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中国海军与美国海军部没有了更深的关系，而戴笠却如愿以偿地把梅乐斯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的手里。而梅乐斯在与戴笠和军统局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和深入的洽谈后，他还到军事、行政和外交等部门对军统局的情况作了全面的了解。在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和数据后，梅乐斯在重庆就起草了给美国海军部的报告，他对戴笠的军统局主要印象有三个方面：一、军统局无线电设备虽然受条件限制够不上一流水平，但制度管理好效率高。尤其是军统局的密码破译技术确有先进之处，在有些方面比美国的经验还要丰富；二、军统局在中国沦陷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布置有强大的力量，对日本军队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这对美国海军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三、军统局是个庞大的特工组织，几乎控制了国民党政府所有重要的部门，通过军统组织可以窥视到蒋介石统治幕后的所有秘密。
就在梅乐斯完成这份报告的同一个时间里，美国十六架B—25轰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首次对日本本土东京等地进行了轰炸。完成任务后，原预定到中国浙江的衢州机场降落。但由于对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气象和地形等资料不熟悉，飞抵浙江上空后因风雨交加一时找不到机场，在所有的飞机燃尽油料后机上人员只得弃机跳伞。结果七十五名机上人员中，六十七人被中国军民救起，另有八人落入日本军队的手中并很快被杀害。这事对美国海军的震动很大，为此当美国海军部收到梅乐斯的报告后，很快被转报给了总统罗斯福。
美国海军决定，加快与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的实质性合作。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下旬。
梅乐斯根据美国海军部的指示，在重庆杨家山的戴公馆正式向戴笠提出，由中美双方共同成立一个情报机构，这个情报机构的名称叫“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梅乐斯要求通过这个情报机构，要军统局在配合美国海军方面做到：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所有情报；协助美方在中国沿海及内地指定地区建立气象和水文研究机构及无线电台；美方人员在中国如有失踪及死亡或有意外事件发生时，军统局应设法寻找和救护。作为合作条件，梅乐斯答应戴笠，美国海军方面将无偿供给军统局必要的武器、无线电和气象器材、交通及医药器材等。当戴笠把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计划报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并没有马上批准。蒋介石对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大规模开展中美之间的情报合作活动是支持的，他也希望这种合作能不断扩大和加强。但是，蒋介石对戴笠与美国特工间的合作又带有一种警惕的心理。对美国人企图直接控制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重要机构，蒋介石一直是心中有数的，而且始终是高度警觉的。此刻，美国方面主动上门来要与戴笠的军统局合作，他们会不会另有所图呢？虽然，在这期间戴笠向蒋介石作了许多的解释，甚至戴笠还让宋子文帮忙出面讲话，但并没有减轻蒋介石内心的疑虑。这并不是说，此时蒋介石已看出了戴笠个人企图，而他对美国人的过度热心确实有些不安。不过，此时此刻的蒋介石非常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抗衡日本军队，考虑再三后还是在戴笠递交计划上签了字。过后，国民政府与一九四三年一月正式行文，批准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按照原先的商定，戴笠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梅乐斯为副主任。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在重庆缫丝厂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大礼堂，中美之间举行了签字仪式。美国方面除梅乐斯外还有美国海军部部长等人，罗斯福总统也派来了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斯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中国方面原定由外交部长宋子文和戴笠共同主持签定仪式，后因宋子文临时有要事不能出席，改派外交部常务次长胡世泽参加，这无意中形成了中美两国参加人员在规格上的不平等。宋子文当时是否真的有要事没人能知道，但他确是在接了蒋介石的电话后才临时缺席的。不管怎样，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这次中美间的合作确实有着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其实，按原来戴笠和梅乐斯的意思，为了保密起见，彼此之间秘密合作就行了，无须正式签定什么合同。因为所有合同的内容，早在梅乐斯考察东南沿海期间及他返回重庆的那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已经确定下来并已付诸实施。
那么为何还要搞个合同签订仪式呢？
原来，当时梅乐斯到东南沿海考察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曾派人陪同，这人叫鲁赛。鲁赛不但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的耳目。他随梅乐斯东南之行期间，不仅对梅乐斯与戴笠秘密达成的协议一清二楚，而且对戴笠在中国的地位和实力也有了相当的了解。回重庆后，鲁赛立即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杜诺万写了详细的报告。杜诺万原为美国军方情报协调处处长，珍珠港事件后该处改组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杜诺万自然也就成了局长。此人不仅野心极大，而且有严重的妄自尊大的“白人至上”的种族偏见。他得到鲁赛的报告后，便一心想把美国海军部与中国军统局组成的中美合作所，置于战略情报局的领导之下。杜诺万采取的第一步骤就是要说服海军部，同意让梅乐斯兼任战略情报局驻远东的代表，企图借梅乐斯之手，达到由战略情报局控制“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的目的。杜诺万采取的第二步则是要美国陆军方面直接与梅乐斯交涉，由陆军派教官来华协助军统局训练游击队。与此同时，杜诺万还乘美国副总统访华之际，派进一些美国特务，企图在中国西北地区另建据点，而且还私拟了一份“神龙计划”想与戴笠合作……然而，由于戴笠和梅乐斯有协定在先，成立“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的目的是配合美国海军对日作战，为日后美国海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做准备。所以，杜诺万所有的计划都分别被美国海军部、梅乐斯和戴笠否定了。
杜诺万仍不死心，他利用美国海军部与陆军部多年来存在的矛盾大做文章。他一方面怂恿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及陆军中印缅战区司令史迪威，让他们出面要把“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的美方人员划归中印缅战区司令部管辖。另一方面，杜诺万在美国军界大肆宣扬说中美合作的业务控制权由中国人掌握不是明智之举，言外之意就是应该由美国人领导一切。杜诺万的举动无疑对戴笠和梅乐斯已经开始的合作是一种干扰，为了避免再次受到杜诺万的干扰戴笠和梅乐斯决定正式起草一份合作协定，交由中美双方的首脑签署。可是按照美国的法律，凡由总统签署的涉及外国政府的文件，均需参议院先同意。此事在美国海军部长这里当然没有异议，可是到了马歇尔那里问题来了。他不但迟迟不肯签字，而且电告史迪威说：“由于战略情报局的工作遍及世界各地，分别隶属各战区司令官之下，因此联合参谋本部考虑，中美合作协定内容应为，梅乐斯及其率领的美方人员归属阁下系统，戴将军所率的中方人员归蒋委员长节制。”在马歇尔看来，同意戴笠及中方人员归蒋介石节制，就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而史迪威，又是个最藐视国民党的人。因为他曾在中国待过好长一段时间，所以懂中文，会讲中国话，被美国人称为“中国通的中国通”。也许正是史迪威对中国了解的太多了，他始终看不起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国军队中的高级将领。珍珠港事件后，史迪威作为美国总统的代表来到中国。此时，他还兼任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总司令和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到中国后，就向蒋介石提出正在缅甸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要由他全权指挥。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傲慢无礼非常生气，但又急欲借美国人的军事和物质力量来打败日本军队，所以表面上同意他提出的要求，暗地里却坐在重庆遥控着中国远征军。为此事，史迪威气得大骂蒋介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
不过，史迪威收到马歇尔的电文后并没有意气用事，他觉得如果美国通过中美合作完成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任务的话，让戴笠为主任控制业务管理上的权利不见得是坏事。因为，史迪威也清楚在中国的许多事情上如果得不到戴笠的首肯，就很难行得通。惟有让史迪威不赞成的是，梅乐斯帮助戴笠训练特务武装，进行游击战争。恰逢此时，史迪威指挥的部队在缅甸战场被日本军队击败，致使整个缅甸失陷。这时，美国国内有篇评论文章说：“……日本在缅甸的战斗部队不过四、五万人，所以缅甸失陷不过是使日本可以多调动五万人以内的部队来对中国作战。但是整个中国失陷了，则将有一百万以上的日军可以抽调出来，进攻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夏威夷乃至美国的太平洋海岸。五月间，仅在中国金华一地集结的日军，就多于缅甸战场的日军人数的两倍……”为此，梅乐斯就拿着这篇评论去找史迪威，向他说明在中国东南沿海训练特务武装并进行游击战的重要性。史迪威听后无话可说，尽管心里仍然不满意梅乐斯和戴笠间的合作，但他已提不出反对的理由。于是，史迪威给马歇尔发去电报说：“如果按将军所言‘分而自之’的话，我们将无法获得戴笠将军的合作。戴笠是个极端保守和极端多疑的人，他决不会允许自己与梅乐斯之间再有个第三者……”马歇尔对史迪威一向信任，既然史迪威不同意“分而自之”，他也不再坚持。但马歇尔仍旧坚持把中美合作中的美方人员及梅乐斯，作为史迪威管辖下的一个海军组。不过，该海军组在中美合作中无须受史迪威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领导。这样，戴笠和梅乐斯拟定的合作协定很快得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批准，也就有了中美之间在重庆签订合作协议的仪式。
但是，美国内部的争斗并没有结束。
缅甸战役失败后，史迪威与蒋介石在对日作战、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和国共合作等方面，都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在蒋介石的施压下，罗斯福总统只得召回史迪威，其位置由魏德迈将军继任。魏德迈到中国后，对美国海军部与中国军统局的合作仍然成见很深。他对“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主任一职由中国人担任很不满，并坚持“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必须受他的指挥。当这要求遭到了梅乐斯和戴笠的反对后，魏德迈以辞职相威胁。美国参谋本部在协调无用的情况下，只得发布命令：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工作的美军人员，自梅乐斯以下均接受魏德迈指挥。对这样的命令梅乐斯表面上是无法抗拒的，但实际上仍然是我行我素，根本就没有把魏德迈放在眼里。魏德迈对此毫不犹豫地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进行报复，即严密控制空中航线，使美国海军每月提供给“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一百五十多吨物资，连半数都到不了中国。美国海军无奈之下只好自己组织飞机和车辆，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运输物资。但这也被魏德迈坚决地阻拦了。美国海军部愤怒之下，表示要用军舰先把给“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物资运到印度，再经雷多公路运往重庆。但要真正做到，实在不是件易事。美国海军部原准备调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工作人员为三千多人，因为得不到魏德迈的支持，有两千人左右滞留在印度，不能飞越驼峰。直到抗战结束，又由印度返回了美国。为了能得到美国陆军和空军的支持，美国海军部要梅乐斯整理了与中国军统局的合作成果，准备在国内外的报纸上发表，结果遭到了美国国内主持军方新闻发布机构的反对。梅乐斯知道此事后气得发抖，准备在重庆举行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揭露魏德迈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上所做的不道德行为。此事，被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察觉，美国政府担心梅乐斯如此下去会损害美国利益和形象，就以梅乐斯神经错乱为由，派人把他押回了国内。
戴笠在这场美国内部竞相争夺与军统的角逐中，本来完全可以保持沉默，因为不管美国方面的结果如何，最后得利的还是他戴笠。但由于戴笠与梅乐斯事先已有了较好的私人关系，并有通过美国海军支持他出任中国海军的默契，所以不论在公开还是私下场合都站在美国海军一边。据说，当时美国战略情报局杜诺万为了争得与军统局的合作，来中国找过戴笠。在酒会上，杜诺万离座举杯与戴笠走到一旁交锋了起来。杜诺万对戴笠说：“如果你在与美国海军部的合作中，阻碍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在中国搜集情报，那么战略情报局将单独行动。”戴笠听后微微一笑说：“你一定要这样做的话，那我会杀死你们所有的人。”杜诺万也笑着回敬说：“你若杀死我手下一个人，我会杀死你一个将军来抵偿。”戴笠的脸上顿时没有了笑容，声音冷冷地说：“你不能这样与我说话。”杜诺万毫不犹豫地回话说：“我就是这样对你说话！”是否真有这场针锋相对的对话已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样通过这场美国内部的角逐，使更多的美国人知道了戴笠。
是的，戴笠成了最大的赢家。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后，戴笠下令把重庆磁器口的钟家山一带划为禁区。这禁区的范围大约有十多公里，包括渣滓洞、白公馆、梅园等地也均列入了禁区。禁区内先后建有能使一千多名美国特工人员生活的宿舍、办公楼、大礼堂、军火库和监狱等，整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人员在不长的时间里达到了六千多人。美国海军方面也按照戴笠所提出的要求和开具的清单，很快运来了中小吉普车二百多辆和十轮大卡车二千多辆。过后，又先后向军统局提供了可建一百五十六座气象台的器材设备，可供一千张病床使用的全套医疗设备和药品，调拨了九千余吨的特工器材和武器。这些全由美国海军无偿地赠送给军统局，这大大缓解了军统局因经费紧张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也有利于中美之间合作的全面展开。
戴笠完全明白，要想通过这种合作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就要更多而又准确地获得日本军方的情报。为此，在他的策划下军统局在利用沦陷区潜伏的特工网络和一批汉奸的关系外，还在越南、泰国、缅甸、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度等国家设立了工作站，通过美国提供的电台日夜侦收，搜集到了大量质量较高的日军情报。这些情报，通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很快转报到了美国海军部，对美军的作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四年八月，美军就是根据“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提供的情报，奇袭了日军的塞布基地，一举击毁了日军飞机七十多架和军舰十一艘，从而保证了顺利进驻菲律宾。同年十月，日军集中了一部分海空军，企图固守雷伊泰岛，待机夹攻美军。其中一路舰队，在穿越海峡时被“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侦悉。美军据此发动了突然袭击，整个舰队除一艘巡洋舰负伤脱逃外，共击沉航空母舰四艘，驱逐舰四艘，其它战舰二艘。此外，美国海军还利用“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提供的情报，顺利地击沉日军大型军舰有二十多艘，所击沉的小型军舰和货运船只也就更多了。抗战结束前，美国海军部在一份总结性的材料中写道：“中美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简称）在中国沿海岸地区的侦察人员，在帮助美国潜艇对日本航运的攻击中也贡献很大。他们经常将日本船只的行动探查确实后，迅速报告给合作总部。美潜艇即根据此项情报，能按时出击，在预知地点将航行船只击沉。”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与美国打了几次海战后损失惨重，就把剩余的舰只隐蔽了起来，准备休整后再作最后的挣扎。美国海、空军联手欲将其消灭，可是多次侦察后就是找不到目标。后来还是军统局搞到了准确情报，原来日本把那些军舰伪装成了一个岛屿。美军轰炸机按照这情报，把那“岛屿”夷为平地。事后知道，此次轰炸共击毁日方大小舰只八十多艘，还有飞机二百多架。
为此事，美国总统罗斯福还专函，向中国表示感谢。
于是，就有了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向参加会议的蒋介石提出，他想见戴笠。在美国人的眼中，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是无能和低效的，而戴笠的军统局以极高的工作效力，给美国在军事上带来了极为重要的战略价值，这不能不使美国人另眼相看。所以，美国总统想见戴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至于，当时蒋介石是如何答复罗斯福的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戴笠至死也没能与罗斯福见上面。
不过，戴笠更多的心事是在利用美国人的钱和技术，来加速训练和发展自己的特务武装上。当时，在梅乐斯的努力下美国人帮戴笠开办了各类特种技术培训班二十多个。特别是对戴笠手下的五万多忠义救国军进行了全面的正规化训练，并全部配备了美国的武器。过后，戴笠继续在帮会和三教九流中招兵买马，利用美国人的训练方式和武器装备进一步扩大自己的特务武装。到抗战结束前，军统局的内外勤职业特务已有二十余万人，拥有的各类特务武装也接近二十万。据军统局的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戴笠用手中掌握的特务武装，共对日伪军突袭二千八百十四次，击毙敌方人员一万八千多人，击伤六千多人；炸毁火车机车四百九十多辆，火车车厢一千六百多节；摧毁汽车五百多辆，飞机七十多架。应该说，对这个结果蒋介石是满意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个满意的结果，戴笠在事业上达到了他最得意的时期。
但戴笠绝不会想到，此时的蒋介石已对他有些不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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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章 字数:11686
蒋介石对戴笠的不放心，其实从军统组织成立十周年的大庆活动时就有了。
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是军统组织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日。为了充分展示军统的十年发展史，从这年的年初开始戴笠就指示抽调各方面的人员成立了筹备组，并向各外勤及所有公开和秘密单位发出了筹备“四?一”庆祝大会的通知，要求送展十年工作实绩资料，上报殉职、殉难和殉法人员名单及照片，查访死亡人员遗孀和遗孤，选送庆祝大会的对联和礼品。为了准备“四?一”庆祝活动期间的千人大会餐，戴笠亲自选定菜单。考虑到重庆时值初春，数百桌的菜摆下来，早已由热变冷。戴笠特指令，每个桌上必须摆上一只火锅。为了搞到这几百只火锅，军统局的总务处利用军统的特权，向重庆的各大小餐馆“强借”，弄得许多小餐馆都不能正常营业。戴笠除了对庆祝大会的程序、内容、会场布置、进出路线和出席人员名单一一顾问外，还对参加会议人员的服装和发型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并再三严厉警告，谁敢违反这些规定，将以团体纪律予以严厉制裁。当时军统局还没有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露天开会又怕临时下雨，戴笠指示筹备组，用红、白、蓝三种颜色的布临时搭建一个大帐篷。此时，正值抗战的艰难时期，重庆的纺织品价格相当昂贵，购置这些布匹不但要化费巨额钱财，而且使用一次后再无用处。但戴笠的指示又无法违抗，筹备组只好动用特务向重庆各个布店借用，搞的许多布店老板叫苦不迭。
过后，戴笠亲自组织了预演活动，对每个细节和程序进行推敲。有些布置和设置，只要稍不如意，马上命令推倒重办，浪费再大也在所不惜。由于蒋介石要来参加活动，戴笠对警卫工作抓得特别紧。当他发现负责“四?一”大会警卫工作的特务总队总队长杨清植工作失职时，立马下令将杨扣押起来，指令由沈醉接任。可想，戴笠对军统组织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视程度。是的，在这个十年中，戴笠始终抱定“不招摇、不怕苦、不偷懒”，使一个只有几十人的特务处发展成为，触角可以伸向国民党政府的每个角落的庞大的组织。这里面当然有蒋介石的用心，更使戴笠用尽了自己的精力和心血。
当时，任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的毛万里，给庆祝大会送来的对联颇能表达戴笠的心事。该对联的上联是“从鸡鹅巷到罗家湾，组织虽有不同精神还是一个”，下联是“改特务处为军统局，同志遍布中外敌我决不两全”。戴笠收到该对联后细读了多遍，在欣赏之后总还觉得缺了点什么。过后，他把上下联中的“鸡鹅巷”改为“四家巷”，把“组织虽有不同”改为“组织虽有前后”，把“敌我决不两全”改为“忠奸决不两全”。这样一改，不但把“四?一”两字巧妙地嵌入了对联，还高度概括了军统十年发展的历史，而且也表示了对蒋介石的忠诚。于是，该修改后的对联成了庆祝军统组织成立十周年的主联，并悬挂于庆祝大会主席台的两侧，可见戴笠的用心良苦。
四月一日这天，戴笠亲自驾车把蒋介石接到了大会场。
戴笠将车绕场一周后，停在了那幅主对联前。蒋介石下车后就走上了主席台，他是否看清了主席台两侧的主对联，戴笠已来不及去多想。不过，戴笠看的出这天蒋介石的心情很好，因为蒋介石在与数千名军统局的特务人员见面，以及检阅军统特务武装的队列表演时全都面带笑容，并还不时地说些勉励的话。应该说，蒋介石对戴笠通过这次庆祝大会来展示军统的实力是满意的，但对军统有如此的阵势似乎有些意外。蒋介石尽管仍旧是笑容满面，但眼神里多了几分严肃。因为他清楚，此时的戴笠不但有了自己的特务武装，而且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和交通警察部队，这些数量相加人员不下几十万人，而且大都装备的是美国的武器；再加上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又调动灵活迅速，已超过他手下的任何一支正规军队，这不能不使蒋介石多了份疑虑和戒备。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工、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工为先。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可以给大权，但决不给以高位，以防他们在政治上坐大而形成失控的势力。为此，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在军统发展的十年里，戴笠干来干去始终只是军统局的副局长，军阶也只有少将，而且到了一九四五年三月才由国民政府给予正式公布。戴笠也是绝对聪明之人，对蒋介石的做法心中有数。但他出于对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拥护和忠于蒋介石几乎到了死心塌地的地步。戴笠知道以他的资历和能力是跳不出蒋介石的手掌的，惟有的出路就是如何能得到蒋介石的绝对信任，被蒋介石重用。为此，戴笠对蒋介石的心理和性格的研究可谓是精细入微和揣摩至透。例如，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传达公布，其数量平均每年在十只公文箱左右，可见数量之多之滥。但是对戴笠的特工工作，蒋介石历来是讳莫如深，很少下手令。特别是涉及到暗杀进步人士和分化搞垮反蒋派及勾结日伪人员等，蒋介石更是小心谨慎，不留蛛丝马迹。所以，戴笠对凡涉及政治上的事件和话题从不用公文形式，对蒋介石只作口头报告，对蒋的指示也只用脑袋记不作笔录。回到军统局传达时，戴笠也只讲“奉谕”两字，究竟奉谁之“谕”，他从来不做解释。
对戴笠的这样做法，蒋介石是满意的。
为此，蒋介石常把一些棘手、敏感和微妙的事情交给戴笠处理。在处理这些事情中，使戴笠感到最难处理的要数一件“冒充领袖亲兄弟案”。河南省许昌市的双槐树村有个农民叫郑绍发，由于他长相与蒋介石极像，在受了别人的启发和指点后，就从乡下找到了许昌城里。过后由许昌的驻军，把郑绍发送到了当时在叶县的汤恩伯。郑绍发见汤恩伯后就说：“在家中我是老大，蒋介石是老三。因当年河南灾荒不断，父亲不幸死去，母亲只好带着老三嫁给了浙江的一个商人后南去。后来老三改名为蒋中正，蒋中正即寓有‘蒋宗郑’的意思。”汤恩伯是一介武夫，他听了郑绍发的自我介绍后，联想到蒋介石的祖籍确有河南之说，加上郑绍发也像蒋介石，就派人把郑绍发送到了重庆。这件事让蒋介石十分尴尬：认吗，当然不行，祖宗之事岂可随便变更；不认吗，也不好，似乎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杀了郑绍发，这当然是易如发掌，但会给人留下杀人灭口的嫌疑，岂不是弄巧成拙；对郑绍发不认不杀，任其招摇也不好，同样会影响蒋介石的声誉。蒋介石思来想去许久后，把此事交给了戴笠处理。戴笠是聪明的，他知道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郑绍发是够得上杀头的，但蒋介石不提“严厉制裁”和“可杀”等，可见没有深责的意思，然又没有交待该如何处理。戴笠感到此事大有考究，对郑绍发下手重了或轻了都不好，况且蒋介石祖宗上的事外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郑绍发圈禁起来不让他到处乱跑。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了军统的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郑绍发转到息烽集中营后，戴笠指示新建房屋一栋给郑单独居住，并在衣、食上给予优待。同时，戴笠还让人定期给郑绍发家中寄钱。一段时间后，戴笠干脆让人把郑绍发的老婆和一个十六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了息烽集中营内。戴笠在处理郑绍发的事情是否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戴笠在处理此事上无疑是准确把握了蒋介石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蒋介石能把如此微妙的事情交给戴笠处理，也说明了蒋戴关系已到了配合默契的地步，这是蒋介石的其他亲信难以得到的恩宠。
