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桑纳福，从首席执行官到普通员工，都会定期选择一些题目进行培训，旨在对员工进行专业教育。也是从那时起，张亚勤开始注重沟通。
第四章 回国创业 1
更新时间2010-11-15 15:47:44 字数：4102
李开复从中国打来的那个越洋电话，带来了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通话时间仅仅5分钟，张亚勤决定回国。
张亚勤劝勉年轻人说：“一个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判断力。一旦判断错误，一切努力都变得白费。”真正优秀的人，其出众之处不是有多少个选择，而是面对众多的机会，选出最正确的那一个。
1998年，张亚勤在美国的科学研究成果丰硕，好几家跨国名企的绣球纷纷抛向了他。面对这些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张亚勤并没有心动，因为对于他来说，这些工作机会都只是重复。他在等待，等待一个能够实现更大价值的机会。
李开复那个从中国打来的越洋电话，带来了他一直在等待的机会。通话时间仅仅5分钟，张亚勤决定—回国。
盖茨、中国和创业1998年9月底，普林斯顿的天气开始慢慢转凉。张亚勤在桑纳福多媒体研究院的工作已经驾轻就熟，当时他管理着一个拥有近百名研究精英的团队，业务从研究、产品化、市场甚至延伸到了创业公司上市。张亚勤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师弟李世鹏也在毕业后被他招至麾下，两人还说起：国庆节将至，远在家乡的同胞们应该都准备过节放假了。
张亚勤清晰地记得那是个凉爽的下午，下班时间已到，同事们陆续离开了研究院，他像往常一样，并不着急回家，开始处理一天的电子邮件。在近百封电子邮件里，有一封很不起眼的邮件引起了他的注意。邮件来自一家猎头公司，刚开始他以为是垃圾邮件，就随手删掉了，但又一想，还是看看究竟是什么内容再说。
这封邮件说微软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础研究机构，计划招募几位世界级科学家一起去中国创业。邮件最后说，如果张亚勤有兴趣，研究院的李开复院长想和他谈谈。
张亚勤那时候并没有听说过李开复，而且作为猎头公司名单上最抢手的人，他对offer已经不太敏感了。不过，邮件中的“中国”二字，还是照亮了他心中模糊的想法。
于是，他回邮件说愿意和李开复聊聊，并同时在网上搜索“李开复”这个名字。一搜才知道，原来李开复也是一位享誉全球的科学家，尤其在语音识别技术方面卓有成就，早在1988年，李开复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发了“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击败了人类的黑白棋世界冠军，后来他又开创性地运用统计学原理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不特定语者连续语音识别”系统，引起业界的轰动。
张亚勤产生了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第二天，李开复的电话就打来了。听得出，他也很想跟亚勤聊聊。
张亚勤一直潜心自己的工作，他并不知道就在两个月前，李开复刚刚接受了微软公司“改变世界”的邀请，正式加入微软。此前，李开复是世界著名的SGI公司的副总裁，而在进入SGI之前，他曾经是大名鼎鼎的苹果公司副总裁。
正打算结束SGI生涯的李开复，从好友黄学东那里了解到，比尔·盖茨决定把微软剑桥研究院的模式复制到中国，在中国设立研究机构，延揽当地优秀人才。而当时令盖茨头疼的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负责人。
微软剑桥研究院是比尔·盖茨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大手笔，6年共计投资8000万美元。这所研究院集中了欧洲一批最天才的科学家从事多项前瞻性的研究工作。而这一切即将在自己的祖国复制，令李开复热血沸腾。于是，李开复加入微软，领衔筹备中的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位“光杆院长”当时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
李开复当时也不认识张亚勤。当他为研究院列名单时征询身边同是作研究的人，“我现在最应该找谁？”好几个人同时推荐了张亚勤，这已经令他感到惊讶。而当他仔细研究张亚勤的履历时，更是大吃一惊。
12岁进入科大少年班、23岁拿到博士、31岁成为IEEE院士……李开复被“镇住了”,“这个年轻人真的不简单呢，这么厉害的人，我以前居然不认识。”他说。
随即，李开复就向张亚勤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在中国创办研究院是一个挑战，前人从没有做过，你可以创造历史！”李开复强调的“中国+创业”真正打动了张亚勤，电话里只讲了5分钟，张亚勤就允诺：“开复，我愿意回国去看一看。”向着祖国的方向接受回国的邀请后，张亚勤在窗前伫立了很久，心情复杂。
回国，到底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张亚勤难免会权衡这个选择的对与错。在国外学习、生活十几年的场景从脑海中一一闪过。工作顺风顺水，成绩越来越突出，这样的生活安逸舒适，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几十年后的自己，这令张亚勤不寒而栗。更重要的是，随着事业的成功，自己对中国的牵挂却越来越强烈。在内心深处，他期待着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
