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这种投射武器的射程正趋近地球的半个圆周，因此有可能以相当高的精确度攻击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点。甚至于目前的射程已达到了经度或纬度90度。这就是说，只要1枚核武器就能威胁整个半球。
威力与射程这两种性能加在一起，使原子武器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现象：即军事力量的威力与其大小，现在已没有关系。仅仅在几年之前，要想毁灭汉堡，必须出动1000架飞机；要想毁灭柏林，必须使用1个军团的火炮。而今天要毁灭这样1座城市，只要用1架飞机或1枚导弹。
而且与庞大武装部队的笨重相比，现在的这种巨大的毁灭威力却具有极高的机动性，可达到一个国家领土的任何一点。过去，沿着国境线用军队构成一道人墙，这种防御方式现在已经不能保护一个国家免受物质毁灭或核沾染。所以常规的武装力量似乎完全无用了——至少初看起来是如此。
第二节 核战略的形式
为了对这种空前未有的威胁进行防护，看来有四种不同的行动方式。
（a）对敌方武器进行预防性的摧毁（直接攻击方法）。
（b）拦截飞行中的敌方核武器（防御法）。
（c）针对核爆炸的效果作实质性的防护（进一步防御法）。
（d）报复威胁（间接攻击法）。
这四种反应形式曾同时被使用，并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而最后则结合成为一种极复杂的战略理论。
（1）起初，最好的办法看来是预防性的摧毁，因为核武器本身的位置是难于发现的，所以不必以其本身为目标，而以敌人的生产和发射基地为目标。当时美国人拥有相当的优势；敌人除飞机以外没有其他的发射工具，而飞机却限制在基地上，基地是很容易被击中的；所以敌人的核武器资源几乎可以全部毁灭的假定是合理的。由此产生了歼灭战术，其核心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使每个已知的目标都难逃攻击的核火力计划。
这种有利的局面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随着敌人资源增多并采取疏散的战术，所要攻击的目标数量就增加了，而目标数量的增加是不可能预先确定的，因为敌人已准备好在得到警报后把飞机疏散到一些临时性的机场上，那是很不易发现或根本无法发现的。最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拟定的防御政策也使西方难以主动地发动一场核战争。所以原子攻势只能想象为报复手段，就是说，让敌人进行第一次打击。这也就是说，对敌方核武器的摧毁，已经不再可能是预防性的，所以其他的防护形式，即拦截、实质性防护和报复威胁也就都变得十分重要了。对此，稍后再详细讨论。
与此同时，对于毁灭问题的研究也导致一个结论，那就是发动一次突然袭击的能力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一旦敌人的能力达到某种水平，一次突然袭击造成的巨大破坏足以使我方的报复能力发生疑问。多年来，参谋人员都担心会出现“珍珠港事件”，结果促使“反突然袭击战术”的发展，这种战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效率水平，这将在另外的题目下加以分析。
要想使报复政策有效，则报复能力必须维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以消灭或至少大大降低敌方的毁灭能力。但投射系统的种类繁多和火箭的出现，使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大大增加了。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流派，认为“打击军事力量”战术 [ 作者注：目前通用的名词是“打击军事力量战略”。事实上，那是应用战略的一种方法，所以是一种战术形式。 ] 是注定要失败的。今天不可能把一切的目标都完全毁灭掉，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如果听任敌人核部队的任何相当巨大的部分仍继续存在，那是有极大危险的。从最低限度说，把敌方兵力中较易被毁的部分加以毁灭那总是可能的，例如逐渐过时的飞机和雷达网；事实上，这些东西仍占其资源的相当大部分。今天人们普遍承认，“打击军事力量”战术只可能有一部分效力；但仍然是必要的，结果促使我们继续设法增加我们的投射工具。另一方面，有一大批目标都在卫星国内，在那些地区，必须竭尽一切努力，使毁灭只限于军事设施，所以在“歼灭战术”中，高度的精确性是必要的，而太大威力的武器则不能使用。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计划太庞大，耗资太多。
所以这个演进阶段以真正预防性行动这一观念的复活而告终；一般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将更好，这不仅因为我们将不会遭致敌方第一次打击造成的后果，而且因为敌方可能没有戒备或没有疏散，以致他遭受到更惨重的损失。为了使此种预防性行动多多少少令人信服地同互不侵犯的政治观点相调和，“预防性行动”便改称为“先发制人”。其着重点在于：只有在已经获得完全可靠的情报，确实知道敌人即将发动攻击时，我们才可以主动发动攻击。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对敌人的核资源实施预防性的摧毁能否使我方得到完全的防御似乎大有疑问 [ 作者注：这种结论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原子潜艇已经出现之后更是如此。但是这并不曾使美国人最近的理论发生动摇。他们还是公开宣称，宁可采用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而不采用打击城市的战术。我们在讨论威慑问题时还要提到这一点。 ] 。一旦战争爆发，这种政策虽然可能会付诸实施，但充其量只能达到预期的部分效果。因此，其他的防护方法还是必要的。
（2）不久人们看清楚了，拦截飞行中的核武器，很可能成为新战略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我们能研制出一种高效的拦截系统，则预防性行动（那是具有政治危险性的）和实质性防护也就都没有必要了；敌方的报复威胁也将丧失其效力。
这是一个理想的答案，不过从技术的观点看，这极难实现，而且极难维持适当的效率水平。在拦截和突防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技术竞赛。拦截能力每前进一步，突防能力也会以新的进步作回答。于是，一种新的战略形式在平时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使用的“军备竞赛”这个词组已经远不能反映这种新战略的含义了。
在这种战略中并没有战斗，双方都只尝试改进其装备的性能，使之超过对方。它被称为“后勤的战略”。其战术手段是工业的、技术的和财政的。这个战略采取间接消耗敌人的形式，而不直接毁灭敌人的资源，其目的是使敌人的装备迅速过时，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举例来说，在不列颠之战中，雷达曾经造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空中防御的胜利。接下去就是超高空飞行的飞机，使当时所有的雷达和高射炮迅速过时。然后出现了地对地导弹，它是不可拦截的，使所有的飞机都很快成为落后的东西，因为飞机是被束缚在固定的从而易毁的基地上的；与此同时，地对空导弹的出现，使高空飞机有被拦截击落的可能。接着又研制出空对地导弹，使飞机能在敌方地对空导弹射程之外攻击目标；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了拦截地对地导弹的可能性。如此等等。
一个宁静的、看起来是和平的战争一直都在进行之中，而这个战争本身很可能就具有决定性。这种竞赛决不会结束；尽管拦截能力在此消彼长中不断发展，但要实现完全有效的拦截却还是有疑问的。
（3）于是，再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作实质性的防护，使核攻击的效力减低到相当的程度。在热核武器尚未出现之前，似乎已有一些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地下防护，疏散，机动和混凝土工事防护等等。虽然这些办法中没有哪一个是能够提供绝对的防护的，但它们却带来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核攻击效力的希望（在最好的情况下，几乎降低25%）。但是自从有了热核武器，虽然防护仍然具有同样的相对价值，可是由于攻击的威力已经大大增加，要想再希望获得有效的实质性防护，似乎很难。而且，耗资之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许多人认为应尽一切的努力来发展进攻武器及其突防能力。
（4）事实是，所有防御方法的效率都是可变的、不确定的，因此唯一真正的防护存在于报复的威胁之中。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有一个“打击力量”（称为“进攻力量”或者更好些），其威力的强大足够威慑敌人，使之不敢使用自己的打击力量。这就是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威慑战略，其目的是对敌人的意志力发挥直接的效力，但不必为此动起手来。这就是根据现在正在发展中的战略提出的一般概念，这种战略已经越来越复杂和越微妙了。
第三节 威慑战略
核威慑
威慑的基础是一种物质因素：必须有巨大的毁灭能力，高度的精确性和适当的突防能力。在分析拦截式防护时，我们已经看出，在这种持久的斗争中，保持适当的突防能力是多么重要。但因为战争实际并未进行，所以拦截和突防能力的精确的相对水平不过是一种猜想，就象敌人毁灭能力实际上也是猜想一样。这就说明U2飞机的飞行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为它们使我们有可能估计敌人的拦截能力；这也说明为什么苏联在弄清了对方正在进行的试验时提出那样强烈的抗议。
所以围绕着这个物质因素，早已有足够的不确定性，但是两个对手究竟谁先开火，当考虑这个问题的各种不同假定时，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当飞机飞行速度还是相当低时，这个因素并无太大的重要性，因为有足够的警报时间使攻击和报复性攻击的兵力在空中交错。但是现在，由于有了导弹，敌方先动手打击的毁灭能力非常大，以致我方作出反应的能力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如果这样，威慑的效果等于零了。所以威慑的效果不由打击兵力原有的能力决定，而由它遭受了敌方的第一次打击之后剩余的能力决定，换句话说，由其求生能力决定。这就导致了求生战术的发展，这种战术运用起来耗资巨大而且非常复杂。目的是：第一，把警报所需的时间实际上缩短到零（使用大功率雷达、人造卫星、自动通信、电子计算机等）；第二，确保在敌方打击到来之前，飞机已在空中，导弹已发射（飞机经常作升空的戒备，在15分钟内即可起飞，以及使用固体燃料的火箭等）；第三，保护发射平台的安全，办法是加强机动性（用原子潜艇），疏散配置或以混凝土加固，以迫使敌人对每一个目标都必须消耗大量的武器。敌方的第一次打击与我方的报复的结果究竟是哪一方占优势，这决定于双方的求生战术的相对效率，决定于被估计的拦截战术，还决定于对打击精度的预测。所以最后的结果越来越成为一种猜测。
但是比起重要得多、也不可捉摸得多的心理因素来，上述的一切变得象几何定理一样简单。目的就是要对敌人的思想产生一种效果，足以阻止他使用其打击兵力。所以，第一点，我们必须具有适当的毁灭能力，足以使敌人感到害怕；第二点，必须使敌人相信无论在何种特定的环境中，我们都能够发动一次报复性的攻击，或者是对敌方的攻击作出反应，或者是我方进行第一次打击。
从心理的观点来看，究竟什么叫“适当”的毁灭能力，看法颇有分歧。根据广岛和长崎的先例，有些人相信，只要能毁灭少量几个大城市，就足以使任何现代国家投降。另一些人认为必须先计算，敌人的经济潜力要毁灭掉多大部分才能对他造成严重的损害，然后予以打击，使他的能力丧失到一蹶不振、难以忍受的地步。美国某些理论家则坚信只有毁灭敌人的核武器才是有效的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所以毁灭必须大到足以使非常高度发展的反炮兵活动能够开始，活动的效果将随着敌人用以攻击我方发射点的武器储备的消耗而增强。这些不同的意见可以归纳成为两种互相冲突的战术原则，即所谓“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和“打击城市”的战术。要对同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解答作出选择是件难事。我们早已知道，倘若能保证其目标几乎百分之一百地达到，那么“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应该是高度有效的。但是，除去不可避免地耗资极其巨大这一事实以外，由于求生战术的进步，其结果就变得越来越难以计算了。这就驱使某些人宁愿选择“打击城市”的战术。它比较容易执行，而且耗资较少，被称为“最低威慑的战略”。不过很明显，如果我们不曾攻击、因此也不曾摧毁掉敌方的主要打击力量，我们就只得听任敌人对我们所作的每一个毁灭性打击进行可怕的报复。在这种交替打击之下，我们就越来越接近总体性的互相毁灭状态，其结果甚至于会对我们更为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行动过程都是愚蠢的。我们显然是在威慑自己，其效果至少跟敌人的威慑一样。再说，威慑的效力显然不是绝对平衡的。譬如说，主要城市的毁灭对于美国的影响将远比对于苏联的更为严重。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赞成“打击军事力量”战术而苏联人赞成“打击城市”战术 [ 作者注：据估计，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相当少，这也许可以说明他们宁愿选择“打击城市”战术，或者说明他们遇到了某些困难以致不能实现“打击军事力量”计划。后者是苏联公开坚持的理论。1962年在古巴的尝试，其目的之一也许就是要提早获得“打击军事力量”的能力。 ] 。对这两种战术形式的选择显示的损害与其可能获得的任何利益将不成比例。这就是较大国家的威慑在逻辑上的正当性。很明显，这是十分危险的一张牌，打这张牌必须以对威慑具有一定程度的信心为前提。如果能够使敌人相信我们已经下决心，在一定环境下为了我们的利益而使用我们的威慑兵力，则敌人就更可能相信这些兵力形成的威胁。应当注意的是这张牌双方都可以打，所以两个具有同等可信性的威慑，用到一个对双方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利害关系上，它们就有互相抵销的趋势。