但这种关系随着军统成立十周年的活动的结束开始了变化，因为戴笠手中所掌握的实力已超过了让蒋介石放心的程度。
于是，蒋介石毫不犹豫地对军统局采取了抑制措施，很快任命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为军统局的帮办。表面上唐纵是协助戴笠工作，实际上是要对军统的行动和戴笠迅速膨胀的势力进行监视。唐纵是湖南炎陵县人，比戴笠小三岁。他身材略高，鼻上架着一副银边眼镜，看上去文静温厚，颇有点书生风度。其实，唐纵是个老成持重和长于谋划的特工专家。由于他与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同学，后来又一起在特务处共事，多年来戴笠对唐纵的感情不薄。特别是自唐纵进入侍从室第六组任少将组长后，戴笠更是处处给予照应，规定军统局的总务处给唐纵的生活予特别补助，逢年过节更是大把地赠物送钱。戴笠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唐纵在新的位置上利用职务继续对军统工作予以照顾。但是，唐纵也是个有野心的人，自从进入侍从室后他就拿定主意，在军统与其他情报系统的磨擦中坚持一碗水端平的原则。对予戴笠请求要给予的援助，唐纵大都以种种理由推辞了事。为此，唐纵自我约束甚严，从不主动开口向军统要东西。不独如此，唐纵为了避开他与戴笠曾有过的关系，常在蒋介石面前实事求是地肯定中统局的长处，切中要害地批评军统局工作中的不足。加上唐纵一贯办事严谨，埋头苦干，不拉帮结派，在情报综合工作上勤于思考和严守秘密，这些颇能讨得蒋介石的看重。被蒋介石看重的唐纵逐渐地被蒋引为心腹，也是蒋介石萌生了扬唐抑戴的念头。所以，也就有了唐纵重回军统局任帮办的事实。戴笠是极敏感的人，对此举，他已意识到蒋介石对自己已有了防范之心。不过，过后的林世良一案，更使戴笠感觉到了蒋介石对自己的猜忌和戒备。
林世良一案起源于滇缅公路的走私活动。
一九四二年初，滇缅公路全线修成通车。由于此时香港和越南的进口通道已被日本军队切断，滇缅公路成了国际上支援中国的唯一的陆上通道。为此，国民党的各派政治集团竞相组织运输单位开进滇缅公路，大搞走私贩私从中牟利自肥。其中，国民党中央银行信托局储运处处长林世良，自恃为皇亲国戚更是有恃无恐。林世良是蒋介石的连襟，负责在国外订购军火并办理经香港的接运业务。中央银行信托局在香港的经理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滇缅公路通车后是他派林世良负责那里的运输物资的任务的。林世良打着为中央银行运钞票及特种物资的旗号，拼命地私运各种紧俏物品大发国难财。
这年的夏天，日本军队开始了攻占缅甸仰光的军事行动。当时，中国积存在仰光的公私物资的数量甚大。就在林世良抢运公物的过程中，私商大成公司有一笔价值一千六百万法币的车胎和五金等走私物资托林世良运回重庆。林世良认为这批货物运到国内价值可达三千万法币，见其中油水甚大也就同意冒险包运。此事很快被军统局获悉，并由军统滇缅公路警务处在中缅边境的畹町检查站进行了查扣。戴笠当时正在东南沿海陪同梅乐斯考察，得知此事后立即赶回重庆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得此报告后怒火交加，因为社会各界对滇缅公路上的走私活动已民愤很大，国际上也指责国民党政府官商勾结鲸吞国际援助物资，所以蒋接到戴笠的报告后立刻批准将林世良逮捕。
戴笠奉命后，即以财政部缉私署长和战时货运局局长的身份赶赴昆明，将正在昆明太和酒店的林世良逮捕后押回了重庆。戴笠在对这起走私巨案作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中央银行信托局理事会主任秘书兼信托处经理许性初，曾为林世良私运这批物资伪造了押汇契约。过后，戴笠又将许性初押送进了监狱。林世良年轻英俊，办事玲珑，专门以讨好孔家上下而为孔祥熙和宋霭龄所赏识，并已视为未来的女婿。许性初是复旦的毕业生，又是从意大利留学归国的洋派人物，由孔令侃介绍给孔祥熙主办《财政评论》月刊，为孔家两代人都赏识的人物。
所以，林世良和许性初相继被戴笠逮捕后，孔家所有人都很紧张。
由于林世良已把走私巨案中得来的部分钱转让给了孔令侃和“孔二小姐”，孔祥熙不敢为此事直接去找蒋介石求情，只是暗中打通关节多方营救。军法总监部碍于孔祥熙的面子，准备先准许林世良和许性初取保候审，然后再以滥用职权营私罪判处林世良十年徒刑以了结此案，并把对林世良的判决报到蒋介石处。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军统局在办理此案的过程中，那批被扣押的走私物资总价已涨到了六千万法币之巨。按照国民党政府缉私条例的规定，办走私案件的奖金数为货物总价的十分之一。依此计算，如林世良走私的这批货物充公的话，军统局将得到六百万法币的奖金。戴笠心里清楚，这绝对不是个小数目。但如果林世良不判死刑，那批货物不充公，那么军统局想要的奖金就会落空。于是，戴笠要手下的人大打小报告，揭发林世良利用职权与不法奸商勾结大发国难财的犯罪事实。然后，戴笠让这些揭发材料通过军法总监部呈送给侍从室，以此来触怒蒋介石。
也就在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出高级特使威尔斯到中国，考察了解国民党接受美援后的使用情况，并转达美国政界对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走私猖獗、贪污成风和军队混乱等的愤怒和忧虑，建议蒋介石对政权实行有效改革。蒋介石送走威尔斯后不久，就看见了列举林世良的种种不法行为的报告。本来心里就窝着火的蒋介石，不假思索地提笔在林世良的原判决上批上了“立予枪决”四个字。戴笠通过内部关系很快拿到了蒋介石的批示，他知道要是孔家知道了肯定会全力进行营救，为此当夜就将林世良处决了。
当孔家知道了蒋介石的批示后，孔夫人宋霭龄立马向蒋介石求情哭诉。
蒋介石是个家族观念高于一切的人，遂改变了原先的主意，要收回“立予枪决”的手令。但此时，林家已接到了“收尸”的通知。当蒋介石明白了其间的原由后，感到自己似乎中了戴笠的圈套，不由得大怒要拿戴笠问罪。后经陈布雷等人的说情，蒋介石才放过了戴笠，但也给戴笠批了“擅权嗜杀”四个字。
孔祥熙原与戴笠之间无大恶，林世良一案后与戴笠结下了不解之仇。
在不久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筹备会上，孔祥熙联合与戴笠一直对立的陈立夫和陈果夫等人，向蒋介石提出了弹劾戴笠的提案，控告戴笠兼任缉私署长期间私敛资金，以武装缉私为名扩充特务武装破坏军令统一等。蒋介石对此提案心中是有数的，他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安抚孔、陈等皇亲国亲戚，而以“雨浓兼职过多，精力分散”为由，撤去了戴笠的缉私署长的职务而让孔祥熙推荐的宣铁吾取代。其实蒋介石的真正心事是慑于戴笠手中的权力过大，如不加抑制将难于驾驭。随着戴笠缉私署长的撤职，所有各省的缉私处长全被撤换，军统局的人员全部遭到排斥。
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戴笠被解除缉私署长向美国国务院作了报告，报告中对解除的原因作了分析：1、对部下管教不严，数次发生擅自绑架和处决的行为，特别是对林世良的处理；2、军统本身腐败的“缉私活动”与国民党高级官员们“腐败利益”相冲突；3、国民党秘密警察内部发生激烈内斗；4、因为日本人成功的反间谍活动，使军统在沦陷区的情报组织遭到破坏；5、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访问美国的过程中，得出的印象是“美国人相信的不是蒋委员长，而是戴笠”。在这五点原因中，前四点完全是表面的，而最后一点不论对蒋介石和戴笠都是至关要紧的。现在已无法确认宋美龄访问美国时是否真的有那种印象，但事实上蒋介石在对戴笠的猜忌的同时更增加了戒备的心理。
蒋介石对戴笠的这种戒备心理很快反应在对赵理君的杀人案上。
赵理君是四川人，因在上海刺杀史量才和唐绍仪等人后无法立足而被戴笠调到重庆，并被任命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科科长。不久，因山西的阎锡山与蒋介石不和，蒋要戴笠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控制人员的来往。戴笠随即任命赵理君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兼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要赵理君严密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赵理君是军统的著名杀手，尽管其心狠手辣为军统内部的许多人员所齿寒，但戴笠对其是宠爱有加。他把持黄河渡口后，经常以检查为名敲诈勒索劫夺财物，甚至是把人打死后投进黄河里。赵理君的手下，还多次对混杂在渡河老百姓中的中统特工人员进行劫夺，对不听话的任意打死后也被投入黄河灭迹。中统特工人员在无奈之下把赵理君和他的手下的所作所为拍了照片，并整理成材料后向第一战区长官部作了控诉。尽管赵理君有戴笠作为后台，但还是受到了第一战区长官部的严厉申斥。
为此，赵理君对中统特工人员有了怨恨，并准备寻找机会予以报复。
没有过多少时间，赵理君以为是中统的洛阳十二区专员常孝懦等人告了他的状，他就指示下属密捕了常孝懦以及洛阳复旦中学的校长等人，并将他们活埋了。这事很快被中统特工侦查破获，使得整个中统上下群情激愤。恰好此时，戴笠刚从洛阳视察离开不久，中统以为是戴笠亲自安排了此案。于是，由陈立夫亲自出面将此案的材料呈送给了蒋介石，要求严办赵理君并追究戴笠的责任。蒋介石看过材料后震惊不小，他当即把戴笠叫来，要戴笠回去迅速查办具报。戴笠从蒋介石的语气里已感觉到此事相当严重，但赵理君毕竟对军统有贡献，特别是在暗杀行动方面绝对是个可用之人。为此，戴笠虽见蒋介石怒气不小，但仍然大着胆为赵君理说话。可他的话刚开了头，蒋介石就极不耐烦地做出了要他离去的手势。这在过去是不多的，戴笠明白蒋介石在这件事上是不会放过军统了。
回去后，戴笠先命令将赵理君扣押起来，然后让已是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的文强，在洛阳参加军事法庭对赵理君的会审。过后，戴笠又亲自赶到西安认真听取了文强关于赵理君案件的实情和会审情况。终于，大量的事实使戴笠觉得已无法挽救赵理君的性命，此时他为了解脱来自中统的强大压力，不使自己在赵理君的案件在蒋介石面前陷入被动，同意将赵理君就地正法。虽然如此，戴笠对赵理君仍旧是十分痛惜，在军统局纪念周上报告此案时还不时地流露出爱惜之情。事后，戴笠对人说：“严控黄河渡口是委员长的命令，赵理君只不过在执行命令时过了头，而最后却是……”戴笠没有把话说完，但话语里充满着委曲和失意。
从蒋介石派唐纵到军统局任帮办，到林世良案戴笠缉私署长的撤职，再到赵理君案的最后结局，戴笠更有了一种“鸟尽弓藏”之感。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很少有时间读书的戴笠有了“读史”的兴趣。只要有了空闲的时间，戴笠就让秘书周念行给他念读和讲解《史记》和《资治通鉴》。周念行在江山县立文溪高小念书时是戴笠的同班同学，他对戴笠的心事有较深的了解，所以每当讲到中国历史上君王杀戮宠臣时都特别的耐心和细致。特别是周念行讲到唐朝的周兴和来俊臣原来都为武则天的执政出过死力，后来由于了解武则天的隐私太多而最终被武则天所杀时，戴笠就会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他多次对周念行说：“我将来不是死在共产党的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的手里。”戴笠以史为鉴，对自己的处境似乎已有了某种预感。不过，戴笠很清楚，蒋介石虽然对自己已有所猜忌和戒备，并且已开始对军统和他本人已有所抑制，但蒋介石毕竟还没有到对他戴笠下手的时候。此时此刻，戴笠觉得最要紧的是：一是抓紧采取措施以抚平蒋介石失衡的猜忌心理，二是预作应变对策以防不测。于是，从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开始，戴笠调整了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并且对自己的退路也作了考虑。
首先，戴笠通过进一步表明对蒋介石的忠心来减少蒋介石的戒备和防范心理。一九四二年十月底，蒋介石决定赴兰州和西安地区视察。戴笠抓住这个机会，以随员的身份侍卫左右，并亲自布置检查蒋介石外出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以此巩固自己作为蒋介石心腹的地位。蒋介石在兰州期间，警卫工作除了内侍卫士以外，另有兰州的宪兵和警察配合协助。戴笠对此还是不放心，又从军统兰州特工训练班中挑选了一批学生担任蒋介石的便衣警卫。蒋介石到西安后，戴笠仍对“西安事变”记忆犹新，他亲自拟定了整个警卫方案，和胡宗南一起调动西安所有的军警宪特力量，在市区的每条大街和巷道都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当蒋介石看到整个西安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得十分周密时，他放心地对戴笠说：“你这样做，我能睡好觉了。”
其次，戴笠加强了与宋美龄和宋子文兄妹间的感情。戴笠清楚，蒋介石素来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而在关键时刻能说得上话或真正敢说话的也只有宋美龄和宋子文俩人。宋美龄以夫人之尊自不必说，而宋子文虽与蒋介石有龃龉，但因他挟江浙财团之力，而又得欧美资产阶级宠爱之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终与一般权臣亲贵不同。戴笠也正是看准了这点，在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到美国争取美援时，就与他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宋子文在美国待了两年，这期间戴笠与宋子文的电讯和信件不断，他及时将国内政坛上的种种内幕和动向告诉宋子文，使身在异国的宋子文对国内情况了如指掌。当然，戴笠也得到了宋子文的好处。在军统局经济最困难时，宋子文在美国曾数次电令中国银行的代总经理贝淞荪拿出钱来接济军统，每次都不少于二百万法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了加强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但宋子文为抬高自己的身价，以与美国交涉繁忙为由迟迟不肯回国。后由于蒋介石催得急，宋子文就此事就商与戴笠。戴笠在这点上与蒋介石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向宋子文多次发电力陈国内对苏、英、美等国外交的重要性，认为宋完全有返国的必要。宋子文在戴笠的劝导下，很快结束了在美国的生活回到了国内。宋子文回国后，戴笠考虑到他曾在上海北站被王桠樵暗杀过，为此对他的警卫工作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戴笠亲自帮助挑选警卫人员和制定警卫计划及检查警卫措施，其重视的程度不亚于蒋介石。对此，宋子文极为感激。另外，宋子文在寻欢作乐方面的需求，戴笠除了及时满足外而且还安排得天衣无缝。久而久之，宋子文把戴笠引为密友和心腹，几乎到了推心置腹的地步。戴笠在宋美龄面前当然不便朝夕走动，但他通过西安事变已感觉到宋美龄对他观感不坏。所以，戴笠在平时对宋美龄周围的人包括佣人和女仆都极力笼络。
三是，戴笠加强了与胡宗南的合作，欲拉其作为自己的后盾。随着反共产党活动的升级，胡宗南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不断加重，地位也逐步提高。一九四二年初，蒋介石手令胡宗南代理委员长行营西安办公厅主任。三个月后，蒋介石再让他兼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此时，胡宗南的权力之大，地位之高，在加上他自拥有几十万大军，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北王”。戴笠与胡宗南本来就是至交，当他有了想挟胡以自重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巩固与胡宗南的关系。由于戴笠的努力，他与胡宗南在政治问题上互相征求意见，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上也相互帮忙，俩人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胡宗南每次到重庆晋见蒋介石之前，必先到戴笠处研究一番，在由戴笠面授机宜后，才去向蒋介石面呈情况，并回答蒋介石的垂询。胡宗南每到重庆，均由军统局为他安排住处和用车。甚至，胡宗南在重庆时请客时所用的礼品也是戴笠给安排的。为了加深与胡宗南的情义，戴笠还让自己惟独的儿子拜胡宗南为义父。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这在后面还要讲到。
四是，戴笠有意提高了毛人凤的地位，将军统局的许多具体的工作交给毛人凤代为负责，以此来抵消唐纵的影响。唐纵兼任军统局的帮办，这是蒋介石的意见，戴笠当然不好拒绝，他只好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这就是切实加强军统局代理主任毛人凤的权力，把自己管不过来的工作逐步移交给毛人凤去领导。在他自己离开重庆期间，也由毛人凤代他向蒋介石转报情报和汇报工作。这样的时间长了，毛人凤自然就成了军统局的内当家。唐纵成了被架空的领导，帮办也是帮而不办。唐纵心里明白这是戴笠的主意，但表面上不敢过分与之争锋，只是暗中掌握军统局的动向，并随时向蒋介石密报。与此同时，戴笠对军统内部进行了肃整，以防树大招风惹火烧身。其实，军统十周年的“四?一”大会后，戴笠自己也感觉到军统的团体太庞大了，团体的秘密常常泄露无遗，军统内部的骄傲和懒惰的坏作风所带来的潜在危机日见深刻。为了整顿纪律和作风，戴笠加强了内部的管理和约束，甚至采用了发现办公时间有三次不到的即站木笼子的规定。弄得军统局的特务们个个提心吊胆。对于军统其它方面的矛盾戴笠也采取退避三舍的做法，防止矛盾激化尽量不去触怒蒋介石。
同时，戴笠还对自己的家族的行为进行了约束，以防被别人作为攻击的口实。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日本军队攻陷了衢州和江山县后，用飞机炸毁了戴笠家的老屋和戴笠母亲经常去参拜的关帝庙。戴笠母亲因失去家院和烧香拜佛的地方后，心情极为悲伤。当时驻防江山的国民党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闻讯后拿出三万元现金以供戴家筑房和修庙之用。戴笠听说后，力劝母亲退出那三万元钱，并由自己出资修建了自家的房子和关帝庙。戴笠在处理此事时，得知自己的儿子戴藏宜收留散兵游勇私建自卫团，并自任自卫团团长。戴笠当时吃惊不小，立刻命令军统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予以制止，迫使戴藏宜交出了自卫团。戴笠清楚自己儿子尽管搞的是民间武装，但私建武装是极容易受人话柄的，到时毁了儿子不说，还将殃及他戴笠自己。
可见，戴笠此时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不过，此时还有一件事使戴笠惊出了一身冷汗。
自从淞沪抗战失利后，属于戴笠的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全数撤到了安徽境内。一段时间后，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部队争名夺利，矛盾重重，互相攻讦，官司一直打到了蒋介石那里。当时因抗战形势吃紧，蒋介石在精力上顾不上，加上时值用人之际，蒋介石对戴笠训斥了几句后就让戴自己来处理此事。戴笠受命后亲赴东南地区进行协调整顿，才使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的矛盾有了缓解，并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多次默契地袭击了新四军部队，为此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但是，忠义救国军本是一批乌合之众，又占据着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交通前沿地带，他们在苏、浙、皖三省与敌占区毗邻的地界上设立关卡，强征暴敛，走私贩卖。忠义救国军的行为，使得与第三战区顾祝同部队的矛盾再度紧张了起来。迫使一直沉默的顾祝同向蒋介石奏了一本，说忠义救国军不服从指挥，抗敌不力扰民有余，是十足的一群土匪。要是过去，蒋介石也不一定会把这当一回事，批转给戴笠处理也就了事。可当他对戴笠有了戒备之心后，也就对这类事采取有所偏向的方式来处理了。蒋介石接到顾祝同的报告后，仍然批转给了戴笠，但在批示中明确写有“为维护战区军令统一，取消忠义救国军编制”。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如次批示后，显然感觉到这批示里充满着怒气。蒋介石的这一手使戴笠浑身都有了冷汗。戴笠明白蒋介石的这次发怒与上次训斥忠义救国军不同，上次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这次是借题发挥另有企图。假如他此次对这事处理不当，那么经过苦心发展起来的这支特务武装要毁于一旦，而且戴笠他自己也会受其牵累。于是，戴笠经过反复考虑，向蒋介石呈送了三条意见：
一是，调整忠义救国军最高指挥人员。周围龙调任军统别动军的总司令，忠义救国军总指挥由胡宗南推荐的马志超担任。马志超是黄埔一期生，西安事变前是军统陕西站站长兼西安市警察局局长。由于他在西安事变中贪生怕死，事变结束后被戴笠贬到兰州市任警察局长，后因钻营不得志到胡宗南的手下做了位师长。在戴笠向胡宗南征求对忠义救国军最高指挥人员的人选时，胡宗南推荐了马志超。戴笠对马志超的品行和才能素来瞧不起，但考虑到是胡宗南推荐，加上马志超是黄埔一期生容易被蒋介石接受，也就接受了胡宗南的推荐。
二是，就是前面已经写到过的，戴笠在得到梅乐斯的支持后，在安徽省歙县雄村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特训班，分期分批整训忠义救国军的所有官兵。训练结束后，忠义救国军一律装备美式武器，并准备用于配合美国海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因为，戴笠深知这时的蒋介石迫切希望美国军队能在中国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既然美国人都重视忠义救国军这支特务武装，那么蒋介石就不可能不对原来的决定予以重新考虑。
三是，尽管第三战区因忠义救国军的关系，数次到蒋介石面前告状，早已使戴笠对顾祝同等人心存芥蒂，但戴笠还是决定到第三战区与顾祝同等将领进行面谈，再次协调忠义救国军与第三战区的关系，并严厉整肃忠义救国军的作风和纪律。
戴笠为挽救忠义救国军这支特务武装可谓用心到家，不过他的心事没有白费，蒋介石很快批准了戴笠的意见，忠义救国军得以保留了。
戴笠终于喘了口气，可他对连续发生在军统身上的事件进行反思后，觉得自己仅仅当一个特务的头目，很容易会被蒋介石以某种借口加以铲除，惟有向军界发展才能在政治上增加保险系数。为此，戴笠通过梅乐斯加紧了与美国海军的合作，他想通过这种合作以增加美国海军对他本人的好感，以此让美国人来支持他向中国海军界发展。由于有了戴笠与美国海军的良好合作，加上梅乐斯在美国国内为戴笠进行宣传，为此在埃及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能会见戴笠也就理所当然了。但罗斯福的提议，使蒋介石感到了戴笠的力量正在迅速地变强，而且这迅速变强的力量很有可能被像美国这样的国际强国染指。对此，蒋介石内心里有了不安，如果真的戴笠的组织被美国人控制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就在这时，一个企图推翻蒋介石领导地位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而及时发现这阴谋的正是戴笠。蒋介石为此暂时隐藏起了对戴笠的不安和警觉。
那么这起企图推翻“领袖”领导地位的案件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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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一章 字数:10995
先说陈诚这个人。
在国民党内部众多的派系中，除黄埔系以及宋子文和何应钦各自为核心形成的小圈子没有受到戴笠的打击外，其他的派系均与戴笠处于对立状态。不过有一个人一直使戴笠不敢贸然下手，这就是陈诚集团的代表陈诚。
陈诚是浙江青田人，早年保定军校毕业后随邓演达到广东参加革命，不久进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他一生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抗日战争开始后，陈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出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其后在军界政界的地位稳步上升。蒋介石不但让陈诚一身兼有党政军数要职，而且始终把他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和使用，这在国民党内找不出第二个人。当时在国内和国际，都盛传陈诚将成为蒋介石身后最有优势的接班人。正由于陈诚倍受蒋介石的宠爱，加上其本人权重一时和手握军力雄厚，还有陈诚集团与国民党的其他派系比较起来较为廉洁踏实，戴笠长期以来难有找到攻击陈诚的口实。尽管如此，戴笠仍始终把陈诚作为自己的对手和政敌来看待。
戴笠与陈诚本不应该有冲突，他们俩人间的不和，完全是政治上的野心造成的。陈诚小戴笠一岁，但发迹却要比戴笠早得多。当戴笠还在黄埔军校初混时，陈诚已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师长了。一九三一年初，戴笠刚到蒋介石身边搜集情报时，陈诚又已升为第十八军军长，而且已是蒋介石手下的主力战将了。陈诚早年得志，长期处于权力的中心，更因为他性格刚直、高傲冷峻和才干过人，因而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有着他自己独特的行事作风。陈诚除了对蒋介石绝对忠诚以外，加上其妻谭祥的干娘宋美龄作为后盾，他对国民党内许多高官均看不上眼。陈诚认为何应钦是没有用的“烂好人”，始终不与其合作。他有时也痛恨白崇禧，讥讽白只会处处玩小聪明。不过，在陈诚眼里最看不起的是胡宗南。他认为胡宗南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是靠机缘而得志。还有那个汤恩伯，陈诚觉得此人专与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汤所带的部队军纪涣散，以致日本军队来进攻时官兵毫无斗志，一触即溃。至于对戴笠此人，陈诚认为戴常以盯梢和窃听等手段取宠于蒋介石更是小人之做法。应该说，陈诚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重要人物有自己的看法也属正常，但站在他对立面的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和汤恩伯与戴笠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这就使原来对陈诚并无恶意的戴笠，对陈诚自然而然地冷落了起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俩人站到了对立面上。就陈诚来说，以他的资历、地位、才干以及与蒋介石的关系，他当然不会把戴笠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戴笠是军统局的头而对戴笠逢迎巴结。
如果抛开政治立场不论，陈诚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较有正义感的军人，因而他素来看不起戴笠的那种常常使人感到痛恶的特工活动。为此，陈诚历来不肯对戴笠军统局的工作给予合作，他甚至在自己管辖的系统内自建特工组织，目的就是要防范戴笠军统局的人渗透和打入进来。这种敢于自建独立于戴笠军统局之外的特工组织，在国民党的军队中除张学良和胡宗南外，陈诚是第三人。但张学良和胡宗南的做法是得到戴笠默许的，并与戴笠的军统局都有很好的合作，而陈诚手下的特工系统完全是独树一帜，根本就不容许戴笠的军统局插手和顾问。这自然使戴笠有了怨气，但又无可奈何。这并不是戴笠没有办法对付，而是此时政治上极度敏感的戴笠已看出，陈诚是最有希望在蒋介石之后取而代之的。所以，戴笠不愿在这件事上与陈诚公开闹僵。这从表面上看戴笠是在为自己的后路在考虑，其实他是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发展窥测方向，因为在许多时候他也想作蒋介石身后的第一人。为此，戴笠觉得陈诚显然对他的政治前途是最不利的，是他政治上的最大阻力和障碍。对这，陈诚也已感觉到，但他仍然没有把戴笠放在眼里。可戴笠是有耐心的，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他知道自己不是陈诚的对手，因而他从不与陈诚作正面交锋。戴笠采取的是以静制动的手法，像头有经验的老狼在暗处等待着捕获猎物的时机。
