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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上@常青书吧

_2 唐浩明(现代)
看看。载澂买通了载淳身边的宫女和宫里管锁钥的太监,两兄弟换上青衣布帽,由小门出了宫。
十七八岁的皇帝第一次看到了市井的繁华、店铺的热闹和人们发自真情的欢声笑语,吃了不少远胜御膳的民间小吃。他仿佛觉得,此刻自己才算得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宫中的那些刻板的程序,则好像在表演做戏,宫中的一切人物,又好像没有生气没有灵魂的陶俑木偶。多出了几次宫后,载淳的胆子大了,知道的也更多了。他居然听说了有专供男人玩乐的妓院,要载澂带他去领略领略。载澂先是不敢,后来经不起他的软磨硬逼,自己也动了心,便带着当今的九五之尊去逛窑子。高等的不敢去,怕在那里遇到认得他们的王公贵族,只好专拣小民去的下等妓院。不想只逛了两三次,载淳便染上恶疾。后来载淳出了天花,御医私下告诉慈禧:皇上是天花和恶疾并发,无法治愈。慈禧大出意外,后来审出原来是出自载澂的勾引,慈禧真恨不得剥去载激的皮。只是碍于皇家的体面,才不得不免惩载澂。这样的人还能立吗?即使将害死儿子的深仇大恨丢在一边,单就行为放荡这一点便不能为人君了!
载滢是奕沂的次子,但慈禧很不喜欢这个小侄儿。人长得尖嘴猴腮,长年累月药不离口。十一岁的小子了,个子不及一个八九岁的丫头片子。何况他的生母他他拉氏懦弱无能,慈禧瞧不起她。这样一个人,绝对不是执掌大清朝政的人才。
那么只剩下一个载湉了。载湉是七爷奕譞的儿子,长得清秀活泼,惹人喜爱。他只有四岁,是一棵刚出土的小苗,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培育。除此之外,载湉还有一个任何人所缺乏的先天优势:他是慈禧的胞妹所生。因为此,慈禧决定不惜冒违背祖制的风险,也要把载湉抱进宫来。想起十多年来垂帘听政亲握朝纲,王公贵族、文武大臣莫不匍匐听命,国家大计、皇
族事务尽皆圣心独裁,慈禧心里得意不已。这个自小便有着强烈权力欲望的女人,把这种风光视为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继位的皇帝还得有十四年的读书学习时间,在未来的十四年里,她可以凭借进一步熟练的政治手腕和愈加巩固的心腹集团,把昔日的风光展现得更加耀眼夺目。
东太后慈安缺乏从政的能力,从辛酉年起一切大小国事无不听从慈禧。当慈禧将自己对立嗣一事前前后后的思考告诉她时,对违背祖制这一点,她虽觉为难,但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因为慈禧的考虑是对的。将丈夫传下来的皇位送给一个血统疏远的侄孙,她也不乐意;要说违背祖制,辛酉年的两宫垂帘听政就是违背祖制的事,作为正宫皇后,她是此举的带头人,时至今日,还只有不提祖制为好。何况,稳固大清江山,这才是第一位的大事,慈安深知慈禧的政治才能和自私本性,让她的亲外甥来坐天下,她必定会如同辅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地辅佐他,这对大清王朝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载湉进宫继位,事情就这样定了。实行了两百余年、十代一脉相传的子以传子的爱新觉罗家法,便由这个出自叶赫那拉氏的女人给中断了。
下一步的第一件要事,便是召醇王奕譞进宫,告诉他这个决定。自己的儿子就要做皇帝了,奕譞怎会不高兴!但如同他的两个兄长咸丰帝和恭王一样,醇王的秉赋也是脆弱的。他一怕皇族指责他违背祖制,二怕奕沂嫉妒,三怕日后作为皇帝本生父与两宫太后特别是与慈禧的关系不好处理,历史上因为此而生发出的皇家悲剧的前例不少。慈禧仔细考虑奕譞的顾虑后授给他一个锦囊妙计。于是,史册上便有这样的记载:事先一点不知内情的奕譞,和几个近支亲王及军机大臣一道进宫,跪听两宫太后宣布嗣君的慈谕。当得知自己的儿子入选后,奕譞叩头痛哭,顿时昏厥在地,被人抬回王府。苏醒后一再请求两宫太后收回
成命。未获允后第二天上疏:请开缺一切差使,为天地留一虚糜爵位之废王,为宣宗成皇帝留一顽钝无才之子。第三天再上疏:只保留醇王一个空爵位,今后永远不再增添任何衔头,为防止将来有小人幸进,请存此疏,以为凭证。
载湉继位的挂碍之处都疏通了,就只有一件大事难以疏通,这便是同治皇帝的后嗣问题。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若无儿子,尚可以过继他人之子为子,何况一个坐了十多年天下的皇帝,难道死了就死了,连个继承香火的人都没有吗?作为亲生母亲,慈禧也不愿看到儿子死后如此凄冷,于是匆忙之中作出一个决定:日后载湉生有儿子,即为载淳的嗣子。在载淳去世的当天,以两宫太后的名义颁布了一道懿旨:“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人承大统为嗣,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紧接着便在太和殿为载湉举行登基大典。
奕诉对选载湉而不选他的儿子为帝,心中很是不快。一则两宫太后已定,作为臣子他不能反对;二则奕譞以后的一系列表演,也堵住了他的嘴,不好再出怨言。奕沂不反对,咸丰帝的另外三个无权势的弟弟自然也不能反对了。几个支系较近的王公虽然对慈禧立载字辈不立溥字辈大为不满,但既成事实,他们反对也无用,况且他们也知道慈禧的手段,得罪了她,也不是件好事。于是这五年来,皇室内部倒也相安无事。
其实,相安无事只是表相,内里并不平静。载澂登基后不久,皇室里便在私下议论一件事了。他们说,懿旨上讲俟嗣皇帝生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这里的意思很含糊。若仅仅只是继嗣的话,则如同普通老百姓,只继香火,不继大统;但大行皇帝的神主今后是要入太庙的,进太庙祭祖只是天子才有的权利,别人没有,如此说来,大行皇帝的神主今后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儿孙祭拜,继嗣变为一句空话。若继嗣即继统的话,今后皇上的长子
即大行皇帝的嗣子,也即太子,这就犯了大忌。
原来,清朝的建储制度与历朝不同。清朝开国之初,原本和历朝一样,先立太子。康熙皇帝早年时先立下了太子,后来引起许多政治纠纷,以至于太子立而又废,废而又立,诸皇子之间为着皇位争斗不已。鉴于此,康熙晚年立下一条规矩:不预立太子。皇帝认准那个皇子后,写上他的名字秘藏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皇帝死后,将他身上藏的传位密诏,与从正大光明匾后所取下的名字相对照,由皇室近支亲王和朝廷大臣共同验明无误后再行公布。
康熙这个决定的确非常英明,不仅杜绝了皇子内部的争夺,也让皇帝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对诸子进行考察,以便择贤而传。无论是对皇室内部,还是对国家而言,这都是有利的。故从康熙之后历代都坚决奉行,不能改变。
因此,预立太子,是绝对不能做的事。
那么,懿旨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桩事,大家也只是这样议论而已,谁也没有提出来,因为一旦提出来,也难以妥善解决。
因立载湉而带来的这个两难之处,慈禧后来也很快意识到了,她也觉得难以处置,只好采取一种姑且这样摆着以后再相机行事的态度。
不料,这个两难之题却让一个皇室之外的人给捅出来了。
五月初,庙号穆宗的同治帝的陵墓已建好,朝廷举行了隆重的穆宗梓宫永远奉安大典。吏部有个主事名叫吴可读,是个年过花甲的老头子。主事是个六品衔的小官,本够不上奉安资格,但吴可读苦苦哀求,只好让他参加。典礼完毕,在回京的半途,吴可读忽然上吊身亡,大家从他的身上搜出一份遗折来。遗折讲的正是皇室内部所议论的事。折子上说,当时穆宗大行时,太
后的懿旨只讲继嗣而没有讲是继统,历史上曾有继嗣而不继统的先例,甚至有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而杀害先帝嗣子的事,为不让大统旁落,请太后立即为穆宗立下嗣子,并说明嗣子即嗣君,日后皇上即使有一百个皇子,也不能再觊觎皇位。
吴可读自知披了龙鳞,将来日子不好过,便干脆一死了之,来了个大清朝绝无仅有的尸谏。
面对着吴可读这份遗折,悲悯、恼怒、委屈、为难,种种况味,一齐涌上慈禧的心头。
这个死老头子倒也是真心真意为她的儿子着想的,希望穆宗有子息,希望穆宗的子息世世代代继承皇位。若是一个通常的皇太后,对这样忠心耿耿的臣子真是要感激不已,悲悯不已。慈禧当然有这种通常皇太后的心情,但是,立载湉是她决定的,眼下的朝政是她在掌握,东南大乱才刚刚平定,西北战事还在进行,外患El甚一日,迫切需要的是政局稳定,上下一心,这个鬼老头子的遗折岂不是无事生事,挑起皇室的矛盾,引起内外臣工的不安吗?慈禧心里委屈地想着:当初立载湉,难道就完全是私心吗?这几年的相安无事来得容易吗?择统一事有几多麻烦,你一个小小的主事哪里能知道皇室内部复杂的情况。既然不知,就不必多言;即使有话要说,也可以托人上道密折。现在来个尸谏,逼得我非得公开答复不可,而这事又如何答复呢?你说给穆宗立即立嗣,立谁呢?
