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圈，虽然仍有地缘性，但从本质上说是三个币缘圈，美元圈，欧元圈，再加上可能出现的“亚元圈”，都是围绕一个核心货币形成的经济政治甚至包括军事的复合体。比如东亚这一币缘圈，核心是**3+2**，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加上日、韩；如果考虑资源问题，应该是5+2，再加上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就解决我们这个币缘圈的资源问题。币缘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它肯定不能光有货币，还要有市场、资源、军事力量等等，缺少必要条件，币缘圈无法成型；缺了重要条件，币缘圈形成了也有弱点，像欧元区缺少统一的财政政策、缺少石油资源，就很不牢靠。东亚圈必须把中亚或者把俄罗斯的远东资源放进来，你这个币缘圈从产业角度才可以立住。**
币缘圈内部结构各不相同，美元区是以美国为主的单一轴心；欧元区是德、法双轴心，以后可能还要加英国和俄罗斯；东亚区是金字塔式的梯次分布，由中心区向边缘地区扩展，3＋10，中日韩加上东盟，但是不管币缘的内部结构如何，肯定不能光是核心的那一块，它必须有次力量极和边缘区共同围绕核心形成一个统一的币缘圈，它可以是地域上接近的经济共同体，也可以是在地域上不那么接近的经济共同体，只要是用一个货币为基本结算单位就行，澳大利亚也是美元圈，现在东亚也是，地缘因素的重要性比实物经济时代要降低了。
王建：
你讲的还是资本的中心和外围关系，资本为什么需要外围，比如海湾地区对东亚圈，欧洲圈，北美圈意味着什么？意义是不一样的。海湾对欧洲和东亚来说，现在还是生命线，美国可以不靠这块活着，我们得靠它活着，美国控制这个地方，它能控制两头，有一种制衡作用。一方面打得欧元软下去，一方面打得中国和日本向美元靠，否则你得不到石油。像东盟，甚至远一点的南美，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印度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东盟制约你的海上通道，印尼既靠马六甲，又靠龙目海峡，印度也可以影响海上通道，贸易通道，这个我们就要考虑。拿你刚才讲的资源和市场问题来说，如果能够把远东地区包括进来，东亚地区的资源可以自给。**
王湘穗：
我觉得在国际关系上与其一厢情愿地谈政治多极化，不如鼓励“货币多极化”，金融体系的多极化，有了不同的币缘圈，才会有政治和军事的多极化。**
我所说的币缘是一种正在呈现的趋势，与之相连，地缘秩序要让位于币缘秩序，币缘意识会取代地缘意识。**
乔良：
民主国家不打仗这一条，也许可能改为币缘国家内部不打仗。但这种规律也难保不被某一只黑天鹅打破。
第三节
王湘穗：
不光是进步战争，许多战争是“春秋无义战”，是对抗双方利益不可调和的结果。欧洲30年战争也不见得是进步战争，但搞了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就有了进步意义。如果在伊拉克战争后形成三足鼎立，也许就有一个比较长一时间段的内部整合期，也就有一段长时间的和平，这个和平是前面打了一仗的结果。因此不要对战争进行带感情色彩的判断。比如我们讲世界正在进入“超限战”时代，是说战争的趋势在超出军事界限，人们不想打仗，不打仗多好，可人类又没有找到非战争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最高方式，那么就找到一个不那么血腥的战争方式，以前用大刀长矛杀人，再发展到火器，燧发枪、后膛枪、机关枪，大炮，打到最后干脆扔原子弹，想把人类全炸死，我们叫它“超杀”阶段的战争，超过了战争目标所需要的破坏，最终危及你的目标实现，你打仗干吗？现在可以精确打击，以很小的杀伤实现目标，这是“精确杀伤”的战争，而金融打击、包括以丑闻颠覆等方式，也和战争一样有效，这些方式超越了军事界限，几乎不死人，但也可解决利益冲突。**
王建：
总之我认为，人类冲突的根源不产生于文明的不同，我是认为文明的差别从来不是对抗性矛盾，文明之间的差别会导致人们沟通的障碍，甚至有某些鸿沟，但是它不形成冲突，比如晓宁，你有回族血统，你对汉族人又怎么着，大家是不同的宗族和信仰，就一定要打吗？
乔良：它自己融合。**
王建：中国56个民族不一样的文化和传统，一定要打吗？**
李晓宁：
文明像冰山没在水下4／5的部分，是构成你这个民族国家的基础。其中的主要部分是由教育、组织、纪律构成的。教育不仅仅是训练技能，训练做工，学点工科技术什么的，教育最重要的是赋予你一种价值观。每个国家的教育除了教授全世界通行普适的那一套知识之外，把传授自己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也作为很重要的事。接受中国式的教育，与美式教育，或接受日式，或伊斯兰教育是很不一样的。各种文明强调的价值是很不同的。由不同的价值产生的文明组织形态也不一样。在纪律方面更是这样，价值观强调的部分被法律固化和强制化。有的人认为很好，在其他人群中会认为非常不好。如果双方过分强调自己的价值观，可能就会发生冲突。**
