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光的弟子很多，成就大而知名者如道云，"早依师禀，奉光遗令，专弘律部，造疏九卷，为众所先"①。又如道晖，"略云所制以为七卷，间以意会，揵度推焉"②。其他如道凭、昙隐、道乐、洪理等等，皆为有名的律师。③ 《续高僧传》卷20《释慧光传》。
④ 《续高僧传》卷20《释慧光传》。
⑤ 《续高僧传》卷20《释慧光传》。
① 《续高僧传》卷20《释慧光传》。
② 《续高僧传》卷20《释慧光传》。
（四）净土信仰与观世音信仰的盛行净土信仰分为弥勒净土信仰与弥陀净土信仰。南北朝时，虽然南北方都有流传，而北方最为盛行。观世音信仰也一样，虽南北皆有，而以北方为甚。1。弥勒信仰的盛行弥勒是佛教所说将继承释迦牟尼佛的未来佛。他本出生于婆罗门，后为佛的弟子。佛曾预言，弥勒命终必得往生兜率天宫，又过56 亿万年后再下降人间，在龙华树下成佛，普渡众生③。兜率天是佛教所说"六欲天"的第四天④，生长在这里的生命，寿命极长，充分享受五欲之乐。这里又极富丽堂皇，宫殿、园林应有尽有，皆以金银珠宝装饰砌成，是人间所无的天堂乐园。只要诚信佛教，按照教规修行者，或只要相信佛教，恭敬礼拜弥勒者，死后都可上生兜率天。
关于汉译弥勒的经典，主要有西晋竺法护译的《弥勒下生经》，后秦鸠摩罗什译的《弥勒下生成佛经》、《弥勒成佛经》，沮渠京声译于刘宋初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等。弥勒经典译出后，即有弥勒信仰的传播，前秦释道安就与弟子法遇等，在弥勒像前立誓，愿往生兜率。但在南北朝以前，信仰还不普遍，到南北朝时，信仰者渐多，尤以北方为甚。
北方弥勒信仰的普遍，从造像可以看出。清代叶昌炽谓："所刻之像以释迦、弥勒为最多。"①又日本学者塜本善隆统计，北魏在龙门石窟共造佛像206 尊，其中有释迦像43 尊，弥勒像35 尊，观世音像19 尊，无量寿像（或阿弥陀佛像）10 尊②。日本另一学者佐籐智永所著《北朝造像铭考》，统计出云冈、龙门、巩县诸石窟及所知传世金铜像类别的数字，其中释迦像178尊，弥勒像150 尊，阿弥陀（无量寿）像33 尊，观世音像171 尊（观世音造像是北魏分裂后才剧增的）③。从以上三学者的统计，可见北朝弥勒造像之多，弥勒信仰之普遍。
弥勒信仰之所以普遍，首先是有兜率天净土的诱惑，满足了信仰者往生天堂的愿望；其次是弥勒还要下降人间普渡众生，建立人间佛国；再次是弥勒净土信仰没有深奥的哲理，易为群众所接受。故北朝的弥勒信仰极为盛行。2。昙鸾与弥陀信仰昙鸾是雁门（治今山西代县西）人，因与五台山接近，常闻知山中神迹灵怪的传说，便亲往观察，因而出家。出家后遍览经籍，尤精研《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与《大智度论》。又读《大集经》，因其难懂，便③ 见《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与《弥勒成佛经》。
④ 六欲天是：四天王天、忉利天（又名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
① 叶昌炽《语石》卷5。
② 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 卷第602 页引塜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研究》（《塜本善隆著作集》第2卷，大东出版社1974 年出版）第七之三《龙门适像的盛衰和尊像的变化》。③ 见唐长孺：《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 年5 月出版）引自《史学杂志》1977 年86 编第10 号。
为作注。注解方半，遇气疾而停笔。遂寻访医治，到了江南见陶弘景，弘景授以《仙经》十卷。回到洛阳后遇到菩提流支，因问："佛法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流支唾地曰："是何言欤！非相比也。此方何处有长生法？纵得长生，少时不死，终更轮回三有耳。"因授与《观无量寿经》说："此大仙方，依之修行，当得解脱生死。"①昙鸾当即顶礼接受并焚毁《仙经》。自此昙鸾便弘传《观无量寿经》的弥陀净土信仰，吸引了广大信众，因而得到魏朝廷的崇敬，称之为"神鸾"，敕令住并州大寺，后又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昙鸾卒于东魏兴和四年（公元542 年），终年67。昙鸾的著作有《调气论》、《礼净土十二偈》、《安乐集》、《论气治疗方》、《疗百病杂丸方》，今尚存者有《往生论注》、《赞阿弥陀佛偈》（当即《礼净土十二偈》）、《略论安乐净土义》（盖即《安乐集》）。可见昙鸾宣扬净土信仰外，还精研养生长寿之术。
昙鸾弘传的弥陀净土信仰，主要是以菩提流支所授的《观无量寿经》为依据。所倡导的，主要是观想念佛。昙鸾说："若念佛名字，若念佛相好，若念佛光明，若念佛神力，若念佛功德，若念佛智慧，若念佛本愿，无他心间杂，心心相次，乃至十念，名为十念相续。"②据说，做到这点的人，就可得到阿弥陀佛神力的帮助，死后就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达到菩萨境地，甚至成佛。昙鸾所说的这十念，除念佛名可属口念外（也可为心念），其余皆为心念，即观想念佛，属于禅定之忆念，也就是念佛三昧。《观无量寿经》说："但当忆想，令心明见。见此事者，即见十方一切诸佛；以见诸佛故，名念佛三昧。"