在这一点上增强压力的新因素出现了，那就是非理性行动。如果你在同一个疯子打交道，你一定不要一直把他逼到墙角里去。杜勒斯的僵硬死板，赫鲁晓夫的勃然大怒和用他的鞋子敲打桌子，戴高乐的目中无人，都是这种心理角逐中的伎俩，那也许要比以物质考虑为基础的一切合理计算更为重要。在这里真正决定的因素就是那种一定要使灾难烟消云散的意志。比任何其他东西更重要的是，应使别人相信你具有这种意志。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恫吓人，但就看效果如何了。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辩证法的一个非常微妙的运用。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估计敌方的可能反应，这种估计不仅应以我方就敌方资源及其运用资源的意志所作的评价为基础，而且应以我方就敌方对我方资源和运用资源意志的估计所作的评价为基础；甚至还要考虑到敌方就我方对其资源及其运用资源意志的估计所作的估计。估计必然是猜想的，假定和评价也都必然是以直觉、而不是以推理为基础的。这样层层堆积上去形成的唯一的一个确定因素就是“不确定性”。分析到最后，威慑的本质因素就是不确定性。所以不确定性成了一种特殊战术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增强或至少能维持不确定性。我们在地面上的部署必须可以展现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而这个事实必须让敌人也知道。必须对任何能帮助敌人估计我方真正意图的东西广布疑阵。很明显，一切言行都不应帮助敌人排除可能使他感到畏惧的假定。例如，主张废除战术核武器的理论就完全违反了威慑战略的基本原则。美国人对“导弹差距”及放弃大规模报复战略问题所发表的声明同样违反了这些原则。
第四节 威慑的补充形成
现在已有的资源，加上不确定因素，就能产生某种程度的威慑作用。不过今天双方都已有了核武器，所以核威慑不再绝对有效了。这就等于说，某一领域中，威慑是不生效的，换句话说，从小型的冒险行动起，经过外围行动到以有限战争告终，在整个行动范围内双方都仍保持有一定的自由；在每一情况下的守则是，其所争的利益必须小到不值得以核报复相威胁。这些行动就象别的许多事情一样，其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猜想的，但这一切的结果是在威慑战略内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其目的是使用其他的方法来补充核威慑的效力；或者说，其目的是减少并在可能时消灭敌人的行动自由。
有两种方法可以获得这种威慑效力。第一种是具体的方法。那就是以综合的军事力量面向敌人，以击败敌人在行动自由的领域内所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这种行动自由是敌人认为自己所具有的。这是“盾牌”部队 [ 作者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一种“盾牌”战略方针：假如苏联对其成员国发动攻击，则应在初期竭力迟滞苏军前进，然后予以反击。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部队称“盾牌”部队。 ] （即防御易受破坏地区的战术性陆空或海空部队）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保留机动预备队以便能调动到受威胁地区的理由。这些兵力的存在可以使我们摆脱著名的“全有或全无”的两难困境，即不必再在以下二者之间作选择：要么发动一场相互大屠杀，要么甘愿接受既成事实。第二种方法是心理性的。那就是当局部突冲发生时创造和维持一种报复的威胁。这种逐步升级的威胁意味着某种利害之争的重要性被蒙上了不确定的因素，尽管最初看来，这种不确定性似乎是很小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战术原子武器的存在，以及使用这种武器所意味着逐步升级的全部风险，在威慑战略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有许多人认为这种逐步升级的威胁是一种危险。如果威慑没有效果，那的确是如此。但从另一方面看，作为威慑战略的一部分，逐步升级的威胁倒是一个额外的安全因素。事情的这一面我们不应忘记。
战略的这个领域对核威慑战略起着补充作用，当主要的核威慑互相抵销时，其重要性就更增大。核报复的“可信性”正日益减低，逐步升级的威胁也是一样。威慑战略由于耗资巨大看来正走向死胡同。事实上，我们正被诱惑向非核战略转变，这种战略可能意味着当我们在核领域所作耗资过大的努力已经到顶时，必须在常规装备领域作相应的努力，就好象不曾存在过核武器一样。打击兵力现在已有、或者不久就会有相当的求生能力，这是当前的必然趋势。
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再回到原有的起点上，或者说回到核武器出现以前的局面。核武器仍然存在的事实，足以表示危险也仍然存在，危险的大小基本上取决于不确定性和非理性行动两个因素，我们在前面都已讨论过。只要这两个因素仍然能产生某种影响，就不可想象还能发生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另一次常规大战，因为谁也不敢担保在那种情况下不会逐步升级。正由于这个原因，常规兵力即使数量很小，也能发挥相当大的威慑作用。一方要动用一定数量的兵力，另一方要为击败这些兵力而冒险，这就可能产生非常严峻的形势，以致很难有希望去避免逐步升级。所以，现在似乎有了几乎很完整的威慑体系：打击的兵力互相平衡，对全面核战争起着威慑作用；常规兵力对有限战争起着威慑作用，因为逐步升级的风险是经常存在着的，它将制止人们为了不太重要的争执去发动有限战争。这三种行动方式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不确定性因素，它们互相补充，联成为一个统一的体系，从而使全面平衡有了可能。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经验所清楚地表明的，也仍然存在着某种行动自由的领域；这个领域虽然很小，但很重要，它在世界这个棋盘上为苏联的间接战略所利用。至少按我们研究过的表现形式说，威慑没有力量阻止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任何行动，阻止利用外国的革命运动，甚至阻止由代理人进行的战争。一个逻辑思维的结果是，我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常规的威慑。作为核威慑的补充，我们也必须采取同样的步骤在间接领域内，建立一个威慑体系。
西方曾经尝试寻找一个有效的答案，但不曾找到，主要是因为西方并不真正了解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其内容太复杂，不能在这里作概括的叙述，而将另行讨论。不过，十分清楚的是：在威慑体系中出现了任何一个小裂缝，就会为狡猾的敌人提供了行动的可能性，从长远的观点看，其行动可能威胁西方的整个安全体系。
第五节 战争中的战略
尽管我们对于威慑作了艰巨的尝试，但并不能肯定战争就不会发生。从上面所强调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行动因素来看，更是如此。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什么人发了疯（这总是有可能的，不久前就曾有过希特勒），战争的爆发就只会是“计算错误”的结果。换句话说，一方对于敌人的可能反应必定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有人本来在想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干某种事情，哪知道他们已在事实上发动了一场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核时代的战略应该是怎样的呢？
最初，当威慑战略主要以大规模报复原则为基础时，战争的战略与威慑的战略就是一回事；为了威慑目的而拟定的火力计划将付诸实施。其结果是双方都将遭到可怕的毁灭。一方（假定为敌方）失去了战斗的能力，还要以所有残余的力量从事彻底消灭敌人这样一个阶段的任务。这就是所谓“断脊背战略”。因此战争的第一阶段是进行大规模的、经过全面计划的毁灭性打击；接着就是扩张阶段，其详细情形是很难预测的，因为在被委婉地称之为“核交换”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种种无法估计的问题。
“核交换”至少应该说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概念，但它对于军事思想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且因为所有为测验和改进威慑性能而设计的平时演习，也都以核交换为其中心。这就促使人们相信未来战争的样式就是这样。
很幸运，情况并非如此，至少可说这种样式纯粹是假想。要在赌博一开始时就投下极大的赌注这是很少见的。由于敌方核武器的威胁越来越厉害，战争中的战略必须与威慑战略区别开的见解也就逐渐盛行。威慑战略的目的就是构成恐怖；所以很明显，它应有能力造成最可怕的毁灭，但又应有不必使用这种能力的明确目的。不过，如果毁灭成为相互的，谁还能从敌人的毁灭中得到什么呢？一方发起一个行动，另一方予以回击，置他于死地，则发起行动的一方只不过表演了剖腹自杀罢了。这不是战略。相反，我们竭尽全力避免出现这种严峻的局面。这是合乎逻辑的推理。应当假定双方都会按照这个推理处理问题，因此，敌人极不可能以大规模的核攻击来发动战争。只有当他拥有相当大的技术优势，能够有把握以第一次打击将我方打垮时，他才会采取这种政策。如果我方的打击兵力具有适当的求生能力，他是不可能将我方打垮的。既然如此，敌人就比较可能以或多或少的有限行动作为冲突的开始。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作何反应？
很奇怪，这个反应的问题已成为长期争论的题目。常识似乎指出，应该尽量设法限制冲突。但是许多人坚持这样的理论，认为任何限制冲突的意图一宣布，只能减低威慑的价值，并且认为一次真正的大规模报复，是制止敌人发动其有限攻击的唯一方法。不管是公开的还是暗示的，这种理论又继续指出，一次大规模报复所造成的毁灭程度必须是以将敌方的反应能力减低到相当的、也就是可以忍受的程度。在威慑问题上，这是一种最有分量的论点，我在下文还要论及。不过，最近已经很明白，无论发生什么，敌方反应的效果是可怕的，这是这场讨论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由于这个原因，肯尼迪总统支持这样一个学派，它主张放弃用大规模报复作出反应的原则。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对于这种新的战争战略已作了非常清楚的说明。他称之为“灵活反应”战略。
灵活反应战略的意思是，对于敌人的每一种行动，都应有一个适当的反应，作出反应所使用的力量应足够击败敌人，但不应超过实施这个目标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一切行动必须仿效敌人（譬如对敌人的常规攻击的反应可以是使用战术核武器进行防御，甚至还可以发动一次有限的战略核攻击）。它的真正含义在于，对于每一种情况，都必须根据利害得失来处理，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大规模报复作为最后的一着。这种战略的目的在于产生有效的反应，同时又使冲突保持在有限范围内。
这种战略的原始构想是将局部军事行动与全面威慑结合起来。其目的是把冲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由于有预备队行使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所以“平时”的威慑仍可维持其大部分效力。因为威慑是相互起作用的，所以双方都以不使冲突扩大为目的。如果双方都不破坏原则，而所争执的利益又是十分有限的，问题就可以妥善解决，而不至于逐步升级。