博士毕业那年，他曾经希望能够学成归国，但没能如愿。留在美国作研究的这十年里，张亚勤一直跟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保持着联系。当时国内的资讯比较落后，研究人员甚至还看不到IEEE杂志等国际研究前沿的成果。于是，张亚勤经常给国内的老师朋友发邮件，传递IEEE杂志中的论文。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那时候国内收发邮件是按字数来付费，张亚勤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他给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回邮件时常常把老师发的内容也一起返回，这样老师在收邮件时要多付发件原文的钱，张亚勤知道后很是内疚了一段时间。
1993年，张亚勤代表GTE研究室到拉斯韦加斯参加国际计算机领域的年度盛会COMDEX。当时中国国内计算机科研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COMDEX展会上根本没有设中国的展位。但张亚勤却意外地遇到了来自国内中软公司的几位代表。张亚勤跟他们一见如故，邀请他们到自己住的酒店小叙，畅谈国内外计算机发展的前沿趋势。
让张亚勤兴奋的是，几位代表对他讲的多媒体发展动向十分感兴趣，追问了很多问题，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这次偶遇让张亚勤看到了中国对前沿科技的执著追求，他深知，这种追求正预示着国内计算机领域未来的希望。果然，没过几年，中软公司、联想公司等中国企业就开始在这类国际级展会上有了自己的展位，展位上展示的也都是自主品牌的产品。这种变化，让张亚勤隐隐感觉到国内的机会越来越多。
自1990年起，张亚勤就成为国际标准组织ISO（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forStandards）中专门负责数字音视频编码的MPEG委员会（全称MovingPictureExpertsGroup）的核心成员。他回顾说：“那个时候，中国还不是这个标准的成员国，也没有中国的科学家参与这个重要的标准组织。但是，国内的学术同行们也逐渐开始关注国际前沿的学术动态。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高文教授给我写了封信，希望中国能够加入MPEG委员会。这封信中提到他们在国内也做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很难得到国际认可。所以希望能够加入MPEG委员会了解和影响国际标准，增加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学术科研中的话语权”。
高文教授在信中提到的困境也是当时国内学术界一个尴尬的现实—由于长期的闭塞，中国科学家很难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国内的研究在国际上基本发不出声音，这反过来又阻碍了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承认。同是科学家，张亚勤太了解做出了东西却无法传播的苦闷，他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1997年，ISO/MPEG委员会召开非常重要的年度会议，张亚勤被推举担任这次会议的轮值主席。于是，就在这次会议上，张亚勤邀请高文教授参加，中国正式加入了ISO/MPEG委员会，从此中国的学者和企业积极活跃在世界视频标准的舞台上。
作为海外华人科学家中的佼佼者，张亚勤在国内的影响也逐渐扩大。后来，国防科工委的汪成伟院士还以清华大学教授的身份，带了一个代表团到张亚勤所在的研究院去作访问。每次有这样的考察团来访，张亚勤总是不遗余力，尽可能多地安排参观、座谈和演示。从国内这些学术同行们的身上，张亚勤也感觉到了国内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
1997年，香港回归。对于每个华夏儿女来说，都是件值得庆祝的大事，这也是中国综合实力提升的一个象征。与所有的海外游子一样，张亚勤也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他终于忍不住要回国看一看。
此时，张亚勤所在的桑纳福公司也接到了来自中国国防科工委的合作邀请，于是，他作为美方代表回国洽谈合作事宜—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出国读书之后，张亚勤第一次回国。
1997年的北京，跟当年张亚勤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来买实验器材时看到的北京完全是两个世界。当时他跟桑纳福的老板一起住在王府饭店，张亚勤说：“我发现很多中国人也在一掷千金地消费，比如价格动辄成千上万元的洋酒，销量很大，这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感受，中国真的开始进入商业化社会了。我心里想，这次回来正是时候，谈合作应该没问题。”然而，在所有合作项目的洽谈中，都存在同一个问题：国内公司对先进技术确实需求很大，可双方在价钱问题上的差异也很大。当时国内公司做一个项目一年能拿出几百万人民币就算是很多了，而这些钱对于国际高科技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项目的零头。最终，张亚勤跟科工委和中国联通等几家公司谈的几个项目都没有成功。
合作没有谈成，张亚勤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本来还希望桑纳福能在国内开分公司，他就可以回国主持分公司，但从这次谈判的结果来看，走这条路回国暂时还是行不通的。这也让张亚勤内心有些沉重：国内与国外的差距，并不是仅凭一己之力可以改变的。要回国，必须尝试其他途径。