一想到这里,慈禧心头猛地一亮:眼下近支王公里溥字辈只有载澂的两岁儿子溥倬,吴可读的意思是要立溥倬为嗣。如此说来,他是在为老六说话?老六没有为儿子争到帝位,现在借吴可读的老命来为孙子谋帝位?
“哼,别想得太好了!”慈禧咬了咬牙关,断然作出一个决定:将吴可读的遗折公之于众,让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都
来议论议论,她要借此看一看恭王府的反应,也要借此考查一下朝廷中有没有实心替她排难解纷、有识有谋的能干人。
但出乎慈禧意外,恭王府一点反响都没有,近支其他王府也不见明显动静。廷臣们则认为,无论是立嗣也好,还是立统也好,都是皇室的家事,外人如何能多嘴?过了好几天后,才有协办大学士徐桐、刑部尚书潘祖荫、工部尚书翁同龢等人上了几道折子,都说吴可读此举不合时宜,为穆宗立嗣一事早有明谕,不应再挑起事端。这些话自然是慈禧所愿意听的,但她总觉得没有说到点子上。直到看到张之洞的奏折后,她才满心欣慰。张之洞逐条回答了吴可读的挑衅。
首先,张之洞明确阐发五年前两宫太后的懿旨:立嗣即立统。如此,吴可读所言穆宗大统旁落一说便不能成立。其次,今后穆宗的后嗣即今上的亲儿子,既是自己的亲儿子,那就决无加害的道理。吴可读的顾虑是多余的。第三,不能按吴可读所言,预先指定一人既继嗣又继统,因为这违背了家法。最后,张之洞归结为一点:今上日后“皇子众多,不必遽指定何人承继,将来缵承大统者即承继穆宗为嗣。此则本乎圣意合乎家法,而皇上处此亦不至于碍难”。
慈禧读完张之洞这篇奏疏后不禁长叹:用这样简洁而明晰的语言,把吴可读遗折中提出的立嗣立统的复杂难题,剖析得如此清楚,既深知自己心中的难处,又把当初匆匆发下的懿旨的隙漏弥补得天衣无缝;自己想说而又说不透的道理,竟被此人讲得这等圆满无缺,真可谓难得。满朝臣工中,这样的人才实在太少,应该提拔! 、
慈禧正寻思着找一个合适的官位提拔张之洞,却不料伊犁事件接踵而来,而张之洞在此中又一次显露出众的忠心和才干。看来,提拔一事,不能再延缓了。
慈禧想到这里,毅然决然地掀开被子,走下床来,慌得众宫女忙给她穿衣系带。她在房间里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脑子里又浮出辞世七八年的曾国藩来。她知道,当年道光爷曾破格将年仅三十七岁的曾国藩由从四品连升四级,使得曾国藩对皇家感恩不尽,才有日后耗尽心血死而后已的三朝忠臣。是的,应该像道光爷那样,破格提拔张之洞,让他感受到朝廷的特别隆遇,日后像曾国藩那样加倍回报自己。
不过,慈禧至今未见过张之洞,没有听他说过话。他长得如何呢?他的气概好吗?他的应对敏捷吗?他是不是像曾国藩那样有着朝廷大臣的风度,具备安抚百姓震慑群僚的威仪?
召见张之洞!慈禧在脑子里迅速作出这个决定。尽管祖制规定当国者不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但连执政立统这样的大事,都敢于突破祖制,这个小小的规矩在慈禧的眼里又算得什么!五 原来张之洞短身寝貌,慈禧打消破格提拔的念头
午后是养心殿白天最为安静的时候。当张之洞跟在李莲英的后面,跨过遵义门的门槛,一眼看到前庭正中那座古老黝黑的铁钟塔时,心里立时充塞着一种神圣整肃之感。他稍停片刻,正了正头上的晶顶圆帽,抚了抚身上佩有白鹇补子的八蟒五爪长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用力定了定神,然后迈着如常的步伐,穿过前庭,进入正殿,在东暖阁黄缎门帘前微微弯腰站定。
李莲英掀帘进去了。一会儿,他又来到门边,掀开大半边帘子,对着张之洞轻声地说:“进去吧!”
张之洞的心猛地急跳起来,热血迅速涌向脑门。马上就要亲眼瞻仰威镇天下的西太后了,他怎能不义兴奋又激动又紧张呢?
这种亢奋情绪,从昨天中午奉旨以来便一直浸透着他的全身。自从同治二年进翰苑,至今已整整十六年了,除外放学政六年外,几乎天天与这个女人在打交道,向她奏报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奉行她发下的数不清的懿旨,听见过他的同寅们有声有色地描绘她非凡的美丽、过人的机敏,耳旁也时常传递着有关她的形形色色的轶闻韵事,但张之洞就是没有亲眼见过她!这没别的原因,只怪他的品级不够。四十二三岁了,多少人这个年龄早已是朝中的侍郎尚书,行省的巡抚总督,而自己却还屈居于区区洗马。常为自己官运不亨而苦恼的张之洞,每一念及此便更加沮丧。突然一道纶音传来:明日召见。这真是异数!西太后为何要召见我呢?她会问我些什么呢?几个时辰来,张之洞总在思索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定要好好把住!张之洞想到这里,把万千情绪强压下去,弯着腰迈进东暖阁。就在刚踏进阁子里的那一瞬间,他抬起头来向前方飞快地扫了一眼。
大约离门槛十步远的地方张挂着一层薄薄的黄色幔帐,隐隐约约可见背后端坐着一位盛装打扮的女人。无疑,这就是西太后了。张之洞不敢多看,忙弯下腰来,响亮地报道:“司经局洗马臣张之洞跪见太后。”
说完走前几步,双膝跪在幔帐前的棉垫上,脱下晶顶圆帽,将头触在青色地砖上。据说,东暖阁里有一块地砖下是空的,头碰在这块地砖上,只须轻轻地用力,便会发出很响的声音,给太后以很忠诚的感觉。但这须买通东暖阁里的太监,他们到时才会将棉垫放在这块地砖旁边。张之洞不知这个奥妙,没有事先拿出银子来,太监也便不把这个好处送给他。张之洞重重地在地砖上磕了三个头,而地砖只发出“卜卜”的声音,并不响。
“卜卜”声消失后,东暖阁里便再也没有别的声音了。张之
洞心里纳闷:太后怎么不发话?
