人认为，宋恕同时代的变法家很少能站在与生活世界等高的共同体上来思考全球秩序的，也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宋恕认识到秦汉以来的中国政制是反人类的。但对宋恕来说，如此认知，并不必然地全然否定我们的儒家文明，也不必变本加厉地抱持儒家原教旨主义。宋恕晚年对朋友说过，夏曾佑贬孔太武断，康有为尊孔也太武断，在他眼里，孔子是一叙述古代中国的政治原理，并且向往天下大同的大志士。
也许因为这些原因，宋恕在当时上层士人心中分量极重。1892年，宋恕抵达天津，李鸿章单独接见，夸奖他是“海内奇才”，让他担任水师学堂汉文教习。甲午战争失败后，宋恕离开天津寓居上海，整理著作，为中国变法寻找理论基础，他说自己永远站在穷人一边（“著书专为世界苦人立言”）。此后，他在上海接触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汪康年、叶瀚等大批维新派人物，并和张焕纶、孙宝瑄、胡惟志、章炳麟等人经常在一起，成为上海维新派的理论核心。孙宝瑄叹其为“旷世之大儒”，并尊之为师，谭嗣同在赠诗里赞为“后王师”。影响历史的《光绪皇帝罪己诏》就是由宋恕起草的。
但宋在历史上的影响显然不及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从一个历史观念的集大成者来说，在为我国变法提供思想资源方面，宋恕的影响也不及康有为、孙中山等人，更无法跟邻国日本的福泽谕吉相比。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用宋恕自己的话来说，庄子曾以为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心死，他老宋则觉得世间最悲哀的莫过于人荒。心死了，流再多再久的血也无动于衷；没有人了，走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一个人才。庄生曰：“哀莫大于心死！”宋恕曰：“悲莫大于人荒！心死之极，流血千龄而不稍动恻；人荒之极，纵横万里而不得一士。”宋恕在我国近代史上特殊的时期，甚至说是豪杰之士辈出的时代，却有“人荒”之叹，跟王照的话如出一辙。（“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
宋恕的感慨也跟英国人密尔的著名问题惊人一致：“这片土地上还有人吗？”这也是宋恕看重历史的原因，历史学家罗志田承认，“宋恕对史学的重视远超过当时其他人。”宋恕给后世人的经验是，学子应用六分之一的时间读经、子、集书，而用六分之五的时间读史书。他的女儿十一岁时才开始识字，每天识四十个字，且解释字义，用《十三经集字》一书，半年后她就能读小说《三国演义》。她读《左传》后就能写几百字的东西，又读《国语》、《史记菁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以至于宋恕的女儿一时在士人中享有盛名，杭州求是书院总理陆太史对宋恕说：“令爱才名久满此间”。1903年，宋恕在上海，认为上海的才女都不及宋昭，说，“合上海及留学日本诸女学生，殆无一人可望瑶之肩背。”
一代大师，救国不成，教女倒有大成，也是很有意思的事了。
第一部分 第36节：牛人第八吴稚晖(1)
牛人第八吴稚晖
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原名朓，后名敬恒。清光绪举人。1901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次年参与创办上海爱国学社。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去法国，参与创办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世纪》。1915年与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1921年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常委。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有《吴稚晖先生合集》。
◎ 冯玉祥骂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不过，没有人不需要吴稚晖，不承认他是一个牛人。孙中山看重他，汪精卫尊重他，蒋介石借重他……他们多次给他官做，他都拒绝了。但当这些人需要他时，他又是“肝脑涂地”地为他们卖命，他给孙中山下跪过，给汪精卫下跪过……这种“成何体统”使汪精卫等人都消受不起，但他似乎做得理所当然。
我国的现代史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阶段，方死方生之际，许多人物带着自己的识见智慧参与历史的大变革，最终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工具。这些人物，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很多人在现代意识和文明理性方面是极为欠缺的。如果不是遇上那么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他们绝对是边缘落魄之人，早就身死名灭了。吴稚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吴稚晖给人的印象总是疯疯癫癫的，他小时候就有疯子之名。无锡人背地里称他“吴疯子”，因为他以圣贤传人、理学卫道者自居。有一次，满族官僚、江苏学政（相当于省教育局长或社科院院长）溥良坐着大轿经过孔庙，在下马碑前没有下轿，恰好被吴稚晖碰见，他就捡起砖块向轿中乱扔，搞得溥良衣帽歪斜，十分狼狈，差役将吴稚晖捉住了。他大声宣称：“南菁书院学生吴稚晖是也!”当时南菁山长是著名经学家黄玄同，这位老夫子对吴稚晖的尊孔精神颇为欣赏，从轻发落，只给予羁押三天、游街示众的处罚。溥良也怕事情闹开去会有“非圣蔑贤”的坏名声，只好说了几句严加管教之类的话，便不再深究了。这样的事多了，疯子的名声也就传开了。
第一部分 第37节：牛人第八吴稚晖(2)
戊戌变法后，吴稚晖的尊孔忠君思想发生了大变化，一变而成了江南维新派的活跃分子。吴稚晖因此在国内待不下去，他就东渡日本考入了高等师范学院。
1902年，蔡锷等九人自费留学，欲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清廷驻日公使蔡钧是个顽固守旧派，不肯给蔡锷等维新人物作保。吴稚晖、孙叔方等率领留学生二十人到公使馆静坐。蔡钧非但不允，还要求日本警察厅以妨害治安罪逮捕吴、孙等人。日警方判处“递解回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吴孙事件”。吴稚晖愤怒不已，留下绝命书，在登轮时跳入海中，以死抗议，幸被救出。梁启超为此在《清议报》著文道：“吴君之被逮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利权思想。”以后，吴稚晖和蔡元培等人一起创立“爱国学社”、创办《苏报》，鼓吹革命。
但吴稚晖的革命又多半是无政府主义式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听过吴的演讲：“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西太后），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众听了都大笑。但吴稚晖的革命到“三民主义”为止，他攻击马克思主义，也是用那种“嬉皮笑脸”式的反智语言，他用“什么马克思牛克思”一句话就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即使吴稚晖成了国民党元老，他在众人的眼里都是一个异类，一个疯癫怪人。1927年，在中共特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报告蒋介石的方针及中共对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时说，蒋“最秘密的还是五老会议，是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
不过，没有人不需要吴稚晖，不承认他是一个牛人。孙中山看重他，汪精卫尊重他，蒋介石借重他……他们多次给他官做，他都拒绝了。但当这些人需要他时，他又是“肝脑涂地”地为他们卖命，他给孙中山下跪过，给汪精卫下跪过……这种“成何体统”使汪精卫等人都消受不起，但他似乎做得理所当然。
这个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一生官衔多得数不清：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等。他曾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
实际上，他内心里自视极高。他自比汉之张良，以为自己能够辅佐一个人开百代基业。1927年3月6日，吴稚晖晤见陈独秀。吴对陈说：“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联代表越飞在广州晤孙总理言，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解，二百年尚嫌不足。”陈独秀笑其太迂，吴稚晖说：“急切轻挂招牌，只是赝鼎。”陈问吴稚晖：“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吗？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于是吴追问陈独秀：“你定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不加迟疑地回答：“二十年。”吴大为惊骇：“由此，国民党只剩下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吴说完后脸色难堪，大概由此坚定了他要帮蒋介石“清共”的决心。以至于后来冯玉祥骂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这个牛人自始至终有上不了台面的自知之明。即使抗战时期，他骂汪精卫等人的叛国也语俗如市井泼妇，他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他说自己：“我不过是一个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这么一个自比张良、刘姥姥式的人物，在现代史上占有重重的一笔。胡适称他是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举荐他为“世纪伟人”。他一生清廉，自奉甚俭，待人却是慷慨的。生活困难者，他周济；无力升学的，他资助。有人劝他少管些闲事，他说：“我是乙丑牛（1865年为农历乙丑年），还债牛。前世欠的债，今世来还呀!”