这是一种具有很大风险的对策，不过似乎并无其他方法可以代替它。为了使它尽量获得安全，必须有一个高度发展的控制系统，以确实保证逐步升级不会自发地变为局部行动的一个结果而发生，致使一个局部事件转变成全面战争。这样，就必须有一种特殊形式的战术。应当安置几道逐步登高的门槛，非经政治当局专门批准，决不许越过。还要有保护措施，以保证未经批准不得越过门槛。所以战争呈现为楼梯式，上面分成了许多层次（局部事件，常规战争，战术原子武器的使用，有限战略核进攻，全面战略核进攻等等）。所希望的是任何冲突一旦开始，就都能在较低的层次上获得解决。
采取这种战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对它却有两种明显的反对意见。第一种意见自然来自那些可能变成有限冲突现场的国家，他们并不觉得充当战场——也许还是原子战战场——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假如这场灾难是全球性的，那么要求他们作那样的牺牲，看来倒也不是太不公平的。但他们会说，是不是为了那些重要地区的利益，迫使敌人分散其力量，而把他们的安全廉价地出卖了？第二种反对意见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它涉及威慑问题。如果承认冲突必须保持在有限范围内，那么这是不是等于邀请敌人发起冲突，从而降低了威慑的作用；而且一旦有限冲突爆发，逐步升级的风险是不是变得更大呢？
上述这两种反对意见都代表一定的真理：那两种风险都是存在的。但对于它们的有效性却不应估计过高。诚然，威慑战略（逐步升级的威胁）与战争战略（冲突的有限性）所使用的方法确有某些矛盾。但是这两种战略并非同时起作用，威慑战略先于战争战略发生作用。此外，两者有两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我们已经强调过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行动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二者的矛盾，因为即使战略的目标非常清楚地是要把冲突保持在有限范围内，但是你也决不能保证没有逐步升级的可能。这样，威慑的作用就可以维持，而“后方”地区就不会漠视战斗首先打响地区的安全。事实上，所有各地区的安全与威慑的连续有效性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还有某些行动，其本身为有限性的，却可以用来增强和突出二者的相互关系。譬如说，可以把敌方某一个目标作为抵押品，宣称如果我方某某前方地区被攻击，则将用战略部队把那个目标摧毁；还可以进一步声明说，如果敌人也以有限的战略进攻作答复，则敌方的其他某某目标也就要被摧毁。战略部队的这种逐步升级的有限使用方法可以使那些有可能以其疆土作战场的国家感到它们并不曾被抛弃。
不过，这种有限责任的战争战略概念，并没有如有些人所说的一定导致这样的结果：一方面预先设置“战场”，另一方面预先设置“庇护所”。换句话说，一方面是敌人的侵略行动不会引起报复的地区，我们应当准备在这里立即接受双方力量较量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所保护的地区。如此把威慑按先后次序和地理特点区分，只能减弱战场地区的安全，并在庇护所地区万一发生冲突时，使本来存在的逐步升级的风险大大增加。事实上，自动的大规模报复的威胁对于庇护所并不比对于战场能增加多少安全，因为在当前形势下，报复只能使敌人作出蹂躏我方的反应。因此，我方施加于敌方的毁灭程度差不多与我方所遭受的等同，这对我方来说是不上算的。正确的做法是威慑同时对战场和庇护所两种地区发生作用，而在这两种情形下，威慑都应该是“分级”的，换句话说，必须具有“灵活”反应的能力；为了使可贵的不确定因素不致受损，这种反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难以预测的。
因此，似乎可以说，在核时代，武力的使用通常只限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战争：（1）在要害地区内，行动可能只限于速战速决的形式，其目的是首先造成一个既成事实，然后立即继之以谈判。（2）在外围地区内，斗争则可能采取长期消耗的格式，紧张程度较低，并采用常规作战或游击战的方法。第一种类型的一个例子是以色列人在西奈半岛的战役；第二种类型的例子是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和老挝战争。任何其他的战争形式都将不可避免地迅速引起逐步升级。
不过，如果认为核武器的存在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就足以阻止一切武装冲突的发生，那是一种危险的想法；过去10年已经证明，甚至当西方拥有相当大的核优势时，这种冲突还是可能发生的。现在双方的打击兵力既已形成了平衡，所以在将来，这种冲突的猛烈程度和所争利益的重要程度都可能大大增加。为了减小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盾牌部队，以增强核部队的威慑作用。同时又必须采用适当的战术，保证我们的威慑维持在高水平上。这些措施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
第六节 核时代战略的演进
上节的内容不过是对核时代战略的基本概念所作的一个合于逻辑顺序的分析。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题目，为了使它不进一步复杂化，我不拟再讨论各种不同的战术，尽管它们同战略问题具有重要的关系（例如截击、突破、求生、军备控制、防护、不确定性等等）。
要想对于问题获得一个总的概念，同时了解各种不同因素的相互影响，最好的方法是探讨战后15年来美苏之间斗争的发展。我曾武断地把它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从苏联方面某种具有重大战略后果的技术进步开始，接下去就是美国方面采取相应的战略，这种战略是某种特殊技术成就的结果。
（1）在第一阶段中，苏军在战后并未真正复员，仍拥有非常庞大的陆军和空军。它使用一种半军事和半革命化的作战战略，苏联有可能颠覆和吞并欧洲。在这个阶段，美国空军的能力还处于萌芽状态，所以美国以欧洲的复兴（马歇尔计划）和重建欧洲防御用的常规武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里斯本计划）作基础，采取威慑战略，以对付苏联的威胁；同时组成一支进攻性的空中核打击兵力，以贯彻执行大规模报复政策。美国给欧洲以财政经济援助，并按军事援助计划把装备运往欧洲，发展了原子弹以及载运原子弹的飞机，并以B-36的作战半径为根据，在外围地区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基地网。这种战略挫败了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机器。所以，威慑是有效的，苏联在欧洲的攻势也因此受阻。
（2）在第二阶段中，苏联只能用防御性的威慑战略和间接战略领域内的反攻（例如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相配合以对付美国。由于一开始就缺乏可用的物质资源，苏联的威慑主要是心理上的，其主要做法是由和平大会发动反核运动。事实上，这至少在欧洲和中立世界曾经取得一定的效果，不过，不久由于科学工作和间谍活动的空前努力，苏联很快制造出了少量的原子弹，并且以B-36为蓝本，建立起一支初具规模的打击兵力。同时，它建立雷达网以加强其防空体系。对于美国来说，这是它第一次感到核威胁，并感到对方有效的防空力量已经存在。由于美国增加其报复的威胁，以维持其威慑战略的有效性，这样做之所以更有必要，是由于欧洲重建武装的进展迟缓而且不适当，部分地由于法国的兵力已陷入印度支那战争，而西德武装力量的形成还只是在预期之中。因此，空中威胁必须维持的水平应能使盾牌部队仅仅成为战略部队的用来迟滞敌人的绊网。正当此时，热核弹的出现又使报复兵力的有效性大大增强。尽管苏联已有相当的防空能力，但由于美国研制出了高空飞机能超越敌人雷达搜索的上限飞行并且速度快于敌人的战斗机，所以保持了突防能力。在1954年到1955年之间，美国的优势还是无以伦比的。不仅其威慑仍能充分地维持，而且苏联被迫停止其在印度支那和朝鲜的间接战役，而接受妥协的解决办法。应当指出，在这时，美国是能够——按麦克阿瑟将军的说法是应当——利用其地位获得更大利益的。
（3）在第三阶段中，苏联在威慑战略的领域开始追上了美国。他们此时也有了热核弹，并有一支并非无足轻重的打击兵力，他们还增强了防空体系的效力；这就使他们能在中东和北非重新展开其间接性的反攻。苏联拥有热核武器这一事实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威胁；面对着几种不同的行动方案，美国的战略不免犹豫不决了。许多问题都是很难回答的：是应该增强报复的威胁以保持威慑的效果，还是建设防空体系以部分地抵消敌人的威胁呢？能否使报复的威胁更加可信，以致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使用，甚至连小型冲突也不例外呢？如果不是这样，是否应求助于其他形式的威慑，因而必须增强战术防护兵力，才不至于被迫在投降与全面反应之间作选择呢？于是在1955年展开了大辩论；结果是主张采取攻势的思想流派失败了，这一派希望着手实行大规模装备不可拦截的火箭的计划。这一派的领袖加文将军因此辞职。
当时的决定是：第一，建立一个覆盖美国本土的庞大的防空体系；第二，发展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反突袭战术（飞机处于戒备状态等），以及以美空中堡垒为基础的洲际轰炸机，这些可以配置在苏联初期打击的航程之外；第三，以战术核武器来加强当时常规力量还不太充实的欧洲盾牌部队；这些战术核武器虽大量分配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但仍在美国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个政策也被称为MC70号政策）。1955年的这个决定曾经起了某种暂时的稳定作用 [ 作者注：由于有了这种决定，在1957年，西方在黎巴嫩和约旦所采取的行动就能够阻止苏联在中东的进攻。 ] ，但显然太保守。它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到了下一个阶段其严重的后果就被感觉到了。
（4）在第四阶段中，苏联的火箭计划获得了成功，达到了比美国领先的地位，其所采取的路线也正是美国人所认为不应追求的路线。到了1957年，苏联拥有了1枚洲际导弹并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不久以后，苏联人登上了月球 [ 投笔从戎注：此处指1959年9月12日，苏联无人驾驶探测飞船“Luna 2”号成功抵达月球表面，撞毁在月球正面差不多中央位置，它成为碰到另一个星球的第一个人造物体。 ] ，他们还通过试验证明他们的导弹精确度和爆炸当量都是高的。到了这个时候，苏联在威慑战略领域中已经追上并超过了美国。美国刚刚花了极大的成本建立起来的防空体系，只有对付飞机才生效，而不能对付苏联火箭的威胁。同时，苏联也增强了它的防空能力，并改进其地面部队的装备，使之配备战术核武器并全部实现摩托化，其中包括拥有大量的水陆两用车辆，从而能实施进攻战。这样，他们几乎在各方面都比美国占了优势。从心理的观点看，人造卫星的辉煌成就更使这个强大优势锦上添花。随之苏联重新提柏林问题和德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整体地位问题，并在刚果和古巴对美国直接挑战。
对于美国总还算侥幸，因为苏联的优势还不能在弹指间就发生效力。当1961年初肯尼迪继任总统时，“导弹差距”还不过是将来的事，但美国已经不能再浪费一分钟的时间了。这位总统周围有一批学者，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思路，产生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新战略。新战略是在第三阶段拟制出来的，那时大规模报复战略仍然有效，此时作为第一步把这个战略正式放弃了。至此美国的战略观念开始变成了“分级威慑”。其目的是要在核力量、常规力量和间接力量等一切方面达到一种平衡。假如战争不幸爆发，则应努力使用“灵活反应”的手段，使战争不致扩大。这些理论我们已经讨论过。结果是核打击兵力变成了“盾牌”的一部份，而不是“利剑”，但其强大反应能力，却仍然应不惜一切花费来加以维持。基于这个观念，美国迅速在上一阶段就着手研究北极星和民兵这类导弹，此时研制出来了；它还采取求生战术（原子潜艇，地下的及可移动的发射台等）以使其投射系统不至于为敌方的第一次打击所摧毁。在常规力量方面，主要的步骤是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盟国家增强他们的战术性盾牌部队，此时这已经变成了战略中的一个必要因素。为了应付间接的威胁，又组成了一支强大的空运常规预备队。最后，为了阻止战争自动升级，发展了更有效的战术，以控制核武器；同时，努力向苏联指明使冲突不致扩大的方法（苏联故意装作不了解这些方法）。
这种再调整正好适时地填补了开始出现的导弹差距，同时也证明苏联在火箭领域中的优势并不象最初所害怕的那样巨大。一切的情报来源都指出，苏联的洲际打击力量只具有有限的能力，只适用于“打击城市”的战术，而不适用于“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美国的确已经作了非常巨大的努力，并似乎再度获得了明显的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麦克纳马拉先生才开始感到他可以宣布，他的分级威慑战略以灵活反应为基础。