戴笠的策略是成功的，终于在一九四三年的冬天等到了一个几乎可以置陈诚于死地的机会。
这事起缘于抗日战争的初期。
一九三九年十月，陈诚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第六战区长官部设在湖北鄂西重镇恩施，任务是防止日军在占领武汉三镇以后进一步向湘西和川东逼近，因而陈诚有保卫刚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的重任。此时，由于抗战的形势非常严峻，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的悲观情绪十分严重。特别是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亲日分子的公然投敌，更使国民党内的许多人对抗日战争的最后结果失去了信心。出于对抗战前途的忧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批青年军官认为，中国所以在抗日战事中一败再败，主要是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一批贪官污吏、昏庸官僚和亲日降日的军政大员把蒋介石给包围了，使蒋介石的英明主张不能贯彻始终。他们觉得，倘若要使中国有救，必须进行一次军事行动，把蒋介石身边的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让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踏实肯干的精英人材进入高层，辅佐蒋介石领导抗战和治理国家。这批青年军官，把陈诚作为理想的辅佐蒋介石的优秀人材，并且把这次军事行动称为“清君侧”计划。不过，这些青年军官深知自己的力量有限，还不足以成大事。于是，他们一方面利用部分青年军官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的机会，进一步在陆军大学中寻找知音以扩大自己的力量。此外，他们积极与帮助中国军队训练的美国军官进行联系，以求得到国际力量的支持。
不过，这“清君侧计划”很快被军统局侦获，并将有关材料送到了戴笠的手上。无疑这是份非常重要的情报，就是撇开戴笠与陈诚之间私人恩怨不说，这份“清君侧计划”也是起非常重大的案件。但是，戴笠并没有马上组织人员进行追查，而是经过缜密的考虑后决定暂不打草惊蛇，只是由军统局的特检处加强了对第六战区长官部以及在陆军大学深造的那批青年军官的监视，以便获取更多的证据。虽然，军统局里清楚戴笠与陈诚之间恩怨的人再三催促戴笠及早下手，但戴笠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其一，军统局对这批人的军事行动计划没有完整掌握，难以对其性质作出正确的判断；其二，参与“清君侧计划”的中坚分子只是些参谋幕僚人员，并不是具体带兵的军官，而且主要矛头又不是指向蒋介石；其三，尚不清楚陈诚是否牵连在内，在没有抓住陈诚的把柄之前出击，反而会给陈诚以脱身之机最终功亏一篑。尽管军统局的监视活动一刻也没有停，并且“清君侧计划”的密谋活动仍在紧张的策划之中，但由于这些年青军官组织工作做得相当的严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统局没有搞到更多的情报和证据。然而戴笠也不急躁，他知道对这起案件是必须要有耐心和时间的。
果然，戴笠的耐心，最终让他等来了时机。
一九四三年二月，蒋介石命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由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出任后，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带了一大批人员到云南楚雄组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这样，原来一些策划“清君侧计划”的青年军官渗透进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而且在这里继续进行计划和组织实施行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年青的军官们已经拟就了“清君侧计划”的组织章程和行动计划，并决定把行动时间定在一九四三十二月十二日，这天刚好是“西安事变”七周年的纪念日。就在这些青年军官紧锣密鼓地进行秘密筹划时，他们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原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地处鄂西的偏僻之处，加上交通又相当的不便利，军统局的势力很难涉及到。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距昆明只有百来公里的地，而云南又是戴笠的军统局苦心经营多年的地方，不但人员集中而且势力也雄厚，况且军统局对策划“清君侧计划”的青年军官早就有监视，所以军统局云南站很快就把这些青年军官制定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和时间搞到手了。而且，这次军统局云南站查清了“清君侧计划”制定者中有一位是陈诚的亲戚。这时，戴笠觉得打击陈诚的时机成熟了：一方面他当时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的联盟已经形成，自己的实力已大大增强；另一方面距离这批青年军人实施“清君侧计划”的时间越来越近，如果不在这之前先下手，说不定会遗患无穷。
于是，戴笠带着该案的全部材料，亲自向蒋介石面报。虽然，“清君侧计划”矛头不是直接指向蒋介石，但在他内心里“西安事变”的阴影仍旧难以挥去，特别是对陈诚的部下会有如此的举动感到吃惊。蒋介石很快批准了戴笠的行动计划，并亲自给陈诚下令立即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内所有参加“清君侧计划”的青年军官交给军统局审讯。与此同时，戴笠下令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内和正在陆军大学学习的那些参与“清君侧计划”的青年军官进行逮捕。此次行动，所逮捕人员的总数达到六百多人，全被秘密囚禁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警卫大队内。戴笠对被逮捕的首要分子亲自进行审问，欲从他们的口供里证实陈诚支持了“清君侧计划”。但审来审去，就是审不出有这方面的事实。此时，蒋介石尽管宠爱陈诚，而且也相信陈诚不会介入“清君侧计划”，但他作为第六战区和中国远征军的司令长官应有不可推卸责任，加上国民党内部反对陈诚的军政大员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介石不得不让陈诚以养病为名主动辞去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职务，以示对陈诚的惩戒。
不久，蒋介石下令对十六位为首参加“清君侧计划”的年青军官进行秘密处死。
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戴笠在审讯中尽管没有抓住陈诚的把柄，但通过审讯他掌握了“清君侧计划”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这支持者不是别人，就是蒋介石的对头史迪威。蒋介石从戴笠处得到报告后极为震怒，此时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本已十分激烈，现“清君侧计划”有了这么个背景，他蒋介石怎么能容忍得了？几天后，蒋介石要外交部正式通知美国政府，要罗斯福总统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并调回美国国内。后来，经过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将军和美国空军补给司令萨摹维尔将军的出面斡旋，再加上与美国关系很深的宋家姐妹的劝说，蒋介石考虑到自己即将要参加开罗会议，终于在自己的官邸接受了史迪威的当面道歉。
但由此引起的风波并没有过去。
史迪威是因蒋介石的要求，而被美国罗斯福总统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后蒋介石让其全权指挥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史迪威到任不久，就发现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存在严重的问题。欧美国家的军队的军官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不管是谁，只要有指挥权就能指挥调动军队。而在中国则不然，中国军队的上下级关系由个人恩惠来决定，军官只听从某个人的命令，其他人即使有指挥权，也指挥不动军队。虽然蒋介石明言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归史迪威，但事实上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只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史迪威根本不能有效地指挥军队。后中国远征军与英印联军的联合作战被日本军队打败，英印联军很快退回了印度。此时，由于中国远征军退回中国的路已被日本军队切断，史迪威命令中国军队撤往印度。但蒋介石越权指挥，命令中国远征军撤回云南。因为命令上的不统一使中国远征军的军官们十分为难，结果有两个师听从了史迪威的命令撤往了印度，其他的则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撤回了云南。在退回云南的途中，中国远征军迂回穿越人迹未至的原始森林，结果饥饿和疾病导致士兵大量死亡，十多万人的部队最后到云南后只有留下四万人了。
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后，要求处分那些不听从他命令的中国将军。史迪威称他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全权总指挥，部下不听他的命令理应受到惩罚，提出要枪毙四个不听命令的师长。但蒋介石采取了宁人息事的方法只作了个别人员的调动处理，史迪威对此非常不满，认为必须对中国军队进行结构上的改造。由于史迪威对蒋介石的部队无法插手，他提出在印度亲自训练一支十万人中国军队的计划。史迪威说：“如果给予正确的指导，中国军队不逊于任何国家的军队。”当时，在印度的中国军队约有一万多人，史迪威多次要求蒋介石向印度空运人员，把驻印度的中国军队补充到十万人。军队是蒋介石的命根，在军队的事务上他不可听从一个外国人的调遣，更不希望看见中国出现另一支他指挥不了而又非常强大的军队。所以，尽管史迪威再三催促，蒋介石为顾全美国人的面子只向印度空运了一万多人，使史迪威训练十万中国军队的计划胎死腹中。为此，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表面化。史迪威多次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写报告，说蒋介石是无能大小人，蒋介石的政府是腐败无能的政府。当时，罗斯福急于要中国军队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联手打击日本军队，对史迪威的报告没有给予过多的理睬。
也正因为如此，由于是罗斯福的邀请蒋介石参加了开罗会议。
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这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惟一一次参加的国际首脑会议。罗斯福主要是想通过此次会议，希望蒋介石往后能主动积极地对日本军队作战。所以，当蒋介石在会上提出要求战后返还被日本武力夺去的台湾、澎湖列岛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均表示了同意。但在谈到对日本军队作战的问题时，蒋介石已看出罗斯福急于想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的心情，就言语支吾，推说中国军队装备落后，加上补给困难，要发起对日本军队的大规模作战有些力不从心。对蒋介石的态度，罗斯福虽然口头上表示了理解，但内心里是十分不满的。据罗斯福儿子的回忆录记载，罗斯福在开罗会见了蒋介石后说：“我现在明白了，蒋介石的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党的军队上，根本无心和日本军队作战。我相信蒋介石的确在妨碍史迪威的训练计划。”对罗斯福的内心想法，蒋介石是蒙在鼓里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以为罗斯福同情中国，向美国提出了不少的条件，其中最大的要求是要美国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当时，罗斯福不好薄蒋介石的面子没有直接拒绝，只是说他个人是同意的，但要经过国会批准。但蒋介石以为罗斯福个人同意就等同于美国政府同意了，曾多次向罗斯福催要这十亿美元。在开罗会议上，曾决定中国军队和英国海军与一九四三年底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后来美英变更了作战计划，英国不配合中国进攻，罗斯福要求中国先单独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蒋介石为此给罗斯福回电说：“如果阁下给我十亿美元，再把空运量加倍的话，我就同意。否则中国就要把第二次缅甸战役推后到一九四四年的雨季以后。”蒋介石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在美国人的眼里，只张口要钱，不出兵打战，这和以往的中国军阀有什么两样？史迪威就此质问蒋介石：“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的话，中国就要停止抗战吗？”蒋介石说：“中国已经单独抗战六年了。”史迪威反问：“这也能作为条件吗？”蒋介石沉默不语了。此外，在开罗会议上还决定在中国的成都修建机场，作为美军飞机轰炸日本的基地。蒋介石回国后动员了四十五万民工在没有任何机械的情况下，只用了六十天就修建成了机场。过后，蒋介石给罗斯福送去了帐单，要求美国支付机场建设费用八亿美元。罗斯福得知后大怒，他认为修个机场也要这么多的钱，完全是无赖行为。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强硬地说：“请阁下协助史迪威的作战计划，向缅甸的日军发起攻击，否则美国将断绝一切援助。”
蒋介石在罗斯福的强压下被迫出兵，让何应钦率新军进入缅甸，开始了第二次缅甸战役。
但蒋介石对美国人不给钱耿耿于怀，既然修建机场的钱美国人不付，那么罗斯福答应的十亿美元的贷款总得给吧。蒋介石为这笔十亿美元，紧盯着罗斯福不放。但这十亿美元的贷款，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大争议。原来在这之前，美国国会已批准无条件给中国政府五亿美元的贷款，而且有一半付给了中国政府。可是，过后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在中国政府提取的美元中有八千万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私人帐号。中国政府后来虽然对此作了一些解释，但美国政府对中国官员这种“公私不分”使用国家资金的方式非常恼火。也正因为有这样的不良记录，结果蒋介石要求的十亿美元贷款一分也没有拿到。其实，美国最初并没有考虑向中国贷款，而是准备无偿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让中国军队承担对日本军队作战的主要任务。但蒋介石要美国提供美金形式的经济援助，似乎对美元的热情远远大于对武器装备的热情。美国人开始明白蒋介石的用心了，蒋试图用美元来维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把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当时，按照中国和美国签订的《租借协定》，美国向中国提供价值三十五亿美元的军用物资。当这些援助物资运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下落不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都想从中捞好处。不久这些战略物资出现在了黑市，而且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史迪威在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密报材料里，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资的走私贪污称为是“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一九四四年春季开始后，由于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败退，海上的运输线被美国军队切断。为此，日本设想在中国大陆打通一条从满洲到越南的陆上通道，并攻占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军用机场。不久，日本结集五十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守河南汤恩伯的军队有四十多万人，面对五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同时，面对日本军队的进攻其他地区的中国军队也无心抵抗，在战场上甚至出现了几百人的日军可轻松俘获上万人的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作战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约五、六十万人，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和广西等省的大部份土地，丢失大小城市一百四十六座以及美军空军基地七个，还有其它飞机场三十六个。罗斯福总统对中国军队的表现非常不满，为什么中国军队一败再败？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视察，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蒋介石为了给华莱士一个好的印象，他要戴笠把重庆的乞丐全部关进了收容所。
但华莱士对蒋介石政府的印象仍然很糟糕，事后他对蒋的政府的评价是“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银行家支持的落后无知的政府”。不久，华莱士在中国向罗斯福总统发了如下的电报：“我们对蒋介石的支持恐怕是一项短期投资，他实在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领袖大概将会通过政治变革或革命的方式产生出来。从现在的状况来看，战后中国的领袖出自后者的可能性更大。”罗斯福这才感觉到，史迪威多次要求改革中国军队的建议是必要的，而且他开始考虑让史迪威来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一九四四年七月，罗斯福给蒋介石发电说：“鉴于中国战局危急，我感到有必要让史迪威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我理解阁下对史迪威将军的感情，但我找不出另外的人选，具有史迪威那样的能力和决心，是能够实现我们打败日本的计划的。为此，我把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请阁下把中国战区的军队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将军。”
由于，此时中国军队在日本军队的攻势下连连惨败，蒋介石尽管对罗斯福的电文充满愤怒，但也不好公开拒绝。但蒋介石毕竟是政坛老手，他巧妙地使用了拖延战术。蒋介石在给罗斯福回电时说，他原则上同意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但他要罗斯福给一些时间，他要仔细考虑让史迪威担任全权指挥的具体办法。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宋子文到美国活动，拉拢美国政界的要人为他在罗斯福面前说情。但罗斯福并没有让步，接连四封电报发给蒋介石催促他尽快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此时，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些表面上的让步，请罗斯福派一个特使来中国协调移交军权的工作。于是，罗斯福派赫尔利到中国与蒋介石具体协商。经俩人几次会谈，达成以下协议：一、史迪威的职务名称为“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二、史迪威亲自指挥中国陆、空军的对日作战，但作战计划必须经军事委员会审议；三、史迪威对其管辖的军队，可依据中华民国法律实施奖惩任免。虽然名义上史迪威已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但蒋介石仍然没有把实权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对此十分恼火。没过多少时间，罗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来电说，蒋介石准备抽调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回国，意在坐等美国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
对此，罗斯福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用向部下发布命令的方式向蒋介石发电说：“请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犹豫。”这封电报是由史迪威转交给蒋介石的，当时蒋介石在重庆郊外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史迪威本想让翻译当众宣读罗斯福的电报内容，但正在参加会谈的赫尔利阻止了史迪威，把电报译文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看了电报内容后，神情凝重，他沉默了片刻后宣布了散会。等其他人都离开会场后，会议室里只留下蒋介石和宋子文，这时宋子文见已近六十岁的蒋介石竟像孩子似的抱头嚎啕痛哭。罗斯福的电报竟不顾蒋介石为国家元首的身份，用下命令的口吻让蒋介石交出军权，极大地伤害了蒋介石的自尊，他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
面对罗斯福的“最后通牒”，蒋介石仍旧没有把军权交给史迪威，而是以史迪威得不到中国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并要罗斯福另派一个中国人可信任的人来，他就同意交出指挥权。于是，蒋介石与宋子文一道致电罗斯福，答应由美国人任中国军队总司令，但永远不同意由史迪威担任。蒋介石还在给罗斯福的电文里表明了自己的底线：“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此时，蒋介石把国家与他个人的人格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蒋介石不惜决裂的态度，使罗斯福感到了为难。美国虽然不喜欢蒋介石，但也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说：“除支持蒋介石外，好像没有其他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力量去接管这个政府。”但是罗斯福并不想让步，只是同意更换史迪威的中国军队前敌总司令的职务，但必须保留史迪威对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蒋介石拒绝了罗斯福的意见，赫尔利此时也劝罗斯福让步，更换史迪威以换取蒋介石的合作，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如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要失去蒋主席，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罗斯福犹豫了许久后终于决定让步，他调回了史迪威，派魏德迈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
史迪威被召回国，蒋介石甚为高兴。对此事他在日记反省录中这样写道：“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起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乃可按计划实施矣。”过后，蒋介石在史迪威辞行时对史说：“我们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各展其长。”蒋介石说完欲授予史迪威青天白日勋章，但被史迪威拒绝了。表面上看，蒋介石在与史迪威的抗争中赢得了胜利，但蒋介石却是事实上的输家，因为蒋介石搞糟了中国政府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使美国政府不再积极支持蒋介石政府，所以蒋史之争也为日后蒋介石政府的垮台埋下了伏笔。史迪威被召回美国后，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多篇批评蒋介石政府的文章，进一步损坏了蒋介石政府在美国舆论界的形象。同时，罗斯福对中国军队的抗战彻底丧失了信心，连向中国军队提供武器的热情也冷却了。但这对蒋介石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更为严重的是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美国原来预计如果发动对日本的总攻要牺牲一百万以上的军人，因此罗斯福希望中国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可是蒋介石政府的现状使罗斯福对美中联军共同反击日军的设想完全破灭了。为此，罗斯福不得不请苏联出兵分担美国的牺牲。当然不给苏联好处，斯大林是不肯出兵的，所以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以同意外蒙古独立的方式，来换取斯大林对日本军队的作战。蒋介石得知后非常气愤，但最后蒋介石还是被迫承认了“雅尔塔会议”所签的密约。蒋介石儿子蒋经国到苏联签约时，向斯大林解释中国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理由时说：“我们抗战的目的就是为收复失地，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和台湾还没有被收回，反而把这样大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了抗战的本意了？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独立。”斯大林听后说：“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应该清楚，今天并不是我来求你帮忙，而是你求我来帮忙。如果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样的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是废话。”蒋经国听完，沉默不语了。蒋介石得知后，先是激愤后是无可奈何。为此，他曾一度派人到日本，密谈与日本单独讲和之事，后因国际形势的迅速发展而不了了之。