同样讲利益的前提下，不同的文明会有截然相反的态度。讲个小故事。有个美国商人去南非旅游，看到当地的祖鲁人编织的草席又好看又好用，很是喜欢，认为运到美国一定能卖个好价钱。这个美国商人就询问编织席子的手艺人多少钱可以买一领席子。手艺人说，10块钱一领。美国商人说，按这个样子给我编1000领。同时又问，买你1000领席子的话，每领席子多少钱？编席子的手艺人想了很长时间说，你要买1000领的话，每领20块钱吧。美国商人大惑不解，怎么我买的多单价还贵了呢？他就问手艺人，为什么我买一领10块钱，买1000领每领却要价20块呢？他请手艺人讲个道理出来。手艺人说，你想想，一个人编一条席子是一件愉快的事，而编1000条一样的席子是件多令人烦恼的事啊！所以每条你必须加10块钱。从这个小故事里可以看到文明的价值观会如此不同。**
第一节
为什么会产生冲突？不是文明不同，而是利益不同。基督教文明也好，儒教文明也好，伊斯兰教文明也好，利益一致就会联盟，利益不一致就打仗，对文明内部和文明外部都是如此。**
各种文明强调的价值是很不同的，由不同的价值产生的文明组织形态也不一样。如果双方过分强调自己的价值观，可能就会发生冲突。*オ*
王湘穗：
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是世界各种力量对抗的原因，我们则认为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争夺货币霸权，但是这并不意味可以忽略文明冲突，当你忽略了文明因素的时候，它就会显现，比如美国人现在伊拉克就碰到了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这可比推翻萨达姆组织一亲美政府困难得多。**
李晓宁：
伊拉克之后，美国想组织一个亲美政府。找到一个亲美的总统很容易，但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办事员都找亲美的人来任命，那就不容易了。在伊拉克，上哪儿找那么多亲美的人呢？最终还得让那些大胡子在那儿管事。**
王建：
不能以次要矛盾替代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不是被所谓文明冲突决定的，美欧板块都是一个文明，怎么会被分成两块，我不同意文明冲突论就在这个地方。马克思早就讲过，人们必须解决吃穿住行问题，才能从事文化、艺术、宗教和政治，从历史上看，哪儿有什么文明一致就不发生冲突？还是利益决定论，文明不同只存在差别，不会构成冲突，世界的主要宗教都是劝人向善。
第二节
李晓宁：
文明的核心在政治和管理层面表现为法制的问题，而法制又是文明价值观的综合体现。美国想让伊斯兰世界接受它的民主文明，实际是让另外一种文明接受它的价值观。这是很难的事。美欧的文明渊源是一样的，但美欧之间也有很多价值差异。我说的不仅仅是这次欧美出现裂痕的事。从法律上看就不一样，欧洲是大陆法系，美英是海洋法系。这不简单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法律体系问题。它体现了欧美价值观的不同。**
现在的欧洲人讲福利国家、福利经济不是灵机一动的结果，而是通过很多次激烈的冲突之后的选择。而美国崇尚的自由主义，是在一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下发展出来的。从表面上看市场观念是一样的，民选政府制度也是一样的，但价值观就很不同了。美国讲竞争，胜者王侯败者贼。而现在的欧洲则不是这样了，它们知道了自己发财也得兼顾别人。**
欧洲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欧洲原来不也是很多自由主义么？原因是欧洲在工业革命后的实践中为了解决贫富问题打了很多仗，发生了多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它们吃了大亏，终于明白了。当自己富裕之后，一定要兼顾穷人，否则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中日之间也有非常费劲的事情要解决，就是战争遗留的民族心理问题，也就是心理创伤。虽然从战略意义上讲中日交好有巨大好处，可历史创伤在一两代人中间很难抚平。另外，制度不同为结合也带来麻烦。日本森综合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制度问题。虽说早年我们法律体系从日本学来，日本又是师承德国的法律，都是大陆法系。可我们后来学了苏联，接受了社会主义法系的原则，与日本就有了很大差别。如果搞亚元之类的事，要协调两国经济制度，最困难的部分在这儿。亨廷顿把历史上产生的法制政治文明弱化了，把古代产生的民族文明强化了。**
王湘穗：
以前总讲人要吃饱肚子再搞精神文明建设，所谓“仓廪实而知礼义”，实际上这是误解。人类的生产从一开始就不是自然生产，它是经过某种教化的人创造的生产模式，从井田制到泰勒制、项目管理、MBA培训、复式记账法、虚拟资产的评估体系，文明从来就融在生产过程中，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分开研究，那已是过时的机械论的方法，网络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软件是什么？像Adobe Photoshop 看你拿它来干什么，如果是做广告，就是经济基础，拿来编照片搞宣传就是上层建筑。信息技术打破了许多界限，包括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界限，信息时代的生产和机械化时代、农耕时代的生产更不一样，文明似乎剥不出来。**