似乎就在这时，苏联把中程导弹配置到古巴，试图也来弥合“导弹差距”，这样使他们有可能对美国采取“打击军事力量”的战术，从而对于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飞机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仅仅使用中程导弹，他们就能在几个月之内达到用洲际弹道导弹在几年内都达不到的优势。这自然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动，因为苏联居于局部劣势的地位，而古巴又是在美国很容易侵入的距离之内。他们发动一个宣传运动作掩护，宣称苏联在古巴只限于搞防御性的设施。不过，美国人却及时认清了这一危险。他们的反应迅速、坚定，而又很能自制。因为居于劣势，所以苏联只好放弃其企图。这是在核威胁的潜在战争中双方的第一次真正较量。双方的行动都是精确的、现实的、冷静的，而最后还是美国人获得了成功。从此以后，苏联被迫与美国作硬碰硬的军备竞赛，冒着风险同远比自己富有、强大的对手去拼经济实力。
（5）不过，又有了第五阶段的迹象。苏联在空间技术方面，仍然居于引人注目的领先地位。这就可能导致生产新型武器，这样一来，我们将被引向何方，在今天尚难预测。此外，他们的核政策以取得少量大型武器的原则为基础，这比美国建立大量小型武器系统，因而花钱明显较多的政策要高明。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和中子弹的生产，我们将会在威慑战略的领域中看到新的发展。
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其主要代表是基辛格。他们把威慑战略的重点放在盾牌部队的增强上。这种理论是说，既然战略性核战争所固有的危险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的威慑政策就应改为以直接保护受威胁的地区为基础，必要时可以使用战术原子武器。这种思想代表一种倒退的趋向，从空中战略又回到具有较悠久的历史的陆上战略。这种思想也包含一定的真理。如能证明其有效，则它对于世界军事平衡的重建大有帮助。
对战后15年发展过程的匆勿一瞥，产生了下面一些想法。
首先要说的是，每次出现的局势都是非常危险的，而每一种防御体系都只有暂时的效力。装备和战术现在每隔5年就要更新一次，而过去从一次战争结束到下一次战争才会更新。花费那样巨大的财富，而所换得的安全却靠不住，看来这是很不上算的。结果总有一天不是打仗，就是经济破产，或者是就限制军备达成某种协议；在这种紧张局势下，和平是很难维持的。
还要说明的是，苏联在爬威慑的楼梯时，由于其出色的努力，几乎已经获得成功；而美国曾经两次占有相当的优势（一次在第一阶段，又一次在第二阶段），但它不曾加以充分的利用。这就表明，尽管争夺是激烈的，但犯了错误并不一定立即受到惩罚。苏联的举措也许比美国强硬毒辣，但除非它能确信某种优势具有持久的价值，它是不敢把这种优势作太大的扩张的。如此谨慎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不确定因素存在，一般说来，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他处的地位是怎样。
虽然在这种连续的斗争中并无突出的大行动，但很清楚的是，自从第三阶段开始以来，在威慑能力的增长上，苏联占了上风。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一种攻势战略；分级威慑战略则是一种守势战略，其应付苏联间接战略的有效性尚待证明。
至于说到战略的结构，这一时期的演进历史清楚地表示，新装备与正在形成中的新战术之间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而新的战术反过来又可以导致战略平衡的改变。于是出现了一种倒转的程序：为了重建战略平衡，必须先作出一个战略选择（例如，在1955年），结果希望应用的战术被确定了下来（截击、突防、求生等）。由此提出必须研制的新装备（雷达、导弹、潜艇等）。有的作家曾说过，今天唯一存在的战略就是资源战略。如果这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方应有必要的资源，才能实现所希望的战略，则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新装备应该支配战略。相反，从逻辑上说，发明家应该接受战略要求的指导，或者至少是战略应当从已有的发明中选用那些能最好地满足自己要求的东西。有时，某一方会缺乏必要的资源（例如，苏联曾经在一个时期内没有核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战略的任务就是：寻找弥补缺陷的措施（例如，和平大会的心理战），并且选择一个能利用现有资源击败敌人战略的行动方案。凡此种种，都是智慧与想象力的问题。
第七节 核战略的结论
很明显，对于核时代的战略所作的任何研究，都可以获得大量的、极不相同的结论。我现在仅略举其最重要者如下。
（1）核战略必须要在总体战略这个层次上实施。其中有许多心理的、财政的和经济的因素。所以，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形式的总体战略。
任何成功的战略总是总体性的，甚至象亚历山大与拿破仑的战略，那样明显地用于作战为主，也还是总体性的。但是，著名会战的光辉常常掩盖了战略是总体性的这一事实，甚至历史学家也都受了骗。核武器一直都不曾产生任何的会战，它所做到的是强迫我们认清战略的艺术应该如何总体化，各种不同因素所发挥的影响又是如何强烈。总体战略不再是想当然的事情，也不再是政府首脑随意地、直观地处理的事情；现在，它必然是科学地设计出来的。总体战略已经变成了任何领袖都必须精通的战略思想方法。古巴危机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2）核时代的总体战略已经清除了19世纪的、尤其是克劳塞维茨学派的战略思想。这一学派的续承者们曲解了他们祖师的思想，因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清除了陈腐的思想，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我们现在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体系，而且这一次不应在建立太专门化的理论，以致把我们引入更严重的错误中去。所以，我们不应做的事情，就是仅仅拟制出“核战略”，以适用于当前的特殊情况。必须要有一个总体战略，不仅能够应付核武器及其可能的继承者（外层空间，生物战等）带来的问题，而且还能应付其他的难题和间接战争。
（3）新战略也必须应付由于科学与工业的资源应用于国防而产生的许多巨大变化。
国防问题的各个领域都已经有了变化，这不仅因为新武器的射程和威力都已增大，而且因为生产这些武器耗资巨大。国防问题的分量不断加重，不可避免地会很快使一个国家不堪承受。古希腊的城邦和16世纪的王国正是由于解决安全问题的需要而兴起的；所以，安全问题有可能在国际实体的形成中又一次起决定性的作用。
工业因素的影响，也使国防问题的性质有了改变。对行动的准备，现在远比行动本身更重要，因为拥有资源优势的事实比使用资源的方法更具有决定性。这同拿破仑时代的战略艺术完全相反；他曾经说过：“整个问题不过是如何实行而已。”过去，安全有赖于军队的直接保护；而现在，安全却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所依赖的是你应比你的敌人有较高的准备。过去注重前哨的警戒，现在注重科学的侦察。动作的概念已越来越抽象化，我们所重视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域内运动并在地图上用红兰圆圈和箭头来表示的兵力，而是在一个时期内相对变动着的科学和工业潜力，而这是毫无可能用图解的方式来表示的。在任何对于潜力的估计中，素质（包括技术与精神）已比数量更为重要，所以任何对于情况的判断越来越成为主观考虑的结果。在过去的时代中，时间的尺度是较小的，在19世纪时，一个战役可能持续1个月，一次会战不过几小时。在20世纪的大战中，时间的尺度放长了，这首先是因为战场扩大了，其次是对资源的要求都不是预先知道的，一旦需要，则从设计到投产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今天进行着的平时后勤战争中，产品从设计到投产需要5年左右。所以，只能以苦苦猜想的未来情况为基础，提前5年作打算。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但这种预测已经变成了绝对必要的思想过程。
政治和改革技术的连续使用，也产生了相似的后果，不过时间的尺度却甚至还要伸长。举例来说，直到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取得胜利，苏联才算是获得了1921年巴库会议所希望的成果。
（4）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任何斗争是“事先”和在“平时”决定的，所以双方通常都试图不求助于战争而能解决问题。战争现在不过是对所作准备的效率的精确检查。这就是威慑战略所依据的逻辑，不过这个过程毫无疑问的到今天尚未完成。
威慑战略的演进表明，作为核报复威胁的补充，其他各种形势的威慑也开始变得日益重要。所以也象过去的一切武器一样，核武器只是对旧武器系列的补充，并不能代替旧武器。现有的武器库包括从刺刀到氢弹的一切武器。刺刀在今天可能很少使用，但它还是没有完全被取消。其他尚未完全过时的所谓“常规”武器，也都是如此。一个新的平衡已经达到，但与某些现代预言家的预言恰好相反，大规模常规兵力的存在仍然是保持这种平衡的一个必要因素。毫无疑问，威慑系统还有待于我们在间接战略领域内用现在尚难了解的其他方法加以完善。
（5）随着威慑战略的发展，有行动自由、可在其中使用部队的区域越来越缩小。为了相互威慑，已经消耗了国家很大一部分精力和资源，所以今后实际的、公开的冲突将只会限于范围非常有节制的外围行动。这种外围行动的目的，也许就是让一方能估量一方的资源储备和士气，所以即使战争爆发，也应该有良好的机会，使战争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并能取胜。直到目前为止，所有间接战略的行动和威胁所产生的危机，都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解决的。古巴危机也曾是这样解决的，尽管它属于直接核战略的范围。所以我们同19世纪那些战争理论所想象的全面冲突越来越疏远了。现代化的战争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的战争；政治权威对它的控制，远比过去任何时代更严密。
不过，有行动自由、可在其中使用部队的区域仍然是有的，然而这样的区域也许很小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小型行动显示出新的重要性。旧式的战争连同其会战在内，是一种流血的外科手术。而新式的战争尽管有千差万别，都更象一种疾病在缓慢地传染。行动比较迟缓，我们决不能因为它不那样剧烈而受欺骗，战争所造成的权力结构的改变固然是一点一滴的，但其结果足以使整个世界变色。所以，最要紧的是我们应当对症下药，把那些似乎无足轻重的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些冲突不仅发展了非殖民化的狂热，而且扩大了现代化生产需求再凋整以及现代医学科学的巨大进步造成的人口爆炸所带来的危机。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间接战略，它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着的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我将留待下一章再作详细的分析。
（6）从威慑中可能发现一种维持和平的真正办法。如果把过去10年间在这方面的进步审视一番，我们也许会感到还该有更大的进步。总有一天会找到一种比迄今已经尝试过的更为理性、更为有效的和平组织。在过去的尝试中，我们过分地受到感情因素和道德原则的牵制。维持和平的战略可能引导我们最后建立起稳定的权力平衡，在那种平衡之下，真正的军备控制也许是可能的，或者还能组成一支国际部队，用来制裁任何的和平扰乱者以维持平衡。这种理想也许超越了当前实际，却并非不可以想象的。我们如果对和平的寻求具有明智的指导，我们终于会找到一个在有利的环境中切实有效的答案。
（7）简单地说，我们究竟是在走互相残杀之路，还是在走和平之路？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并无明确的答案。不过，我们却可以断言，和平或战争都取决于人类的意志。自从有史以来，战争就成为玩弄的对象，最初说是上帝的意志，然后说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进军，到了近代又说是人口压力的后果。如果可以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和平与战争之间的选择可以由人决定，而且受到理性法则的支配，那么，核武器虽然把战争和危险增加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却也许能够带来较稳定的和平。除非命运愚弄我们，或者我们遭到了某种突然的变故，今后军队作为越来越复杂的政治战略计谋的附属物，将按越来越文明的方式被使用。人类将不会再以感情为基础而陷入战争的深渊，至少这种机会很少了。总之，“大战”可能是不会再有了，那是20世纪的瘟疫，欧洲衰颓的无可置疑的根源。