昙鸾所弘传的弥陀净土信仰，不需任何哲学思辨，也不需现实的验证，以其简单易行，深得广大群众的欢迎，在北方传播极广。后世唐代遂发展为净土宗，昙鸾即被尊为初祖。
3。观世音信仰的流行按《观无量寿经》的说法，观世音与大势至是阿弥陀佛（无量寿佛）的左右胁侍，凡诚信与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者，死后都能得到阿弥陀佛和观世音、大势至的接引和教化，即可往生西方净土。此外，观世音还是大慈大悲的菩萨，众生若遇灾难，只要诵念其名号，"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①。观世音的神通很大，有33 种化身，能根据拯救对象的不同而显示不同的化身。
有关观世音的经典很多，最基本的是《法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此经早在西晋时就有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后秦鸠摩罗什又译出《妙法莲华经》（又称《法华经》）。由于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灾祸不断，能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深受广大信徒的崇拜。竺法护译出《正法华经》后，就有人从中抄出《光世音普门品》单独传播，称为《普门经》或《普门品经》、《光世音经》。鸠摩罗什译出《妙法莲花经》后，也有人从中抄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单独流传，称为《观世音经》。此外，也有
① 《续高僧传》卷6《释昙鸾传》。
② 昙鸾《略论净土义》。
① 《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的译经僧直接从梵本《法华经》中译出《普门品经》、《光世音经》、《观世音经》等。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有关观世音的"疑经"或"伪经"，如《高王观世音经》，《观世音三昧经》、《观世音十大愿经》、《弥勒下生观世音施珠宝经》等等。由于观世音信仰的不断传播，还出现了一些宣传观世音灵验的作品，如刘宋初傅亮的《光世音应验记》、张演的《续光世音应验记》、齐陆杲的《系观世音应验记》等①；在宋刘义庆的《宣验记》与齐王琰的《冥祥记》中也有不少观世音灵验的记述②。从这些著作可见，两晋南北朝时期观世音信仰的普遍。又据日本学者佐籐智永《北朝造像铭考》对云冈、龙门、巩县诸石窟及所知传世金铜像的分类统计，观世音造像北魏为64 尊，东魏北齐94 尊，西魏北周13 尊，合计171 尊，几乎与同时期释迦造像178 尊相等③。可见北朝观世音信仰尤为盛行。又观世音造像在北魏分裂后剧增，这与《高王观世音经》的出现正相吻合。《高王观世音经》出现于东魏初年。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公元537 年）邢摩纳、卢仲礼起兵响应西魏，反对高欢，又逼迫卢景裕参加。兵败后，卢景遇被押赴晋阳（今山西太原）狱。景裕信奉佛教，在狱中"至心诵经，枷锁自脱。是时，又有人负罪当死，梦沙门教讲经，觉时如所梦，谓诵千遍，临刑刀折。主者以闻，赦之。此经遂行，号曰《高王观世音》"④。上述"负罪当死"之人，就是不少载籍盛传的孙敬德。孙敬德是定州军士，信奉观世音。后被诬陷下狱，刑前梦一沙门授以《救生观世音经》，并说念上千遍即可免难。敬德醒后照办，次日押赴刑场时他还在念诵，刚至千遍即行刑，而刑刀却伤不了敬德，反而三换三断。监刑官问敬德原因，敬德如实禀告。监刑官又报丞相高欢，高欢即免敬德死罪。因名其经为《高王观世音经》⑤。总之，战乱灾祸越频繁，观世音的信仰就越普遍。北魏末年自六镇起义后，接着就是河北、青州和关陇的暴动，继之又是尔朱荣的河阴大屠杀以及东西魏的分裂，战祸灾难接连不断，故观世音的信仰也就剧增。
① 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 卷第580 页引日本牧田谛亮《六朝古逸观世音应验记的研究》。② 见《隋书》卷33《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及《法苑珠林》、《太平广记》所引。③ 见唐长孺《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引《史学杂志》1977 年86 编第10 号。④ 《北史》卷30《卢同传附景裕传》及卷5《魏孝静帝纪》。
⑤ 见《续高僧传》卷29《释僧明传》。又见《大唐内典录》卷10，《法苑珠林》卷21 卷25。（五）北朝的寺院与僧官1。寺院与寺院经济北魏统治者重视建寺造像，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公元398 年）定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就下诏"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并建五级佛图①。以后，列代皆有所造，并且越到后来建造越多。文成帝复兴佛教后，自兴光年间（公元454-455 年）在平城复建寺院，至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 年），平城共有新旧寺院近百所，僧尼2000 余人，其他各地共有寺院6478 所，僧尼77258 人。而到宣武帝延昌中（公元512-515 年），各地寺院就增至13727 所，僧尼也更多。不到40 年间，寺院就增加了一倍多。此后的20 年中，增加更快，魏末寺院已增至3 万余所，即约20 年中，增加近两倍，僧尼也增至200 万众。
