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这套《自传》丛书中有几位作者，他们在自己传记的篇首就担心接受这项任务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觉得和他们相比，我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因为，这类文章我发表过不止一篇，从那些文章题目的性质来看，我个人经历的记述已经超过了通常所需要的，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必需占有的篇幅。
我第一次介绍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和内容，是一九〇九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当时，我应邀参加了该校二十周年的校庆活动，并在那里作了五次讲演①。就在前不久、美国准备要出一本介绍二十世纪初有关情况的集子②，鉴于该书编者认识到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性，打算专辟一章予以介绍，我又欣然为他们写了一篇内容相仿的文章。在这两次中间，我还发表过一篇名为《精神分析运动史》的论文，我在这里要讲的基本内容，其实在那篇文章中皆已有所论及。因此，为了避免前后不一，避免完全重复，我必须将主观态度和客观评价、个人生平和历史材料重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叙述③。
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我出生在摩拉维亚一个名叫弗赖堡的小城镇里，那地方现在属于捷克斯洛伐克。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也保持着这一血统。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祖辈很早就在莱因河畔(科隆)定居生活；由于十四、十五世纪那里对犹太人大肆迫害，他们才背井离乡，向东逃难；到了十九世纪，他们又离开了立陶宛，穿过加西里亚，迁返德奥故地。我四岁时来到了维也纳，在那里完成了全部学业。在中学里④，我在班上连续七年名列前茅，并曾经享受到一些特别优待，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免试通过。那时候，家里生活非常拮据，但父亲对我选择职业一事，则始终主张由我自己去决定。无论是那时还是在晚年，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并无特别的偏好⑤。倒是一种对人而不是对物的好奇心，使我改变了想法；可是，我那时还不懂，观察乃是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式之一。我差不多从识字的时候起，便迷上了圣经故事，⑥正象我很晚才发现的那样，这对我的兴趣爱好具有长久的影响。我在学校里有位高年级的好友，后来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政治家，在他强有力的影响下，我曾经萌生过象他那样去学习法律，从事社会活动的想法。那些年头，达尔文的学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这些理论使人们觉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可望产生一个重大的飞跃，所以它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然而就在毕业离校前夕，在卡尔·布吕尔教授(Carl Brüh1)给我们上的—堂大课上，我听了他朗诵的歌德描写大自然的优美动人的散文⑦，于是决定攻读医学专业。
一八七三年我刚进大学不久，就觉得有些失望。我先是发现，周围人满以为我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和疏远。我绝对不会这么认为。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出身或者如人们所说的“种族”感到羞耻。于是，我就在这样不受欢迎的情况下置身子大学这个社圈，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遗憾；我认为，对于一个积极的进取者来说，再怎么排挤，他还是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寻得一块立身之地。但话又要说回来，在大学里的这些最初感受对我的影响，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⑧压制的命运。这为我以后的独立判断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
除此之外，在大学的头几年里，我还发现，自己以前求知心切，曾同时涉足多门学科，但由于天赋中的某些特性和局限，使我难以在其中大部分领域有所作为。这时，我才深深领悟到靡菲斯特告诫的真谛：
你不用为学问东奔酉忙，
每个人只能学习他所能学到的东西。⑨
我终于在思斯特·布吕克⑩的生理实验室里找到了归宿、得到了满足，结识了我所敬慕并引为楷模的师友：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11和思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12能与后面这位很有天赋的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结为好友，我感到不胜荣幸。13布吕克把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方面的问题交我研究；我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且独立地将这项工作推进了一步。从一八七六年到一八八二年间，除了几次短暂的停歇，我始终在生理实验室工作，那时一般都认为，我已被确定替补将空缺的助教位置。14我对医学的各个领域，除了精神病学以外，一概不感兴趣。由于自己放松了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直到一八八一年，我才得到了多少有点来迟的医学博土学位。
一八八二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那—年尊师布吕克见我经济上有困难，认为我父亲不该在我身上破费大量钱财，他极力劝我放弃理论性工作。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来到维也纳总医院15当了一名“临床实习医师”。不久，我又升任住院医师，在各个科室工作，并有半年多时间跟从梅涅特16。对于梅涅特的工作及其人格，我早在大学时代就已有了颇深的印象。
虽然工作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依然守着自己最初开创的路子。以前布吕克交给我的课题，是研究一种属于最低级鱼类(幼态八目鳗Ammocoetes PetromyZon)的脊髓17；后来我的工作转到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方面。就在那时，弗赖西希(Flechsig)发现了神经纤维髓鞘形成的非共生性，这一发现清楚地揭示了髓鞘束产生的复杂过程。我一开始就选择延髓(medulla obIongata)作为一个并且是唯一的研究课题，这正是我工作延续发展的又一标志。在大学的前几年，我搞研究的特点是题大面广，层层铺开，这时已经大为不同了，我开始集中力量专攻一个课题或难点。以后我始终坚持这种方式，为此常常招来以偏概全的指责。
进大脑研究所以后，我又象早先在生理实验室那样积极从事研究。在医院几年，我写了若干篇短文，讨论髓鞘束的过程以及延髓中的中心起端问题18，这些成果皆由埃丁格尔19正式记录了下来。有一次，以前我还未在他手下时就破例让我出入他的实验室的梅涅特，谈到自己年事己高，对新事物已力不从心，因此建议我专搞大脑解剖，并答应把他的课程交给我上。但我对委以如此重任深感惶恐不安，婉言谢绝了他的建议；另外，也许那时我就已经在猜想，这位权威人物是不会对我友善相待的。
从本质上来说，大脑解剖实际上就是生理学，我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开始转而研究神经方面的疾病。那时的维也纳，这方面的专家寥寥无几，用于研究的材料也都分散在医院的各个部门，科研条件极差，因此只有靠自己来摸索。就连因著述大脑定位而刚获得提升的诺特纳格尔20，也未能将神经病理学和医学的其他分支区分开来。这时，远方响起了沙可21的大名；于是，我定了一个计划，打算先在维也纳获得神经病学讲师的职称，然后前往巴黎继续深造。
以后的几年里，我在继续住院医生工作的同时，发表了多篇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的临床观察报告。我对这一领域的情况逐渐熟悉起来。我对延髓损伤的位置定域之准确，以致几乎成为定论。在维也纳，是我第一个将诊断为急性多神经炎的病例，送去作尸体剖检。
我的这些诊断以及事后的确认，使我渐渐有了名气，并引来了一批美国医生上门求教，于是，我用半生不熟的英语，给他们讲解科里的病例：我对神经症一窍不道，有一次讲课时，我把持续性头痛的神经症患者介绍成患了慢性局部脑膜炎；听者顿时愤然起身，离座而去，我这个教学上的新手只得收场作罢。不过，我还要为自己说几句话，在这种事发生的年代，即使是维也纳的一些大名鼎鼎的权威，也常常要把神经衰弱诊断为脑溜。
一八八五年春， 由于发表了组织和临床方面伪论著，我升任为神经病理学讲师。过后不久，承蒙布吕克热心推荐，我被授予一笔数目可观的出国奖学金22。是年秋天，我就动身销往巴黎。
我在萨尔帕屈里哀医院23就学，不过，作为外国来访者中的一员，我开始时并不引人注意。有一天，我听沙可叹道，自从战争爆发后，他和他的讲稿的德译者之间断了联系；他很希望有人能把他手头一部新的讲稿译成德文。我给他写了封信，表示愿意一试。如今，我仍然记得信中有一句话的大意是：我只是苦于“I'aPhasie motrice”，而不是“I'aphasie sensorielle du francais"24沙可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便进入了他私人关系的圈子里，并从那以后，参与了医院里的全部活动。
写上面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收到了不少来自法国的论文和文章，那些文章不但对接受精神分拆学表示强烈的反对，而且还不时对我和法国学派的关系妄加评断。比如，有人说我借游访法国之际，熟悉了皮埃尔·雅内25的理论，然后搜为已有。在此，我想明确地指出，我在萨尔帕屈里哀医院访问学习之时，雅内的名字还尚未引起太多的注意呢。
与沙可在一起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瘾病的几项最新研究，其中有些是我亲眼目睹的。例如，他证实了癔病病象的真实性及其规律性(“introite et hic dii sunt”)26，确认男性身上也常常会产生癔病，他还证明催眠暗示能够引起癔病性麻痹和挛缩，而且这些人为症状的特征甚至在细微末节上，也和创伤引起的自发性发病完全一样。沙可的不少演证，一开始就使我和其他来访者感到震惊与怀疑，我们曾试图求助于当则的某种理论，以证明我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对于诸如此类的怀疑，沙可总是耐心听取，善意对待，但同时，他也有自己的决断。在一次类似的争论中，他(谈到理论时)评论说：“这不影响它的存在”，此话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27
当然，沙可那时讲授的知识，今天看来并不一定完全适用：其中有些已经有了疑义，有些已被时间所淘汰。可是还有相当部分保留了下来，在科学的宝库中找到了一席永久的位置。我在离开巴黎之前，曾和这位权威人物讨论过自己的计划，我打算把捻病性麻痹和器质性麻痹进行比较研究。我希望证实一个命题，即在瘾病中，麻痹和身体各部位的感觉缺失，是以一般人观念中的界限，而不是根据解剖学的原理划分的。沙可对我的看法表示同意，但是不难看出，他对深入观察神经症的心理因素28，并无特别兴趣。毕竟，他的研究工作是从病理解剖学起步的。
我回到也纳的时候，先在柏林逗留了几个星期，以便了解一些儿童常见疾病方面的知识。那时任维也纳一家公立儿童医院院长的卡索绍茨29曾说过，要我负责儿童神经症科的工作。在柏林，我受到了巴金斯基30的热情帮助和接待。以后的若干年里，我在卡索维茨的医院里出版了几本颇有份量的著作，专门论述幼儿大脑单双侧麻痹症31。由于这个缘故，诺特纳格尔后来(一八九七年)把他的大作《治疗学大全》中这一专题交我执笔撰写32。
一八八六年秋天，我在维也纳定居行医，并和一位在远方城市等了四年之久的姑娘结婚成家。写到这几，我想回顾一段往事，来说明一下为什么由于末婚妻的缘故，我未能在青年时期崭露头角33。一八八四年，一个业余的、但也是强烈的爱好，使我从默尔克公司34获得了一些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古柯碱，于是我开始研究它对生理的作用。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忽然来了·一个机会，我可以出去一趟，看望分别已有两年的未婚妻。我草草结束了古柯碱的研究，只满足于在一本专著中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发现古柯碱更广泛的用途。不过我向我的朋友——眼科医生利尼斯坦因35建议，可以探讨一下古柯碱在眼病治疗中的麻醉效能。但是，等我度假回来后才发现，我的另一位朋友，现住纽约的卡尔·柯勒(Carl KoHer)在我也对他讲起古柯碱之后，用动物的眼睛作了决定性的试验，并充海德堡眼科会议上向人们作了演证。这样，柯勒就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古柯碱用于局部麻醉的发明者，现在这种麻醉在小型手术中己变得相当重要了；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因为这一研究的中断36而埋怨未婚妻。
现在让我再回到一八八六年，即我作为神经病专家定居维也纳的那年。当时有人告诉我，要我向“医学协会”汇报我在沙可那儿的见闻和学到的东西。但是，我的报告受到了冷遇。协会主席班相格医生(Bamberger)等权成人士认为我所说的情况实在难以置信。梅涅特则要我在维也纳找几个类似的例子给协会介绍介绍。我试着照他们说的去做；不料，等我在一些科里找到这种病例后，那些高年资医生不许我进行观察研究。其中有一位年迈的医生竞惊呼道：“老兄，别胡扯了!Hysteron37(原话如此)就是子宫?男人怎么会歇斯底里?”我向他解释说，我并不要求我的诊断得到认可，我只是想让我自己来处理这个病例，但这一切都徒费唇舌，无济于事。后来，我终于在院外，找到一个典型的男性癔病性偏侧感觉缺失病例，向“医协”作了演示(一八八六年)。这一次总算得到了认可，但他们并没有表示更大的兴趣。大人物们对我的新方法依然持反对态度；而且，我还发现，由于我提出了男性患癔病，以及暗示产生癔病性麻痹的情况，我被迫成了他们的对立派。过了不久，大脑研究室便不让我再去那儿了38，接着几个学期我没有地方可去讲学，我就这样停止了学术生涯，也不参加什么学会团体。自从那时去过“医学协会”，到现在已经整整有一代人的时间了。
以治疗神经症为生的人，总要能为病人做些有益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我的治疗库中只有两件法宝：一件是电疗法，另一件是催眠术。因为仅仅作出诊断，然后让病人去水疗所治疗，这样的收入是远远不够的。我的电疗法知识，是从W．埃尔布(W．Erb)的教科书中获得的，这本书对治疗各种症状的神经性疾病，均有详尽的讲解。遗憾的是，我不久就发现，若按他的讲解去做，根本没有什么帮助。我原来以为，这是一本观察精确的佳作，想不到里面几乎全是凭空虚构的东西。一位德国神经生理学界头面人物的堂堂大作，竟然和廉价书店里兜售的“埃及”梦书一样，都是想入非非的产物。看到这一点，我感到很不是滋味，但它反过来也促使我丢掉还残留着的迷信权威的幻想。因此我就把那些电疗器具弃之一旁，我的这一认识甚至要早于默比乌斯QIoeb加)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默比乌斯后来才解释说电疗神经性疾病能够获得成功(如果有这样的例子的话)，应归功于医生对病人的暗示作用。
采用催眠术，情况就要好得多。还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看过“磁术家”汉森(Hansen)的公开表演，我注意到有一位受试者从开始僵直起，脸色就如死一般灰白，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醒过来才结束。这次表演，使我对催眠现象的真实性深信不疑。不久，海登海因(Heldenhain)为上述情况提出了科学的依据；可是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精神病学的教授们却依然声称催眠术不但是骗人术，而且也是危险术，他们照样把催眠术家视为下等人。我在巴黎的时候曾看到那里的人们自由地使用催眠术，用它在病人身上引发症状，然后再消除这些症状。后来有消息说，南锡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39他们广泛而且成功地把暗示——有的通过催眠，有的则不用催眠——用于治疗。由此可见，在我行医的最初几年，除了一些临时性的，不成体系的精神疗法之外，我把催眠暗示作为主要治疗手段，并不是偶然的。
