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中国酷刑》
作者：周正
前 言
1988年，联合国拟定了一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得到许多会员国的响应和赞同。到该年10月6日为止，共有37个国家的政府已批准或统一了这项公约，中国即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它奏出了历史进步的音符，闪耀着现代文明的光辉。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在人类社会中曾经肆虐了几千年，给无数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以至于当代人一提起那些惨无人道的刑法和残忍行为都难免心有余悸。今天，野蛮与狠毒的现象终于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唾弃，在许多国家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但是，应该看到，人类迈出这一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本书的内容，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各种酷刑和残忍行为的部分实录。读者可以从这个角度了解历史，扩大见闻，区分文明和野蛮，识别美善和丑恶，激发为人类的进步与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决心。书中展示的资料，对于学习或研究中国法制史、刑法史也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说到中国古代的酷刑及其他残忍行为，其名目之多、手段之狠、受害之惨在世界史上是很突出的。翻一翻二十四史中的刑法志、酷吏传，查一查《太平御览》、《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的刑法部分，那里面记载的各种刑罚名称、各种刑具、各种用刑方式以及许许多多血淋淋的事实，令人触目惊心。野史笔记、小说戏曲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述或描写，又为正史的记载提供了丰富的旁证。历代统治者暴虐的本性和害人的机巧在使用刑罚的问题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表现，恣意摧残人的肉体的种种怪术绝招都被创造出来，人类的残忍意识也通过各种残忍行为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许多残酷事件是今天的人们闻所未闻，甚至是连想也想不到的，作者下笔叙述它们时还不由得感到一阵阵的战栗。
历史上，各代正式颁行的法律中规定的刑罚有不少都带有残酷性。早在尧舜时期，三苗就开始实行“五虐”之刑，包括“截人耳鼻，椽阴黥面”等。夏代以“大辟、膑辟、宫辟、劓、墨”为五刑，周代以“墨、劓、宫、刖、杀”为五刑，这些都是伤残人的身体直至把人处死的酷刑。经春秋、战国、秦到汉初，刑罚的名目略有变化，如大辟的执行方式又分为车裂、凿颠、腰斩等，但大体不出五刑的范围。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废除肉刑，单以后的死刑仍然使用车裂、枭首等，直到清末都保留着凌迟。死刑之外，各代都通用笞杖鞭督枷等，已经废除的宫、劓、刖等肉刑在后世又不断被恢复使用。法律中规定的有些较轻的刑罚如流放、充军、苦役等，虽然不应属酷刑的范围，但它们常常以笞杖、黥面或釱趾等肉刑为附加刑。终封建社会之世，残酷的肉刑一直没有从朝廷的法典中废除。
而且，各代中上自朝廷、下至县衙还大量使用法外之刑（或称非法之刑）。统治者处置政敌、镇压反叛以及审理案件拷讯犯人时常常不择手段，所用的刑罚五花八门，毫无节制，大多不受法律约束，其残酷性与法内之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外之刑的名目究竟有多少种，难以统计，有的书中曾列举了其中的一部分。如《古今图书集成·祥刑典》卷八十四《推原用刑本意》一文中说：“后世暴君酷吏始有法外之刑，如炮烙、锻炼、抽肠、悬脊、剜膝、剥皮、鼎烹、甑蒸、腰斩、寸斩、刷洗、鸩毒之类，何其惨哉！”明末吴尔埙所著《仁书》也罗列了各种刑罚，“曰湛身，曰焚，曰炮烙，曰炙，曰自刭，曰不食，曰闭口，曰雉经，曰扼吭，曰立槁，曰没阵，曰触，曰坠，曰鸩，曰烹，曰菹醢，曰脔，曰斩，曰车裂，曰磔，曰锯，曰囊扑，曰剥，曰剖拉，曰杖，曰笞，曰槌击，曰刺，曰幽，曰冻，曰疽发背，曰恸哭。”上两处所列名目包括了一些法内之刑和其他死法，但更多的是法外之刑。这里见到的名目显然不是古代酷刑名目的全部，散见于正史及其他电机中的法外之刑的名称还有很多。
法外之刑的大量存在和肆意泛滥，与帝王专制的思想体系、政治制度有直接的关系。占同志地位的儒家学说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规定了等级森严的尊卑秩序，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具有主宰、支配乃至生杀之权，反过来只有无条件地服从，稍有反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这种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决定了古代政治的基本特点只能是专制。在朝廷之上起主导作用的是皇帝的权威，在各级衙门起主导作用的是长官的意志，皇帝和长官的决策、命令常常就是不容违犯的法律。各代虽然有正式颁定的法规法典，但是一直没有建立科学的完整的法制系统，国家基本上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皇帝和各级官府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带有极大的随意性，他们可以随时改变既定的法律条文，随时发布新的法律条文。在专使政治的淫威之下，法律被挤压，被扭曲，显得非常软弱，当皇帝和各级官府使用法外之刑的时候，法律无力加以阻止和纠正。同时，非法的酷刑一旦经官方使用，它也就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性，后世的暴君酷吏重新使用这种非法酷刑时，便把前代的非法行为作为合法的依据。有时，前代的非法之刑会正式列入后世的法典，如凌迟在唐代之前是法外之刑，到了宋代之后以至于明清，就成法律规定的死刑之一了。
各种非法之刑不仅作为朝廷及官府正式使用的官刑长期存在，而且作为民间私刑长期存在。封建伦理观念表现在政治上，皇帝可以任意处罚臣僚，官府可以任意惩治百姓，而表现在家族和家庭内部，族规、家法也和国家的法规同样具有效力。族长对本族内的叛逆者或做了伤风败俗等错事的某个成员可以下令给予活埋、沉河、焚死、勒杀以及鞭杖责打等处罚，家长对于违法家法的家庭成员或奴仆可以随意责打直至处死。主妇对婢妾也常常给予非法的虐待，有的甚至割鼻、截舌、挖眼、断手、针刺、火烙，无所不用其极。家族之间、家庭之间或人与人之间发生械斗、仇杀或人身报复等情况时，也常常使用非法酷刑。此外，由于古代社会的法制不健全，民众的法制观念相当浅薄，民间抓获小偷、盗贼或奸犯常常不经官府而予以私刑处置，或剁手、或截指，或拷打、或割去生殖器等等，民间的黑社会组织如某些行帮、会道门有时进行残害民众或行凶暗杀等活动时也惯用酷刑；某些江湖术士、巫觋、神汉在招摇撞骗时也使用酷刑害人。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各种非法酷刑作为私刑而滥用的时候，演出的一幕幕悲剧也是够骇人听闻的。私刑的施行方式大都仿效官府使用的非法之刑，同时又有不少独出心裁的创造，这使中国古代的酷刑名目更加繁多，手段更为离奇。
历代的刑法是当时的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并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酷刑及其他残忍行为在施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残忍意义，反映了统治者暴虐的一面。因此刑法同其他法规法典一样，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刑法中关于酷刑的量刑和执行也处处体现出统治者的阶级意志。《礼记》中明确宣称“刑不上大夫”，即对于士大夫们不使用和平民一样的标准来量刑，这显然是给上层统治者以特殊的照顾。汉初贾谊也说：“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故也。”即是说，士大夫们犯了罪，严重者可以将他们处死或赐死，而不使用黥面、割鼻等伤残肢体、侮辱人格的肉刑。看来肉刑的施用对象，只能是一般官吏和平民，他们一旦犯罪，总逃不脱各种酷刑的折磨。对于那些犯上作乱者、某反叛逆者如农民军的将领、抗粮罢税的百姓、杀死主任的奴仆等等，统治者更是惯用狠手。
在私刑方面，乡间土豪劣绅对待雇工和佃户常用非法酷刑，如本书《杂刑》一节记述的张倬堂的行为，正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如果把古代的酷刑及其他残忍行为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更可以看出它具有深刻丰富的社会内涵。酷刑的产生和使用，残忍行为的出现与存在，除了阶级的、政治的因素之外，它又是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社会文化观念和人们的文化心理的反映。
首先，酷刑及其他残忍行为和人类文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标志。人类社会早期开始使用刑罚的时候，不同民族大多采取简单的肉体摧残手段，像宰割或驯服动物那样，这是由当时人们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方式决定的。因此，酷刑和残忍行为的产生，就表现出原始的、野蛮的文化形态。后来，由于政治斗争十分剧烈，酷刑及其他残忍行为适应社会冲突的需要而有所发展，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普遍存在，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最初的原始、野蛮的文化性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素质的提高，酷刑及其他残忍行为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抵制、谴责，最终将被彻底取消。在中国历史上，一般说来，滥用酷刑的程度，古代较重，近代较轻，乱世较重，盛世较轻；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或地区较重，汉民族统治的时代或地区较轻。这些差异，显然是社会文化进步的程度在起作用。
其次，酷刑及其他残忍行为的实施有某些人的文化素质有密切的联系。历史上统治阶级中出了不少暴君酷吏，后世的人们常用凶残、暴虐这样的词汇概括统治者阶级属性，但折实不十分准确的，因为有些统治者并不凶残暴虐，而被统治者中也不乏凶残暴虐之徒。明末的张献忠应该算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表吧，可是他在使用酷刑时和朱元璋、朱棣没有什么两样；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后，刘宗敏等将领对明朝的达官显贵实行酷刑追赃，手段之狠毒不亚于锦衣卫掌管的诏狱；太平天国有个将领名叫傅学贤，参加农民革命非常坚决，但他惯于使用火烙火锥等毒刑，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同样凶残。历史上有不少比较开明的君主曾反对或限制使用酷刑，如汉文帝废除肉刑，并且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尽量减轻肉刑，如东汉刘宽实行以蒲鞭示辱（见本书《鞭打》）、汉末孔融反对曹操恢复肉刑、明代吕坤提出笞杖的八项戒规（见本书《笞杖》）等等。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各代都一直存在着使用酷刑和反对酷刑、废除肉刑和恢复肉刑、实施残忍行为和谴责残忍行为的辩论、争议。这是文化领域里的进步与腐朽、文明与野蛮的较量。由于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少数人的努力不足以禁绝各种残酷现象，而且，存在于人们思想深处的残忍意识更难以消除。残忍意识是人们的文化观念与文化心理的表现之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这种意识，都可能在残忍意识的支配下表现出残忍的行为。有的学者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把残忍列为中国的民族特点之二。
残忍意识首先表现为对人的残害，如酷刑、虐待等等。同时还表现为对物（主要指有生命的动物）的残害，如唐代张宗昌兄弟活烤鹅鸭、活烤驴肉（见本书《炮烙》），宋代韩缜吃活驴肠（见本书《抽肠》），清代某王公吃烧鹅掌（见本书《炮烙》），即属此类。直到今天，某些高级餐厅还把“吃活鱼”、吃“活猴脑”作为一道“名菜”，正是这类残忍行为的遗迹。另外，残忍意识还表现为对残忍行为的冷漠与麻木，对受残害的人或物缺乏同情。这一点在一些中国人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自古以来，中国的民众最爱看杀人，每逢处决罪犯，总有成千上百的人围观，郑曼（原字繁体，右边有耳）被凌迟时万人蚁聚的场面只是一例。（见本书《凌迟》）鲁迅小说中多处描写看杀人的场面，如《药》、《阿Q正传》、《示众》等，并且说在画片上看见日军处决给俄国人当侦探的中国人，也有不少同胞围着“鉴赏这示众的盛事”。鲁迅对中国人的这一国民性的认识是很深刻的，许多精彩的议论入木三分，切中中国人的弊病。他还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残忍仪式在各方面的表现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一种巨大的历史惰力，直到当代仍然到处游荡着它的影子。
当然，中国人的国民性并不仅仅表现为残忍意识，与残忍相对立的仁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古代社会起统治作用的儒家思想核心是“仁”，“仁政”是儒家理想中的政治制度，“仁人爱物”是儒家推崇的道德风尚，“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慈善者被孟子视为“君子”。以各种酷刑为内容的刑法也解释为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历代不少正直的清官廉吏都不赞成严刑峻法，而主张简政宽刑；真正有作为的政治家也不单使用刑法，而是恩威并施，宽猛相济。历代官修的正史中，对暴君酷吏都持贬斥态度，而对仁术善政予以褒扬。野史笔记、文学作品写到那些酷暴者的残忍行为时，大多采取因果报应的观点写他们必得恶报。在社会生活中，许多人把积德行善作为立家之本、修身之道，乡间百姓不论是绅士还是农户，广行慈善总是受人尊敬。