仅仅一年之后，李开复的邀请、微软的平台，再次点燃了张亚勤的希望。
张亚勤说：“我的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我回来。尽管国内的条件相对落后，但这也是我回来的价值—用自己的努力为改变局面做些什么。”“你会被边缘化的。”当天晚上，细心的妻子汪健看出张亚勤有心事，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张亚勤将回国的计划如实说了。
汪健深知国内科研条件不好，回国能否有好的发展，都是未知。对不确定的前景，汪健有些犹豫，毕竟孩子还小，自己也在美国工作，回国意味着整个家都要连根拔起。为了家庭的安稳，她从内心不希望张亚勤去“折腾”，她用征询的口气说：“等国内研发条件再好些，再考虑这个问题不行吗？”“我先回去看看。”张亚勤安慰她说。
第四章 回国创业 2
更新时间2010-11-15 15:59:59 字数：5447
11月初，张亚勤先到微软公司去了一趟，这是李开复跟微软公司总部协调后安排的一次见面会。张亚勤在微软公司位于雷德蒙的总部拜访了主管微软研发的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和微软研究院的院长凌大任，对微软公司的研发环境有了直观的感受。此外，李开复还找了几个在总部微软研究院工作的“说客”，包括沈向洋、黄学东、刘自成和洪小文，大家都把微软中国吹得天花乱坠，恨不得让张亚勤马上就答应。
几天之后，在北京香江花园的大堂，张亚勤第一次见到了李开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两个主要奠基人的第一次会面。
两人一见如故，李开复回忆道：“他冲我微笑，满脸诚恳，像老朋友那样跟我打招呼：‘嗨，开复。’”他们聊了各自对科技领域的看法和对中国的看法，发现彼此在很多方面的观点都不谋而合，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同属性情中人，内心深处都为要开创一番事业而无比兴奋。
周到的李开复知道，要想让张亚勤长期稳定下来，必须先解决好家庭问题。
于是，他带张亚勤去看了北京的国际学校，在中国工作的国际背景人士的子女在这里可以得到和在美国学校相同质量的教育。接着，他们又去逛了北京的购物中心，张亚勤发现，在美国能买到的生活用品，在国内的购物中心都可以买到。
当天晚上，李开复安排张亚勤跟微软中国公司的同事见面，包括研发中心总经理张湘辉和法律总顾问刘凤鸣，晚上和另外已经加盟研究院的元老陈宏刚、凌小宁一起吃饭。陈宏刚和张亚勤在美国时就认识，10年后再度见面格外亲热。
席间，大家都激情万丈，对即将成立的微软中国研究院充满信心。吃完饭道别时，陈宏刚热情地拥抱张亚勤，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一定要回来啊！”那一刻，张亚勤至今记忆犹新。从那一刻起，他回国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十几年后，李开复在自传中写道：“张亚勤的到来，让我的内心充满了力量。”在李开复看来，张亚勤的加入不仅代表着他个人—由于张亚勤在美国华人科学家圈子的影响力很大，他的到来意味着微软中国研究院树起了一块金字招牌，可以更好地吸引顶尖科学家的加入。
决心已定，张亚勤只能向桑纳福的老板吉姆·卡恩斯“摊牌”了。吉姆·卡恩斯对张亚勤很器重，是张亚勤参选IEEE院士的重要提名人。不过为了回国开创新局面，张亚勤只能选择离开。
吉姆·卡恩斯对此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他竭尽全力想挽留住张亚勤，恳切地说：“亚勤，我一直没有把你当做雇员和下属，你是我的知心朋友。我过几年也要退休了，你是公司CEO最有希望的人选之一。”但是张亚勤很明确地表示，他的离去不是普通的跳槽，是回国，是一份情结，还一份心愿。吉姆·卡恩斯也明白，任何情感都抵不过张亚勤心中对祖国的情结。遗憾和祝福的同时，作为长者，他不免也为这位年轻的朋友担心，他推心置腹地对张亚勤说：“你在这儿工作已5年了，想换一个环境，我能明白这一点。
你如果去别的公司发展，我都没有意见，但是回中国，我必须提醒你，那里科研环境不好，你没有足够的平台去交流，更难得到最尖端的信息，也不容易获得一流的设备。更重要的是，主流学界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即使你加倍努力，做出同样优秀的成绩，由于你的成果来自中国大陆，也很可能被忽视。你在那边是孤军奋战，也许能够成功，但也可能被遗忘。你会被边缘化的。”吉姆·卡恩斯的话一针见血，每一个字都扎在张亚勤的心上，而这，又何尝不是张亚勤最担心的呢？
但是，他已经停不下回国的脚步。让他作出回国选择的不是他的头脑，而是他的心。
迟到的首席科学家1999年1月15日，张亚勤只身一人从美国新泽西转道日本东京回国。这是他第3次登上回国的飞机，心里充满了兴奋和使命感。
与此同时，沈向洋满怀着同样的期待登上了另一架从美国飞往东京的航班。
他也是一个曾被誉为“神童”的天才，13岁就考入了南京工学院（现更名为东南大学），毕业后进入香港大学研究生院主攻电气与电子工程学，此后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拉杰·瑞迪（RajReddy）教授。瑞迪教授是计算机图像与机器人技术领域的另一位先驱，指导沈向洋在这一领域打下了扎实的功底。1995年毕业后，沈向洋婉拒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作，加盟硅谷一个名叫“真实空间”（RealSpace）的创业公司。第二年沈向洋签约微软雷德蒙总部时，他已经在视觉图形学领域崭露头角。
沈向洋其实和张亚勤一样，早就筹划回国，但还有些犹豫。而张亚勤回国的决定加快了沈向洋回国的脚步，并跟张亚勤约好在东京一起转机。后来，沈向洋成为继李开复和张亚勤之后，从微软中国研究院诞生的第三位微软全球副总裁。