第二件事。由于蒋介石为保存实力而消极抗日，违背了美国“维持中国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的亚洲战略方针，加上在军事指挥上蒋史之间的严重分歧，罗斯福对蒋介石完全失去了信心。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问参加会议的史迪威：“你认为蒋介石能支持多久？”史迪威回答说：“如果日本军队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蒋介石就会垮台。”罗斯福又问：“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寻找另外某个人或几个人来支撑局面？”史迪威对这个问题没有考虑过，也没有回答。罗斯福见史迪威不语，接着说：“你如果无法与蒋介石相处，又无法换了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位具有民主精神和与我们亲密合作的政治领袖。”史迪威感到这是件十分棘手的事，他所以不满蒋介石是因为蒋独断专横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但要置蒋介石于死地他还没有想过。史迪威回到中国后即去了昆明，他找到助手多恩准将口头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口头命令，并要多恩制定暗杀蒋介石的计划。于是，多恩根据当年蒋介石准备去印度访问的情况，制定了暗害蒋介石的“蓝鲸行动”。按照“蓝鲸行动”的计划，当蒋介石的座机飞越二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使飞机的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这时机上所有的人员不得不弃机跳伞，而机上所有的降落伞已事先做了手脚已全部失灵……按照“蓝鲸行动”的计划，蒋介石是必死无疑。但这个行动计划报到美国国内后，罗斯福总统迟迟没有批复。不久，由于日本军队发起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蒋介石临时取消了访问印度的计划。就这样，“蓝鲸行动”的计划搁浅了。
在以上的这两件事中，表面上看可以说都与戴笠没有任何关系。但在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所领导的腐败而又无能的政权失去信心，而在“寻找具有民主精神又能与美国亲密合作的政治领袖”时，是否也曾把目光投向戴笠过呢？虽然在举办“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过程中，史迪威与美国的海军部有过矛盾，但对戴笠的工作能力和他所领导的军统局的工作效力的认可都是一致的，而且`他们全都明白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没有戴笠的帮助是很难办成的。那么，史迪威是否曾用另外的方式告诉戴笠有关“蓝鲸行动”计划的某些内容，以求能得到戴笠的配合？这些没有人能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美国人是相信戴笠的，要不然梅乐斯不会几次向蒋介石提出让戴笠当海军司令的事，罗斯福也不会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想见戴笠。
不过，也正是美国人对戴笠的好感和信任，使蒋介石对有了国际背景的戴笠有了更多的顾忌。蒋介石取消访问印度之行，固然有抗战形势吃紧的原因，但不能排除蒋介石在这之前已有所觉察，因为在中国的特工组织除了军统局外还有中统局，而中统局又是戴笠的死对头。尽管中统局向蒋介石提供了怎样的情报不得而知，但此时的蒋介石对戴笠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法，因为他还需要打戴笠这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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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二章 字数:10357
戴笠心里也明白蒋介石暂时还离不开他。
于是，戴笠加快了对大汉奸周佛海的策反工作。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策反周佛海可迅速恢复南京和上海等地的军统组织，扭转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二是如能成功策反周佛海，以加强戴笠自己及军统局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周佛海当汉奸前深得蒋介石的赏识，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及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当汉奸后，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是通过戴笠建立起来的。戴笠与周佛海本无特殊关系，要说清此事还得从唐生明说起。
唐生明是湖南东安县人，是黄埔军校四期生。一九四零年春，时任湖南常桃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与区保安司令的唐生明，突然接到戴笠的电报要他速去重庆。唐明生到重庆后，才从戴笠处知道是要他到上海帮助恢复军统方面的工作。当晚，戴笠就带着唐生明去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见唐明生后就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这个任务只有你最合适。”尽管这任务实在有些意外，但蒋介石的指令唐生明不敢违抗。过后，戴笠给了唐明生三条任务：设法掩护在上海和南京的军统特工人员，并想办法营救已被捕的军统人员；相机转达蒋介石对已当了汉奸的人员会“宽大”的意思，必要时进行联络和策反；抓住时机，与日、伪共同消灭江南共产党的“新四军”。
不久，在戴笠的具体安排下，唐生明转道香港到了上海。很快，唐生明与汪伪政府的上层人物交往了起来，而且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没有过多少时间，唐生明被任命为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清乡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处处长。这时，唐生明在与周佛海的交往过程中，周佛海多次打听从长沙到上海的最佳路线，并透露出想把自己的母亲和岳父等亲属从湖南老家接到上海来。唐生明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向戴笠作了汇报，并建议说如要想控制周佛海，最好在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身上做文章。戴笠觉得唐生明的点子非常好，就派人把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等接到贵州，软禁在了息烽监狱。周佛海是个孝子，听说此事后心里非常难过和焦急。他明知这是戴笠干的事，可当上海和南京的报社记者去采访时，他却有意说：“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不久就可脱险。”
虽然，周佛海的话里没有半点对重庆方面的责备之词，但他清楚母亲和岳父等人被戴笠所扣押的原宥，那就是重庆方面想用其母亲和岳父做人质，胁迫他为重庆政府效力。从根本上来说，周佛海也确实没有想与重庆政府分道扬镳，当初他随汪精卫一同出去，完全是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蒋介石与日本人“和谈”。可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清楚地看到了日本人必败的结局。在这种形势下，周佛海明白蒋介石是不会再走“和谈”这步棋了，而他已经上了賊船欲退不能。如今戴笠以其母和岳父为人质胁迫他投向蒋介石，实际上是给了他一条生路。周佛海经过一番深思便指使妻弟，把军统局的特务程克详从牢房里保释了出来，并发给通行证后让程回到了重庆。程克详临走前，周佛海把他叫到家里密谈了好久，他一再地对程克详说：“我和雨浓是好朋友，我很感激他对我老母和岳父的照顾和保护。今后，他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我力之所及，我一定尽力而为。”周佛海说完写就信一封，让程克详面交戴笠。
此时，已是一九四三年的二月。
程克详辗转到达重庆后，首先与军统局华东实验区负责人王一心见了面，并当面呈交了周佛海的信件。信中，周佛海表示已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从蒋介石驱策等。在确认了此信为周佛海亲笔书写后，王一心立即将信交给了局本部毛人凤，并由毛人凤转报正在外地视察的戴笠。戴笠闻报后是喜出望外，回重庆后在自己的公馆里招待了程克详。程克详本是文强在淞沪战争中使用的一个基层谍报人员，要是平时不要说戴笠亲自设宴招待，就是程克详想见戴笠一面也是不可能的。戴笠回到重庆就宴请程克详，可见他等待周佛海投诚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了。戴笠深知，周佛海也是头脑机警和考虑问题十分细致缜密的人，他此次让程克详来重庆除了要与戴笠建立联系，更重要的是想试探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是的，以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如果没有得到蒋介石本人的某种承诺，他是绝不会轻易投诚“上岸”的。为此，戴笠宴请完程克详后，就马上把周佛海的信面呈给了蒋介石，并建议蒋介石写一封不具名的亲笔信，由程克详带回南京交给周佛海。因为周佛海过去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对蒋介石的字迹是很熟悉的。这样，既可以避免蒋介石因署名而带来的麻烦，也可以让周佛海吃下定心丸而死心塌地地投靠军统。蒋介石觉得戴笠的话有道理，经过一番思考后，亲笔书写了信函一封交给了戴笠。此信的内容是：“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安排，望勿忘。知名不具。”
戴笠离开蒋介石的官邸回到军统局本部后，对策反周佛海的活动作了进一步的布置：一是将程克详破格提升为军统局南京区长，惟一的任务就是与周佛海联络和对其进行监视；二是从军统局本部内选一位得力能干的干部随程克详去南京，借助周佛海的关系重建军统局南京站，并利用南京站对程克详进行监视和牵制。过后，在宣布了对程克详的任命后，戴笠在自己的公馆再次宴请了程克详。他在详细询问了周佛海及汪伪集团内部的情况后，针对周佛海亲笔信的内容对程克详说：“只要周佛海能立功赎罪，领袖对他是可以宽大的。这次你重回南京要多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这里选派文书、译电和报务员各一人，随带机密本跟你同去。先在南京建立电台，然后将周佛海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同时，戴笠进一步指示程克详：“你到南京后，要搞清楚周佛海对储备券的准备金到底准备的怎么样了。除此之外，要加紧开展策反工作。我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政府是宽大为怀的，这事你可以见机行事。”戴笠说完，将蒋介石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以及周佛海母亲和岳父两家的照片交给了程克详，要他把它们转给周佛海。
程克详从重庆起程辗转到安徽南陵时，被选定为军统局南京站站长的周镐化装成商人带着译电员和电台等随后也到了。然后，由周佛海的内弟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杨惺华派人专程赶到南陵，把程克详和周镐等人分别秘密护送到上海和南京。一切果然如戴笠预料的那样，周佛海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后，才最后定下了投诚的决心。在这之前虽然周佛海已有投靠蒋介石的意思，但蒋介石翻手作云覆手为雨的做法深有担忧，如果尽凭与戴笠间的联络周佛海内心里是极不放心的。现在周佛海有了蒋介石的亲笔信，正如手中有把柄，将来即使蒋介石耍赖他也不怕了。尽管如此，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还是担心地问：“既然是蒋先生的信为何不写名字？”周佛海说：“以蒋先生现在的身份，当然不便于给我这个大汉奸具名写信，这也是蒋先生的小心谨慎之处。不过，我在蒋先生身边做事多年，认得出这信是蒋先生所写。”周幼海似乎对这封信的最后作用仍是不放心，又问周佛海：“信上讲对你的前途予以可靠安排，这不过是写在纸上的一句话，还有没有其他更牢靠的保证？”良久，周佛海叹息道：“政治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要他拿出更可靠的保证也难。在他们的眼里我还是个汉奸，要我戴罪立功，是给我一条出路，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哪里还能再和他们讨价还价！”说完，周佛海把蒋介石的亲笔信密藏了起来，因为他知道这封信对他以后的命运将起到作用。
戴笠为了拉拢周佛海，也可以说把工作做到了家。当周佛海的母亲在息烽监狱患病后，戴笠立即派人把周的母亲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医治。后来，周佛海的母亲因病难治而死。送葬时，戴笠亲自充当孝子执绋。事后，戴笠把这些已拍成的照片寄给了周佛海，其中有一张便是戴笠代周佛海当孝子跪在灵前的照片。周佛海看后，感动不已，并对身边的人说：“雨浓，做人做事我无话可说！”出于感激之情，在程克详和周镐到达南京后不久，周佛海按照戴笠的意思给了精心的安排。程克详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被安插在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主要掌握军事运输工作。周镐是湖北罗田人，毕业于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原为军统局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由于其机警干练和应变能力强而被戴笠看重。选定周镐为军统局南京站站长，戴笠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南京原来是国民党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政权的中心，要把此地的军统组织恢复起来处境十分艰难。加上军统南京站建立后，还有监视周佛海和程克详以及对日汪军政界的上层人物进行策反的特殊任务，戴笠对手下的人员反复筛选后，最终选定了周镐。周镐依照戴笠的意见，于一九四三年年底将军统局南京站筹集完毕，而且在下面还组建了八个潜伏组。此后，周镐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汪精卫的眼皮底下大搞情报和策反活动，不但被周佛海引为心腹，就是军委会参谋次长张恒和常务次长祝晴川等显赫人物，也都在周佛海的引见下甘为周镐所用。没过多少时间，就在伪军委会形成了一个以周镐为中心和周佛海为后台的秘密小集团。自此以后，军统局在南京地区中断了六年之久的活动终于得到了恢复，许多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往重庆。
戴笠在成功策反了周佛海后，确实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周佛海的策动和影响下，汪伪政府的大批汉奸纷纷倒戈。在伪政府行政方面，戴笠除了控制了周佛海以外，还先后控制了伪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安徽省省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等。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樾、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都与戴笠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戴笠十分重视对这部分汉奸将领的利用和控制，认为他们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与“新四军”争夺地盘的前沿力量，因此从多方面加以笼络和争取。伪参谋总长鲍文樾原来是张学良的部下，为了争取他，戴笠多次到贵州桐梓看望张学良，要张写信给鲍文樾劝其反正。张学良也不拒绝，只是提出要一根好渔竿。戴笠明白了张学良的意思后，回去很快命人送来了一根从美国进口的能伸缩的渔竿。张学良见戴笠能解其意，也就很快地给鲍文樾写了信。鲍文樾见信后，自知日汪的大势已尽，也就归顺了戴笠。
自从戴笠掌控了周佛海和汪伪政府中大批的高层汉奸后，对汪伪政府的内幕和日军在华的许多重大部署都能及时了解。有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情报，通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反馈到美国后，美国政府也为情报的准确性感到震惊。例如，周佛海随汪精卫赴日本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时，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现状，以及日本军队应付太平洋大战的作战部署和计划等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回国后，周佛海将这些情况全部密报给了戴笠，然后又由军统局报告给了美国方面。还有，当周佛海以汪伪政府特使的身份访问完伪满洲国后，立刻将伪满洲国的情况通报给军统，使蒋介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伪满洲方面的内幕情报。除周佛海外，凡与戴笠的军统局建立了关系的汪伪政府内的大小汉奸，在“立功赎罪”心理的驱使下，无不通过各种途径，竞相向军统局输送日伪内部的各种情报。
这里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戴笠借日汪之手铲除了李士群。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早年曾加入过共产党，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中统局逮捕后叛变自首，后被委任为中统局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逃至香港，不久投靠了日本人。一九四零年汪伪政权成立后，李士群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和伪江苏省省长，成了汪伪政府里最大的实力派人物之一。随着李士群权力的膨胀，汪伪政府里的许多人对他都有恐惧感。为了抑制李士群的权力过度发展，汪精卫曾秘密指示在行政院下面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目的是逐步削减李士群的势力。同样，李士群的权力也超出了让日本人放心的程度，特别是李士群控制的“永兴隆公司”，在掠夺沦陷区的棉花、粮食等战略物资上与日军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使日军有了对李士群的势力进行打击或抑制的念头。正在此时，李士群的后台日本军部代表晴气庆胤被调往了华北，接任的柴山中将对李士群持坚决打击的立场，指示“梅机关”的特务头目中岛信一对李士群的活动严密监视，并伺机打击。
这一情况很快被戴笠所掌握，而且他也早就有打击李士群的想法。本来，戴笠想把李士群抓在自己的手里，使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特务组织连成一片，这样不但能共同对付日本人，而且也能大大地增强军统局的力量。但是，李士群认为他自己原先在国民党内的根底太浅，原来与戴笠的关系也不深，投靠蒋介石后不见得会有多大的好处。为此，李士群对戴笠的劝说置之不理，并继续与军统作对，成了军统策反和控制汪伪力量的一个障碍。恰好在这段时间，戴笠要配合美国筹备开辟第二战场，大批的特工人员将东调南下，若不尽早铲除李士群的力量，将直接影响到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计划的实施。于是，戴笠不得不要对李士群下手了。为了稳妥起见，戴笠致电唐生明向他征询杀李士群的计策。唐生明平时与李士群的私交不错，接到戴笠的电报后反复考虑了很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利用汉奸内部或是利用日本人与李士群的矛盾下手较好。戴笠得到唐生明的建议后，就给程克详发了电报：“李逆士群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着即与周佛海等诸兄弟筹商制裁办法，迅即回报。”戴笠知道，周佛海与李士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俩人为了争夺经济和税警总团的控制权结怨极深。这次，戴笠让周佛海出面除掉李士群，一是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二是想考察周佛海是否已真心投靠蒋介石。戴笠的用意其实周佛海的心里非常清楚，但他同样也明白仅靠自己的能量还不能致李士群于死地，必须要利用日本人的手才能办到。
周佛海经过煞费苦心的考虑后，让税警总团的副总团长雄剑东想方设法地挑起了日本宪兵队冈村中佐对李士群的仇恨。不久，冈村中佐在家中设宴，以调解李士群与雄剑东的矛盾为借口，邀请李士群赴宴。席间，冈村中佐在李士群的酒里下了毒。过了二天，因中毒李士群死于苏州的寓所内。李士群死后，戴笠给周佛海下了新的任务，要他积极扩充军队，准备将来在京沪杭地区配合反共作战，防止被新四军占领。为此，戴笠让周镐配合程克详帮助周佛海收买伪军。一九四四年戴笠第二次陪梅乐斯巡视东南沿海时，戴笠要周佛海设法把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的部队从华北防区调到扬州一带，日后好配合美国海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孙良诚的部队有三万多人，要把这么多人的部队调到千里之外，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周佛海为了“将功赎罪”，竟然不惜血本花费了六千多万伪币，硬是把孙良诚的部队调到了扬州一带。
戴笠在策反和控制汪伪政权的上层人物的工作上无疑是成功的，特别是策反周佛海成功后，就等于掌控了汪伪政权的半边天，对这蒋介石是满意的。为此，一次戴笠在视察西安地区的途中不料得了肺病，蒋介石得知后立即手书慰问：“贵恙如何，甚念。希珍重为盼。”戴笠接到蒋介石的手书后，尽管心情激动，但他仍然明白蒋介石对他的戒备和警惕并没有放松。于是，戴笠加紧了与国民党内实力派人物胡宗南和汤恩伯的联合。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一九四四年底，蒋介石的手下基本上形成了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三大军事实力派系。除陈诚与戴笠不睦外（这在前个章节里已讲到），胡宗南和汤恩伯与戴笠都有很深的关系。此时，蒋介石交给有“西北王”之称的胡宗南指挥的正规部队共有三个集团群、十二个正规军、四十多个战斗师，加上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的直属部队总人数达到四十五万之多。另外，还有警察、宪兵、地方团队和配属胡宗南指挥的空军还不计算在内。据军政部军需署的统计，由胡宗南具名领取的经费要占全国军事支出的四分之一。被人称为“中原王”的汤恩伯是浙江武义人，他不是正宗黄埔出身。在蒋介石的亲信将领中，汤恩伯结识蒋介石较晚，资历也比较浅，但在军界里上升却很快，在这点上他超过了胡宗南。汤恩伯之所以能得到蒋介石的宠信，除了汤是浙江人外还与蒋介石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有关系，更主要的是汤恩伯所写的手本经常引起蒋介石的注意。汤恩伯的手本常常是粗制滥造，错误百出，但由于涉及的面很广，蒋介石非常喜欢看。戴笠曾妒嫉地对人说：“老头子那里数汤恩伯的手本最吃香。他一挥而就，写了就交，我写的就非笔墨工楷不可。”正因为蒋介石的信任，十几年中几乎年年升迁，终至战区副司令长官。蒋介石拨归汤恩伯指挥的正规军达五个集团群，共二十五个师，兵力达四十多万人，权重一时，威震一方。可以说，胡宗南和汤恩伯在国民党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戴笠也正是看中了这点开始了与胡、汤的结盟。
一九四三年末，中原大地普降大雪。
戴笠以出席在河南临汝凤穴寺举行的中美第三特种训练班开学典礼为名，牵头和组织了他和胡宗南、汤恩伯的结盟仪式。仪式地点放在离洛阳二十五公里的龙门石窟，是戴笠让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文强给选择的，这里不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这天，戴笠让文强把龙门石窟布置成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并亲自踏雪上上下下地四处检查警卫情况。当戴笠觉得放心后，他邀胡宗南和汤恩伯进入了一个有三尊大佛的石窟内。虽然对这次“三王（西北王、中原王、特工王）聚会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通过胡宗南执笔，戴笠和汤恩伯共同修改的《盟誓诗》可略知大概。此诗是这样写的：”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这首诗尽管写的不怎么样，但无疑是”三王“联盟的政治宣言和共同的纲领。一句”但愿乾坤能入掌“，更是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胡宗南、汤恩伯和戴笠三人抱成一团，共立大业以谋取国民党统治集团最高权力的欲望和野心。
应该说，戴笠、胡宗南和汤恩伯的联盟，是在有共同欲望和野心基础上的一种结合。
胡宗南的野心自不必说，他时常以“黄埔”自居，处处把自己称为是蒋介石的嫡系传人。早在一九三九年，他在西安与“复兴社”高干萧作霖纵论历史人物时，故意推崇萧作霖为唐代的李靖，然后他把话题一转说：“李卫公提三尺剑周游天下，意在谋隋而代之，但他自见了李世民，便自知不如甘为之下，因李世民已有基业，不可与争，今天你却如何？”胡宗南的这番话，恐怕是蒋介石听了也会大吃一惊。可见胡宗南欲谋取最高权力的心事早就有了，为此在“三王”结盟中他理所当然地把自己放在了首位，其目的就是要以这个联盟为台阶进一步扩张势力，以左右蒋介石身后的局势。而汤恩伯在声望和与蒋介石的关系上都不如胡宗南，但他内心里的欲望是胡宗南和戴笠都是没有料到的。汤恩伯十分崇拜春秋战国时的“五霸七雄”及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皇人物，特别欣赏清朝的曾国藩和左宗棠，多次对人说：“曾国藩和左宗棠没有利用手中掌握的军事力量，及时推翻清朝廷是个错误。”可见他虽然给蒋介石的手本写得不怎么样，但对历史还颇有些研究。特别是在汤恩伯担任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他所管辖的区域正好是三国时期曹操创立帝业的地方，为此他把曹操看成是自己创立事业的一个榜样。汤恩伯不但爱读《三国演义》，而且爱听有关曹操的故事，也爱看演唱曹操的戏剧。他曾打算在安徽亳州或河南的许昌为曹操建一座永久性的纪念塔，并在亳州等地遍访曹姓和夏侯姓的居民，以表达他对曹操的敬慕之心。尽管，汤恩伯有想做现代曹操之心，但他仔细想过如果离开了胡宗南和戴笠的支持，他的心事只能是个梦。所以在“三王”联盟中，汤恩伯说话不多，但心事用的不少。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相比较，戴笠似乎更为深谋远虑，也更有周密安排和算计。戴笠知道，此时的他不论是地位和势力都难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相抗衡，在“三王”结盟中他甘愿当小弟弟。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戴笠故意亲自爬到香山白冢的最高处检查安全工作。胡宗南见后感到有些过意不去，而戴笠谦逊地说：“两位老兄的命比我大，比我值钱，还是亲自去察看一番放心些。”汤恩伯听后乐了，对戴笠说：“你这么细心办事，难得，难得。难怪老头子那么信任你！”听到此话，戴笠哈哈一笑，很快把话题转到了其它的内容上，他完全明白此时此刻应该把自己放在怎样的位置上。所以，在此次结盟中戴笠处处恭维和逢迎着胡宗南和汤恩伯，在吹捧他们在政治和军事的发展不可估量的同时，而把自己当成了甘效犬马之劳的一个卒子，使胡宗南和汤恩伯把戴笠完全看成了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盟友和工具。但是，“三王”结盟主要是戴笠在起作用，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关系都极深，而胡宗南和汤恩伯之间的关系就不怎么样了，有时甚至勾心斗角暗中较劲。抗战初期，胡宗南派出不少人到汤恩伯的前沿根据地界首招收青年学生，扩充自己的部属势力。此事，触犯了汤恩伯的利益，大骂胡宗南欺人太甚。汤恩伯也由此也大办“中正学院”和“政治学院”，派亲信控制第一战区政治部等，与胡宗南争夺青年学生。可见，胡宗南与汤恩伯有时矛盾是很尖锐的。由此可以看出，在“三王”结盟中实际上是以戴笠为轴心的，而胡宗南和汤恩伯只是绕着这个轴心的两个侧翼，戴笠才是真正的王中之王。