这么一个牛人现世，真是时也，命也。
第一部分 第38节：悲人第九光光绪(1)
悲人第九光光绪
苦命的英雄皇帝
光绪（1871~1908），即爱新觉罗?载湉。清代皇帝，庙号德宗，年号光绪，1875-1908年在位。即位时仅四岁，由慈禧“垂帘听政”。1887年亲政，仍由太后“训政”。1889年
“撤帘归政”，实权仍由慈禧太后掌握。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亟思有所作为，采纳维新派的主张，于1898年6月11日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颁行新政，引起守旧派嫉视。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再出“训政”，他被幽禁于瀛台。1908年11月14日他先慈禧一日死去。
◎有人认为他是天才，有人认为他是低能儿，有人认为他是笨蛋。
◎他可以像恺撒那样生气勃勃地大笔一挥……引进中国人所想到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改革。
◎然而他却在一个女人面前落荒而逃，像逃避恶鬼那样害怕。
光绪皇帝的命很苦。历史学家一向以不动情为人称道，但黎东方说，“光绪是中国历史上最苦命的皇帝之一，从进宫到囚禁，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向慈禧长跪。”后人分析，光绪跟慈禧一样好强争胜，只是他不幸遇到了慈禧，从小就被慈禧管教，而无法无能逃脱慈禧的手掌心。有节义之言行的太监寇连材说过，慈禧从没给过光绪好脸色。
这个苦命的皇帝从小生活在皇宫之中，却像寄人篱下一样。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主。到他十几岁亲政时，霸道的慈禧甚至不让他有挑选后妃的权力。以至于历史学家们数出他一生的七八处大苦。跟康熙不同，康熙八岁亲政，虽有顾命大臣，但皇宫中还是可以做主的；到他准备铲除统治障碍时，宫中太监们跟他团结一心；康熙可以立威，可以培养自己的班底。光绪自始至终是一个孤家寡人，他只能示弱，没有力量，没有基础，以至于有人以为他是低能儿，是笨蛋，是窝囊废。
但这个受翁同龢、夏同善等儒生教育过的皇帝却有着刚强的心性，有着天下苍生担荷一身的意识；因此，一遇机会，他就争取表达自己的个性。比如他亲政后不久，就发布了一份措辞十分严厉的上谕，要求善待传教士。这里面他说了以下一些话：“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是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本可相安。”
第一部分 第39节：悲人第九光光绪(2)
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农民造反以后，清不得不放下身段，进行体制改革，这就是由地方大员率先发起的洋务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很快取得了成效，这就是朝野称道的“同光中兴”。与国际接轨，也使清朝有了世界一流装备的海军。但只有少数人明白，仅仅在外观装备、社会基础设施等经济领域的改革无济于事，不进行政治意义的变法，中国仍是一个传统文化主导的国家，在现代化列强面前既无文明可言，也不堪一击。商战不用说了，就是军战，也很快得到了检验，甲午海战，拥有一流装备的海军被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这种败于朝贡自家的蕞尔小国的经验，较之败于西方列强是更大的耻辱。
光绪本来是跟师傅翁同龢等清流派站在一起的主战者，经此战败，他很快明白体制滞后的恶果，“非变法不能立国”，何况作为一国之尊，权柄用起来如此不顺手，不得意。因此，当康有为等体制边缘的士子们上书，要求变法时，他开始同情并支持变法派。
余英时说，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需乞援于康有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推行从上到下的政治改革？他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分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做政治权力的核心，戊戌变法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喜剧色彩的悲剧。邓小平就说过，改革就是革命。由此可知，在光绪无能借重朝中清浊势力，只能依靠部门下层官员和边缘士子来变法时，他实际上是孤胆地实施了一场革命。余英时说得有道理，但他没有分析一个掌握了国家名器的理想主义者的心理。光绪确实一无所有，但他拥有名。
光绪绝不是一个忽略细节的人，但他同时明白自己不只是活在形格势禁的皇宫之中。从光绪小时候写的诗中可以知道，他从小就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活在天下，活在历史里。《马关条约》签订数天后，光绪即明发朱谕，宣示批准合约之苦衷，求“天下臣民皆当共谅”，“我君沉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
但从甲午战败到变法之间，仍有三年的时间。这三年里，康有为呼吁变法的声浪越来越强，并波及体制内高官，他的强学会也得到了朝廷要员文廷式、张之洞们的支持。这三年里，光绪自己则恶补了西方的器物制度一课。当时的外国人注意到这一点，同情地强调说：“有人认为他是天才，有人认为他是低能儿，有人认为他是笨蛋。我们不妨假定他并不聪明，我们不妨将他视为低能儿，那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让人把每一种巧妙的玩具以及每一种过去二三十年内除X光和液态空气之外的神奇而有用的发明和发现都带进宫里去？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买有关外国知识的每一本中文书，直至他被废黜？我们不妨说说看，为什么一个低能儿要在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时间里把所有这些外国书买了来在一无帮助、二无助手、三无导师的情况下悉心研读，然后开始颁发一系列东方君主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所能颁发的最引人注意的诏书？我们不妨解释一下，一个低能儿怎么能在他两三个月的诏书中把过去十年进行重大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原则全都包括了进去？”
第一部分 第40节：悲人第九光光绪(3)
到了1898年，康有为再次上书要求变法，光绪看看慈禧的脸色，开始从示弱走上自主了。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八月初六）慈禧发动政变，共计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在百日维新中，前后发布变法命令一百一十多道。中国的后生学者感慨，在变法的短短一百天之内，这个曾经的窝囊废，一变而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悲剧色彩的正面英雄。当然，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外国观察家如此看待他的权柄：“天才的那些个心血来潮及其相应的优缺点他全都有。他可以像恺撒那样生气勃勃地大笔一挥，威胁他的大总督，罢免他主要的保守派官员，引进中国人所想到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改革。”又如此看待他和慈禧的关系：“然而他却在一个女人面前落荒而逃，像逃避恶鬼那样害怕。”
历史学家范文澜说：“短期内给予人民相当充分的民权自由是维新运动的最大成绩。”变法运动很快失败，皇帝被囚，康梁等变法者或流亡国外，或喋血菜市口。一个政权的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私利，丝毫不肯让步于从上至下的改革，它就只能等待历史的报复了。
这种报复如此之快，不到两年，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在侵占北京之前，光绪有“留京以镇人心之意”，慈禧太后却挟其逃往西安，使得朝廷蒙难而光荣的机会再次丧失。这种报复如此之快，不到三年，慈禧即以光绪的名义宣布新政，但此时清廷的任何表演已经失去了意义。随后的立宪改革更让天下臣民放弃了最后一分幻想，天下臣民，早已从子民的观念跃进到国民意识。
而无论医生、学者、官员如何数说光绪的心理生理病痛，他的无能无知的一面，但光绪做了自己所能做的，因此他死后，人们谥他为“德宗”。当时中国最早最西化的知识分子容闳写道：“后人之读清史者，必将许其为爱国之君，且为爱国之维新党。”今天的人们更把他看成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李书磊说：“光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慈禧这样的妇人之手，却仍然保持着这样的血性与雄壮，能以二十八岁的经历率领一群新进的文人同强大得多的势力决战，正昭示了中国文明不息的生机。因为他是皇帝，人们在革命后的时代不愿言及他在变法中的主角地位，人们甚至羞于提到他的作用。因此我在这篇戊戌百年的祭文中要格外地称念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爱新觉罗?载湉的名字，以还他应有的荣耀。”
光绪是当之无愧的。
第一部分 第41节：寡人第十吴虞(1)
寡人第十吴虞
人格分裂不可理喻
吴虞（1872~1949）四川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区西北）人，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1905年留学日本政法大学。1907年回国。辛亥革命后，任《西成报》总编辑、《公论日报》主笔、《四川政治公报》主编。五四运动前后，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吃人和礼教》、《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章，大力抨击旧礼教和封建文化。1921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1933年遭尊孔复古派打击，被迫离职。著有《吴虞文集》及诗集《秋水集》。
◎有些非常进步，甚至为历史作过贡献的人，可能是一个不齿于众口之人。
◎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他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
生活中有很多人是很分裂的。如果以历史主义或进步史观来看这些人，得出的结论往往会与人们的真实感受天差地别。比如林纾先生，可能给人的印象是非常真诚的读书人，但在历史主义者看来，他是一个遗老的角色，甚至是反动的。而有些非常进步，甚至为历史作过贡献的人，可能是一个不齿于众口之人。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吴虞就是这样一个人格分裂的小人。
读书期间，吴虞即有迥异于常人之处，据说，他当时就“淡于希世，不事科举”，时人戏称为吴山人。今天我们在社会上还能看到这类读书人，他们一有所得，即为世人所宠，愈宠愈骄，逸出常轨，个性发扬得不可收拾。
吴虞从日本学成归国，回到成都，不时“鼓吹”非儒学说，尤其是非孝非礼的言论，与早年的老师思想上亦渐有隔膜。据说，他曾在廖平主持的国学院教书，一次上课，廖坐在门外旁听。下课后廖平问他：“你有多大本事，敢非礼非孝？”吴回答：“这都是古人早就说过的，又不是我的创见。”