原来,慈禧正隔着幔帐在仔细审看这个从五品的小京官。皇太后隔着一道幔帐与外臣对话,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垂帘听政。幔帐是特制的,太后坐在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跪在外面的臣工,而臣工却看不清太后。
从张之洞走进帘子的那一刻,慈禧就以她特有的政治家的精明和女性的细腻,在打量着眼前这个颇著声名的中年男子。
然而,慈禧颇觉失望。她眼中的张之洞竟然身长不及中人,且两肩单薄,两腿极短,上下甚不协调。等到张之洞走近些后,她又看到一副瘦削的长长的马脸,马脸上长着一个扁平的大鼻子,鼻子下又是一张阔大的嘴巴。惟独让慈禧感兴趣的,是鼻子上头的那两只眼睛格外的精光四射。慈禧立时想起野史上常有“双目如电”的话,她觉得倘若将这四个字移到张之洞的身上,倒也并不过分。
二十六岁起便守寡的慈禧太后,对俯首于她面前的那些须眉大臣们,有着一种奇特的微妙情感。那些或长得雄壮挺拔,或长得清秀端正的英年男子,常常会得到她的格外垂青,有时甚至会得到意外的好处。这些年来随着年岁的增加,这种情感已减弱了很多,但并没有完全消除。
“张之洞,你今年四十几了?”幔帐后面终于传出慈禧清脆动听的声音。
“臣今年四十三岁。”张之洞没想到太后的召见竞从这样一句极普通的家常话开始,紧张的心情松弛了大半。
慈禧见张之洞两鬓已有不少白发,估计他大约有四十七八了,却不料比自己还要小两岁。
“你是同治二年的探花?”
“是的。”十多年来,慈禧的格外圣眷一直铭记在张之洞的心
中,只是他从来没有一个表达的机会。这一刻终于来到了。他怀着满腔真情说,“那年太后赏赐给臣的山海般的恩德,臣生生世世永远不忘。臣对太后,虽肝脑涂地,无以为报!”
说罢,又重重地在青砖地上磕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来时,慈禧隔着幔帐看到张之洞的脸上挂着几滴泪珠。
作为女人身的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强权独裁者,慈禧太后是一个容易被感情驱使的人。张之洞如此真诚地感激她,使她颇为感动。她立刻意识到:这个富有才识的洗马,是一个知恩报恩的实心汉子,因其貌不扬而引起的不快顿时消除了多半。
“听说你在外办事用心,湖北、四川这几年出了不少人才。”
一股暖流激荡着张之洞的全身,他挺直腰板回奏:“臣家世受国恩,臣本人又蒙太后破格隆遇,为国家尽心办事,是臣的本分。”
慈禧微微颔首,开始进入正题:“崇厚办事不当,有损国家体面,朝廷对此已有严旨。”
“太后英明!”张之洞听了很是兴奋,气势雄壮地说,“崇厚一贯媚外谀敌,那年办天津教案,曾文正就吃了他的亏,后来悔恨不迭。这次他又在俄国人面前奴颜婢膝,竟然擅自割让祖宗土地以讨洋人欢喜。臣以为崇厚非杀不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厚沉硬直、夹杂南音的京腔在东暖阁里回荡,四壁似在嗡嗡作响,端坐在龙椅上的慈禧不觉为之动容。多年来她已没有听到这种中气旺盛、语调斩决的奏对了。素日里她听到的都是大臣们唯唯诺诺的低声附和,全没有一种男人的阳刚之气。有的大臣,尤其是第一次被召见的大臣,常常嗫嗫嚅嚅,说不清爽,甚至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初次进东暖阁的张之洞如此气定神闲,应对如仪,足见此人胆量不凡。
“张之洞,你说说,朝廷若是不同意崇厚在俄国私自签订的
条约,俄国会出兵侵犯我大清吗?”
慈禧提的这个问题,是这段时期来,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琛等人反复研讨的第一个大问题,张之洞早已思之烂熟。他本可以就此侃侃而谈一两个时辰,但这里是养心殿的召见,不是龙树寺的清议,只能择其要点简略奏对。“回奏太后,臣以为第一是俄国不可能因改约而侵犯,第二为应付意外,必修武备,第三俄国乃我大清之大患,不可轻视。此次俄国之所以不敢侵犯,其理由在三个方面。一是理亏。臣建议将俄国此条约的不公不平之处布告中外,行文各国,让举世来议一议是非曲直。二是内虚。俄国虽号称大国,但自与土耳其开战以来,师老财殚,亲离民怨。近岁其国君屡有防人行刺之举,若再犯我,将有萧墙之祸。三是朝廷之兵威。这几年左宗棠在西北尤其是在新疆的用兵,威慑四夷,俄国必有畏惧。这正是此次俄国不敢侵犯的最主要的原因。当然,俄国乃虎狼之国,长期来对我有觊觎之心,我不能不防。故臣建议,新疆、吉林、天津三处应加强防备力量,以防意外。另外,臣一贯以为,与我邻近的强大敌国有两个,一是日本,一是俄国。日本国小,且未接壤;俄国大,与我有几千里疆土相接。故俄国对我的危害比日本更大,我必须对俄国实行长年戒备。”
幔帐那边,慈禧频频点头。张之洞的分析直截简明,每一句她都听到了心里。
“张之洞,不少人都主张征调曾纪泽去俄国改约,你以为如何?”
“臣以为可。”张之洞立即回答,“曾纪泽系名臣之后,许多见过他们父子的人都说,曾纪泽有乃父之风。且这些年来他又充任过英法等国公使,熟悉夷情,通晓西洋法律,必可据理力争,折冲樽俎。臣以为,朝廷当谕曾纪泽决不能在俄人面前示弱,万不
可割让祖宗土地,实在不行的话,可以酌情多给点银子,以换取伊犁全境收回。”
慈禧沉思着:这是个好主意。多给点银子不要紧,大不了多收点赋税,户部开支再紧缩一点,至于后宫的供应,与多出少出几百万两银子无丝毫关系。土地的确不能割。割一寸土地出去,都是祖宗的罪人,千秋万代史册上都会当作卖国贼来书写。
关于伊犁事件的处置,慈禧通过对张之洞的垂询,已在心里大致打定主意了。她听到不少人都称赞张之洞熟读经史,遍览群书,博闻强记,学问渊懿,五月中旬甘肃地震,六月以来金星昼见,都说这是天象示异,读书不多的慈禧太后弄不清楚其间的深奥道理。何不叫张之洞来说说呢,他的学问究竟如何,也可借此测试一下呀!
“张之洞,近来地震在西北出现,金星白天可以见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慈禧突然间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张之洞所没有估计到的。张之洞通晓典籍,对经史书上所记载的诸如山崩地震、星象反常的现象,也曾给予极大的注意。他是一个严谨的儒家信徒,对孔子不语怪乱力神的作法深为服膺。他不大相信那些谶纬家、占卜者神秘玄虚的推断,认为那多为附会之说。但经书史书为什么又都将它们记载呢?经过长期的钻研,结合十多年来的从政阅历,他确信那是先贤的一种神道说教,即借天象来劝戒君王迁恶从善,宽政恤民。他很钦佩先贤的这种智慧,现在是轮到自己来向君王履行这个神圣的职责了。
张之洞凛然奏道:“甘肃地震,金星昼现,此种地理天象在康熙十年也曾同时出现过,圣祖爷当即下诏修省,令臣工指陈阙失。上苍示僦,修身省己,此正圣祖爷仁心之所在。今两宫太后、皇上敬天爱民,忧勤图治,为天下臣民所共知,然天象地理如
此,亦不能不慎之。臣以为宜效法圣祖爷,从以下数事来修省弭灾。”
张之洞略停片刻,定一定神,平素常常思考的大事,一件件迅速地浮出脑海:“一日采纳直言。修德之实在修政,而修政必自纳言始。《洪范·五行传》谓居圣位者宜宽大包容,古语说君明则臣直,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故采纳直言乃修政之始。二日整肃臣职。地震乃地道不修,地道者,臣工之道也。《春秋》于地震必书,意在责臣下不尽职。以臣看来,比年来臣职不修的事例极多,跪安之后,臣当向太后一一奏明。”
“你要照实禀报。”慈禧打断张之洞的话。
“是,臣一定如实禀报。”张之洞继续奏下去,“一日厚恤民生。《周易·大象》日,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程子注日:山而附着于地,圮剥之象,居人上者观剥之象,则安养民人以厚其本,所以安其居也。西北地震,正是上天启示下界有不安之民,故请厚恤民生。一日谨视河防。史传所载,金星为变,抑或主水,故请朝廷加意提防黄河、淮河及京畿永定河等多灾河道,加固险工,防患于未然。臣以为地震及金星昼见虽不是好事,若见上苍之示儆,而修身省达,自可以消灾弭祸,国泰民安。”
慈禧见张之洞引经据典如顺手牵羊,不觉暗自佩服,心里想着:如此饱学而不迂腐的人才却屈居于司经局洗马,真是可惜了,应该破格提拔。转念又一想,张之洞是清流党的重要成员,朝廷口碑不一,宜慎重对待。她想听听张之洞本人对清流党的看法,遂问:“张之洞,都说京师有个清流党,专门弹劾中外大员,你以为如何?”