王建：
文明剥不出来，我同意，但是文明冲突论的错误，重点不在于文明，重点是冲突，为什么会产生冲突？按亨廷顿的说法是文明不同，我说是利益不同。基督教文明也好，儒教文明也好，伊斯兰教文明也好，利益一致就会联盟，利益不一致就打仗，对文明内部和文明外部都是如此。**
李晓宁：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为了意识形态打的仗，朝鲜战争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王建：
宗教反映人们的理性追求，它里面也是和平的内核，因为人的天性是喜欢和平，不喜欢战争。所以所有能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都教导人们要和平相处，这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思想，以宗教方式来体现。但是宗教没法保证人们的利益总是一致的，发生利益冲突又没有别的办法，才用战争手段。**
王湘穗：
人们都赞成和平发展，以为是战争中断了和平发展的进程，实际上和平发展常常是战争缔造出来的。**
王建：那是进步战争。*ぁ *
第三节
王湘穗：
不光是进步战争，许多战争是“春秋无义战”，是对抗双方利益不可调和的结果。欧洲30年战争也不见得是进步战争，但搞了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就有了进步意义。如果在伊拉克战争后形成三足鼎立，也许就有一个比较长一时间段的内部整合期，也就有一段长时间的和平，这个和平是前面打了一仗的结果。因此不要对战争进行带感情色彩的判断。比如我们讲世界正在进入“超限战”时代，是说战争的趋势在超出军事界限，人们不想打仗，不打仗多好，可人类又没有找到非战争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最高方式，那么就找到一个不那么血腥的战争方式，以前用大刀长矛杀人，再发展到火器，燧发枪、后膛枪、机关枪，大炮，打到最后干脆扔原子弹，想把人类全炸死，我们叫它“超杀”阶段的战争，超过了战争目标所需要的破坏，最终危及你的目标实现，你打仗干吗？现在可以精确打击，以很小的杀伤实现目标，这是“精确杀伤”的战争，而金融打击、包括以丑闻颠覆等方式，也和战争一样有效，这些方式超越了军事界限，几乎不死人，但也可解决利益冲突。**
王建：
总之我认为，人类冲突的根源不产生于文明的不同，我是认为文明的差别从来不是对抗性矛盾，文明之间的差别会导致人们沟通的障碍，甚至有某些鸿沟，但是它不形成冲突，比如晓宁，你有回族血统，你对汉族人又怎么着，大家是不同的宗族和信仰，就一定要打吗？
乔良：它自己融合。**
王建：中国56个民族不一样的文化和传统，一定要打吗？**
李晓宁：
文明像冰山没在水下4／5的部分，是构成你这个民族国家的基础。其中的主要部分是由教育、组织、纪律构成的。教育不仅仅是训练技能，训练做工，学点工科技术什么的，教育最重要的是赋予你一种价值观。每个国家的教育除了教授全世界通行普适的那一套知识之外，把传授自己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也作为很重要的事。接受中国式的教育，与美式教育，或接受日式，或伊斯兰教育是很不一样的。各种文明强调的价值是很不同的。由不同的价值产生的文明组织形态也不一样。在纪律方面更是这样，价值观强调的部分被法律固化和强制化。有的人认为很好，在其他人群中会认为非常不好。如果双方过分强调自己的价值观，可能就会发生冲突。**
同样讲利益的前提下，不同的文明会有截然相反的态度。讲个小故事。有个美国商人去南非旅游，看到当地的祖鲁人编织的草席又好看又好用，很是喜欢，认为运到美国一定能卖个好价钱。这个美国商人就询问编织席子的手艺人多少钱可以买一领席子。手艺人说，10块钱一领。美国商人说，按这个样子给我编1000领。同时又问，买你1000领席子的话，每领席子多少钱？编席子的手艺人想了很长时间说，你要买1000领的话，每领20块钱吧。美国商人大惑不解，怎么我买的多单价还贵了呢？他就问手艺人，为什么我买一领10块钱，买1000领每领却要价20块呢？他请手艺人讲个道理出来。手艺人说，你想想，一个人编一条席子是一件愉快的事，而编1000条一样的席子是件多令人烦恼的事啊！所以每条你必须加10块钱。从这个小故事里可以看到文明的价值观会如此不同。**
第一节
所谓大国的思维，就是要站在世界的顶峰来看国家这个局部，大国的思路，首先要谋定我在全球当中的地位是什么，再决定我该怎么做，这是世界大国的心态。**
保持一个“稳定又提供上升空间”的秩序是中国的利益所在，所以我们必须主动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设计，使新秩序成为中国利益的重要保障。*オ*
乔良：
中国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比如学会如何做一个现代大国，第一个要学的东西，就是利用各种条约，各种组织去为自己谋利。通过创建或者加入各种组织，创始或运用规则去获得利益，这一点中国还远没有学会。如果你不懂得如何制订标准，你就不懂得如何利用规则去获利。**
王建：
所谓大国的思维，就是要站在世界的顶峰来看国家这个局部，大国的思路，首先要谋定我在全球当中的地位是什么，再决定我该怎么做，这是世界大国的心态。**
王湘穗：