但这是不是真正的和平呢？我们可以断言，并非如此。人类对于权力的贪欲还不会消灭。这种贪欲同那些我们仍然只能模糊地了解却主宰着人类经济进步和生物进化的力量相结合，总是能找到一个新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将决定权力的更迭，你争我夺，犹如钟摆摇晃不定。过去那种战鼓咚咚、战旗飘飘使用军队的战争也许变成历史的陈迹，从此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的战争，其形式是革命战争的发展，是种族斗争，是重复出现的危机，是工业和军事领域中的科学竞赛。
20世纪的人类，经过了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两次毫无意义的大战，今天真有谈虎色变之感。今天借助于现代科学的一切资源也许能使他们终于找到一种预防这种浩劫重演的方法。但是命运的嘲弄要人类付出代价，而这正是他们所不希望的，这就是：斗争将以较小的规模继续发生，但将永远继续下去。
大规模的战争与真正的和平将一起进入坟墓。
第四章 间接战略
安德烈·博福尔 [法国]
[出自《战略入门》] 1963年
第一节 词的意义
第二节 间接战略的概念
“外部动作”的概念
“内部动作”的概念
腐蚀法
物质领域
心理领域
“蚕食”法
第三节 反间接战略
“反外部动作”
“反内部动作”
第四节 间接战略的结论
第一节 词的意义
间接战略这个词似乎含义模糊。利德尔·哈特曾经出色地提出了一套“间接手段”的理论，他认为那是最好的战略。在作战的领域内，这种理论的实质就是不要“硬打死拼”，换句话说，不要对敌人作直接的硬攻，必须从一般认为不大可能的方向上使用出其不意的手段，先使敌人动摇、惊慌、丧失平衡，然后再向他进攻。这方面的例子有：亚历山大在进军波斯之前，首先攻占巴勒斯坦和埃及；西庇阿在攻击迦太基之前，首先征服西班牙，等等。1942年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及1918年的塞尔维亚战役，也都可以纳入间接手段这一类。
事实上，若一方不能肯定其实力已足够强大，可以在敌人所选择的地形上进行会战以击败敌人，那么间接手段的战略就是必需的了。利德尔·哈特曾正确地指出，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肯定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而且即使如此，如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又何乐而不为。由于这个原因，他主张有系统地使用间接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见解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过其理论的主旨却是想在会战的考验之前，改变双方兵力之间的平衡，采取的方式是军队的调动而不是战斗。他主张不应直接去和敌人硬拼，而同敌人斗智，其目的在于补偿数量方面的劣势。
就常规的军事战略而论，间接手段战略的中心思想可以解释为地面上的调动。就总体战略而论，它已经以略微不同的方式被应用。当一方希望以劣于敌方的军事资源达到某一结果时就要采取间接手段。由于这个原因，我主张给这种战略一个通用的名称，即“间接战略”。
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加上反殖民主义的煽动，这种战略有着广阔的应用范围，而且我们将看到，它已经变得极其复杂，其有效性令人吃惊。因为它是间接的，所以其阴险的性质常为人所不了解，而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会在这个领域中遭到一连串的失败。所以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
间接手段与间接战略之间的主要差异，不仅是如上文所说，前者具有地理上的含义。间接手段的目的在于获得军事胜利，其所谓的间接性只是就这种胜利的准备动作而言的。所以，我仍然要把间接手段列入直接战略一类。间接战略的特点就是使用军事胜利以外的方式取得其某一结果。
间接战略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这种战略中，行动自由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幌子下实现。在现时（甚至核武器出现前），行动自由有一个确定的范围，任何冲突都要受其限制；这种范围的界线是由冲突的发展对于国际形势可能产生的影响来确定的。举例来说，在1912年，巴尔干诸国不敢向君士坦丁堡前进，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会刺激俄国去占领该城。在摩洛哥，法国必须同时顾及英国和西班牙等国的利益。在前一章我也曾指出德国人在第一次大战时所犯的错误：1914年侵入比利时，1916年又发动无限制的潜艇战。在那个时代，约束的因素就是害怕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趋向极端”，换句话说，也就是害怕由一个不很重要的争执所引起的冲突，可能燃起一场完全与战争目标不成比例的大火。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希特勒的目的就是想不必发动一次世界大战而能达到他的目标。现在有了核武器，逐步升级的危险变得更大，以致行动自由的范围相对缩小了。不过，行动自由仍然存在：自从1950年以来，曾经发生过多次的有限冲突（朝鲜、印度支那、北非、以色列、匈牙利、苏伊士、刚果、古巴、柏林等），就是明证。
行动自由的范围越狭窄，越应对它作最好的利用，因为这就是突破现状的唯一途径，而核威慑是被假定用来维持这种现状的。行动自由的范围越狭窄，利用它的方式也就越微妙，甚至已经很难认清其为战争的一方面了。可是，获得的成果非常大，甚至可能比经过一次大战获得的还要大。西方人已经被逐出了中国和几乎整个东南亚，中东已经发生大动荡，非洲也处于混乱之中，甚至中美南美也受到了影响。所有这些事件并不仅仅是历史演进的必然后果，它们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战略的产物。这种战略利用了精心设计的、明智地顺应自然发展趋势的动作。我打算称它为间接战略。正是这种战略已被证明是治疗所谓“核瘫痪”的良药。
所以，间接战略也是一种艺术。核武器的存在产生的威慑作用使我们在有限的范围内获得了行动的自由，而间接战略作为艺术能最好地利用这个有限的范围。同时，它还有助于获得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胜利，尽管为了胜利所能动用的军事资源通常都极有限。
以这个定义为起点，我们现在就试着分析这种非常微妙的战略所具有的一些原则。
第二节 间接战略的概念
在间接战略中，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决定在当前情况下行动自由的范围究竟还有多大，然后确保这个范围可以维持住而不缩小，如有可能则还应扩大，同时应使敌人能利用的行动自由范围尽量缩小。
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对战略作一般分析时（第一章）已经强调过的原则上。任何辩证法式的竞争都是行动自由的竞争。不过，间接战略的真正特点是，可能实现的行动自由仅仅在很小的程度上同在有争议的地理区域内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有关，它几乎完全是由这个地区以外的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对核威慑有效性的估计，对国际反应、敌人精神力量和敌人对外来压力的敏感等的估计。
所以，任何特殊军事行动成功的可能性，都取决于世界性的高层行动的成功。我打算称此为“外部动作”。其重要性往往被忽视，人们不理解斗争的焦点不在战争发生的地区之内而是在其外。我们遭受过许多严重失败，其根源就在于这种严重的误会。
“外部动作”的概念
“外部动作”的主要特点是确保自己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同时用各种威慑性牵制手段，使敌人瘫痪。就象“小人国”里的人弄得旅行家格列佛动弹不得一样。因为一切军事行动的设计，都以威慑为目的，所以行动当然以心理的为主，不过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的指挥也都应全面配合，以实现同一目标。
为了发挥这种威慑的效力，使用的手段从最文雅巧妙的，到最粗暴残忍的，各不相同：有时应根据国内法及国际法提出合法的要求；有时应强调道义和人道的原则，试图使敌人怀疑自己的主张的正当性，从而感到理屈。利用这些方法，可以激起敌方一部分内部舆论反对其当局，同时能发动一部分国际舆论来支持我们。这样就能形成一个真正的道义上的联合，有可能以那些比较纯朴的同情者自己的见解为基础展开辩论，把他们完全争取过来。例如，在联合国组织或其他国际性的集会中，就要造成有利于我的舆论气氛，主要是为了威胁敌人，使他不敢轻举妄动。此外，可采取虚张声势的或实实在在的间接介入行动，例如供给军火、专家和志愿人员等。必要时，还可以用政治和经济的报复作威胁，直至以直接行动相威胁，其行动甚至有可能包括使用核武器在内。方法是不胜枚举的，读者可以从最近的历史中找出许多著名的例证。
但是，这一类手段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军事威慑力量（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威慑）应能形成充分的、全面的威胁，足以阻止敌人作大规模的反应。第二，一切行动的构想都必须与一条明确的政策路线相协调，这条政策路线的表达应形成合乎逻辑的论点。举例来说，美国是具有自由传统的，当他们插手古巴，在猪湾采取行动时，即使是间接介入，但从心理方面说，他们做得是不恰当的。在直接战略方面，这没有太大关系，尤其是当那个行动已经成功时，更是如此 [ 作者注：已被1962年的古巴事件所证实。 ] 。但在间接战略方面，这个错误不得不使他们付出很高的代价。
法国虽然放弃它的黑色非洲殖民地，并自动撤出了摩洛哥和突尼斯，但对于阿尔及利亚还是紧抓不放，这是不恰当的。所以，政策路线的选择对于整个行动的成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让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正象在军事行动中，我们应攻占某一阵地，而不让敌人攻占它一样，在心理领域中也有可能占领某些抽象的阵地，并同样应阻止敌人攻占它们，举例来说，苏联已经成功地使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承认，铁幕在从西到东的方向上是一个严密得不透水的政治壁垒，但在从东到西的方向上它并不构成任何障碍。他们大肆宣扬和平，主张销毁原子武器，而自己却继续发展这种武器；他们反对殖民主义，而自己却统治着现今仅存的殖民帝国。这些现象无疑是存在的，但都属于心理战术的内容，此处不拟讨论。不过，这种“征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另一方完全接受的原则为基础。所以，将来有一天，这些已经为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所占领的思想阵地，将会被西方“攻克”；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西方在其间接战略中，已经认识到了思考和计算的价值，而不只是尝试应用法律或道德的原则，那是他们的敌人经常对他们使用的。
在选择所追随的政治路线时，当然必须考虑当时的心理倾向（例如对于和平的热望，反殖民主义，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决心，等等）；另外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敌人的弱点。以及敌人所企图利用的任何同盟国的弱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其结果是冲突将间接进行，或由代理人进行。装模作样的做法并不能欺骗任何人，但在心理上却仍具有其重要性。此外，对敌方的可能反应，当然必须加以预测，并应准备有效的对策。事实上，这种“政治路线”是心理领域中真正作战计划的总概括，所以它必须事先加以拟定，其精确程度应和军事战略领域内的作战计划相同。
“内部动作”的概念
在确保了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之后，下一个步骤就是拟制出在希望达到一定结果的地理区域内的动作方案。我打算称此为“内部动作”。
这个问题的主要成分是三个可变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物质力量，精神力量和时间。如果可以动用的物质力量远比敌人优越，则精神压力也就变得不大需要，而军事行动就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从另一方面说，如果能动用的物质力量相当微弱，则精神压力就必须非常的强大，而军事行动势必是长期性的。所以两种不同的战略形式，各居于天平的一端。
就第一种情形说，其目的要在外部因素所提供的行动自由的限度内，利用物质力量的强大的优势，迅速达到某种中间目标。然后暂停一下，而采取下一个军事行动。这样的行动方式是由一连串夺取相对有限目标的作战所构成，而中间夹着外交谈判。这可称为“蚕食”法 [ 作者注：德国人称之为“香肠”战术。 ] 。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希特勒对于这种方法曾经作过锋芒毕露的表演。苏联也曾作过几次尝试，获得了不同的成功（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朝鲜）。以色列人在西奈半岛上所打的各次战役，也属于这同一类型，不过却只具有防御性的目标。