对于这点，戴笠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戴笠在视察中原察觉汤恩伯欲以曹操那样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来实现自己的霸业时，戴笠内心里顿时有了许多的不满和不安。他对身边的人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作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然想起做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这话戴笠是否真的与汤恩伯说了已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戴笠中原之行结束后与蒋介石报告了汤恩伯的言行，要不然蒋介石不会在汤恩伯的中原战役失利后，派汤恩伯的对头陈诚到中原来检查和总结战役失利的原因。不久，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班底动了大手术，拆散了汤恩伯多年建立起来的以十三军为核心的小集团。蒋介石之所以下手这么准确，这与戴笠的告发不无关系。戴笠这样做既向蒋介石表示了忠诚，又假蒋介石的手打击了汤恩伯的势力，使汤恩伯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汤恩伯并不清楚这里面的实情，更不会去怀疑已结盟在一起的戴笠，而是把所有的不满和怨恨全都发泄到了陈诚的身上。戴笠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既掩盖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又使汤恩伯和胡宗南把目光盯在了共同的政敌陈诚的身上。为了对付陈诚，“三王”在政治上互通信息，工作上互相援手，生活上互相照顾，有事一起商量。同时，戴笠还利用在重庆的有利位置，随时将国民党政府高层内部的情况向胡宗南和汤恩伯通报。为加强通讯时的保密性，戴笠要军统局的机要室，在他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电讯联络时必须使用几套密码本，不同的内容不能使用相同的密码本。“三王”当时还有个约定，对非常重大的事情，则使用“亲译”密码本。这种密码本，平时均由戴笠、胡宗南和汤恩伯自己带在身边。每当遇到“亲译”的电报，由他们自己或指定极个别的亲信译电员代译，以防止内容外泄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不过，这种“亲译”的电报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之间较多，而胡宗南与汤恩伯之间就很少了。
为了给“三王”的结盟造成声势，扩张力量和巩固地位，戴笠利用其特殊的地位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以及国民党的高层人物中，为胡宗南和汤恩伯穿针引线和评功摆好。同时，戴笠还利用陪梅乐斯到西安和河南等地视察的机会，把胡宗南和汤恩伯介绍给梅乐斯，并卖力地在梅乐斯面前说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好话。梅乐斯在与胡宗南接触后印象很好，认为胡宗南是中国军队中很有才华的年青将领。在这期间，胡宗南和汤恩伯为了能得到美国人的支持，以增强自己的国际背景，对梅乐斯是极力逢迎巴结。戴笠为了“三王”的结盟是极尽了心事的，他经常代胡宗南和汤恩伯给重庆的一些要人送礼物，以拉拢人际关系。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见面后是无话不谈。尤其是戴笠与胡宗南之间，虽然有相互利用的一面，但毕竟有患难时留下的情意，加上两人志趣相投，有时谈起来总是没有个完。胡宗南因年青时婚姻不顺而一直未娶，是在戴笠的劝说下而动了心。胡宗南的老婆叶霞翟原来是戴笠的情妇，戴笠为了能得到胡宗南在军事上的支持，他先保送叶霞翟到美国留学，当叶霞翟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就有意促成了胡宗南和叶霞翟之间的婚姻。后来，戴笠通过叶霞翟了解和掌握了胡宗南的许多情况，而胡宗南对这是否清楚没人能知道。不过，胡宗南和汤恩伯为报答戴笠的支持，对戴笠提出的要求无不全力协助。戴笠的军统局也正是依靠了胡宗南的势力，在新疆成立了军统局的下属组织，并调用胡宗南的人员加强了忠义救国军的力量。戴笠与汤恩伯的合作大都在策反汪伪军队上，当然在经济走私上也多次合谋以此赚了不少的钱。
戴笠、胡宗南和汤恩伯在龙门石窟的结盟，把“三王”之间的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此时的结盟使他们成了国民党内一个极有力量的派系集团，但也正因为它的强大而使蒋介石坐立不安了。戴笠发起结盟的本意是想借助胡宗南和汤恩伯的力量，来稳定他在蒋介石那里的地位，可他没有料到的是这更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戴笠也许以为参与了结盟的胡宗南和汤恩伯，决不会把三人间的约定作为向蒋介石邀功的资本，其实他内心里的盘算错了。戴笠不也是在中原之行之后告了汤恩伯的状吗？对这，汤恩伯在短时间里可不明白，可时间长了不可能不清楚。还有胡宗南，他确实是戴笠最知心的朋友，两人几乎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而且戴笠在做出许多重大的抉择前都要听听胡宗南的意见。但戴笠绝对没有想到是，蒋介石在随后秘密组建监视和控制戴笠的五人小组时，指定胡宗南为该小组的组长。
显然，蒋介石对戴笠已不仅仅是警惕和戒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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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三章 字数:10549
一九四五年的春节刚过，军统局经济研究室代主任邓葆光通过对日本经济的统计和研究，认为随着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的攻势越来越猛和对日本的封锁越来越严密，日本的经济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枯竭和崩溃，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国的战败。戴笠对邓葆光的惊人推断是认同的，但他没有向蒋介石汇报此事，他觉得在这位已对自己心有疑虑的领袖面前不能不留一手。其实，此时的蒋介石为了加强对戴笠的控制，下令在原先情报特工部门建立的甲种会报和乙种会报之外，又建立了年度会报。第一次年度会报是在蒋介石的官邸举行的，并由蒋自己主持。在年度会报之后，蒋介石又要求有月度会报。月度会报地点设在军统局大院对面的漱庐。月度会报由唐纵主持，他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对军统局及其他情报部门呈送的情报提出意见和指出应当注意的问题。而此时的戴笠，除了负责召集和接待外在月度会报上没有更多的地位。自从有了年度和月度会报后，蒋介石除有重大情报自己亲自掌握外，其它的情报和行动全由唐纵整理分析后上报。这就使唐纵的地位显得格外重要，特别是他出任军统局的帮办后，已看出蒋介石对戴笠有猜忌和戒备之心，为此他对戴笠及军统局内部存在的问题能及时如实地向蒋介石密报。
蒋介石要求建立年度会报和月度会报，表面上看是为了发挥情报特工部门的整体效率，更重要的是他是想通过这两个会报以唐纵的特殊作用来抑制戴笠。对蒋介石的这种手段，戴笠是十分敏感的，为此他在对邓葆光的分析性情报上的做法也就能理解了。可是没过多久，国际形势的发展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一九四五年四月，德国的希特勒自杀，强大的苏联军队攻克了柏林，紧接着德国宣布投降。这年的六月，美国军队攻占了冲绳，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堡垒失守，所有国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此时，苏联按雅尔塔会议的协定，正在积极向东线增兵，准备参加对日本军队的作战。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尽管有些出乎戴笠的意料，但他已感觉到一个新的时机正向自己走来，那就是掌握胜利大接收的主动权，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和立足打下基础。于是，戴笠把京、沪、杭等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自己接收的重点。他在呈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列举的理由是：一、京、沪、杭一带是抗战前国民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失去了对京、沪、杭一带的控制，不但国民党还都计划将成泡影，而且没有江浙财团的支持将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根基；二、京、沪、杭是日伪统治的中心，掌握和控制了这一带的大中城市，也就控制了沦陷区的大局，不致在接收过程中酿成大的动荡和祸事；三、东南沿海地区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四军势力强大，如何在国民党军队没有到达之前，不使这一带的中心城市落入共产党之手是当务之急。
说实话，蒋介石也没有料到抗战的形势会有如此的突变，更没有想到戴笠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对即将到来的接收工作提出自己的想法，特别是戴笠所列的第三条理由正是蒋介石的心病，因为他所有的正规部队大都在西南和西北一带，一时很难赶到东南地区。所以，当戴笠提出他亲临东南沿海布置接收工作时，很快就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戴笠临行前，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召见时，蒋介石多次以“雨浓”称呼戴笠，说话的语气也恳切有余。蒋介石此时心里非常明白，在抗战的这些岁月里戴笠手下的特工人员和特务武装，是在沦陷区里与日伪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现在他需要利用戴笠这支力量来完成还来不及做的事。戴笠对这心里也是明白的，为此在蒋介石面前他有了已好长时间不曾有过的兴奋。至于，在完成了蒋介石还来不及做的事后，是否真的还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戴笠似乎还没有认真地去想过。
戴笠是带着梅乐斯和杜月笙，一道来到浙西山区里的小镇淳安的。
戴笠邀请梅乐斯和杜月笙同行，目的是借用美军在东南地区以及杜月笙在上海的帮会力量，控制和稳定东南地区的接收局面，不想让异党和异军来插手。淳安虽然镇小，但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给进退带来了便利，而且此地与上海和南京及杭州都相隔不远，所以戴笠选择此地作为他准备接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前线指挥部。就在戴笠紧张地部署工作时，他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了日本政府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公告。于是，戴笠在淳安发出了最初的接收指令：（1）电令忠义救国军军调室主任刘方雄，以他的私人代表的身份立即从余杭去上海，与日军总部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接触，向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传达受降事宜；（2）电令军统局东南办事处处长李崇诗从建阳赶来淳安，部署“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特务武装立即向沦陷区的各大城市集中，并严令忠义救国军阮清源纵队和郭路洲纵队，在三至五日内必须徒步赶到上海。
从戴笠发出的这些指令来看，他的目光已紧紧地盯住了上海这个地盘。
为了抢时间，戴笠在淳安就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任命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在任命电中，戴笠要周佛海利用手中掌握的税警总团和伪警察，防止汉奸内部生变和新四军进入上海和南京，维护好上海的秩序等候重庆方面的接收。戴笠后来考虑到周佛海手中的军事力量有限，也只能起到维护上海秩序的作用，如要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和南京可能性就很小了。为此，戴笠又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任命汪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为国民党太湖剿匪总司令。任援道早就投靠了军统，此时他手下有七个师的部队分布在京、沪、杭的铁路沿线。当接到戴笠的密令后，任援道迅速把手下的部队集中到上海和南京附近，指挥随时准备阻击新四军的进城。在这期间，戴笠担心周佛海会有变故给接收上海带来麻烦，遂给程克强发了密电，命令他在暗中必须要掌控好周佛海。
没多日，程克强给戴笠复电说，周佛海已同意戴笠的指令，但考虑到以“上海行动总队”的名义不好指挥各部门的伪军力量，建议把“上海行动总队”改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戴笠经过考虑后，同意了周佛海的要求。此时，周佛海对戴笠来说非常重要。应该说，在接收京、沪、杭等大城市的部署中，特别是对接收上海的工作，戴笠“抓住周佛海”的策略是对头的。自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出任伪政府代理主席，周佛海则主持行政院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事务，成为伪政府实际上的“首脑”。但是，周佛海对在南京的职务并不十分看重。自从投靠戴笠后，周佛海通过手段迫使陈公博把伪上海市市长的位置让给了他。当上上海市市长的周佛海自兼上海的警察局长和保安司令，并把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的任上调到上海市任政府秘书长兼财政局长，让他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周佛海如此安排，本来就有要把上海完整地交到戴笠手中的意思。为此，周佛海接到戴笠的回电后，即正式宣布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这个职务虽比他担任的伪职要低得多，但周佛海仍然兴奋异常，因为这是国民党重庆政府给汪伪政府里的高官所委任的第一个正统官职。
此时，周佛海既为自己能在这以前就及时转舵而感到庆幸，也为自己能重新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而感激不已。
不过，周佛海毕竟是个有心眼的人，戴笠是要他维持上海的秩序，等候国民党重庆政府的接收，而这“等候”两字是很有讲究的。在这“等候”期间，如果不出差错那最后的结果尚有可为，而一旦出了乱子就很有可能被戴笠抓住把柄借机除去。周佛海思量再三，把“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的实际权力交给了程克强，把要实行的重大任务全都交给了军统局的人员去办，而他自己只做临时性的配角。其实，这时的周佛海如何做才算是尽职的，戴笠已没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衡量了。在戴笠紧张而又有条不紊的遥控指挥下，归属于军统局的忠义救国军和各路特务武装都先后火速赶往了上海。在用武装力量接收上海的同时，戴笠的眼光盯到了稳定上海的经济上。当他找特地从重庆赶来淳安的邓葆光个别谈话时，特地交代邓葆光到上海后要对上海的经济现状进行周密的调查，并提出一个平稳内地及光复区物价的方案。戴笠对邓葆光说；“此事马虎不得，要抢在行政院之前做好并报给委员长，我要让委员长看到我们这个团体的实力不仅仅在特工方面，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很有眼光的。”看得出，戴笠为了使蒋介石看重军统局的分量可谓用心到家。
戴笠为了使邓葆光到上海能尽快地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再三吩咐邓葆光先找周佛海和周作民。周佛海大家已知，这周作民笔者在此叙说几句。戴笠所说的周作民，抗战前曾任蒋介石的高级经济幕僚，经常就金融问题向蒋介石献策，可算得上是金融界的奇才。上海沦陷后，周作民逃到了香港，利用与日蒋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继续做银行的业务。香港被日本军队攻占后，周作民被日本人拘留，并被押回了上海。不管日本人如何威逼和利诱，周作民就是不肯出山帮日本人做事，却暗中与戴笠保持着联系。而且军统地下特工人员使用的一部电台，就密藏在周作民在福开森路的公馆内。有段时间，当军统在其它的潜伏电台相继被日伪特务破坏后，戴笠就是通过周作民公馆里的这部电台与上还的潜伏人员保持联系的。除此之外，周作民还先后支援忠义救国军八十多两黄金以及给各种形式的贷款，成为军统局在经济上的后台老板之一。正由于这些原因，戴笠所以要邓葆光到上海后必须要找周作民。
上海的接收工作在戴笠的安排下进行的较快，而对伪首都南京的接管就不那么顺利了。
问题出在军统局南京站站长周镐的身上。
在周佛海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后，戴笠立即委任周镐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指挥，负责南京的接收工作和临时治安，并要周佛海从伪税警总团抽调出二百多枝短枪交给其妻舅杨佐华，由杨佐华组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特务大队，然后派到南京以加强周镐的力量。此时，戴笠的意图是不管上海的指挥部还是南京的指挥部，都是“维持会”的性质，只要维持到中央的军队到达指挥部的工作就算圆满完成。对这一点，周佛海是早已心里有数，所以不敢多说一句话，做事更是谨小慎微。但是周镐自认为是军统局的地下工作人员，与周佛海的汉奸身份不一样，戴笠所说的“听候中央接收”，难道自己不是中央派来的吗？再说，周镐当时是奉戴笠的命令深入到日伪的“心脏”地带，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到抗战胜利，现在居然要让别人来接收，他心里怎么都不舒服。为此，周镐有了自己的想法，他要趁伪南京政府宣布解散中央军还没有到时，向日伪组织直接受降以建立自己的功绩。
于是，就在周镐宣布成立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后，在戴笠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作出了几项大的决定：一是接管了伪《中央日报》和原来由周佛海控管的《中报》；二是封存了汪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并控制了汪伪的财政部和中央电台等重要部门；三是封锁南京的交通路口和车站，命令所有汪伪军、警、宪、政界的负责人到指挥部报到待命，同时由指挥部行动处对在南京的主要汉奸进行逮捕；四是周镐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宣读由他起草的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这事关肃奸和接收日伪财产的事就是戴笠也无权作出决定，而要听从蒋介石的统一指令。至于向冈村宁次宣读受降书，则必须由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代表才可以进行。由于周镐的这些行动都是打着南京指挥部的旗号进行的，谁也弄不清楚他的背后有什么来头，日伪军不敢干涉，周佛海以为周镐执行的是戴笠的命令也没有多问。可就在这个时候，周镐在指挥逮捕汉奸的过程中，因为行动不慎，打死了汪伪政俯的陆军部部长。
此事，在汪伪高层的汉奸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连陈公博也不得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陈公博并不清楚周镐的真实身份，始终认为他是周佛海的人。既然周镐敢于这么大胆地采取这些行动，陈公博认为肯定是周佛海在背后指使的。于是，他暗中策动伪中央军校的学生和伪宪兵司令部的宪兵，包围了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的住宅，扬言要干掉周佛海。周佛海顿时感到形势对他极为不妙，就急电向戴笠报告了南京的情况。戴笠得知南京的情况后吃惊不小，他没有想到周镐会做出如此的举动，而这些举动会给他戴笠带来众多的猜疑，这些猜疑一旦让蒋介石知道了蒋又会怎样想呢？戴笠想到这里不由得对周镐有了怨恨，他立即授意周佛海采取断然措施限制周镐的行动，同时下令由南京先遣军司令任道援负责维持南京的临时治安。周佛海接到戴笠的命令后才明白了原因，但他此时此刻要对付周镐还有难度，惟有的办法就是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行事。过后，周佛海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小笠原的密谋策划，由小笠原将周镐骗到日本军司令部后当场将其扣留。然后，由周佛海出面将南京被捕的汉奸全部释放，并宣布解散南京指挥部。周镐被日军扣押后，任援道又受戴笠的指示，经与日军交涉将周镐转押到了他自己的先遣军司令部，后由戴笠派人转送到上海关押审查。被关押审查的周镐始终没能明白自己落到如此下场的原因，直到戴笠死后经好友活动后才被释放。
周镐走出监狱后，军统局里有人告诉了戴笠关押他的原因：一是怀疑他在接管南京时如此不听从指挥是受了新四军的指使，是另有所图；二是怀疑周镐的妻子是共产党员，并且当时结婚的场面搞得太大，违反了军统的纪律。其实，这些只不过是猜测而已。南京是国民党的旧都，蒋介石把对它的接管看得十分重要。蒋介石一方面发布命令要南京的日伪军原地待命，一方面紧急空运曾在缅甸打败过日军的新六军到南京。在这期间，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新四军抢先进入南京城。而此时南京周围的形势对国民党来说确实非常危急，距南京仅一百公里的宣城已被新四军占领，离南京更近的芜湖已被新四军包围，部分新四军的游击部队已接近南京市郊，市中心新街口一带到处可见新四军张贴的传单……还有使蒋介石和戴笠同时心惊的是，原汪伪南京首都警卫第三师跨江投向了新四军，使南京城的防卫更是岌岌可危。为此，戴笠深知在中央军没有到达之前，要防止新四军入南京城必须完全依靠日伪军了。然而，周镐既不明白南京周围的形势也不清楚利用日伪军的重要性，大肆逮捕汪伪政府里高层汉奸，这势必会给日伪军内部带来恐慌和内乱，造成的后果是不但不可能利用日伪军抵御新四军，甚至会让大批的日伪军投向新四军。这样的局面对戴笠来说是极其可怕的，所以他要用关押周镐来安抚那些汪伪政府里的高层汉奸和大批日伪军的部队。
周镐受此次打击后，对国民党和军统产生了怨恨和不满，后经过他在抗战期间结识的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的引导和争取，脱离了军统组织参加了共产党，并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光荣献身。
当然，这是后话了。
戴笠在淳安期间组织对华东地区各大城市的接收的同时，还指挥军统局的下属组织加强了对华北、中原、华南的接管活动。
在日本军队宣布投降的当天，戴笠发电以蒋介石的名义任命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门致中，为国民党华北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得到戴笠的电报后，立即要手下带着华北地区伪军驻地和兵力分布及八路军在华北区域内的概况，乘美军提供的飞机到重庆，向军统局的毛人凤作了详细的报告。戴笠得到毛人凤的转报后，电示门致中说：“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安心地等待中央军队的到来，政府会给予你们宽大的。天津、济南、保定、唐山等大城市必须要加强防守，不要被坏人所利用。”门致中按照戴笠的指示，要所属的部队积极进行部署，固守阵地，力阻八路军的武装，等待中央军的到来。结果，门致中在鲁西北的两个师和在胶东平度县附近的一个师，分别被八路军歼灭了大半部分。由于华北和中原是伪军相对集中的地方，并且诸如门致中、孙殿英、张岚峰等汉奸将领均出身于西北军。在日本宣布投降前，蒋介石在戴笠的建议下同意派军令部次长雄斌到华北和中原做策反工作。雄斌曾任西北军的参谋长，本来做门致中等人的策反工作应该说条件相当好，但因为他不掌握秘密通信的渠道，始终无法与各伪军将领联系。雄斌只好跑到西安找胡宗南帮忙，但因雄斌在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为用人的事与胡宗南有过矛盾，胡宗南对雄斌的请求无动于衷。雄斌无奈之时想起临出发前戴笠告诉说，如有困难可找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必定会有所帮助。于是，就在日本宣布投降这天，雄斌与文强接上了头。其实，在这之前文强已接到戴笠要协助雄斌的指示，所以文强很快与雄斌见了面。在文强面前雄斌是慷慨万千，他对文强说：“在汉中的十天里我是到处碰壁，见到你心里一下放松了许多。没有想到日本人投降得这么快，如果不抢先一步，华北地区伪军很有可能即刻溃散，或者会倒向八路军一边。现在是我们与共产党争天下的时候了，委员长指示过，只要将华北地区的一百多万伪军控制到手，就可以打击和限制八路军的行动。可问题是委员长的指示难以立刻传达，汉奸头头们看不到真凭实据的电令和印信，仅靠报纸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戴局长要我与你联系，问你有没有最快的办法与伪军将领们取得联络？”文强听后说：“我已接到戴局长的的来电，一切听次长的指示办理。”文强说完，当即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一是通过军统设在孙殿英处的秘密电台，发表包括孙殿英在内的各路先遣军总司令的任命，同时命令孙殿英将其他受命者抄收后连夜送达；二是由文强保荐得力人员携带填好的空白文书命令，连夜送达各受命者手中，以作为孙殿英转送电令的证明；三是利用广播广为宣传。雄斌当场同意文强所说的办法，当夜就将要办的电文发出。文强的办法果然有效，第二天就收到孙殿英的复电，称已将电令着专人星夜分送。经文强统计，此次被列入“先遣军”总司令一级的有八人，其它的任命大大小小也就不计其数了。因为雄斌在此次招降中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战后首任北平市市长，而这期间是戴笠以及他的手下人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蒋介石是不清楚的。
戴笠布置对华南的接管活动是从广州为中心进行的。
华南地区是戴笠开展策反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军统局广州站站长何崇校早就把伪广州要塞司令招桂章紧抓在自己的手里。招桂章是老资格的伪军将领，而且在一九四五年年初就与何崇校详细拟定了，抗战胜利时如何阻止广州附近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等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进城的方案。此方案在报给军统局的同时，何崇校就建议戴笠是否能先委任招桂章一个适当的头衔。戴笠在报经蒋介石同意后，正式任命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司令，这是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前任命的第一个伪军将领。何崇校在接到戴笠的委令后，觉得“先遣军司令”的名义不够号召力，就擅自在“司令”前加上了一个“总”字，成了“先遣军总司令”。招桂章见后，高兴不已。不过，戴笠这时最关心的是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的动向。因为广州临近香港，日本宣布投降后陈壁君的一些亲信纷纷逃到了香港。此时，陈壁君也存有侥幸心理，向蒋介石发了表示接受指令等候接收的电报，主要目的是想进行试探。戴笠得知此事后，认为广东不同与全国其他地方，应该设法马上对陈壁君进行逮捕以免漏网。为了不引起社会的震荡和猜疑，戴笠要军统局广东站站长郑鹤影在对陈壁君逮捕时采取诱捕的方式秘密进行。郑鹤影得到戴笠的指示后，当即找到陈壁君说：“如今日本人投降了，惟恐有人出于激愤对你下手，是否找个安全的地方暂住？”郑鹤影完全是以商量的口气说话，陈壁君听后觉得在理也就同意了。当将陈壁君密拘后，郑鹤影又伪造了蒋介石的的电令，称重庆有专机到广州接陈壁君到渝面叙。陈壁君不知是计，随郑鹤影去了机场，直到登机后才明白原来这专机是戴笠派来的，是押送她去南京听审的。