张之洞没有料到慈禧会提出这般尖锐的问题,他一时不知从何答起。他本能地意识到,太后对“清流党”三个字是不喜欢的,从来帝王都不喜欢臣工拉帮结派,即使是文人雅士的集会结
社,一旦被目为结党的话,也会为之不安。张之洞想到这里,头上冒出丝丝热汗,并一直热到颈根。他凝神片刻,调整下心绪,然后坦然奏道:“启奏太后,臣以为清流党一说不合事实。臣自从光绪二年从四川回京后,与李鸿藻、潘祖荫、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交往颇多。一则臣仰慕他们持身谨严的人品和忠于太后皇上关心国事的血性,二则臣与他们有喜爱学问诗文、金石考辨等癖好。尽管从来便有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分别,但臣仍凛于‘结党营私’之儆戒,不敢与人结社组盟,以贻口实。据臣所知,李鸿藻等人与臣此心相同。且臣以为专门弹劾大员一说亦不全合事实。就拿臣来说吧,这几年除代黄体芳起草过弹劾户部尚书董恂外,其余不论是为人代拟,还是自己署名的三十多道折子,全是言事陈策,并不以纠弹大员为主。比如这次伊犁事件,臣主张严惩崇厚,但亦非专门冲着崇厚而言。臣为此事草拟了七八道折子,还有几道未及上奏,所有这些奏章,都重在如何妥善处理伊犁归还一事,而不重在如何惩处崇厚一人。臣幼读先儒之书,粗明大义,既不敢结党以营私,又不愿以劾人而利己,侧身于翰詹之际,留心国事,乃臣之本分。臣一向认为,当以剖析事理寻求善策为重,而不应以严峻惩罚罢官削职为目的。”
慈禧默默地听着张之洞这番长篇陈述,心想:被人目为“清流党”的头面人物中,张佩纶、陈宝琛等人招怨最多,而张之洞确乎遭人攻诘不多,这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这个“清流党”重在言事而少言人?张佩纶、陈宝琛今天弹这个,明天纠那个,日后将积怨甚多,恐于己不利。隔着薄薄的黄丝幔帐,慈禧盯着张之洞良久,似乎看到这个司经局洗马的另一面。是明哲,抑或是乖巧?是练达,抑或是圆滑?
出于对清流党本能的不喜欢,再加上那张不能令人悦目的长脸和上下不协调的短小身材,另一种想法渐渐地在慈禧的脑
子里占了上风:他是一个减恪务实、老成持重的干才吗?是一个能当大任、震慑群僚的社稷之臣吗?还得再看一看,等一等!暂缓破格,循例晋级吧。慈禧作出这个决定后,对着幔帐外跪着的张之洞挥挥手:“你跪安吧!”
走出养心殿,一阵凉风吹来,张之洞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颤。此时,他才发现,贴身的内衣早已湿透了。六 杨锐向老师诉说东乡冤案
回到家里,张之洞关起书房门,独自默默地坐了大半天。就像孩童时代回味好看的戏一样,养心殿召见的每一道程序、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脑子里慢慢地重新出现一遍,尤其是将太后的每一句垂询和自己的每一句对话,再细细地咀嚼着,仔细体会太后每句问话的意思和有可能蕴含的其他内涵,以及自己的应对是否得体,是否达意。他揣摸着慈禧太后对伊犁事件的心态:恼怒崇厚所签署的这个条约,使她和大清朝廷在洋人面前失了脸面。倘若有足够的力量的话,这个强硬的中年妇人决不会谈判,她会下令左宗棠带兵赶走伊犁城里的俄国人,将这座本是自己的城池强行收回来。只是现在国力衰弱,她有所顾虑。张之洞相信自己废约杀崇厚、积极备战迎敌的主张,与慈禧的心思是吻合的。在整个召对的半个时辰里,自己的各种表现也没有失仪之处。
张之洞想到这里,心情兴奋起来。他将已经草拟的几份奏稿再一字一句地仔细斟酌着,力求考虑得更周到,更全面,更细致,更易于被采纳。司经局洗马不仅要为太后和朝廷在处理伊犁事件中提供一份完整的方略,同时,也要为国史馆保留一份完备的文书,以供后人阅览,日后遇到棘手的国事,张某人所上的
这一系列奏章便是一个极好的借鉴。
他还想到,久困下僚、屈抑不伸的年月就要从此过去了。通籍快二十年,还只是一个从五品的小京官,张之洞为此不知多少次的苦恼过、困惑过、愤怒过。论出身,论才学,论政绩,论操守,哪样都比别人强,偏偏就升不上去。是缺少溜须拍马的钻营功夫呢,还是时运未到?想起父、祖两辈都官不过守令的家世,他有时会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难道是张家的祖坟没葬好,压根儿就发不出大官来?
看来,时至运转,这一切都要改变了!
然而,现实并没有这个富于幻想的从五品小京官所设想的那么美妙。
首先,是恭亲王奕沂和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多次向慈禧郑重指出,作为与俄国谈判的特使,崇厚是不能杀的,杀崇厚无异于侮辱俄国。俄国是侵略成性的军事强国,与之开战,中国必定损失更大。用武力收复伊犁之议,貌似爱国,实乃误国。这是不负责任的轻举妄动。自古以来清议皆误国,今日张之洞、张佩纶等人正是这样的人。
接着,各方推举认同的崇厚替代者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从伦敦上疏,说筹办伊犁一案不外三种方式:战、守、和。曾纪泽详细分析敌我双方形势:伊犁地势险要,俄人坚甲利兵,战未必能操胜券;且伊犁乃中国领土,开战后俄人无损,受害者实为中国,何况俄人对中国觊觎已久,此次不过借伊犁以启衅端,开战正合其意。中国大难初平,疮痍未复,不宜再启战事。故战不可取。言守者,谓伊犁乃边隅之地,不如弃之,以专守内地。持此论者不知伊犁乃新疆一大炮台,若弃伊犁则弃新疆;新疆一弃,西部失去屏障,故守亦不可取。当此之时,只可与俄国言和,修改条约,能允者允之,不允者坚决不允,领土及边界事决不迁就,其余不
妨略作通融。至于崇厚,可以严惩,但以不杀为好。
曾纪泽这个处理伊犁一案的方略,得到朝野的一致拥护,慈禧本人也同意。既然按照曾纪泽的稳健方案来办事,过于强硬的张之洞便不宜破格提拔。慈禧又为循例晋级找到一层理由。于是,张之洞便由从五品升为正五品,官职则升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
仅升一级,张之洞虽然感到失望,但毕竟官位提升了,也是好事。尤其令他欣慰的是,朝廷没有接受崇厚所签署的丧权卖国条约,将崇厚拘捕,定为斩监候,并改派曾纪泽为全权特使与俄国继续谈判。张之洞认为朝廷还是接受了他处理此案的大计方针,这足以值得快慰。相对于国家主权来说,没有破格超擢,毕竟还是小事。他仍然以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凡关于此案的一些新想法,他总是不断地缮折递上去,供太后参考,以尽自己对国家应尽的职责。
这一天,他在书房阅读邸抄,得知曾纪泽已抵达俄国,正在与驻俄国的英国大使德佛楞及法国大使商西接触,探询英、法两国对伊犁一案的看法。张之洞对曾纪泽办事的稳重很满意。这时,王夫人进来说:“尊经书院的学子杨锐来看你了。”
“杨锐来了?”张之洞放下手中的邸报,惊喜地说,“快叫他进来!”
“学生已经进来了。”
说话间从王夫人身后走出一个二十岁出头、五官清秀的青年,他就是杨锐。“香师,三年多没有见到您了,这几年来都好吗?”