机会有的时候就是外力，甚至危机处理好了也是外力，比如朝鲜核危机，让韩国和日本一下子感觉美国和它的利益不一样，美国不怕打，可它们怕，而中国坚持和平解决的立场应该说跟韩国、日本的立场是接近的，也是不愿意爆发战争。这种情况对区域安全合作就是机遇，美国代表团的人在与朝鲜谈前谈后，要与韩、日协调立场，我们中国也应该与韩、日、俄多联系协商，区域的事大家一起办，渐渐就会形成区域意识、区域立场，为更深的区域整合准备了条件。
第二节
乔良：
一般来讲，作为成熟大国的做法都是这样，凡是背着其他国家去做的事，最后都要回过头来同这些国家协调关系，一定会派出特使什么的，去讲解我这么做是怎么回事，使用特使去协调处理国际关系，这是大国外交的通常做法。它好在可使你有回旋余地，可以游刃有余。咱们国家这种举动比较少，为什么？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不屑于理睬别国的经验，做现代大国的经验。只是因为我们还没学会也不习惯这么做。所幸的是，从派出中国自己的中东特使这一点来看，中国现在已开始有这种意识了，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一个大国，是站在世界的立场上看地区，一个小国，是站在地区的立场看世界。这就是大国和小国的区别。**
王湘穗：
有没有大国心态处事大不相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没有开放，因此躲过一劫，这个判断没有问题。**
王建：人民币不贬值。**
王湘穗：
但发生危机后要举一反三，防止危机重演，不能记吃不记打。日本想了个办法是设立亚洲基金。**
王建：没有搞成基金，搞成货币互换协议。**
王湘穗：
对。日本一提出美国就反对。我认为从经济角度讲，日本的视野比较开阔，它马上知道要从体制设置上解决这个问题。 **
王建：
站在世界的顶点看世界，不但可以看到山这边的东西，还能看到山那边的东西，美国有什么战略企图，你不从世界角度看，你不会想到，它通过倒萨打欧元。**
王湘穗：
我们跟美国、欧洲和日本，包括其他一些国家，是一种什么关系，有什么共同利益，有什么矛盾，这些利益和矛盾是什么性质的、有多大的关联度，都需要放在大的币缘战略格局下进行审视。得出符合新战国时代的结论，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和基本竞争方式。我们判断“天下三分”，这个“三”，可以说是实指，就是美、欧、亚；也可理解为虚指，中国文化中“三”就是多，“三生万物”，预示未来的多极化前景。问题的关键是，要当能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国，就必须做好各种准备。**
王湘穗：
扩张有的是主观故意，有的时候是客观效果，按现行的话语系统来讲，我们跟东盟之间就在争夺出口市场。虽然你不是有意这么做，也没有一兵一卒派出去，可人家还是觉得你在挤占它的生存空间。**
王建：
我的贸易停止增长，你的贸易增长30％，外资都被你拿走了，就对你有看法。**
王湘穗：
扩张不扩张，不在于你自我判断，而在于对方判断。现在不是要在口头上洗刷自己，而是要抓紧与东盟的产业结构形成级差，用大马拉小车，把东南亚也带上去。现在不是已经形成了“人民币地带”吗？在中国香港有400亿、其他国家和地区差不多300亿，总规模也不小了。你的经济如果成为它发展的拉力，人家就怕你不来了。**
王建：
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到了5000美元，整个15亿人口，7**5万亿美元，我们的制造业，我们物质生产可能占到6成的时候，你说资源够吗？差得太远了，怎么办？美国、日本、欧洲可以成长到发达国家，过上富裕生活，中国只能贫穷，行吗？*ノ颐窍衷谝蛭*有庞大的过剩劳动力，我们可以提供全球最便宜的劳动成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发展制造业。但是，一旦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差不多了，城市化差不多了，会碰到新的坎儿，不是劳动力制约，资本制约，是资源制约。**
王湘穗：
中国在很长时间里都遭受列强凌辱，咱们是食草动物，可有一天植物少了，你就得变成杂食动物，变成大熊猫了；生存环境在变，你的食性也要跟着变，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下回就是变熊，我们的胃变成食肉动物的胃，这是生存进化。以前中国需要不了多少石油，也不需要多大市场，现在呢，资源和市场都少不了，也小不了，你还说自己是食草动物，没有人会相信。**
王建：再过10年，我估计中国的资源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算哪一笔账都算不下来。**
乔良：所以现在就必须与其他国家拉开级差，让你在生物链上的位置跟别人不一样，大家才能相安无事。*ぁ *
第三节
王湘穗：