当然，这也表明，我放弃了对器质性神经症的治疗；不过这关系不大。一来是治疗这类疾病的前景总是不太妙，二来在大城市私人开业的医生中，这类病人在人数上与神经症患者相比简直少得可怜，后者由于无法解除身上的疾苦，到处求医，人数在急剧地增加。除了这两点以外，施行催眠术本身也有某些非常吸引人的东西。催眠术使我第一次尝到给他人带来希望的乐趣；同时，自己能够享有奇迹创造者的美誉，也是一种极大的荣耀。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发现，催眠法还存在着不少缺陷。不过在那时，只有两处不太令人满意：第一是我无法对所有的患者施行催眠术，第二，我无法使个别病人进入预期的深度催眠状态。抱着完善催眠技术的愿望，我于一八八九年夏天前往南锡，在那儿待了几个星期。我亲眼目睹了年迈的利埃博40为下层贫苦妇女儿童治病的动人情景；观看了伯恩海姆41对院里的病人作的惊人试验；由此我得到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也许在人们的意识后面，还可能存在着一些强有力的精神过程。考虑到南锡之行将会有所收益，我还说服了一位癔病患者与我同行。这位女士出身高贵，天资聪颖，在别人对她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转到了我的手里。我用催眠术使她的病情有了些好转，并且总能帮她摆脱病魔的困扰。但她的病总是时好时坏，于是我就简单地认为，这是因为她的催眠状态还未达到记忆缺失的梦游阶段。后来伯思海姆也试了几次，想引发那种症状，但同样未能奏效。这时他才坦率地告诉我，他的暗示疗法只能在医院里获得成功，这一疗法对他私人收治的患者不太管用。我和他有过多次切磋商谈，受益非浅，并同意将他的两本有关暗示及其疗效的专著译成德文42。
在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期间我几乎没有从事科研，也没有什么论著出版。那段时间我正忙于新业的开张，还要保证自己以及急速扩展的家庭得以生存下去。一八九一年，我研究儿童大脑麻痹的第一篇文章，由我和我的朋友和助手奥斯卡·李博士(0skar Rie)合作完成发表(一八九一年)。同年，我应邀为一套医学全书43撰写条目，为此我研究了有关失语症的理论，当时韦尔尼克(wernike)和利希海姆(Lichtheim)的观点在这个领域占统治地位，他们只是一味强调定域的问题。结果我就写了一本批评加质疑的小册子《关于失语症理论》(1891年)。
不过在介绍后面钩工作之前，我得先谈谈，科研工作是怎样又一次成为我的主要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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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讲演稿(英文)首先见之于《美国心理学报》(1910年)，德文原稿为《精神分析学论》(1910年)。
② 《多事的岁月》(纽约，1924年)，我的文章英译本由布里尔(A．A．Brill)博士翻角为该书第二卷第七十三章。
③ 《标准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全集》英译本注(以下简称“英译注”)：本章后面部分在1924、1928和1948年的版本中均由小号字体印出。
④ 英译注：参见《关于中小学男学生心理的问题》(1914年)，《标准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全集(以下简称《标准版》)第十三卷第240页。
⑤ 英译注：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在《非专业性精神分析学问题》的补记中有过详细描述，见《标准版》第二十卷第253页。
⑥ 英译注：本句及下面一句是弗洛伊德在一九三五年补入的，但在德文版全集(1948年版)中却被疏漏了。
⑦ 英译注：布吕尔的名字是弗洛伊施在一九三五年补入的，但在德文版(1948年)中遗漏了。根据佩斯塔洛齐(Pestalozz)的说法(1956)，这篇散文其实是瑞士作家G.G.托布勒(G．G.Tobler)于一七八〇年写的。半个世纪以后歌德偶尔见之，误以为是自己写的，故把它收入自己的集于中。这篇名为《大自然的断想》的散文，曾经在弗洛伊德的梦中出现过(见《标准版》第五卷第44l页)。据说弗洛伊德为维也纳一家晚报写过—‘篇关于这次讲课的评论文章，但现已无从查找。见琼斯《弗洛伊德传记》(1953年，注31)。
⑧ 中译注：“紧密团结的大多数”(compact majority，又译solid majorty)，是易卜生《人民公敌》第二幕中，小商人与少数官僚分子进行斗争时剧中人讲的一句话。参见《标准版》第二十卷第274页。
⑨ 中泽注：见《浮土德》第一部第四场“书斋”。
⑩ 英泽注：恩斯特·布吕克(Ernst Wilhelm von Brücke1819—1892年)，生理学教授。
11 英译注：西格蒙德·埃克斯纳(Sigmund Exner，1846—1926年)，生物学教授，布吕克的后任。
12 英译注： 恩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Ernst Fleischl von Marxow，1840一1891年)，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
13 英译注：本句及前一句中后面两个人的名字是作者在一九三五年补加的，但在德文版(1948年)中校遗漏了。
14 英译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释》(1900年)中有许多处提到达一阶段的情况，尤其可参见《标准版》第五卷第680页。
15 英译注：维也纳的一家主要医院。
16 英译注：梅涅特(Theodor Mynert，1833—1892年)，精神病学教授。
17 英译注：弗洛伊德一八七七年和一八七八年写过两篇这方面的文章。
18 英译注：弗洛伊德写过三篇这方面的文章(1885年、1886年)。
19 英译注：埃丁格尔(Ludwig Edinger，1855—1918年)，德国著名神经解剖学教授。
20 英译注： 诺特纳格尔(Hermann Nothnage1，1841—1905年)，医学教授，其著述作于一八七九年。
21 英译注：沙可(Jean-Martin charcot，1825—1393年)，法国神经病理学教授。弗洛伊德在沙可去世时期写过长篇悼念文章。
22 英译注：这笔金额为600弗罗林，那的约合50英镑或250美元。弗洛伊德游访巴黎和柏林的正式报告现已找到(1886年)。
23 中译注：萨尔帕屈里哀医院在巴黎市区的东南部，1862年，沙可在该医院建立了精神病诊疗所。
24 中译注： I'aphasie motrice: 表达性失语；I'aphasie sensorielle du francais：法语感受性失语。弗洛伊德在信中借用了一些精神病学的术语，大意是在理解上没有什么问题，在表达上可能有些不够。
25 中译注：皮埃尔，雅内(Pierro Janet，1859—1947年)，法国著名心理学家、医生。雅内和弗洛伊德都曾师从沙可并且都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对于两人思想中某些相近的观点到底如何看持，当时在奥法精神病学界有过一些争论。
26 英译注：弗洛伊德在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四日致佛里斯的信中曾引用这句话，想把它作为“精彩的题辞”放在酝酿中的论述癔病心理一书的某章之前(这部书弗洛伊德后来没有写)。这句话更常见的引文是：“Introite，nam et hii sunt——即“进来吧，这里也有神明”。莱辛曾把它用作《智者纳旦》一剧的题辞。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四篇》第一卷第五章中认为，希腊式的说法起于赫拉克利特。(中译：可参见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7 英译注：弗洛伊德在他翻译的沙可的一部著作中写的一条脚注，说明这一评论是针对他而说的。
28 英泽注：大约七年以后，弗洛伊德在法国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这一观点(1893年)。
29 英译注：卡索维茨(Max Kassowitsl842—1913年)，维也纳儿科专家。
30 英译注：巴金斯基(Ado1f Baginsky，1843—1918年)，—家儿科杂志的编辑，弗洛伊德曾为该杂志提供过神经病学方而的文摘。
31 英译注：分别写于一八九一年和一八九三年。
32 英译注：写于一八九七年。
33 英译注：这段情况在欧内期特·琼斯〔Ernes Jones)的《弗洛伊德传记》(1953年)第六章中有详细的叙述。
34 英译注；西德达姆斯塔特市的一家化学公司。
35 英译注：科尼斯坦因(Leopold K?nigstein，1850—1924年)，眼科教授，弗洛伊德的终身密友。
36 英译注：在1924年版中是“我那时的疏忽”，1936年版改为“中断”，但在1948年德文版中仍末改动。
37 中译注：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歇斯底里(癔症)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妇女的性疾病。希腊语中Hystera，意为子宫，Hysteron是其复数形式。
38 英译注：弗洛伊德在《梦的解释》中，在谈及一个梦的联想时，讨论过他和梅涅特之间的关系，《标准版》第五卷第437—438页。
39 中译注：法国精神病学中的一派。早先法国乡村医生利埃博(下文即将提及)在东北部的南锡建立一诊疗所，用催眠术治疗神经症，后开业医生伯恩海姆等人亦采用此种方法进行治疗。他们研究催眠注重心理方面，极力反对沙可为首的巴黎学派强调催眠中的生理变化。
40 中译注：利埃博(A．A．Li?bault,l823—1904年)，法国医生，法国精神病学南锡学派的创始人。
41 中译注：伯思海姆(H，Bernheim，1873—1919年)，法国医生，因受利埃博的影响而信仰催眠术，后为南锡学派的领导人。
42 英译注：这里有误。弗洛伊德的第一本译作是出版于他去南围之前，即一八八年——一八八九年，第二本于一八九二年问世。
43 英译注：即维拉雷特的《简明辞典》，弗洛伊德曾为该书写过几篇文章(1888年和1891年)，由于没有署名，现在还难以确定。
第二章
对前面讲过的内容，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下，除了催眠暗示以外，我使用催眠术的方法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我用催眠法来了解病人症状的起因，因为有关这一类的情况，病人在清醒状态下反而说不清楚，或者根本说不出什么。这种方式不仅比直接的暗示性指令或禁令来得有效，而且也能满足医生的好奇心，他们在设法用单调乏味的暗示方法消除那些病象时，毕竟有权对其起因有所了解。
我形成这种特殊方法的过程是这样的： 当我还在布吕克的实验室里工作时，就结识了约瑟夫·布洛伊尔博士1，他是维也纳最受尊敬的家庭医生之一，过去也搞过科研，写过几本呼吸心理学和平衡器官方面价值恒久的著作。他才智过人，年长我十四岁。我们俩没过多久便成了密友，在我生活窘迫之时，他总是给我以友情和帮助。我们在科学上渐渐有了共同的旨趣。我俩相交，得益者当然是我。遗憾的是，后来精神分析学的发展竟然断送了我们的友谊。要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井非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也没办法回避。
早在我去巴黎之前，布洛伊尔就向我讲起过，一八八O年到一八八二年问，他曾用一种独特的方法治疗一位瘾病患者，这种方法使他能够深入观察虑病症状的病因和含义。那个时候，雅内的著作尚未问世。布洛伊尔多次给我介绍该病历的某些细节，我觉得对于认识神经症，他的方法比以前所有的观察方法都管用。我决定一到巴黎，就把这些发现告诉沙可，可是，没想到这位权威人物对我的介绍并不感兴趣，因此我也就汉再提及此事，任其搁置于脑后。
直至返回维也纳后，我才再次关心起布洛伊尔的研究，我请他多介绍些情况。他的病人是个姑娘，受过良好的教育，颇有才气，对父亲感情甚驾。她在护理父亲时已经患病，布洛伊尔接收她时，她已呈现出一种麻痹、挛缩、抑制以及精神错乱的混杂病态。布洛伊尔在一次偶然的观察中发现，要是引导她讲出正控制着她的情感幻想，那么就能消除她那模糊不清的意识。由于这一发现，布洛伊尔找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他使病人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每次都要她讲出压在心头的忧患。于是，他先用这种方法控制了她忧郁性精神错乱的发作，接着又用它消释了她的种种抑制以及躯体性疾患。这位姑娘在清醒的时候和别的病人一样，既说不出症状的起因，也闹不清这些症状与她生活中其他经历有什么联系。而在催眠状态中，她一下子就吐露了这种联系。结果，她身上所有的症状，都与她照料父亲时经历的一些动情的事情有关，也就是说，她的症状具有一种含义，它们是那些感人的情境的残留印象，或者说是无意识的回想(赔m5n5scences)2。许多情况显示，当她守候在父亲的病床边时，她不得不压抑某种念头或冲动，因此，为了取代那种念头冲动，症状是大量类似情境结合的结果。当病人在催眠中幻觉般地回想起这类情况，并通过自由地表达情感，使当初被压抑的精神话动持续到结束，这时，症状使得以消除，而且不会再卷土重来。经过长期而又艰苦的努力，布洛伊尔终于用这种方法为那位病人解除了所有的症状。
病人康复后一直安然无蒜，并且能够干些正经事儿了。可是，这种催眠疗法的最后阶段，仍然蒙着一层膘肋的纱缨，布洛伊尔从来没有揭开过；布洛伊尔的这一发现在我看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我感到纳闷的是，他为什么要将它长久地保密，而不用它去丰富科学宝库。虽然这些都需要了解清楚，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他从个别病例中发现的情形，能否推而广之，普遍适用。布洛伊尔所发现的，在我看来，是一种根本性的状况，既然在个别病例中得到了证实，我不相信在其他德病患者身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这问题，只能由实践来解答。我开始在自己的病人身上重复布洛伊尔的探索，特别是一八八九年在伯恩海姆那儿知道了催眠暗示的局限之后，我便致力于研究催眠疗法。以后几年的观察证明，凡用这种疗法的瘾病患者身上，均可看到布洛伊尔发现的情形，在我用同样的观察方法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材料以后，我向他建议合写一本书。他开始坚决反对，后来总算让步了，主要是因为雅内的著作己抢先一步，发表了与他类似的一些研究成果，例如：将癔病症状追溯到病人以前的生活经历，以及通过催眠再现的途径；将症状消除在初始状态之中。一八九三年，我和布洛伊尔初次联名发表《癔病症状的心理机制》一文，而在一八九五年，我们的又一本合著《癔病研究》随之问世。
如果读者根据前面所述，认为《癔病研究》的主要内容的基本点，一定是由布洛伊尔首先提出的，那正是我一贯的主张，也是我在此再次说明的目的所在。至于书中提出的理论，有一部分和我有关，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已经很难分辨出来了3。不管怎么说，那套理论是很简单的，差不多就是对观察的直接描述。它并不想去确定癔病的性质是什么，只是试图说明其症状的起因。因此，那套理论强调情感生活的意义，强调区别无意识的精神行为和意识的(或者确切地说，能成为意识的)精神行为的重要性；它假设症状产生于情感的压抑，由此提出了动力的因素(dynamic factotr)，它还将症状视为大量能量转化的产物——否则这些能量就会用于它处，从而又提出了经济的因素(economic factor)。(后一种过程又称转换conversion)4布洛伊尔把我们的方法称之为疏泄法(cathartic)；将其治疗目的解释为要把因误入歧途受到阻碍而导致症状产生的那部分情感引入正常轨道，使之得以释放(或曰abreaction)。这种疏泄法的实际效果相当不错。其不足之处那也是所有催眠疗法都存在的缺陷。即使现在，仍然有不少精神治疗家在使用布洛伊尔所理解的那种疏泄疗法，并称颂备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一八年)，西梅尔(Simmel)在德军中用这种简便的疗法治疗战争性神经症时，它的价值又一次显示了出来。疏泄理论对性的问题谈得不多。在我给《癔病研究》提供的一些病历中，性的因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正如其他的情感刺激没有引起注意一样，性的因素也没有得到重视。布洛伊尔在写到那位女患者(她后来因是他的第一位病人而闻名)时指出，她在性的方面极不成熟。5所以从《癔病研究》很难断定性欲在神经症病因中起多大的作用。