综观历史，中国人的残忍是突出的，仁慈也是很突出的，残忍和仁慈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侧面，显示出中国人的民族特点的复杂层次。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出现残忍与仁慈并存的状况，形成复杂的二重或多重性格。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来自外国的宗教思想的影响，其中以佛教的影响为最大。中国人相信了佛教中关于地狱的一整套理论与传说，并且加以发挥，假设了一个可怕的、黑暗而残酷的魔幻世界。中国人设想的地狱与佛教中的地狱不完全相同，与但丁《神曲》里描绘的地狱（Inferno）差距更大，但关于人死后进地狱受到各种各样的酷刑这一点是一致的。唐初画家阎立本有《地狱变相》图，描摹地狱的各种刑罚，凄惨可怖。后世文人在笔记、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又经常进行绘声绘色的描写，如洪迈的《夷坚志》详细介绍了人死后在地狱得到的各种果报，《聊斋志异·席方平》篇中描写了地狱的各种黑暗情景，薛福成、王韬的笔记里都写了梦游地狱的故事，其中提到的酷刑种类和用刑方式大同小异。佛教中提出的关于地狱的理论，意在告诫世人生前行善，以免死后受到地狱轮回之苦，但却在现实中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一些暴君酷吏便把地狱中的各种残忍手段移到人世间实施，大肆作恶；另一些人慑于地狱之苦，在生前尽力行善。于是，残忍与仁慈便演出了一幕幕历史的活剧。
本书分二十九节，记述了各种酷刑及其他残忍行为的施行情况和典型事例，虽然不够完备，但是也能使读者了解到这方面的基本事实。通读全书，无疑游历了一次中国古代实际存在的血肉的炼狱，可骇可怖又发人深思，不同的读者从中得到不同的领悟。
凌 迟
中国古代各种残酷的刑罚中，最惨无人道的莫过于凌迟。凌迟，原来写作“陵迟”，本意指山丘的缓延的斜坡。荀子说：“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车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为有平缓的斜坡，车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顶。后世将陵迟用作刑罚的名称，仅取它的缓慢之义，即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而要体现这种“慢”的意图，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毕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
这种把活人零刀割死的作法早就有了。南朝宋后废帝皇帝刘昱曾亲手将人脔割。北齐文宣帝高洋也常常用脔割的手段来杀人。唐中期安史之乱时，颜杲卿抗击安禄山兵败被俘，与袁履谦等人同时被零割。但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人们大多认为始于五代。陆游说：“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但在五代时，已有人意识到凌迟之刑过于残酷，主张废弃不用，如后晋开运三年（946），窦俨奏称死刑宜只保留斩、绞二种，而“以短刀脔割人肌肤者”，应当禁止。后晋出帝石重贵准奏，不再使用凌迟之刑。
北宋开国之初，力纠五代弊政，仍然禁止凌迟之刑。宋太祖时颁行的《刑统》，规定重罪应使用斩或绞，没有凌迟。宋真宗赵恒时，内宦杨守珍巡察陕西，督捕盗贼，捕获贼首数人，他请示朝廷，拟将他们陵迟处死，用以惩戒凶恶的人。真宗下诏，命令将俘虏转送有司衙门依法论处，不准使用凌迟。到了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才正式将凌迟列为死刑之一。《通考·刑制考》说：“凌迟之法，昭陵（宋仁宗陵号）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如熙宁八年（1075），沂州百姓朱唐告越州余姚县主簿谋反，李逢在被捕后受审时，供词中又牵连了秀州团练使世居和医官刘育等，朝廷诏令有司审理此案，结果，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到了南宋，《庆元条法事例》更明确地把凌迟和斩、绞同列为死刑名目，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清。
凌迟在宋代通称为剐。景德年间，御史台曾审问杀人贼犯，定案之后，知杂王随请“脔剐之”。“剐”字原作“咼”即“骨”字去了“月”（肉），其形状也像人的头颅骨。《说文解字》解释说，其以为“剔人肉，置其骨”，这正是零刀割人的意思。“剐”又作“卨”，明朱国帧《通幢小品》卷十八“字义字起”一节云：“贞元中，宣武兵变，执城将卨之”。并注解说，卨，即“剐”字也。可见，“剐”的含义早已明了，只是到了宋代它成了凌迟的代名词而更加为人所熟知而已。这种情形，也常见于小说中的描写。《水浒传》第二十七回写教唆潘金莲害死武大郎的王婆被东平府尹陈文昭判为“拟合凌迟处死”，之后写道：
大牢里取出王婆，当厅听命。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供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剐！” 字，拥出长街，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
由于宋代使用凌迟之刑较为常见，所以民间在对仇人进行报复雪恨时，也仿照作为官刑的凌迟把人脔割至死。《水游传》中也有这样的情节，请看第四十一回中李逵割黄文炳的一段描写：
（李逵）说：“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以上所引用《水浒传》中的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宋代凌迟在执行时的大致情形，这和《宋史·刑法志》中所说的“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的做法是基本一致的。
元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有斩首而无绞刑，对那些恶逆大罪又规定可以凌迟处死。元代凌迟执行时的情形与宋代相似，如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复审冤案，宣判说：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赴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这和《水浒传》中王婆被凌迟的做法一样，都必须钉上木驴。这木驴大概是一个木架子，可以把犯人固定在上面，以便在零割的时候该犯人不能乱动，它和古代那种“勾结奸夫害本夫”的女犯受的“骑木驴”的刑罚不是一回事（参见本书《杂刑》）。杂剧《窦娥冤》比《水浒传》更明确地指出了应割的刀数。试想，把人割一百二十刀才致命，其残忍的程度不能不叫人不寒而栗。
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凌迟之刑的设立，反映了封建专制政治的残酷，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各种犯上作乱的行为，不惜采用一切毒辣手段。明代各朝中，凡是捕获农民起义的首领及其他叛逆者，都用凌迟之刑将他们处死。如万历三十四（1606），刘天叙等谋反，兵败被擒，为首的七人被磔死。这里的“磔”即是凌迟。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人谋害世宗朱厚煾未遂，事发被捕，杨金英、杨莲香等十六名宫女不分首谋和协从，一律凌迟处死，并且剉尸枭首。万历七年（1579）五月，礼部侍郎董传策被府中的奴仆杀死，有司将凶手捕获，下狱审理，第二年把他们全都“剐于市”。
实际上，明代的凌迟之刑并不仅仅施用于谋反大逆，有时对罪行情节较轻的犯人也加以凌迟。明初朱元璋亲自编定的《大诰》就记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如金吾后卫知事靳谦让妻子击鼓鸣冤，经审讯所诉不实，便判决靳谦犯了诽谤朝廷的罪，将他凌迟处死。崇德县民李付一任本县里甲时，因扰民而被人告发，县官传讯，他不予理采，公差王某前去拘捕他，他设计请王某饮酒，当王某喝醉时，李付一将王某绑缚起来，声称王某骗吃骗喝。李付一的行为虽然实属无赖，但还不至于构成死罪，结果他以诬诳罪被凌迟处死。又有北平道御史柯哲与都御史詹微有隙，于是何哲联合另外两名御史任辉、齐肃及四川道御史魏卓等共十八人一同捏造事实，陷害詹微。当时明太祖朱元璋正信任詹微，因而授意有司将何哲等人治罪，结果何、任、齐、魏四人被判为凌迟示众。像上面三例这样不该凌迟而被凌迟的案子还有一些，朱元道用刑峻酷，从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出来。
元代执行凌迟，把犯人零割一百二十刀，已是够骇人听闻的了，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的刀数更远远超过前代。明世有两次著名的凌迟处死案例，刀数有明确的记载，一是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一是崇祯时进士郑鄤。邓之诚《骨董续记》卷二“寸磔”条云：“世俗言明代寸磔之刑，刘瑾四千二百刀，郑鄤三千六百刀。李慈铭日记亦言之。”这里记刘瑾被剐的刀数可能是误传，实际上刘瑾被剐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这样大的数目，实在惊人。民间妇女骂人时常说“你这个挨千刀的”，看来古代凌迟时将人割千刀以上并非虚词。
先说刘瑾。正德五年（1510），刘瑾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圣旨特批，将他“凌迟三日”，然后还要锉尸枭首。执行十的情景，当时参与监刑的张文麟有详细的记述：
是日，予同年陕西司主事胡远该监斩，错愕，告于上述刘先生璟曰：“我如何当得？”刘回言：“我叫本科帮你。”予因应之。过官寓早饭，即呼本吏随该司掌印正郎至西角头，刘瑾已开刀矣。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从此出，想应是矣。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瑾尚食粥两碗。反贼乃如此。次日 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颇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剉尸，免枭首。受害之家，争取其肉以祭死者。剉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逆贼之报亦惨矣。
刘瑾把持朝政时，残害忠良，作恶多端，他落得如此下场固然使人解恨，但从他受刑的过程来看，凌迟这种刑罚不能不说它确实惨无人道。
再看郑鄤。若说刘瑾被凌迟是罪有应得，而郑鄤受如此酷刑却使人感到惋惜。郑鄤是常州横林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及第，他的文才与声望曾名噪一时。崇帧初年，由于朝廷内部党派之争引起政治纠纷，郑鄤也被卷了进去，他被人告发说犯有“杖母”和“奸妹”两项大逆不道的罪款，罪后由崇祯皇帝朱由检亲自批示，予以凌迟处死。
关于郑鄤一案的详细背景与是非曲直，这里不作具体考述，我们只讲他受刑的大致经过。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六日黎明，圣旨下达让当日执行，有司官员立即下令传齐有关人役；押解犯人前往西市。当时的西市在北京皇城西侧甘石桥下四牌楼（后世简称西四牌楼，即今北京西四），处决死囚常在这里进行。按平常的惯例，斩首在西牌楼下，凌迟在东牌楼下，所以，那天早晨就有一伙人役在东牌楼旁边搭起一座棚子，里面供监斩官等人在此就坐，棚子前面竖起一根上边有分叉的粗木杆。不一会，行刑的刽子手们也提前来到，他们每人带一只小筐，筐里放着铁钩和利刃。刽子手们取出铁钩利刃等，放在砂石上磨得非常锋利。辰、巳时分，监斩官带校尉、人役等押着郑鄤来到刑场。郑鄤被暂时停放在南牌楼下，他坐在一只大箩筐里，没有戴头巾也没有穿鞋袜，正在向一名书童絮絮不休地属咐家中后事。这时，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把周围的道路、空场堵得水泄不通，附近的房顶上都爬满了人。有位吏役说，西城察院的官长还未到，必须稍停片刻，正说着，那位官长由随从前呼后拥，分开密集的人群向这里来了。就位之后，他高声宣读圣旨，由于周围人声嘈杂，他都念些什么，人们听不清楚，只听他最后的一句是：“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齐声附和，声如雷震，围观的群众莫不心惊胆颤，两腿发抖。只听得三声炮响，之后开始行刑。人群更加骚动起来，爬在房上的人有的站起身，伸长脖子，想看看刽子手怎样剐人。但由于近处的人围得密不透风，稍远一些就看不见行刑的场面。过了好大一会儿，只见那有分叉的粗木杆上垂了一条绳子，有人在木杆后面拉动绳子，绳子的另一端便吊起一件东西，鲜血淋漓，原来是人的肺和肝，一直吊到木杆最高处。这说明犯人的肉已被割尽，开始剖腹取五脏了。又过了一会，木杆上的绳子放下来，卸下肝肺，又吊起一颗人头，这说明郑鄤已被砍了脑袋，悬挂示众。接着，又把郑鄤的躯体也挂了起来，使他的胸贴着木杆，背朝着众人，大家看见他背上的肌肉被割成一条一缕的，却没有割掉，千百条密麻丛集，就像刺猬似的。这时，凌迟之刑宣告结束，有两名校尉手舞红旗，骑着快马同东飞驰，他们是去宫中把剐的刀数向皇帝报告。后来，有刽子手把郑鄤的尸体取下，把他身上的肉一条条的出售，据说人们买这些人肉是作为配制疮疥药的原料。
清代仍有凌迟之刑。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首领一旦捕获，总是要凌迟处死。如太平天国北伐军失败，将领林凤翔、李开芳等八人被俘，都押解到北京凌迟示众。捻军首领张洛行、赖文光兵败被俘，也受了凌迟之刑。太平天国的著名领袖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向四川总督骆秉章投诚，但没有受到宽大处理，清廷传旨将石达开不必押送北京，在四川就地处决，骆秉章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竟残忍地对石达开等使用了凌迟之刑。那是同治二年（1862）六月二十五日，骆秉章率领清兵把石达开和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等绑赴刑场。石、曾二人分别被面对面缚在两个十字木椿上。执行凌迟时，刽子手先对曾仕和割第一刀，曾仕和受疼不过，惨叫狂呼，石达开斥责他说：“为什么不能忍受此须臾时间？”曾仕和这才紧咬牙关，不再叫喊。石达开受刑时，被割一百多刀，他从始至终默然无声。石达开的凛然正气和坚强意志使清军官兵感到震惊，四川布政使刘蓉说他“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实丑类之最悍者。”
凌迟之刑一直延续到清末。戊戌变法后，清廷受内外各种矛盾的冲击，不得不顺应潮流对传统的弊政作些改革。光绪三十一年（1905）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等重刑，清廷准奏，下令将凌迟和枭首、戮尸等法“永远删除，俱改斩决”。大-众-电-子-书从此，凌迟非人的酷刑才从法典中消失，被斩首代替了。
车 裂