对中国来说，一个基本稳定、有序的全球秩序，可以保证中国目前在世界生存序列上的地位，但还不能允许中国地位继续上升，保持一个“稳定又提供上升空间”的秩序是中国的利益所在。所以中国必须主动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设计，必须站到国际经济秩序上一个合理的等级台阶上，别老是甘心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上呆着，要向上走，逐渐走向食物链的高端，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让发展中的国家难受。中国向上走，美国不怕，它在顶端；也不要让日本害怕，所以需要与之整合。真正担心中国的是第二、第三等级上的国家，它们有两种办法，一是与中国竞争，一是也向上走，到食物链的顶端去，现在就是这么发展的。我们应该鼓励它们给中国让出上升空间。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发展战略，更要讲究发展策略，千万别把战略和策略混同了。**
王建：战略是目标，策略是态度。**
王湘穗：
台湾问题是中美棋局上的“劫材”，我们也要找“劫材”。世界是个大棋局，彼此间就是个博弈关系，不见得你死我活，但肯定是你争我夺。**
摆正自己的战略位置**
从币缘角度看中美关系与从地缘角度不同，中美在币缘上目前没有结构性矛盾。相反，倒是中欧之间，或者是东亚和欧洲之间有结构性矛盾，主要就是有相重合的资源供应地。不能因为讨厌美国霸权，而忽视我们跟美元圈有更多的利益。欧洲主导的经济秩序未必比美国主导的秩序对中国更有利。从利益角度判断，我们更要警惕欧洲的霸权。*オ*
王湘穗：
现在看，美欧两方都拉中国，法国总理冒着“非典”到中国来，中国给他还以30架空客的订单。美国方面也马上打电话来。现在是抢中国。**
但美国把我们当长远敌人，有美国公开和未公开的文件为证。说我们长远敌人不是美国，这是亲美派的观点。**
从币缘角度看中美关系与从地缘角度不同，中美在币缘上目前没有结构性矛盾。相反，倒是中欧之间，或者是东亚和欧洲之间有结构性矛盾，主要就是有相重合的资源供应地。币缘视角是个新视角，也是个大视角，我们今后的战略观察应主要从这个视角出发。**
乔良：美国产业结构和中国的产业结构不一样，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欧洲相似。**
王建：
欧盟一旦进入到整合俄罗斯，整合东欧国家，会越发和中国的利益矛盾明显起来。
王湘穗：
东亚和欧洲，几乎靠一个共同的资源区，因此在结构上我们有矛盾。这次中石油收购北里海油田股份失败，主要原因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公司用优先购买权去阻止中国公司的进入，这看起来是纯经济行为，但有战略象征意义，欧亚今后争夺资源的冲突以后不会少。在这点上美国与我们倒不会有大冲突。**
王建：但也要防止美国利用东亚和欧洲的矛盾。**
乔良：中国可以帮日本什么？**
王建：
解决金融坏账的问题，条件是把技术和投资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投资是钱，后边是机器设备和技术。**
同时，中国应该考虑降低我们的外汇储备，我们的外汇储备是让美国人占有我们的资源，首先跟美国逐步建立贸易平衡。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判断，即美元崩溃的结果是什么？亚洲金融风暴我们都看得到，就是货币贬值，如果美元贬值，你用欧元折算中国GDP，咱们是多少了？美国是多少了？跟日本一样，它用美元计算是缩水，用本币算没有。如果美元贬了20％，就是用欧元计算的美国的GDP缩水了20％，而欧洲GDP升了20％，意味着欧洲的经济比美国大出40％，如果这样，等于欧洲这边是14万亿欧元，美国那边变成8万亿了，你想想，这个对比美国受得了受不了。**
乔良：人民币跟美元的间接联系汇率，一样贬。**
王建：咱们变成一揽子的货币，不能跟着美元走。**
王湘穗：
一季度我们出现外贸逆差，主动扩大了购买，一个是购买汽车零配件，一个买石油，买的对不对，这属于策略，减少逆差是战略性调整，我们应该进行这种战略性调整。**
另外，如果中国与日本经济整合，美国可能就会开始收拾中国。**
王建：
美国肯定收拾你，你还要把日本也拉进来，搞东亚元，东亚经济区，就是第二个欧盟，而且这一端所抗衡的不但是美国，还有欧盟，那就是三国鼎立时代，东亚这个力量级，在美欧因为战争冲突削弱才能迅速起来，或者是美国爆发金融风暴，引发美、日、欧的全球金融风暴后，会迅速起来。没有这个前景，你要搞东亚经济区和东亚元，美欧都会压你，日本也不进来。**
王湘穗：
如果仅仅把外汇储备减低，暂时不搞东亚元，美国会不会收拾我们？**
王建：降低外汇储备美国倒未必整你，只要你不把美元储备转成欧元。**
乔良：你降低的那些部分拿来干什么？*ぁ*
第四节
王建：
买东西，就进口我们现在需要的那些产品，这个事必须和东亚经济区的整合同步。东亚经济区是以中国市场为核心来整合的，中国的市场必须扩大，我们改革以来的前20年，走的出口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高于收入增长的路子，再往后20年应该倒过来，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高于出口增长，这么个路子，从贸易看，那就是逆差。这样的话，就是中国国内市场扩大的过程，因为你收入不提高，哪儿来的购买力，收入提高，形成购买力，增加了进口，就带动东亚地区的整合。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国国内购买力的上升，不见得是要大幅度提高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而首先是由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带来的，因为中国目前城市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农村高出3倍。**