疏泄疗法后来过渡到精神分析学这门学科。关于这个发展阶段，我曾作过好几次详尽的介绍，看来很难再谈出什么新的东西了。正是由于我和布洛伊尔的分道扬镳，才开创了这个阶段，因此，我便成了他末竟之业的唯一继承入。早在合作的初期，我们的观点就有分歧，但那还不致于使我们彼此分手。关于精神过程的致病时间，即精神过程什么时候不能正常地活动，布洛伊尔喜欢用生理学一类的理论来解答，他认为找不到正常发泄途径的精神过程，类似于在异常的、“浅睡眠的”精神状态中产生的过程。但这个观点，又引出了这些浅睡眠状态怎么形成的问题。而我则倾向于怀疑是否有几种力量在相互影响，是否有正常生活中所见的那些目的和意图在起作用。这样，我们两人一个认为是“浅睡眠性癔病”(hypnoid hysteria)，一个则认为是“防御性神经症”(neuroses of defence)。然而，要是没有其他因素，上述分歧还不致于使布洛伊尔放弃这一课题的研究。这些其他因素之一无疑是他的内科和家庭医生的工作占去了他不少时间，因而他不能象我那样全力以赴地从事疏泄疗法的研究。再则，我们的著作在维也纳和德国受到的冷遇，也使他感到不胜沮丧，他虽有一些良好的精神素质，但自信心和反抗心不怎么强。比如，当《瘾病研究》遭到斯特吕姆佩尔6的激烈批评之后，我对他在批评中显露的无知不以为然，置之一笑，布洛伊尔却感到伤了自尊心，从此变得一路不振。不过，使他作出决定的主要原因，还是他对我下一步的研究方向难以赞同。
正如前面所说，我们试图在《耀病研究》中建立的理论，仍然是很不完整的；尤其是我们几乎没有涉及病因问题，也没有触及致病过程的根源问题。现在，随着经验的日益积累，我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情感刺激都会引起神经症病象，引起这一类病象的，通常只是性的情感刺激，即眼下经历的性冲突，或者早年性经验的结果。我根本没想到会得出这种结论，它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因为我开始研究神经病患者时，对此根本不抱任何疑问。一九一四年我在写《精神分析运动史》的时候，曾想起布洛伊尔、沙可和克洛巴克(Chrobak)对我的一些评论，他们的评论本来可以使我更早一点获得这些发现7，但在那时，我却没能领会这些权威们的意思；实际上，这些评论除了表明他们自己的观点或打算捍卫的观点外，还另外有些启发性的东西。它们在我心中静静地隐伏着，直到我试行疏泄法时，才俨然以一种独创性的发现显现出来。在我把癔病的病因归于性欲的时候，我也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向医学的初始阶段倒退，正在追随柏拉图的某种思想。直到我看了哈弗洛克·埃里斯(Havelock Ellis)的文章以后才意识到这一关系8。
这样，我在自己的惊人发现的激励下，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我走出了癔病的圈子，着手探讨一般所称的神经衰弱症患者的性生活，他们那时常常大批大批地来我这儿就诊。这一实验委实砸了我这个医生的牌子，但它却给我以信心，就是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的信心仍丝毫不减。在治疗中，有许多含糊不清，神秘化了的现象需要克服，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就可看到所有这些病人在性功能方面都存在着种种严重恶习。由于一方面这类恶习相当普遍，另一方面神经衰弱也是一种极为平话的疾病，所以它们常常同时出现，这种同时出现的现象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不过，同时出现反映的问题要比单独一种情况多。通过进—步的观察，我觉得从大量错综复杂的神经衰弱症临床症态中，可以区别出两种不同的基本类型，虽然它们也许会或多或少地混合出现，但还是可以看到它们的单纯的形式。在一种类型中，主要病象表现为：焦虑发作并伴有其等位症9，余留形式以及长期性替代症状；我给这种类型取名为焦虑性神经症(anxiety neurosis)，给另一类的命名是神经衰弱症(neurasthenia)。10这样就不难证实，两种类型各以不同的反常性生活为其致病因素：前一种类型的治病因素是性交中断、兴奋受抑制和性欲节制，后一种类型是由于手淫过渡、遗精过于频繁引起的。在几个特别有启发性的病例中，临床病象竟会由一种类型转变成另一种类型，这证明，在潜隐的性活动的规律方面，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如果能够除去恶习，恢复正常的性生活，病症就会显著地好转。
由此，我就把神经症统统看成是性功能失调的结果，所谓“真性神经症”(actual neurosis)就是这类失调直接的中毒性表现，所谓精神神经症(Psychoneurosis)则是失调在精神上的表现11。得到这么一个结论，作为医生，我的良心感到无比宽慰。我希望自己在医学领域里填补了—项空白，因为，医学界在涉及如此重要的生物学功能时，除了传染病或机体严重损害引起的创伤，还没有考虑过其他类型的创伤。此外，达一结论在医学方面也可以得到证实，即性并非是纯精神性的。性也有肉体的一面，它可能是一些特殊的化学过程，性的刺激也可能是某些独特的，然而现时尚未知晓的物质12。我想，一定还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再也没有别的疾病比施用某些毒物而产生的中毒现象、和缺乏某些毒物而导致的脱瘾症状，或者比甲状腺引起的突眼性甲状腺肿，更象真性自发神经症了。
自那以后，我已没有机会再去探讨“真性神经症”了13②；也没有什么人来继续这方面的工作。如果现在回头看看自己早期的一些成果，我觉得那只是些基本轮廓，问题本身可能还要复杂。但是总起来说，那些成果在我看来似乎还未过时。要是我后来能用精神分析学检查一些单纯性青少年神经衰弱症病人，我一定会乐于为之的，可惜我还没有碰到这种机会。为了避免误解，在这里我想指出，我根本没有否认神经衰弱症中存在着精神冲突和神经症中的那些情结。我要说明的是，这类患者的症状并非由精神方面决定的，也无法通过分析加以排除，这些症状应该说是性失调的化学过程引起的直接中毒性结果。
在《癔病研究》发表后的几年里，由于获得了上述关于性在神经症病因中的作用的结论，我向各种医学协会宣读了这方面的论文，但遇到的只是怀疑相反对。有相当一段时间，布洛伊尔极力以他个人的巨大影响支持我，但也没有什么结果，而且，不难看出，他本人也不敢承认神经症的性欲致病说。其实他只要举出他的第一个病人，便可搞垮我，或者至少难我一下，因为那个病人表面看来性的因素丝毫不起什么作用。但是他没有那么做，后来我对那个病例有了切实的理解，并根据他的一些陈述重新推断了他的治疗情况，这时我才知道他不反对的原因何在。原来在疏泄似乎结束以后，那位姑娘忽然产生一种“爱恋移情”(transference love)；布洛伊尔没有将这一情况和姑娘的病情联系起来，因此沮丧地退却了14。对他说来，提及这样一桩令人尴尬的事，显然不是好受的。那时，布洛伊尔一度对我的态度在欣赏与激烈批评之间游移不定，后来，就好比一般在关系紧张时总会有摩擦一样，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小的争执，于是两人便彼此分手，各奔前程了。
我研究一般的神经性疾病的另一成果，就是改进了疏泄的技术。我放弃了催眠术，想用其他—方法代替它。因为我极不愿意只治疗疡病方面的疾病。何况不断增加的经验，也使我甚至对催眠术用于疏泄是否有效，产生了两个重大的疑问。首先，即使效果再好，一旦我和病人的个人关系受到干扰，那些效果便会倾刻之间化为乌有。当然，要是能够得到调和，还可重新产生效果；不过这种情况表明，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个人感情毕竟比整个疏泄的作用还要大，而且这种情况又非各种努力所能控制的。有一天我碰到一件事，它使我长悬不解的疑窦顿然获释。在我的一些最听话的病人中，我对其中一位施行了催眠术，不料在她身上竟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效果，当时我正在对她的病痛追根寻源，以设法减轻其痛苦。有一次她醒过来后，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碰巧—个佣人走了进
来，这才使我们从痛苦的争执中摆脱出来，从那以后，我和病人都心里明白，不能再使用催眠疗法了。对于这件事，我并不认为自己身上有什么迷人的魅力，我倒觉得我已抓住了活动于催眠状态后面某种神秘要素的实质，要排除这种要素，或者至少把它分离出来，就必须放弃催眠术。
不过，平心而论，催眠术在疏泄疗法方面毕竟出过大力，它开阔了病人的意识领域，使病人能对清醒时无知的情况有所了解。看来，要找一种方法来代替催眠术谈何容易。正当我为此而犯难时，我想起在伯思海姆那里经常看他做的一种试验。在这种试验中，受试者从梦游状态醒来以后，似乎忘记了梦游状态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但伯恩海姆认为那人的记忆力还在；他坚持要受试者尽力回忆，断言受试者对所有情况完全清楚，只要讲出来就可以了，与此同时，他还把手放在那人的额上，结果，那些忘却的记忆果然又恢复过来，虽然起初还有点支支吾吾，但到后来；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而且思路也很清晰15。因此，我也决定采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我的病人肯定“清楚”那些只有在催眠中才能碰到的事情；我想，我一边强制种方法比起催眠术似乎更费劲些，可是也许更有效。因此我就放弃了催眠术，只保留了一个惯例，那就是要病人躺在沙发上，我坐其身后，不让他看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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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译注：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l862—1926年)，本自传问世不久布洛伊尔即去世，弗洛伊德另外又在别处详细地写到过他(1926年)。
2 中泽注：此词另有记忆恢复，再现恢复之意。
3 英译注：本段和下段所讨论的问题，编者在《癔病研究》的引言中作过详尽的论述。(《标准版》第二卷第xxI页) 。
4 中泽注：指被压抑的内心冲突以躯体症状象征性地显示出来。详见书后“专门术语解释”。
5 英译注：参见《标准版》第二卷第2l页．
6 英译注：斯特吕姆佩尔(Adolf von Strümpell, 1853—1925年)，德国著名神经病学，他曾对《癔病研究》提出过非常严厉的批评。(《德国神经病学杂志》1896年，第八卷第159页)。
7 英译注：参见《标准版》第十四卷第13－14页。
8 共泽注：一八九九年一月三日，弗洛伊德在致佛里斯的信中，提到过埃里斯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一八九八年十月出版的《圣路易斯精神病学家与神经病学家》杂志上，论述《癔病与性冲动之关系》o，并有“从拍拉图开始，以弗洛伊德告终”之言。
9 中译注：焦虑等位症，指以心悸、气急等躯体症状代替意识性焦虑。
10 英译注：见弗洛伊德一八九五年的著述。
11 中译注：见“专门术语解释”。
12 英译注：参见《性学三论》，《标准版》第七卷第215页、第216页注及第127页编者注。
13 英译注：弗洛伊德写完木书后，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年)中又进一步讨论过这个问题。(见《标准版》第二十卷第109页)弗洛伊德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一系列参考书目，可查阅编者为弗洛伊德论述“激进的”精神分析学一文所加的脚注。
14 英译注：欧内斯特·琼斯的《弗洛伊德传记》中，对此情况有过完整的描述(第246页)。
15 英译注：弗洛伊德在很晚的时候有一篇末完成的文章，对这一时期有过详细的叙述。这篇文章用的是英文题自，名为《精神分析学的一些基本教训》(1940年)。
第三章
我的想法一一得到了实现；于是，我从催眠术那里解脱了出来。可是，随着技术的改进，疏泄过程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原先为催眠所遮盖的几种力量的相互作用，这时已变得清晰可见，这一认识为我后来创立自己的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病人为什么会忘却那么多外界和内心生活的事情?为什么通过一种独特的技术，又能使他们回忆起来?经过观察，我总算找到了详尽的答案。凡是被遗忘之事，多多少少总是痛苦的；在患者的跟里，那些事情不是触目心境、令人生厌，就是见不得人的。由此可见，这正是那些事情被人遗忘，也就是不再成为意识的原因所在。要使被遗忘的事重新成为意识，就必须克服病人身上的某种抵抗；必须通过病人的努力，促使并强迫他去进行回忆。医生努力的程度，则因病人而异；它和必须回亿的事情的难度成正比。显然，医生要花多少力气，取决于病人抵抗(resistance)的强弱。这样，我只消把观察到的情况付诸文字，就形成了压抑(repression)的理论。
在这种情况下来设想致病过程，就比较容易了。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某个人内心曾涌起一种异常的冲动，但又遭到其他强有力的冲动的抵制。我们应该预料，精神冲突将会经历如下的过程：两种动力的量——为了讨论起见，就称之为“本能”和“抵抗”——将在完全意识的情况下进行一番较量，直到本能受到排斥，能量贯注(cathexis of energy)1回收以后才会平定下来。这是解决冲突的一条正常途径。不过，在神经症中，由于某些尚未知晓的原因，精神冲突找到了另外一条排遣的途径。自我在和讨厌的本能遭遇时刚一交锋便退缩回来；于是它阻止本能冲动接近意识，也不让冲动直接释放出来，但本能冲动却仍然贯注着满满的能量。我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压抑”；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而这种精神现象过去还不曾有人认识过。它显然是一种相当于企图逃遁2的初级防御机制(a primary mechanism of defence)，但它仅仅是以后正常的谴责性判断3的前兆。这种最初的压抑活动，还会引起进一步的后果。一方面， 自我为了对抗被压抑的冲动要卷土重来的频频威胁，不得不长久地耗用能量，即一种相反贯注(anticathexis)4，以致搞得精疲力尽。另二方面，已经成为无意识的被压抑冲动，则通过迂回曲折的方法，找到了释放的途径和替代性满足的方式，使得压抑的目的全部落空。在转换性癔病中，迂回曲折会引起躯体性神经支配；被压抑的冲动在躯体的某些地方爆发出来，产生症状。于是，症状就成了折衷的产物，因为尽管它们是一些替代性的满足，但由于自我的抵抗，它们还是改变了模样，偏离了原先的目标。
这样，压抑的理论就成为我们认识神经症的—块基石。与此相适应，在治疗方面，我们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治疗观。治疗的目的不再是“疏泄”误入歧途的情感，而是要揭示种种压抑，并以判断活动取代压抑，那些判断活动最终可能会导致接受或者谴责以前被拒绝的东西。为了表明我对这一新情况的认识，我不再把自己的研究和治疗方法称作疏泄法，而命名为精神分析((Psychoana1ysis)。
我们可以把压抑看成是一个核心问题，把精神分析理论的全部内容与压抑联系起来5。不过，在这之前，我先要提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雅内认为，患有癔病的妇女都是些苦命人，她们体质虚弱，精力无法集中，这正是她们精神分裂、意识受到限制的原因所在。但是，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成果表明，那些病象乃是动力因素——精神冲突和压抑的产物。仅这一点区别，就足以推翻一些人所谓精神分析学再有价值，也不过是雅内思想的舶来品的论调。读者一定从我的记述中已经了解到，从历史的角度看，精神分析学与雅内的发现没有半点联系，就其内容而言，不仅与雅内的观点相去甚远，涉及的范围也比雅内大得多。精神分析学对精神科学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并引起大众的广泛兴趣，这与雅内的著作是毫不相干的。对雅内本人，我向来怀有敬意，因为他的发现在相当程度上与布洛伊尔所见略同，不过，相比之下，布洛伊尔的成果出得还要早一些，但发表的时间却迟于雅内。遗憾的是，当法国人开始谈论精神分析学时，雅内的表现很不光彩，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并且还进行恶毒攻击。他后来表示，他所说的“无意识”精神话动一词，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思——只不过是“facon de parler”，6这样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把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彻底毁了。