“好,好!”张之洞一边回答,一边指了指身边的椅子说,“坐,坐下说话。”
杨锐在张之洞的对面坐下来,张之洞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笑着说:“三年不见,你长大许多了,有一点男子汉的气概了。”
说得杨锐不好意思起来,咧开嘴笑着。王夫人亲自端一碟盖碗茶上来,对杨锐说:“这还是那年在成都,你陪着老师在黄瓦街买的青花茶杯,用了几年,还跟新的一样。”
师母这般亲热,这般慈祥,使杨锐备感温暖。他起身接过茶碗,如同小孩在长辈面前表功似的说:“黄瓦街是满城。我那年对香师说,满城里卖的瓷器是宫廷用瓷的余货,看来我这话没说错吧!”
“三年为期太早了。”张之洞笑着插话。“五十年后还这样光亮如新,我就相信你的话了。”
“五十年?”王夫人望着丈夫说,“五十年后你要他跟谁去论辩?”
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说:“跟我的女儿呀,跟我的准儿去论辩呀!”
准儿是王夫人生的,张之洞很是疼爱,视若掌上之珠。见丈夫这样时刻把女儿放在心头,王夫人心里很是欣慰。她略作娇嗔地瞪了丈夫一眼后对杨锐说:“你看,老师见了你有多高兴!”
眼看着老师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心绪,杨锐如同沐浴着春风的温情,他笑着说:“那时学生还是要跟香师面论,硬要香师当面承认这是真正的宫廷备选品。”
“好,好,到那时若还这样,我又没死的话,再承认不晚。”张之洞笑得更起劲了。
杨锐端详着老师怡然自得的神态,心里想:香涛师与在四川时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显得瘦了点,两鬓增添了几根白发。他将随身所带的一个小布包送过去,说:“我知道您从不受人礼物,但这不是礼物。当年您要我们在书斋后面种楠竹,这几年来,楠竹长得很茂盛,春天还有竹笋可挖。知道我要到北京来,书院的
几个同窗说,带点干竹笋给香师尝尝吧,京城没有笋子吃。”
“好,好,我收下。”张之洞很高兴地接过小布包,随后放在书案上,说:“当年我要你们在书院里种点竹子,是想以竹之气节风骨激励大家,想不到今天还可以在京师吃到尊经书院的竹笋。”
说罢又欢畅地笑起来。
督学巴蜀的三年,是张之洞难以忘怀的岁月。
同洽十二年,三十六岁的张之洞被任命为四川学政。一向崇尚实干的新学台,决心在三年任期内为巴蜀学界做几件实事。
那时四川士林风气不正,科场作弊之风十分严重。张之洞通过深入考察后,制定了诸如“禁鬻贩,禁讹诈,防顶替”等整理科场的八大措施,督促各州府严格执行,科场作弊之风顿时根绝。张之洞又针对不少士子参与当地士绅们举办的局所,与局所办事之人勾结为奸民怨沸腾的情况,下令不准士子参与局所,凡有违背者,一律惩办,直到革去功名。张之洞说到办到,雷厉风行,在革去几个秀才的功名之后,此风已几近绝迹。
为更多更好地培养人才,造就四川的新学风,张之洞接受丁忧回籍的前工部侍郎薛焕等十五名官绅的建议,创建了尊经书院。光绪元年春天,尊经书院在成都南门外落成,延请薛焕为山长。薛焕也是一位名宦。咸丰十一年,薛焕在江苏巡抚任上,与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一道奉旨购买洋枪洋炮及雇法国工匠传授制造经验,揭开“徐图自强”的序幕。张之洞聘请这位广孚众望的能干大员出任书院的第一任山长,正是他对书院的重视和期望。开学那天,他和四川总督吴棠亲自前去祝贺。
张之洞为尊经书院制定的目标是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才,在四川造成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在川期问,他经常去书院给士子们讲课。为了指导书院的学子和川l省士人,他撰写了两部重要的学术著作:《车酋轩语》和《书目答问》。
在《辅轩语》这本书里,张之洞以学政的身分发表许多有价值的教戒之语和经验之谈,希望士人们成为德行谨厚、人品高峻、志向远大、习尚俭朴的道德君子,并提出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的求学原则。在《书目答问》一书里,张之洞则以广博精审的目录学家的身分,为士人开出二千二百余种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书目,为初学者打开走进学术殿堂的大门。
在尊经书院的授课过程中,张之洞发现五个资质特别聪颖、读书特别发奋的少年。他大力表彰他们,树立五少年为全省士子的榜样。其中一个不仅书读得好,而且品行更为卓异,志向更为高远,张之洞将他列为尊经五少年之首,此人即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进书院的绵竹人杨锐,表字叔峤。
“你几时到的北京?”张之洞端起茶杯,满是慈祥目光的双眼,望着这个深得他喜爱的青年。
“前天下午到的。本想昨天就来看望香师,想起一路风尘,样子太难看了,于是昨天去街市上买了一身衣服,剃了头,将通身上上下下打扫了一遍,今天才敢登门拜谒。”杨锐端坐叙说,两只机灵的大眼睛闪动着耀人的光彩。
真是一块无瑕美玉!张之洞在心里赞叹着。前天进的京,今天就来看望了,他为弟子的重情重义而高兴。“这两天住在哪儿?”
“南横街客栈。”
“不要住客栈了,明天就搬到我这儿来住。”张之洞放下茶杯,似乎表明他这句话就是一个决定似的,无须商讨。
“住在这里打扰香师和师母,我心里不安,还是住客栈方便些。”杨锐推辞着。
“什么打扰不打扰的,我的客房正空着,你住下就是了。住家里,我们师生说起话来也方便。三四年不见面了,我有许多话
要对你说哩!”
说罢不待杨锐开口,便对门外喊:“大根,你过来下!”
一个长得五大三粗的二十多岁的汉子迈着大步走了进来:“什么事,四叔!”
“你去把客房收拾下,这位从四川来的远客明晚就睡在家里,有一段时间住。”
“嗯,知道了。”大根一边回答四叔的话,一边很热情地与杨锐打着招呼。
杨锐见大根叫张之洞为“四叔”,知不是一般的仆人,便问:“香师,我应该怎样称呼他?”
“他是我的远房侄子,你们年龄差不多,兄弟辈分,都以名字相称吧!你叫他大根,他叫你叔峤。”
杨锐忙起身,对大根说:“大根兄弟,给你添麻烦了。”
大根友善地说:“不要谢,这是我分内的事。”
说罢离开了书房。
大根来到张之洞的身边已经十年了。八岁那年,大根的母亲去世,做江湖郎中的父亲便带着他走南闯北。父亲略识几个字,有些武功,早早晚晚没得事时,便教儿子习拳练武,也把自己所认得的字教给儿子。十二三岁开始,父亲便教他识辨各种草药,背汤头歌诀,以便让他长大后能有个养家糊口的技能。大根聪明勤奋,父亲所教的,他都学会了;加之长年跟着父亲走村串户,小小年纪,也有不少阅历。可惜,十五岁那年,父亲不幸病故,大根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只得回南皮老家,一个人孤苦零丁地耕种两三亩薄地。张之洞那年回籍祭祖,见到这个已与他出了五服的孤儿,看出这是一棵难得的好苗,只要稍加培养,就可能成才。张之洞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并不安于做一个文学侍从,他要经世济民。做镇抚一方的疆臣,做管理天下的宰相,
才是他的志向。他相信迟早会有这一天的。因此他需要在身边聚集人才,大才小才都要,尤其要有几个贴心人。他们或帮自己出谋划策,排难解忧;或鞍前马后照顾保卫,防患歹徒的侵袭,戒备仇家的暗害。再过几年,大根就是一个很好的贴身侍卫。就这样,张之洞把大根带出了南皮。
张之洞既对大根予以重视,便对大根格外看待,视他为亲侄,规定他早上一个时辰识字读书,以补过去之不足;晚上一个时辰练习武功,使先前的功夫不荒废。去年,王夫人收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孩春兰做女仆。春兰有爹无娘,命也不好,张之洞夫妇见她勤快善良,便做了主,将春兰嫁给大根。大根和春兰感谢张之洞夫妇的恩情,遂死心塌地为张府做事。
喝了几口茶后,张之洞对杨锐说:“说了这多闲话,正话还没说上。叔峤,你这次跋涉几千里来京师,究竟是为了什么事?”