是的，戴笠在淳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指挥军统局的各级组织所进行的接收活动，对蒋介石乃至整个国民党政府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段时间里，戴笠通过自己的组织和武装力量，一方面让伪军和汉奸人员确保了各大城市的安全，阻止了共产党的部队进入城市；另一方面迅速搜集了各日伪军驻地、番号和实际兵力情况，为国民党中央大军的抵达作好了接应准备，也为蒋介石在军事上的调整赢得了时间。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被蒋介石指定为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事宜后，由于在这方面毫无准备，手头连一份侵华日军的具体资料都没有，而在这之前军统局已有详细准备。为此，何应钦不得不求助于军统局。戴笠因有此功，后来当他向何应钦提出在陆军总司令部和各战区设立军统局办事处时，很快得到了何的同意。
一九四五年八月底，戴笠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速回重庆布置国共和谈期间的警卫工作。也就在戴笠准备离开淳安前，毛人凤给他发来了机密电报，告诉说陈果夫等人正在策划与军统争夺战后的警察系统和肃奸方面的权力。这事可使戴笠有些坐立不安了，他在到淳安前就对战后沦陷区内各大中城市的警察局长的人选已预作安排，特别是对上海、南京和北平这三大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长的人选是非争不可的。为此，戴笠在各方面都作了布置和准备，就只等蒋介石签发手令了。因为警察系统一直都是由军统局控制的公开单位，蒋介石也从来不肯交给其他派系去掌控，况且军统局在抗战中的反间除谍和抢先接收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等方面是立有大功的，戴笠认为军统局拟定的警察局长的名单蒋介石一定会照单同意的。但现在警察局长的位置还没有最后定论，陈果夫的目光却紧盯了上来，这戴笠的心能安稳得了吗？也就在此时，戴笠再次接到毛人凤的密电。密电中说，蒋介石已手令钱大均任上海市市长，宣铁吾为上海警察局局长。钱大均是那种在戴笠面前摆得起资格的前辈军人，与戴笠不但无缘而且无好感，加上宣铁吾又是戴笠的死对头，他们两人联手将给军统局以后在上海的活动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为了不使这样的局面继续发展扩大，戴笠临离开淳安时认真考虑了一份应变计划，准备到重庆后亲自向蒋介石力陈。这份计划的主要内容是：（1）抗战期间全国的汉奸的名单和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的人员名单，基本上都掌握在军统局的手里，因而肃奸工作应由军统局负责；（2）有鉴于此，敌伪资产的清查工作应由军统局协助政府进行，以防止在资产认定方面政出多门而造成混乱，给居心叵测的人有机可乘；（3）建议由主持上海地区受降工作的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淞沪警备司令，还建议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应优先考虑军统局推荐的人选，以便于军统开展活动。
看得出，此份计划戴笠是动了不少的脑筋的。
可就在戴笠从淳安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下手令派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为首都（南京）警察厅厅长。这时的戴笠心里的压力剧增，顾不上多日在外的辛苦和劳累当晚把自己的计划呈报给了蒋介石。岂知，当戴笠在等待蒋介石核准的时候，蒋介石又一次手令陈果夫推荐的陈焯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到此，上海、南京、北平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戴笠所属的军统局一个也没有排上。戴笠不免有些心凉，特别是首都（南京）警察厅长的位置，戴笠早就许愿给原首都警察厅保警总队长任建鹏。在国民政府向重庆转移时，任建鹏曾带领一批武装保安警察一直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带在身边。到重庆后，戴笠安排任建鹏为内政部警察总队长，而且多次答应抗战结束后能让他当上首都警察厅长。结果没有想到这首都的警察厅长没有当上，而带在身边许多年的印信却要交出去了，这不能不使任建鹏感到失落。不过，好在蒋介石随后下的手令中，让任建鹏去武汉市当了警察局长，这也算是对戴笠的一点安慰吧。虽然，戴笠在争夺全国大城市警察局长的计划上受到挫折，但他绝对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经过多日的沉默后，戴笠觉得有必要向蒋介石建议成立全国警察总监，并由他兼任总监一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戴笠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行将结束为由，以中美双方的名义邀请蒋介石来视察。蒋介石同意了，并且在视察中不时地说好。戴笠邀蒋介石视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本意，是想在争取警察总监的天平上增加分量，可是蒋介石走后对戴笠的提议始终没有给予答复。明眼人一下就看出，戴笠是想争得警察总监的位置继而重又控制全国的警察系统，而此时此刻的蒋介石对戴笠的心事还能不明了吗？
不过，蒋介石还是把全国的肃奸大权交给了戴笠。
蒋介石把全国的肃奸大权交给戴笠，并不是没有戒心的。以蒋介石一贯的做法，他不会把某一方面的大权完全地交给一个人去控制，尤其是不会交给一个对自己的统治已构成威胁的人。那么，蒋介石为何要这样做呢？因为在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把所有与日伪的联系和活动是交给戴笠一人处理的，也只有戴笠才完全清楚这其中的种种黑幕，而这些黑幕多少都与蒋介石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作为蒋介石来说当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除此之外，由于肃奸工作最易内外勾结，使某些人暴发横财。从国民党政府所属各部门的腐败行为来看，蒋介石觉得不管是从工作效率还是从内部管理来说，军统局都要比其他的部门要好得多。当然，这肃奸大权是戴笠主动向蒋介石要的，并为此摆出了多种理由，本身就多疑的蒋介石多少从这些理由中感到了要挟的味道。如果此时不顺着戴笠的意思，在肃奸的问题上没有军统的全力合作，定会酿出许多政治上的麻烦来。既然戴笠还有利用价值，为何不再用一用呢？
从以上的一些原因看，蒋介石把全国的肃奸大权交给戴笠也就能理解了。
不过，蒋介石这样做还有更深层的意思，他想让戴笠在过份扩张的权力中尽快地走向反面。长期以来，蒋介石手下尽管山头林立派系繁多，但是谁也难以对蒋本人形成威胁。蒋介石要削弱和打击谁，也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但只有对戴笠，蒋介石不敢这样做，因为戴笠的势力早已无孔不入和无所不在了。单就蒋介石身边的侍卫人员中到底哪些是戴笠的心腹杀手，蒋是永远清楚不了，也是始终不敢想象的。为此，蒋介石在利用秘密五人小组进一步加强对戴笠监控的同时，表面上为了缓和在任命各大城市警察局长上与戴笠形成的紧张关系，同意了由军统局配合美国海军对日伪在上海海军基地进行接收。蒋介石的这个决定使戴笠喜出望外，他认为这是蒋介石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他出任中国海军总司令的一种暗示。其实，这是蒋介石根据监视戴笠的秘密五人小组提出的方案所走的一步棋，而戴笠对此是一无所知，甚至觉得蒋介石在关键时刻仍然是相信他的。过后，戴笠为接受日伪海军在上海的资产乘飞机到上海，一见到来接机的唐生明就兴奋地说：“美国海军部已决定支持我出任海军总司令了！”戴笠还说，他当了海军总司令，要唐生明当他的参谋长。
戴笠哪里知道，他此时此刻高兴得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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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四章 字数:9794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旬。
随着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和淞沪司令部正式成立，戴笠认为上海地区的汉奸已没有了利用价值，肃奸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乘中秋之夜把上海地区的原汪伪政府里的高级官员和伪军里的高级将领，邀请到了上海杜美路七十号赏月。这里是军统局在上海的办事处办公的地方，此时被各种彩灯点缀得格外耀眼。随着圆月在天上缓慢的出现，周佛海等人一个接一个地进来后坐到了指定的位置上，很快五百多个座位全满了。由于在这之前，戴笠曾让军统各级组织在全国大中城市张贴过有“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问职位，予以办理……”的布告，所以此刻在坐的脸上全堆满了笑脸，看不出有任何的紧张和惶恐。因为从那布告的内容看，不管做汉奸的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但做汉奸时做了坏事，就是官再小也要办理。所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奸都认为自己没有干坏事，而在最后时刻坚守自己的职位等候着中央军的到来。戴笠的这张布告，对稳定接收前沦陷区的局势起到了非常有利的作用。但这是戴笠的权宜之计，只不过还没有到对这些人下手的时候。为此，在中秋赏月晚会上，戴笠仍很认真地对坐着的汉奸们说：“在座的有不少在抗战期间出任过伪职，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的。在这里我再说一遍，解决汉奸问题，是政治重于法律……”戴笠的这番话仍然有着哄骗的作用，因为暗中调集的肃奸力量还没有全部到位。而那些汉奸们一个个听得是春风满面，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不时地打断戴笠的讲话，都以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有了确实的保证。
戴笠的目的达到了，接着他开始动手了。
就在这次中秋赏月会后的第三天，时任军统局上海站站长的刘方雄和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的毛森等人，指挥一百多个行动小组，分头拿着印制精美的请柬送到预先指定的汉奸家中。有了三天前的中秋赏月，这些汉奸仍旧以为不会有任何祸事。可当他们来到指定的地点时，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后，才知道他们手上拿着的那个请柬是个事先设计好的陷阱。逮捕汉奸的行动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连续进行了两天，这次行动除了在行政上担任伪职的汉奸外，经济汉奸也是逮捕的主要对象。由于上海滩上的一些大商人曾在抗战时资助过军统局，被戴笠视为有贡献于“团体”事业的人，他从重庆到上海后还专门抽出时间召见过他们，所以他把这些人作为特殊的群体予以保护，没有把他们列入这次逮捕行动的名单中。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周作民等人。这项工作，戴笠专门落实给邓葆光具体承办，而负责执行行动的毛森并不了解这一情况，就在逮捕行动的当天晚上就把周作民关进了大牢。直到毛森向邓葆光讯问如何处置周作民的财产时，邓葆光才大吃一惊，赶忙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得知此事后脸色都变了，大骂毛森自作主张，并要邓葆光亲送周作民回家并表歉意。对此事，戴笠本来要处理毛森。后查明，毛森逮捕周作民是蒋介石身边的人给他发来的电报而决定的，戴笠尽管并不清楚这是否是蒋介石的意思，但也只好不了了之了。
对戴笠在上海的肃奸行动，蒋介石虽然时刻关注着，但很少说些什么，只是对个别人给戴笠下过给予宽容的手令。原中统局上海特派员张瑞京投靠汪精卫后，先是在李士群的手下任特务行动大队长，后又任伪陆军第七旅旅长和参军处中将参军。因为与汪精卫的长子汪孟晋时常吃喝嫖赌，成了莫逆之交，并由此掌握了汪精卫在世时与蒋介石和何应钦等要人来往的十几箱信件的藏身处。日本人一投降，张瑞京利用南京混乱之际将这十几箱的秘密信件偷了出来，并通过中统局全部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得到这些信件后非常高兴，不但给戴笠下手令放了张瑞京，还给他颁发了“青天白日胜利勋章”一枚。得到勋章后的张瑞京，不久被任命为国民党南京市政府“敌产”管理处处长。对这样的特殊人物，戴笠也无可奈何，只能听从蒋介石的安排。
尽管这样，戴笠仍然受到舆论方面的压力，原因主要来自于周佛海。
一九四五年的中秋过后，上海所有报纸上所发的主要文章都与惩治汉奸有关。要论最大的汉奸莫过于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汪精卫已病死，陈公博虽然逃往日本但已被押解回国，剩下的就只有周佛海了。由于周佛海在军统局的接收过程中大红大紫了一场，弄得许多人对他侧目而视。为此，全国强烈要求惩办周佛海等大汉奸的声浪很高，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少人推波助澜，借机向戴笠施加压力。其实，自从日本投降后，戴笠就意识到周佛海的利用价值将会越来越小，而给他带来的麻烦会越来越大。如果美国等盟国有不利于周佛海的主张，再加上共产党方面以及国民参政会一些人，如果利用周佛海的事为打开政治上的缺口而向蒋介石发难，那么首先倒霉的肯定是他戴笠。此时，周佛海对戴笠来说仿佛是个巨大的政治陷阱，随时都会把他给吞没了。戴笠觉得不能让周佛海久留上海，否则后果难以预料。为此，自肃奸行动开始以来，戴笠是无时无刻不在注意舆论及各种政治力量对周佛海等人的态度。当他发现上海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周佛海时，戴笠就想以“休养”的名义把周佛海送到重庆软禁起来。这样做，对周佛海等人来说是避开了舆论中心，对他们本身也是个保护；对外界来说，是把周佛海等汉奸进行关押，听候国人的审查和处理。于是，戴笠与周佛海闭门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气氛相当压抑，尽管戴笠是以商量的口吻说起到重庆的事，但周佛海完全明白这并不是商量而是命令，因为他清楚自己可利用的价值所剩无几了。戴笠对周佛海说：“上海和南京报纸上的文章你肯定看了，都说你能‘翻手作云覆手为雨’，这些舆论我们是无法阻挡呀！为了你佛海兄的安全，我主张你还是住到重庆去为好。蒋委员长早就想见你了，并多次指示我亲自送你去重庆……”面对戴笠的侃侃而谈，周佛海很少说话，因为此次去重庆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为了摸清戴笠的底牌，周佛海让自己的密友、并帮助他办《中报》的金雄白，去试探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代表蒋伯诚的口气。
蒋伯诚与周佛海原来是镖友，抗战时蒋伯诚在上海曾被日本宪兵逮捕，后经周佛海与日本方面反复疏通蒋才获释。有了这层关系，周佛海觉得也许会从蒋伯诚的嘴里得到些真实的内容。可没有料到，金雄白到蒋伯诚住处后刚说起周佛海去重庆的事，蒋伯诚当即说：“佛海既已决定同雨浓去重庆，又何必再来问我呢？”这话使金雄白不知所措，真不知该如何回话。蒋伯诚略顿了会又说：“佛海知道我与戴雨浓是不对座的，如果照我旁观者的立场说了真话，可能会坏了戴雨浓的好事，会招人致恨哪！但我不说真话，可佛海过去毕竟是我镖友，而且这几年他也照应我不少。其实，戴雨浓的用心旁人一看就明，佛海此去重庆处境肯定不会好。我说白了吧，以佛海的聪明，并且过去又太熟悉当局的事与当局的人，他又何必来问我呢？”
蒋伯诚说完，就让人送客。
金雄白回来后，就把蒋伯诚的话坦直地转告给了周佛海。周佛海听完后，知道自己的路已绝，神态几至失常。但此时周佛海的内心仍心存一丝侥幸，他沉默了许久后对金雄白说：“我想此去，蒋先生不过叫我作个时期的休养罢了。”此话，也只能是对他自己宽慰。戴笠的用心也不只是蒋伯诚洞悉，当唐生明得知周佛海等人将由戴笠送往重庆时，就不客气地对戴笠说：“过去尽量利用人家，今天用不着人家了，便不肯代他们负责了。”戴笠听后只是苦笑了一下，是的，在这个时候他无法向唐生明解释清楚。不过，戴笠对周佛海还是考虑得周全的，他在周佛海起身前给毛人凤打了电话，要毛人凤派人将白公馆内原美军军官招待所打扫干净，所有的家具尽可能布置得好一些。同时，戴笠在安排好警卫力量时，还要军统局总务处抽调一位最有能力的科长专门负责接待周佛海的工作。
几天后，戴笠的军用专机在重庆的九龙坡机场降落。
当时在重庆有三大机场，除最大机场白市驿机场仍然被美军占用外，珊瑚贝机场是戴笠专机平时用得最多的。但此次由于是秘密护送周佛海到重庆，再加上正处于国共和谈还在进行中，为了严格封锁周佛海等人到重庆的消息，戴笠特指定军用专机飞往离重庆市区较远的九龙坡机场。军用专机降落前，毛人凤已派出军统局特务团的便衣特务在机场四周布岗，并封锁交通和清理闲杂人员。当飞机在空旷的机场上停稳后，戴笠第一个走出了飞机。当他见机场上所有的布置全都到位后，这才放心地招呼周佛海一行走下飞机，然后钻进毛人凤早就备好的轿车向白公馆急驶而去。
白公馆建在重庆杨家山的山腰上，因原为川军师长白驹所修建而得名。杨家山一带环境幽静秀丽，白公馆依山所修的山洞、瀑布、石崖和石径，与山势浑然一体。一九四三年以前，这儿是军统局的看守所，后因被梅乐斯看中才改成了专门招待美军的处所。
按照毛人凤事先的安排，周佛海到达白公馆后住进了楼上的一个大房间里。这房间里沙发、弹簧床等一应俱全，只是周佛海听说叶挺将军住过后，脸上的表情变得阴沉了。这天的中午，毛人凤在白公馆设宴为戴笠和周佛海接风洗尘。虽然，戴笠和毛人凤席间不时向周佛海等人敬酒，但对前途凶险深深担忧的周佛海除了强作欢笑外，已完全没有了好心情。酒席到一半时，军统局的一个秘书走进来对戴笠说：“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马上叫你去。”戴笠马上站起来对周佛海说：“很抱歉！不能奉陪了。”周佛海听说是蒋介石找戴笠，立即站起来送戴笠，并用非常恳切的语气说：“见到委员长时，请为我们美言几句。”戴笠见周佛海满脸的忧虑，连忙说：“那当然！你过去对党国的功绩，委员长是不会不重视，也是不会忘记的。暂时委屈你们了，一切都包在我的身上，放心好了。”戴笠说完走了，周佛海望着他的背影好久没有坐下来。此刻，周佛海怎么也不会想到，戴笠此时离去并不是去见蒋介石，而是为了摆脱周佛海，他事先安排好让那个秘书进来说的。
过后，戴笠再也没有直接与周佛海见面过。
戴笠安顿好周佛海后，把肃奸的注意力放在了平津地区。
此时，平津的局势不同于京沪地区，表面上看似已稳定，实际上却像个火山口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这一方面是华北地区的汉奸和伪军不甘心束手就擒，仍然蠢蠢欲动企图制造事件；另一方面则国民党军不顾已签的“双十协定”，不断地进犯华北的解放区，结果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被歼灭不少，有的还带部队投向了解放区。这些，都使戴笠对平津的肃奸行动乐观不起来，而且只能谨慎行事。戴笠到北平后，就拜访了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等人，以求得支持和协助。然后，戴笠通过关系暗中说服了伪财政总长兼伪华北储备银行总裁汪时璟，让他协助搞好肃奸工作，以“将功折罪”。此时的汪时璟，能抱住戴笠的大腿是求之不得，那敢不尽心尽力呢！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戴笠在北平沿用在上海肃奸时的老办法，借李宗仁北平行营前进指挥所的名义，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一号汪时璟的公馆内举行盛大的宴会，向北平五十多位大汉奸发出了请柬，其中就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和伪华北政委会顾问曹汝霖等人。当晚被邀请的人到齐后，戴笠当即宣布：“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你们送进监狱。这是中央的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戴笠说完，拿出已经蒋介石审定的名单宣读了起来。这名单还没有读完，近旁的王克敏因为精神紧张的缘故，当即倒在沙发上不能立起。戴笠宣读完名单后，走近王克敏说：“你有病，可以不进监狱，在家听候传唤。”此时的王克敏不明白戴笠说这话的意思，神情上显得更慌张了，犹豫了好一会后说：“这祸事是我自己惹出来的，还是一起进去吧。”王克敏出生于官僚家庭，一生好嫖还吸毒，早把身体给搞垮了。在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的任上，因为身体的原因而去职。由于王克敏甘当汉奸，戴笠曾在一九三八年就指示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对王克敏进行制裁。后陈恭澍在北平煤渣胡同里对王克敏进行伏击时，由于目标不明确只打死了王克敏的日本顾问，而王克敏自己带伤逃离。此事过后，戴笠才从宋子文那里知道，原来王克敏投降日本人前，曾致电宋子文并转向蒋介石请示。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宋子文即复电王克敏：“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王克敏字）维持。”所以，这次戴笠来平津之前蒋介石就吩咐，对王克敏要有所关照。也正因为如此，戴笠以身体为由让王克敏在家听候传唤。可没有想到王克敏还是愿进监狱，戴笠也只好随他去了。不过，王克敏被关押后不久，即服毒自杀于狱中。
当天晚上，戴笠也找了曹汝霖。他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可不去监狱，但不能回家，住在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汝霖也许是没有想到，他向戴笠鞠了个躬后表示谢意。曹汝霖在日本人筹建伪华北临时政府时，曾被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因为有过在“五?四”期间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不敢再给自己加上卖国的罪孽，为此下决心不在伪临时政府里任职。后来是王克敏的拉拢，只好在伪政府里挂了个“最高顾问”的虚衔。后来王克敏当了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后，又给曹汝霖挂了个“咨询委员”的头衔。但这两个头衔曹汝霖都没有到职做事过，蒋介石对此对曹汝霖有过赞许之言。日本人投降后，曹汝霖即给蒋介石打了电报祝贺抗战胜利。蒋介石接电后，也马上给曹汝霖回了电，表示对个人的慰问。所以，当戴笠把平津地区要逮捕汉奸的名单交给蒋介石最后审定时，蒋介石把曹汝霖的名字从名单里划去了。但戴笠并没有按照蒋介石核准的名单办事，仍把曹汝霖请到了东城兵马司一号汪时璟的公馆里。曹汝霖的儿子曹朴得知父亲被捕后，托人找到了正在北平视察的蒋介石，当面陈述了曹汝霖在华北沦陷期间未任伪政权的正式官员，不能负正面的责任而要求蒋介石能放人。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很是诧异，对来人说他在核定名单时未列入曹汝霖的名字。蒋介石非常恼火，当即把戴笠找来查问原因。戴笠没有想到，在曹汝霖的事情上蒋介石会这样的认真，只好以还没有关进监狱为由进行搪塞。蒋介石根本就不听戴笠的解释，要他立刻放人，并要戴笠亲自送曹汝霖回家。第二天，蒋介石又要戴笠赶往曹汝霖的家，要戴笠代表他向曹汝霖表示歉意和慰问，搞得戴笠有些难堪。其实，戴笠在曹汝霖的问题上并没有大错，蒋介石尽管没有把曹汝霖放到该逮捕的汉奸的名单里，但并没有说曹汝霖不是汉奸，可以不经法院审判就能过关。再说，戴笠只是把曹汝霖请到东城兵马司一号汪时璟的公馆里，既没有逮捕也没有关押，只是一种限制外出自由的居住。可见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如此地做文章，表面上看是对曹汝霖的敬重，实际上是发泄内心里对戴笠的不满。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就在戴笠软禁了曹汝霖以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许惠东也认为这是蒋介石的决定。于是，他致电给蒋介石，要求将曹汝霖释放。许惠东发电时，蒋介石刚好到北平来视察，并在北平时已将曹汝霖释放归家。待蒋介石回到重庆，见到许惠东的电报后，提笔在电报上写了“昏馈”两字。接着，许惠东因这份电报被政敌以“包庇汉奸”而触“总裁震怒”的罪名加以攻击，并被国民党中央免职。蒋介石绝不是个健忘的人，何以数日之内对曹汝霖的态度发争了如此大的变化呢？话说到底，蒋介石当时就是想用曹汝霖来敲击下戴笠，至于曹汝霖是不是汉奸和要不要关押都不是主要的。其实，曹汝霖诶释放回家后也是心情不安，他害怕蒋介石会改口。于是，在曹朴的一手安排下，曹汝霖将在北平的家里的所有家具和古玩变卖后到天津居住去了。不久，曹汝霖转道上海去了国外。后来的几十年里无人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一九六六年才有消息说曹汝霖死于美国的底特律市。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敲击戴笠呢？自从戴笠掌握了肃奸大权后，由于他的独断专行和弄权作势，早已引起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不满，不时地向蒋介石告状。对戴笠警惕和戒备着的蒋介石，神经马上又紧张了起来，也就在此时曹汝霖的事撞了上来，蒋介石也就顺势利用起了此事。戴笠是否清楚蒋介石在曹汝霖事上的用心不得而知，事后他只对身边的人说：“我可能在吴绍澍的事上得罪了委员长，他好像不想放过我。”戴笠说的这个吴绍澍何许人呢？吴绍澍是江苏松江人，最早为陈立夫的部属，后又拜杜月笙为师。抗战前夕，他借重杜月笙的力量，以一千块大洋顺利被选为国大代表。不久，吴绍澍因与杜月笙有关系而失宠于陈立夫，杜月笙便把他介绍给戴笠，在忠义救国军里任职。没有过多少时间，吴绍澍返回重庆，通过老关系又重新博得了陈立夫的信任，也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抗战刚胜利，吴绍澍就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市副市长，同时还捞取了三青团书记和上海社会局局长。顿时，吴绍澍成了上海滩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于是，吴绍澍决定要向杜月笙开刀了。
当杜月笙从淳安返回上海准备重整旗鼓之际，吴绍澍派人去火车站贴满了“打倒黑势力”和“打倒杜月笙”的标语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杜月笙。本来杜月笙要在上海北站下车，接受门徒和金融界的老朋友的欢迎，当得知了吴绍澍的行为后，只好在上海的梵皇渡车站下车。下车后，杜月笙连家也不敢回，住进了把兄弟顾家棠的家中。杜月笙对吴绍澍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很想能见到吴韶澍问个明白。过了好多天，吴绍澍总算上门来了。不过，他是一脸傲气，与过去是判若两人。而且不等杜月笙问话，就推说有公务在身匆匆离去，使杜月笙相当的尴尬。杜月笙门下的人都有气了，建议杜月笙找出当年吴绍澍的门生贴子，公布于世后再找吴绍澍论理。谁知，吴绍澍早已买通杜月笙门下的人，将他的门生贴子偷走了。杜月笙听后气得要命，暗中将此事告诉了戴笠。戴笠本来就对吴绍澍不满，又见他如此的反目无情，便决定找茬来整治他。
不久，军统局上海站发现吴绍澍曾接收了上海巨富邵式军在爱棠路的豪华住宅，并将其改为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场所。据邵式军的老婆说，她们家在该住宅内有四个大保险箱，除一个箱子装的是已失去价值的日本债券和老头票，其它三个箱子分别装有价值数亿的金条、美元和珠宝。她还将每只箱子的清单全都列给了军统的人，同时还告诉说，吴绍澍与她丈夫邵式军有约，那些箱子全归吴绍澍后就让邵式军逃走。戴笠得知此消息后，让毛森连夜带人搜查了在爱棠路上的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结果在该处的地下室里真的发现了四只保险箱，其中三只已被破坏里面什么也没有了，另一只完好无损。毛森让人炸开了那只没动过的保险箱一看，发现里面全是日本债券和老头票，而且数目与邵式军的老婆所列的清单是一致的。戴笠据此认定，其它三只箱里的价值数亿的财产已被吴绍澍窃为己有，便立即向重庆的蒋介石作了汇报。吴韶澍得知后，吓得天天到杜美路去求见戴笠，而戴笠又拒之不见。吴绍澍欲乘飞机去重庆求人讲情，戴笠知道后，马上让手下的人通知航空公司，不得售票给吴绍澍。被戴笠逼得无路可走的吴绍澍，只得用电话要重庆的朋友帮忙到蒋介石面前疏通。蒋介石对此事本来就将信将疑，就让人通知吴绍澍来重庆说明，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吴绍澍的身影。蒋介石以为吴绍澍是害怕了不敢来见他，就下了手令撤了吴绍澍的上海副市长和兼任的社会局局长的职务。过后，吴绍澍到了重庆，当托人说明情况后，蒋介石才清楚了戴笠的做法。据说，当时蒋介石沉默了好久，说了句“娘希匹！”后，对吴绍澍的事再也没有多问一句话。显然，蒋介石心里不舒服，那话也是骂给戴笠听的。后来这话果真传到了戴笠的耳朵里，当时他愣了好一阵，觉得对蒋介石的心事越来越不明白了。所以，戴笠在曹汝霖的事上受到蒋介石的指责后，自然而然把吴绍澍联系到了一起。