就第二种情况说，其理想是达到某种（可能相当重要）的目标，不过多依靠军事上的胜利，主要靠经过精心设计和组织的长期斗争，把敌人弄得越来越不堪重负。这叫“削弱”法或“腐蚀”法。其主要的特征就是持久斗争。毛泽东既是这种方法的最主要的理论家，也是采用这种方法最成功的指挥员。最近的也许是最完整的一个例子是阿尔及利亚。柏林也属于这一类，不过那里的动作远较阴险。
当然，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可以有许多逐渐转化的阶段。朝鲜战争最初趋向于“蚕食”战，而结果却变成了消耗战。反之，印度支那战役最初以“腐蚀”战略为基础，但几乎是以一种军事“蚕食”行动告终。
腐蚀法
腐蚀的概念十分有趣，因为事实上，它运用起来很巧妙。其含义是促使一个实力远较你强大的敌人，接受可能极端苛刻的条件，而你对付他仅仅用了非常有限的资源。这就必须充分运用上述的三个可变而又相互关联的因素：行动持续的时间越久，就越能利用精神压力，以补偿军事力量方面的劣势。这样作战应同时在两个领域进行：物质领域，即使用军事力量的领域；精神领域，即采取心理行动的领域。
物质领域
在物质领域，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支持下去。照艾仑看来，这是一切战略的最后目标。不管怎么说，这显然是以腐蚀战术为基础的一切作战的最后目标。如果一方在物质上处于相当的劣势，那么它就只有拒绝会战，并用困扰的战术使冲突继续发展下去，然后才有维持生存的希望。这种困扰的战术就是游击战。它具有极悠久的历史，但已为几代人所忘记，需要重新学习。而在最近40年间，对于这种作战方法，已经制定出了一套极重要的战略原则 [ 作者注：尤其是劳伦斯制定的成为苏联官方指令的战略原则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原则。 ] 。因此，这方面的行动现在就可以根据一些经过良好思考的原则来进行，从而获得相当高的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物质力量上的劣势。毛泽东曾拟定了7条原则当作游击战的基础；（1）军民密切合作；（2）敌进我退；（3）敌退我扰、我打；（4）战略上以一当五；（5）战术上以五当一；（6）实现后面这一条的主要方法就是他所说的“集中退却”，也就是在退却中集中兵力（因为他在中国有充分的空间，所以才能如此）；（7）最后，在补给和装备方面，游击队必须以敌方为供应来源。上述7条是成功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最低限度要求。不过常常有人不承认这是“最低限度”要求，例如，有人曾考虑在阿尔及利亚可以建立一个“多面堡”式的基地，而美国人更批准了在古巴建立常规的“桥头堡”的构想。
除了上述的最低限度要求以外，还有两个基本概念，对于保持游击战行动的自由也是必要的。第一个概念是苏联人首先提出的，虽然过去爱尔兰也曾使用过。这是一种有系统的恐怖政策，其目的是阻止人民把任何情报供给敌人，我们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都曾看见这种方法如何有效，但是这种方法所带来的野蛮性却不曾引起世界舆论的抗议。第二个概念是劳伦斯就汉志铁路①问题提出的。其原则是尽量扩大游击威胁地区的范围，而不致惹起敌人的任何反应，但结果却使敌人面临着越来越难解决的安全问题。于是敌人被迫使用强大的兵力，去防守那些不断增加的据点。这样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补救了游击队在兵力方面的劣势。以阿尔及利亚为例，30余万法军对付不足3万的抵抗者还感到很吃力。
最后，游击队员的数量不仅应维持现状，而且还要不断扩大，这样对敌人的压力才能增强。但游击队对物资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因此必须首先建立一套军人走私的体系（或者采用象1944年在法国所用的空投方法）。接着就要尽可能在邻近的境外建立基地，以“外部动作”产生的威慑作用保障其安全。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在中国的基地所担负的就是这种任务。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先在埃及，后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建立了这样的基地。在葡属安哥拉作战中，原比属刚果也建立了这样的基地，某些作者认为这种基地的组织在这一类战争中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即使不具有决定性，但它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却是可以断言的。应当指出，所有失败了的游击运动，例如在肯尼亚和马来亚的游击运动，事实上无一不是孤立无援的。这就表明，“外部动作”除了对于全面行动自由的保持起关键作用外，对作战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心理领域
在心理领域，总的概念也是要尽量拖下去，为了做到这一点，战斗人员和一般人民的精神素质都要保持在高水平上。对精神状态的控制至关重要。其目的仍然是用这种腐蚀的方法，促使敌人放弃斗争。在这一情况下，为了从任何的成功中抽取最大的利益，心理方面的行动也是必要的。
这一心理行动是一种极复杂的工作，因为它同时以我方和敌方的军民为其对象，它必须接受两个主要因素的指导，即基本的“政治路线”以及所选定的心理战术。
这里的基本政治路线，必须与在“外部动作”中所运用的政治路线协调起来。它要能激发人民那种希望投入行动的潜在感情（包括爱国感情，宗教感情和社会感情等）激发起来，而争论的结果应能表明，吁请他们支持斗争的理由是正当的。同样对作战的胜利应坚定信心，相信我们必胜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强者”，而是“因为上帝（或者某一历史潮流）向着我们这一边”。要宣传历史决定论，以引导形势稳步地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样就能鼓舞群众去从事类似十字军东征的壮举，就能使他们产生一种宿命论的心理状态，但这是涂上乐观主义色彩的宿命论。它同敌人的涂上悲观主义色彩的宿命论恰好相反；这种心理状态不同于穆斯林的宿命论，穆斯林认为不做征服者就得做奴隶，别无其他选择。
这最后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未真正认清白种人当年迅速征服世界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被征服的民族都觉得，白种人是天之骄子，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他们主宰未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已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方人的屡遭挫败所证明。我们西方人从此失去了面子，于是那些过去为我们起有利作用的精神因素，现在反过来为敌人起有利作用了。
心理战术明显地包括今天各种著名的技巧——宣传、训练和组织群众。它们由纪律森严、控制严密的干部来执行。在这一类的战争中，必须把握着一个事实，那就是只有心理上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在战场上，一切的行动只有当它们能够提高我方军民的士气或威望时，才是有价值的。一般说来，进行游击战必须以这一观点为基础。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未能取得胜利，或者胜利很小，就应故意作夸大的宣传，必要时可以完全歪曲事实。同样，敌人也会扩大他可能采取的行动的心理效果，其办法是发表大量耸人听闻的消息，这些消息也正是西方报刊喜欢报道的。这里应该提醒的一点是，尽管政治路线应当形成相互关联的统一体，但宣传有对内和对外之分，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如果内部动作和外部动作能够充分配合起来，则冲突就会象星星之火一样，会迅速发展，而形成燎原之势。只要造成环境气氛的行动能够产生必要的最低威慑作用，而局部性的行动不是一开始即被扑灭，那么这种作战总是会有最后成功的机会。最好的结果是敌人自动放弃这一斗争（例如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如果“外部动作”未能阻止其他强国插手，则可能以划分成几部分的形式达成一种妥协（以色列和印度支那）。如果“外部动作”不能给“内部动作”以适当的支援，而敌人又有充分的决心，则作战就会失败（肯尼亚和马来亚）。尽管如此，那些在斗争期内所播下的种子，以后还是会萌芽生长的，或至少能够迫使敌人作极大的努力，而我方所消耗的资源却很小。
这最后一点指出了腐蚀法十分重要：如果作战是经过很好的思考并顺利进行的，则所冒的危险将极小，而可能的收获却极大。即使作战失败了，而敌人也会被迫花费巨大的努力来对付我方微不足道的努力。23年前，我曾以希特勒的战术为例，预言这类冲突是注定了将来要发展的。今天的事实早已超过了我所预言的范围。今天，我相信在核保护伞掩护之下，除非已能找到一种有效的对策，除非在这个领域中也能象在其他领域中一样建立有效的威慑，这一战争一定仍会继续发展，而且会越来越厉害。我们将在稍后再谈这个问题，现在先谈“蚕食”法。
“蚕食”法
就有关地点行动而言，“蚕食”战术比较简单，它主要以军事战略的计算为基础。不过，在这里，“外部动作”的重要性还象在腐蚀法中一样。苏伊士和西奈半岛的战例就是明证。在这里，军事行动是完全成功的，但因完全缺乏外在掩护，所以难免最后失败。
不过，这并不是说，在“蚕食”作战中，军事战略不曾受到某种限制。行动自由肯定是很小的，即使“外部动作”已有良好的构思，但除非局部行动能够获得奇袭的效果，并迅速造成一种既成事实，足以当作尔后谈判的基础，那也还会遭致相当大的失败或冒逐步升级的风险。苏联在朝鲜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其作战未能产生迅速的结果，而陷入长期战役之中。如果没有釜山的桥头堡，则仁川的反攻也就不可能，而美国人以后的一切反应也都自然不会再有了。苏联的计划未能保证适当的速度和实力，所以终于不免失败。同样，在苏伊士作战时，在登陆之前已经花了10天的时间，以执行一种“软化”的空中作战，那也完全是愚蠢的行为。它实际上只不过是使敌人在盟军登陆之前，已有机会去造成一种有利于他们的既成事实。与此对比，希特勒的每一次行动，例如强占莱茵河左岸、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在48小时之内完成的。对于国际外交来说，那是最低限度的反应时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局部行动必须具有大规模突袭的性质，其主要特点是出其不意和快速。首先对敌人的弱点迅速猛击，然后立即加以扩张。那主要是空降部队、摩托化或装甲部队的责任。要想保证行动的迅速，不仅应有准确的情报和雷厉风行的行动，而更重要的是所有各方面都有最严密的准备。象这种性质的作战是不可以临时应付的。
“外部动作”所获得的行动自由，对于成功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先决条件，但另有一个几乎同等重要的外在因素，那就是所选定的目标必须具有足够的有限性，能够为国际舆论所接受。希勒特在这一方面是相当成功的，他对他的每一个目标都表示这是他唯一的和最后的要求。他这种花招一共成功了三次，包括慕尼黑在内。但自从他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再没有人受他的“蚕食”战略的骗了。下一个行动就是对波兰的侵略；虽然西方许多人就在那时还想把冲突控制在有限阶段，但结果还是逐步升级，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显示出了这种战略的有限性。要想用这种战略以一连串的跃进来达到非常重要的目标，那是不妙的，尽管大大延长作战时间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种方法必然是猛烈的，自然容易刺激感情，因此比起腐蚀法要危险得多。但在某种特殊有利的环境中，它还是可行的，而且可能收获颇丰——尤其是当它象以色列在若干场合所做的那样，能够表现为防御性质的时候更是如此。
第三节 反间接战略
自从1935年以来，间接战略就不断被使用，而且几乎总是获得成功。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它为希特勒所使用，主要是用“蚕食”战术。从1939年到1945年，直接战略曾一度风行，但后来间接战略又再次崭露头角。现在的提倡者是苏联，其重点则已经放在腐蚀战术上了。
间接战略已经流行了许久的时间，今后可能还要更流行。这个事实是现代战争的条件产生的。自1918年以后，尤其在广岛以后，任何人都已经明了全面战争是一种罪恶，而且任何人都已经尝试去避免它。这就自然产生了间接战略。那是一种较微妙的手法，每个在舞台上的伟大演员也都有其别出心裁的表现方法。希特勒以眼明手快著称，他的方法是忽软忽硬，变化迅速。苏联所干的又是另外一套，其方法是在一种潜在威胁的掩护下，作缓慢的爬行。