明清小说写到某人惨死时，爱用这样的一句套语：管教他“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汉书》中彭越。”李存孝是唐末晋王李克用的义子，原名安敬思，因受李存信谗害被迫反叛，李克用把他擒获，带到太原，“车裂于市”。彭越是汉初开国功臣，刘邦采纳吕后意见，以谋反罪把他车裂处死，并灭其宗族1。一提及车裂之刑，令人谈虎色变，足见这是古代的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
所谓车裂，就是把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辆车上，套上马匹，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拉，这样把人的身体硬撕裂为五块，所以名为车裂。有时，执行这种刑罚时不用车，而直接用五条牛或马来拉，所以车裂俗称五牛分尸或五马分尸。
车裂古时称为辕或车辕。《周礼·秋官·条狼氏》中云：“誓驭曰车轘。”前人注解说：“车轘，谓车裂也。”可见，早在周代就已实行车裂之刑。春秋时，诸侯混战，各国君主对那些弑君犯上的乱臣贼子加重处罚时，就采用车裂的办法。公元前六九四年，齐国“轘高渠弥”。公元前五九八年，楚国伐陈，将夏征舒“轘之栗门”，公元前五五一年，楚国“轘观起于四竟”，等等，都是突出的例子。又，周敬王时的名臣苌弘含冤而死，《庄子·胠箧》篇和《韩非子·难言》篇都说他是被抽肠致死的，也有人说他是被车裂而死的。《淮南子·汜论训》云：“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据此，苌弘很可能是先被车裂，之后又被抽出肚肠。（参见本书《抽肠》）战国时，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孝公死后，太子即位为秦惠文王，商鞅受到敌对势力的攻击，结果被擒获，车裂于咸阳。此事在《史记·商君列传》、《战国策·秦策》、《韩非子·和氏》等史籍中都有记述，《东周列国志》第八十九回“咸阳市五牛分商鞅”更作了详细的描写。当时，也有人是在死后其尸体又被车裂的，如吴起、苏秦及秦国的嫪毐、赵高等2。
春秋战国期间，车裂之刑使用得相当普遍，有些仁智之士已经认识到这种刑罚过于残酷，主张废除车裂。周赧王时，齐王决定在本过实行车裂之刑，群臣纷纷进谏劝阻，齐王都不肯听从。子高（孔子的后人，名孔穿）来见齐王说：“车裂是无道之君的刑罚，而您却欲实行它，这都是您下属臣僚的过错啊！”齐王问为什么，子高说：“如今天下纷争，英雄豪杰都想选择一个有德的君主前去投靠他，打算干一番大事业。您如果滥用酷刑，就会失去声望，英雄豪杰们就不敢来了。本国的人民也将要背叛您了，这样下去，国家肯定会灭亡的。您的臣僚们面对这种关系国家前途的大事，不敢坚持正确的意见，怕违背了您的意旨，招来龙逢被断首、比干被剖心那样的惨祸，这只是为了保全自身而不惜使主上成为桀纣那样的昏暴之君。所以我说他们的过错太大了。”齐王听取了子高的意见，取消了使用车裂之刑的决定。
遗憾的是，孔穿的正确主张和齐王的从善如流并没有使车裂之刑彻底终止，秦以后各代，车裂的做法仍然存在。
秦末农民大起义时，陈胜的都将宋留率兵攻占南阳，听说陈胜已死，不敢再向武关方向进军，而向东撤退到新蔡，投降了秦军。秦将派人把宋留送到咸阳，宋留这个农民军的叛徒并未能保全性命，被处以车裂之刑。汉末农民大起义时，马元义在京师谋划起义，响应张角，并且联络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定于三月五日动手，因叛徒唐周出卖，马元义被捕，车裂于洛阳。可见，古代统治者对农民起义这样的作乱者是深恶痛绝的，凡是捕获农民军的首领或骨干分子，不论他屈膝投降或宁折不弯，都要用凌迟或车裂这样最残酷的刑罚把他处死。
三国时吴国末年，孙皓也使用过车裂之刑，当时民间传言，孙皓死后，齐王孙备和上虞候孙奉两人中当有一人继承帝位。孙奋母亲的坟墓在豫章（今江西南昌），豫章太守张俊怀疑这样的传言事出有因，就主动给孙备的母亲扫墓，为自己预作打算。孙皓听了这件事，就命令逮捕张俊，将他车裂处死，并灭其三族。孙皓残暴，惯用酷刑，这只是其中的一例。
十六国时，统治者多半秉性凶暴，爱用酷刑，当然也包括车裂在内。今天可以看到的记载，车裂常用于惩治那些乱伦丧理、忤逆不孝之徒。前凉姑臧（在今甘肃武威）有个叫白兴的人把自己的女儿作妾，其妻妒忌，白兴大怒，就把妻当作婢女，伺候女儿。郡县把此事上奏，凉王张骏大惊道：“这真是自古没有听说过的怪事！”于是下令将白兴在姑臧闹市区车裂示众。前秦建元三年（367）有司秦报说，某人偷窃了他母亲的钱财而逃走在外，被官府抓获，打算把他流放到边远地区。太后（符坚的母亲苟氏）听说此事，气愤地说：“罪款三千条，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了。应该把这不孝之子在市朝处死，为什么却要把他流放到远方去呢？难道中国外能有无父无母的地区吗？”于是符坚下令将不孝子车裂处死。同年，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有个百姓听信了他的妻子的挑唆，打算害死自己的母亲，就让母亲坐上车子，说是去看望亲戚，一直拉到南山中。母亲问他：“儿呀，去亲戚家怎么走到这里来了呢？”儿子怒斥她说：“老丫头，不许多嘴！”就让母亲下了车，领她到溪谷之间。这个不孝子离家的时候，妻子悄悄嘱咐他，一定要把母亲身上穿的内衣带回来，因此他在杀母亲之前必须脱下母亲的内衣。但是，他不好意思亲自动手，就背朝着母亲，厉声命令母亲自己脱衣。母亲哭着说：“我生你养你，想不到今天落个这样的下场。你既然听信媳妇的话，把我杀死就算了，不要逼索这件衣裳罢。”儿子又怒斥她不许多嘴，更严厉里命令她快脱。母亲悲愤之极，呼喊到：“天神，山神，你们都看见了吧！”话音未落，只见儿子手中的刀，忽然向着他自己的头顶砍下，身体栽倒在岩穴中。母亲见儿子已死，乘车返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媳妇以为是丈夫回来了呢，迎上去问道：“我要的那件衣服拿回来了吗？”母亲大声呼唤邻居，人们抓住那位恶妇送到官府。官府把此事奏报朝廷，苻坚下令把恶妇车裂以示严惩。这是见于史籍记载的受车裂之刑的唯一的一位女性。此外，南燕慕容超即位时，左仆射封嵩派黄门令牟裳对太后说，慕容超不是太后亲生，应该按照旧规，立慕容钟为帝。慕容超逮捕封嵩，要把他斩首，封嵩请求允许他回家和母亲告别，慕容超说：“你这样的人还知道有母亲，那么为什么要离间别人的母子关系呢？”于是又下令把封嵩的斩首改为车裂。西秦时，乞伏公府弑杀叔父乞伏乾归，乞伏乾归的长子乞伏炽磐讨伐公府，把他擒获，之后将乞伏公府和他的四个儿子同时车裂处死。北魏道武帝时，范阳卢溥聚众叛乱，道武帝拓拔珪擒获卢溥和他的儿子卢焕，都处以车裂之刑。
北齐时死刑分为四等，最重的要用车裂，北周时死刑分为五等，第五种为车裂。这都是朝廷明文规定的法律。隋朝建国后，高祖杨坚于开皇元年（581）颁定新刑律，废除前代鞭扑、枭首、车裂等酷刑。过了不久，隋炀帝杨广又把各种酷刑都恢复起来。杨玄感谋反，兵败被擒，炀帝把他斩首，并诛灭九族，参于谋反的人当中罪恶大的，有的被车裂，有的被枭首，有的被截断手足又用乱箭射死，有的被处死之后又让文武百官脔割死者身上的肉而食之，残酷手段无所不用。隋炀帝不仅荒淫而且暴虐，这导致了他后来的灭亡。
唐代废弃隋代苛政，也不再使用车裂。直到唐末，才偶而又见。那是唐昭宣帝天祐二年（905）十二月，朝廷将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灿贬为登州刺史，将太常卿张廷范贬为莱州司户，第二天，又下令将柳灿斩首，将张廷范车裂于都市。五代时的车裂之刑见李存孝一例。五代以后，只有辽代曾规定“淫乱不轨者，五车轘杀之”。如保宁十年（978）九月，平王隆先子陈哥谋害其父，被车裂处死。其他各代正式规定的残酷的死刑虽然仍有凌迟、剥皮等，但车裂基本上见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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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魏豹彭越列传》和《寒暑·韩彭英卢吴传》仅语彭越被诛。彭越被车裂的说法散见于野史笔记或小说中。 回文章
2.吴起事见《淮南子·缪称训》：“吴起刻削而车裂。”而《史记·吴起列传》及《韩非子·和氏》等均未及吴起车裂的情节。苏秦事见《史记·苏泰列传》中说：“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于是如其言。”嫪毐事见《史记·始皇本纪》：“长信侯毒作乱，败走……车裂以徇，灭其宗。”又《说苑》云：“始皇取毒四支车裂之。”赵高事见《史记·始皇本纪》赞云：“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
斩 首
斩首是古代执行死刑的手段之一。先秦时的死刑有车裂、斩、杀等名目，但那时的斩不是斩首，而是斩腰。执行时，囚犯的身体伏在“椹质”上，刽子手用巨斧砍断其腰（参见本书《腰斩》）。所以，“斩”字用“车”作部首，是取和车裂同样将人处死的意思，偏旁为“斤”，即斧斤的斤，指行刑时用斧不用刀。秦以前也有人把割头处死的做法，那叫“杀”。秦以后，逐渐把“斩”引申为广义的杀，杀头的刑罚便叫做斩首。
秦汉时的死刑有斩、枭首和弃市，其实都是沾手。区别是，枭首是斩首后把人头悬挂在高竿上示众，弃市是指将囚犯在闹市处死；执行其他死刑（如绞、车裂等）后再把头割下来悬挂示众也叫枭首，在闹市执行其他死刑也叫弃市（如三国时曹魏的死刑中，弃市为绞刑）。汉和三国时使用得较多的是斩首，如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斩首。后魏时死刑叫做“大辟”（这是沿用先秦时的名词），包括腰斩、殊死和弃市三种，其中的殊死就是斩首。后隋代起直到明清，都正式把斩首列为五刑（笞、杖、徒、流、死）中的死刑之一，处罚的程度在凌迟和绞刑之间。斩首作为一种官方正式执行的死刑，在清亡后才被枪毙所代替。
古代被判为斩首的犯人，除了重要罚犯（如钦定要犯）或在非常时期（如战争中）应立即处决之外，一般经有司备案审理并报请朝廷批准判为斩罪的犯人都要在狱中关押，到一定的时候才能处决。执行死刑的时间，从古至清都定在秋后。《左传》中就有“赏以冬夏，刑以秋冬”的说法。原因是，秋季草木凋零，呈现一派肃杀之气，此时行刑，正是顺应天道肃杀之威，所以《礼记·月令》篇说：“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治，缮囹圄，具桎梏，……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历史上，除了秦时一年四季都可以执行死刑之外，其他各代处决犯人都在入秋以后，这就是古时常说的“秋决”。行刑的具体月份，各代的规定稍有差别。西汉时规定在十月以至腊月间，一到立春就决不能再执行死刑1。明代规定执行死刑在秋分以后、立春以前，若有在立春以后至秋分以前处死刑者，杖八十。唐代也曾规定，若不是在秋分至立春之间处决死刑者，要判一年徒刑。
执行死刑的具体日期也有一定的限制。如唐代规定，在大祭日、致齐2日、朔日、望日、上弦日、下弦日断屠日月3、二十四节气、假日以及下雨为未晴的日子，都不得执行死刑。明代规定的有禁刑日子，即每月的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的，加上二十四节气日、雨未霁，天未晴及大祭享日和闰月的全月。这样的除来除去，一年中能执行死刑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
在可以行刑的日子，行刑的具体时辰也有规定。若白天行刑必须等到午时，若夜间行刑必须等到天明，这在各代是通例。古代史籍记载及小说戏曲中的描写都是这样。如清初朱素臣的传奇《未央天》写书生米新图被屈打成招，判成死罪，定下来的行刑日子是十一月七日，时辰是寅时三刻，这是符合明代刑法规定的，因此监斩官必须等到天亮才能行刑。由于米新图冤情重大感动了上天，这天夜里天一直不亮，直到打过九更，朝廷派来复查此案的官员赶到，救了米新图的性命。京剧《九更天》就是根据这个传奇改编的，剧中情节反映了古代关于行刑时间的规定。
斩首的地点和执行其他死刑一样，一般都在市朝。从春秋时起大多如此。凡将王公大臣或名士大夫斩首，就在朝门外，如北宋时在汴京（今开封）五朝门，明清时在北京午门；凡将普通死囚斩首，就在街市进行，这即是《礼记·王制》篇所说的“刑人于市，兴众弃之”的意思。对某一城市来说，行刑的地点有时是固定的，有时是不固定的。清代北京斩人，常在菜市口。有据传说，清代苏州斩人常在五故天亮时，在平时较繁华的街道上执行。市民得知要在这街上杀人，都事先出钱贿赂刽子手，如果谁家不出钱或出钱教少，刽子手就有意在他家店铺前面行刑，这家人就会觉得十分晦气。
执行斩首必须有监斩官，这也是自春秋时就有的成规。《周礼·大司寇》所说的“莅戮”，就是后世所说的监斩。《左传·隐公四年》所记“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杀石厚于陈”这右宰丑和獳羊肩充当的就是监斩官的角色。监斩官可以由原审理此案的官员担任，[奇DztXt.com书]也可以由朝廷或上司委派的别的官员担任。监斩官在规定的时间之前，把囚犯从监中提出来，带往刑场，监押的方式也有一定之规定。如南北朝陈时规定，死囚将被处决，押送时要乘露车（车上不能施用遮蔽，如同现在所谓的敞篷车），戴三械（即项械、手械、足械），加壶手，到达刑场后去掉手械及壶手，时辰一到即行刑。古时还规定，犯人的姓名和主要罪行要书写在手械上，让人们一目了然，周朝时就有这规矩，叫做“明梏”4，后世一直沿用。明清时时是把一块写有犯人姓名及罪行的木牌插在犯人背后，俗称“亡命牌”，这和“明梏”的意义相同。
把犯人押到刑场后，按规定要给犯人吃一顿酒饭，这时不准将犯人塞口堵耳，不准遮蒙犯人面目，要允许犯人的家属和他诀别。监斩官要亲自观察犯人的家属会见情形，判断这犯人的真假，由此“验明正身”，否则容易出现差错。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曾发生两起几乎把人错斩的事情。抚州狱中，犯人陈四应该斩首，陈四闲应该释放；泉州狱中，陈翁金应该斩首，陈进哥应该受杖。结果这两地都因为犯人的姓名只有一字之差而看错了，分别把陈四闲和陈进哥绑赴刑场斩首，临刑之前亲属与死者诀别时发现弄错了，监斩官才急忙加以纠正。著名传统剧本《三女抢板》（又名《生死牌》）有这样的情节：衡阳知县黄伯贤为搭救被诬陷而将被斩首的朋友之女王玉环，让自己的亲生女儿黄秀兰去冒名替死，临刑时王玉环的父亲王志坚赶到刑场与女儿诀别，发现不是玉环，感到惊奇。监斩的贺总兵看出破绽，又要把黄伯贤逮捕，欲加杀害。这件事说明，在处决死刑犯人时也会发生人为地更换犯人的现象。为了杜绝此类事件，所以后世在执行死刑之前将罪犯“验明正身”这一道程序决不可缺少。
有的犯人因为不肯屈服或者冤枉，临刑前要高声叫骂。为了不让他叫出声，就给他的嘴里塞一个木丸。这个办法是唐代武则天发明的。垂拱年间，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贤因得罪武则天，将被处斩，临刑大骂，就用木丸塞其口，然后行刑。后来法司杀人时都这样做。唐代以后，一般死刑犯人不再用木丸。
斩首时，通常都是由刽子手把囚犯反绑在木椿上，囚犯双腿跪地，头自然向前伸出，刽子手挥刀从囚犯领后向前下方猛砍。但在非正常情况下，也会附加其他残酷手段。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甘露之祸时，宰相王涯等数人被宦官仇士良逮捕，将被处斩，临刑时，刽子手把他们的头发解开，反系在木柱上，又把他们的手和脚分别绑在木柱上，用铁钉钉牢，然后开刀。著名诗人卢仝本来没有参与反对仇士良的政治活动，因逮捕王涯时，他正在王涯家中，于是同时被捕，同时赴难。卢仝是秃顶，没有头发可往柱子上绑，刽子手就用一颗尖钉把他的后脑勺钉在木柱上。卢仝有个儿子，起名为“添丁”，本意是为国家增添一名男丁，韩愈曾作诗祝贺他说：“去岁生儿名添丁，意令与国充耘耕。”后人说，卢仝如此惨死，使“添丁”成了谶语，死时竟然在头上添了一颗铁钉5。