就在戴笠心绪不好时，宋子文到北平来了。
抗战胜利后，全国敌伪资产的接收工作完全处于一片混乱状态。除京沪地区之外，其它沦陷区的接收工作最初是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由陆军总长何应钦任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主任，下设党团、经济、内政、财政、金融和外交六个接收小组。就在这六个小组的特派员及各省接收委员会的委员进入各沦陷区前，原沦陷区内的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早己勾结汉奸和伪军暗中抢劫了大部分的金银财宝。随后，许多拥有交通工具的军事机关和前线部队，又以极快的速度进入沦陷区后抢占了大量的钱财，接收情况已十分混乱。此时，隶属于行政院的许多部门，均不愿受陆军总司令部的管辖。于是，行政院的宋子文向蒋介石呈文，要求把属于行政院范围内的接收处理工作，全部划给行政院负责。蒋介石很快批准了这个呈文，同意由行政院负责接收有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敌伪资产，而陆军总部只负责接收有关军事方面的资产。为此，行政院正式成立了一个“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并把全国划分为四个区，每个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
当时，河北平津区的敌伪产业处理局设在北平，局长由资源委员会的孙越崎担任。可是，早已抢先接收了敌伪产业的北平行营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部等军事单位，根本不把敌伪产业处理局放在眼里。同时，还联手向蒋介石提出呈文，要求将他们已接收到的钱财和日常用品拨给他们，作为部队驻地的各县民众救济之用。接着，平津地区的一些地方政府也给蒋介石呈文，要求将日本人办的工厂拨归地方经营，以便早日开工减少失业及设备损失。从表面上看这些呈文都有道理，蒋介石搞不清楚其中的奥秘，便一一批上了“可行”的字。这下可急了孙越崎，他也向蒋介石呈文，请他命各军政机关遵照行政院的命令，将接收的物资交敌伪产业处理局统一处理。蒋介石看后，同样批了“可行”的字。结果，北平行营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部等军事单位，拿着蒋介石的批文准备变卖他们所接收的物资。面对此种形势，孙越崎不得不急电宋子文，请他亲赴北平，以扭转局势。
宋子文到北平后，被戴笠安排住进了有“东北四公子”之称的吴幼权的公馆里。因为吴幼权本身就是个贪图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他的公馆不仅场面气魄，还有最好的中西厨师，加上吴幼权的小老婆年轻美貌又极善交际，经常来往于吴幼权公馆的达官贵人，都称它为“安乐窝”和“香巢”。宋子文本来也是个吃喝玩乐的好手，自从进了吴幼权公馆后也就难以自拔了。行政院在北平临时设立的办事处完全由该处的主任坐镇，宋子文只是在接见党政军要员及开会讨论接收事项时才在办事处露面。
宋子文在北平的这段时间，正赶上一九四六年的春节。为了让宋子文过节日快乐，戴笠特地让吴幼权在公馆里举行了盛大的除夕舞会，请了不少的“名媛闺秀”来伴舞。因为戴笠率领其部属侦破了上海火车北站行刺宋子文一案，所以宋子文一直对戴笠有好感。自从这次以后，宋子文家的警卫人员几乎用的都是戴笠的人，所以宋子文家发生的任何一件小事戴笠都知道，并想方设法为其解决。如果说，戴笠在蒋介石面前时时刻刻总是必恭必敬的话，那么在宋子文跟前他就要轻松随便的多了。戴笠常常在熟人面前戏称宋子文为“当朝一品”，而宋子文也会毫不在意地直呼戴笠的名字。所以在除夕舞会上，戴笠一再地怂恿那些美貌的女子与宋子文跳舞，让宋子文尽情快乐。戴笠平时很少穿军服，这天晚上他一身整齐的美式将军服，使许多参加舞会的人都吃了一惊。戴笠这样做有他的考虑，因为在白天里宋子文答应他凡是军统已接受的财物，行政院一律不过问。而且，宋子文还极力支持戴笠与美国海军合作的设想。宋子文告诉戴笠说，何应钦不久将要以“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美国，他要戴笠在何应钦走之前到南京一趟，请何应钦到美国后为其游说并打通关节，以利日后戴笠与美国海军部的合作。戴笠心里明白，宋子文的这番话是出自内心的，也是真心想帮他。为此，戴笠觉得当中国海军总司令的希望在一步步向自己走近，心里一时高兴也就穿上了将军服。
当除夕的钟声敲响后，北平上空响起了除旧迎新的鞭炮声。
跟随戴笠多年的贴身警卫贾金南，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支大的花炮。由于这花炮的威力很大，贾金南由于害怕，点了几次都没有点响。戴笠在一旁看见后，对贾金南说：“看你，笨得连花炮也点不着了，我告诉你这花炮要这样点。”说着，戴笠接过贾金南手中的火，另一只手拿着花炮点上了。这次，花炮倒是点着了，但戴笠还没来得及脱手，花炮就在他的手上爆炸了。戴笠的手被炸得墨黑，将军服上也被炸开的花炮烧了几个洞。幸好当时院子里的光线很暗，没有人看见戴笠的狼狈样。
戴笠原有的好心情顿时消失了，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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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五章 字数:10857
蒋介石开始对戴笠下手了。
国共两党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这个纪要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国民党迅速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平时应享受的权利，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的权利等。这在蒋介石来说，虽然并没有要真正遵守执行的打算，但为了做些表面文章，出于抑制和打击戴笠势力的需要，向戴笠秘密发出了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的指令。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这个指令后，先是惊愕然后是极度的紧张。军统局不存在了，就等于没有了他戴笠的立足之地。蒋介石的用心和手段，戴笠是清楚和明白的，只是没有料到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本来戴笠想忙完了全国的肃奸工作，回到江山去看看老母亲。可他连气都没来得及喘一口，蒋介石就把他逼到了悬崖绝壁上。不过，戴笠毕竟早已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他要抢先拿出一套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戴笠借蒋介石化整为零的指示做起了文章：
一是将军令部第二厅全部掌握起来，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军事情报、军事稽查业务及军队中各级谍报参谋方面的力量拨归进去，形成军事特工方面的独立系统；
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全部掌握起来，并将警政司扩编为内政部的警察总署，把军统局原先主管的特工警察力量划拨过去，形成警察行政业务与警察特工业务一把抓；
三是加快组建交通警察总局，交通警察总局的主要力量由忠义救国军和军统局的特务团组成，再加上军委会的别动军、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各团、交通巡警总队和军统局掌握的部分国民党税警部队，总人数约有十万人；
四是将军统局主脑部分隶属于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一个调查室，把军统局本部及各外勤机关划拨过去，形成军统化整为零后的基本力量。
戴笠的思路不但清晰而且非常缜密，按照以上的几步棋走，撤销后的军统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比原来还要强大了。
就在戴笠为军统化整为零的事苦思苦想时，蒋介石要到北平视察了。戴笠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次表现军统能力的机会。他提前一个多月赶到北平，对蒋介石的安全警卫工作做了周密的布置。首先，戴笠急调自己的亲信祝维屏和倪超凡来北平，分别担任北平市警察局的副局长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而后，戴笠让祝维屏特别组建了一个“贴身”警卫大队，全部队员共为二百人，均为在重庆警训班受过美方特务的严格训练的年青学员。当这些学员用飞机远到北平后，戴笠亲自考核他们的思想和特种警卫技术。考核结果使戴笠非常满意，他边上人说：“我不相信明朝的锦衣卫，能超过我组成的警卫大队。”蒋介石到北平后准备下榻在交道口的圆恩寺内，戴笠带人对这个地方多次进行清理，累得他再度咯血。按照以前的惯例，蒋介石外出警卫工作都指定戴笠负责，而这次北平之行，蒋介石却要俞济时和戴笠两人负责他的安全警卫。因俞济时对警卫方面不专业，他到北平后就把蒋介石活动日程表全交给了戴笠。
蒋介石到北平的头三天没有出过圆恩寺的门，第四、五天才去怀仁堂出席了茶话会。最使戴笠神经紧张的，是蒋介石离开北平的前一天。这天，蒋介石要在故宫太和殿前召见北平的大中学生和检阅美国海军驻北平的陆战队。为了安全起见，戴笠布置了四道警卫圈。可是当蒋介石检阅完美海军陆战队后，北平的市民夹杂在大中学生中一齐涌进了太和殿前的广场。蒋介石见此场面后非常高兴，当即操着浙江口音讲了一通要在“三民主义”旗帜下精诚团结的大道理。就在蒋介石演讲结束时，市民和学生不由自主地涌向蒋介石，把戴笠和围在周围的二百名贴身警卫全冲散了。戴笠见状急了，拼命地喊：“不要挤！不要挤！”可此时，他的声音在人群中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他也被人群挤出了故宫。好在蒋介石没有出事，很快返回了圆恩寺……
当蒋介石乘机离开北平后，戴笠突然觉得自己很累。
一九四六年春节过后，军统局化整为零的工作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为此，戴笠把宋子文一送走，就在北平什锦花园吴佩孚公馆，召集龚仙舫、文强、马汉三等人就军统化整为零的计划进行座谈。在这之前，军统局化整为零之事，只有戴笠和局本部的毛人凤和龚仙舫等极少数几个核心人员知道。所以，当戴笠劈头问龚仙舫化整为零合法化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时，龚仙舫顿时紧张得不敢说话。戴笠马上说：“在座的都是本局的老同志了，不会泄露。你说你的，没有关系。”于是，龚仙舫汇报了如何在国防部二厅、全国警察总署、交痛警察总局三大公开机关中合法化安置军统人员的问题，还汇报了全国各特警班毕业的十五万学员一律以中央警校毕业生学籍待遇。龚仙舫汇报完后，由于文强和马汉三等人不明了化整为零的做法，便向戴笠提问。戴笠解释说：“第一改组后的国防部二厅谍参系统和对外使馆的武官系统，要合法化地全部控制起来，这个任务要郑介民先生去完成。第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扩大为全国性的警察总署，是合法化安置人员最多的一条出路，然后才能全部控制警察方面的行政、人事、教育。第三是已与交通部说定，要求在交通部成立一个交通警察总署来统驭全国铁路和公路的警务机构系统，并将本局的所有武装部队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化整为零的合法化就是如此。”戴笠把自己原先考虑好的计划复述了一遍后，惟恐在坐的人员因不明化整为零的内涵而泄气，接着又说：“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特务机关，人家越喊要取消就越显得重要。不过，我们军统局这个名称可能让一些人感到不好受，组织也太庞大了一些，筹措经费就有了困难，所以要化整为零，以合法化来堵住别人的嘴。人言可畏呀，凡事要为领袖多想。我跟了他已有三十年了，是深知此道的。”戴笠没有把话说出头，但听得出他说这番话时心里透着凉意。特别是“我跟了他三十年，是深知此道的”这句话，在坐的谁都明白戴笠说的是蒋介石，但“深知此道”的道究竟是何种意思，也只有戴笠自己最清楚了。
在这次座谈会上，戴笠为了适应化整为零的形势，提出了“裁弱留强，里外三百”的口号。按照戴笠的意图，就是把军统里弱的和不好的人员裁减掉，把好的和能干的人员留下来；把军统局的内勤人员调三百人到外勤工作，把外勤人员调三百人到内勤工作。这个口号的提出，表现了戴笠在特工工作上的思想转变，也是面对严峻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此时，戴笠的心里非常明白，通过国防、内政、交通三大部合法安置军统人员，最关键的就是由谁出任这三大公开机关的主官。从戴笠的内心来说，当然希望自己能一身兼三职。但国防部二厅的主官是非郑介民不可的，他戴笠就是要争也争不来的。不过，戴笠与郑介民以往的合作还算可以，由郑介民掌握国防部二厅要比换一个非军统出生的人要好得多。至于交通警察总局，戴笠估计由他亲自掌握或推荐心腹出任主官的可能性很大。问题是全国警察总署，这是个权力和油水都很大的机构，而且安置军统人员是最多的。对这个部门的主官，戴笠是最重视的。但是想竞争这个职位的对手会很多，最有可能的就是李士珍和唐纵。戴笠尽管非常想得到这个位置，但因蒋介石对他早就有戒备之心，况且这化整为零蒋介石就是为对付他戴笠而提出的，因而蒋介石不可能把警察总署的权力交给他。至于李士珍，他虽然在警察理论教育方面能拿出点东西来，但在特工工作方面是个门外汉。由李士珍负责警察总署，不符合蒋介石把全国警察总署办成警察和特工合二为一机构的设想。惟有有可能的就是唐纵，他多年来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已充分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而且也正是蒋介石借重唐纵来抑制戴笠的时候了。因此，唐纵应是蒋介石考虑的首选人物。尽管戴笠对唐纵有着许多的看法，但他仍然觉得警察总署的权力给唐纵要比给李士珍要好，并且戴笠已从蒋介石的一些言论里感到他的推测没有错。
为此，戴笠暗中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布置，以便在警察系统内形成忠于他的势力，并以此与唐纵抗衡。也就在这个时候，戴笠走了一步极其危险的棋，他暗示甚至是默许军统内部成立一个叫“警坛社”的秘密组织。该组织成立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争夺全国的警察大权，实际上戴笠是有自己的考虑的。“警坛社”的组织者是军统局训练处的邹风吟和《家风》杂志社的编辑罗肇棣，他们两人由于职务的关系在军统内部交际很广，活动能力也很强，“警坛社”成立不久，仅在重庆和武汉两地就发展了五百多人。戴笠乘机让军统局人事处的徐风，把“警坛社”的领导权接管了过来。不久，蒋介石便获悉了这个情况，他沉默了许久，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戴局长不是昏头了，就是另有所谋。”
蒋介石的话分量很重，但没有人将此话传给戴笠。
一九四六年二月，蒋介石下令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这不但使唐纵的地位第一次高于戴笠，而且为唐纵出任全国警察总署长作了准备。在这同时，蒋介石指示唐纵主持召开特工月度会报，以便研讨撤消军统局的对策。戴笠知道在这种形势下，必定不会有好的对策，干脆以肃奸案件太多为借口，请假到外地巡视去了。由于戴笠不肯出席，再加上原来指定出席月度会报的人员有了大的变动，会议已很难再开下去。于是，蒋介石下令重新成立了一个新的小组，指定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八人组成，并由此小组提出撤消军统局的方案。
蒋介石拟定此份名单，是经过仔细琢磨的。
这八人小组中除陈焯是出身北洋政府的老警察外，只有叶秀峰是代表中统局的，其余全是黄埔毕业的学生。这说明，蒋介石在考虑改组军统局和其他特工机构的过程中，主要还是想依靠黄埔系。此外在八人小组中，宣铁吾是上海市警察局长、陈焯是北平市警察局长、黄珍吾是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而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则代表中统和军统机构，从表面上看警察与特工在名额上四票对四票。这说明在蒋介石的头脑里，军统局化整为零后的主要方向是警察特工化，形成特工与警察的合流。此外，戴笠在这新的八人小组里地位和影响已大大降低，戴笠不但失去了过去的主宰地位，而且他以后如何走下去还要看这些人的眼色。应该说戴笠所面临对手的势力比过去还要强大得多，除了以前的宣铁吾和叶秀峰，又多了李士珍和黄珍吾。李士珍与戴笠你死我活地已斗了许多年了，是早已被戴笠拉下马的人。可使戴笠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被自己拉下马的人又被蒋介石扶上马了，而且还要参与讨论如何撤消军统局的事。这对戴笠来说，是怎么都难以忍受的。但这是蒋介石有意的安排，戴笠还能说什么？至于那个黄珍吾，他是郑介民的同乡，原来戴笠与他的关系不错。抗战开始后，戴笠曾想让黄珍吾担任别动队的代总队长，后因黄珍吾靠上了蒋经国，先后担任了福建省保安副司令和青年军第二零八师师长。日本人投降后，经宣铁吾和李士珍联手向蒋经国推荐，并在蒋经国的帮忙下，黄珍吾最终从韩文焕的手上夺得了首都警察厅长的职位。这使黄珍吾完全成了宣铁吾和李士珍一派的人。还有那个陈焯，他的资历之老可以在蒋介石面前摆老资格，戴笠这种小字辈，他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剩下的还有唐纵和郑介民，他们虽然都是老军统，但由于各自的处境不同，戴笠与他们其实已很难沟通。唐纵不用多说了，郑介民此时已出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首席代表，成了国内外瞩目的政治新星，也不可能再跟在戴笠的后面行事了。
戴笠知道已面临险境，而为了摆设这险境他做着最后的努力。
戴笠要军统局坚决贯彻他提出的“裁弱留强，里外三百”意图的同时，在内部体制上减少指挥层次，下令撤消所有区一级的组织，恢复在省范围内以省站为最高指挥机关。原来归属区一级指挥的特务人员，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全部转入地下，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在此基础上，戴笠迅速清理整顿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以免被蒋介石和政敌抓住口实。在对日伪财产进行接收的过程中，军统系统的有些人员上下勾结大发接收之财，有的一人就接收了二十多处的房产。当时，上海公布的敌侨和汉奸的房产有八千五百多幢（实际数远大于此），被军队、宪警、特务和流氓等侵占的就有五千多幢，其中军统占用的最多。还有，如北平的马汉三及其亲信贪污的金佛像有数尊，每尊重达数十公斤……到了肃奸的后期，戴笠已知此事不妙，再这样下去不但要毁了军统，而且会殃及他自己。于是，戴笠放下繁忙的肃奸工作急着回到了重庆。他当着毛人凤和沈醉的面语气极严肃地问道：“各地接收财产的情况，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们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大有问题，你们得赶快出去清理，迟了便要出毛病了。”戴笠说完，当即指示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迅速到各地去清理财产。
戴笠在重庆待了没有几天，又乘飞机去了青岛。
戴笠这几年通过梅乐斯的牵线搭桥，与美国海军界有了相当的默契。在这之前，美国海军部答应战后以部分海军舰艇援助中国政府作为条件，来达到换取支持戴笠出任中国海军司令的目的。在军统局即将化整为零的情况下，戴笠认为只要自己能当上海军司令，那么就可以将军统所属的部分特务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戴笠必须要尽快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克柯将军见上面，一方面在克柯身上投下赌注和本钱，另一方面想通过克柯了解美国海军部援助中国海军的计划和进度。抗战胜利后，美国海军首先在青岛登陆，为此青岛也就成了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重要基地。于是，戴笠下令成立了军统局青岛办事处和青岛站，派很善于交际而且英文很好的梁若节任主任和站长。戴笠再三交代梁若节，他在青岛的惟一的任务就是联络好美国海军人员特别是克柯将军。克柯虽是美国海军中的名将，但也是凡胎肉体，戴笠觉得克柯这老头金钱不会紧缺，可身边的女人不常有。对此，戴笠指示梁若节寻找一些漂亮女人供克柯玩乐。开始，因美国海军官兵一般都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到青岛市区跳舞玩乐，克柯若此时上岸怕遇到部下而影响威信，故有些犹豫。戴笠知道后，吩咐梁若节改在星期三、四邀克柯上岸活动。克柯对戴笠在细节上注意很是感谢，他多次对梁若节说：“戴笠此人善解人意！”戴笠在青岛陪克柯的目的达到后，他又急着到了天津，拜会了美军驻天津司令爱德华将军和美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师长洛基少将。戴笠按照克柯将军的要求，与他们一道商量策划美海军陆战队在渤海海湾登陆的事宜。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有四万多人在渤海海湾一带登陆，这对蒋介石进行全国军事部署帮助极大。戴笠也正是看清了这点，利用与美国海军的特殊关系从中穿针引线，好让蒋介石认为他尚有利用价值，也有利于他竞争中国海军总司令。
此时，戴笠还加强了反共产党的活动。
整个抗战期间，军统局几乎全部的力量都用在了对付日本人。现在日本已被打败，而被蒋介石称为“心腹之患”的共产党组织更加强大了。所以，戴笠此时敏锐地感觉到，反对共产党必定是蒋介石心目中的头等大事。所谓的“国共和谈”，这不过是蒋介石麻痹共产党，敷衍国内外舆论，争取内战时间的一种姿态。戴笠觉得，要使军统局有新的出路或者在化整为零时，具有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的本钱，就得迅速调整部署在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中做出成绩来。自从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后，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队发布了反共内战的密令，并向各战区重新印发了他在江西剿共时编写的《剿匪手本》，而且先后发动了绥远、上党、邯郸三次战役。结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十一万多的部队被共产党的武装所歼灭。特别是在邯郸战役中，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新八军和一个纵队共一万三千多人在邯郸前线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在指挥部队作战时被共产党军队围歼，一时无法逃生当了俘虏。高树勋的起义和马法五的俘虏，在国民党军队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蒋介石尤其感到心疼，连着几天没有睡好觉。戴笠得知此事后，觉得蒋介石的痛心不是因为失去了两位战区副司令长官，而是出师不利挫伤了他本人和国民党军队反共的信心。于是，戴笠想做一件国民党在战场做不到的事，那就是派特务把高树勋重新从共产党那边拉回来。这样，一方面可给蒋介石挣回面子，一方面也能让蒋介石清楚军统局在反共上的能力。为了尽快落实这件事，戴笠到天津专门召集下属人员开会，商讨策反高树勋回归国民党的办法。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仙洲曾在高树勋手下任过调查室主任，与高树勋的关系不错。为此，戴笠把任务交给了陈仙洲，要他不惜成本办成此事。陈仙洲考虑再三，让曾任新八军师长的张抚疆前去策反高树勋，结果去后一直没有音讯。天津解放后，才知道张抚疆早已被高树勋策反过去了。
就在戴笠在反共产党的问题上另寻办法时，蒋介石为了能尽快解决军统局化整为零的事，亲自给戴笠打电报，要他立即返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这电报，是由毛人凤通过军统局的电台转发的。就在这段时间里，先期到达重庆的宣铁吾、黄珍吾、李士珍已私下商谈如何将军统局彻底搞垮的办法。毛人凤得知此事后，即在蒋介石给戴笠电文的背面，注上了“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等字样。
此时，戴笠正在北平。
他接到这份电报后是思绪万千，并且情绪坏到了极点。
戴笠日夜在外巡视，久不肯回重庆，确有借故躲避八人小组会议的目的。他想通过这段时间的努力，为军统局寻找个好的结果，甚至想让蒋介石在撤消军统局的问题上能回心转意。但戴笠最终是错了，他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现在是上有蒋介石紧追不放，下有宣、李、黄的联手算计，戴笠觉得被人围在了铁笼子里已无计可施。
这天晚上，戴笠在住房的内室召见了文强。当他拿出蒋介石的电文和毛人凤的附注给文强看后，内心里的冤屈和不满一下涌了上来。戴笠对文强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的是国家和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就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一事的意见，措词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复电稿拟好后，先交我看，然后再拍发。”然后，戴笠还特别关照文强：“此事，只许你一人知道，对其他人要保密。”据文强后来的回忆，说戴笠当晚说这些话时眼睛是发红的。在戴笠的脑子里，文强始终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可文强拟就这份复电也不轻松。经再三字斟句酌，方拟成一稿：
校长钧鉴：
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
中旬始能面临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外，惟命是从。讵料煮豆
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
冒死陈词，伏乞明察。
生戴笠
文强将复电稿拟好后，交给戴笠润色。也许是戴笠极坏的心情并没有好转，或者是他对蒋介石如此地对待他心存反感，他对文强拟的电文看过多遍后仍旧拍给了毛人凤，让毛转交给蒋介石。其实，这份电文中的有些用词极其不当，如“煮豆燃箕，相煎何急”之句，蒋介石看后会怎么想？毛人凤当时接到此复电后，也以为上面的词句不妥想让戴笠删去。可不知是何原因，这电文还是没动一字地交到了蒋介石的手上。蒋介石接到戴笠的复电是如何想的已没有人能知道，反正蒋介石是沉默了。
不过，没有人去想蒋介石的沉默会预示着什么。
蒋介石的电报使戴笠整日处在不安中，戴笠其实并不惧怕宣、李、黄三人，真正令他感到害怕的是蒋介石。蒋爱之则生，蒋恶之则死，对这戴笠的心里是非常明了的。如果说宣、李、黄三人暗中捣鬼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阴谋，戴笠觉得尚不足为虑。问题是在这里面有多少是蒋介石的意图呢？本来，就蒋介石一人之力，戴笠就难以对付了。倘若蒋介石再借手宣、李、黄相逼，那戴笠纵有回天之力，也是难以抗拒的。想到这里，戴笠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惶惑不安的心总是悬着。实在忍耐不住了，戴笠就问身边的文强：“你从形势上来看，觉得我们军统的前途如何？”戴笠突然这样问话，使文强有些不知所措。不过，他略作沉思后还是直率地向戴笠说了自己的看法：“现在高喊要取消特务机构的人很多，以校长的英明也难以应付。如果真的要将军统局化整为零，这当然不仅仅是对我们团体的不利，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国事前途不利。”文强廖廖数语，使戴笠一下在感情上找到了知音，而且他觉得完全有必要与文强深谈一次。戴笠接着问文强：“你有没有好的对策？你的看法我很感兴趣。”文强毕竟没有对戴笠所感兴趣的问题深思过，况且此刻对戴笠的心事又不十分的了解，他怕话不对题会引起不愉快，就对戴笠说：“你的题目不好做，我还要好好考虑，明晚我们再聊行吗？”