搞笑的是，吴虞自己行事极为专制。他在日本时，写回四川的家信，从吃饭、用钱到读书，都有一套规矩。他根据某人每日自用半斤肉、家人除牙祭外不吃肉为例，从日本对家中吃肉分配法做了遥控。吴虞规定说：“今我既不在家，则香祖（吴妻）日用半斤，余人或牙祭日与肉稍丰，平时则诸人每日共肉四两足矣，不能过此数也。”又加注说，“若半斤肉已足，则四两肉之钱可以归入牙祭内，而牙祭可节省也。”
很难指望这样的人能跟别人搞好关系。而这种生活上的灾难他会轻易地转化到观念上去。他跟父亲的关系不好，以至于成为仇敌。如1911年11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魔鬼一早下乡。心术之坏如此，亦孔教之力也。”父子二人以打官司来争夺家产，当吴虞胜诉后，他在日记中发泄说：“大吉大利，老魔迁出，月给二十元。”“余愤且悲，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孙也！”吴虞父亲死后，他写信给住宿学校的两个女儿，“告以老魔径赴阴司告状去矣！”
吴虞的为人和言论在当时的成都受到抵制，教育界诸多人士联名宣言攻击他，将他视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但此时的吴虞已有全国影响，危难之际，北京大学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吴虞到北大任教，跟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交往，但他显然跟那个新鲜的、充满朝气的人际圈子格格不入。他的自私、专制、封建守旧性格开始暴露。
第一部分 第42节：寡人第十吴虞(2)
吴虞父女的矛盾，就像是当年他跟父亲的矛盾一样不可调和。在家庭纠纷面前，吴虞总是抱怨别人不为他着想。他在日记中说自己的女儿：“玉方不甚解事，字尤恶劣，以此程度来京留学，将来未知何如，恐徒累老人耳。”他对骨肉亲情的认知是：“当自觉悟，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
吴虞在北京的生活极为优裕，月薪二百大洋且广有田产，但他拒绝出钱供女儿读书，以至于女儿要革他的命。吴虞自己则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跟年轻人一起多次逛妓院，恬不知耻到一边给亲友写信调查他妻子是否“出门应酬”，一边服壮阳药逛妓院。为了赢得妓女娇寓的欢心，他写了几十首《赠娇寓》，一边印成诗单供妓院散发，一边投稿《顺天时报》等报纸公开发表。别人的荒唐生活也成了他多情多欲的理由，如他在日记中写道：“据云，胡适之在济南，曾叫姑娘条子。颜任光逛窑子与学生冲突。中大教员余同甲亦然……”这样的人，学生对他渐渐不再信任，就是新文化的同仁也极为不满，他最后只好仍回到成都。
但吴虞有悖人情的丑事还没完结。他有妻有妾，除了两个女儿外，未生一子，求子心切的吴虞不仅求巫问卜，留须求子，还在五十九岁时纳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妾，此举令吴虞身份尽失，无论新老人物都对他大肆攻击，社会上流言四起；再加上吴虞家庭专制，女儿也看不起他，父女关系极僵。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寂寞的。
但这样的人有幸进入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弄潮。他写的文章确实影响了当时新旧两派的论战，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等文章，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俨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历史学家唐振常一生研究吴虞最力，他说吴虞“侧身新文化运动，功在反儒，他反儒的核心，在于非孝”。
从这些评价里，我们看到进步史观的局限。他们都从司马迁那种人性史观的立场上后退一步，以进步观念来看待活生生的个人，而遮蔽了个人的善恶是非美丑。从吴虞的一生看，他只是躬逢新文化革命盛时，他自己并没有多少才学。胡适夸说吴虞“以西方法学思想来剖析中国社会”，有论者说，这“只是英雄欺人之语，并不确切”。
第二部分 第43节：军人第十一吴佩孚(1)
军人第十一吴佩孚
秀才武夫，学者军阀
吴佩孚（1874~1939）直系军阀首领。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1898年投军，曾任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下管带，第三师团、旅、师长。1919年五四运动时，以“爱国军人”的姿态，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巡阅使。1923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系打败。1926年其主力在湖北被国民革命军打败。1927年辗转至四川。抗日战争爆发后，拒绝出任伪职。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我国近代社会的转型，用中外观察家们的话说，是一次后发性的、应激性的转型。这一转型有很多的比喻说明，铁屋中的呐喊，木乃伊复活，凤凰涅槃，等等，较准确的说法是，由于一个自足的文明传统有了强大的参照和开放，其自足的全面滞后不言而喻，它必须自新自改革。这就是延续到今天的现代转型历史。
这个转型的历史，又是不断认知和变易认知的历史，以今日之我否昨日之我。马克思说对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因此，尽管有器物的拿来主义、建筑的美式欧化，衣食住行的与时俱进，但在后来者的眼里，尤其是文明人心中，我国近现代转型中的衣冠人物制度实在如传统文明一样，大多只具有入博物馆供人参观的价值；另一方面，尽管有失败、有牺牲，那些仍超乎个人名利之上的理想、人格成就，甚至那些显得愚忠的信徒们，都给了后人长久的感念。在转型的历史人物中，最可恨、可笑、可怜，又最为悲壮诡怪的，莫过于军人武夫们的人生。
由家族天下的八旗兵，到地方团练，到新军，到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兵匪军阀混一，到党国党军，我国军队的现代化、国家化至今艰难。尽管团练、党军都先后实现了装备器物的与时俱进，但费正清的话仍道出了我国军人的共性。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以悲悯的笔调写道：“这二百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们和他们那些步履蹒跚的队伍，在1916－1928年这些军阀年头代表了什么东西啊？第一，现代武器的优越性，一个人口过剩国家的黩武主义，在这样的国家中武备的扩展超越了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第二，老的绅士、商人、官吏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政治组织基础上团结起来。第三，正当民族主义似乎取得胜利的时候，全国的振奋能力却处于低潮。”
在这二百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们中，吴佩孚大概是少数值得后人纪念的人之一。他是承先启后的人，在他之前，有跟他一样的曾国藩、李鸿章等儒将、书生将军，在他之后，有蒋介石等现代性更强的军人。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出身小商人家庭，少年丧父。二十二岁中秀才，却因“得罪当地豪绅，被革去功名”。吴通过科举考试飞黄腾达的梦想破灭。他跑到北京，以占卦算命、卖字为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投天津淮军聂士诚部，当勤务兵；同年入开平武备学堂步兵班学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回部队任后路炮队队官。庚子事变时，所在部队被袁世凯收编，再进北洋参谋处测绘学堂，以第一名毕业。1904年，日、俄为抢夺我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发生战争，他入选中日合组的侦探队，被派任日方间谍，化装成肩挑小贩，冒险混入俄军地盘刺探情报，立了军功；因敢作敢为而被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看上，两年后，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任北洋军第三镇第十一标第一营管带，带兵剿匪显露才能，深受曹锟器重。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吴佩孚跟随第三镇统制曹锟镇压山西革命军，升为第三标标统（翌年改称第三团，吴任团长），1914年升任第六旅旅长。袁称帝期间，入川镇压护国军，再获嘉奖，被擢为师长。他因“深知袁氏躬行非义，必无善果”，劝曹锟一面与袁虚与委蛇，一面与反袁势力暗通款曲，以待时局之变。
第二部分 第44节：军人第十一吴佩孚(2)
袁世凯死后，张勋再次搅动北京政府政局，率辫子军进京复辟，“再造共和”的北洋军人们与张勋对抗。其中，吴佩孚带兵与张勋部战于丰台、天坛，获全胜。国体再度从帝制转为共和制，但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天坛宪法”等国体的大经大法都已如同废纸。段祺瑞领衔内阁，迭令各省取消独立服从中央，南方军阀不服，孙中山利用南方军阀发起“护法运动”，段祺瑞命令大军南征，以期“武力统一”，其中最锐者，即吴佩孚的陆军第三师。吴佩孚随曹锟出师讨伐南方，任前敌总指挥，在湖南岳阳、长沙等地与护法军作战，连克重镇，时称“常胜将军”。
在当时人眼中，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因为南方仍做革命大梦的孙中山没有实力，有实力的云南、广西、广东军阀们各有算盘，历史几乎不用假设：只要吴佩孚一声令下，他的大军即可底定三湘并进而荡平粤桂两省，北京政府“武力统一”的梦想则指日可待！为了笼络吴佩孚，段祺瑞亲往前线劳军，于1918年6月破格授予吴“孚威将军”衔。但是，担任代理总统的直系首领冯国璋与皖系总理段祺瑞争权夺利，吴佩孚附和冯国璋，与段祺瑞相对抗。在捷报频传之际，吴反而突然按兵不动。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失败，他在5月即宣布辞去南方军政府的大元帅职，孙在辞电中说下他一生中最好的名言之一：军阀“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但时人更欣赏的是吴佩孚，1918年8月，吴佩孚息兵湖南衡阳，他发出通电，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南北议和，所谓“罢兵主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电报技术引入我国。但直到帝制与共和、中央与地方拉锯战的时代，电报才大派用场，通电成为军政大员们政治表态最好的工具。在影响当政者决策国是方面，军界诸侯的表态往往比学生的游行和教授的演讲更有分量。在这些通电中，吴佩孚的通电是一二百军阀中最为可圈点的通电了，他的通电出来，总是能够为他带来广泛的声誉。他为北京政府立下大功，大军盘踞中原两湖一带，但他罢兵主和的理由却让任何人挑不出理由：“阋墙煮豆，何敢言功？”“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