被斩首的犯人在临刑时一般都难免表现出对死亡的畏惧。有的吓得面无人色，有的瘫软得抬不起头来，有的拉屎拉尿，满身污秽。但是，也有不少的气节之士或刚强硬汉死前慷慨从容，神态自若，甚至让刽子手也感到胆寒。这样的受刑者常常是具有某种坚定的政治信念、豁达的人生态度或傲岸不俗的性格特征的人，因此他们的生命在最后一刻犹能迸出明亮的火花，喷吐出一股壮烈的豪情。嵇康临刑时索琴弹奏一曲《广陵散》，成为千古佳话。三国时，魏国夏侯玄参与曹爽之谋，被司马懿斩首，临刑面色不变，举动自若。南朝时，庾宏远仕齐为江州长史，贤明有声望，刺史陈显达举兵叛齐，庾宏远被俘，在朱雀航处斩，他向人要来帽子戴好，说“子路临死结缨，我不能不戴帽子就去死。”南宋文天祥在大都（今北京）柴市英勇就义，临刑从容对吏卒说：“吾事毕矣。”然后南向再拜而死。他的表现成为后世忠义之士效法的榜样。明末黄道周在清兵攻破南京后被俘，拒绝投降，开始绝食数日不死，后来清朝决定把他斩首。他临刑立而不跪，刽子手见他身材高大，风骨凛凛，举刀时两手发抖，一刀砍下，黄道周仍然昂首不屈。刽子手吓得连忙跪在他面前说：“请先生坐下。”这时黄道周已挨了一刀，腰部鲜血淋漓，他还能点点头说：“可以。”于是坐在凳子上，刽子手第二刀才把他杀死。
清代著名文学家金圣叹在康熙朝因哭庙案而受牵连，被判死刑。临斩前也要酒畅饮，神色自若，一边饮酒一边说：“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他的儿子到刑场与父亲诀别，哭得泪人似的，金圣叹说：“别哭了，我给你出个对你来对，上联是：莲子心中苦。”儿子正在痛哭，哽咽未定，哪有心思对对联，他好大一会儿没有回答，金圣叹说：“傻孩子，哪里值得这么悲伤呢？我替你对吧，下联可接‘梨儿腹内酸’。”这联是对得极其工稳的，上联的“莲”与“怜”谐音，意思是见儿子悲痛感到可怜；下联的“梨”与“离”同音，指他的将要骨肉的孩儿。金圣叹在死前如此从容不惊，竟然还有巧妙的文思，真不容易。所以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二记述这段故事后，称赞他“志气早定，故临难不迷”。据说金圣叹在受刑前还对刽子手说：“我有一封家书，请转交给家里的人。”刽子手在行刑后不敢隐瞒，把信送给了监斩官，那官儿疑心信中写有反对朝廷的言语，拆开查阅，只见信上写着：“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那官儿讨了一场没趣，自嘲地说：“金先生临死还这样捉弄人。”6
各地官府监斩囚犯，其程序总的来说是比较简单的，若是皇帝亲自监斩犯人，那仪式可就大不一样了。这种情况，主要是皇帝亲自主持接受凯旋归来的功臣献纳战俘的典礼。明代举行多次，气氛森严，场面宏大，有关书籍的记载也比较详尽。
单说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四月二十四日那次献倭寇俘虏的大礼吧。那天上午辰时，阳光灿烂，万历皇帝朱翊钧高坐在午门城楼上，太监、侍女、校尉、宦官、皇亲国戚、文武大臣排列有序。大司寇萧岳蜂将战俘带到午门前聚集，自己在城楼下的御道正中跪下，兵部的两名侍郎跪在他的两侧靠后一些，侍郎的头齐及他的臂肘，三人成为一个“品”字形。萧岳蜂高声致辞，首先报告自己和二侍郎的官职姓名，然后宣读战俘名单，并宣布或磔或斩的处理意见，最后说：“合赴市曹行刑，请旨。”致辞完毕，俯首听命。万历皇帝听完，说：“拿去！”声音低弱，大臣们站得稍远一点的都听不见，但在皇帝发令之后，身边有近侍二人重复一声：“拿去！”接着由勋臣贵戚四人同声接着重复一声：“拿去！”接着是八人，再后是十六人，又三十二人，这样逐级扩音，声响越来越大，到最后是站在城楼下的武士三百六十人，齐声大呼：“拿去！”声音简直如雷吼一般。之后，官兵押着带铁镣、穿囚衣的战俘出西安门，萧岳蜂亲自压阵，前往西市。沿途看热闹的市民填街塞巷，车马只好缓缓而行，二十里的路程傍晚才到达。将囚犯斩首完毕，已是天色昏黑的时候了。
斩首的行刑者——刽子手，都是手狠心黑之辈，不仅有杀人的胆量，而且要经过一定的技术训练。人的脖颈虽然较细，但因为其中有颈椎骨，所以不用力气就不能一下子砍断。有的犯人孔武有力而有身怀绝技，要砍掉他的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清初有个名叫阿里玛的武将，因功提升至京中任职，进城后横行不法，作恶多端，顺治皇帝想除掉他，就派遣一个勇力仅次于他的武官巴图鲁占把他逮捕，押赴菜市口斩首。囚车走到宣武门，阿里玛说：“死就死罢了，但我是满族人，不能让汉人看见我受刑，就在这城门里边把我杀了吧！”同时，他用脚勾住城门瓮洞，囚车竟不能行进。巴图鲁占同意了他的要求，下令在城门里边欣幸。在用刑时，阿里玛的脖颈就像铁铸似的，刀砍不动。阿里玛告诉巴图鲁占说，先用刀割断脖筋，然后再砍。巴图鲁占让刽子手这么做了，才把阿里玛杀死。
明朝时，有个叫陆晖的苏州人犯罪当斩，临刑时，刽子手挥刀砍去，却未能伤着他的皮肉，刀反而砍折了，这样连续砍折了三把刀，他的脖颈完好无损，只有三个刀印。监斩官大惊，问他是怎么回事，陆晖说：“我在入狱就让家里人造了一尊观音像，虔诚祈求保佑。现在你们杀不死我，这是观音菩萨的慈力吧！”监斩官把这个情况呈报，有司奏请朝廷，赦免了陆晖的死罪。这个陆晖，可能具有硬气功一类的绝技，正如俗话说的“刀枪不入”，他说的观音菩萨保佑的话不过是假托之词。
由于刽子手行刑需要勇力，所以若同时斩杀许多死囚，一个刽子手是不能胜任的。遇到这种情况，需要选派许多刽子手同时行刑，或者先由一名刽子手行刑，大%%众$电-子%%书杀数人之后，再由别的刽子手替换他。手段极高强的刽子手一次能连杀多少人，笔者未见到这项“最高纪录”，不敢妄言，但据常理推断，恐怕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若一人连续不间断地杀人，在杀到一定数量之后，不仅杀人者体力不支，而且所用的刀也不能再用了，或者刀口砍缺，或者刀身变形（据说人血的热度可使刀身弯曲）。因此，考察刽子手的“业务能力”，就得看他能够连续杀人的数目。清代咸丰年间，有一次，官军在福建沿海地区捕获海盗五十余人，押赴福州市郊刑场斩首。这些海盗都是凶顽亡命之徒，刽子手行刑时，对一名囚犯连砍数刀还不能砍下头来。于是就另想办法，找来一条木匠用的大锯，两个人对拉，锯断囚犯的脖子，囚犯号叫，惨不忍闻。这天，有一个卖菜的农家少年，挑着个菜担也来看杀人，见到锯头的情形，大骂刽子手是没有人性的笨蛋。刽子手冲着他说：“你小子有能耐，来试一试。”少年放下菜担，接过一把刀，连砍三十四颗脑袋，手起刀落，干净利落，而且神色不变。监斩的清军武官非常惊异，当即表示接受这位少年入伍当兵，让他专门负责处决囚犯。那时候的规矩，刽子手杀一名囚犯，应该得到一千钱的报酬，少年一下子得钱三万四千，挑着菜担子回家去了。少年向父亲夸耀自己的事迹，其父大怒，把他的钱扔到地上，又用木杖把他痛打一顿，坚决反对儿子干这种作孽的差事。少年无奈，哭诉于武官请求退伍。他的父亲坚决反对的态度，表现了一般民众对刽子手职业的憎恶与鄙弃。
刽子手将犯人斩首时，犯人体内的血液会突然从断了的动脉血管喷射出来，喷射的高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关汉卿著名悲剧《窦娥冤》写窦娥在被斩首前发下三椿誓愿，其中的一椿是，他让刽子手在斩台高处悬挂丈二白练，如果自己是冤枉的，在头被砍掉后，“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结果，窦娥的誓愿实现了，他的一腔热血没有落地，全部洒在那幅白练上。这当然是关汉卿文学创作的浪漫手法，意在突出窦娥的冤情和悲愤，但这样的描写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的。古代传说，汉代东海郡有个孝顺媳妇，名叫周青，身罹奇冤而被太守枉杀。周青临刑前让人竖起十丈竹竿，悬挂五条白幡，发誓说：“我若确实有罪，死后血往下流，若是冤枉的，血要向上喷。”结果在行刑时，周青的血呈青黄色，顺着竹竿向上喷，达到最高竿头，又向下落到白幡上。关汉卿笔下的窦娥，显然是以东海孝妇周青为模特儿塑造出来的。
这样的事例不仅一个周青。南朝梁天监十五年（516），荆州市斩人，斩首后血向上喷射，有一丈多高，然后散作雨滴状，细细落下。人们觉得异常，这一年果然出现特大旱灾。晋元帝司马睿在位时，令史淳于伯运粮误了期限，按律当斩。行刑时，淳于伯的鲜血顺着柱子向上喷溅，达到两丈三尺那么高。此类现象若用今天的科学观点来看待，不难理解。人体内心脏的运动产生一股巨大压力，血液靠这压力由动脉输送到全身。人被斩首，血自然要喷射而出，文学作品的描写和古籍的记述据客观事实作了较大夸张，因而显得格外离奇。
有人还说，如果把斩去头的尸体扔到水中，他会直立不倒。水从脖腔处向里灌，体内的血要向外喷涌，互相激荡，发出奇怪的声响，非常可怕。
人被斩首时从脖腔中喷出的血液并不全是红色的。前面说到东海孝妇周青的血是青色的，固然是一奇，但也有人的血是白色的。明朝初年，松江人钱鹤皋起兵反明，为张士诚复仇，兵败被擒，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把他斩首，砍头后白血喷涌如注。朱元璋大惊，认为他是厉鬼，于是下令让全国百姓祭祀厉鬼。人们祷告时都称呼说“无祀鬼神钱鹤皋”，后世相沿成为习俗，每逢祭祀时都要祷告一番。7也有的人斩首后无血。十六国时，安定人侯子光（或作刘光）年方二十岁，相貌英俊，自称是佛太子，从大秦国来，应当在小秦国称王。他改姓名为李子杨，不久自称大皇帝，定年号为龙兴。镇西将军石广将他捕获，斩首后他的颈上没有血流出，十余天后他的面色仍然和活人一样。南宋末年，著名将领李庭芝兵败被元兵俘虏，斩首后也没有出血。以上两例如果情况属实，不知这是什么道理。
刽子手在执行斩首时使用的是快速动作。所谓“钢刀一挥，人头落地”，时间极其短暂。从刀锋接触皮肉到脖颈被砍断，大约不过十分之一秒。那么在头与身体分离的一刹那间，人的神经系统感觉怎样，活着的人无法取得这样的亲身体验，只能凭想像来推测了。古代的野史笔记中记述了不少这方面的传闻，有些小说也写到这方面的情节。
《聊斋志异》卷二有《快刀》一篇，写明代末年，山东章丘盗贼作乱，被官军捕获十多人，押赴市曹斩首。其中一个士兵佩带的一把刀非常锋利，盗贼中有一个人认识这个士兵，就对他说：“听说你的刀最快，斩首时决不会割第二次，请你用这把刀杀我。”士兵同意了。等到行刑时，士兵一刀下去，那盗贼的人头就滚出去数步之外，在地上转动未定时，口中称赞到：“好快刀！”
这是小说家言，真实性令人怀疑。但是，史籍中可以找到相似的事例。南明永历朝著名抗清英雄瞿式耜兵败被清军俘虏，慷慨就义。家属收尸，把他的头装在一个木匣子里，他的眼睛在睁着。家里的人对着他的头说：“公子平安无恙，你可以闭眼了。”他仍然不闭眼，又说：“焦侯（即焦琏，被封新兴侯）也平安无恙。”这时，他的眼皮才合拢。人们都说：“这是瞿公的精灵未泯，死后还在惦记着朝廷的大事。”但是，瞿式耜的脑子是怎么想的，可惜无法证实。和瞿式耜同时的杨廷枢，本是复社名人，明亡后匿迹深山，被清兵捕获，受尽酷刑，一直骂不绝口，曾撕下衣襟，用自己的血写绝命词十二首，表达志向，以文天祥自勉。临刑时慷慨不屈，仰天长啸，连呼“大明”，头已落地，他口中又喊出一个大字，清晰可闻。8蒲松龄写《快刀》，或许就是以瞿式耜、杨廷枢的传说为依据的。
近代学者林纾（琴南）曾和他的好友王子仁在一起探讨过人被斩首后的短暂瞬间有无知觉的问题。林纾认为，人被杀，督脉则断，必然一无所知。王子仁不以为然，说法国有两个医生研究过这种现象，认为人的颈部虽然断了，但脑气还没有立即消亡，可能会有微弱的知觉。不久，其中一个医生犯了死罪，应当斩首，他的朋友对他说：“你的头落地后，我捧着你的脸叫你的名字，你若有知觉，就睁开眼看看我。”这医生同意了。到受刑后，朋友这样做了，死者的头果然睁眼看了他一下，随即闭上，再喊第二声时，眼皮却不再睁开。
有的书中说，人被斩首后，不仅瞬间尚有知觉，而且身体还能做出一些动作。唐代剑南节度使花敬定（即杜甫写《赠花卿》诗的那位花卿），一次作战时与敌兵相遇，被敌将削去了脑袋，他的身体仍然持枪骑马，奔驰到一个小镇上，下马到溪边洗手。这时有一个浣纱少女看见了他，说：“你的头都没有了，还洗手干什么？”这位花将军才颓然倒下。汉代豫章太守贾雍有一次交战中失去了头，身体骑马回营，胸中发出声音对众将说：“我作战失利，被贼伤害，你们说是有头好呢，还是无头好呢？”众将哭着说：“还是有头好啊！”贾雍说：“不然！无头不也好吗？”说罢，尸体坠马而死。清初，有一位满族勇将在关外作战时，某夜晚敌兵劫营，黑暗中他的头被一刀砍断，但没有落下来，他急忙用右手按着头，左手挥刀杀死数名敌兵才倒地死去。
奇异的事情不止这些。据说有的人头被割掉还可以长好。唐肃宗至德年间，太原人王穆为鲁旻部将，在南阳和安史之乱的叛兵作战时被敌兵砍了一刀，昏迷倒地，颈骨和皮肉都砍断了，只有喉管把头和身体连在一起。不久，他醒过来了，开始他未意识到自己已死，觉得想吃东西时，才发现头悬在腹部。他用力把头扶到了脖颈上放好，但一松手头有垂下来了。他再次把头扶正，用一只手掌牢，另一只手解开头发，分别系在两肩上。此时他的战马没有离去，他挣扎着上马时，头又掉了下来，于是又昏厥过去。再次醒来时，发现马在他前面卧倒，他这才骑上马背。刚行不远，他的部下找到了他，扶归大营，把头固定并包扎停当，休养了二百多天，伤口完全愈合，神志清醒如常，只是头稍微向一侧偏斜，脖子上留下一圈指头粗的疤痕。唐代宗李豫在位时，周智光任华州刺史，部下有一个小吏名叫邵进诒的犯了罪，周下令把他斩首。邵进诒的妻子领回尸首，把头对接在尸体的脖颈上，用针线四周缝好，不久邵竟然活了。邵妻急忙给他敷上伤药，精心护理，十多天就全部康复。周智光得知这一消息，也没有再追究。唐天宝末年，荥阳人郑会年轻有勇力，自命不凡。适逢安禄山作乱，郑会单人独骑前去探敌兵虚实，结果寡不敌众，惨遭杀害。家里的人找到他的尸首，云回去把头接上，用谷树皮作线缝合一处，几天后就能睁眼看人。家里人坚持喂他米汤，百日后身体恢复如常。上述三例，未必属实。因为人头与身体联系极其密切，除食道、气管之外，更重要的还有动脉血管和神经，当代医学如此发达，还没有断头再植成功的事例，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代怎么可能？
某些书中还记载了更为离奇的传说，有的人在被斩首后，仅存身躯仍然能活。南宋时，有个叫刁端礼的文士，因事路过浙江淳安县境内的一个村庄，看见一个没有头的老人在打草鞋，动作非常麻利。刁端礼感到惊奇，就上前询问，房里走出一个壮年男子，自云姓潘，他说：“这老人是我的父亲，宣和庚子（1120）那年逢方腊之乱，被斩首。我在死人堆里找到父亲的尸体，求人抬回家中，他的手和脚还能活动。我们不忍心把他安葬，只是制作一个木匣，把他的头颅埋到屋后，又用药敷在他脖颈的伤口上。后来创口痊愈，中间喉管处就呈现一个孔穴，可以发出啾啾的声音。我们从这孔穴给他灌粥汤，竟然一直活下来了，至今已有三十六年。他七十多岁了，还能干活。”刁端礼听了，惊讶不止。无独有偶，唐朝开元年间，蓟州县令崔广宗犯法被斩首，家人把他的尸体抬回去，也一直活着。他每当吃饭时，就用手画地写“饥”字，家里人把食物粉碎成屑状，从他脖颈的食孔中塞进去，用汤冲下。吃饱了，他又用手在地上画“止”字。而且，他还可以和妻子一同生活，不久妻子又生了一个男孩。唐末昭宗天复年间，段安节避兵乱离开京师长安，在商山旅店里看见了一位老妇人只有下半截头，坐在床上捻麻绳，手指动作甚是熟练。她的儿子和儿媳在旁边，告诉段安节说：“广明庚子（880）那年，黄巢攻入长安，母亲被乱兵砍伤，鼻子以上的一半脑袋被削去。当时有人用药把伤口封固，竟得不死。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这些事例，越发令人难以相信了。古人姑妄言之，我们今人姑妄听之罢了。
还有一件事，不仅奇，而且神，说的是人被砍头后还能长出一颗头来。明朝初年，曾有过一阵平民百姓出家当和尚的热潮。朱元璋痛恶这种现象，就命令抓来许多和尚处死。斩首的办法很特别，在地上掘坑，把和尚埋在土里，只露一颗脑袋。这样一次掘十五个坑，埋棵十五个人，排列整齐，然后刽子手用大斧连续削去那些露出地面的人头，叫做“铲头会”。当时有个神僧在被埋之列，他的头被削去后，又立即从脖颈上又长出一颗头，再削去，再长出，一连长出五次。朱元璋害怕了，就释放了这位和尚，并且下令废止“铲头会”。朱元璋“铲头会”一事属实，神僧的法术纯系传说，人们附会这个故事，表现了对朱元璋的残酷行为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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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王温舒传》颜师古注云：“立春之后，不复行刑，故云然。” 回文章