文强这么一说，戴笠也不好勉强了。
第二天，天刚黑文强就上戴笠的门了。戴笠已支走了其他的人，屋里只有他和文强。此时，文强已对戴笠所关心的许多问题已经过多番的思虑，所以坐下后就对军统局所遇的难关说了自己的看法。文强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团体目前面临的难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三大会议（国共和谈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参政会）都提出了要取消军统组织；其次，国民党内部的三陈（陈果夫、陈立夫、陈诚）对军统的成见根深蒂固，会用一切机会与军统作对；第三就是有黄埔系的宣、李、黄三人合伙，千方百计地要对军统端锅。这三个难关目前对军统来说，每一个都可以说是致命的。”在谈到对付难关的办法时，文强说：“不管如何变，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不会变。虽然有人外要取消和内要端锅，其实这更显得特工工作的重要。还有，既然‘剿共’是校长的既定政策，那么只要内战打起来，我们军统就会有戏可唱。更重要的是，校长抗战中不是依靠美国人吗，现在尽管抗战已结束，但我看依靠美国的国策校长不会变。说到与美国的关系，我们军统这个团体所能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人能替代的，如果能抓住这点大做文章，我想校长是不能不考虑的。另外，我觉得军统局化整为零的事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着好棋，这可以为校长分忧也可堵住别人的嘴……”
文强说到这里，戴笠示意打断了他的话题。
应该说，文强对前一天戴笠所提出的问题还是认真考虑过的，但由于他所站的角度不一样，加上他并不了解戴笠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发展，特别是不清楚蒋介石撤消军统局并化整为零的真实意图，也就不可能把话说到点子上了。为此，文强的叙说引起了戴笠的不满意。戴笠对文强说：“你说了这么多话，就是没有讲到问题的实质。我问你，宣铁吾、李士珍和黄珍吾想对我们的团体端锅，凭他们的那点力量能做得到吗？这后面是不是有更深的背景呢？我总觉得要给我团体端锅的这些对手，要比你前面讲到的什么三大会议和三陈还要棘手和危险。看来，你是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文强实际上已从戴笠的表情上看出，自己说的并不是戴笠内心里最担心和忧虑的。经过短暂的沉默后，文强又对戴笠说：“我明白你戴局长问我那些话的意思，不管这次是谁要端锅，形势明摆在这里我们军统这个团体除了化整为零已没有其它的路可走。你戴局长为何就不能以退为进呢？校长自北伐以来就有过两次下野，下野就是以退为进，不这样渡不过难关哪。有句古诗说的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诗何尝不是至理明言呢？我说的以退为进，就是你自请出国一游，暂时避避风。你以出国考察为由，将军统的整个摊子交给郑介民先生看守，边上还有毛人凤先生帮着，我想会万无一失的。我预料共产党是绝不会任意听从国民党安排的，校长在国共谈判和停战协议上所有的缓兵之计，这能骗得了谁呢？这样内战要不了多久就会打起来，等到那个时候军统的重要性就又会凸现出来。假如真的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特别是校长觉得与美国的关系不稳定了，你决不要轻易归国，必须要等到校长一再电召后才动身，这样你的身价就会很高。当然，一个全新的局面也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文强说完，眼睛盯着戴笠没有动。
虽然，戴笠的脸上仍然是没有什么表情，但对文强的所谓“以退为进”的策略听得是很认真的。不过，他显然对文强的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感到失望。按照文强所说，他只要利用美国人的关系以及军统能在内战里会有作用这两条，就能要挟蒋介石了。有这么简单吗？戴笠对蒋介石是认真揣摩了二十多年，对蒋介石的所言所行和一举一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可以说莫不了然于胸。可以这样说，在整个国民党里，没有人比他戴笠在思想、性格、作风上更了解蒋介石的了。为此，当蒋介石下达撤消军统局的秘密指令后，戴笠感觉到蒋介石这样做确实是为了对付共产党要求取消特务机构的呼声，所以就采取了静观其变等待局势明朗的策略。但是，戴笠很快觉察到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耍了手腕。国共两党签完《双十协定》不久，蒋介石马上决定给各战区的各级军官重新印发了《剿匪手本》，并发出了密令：“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奖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部队官兵一体遵悉为要。”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所签的《双十协定》是敷衍共产党的。既然是这样，那么何以为平息共产党呼吁取消特务机构而要撤消军统局呢？
戴笠非常清楚，蒋介石的一生是靠特务工作起家的，特工的重要性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既然急着要剿灭共产党，而且内战是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本不应该撤消军统的工作而且还应该给加强，但蒋介石却作出了撤消军统局的决定。蒋介石为何这个时候要违悖常理呢？难道蒋介石真的是难以抵挡来自各方的压力？戴笠觉得不应该是这样，以蒋介石的性格他素来是个胆大妄为之人，他发动的中山舰事件、“四?一二大清党”、宁汉分裂和抗战期间赶走史迪威等等，哪一次不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不惜一切地做到底的？戴笠反复地思来想去，认为蒋介石要把军统局化整为零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撤消军统局来取消他戴笠手中的特工权力，最终消除军统对他本人的威胁。为此，戴笠认为文强提出“以退为进”的策略，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边缘而不是全部。特别是文强说让他退避到美国去，而后再耐心等待蒋介石的召唤，戴笠简直感到是幼稚可笑。是文强没有把问题看透呢，还是已看透问题的实质而不愿意说？蒋介石认定要办的事是非办不可的，戴笠就是暂时躲开了，也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的。戴笠想到这里，整个身子都有了冷的感觉。不过，戴笠没有把内心里的不安表露在脸上，仍旧是笑着对着文强。文强还以为戴笠已接受了他所说的“以退为进”的建议，临走时便打趣对戴笠说：“如果真的去美国一游的话，请不要忘记带上我。”戴笠听后睨视了一下文强，什么也没有说。
文强走了，戴笠突然感到了孤独和冷清。
此时，戴笠绝不会想到死亡正在向他缓慢地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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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六章 字数:6968
一九四六年三月的重庆，仍旧是潮湿和阴冷。
蒋介石接到戴笠的那份电报后，整整有好几个小时没有说话。他把电报的内容反复地看了多遍，怎么都觉得戴笠是在向他作最后的通牒。那电文里所用词句，似乎是一把把锋利而有寒光逼人的剑，直指他的致命处。此时，蒋介石更感到在这之前对戴笠的戒备和警惕没有错。如果说，在这之前戴笠与胡宗南和汤恩伯结盟，以及戴笠秘密组织“警坛社”，已引起蒋介石的高度紧张的话，但这毕竟他还能掌控得了。而此刻，戴笠以视察为名在外多日，并且在多份电报的催促下也迟迟不肯回重庆，这使疑心重重的蒋介石更加担心戴笠会不顾一切地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特别是蒋介石已断然拒绝了美国海军让戴笠主管中国海军的提议，这虽然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作出的决定，但蒋介石相信戴笠很快会通过美国的渠道而得到消息。在这之前，蒋介石在这问题上采取的是模糊政策，因为他要用戴笠这个人，而现在他对美国人的提议从内心里反感。话说白了，就是美国人提出给钱和给装备，蒋介石也不会把海军的权力交给有美国背景的戴笠。就在戴笠在平津的这段日子里，蒋介石对海军机构进行了改组，免去了陈绍宽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宣布成立了海军署，海军署署长由已是军政部部长的陈诚兼任。这对戴笠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他就像在田野辛苦劳作的农夫，到头来什么收获也没有。所以，戴笠在蒋介石的电报里充满了情绪也就能理解了。但蒋介石首先想到的不是理解而是威胁，戴笠此人的心计他是十分清楚的，再加上军统这个组织实在是太庞大了他不能不防。于是，蒋介石召见了宣铁吾。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生，与蒋家父子都有着特殊的关系。虽然，这次谈话的时间不长而且也没有详细的记载，但绝对与戴笠的命运有关。
蒋介石召见宣铁吾的当天下午，宣铁吾秘密地离开了重庆。
第二天，蒋介石连续两次给戴笠电报，要他速回重庆参加七人会议。
戴笠知道这次无法再以其它理由而拖延，他在离开北平前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军统会议。会上，戴笠当着大家的面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是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从十多天的会议情况看，未出我的预料，对我们军统局是毁誉参半。有人说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要打倒也好，要取消也好，这我全都不怕，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我这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惟秉委员长的旨意。只要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尽管戴笠没有把想表白的意思说的很露，但在场的人还是能从他的话里感觉到，他已经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并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的局面。也就在这天晚上，戴笠约见了正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他出乎意料地把军统多年来的家底和重要的工作向郑介民细致地作了介绍。郑介民被戴笠的做法搞懵了，而戴笠也不向郑介民说明这样做的原由，顿使郑介民有了种凶险难测之惑。
那么，戴笠是否已预感到了什么呢？
这戴笠不说，没有人能知道。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近中午时分，也就是戴笠离开北平的第三天，他的专机从青岛沧口机场起飞了。没有过多少时间，蒋介石在重庆接到了宣铁吾的电话，说戴笠的飞机会在途中因缺油而坠毁。
果然，几个小时后戴笠与他的专机在南京附近坠地而亡。
戴笠是死了，死得非常突然。
远在西北前线的胡宗南，接到毛人凤打的电话后当即乘专机赶到了南京。当他走进灵堂见到戴笠的遗像后，便禁不住泪水纵横，立即抚棺痛哭了起来，一时悲哀不能自抑。在一旁侍候的沈醉等人触景生情，含泪劝解胡宗南节哀保重。当胡宗南收声止泪后，向沈醉等人询问了戴笠专机失事的具体情形。当听说飞机失事是因为气候原因引起后，胡宗南站在戴笠遗像前好久没有说话。过后，胡宗南原本打算去戴笠坠机现场观察一番，因听说现场那边不通汽车只好放弃了。临走时，沈醉把一套为戴笠收尸时拍的照片送给了胡宗南。胡宗南收下后，又绕棺走了两圈后才离去。
在上海的杜月笙是在打牌时得知戴笠的死讯的，当时他惊愕得好半天缓不过气来。自从杜月笙回到上海后，因受到蒋介石的抑制未能捞到一官半职，心情十分不好。多亏了戴笠从中化解劝导，又在处理肃奸案件中给了杜月笙不少的面子，才使杜月笙重新振作了起来，并准备继续与军统合作，在上海滩大干一场。而且在这之前，戴笠已给杜月笙传来消息，他要从天津带人到上海来，与杜月笙商量创办北洋通商银行的事。可戴笠怎么就突然死了呢？想到这里，杜月笙悲痛不已。为了表示对戴笠的悼念，杜月笙以通济公司的名义向军统局赠送溥金法币二十亿元，并吩咐通济公司的总稽核将这笔巨款的支票送交给正在南京的毛人凤。毛人凤认为这笔巨款应交给戴笠的家属，随后又让通济公司的人把这笔巨款带回上海交给了戴笠的儿子戴藏宜。以后，杜月笙还常去南京的灵谷寺祭扫戴笠的坟墓。
正被软禁着的周佛海是过了许多天后，才知道戴笠已离开这个世界了。当时周佛海就仰望长天，绝望地喊道：“雨浓死了，我也完了！”戴笠既死，还能指望谁出来讲话？也就是说，戴笠以前的种种许诺已完全落空。周佛海觉得，任何一个戴笠的继任者都不会有戴笠的那份胆识和魄力，也不可能有戴笠与自己多年来形成的那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和友情，当然也不会承担任何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为了下一步的活路，周佛海再三考虑后觉得，只有趁军统各方面的人事尚没有大的变化之前，诉诸于法律，抖落内幕，说不定还有希望。其实，周佛海不要求上法庭，军统也会因顶不住压力而把他们交出去。一个月后，军统局将周佛海等人移送到了南京老虎桥监狱。不久，周佛海虽然施出了浑身解数，但还是被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判处了死刑。后来，由于周佛海的老婆以要公布当年戴笠转给周佛海的那封“知名不具”的密信相威胁，蒋介石才发布了特赦令，将周佛海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
如果说戴笠的死，使胡宗南失去的是盟友、杜月笙失去的是靠山、周佛海失去的是救星，那么对当时的张学良来说更增添了许多的凄凉和迷惘。张学良自从被蒋介石软禁后，一直到抗战胜利先后换了十二个地方，长的是两年，短的只有三天。而每一次迁徙戴笠都亲自来现场过问，可以说在整个软禁中，张学良接触到最多的要员就是戴笠了。抗战胜利后，张学良本指望蒋介石能释放他，即使是判刑关押的时间也差不多将满。所以，张学良多次带信想与戴笠见面，了解蒋介石最终会如何安排自己。戴笠本应与张学良见面，但因忙于接收和肃奸工作没能抽出身来。但戴笠觉得与张学良毕竟是朋友一场，经请示蒋介石同意后，另派东北籍的参政员莫德惠作代表去看望了张学良。莫德惠给张学良带去了蒋介石送的欧米伽手表，意思是张的囚禁时间是无限期的。张学良明白了这层意思后，把自己在瑞士买的菲利浦派克牌金笔让莫德惠带给蒋介石，含蓄地暗示“关押十年，已经期满”，应该释放他了。可是莫德惠把那枝笔带走后，却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可就在张学良再次想到戴笠时，沈醉带信来说戴笠死了，这使张学良低落的情绪又添了份伤感。
戴笠死了，蒋介石终于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
戴笠确是位特工奇才，对这蒋介石是早就心里有数的，否则他当时不会力排众议，把复兴社特务处处长的位置交给戴笠。而戴笠自从在南京中山陵受命后，的确干得十分出色。蒋介石在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戴笠都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蒋介石用人有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即既要是人材又要是奴才，两者缺一他是不用的。戴笠可以说是个典型的这样的人物，他的奴性超过了所有国民党的官僚和新贵，他的才干则比任何一个国民党的官僚或新贵都不逊色。戴笠不但办事干净利索，思考周全，尽量避免给蒋介石带来政治上的麻烦，而且能处处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体念蒋介石的苦心，使两人的协调到了相当默契地步。但是，戴笠所领导的军统局不同于国民党的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它以秘密活动作为自己的主要生存方式。特别是经过抗战，由于戴笠的才智和努力使军统组织的神经延伸到了国民党的每一个角落。虽然，这种无形的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大到无边无际，小到无孔不入。戴笠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到后来恐怕连蒋介石也说不清和道不明了。尽管，后期戴笠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演越烈，但蒋介石因为没有弄清戴笠的真实实力而迟迟拿不定主意。也正因为蒋介石猜忌和戒备的心绪越来越重，使得十多年来戴笠和蒋介石之间形成的那种依赖和信任荡然无存了，随后出现在蒋介石面前的戴笠无疑成了威胁。当蒋介石感到这种威胁他已无法掌控后，那么戴笠当然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命运已经决定了戴笠，在这个时候必须踏上死亡之路。
当时，美联社发布的新闻中说：“……中国秘密警察头子，战时中美合作组织首领，传奇性的戴笠将军死了。他的死，似乎完全与他活着时候一样神秘……”
是的，戴笠的突然死亡确实有着许多的蹊跷，但没有更多的人去怀疑，或者说人们不愿也不敢去过多的猜测。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军统局在重庆隆重举行了戴笠的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并在众人面前流了泪。做为乱世中一统中华的政治家和独裁者，蒋介石性格刚毅和冷酷，鲜有动情的时候。他早年亲刺陶成章，一统江山后，又杀邓演达、韩复渠、杨杏佛、史量才；“四?一二”后，千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他的屠刀下血流成河；抗战期间，决黄河大堤，灾民颠沛流离；长沙大火，亲信弟子酆悌一命替罪……凡此种种，蒋介石一念即定，挥手即行，似乎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而此时此刻蒋介石却流泪了，这心情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过后，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戴笠的死举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
四月十三日，北平六千二百人举行隆重悼念活动，由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主祭。
五月十七日，济南市举行公祭，山东省主席何思源亲率四千三百人主祭。同一天，贵阳四千一百人在贵州省政府杨森的率领下举行悼念大会。
五月十九日，武汉市八千人举行隆重的悼念活动，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程潜亲率军政负责人主祭。
五月二十日，重庆、成都、昆明三地同时举行公祭。重庆由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王缵绪主祭，参加人数为六千三百多人；成都由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主祭，集会人数达五万四千余人；昆明由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主祭，参加悼念人数有四万二千人。
五月二十五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将军率三千七百人，在南昌主祭。
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八千二百人举行隆重悼念活动，由杜月笙主祭。
五月三十日，合肥、无锡同时举行公祭。合肥有三千二百人参加，由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主祭；无锡有四千人参加，由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主祭。
六月二日，兰州三千二百人举行悼念大会，由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主祭。
继上述城市之外，广州、福州、厦门、长沙、西安、郑州、沈阳等地也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
六月十一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授戴笠为陆军中将。命令的全文是这样的：“故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智虑忠纯，谋勇兼备，早岁参加革命，屡濒于危。北伐之役，戮力戎行，厥功甚伟。抗战军兴，调综军事情报，精勤益励，用能制敌机先，克奏赝功。比以兼办肃奸工作，不遑宁处。讵料航机失事，竟以身殉，缅怀往绩，痛焯良深。该故局长应予明令褒扬，着追赠陆军中将，准照集团军总司令阵例公葬，并交部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政府笃念勋劳之意。此令。”
六月十二日，南京数万军民为戴笠举行隆重的葬礼。上午九时，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在大批文武官员的陪同下，亲自护送戴笠的灵柩到钟山灵谷寺志公殿。蒋介石在葬礼上含泪亲读长篇祭文，深表哀悼。
戴笠死后，国民党隆重举行的祭奠活动，极一时之盛。
这使笔者想起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之死。由于隆美尔在北非战役中的辉煌战绩，曾经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后因隆美尔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希特勒以叛国罪要判他死刑。但考虑到隆美尔在纳粹德国的威望，使希特勒在此问题上费了好一番脑筋。最后，希特勒派人与隆美尔进行了密谈，告之或选择自杀，将给予国葬的待遇；或选择审判，将按叛国罪处死。当时，隆美尔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问来人，这是否是希特勒的决定？来人微微地点了点头，隆美尔见此绝望地摇了摇头，而后再也没有说什么。十几分钟后，隆美尔告别了家人，跟着来人钻进了汽车。在离开他家不远的一个寂静的树林里，隆美尔吞下了毒药……当晚，德国对外发布公告，隆美尔因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过后，德国为隆美尔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虽然，戴笠的死与隆美尔的死不能相提并论，但他们两人都被迫而死，而且死后都给了相当高的荣誉。不过，对隆美尔的死希特勒从没有过悔意，但蒋介石对戴笠之死似乎始终处在复杂的矛盾之中。
戴笠死后不久，内战开始全面爆发。
有天，蒋介石与宋美龄突然抽出时间，乘车到灵谷寺志公殿凭吊戴笠。蒋介石进入灵堂后，立即把头上的草帽摘了下来，面对着戴笠的遗像默默地凝视着，许久没有说话。此时，尽管没有人能知道蒋介石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但可以从蒋介石此时的表情上看出他的情感里是不平静的。其实，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来凭吊戴笠绝不是偶然的。在以往的政治生涯里，每当一个重大事件来临或是形势发生转折时，戴笠总是能以他特有的敏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以便蒋介石作出切实的应变措施。现在戴笠已经没有了，虽然蒋介石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是不复存在了，但还能有谁再为他做这一切呢？每当想到这些，蒋介石的心里就会隐隐约约有一种歉疚和悔意。戴笠终身为蒋介石效尽犬马之劳，却在恐惧、不安和一再的失望中，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段路。尽管国内的所有报纸舆论都说戴笠的死因是天气引起的，但知道真实内情的蒋介石面对这样的舆论还能说些什么呢？
也许是为了安抚戴笠已死去的魂灵，凭吊完毕后，蒋介石决定亲自为戴笠选一处安葬地。后因宋美龄的高跟皮鞋不适合走山路，蒋介石只好对陪同的毛人凤说改日再说。果然半个月后，蒋介石只身在毛人凤和沈醉的陪同下来到了灵谷寺的后山。在一个有水塘的山势旁，蒋介石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取子午向。”蒋介石说完，又要毛人凤找人看看什么时间下葬最适宜。蒋介石对戴笠的后事如此操心，使在场的军统人员感动不已。
可谁会想到，戴笠最终是死在了蒋介石的手上呢？
在戴笠最后的那段时间里，蒋介石为撤消军统局逼着戴笠走向了反面。戴笠死后，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以为此次军统必垮无疑。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蒋介石一反原来的态度，不但决定要把军统组织保留下来，而且当唐纵和毛人凤建议把军统局改为改为国防警察局隶属内政部时，蒋介石仍然指示将军统留在军委会系统内。后来军委员会改为国防部后，军统局随着改为保密局，但仍然挂靠国防部，这使国民党内许多人都没有想到的。不过，蒋介石吸取了戴笠权重震主的教训，在保留军统局原结构的同时，对原军统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缩编，特别是人事上进行了大范围的调动，并撤消了在抗战中成立的许多公开机构。就在蒋介石对军统组织进行改组和缩编的时候，军统内部也为夺取保密局首领的位置而激烈地争斗着。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集中了一批广东籍、留学苏联的、国防部二厅工作出身的特务；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则集中了一批湖南籍及留学欧洲的特务；以毛人凤为首的则集中一批浙江籍的特务，三派之间是你死我活，相互不让。从这三个派别看，广东派职务最高，湖南派能力最强，浙江派人数最多。就实力来说，应该是三派势均力敌，湖南派略微占上风。但是三派斗争的结果，却是郑介民和唐纵先后被毛人凤击败，保密局逐渐成了毛人凤的天下。
当然，这与戴笠已无关系。
戴笠死后，蒋介石曾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为此，蒋介石多次示意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人，写几幅挽联来悼死抚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份。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聚会时，向大家提出了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在场的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假使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介石的初衷，很有可能是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相互推诿。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在场的章士钊先生与杜月笙交谊不浅，与戴笠也有很多交往，于是极力推荐章士钊主笔。在众人的一致附和下，章士钊先生自知已不好推辞，稍加思索后，一挥而就：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
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章士钊廖廖数十字，入木三分地刻划了戴笠一生的特点。章老先生的这幅挽联，作为本书《戴笠死亡之谜》的结束语也是非常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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