在东京，张亚勤和沈向洋并没有停留多久，他们在机场找了家餐馆，痛饮几杯，相互勉励，然后就直接转机飞往北京。从东京到北京三个小时的航程里，两人谈起即将开始的事业都很兴奋，又因为喝了酒，无意识间声音提高了很多，几乎整个机舱都能听见。“我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很大，直到旁边有个人生气地喊‘shutup’，我们才放低了声音，但讲着讲着声音又变大了，旁边那个人实在忍不住了，又吼了一声‘shutup’。但我们俩还是压抑不住兴奋，就想大声说话。”张亚勤提起当时的情景依然忍不住发笑。
到北京的第二天，张亚勤就开始了研究院的工作。在他回国之前，研究院的各项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在两个月前，也就是1998年11月5日宣布成立的，宣布成立时张亚勤还在美国桑纳福研究院进行交接工作。张亚勤是个有始有终的人，他说：“特别是要对客户有个交代，有一些项目是因为客户很看重我才签下来的，我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离开项目就被中断。”因此，在研究院成立两个月后，张亚勤才到任。虽然没能参加成立仪式，但这位“首席科学家”和“副院长”在中国早已声名赫赫。微软研究院甚至为张亚勤和沈向洋的到张亚勤的微软员工证。来特意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记者会上，张亚勤代表研究院向媒体记者介绍了研究院的情况、团队以及这个团队的雄心壮志。
张亚勤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消息一经公开，就极大地提升了微软中国研究院在国内外的声誉。他本人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很多来自海外的华人学者。
张亚勤研究的多媒体领域，也很快成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项核心研究。在微软公司将多媒体应用于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的技术研究方面，张亚勤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技术很快就成为微软公司重要的发展领域。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李张二人通过媒体宣传研究院的发展规划和理念，加速组建团队。由于研发与高校天然的密切联系，研究院还特别成立了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里面有当时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清华大学张拨院士等。顾问委员会主要负责参与研究院的发展战略规划，让研究院拉近与国内科研同行们的距离，增进合作。
随着各路人才的加入和研发工作的推进，李开复和张亚勤开始给研究院定方向，把研究院的人员分成不同的研究小组。李开复负责两个组、张亚勤负责两个组、沈向洋负责一个组，一共五个组，此外，陈宏刚负责高校关系，凌小宁负责技术转化。
方向明确之后，研究院最初的研究架构很快搭建起来，一切井然有序。
Link微软研究院的三个重要职能职能一研究院是公司技术战略的智囊团.洞悉态势（Understandwhat’sgoingon）研究院的学者、研究员们应当在技术研究的基础上，对技术的发展趋势、产品和市场的演变规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作研究不能只注重算法或理论，必须时刻关注产业的发展规律，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市场和产品的演变进行总结和归纳。
.预测未来（Predictwhatwillhappen）对未来的预测是公司制定技术发展规划、确定研究方向的重要依据。尽管IT世界日新月异，发展迅猛，但还是要设法推测三五年以后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以便能提早储备技术资源，为未来的市场竞争积蓄力量。
.指明方向（Defineourresearchdirections）研究院应根据自己对产业规律的总结和对市场前景的预测，为公司的技术发展设计蓝图，确定具体的研究方向。研究院所确定的研究方向应当是那些最能提高公司技术实力，最有利于公司技术积累的方向。
.出谋划策（Advisethecompany）作为公司技术领域里最重要的智囊团，研究院通常以咨询的方式为公司决策层出谋划策。例如，向公司提供有关技术发展趋势的报告，帮助公司总结用户需求，分析市场上的竞争态势，为公司的战略和政策制定提出指导性意见，从而直接影响公司决策层的思想，影响公司的技术战略。研究院只有真正变成了公司技术思想上的领导者，才能充分发挥研究院的知识优势，为公司技术战略的制定与公司的长远发展作出贡献。
.联络公众（Communicatetothepublic）和其他研究机构一样，研究院要时刻维护与公众的关系，注意通过各种渠道与政府、媒体、学术界、教育机构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将公司在技术战略上的想法及时地公之于众。良好的公共关系不但可以帮助研究院顺利地开展工作，也可以在战略层面上帮助公司赢得最广泛的支持。
职能二研究院是研究成果的诞生地.基础研究的性质基础研究实质上是一种长期投资，其目的绝不是为了短期的市场收益。公司应当从战略角度看待基础研究工作，应当为了未来的市场、未来的客户而开展基础研究。在这一点上，微软亚洲研究院管理层已经达成了高度的共识，认定所从事的基础研究必须要有最新的构思和最新的理念，是世界一流的；必须要符合技术发展潮流和市场规律，是主流的；必须对用户、对企业、对IT产业的发展起到真正的推动作用，是有用的；必须立足于公司的业务情况，结合公司战略发展来设计研究方向和项目，并在不远的将来为公司创造价值，是相关的。