如此众多的寺院和僧尼，除极少数大寺由国家或权贵供给外，绝大多数寺院主要靠拥有的土地资给。而寺院的土地，多由佛图户或避役出家的下层沙门耕种。平齐户是魏献文帝皇兴三年（公元469 年）夺取了刘宋的青冀二州，并改冀州为齐州，又将青齐二州民迁至平城，在平城西北的桑乾地区设置平齐郡，将迁移的一般豪强地主置于郡内，称为平齐户。魏沙统昙曜遂奏朝廷："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祐户，粟为僧祐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朝廷许奏①。自此，北魏佛教增加了僧祐粟的收入和佛图户的剥削对象。
按规定，僧祐户每年上缴的60 斛僧祐粟是缴与州郡僧曹（僧官机构），待灾荒时赈救饥民。但主管僧祐粟的僧官却以之为高利贷的资本，借以盘剥农民。有的利息甚至超过了本值，故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 年）下诏说："僧祐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自今已后，不得专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检有诸僧祐谷之处，州别列其元数，出入赢息，赈给多少，并贷偿岁月，见在未收，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复征责。。。后有出贷，先尽贫穷，征债之科，一准旧格。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②但诏书并未执行。后来尚书令高肇又上奏说，以前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祐户，"依内律，僧祐户不得别属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进违成旨，退乖内法，肆意任情，奏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请听苟子等还乡输课；。。其暹等违旨背律，。。请付昭玄，依僧律推处"③。宣武帝虽然准奏，但对僧暹等却免予处分。各州郡僧祐粟的积蓄是很多的。孝庄帝时，因国家仓储空虚，便令卖官爵。卖僧官的标准是："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
①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① 《魏书》卷114《释老志》。按《释老志》作"高宗并许之"，实误。魏夺取刘宋青冀二州而改置青齐二州，系献文帝皇兴二、三年之事，见《魏书》卷24《崔玄伯传附道固传》与卷50《慕容白曜传》。②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③ 《魏书》卷114《释老志》。
入处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州格；若输五百石入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仓七百石者，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①这些买僧官之粟，当即僧祐粟。
佛图户又称寺户，是隶属于寺院的罪犯和官奴。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室，除为寺院洒扫外，还要耕种田地向寺院输粟。这些佛图户，可以说是寺院的农奴。而在寺院内部，还剃度了一些奴婢和婢子，这些人表面上虽也是僧尼，实为寺院的奴隶。大概这种情况在孝明帝初相当严重，故灵太后在熙平二年（公元517 年）明确下令说："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有犯者，以违旨论。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②此外，还有相当部分避役调的农民到寺院出家为僧尼，还在孝文帝太和十年（公元486 年）就有官吏上奏说，"愚民侥倖，假称入道，以避输课"③。后经检查还俗者，就有僧尼1327 人。并于太和十六年诏令规定："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④但限制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到了"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⑤。大批农民避调役入寺，这对国家当然不利，却为寺院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更多的剥削对象。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寺院有如世俗地主庄园，上层僧尼即是寺院地主。