但是，对致病性压抑以及还要提到的其他病象的研究，促使精神分析学以认真的态度使用“无意识”这个概念。精神分析学认为，凡是精神方面的东西，首先是无意识的；而另外一种性质——“意识”则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这一说法自然会遭到哲学家们的否定，因为在他们看来，“意识”就是“精神”，他们决不会相信“无意识精神活动”之类的荒唐说法。然而，这有什么办法呢？对哲学家们的这种特性，我也无可奈何。关于冲动的频率和力量，人们是无法直接感受的，它必须象外界某种事实那样推断出来，这种来自哲人完全陌生的病理材料的经验，是决不可能意识到的。顺便可以指出，这就象人们一贯对待别人的精神生活那样，实际上是在对待自己的精神生活。通常，人们会毫不迟疑地指出别人身上存在着某些精神过程，尽管他们没有直接认识到这些过程，只是根据言行作出这样的推断。但是，凡是对别人适用的，对自己也一定适用。如果谁还要进一步争辩下去，想要证明别人身上的隐秘过程实际上属于另一种意识，那么他必然会碰到一种他所不知道的意识，一种“无意识的意识”(unconscious consciouness)，不过这个词不如“无意识的精神”(unconscious mental)的设想来得确切。但是，如果有谁象某些哲学家那样表示准备考虑病理现象，可又声称构成病理现象的过程不能称为精神的(mental)过程，而应该是“类精神的”(psychoid)，那么观点之争就会降格到毫无结果的词语之争，然而，即使这样的话，为了简便起见，最后还是会采用“无意识的精神”这一说法。至于再要追究这种无意识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这就象过去探讨意识的性质—样，既不明智也无稗益。
要简略地说明精神分析学怎么会在无意识中作进一步的区分，把无意识分为前意识(preconscious)和真正的无意识的，这就更加困难了。有些理论为了更好地处理材料，接触无法直接观察的事物，先通过一些假设来直接表示某些经验，因此完全可以认为，进一步的划分对于这些理论的充实，是十分正常的。不少历史悠久的学科，其发展也有这么一个过程。精神分析学试图把精神结构看成是由许多可以用空间概念来表示相互关系的机制或体系组成的，它与大脑的构造毫无联系(我把这种探讨力法称为形态法)。对无意识作进一步的划分，正是这种尝试的一个方面，这些观念都是精神分析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中哪些地方一旦证明不太妥当，就可以毫不在借地把它放弃，或者作些改动7。尽管如此，还有大量与真实经验更接近的情况有待于描述。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通过探讨引起神经症的沉积的和潜隐的原因，我越来越频繁地看到病人身上性冲动与抵抗性欲之间的冲突。在致病的情境中，压抑性欲的情况已经开始，被压抑物的替代——症状也已经出现，我在探讨这些情境时，被一步一步地带入病人过去的生活之中，直至他的幼儿时期。结果，我终于看到诗人和人类的研究者们的一贯主张的正确性，他们认为：虽然幼年时代的大部分印象会被遗忘，但有些印象却会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甚至会形成日后患神经性疾病的倾向。然而，由于这些幼儿时期的经验几乎总是涉及性的刺激及其压抑，我无意地发现自己遇到了幼儿期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的事实——这又是一种奇异的现象，而且和世人最顽固的偏见是相抵触的。儿童时代在人们的眼里一向是“纯洁无邪、没有性欲的，据认为，与“肉欲”(sensuality)这一恶魔的冲突，要到招惹麻烦的青春期才会出现。由于在幼儿身上不太可能看到达种性欲，所以偶尔出现的性活动不是被当作退化和早发性精神病的征兆，就是被当作一种先天的反常行为。精神分析学认定，在人诞生之时，性功能就已经开始活动了，它甚至还会在幼儿时期通过一些重要迹象显现出来，这一论断引起的广泛抨击和强烈愤慨，对精神分折学来说也是少有的。不过，在精神分析学中，还没有别的什么发现能够象这一主张那样轻而易举、完满透彻地得到证明。
在进一步谈论幼儿时期性欲问题之前，我必须先谈谈自己一度犯过的错误，因为那个错误几乎给我的全部工作以致命的打击。我那时所采用的专门方法，能使大部分病人再现童年时代受某个成人性诱惑的情景。，在女病人那里，诱惑者几乎都是父亲。我当时对她们的讲述信以为真，以为自己在这些儿时受到性诱惑的经历中，发现了后来产生神经症的根源。由于在几位病人身上，与父亲或叔伯兄长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她们记事清晰可信的年龄，因此我对自己的看法就更有信心了。如果有谁对我的这种轻信表示怀疑，这不能怪他；不过我要申辩的是，在那段时间里，我有意把自己的判断力暂时搁在一边，以对每天注意到的奇异现象，保持一种不带偏见、兼收并蓄的态度。然而我最后不得不认识到，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诱惑的情景，那只不过是病人虚构出来的，或许是我本人强加给她们的幻想，面对这种情况，我一时感到灰心丧气，无所适从了。8与此同时，我对所采用的技术及其效果的信心，也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然而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些情境是通过我认为正确的技术方法找到的，而这些情景的内容也确实与我己着手研究的症状有关。我冷静下来以后，终于从自己的发现中找到了正确的结论：原来，神经症的症侯与真实事件并无直接联系，而是和含有愿望的幻想有关，就神经症而言，其心理上的现实感要比物质的现实感来得重要。即使到现在，我还是认为自己并没有把诱惑的幻想强加于病人，也没有作过什么“暗示’。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碰上了后来显得极为重要的俄狄普斯情结(0ediPus comPlex)，但是，由于它有幻想作伪装，我未能把它识别出来。此外，在神经症的致病方面，幼儿时期的诱惑仍占有一定的份量，但比重不大。不过诱惑者往往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孩子。
由此可见，我的错误和有些人的错误完全相似，他们相信罗马先皇的传说故事(由利维9等人所记)都是历史事实，殊不知那实际上是为避免记住某些不重要、或者不光彩的时代和事件的一种反应。一旦认清了错误，一条研究儿童性生活的道路便展现在我的面前。这样，就有可能把精神分析学运用到另外一个学科领域，通过精神分析学的材料，去发现生物学方面的新知识。性的功能，正如我所发现的，在人的生命之初就已存在，可是，它最初依附于其他的生命机能，以后才能独立出来；它先要经过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发展过程，“然后才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成人的正常的性生活。性功能最先显现在所有基本本能(component instincts)的活动中。这些本能依附于体内的性觉区(erotogenic zones)10；其中有些是以成双成对的相反冲动出现的(诸如施虐与受虐、窥视冲动与被窥视冲动等等)；这种相反冲动自己相互作用寻求快感，它们多半是在本人身上寻找客体。因此，性功能最初是一种无集中的目标、以自淫(auto—erotic)为主要特征的功能。后来，开始出现了一些组合；在口欲(oral)冲动的作用下，形成了最初阶段的组织结构，在这之后是肛门虐待(anal-sadistic)阶段，只有等到第三个阶段来到之后，生殖器(genitals)的主导才得以确立，性功能才开始服务于生殖的目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 由于基本本能中有不少成份已无法为最终目的服务，因此不是被弃置一旁，就是转为他用，但还有一些成分则改变了目标，被引进生殖组织中去。我把性本能的能量——仅仅是这种形式的能量——命名为里比多(1ibldo)。尔后我又假定，里比多不会始终平静地通过规定的发展过程。因此，某些成分过于强烈，或者某些含有早熟性满足的经验，在里比多发展过程的不同点上，都会出现里比多的固结(fixations)。要是再发生压抑的话，里比多就会流回到那些点上(这种过程可称为倒退regression)，能量在那里爆发出来，成为症状。到以后我才进一步知道，原来固结点的定位，就是神经症选择(choice of neurosis)11的因素，也就是日后疾病出现的形式。
要达到容体的过程，在精神生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种过程是在里比多的形成中产生的。经过自淫阶段，无论是男是女，他(她)的第一个爱的客体(love-object)都是母亲；刚开始时，男孩多半无法把自己的身体和母亲的营养器官区分开来。其后，但仍在幼儿初期，所谓的俄狄普斯情结那种关系渐渐形成：男孩把性的愿望集中到母亲身上，并产生了视父亲为情敌的敌对冲动，女孩也会采取类似的态度12。这时，俄狄普斯情结带来的各种变化以及后果都是不可忽视的；同时，人类生来就有的两性体质也显现了出来，而且还增加了许多共存的主动倾向。幼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还不清楚两性之间存在差异；在这性的探究(sexual researches)时期，他们会产生一些典型的性的观念(sexual theories)，但由于他们自身尚未发育完好，这些观念往往是非混淆、真假相间，并不能解决性生活方面的问题(即婴儿来自何处的难题)。于是我们看到，幼儿的第一次客体选择，就是一种乱伦的(1ncestuous)行为。上面描写的整个发展过程相当快就过去了。因为人类性生活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它的两相出现(diphasiconset)，也就是有两个高潮，高潮之间有一段间隔。幼儿四五岁时是第一个高潮期。高潮过后，早期的性的高峰就此消失：一度显得活跃异常的性冲动被压抑所克制，于是出现了一个潜伏期，这个阶段要一直延续到青春期，在此期间，道德方面的反应形成(reaction—formations)、羞耻以及厌恶等便建立了起来13。在一切生物中，似乎只有人类才有性发展的两相出现的情况，这也许正是人类易致神经症的生物因素。到了青春期，幼儿早年的那些冲动以及与客体的关系又重新活跃起来，其中就有俄狄普斯情结这样的情感联系。在青春期的性生活中，存在着早年的冲动与潜伏期的抑制之间的冲突。在达之前，以及在幼儿早年性发展的高潮时期，某种生殖组织已经形成；不过在那一组织中，只有男性的性器在起作用，女性的性器还没有发现(我称这一时期为阳具Phallic主导时期)。在这一阶段两性的区别不是根据“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而是根据“具有阳具”或者“被去势”。产生于这一关系的去势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对性格的形成和神经症的形成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上面简略地介绍了我在人类性生活方面的一些发现，为了使之清晰易懂，我已把自己在不同时期得到的各种结论汇集起来，经过增补和修改，编入后来多次重版的《性学三论》(一九一五年)一书，希望能有助于人们了解我扩大性的概念的用意(对于这种扩大我曾作过多次强调，但也多次引起人们的反对)。这种扩大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它使性与性器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了，它认为性是一种更为广泛的肉体功能，首先以快感为目标，其次才为生殖服务。第二，它把性冲动看成是包括所有纯粹的感情与友爱的冲动，即通常由含义极为模糊的词语“爱”所指的那些冲动。然而，我认为这种含义的扩大，并不是什么创见，那只不过使它恢复原状罢了：即把我们观念中已经形成的一些不适当的限制去掉。
把性与性器分离开来，有利于我们将幼儿的性活动、性变态者的性活动，与正常成人的性活动归于同一范围。幼儿的性生活迄今仍被人们完全忽视，性变态者的性生活虽然已为人们所认识，但仍在受到道德上的指责，得不到理解。从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来看，即使那些最怪癖、最令人反感的性变态行为，也可以解释为是性的基本本能的表现，这些本能脱离了性器的主导，象在里比多发展的最初阶段那样，在为自己寻找快感。在性变态少最重要的是同性恋了，其实这个名称并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同性恋与人类体质中的两性倾向，以及阳具主导引起的副作用都有关系。通过精神分析学，我们能够指出每一个人身上存在的选择同性恋客体的某种迹象。至于我把儿童说成“多形性变态”(Polymophomly Perverse)14，那只是借用了一个广为流行的术语；这个用语丝毫不含有道德上的评价。精神分橱学与这类价值的评价毫无关系。
我所说的性的概念扩大的第二个方面，可以用精神分析学揭示的事实来证实，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表明，所有感情的冲动，最初都完全带有性的性质，不过到后来不是其目标受到抑制，便是得到了升华。因此，性本能的这种可以受到影响或转向的特征，能够使这些本能服务于各种文明活动，甚至能耐文明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我对幼儿性的方面的惊人发现，首先是在分析成人曲过程中得到的。但是后来(大约一九零八年以后)，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就有可能全面详尽地对这些发现加以证实15。的确，这样轻易地就让人相信幼儿的性的活动是一种正常现事实而把幼儿时代无性欲的美好传说保持那么长久?我想，这种惊人的现象肯定和大多数成人身上掩饰幼年生活的记忆缺失(amnesia)16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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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注：在精神分析学术语中，贯注指的是精神能量或里比多专注于(concentration)或投入(investment)某一方面，如某个人或某一事物。
2 中译注：这里的逃遁，是指从现实逃入疾病中去(flight into sickness)，以摆脱一切责任的精神过程，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等把神经症症象描述为逃入疾病的表现。
3 中译注：一种对刺激及其强度的认识。
4 中译注：在精神分析学中，指将原观念、冲动所负载的情感或里比多转移贯注到相反的观念或冲动中去。
5 英译注：本段在1924、1928和1948年的版本中均由小号字体印出。
6 英译注：在1928年和1948年的版本中，“facon”一词被改为“maniére”。中泽注：法语意为“说说而已”。
7 英译注：参见本自传第83一84页。
8 英译注：弗洛伊德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致佛里斯的信中，第一次谈到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后来他在关于神经症病因中性的作用一文里，公开表明了这一观点的改变(参见《标唯版》第七卷第274—275页)。直到他去世前几年，他才解释说他的病人的那些幻想，开始时其实是和她们的母亲有关，而不是和父亲有关(参见《女性的性欲》第三部分，1931年)。
9 中译注：利维(Tjtus Livius Livy，公元前69—17年)，罗马历史学家。
10 中译注：精神分析学把口、肛、性器划为三个最重要的性觉区。
11 中译注：里比多在躯体某一部位固结，就会转为躯体症状，故又称“躯体性依从”(somatic compliance)。
12 作者一九三五年补注：关于幼儿时期性砍的材料都来自对男性的研究，由此得到的结论也和男孩有关。因此，想要在两性间找到一种完全对应的东西，是极为自然的；可是，这实际上办不到。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告诉我们，男女之间在性的发展方而存在着巨大差异。幼女的第一个性的对象和男孩一样，也是她的母亲；女子在她的正常发育结束之前，她不仅必须改变性的对象，而且还得改变主要的性觉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麻烦，还可能会产生一些男性所没有的抑制状态。〔英译注：弗洛伊德在本自传发表之前，在——篇有名的文章《俄狄普斯情结剖析》(1994年)中对男女在性发育方面的这种对应已经提出了怀疑。不久之后，他在另一篇论述两性之间的差别产生的影响的文章里(1925年)，全面地提出了一种新观点(参见《标准版》第十九卷编者对这篇文章的说明)]