北京政府为吴的罢兵猜测不已，吴又公开宣布自己的“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他后来实践了自己的做人原则。吴的政治生命是微妙的，也是注定了的。他是秀才出身，不及曾国藩能够“内圣外王”，又没有李鸿章的条件，有一个大清王朝的平台可依托可施展。他的上面也是军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没有曾国藩、大清王朝、孙中山那样政统、道统意识强大的力量为依靠，他就只能如传统的军人关羽、岳飞那样为主尽忠，主公不行，他就只能以亚父、更准确地说是以长子自居行权独裁。虽然他只是冯国璋、曹锟派系下的一个师长，但这种行权使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全国军政界的新星。
第二部分 第45节：军人第十一吴佩孚(3)
1919年，巴黎和会，列强瓜分我国的条约出台，五四运动爆发，国人中呼吁拒签和约的，是知识阶级和一般民众。而北京政府担忧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大都主张接受这一条约。不到一周时间即5月9日，远在湖南衡山的吴佩孚发言，这个“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的区区师长，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民草击钟，经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吴被舆论誉为“爱国将军”。数日后，吴佩孚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主张取消中日密约。那些手握重兵把守各地的督军、省长们，也因此纷纷致电政府，表达爱国热情，措词强硬地要求拒签“和约”。同年12月，冯国璋病死，吴佩孚成为地位仅次于曹锟的直系军阀首领。
1920年5月，吴佩孚不听段祺瑞的命令，自衡阳领兵北撤，随后通电反对皖系“安福俱乐部”把持政权。他的通电是：“全国之大，能否尽为一人所盘踞？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要求大总统徐世昌罢黜段祺瑞内阁。7月，直皖战起，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大败皖军，段祺瑞政府倒台，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吴的通电游戏使得徐世昌总统叮嘱手下人：吴佩孚的态度不可不考虑。
吴的军人造反颠覆了政府，按后来人们的史评，吴佩孚的这一举动标志着北洋军阀公开分裂，多数论者认为这是一场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战争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削弱了北洋军阀，外交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对华的侵略政策，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独立和进步。但他通电谦称：“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
直奉系掌权，吴佩孚在北京出任陆军总长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但他只在北京落了落脚，即引兵回到洛阳。他功成身退，只是出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一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军部间谍铃木贞一为此佩服说：“我认为吴佩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获胜的中国将军都是进入北京大逞威风，但吴佩孚却不声不响径自领兵回到河南洛阳。”
但人人都知道吴佩孚此时已是北京政府内阁的灵魂，他人虽远避豫西，却又让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国策小至人事安排，无不频繁请教于他。当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拟拆除紫禁城三大殿——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时，吴佩孚通电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当各报刊登载了吴氏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故宫三大殿幸免一劫。
第二部分 第46节：军人第十一吴佩孚(4)
直奉的蜜月期很短，不到两年，直奉反目，于1922年4月开战。吴佩孚的讨奉通电名言是：“大诰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虽然奉系张作霖在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上有明显的优势，但吴佩孚的直系军队神速地击败了奉军。奉张退居东北后，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首要人物，直系随即独霸北京政权，进入全盛时期。接着，曹、吴逼徐世昌下台，恢复旧国会；再邀已被废黜五年的前副总统黎元洪复职，却不给他实权，后来干脆把黎赶出北京。1923年，曹锟花费约一千三百五十万元，当上“贿选”总统，吴为此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他力主“废督裁兵”，而各地方实力派坚持“联省自治”；于是吴打起当年自己曾公开反对的“武力统一”旗号，在洛阳埋头练兵。
吴佩孚的势力引起国际瞩目。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他一度被公认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且博得了“爱国进步”之名。不仅英、美等列强对他“争相结纳”，吴可能是最早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而且他也获得苏联的青睐，以为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有望，因为吴不唯抗日，且主张召开包括工人在内的国民大会。1924年，在他五十寿庆之时，正是权势鼎盛之日，各地的军政要人和文化名人、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云集洛阳，清废帝溥仪也派出其“摄政王”前来祝贺。连曾名震朝野的维新派首领、著名学者康有为也大拍马屁，献寿联云：“牧野鹰扬，百岁功勋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及李大钊等，都做过争取他的工作。1922年，在越飞会见孙中山前，他寄望于吴佩孚：“……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待越飞的军事顾问格克尔将军自洛阳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斯大林拍发了“绝密”级的电报：“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苏联的政治局为此有决议说：“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要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像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吴佩孚的行动会造成有利的局面，必须加以利用。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
第二部分 第47节：军人第十一吴佩孚(5)
这种蜜月同样短暂。虽然“劳工神圣”的旗帜一度堂而皇之地挂在直系控制下的京汉、陇海铁路沿线的要埠大街上，但吴佩孚镇压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苏联曾不改初衷支持吴；直至吴对苏军驻扎外蒙和中东路主权问题的态度越来越强硬，特别是1924年9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冯玉祥倒戈而惨败于张作霖，苏联人才放弃对吴佩孚的争取。
即使最有军事才能的军阀吴佩孚也避免不了为时代所弃的命运，他虽然仍多次跟其他军阀分分合合，挂过若干头衔；也曾东山再起，报了冯玉祥一箭之仇，但已是强弩之末。虽然吴佩孚有着革命军人少有的文才，但他仍敌不过文明转型中的意识形态。军阀和他们步履蹒跚的军队势力开始让位于新兴的革命军队，孙中山的党军显示出威力。1926年秋，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盘踞中原的“常胜将军”吴佩孚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亲手枪杀了几名后退的官兵，然而吴抵挡不住革命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他的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他大势已去，可是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他也没有多少钱，他只有在国内辗转流亡。
吴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既不像其他大多数军阀那样一心求利求地盘，又不像国民革命军那样师法欧美文明的精神。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传统得陈旧了，虽然他的坚守可敬。他早就说过：“英雄并不以成败定义，本人既以关、岳为立身行事的楷模，所以在行为上一不爱财，二不好色，三不怕死。本人志在春秋，为国家民族，不惜肝脑涂地。”但有着革命意志的党军硬软实力都高于军阀不说，即使吴以儒将自居，他仍是一个视苍生如刍狗的卫道士，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愚忠儒者：他对其他军阀毫不手软，却又如宋襄公一样假仁义道学。冯玉祥叛变、形势危急之际，他的顾问焦急地请其应付危局，他却大谈“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坚称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叛将讨饶，他不宽恕容纳，冯氏的国民军发动第二次政变后，满以为驱逐了段祺瑞会使吴佩孚高兴，通电全军投靠吴氏门下，吹捧“吴玉帅”有“命世之才”，表示：“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但他接到通电后，只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逼得冯玉祥再次背叛。
无论外力是否可借，他也不稍加利用，英美、苏联、日本都曾想支持他，他都拒绝了。当吴在最潦倒落魄的时候，日本第一遣外舰队总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佐藤秀大佐率将佐十五六人由宜昌乘小型舰到白帝城，专诚拜访落魄的吴大帅，表示：一、愿供给私人借款一百万；二、愿赠步枪十万支，小炮五百门，机关枪二千挺连同弹药，由小型舰艇运来白帝城。这对于有意东山再起的人自然是一个大诱惑。可是对吴佩孚这位硬汉，则毫不起作用。吴义正词严地对日本人说：“过去我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是不在于枪炮和金钱，我如果愿意借外债，引外援，何必待到今日？中国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贵国贵官的盛意我是不会承受的。”