2.举行祭祀或典礼以清整身心的礼式。《礼记·祭义》篇云：“致齐于内，散齐于外。” 回文章
3.官府下令禁止宰杀牲畜的日子或月份。见《事物纪原》卷十“律令刑罚部·断屠”。 回文章
4.在梏上写明犯人姓名及犯罪名目的一种古制。《周礼·秋官·掌囚》：“士加明梏，以适市而刑杀之。” 回文章
5.邵博《闻见后录》，转引自俞樾《茶香室三钞》卷五“添丁之谶”。正史载李训、王涯等是被腰斩处死的，蚕茧本书《腰斩》。 回文章
6.金圣叹临刑时事迹，散见于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金清美《豁意轩录闻》等处。参见孟森《金圣叹考》一文，《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收录。 回文章
7.董含《莼乡赘笔》。又清汪端《然好学齐集》有《张吴纪事诗》，其一写钱鹤皋事，诗前小序云，钱鹤皋起兵时有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全某、贾某作他的参谋幕僚，率兵攻陷嘉定，被明将俞某击败，钱与全、贾二人一同投水而死。据汪端所说，钱鹤皋未曾被杀，待考。 回文章
8. 邹弢《三借庐笔谈》卷八“杨公临刑语”。《明史·杨廷枢传》说杨受刑后“首已坠，声从项出，益厉”，与邹弢语稍有不同。
腰 斩
小说、戏曲描写的包公故事中，包公把罪人处死用的是虎头铜铡，施行时罪人被平放于张开的铡口下面，从腰间铡为两段。如包公下陈州铡了四国舅，在开封府铡了驸马陈世美、后来又铡了亲侄儿包勉等等。这些故事当然只是根据传说编撰的，事实无考，但这种铡人的做法却是自古就有的，即古代死刑的处死方式之一——腰斩。
周代的死刑有车裂、斩和杀三种。其中的“斩”就是腰斩，而“杀”就是杀头，即后来所说的斩首。（参见本书《斩首》）“斩”字用“车”作部首，是指它的本意和车裂相同，都是使人的肢体分裂；偏旁为“斤”，即斧斤的斤，指行刑时用斧或钺。《周礼·秋官·掌戮》篇的注解说：“斩以斧钺，若今要（腰的通假字，下同）斩也；杀以刀刃，若今弃市也。”这已经把斩和杀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了。
春秋、战国时的史籍中，写到将人处死，多是指腰斩。《庄子·胠箧》篇：“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这里的“斩”即“腰斩”。《韩非子·说疑篇》列举了关龙封、比干和春秋时随国的季梁、陈国的泄冶、楚国的申胥、吴国的伍子胥等六人都是因为直言进谏而得罪了国君，或被杀，或自杀，“要领不属，手足异处”。又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鲁与齐两国之君在夹谷会盟时，倡优和侏儒上前演戏，孔子认为不合礼节，向齐国提出抗议，齐君不得不让有司依法惩治优人等，使他们“手足异处”。上两例所说的“手足异处”，显然是指腰斩。
最初，腰斩使用的刑具称为鈇质。鈇即是大斧，质或写作锧，或称椹质、鍖锧等，即是用斧砍人时下面垫的木砧。《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有“君不忍加之以鈇锧”一句，前人注解说：“鈇锧，要斩之罪。”《战国策·秦策》中记范睢说：“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要不足以待斧钺。”此语之意是谓瘦削的胸不值得放在砧板上，纤细的腰经不住斧钺一砍，所指的是处死方式，分明是腰斩。又《汉书·项籍传》的“孰与身伏斧质”一句后颜师古注解说：“质谓鍖也。古者斩人，加于鍖上而斫之也。”从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看出，腰斩在行刑时，人伏在砧板上，刽子手举斧砍断其腰，这斧与质是分离的两件东西。后来，这一套刑具发展为用轴连在一起，鈇演变成为铡刀，质则演变为铡床。所以，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就将“鈇”释为“莝斫刀也”，即铡草的刀。《汉书·戾太子传》中的“不愿斧钺之诛”一句后也注解说：“鈇所以斫人，如今莝刀也。”王绿友更明确指出：“鈇，今谓之铡；铡床，古谓之椹质，又谓之蒿砧。” 鈇质演变为铡，这大概是汉代的事。
秦汉之间刘邦、项羽争霸，韩信开始离楚归汉时，还不出名，有一次因犯军法当受“斩”刑，一同被处死的十三人先斩过之后，轮到韩信，《史记·淮阴侯列传》写道：“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子乎？何为斩壮士！’”细观文意，韩信一定是躺在砧板上了，他才能有“仰视”这个动作，可见当时的“斩”是指腰斩。汉代还有两人与韩信有相似的遭遇。一个是张苍，他曾因罪当斩，而且已经“解衣伏质”，王陵在旁看见他身材长大，皮肉白嫩，认为是一个罕见的美男子，就在刘邦面前讲情，没有斩他。另一个是王欣，他在任被阳县令时将被绣衣御史暴胜之处斩，“欣已解衣伏质”，仍然“仰言”一番，暴胜之听他言语豪壮，也赦免了他。从张苍、王欣的情形来看，那时的腰斩在行刑时，犯人必须脱光伤神衣服，使腰部裸露出来。
从春秋时起，腰斩的刑罚常被使用。商鞅变法时，曾明文规定对百姓实行连坐，一家犯罪，邻家不告发者，要处以腰斩。当时究竟有多少人被腰斩而死，难以统计，据说商鞅在渭河边处决囚犯，死者的鲜血把渭水都染红了。秦末，赵高诬陷李斯谋反，李斯于是在二世二年（公元前208）被腰斩于咸阳。汉代法律规定，大逆无道者腰斩。许多被判定为谋反或犯上等罪者，都要腰斩处死。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乐通侯蔡栾大因诬罔罪被腰斩。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司直田仁因失纵罪被腰斩。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六月，郭穰告丞相刘屈氂夫人用巫术诅咒皇帝及打算立昌邑王为帝等情节，有司劾奏说刘屈氂大逆不道，汉武帝大怒，降旨将刘屈氂腰斩于东市。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成方遂（一说张延年）被卫太子诬告，也受了腰斩之刑。
汉代以后，只有北魏承袭汉律，法律明文规定有腰斩的条款。崔浩定律令，就写明：“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其他朝代虽然法律条文不再规定有腰斩，但实际上仍然偶尔采用腰斩的刑罚。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时，宦官仇士良指挥神策军逮捕李训、王涯等人，把他们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并且让百官都到场观看，之后枭首于兴安门外示众。五代时，后汉史弘肇为大将，高祖刘暠死后他受命辅佐刘承祐，当时有一天，太白星在白昼可以看见，人们惊异不安，史弘肇便下令，民众凡有仰视大白星者，就腰斩于市。仇士良专权时对与他为敌的朝臣非常仇恨，用法外的残酷手段进行报复，史弘肇在特殊情况下用严刑来安定人心，这都不奇怪，但在宋代的太平盛世，朝廷惩治某些有罪的官员，也常常破例使用腰斩。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正月，殿直官霍琼借征兵之机劫掠民财，被人揭发，腰斩处死。宋神宗熙宁八年（1705），将作监张靖、武进士郝士宣都被腰斩。南宋初高宗时，宋齐愈因谋立异姓、危害宗庙社稷等罪，腰斩于都市。
辽代也有腰斩之刑。应历十五年（965）二月，穆宗耶律璟因获鸭而产生的一时高兴，下诏废除腰斩之刑，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废除。圣宗耶律隆绪时，近侍刘哥、乌古斯叛逃，遇赦免后又被人告发，结果都腰斩处死。
明初，朱元璋大兴文字狱，对不肯与他合作的知识分子施暴示威，也在法令之外使用腰斩之刑。著名诗人高启在入明后对朝政有所不满，在擢升为户部右侍郎时辞官不就，回到原籍吴淞江畔的青丘隐居，以教书为生。有一次，他作了一首《宫女图》诗：“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诗中对宫廷生活寓有讽刺之意，朱元璋见到此诗非常生气，有心惩治他，一时未找到借口。后来，高启受苏州知府魏观知遇，把全家迁至郡城居住。魏观在府衙大兴土木，有一天高启为他作上梁文，文中对朝廷又进行讥讽。朱元璋得到密探报告，于是就下令把高启逮捕，腰斩于南京。
清代未见腰斩之刑，但这种酷刑并未绝迹。在现在革命史上，反动地主武装对共产党人进行报复，就又抬起古代统治者曾使用过的腰斩之刑。如著名革命英雄刘胡兰就是被还乡团用铡刀铡死的。
剥 皮
剥皮，这两个字一听就叫人毛骨悚然，其残酷程度并不亚于凌迟。这种刑罚不在官方规定的死刑处死方式之列。但在历史上确实被多次使用过，并见诸史籍记载。
汉景帝时，广川王刘就曾经“生割剥人”，但他怎么个剥法已难查考。三国时吴国末帝孙皓曾剥人脸上的皮。吴亡之后，孙皓降晋，有一天，晋武帝司马炎和侍中王济下棋，孙皓在旁边观战，王济问孙皓：“听说你在吴国时剥人面、刖人足，有这回事吗？”孙皓回答说：“作为人臣而失礼于君主，他就应当受这种刑罚。”这时，王济的腿正在棋桌下面伸着，两只脚伸到司马炎坐的一边去了，他听了孙皓的话，立即把腿缩回来。这件事说明，孙皓对自己曾使用过剥人面皮的刑罚毫不掩饰，也可以看出，想王济这样有地位的人，听到剥皮之刑也会不由得产生畏惧之感。十六国时期，前秦苻生曾经把一些死囚剥去面皮，让他们唱歌跳舞，借以观赏取乐。北齐统治者高氏也惯会剥人面皮。侯景从北齐南逃回梁时，高澄命令逮捕侯景的妻和儿子，先剥下他们的面皮，然后用大铁镬盛油把他们煎死。幼主高恒继承了他的祖父辈和父辈的残暴，经常剥人面皮，亲眼观看被剥者的痛苦之状来取乐。
根据现在可见的史料，六朝以前的剥皮之刑只是剥人面皮，后来便进而剥人全身的皮了。元朝初年时，元祖忽必烈诛杀了阿合马籍没了他的家。阿合马有个爱妾名叫引柱，武士们搜查时从她的衣柜中搜出两张熟好的人皮，每张皮上都连着两只完整的耳朵。问她存放这人皮有什么用，引柱说，这是诅咒时用的，把它放在神座上，发咒语时人皮就会出现应声。世祖下令把引柱和画师陈某及阿合马的另外两名亲信曹震圭、王台判共四人，剥皮示众。
明朝时，剥皮之刑用得最多、最狠。从明初的太祖皇帝朱元璋，到明末的张献忠，不少人都用过剥皮之刑，不少人都用过剥皮之刑。朱元璋开国之初，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用法峻苛，“剥皮揎草”就是他的一项重要发明。据叶子奇《草木子》记载，朱元璋对各地官员责治甚严，若有官员贪污暴虐，准许百姓赴京诉冤。官员贪污的数额在六十两白银以上的，就要处以死刑，杀头后还要枭首示众，并且剥下他的皮，皮里填上草，把这“人皮草袋”置于衙门里官座旁边，让后任官员触目惊心，起警戒作用。府州县衙附近，都要设立一座厅堂，祭礼土地神，若需要对某人实行剥皮就在这里执行，因此这座厅堂便叫做“皮场庙”1。洪武年间，宫中的太监犯了死罪应当处死者，一般都不用斩首，而是凌迟或者剥皮。朱元璋的宫禁甚严，太监如果有娶妻者，也要处以剥皮之刑：明初开国功臣蓝玉被处死之后也剥了皮，朱元璋还下令把他的皮传示各省。因为蓝玉的女儿是蜀王妃，蜀王朱椿就把蓝玉的皮保存下来。明末张献忠占领成都时，他看见端礼门楼上供着一尊人像，穿着公侯的华服，皮肤和手脚都是人的肉身，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蓝玉。
朱元璋剥皮的手段传给了他的子孙。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赶走了侄子建文皇帝，占了南京，对忠于建文帝的朝臣进行了残酷镇压，景清和胡闰都是被剥了皮的。景清刺杀朱棣未遂，被捕后骂不绝口，朱棣命令剥了他的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胡闰是被缢杀的，然后用灰蠡水脱他的皮，剥下来，揎上草，悬挂在武功坊示众。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赵鐩（即赵疯子）谋反，兵败被俘，同时起事的陈翰、贾勉几、庞文宣、郭汉、宋禄、孙玉、朱仓、孙隆、张富、李隆、孙虎等共三十七人也先后被俘，一齐带到京师午门，朱厚照下令把他们全部处死，并将为首的六人剥皮。当时法司官员启奏说对剥皮之刑曾有祖训让禁止，正德皇帝不听，又下令把剥下来的六人的皮制作成马鞍镫，他有时出行，就骑坐这备有人皮鞍的马。
嘉靖年间，著名抗倭将领汤克宽率兵平定海寇，将海寇首领王艮俘获处死，把他的皮剥下来蒙作鼓面，叫“人皮鼓”。这鼓放在北固山佛院内，后世不少人都见过它。它的声音不如牛皮鼓响亮，据说因为人皮比牛皮纹理厚而没有牛皮结实，所以它的声音不如牛皮。明初洪武时，韩观任两广提督，杀人成性，曾剥人皮作成坐褥，这人皮剥得非常完整，耳目口鼻俱全，把它铺在座椅上，人脸正好在椅背上，头发披散在椅后，韩观升帐就坐着这人皮，以示威严。
天启年间，魏忠贤擅政时也常用剥皮的手段。当时，“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而且，魏忠贤剥皮的方法非常奇特。有一天，某旅店里有五个人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个人说魏忠贤作恶多端，不久肯定会倒台。另外四人有的沉默不语，有的感到害怕，有的劝他说话要慎重，不然会招来灾祸。那人大声说：“魏忠贤虽然专横，他总不能把我剥皮，我怕什么！”当天夜里，众人都在熟睡，忽然门被推开，闯进来几个人，举着火把照了照每人的面孔，把那位说大话的逮走了。不一会，又把一同饮酒的另外四个人也逮了去，带到一处衙门，先捕的那人一丝不挂躺在那里，手和脚都钉在门板上，堂上高坐着一使衣装鲜丽的显官，正是魏忠贤。魏忠贤对四个人说：“这位说我不能剥他的皮，今天不妨试一试。”就命令手下入取来熔化的沥青2浇在那人身上，过一会沥青冷却凝固，用锤子敲打，只见沥青和人皮一齐脱掉，形成一幅完整的人的皮壳。那四个人吓得半死，魏忠贤对他们每人赏给五两银子压惊，把他们放走了。
明末张献忠将人剥皮的事例很多。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对明朝统治者的虐政实行农民式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他大概是因为亲眼看到了蓝玉被剥的人皮，所以他也对明朝的官员予以剥皮。他不仅使用了明朝皇帝曾经使用过的剥皮手段，而且还有不少独出心裁的花样。张献忠入蜀后动不动就拿人剥皮，而目大都是活剥。剥皮时，先从被剥者的后脖颈开刀，顺脊背往下到肛门割一道缝，然后把皮肤问两侧撕裂，背部和两臂之间撕离开肉的皮肤连在一起，左右张开，就像两只蝙蝠翅膀似的。这样被剥的人要等到一天多才能断气。如果被剥的人当场致命，行刑的人就要被处死。3当时成都府彭县有个叫龚完敬的，本是崇祯十年（1637）进土，崇祯十六年（1643）因死了父亲回原籍守孝，张献忠占领成都后他表示降顺，被授予官职，但他心里不愿背叛明朝。张献忠想杀他，把他的仆人抓来问龚完敬每天在家中干什么。其中一个叫龚应登的仆人说，完敬每天五更时起床焚香祷告，不知祷告些什么，每天退朝回来只是叹气，不说一句话，过节时给祖宗绕纸后，记帐单下只写乙酉字样，不书大顺年号，等等。张献忠听到“不书大顺年号”这一句，勃然大怒，喝令刀斧手把龚完敬拿下，推出朝门，活活剥皮，并把剥下的人皮揎上草，晓谕四方。龚完敬的弟弟龚完淳、龚完敬熙及家属婢仆共一百余人同日处死。