.科学的方法基础研究工作必须有科学的工作方法。微软研究院开展基础研究时使用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可以总结为：·研究院的基础研究是想着做事情，不是坐着想事情。
·研究院的基础研究是借助科学的手段，依靠大量的数据进行的可重复的深入研究，不是肤浅的、无用的、无法复制的简单结果。
·研究院的基础研究是研究、理解、借用前人的成果，不是闭门造车式的研究，也不是只顾抄袭别人的研究。
·研究院的基础研究需要亲自设计工程原型，用实践证明对用户有用，不是只关心理论的纸上谈兵。
·研究院的基础研究承认失败，可以从头开始，不是那种不承认失败、永无止境的研究。
.基础研究的环境和文化方面：·研究要有长远的眼光。
·研究要有冒险的精神。
·研究要有开放的环境。
·研究要有充足的经费。
·研究要有一流的人才。
对研究院本身来讲，第一步是吸引和留住人才，其次是为人才创造出施展才能的环境，更进一步就是要培养自己的科研明星，打造自己的明星队伍。只有培养出一大批在科研领域星光璀璨的明星科学家、明星研究员，研究院才有可能真正跻身世界先进科研机构的行列，才能为企业创造出最持久的价值。
职能三研究院是核心技术的孵化器.发展公司的核心技术研究院在核心技术发展方面的职能可以从4个方面来理解：1.研究院应当帮助公司在相关领域建立一个专利库，拥有一大批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专利成果。
2.通过高水平的研究工作影响国际技术标准。研究院不仅仅要理解和跟踪国际标准，还要参与标准的制定过程，并对其施加影响。如果国际技术标准采用了你的专利，沿着你所定义的方向向前发展，你的产品和技术就能真正保持在业界的领先地位。因此，技术标准是研究院必须给予充分重视的一件事。
3.研究院所做的研究要能切实改进现有产品的特性和功能，要用研究院发展的最先进的技术武装公司现有的商业化产品，以长期保持产品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4.更为重要的是，研究院要努力成为公司新产品的孵化器，要结合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为公司设计出技术领先的新产品。
.发挥核心技术的影响力掌握了核心技术之后，还需要充分发挥核心技术的影响力，为公司创造价值。这实际上需要通过核心技术的研发对公司的战略部署和产品规划施加影响，主要的做法包括：1.必须理解公司的业务以及技术方面的规划，研究院的核心人员最好能够参与公司发展规划的制定，这样，研究院和公司之间沟通起来就会比较容易。
2.研究院要善于与人交流自己的观点和战略构思，想办法把研究院的设想告诉老板、同事或是组员。要尽量争取公司内各部门的支持，包括人员、时间、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3.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应当时刻关注自己的研究工作是否实用，是否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成功地转化为产品。
4.研究院应当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能够将研究成果迅速转化为产品的机制。其间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通过各种沟通方式，争取公司其他部门对自己研究方向的认可。如果公司其他部门不熟悉或不认同研究院你需要这项你能帮助技术我们吗？
有个好想法……开发出示例代码产品组的承诺研究人员施加影和反馈现在你可以测试整个组件了，我们响，早期产品过程会根据你的测试结果修正错误棒极了，就是它！
技术交流金字塔亚勤的话的研究方向，那么，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就很难转化为实用的技术和产品。
第四章 回国创业 3
更新时间2010-11-15 16:00:52 字数：7366
.技术交流金字塔为了将核心技术转化为产品，研究人员必须保持与产品部门的交流，必须随时将最新的技术发展通知产品部门；而产品部门则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和产品的发展规划，考虑是否要在产品中引入研究机构的新技术。这一技术交流的过程可以简化为一个金字塔式的模型：在这一交流过程里，研究人员通常会使用展示或演示的方式来介绍新技术，而产品部门则会从需求和产品特性出发，对研究人员提出要求或反馈意见。这一过程从提出设想开始，到开发出示例代码，到完成测试用的样品，再到研究人员和产品部门对该产品的可用性达成共识，这基本上构成了早期的产品过程。
我看人不单纯看他的成绩好坏，主要是看他的悟性高低，看他有没有好奇心和激情。
为亚勤而来张亚勤回国一个星期后又马不停蹄地折返美国。这次回去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完成他在桑纳福的交接工作，另一个非常关键的任务是回美国“招兵买马”，因为刚刚成立的微软中国研究院需要一批国际人才来实现它的宏图大略，招兵买马的最好途径就是现身说法，张亚勤选择了一年一度在旧金山的一个视频领域国际会议。
会上，来自全球的顶尖专家聚集一堂，当主持人介绍张亚勤的所属公司由桑纳福变成微软公司的时候，在场的每一位嘉宾都感到诧异，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位年轻的科学家一直都在桑纳福多媒体研究院作研究，成绩斐然，是桑纳福的一面旗帜，怎么突然就到了从未听说过的微软中国研究院。
参会的还有很多华人专家，包括当时在惠普研究院的张宏江、贝尔研究院的朱文武、南加州大学（USC）作综合媒体与数学方面研究的李劲、同在桑纳福研究院的李世鹏等等。嘉宾的这种反应正是张亚勤希望看到的，这正是他所期待的宣传机会。