第二部分 第48节：军人第十一吴佩孚(6)
这个一根筋式的儒将呼吁过“国民大会”。他初登政坛就主张，立即举行“国民大会”——今后所有国事，悉由国民大会定夺！国民大会的代表由农、工、商、学四界组成，自下而上推选，由省至中央，这便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似乎吴佩孚把民众的福祉放在心头，但他对芸芸众生的命运不屑一顾。1921年与湘军打仗时竟下令掘开簰州的长江大堤，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葬身鱼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自由、人权举行大罢工，他残酷地镇压，制造了著名的“二?七”大惨案。
吴的失势使得墙倒众人推。他与南方为敌，北方的军阀无他容身之地。只好带部下入川，那个过程九死一生。尤其是张其锽之死以及偷渡襄河的枪战，使得跟随他的夫人张氏印象恐怖，当时有投襄河自尽之意，经吴佩孚百般劝阻，其意始解。此后跋涉穷乡僻壤，吴虽泰然，但有内顾之忧。据说，张氏夫人曾一再向吴表示，受不了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纵不求死，但愿削发为尼。且劝吴从此下野，不问世事，入名山为僧以保余年，泪随声下，吴亦为之动容。吴的感慨可从他两句诗中道出：“生死两难悲末路，夫妻垂老泣牛衣。”
但他的个性丝毫不改。1927年5月27日，他率卫队逃去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时，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他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地方士绅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即席撰写了多首（副）诗联。在赠给乡绅杨星如的诗中，有“天落泪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之句，仿佛他跟军阀属于两类人似的。在土匪军阀的围追堵截中，吴佩孚的亲信卫队死伤惨重。他只能从鄂北的小路入川。当时杨森部已由宜昌退巴东，吴乃选择取道保康、秭归、兴山入川，这是一条荒僻山路，除了土匪，人迹罕到，有时无路可走，须从这座山头翻到那座山头，仰攀俯爬，艰难有如三国时邓艾偷渡阴平，有时以草根树皮果腹。蜀道难于上青天，吴佩孚这时可说是已经亲身经历了。他到四川发表了不问世事、表明心迹的通电：“万县杨惠弟鉴：举世滔滔，乱靡有届，欲资游憩，名胜为宜。因念蜀中山水，半属旧游，而蜀中将士又皆旧雨，业于号日间道抵夔，暂憩此间，专事徜徉，不闻理乱。甫澄、积之、晋康、自干、德祥、颂尧诸兄处及各师旅长等，乞弟为之道意。一俟秋凉，溯江而上，再续旧欢。特电奉达，即希注察。小兄吴佩孚。号。印。”由此开始了他和部下在川康甘青等地的寄食生涯。
第二部分 第49节：军人第十一吴佩孚(7)
他的寄食生活是可怜可笑的，他带着一批亲信在各地转悠，主人或士绅多有以为他会东山再起，而进行巴结者。也有最终看穿他不过是带着一批落魄族众到处打秋风而已。1928年，吴佩孚五十五岁生日，离他的五十大寿只有五年，仅仅五年之间，他已经从国内军政的视野里消失。他住在大竹县，虽然当地军民给他大办生日宴，热闹非常，但在大竹打秋风将近一年，当地驻军托地方士绅向吴佩孚提出将枪支送给他们用，吴佩孚慨然允诺，将二百八十多支枪和三万余发子弹，送给当地驻军，只留了十几支手枪，吴佩孚怕卫队官兵在心理上发生疑虑，还召集全体讲话，说咱们这里住军民对咱都客气，也很安全，咱这武器也没用处，不如送给他们落个人情等语。这个人情送了，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实力，也没有财富了。他见识了各种眼色、难堪，但他的内心是自足的，他作了大量的诗，据说仍有唐人气象，人穷气不短。他到四川的自题诗是：“曾统貉貅百万兵，身衰蜀道苦长征。疏狂竟误英雄业，患难偏增伉俪情。楚帐悲歌驻不逝，巫云凄咽雁孤鸣。匈奴未灭家何在，望断秋风白帝城。”
他在四川写下一幅名联：“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进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文史专家陈登原曾有《杂书吴佩孚事》，记录他打秋风的生活。人情世故也好、时局变迁也好，都不在他的关注内，他要的只是带着部下活着，而且他自己要养尊处优地活着。为此他不断地为各地接待，被人看穿后又不断地被驱赶。他的惨状大概只比金庸小说中的慕容复落魄时稍好一些。
好在他进入过权力的巅峰境地，即使落魄，仍有不少部旧、同僚接济他，在川康等地要饭似的过了几年。1931年，吴佩孚应张学良之邀，定居北平，那时“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张学良以子侄辈的身份邀他做客，吴佩孚见面就质问:“沈阳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张学良脸色当时就变了:“我有中央命令。”“有命令也不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真丢你老父的脸。”吴佩孚甩开衣袖接着说:“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经竖起来了！”张学良是时有苦难言，只得毕恭毕敬地说:“玉帅骂得对，我确是给父亲丢脸了。”张学良开始供养他，每月送他四千元。
他的气节有目共睹。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溥仪搞伪满洲国，他当即通电反对。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搞华北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愤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加以拒绝。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要他出任北平维持会会长，他也俨然拒之。1938年日本侵略者决定把华北伪政府和伪南京政府合并为一个汉奸政权，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又要拉吴佩孚做“中国王”，吴佩孚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去。”日本人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他，放下打印稿，一字一句地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
第二部分 第50节：军人第十一吴佩孚(8)
1939年底，吴佩孚暴死。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对吴佩孚之死，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是这样评价吴佩孚的，“子玉先生的品格，不论你政见如何，都是应该表示钦佩的。”中共元老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陪都的报纸上，更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北洋政府时期数以百计的大小军阀，大多数出身行伍，唯吴佩孚以“秀才”著称。海外史家则称他是“学者军阀”和“至死都是儒家制度与价值观的一位颇具口才的辩护士”。如前所说，他是承前启后的军人，他的迂腐、僵化、愚忠使得他不及之前的曾、左、李一代将帅，又不及后来的蒋介石等新兴军人，儒家文化或说我们的传统文明封闭太久，被强行打开后，见光死去，或如木乃伊因风而散，封闭中的文明大墓中站着的数百个军阀们在不可知的命运之手牵引下打打杀杀，中间只是出了吴佩孚这样在外人眼里还像有个人样的人。可以说为儒家文化殉道者是如此稀罕可怜，令人欷?感叹！
第二部分 第51节：畸人第十二杨度(1)
畸人第十二杨度
世间仍有杨皙子
杨度（1875~1931）湖南湘潭人，字皙子，号虎公。王闿运门生。1902年留学日本，被选为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与杨笃生等人创刊《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1914年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1922年起投向孙中山。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曾多方营救。1930年参加鲁迅等组织的自由大同盟及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团体。今辑有《杨度集》。
◎杨度的一生是丰富的，但这种投机式的丰富是一种人格不成熟的表现，是启蒙思想家们判断的无特操的表现。
◎ 这样的中国人是很多的。他们聪明绝顶，任何主义、理论，他们都知之甚详，谈论起来头头是道，但他们很少立足于社会的某种实际，他们过于相信术，过于相信势力。
表字皙子的杨度是近代史上一个极为特别的人物。今天的人们从当代史的眼光看，很难理解他，以为他是一个怪人。但这个人实在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个缩影，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在心智上跟杨度没有太大的差别。
杨度的人生多非正经通途，他幼小失怙，过继给大伯才有了读书的机会。他聪明好学，不循规矩，使老师王闿运对他优待有加，可以玩笑相处，甚至称他为杨贤子。他跟王闿运学帝王之学，后又醉心于新学。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中了一等第二名，不幸到手的功名转瞬即失，他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开始联络结交各类人士。如托人认识了孙中山，他不赞成革命，主张“君主立宪”，但他跟孙先生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
1905年，清政府准备立宪，五大臣出洋考察，他们到欧美日等地走了趟，为交差，请杨度捉刀代笔，写考察报告。杨度除了日本，也没去过他国，但他却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从此，杨暴得大名，中国政界的高层都知道中国还有一个“懂法”的杨度。
1907年，袁世凯、张之洞向清廷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样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就平步青云，进入了政府高层视野。清政府的许多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政府要搞法治，依法治国，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为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宪法讲座。如此一来，他跟许多满洲亲贵拉上了关系。