这也是一种古老的战略形式（百年战争实际上不过是一次非常长久的游击战），但其每一种新的表现，通常都能使人感到出乎意外和仓皇失措。19世纪的黑白分明理论使人变得盲目了，所以大家也就相信和平与战争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都把间接战略看成与政治具有密切关系的一种策略。因为人们相信要么就打全面战争，要么就没有战争，除此别无选择；所以才会放纵希特勒横行达4年之久，最后仍不免打一次世界大战，而使欧洲变成一片废墟。当时没有一个人知道，对于希特勒是可以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来击败的。1946年以后，斯大林主义者的进攻似乎又使危险复苏了；美国当时所采取的反应战略（尤其是马歇尔计划）具有某种间按战略的意味。不过，其主要的努力却还是在直接战略方面，并以核武器为重心。这就产生了威慑战略，其结果是驱使苏联（及其他国家）更加速了其间接战略行动的步调。对这一连串的发展人们记忆犹新：1946年他们在伊朗受到了阻拦，就立即改向希腊方向推进，直到1950年才被赶跑；1949年，他们在中国获得一个胜利；1950年来到朝鲜，并插足印度支那；1953年到1954年之间又对中东发动了一次间接性的进攻；1954年北非也燃起战火；1959年又来到古巴；1960年来到刚果，1961年来到安哥拉；此外德国也一直都在一连串的柏林危机压迫之下。15年来，虽然几上几下，但苏联已经获得的成果，大大超过它以任何重要军事胜利所能获得的成果。
面对着这样的局势，西方的反应是杂乱无章的，当然也就没有效果。主要原因是不曾认清问题的症结，所以，采取的对策往往只是治标，而且实际上时常有利于敌人。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认清间接战略的真正性质，然后才能有的放矢。
当然，我并不敢如此自负，以为我可以对于间接战略的防御对策问题提出一个完整的解答。我所希望去做的是指出某些总概念，这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在所谓“和平”的特殊年代，对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找到一个有效的答案。而在这个年代，我们迄今能做到的就是放弃或大或小的领土。在下面的篇幅中，读者不应期望过殷，我能够提供的不过是以我们最近的经验为基础，对于早些可能的解答所作的初步尝试和概括的说明。
“反外部动作”
在战略领域，比在任何其它的活动领域，我们更能从次要的因素中找出主要的因素。直接战略的主要因素就是实力，换句话说，就是物质资源。我们获得必要行动自由的容易程度，是由物质资源的大小来决定的。在间接战略中，行动自由仍然非常重要，但我们所最关心的却是为获取行动自由而设计的间接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外部动作”。在这里的一个最重大因素，当然就是直接核战略，及其对全球的威慑。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不能放松努力。但假若象某些美国理论家所说，一切不过如此而已，那就无异于允许敌人在间接战略领域内，可以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反过来说，假若我们的对抗行动能够完全成功，则一切的间接战略问题就都将获得解决。所以具有决定性的还是“外部动作”，我们必须首先为此而努力。
对于敌方“外部动作”的对策是创造尽可能多的威慑以补充全面核威慑的不足。正象敌人的行动针对我们的弱点一样，我们对于这些威慑的选择，必须以敌方的弱点为依据（例如，其内部的舆论，经济，卫星国和政治同情者的情况，马克思主义者、穆斯林或黑人的心理禁忌等等）。从这些考虑中，就能推演出一条政治路线；换句话说，就能对应当防守的和应当予以威慑的思想阵地和地理阵地作出选择。很明显，一个纯粹防守的政治路线很少有威慑效力，因为威慑的要害就是威胁的能力。所以政治路线必须绝对是进攻性的。
在思想领域中，一个进攻性的政治路线必然蕴含着一种能对敌方思想体系弱点作有效攻击的能力。所以起点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的道德或哲学观念，而应该是他们的这些弱点。而且，我们的攻击计划所要考虑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要求，而是我们所要想说服的人们的要求。举例来说，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一支“心理性的打击兵力”，因为并没有一套自由思想是以满足不结盟世界中新兴国家当前要求（它们的经济，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等）为中心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认清，我们的思想必须进行调整，恢复其活力，并且同目前这个时代出现的许多事实（计划经济，社会立法等等）相协调，才能发挥其作用。
在心理领域中，威慑能力的主要部分是重建西方文明的威望。威望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包含西方世界今天具有的以及估计将来可能具有的权力和效率。西方走下坡路主要是因为它太盲目，以致容许其内部分化；它目前尚不能构成一个统一阵线，这就更加增强了人们的这种印象。要想重建西方的威望，其首要的条件是西方国家必须商定一个密切协调的全面战略，或者说，一个共同的政策。但在今天的制度之下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今天可以为西方服务的组织，一个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仅仅具有纯军事目的；另一个组织是联合国，它不过是国际间发表不同意见的传声器。所以，要紧的是西方必须有一个组织来负责研究其全球战略。法国曾经建议的办法（全球性研究由世界大国负责，区域性研究则由有关的大国负责）也许是一个答案。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断言：如果我们不能克服这个工作中的真正困难，我们就别想赢得这场斗争。要想恢复我们的威望，第二个必要因素是重建全世界对于西方文明前途的信心。近几年来，欧洲的经济有惊人的进步，这一事实可以用来为上述目的服务。但仍然较为重要的是必须具有一种充满活力、因而对于西方文明能起死回生的哲学思想。最后，威望部分地产生于尊严，为此应当保持使人望而生畏的态势。尤其是同那些新兴国家打交道时，“面子”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说我们决不可以再丧失面子（象过去我们在苏伊士或猪湾所做的那样）。我们应以慎重拟定的计划为基础，采取有效的行动，以图恢复我们的面子。1962年秋天的古巴危机证明了这样做是能够产生效果的。
再说到地理方面，我们必须选定哪些地区是我们所想要防御的、威胁的或攻击的。选择的地区应能保护我们的要害，或能威胁敌人的弱点，此外还应能使我们的行动比较易于成功。我们也应选择某些对于进一步行动可作基地使用的地区（例如古巴）。如果在一个地区敌人只需花费极小的代价就能有相当大的收获，而我们却被迫消耗大量的资源，那么我们就不应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地区（例如东南亚）。最后，尽管这样做相当困难，但对于敌方能用来实现间接侵略的某些外围基地，必须首先加以铲除。
“反内部动作”
现在再说间接侵略已经在进行中的地区。那也可以有几种不同形式的对策。如果敌人采取一种“蚕食”作战的侵略方式，并且使用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则我们在那个地区也就必须准备足够的战术部队，以保证我们不至于迅速面临着一个既成事实。仅仅这种战术部队的存在，通常就能够构成适当的威慑。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在那个地区，没有足够使用的必要兵力，那么我们就将被迫依赖“反外部动作”的效力。苏伊士和西奈半岛的例子表明，如果侵略者缺乏信心，则“外部动作”十分可能使任何局部性的成功都不可能获得。若再配合以迅速的干涉（例如美国人在朝鲜的情形），则往往能阻止敌人在冲突地点获得任何决定性的成果，从而使敌人的整个计划归于失败。这说明高度机动化战略预备队的威慑作用是颇有价值的。
当间接侵略使用“腐蚀”战术时，也可以有各种不同对抗的方案。最好的方案是，如果还来得及执行，应确保恢复政府的控制（这是一个必要的因素），这是不必使用大量的资源就可以获得成功的，然后应采取有效的“外部动作”以制止乱子发生。如果这种办法已经不生效（例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形），我们就只好被迫采取局部性的对抗行动，也就是直接的反攻。
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因素仍为政治路线，其目的是动摇敌人的斗志。对此可采取两种办法：第一，我们必须维持并提高自己的威望，不仅要显示我们现在握有适当的力量，而且要显示我们是会有美好的前途的（例如我们的文明进步，国际援助等）；第二，必须实行彻底的改革，使不满意的人民失去搞乱子的口实和环境。
在军事方面重要的是对抗敌人的游击战略。第一点就是必须严守节约兵力的原则，万不可以被敌人引诱而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只有对极有限的地区才用重兵驻守，也只有在这些地区，人和物资才能获得充分保护。对这些地区，应根据其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慎重选定。在国家的其余部分，则应容许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全，留在这些不安全地区内的据点不过用以维持一个情报网，以便我们能够发动一连串的作战，来阻止敌人建立有组织的基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应容许敌人去从容地建立他们的基地，以便将来更容易将他一网打尽。另一方面，对于边界却必须设置障碍，严加封锁，以断绝敌人的外援；当年法西斯意大利在利比亚就曾是这样做的，我们在阿尔及利亚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无论执行得怎样好，这种作战还是必然要消耗相当多的资源，而这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战争中，是最大的不利。战略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最合算的解答，并建立一种能够作持久努力的制度。在非常有利的环境中，使用大规模的兵力消灭游击队，如果能迅速见效，则这种办法也是值得一试的。但若没有这种有利的条件（例如1956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形），则此种办法就可能降低了自己的持久能力，也可以说是自动陷入敌方腐蚀战术的圈套。
最后，在执行一切作战行动时，当然必须同时注意其对于敌人以及平民可能产生的心理效果。在有重兵驻守的地区，平民应得到完全的保护，使人们从比较中看出，我重兵驻守地区的平民比敌人控制地区平民生活得好。这样，保护区就形成了避难区。为了增强我方的信心，无论在任何环境下，这种地区是不可以缩小的 [ 作者注：这就是说对于保护区的兵力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政策，这些兵力应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 ] ；如果有机会扩大了，则以后也不可以再缩小。如果不幸受到了任何的挫败，则必须加以掩饰 [ 作者注：对于失败不应在报纸头条作耸人听闻的报道。 ] ，或适当强调其他更显赫的成功来冲淡人们对其挫败的印象。
以上就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措施。读者读过了本书这一段以后，一定能够回想到我们过去，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犯了多少错误。不管这些措施是如何有效，但他们必须永远记住，在这一类战争中，防御能够成功的实为一种例外。如前文所指出，只有当游击队在境外未曾建立与战场邻近的基地以保障其供给时，防御取得成功的事才有可能发生。所以，若仅用直接的防御来对付间接战略的攻击，那就象斗牛场上的公牛一样愚蠢，只知道向红色的披风猛冲，而不知道去攻击斗牛士。这个斗牛士，换个说法即“外部动作”，才是我们的目标。
第四节 间接战略的结论
所以，间接战略也就是用小调来演奏的总体战争；事实上，它也象直接战略一样，是人类历史上常有的现象。今天，对于一切有思想的人来说，全面战争实际上已经变得不可能了。这一事实导致了现代世界上各种形式的间接战略的出现，并决定了这种战略的被频繁使用。所以间接战略既补充了直接核战略的不足，又在许多方面是它的解毒药。核战略越发展，全面核威慑越趋于平衡，则间接战略也就越会被使用。和平就会变得越不和平，而越接近于我在1939年所说的“和平时期的战争”，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冷战。
冷战与热战的关系很象医学上的内科与外科的关系。我们今天虽然可以避免热战这个流血的大手术，但我们患了“传染病”，它并不因为是在不知不觉中加剧的就减低了其致死的威胁。对于传染病，外科手术通常都是无效的，一定要进行预防注射，制止传染，得了病要及早发现和治疗。冷战是病根潜伏着的战争；而心理的传染与生物战所产生的传染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一经发生，就很难控制。1918年德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毒害，一年以前，德国人曾大力将这种思想向俄国传播，现在又回过来使自己受其害。自从1921年以来，苏联大力推行反殖民主义运动，但运动的进展太快，超出了它的计算，终于在非洲产生了一些问题，使苏联感到束手无策。虽然这种冷战战略已经应用了多少世纪，但我们却一向不惯于打这样的战争。