现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国家没有30％多城市人口的情况，人家都是60％、70％的，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样高收入人口增加，扩大国内市场，就把亚洲四小龙和日本没有出路的产业吸引到国内来。这个过程就是我讲的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高于出口增长的增长方式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我们的外汇用出去，也是扩大中国市场购买力的重要方面。**
这个环境也是一个国际大环境，美元贬值了，美国一定有一次瘦身过程，为寻求它自己国力的支撑点，它也会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使美国的物质生产能力有所恢复，中国消耗一部分美元储备，购买美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也和美国那个时候的利益合拍，可以拉动美国制造业的增长，当然前提必须是美元贬下来。就是说美国也发展物质产业，因为它也感觉到，我这种负债经济是不行了。**
乔良：你觉得美国会不会有可能让美元贬值？**
王建：
我觉得这是一个被动的选择，因为它现在主要的利益在金融利益上，如果金融利益是大头，虚拟经济为主体，它就不能让美元贬值，但是如果美元不断受到欧元挑战，又不能用军事办法解决，最终还得被迫接受美元贬值的事实，到这个时候，它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美元贬值的负面影响，不要让美元和美国的资本市场出现崩溃的情况。**
乔良：布什准备提名让格林斯潘继续干下去，格老会选择这条路吗？**
王建：
格林斯潘也认为美元定价太高，美国股市非理性繁荣和美元的汇率太高有关，美元的贬值，他不希望是狂落，不要伤害他的经济体系，他如果慢慢走可以接受。**
乔良：
如果美元贬下来，人民币跟着贬，或者人民币不贬，会是两种什么结果？**
王建：
美元贬，人民币跟着贬，如果是美元崩溃，那就是我们受损失，没这个问题，有利于中国出口。人民币不跟随美元贬值，就是人民币要升值，对中国的出口不利。在美元还没有崩溃的条件下，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还可以继续利用美国的虚拟经济来拉动中国的实质经济增长，但有一个做法还是需要改变，就是不要再继续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因为美元毕竟有可能崩溃的前景，拿的美元资产太多了，早晚要吃亏。**
王湘穗：
看来我们要想少吃亏、不挨打，就要把策略与战略联系起来考虑，第一步应减少我们的外汇储备，拿这些钱买东西，推动城市化建设，培育市场。在美国经济势头不好的情况下，通过这种方式减少自己的损失，这是策略；第二步还是要推进东亚区的经济整合，这是从战略上讲的。欧元作为美元的竞争者，在全球力量上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欧元的出现为东亚提供了在夹缝中间生存、崛起的机会。对于东亚和中国来说，要明白我们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都在美欧争夺货币霸权的夹缝里，美元霸权是吸血鬼，欧元也是吸血鬼，咱们是“刀头舔血”，因此必须小心，要注意策略，掌握节奏，搞早了、急了，美欧都要灭你。日本已经吃了一次亏，亚洲人应汲取教训。**
欧洲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和我们背向争夺，从长久看，对东亚圈来讲更加不利。我们不能因为讨厌美国霸权，而忽视我们跟美元圈有更多的利益。从利益角度判断，我们要更警惕欧洲的霸权。**
王建：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王湘穗：
我们不能让美国的货币霸权迅速垮台，因为欧洲主导的经济秩序未必比美国主导的秩序对中国要更有利。
王建：高度削弱美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王湘穗：
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即中国和东亚是要趁虚而起，而不是帮一个霸权灭另一个霸权，对中国比较理想的局面是三足鼎立。要让东亚货币区能在美欧的夹缝中顺利地出现，就需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对国家和区域长远利益的精准判断。这里的精准判断主要是指时机转换和分寸把握，什么时候与哪个币缘圈走近点或者结盟，削弱对手到什么程度需要仔细算计，需要对利益实行精算，而且是全过程不间断的跟踪评估。**
乔良：
对中国来说，还是希望各国的力量最好处在相互制衡的状态，大国之间互相制衡，最好谁也吃不掉谁。
第一节
中国这么一个人均资源稀缺的国家，我们的原料市场和我们的制成品销售市场都是国际化的，我们石油从哪儿来？走海上还是走陆路，从中亚地区过去，或者到中东，这都需要有大战略层面的考虑。你得发展用得着的力量，也就是能解决经济发展和资源需求的军事力量。*オ*