当然，寺院经济是佛教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北朝佛教发达的原因之一，就是有雄厚的经济基础。
2。僧侣与僧官机构北朝僧官设置较早，北魏道武帝皇始中（公元396 年--398 年），即以沙门法果"为道人统，绾摄僧徒"。道人统即是北魏初期的最高僧官，统管全国僧众。文成帝复兴佛教后，又以沙门师贤为道人统。至和平初（公元460 年）师贤去世，以昙曜继其任，更名为沙门统。沙门统又称沙门都统，孝文帝曾以僧显为之。沙门统的副职，大概在昙曜以前未曾设置，昙曜以后始置。孝文帝的诏书即说："副仪贰事，缁素攸同。顷因曜统独济，遂废兹任。今欲毗德赞善，固须其人。皇舅寺法师僧义，。。用膺副翼，可都维那，以光贤徒。"①由此可知，沙门都统的副职都维那，始设于孝文帝时。
北魏中央僧官的机构，最初称"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②。大概监福曹之设置是与道人统的设置同时的，皆在魏道武帝皇始中，因道武帝将中央机构改称为曹省，始于皇始元年（公元396 年）。至于临福曹何时改称昭玄寺，史无明文记载，大概就在和平初昙曜任沙门统之时。《续
① 《魏书》卷110《食货志》。
②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③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④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⑤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① 《广弘明集》卷24 魏孝文帝《以僧显为沙门都统诏》。
② 《魏书》卷114《释老志》。
高僧传》谓昙曜在"元魏和平年任北台昭玄统"③。《大宋僧史略》亦谓"曜即帝礼为师，号昭玄沙门都统"。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大体上都沿袭北魏置昭玄寺。《隋书·百官志》载："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昭玄统和都维那的人数各朝不一定相同，如北齐"天保之中，国置十统。。。文宣乃手状云：上法师可为大统，余为通统。"①这大概是昭玄寺置沙门统最多的人数。昭玄统又可称为国统，如慧光"初在京洛，任国僧都。后召入邺，。。转为国统"②。西魏北周又称昭玄统为昭玄三藏，如僧实在大统中为昭玄三藏，后又称为国三藏。
上引《隋书·百官志》所说的州郡县沙门曹，即是州郡县的僧官机构，他们大概依次隶属上一级的僧官机构，当然最高的就是中央的昭玄寺。州郡沙门曹都设有都统和维那，灵太后熙平二年令即说到"州统、维那"③；又释灵询于"魏末为并州僧统"④；上引《魏书·食货志》也说到州统、州都、畿郡都统、郡维那等。是州郡均设有沙门统和都维那⑤，而县只设维那，上引《魏书·食货志》县级就仅列了维那。
寺院则由上座、寺主、维那管理。魏孝文帝太和十年有司上奏中就说："重被旨，所检僧尼，寺主、维那当寺隐审。"⑥又魏宣武帝永平二年（公元509 年）沙门统惠深上言中说："诸州、镇、郡维那、上坐、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内禁。"⑦是上座、寺主、维那为主管寺院的僧官。他们也服从上级僧官的旨令。
北朝僧官，从中央至州郡（镇）、县以及寺院都有设置，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佛教管理系统。
③ 《续高僧传》卷1《释昙曜传》。
① 《续高僧传》卷8《释法上传》。
② 《续高僧传》卷21《释慧光传》。
③ 见《魏书》卷114《释老志》。
④ 《续高僧传》卷8《释灵询传》。
⑤ 北周州级僧官称三藏，如《续高僧传》卷7《释亡名传》谓亡名为夏州三藏，卷16《释僧玮传》谓僧玮为安州三藏。
⑥ 《魏书》卷114《释老志》⑦ 《魏书》卷114《释老志》（六）北朝的石窟北朝凿建石窟多处，而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是北魏开凿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1。云冈石窟云冈石窟在今山西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又作武周山）北崖。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53 个，大小石雕造像51000 余尊，最高的有16.8 米。造像雕刻内容丰富，有三世佛、千佛、弥勒菩萨、护法诸天、释迦多宝塔佛和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等等。是全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云冈石窟始建于北魏中期。在此之前，北魏集中了凉州不少高僧和工匠于平城。《魏书·释老志》说："太延中，凉州平，徒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后来倡导开石窟的昙曜以及建石窟的工匠，都来自凉州。而凉州受天竺、西域佛教的影响最大，石窟造像也不例外。罽宾沙门师贤就是从罽宾到凉州的，魏平凉州后又到了平城。太武帝灭佛时，经像遭到毁灭，而师贤以行医为掩护继续留在平城。