尽管间接战略在外表上具有一种特殊的色彩，但间接战略并不是特殊形式的战略，而且也并未和直接战略完全分家。其主要的概念，还是象所有的战略一样，就是行动自由，唯一不同的是获得这种自由的方法。要想获得行动自由，则必须发挥主动性并注意安全。间接战略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点是因为行动自由范围（也就是安全的极限）决定于这个冲突地区之外的行动，而不是该地区之内的行动。这是其最大的特征，也正是这一特征赋予它以间接的性质。
我们必须十分明了的一点是：安全要依赖“外部动作”。在利用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时，要研究双方所具有的弱点。我方的任何弱点都可以使敌人获得一个攻击目标，同样，敌方的任何弱点也都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对报复进行威胁的机会。安全问题也就必须在这个水平上加以考虑。此外，有某些弱点，尤其是一个革命运动制造出来的弱点，往往需要非常长久的发展时间（巴库会议是在1921年召开的，但是反殖民主义运动一直到1945年之后才开始成为一个因素；古巴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则是在1956年之后，等等），所以，为了确保安全而采取的间接对策，和设计用来对付敌方威胁的行动，都必须尽早实施。在间接战略中，最重要的阶段是冲突的迹象刚刚出现的时候。等到以后再去做什么，就太迟了。
所以间接战略不过是应用普遍性战略公式的一种方法，只须把某些可变因素提高到几次方。物质力量的因素被减至最小，而时间因素则大为增加。事实上，战略可以简化为下面这个爱因斯坦式的普遍公式。
S = kFφt
k是一个特殊因素，只适用于我们所讨论的情况，F代表物质力量，φ代表心理因素，t代表时间。在直接战略中，主要因素为F，φ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因素，而因素t的数值相当小。在间接战略中，一切都恰好相反，主要因素为φ。
事实上，心理因素在任何形式的战略中都会发挥相当的作用，不过在间接战略中，更跃居于支配者的地位。因为缺乏物质力量，所以必须用某些推理良好的思想的力量去代替，用明智而谨慎地拟定的计划的有效性去代替。用人的智力代替非理性力量，事实上并不是一件坏事。
不过不要忘记，在间接战略领域，也象在直接战略领域一样，使用兵力仍然是必要的。兵力使用的范围可能缩小很多，但并不因此而减小其重要性。核兵力也许是看不见的，但它总归存在着，并且要由它来确定战场的界线。也就是决定威慑的边线，在边线内间接战略将大显身手。第二点，即使在间接战略领域内，也还是必须有兵力来扩张心理动作所造成的态势。即使所用的兵力非常有限，不过是少数联合国部队，但使用兵力这一原则不能变。F因素也许非常小，但决不会等于零。若无F因素，则战略本身也就不再存在。
有人觉得，这种微妙的战略往往与传统的战争样式相距太远，为实现这种战略而使用武力，是对道义的冒犯。这种想法，不仅错误而且危险。武力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它是善是恶，要看为什么原因使用它而定，换句话说，要看政策本身是善还是恶而定。在人类的历史上，武力在斗争中一向都居于重要的地位。这个客观事实是回避不了的。
常有人以为，对于武力的这种微妙运用，是政治领域的事，所以他们说我所谓的间接战略，根本上不是“战略”而是“政策”。这种名词的争执本身没有太大的重要性，这尤其是因为间接战略是由政府首脑来实施的。不过名词的选择却可以显示出对于这个问题的了解究竟有多深。那些把间接战略当作一种政策来看待的人，把两件不同种类的事情混为一谈了。政策的任务是拟定目标，并为达到目标而决定资源的分配，所以它也决定是否应用间接的方法以达到某一特殊目标。但是，间接战略的实施却并非政策，而是战略，换句话说，在任何政策之内，对于兵力的使用都必须要有慎重拟定的计划。
过去1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面对着一个全面精通战略原则的敌人，却尝试用拼凑和猜想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由此产生的错误是多么严重。我们现在应象敌人一样学习如何运用这些战略原则，要以同样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同样的机警去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看到我们的地位继续下降，或者避免在走投无路时被迫发动一场战争。
我们应学会如何在这个所谓和平的环境中过生活，并设法挽救剩下来的那一点真正的和平。
我们必须精通间接战略的艺术。
第五章 总结论
安德烈·博福尔 [法国]
[出自《战略入门》] 1963年
在战争中失败者都是咎由自取的，因为他们通常总是在战前或战争期间犯了思想上的错误。战略既不是一种智力竞赛，也不是万应灵丹。我希望这一本小书能使读者认清这种事实。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使读者明了到底什么是战略。战略是一种思想方法，虽然很复杂，但应能指明实际的途径，以达到政策所要求的目标，尤其重要的是避免发生重大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在最近的历史中是不乏实例的。
在尝试说明什么是战略时，我之所以决定以总体战略为其起点，是因为所有一切的斗争，不管那是猛烈的还是阴险的，也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外交或军事哪一个领域之内进行，还是多方面同时并进的，都要受到这种战略的指导——因为事实上，斗争本身就是总体的。诚然，如果仅以军事的眼光来看战略，它几乎是很难被理解，因为有许多重要的因素看不到。即使处于最有利的环境中（例如拿破仑的战略的实施环境），纯军事的观点也是不完全的，从而会把人们引入歧途。
基于同一原因，我不认为象雷蒙德·艾仑等人那样把战略和外交区分开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人为地把同一个问题划分为两个方面，而且事实上，这个问题又还不只具有这两个方面。我认为这种垂直的划分是不正确的。我主张水平划分：画一条横线，把政策放在线的上面，把总体战略放在线的下面。这样可以正确地区分不同层次的责任，同时每个层次所包含的思想方法就都可以看成一个统一体。
不过在政策这个层次之下，当然还有各种不同层次的战略，它们构成一座完整的金字塔：顶点是总体战略，其任务是协调每一个领域的全面战略；而这些全面战略又负责协调在其领域内的作战战略。在整个战略金字塔的下面才是战术和技术。军事战略仅仅是全面战略中的一种形式而已。根据环境的不同，它可以扮演主角，也可以扮演配角。
我们已经知道，战略如同音乐一样，可以按两种不同的调式演奏。大调式就是直接战略，其中兵力是主要因素。小调式就是间接战略，其中兵力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是心理与计划。自然，任何战略都可以使用这两种不同的调式，而在音阶上加以变化，结果就形成了许多战略的“样式”，其中最重要的，我们都已经讨论过。
不过，我们必须认清，这些“调式”和“样式”，都不过是在同一总结构内的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已。它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即通过敌人的心理屈服而取得决定性成果，它们也使用同样的方法，其基础就是行动自由的争夺。所不同的是它们所使用的手段。每一种战略都有其一套特殊的手段。选定这些手段或是因为它们最能适应我方所能动用的资源，或是因为它们最有利于我方打击敌人的弱点。选择最好的手段，也许就是战略的最重要任务。这种选择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心理的暗示起，到物质的毁灭止。战略使人能应付困难的局面，并且常能使力量薄弱的一方转为胜利者。
在这种选择中，以及在尔后的作战指导中，其“试金石”都是行动自由。战略的实质就是对行动自由的争夺。所以战略的基础就是确保自己的行动自由（通过奇袭或主动进攻）。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将遇到两种不同的理论：或者对于所能动用的力量，尝试拟出一种最合理的使用计划，所谓“计算机战略”；或者为了对抗的目的尽最大的可能，以欺骗敌人，即所谓”狡诈战略”，这两种不同的战略运用方法可以用到直接战略中，也可以用到间接战略中。至于这两种方法到底用哪一种以及如何结合使用，则又必须根据当时的特殊条件来决定。奠边府是一个主要用间接战略方法为主实施的战役中所发生的一件“计算机”不幸事件。相反，“霸王”作战本身是完全遵循直接战略的原则，而法国的地下抵抗却是其中的一个“狡诈”的方面。
在分析战略推理的过程时，我们可以评价双方按辩证法来看的态势，他们的行动自由决定于下述四个限制因素。物质力量，精神力量，时间和空间。我们也可以判断由于行动自由的争夺而发生的与时间或空间有关的态势变化。这种变化万千的辩证态势如同战争影片的画面，我曾称之为“动作因素”；正是它，把“计算机”和“狡诈”这两股线编织到一起，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对抗行动，以求能够实现决定。
在这个对抗行动中，问题并不仅是抵挡敌人的攻击，必须一方面阻止敌人获得主动，另一方面尽量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一直到决定已经达成时为止。所以，在动作中，我们必须看得很远，并保证把守住所有的要害，保证所订的计划是一套通向最后胜利的完整预测。
不过，运用战略和下棋不同，战略的棋子并无永久的、固定的价值。战略倒是很象烹调之道，必须把各种不同的配料混合在一起，才能做出菜来，配料是根据菜的不同而经常改变的。战争必须使用物质力量，其能力由那个时代中可以利用的物质装备来决定；它同时又使用精神力量，而精神力量是与统治当时文明的思想分不开的。因此，战略必然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有创造性的思想过程，其基础是一些假定，而这些假定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则又必须等到实际行动时才能知道。在这样一个思想过程中，任何判断的错误，必将收到失败的苦果。这就是战略运用的巨大困难所在，在我们这个迅速演进的时代尤其是如此。
战略是一个演进的过程，这个事实直到近几年来才为人所认识，主要是因为有某些理论甚至认为战略的优点在于它只处理不变的因素，并且认为只有战术才是会演变的。今天，核武器的出现已经使我们必须认清，战略虽然可能具有少数的不变原则，但它必须在大量变化的、假想的行动方案之间去作选择。这样才能产生大量不同的战略“样式”，这同旧有理论所提出的有限的几条正统原则恰好形成对比。
为了减少犯错误以及产生一切严重后果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成立一个最好的组织来研究各方面的不同情况。我们的传统思想路线必须放弃，因为今天远为重要的是向前看，而不是拥有其有效性颇成问题的大量兵力。除非我们能有基础良好的研究组织，除非我们对于任何情况都有合理的分析方法，除非我们能精确地了解正在进行中的发展，了解各种发明所提供的机会，那就不可能有现代战略。我们距这种理想境界，尚有一段漫长的路程！
战略的许多方面还只是获得部分的探讨，或者全然未被探讨。政治和外交战略大部分还是空白，尽管从远古的时代起，就已有人加以使用。经济战略在和平时期的应用现在已有很好的了解，但如何将它当作一种施加压力的方法，则还是欠思考的。这些都是必须抓紧研究的课题。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对于战略中的心理因素的研究。我们应当能够把那些支配群众心理、军队心理、指挥官心理、部长心理、民族心理、国际舆论心理等等的因素分别提出并加以精密的研究，我们在心理领域不能采取现挣现吃的方法进行研究，应当有长远的计划。最近我们在这方面犯的错误太多了。错误的产生却是由于对实施战略的不同层次判断失误。在一些基本的研究中，心理学近来已成了一个热门学科，不过，其成果只是一些最多能应用于战术这个层次的技术。这些战术除非在一个正确的心理战略的框架内实践了，那是没有价值的。可见，问题在于确定一条全面的政策路线。毫无疑问，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只有采用特殊的辩证推理方法，才能解决。
从如此复杂的分析中，是否能够获得一个全面性的结论呢？
战略是一门古已有之的艺术。但直到最近为止，它还是一种秘密传授的艺术。那种古老而神秘的艺术本来已经送到博物馆里去了，而近若干年来，在各种事变的压力下，它又被挖掘出来，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新阶段。战略也许可以永存，但战略如果要驾驭各种纷纭复杂的现象，例如冷战、总体战争、革命战争和核战争，则它必须作相当巨大的改变。它必须放宽其眼界和作根本的修正。
这就是我所想要说明的，因为我深信在战略领域中，也象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一样，理想应该是居于支配的、主导的地位。
但这样也就会把我们带进了哲学的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