果然，演讲一结束，大家都围过来问张亚勤有关微软中国研究院以及他加盟微软的事，尤其是华人工程师们都对微软中国研究院充满好奇。张亚勤如实讲了自己作决定的过程，其实不需要多说，他本身的选择就足以拨动大家的心弦。
在副院长和首席科学家之外，张亚勤又为微软中国研究院承担起了新的职责：宣传大使和“猎头”—实际上，研究院成立之初加入的顶级研究员，很多都是为张亚勤而来的。
首先是张宏江。张宏江在信息处理领域也是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是多媒体搜索的鼻祖级人物。他先后在丹麦、新加坡和美国学习和工作过，后来到位于帕洛阿尔托的惠普研究院工作。除了出色的研究外，在将先进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方面，张宏江也是驾轻就熟。
张亚勤跟张宏江认识已久，在桑纳福时就曾想邀请张宏江到桑纳福做部门经理，但因为考虑到“他身价太高了”，一直没提出来。张亚勤回国之前，也和张宏江探讨过他加入微软公司并回到中国的可能性，当时张宏江并没有明确表态。之前微软公司还曾邀请他到雷德蒙总部的微软研究院工作，被他拒绝了，因为他在惠普做得相当出色，实在没有必要为“跳槽”而“跳槽”。
但这次不同了，跟张亚勤一样，打动张宏江的也是“中国”这两个字。张亚勤已经选择了回到中国，张宏江又何尝不想回去，一方面这是自己的祖国，另一方面，年迈多病的母亲一直生活在国内，他也想在母亲身边尽孝。于是，张宏江也答应张亚勤说自己愿意回国看看。
说起来，张宏江最终的加盟多少有些“逼上梁山”的意味。就在他飞赴北京与研究院的管理团队碰面的飞机上，巧遇一位惠普的同事。不料，一下飞机，两人就发现接机大厅有位司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微软公司：张宏江”。就这样，张宏江有些尴尬地确定了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1999年4月，他正式开始了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工作，负责多媒体领域。后来张宏江一直是张亚勤最信任的左右手，挑起微软在中国的半壁江山，和张亚勤一起创立微软亚洲工程院和微软亚太研发集团，那是后话。
另一位受张亚勤感召加入研究院的是清华学子李劲。李劲也曾是一位“童星”，因为“邓爷爷摸过他的脑袋”。那是1984年，邓小平参观上海科学汇展，适逢李劲所在学校的计算机娱乐部在此参展，那时虽然他还只是名学生，但已经是位电脑天才了。邓小平高兴地摸着李劲的头，感慨这些聪慧的孩子就是祖国的未来，说“计算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一位摄影师抓拍到了这一幕，这幅照片后被印成海报在全国进行宣传，迎接科学技术的春天。上亿中国人都看到了这份海报，认识了李劲这个“邓摸头”。
李劲在清华大学一口气念完学士、硕士、博士，1996年毕业时也才23岁。
更巧的是，他和张亚勤是同一天生日。随后，他申请到南加州大学作综合媒体与数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张亚勤对这位才子非常熟悉，因为李劲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正是张亚勤开创的一个课题。张亚勤还是李劲的博士论文评委会委员之一。
张亚勤对这位天才青年“知根知底”，以至于他邀请李劲到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的时候，没有进行任何正式的面试程序。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张亚勤的中国科技大学师弟李世鹏。李世鹏以两次获得中国科技大学最高奖“郭沫若奖学金”成就了自己在中国科技大学的“辉煌历史”。在中国科技大学这样天才云集的地方，大学期间能拿一次“郭沫若奖”就很不容易了，李世鹏无疑是中国科技大学那一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李世鹏还没到美国之前，有朋友拜托张亚勤关照李世鹏。李世鹏到美国后，张亚勤推荐他跟随李维平教授（李维平是美国在视频领域的杰出华人科学家，和张亚勤有长期合作）作研究。李世鹏博士毕业后，也加入了张亚勤所在的桑纳福研究院。
正是由于两个人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张亚勤选择了回国，李世鹏自然也就跟着回来了。桑纳福的老板也对李世鹏极力挽留，但终究难敌中国和张亚勤的魅力。
看到张宏江、李劲、李世鹏等顶尖学者纷纷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身在贝尔研究院的朱文武也开始心动了。大名鼎鼎的贝尔研究院曾培养出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此工作的科学家的实力可见一斑。来自齐齐哈尔的朱文武是个瘦高个，在贝尔研究院做研究员时就跟张亚勤合作多年。多年来形成的默契令他们在回国这件事上很快达成了一致。
就像李世鹏所说的：“不需要去说服，张亚勤本身就是一面旗帜。他到哪里，就是对这个地方最有力的证明。”1999年前后回来的这批学者中，至少有十位都在美国做到了杰出的研究员、科学家的位置，这些领军人物的加盟，使得微软中国研究院刚刚成立就能够很快投入实质性的研究工作。
“我们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张亚勤曾在一次会议上这样对大家说。