王建：
咱们还没谈到关于中国的军事战略，这个话题一直没展开说，经济前面也谈得差不多，就是工业化规模大了以后，资源不够，最后那就得指向海外，怎么保证我们资源。适用的军事力量是什么？空军？海军？还是陆军?这个问题不清楚。**
王湘穗：
我和乔良一直研究这个东西，但军事战略问题似乎不适合公开谈。**
王建：
讨论战略不应该成为禁区，战略与策略和作战计划不同，它主要是对核心利益的阐释和力量运用的基本思路，没什么保密的，美国国家战略都公开发表，连“先发制人”也敢说。**
王建：
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应该有一个大概的，趋向性的，指向性的分析。**
李晓宁：
先要看历史，我们原有的军事战略是什么，按照官方的表述，就是“积极防御”，这已经是50年来都没有变化过的，以前在积极防御的前面有一个前缀，比如说“诱敌深入、积极防御”。后来在研究对前苏联作战的时候，有人提出个问题，三北地区离北京那么近，你怎么诱敌深入？诱敌深入恐怕不行。有人就提出“北顶南放、积极防御”，一种意见是“依托筑垒的运动战”，改变战术解决战略问题。后来用了很聪明的方法，不搞前缀了，就是“积极防御”。这种表述与我们的军事文化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习惯于说的和做的要有模糊性。
从军事上来讲，就两种基本态势，一个是进攻，一个是防御，防御就不是进攻，这两个是排斥的。“积极防御”就不是单一的态势，积极防御是攻势防御，是通过战役、战术的进攻实现防御目的。外国人听不明白，能看懂。他们说，你们中国人一般不主动打别人，真需要了，干就干了。**
王湘穗：
兰德公司为分析我们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搞过一个报告,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使用武力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说中国以往在使用武力时,多按东方式的战略思维思考,重长远而不太计较一时得失,所以国外分析家很难从利害得失上判断中国会不会动武，但现在似乎越来越看得清楚了。其实保持战略的模糊性和继承以往“四两拨千金”的勇气与技巧也是一笔战略财富,一笔无形资产,别轻易扔了。**
第二节
乔良：
首先是一个国家要有大战略，摸着石头过河，过了20年，达到今天这般光景，相当不易，但这不等于你有大战略。所谓大战略，是你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对
自己的总体设计，以什么为目标？以谁为对手？取什么态势？谋什么利益以及如何实现？这是大战略。**
有了大战略以后，军事战略才会相应产生，有了军事战略，才会有军队发展战略。军队的发展战略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战略。你的军事目标，不能高到你的国力都达不到，或者说承受不起，这样的目标制订了也是白搭，因为无法实现。以航母为例，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经济没有一种张势，对资源能源的需要也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要航母干什么？但现在不同了，正如晓宁说的，如果可控核聚变不能解决，那么石油就继续是你的要害，继续会卡你的脖子。我们俩虽说都是非航母派，在很长时间里，我们都认同美国战略评估司司长马歇尔的看法，认为航母是“活棺材”，是高价目标。但为什么即使这样，美国也绝不肯放弃，仍然保持了12艘航母？就是因为它目前还能在美国的军事霸权中发挥重要作用。打大国它没试过，但打小国，打弱国，打表演赛，现在看来还是没问题。所以说，我认为中国下一步，还是要在大战略明确之后，才能提出相应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发展战略。**
王建：
谈新战国时代，不谈中国军事战略肯定不好，军事力量要与国家力量增长相适应。
李晓宁：
海军原来就是搞“近岸防御”，到20世纪80年代变成“近海防御”，什么是“近海”，从《军事大百科全书》看，中国近海是领海，是南海、东海、黄海、渤海，现在网上大讲第一岛链，讲远洋海军，就是全看到了这种趋势。**
乔良：
日本、韩国的军事战略比较接近，在制订战略时，一切只看实际需要，是否有利于国家安全和赢得军事胜利，别的因素很少顾虑，“洋上歼敌”，跨出国门作战，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都是半岛国家，三面环海，在领海之内歼敌没有意义，弄不好就把战火引上岸来，所以只能拒敌于大洋之上，而不能在家门口。非常实际，也非常实用。它的国家和军队在性质上与我们很不一样。**
王建：
我们战略资源的获得，俄罗斯是靠不住的，远东的原油和中亚的原油，不要打太多的主意，应该是中东原油，第二个资源方向是澳大利亚，工业化没有钢铁是不行的。两个资源指向就决定我们贸易通道的朝向，这个很简单，两个贸易通道，我们怎么走?比如说陆上通道，就是石油通道，我们可以考虑走陆上，走陆上好处，避开了马六甲海峡。东盟国家未来对中国来说不仅只是合作，也有竞争一面。对中东的石油不但是欧洲人在看，东亚国家、