张献忠的部下孙可望后来投降了南明，被永历帝朱由榔封为秦王。他也是个惯剥皮的能手。永历六年（即顺治九年，1652），孙可望杀了陈邦传，并剥下他的皮传示各地。御史李如月向永历帝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永历帝不敢得罪孙可望，就打了李如月四十大板。孙可望的亲信张应科知道了，就向孙可望报告，孙可望大怒，立即命令张应科把李如月抓来剥皮。张应科遵命逮捕李如月，绑在朝门外，又准备了一筐石灰，一捆稻草，放在他面前。李如月问这是干什么用的，一个人告诉他：“这是揎你的草。”李月如叱骂道：“瞎眼的奴才！这草颗颗都是文章，节节都里忠肠！”不一会，张应科站住右边角门台阶上，传达孙可望的旨意，喝令李如月跪下，李如月又骂道：“我是朝廷命官，岂能跪听反贼的命令？”于是步行到中门，向永历帝居住的南宫行跪拜礼。张应科命令把李如月扒掉衣服，按倒在地上，用刀割开脊背的皮肤，直到臀部，李如月大叫道：“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喊着孙可望的名字痛骂。剥皮剥到四肢时，把他的手和脚都砍断，再把他翻过来剥前胸的皮，这时李如月只能发出细微的声音了，仍能听得出是在骂人，直到最后砍断脖子时，李如月才死去。张应科又指使从人把李如月的皮用石灰渍干，用线缝好，中间塞满草，送到北城门通衢上悬挂起来。
从这里描述的剥皮经过可见孙可望的残忍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鲁迅在引述这段故事之后，评论说，张献忠的剥皮法是“流贼”式的，孙可望虽说也是流贼出身，但他既然是南明王朝的秦王，后来又降清被封为义王，因而他的剥皮法其实是官式的，这和当初永乐皇帝剥景清的皮的方法完全相同。又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
清朝没有剥皮之刑，在清代正史、野史及笔记中尚未见到这方面的记载。但是，剥皮这种酷刑并不能说已彻底绝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曾对反抗他们的中国人实行剥皮，电影《红高粱》所描写的剥皮情节，原来是取材于《高密县志》记载的真实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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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存本《草木子》未载此事，这里的记述见于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三引，而赵翼所引可能是《草木子余录》，今未见。祝允明《野记》和李默《孤树裒谈》也记有此事。另外，田艺衡《留青日记》卷二十七“皮场庙”云：“王叔永载行都试礼部者，皆祷于皮场庙。皮场，即剥皮之所也。” 回文章
2.即松香。《事物异名录·树木·松脂》云：“《群芳谱》：松香，一名沥青。” 回文章
3.王朝《甲申朝事小记·张献忠记》。另外，《蜀碧》、《蜀龟鉴》亦有记载，文字稍异。 回文章
炮 烙
商代末年，纣王的宠妃妲己心性狠毒，脾气乖戾，平时很少发笑。纣王为了讨她的欢心，想了许多办法，但妲己脸上难得有一丝笑容。有一天，纣王看见一只蚂蚁爬到了烧热的铜斗上，细小的蚁足被烙伤，不能继续爬行，只是在那里翻滚、挣扎，觉得很有趣，心想，如果人被火烙，那种痛苦挣扎的狼狈相一定更好看。于是，纣王就让人用铜制成方格，下面煨上炭火，把铜格子烧得通红，让有罪的囚犯赤着双脚在上面行走，囚犯痛得惨叫不已，有的人就从格子上掉下来，落入火中被烧死。妲己看到这种情景，果然高兴得咧嘴大笑。纣王大喜，以后经常用铜格子烙人逗妲己发笑，许多人被烙伤或致死。
关于纣王烙人所用的刑具，古代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铜格子。《史记·殷本纪》中的司马贞索引说，纣王“见蚁布铜斗，足废而死，于是为铜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荀子·议兵篇》记此事时说是“炮格”。《吕氏春秋·过理篇》有“肉圃为格”一句，高氏注云：“以铜为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烂堕火而死。”显然，这里也认为是铜格。郑康成注《周礼·牛人》篇说“互若今屠家悬肉格意，纣所为亦相似”，与高氏注《吕氏春秋》所言相同。
但是，也有不少书中说纣王烙人用的是铜柱。《史记·殷本纪》的集解引《列女传》说：“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汉书·谷永传》有“榜棰僭于炮烙”一句，颜师古注云：“膏涂铜柱，加之火上。”说它是铜柱更能突出“烙”的意思，所以《韩非子》、《淮南子》等书就不称“炮格”而称“炮烙”。《淮南子·俶真训》又说，纣王所用的不是铜柱而是“金柱”。也许是铜有金色，所以称铜柱为金柱，或者是纣王既用过铜柱，也铸造过金柱，此事难以详考。但就刑具的形式和施行后果而言，铜柱和金柱没有太大的区别，兹不多论。
后世谈到炮烙之刑，多说是铜柱。有关的故事还对施行炮烙的详细情形作了具体的描述，相传明末有个名叫俞寿霍的，崇祯年间的某一天夜晚做梦被阎王差遣的小鬼拘拿到阴曹地府，阎王高坐在阴司大堂，宣判说，俞寿霍平时经常屠杀毒害生灵，应该受炮烙的刑罚。于是，鬼役们抬过来一根铜柱，竖在大堂边一角的地面上，高约七八尺，铜柱的中间是空的，燃烧着木炭，烈焰飞腾，把铜柱烧得上下通红。阎王喝令用刑，两名青面红须、状貌狰狞的鬼卒齐声答应，立即动手，一个抓住俞的头发，一个脱掉俞的衣服，要把俞往铜柱上放。俞寿霍吓得浑身打颤，心胆俱碎。这虽然是笔记小说作者的虚构，但这个故事毕竟反映了人世间确实实行过的炮烙之刑，也反映了古人对炮烙的用刑方法的理解。
也有人说炮烙的刑罚并非始于商纣王，远在夏桀时代就使用过。《符子》记载，桀在瑶台观看炮烙囚犯，对在场的大臣关龙逢说：“你觉得快乐吗？”龙逢回答说快乐。桀说：“观看别人手这样的酷刑，你怎么没有一点儿恻隐之心呢？”龙逢回答说：“天下人认为苦，但君王认为乐，我是君王的股肱重臣，哪能不说快乐？”桀说：“听你的话的意思，好像是想劝谏我。那么你就说吧，如果谏得有道理，我就改正，若谏得无理，我就让你也尝一尝炮烙的滋味。”龙逢说：“依我看，君王的帽子是摇晃欲坠的危石，君王的鞋履是薄脆欲裂的春冰。头顶危石而不被压死，脚踩春冰而不塌陷，那是不可能的。”桀冷笑道：“我的生命是和太阳共存亡的。你只知道我将要死亡，却不知道你自己已离死不远了，现在就让你受炮烙的刑罚，我要亲自看一看你是怎么死的。”龙逢从容不迫地唱着歌，纵身投入火中而死。
关龙逢是传说中的著名忠臣，他死于炮烙的说法仅见于《符子》。《史记·夏本纪》和《竹书纪年》都没有提到夏桀曾使用过炮烙之刑的事例。罗泌《路史》也说炮烙之刑始于商纣，而非始于夏桀。大概因为夏桀十分暴虐，世人共愤，人们才把炮烙这种极端残忍的行为也加到他身上。综观诸书记载，说炮烙之刑始于商纣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的始祖西伯在向商献洛西之地时，曾请求纣王废除炮烙之刑，纣王不得已而答应了。西伯的意见顺乎人心，所以他得到人民的拥护，后来武王举起罚纣的旗帜，终于灭商兴周。但是，炮烙之刑并没有随着纣的灭亡而绝迹，它被后世的一些暴君酷吏继承下来。
辽穆宗耶律璟即位后，嗜酒好猎，不恤政事，其残忍横暴的程度，不次于商纣。他对待宫中的五坊、掌兽、近侍、风奉膳、掌酒等御用杂役人员，发现他们稍有小过就加以炮烙或铁梳之刑。所谓铁梳，顾名思义是铁齿梳子，用来梳罪人的身体，把肉一条条地刷下来。铁梳和炮烙并用，其惨无比。罪人受过炮烙之后，身上的皮肉都被烙熟了，再用铁梳，很容易把肉刷掉，只剩下白骨，这样罪人必死无疑。应历十五年（964），虞人沙剌迭丢失一只鹅没有找到，就被处以炮烙和铁梳之刑而死。
北宋末年靖康之难时，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被金人掳去，也受过类似于炮烙的酷刑。据小说《说岳全传》描写，金人把徽钦二帝俘虏后，老狼主传令把银安殿的地面烧热，将二帝换了衣帽，给他们头上戴上狗皮帽子，身上穿了青衣，身后挂一条狗尾巴，腰间挂着铜鼓，衣带上挂了六个大响铃，手上绑着两根细柳枝，然后把他们的鞋袜脱去，让他们赤着脚站到被烧热的光地上。徽钦二帝脚底板挨烫，忍不住双脚乱跳，这样，身上的铜鼓和铃铛一齐响起来，手上的柳枝乱晃，好像在跳舞似的。金邦的老狼主及其臣僚们在旁边饮酒，观赏作乐。金人的行为，目的在于显示侵略者的淫威，他们不但没有把徽钦二帝当作皇帝，也不把二帝当人看，而是视为可以尽情蹂躏、任意耍弄的动物。大宋朝的威严和脸面，在金国侵略者的暴行之下完全丢尽了，难怪当时宋朝的名臣李若水看到这种情景，不顾一切地把徽钦二帝从银安殿抱下来，然后骂敌而死。这段情节仅见于小说，正史中未有记载，是否真实，尚待考证。
《说岳全传》所描写的金邦老狼主对付徽钦二帝的方法，本来是女真人虐食动物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到清代仍有人使用，名为“烧鹅掌”。康熙年间一位满族王公大臣就爱吃这样的鹅掌。办法是在地上支起一块铁楞，下面燃火把它烧热，像北方的汉民族烙饼的鏊子似的。把鹅放在铁楞上，用铁笼罩住，鹅脚被烫，必然一边惨叫，一边不停地跳跃，不一会鹅掌被烙熟，胀大如同团扇，鹅却还没有死。这时把鹅取出来，割取鹅掌，调以佐料，味道佳美无比。某王公用这种办法吃了许多鹅掌，饱享口福。康熙二十八年（1689）夏包子作乱时，将这位王公活捉，有人知道他有爱吃“烧鹅掌”的嗜好，就决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铁楞把他活活烙死。*某王公的下场，比徽钦二帝还要悲惨。乾隆时著名文学家袁枚曾提到“烧鹅掌”，认为它和用钩刀取活鸡的肝脏烹炒而食的做法一样，都是残害生灵的行为，绝不可行。1其实，烧鹅掌并不是女真民族的发明，汉族的历史上早就有人这样做了。唐武则天时，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分别掌管控鹤监和秘书监，都受武则天的宠信，二人比赛似的显示豪奢和残暴。张易之制作一个大铁蒸笼，笼内燃着炭火，火旁边放一个铜盆，盆里盛着五味汁。鹅鸭放进铁笼中，受到烘烤，必然焦渴，就饮那汤汁，而汤汁也已被烤热。这样，鹅鸭内外受热，不一会就毛落肉熟而死。张昌宗则是建造一间小房子，密不透风，中间燃上炭火，火旁放置五味，把一头毛驴拴在房中，像张易之烤鹅鸭似的直到把驴肉烤熟，供他食用。此类做法甚多，不仅食鹅鸭，食驴肉是这样，还有一种食鳖的方法也与此相似。2古代文人记载这些虐食动物的行为时，都持谴责态度，说这些人肆行酷虐必然不得好报。如果用这样的方法作为惩治人的刑罚，那就更不合乎人性的了。
但是，这种非人性的酷刑在汉民族的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南宋初年的著名抗金将领曲端就是被铁笼烤死的。曲端为人忠直，富有谋略，抗击金兵屡立战功。建炎四年（1130），秦桧党羽张浚诬告曲端谋反，将他逮捕，关进恭州（今四川巴县）监狱。那边八月初三日，狱官遵照张浚旨意，让曲端坐在一个铁笼子里，四面煨火烘烤，曲端又热又烫，口渴难忍，向狱官要水喝，狱官就把白酒递给他。曲端饮酒后，正如火上浇油，不一会便九窍流血而死，终年仅四十二岁。
明代宣德初年，明成祖的次子朱高煦的死与曲端相仿。宣宗朱瞻基即位后，高煦自恃勇武绝伦，妄图谋夺帝位，失败后被监禁。宣宗到狱中去看望这位叔父，高煦出其不意伸脚把当皇帝的侄儿绊了一个大跟斗。宣宗大怒，立即命令武士抬来一个大铜缸，缸口朝下把高煦扣住。这铜缸有三百多斤，高煦在里面用力顶，竟能把铜缸顶得左右摇晃。宣宗见高煦难以制服，又叫人取来木炭堆在铜缸四周，用火点燃，铜缸逐渐被烧红，后来熔化为铜汁，把一个英雄无敌的朱高煦活活烧死。清初尤侗作《明史乐府》诗，其中云“可怜高煦亦英雄，顷刻烧死铜缸中”，就是指的这件事。
上述的铁笼烤和铜缸烧，其实都是炮烙之刑的另一种形式。此外，明代拷讯犯人时，常用炮烙之刑来逼取口供。正德年间，著名思想家王守仁的学生冀元亨就受到炮烙。王守仁率军平定了宸濠的叛乱，宦官张忠、许泰等反而诬陷王守仁与宸濠私通。他们审问宸濠，宸濠开始不承认王守仁与自己有来往，后来被盘问不已，就说曾派冀元亨拜王守仁为师。于是，张忠等人拷问冀元亨，并使用炮烙，冀元亨始终不招。张忠等人无可奈何，只好把他监禁，知道嘉靖改元才被释放。但冀元亨因刑伤过重，出狱后五天就死了。
有些酷吏审讯犯人时，所用的刑具有烙铁、火钳等，也属于炮烙一类。明天启年间，魏忠贤控制的镇抚司使用的刑具有一种名为“红绣鞋”。就是一双铁鞋，把它放在炭火中烧红，用铁钳夹出来，让犯人赤脚穿上，脚一进入鞋中，立即皮焦肉烂，严重者造成终身残废。“红绣鞋”到清代还保存在库房里，顺治时，刑部尚书图海认为这种刑具太惨酷，下令把它毁掉，免得后来再有人用它。但是，这位刑部尚书只是毁掉一种刑具而已，却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炮烙之刑。后来，某些酷吏审讯犯人或者统治者对造反的民众进行报复时，仍然常常使用炮烙。如太平天国的一些将领和骨干在被清军俘虏后，不少人就受到炮烙一类刑罚的摧残，事例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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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八“戒杀生”云：“袁简斋岁园食单云，钩刀取生鸡之肝，烧地炙热鹅之掌，至为惨毒。” 回文章
2.张大复《梅花草堂集·笔谈》“戒杀”一则云：“里贵介子有好食鳖者，庖人思悦之，乃置数孔釜盖上，文火煨之，鳖燥甚，其首向孔出，则取酥与浆沃之。乃沃数次乃憋大醉，其味美特甚。” 回文章
烹 煮
据历史记载，周的始祖西伯被囚禁于羑里的时候，西伯的儿子伯邑考在殷都作人质，为纣王当车夫。纣王把伯邑考放在大锅里“烹为羹”，赐给西伯。西伯不知是人肉羹，就把它吃了。纣王得意地对别人说：“谁说西伯是圣人？他吃了自己儿子的肉羹还不知道呢！”这是古代烹人的最早的事例。
烹人的大锅古时叫做鼎或鑊。都是用铜或铁铸成的，不同的是鼎有三只足，鑊无足。《淮南子·说山训》篇有“尝一脔肉，知一鑊之味”之语，高銹注：“有足曰鼎，无足曰鑊。”颜师古也说：“鼎大而无足曰鑊。”因为烹人要用鼎或鑊，所以，古时就把这种酷刑叫做鑊烹、鼎鑊或汤鑊。如《汉书·刑法志》说“陵夷至于战国，……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肋、鑊亨（烹）之刑”，《旧唐书·魏元忠传》说：“既诛贼谢天下，虽死鼎鑊所甘心”，《史记·廉颇蔺相如传》说“臣令人持璧归，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请就汤鑊”。
春秋时，周室衰微，诸侯混战，法制没有规定，那时的国君将人处死，常采用烹的方法。周夷王在位时，齐哀公因纪侯在周室进谗言，而被周夷王用大鼎烹死。公元前五四七年，宋国太子痤被成公囚禁，自缢而死，后来成公知道太子是无罪的，非常懊悔，就烹杀拨弄是非的寺人伊戾。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楚国的白公逃到山中自缢而死，白公的学生微子抓住了石乞，问他白公死的地方，石乞无论如何也不肯说，微子就把石乞烹死。晋公子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国有个叫被瞻（有的书作叔瞻）的臣子劝郑文公杀掉重耳，郑文公没有听从。后来重耳归国即位，就是晋文公，他率军攻打郑国，指名要被瞻这个人，以报昔日之仇。被瞻向郑文公请求把自己交出去，来解救国家的危急，郑文公说：“这样做，我的罪过就太大了。”被瞻悦：“死了我一个，可以保全社稷，臣甘心情愿。”于是，郑文公派人把被瞻送到晋国军营中。晋文公命令准备好大鼎，要烹被瞻，被瞻用两口手按着鼎的铜耳，不肯进去，大声叫道：“晋军将士们，都听我说，当今世界上再没有像我被瞻这样的忠实于国君的人了。可是，忠于自己的国君，只能落个挨烹的下场啊！”晋文公听了他的叫喊，被他的忠诚和勇敢所感动，就改变了主意，向被瞻道歉，并宣布撤军，同时把被瞻送回郑国。