“大家都说创新，创新究竟需要做什么？其实做好两样就行：一是吸引人才，二是尊重人才。也就是说，人才是重中之重，保护人才的劳动成果，保护知识产权，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尊重。”张亚勤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这样强调。从研究院成立伊始，李开复和张亚勤就把招聘到最优秀的人才当成最重要的工作。从研究院成立到1999年1月份，研究院共收到了几千份求职简历，这也使研究院本来就忙碌的工作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张亚勤回来后正好赶上了第一次招聘高峰期，他和李开复专门为招聘成立了一个面试委员会，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方案。他们亲自查阅简历，从几千个人选中选出100个人组织笔试，最后进行面试。
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面试也确实比“过五关，斩六将”还要夸张，首先应聘者要过的就是10～15个面试评委的关。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张黔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还这样感叹：“简直是筋疲力尽。”当时的面试有这样一套正式程序。每位面试官组织完一次面试后，都要向下一个面试官发一封电子邮件，说明自己的看法和决定，这些决定包括：一定雇用、应该雇用、可以雇用、雇用与否皆可，或不能雇用。同时还要说明自己已经问过哪些方面的问题，并建议下一位面试官要了解的方向。而且每位面试官都有一票否决的权力，李开复和张亚勤最后把关。
对于人才的把握，张亚勤跟李开复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默契。例如，在面试张黔时，前面差不多十个面试官给的分都很低，最低的甚至给出了零分。最后发现有两个人给了4分（最高分），一个是李开复，一个是张亚勤，不过他们俩在打分的时候彼此之间并没有商量。而按照微软公司的招聘制度，这个人应该不能雇用，因为只要有一位面试官否决，应聘者就不再有被录取的机会。但是李开复和张亚勤都坚持认为应该把张黔留下来。
张亚勤在面试这位武汉大学的博士时，发现她的基础不太好，在武汉大学做的毕业课题、博士论文水准确实不太够，做的数据库也没有理论性。但是她的反应很快，叙述问题的逻辑性很强，悟性也很高，跟她沟通很有默契。在张亚勤看来，这种人才是很适合作研究的，不是死读书的类型，比较有创意，是最理想的研究人员。张亚勤的判断没有错，后来张黔在张亚勤的带领下成为研究院最优秀的员工之一，还获得了包括麻省理工学院颁发的“100位年轻科学家奖”在内的多个国际奖项。现在，张黔已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了。
在1999年初获得面试资格的100人中，微软中国研究院向其中的20人发出了聘函。每个人都接受了聘请，并于当年6月份毕业后立刻到研究院开始工作。
这批面试者中后来诞生了好几位研究明星。
亚勤的话中国人需要创新，但创新首先得观念创新，在学术面前没有权术。
3米长的大白板
张亚勤把自己在桑纳福的所有工作都交接完后，已经是1999年的2月。很快就到了中国的农历新年，虽然他很想和在美国的妻子女儿多待一段时间，但远在北京的研究院的事业更让他牵挂，他迫不及待地赶回来了。
研究院所在地—北京海淀区知春路上的希格玛大厦五层已经装修一新。李开复陪着张亚勤来到为他特意装修的办公室里。
张亚勤的办公室很大，里面却没有太多的陈设，除了办公所需的设备，最为与众不同的就是一块3米长的大白板。张亚勤看到这块大白板不禁会心地笑了。外人并不知道，这块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其实并不普通。从张亚勤第一次接到李开复的电话，到他1月15日第一次以微软中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与李开复互发了很多邮件讨论问题。当时李开复问张亚勤回来后有什么要求，张亚勤唯一的要求就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装上一块大白板，“办公室的大小没关系，但是白板一定要大。”李开复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这块白板足够大。张亚勤半开玩笑地对李开复说：“我保证白板上写满各种各样的创意：不论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这块白板就是张亚勤指挥战斗的战场。白板后来发展成为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种文化，在整个研究院，类似的大白板处处可见，它代表着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探讨问题的文化，一种鼓励创新思维的文化，一种雷厉风行的文化。这种文化有别于当时国内的学术氛围。
然而，这里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才刚刚开始。
李开复和张亚勤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国际“海归”研究员与国内精英研究员之间的文化冲突。“海归”研究员能够独立地从事创新研究，而且也不怕出错。而国内新招来的研究员，虽然个个才华满腹，可缺乏自主创新的意识，他们总是在想如何按照研究主管的意图来工作，并且煞费苦心、仔细推敲研究院主管们话语中的“内在含义”，以领会其“真正”意图，而从不敢与主管们开诚布公地交流想法。研究院作为一个基础研究中心，需要的是研究员大胆想象、独立创新的精神，而他们担心出错、不愿沟通的态度也严重影响了研究院的研究进程。
于是，李开复和张亚勤常常把大家召集到白板前，鼓励大家轻松自由地发表意见，积极平等地讨论。在研究院成立初期，白板其实是他们锻炼、扭转本土研究员思维，建立研究院文化的土壤。
“HeisfromChina!”