文成帝兴安元年（公元452年）复兴佛教，师贤仍为道人统，并于当年下诏造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又于"兴光元年（公元454 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①，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又在太安元年（公元455 年）"有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及画像迹"①。凡上述诸事，可说是为云冈石窟的开凿作了准备。和平元年（公元460 年）师贤去世，昙曜继之为沙门统，并向文成帝建议，"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②。文成帝当即照准，昙曜便主持开凿。这就是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后世称为昙曜五窟，即今16 窟至20 窟。
昙曜开凿五窟的目的，当然首先是弘扬佛法，显示佛的尊严；同时也吸取太武帝灭佛毁坏经像的教训，再利用帝王积累功德，祈求冥福，往生净土的心理而造建不易毁坏的石像。昙曜还受师贤为文成帝造石像的启示，将五窟佛像也象征北魏五帝。但究竟象征北魏哪五帝？学术界大都认为象征兴光元年五级大寺内所造道武以下五帝，其次序为：20 窟道武帝、19 窟明元帝、18 窟太武帝、17 窟景穆帝、16 窟文成帝。而最近又有新说，谓16 窟神元帝力微、17 窟道武帝、18 窟太武帝、19 窟文成帝、20 窟孝文帝③。所说皆据造像特征，再证以史实，分析细致，可备一说。
全部云冈石窟的工程可分为以下三期④：第一期即昙曜五窟，窟形为马蹄形平面，穹窿顶的草庐式。
① 按五帝指：太祖道武帝、太宗明元帝、世祖太武帝、恭宗景穆帝、高宗文成帝。
①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② 《魏书》卷114《释老志》。
③ 见赵一德《云冈昙曜五窟的帝王象征》，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 年5 月出版。④ 此分期说及各期特点，见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载《考古学报》1978 年第1 期。主体佛像造型雄伟，气魄浑厚，占窟中主要位置。佛像面方圆，深目高鼻。服装或右袒，或通肩，衣纹出现凸起式样。从造像艺术看，明显地有凉州造像艺术的影响，也看得出有犍陀罗和芨多造像的风格。
第二期石窟共五组，即7、8 窟，9、10 窟，5、6 窟，1、2 窟等四组双窟和11、12、13 一组三窟。此期之窟开凿于文成帝去世后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 年）迁都洛阳前。窟形平面多作方形，并多具前后室，有的窟中部立塔柱；窟壁面雕刻都作上下重层，窟顶多雕平棋。造像方面，较第一期的大像少了，造型也不如前期雄伟，但形像多样化，出现了世俗供养人行列。佛像的服饰，在此期的后期，出现了中原流行的褒衣博带式样。在石窟艺术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中国化。
第三期石窟，主要分布在20 窟以西，即4、14、15 窟和自11 窟以西崖面上部的小窟，以及4 窟至6 窟之间的中小窟。此期之窟开凿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至孝明帝正光（公元520-525 年）中。其特点是，没有成组的窟，以中小窟为主，并且小龛众多，甚至在第一、二期的窟中，也补凿有此期的小龛。龛楣、帐饰日趋复杂。佛像造型较清瘦，颈长，削肩，服饰全为中原式的褒衣博带，衣服下摆叠纹越来越多。
云冈石窟的建造，为龙门石窟的开凿打下了坚实基础。
2。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在河南洛阳市南郊13 公里伊河两岸的龙门山（西山）和香山（东山），二山古称伊阙，故龙门石窟又称伊阙石窟。
龙门石窟始凿于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494 年）迁都洛阳前后，以后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等朝续有开凿。现存窟龛共2100 多个，其中北魏窟龛约三分之一，唐代窟龛约三分之二。全部造像10 万余躯，碑刻题记2700 多品，佛塔40 余座。
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已有人利用天然岩洞凿龛造像，即今古阳洞的早期造像。后来魏皇室贵族又多在此洞凿龛造像。而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则始于魏宣武帝景明初（公元500 年），当时宣武帝诏令按代京灵岩寺石窟（即云冈石窟）为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营造石窟二所；后至永平（公元504-508年）中，又为宣武帝造石窟一所。这三大窟，即今之宾阳三洞。三洞中的中洞，完成于正光四年（公元523 年）。则三洞之开凿，历时24 年，共"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①。魏孝明帝时也开凿了一窟，造一佛二弟子三尊像，即今之莲花洞。莲花洞与古阳洞、宾阳洞就称为北魏龙门三大窟。此外，北魏时期还开凿了一些中小窟，即今之火烧洞、魏字洞、普泰洞、慈香窑、石窟寺等。