袁世凯被罢免，一时大家都以为袁的政治前途结束了，袁的很多朋友不敢与袁来往，杨度却为袁世凯通消息，成为袁的重要谋士。这种“烧冷灶”的行为也有意思，有人说他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纵横家的作风，有人说他深谋远虑。但跟他的老师王闿运相比，他的投机色彩明显重于王闿运，王内心自视极高，虽谋帝王术却要跟帝王平起平坐，至少人格上不输于帝王。在此种心态下，王闿运的投机就总是要打些折扣，章太炎称他“狡猾”而非投机。但杨度明显用力过猛，当他在袁世凯那里活动空间有限时，他就又把希望寄托到袁的儿子身上，为的是要做成“洪宪第一功臣”。他的这种帮忙不帮闲的自许自然落空，他不得不到处帮闲。
第二部分 第52节：畸人第十二杨度(2)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杨度作为第一要犯被通缉。他因此年纪轻轻就声称“好佛”，似乎有信仰，有出世之情，但他其实仍在各种民国要人猛人之间活动。比如他能说动张宗昌不要枪毙大记者林白水，虽然林仍不免一死。
杨度的一生都显得与正轨格格不入。他在晚年除想加入孙中山的国民党外，还做了两件惊世骇俗的事。一是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做清客，这在当时即为人侧目；另一件事是，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事直到周恩来临去世前才透露。
杨度的一生是丰富的，但这种投机式的丰富是一种人格不成熟的表现，是启蒙思想家们判断的无特操的表现。也因此，杨度参与了中国近代的历史，甚至参与了不少看似“进步”的力量，但他并没有贡献出真正的东西。以立宪为例，他起草了那么多文件，但并没有像梁启超、章太炎们论战那样立足于国情的论争，更不用说像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那样留下泽被后世的思想文献。
这样的中国人是很多的。他们聪明绝顶，任何主义、理论，他们都知之甚详，谈论起来头头是道，但他们很少立足于社会的某种实际，他们过于相信术，过于相信势力。他们因此难以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他们必得借助于猛人或历史大潮的飞托之势。他们的声名可能流传千秋万载，但跟国事、国民无关。
第二部分 第53节：奇人第十三张静江(1)
奇人第十三张静江
人杰开辟新世纪
张静江（1876~1950）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原名增澄，又名人杰。出身巨商。早年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报，鼓吹无政府主义。1907年加入同盟会。1925年起任广东国民政府常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主席、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浙江省政府主席。1930年被迫辞职，寓居上海，经办实业。抗日战争爆发后赴瑞士、美国。后病故于法国巴黎。
◎必须有一批个体成员超越现成的社会结构，努力把自己发展成为跟国家社会同等高度的精神人格，以参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建设，民族国家才会摆脱传统社会的超稳定局面，而获得长足的进展。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革命的队伍里诚然有投机者、起哄者、小贩、幻想症患者，但开辟新世纪的革命家们多有理想，有仗义疏财、毁家纾难的精神和实践。他们视金钱如粪土，而视道义、友谊、文明等等为生命的最高价值，人生的飞扬展开在他们是自然之事，又是他们不得不如此的本质。在后革命、或祛魅社会的人们看来，革命家们那种集理性、欲望和精神气魄于一身的人生行状已经是不可理喻的张狂之举，是不可企及的德性高标。
张静江就属于这样的革命家。
张静江本是商人的后代，他自己在商场也长袖善舞。他跟晚清名臣孙宝琦出使巴黎，在父亲的鼓励下，发展海外贸易，获得成功。但他并没有为此满足于做社会分工中的商人角色，或做政府的小公务员，而是因缘际会，进入了国家制度的参与建设层面，介入了时政。
在巴黎，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反感的张静江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激进的反清革命的倡导者。1905年，张静江与吴稚晖、李石曾三人成为莫逆之交，联合陈璧君、蔡元培等人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刊行《新世纪》周报、《新世纪丛书》和美术画报《世界》，开中国人宣传无政府主义之先河。他经常在旅欧华人中发表反清言论。由于他的清使馆随员的特殊身份，听众怀疑他别有用心，不敢与他交往。尽管如此，以“宣讲师”自居的张静江依然故我，逢人即倡言革命、寻找知音。一次，他陪同孙宝琦到比利时参观，见人大谈革命道理，结果被当地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误认为奸细，几乎遭到殴打，幸亏他一阵疾走才逃脱。这种狂热而孤独地宣扬革命的经历，几乎是任何时代渴望变革又找不到具体道路的众多仁人志士的共性。这些人也容易颓废成为大变革时代的“多余人”、“畸零人”。
但张静江却没有怀才不遇的伤感，也没有犬儒颓丧的消沉。为寻求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之路，他主动结识同路人。1905年，二十八岁的张静江坐船办事，得知孙中山也在同一船上时，就去结交孙中山：“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张静江给孙中山留下地址，相约通电暗号，电文以ABCDE代表不同的数码：A为一万元，B为二万元，Ｃ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两年后，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枯竭，筹款无着。孙中山万般无奈之际想起与张静江邂逅之事，便对黄兴谈起，想往巴黎发一封电报试一试。他们就给这个清政府使馆官员发电文，写了一个“C”字。很多人大惑不解，有人说孙幼稚可笑，有人说孙滑稽荒唐，还有人跟孙中山打赌：“仅凭一个C字，能讨来三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据说当时孙中山的生活费一天仅为一角五分。）但数日后果真有三万法郎从巴黎汇到，革命者们大为惊喜，视若“天佑”。
后来孙中山为筹集广东及云南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又先后以A字和E字致电张静江，张两次都如约汇到一万和五万法郎。为此，孙中山让胡汉民代笔函谢张静江，并详述军事行动及款项开支情况。张静江复信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以后孙中山有急事需求援，张静江总是想办法如期按数汇款。孙中山曾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古人有为国毁家纾难之说，张静江的行为正是这样。孙中山与张静江初识时即称他为“奇人”，后称他为“民国奇人”，以后称“革命圣人”，并题“丹心侠骨”相赠。
第二部分 第54节：奇人第十三张静江(2)
把家产捐给革命，张静江对国民革命的贡献可见一斑。有人曾说，没有张静江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早日成功。实际上，张静江的侠义不仅表现在对革命事业上，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有勇气有毅力的人物。他本名增澄，字静江。年少即好交友，喜欢李清照“生当为人杰”之语，而改名人杰。他小时即富有远见，在他的建议下，家里购置灭火器材，时人称为“洋龙”，以取代我国传统的老式的救火工具。他虽是富家子弟，却跟工人们一起救火。因救火落下残疾，但他有毅力让自己成为骑马和骑自行车的高手。十八岁时，张静江乘轮船去上海，轮船被撞下沉，张静江得船主之助脱险后，马上想办法救其他人，他请众人帮忙：“谁能救出一人，愿赏大洋一百元。”船上人都知道张家公子说话算数，纷纷下水救人，他当场写了十四张纸条给救人的乡民。当他后来回家查账时，发现凭条领取谢银的只有八张，还有六人没有来拿钱，就让账房去查明姓名，马上送银上门。此事一传开，南浔镇上一片赞誉，张静江急公好义、慷慨豪侠的美名一时传遍。
可以说，张静江当得人杰之名。从他少时的作为中不难理解，这个有见识也有担当的人迟早会进入时代的中心地带，而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这也符合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规律，即必须有一批个体成员超越现成的社会结构，而努力把自己发展成为跟国家社会同等高度的精神人格，以参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建设，民族国家才会摆脱传统社会的超稳定局面，而获得长足的进展。张静江虽然是商人之后，却在这种大变革的年代里弄潮，以政闻名，以至于有人称他是“现代吕不韦”。他在二十世纪初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是二十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是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称他为中华第一奇人，毛泽东认为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陈果夫则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蒋介石更称他为“革命导师”。孙中山去世后，正是张静江的远见和鼎力相助，他的盟弟蒋介石才得以在巨头林立、一盘散沙的国民党内脱颖而出，入主国民政府。
南京政府成立后，张静江呼吁全国转入建设，他对人说：“总理（孙中山）提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惟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他的呼吁得到了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的支持。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作出了决议，成立建设委员会，直属国民政府，由张静江任主席。1929年，张静江就组织举办了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开我国商贸博览历史之先。他还从发展基本建设入手，确立铁路、电气、通讯、水利为国家第一先上项目。亲自选人才、定计划、设结构、筹经费，强调勤俭快捷的办事作风。先办电厂，又筹建全国无线电台，创办淮南煤矿，开办江南汽车公司、淮南铁路公司。建设委员会从成立之日起至1938年的十年间，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拿政府薪水的张静江仅领公款十余万元，而为国家创造财产达五千余万元，为后来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部分 第55节：奇人第十三张静江(3)