被瞻因忠勇而免遭鼎烹之刑，后世传为佳话。战国时，却有一位贤明之士因忠于国君而被烹，为后世留下千古遗憾。此人是齐国人，名叫文挚，医术及其高明。有一年，齐泯王生了一个恶疮，派人到宋国请文挚（当时文挚游历至宋）。文挚归国，诊察了泯王的病情，私下对太子说：“大王的病我是可以治好的，但治好了他的病，他也一定要杀死我。”太子大惊，问为什么，文挚说：“大王长的这个恶疮，必须让他发一场雷霆之怒，才能治好，否则就没有救了；但要使他发怒，我就犯下死罪了。”太子向他叩首求告说：“先生只要能治好父王的病，我和我的母后一定要以死在父王面前为你表白，父王一定会看在母后和我的面上，赦你无罪，请先生不要担心。”文挚说：“既然如此，我就是被大王杀死，也没什么说的了。”于是，文挚叫人报告齐泯王，说某日某时文挚前去治疗。结果到了约定的时间文挚却故意不去，泯王心里有些不高兴。这样共约定了三次时间，文挚都没有去，泯王已经非常生气，这时，文挚来了，他不脱鞋子直接上到了泯王床上，踩着泯王的衣服，问泯王病情如何。泯王怒形于色，不理睬他，文挚又故意说气话冲撞泯王，泯王怒不可遏，叱骂文挚，让他滚开。文挚走后，泯王的病情就轻了许多，又过了几天就完全康复。泯王痛恨文挚对自己无礼，决定把他活活烹死。太子和王后极力向泯王求情，泯王十分固执，说什么也不答应，坚持非烹文挚不可。临刑时，武士把捆住了手脚的文挚抬起来，脸朝上放到大鑊中，加柴点火，烧了三天三夜，文挚不但没有死，而且连面色都不变。泯王非常惊异，亲自到鑊边观看。文挚说：“如果一定要我死，为什么不把我脸朝下？那样就断绝了阴阳之气，才能使我绝命。”泯王命令把文挚的身体翻过来，这才把他烹死。这个故事肯定有虚构的部分，因为文挚即使有神奇法术或特异功能，也不能能在沸水中停留三天而不死。古人这样传说，表现了对忠臣义士的景仰和崇敬，也含有对齐泯王的庸鄙无能的嘲讽。
齐泯王的祖父齐威王也曾施用过烹人之刑。当时阿大夫荒于政事，治下境内百姓贫苦，阿大夫却贿赂齐威王左右的人为他说好话。威王查明实情，将阿大夫和左右为他说好话的人一同烹死。
战国时，烹人的事例也不少。其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是乐羊怒啜中山羹的故事。乐羊在魏国做将军，率兵攻打中山国，乐羊的儿子当时正在中山国，中山的国君就烹死乐羊之子，制成肉羹派人送给乐羊，并且明确告诉他这是他儿子的肉。乐羊坐在军帐中，接过肉羹喝光了一大杯，表示攻打中山的决心毫不动摇，结果很快灭掉了中山国。魏文候听到这些情况，对身边的一位大臣堵师赞说：“乐羊吃了自己儿子的肉，这都是为了我啊！”堵师赞回答说：“乐羊连儿子的肉都敢吃，还有谁的肉他不敢吃呢？”魏文候理解了堵师赞话中的意思，虽然对乐羊的功劳给予了奖赏，但却从此时乐羊起了疑心。
秦汉之际，烹刑常用。尚鞅变法时增加肉刑，把鑊烹规定为死刑的处死方式之一。秦末楚汉战争期间，刘、项双方都爱用烹刑。周苛为刘邦守荥阳，被项羽俘虏，拒绝投降，顶羽就烹杀周苛。成皋之战时，项羽抓到了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把他放在一个肉案子上，旁边架起大锅，传话给刘邦说：“你不赶快过来投降我，我就烹死太公。”刘邦回话说：“我和你当初一同拥立楚怀王，约定以兄弟相称，因此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今天你如果一定要烹你的父亲，就请你分给我一杯肉羹吧！”项羽听了这番话，觉得烹死刘太公也无济于事，就没有这样做。刘邦派郦食其去游说齐王田广，让他归顺，郦食其刚见到田广，寒心已率大军攻占齐地，田广大怒，就烹死郦食其。后来韩信被诛，刘邦得知蒯通曾怂恿韩信谋反，就抓到蒯通，要烹他，蒯通说：“夏桀的狗见了尧也要狂吠，并不是因为尧不好，而是因为尧不是它的主人。我当初为韩信出谋划策来反对您，和桀犬吠尧的情况一样。”刘邦就赦免了蒯通。
汉景帝的儿子广川王刘去性情残暴，他和他的王后阳成昭信一同谋害姬人陶望卿，陶望卿被逼无奈，投井而死。昭信叫入把陶望卿的尸体打捞上来，肢解成碎块，放在大鑊中，加上桃灰和毒药一起煮，并且把其他姬妾都叫到跟前，亲眼看着陶望卿的肉和骨头在汤中销化干净。这虽然不是活煮，但其残忍程度也实在骇人听闻。
东汉末年，董卓作乱，他俘获颖川太守李旻及其好友张安，要把他们活活烹杀。李、张二人临入鼎时说：“不同日生，乃同日烹。”他们在临死之前还有心说出这样的诙谐之言，态度虽然从容不迫，但却含有深沉的凄惨。
汉代以后，烹人的酷刑并未绝迹。十六国时，后赵石勒擒获刘寅，当即将他置于鑊汤中煮死。南燕主慕容超曾下诏提议恢复秦时的车裂、鑊烹等酷刑，群臣议论时意见不统一，结果没有正式实行。东魏孝静皇帝武定八年（550），常侍侍讲荀济与华山王大器、元瑾等密谋除掉高欢，高欢觉察，将孝静帝幽禁于含章堂，将大器和元瑾等烹杀于市。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六年（575），三月三日，在都市烹杀妖贼郑子饶。这些，都见于正史记载。
隋代以后，朝廷颁布的刑法正式规定的死刑只有绞、斩、凌迟等，但烹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刑罚一直有人使用。五代时，后唐明宗长兴年间，姚洪奉朝命率数千人戍守阆州，被叛将董彰拘禁，不肯屈服。董彰叫人架起大鑊，添满水烧得滚沸，让十名壮士割姚洪的肉放在锅里煮而食之。姚洪至死大骂不绝。这是将人一边凌迟一边烹，比烹煮整个活人更惨毒。
南宋初，秦桧专政，残害忠良，他也用过烹人的刑罚。直到清末，杭州古代藩属旧址东侧射堂庭院中，还保存着一只大铁鑊，上宽下窄，直径四尺，深二尺多，原有铁盖，后失落。据传说，这只鑊就是当年秦桧烹人用的。但秦桧当时曾经烹过何人，史书未见记载。
上述种种烹人之刑，都是用水煮，这符合“烹”字的本义，《释名》早有“煮之于鑊曰烹”的注解。但是，历史上也有用油炸人的酷刑，这也叫烹，或者叫油烹。南朝梁时，侯景亡命东魏，后来又南奔，高澄命令部下抓到他的妻子，先剥下面皮，然后又用大鑊盛油把他们煎死。清末学者俞樾讲过一个故事，说四川巴县有一名武生，自恃拳勇，武断乡曲，有一天他做梦被阎王抓去，让他受地狱里的种种酷刑，其中就有油炸。俞樾写道：“（冥王）乃命狱卒，以铁叉叉入油鑊中，顷刻肌肤糜烂，脏肺焦灼，苦不可言。”这虽然是梦境，却能反映出用油烹人的那种惨状。现实中确有这样的事例。明初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占领南京，大肆杀戮建文朝臣，其中将兵部尚书铁铉割鼻之后处死，仍不解恨，又命令把铁铉的尸体投入大锅中，让武士用铁叉翻转铁铉使他面朝朱棣，以示谢罪之意，但怎么也不能把他翻转过来，正在捣腾时，突然铁铉尸体爆裂，滚热的油四处飞溅，武士们慌忙散开，这才作罢。铁铉的尸体也在顷刻之间焦黑如炭了。
剖 腹
商代末年的纣王确实称得上暴君之最了，他不仅首创炮烙、烹人等非人的刑罚，而且首开对大臣剖腹取心的先例。当时著名朝臣王子比干见纣王无道，觉得作为臣子应该尽到辅佐君主的责任，就直言进谏，这下子可触怒了纣王，他对比干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窍，你的心是不是这样？”于是，就命令武士们擒住比干，剖开肚子，取出心脏察看是否有窍。1《尚书·泰誓》篇说“剖贤人之心”，《庄子·盗跖》篇说“比干剖心”，《庄子·胠箧》篇说“龙逢斩，比干剖”，《荀子·正论》篇说“刳比干”，都是指的这件事。纣王还将孕妇活活剖开肚子，取出胎儿，观看是男是女。这些行为，实在令人发指。
后世的人们谈及商代的历史，无不谴责纣王的暴虐，但也有不少人效法纣王的残忍。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就是一个纣王式的皇帝，他杀人成性，哪一天不杀人就会感到怏怏不乐。每次出行时，身边的武士带着白木大棍，长短粗细各有名号；还有钳凿锥锯等刑具不离左右，击脑、棰阴、剖心等酷刑随时施加于人，每天都有数十人受到各种刑罚的折磨。有一天，刘昱闻到游击将军孙超口中有大蒜味，就让武士把孙超肚子剖开，看他有没有吃蒜。还有一次刘昱出游，遇见一名孕妇，他让人剖开她的肚子观看胎儿的性别。御医徐文伯在旁，想救这位妇女，就说：“不必剖腹，我已知道，她的腹内是双胞胎，一男一女。” 刘昱坚持要剖开看一看，徐文伯说：“如果用刀斧，胎儿会发生意外的变化，不如让我给她扎一针吧。”于是就用银针扎妇人的泻足、太阴等穴位，两个胎儿顺利地生下来了，母子三人的性命都得到保全。
和刘昱行径相仿的，还有南朝齐东昏侯萧宝卷。有一天他出游到沈公城，百姓们都被驱赶开去，一位妇女将要临产，不能走路，只好待在家中，萧宝卷发现了她，就叫人把她剖腹观胎。另外，晋代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也有这样的行为，她性情残忍而妒忌，看见宫中其他宫女或妃嫔怀孕，就用戟向她的肚子投掷过去，戟刃把肚皮划开，胎儿和戟一同落在地上，这位怀孕的宫嫔当然也就活不成了。
五代时，闽主王曦和宋后废帝刘昱是一丘之貉。他见学士周维岳身材矮小而很能饮酒，感到惊奇，就询问左右的人，有人回答说：“酒入腹后进的是别肠，所以不能以一般人的身材高低肥瘦来估量。”王曦命令武士剖周维岳腹，一定要看一看他的“别肠”，左右有人启奏说：“把周维岳剖腹，他必然会死，那么就没有这样好酒量的人陪陛下饮酒了。”王曦这才放过了周维岳。
汉代，还有一个自我剖腹的事例。济阴人戎良，字子恭，十八岁时在某郡守府衙中做吏员，他容貌俊美，太守诸葛礼很喜欢他，让他做文书工作。其他吏员妒忌戎良，造谣说他和府中的一名婢女私通，诸葛礼竟然听信了谣言，怀疑戎良。戎良感到冤屈，就在诸葛礼面前用刀割开肚子，掏出肝脏，让太守看自己的一颗赤心。戎良秉性正直刚烈，容不得谣言的诬谤，演出这幕骇人的惨剧，诸葛礼即使相信了他的清白，他的性命也无法挽回了。
历史上，剖腹的做法常常用于惩罚冤家对头，取他的心来祭奠自己一方的死难者。五代时，润州守将周宝被牙将刘浩赶走，奔常州，刘浩拥戴薛朗为帅；越王钱镏派杜棱等攻常州，周宝被救回，不久病死。后来，杜棱等攻润州，赶走刘浩，擒获薛朗，剖出他的心祭奠周宝。五代后晋时张彦泽残害百姓，曾将张武剖心断手足处死，激起民愤，后来耶律德光把他擒获，派高勋监刑，处死他，高勋就剖张彦泽之腹，取其心祭奠死者。宋代，军队中将敌方俘虏剖腹取心的做法习以为常，所以在南宋初建炎二年（1128），高宗赵构下诏禁止军队中使用挖眼、剖心等刑罚。但在元代，仍然有人这样做。至正二十二年（1362）六月，田丰、王士诚等人刺杀察罕铁木儿，占据益都，同年十一月，扩廓铁木儿收复益都，杀田丰、王士诚，将他们剖腹取心祭奠察罕。
古典小说中常写到剖心祭奠死者或报仇雪恨的情节。如《水浒传》中武松把潘金莲剖腹后取出心肝祭奠哥哥武大郎，花荣把刘高剖腹取心献给宋江，李逵把黄文炳零割后剜出心肝为宋江报仇，等等。《水浒传》还写到如何剖腹取心的具体细节，第三十二回中，燕顺、王倭虎等人抓到宋江，要用他的心做“醒酒酸辣汤”，小说是这样描写的：
只见一个小喽罗掇一大铜盆水来放在宋江面前，又一个小喽罗卷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剜心尖刀，那个掇水的小喽罗便双手泼起水来浇那宋江心窝里。原来但凡人心都是热血裹着，把这冷水泼散了热血，取出心肝来时，便脆了好吃。
小说的内容是现实的反映。这样的描写说明生活中存在着剖腹取心的事实。宋代，由于此类事件相当多，所以一般的人提起剖腹取心便谈虎色变。当时还曾有人利用人们对剖腹取心的恐惧心理耍弄一些小计谋。宋太宗有这么一个故事。某日，宫中的一名宫女偷偷翻墙逃走被抓获，按照当时有关规定，宫女逃亡被抓是必须杀头的，可是太宗赵炅态度迟疑，好像有不想杀她的意思。有个太监名叫刘承规，为人机敏多智，善于体察人意，宫中都叫他刘七，他看出太宗的矛盾心情，就启奏说：“奴才认为此人不可姑息。皇上要是不杀她，以后宫人还会逃走。请陛下把她交给奴才处置，我把她的心肝取出来呈上。”太宗领会了他的意图，就答应了。六宫妃嫔都跪下来为那位宫女求情，刘承规坚持非这样办不可，于是就当着太宗和众妃嫔的面把那位宫女带走。后来刘承规悄悄地把她安置在附近一个尼姑庵里暂住，不久就派人送她到远方，嫁到一户合适的人家过日子去了。刘承规另外叫人杀一口猪，取出一副猪的心肝，趁热用盒子装起来呈给太宗，说是那宫女的心肝。六宫妃嫔见了都误以为是真的，就围住盒子痛苦起来，既恐惧，又悲哀。太宗揭开盒盖看了一下，立即让刘承规带走埋葬，并且赏给刘承规五锭银子压惊。从此宫女们都谨守宫规，再未发生过逃亡的事件。刘承规的做法是够聪明的，他营救了一位可怜的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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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殷本纪》。又刘向《烈女传》云：“王子比干谏纣，以为妖言，妲己谓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窍有九毛。’遂剖视之。”这与《史记》所言稍异
抽 肠
据说，鹰、雕、鹫等猛禽在啄食兽类时，最先下口的地方是眼睛。它们用尖利的喙把兽的眼睛啄瞎，兽失去视力便无法有效地进行反抗。之后，猛禽们就在兽的肛门处下口，三两下就、啄出大肠头，把肠子唏里咕噜拖出来。兽类被抽了肠子，更无力反抗，猛禽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饱食其肉。
猛禽类大概没有科学思维的大脑，不会懂得兽类的生理解剖学，它们只是凭本能使用了这种残忍食兽类的妙法。人类在残杀动物或惩治同类时，除了挖眼睛外，竟也使用了抽肠的手段。
宋代的韩缜最爱吃驴肠，每次宴请客人时都少不了用驴肠做的一道菜。烹调驴肠需要有很高的手艺。肠放入汤锅，时间短了煮不熟，坚韧而嚼不动；时间稍长又会因太熟而糜烂，变得寡味难吃。要恰当地掌握火候，很不容易。而且，驴肠必须新鲜，存放过夜就会变质。厨师担心这道菜做不好要受到主人责罚，就想出一个周全的办法。每逢宴会，他先准备一头驴子拴在厨房旁边的柱子上，待到宾客入座，开始斟酒传杯的时候，他提刀把驴肚子割开一道口子，抽出驴肠，洗净切碎立即下锅，做成美菜端上宴席。有时来客较多，一头驴子的肠不够用，厨师就同时准备几头毛驴。韩缜在陕西做官时，有一天设宴请客，宴席间一位客人起身去厕所，经过厨房旁边，看见拴在木柱上的几头驴子在那里踢腾、悲鸣，地上鲜血淋漓，他不觉毛骨悚然。这位客人是关中人，本来爱吃驴肉和驴肠，自从亲眼看见这幕惨象之后，他彻底忌口了。韩府的厨师虽然是受主人的差遣不得已而这样做，但他感到如此残害畜生实在心中有愧。因此，他每次取走驴肠之前，总要准备好一些纸钱，等到大厅里宾客们吃完驴肠心满意足的时候，他在僻静处把纸钱焚烧，为受害的驴祷告一番。
人抽驴肠尚且惨不忍睹，若抽人肠就更酷不可闻了。
蒲松龄《聊斋志异》有《抽肠》一篇，写山东莱阳一位村民在午睡时，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妇女携手进入他的住室，妇女袒胸露怀躺在地上，男子将一把屠刀刺入她的心窝，把肚子剖开，把手伸进去拉出肠子，盘在臂肘上，边抽边盘，把胳膊都盘满了，然后取下这盘肠子挂在椅子上，继续抽，抽满一大盘又放在椅子上或茶几上，这样一直抽了几十盘。男子把这些肠子全部拿起来，像渔人撒网捕鱼似的向他掷来。村民觉得一阵热腥扑面，刹那间头脸都被人肠压得严严实实。他不能忍受，用手推开肠子，大叫一声，拼命逃跑，那些肠子落在他的床前，正好绊住他的脚。他一跤跌倒，突然惊醒，原来是一个梦。
这个梦是够奇异的，那梦境中抽肠的景象，也是够可怕的。这种梦见抽肠的情节，并非仅见于蒲松龄笔下。明代嘉靖年间，浚县著名才子卢楠（即《醒世恒言》中《卢太学诗酒傲王侯》的主人公原型人物）有一天曾梦见自己到了东海边，远远望见云霄间彩霞绮丽，光芒四射，海水震荡，十分壮观。第二天，他根据梦中所见情景，写了一篇《沧溟赋》，刚写好一半，他神志困倦，伏桌而睡，又梦见有一个人用刀剖开他的肚子，抽出一段肠子约有四五尺，肠子光洁而呈红黄色，用水洗涤之后又塞到腹腔中。卢楠突然惊醒，顿时觉得文思如泉涌，不一会儿就把这篇赋写好了。