“我正要跟您禀报哩。”杨锐脸上娃娃似的笑容瞬时不见了,代替的是一脸的凝重神色。“学生受父老乡亲的委托,特为东乡惨案一事进京,替冤死的东乡农人鸣冤叫屈。”
“东乡的案子还没有处理好?”张之洞颇为惊讶地问。
“还是维持过去的老样子。不但东乡屈死的冤魂不能安妥,凡有良心的川中士绅也都不能心服,故而委托学生几个人再次进京申诉。”杨锐说得激动起来,两只眼中的泪花在闪动。
“都四五年了,还没有处理好,天理良心何在!”张之洞是个易于动感情的人,看到杨锐眼噙泪水,他自己也不禁双眼模糊了。
东乡案子出来的时候,张之洞正在四川做学政,这个案子的前前后后他都知道。
四川农民赋税沉重,除地丁银外,还有各种捐输和杂税。爱新觉罗氏入关之初,为笼络人心,公开向全国保证:子子孙孙永
不加赋。但这句话并没有承诺多久,就以各种名目变相加赋加税来自我否定了。太平天国起事后,军饷浩大,朝廷为筹饷银,横征暴敛。东乡是一个穷县,这些年来各种赋税加起来要超过战争之前的十倍。而且负责征收钱粮的局绅和官吏相互勾结,百般勒索,手段恶劣。东乡农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光绪元年集体抗粮不交,聚众请愿,要官府清算历年粮账。
东乡知县孙定扬以“刁民聚众谋反”为词报告川督文格。文格得报后,立即派出提督李有恒率官兵急赴东乡镇压。李有恒穷凶极恶地命令官兵,将东乡抗粮村寨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掉,造成四百余人冤死的特大惨案。
东乡惨案发生后,巴山蜀水一片震惊。在成都的张之洞闻讯,愤慨地对学政衙门的属员们说:“乡民请愿,只能劝解,即使真的是聚众谋反,也只能拘捕首犯,驱散众人,怎么能杀这多人?这里该有多少冤死鬼!”
他是学政,不便干涉地方政务,得知东乡推举士绅进京告状,他心里是赞同的。东乡一案得到川籍御史吴镇的同情,他联络几个京官联名上疏,参劾川督文格。后来,朝廷将挑起这桩案子的直接当事人知县孙定扬、提督李有恒革职,将川督文格调离四川,擢升山东巡抚丁宝桢为四川总督,令丁宝桢视情节轻重处置此案有关人员。这时,张之洞刚好三年学政期满,离川回京。一路上,听到的都是不服朝廷如此办理的民怨,他自己也认为此案处置不当。
丁宝桢到了四川之后,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与东乡冤案一事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几乎无人遭到惩罚。东乡县民愤愤不平。
去年,张佩纶得知此事后上了一道奏章,弹劾丁宝桢,请复审东乡一案。朝廷接受张佩纶的意见,委派致仕在京的前两江
总督李宗羲前往四川复查。李宗羲查实后上报朝廷。朝廷再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为钦差大臣,前往四川复审。朝廷这些举措,张之洞都知道,至于两个钦差大臣人川后的具体情况,他就不清楚了。
杨锐气愤地告诉老师:“恩承、童华一进成都,就被丁宝桢接去住了总督衙门,天天山珍海味招待,又从各戏园子里招来长得漂亮的妹子,给他们唱川戏消遣。成都住厌了,又去峨眉山住了一个月。两个钦差在四川享尽了清福。他们只派了三个随从在臬司方濬颐陪伴下,装模作样地到东乡逛了几天。据说丁宝桢对两个钦差讲,东乡的案子不能翻,翻了,四川今后就收不到钱粮了。还说他这个总督当不了是小事,朝廷缺了四川I的钱粮可不得了。两个钦差听了,认为丁宝桢的顾虑是对的,于是维持原判,不准翻案。”
“岂有此理!”张之洞愤慨起来,“丁宝桢怎么变得这样糊涂了。”
丁宝桢原本不是一个糊涂官员,几年前他干了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使得他名播九域,广受赞扬。
同治八年秋天,慈禧太后打发身边的太监安得海南下江宁、苏州,为大婚在即的同治帝置办衣料。清朝祖制规定太监不得出京城。慈禧一向不把祖制放在眼里,安得海是她的宠奴,她叫安得海出京,表面上是置办大婚衣料,背地里让他摸一摸各省官员对她的忠诚程度。安得海仗着慈禧的宠信,肆无忌惮。他乘坐特制黄龙船,打着金乌赤兔旗,顺着运河招摇南下。沿途官员又惊又怕,纷纷登船拜谒,送上厚礼,安得海一一照收。
丁宝桢时任山东巡抚,山东为安得海必经之省。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飞章报告朝廷,一面派员在泰安等候,设计软禁安得海一行。安得海不知内里,软禁时仍作威作福,并威胁说如
不放他出去,贻误了采办衣料的大事,这责任要山东省全部承担。丁宝桢不理会他,静等朝廷的旨令。
说来也是安得海合该命绝。平时各省督抚的急奏都是直接送慈禧,恰好那天奏章到时,慈禧正在看戏。内奏事处的太监怕触犯了她的兴头,便把奏章送给了同治小皇帝。小皇帝看后大怒,连忙报告嫡母慈安太后。慈安性格较为懦弱,处理国事的才能又远不如慈禧,她通常不过问政事,听任慈禧一人说了算,也因此助长慈禧的骄悍。慈安对慈禧不甚满意,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只有一件事,令身为女人的慈安极端不安,那就是关于慈禧私生活不检点的流言蜚语。
在慈安看来,用错了一个大臣,办错了一桩国事,都还只是小事一件,若是慈禧与男人弄出个什么把柄出来,那可就是大清朝廷的第一大丑事了。这些流言中,涉及到安得海的最多。安得海与慈禧亲密的程度超过常情。他不但与慈禧并肩说话,甚至有时还跟慈禧并头睡觉。宫女和太监们私下议论:安得海极有可能身子净得不彻底,不然的话,西太后怎么会这样喜欢他?这些闲话传到慈安耳里,真让她如坐针毡,惶恐不安,但又不好与慈禧明说。她终于想出了一个法子:命令太医院对宫中所有的太监重新检查一遍,以便从中看出个究竟来。不料,轮到检查安得海时,慈禧一早就把他打发出宫外,直到天黑才回来。一连三天,天天如此,弄得太医们束手无策,不好再查安得海了。这样一来,慈安更焦急了。
没想到安得海在山东给扣住了,正好借此根除后患!慈安心里这样想好了,但还是有点惧怕慈禧,又悄悄把奕訢叫来商议。关于慈禧与安得海的流言,奕訢早就听说。作为皇室中的重要成员,奕沂和慈安一样,也怕慈禧坏了皇室的体面。何况前几年慈禧又借故撤掉了奕圻的“议政王”头衔,奕沂一直怀恨在
心,现在正好报此一箭之仇。奕沂毫不犹豫地对慈安说:“祖宗之法在这里,谁都不能违背。立即传旨山东:安得海就地正法。”
说完亲自拟了一道谕旨,火速递往济南。
丁宝桢奉到圣旨后欢喜无尽,他生怕再有后命,便传令第二天即在泰安城里斩首,并暴尸三日。
斩杀当今天下第一人身边的宠阉,这是一桩令百无聊赖的人世间何等新奇何等刺激何等快慰的大事!一时间,泰安全城骚动,男女老幼倾巢而出,蜂拥十字街头,一睹这个千载难逢的场面。三天之内,从附近各府县来泰安城的观者不下百万。其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个安得海的下部究竟有那个家伙没有。千百人用棍子、竹竿在撬动,千万双眼睛在死死地盯看,结果众口一辞:安得海的那个家伙确实被阉掉了,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太监!