研究人员招聘到了，研究方向也确定了。当时研究院定有两个大的方向—智能人机界面和下一代多媒体技术，另外，张亚勤还将继续在数据压缩、视频、高清晰度电视和互联网等领域作研究。研究院的工作很快就步入了正轨。
在美国的时候，张亚勤全面负责桑纳福研究院多媒体组的工作，所有决定几乎都由他来做，他是绝对主角。现在，作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他变成了一个配角，职责是协助李开复制定并不断修正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方向和选题，健全研究院的组织机构，并在研究小组之间进行协调。
张亚勤时刻没有忘记他在美国时的老板对他说过的话，“你回去，有可能成功，也很有可能被边缘化。”张亚勤当时随口回答了一句：“我还年轻，才30来岁，可以去试试，不成我再回来。”不过张亚勤从没有打算“做不成了就回去”，那不是他的风格。对于他来说，既然选择了，就没有退路。
创立之初，对于研究院的人来说，这个新生的机构必须拿出点儿什么东西证明自己在世界科研版图上的存在，才可能谈下一步的事。那时候，张亚勤的家人都还没有回国，他真正成了一个“公司人”：白天面试、定方向、讨论课题，晚上和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接着关在办公室里搞自己的课题，神经实在绷得紧了就去打保龄球。每天晚上都差不多11点钟才离开办公室。周末偶尔会稍微休息一下。也就是在那段住香格里拉酒店公寓的时间里，张亚勤系统地复读了很多武侠小说。就这样，一周七天都沉浸在激情里：“完全就像搞一家新公司一样。
一心想着一定要做出成绩，让大家看到我们在中国会比在美国更成功。”1999年5月，盖茨派微软首席技术官克雷格·蒙迪来北京考察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进展情况。这是克雷格·蒙迪第一次来中国。张亚勤跟这位CTO是老相识，两人在竞争美国高清电视标准时就是对手。张亚勤评价这位曾经的对手“相当厉害”。正所谓“不打不相识”，现在成了同事，聊得更投机了。
克雷格·蒙迪此行是为考察而来，给这些新员工打打气。当然他最想看到这个新团队在这几个月里做出了什么新成果。在研究院里里外外转了一圈后，克雷格·蒙迪大开眼界，回到总部，他这样向比尔·盖茨汇报：“中国研究院的那些人真是厉害，没想到在中国的这个平台，居然吸引了这么一批优秀的人才。”总部的肯定让研究员们信心大增。但张亚勤他们很清楚，真正立足的资本不是鼓励，而是战果。研究院上下全力以赴，几个月之后就有了成效。
1999年11月5日，微软中国研究院在北京庆祝成立一周年。在短短一年中，不仅研究机构初具规模，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研究人员由最初的两人发展到60人，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28篇，并出版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第一本论文集。
2000年，张亚勤回国刚好一年的时候，IEEE视频杂志最佳论文奖获得者揭晓，张亚勤再次折桂。这个专业大奖每年只有一位获奖者，这项殊荣对于当时的研究院意义重大。颁奖典礼上，主持人介绍获奖者张亚勤时说，“HeisfromChina!（他来自中国！）”台下听众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而站在领奖台上的张亚勤也不像以往领奖时那样一脸淡定，此时的他正努力压抑着自己的喜悦。他双手接过奖杯，然后高高举起，向台下的嘉宾致意，此时，泪水在张亚勤眼里打着转。
张亚勤并不是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奖项，他也不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但当他听到那句“fromChina”的时候，心中一下子就涌起一股暖流，鼻子发酸。他的心中意识到：“这句‘来自中国’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我第一次真正代表着中国；再就是证明了我并没有被边缘化，我打破了其他人对回国做科研、对我的悲观论调。”张亚勤有资本自豪。这一年多来，研究院取得了丰硕成果，本土研究员和实习生成长迅速。仅他领导的多媒体小组就在全球最优秀的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了80多篇论文，在网络协议领域申请注册了40项专利，做出了60项新发明，并已有8项成熟技术转让给微软公司的相关产品部门。
盖茨考评1999年5月，微软CTO克雷格·蒙迪访问微软中国研究院后回到总部，向盖茨描述了自己在希格玛大厦看到的一切，而这一切对于两年前决定把微软在亚洲的研究院从印度改到中国的盖茨来说，绝对是最好的回报。于是，原定一年之后再听汇报的盖茨索性邀请李开复和张亚勤立刻到雷德蒙，“检阅你们的成果”。自此，微软中国研究院形成了直接向盖茨汇报的制度。
2000年7月，包括李开复、张亚勤在内的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六位核心骨干就多媒体领域向比尔·盖茨作了第一次汇报。在向盖茨进行演示时，张亚勤讲到小波及信号分解，盖茨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径直向演示屏幕走来，说：“很好。
小波分解，这些是频率……可你是怎么压缩的呢？”让张亚勤惊讶的是，盖茨问的问题都相当深入。一个变换的编码，他马上问是怎么分层的、频率的分布是什么样的。当张亚勤讲到纠错的时候，盖茨甚至能用很简练的语言作出精准到位的分析总结。
正式的汇报会议结束后，盖茨意犹未尽，虽然助理等在会议室门外，催他去参加下一个会议，他还是继续留下来跟张亚勤等人讨论。“Youdidafantasticjob（干得非常漂亮）”，盖茨对中国团队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盖茨听汇报的习惯是，无论好坏他都或多或少地作出评论，给一些重要的反馈。中国研究院的这次汇报显然让他很感兴趣，他不仅追问了很多技术细节，还给出了自己的评论。后来，研究院干脆就把每次给盖茨汇报工作当做是一次“BillGReview”(盖茨考评)。“的确令我受益匪浅。”张亚勤如是评价，“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对问题有很深入的了解。不过在我的领域，他肯定没有我懂得多，所以向他汇报工作，我相当有信心。”其实，早在1992年，在亚特兰大召开的COMDEX（计算机经销商博览会）上，张亚勤就第一次和盖茨面对面接触了。在张亚勤眼中，盖茨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如果他对你讲的东西确实感兴趣，他就会一直问问题并和你探讨。
如果没有兴趣，你汇报的时候他就会坐在椅子上一边摇来摇去，一边喝他的可乐，非常率真、务实。
向盖茨作完汇报后，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代表们兴冲冲地走出了微软总部大楼。当晚，李开复带大家去聚餐庆功，带来“走私”来的古巴雪茄。并且第一时间发邮件给在中国的同事们，迫不及待地把好消息传达给研究院的所有成员。
下面是两封邮件的全文：发件人：张亚勤收件人：微软中国研究院（全体工作人员）抄送：李开复主题：比尔·盖茨考评大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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