顾准曾说，“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后应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张静江可以说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如此，相当多的革命者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旗帜下走向自己的反面，以革命的名义腐败，享受、独占权力。张静江在革命的异化年代不可避免地被排挤出权力的核心，他以盟兄之患难帮助蒋介石执掌最高权力，但他并没有分享什么权力，反而跟盟弟逐渐疏远。当宋子文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后，他就成了有职无权的摆设。最后，花甲之年的张静江在空门中找到了归宿。
张静江的晚年备受冷落，只到死时才又极一时哀荣。1950年9月3日，七十四岁的张静江病逝于纽约。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等都纷纷电唁，并给遗属汇寄治丧费。9月16日，台湾“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中央党部”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亲自为他主持追悼会，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六年后，在张静江八十岁诞辰纪念会上，蒋介石又为其题词：“毁家纾难，以从事革命，踔厉无前，以致力建设，侠骨亲情，高风亮节，一代典型，邦人永式。”
一代人杰，如此人生，不算悲剧，更不妄虚度。
张静江故居在湖州古镇南浔，是典型的江南豪宅。大厅内有清末状元张謇所题的匾额“尊德堂”，中堂系谢公展的画作，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联则为翁同龢所题“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我国革命家的风范令人感慨。
一代人杰，如此人生，已泽亲朋，更惠及后世。
第二部分 第56节：怪人第十四李宗吾(1)
怪人第十四李宗吾
厚黑教主的野狐禅
李宗吾（1879~1943）福建汀州府上杭县人。字宗儒，意在宗法儒教，尊奉孔夫子。二十五岁思想大变，认为与其宗法孔孟之道不如宗法自己，因而改名为宗吾。早年参加同盟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富顺中学校长、省议员、省长署教育厅副厅长及督学等职。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几十年目睹人间冷暖，看透宦海浮沉，愤世写出《厚黑学》一书，从此开创“厚黑学派”的一家之言，后被誉为“影响中国文化的二十大奇才怪杰”之一。
◎他对国人的开智启蒙之功远大于胡适、鲁迅这样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张恨水、金庸这样的小说家。
◎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民族该独立，思想更该独立。
如果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推选一个文化人，既在精英上层知名，又对社会和民间文化有着持久的影响，这个人选可能非李宗吾莫属。李宗吾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发明或说发现了“厚黑学”，揭穿了中国社会成功人士的秘密，无非是脸厚心黑。这层帷幕一经撕破即大得人心，与人心有戚戚焉。
当然，在正经的知识人或正人君子们看来，李宗吾的思想完全是野狐禅，是臆想，是把老百姓的话略为加工罢了。何况，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界一直笼罩在西学的阴影下，师承流派、知识谱系、逻辑理性、学术架构，等等，成为人们审视文化人是否合法正当的要素。李宗吾的知识不具有这些正当性，但他是有效的。他对国人的开智启蒙之功远大于胡适、鲁迅这样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张恨水、金庸这样的小说家。
李宗吾说：“我的思想，分破坏与建设两部分，《我对圣人之怀疑》及《厚黑学》，是属于破坏的，《厚黑学》，破坏一部二十四史，《我对圣人之怀疑》，破坏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所著《中国学术之趋势》、《考勤试制之商榷》、《社会问题之商榷》及《制宪与抗日》等书，计包括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学术等五项，各书皆以《心理与力学》一书为基础，这是属于建设的。破坏部分的思想，渊源于我父，建设部分的思想，也渊源于我父。”他的父亲一辈子只读三本书，其议论也多超出读书人常轨。李宗吾读书多了一些，但大抵上也是重在思考，重在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阅读也是“六经注我”式的。他知道时代变了，蔡元培、梁启超们在领时代风气，他也努力想赶上时代。学了科学，他就用王阳明格物致知的办法去研究科学，王是格竹子，李宗吾是要格出科学来；最终获得了自知之明，这辈子休想在科学上有所建树了。至于学术，蔡元培、梁启超们的学问虽然为他所不及，但他从另外一个方面颠覆了他们，他认为他们做的是小道。只有从教主的意义做学问才是大道，而在现代中国，只有他堪称教主。
这种知识在现代中国当然为体制化的知识所笑，但西化知识等体制化的知识至今不能清除李宗吾们的影响，说明西学、官学等体制化知识远不能满足国人对知识的渴慕。事实上，厚黑教主虽然没有孔子那样有三千弟子，但他的实践弟子何止千千万万，他的精神从属也代不乏人，如当代的柏杨、吴思等多多少少有他的影子。
甚至从个人成就的角度而言，李宗吾也比胡适鲁迅这样的正经文化人更符合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胡适鲁迅等人因应了时代，成就了一种与时代齐平的人格，他们也因此不得不终生端着生活，一辈子没有摆脱跟时代社会的紧张关系，没有摆脱一种用世的焦灼心理。李宗吾虽然晚年落寞，但大抵上是个人的、任性自由的。有人就说过：如果我们不仅仅把“厚黑学”看成庸俗社会学意义的事实性批评，而是更进一步，把它视作对汉民族腐朽文化和堕落人性的考古报告，我们就可以发现，“厚黑学”的立意向度是怀疑，它的思想向度是逆向的，它的文体向度是高度个人化的“臆说”，它的价值立场是在对历史与现实进行祛魅以后，使事物的真相得以重新彰显。
第二部分 第57节：怪人第十四李宗吾(2)
从这个角度讲，李宗吾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写《异行传》的张默生为李写了传记，但张默生显然没有意识到，李宗吾的人生其实属于现代国家公民的典范。李宗吾的很多文章跟当代自由独立的网络写作没有任何分别，甚至可以说，李宗吾已经预言了网络写作的到来：“政治界一切现象，与学术界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大皇帝大圣人专权时期，这是过去的事；第二个时期，是小皇帝小圣人专权时期，这是现在的事；将来到了第三个时期，才是普通人民和普通学者，自由发表意见的时期。我常说，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民族该独立，思想更该独立。”
这样的人似乎也不会入当代成功人士的眼。因为李宗吾像一切自由独立、真正有个性的人一样，总会让厚黑之人不自在，或让正经之人笑倒。举例言之，他不修边幅，也不拘小节，到晚年亦然。他穿的长布衫多日不洗，脏了以后也不知道换下，得由老妻提醒；他有时一边啃苞谷，一边抠脚丫，还要一边看书。他好酒，成天就坐在堂屋的楠竹马夹椅上，旁边放着花生、胡豆、香肠一类的下酒菜，且饮且思，不时又起身到桌子边，挥毫写下自己的腹稿。临终前倒在地上时，老妻抱怨说：“你就是酒喝太多了！”李宗吾竟拼其余力回答：“我就是酒喝少了！”
李宗吾的可爱处还有不少。比如他常常躺在椅上用手前后比划，这就是在练自创的“无极拳”。他早年曾向富台山庙内的和尚学过功夫，后又学练派别甚多的四川静功，对同善社、刘门、关龙派、吴礁子派等，他都拜门称弟子。但他本人对练功缺乏恒心，练时从未坐上三十分钟之久。结果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实验过；哪一派的方法，他都实验无效。于是他又想练拳术，先学权术家的气功，继而又学太极拳。而他认为前者无非装模作样，违反自然规律；后者虽似相宜，但要受一种约束，他自然不耐烦。最后，李宗吾自己发明了一种拳术，名曰“无极拳”。这种拳据他自己说，无非是恍兮忽兮，玄而又玄而已。他晚年就练此拳，直至去世从未间断过。他还劝痴迷于学仙学道的南怀瑾学武功。
这样的一个人在生活中似乎处处可见，这些人都被我们的正统知识斥为野狐禅。只可惜大多数人不曾像李宗吾那样认真对待自己，也就成就不了真正独立的自己，更成就不了一种开宗立派的教主式人格。
第二部分 第58节：觉人第十五弘一法师(1)
觉人第十五弘一法师
性命呈万有
弘一法师（1880~1942），中国戏剧家、艺术教育家、文学家、书画家。名文涛，字息霜，以号行，浙江平湖人，生于天津。出身于清进士、盐商家庭。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1905-1910年间在日本东京学西洋绘画和音乐，曾同曾孝谷等人创立“春柳社”，参加《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的演出。作有歌曲《春游》、《早秋》等，并采用外国歌曲配制新词作为学堂乐歌教材，如《送别》、《西湖》等。1918年于西湖虎跑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后专研戒律。有《弘一法师文钞》、《前尘影事集》、《李庐诗录》、《弘一大师歌曲集》等。
◎死，芥末事耳。可是，了生死，却是大事。
◎他把万有集于近道，弥留之际，写下了“悲欣交集”四字。有人说，这一句话有着说不尽的“香光庄严”。
歌德说过，所有成熟的东西都想死。“视死如归如寄，老成谋身谋国”似乎也是我们中国人向往的人生状态。但真正在精神心智上成熟起来的人少之又少。民国以来不断有“四公子”、“京城四少”之说，那些人物因为家世、际遇而较早地展露其才华，但他们多终于公子状态、止于少年才气。他们逞才使气，很少“想死”。
少年李叔同就是这样一个公子哥儿。他的父亲曾经在吏部做官，后在天津改营盐业，家境富有。小李叔同天生聪慧，七岁攻读《文选》，即能“琅琅成诵”，八岁从其乳母背诵《名贤集》格言：“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不但能背诵如流，而且能通晓其义。他攻读过《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对书法、金石尤为爱好。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学填词、学书法。他还曾进过天津县学，受过八股文（当时称为时文）的严格训练。
这个小康之家的宁馨儿，当他的身心达到一定的阶段，他已经积蓄着足够读书人“玩票”的经史子集、金石书画、诗词歌赋、吹拉弹唱的博杂知识；他的聪明才情在十八九岁时，就已经发展到巅峰了。他的头脑不用则已，用则上乘；每一个动作，都有分寸，有风格出处。他的字摹过前人百家书法，但没有前人的痕迹，形成他自己的一格：一种柔软的、藏神无骨的点与线的结合，像蠕动的蚕一样。还有诗词、金石，只要他心智上历练过的，那必定是他的！
年轻的李叔同跟“民国四公子”们的生活还没有什么两样。他在天津求学，到上海参加“城南文社”，考入南洋公学等事件，跟当时人没有什么区别。这是他比较系统接受儒学经典，吸纳“新学”，全方位开发智慧的时期。年轻气盛的时期。用丰子恺的话说，就是“他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时期”。