得知安得海在山东被斩的消息后,慈禧真是又恼怒又伤心。她知道这是慈安和奕訢在暗算她,但她发作不得。然而暴尸三日,让世人都看清了安得海,这无疑又是帮她洗刷冤枉的最好办法。安得海究竟是不是真太监,慈禧心里最清楚。于是,慈禧转而又庆幸有这样一桩事情出来。她是一个最善于把握机会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不但不指责丁宝桢,反而发布明谕嘉奖他不畏权势鲠直忠贞,有古大臣之风。过了几年,东乡案发,文格离川,慈禧又提拔丁宝桢为川督。丁宝桢赴川之前,慈禧命他进京陛见,又当面表扬他。这丁宝桢冒着丢官的危险干了这桩事情,结果不仅出尽风头,还升了官,真是大大出乎意外。丁宝桢感激慈禧的英明大度,遂铁心为朝廷办事。
东乡发生的冤案,为官几十年的丁宝桢不是不明白其中的曲直,但他不想翻这个案。一来他怕牵累许多当事人,于自己于他们都不利;二是他顾虑东乡翻了案,以后乡民都会效尤,四川
的钱粮就不好收了,他这个总督也就不好当了。为自己着想,为朝廷着想,明摆着是冤案,也以不翻为好。这便是此案复审后不能翻过来的关键原因。然而张之洞不能容忍这种草菅人命的做法,书斋里泡大的清流党骨干笃守孟子“民为本”的古训,把四百多条人命看得比一省的钱粮重要得多。
“叔峤,你刚才说与你一同进京的还有几个人,他们是谁,进京后住在哪里?”
“这次进京来的,除我外,还有两个。”杨锐答,“他们都是东乡人,家里都有亲人被冤杀。一个名叫何燃,是锦江书院的。一个名叫黄奇祥,也是尊经书院的。何燃有个远房亲戚做内阁中书,他和黄奇祥一同住在这个亲戚家里。”
张之洞点了点头,又问:“你们也一起商量过了吗,进京后怎么办呢?”
“商议过,商议过。”杨锐情绪顿时高涨起来,说,“一是找几个说得起话的川籍大官吏,如工部侍郎郭,心,斋、太常寺少卿李岫云等人,请他们代转东乡县的状子。二是找都察院,恳请吴镇联络几个人再次上疏。另外,我们三个人还打算在前门外、天桥、琉璃厂等热闹地带散发东乡冤案的状子,以求过路君子帮忙。”
“你们这是苏三的法子。”张之洞浅浅地笑道。
杨锐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这是没有法子的法子,或许有张状子能落到一个好-15的大员手里,也未可料定。”
“最好不要用这个法子。”张之洞沉吟片刻说,“万一有人说你们扰乱市井秩序,向步军衙门告你一状的话,东乡的事情没有办成,自己倒先落了难。”
“是,是。这个法子不用。”杨锐忙点头。“临走前一天,王壬秋山长特为把我们召去。”
“王闿运这几年的山长当得如何?”张之洞打断学生的话。
他显然对这位王山长有很大的兴趣。
“壬秋先生这个山长真是当得妙极了!”尊经书院的学子突然间变得眉飞色舞起来,兴致盎然地演说着他的山长,“他的学问文章之好是不待说了,这是天下的共评。他的为人之倜傥,授课之风趣,言谈之机锋,若不是受过他的亲炙,是决然想像不出来的。听他讲学,简直好比赴太牢之宴,听韶乐之音,是人生最大的享受!”
“尊经五少年”之首满面红光,双目流采,似乎已陶醉在王闿运所营造的美轮美奂的学术境界中。张之洞看到不脱稚气的杨锐的这番表情,不禁发自内心地羡慕起来:这就是少年情怀!多么纯洁,多么真诚啊!当年自己也曾这么崇拜过心中的偶像,而现在再也没有这种单一的心境了。再崇高的人物,哪怕就是周公孔孟出现在眼前,也不会这般倾心。这是人生的成熟,这也是人生的悲哀!
“特别令人折服的是,”杨锐仍没有从陶醉中醒过来,继续说,“每月朔日,总督丁宝桢带着一批司道大员、成都将军魁玉带领一批提镇大员,亲来尊经书院听壬秋山长的课。他们和学子们一样,上课前向山长鞠躬,然后一个个端坐听课,不说话,不抽烟。山长坐在讲堂上,天南地北,随意发挥,就像天女散发花似的,落英缤纷,美不胜收。一个多时辰过后,山长讲完了,又一个个向他鞠躬告别。每月朔日这天,尊经书院翎顶辉煌,绿呢大轿堆满校园。大家都说,除开尊经,天下还有这样的书院吗?除开壬秋先生,天下还有这样的山长吗?我们这些做弟子的,真是觉得荣耀极了。”
张之洞默默地听着杨锐有声有色的叙述,心里想:尊经书院由王闽运来掌院,可真正是选对人了!十年前,张之洞和王闽运就有过亲密的交往。
同治九年,张之洞从湖北学政任上卸职回京。那时,王阎运正在京师盘桓,以一阕《圆明园词》饮誉京师诗坛。文人雅士集会,都争相邀请王闿运。王阎运则每请必去,每去必赋。他的捷才赢得众人的叹服。就是在这种宴饮场合中,同样也是诗文满腹的张之洞,与王闽运结成了互相钦佩的好朋友。尊经书院落成后,学政张之洞心中的山长人选,第一个便是在湖南设帐授徒的王闽运。但薛焕是创建尊经书院的发起人,又是在籍侍郎,第一任山长由薛焕来做,又似乎更适宜。于是张之洞致函聘请王闽运做书院的主讲。王闿运自恃才高名大,不愿做屈居山长之下的主讲,遂不入川。丁宝桢早年在长沙做知府时,便礼聘王闿运做西席,后来做鲁抚,又聘请王闽运在济南做了两年幕僚,关系非比一般。丁宝桢一到四川,即下聘书请王闿运做尊经书院的山长。王闽运一接到聘书也便来到四川,并把尊经书院当作自己的事业所在,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
想到这一层后,张之洞不仅庆幸尊经书院得人,也为丁宝桢礼贤下士的品格所感动,不知不觉间对他的愤怒也减去了三分。
“叔峤,说段王壬秋的掌故给你听!”张之洞突然间来了雅兴,杨锐兴奋得忙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咸丰十年的春闱,本来我是要去参加的,不料堂兄奉旨充任同考官,于是只好回避,眼睁睁地失去了一次机会。王壬秋那年去考了。他是咸丰五年中的举,连考两科会试都未中,这是第三次了。头场考四书文,他兴之所至,乱发议论。卷子交上后,细思又出格了,此科必罢无疑。他是个最任性子最爱出风头的人,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横竖是落第,不如出它一个大格,留一段佳话在科场史上也好。第二场考五经义。他丢开五经不议不论,却洋洋洒洒地写下一篇大赋,还给它标个题,叫做《萍始生赋》。阅卷官看到这份卷子后大为惊骇,都说这是有科举考试以
来破天荒的第一次。”
“有这样的事!”杨锐瞪大着双眼,随即由衷地赞叹,“这样的事,只有大英雄才做得出,壬秋先生真是大英雄!”
张之洞笑了笑说:“王闿运此举惊世骇俗,的确不是常人所能为的。这篇赋因为是写在试卷上,故很快便流传开来,甚至比《圆明园词》还要传得广。”
“香师,这篇赋你还记得吗?背给学生听听。”杨锐急着问,恨不得立即把这篇奇特的赋全文铭记。
“赋很长,我背不全,只记得开头几句。你回四川后再去问你的山长吧!”
杨锐仍不死心,央求道:“您就把开头那几句背给学生听听吧!”
张之洞碍不过学生的恳求,略为想了想后背道:
有一佳人之当春兮,蕴遥心于曾澜。淡融融不自恃兮,
又东风之无端。何浮萍之娟娟兮,写明漪而带寒。隐文藻
与冰落兮,若揽秀之可餐。苟余情其信芳兮,岂犹媚之香
荪。览生意之菲菲兮,盖漾影而未安。退静理夫化始兮,怅
结带以盘桓。
张之洞一边背诵,杨锐一边摇头晃脑地在心里附和。直到张之洞停住好长一刻后,杨锐知道他背不下去了,才叹道:“这浮萍之形态,直让山长给写活了。如此好赋,学生竟未读过,真是惭愧。回川后一定求山长写给我,一天吟它几回。”
“我们扯得太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张之洞把撒得漫无边际的网收了回来,说,“刚才你说王壬秋把你们召去,传授什么锦囊妙计了?”
“不是锦囊妙计。”杨锐说,“山长说,东乡案子定了这多年
了,复审也没翻过来,找别人都没用,只有一个人可以回天。”
张之洞似乎已意识到,王阎运说的这个有回天之力的人,很可能就是指的自己。
“我们问壬秋山长,这个人是谁。他说,此人就是你们的前任学台张大人呀!”