13 作者一九三五年补注：这种潜伏期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是它只能在文明体制中使性生活完全中断，因为文明体制已把压抑幼儿时期的性砍作为其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大部分原始民族那里就看不到这种情况。
14 英译由参见《标淮版》第七卷第191页。
15 英译注：参见对小汉斯的精神分析(1909年)．
16 中评注：一译健忘症。
第四章
抵抗、压抑、无意识、性生活的致病意义，以及幼儿时期经验的重要性等理论，是精神分析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内容。遗憾的是，我在这些篇幅中只能对这些内容分而述之，无法顾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影响。现在，我必须转而谈谈精神分析法在技巧方面逐渐产生的一些变化。我原先采用催逼和鼓励的方法，以克服病人身上的抵抗作用，这对我事先大体地考虑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不可缺少的。但是，这种方法终究对双方来说压力太大了，再说这种方法看来也显然容易受到某些批评。于是我就只好用别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正好相对的方法来代替前者。我不再要求病人专门谈论某个问题，而是请他尽量放松，沉浸到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之中，也就是不要让意识去指导思维，让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过这样做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旁。在病人叙述他的想法时，用不着反复关照他必须讲真话，这是整个分析治疗的一个前提。没想到让病人遵守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以后，这种自由联想法居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它把被抵抗所压抑的内容带入了意识。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自由联想其实并不自由。即使病人没有把自己的精神活动引向某一个专门的问题，他仍旧处在精神分析情境的影响之下。我们完全可以设想，病人不会想到与那种情境无关的东西。病人这时对再现被压抑内容的抵抗，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它可以通过批评或否定的态度表露出来；所以正是为了对付这些情况，才创立了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可是当病人遵守规则，不再沉默不语以后，抵抗还会另外寻找表现方式。它会进行一番巧妙的安排，使得被压抑的内容本身无法进入病人的意识，而只是以近似的情况暗示出来；这样，抵抗越强，病人讲述的转换过的联想离精神分析者要寻找的实际意念也就越远。一个分析者如果能静心地、毫不费神地倾听病人絮絮讲述联想，并且根据经验大体地估计一下可能发生的情况，那么，他就可以根据两种情况来处理病人洪述的材料。假如病人的抵抗较弱，分析者就能从病人转弯抹角的话语中，推断出真正的无意识的内容；如病人的抵抗较强的话，他就能在联想离题越来越远的情况下，从中看出抵抗的特性，向病人进行说明。不过，揭示抵抗，只是走向克服抵抗的第一步。这样，精神分析工作就涉及到解释的技术(art of interpretation)，要成功地掌握这种技术，需要机智，还要通过实践；然而要掌握它并不困难。自由联想法优于过去的方法，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方法省力，它还能使病人受到极少的压力；自由联想法永远不会与实际的、眼下的情境失去联系；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确保既不放过神经症中的任何因素，也不会因为精神分析者事先有过估计而带进别的东西。自由联想完全让病人自己决定分析的进程和材料的安排；这样就不可能系统地掌握那些特殊的症状或情结。和催眠术、催逼法中出现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相互有关的材料在联想治疗的不同时问、不同阶段中都会显露出来。因此，对一个旁观者来说——虽然实际上并没有这种人——分析治疗实在使人捉摸不透。
自由联想法的另一个便利之处，是根本不需要去打断它，假如不对联想的情形规定什么条件的话，从理论上说，是完全有可能进行联想的。不过，在某种病例中，会很有规律地出现联想中断的情况；但是根据其特异现象，还是可以对这种病例作出解释的。
这里，我要说说一种因素，这种因素使我的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特征更加明显，因此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理论上，都应该把它看成是头等重要的因素。在每一次分析治疗中，无需医生起什么作用，病人与分析者之间总会产生一种实际情境无法解释的强烈的情感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从狂热的性爱到蛮横的顶撞，怨恨的发泄，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这种移情(transference)——我给它一个简称——在病人心中很快就取代了要求治疗的愿望，如果情真意切，并有适度，它就能成为医生影响力的手段，而且几乎可以成为共同的分析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往后，当移情发展到狂热，或者转为敌对情绪时，它又会成为抵抗的主要工具。这样，就会瓦解病人的联想能力，从而危及治疗效果。不过，要想避免产生移情，那也是不明智的；因为要进行分析，就不可能不产生移情。但是也不能就此以为移情是精神分桥的产物，如果没有精神分析，移情就不会出现。其实，移情只能说是由精神分析揭示并分离出来的。移情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种普通现象；它决定着—切医疗效果的成功与否，而且实际上，它还支配着个人与社会环境的所有关系。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移情与催眠术家所说的“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看成是同一种动力因素，暗示感受性是催眠感应(rapport)1的手段，其变
化之莫测，也给疏泄法带来不少困难。如果没有这类情感转移的倾向，或者移情完全成为一种消．极的东西，就象早发性痴呆或妄想狂中表现的那样，那么，用心理学的方法去影响病人，同样是不可能的。
要说精神分析学和别的心理疗法一样，以暗示(或者移情)作为工具，这话不假。不过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差别，那就是在精神分析中，移情对治疗效果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移情只是用来促使病人进行一种精神活动——即克服他自身的移情抵抗，这会使他的精神结构发生一种永久性的变化。经历着幼年受压抑时期产生于最早的客体依恋的那些情感。这样，移情便从一种最激烈的抵抗手段，一跃成为精神分析治疗上的最佳方法。然而如何使用这种方法，仍然是分析技术中难度最大，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
在自由联想法和有关解释技术的帮助下，精神分析学成功地获得了一项成果，它看似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实际上在科学思想方面必然会导致一种全新的观念，形成一套新的价值标准。它使得证明梦具有某种含义，并且揭示这种含义成为可能。古时候把梦看得非常重要，认为梦能够预言未来；但是近代科学对梦却不屑一顾，它把梦归入迷信一类，认为梦不过是一些“躯体的”过程——是人在睡眠时心理上的——种颤搐(twitching)。一个从事严肃科学工作的人，竞以“梦的解释者”的身份出现，似乎是难以置信的。不过精神分析不管那些对梦的贬斥，它把梦看成是未经解释的神经症症状，是一些妄想性或强迫性观念，它不注重梦的表面内容，而把梦中各个单独的意象变为自由联想的话题，通过这些工作，精神分析学获得了与众不同的结论。做梦者产生的大量联想，使精神分析学发现了一种思维结构，它再也不能说是荒诞不经，混乱不堪的东西了，它是一种完全正常的心理产物，从那里产生的外显的(manifest)2梦，不过是一种变形的，简化的、不正确的翻译，并且多半是转为视觉意象的翻译。那些梦的隐意(1atent dream—thoughts)包含着梦的意义，而外显的内容，仅仅是一种伪装，一种表象，可以把它作为联想的出发点，但不能用它去解释梦。
这里需要解答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梦的形成是否有动机，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做梦，以及梦的意念(总是含有意义)到底通过哪些方法才能成为梦(通常是毫无意义的)等等。我在一九OO年出版的《梦的解释》一书中就试图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在此，由于篇幅的关系，我只能极为扼要地介绍一下自己的研究情况。如果我们检查一下由梦的分析所揭示的梦的隐意，就能发现其中有一种隐意特别显眼。别的隐意作梦者都是熟悉了解的，这些隐意都是醒时生活的遗念(其专业术语称为白昼的遗念the day's residues)；而那个分离的隐意，则是一种愿望的冲动，通常是令人厌恶的一类冲动，由于它和做梦者醒时生活毫无关系，做梦者对此自然会矢口否认，愤然拒绝。其实这一冲动才真正是梦的制作者：它为做梦提供能量，并把白昼的遗念用作做梦的材料；这样产生出来的梦，就代表了一种冲动满足的情境，也就是冲动愿望的满足。但是，如果没有某种睡眠性质的因素加以协助，这一过程就不会发生。睡眠在精神上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让自我专心于睡眠愿望上，并把心理能量从各种日常兴趣那儿收回。因为，所有活动的途径同时阻断以后，自我也可以减少消耗平时用来维持压抑的能量。无意识冲动就利用夜间压抑放松的机会，与梦一起乘虚而入进入意识。但是在睡眠中，自我的压抑性抵抗并没有消失，它只是减弱了一些。其中有一部分仍然保持着梦的稽查(censorship of dreams)的形态，禁止无意识以本来的形式显现出来。由于梦的稽查无比严厉，梦的隐意只好加以改变和软化，以便使梦中那种被稽查所禁止的含义难以辨认。这种情况就是梦的变形(dream distortion)。它是外显的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梦是(被压抑的)愿望(经过伪装)的满足。由此可见，梦的构成就象神经症症状一样，是某种被压抑的冲动和自我中稽查的抵抗—力之间妥协的产物。由于梦和神经臆起因相似，因此它们都非常难理解，所以都需要加以解释。
要发现做梦的一般功能，并没有什么困难。梦能够以一种安抚镇静的活动，挡住那些会惊醒入睡者的内外界刺激，以确保睡眠不受扰乱。外界刺激经过一种新的解释，被编入某种无干扰的情境之中，便可得到排除；至于由本能要求引起的内部刺激，只要梦的隐意服从稽查的指挥，睡眠者就会任其自由活动，让它们在做梦时寻求满足。但是，如果这些刺激想要无法无天，或者梦的含义太明显时，睡眠者就会中断做梦、惊醒过来(这类梦可称之为焦虑的梦anxiety—dreams)。假如外界刺激强到难以阻挡的程度，那么梦的功能也会失效(这就属于警觉的梦arousal—dreams一类)。我把在稽查的合作下变梦的隐意为显梦的过程，称为梦的工作(dream—work)。梦的工作是—种处理前意识思想材料的特殊方式，它把前意识材料的各个部分加以浓缩(condensed)，将心理重点移位(displaced)，并使全部材料转化为视觉意象，或者说使之戏剧化(dramatized)，再通过表面的润饰(secondary elaboration)加工完成。在无意识深层活动的各种过程与一般的正常思维过程是全然不同的，梦的工作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此外，梦的工作还显示出大室古代的特征，如借助于象征作用(symbolism)——这里主要指性的方面，这在别的精神领域中可能也已经发现了。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梦的无意识的本能冲动与白昼的遗念，以及与醒时生活中某些尚未遗弃的兴趣都有联系；这样，它才能做梦，做出对精神分析学具有双重意义的梦。梦之所以有双重意义，因为一方面梦经过分析可以显示出它是一种被压抑愿望的满足；另一方面，梦又是前一天某种前意识活动的延续，它可以包含各种各样的内容，可以表达一种意图、警告、思考，或者还可以是一种愿望的满足。精神分析学在利用梦的时候从两个方面入手，把梦作为了解病人意识过程以及无意识过程的途径。另外，精神分析学还得益于这样一种情况，即梦有机会接近幼儿时期被遗忘的那些材料，所以，要解决幼儿时期的记忆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就要靠梦的解释。在这一方面，梦担当起了以前催眠术的一部分工作。不过，我可从来没有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认为对梦的解释显示出所有的梦都含有性的内容，或者是由性的动力产生的。不难发现，饥饿、于渴或者排泄的需要，就像所有被压抑的性冲动或利已冲动一样，也会产生满足愿望的梦。我们的梦的理论是否正确，幼儿的例子就能够给我们以简便的检验。在幼儿身上，各种心理体系分界还不明显，压抑也未深化，所以我们经常会碰到的梦，都是不加掩饰地满足了醒时生活留下的冲动。成人在某些迫切需要的作用下，也会产生这种幼儿式的梦。3
就像利用梦的解释那样，精神分析学通过研究人们生活中大量细小的过失与错误，即所谓的症状性活动，也得到不少收获。我曾在一系列论文中探讨过这个问题，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一书，于一九O四年首次出版。我在这本广为流传的著作中指出，过失和错误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不能仅仅从生理学上去说明，过失和错误都具有一种含义，可以进行解释，并且可以推断，那里存在着种种受到限制或压抑的冲动和意图。然而，梦的解释以及对过失和错误的研究之所以意义重大，并不在于这些工作对精神分折工作有所助益，而是它们另外一方面的贡献。以前，精神分析学只注重解决病理现象，为了说明这些现象，它不得不常常提出一些范围极广、与所要研究的实际材料并不相符的假设。自从精神分所学接触到梦以后，它就不再处理病理症状，而去处理在所有健康人的精神生活中部可能发生的那种现象。由于梦的构成被证明与症状的形成相似，由于梦的解释也需要诸如冲动的压抑、替代的形成(substitute-formation)、妥协的形成(compromise—formation)、把意识和无意识分为不同的心理体系等假设，因此，精神分析学就不再是精神病理学方面的辅助性学科了；它应该是一门新型的、深广的、对认识正常活动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精神科学的基础。它的假设和发现可以用于精神活动的其他范畴：它的前面有一条大道通向远方、通向人们普遍关心的那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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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译注：被催眠者在意识受到限制的状态下与催眠木家之间的一种联系。
2 中译注：有关“外显的梦”和“梦的隐意”，均见“专门术语解释”中“梦”的条目。
3 作者一九三五年补注：如果从做梦的功能经常会失效来考虑，那么很可以把梦看成是一种想要实现愿望的企图。亚里士多德曾经把梦定义本人在睡眠时的精神生活，这种说法现在还是成立的。所以我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梦的解释》而不是《梦》自有其道理。
第五章
有关精神分析学发展的内在因素就介绍到这里，现在我要转而谈谈这一学科在外界的经历。我前面介绍的那些发现，十之八九与我本人的工作有关；不过在动笔的时候，我还补充了一些后来的材料，但没有指明哪些是我的，哪些是我的学生和信从者的贡献。