但跟公子哥儿们不同的是，李叔同不仅得了中国文化的形，还得了中国文化的神。即一个真正健康的中国人，即使生活在小康状态，他也必须有社会关怀，这种关怀是以忧伤为底色的，忧时伤世。李叔同在优哉游哉之际写下了大量忧国忧民，充满入世精神，甚至带有愤世嫉俗激进色彩的诗文。康梁变法失败后，李叔同到上海刻印明志：“南海康梁是吾师”！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谱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环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第二部分 第59节：觉人第十五弘一法师(2)
年轻而博杂的心性使他难以切近地参与社会，这种痛苦是难言的，李叔同的一首词如此说：“雏凤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无一事，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这种博爱的心性可谓少年老成，但无能用世，也不可能落于当世。如同蜻蜓点水或作壁上观者，他又不在这个世界。“将军已老圆圆死，都在书生倦眼中。”二十出头时，李叔同已经用过很多名字了。二十一岁时，他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号瘦桐的李叔同填了一曲《老少年》：“梧桐树，西风黄叶飘，夕日疏林杪；花事匆匆，零落凭谁吊。朱颜镜里凋，白发愁边绕……”一个活灵活现的老夫子，一个二十一岁的老夫子！“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的孩子都出世了，我还有什么可为的？老了！老了！”他被一种痛苦煎熬着。“我二十岁出头时，已经老了！现在，光阴正与人类赛跑！”
这个天才的少年老成绝非避世，用他自己的话说：“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他在寻找一种自己的出世形式，在寻找的过程中，他已经在各种层面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用他的弟子丰子恺的话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他的作品同时又是动人心的，跟一般的公子遗少不同。他有着接通人性的精神，用王国维说李后主的话，“他有宇宙人生之悲及其承担。”
1905年，李叔同的生母在上海病逝。他是庶子，母亲年轻守寡，这种形势也许加速了李叔同精神的早熟。他先后改名李哀、李岸，二十五岁的李叔同在国内无所事事，于是东渡日本留学。首先在学校补习日文，同时独力编辑《音乐小杂志》，在日本印刷后，寄回国内发行，力促祖国新音乐的发展。又编有《国学唱歌集》一册，在国内发行，这些在中国新音乐史上都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在日本，他跟汉诗界的名人们来往，很得赏识。除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外，他还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同时又师从日本戏剧家研究新剧的演技，与同学曾延年等组织了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07年春节期间，为了赈济淮北的水灾，“春柳社”首次在赈灾游艺会公演法国小仲马的名剧《巴黎茶花女遗事》，李叔同（艺名息霜）饰演茶花女，引起许多人的兴趣，这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欧阳予倩受了这次公演的刺激，也托人介绍加入了“春柳社”。
第二部分 第60节：觉人第十五弘一法师(3)
1910年他毕业回国，应老友天津高等工业学堂校长周啸麟之聘，在该校担任图案教员。1913年春，上海《太平洋报》创刊，李叔同被聘为编辑，主编副刊画报。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就是在他主编的《太平洋画报》发表的。《太平洋报》停办后，应老友经亨颐之聘，李叔同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员，改名李息，号息翁。1915年，应南京高等师范校长江谦之聘，兼任该校图画音乐教员。
这是他人生中极辉煌的时期，也是他艺术创造的巅峰时期。他的许多艺术作品，无论诗歌、音乐、美术、书法，还是金石等大都创作于此时。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初任教时写过《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况》、《石膏模型用法》，介绍西洋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知识。他教的图画，采用过石膏像和人体写生，在国内艺术教育上是一个创举。音乐方面，他利用西洋名曲作了许多名歌，同时又自己作歌作曲，对学生灌输了新音乐的思想。后来成名的丰子恺的漫画、刘质平的音乐，就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在日本留学时，他接受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教育，在审美思维和人生追求上渐趋务实，一扫过去以“修身、齐家”为目标的“以学致仕”的儒学体系，逐渐确立了“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的理想取向。
李叔同在杭州期间，跟夏丏尊、马一孚、林同庄、周佚生等人来往较密切。马一孚早已研究佛学，是一位有名的居士，对他的影响特别大。夏丏尊则直接影响了他的生活。有一次，夏丏尊看到一本日文杂志上有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牟尼、耶稣，都曾断过食。说断食能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列举实行的方法。李叔同听后决心实践一下，便利用1916年寒假，到西湖虎跑定慧寺去实行。经过十七天的断食体验，感觉良好。过了新年，他就时常到虎跑定慧寺习静听法。这年旧历正月初八日，马一孚的朋友彭逊之忽然发心在虎跑寺出家，恰好李叔同也在那里，他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受感动，也就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
1918年旧历7月13日，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决心至虎跑定慧寺从皈依师了悟老和尚剃度出家，正式名为演音，号弘一。出家后，他的别署名字仍多，常见的有一音、弘裔、昙肪、论月、月臂、僧胤、慧幢、亡言、善梦等，晚年自号晚晴老人、二一老人等。他出家以前，将生平所作油画，赠与北京美专学校，书画临摹法书赠与夏丏尊，衣服书籍等赠与丰子恺、刘质平等，玩好小品赠给了陈师曾，当时陈还为他这次割爱画了一张画。
第二部分 第61节：觉人第十五弘一法师(4)
有人以为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是为了避世，或是为了过闲云野鹤的生活，这是误解了一种成熟的灵魂。丰子恺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学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弘一法师一生做人认真而严肃。学一样就是一样，做什么就是什么。古人说：“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能为。”他既出家做了和尚，就要像个和尚。他出家后，身体力行，严守戒律，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他云游四方，外出必随身携带佛教经典，特别是律学典籍。但常用行李却非常简单，平常总是赤脚穿草鞋走路。一领衲衣，穿了二十余年，青灰相间，褴褛不堪，尚不肯更换。一顶蚊帐，破得到处洞，有的用布补，有的用纸糊。一张破席，破碎得几乎不能用了。一个木质面盆，丹漆已剥落，一条洗脸毛巾，也已破旧不堪。他出家二十余年，所穿僧服，仅有寥寥数套而已。他坚持佛教戒律中“过午不食”的原则，每天只吃早、午二餐。有人请他吃饭，必在午睡前进行，平时素食，如有香菇，必却之不食，用豆腐，亦不吃。唯食清煮白菜，而且用盐不用油，长年累月如此。
法师曾沉痛地说过：“我们生此末法时代，‘沙弥戒’与‘比丘戒’皆是不能得的；原因甚多甚多！今且举一种来说，就是没有能授沙弥戒、比丘戒的人；若授沙弥戒，须二位比丘授；比丘戒’至少要‘五比丘’授；倘若找不到比丘的话，不单比丘戒受不成，沙弥戒也受不成。我有一句很伤心的话要对诸位讲：‘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或可说僧种断绝了！’”为此，法师严格守戒。在佛教许多宗派中，律宗是最重修持的一宗，所谓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法师不但深入研究，而且实践躬行。马一孚有诗挽他说：“苦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
修行中的法师仍经受着生、老、病、死之苦，尤其是病苦。世人总是以为信仰、修行等大愿会解脱身体的诸种烦恼，其实误解了人生或人性的本质。如果说约伯旷野里的呼告源于上帝的考验，那么人类身体的病痛更是人生的常态，是自然的一部分。弘一法师是苦行的，他做和尚远不及前半生优游，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念佛、诵经、说法、写佛。抗战时期，他最重要的口号是“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第二部分 第62节：觉人第十五弘一法师(5)
但法师的病痛时常侵袭，他的肺病始终没有治愈。在惠安乡间弘法时，他患了“风湿性溃疡”，手足肿烂，发高烧。当广洽法师到草庵去探视他时，弘一仍整天地焚香、写字，换佛前净水，洗自己的内衣……广洽法师问：“您的病，好些吗？”弘一的回答是：“你问我这些，是没有用的。你该问我念佛没有？病中有没有忘了念佛？这是念佛人最重要的一着，其他都是空谈。在病中忘了佛号，在何时何地不会忘却佛号吧？生死之事，蝉翼之隔；南山律师告人病中勿忘念佛，这并非怕死。死，芥末事耳。可是，了生死，却是大事……”
弘一法师以为自己将死，强忍奇痛，写了一段临终的话给传贯法师：“我命终前，请你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也不必常常念。命终后，不要翻动身体，把门锁上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身、洗面。当时以随身所穿的衣服，外裹夹被，卷好，送到寺后山谷。三天后，有野兽来吃便好，否则，就地焚化。化后，再通知师友，但千万不可提早通知。我命终前后，诸事很简单，必须依言执行……”
所有成熟的东西都想解脱。但弘一的解脱还早，这次强烈的溃疡延到一个半月之后，高烧退了，两臂肌肉大部落脱，腐烂的白骨，赫然出现，奇臭，目不忍睹。在1936年的春天来临之时，半烂的骨上，又生了些肉芽。他仍然正定、正信、正精进。为了责备自己，他在佛教刊物上声明，取消“法师、律师、大师”的称号。他给青年僧侣们说法：“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他脚上穿的一双黄鞋，是民国九年在杭州打佛七时，一位出家人送给他的。一双鞋子的寿命，在他脚上度过十六年。他床上的棉被面子，是出家前杭州教书时的东西，那就有二十年了。他用的伞，则是二十五年前买自天津。他的草鞋、罗汉衣、小衫裤，缀缀补补，总共伴他六七年。因此，他穿的、用的，多是十年以上的旧东西，平时靠修补缝衲，延续寿命。至于别人送他好的东西、礼物，在非收不可的情况下，他收下来再转送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