北魏后期龙门石窟的形制，主要像云冈昙曜五窟的马蹄形平面与穹窿顶的草庐式，也有方形平面、平顶略圆的形制。造像多为面容清瘦的"秀骨清像"。佛像多为褒衣博带服式，衣褶层叠稠密。其雕刻技法，已呈现从云冈的直平刀法向圆刀刀法过渡的趋向，艺技风格也从云冈的浑厚粗犷转向优雅端严。这可看出龙门石窟艺术，是北魏迁都黄河流域汉文化中心地区后，在云冈造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更具有中国的特色和风格，在中国佛教雕
① 见《魏书》卷114《释老志》。
塑艺术发展的长河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为唐代造像艺术的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二、结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和道教的大发展时期，而最该研究总结者，是佛教在中国的生根和发展。从思想文化方面看，佛教是外来宗教，同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思想有若干背离之处。从总的来说，儒学是处世治国之学，佛教是出世离俗之教，二者是对立的；佛教主张的弃世出家，实际就是抛君弃亲，与儒家忠孝之道完全背离。但到东汉末期，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已走入绝路，失去了控制思想的作用，正是儒家以外的思想及宗教发展的良好时机。但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确立为正统思想后，就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的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准则，没有不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加之魏晋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仍以儒学（主要是古文经学）为治国之本，故佛教在中国的生根发展，首先遇到的阻力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聪明的佛教僧侣深知此点，便与儒家妥协调和，甚至篡改佛经经文，以符合儒家的伦理观念，这就减弱了儒家的阻力。另一方面，佛教与儒家也有共通之处。他们都重个人修养，儒家修养的最高目标是成圣贤；佛教修行的最终目的是成罗汉、成佛。儒家的道德核心是仁爱，而仁爱的最高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大乘佛教则讲慈悲爱施，最高境界是普渡众生，人人成佛。两家的精神是一致的。这又是佛教能与儒家调和的主要方面。佛教在中国生根发展遇到的第二种阻力是道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尽管形成后力量微弱，但佛教并不敢与之抗衡。加之二者的教义虽有对立的一面（如佛教的生死轮回说与道教的长生成仙说相对立），但也有相近的一面（如佛教的息欲出俗与道教的清心寡欲相近）。所以在初期，佛教多依附于道家与道教，而道教也把佛教视为同类。至东汉末，北方的太平道组织黄巾起义失败后，被统治者打击禁止，给佛教的独立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加之魏晋时期兴起而盛行的玄学，与佛教大乘般若学有天然类似之处，二者一触即合。所以佛教在两晋时期就迅速发展起来，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这就引起了儒家的不满，主张抑制佛教的发展。而道教在两晋时期虽也有所发展，但远不如佛教。为了争夺宗教传播阵地，佛道二教的矛盾就日渐突出。在此过程中，道教又认识到佛教的教义、教规及教团组织比自己优越，于是就抄袭吸取以充实自己，并制作了大量道书。
至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方的斗争剧烈，尤以北方为甚，出现了魏太武帝与周武帝的两次灭佛运动，南朝的争论也有几次高潮。虽然在斗争中佛教受攻击最多，被打击最厉害，但结果并没有被削弱。这说明佛教已在中国根深蒂固，摧而不倒。从总体上看，三教的斗争是暂时的，而三教的相互吸收，相互配合，协调一致，才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尤其是佛教，它尽量与儒、道协调一致，故越来越中国化。至隋唐出现的宗派佛教，就是中国自己的佛教了。
从佛教在中国生根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能接受容纳外来文化。但外来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在中国立脚，它必须改变自己，使之适合中国的特点，才能在中国生根发展。这大概是一条规律，古今应无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