自从和布洛伊尔分手以后，我有十多年间无人相从，完全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在维也纳，人们对我避而远之，国外也没有人注意过我。《梦的解释》一书于一九〇〇年出版以后，那些专业杂志对它几乎只字不提。我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九一四年)一文中，曾以我在一家诊疗所讲学时与该所一位助教的谈话为例，说明那时维也纳精神病学界对我的态度。那位助教从未读过《梦的解释》，却著书立说来反对我的理论。因为诊疗所里曾经有人告诉他这本书根本不值得一读。后来，这位当上了教授的先生见了我的记述不但矢口否认，而且怀疑我是否记错了。对此，我只能直言相告，我对自己写的每一句话承担责任。1
一旦认识到自己被人反对是不可避免的，我对这种情况就不那么敏感了。更何况，我的孤立处境也渐渐有了改观。先是在维也纳，有—群学生来到了我的身旁；接着，——九〇六年以后有消息说，苏黎世的精神病医生E·布洛伊勒2和他的助手C·G·荣格3，以及其他人对精神分析学颇有兴趣。于是，我和他们建立了个人的联系，到了一九〇八年复活节，我们这一新兴学科的同人相会于萨尔茨堡4，一致同意定期举行类似的非正式会议，并决定筹备出版一份杂志，由荣格主编，取名为《精神病理学与精神分析学研究年鉴》。该杂志在我和布洛伊勒的指导下出版发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告停刊。在瑞士精神病学家加入这一运动的时候，整个德国也开始对精神分析学产生了兴趣；在众多的评论文章里，在热烈的科学讨论会上，精神分析学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可是，人们对它并不友善，它甚至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德国科学界对精神分析学也只是短暂地接触了一下以后，便群起而攻之。
就是在今天，我也无法预见后人最终将如何评说精神分析学在精神病学、心理学和一般精神科学方面的价值。不过我想，万一有入将我们经历的这个时期载入史册的话，德国科学界是不会为当时那些代表人物感到光彩的。对于他们反对精神分析学，对于他们那种坚决的态度，我倒并不在意；这些都还可以理解，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至少还不至于让人怀疑这些反对者的人品如何。然而，他们那种不可一世的蛮横态度，强词夺理的恶劣做法，以及粗俗卑劣的诬蔑攻击，实在是太过分了。也许有人会说，我在十五年后还旧事重提，耿耿于怀，未免太有点孩子气了吧；要不是有件事情须补上——笔，我是不会去翻陈年老账的。就在若干年后，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敌国同声指控德国的野蛮行径，他们的这一指控正好概括了我在上面所写到的那些情况，可是我由于自己的切身遭遇而无法出来驳斥这种攻击，这使我感到非常痛心。5
有—位反对者6曾经吹嘘说，他的病人只要一谈到与性有关的事情，他就能让他们闭口；这位先生显然以为他掌握的这种技术，使他有资格决定性在神经症病因中到底起多大的作用。关于情绪方面的抵抗，只要用精神分析学理论来解释一下就不致于引起误会，除了这一点，我觉得我和我的反对者不能一致的主要障碍在于，他们把精神分析学看成是我个人沉思默想的产物，他们不愿意相信，这门学科的形成，是长期细致耐心、客观公正的工作的结果。既然在他们眼里，精神分析学既用不到观察又不需要什么经验，因此他们觉得，不了解这门学科照样可以反对它。另外有些人的看法没有这么激烈，他们的抵制就是一再鼓吹不用显微镜的传统研究法，以免看到那些已被他们否定了的东西。当人们必须对某一新事物休出判断的时候，大部分人竟然会做得如此不当，这确实是难以想象的。几年来，我不断地从“善意的”批评家那儿听说——就是今天也有人告诉我——精神分析学已经发展到了这般程度，它开始毫无道理地夸大其作用，并用来概括所有的现象。我觉得，要划出这样一种程度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然而据我所知，那些批评家们在作出上述论断的—‘两个星期或者若干天以前，对这个问题还一窍不通呢。
来自权威方面的攻击，反而促使精神分析学家进一步团结起来。一九一〇年，在纽伦堡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由费伦茨7提议，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协会设一名主席，下面分设各个地方分会。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这一组织仍然保存了下来。如今，它在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瑞士、英国、荷兰、苏俄、印度都建立了分会，在美国也有两个分会8。那次会上，我安排让荣格担任首任主席，但是此举日后表明乃是一大失策。与此同时，精神分析学的第二份刊物《精神分析学导报》开始问世，编辑为阿德勒9和斯泰克尔10，紧接着，由两位非医学方面的分析家H．萨克斯11和O．兰克12主办的第三份杂志《意象》(1mago)13发行，该杂志打算把精神分析学应用到精神学科的各个领域中去。稍后不久，布洛伊勒(一九一〇年)发表了一篇捍卫精神分析学的文章14。在论战中能看到达样一种真诚坦率、实事求是的态度，确实令人欣慰，可是我对他的文章还是不很满意。他太急于想表现出不偏不倚的姿态；当然，也亏得布洛伊勒，我们的学科才有矛盾心理(ambivalence)这样一个很有价值的概念。布洛伊勒在以后的几篇论文中，对精神分析学所持的批评态度，以及对该理论中一些基本部分的否定或怀疑，使我大为吃惊，照他这么说，精神分析学中还有什么东西值得他称道的呢。可是，他后来不仅全力以赴地为“深度心理学’申辩，而且还把它作为自己全面探讨精神分裂症的基础(一九一一年)。尽管如此，布洛伊勒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的时间并不长，由于和荣格意见不合，他不久便退出了协会，这样，布格赫尔茨利医院15也就和精神分析学脱离了关系。
官方权威的反对，并不能阻止精神分析学在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广泛传播。我在别处16已经记述过精神分析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并提到了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九〇九年，我和荣格应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克拉克大学校长G．S．霍尔17的邀请，前去参加该校二十周年校庆，并作了为时一周的讲学活动(用德语讲学)。霍尔不傀是一位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在我们去那儿的前几年，他就已经在自己的课程中介绍了精神分析学；他这个人身上有点“太上皇’的味道，喜欢随心所欲地授权或罢免人家。我们在那里还见到了哈佛大学的神经病学家詹姆斯，杰克逊·普特南18，普特南虽然年事己高，但还是热情地支持精神分析学，他以他那德高望重的影响力，全力捍卫精神分析学的文化价值及其目标的纯洁性。普特南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作为对抗强迫神经症倾向的一种方式，他身上的伦理偏见也相当突出；他唯一令人感到不安的地方，就是他爱把精神分析学看成是某种独特的哲学体系，要让它为道德目的服务19①。这次美国之行还有一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这就是我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20的会面。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起出去散步时发生的一件小事。那天我们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把手中的包递给我，要我继续往前走，他说等正要发作的心绞痛过去以后，他会马上赶上来的。一年后他便因这种病而与世长辞；我经常希望在死神到来的时候自己能像他那样无所畏惧。
我访问美国的时候才五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对这个新世界的短暂访问，使我深深地受到鼓舞，信心倍增。我在欧洲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在受人轻视，可是到了美国，那里的名流显要却始终与我平等相待。当我登上伍斯特的讲坛，作《精神分析学五讲》之时，我仿佛感到一个难以相信的昼梦实现了：从此以后，精神分析学再也不是什么妄想的产物了；它已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很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从我们访美以来，精神分析学在美国方兴末艾，它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官方有许多精神病学家也认为它是医疗培训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遗憾的是，在那里精神分析学渗入了大量的水份。更有甚者，还有不少与精神分析学无关的东西，也打着精神分析的旗号招摇撞骗，到处滥用，而全面地从理论上技术上进行培训的机会却少得可怜。此外，精神分析学在美国还和行为主义发生过冲突，这一理论鼓吹什么不用考虑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实在是幼稚之极。
在欧洲，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三年期间，发生了两次脱离精神分析学的运动，领头人物是以前曾在这门年轻学科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C．G．荣格。这两次脱离运动来势不小，一下子就有大批人马跟随而去。然而；他们的力量并不在于其本身的内容如何重要，而是因为他们对人们有一种吸引力：即使不拒绝精神分析所掌握的材料，也可以摆脱那些令人反感的发现。如荣格试图从抽象的、非个人的和非历史的角度，对精神分析学占有的材料重新解释，以期不必再去认识幼儿的性生活和俄狄普斯情结的重要作用，不必对幼年阶段作任何分析。阿德勒似乎定得更远；他全盘否定了性的重要作用，认为性格的形成与神经症的形成，根源都在人们的权力欲，以及对补偿体质低下(constitutional inferiorities)的需求上，他把精神分析学在心理学方面功种种发现弃之一旁，不予理会。然而，那些被他所拒绝的东西，还是以别的名义闯到他那套封闭体系中去了；如他所谓的“男性的抗议”21，无非就是不正常的、带有性特征的压抑。这两位持不同观点者受到的批评还是比较轻微的；我只坚持一点，即他们的理论不应再冠以“精神分析学”这个名称了。现在，十多年时间过去了，我可以明确相告，上述这些反对精神分析学的企图已经收场，它们没有给精神分析学造成任何损失。
如果说一个组织的建立是基于其成员对几个基本问题看法一致，那么，放弃这一共同立场的人，当然不能再留在该组织中了。可是，我从前的学生的离异，却常常被人们用作攻击我的材料，说什么这是我独断专行的证据，是我大难临头的征兆。情况到底如何，我想事实胜子雄辩：虽然荣格、阿德勒、斯泰克尔，以及另外有些人先后离我而去，但还有更多的人，如亚伯拉罕22、艾丁根(Eitingon)、费伦次、兰克23、琼斯、布里尔24、萨克斯、普菲斯特25、范·艾姆顿(van Emden)、赖克(Reik)等人，他们已和我同心协力、亲密无间地共事了十五年。我这里提到的，都是我早年的学生，他们在精神分析学方面都写了不少著作，颇有建树；当然，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不少人，我己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了；至于那些年纪轻轻、后来跟随我的人当中，也许会有不少可以寄予厚望的优秀人才。在此，我倒想替自己说几句话，一个心胸狭窄、自以为是的人，能够始终抓住那么多有学识、有水平的人吗?更何况像我这样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人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数团体遭到破坏，所幸的是我们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仍旧安然无蒜。一九二〇年在中立地区海牙，协会召开了战后的第一次大会。荷兰人热情地欢迎来自饥饿贫困中的中欧各国代表，其场面实在感人；我认为，这是英德两国人士在战后的废墟上第一次坐在一起，友好地讨论大家感兴趣的科学问题。在德国和西欧诸国，这次大战激起了人们对精神分析学的广泛兴趣。通过对战争性神经症的观察，医学界终于认识到精神因素在神经性疾病中的重要意义，像“疾病性获益”(gain from illness)、“遁入疾病”(flight into illness)等心理学概念，很快在人们中间流行起来。一九一八年，在布达佩斯举行了德国战败前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中欧同盟国曾派了一些政府官员前来参加，会上他们同意建立一些精神分桥所，专门用以治疗战争性神经症。可惜，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另外，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安东·冯·弗罗因德博士(Dr.Anton Von Freund)提出了一项综合性计划，打算在布达佩斯建立一个精神分析学研究治疗中心，但是，这一计划不久也因为政局动乱、计划制订者的早逝而成为一件憾事。26后来，马克斯·艾丁根于一九二〇年在柏林开设了一家精神分析诊疗所，达才实现了弗罗因德博士的某些设想。在布尔什绍克统治匈牙利的那个短暂时期，费伦茨曾经作为精神分析学仍正式代表，在布达佩斯大学成功地开设了这门课程。大战结束之后，反对我们的人兴高采烈地声称，这场战事对否定精神分析学命题的正确性，提出了决定性的证据。他们认为，战争性神经症证明，性的因素不一定是神经症的病因。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因为首先，谁也没有从头到尾地分析过一例战争性神经症病例，所以就无法确切地知道引起这种病的动因到底是什么，因而自然也得不出什么结论；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早就有了自恋(narcissism)和自恋性神经症(narcissistic neuroses)的概念，它认为在这些情况中，．人身上的里比多所依附的是本人的自我，而不是某一客体。27因此，精神分析学虽然以前常常被指责为不适当地扩大了性的概念，但是有人为了争论的需要，又可以忘记这条罪状，再次把我们推到“性”这个词的最狭窄的含义上。如果疏泄法这个预备阶段不包括在内的话，我认为精神分析学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孤军奋战，所有工作都由我独自担当：这段时间是从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到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从那以后到现在是第二个阶段，在这期间，我的学生和同事已经作出了越来超重要的贡献，这样，当我今天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世的时候，可以静心地考虑自己该停止工作了28。由于上述原因，所以我在这部《自传》中无法像记述第一阶段精神分析学逐渐形成的经过那样，全面地介绍第二阶段的进展情况，因为在第一阶段，只有我—个人单枪匹马地活动着。我觉得这里只能介绍一些自己在其中仍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新发现，特别是有关自恋、本能论、以及将精神分析学：用于精神病方面的新发现。
首先我要作一点补充，随着经验的日益积累，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俄狄普斯情结乃是神经症的症结所在。它既是幼儿时期性生活的顶点，又是以后备阶段发展的起点。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那就别再指望精神分析学在神经症的病因中会发现—种特殊的因素。事实上，正如荣格早年还是个精神分析学家时就精辟指出的那样，神经症并元唯其独有的特殊内容，神经症的病因主要是神经症患者碰到障碍就垮了下来，而正常人则能够顺利地克服障碍。这一发现是比较令人鼓舞的。它和另外一种发现完全相符：精神分析学所揭示的深度心理学，实际上就是正常人的心理学。我们的道路有点和化学相似：物质之间性质的差别，就在于物质中结合的同种原素在量的比例上的差异。