南亚国家都在看。印尼过去是石油出口大国，高的时候出口2亿吨，现在是1亿吨。印度变成进口大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现在是有油，将来人均收入提高了以后，进入汽车时代以后，也是没有油出口。石油人家给你封锁马六甲海峡，你不傻眼？就得走陆路，陆上从哪儿过去？可以考虑从巴控克什米尔这个地方进入巴基斯坦，然后到印度洋，绕过马六甲海峡。建立一个管子，把油引入中国，再到东亚。**
王湘穗：
这还是大战略问题。现在看来，有能力保卫所有通道的，世界上就是美国一家，但东亚区的军事力量至少要能护住自己的生命线。**
王建：
进入新战国时代，战争与和平是相对的，局部地区的战争摩擦是不断的，每一大国，每一个力量极，都在控制其他力量极超过我的可能性，一定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抑制你，我们争取的朋友，一定是它的敌人，反过来也是如此。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要从实力和利益出发，实力强的一方得到多的利益，实力少的就让出利益。光经济实力也不行，所以要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中国还得自己发展海军，而海军主要的方向，是保证我们的海上通道。**
乔良：澳大利亚，它的政治选择是脱亚入欧，所以它到关键时刻会不会把你所需要的东西给你？难说。**
王建：我们要争取它脱欧入亚，从澳洲的地理位置看，它融入东亚是最有利的。**
乔良：
从争取的角度看，中亚5国倒是很好的对象，我们可以在中国西部边境地带，建立一个深圳式的特区城市，从经济上与中亚5国互动，使中国经济自东向西辐射，倒是有可能的。因为对大家都有利益，都有好处。
李晓宁：
我有过这个想法，建立两个新特区，一个黑龙江特区，一个新疆特区，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看，俄罗斯的情况有很多变数。**
王建：
我的观点还是，如果用中亚的油，很容易受到俄罗斯的牵制，你没法保证，但是用中东的油，是从喀拉昆仑山南翼走，走红旗拉辅那个通道，想法从技术上解决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是战争的成本高，还是经济的成本高，要有个比较。**
乔良：铺设油管是最好的办法，油管不行，就得铺高速公路，走西北
线去中亚，走西南线穿克什米尔经巴基斯坦去伊朗。**
王湘穗：
主要资源的稀缺是我们的一个致命弱点，许多战略设计都是为了破这个局，其实还有一个破局的思路，就是彻底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搞石油的替代能源。人们一般认为要算经济账它是不合理的选择。如果你把经济的范畴放大一点，把军备费用和各种安全成本都考虑进去，它就有了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合理性。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恐怕得下决心。如果不下决心，受制于人的基本态势难以改变。与北美圈和欧洲圈相比，东亚圈在资源上处在最弱的状态，在今后的大三角关系中间就会被动。在战略资源上，求己还是求人，恐怕还是应该求己。如果在技术上可能，即使在经济上算账不够合理，还是要算战略账，还是要上，这是一个大思路。**
王建：
未来的资源短缺只有寄托于技术突破，有没有新的能源方式？如果有新的低廉能源方式，不是不可能避免冲突，否则冲突就还是难以避免。**
如果有什么人想阻止中国的工业化
，故意想用资源问题来控制中国，掐住我们的脖子，我们也得有能力来对付，否则中国工业化过程可能就会中断。中华民族就永远进入不了工业化国家的行列。这就给中国的国防建设提出了要求，你
的国防应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源链。**
乔良：
现代经济的获利方式，已使军事扩张、领土扩张变得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即使中国将来变得更强大，甚至其他帝国垮掉之后，它也不会选择领土扩张这条路来发展自己。但是，中国的资本扩张，我认为是迟早要到来的。因为，没有资本的扩张，中国就只能在制造业或实物经济阶段，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这里所谓扩张，是指经济发展向外延伸，但不是侵略。我们主张通过平等合作互利的方式实现扩张。
第三节
王建：
我一直在想，对美国和欧洲这些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到虚拟经济生存状态的国家力量集团来说，由于它们生存方式的变化，已经不可能用传统的军事方式和手段来保护自己的金融与货币利益，但对中国这样的还没有进入到虚拟经济生存方式的国家来说，实物经济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欧美的生存方式，可能不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对国防需要来说，也会是如此。当然战争永远不是最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