还有一个相似的故事。明万历时，嘉善人陆垹曾官至中丞。他的的儿子陆中锡少年聪慧，陆垹希望他的儿子将来能读书成名。有一天，中锡和某同学在门前闲站，看见一位年轻少妇从面前走过，中锡见少妇颇有姿色，不觉目摇神移，那位同学在旁边看到中锡的神色，怂恿他设法和少妇来往。中锡信了同学 的话，去庙中求神，请神成全他和少妇的桑中之欢。当晚，陆垹刚刚入睡，梦见一位神道相访，对他说：“ 你儿心生邪念，我已请示上帝。本来他命里该中状元，现在将他的功名取消，他今生只能是一名儒生了。 他的那位同学本与功名无缘，现在我要给以他抽肠的惩罚。”陆垹醒来，梦中之事记得清清楚楚，就把中锡唤过来查询。中锡不敢隐瞒，说了实话，不一会，邻人来报告说，中锡的那位同学忽得了急病，肚肠疼得像被抽出来似的，眼看难以活命。陆垹见天道报应来得这么神速，惊叹不已。从此以后，中锡逐渐变得愚鲁迟钝，连文章也写不出来了。
上述数例，都是小说家的附会之言，不能信为真有其事。小说中的抽肠的情节虽然只是梦境或幻觉，但是，作者能写出这样的情节，必然有生活的真实作基础。现实中肯定发生过对人抽肠的事件，作者从书上看到过或听人讲述过这一类的吓人的故事，他才能做出这样的描述。
抽肠作为对人惩罚的酷刑，比小说的描写还要惨毒。这种刑罚早在春秋时就实行过。《庄子·胠箧》篇云：“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句中的“胣”或作“肔”，就是刳出肚肠的意思。苌弘是周敬王时人，约公元前492年以前在世，可见抽肠的历史是多么悠久了。也有人说苌弘是被车裂而死的（参见车裂），详细情况已难考察，可能是苌弘先被车裂，之后又被刳出肠子。
后世使用抽肠的刑罚，典型的事例在明代。明初，朱元璋曾对死刑犯人施行抽肠。具体做法是，把一条横木杆的中间绑一根绳子，高挂在木架上，木杆的一端有铁钩，另一端缒着石块，像是一个巨大的秤。将一端的铁钩放下来，钩入犯人的肛门，把大肠头钩出来，挂在铁钩上，然后将另一端的石块往下拉，这样，铁钩的一端升起，犯人的肠子就被抽出来，高高悬挂成一条直线。犯人惨叫几声，不一会就气绝身亡。张士诚占据江苏称吴王时，其弟士信为丞相，用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三人为参军。这三位都是迂阔无能的书生，没有实际的军事政治才能，当时有人写十七字诗讽刺他们说：“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蔡叶，一夜西风起，干瘪。”不久，朱元璋的大将军徐达领兵攻破苏州，黄、蔡、叶三人皆被处死，并且抽出他们的肠子挂在高处，直至干枯。
明末张献忠抓到的明朝官吏使用的酷刑也有抽肠这一项。做法是，先用刀从人的肛门处挖出大肠头，绑在马腿上，让一人骑着这匹马猛抽一鞭向远处跑去，马啼牵动肠子，越抽越长，转瞬间抽尽扯断，被抽肠的人随即一命呜呼。张献忠的所作所为，是以野蛮对野蛮，以兽性反兽性，以此对明朝的虐政进行变本加厉的报复。鲁迅说过，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也可以说，明朝是以抽肠始、以抽肠终，这也算是一种有始有终吧。
射 杀
弓箭是古代战争中常用的武器。如果在非战争时用箭射的方法把人处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残忍的酷刑。
唐代宝历年间，唐敬宗李湛曾特制一种纸箭，箭头也是用纸制作，里面裹着少许麝香或龙涎香的粉末。宫中闲暇无事的时候，李湛就把宫嫔们叫到一块，他站在一定距离之外用纸箭射她们，被射中的宫女或妃嫔，身上就上了香末，遍体散发出浓烈的香味，却不会感到疼痛。当时宫中把这种纸箭叫做“风流箭”，宫嫔们都希望能射中自己，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到君王的宠幸。她们之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风流箭，中的人人愿。”李湛常用这种办法在宫中寻欢作乐。
所谓风流箭，只是一种娱乐方式，不能算作刑罚。但是，这做法本身却反映了统治者征服他人的心理状态。有些暴君用真正的弓箭射人，亲眼看着被射者饮镞身亡或鲜血迸溅，来获得兽性的满足。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南朝宋元徽年间，后废帝刘昱凶残无道。后来成为齐高帝萧道成当时仕宋为中领军。刘昱早想除掉他。某年夏天，天气炎热，萧道成袒胸露腹，躺在府中、树阴下睡午觉，刘昱不经侍卫通报，径自来到院内。他见萧道成睡得正熟，就用笔在萧道成的肚子上画出箭靶。这是时萧道成被弄醒了，刘昱就让他站在厅中，自己站到稍远的地方，引弓搭箭，瞄着他肚子的靶准备发射。萧道成在这紧急关头神色不变，施礼说：“老臣无罪。” 刘昱的侍从中有个名叫王天思的进谏说：“萧领军的肚子大，作为箭靶是最好不过了，但是，陛下一箭就能把他射死，以后还怎么射呢？不如改用雹箭来射他。”雹箭是一种不带镞箭头的演习所用的箭支，不会伤人，王天思用这番话巧妙地为萧道成解难。刘昱果然采纳了他的主意，叫人取来雹箭，搭在弦上，一箭射去，正射着萧道成的脐眼。刘昱非常高兴，他把弓扔到一边，大笑道：“你们看我的箭法怎么样？”众人谁敢扫他的兴？只得随声附和。后来，刘昱又叫人用木头刻成萧道成的摸样，在木人的肚皮上画出箭靶，他叫侍从们都用箭来射。刘昱的所作所为正是为了满足一种虐待欲和报复欲，但是他始终没能把萧道成置于死地，而他自己却在十五岁时就因施虐过分被身边的侍从们杀死了。
历史上用箭射人的暴君酷吏又何止一个刘昱？唐初，唐太宗的第五个儿子李祐横行不法，他的长史权万纪经常直言进谏，李祐特别忌恨他，贞观十七年（643），权万纪奉诏入京，李祐派亲信燕弘亮追到途中大_众_电-子#书，用箭把他射死。武则天时，和亲使者杨齐庄和另外一名官员段瓒被匈奴拘禁，段瓒约杨齐庄一同逃走，杨齐庄害怕事情不成而遭祸，段瓒便一人先逃了回来，受到武则天的奖赏。不久，杨齐庄也回到京师，武则天怀疑他通敌，传旨让王懿宗审理此案。王懿宗素以酷暴著称，他主张将杨齐庄处死，并得到武则天的准许。于是，王懿宗把杨齐庄带到洛阳天津桥南，截断手足，高吊起来，命令段瓒用箭射他。段瓒三发三中，接着又有段瑾取箭射他，也射中他的身体。王懿宗又命令诸司百官都一齐用箭射他。一刹时，杨齐庄的身体中了数十箭，像只刺猬似的，但他的嘴唇仍在微微翕动，好像还有一口气。王懿宗又命令把杨齐庄放下来，用刀刺入胸膛，再向下剖开肚子，取出心脏，杨齐庄才死去。明洪武年间，叶伯巨上书言事，触怒了朱元璋，朱元璋竟要亲手用弓箭射死他。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下旨开拓西内皇城，大兴土木，刑部主事郭循极力进谏，宣宗不听，命令武士把郭循用毡报裹起来，抬到宫中，亲自审问。郭循不肯屈服，慷慨申辩，宣宗大怒，就取来弓箭射中郭循的头部，血流满面，之后又把他下锦衣卫狱，直到宣宗死后才释放。
在有的朝代，射杀也曾被用作惩罚罪人的手段。汉元帝初元年间，王尊任美阳（今陕西武功西南）县令，该县有个妇女控告他的义子不孝，说这位义子要以她为妻，若不顺从就予以毒打。王尊审理此案，派吏调查属实，将那义子逮捕，吊在树上，王尊亲自监刑，让五百名骑士张弓搭箭，把他射死。官吏和百姓们看到这种情景，无不惊骇。辽代刑法规定，有一种处死方式曰“射鬼箭”，就是乱箭把人射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七年（913）六月，养子涅里思参与叛乱，太祖下令用鬼箭把他射杀。天赞二年（923），太祖讨平叛贼奚胡损，将他擒获，也以射鬼箭处死。天愿十二年（937），辽太宗耶律德光在云州北将唐大同军节度判官吴峦射了鬼箭。乾亨二年（980），辽景宗耶律贤驾幸南京（今北京市），将擒获的敌方俘虏也射了鬼箭。另外，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四年（986）五月，辽国俘获了一批宋朝的官吏与百姓，同年十二月，俘获一批宋朝士兵，统和二十二年（1004）闰九月，辽主亲自南征，俘获了数名宋朝间谍，兴宗耶律宗真重熙十三年（1044）俘获党项族的斥候，等等，统统以射鬼箭处死。还有，辽穆宗应历七年（957）四月，女巫萧古进献益寿延年的药方，并说煎药时必须用男人的胆汁作配剂，穆宗耶律璟按方服药，几年间为取胆汁杀死许多人。后来，穆宗发觉这是骗人的把戏，就命令逮捕女巫，把她乱箭射死。辽代统治者是游牧出身的少数民族，擅长骑射，因而爱用箭射的方法将人处死，这不奇怪；但在汉民族统治的朝代，乱箭射人的做法依然被采用，如各代在军队出征时取出一名死囚犯来“射鬼箭”，作为祭旗的仪式，显然是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影响。
和用箭将人射死的做法相似的，还有用弹子弹人的手段。春秋时，晋灵公夷皋奢侈而暴虐，他聚敛民财建造百尺高台，雕墙绘梁，极其华丽。他常站在高台上用弹子击打台下过往行人，看见人们惊慌走避则以为快乐。三国时，魏国的齐王曹芳也喜欢用弹子打人。他看见朝臣令狐景不顺眼，就用弹子打他的头部和眼睛，令狐景竟然任他击打，不肯躲避。清商丞庞熙直言进谏，曹芳又用弹子打庞熙。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在位时，瑯琊内史孙无终为人贪横，姬妾中有人违拂他的意旨，他就取弹子弹她们的脸。十六国时，后赵石虎喜游猎，善击弹，左右手都能发射，发则必中，他常用弹子随意打人，军中将士们都非常怕他。北齐时，南阳王高绰任定州刺史时，也曾仿效当年的晋灵公，建筑高楼，在楼上用弹子打人。唐初，高祖李渊的第二十二个儿子滕王李元婴更是无赖，他任金州刺史时，每逢农忙季节就带领侍从到乡间游玩，一路上看见行人就取出随身所带的弹子击打，行人纷纷躲避，李元婴则纵情大笑。这些用弹子弹人的事例，纯粹是某些虐待狂的残忍意识的肆意发泄，完全不受法制、法规的约束，同前面所述随意用箭射人的事例一样，只有古代暴虐无道的统治者才能如此为所欲为。
沉 河
战国时期，魏国魏文侯在位时（公元前446～公元前396）时，邺地（今河北省临漳县一带）的三老、廷掾勾结女巫，聚敛百姓钱财，假言说是为河伯娶亲，每年挑选民家女沉入漳河。西门豹任邺令以后，识破了女巫们的阴谋，将计就计，把女巫和三老投入河中。这个脍炙人口的“西门豹乔送河伯妇”的故事，说明了这样的事实，战国时已经有把人沉入河中的做法。三老、廷掾和女巫耍弄欺骗手段，借机渔利，竟使无辜少女惨遭毒手。西门豹运用智慧和权力，以毒攻毒，为当地百姓除了大害。
把沉河作为惩罚人的酷刑，春秋时早已采用，晋国的赵简子曾把鸾缴沉入河中。赵简子对别人说：“我爱好声色，鸾缴立即给我送来歌女舞姬；我爱好宫室，鸾缴很快为我建好亭台楼阁。但是，我喜爱有才能的仁人志士，鸾缴却没有选中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是助长我的过错而损害我的善行，要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呢？”赵简子的做法，意在惩治谗佞之徒，鸾缴被沉河也算是罪有应得。鲁成公十一年（公元前580），晋国的郤犨向鲁国的声伯求婚，声伯强行夺取施氏的妻子嫁给郤犨。施妻和郤氏生了两个儿子，后来郤犨病死，晋国人把施妻送还鲁国，仍旧施氏，施氏就把郤氏的两个儿子沉到河中淹死。如果将上述两例加以比较，可以说，施氏的做法，处理的是本家族的私事，沉河属于私刑，而赵简子的做法则带有官刑的性质。
沉河不论作为宫刑或私刑，后世都曾被使用过。北魏时曾规定，凡是利用巫蛊之术害人的，都要让他背一只黑色的公羊、拖着一条狗，一齐沉到深渊中。这是朝廷明文颁布的刑法，当是官刑。沉渊就是沉河，这负羊拖犬的做法，像是一种迷信的仪式，也可能是仿效历史上的西门豹，对那些害人的巫蛊者的惩罚手段也带上一些巫蛊的色彩。
唐代末年，李福镇守南梁州时，该地区有不少在朝做官者的庄园和田产。这些做官者的子弟在这里居住，结伙为非作歹，不受官府管束，当地百姓颇受其害。李福到任后，让人制造一批大竹笼，然后把作恶最严重的几个官宦子弟叫来，询问他们的家族世系和在朝做官的父兄或姻亲的姓名，他们都一一作了回答。李福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倚仗着官宦家庭的门第和权势，在乡间做出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不是给在外做官的尊长脸上抹黑吗？今天我要对你们严加惩处，你们的尊长知道了，一定会赞赏我的做法。”于是，李福下令把这几名首恶分子装到大竹笼里，沉入汉江，并向民众宣布说：“这伙人横行霸道，残害黎民，不曾受过约束，我让他们死后也永远处在牢笼之中。”从此，其他官宦子弟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李福创造的沉竹笼的方法在南方不少地区被民间继承下来，成为一种处治奸宄的通用手段。有些地区的家族统治比较严苛，家族内部若有人背叛或危害家族利益，或者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本族的族长可以决定将他“沉竹笼”。有的地区是直接在人的身体上绑上石头，沉入江中。这是族规范围内，最重的惩罚。直到现代，某些偏远山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规矩。近年来，虽然经过多年的法制宣传教育，仍然偶尔发生此类事件。
明代，在官方规定的刑罚之外，也采用过那种原始而野蛮的沉河的刑罚。洪武年间，有个叫陈养浩的佥事，作的诗中写了“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二句，朱元璋知道后，以为是怨恨朝廷，下令将他遣送到湖广，投到河中淹死。正德年间的名臣王守仁上疏言事，得罪刘瑾，谪贬贵州龙场驿丞，还未前往，暂居在杭州胜果寺，有一天来了两名军校，说是“奉圣旨赐你淹死，不可迟缓”，立即把他带走，捆绑起来，从江边投入水中。当然，这一次并没有把王守仁淹死，这件事也不见于《明史》中王守仁本传，详细情形尚待考，但在正德年间刘瑾派遣特务把人暗地里投河处死，不是不可能的。到了明末，张献忠使用过的酷刑也包括沉河。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攻陷汉阳，又率全军从鸭蛋洲渡江，占领武昌，生擒楚王朱华奎，也把他装到竹笼里，沉入长江。
以上所述都是把活人沉河的事例，这当然都是相当残酷的。在古代，更多的做法是把人杀死之后，将尸体投入河中。春秋时，吴国的伍子胥。被太宰伯(喜否)谗害，自刎而死，吴王夫差把他的尸体装入一个皮袋子，投到江中。也有人说，当时吴国亡后，越人把西施也用皮袋子装着，扔到江里，让它随波漂浮。唐李商隐《景阳井》诗云“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独得葬西施”，皮日休《馆娃宫怀古诗》云“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都是咏的这件事。另外，春秋时，楚国的司马子期死后，尸体也被抛入江中。这种投尸于江河的做法后世也常见。十六国时，西秦乞伏暮末的弟弟轲殊罗与叔父什寅谋杀暮末，暮末得到消息，捕获其同党尽皆处死，赦免了弟弟，将叔父什寅剖腹，挖出肚肠，然后抛尸河中。北齐时，齐文宣帝高洋在某年冬天杀阴王晖业，派人凿开冰层，把他的尸体沉到水里。唐末天九零五年六月，朱光忠在白马驿把朝臣裴枢、独孤损、崔远等三十余人在一个晚上尽行杀戮，把他们的尸体都投入河中。当时投靠朱全忠的李振原来曾多次赴试，没有考中，因此特别忌恨那些进士出身的朝臣，他对朱全忠说：“崔枢这伙人平常以清流自居，应该把他们都扔到黄河里，让他们成为浊流。”于是朱全忠采纳了他的意见。《金史·海陵纪》中的记述则更为残酷，一一六一年八月，金主完颜亮杀皇太后徒单氏于宁德宫，又命令将她的尸体焚烧，把她的骨头抛到河里。
投尸于河虽然不能算作刑罚，但它和将活人沉河的刑罚一样，都是人类的报复心理和残忍意识的发泄，这同春秋时西门豹将坏人沉河的行为相比，其性质完全不同了。
绞 缢
今天，人们对绞刑是比较熟悉的。在世界近代史上，不少革命者被推上了绞架，英勇就义。这种绞刑并不是近代的产物，它在中国古代具有悠久的历史。
《左传·哀公二年》有“若其有罪，绞缢以戮”的话，杜预注解说：“绞，所以缢人物。”即是说，绞的本意指一件东西，当是绳或带等索类物品，可以把人缢死。在这之前，人们早已把自缢作为一种自杀的方式，如晋献公时，太子申生受骊姬迫害，于公元前656年十二月自缢于新城（今曲沃）1。把缢死作为惩治人的刑罚，今世学者一般认为它始于《左传·哀公二年》的那条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