在俄狄普斯情结中可以看到，里比多依附的是父母的意象。不过，再早一些时候，那里还没有父母意象这样的客体。这样便产生了一种情况(它对里比多理论极其重要)，个人身上的里比多把自我注得满满的，并将自我作为依附的客体。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自恋或自爱(self—love)。我们只要稍加思索便可知道，这种情况是不会完全停止的。在人的一生中， 自我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里比多贮存库，里比多由那里向客体贯注29，又可以从客体身上流回原处30。这样自恋性里比多(narcissistic libldo)不断地转为客体里比多(object libido)，客体里比多也不断地转为自恋性里比多。至于这样一种转换能达到何种程度，爱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例证，不管是性爱还是升华了的爱，它都会发展到牺牲自己31的地步。鉴于以前对压抑过程的探讨只注意被压抑的东西，因此，有了上面这些观点，还可以对压抑的力量作出正确的评价。过去一般都认为，压抑是由自我中的自我保护本能(insitincts of self-preservation， 即自我本能ego—instincts)引起的，专门用来对付里比多本能。现在由于认识到自我保护本能同样具有里比多的性质，是—种自恋性里比多，这样，压抑过程就，可以看成是里比多内部的一种过程； 以自恋性里比多反对客体里比多，以自我保护的力量对抗爱恋客体的要求，也就是对抗狭义的性欲要求。
在心理学中，最为紧迫的任务莫过于需要建立一种关于本能的坚实可靠的理论，有了这种理论，心理学才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32。可是在这方面，所需要的理论尚未出现，精神分析学就不得不做一些尝试和摸索。精神分析学先把自我本能(自我保护本能、饥饿)与里比多本能(爱)作了区别，后来又代之以一种新的区别，自恋性里比多和客体里比多的区别。当然这还不是最后的定论，从生物学的角度考虑，似乎还不能满足于这种只存在一类本能的假设。
在我后期一些著作中〔如《超越难乐原则》(一九二O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一九二一年)、《自我与伊德》(一九二三年)等〕，我一改长久以来的自我克制状况，尽量地让自己去沉思默想，我还考虑了解决本能问题的新方法。我用厄洛斯33的概念把自我保护和保护人类两种本能结合在一起，使之与默默地起作用的死亡本能(或称毁灭本能)相对应。一般来说，本能是一种有伸缩性的生物体，一种要恢复某种曾经存在过，但由于外界干扰而消声匿迹的情境的冲动。从复旧的强迫性(compulsion to repeat)的现象中，就可以看到本能的这种基本的保守性。在这个意义上，生命给我们展现的图象，就是厄洛斯与死亡本能相互斗争、相互作用的结果。
上述构想是否可行，还有待于进——步观察。尽管这一构想原先只是为了最终确定精神分析学中某些最为重要的理论观点，但到后来，它已远远超出了精神分析学的范畴。我经常听到人们用一种轻蔑的口气谈论说，就一门学科而言，如果其最普通的概念象精神分析学中的里比多或本能概念那样含糊不清，那就算不上是一门真正的科学。我认为，这种指责完全是一种误解。对精神科学来说，只有把某一领域中的各项事实纳入逻辑体系的框架之中，才能做到基本概念清晰，定义明确。但是，在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领域，要普通概念做到精确无误，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在动物学和植物学创建的时候，动植物还没有什么确切的定义；即便在今天，生物学仍然不能给生命的概念以确定的含义。又如物理学，假如当初要等物体、力、万有引力之类的概念达到理想的清晰度和精确度，那么这门学科一定还在创立阶段原地踏步。在所有的学科中，那些最基本或者最普通的概念，起先总是不明确的，开始只能根据产生概念的那些现象来解释；只有对所观察的材料作了逐次的分析之后，才能使概念清晰明确，从而找到一种有效的、固定的含义。34我始终觉得，人们拒绝将精神分析学与其他学科一视同仁，是极不公道的。这种拒绝就表现在他们提出的种种极其顽固的反对意见中。精神分析学一再被斥责为缺乏全面性和完整性：然而，大家都知道，以观察为基础的学科，成果只能一项—项地搞，问题只能一步一步地解决，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道路可以选择。还有，当我在尽力使长期被人否定的性功能的作用得到承认时，有人把精神分析学理论诬蔑为“泛性论”；当我在强调长期被忽视的幼儿时期偶然印象的重要性时，有人却认为精神分析学在否认体质和遗传的因素——其实，这样的事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由此可见，人们的抵制已经到了不借任何代价，极尽攻击之能事的地步了。
实际上，我在早期阶段的研究中就试图以精神分所学的观察为基础，形成一些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我在一九一一年发表的短文《论精神功能活动的两种原则》中，就注意到(当然并不是什么创新)精神生活中唯乐一痛苦原则(pleasure—unpleasure principle)的支配作用， 以及所谓唯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对前一原则的替代。后来(在一九一五年)，我又曾试图创立一种‘心理玄学”(Metapsychology)。那是一种将所有的精神过程从三个参照系加以考虑的研究方法，我把它们分别称为动力的(dynamic)、形态的(topographical)和经济的(economic)；在我看来，这似乎体现了心理学所能达到的最终目标。然而，这一尝试始终未能完成；在我写了《本能及其变化》(一九一五年)、《压抑》(一九一五年)、《无意识》(一九一五年)、《悲伤与忧郁症》(一九一七年)等文章后35，鉴于那时要作出理论性预测还为时过早，我便把这项工作停了下来，此举看来也许还是比较明智的。我在新近发表的一些纯理论的著作中，根据对病理材料的分析观察，已经在着手解析人的精神结构了，我把人的精神结构分为三个部分：自我(ego)，伊德(id)和超我(super—ego)36，超我就是因俄狄普斯情结而产生的，它体现了人类的伦理标准。
我希望这些介绍不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37，好象我在后期阶段已经放弃了对病人的观察，只是一味地沉思默想。其实，在这段时间里，我时时都在接触精神分析的材料，对于临床或技术方面的一些关键细节，也没有停止过研究。即使在我停止观察以后，我也处处小心，避免与哲学本身发生任何牵连。在这一点上，我自身的条件也不允许我去接触哲学。不过，对于费希纳38的观点，我向来是赞同的，而且在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上曾追随过这位思想家39。精神分析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叔本华40的哲学见解相似，叔本华不仅强调情感的支配作用和性的极端重要性，他甚至还意识到压抑机制，但是，这并不能说是因为我熟悉了他的学说。我是一直到晚年，才拜读了叔本华的大作的。另一位哲人尼采41的猜测和直觉，与精神分析学辛勤研究的成果也常常会出现惊人的一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有很长时间尽量避免和他接触；我这样做主要是想让自己的思想免受干扰，我倒不在乎哪些观点是谁先提出的。
精神分析学的第一项、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唯一的一项研究课题，就是神经症。精神分析学家都不会怀疑，在医学上把神经症从精神病(psychoses)中划分出来，归入器质性神经性疾病的做法是错误的。神经症的理论不但是精神病学(Psychlatry)的一个部分，也是精神病学不可缺少的先行理论。不过，精神分析学对精神病的研究看来还不能实际运用，它对该病还不能产生疗效。一般地说，精神病人缺乏形成正移情(Positive transference)42的能力，所以这一主要的分析手段对他们并不适用。但毕竟还是可以找到许多探讨的方法，何况在一般情况下，移情并不会消失到一点儿也不能利用的地步：精神分析学在周期性抑郁症、轻度偏执变态和局部精神分裂症方面，已经取得了无可怀疑的成就。另外，有许多病例到底是精神神经症还是早发性痴呆，往往要拖很长时间才能确诊，精神分析学在这方面至少已经给医学带来了一点好处；因为，为治疗此类病症而进行的尝试尚未结束，就已经发现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神经症中必须花大力气才能从内心深处发掘出来的许多东西，在精神病的表层就能找到，而且是有目共睹的。因此，精神分析学的许多主张，可以在精神病诊疗所里得到最有力的证实。这也说明，精神分析学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以精神病学的观察对象作为研究材料。我在很早的时候(一八九六年)就确认，在类偏狂型早发性痴呆症中存在着与神经症相同的致病因素、情绪性情结。43荣格在一九〇七年联系病人的生活经历，解释了痴呆者身上某些最不可思议的刻板动作；布洛伊勒于一九〇六年证实，各种精神病中都有类似于精神分析学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的那些机制。从那以后，精神分析学家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设法去认识精神病。尤其是用了自恋概念之后，他们在某些方面对这种病已经有了一些认识。当然，绝大部分材料是亚伯拉罕在一九一二年阐述忧郁症时获得的。必须承认，我们在这一领域里的所有知识还没有转化为治疗手段；可是，理论上的收获也不容小看，我们可以期待着它运用到实践中去。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精神病学家们也会承认他们自己的临床材料就具有无可否认的说服力。目前，德国精神病学界正在受到精神分析学观点的“和平渗透”。尽管他们还在不断声明他们永远不会成为精神分析学家，永远不会属于这个“正统”学派或者赞同其夸大失实的观点，并且尤其不会相信性的因素的影响力，但还是有许多年轻的精神病学家接受了精神分析学说的某些理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应用到工作中去。所有这些现象表明，下一步的发展将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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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译注：参见《标准版》第十四卷第23页。
2 英译注：E．布洛伊勒(Eugen B1euIer，1857一1939年)，瑞士精神病学家，苏黎世一公立精神病院院长。
3 中译注： C．G．荣格(Carl Gustav Jung,1851—1961年)，瑞士精神病学家，原弗洛伊德的学生，后建立其自己的分析心理学派。
4 中译注：奥地利西部一城市。
5 英译注：参见弗洛伊德写于大战期间(1915年)的著作《对战争与死亡时期的思考》中的一段描述。《标准版》第十四卷第279页。
6 英译注：本段在1924、1928、1948年的版本中均由小号字体印出。
7 中译注：费伦茨(Sandor Ferenczi，1873—1933年)，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
8 英译注：在德文版中，这句话为“……在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苏黎世、伦敦、荷兰、纽约、全美(Po Pan—America)、莫斯科和加尔各答的地方组织。”作者对英译本的改动曾予以特别认可。
9 中译注：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年)，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个体心理学的创始者。
10 中译注：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1888—1942年)，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
11 中译注：H．萨克斯(Hans Sacks，1888—1942年)，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
12 中泽注：O．兰克(Otto Hank，1884—1939年)，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
13 中泽注：《意象》于一九一二年创刊，一九三八年停办。
14 中译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见《精神病理学与精神分析学研究年鉴》第二卷(一九一〇年)．
15 英译注：参见第67页注②。
16 中译注：见《精神分析运动史》一书。
17 中译注：霍尔(G．Stanley Hall，1844—1924年)，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
18 中译注：普特南(James Jackson Putnam，1846—1918年)，美国神经病学家。
19 英译注：参见弗洛伊德在普持南去世后写的讣告(1920年)以及为普特南选集作的序言(1921年)。
20 中译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62—1910年)，英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
21 中译注：男性的抗议(masculine protest)，阿德勒用语，指那些对性别有自卑感的妇女的行为反应。
22 中译注：亚伯拉罕(Karl Abraham，1877—1925年)，德国精神分析学家。
23 中译注：兰克后来也因意见分歧而离开弗洛伊德。
24 中译注：布里尔(Abraham Arden Brill，1874—1948年)，奥裔美国精神病学家，有“美国精神分析P学之父”之称，他为精神分析学在美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25 中译注：普菲斯特(Oskar Pfister，1873—1956年)，瑞士精神分析学家、神学家．
26 英译注：参见弗洛伊德在弗罗因德逝世后写的讣告(1920年)．
27 英译注：参见弗洛伊德介绍一本战争性神经症著作的文章(1919年)。
28 英译注：在这之后，弗洛伊德实际上还积极地工作了十二年多的时间(见作者一九三五年补记的前面部分)。
29 中译注：客体贯注(object—cathexes)，指能量贯注于身外的客体。能量贯注于自身的是全自恋贯注(narcissistic-cathexes).
30 英泽注：有关这一论述，可见《标准版》第十九卷《自我与伊德》附录B。
31 中泽注：在精神分析学中，自我(ego)和自己(self)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届于不同的参照系，“自我”属于把人格看成是一种结构的存观参照系，“自己”则届于把人格看成是一种经验的现象学参照系。
32 英译注：有关弗洛伊德在本能问题上的观点发展情况，编者在弗洛伊德的《本能及其变化》一文所加的按语中作过一些说明，见《标准版》第十四卷第113页。
33 中译注：厄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弗洛伊德用厄洛斯米招生命力和性的本能，他早先还曾采纳斯泰克尔的说法，把塔纳托斯——死神——作为死本能的代名词，后来，斯泰克尔背离弗洛伊德以后，弗洛伊德就不再使用这个词了。
34 英译注：本段后面的文字皆为一九三五年增补，可惜在一九四八年的德文版中被遗漏了。
35 英译注：以内斯特·琼斯在《弗洛伊德传记》(1966年，第209页)中指出，上面这些以及另外七篇已经敌失的文章实际上都写于一九一五年。见《心理玄学》的编者注，《标准版》第十四卷第105页。
36 英译注：见《自我与伊德》(1923年)。
37 英译注：本段在1924、1928和1948年的版本中均由小号字体印出。
38 中译注：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l-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39 英译注：费希纳的影响尤其表现在“恒常性原理”(参见《超越唯乐原则》，《标准版》第十八卷第8-9页)，以及精神形态学的概念上(参见《标准版》第五卷第536页)，另外，还可以参考弗洛伊德论玩笑一书(1905年)第四章中的某些段落。
40 中泽注：叔本华(Au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年)，德国哲学家。
41 中译注：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年)，德国哲学家。
42 中译注：正移情又称里比多移情(1ibidinal transference)，指精神分析中患者对父母的依恋或情感移向医生，这是神经症患者才有的移情。有的分析家认为，精神病患者也会产生一种移情，但通常是敌对的情绪，这负移情(negative transferencce).
43 英译注：见弗洛伊德第二篇论述“防御性神经症”(1896年)的论文第三部分。
第六章
现在，我要隔开一段距离，来看看精神分机学介绍到过去长期进行抵制的法国后出现的一些征兆性反应。这些反应好象是我以前某种经历的重现，然而，它又有其自己的特点。人们提出的反对意见简单得令人难以相信，比如有人认为迂腐、粗俗的精神分析术语伤了敏感的法国人的感情(这不禁使人想起菜辛笔下的不朽人物，谢瓦利埃·李考特·德·拉·马立南1)。还有一种评论口气更为严重(巴黎大学一位心理学教授觉得这并不有失于他的身份)：精神分析学的整个思维方式与拉丁民族的特性是格格不入的。这样，他显然把精神分析学的支持者、法国的盎格鲁—撤克逊盟友给抛弃了。因此，凡是听到这种评论的人都会以为，精神分析学是日耳曼民族特性的宠儿，它自诞生之时起，就被紧紧楼在怀中。
在法国，首先是文人对精神分桥学发生了兴趣。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记住，自从开始撰写《梦的解释》，精神分析学就已经不再是一门纯医学的学科了。从它在德国出现，到露面于法国这段时间中，精神分析学被大量应用到文学和美学、宗教史、史前史、神话学、民俗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这些学科和医学本来没有多少关系；它们实际上只是通过精神分析学才和医学有了联系。因此我无权在这里详细描述这些方面的问题。2然而，我也不愿一字不提地把它们打发过去，因为一方面，它们对于正确评价精神分析学的性质和意义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我毕竟已经答应对自己毕生的工作作一全面的记述。精神分析学在上述领域中的应用，其开端大部分可以在我的论著中找到。为了满足自己在医学以外的一些兴趣，我在各方面都曾做过一些小小的尝试。后来，其他人(其中不仅有医生，还有各个领域中的专家)就按照我的路子，进一步深入到许多不同的领域中去。但是，由于计划只允许我谈谈自己在这些应用方面所做的工作，所以，我只能对精神分析学应用的程度和价值作一个很不充分的描述。
俄狄普斯情结给我很多启示，我渐渐认识到，这种情结是无所不在的。诗人为什么选择或者构思这样一种可怕的主题，似乎令人难以捉摸；同样使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它通过戏剧性处理后能产生巨大的效果，这类命运悲剧为什么会具有一种普遍性。然而，一旦认识到诗人在人类精神生活的所有情感中抓住了一条普遍规律，那么上述情况也就容易理解了。命运与神渝，无非是一种内在必然性的具体表现；而男主人公不知不党违心地犯罪这一事实，显然真实地体现了他犯罪倾向的无意识性。认识这出命运悲剧，仅仅是理解性格悲剧《哈姆雷特》的第一步，《哈姆雷特》三百年来广为人们赞赏，却没有入去揭示它的含义，也没有人揣测过剧作者的创作动机。诗人创造的那个神经质人物，竞和现实世界中无数的他一样，为俄狄普斯情结所苦，这并非是一种巧合。因为，哈姆雷特面临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了两件事，即俄狄普斯情结的主旨，向另一个人复仇；但事到临头，他身上隐隐约约的犯罪感使他手脚发软。莎士比亚创作《哈姆雷特》，是在他父亲刚去世不久。3我对分析这出悲剧提出的一些意见，4后来由欧内斯待·琼斯圆满地解决了(一九一〇年)。奥托·兰克不久也以此剧为例，作为他探讨剧作家选材问题的出发点。兰克在论述乱伦主题的大部头著作中指出，5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极为频繁地将俄狄普斯情结作为他们创作的主题，他还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中探索了改变、缓和和柔化这种素材的情况。
从上面这一点出发，进而尝试分析一般诗歌和艺术作品的创作情况，是很吸引人的。我把想象的领域看成是为了提供一种替代物来代替现实生活中已被放弃的本能满足、唯乐原则向唯实原则痛苦地转变期间所产生的一块“保留地’。艺术家就象神经症患者一样，他退出无法得到满足的现实世界，进入一种想象的世界；但是，他又不同于神经症患者，他知道如何寻找一条回去的途径，并再在现实中获得一个坚实的立足点。艺术家的创造物——艺术作品——恰如梦一般，是无意识愿望在想象中的满足；艺术作品象梦一样，具有调和的性质，因为它们也不得不避免与压抑的力量发生任何公开的冲突。不过，艺术作品叉不象梦中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性的产物，因为艺术作品旨在引起他人的共鸣，唤起并满足他人相同的无意识的愿望冲动。除此之外，艺术作品还利用了形式美的知觉快感，就象我所称的“刺激的奖赏”(incentive—bonus)。精神分析学所能做的工作，就是找出艺术家的生活印记及意外的经历与其作品问的内在联系，并根据这种联系来解释他的精神素质，以及活动于其中的本能冲动——也就是说，他和所有的人身上都存在的那部分东西。6例如，我曾带着这一念头，对列奥纳多·达·芬奇进行了研究(一九一〇年)，我的研究基于达·芬奇本人对童年时代的一次回忆，主要想解释《圣母子与圣安娜》这幅作品。从那以后，我的朋友和学生对艺术家及其作品作了大量的精神分析。人们似乎并没有因为从这样的分析中知道了一点东西而破坏了欣赏艺术品的情趣。外行人在这方面也许对精神分析学期望过高，因为必须承认，对他们可能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精神分析学无法加以阐述。它既不能说明艺术天才的本质，也无法解释艺术家创作中运用的方法——艺术技巧。
我曾通过W．耶森7写的一篇本身价值并不大的短篇小说《格拉狄瓦》来说明，可以用解释真梦的方法来解释虚构的梦，在“梦的工作“中我们熟悉的那些无意识机制在创作过程中也同样在起作用。我的《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九〇五年)是一本讨论非本质性问题的书，是《梦的解释》的间接产物。当时我唯一的一位对我的研究很感兴趣的朋友告诉我，他常常觉得我的释梦工作好象是在开玩笑。8为了弄清这种印象，我开始研究起玩笑，我发现开玩笑的关健在于玩笑中使用的那些技巧，它们和“梦的工作”中所使用的方法——即凝缩、移位、以及以事物的对立面或一件非常细小的事来再现莱一事物等等——是相同的。这样，就可以很省事地了解到笑话引起的高度快朋的原因。其原因就是，由于他人提供的快感(前期快感)奖赏所产生的吸引力，使得用于维持压抑的能量暂时停止了在这方面的消耗。
我对自己在宗教心理学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较高，这一工作是以证实强迫行为与宗教活动或仪式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一九〇七年)为开端的。那时，我对两者之间的深层关系还来了解，就认为强迫性神经庞是变相的个人宗教，而宗教则是一种普遍性的强迫神经症。后来荣格在一九一二年令人信服地指出，神经症患者的精神产物和原始人的精神产物之间有着广泛的相似性，这才使我把注意力转到这个问题上来。我在收于《图腾与禁忌》(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一书的四篇文章中指出，原始人对乱伦的憎恶甚至比文明人更为显著，为此，他们订立了专门性的防范措施；我考察过禁律(表现为道德约束的最初形式)与矛盾心理(ambivalence)9之间的关系；通过宣扬“泛灵论’的原始宇宙观，我还发现了过高估价心理现实意义的原则——对“思维万能’的信仰，其根基也在于巫术。我将它与强迫性神经症作了全面的比较后指出，许多关于原始人精神生活的假设在那种奇异的病症中仍能适用。然而，使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图腾崇拜(totemism)——原始部落中最早的组织体制，它把初期的宗教和少数占绝对优势的禁律与处于萌芽阶段的社会秩序连为一体。被尊崇者始终是一只动物，氏族声称他们就是该动物的后裔。许多迹象表明，每一个民族，即使是最文明的民族，都曾经过图腾崇拜这个阶段。
我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文字来源，10就是J.G．弗雷泽11的几部名著(《图腾崇拜和异族通婚》、《金枝集》)，那里荟集了许多重要的材料和观点。但是，弗雷泽在阐述图腾崇拜方面并没有什么影响；他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有过几次重大改变，别的人类学家和史学家的看法似乎也游移不定，并且很不一致。我研究的前提是，图腾崇拜的两条禁忌(不准杀害图腾、不准与同一图腾氏族中的妇女发生性关系)与俄狄普斯情结的两要素(就父娶母)之间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因此，我就想把图腾兽与父亲等同起来；其实，原始人显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把图腾兽尊为氏族的祖先。后来，精神分析学方面提供的两项事实也帮助了我，第一，由于费伦茨正巧对一个儿童做了一次成功的观察(一九一三年)，因而就有可能谈论“幼儿时期图腾崇拜回复”的问题；第二，对儿童身上早期恐兽症的分析经常显示，动物就是父亲的替代物，在此，俄狄普斯情结引起的惧父心理转变成了对于种替代物的恐惧。这样，只要再进一步，就可以把弑父看成是图腾崇拜的核心、宗教形成的起点。
在我接触到W．罗伯逊·史密斯12的《闪米特人的宗教信仰》一书以后，所缺的部分得到了补充。史密斯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者，同时又是物理学家、圣经研究专家。他在介绍所谓的“图腾餐”(totem-meal)时，认为这是图腾崇拜教中的一项基本内容。每年一度，平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图腾兽，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当着全氏族成员的面被宰杀、吞食，然后再受到哀悼。哀悼之后，便出现了盛大的宴乐场面。达尔文曾经假设人类最初都以部落为生，每个部落由一位强悍凶暴、又好妒忌的男子统治着，当我进一步考虑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眼前出现了下面一些假想，确切地说，是一种幻象：原始部落中的父亲由于是个不受任何约束的独裁者，因此霸占了部落中所有的女人；他把儿子当作危险的情敌，将他们都赶尽杀绝。有一天儿子们终于聚集在一起，合力推翻、杀死并吞噬了他们的仇敌、同时也曾是他们的理想——父亲。这一行动之后，他们相互之间发生了利害冲突，因而谁也无法继承父亲的地位。一系列的失败和悔恨，使他们懂得了在彼此间应达成一项协议；他们通过为防止再发生此类事情而举行的图腾仪式团结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以兄弟为主体的氏族，并一致同意放弃对那些引起他们杀父的女人的占有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去找外族女人，这就是与图腾崇拜有着密切联系的异族通婚的起缘。而图腾餐是上述可怕行为的节日纪念仪式，它是人类犯罪感(或曰“原罪’original sin)的起源，也是社会体制、宗教以及伦理道德约束的发端。
现在，不论我们假设也好，不假设也好，这样一种可能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不仅使宗教形成于父亲情结的范围之中，而且还以支配这一情结的矛盾心理作为宗教的基础。当图腾兽不再成为父亲的替代物之后，这位既可畏又可憎、既受尊敬又被妒忌的原始父亲，便成了上帝的原型。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与挚爱既彼此冲突，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妥协，即一方面试图赎弑亲之罪，另一方面还想保住自己已经获得的好处。这种宗教观极其清晰地表明了基督教的心理基础，我们知道，图腾餐仪式在基督教中仍旧以圣餐的形式保留了下来，只是稍有了些改动。不过我想说明一下，这最后一点不是我的创见，我们可以在罗伯逊史密斯和弗雷泽的著作中找到他们的有关论述。
人类学家西奥多，莱克(Theodor Reik)和G．罗海姆(G．Roheim)根据我在《图腾与禁忌》中的思路，在上述方面继续进行了探讨，他们在一系列重要著作中对我的思想加以发展、深化并作了修正。后来，在研究“无意识犯罪感”(它在神经症的受苦动机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的过程中，在进一步建立社会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联系的尝试中，我又本止一次地回到上面那些问题。13除此以外，我在解释催眠的易感性时，还采用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原始部落”时期的古代遗物这一观点。14
虽然我很少将精神分析学应用于其他方面，然而这类的应用还是很吸引人的。从神经症思者的妄想到人们在神话、传奇、童话中表现的想象创造，其实只有一步之隔。奥托·兰克把神话学作为他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对神话进行解释、把神话追溯到所熟悉的幼儿时期的无意识情绪、以及用人类动机说取代星相说等所有这些工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兰克的分析研究。此外，我的信从者中研究象征的也大有人在。象征给精神分析学招来了不少敌人；有许多头脑平庸的研究者，他们对精神分所学由释梦进而认识象征，从来没有宽容过。然而，象征并不是精神分析学先发现的，因为在其他思维领域里(如民间传说、传奇和神话)，象征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它在这些领域里所起的作用，比其在“梦的语言”中的作用还要大。
我本人对精神分析学在教育方面的应用，并没有作出什么贡献。不过，精神分析学有关儿童性生活和精神发展的发现，自然而然地会引起教育家们的关注，使他们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教育问题。苏黎世的新教牧师奥斯卡·普菲斯特博土15，在这些方面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开拓者；他觉得精神分析学的实施和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没有什么抵触，虽说后者的确是一种升华了的东西。和他一起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当中，我还可以举出维也纳人霍格—海尔姆特博士(Frau Drl HugHellmuth)和S．伯思费尔德博士(Drl S．Bernfeld)。16将精神分析学用于健康儿童的预防性
教育、用于矫正虽然不是神经症患者但己偏离正常发展的人，其效果是很有实用价值的。现在，想把精神分析的应用限于医生而旁人无权过问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事实上，医生即使持有文凭证书，但是如果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在精神分析方面也依然是个门外汉，而有的入虽然不是医生，经过适当的培训，必要时再请教一下医生，那么，他不但可以对儿童，也可以对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治疗。17
由于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要反对它已经无济于事)，“精神分析学”这个词语也变得含糊不清了。“精神分析学”原先只是指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如今，它已成为一门学科一一无意识精神过程学的名称了。精神分析学本身很少能够独立地、完满地解决某个问题，然而，它仿佛注定要向许多知识领域提供有益的帮助。精神分析学的应用范围现在已经和心理学一样广泛，它对心理学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补充。
回顾我这一生各种各样的工作，可以说，我在很多方面已经起了个头，提出了不少建议。将来从那里也许会产生某些结果，然而是多是少我却无法预料。但是我希望我为大力发展我们的知识，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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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译注：李考特是莱辛的代表剧作之一《明娜·冯巴尔·赫姆》中的喜剧人物，很有福气的法国士兵。他在赌牌时听到自己的精明手法被说成是欺骗时，惊奇地说道：“怎么，小姐?你把这叫做‘欺骗’？替运道助一臂之力，把它掌握在自己手指底下，赌起来更有把握吧。你们德国人把这个叫做‘欺骗’？欺骗！呵，德语是多么贫乏的一种语言：多么笨拙的一种语言呀!”(参见：莱辛《戏剧两种》第八十六页，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2 英译注：应该注意的是，这个自传本是医学界人物自传丛书中的一部分。
3 作者一九三五年补注：这一解释我想明确把它收回。我不再认为那位斯特拉福的演员就是威糜·莎士比亚。自从J·T·Looney )于—九二O年写了《莎士比亚辨》以后，我几乎相信用这个化名的其正作者，是牛深伯爵爱德华·德维尔。
〔英泽注：一九三五年，本书的英译音收到达条讣注后不禁愕然，随即致函弗涪伊德，请他再考虑考虑——问题不在于这一说法是否真实，而是要考虑一下这条注释在一般英国读音中可能会引起的反响，尤其是本书作者提到的那个倒霉的名字。弗洛伊德非常大度地作了回复，这一点从信中摘译的一段中便可看出。回信写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于这条莎士比亚——牛津的注解，你的建议使我落到一种反常的地步——为了某种利益而天原则地进行妥协。我无法理解英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爱德华·德维尔肯定和威廉·莎士比亚一样是个英国人。但是，既然这件是与精神分析学关心的问题关系不大，既然你那么郑郑重其事地要我不说为好，那就把它删去吧，或者只放这么一句话，‘鉴于某些特殊原因，“本人不想再强调这个问题。’不过，在美国的版本中我到想保留完整的注解。在那儿用不到担心这种自峦性的防御……。”结果，在一九二五年的英国版本中这条脚注是：“鉴于某些特殊原因，本人不想再强调这个问题。”]
4 英译注：弗洛伊德在首版《梦的解释》中就提出了他的想法，参见《标准版》第四卷第264页。
5 中译注：奥托·兰克：《诗歌与传说中的乱伦主题》，维也纳，一九一二年版。
6 英译注：参见弗洛伊德一九〇八年与的《创造性作家与昼梦》。
7 中译注：耶森(Wilhelm Jensen，1837—1911年)，德国作家。
8 英译注：这位朋友就是威廉·佛里斯(willhelm Fliess)。参见《梦的解释》中的一条脚注，《标准版》第四卷第297—298页。
9 中译注：布洛伊勒首先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一个对象身上词时存在着对立的冲动、情感或意向。后来一般用于指一种既爱又恨的倾向。
10 英译注：本段及下面一段在1924、1928和1948年的版本中均由小号字体印出。
11 中译注： J．G．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
12 中译注：W．罗伯逊·史密斯(W，Robertson smith，1846—1894年)，苏格兰闪米特研究专家。
13 英译注：见《自我与伊德》(192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年)。
14 英译注：参见《标准版》第十八卷第125页。
15 英译注：参见弗洛伊德为普菲斯特一书所写的序言(1913年)。
16 作音一九三五年补注：自从写了上述文字以来，特别在对儿童的精神分析方面，由于梅拉·尼克莱思夫人(Melanie Klein)和我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的努力，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
进展。
17 英译注：参见《非专业性精神分析学问题》(1926年)，《标沧版》第二十卷第183页。
18 英译注：最后—句话是作者一九三五年补加的。
补 记
(1935年)
就我所知，这套自传丛书的编者实际上并没有考虑到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些自传可能需要添补个续篇；看来眼下只有我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是在一家美国出版公司1表示希望出本新版自传以后，开始动笔的。我的这部著作以《自传》为题，于一九二七年在美国首次问世(由布伦塔诺公司出版)，可是，由于考虑欠周，自传和我的另一篇文章编成了一书，并用后一篇篇名《非专业性精神分析学问题》作为书名，这样人们就无法知道还有自传这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