果然不错!张之洞对老友的信任颇感欣慰。
杨锐盯着张之洞,见前任学台大人在微微点头,心中甚是喜悦,忙接着说下去:“壬秋山长说,张学台虽不是四川人,但他在四川做过三年学政,对四川是有感情的。东乡案件出来,他正在四川,前前后后都清楚。尤其难得的是,张学台忠直耿介,敢于仗义执言,而且他的奏章写得好,有力量,最能切中要害。你们看他关于伊犁一事的那些奏章,哪一道不是掷地作金石声,朝廷不按他的办行吗?你们去北京找他,就说我王壬秋拜托他啦,东乡四百多冤魂要靠他来超度哩1,'
老友如此信任的这番情感,使得张之洞热血沸腾起来,大声说:“壬秋知我,就凭他这几句话,我张某人也非为东乡冤魂上疏不可!”
“谢谢,谢谢香师!”杨锐很感动。稍停一会,他又补充一句,“壬秋山长说,东乡一案不关丁制台的事,请张学台在涉及到丁制台时笔下留情。”
张之洞哈哈大笑起来:“这个王壬秋,又要讨东乡人的好,又要讨丁宝桢的好,也够圆滑的了。”
说罢起身。又说:“叔峤,你今天设法找到你那两个同伴,明天一起到我家来,把这几年东乡案子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向我禀报,不能有半点虚假,我来为你们上疏请圣命。”
杨锐忙起身,打躬作揖,然后急急忙忙地离开张府。
七 前四川学政为蜀中父老请命
为了谈话方便,张之洞把何燃、黄奇祥也接到自己家里住,夜晚和杨锐一道挤在小客房里。张之洞和他们一连谈了三天话。三个川中学子对他们心目中德高望重的前学台大人,详详细细地述说东乡一案的冤情,述说朝廷对此案的不当处理后东乡农人的愤恨和省垣士绅的不平。又说,若此次再得不到公平处理,四川的人心将难以安定,其后果当不可预测。何燃、黄奇祥都有亲人在此案中罹难,切肤之痛使得他们更加情绪激昂,说到伤心时甚至嚎啕大哭,涕泗滂沱。张之洞的心情十分沉重。王夫人间或也坐在一旁听听,民间的疾苦常常令她黯然泪下。
前些天,何燃、黄奇祥搬出了张府,仍住到原借居的地方,他们和杨锐一起在京师四处活动,将东乡的冤案遍告官场,以便取得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张之洞则在书房里苦苦地思索着,如何来写这道奏章。
这是道棘手的奏章,棘手之处很多。
首先,它要推翻已经定了五年之久的旧案。案子翻了,便意味着原判错了,这便要牵涉到很多人:既有朝廷方面的,也有四川方面的。朝廷方面,处理此案的吏部、都察院的那些官员都还在原来的位子上,他们会认错吗?四川方面,当时的总督文格虽免了职,没过两年又调到甘肃做藩司。据说此人人缘最好,关系最多。弄到他的头上去,今后好收场吗?
其次,棘手之处还在于要否定去年恩承、童华的复审。无疑,这既要得罪两位朝中大员,又要得罪丁宝桢。恩承、童华都是资格老、羽翼广的前辈。尤其是恩承,正经八百的黄带子,据说辛酉年的变局中,此老还是有功之臣,连慈禧都从不对他发脾
气。这样的人开罪了,日后随便扔只小鞋给你穿,你受得了吗?还有那个丁宝桢,也的确不是一个平庸人物,张之洞对他怀有三分敬重,也有三分畏惧。他连安得海都敢拘捕斩杀,若与他结成对头,他会和你善罢甘休吗?
第三,这又是一个抗粮的案子。完粮交赋,自古以来,就是做老百姓的天职。没有百姓的粮赋,朝廷吃什么?官府吃什么?八旗绿营吃什么?国家缺了粮赋,还能维持得下去吗?盘古开天地以来,哪朝哪代不是把向百姓征粮征赋当作头等大事来做!同样,也把百姓的抗粮抗赋当作头等大案来镇压。抗粮,这是个多么可怕的罪名!聚众抗粮闹事,简直如同反叛,镇压讨伐,理所当然。杀一儆百,镇压东乡的目的,就是要稳住整个四川,甚至全国。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丁宝桢的话并没有错,身为朝廷命官的张之洞也知道此中的关系。
那么,东乡这个案子就不要去翻了?抑或是自己不去插手,让别人去做?
张之洞背着手在书房里缓缓地踱来踱去。夫人亲手端来的银耳羹摆在书案上很久了,他也没有心思去喝一口。他焦急着,心里烦躁不安,脑子里思绪纷杂,一团乱麻似的难以理清。
“不,不能!”张之洞突然发狂一样的在心里喊叫。儒家信徒的“民本”思想,言官史家的职守使命,前任学政的道义责任,热血男儿的天理良心,所有这些都告诫他,敦促他,决不能袖手旁观,决不能冷漠淡然,决不能因个人得失而放弃人间公道!
张之洞停止踱步,毅然坐到书案前,将已冷了的银耳羹一口吞下,决心义无反顾地为东乡冤民上疏请命。
他托腮凝思。
东乡一案的关键是属性。若属聚众抗粮闹事,则派兵镇压并无大错,失误只在杀人过多。显然,光绪元年的定案之所以对
当事人处理过轻,光绪四年的复审之所以维持原判不变,都是基于这种认识。
但事情原本不是这样。
案发的第二年春天,张之洞到绥定府考试生童,东乡县属绥定府管辖。考试中,有十多份试卷不是按题作答,而是向学台诉说东乡的冤情。张之洞确信此案一定冤情甚重,否则生童不会做出此种违规之举。出于同情,张之洞没有斥责这些生童;限于身分,他也没有将此事告诉抚台和两司。他只希望朝廷能秉公办理,早安人心。这些天,听了杨锐、何燃等人的叙说,他心里更有底了,此案不是抗粮闹事,而是对苛政的不满。
做过三年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对蜀中官吏的苛征勒索深有了解。是的,现在就借为东乡民人伸冤叫屈的机会,向太后和皇上奏报四川赋税的实情。他提起笔,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写了出来——
四川的赋税与他省不同。咸丰中叶,军饷紧缺,朝中大臣议定四川于钱粮之外再加津贴。所谓津贴,即按粮摊派,正赋一两,则额外再征收一两。咸丰末年,则又议于津贴之外加收捐输。所谓捐输,也是按粮摊派。四川全省一百六十州县,除最为贫苦的二十多个州县外,其他各州各县皆派及,或一年一派,或两年三派,全是藩司决定。每县地丁五六千金的,捐输则派到万金之上,这笔银子都摊到各人头上,不能少出。而所有这些,才只是报部完饷的正款,至于州县府各级的耗羡、运费还不算在内。不仅仅这些,四川省还有许多杂派,其中杂派最多的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局,如夫马局、三费局等等,此等局员的开支皆取之于民。各种杂费加起来,农人上缴的多于正款的钱粮,多则十倍,少的也到了五六倍。更可恨者,川省官吏还规定,农人必须先完杂费再完正款,一切完清后官府才发串票。若不缴杂费,即
使完清正款的也不发串票。无串票,官府可视为未完钱粮而拘捕。川省官吏的这种手段,可谓狠毒。
他省捐输,不过偶一为之,即有勒派,也只加累富室而已,而川省捐输之数,一向由藩司派定,照文征收。从前历次奏报中所说的东乡农人于正赋外每两加钱五百文,并非向富室勒捐,而是向每个人头加派;也并非为国家增收财富,而是州县府各级官府用来肥私利己。东乡乡民的愤怒正是冲着这一点而来的。
此外,东乡从同治八年以来,六七年间向乡民征收数万银子,而县衙门从未有一纸清账向乡民公布。乡民要求公布账目清单,这也是合理的举动,不为过分。东乡乡民愤恨加赋,请求清账,这两件事合起来,被县令孙定扬诬告为聚众抗粮闹事,派兵镇压,造成了大血案。
张之洞写完这段话后,放下笔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这口气已经憋了很多年了。
在四川做学政期间,眼看川民为官府的敲诈勒索而怨声载道时,他就憋了一肚子气,回京师几年来这口气也一直没有机会吐出。现在借东乡之案上此奏章,既为东乡的翻案找到了依据,又为川民说了话,出了这股多年闷气。自己的俸禄,名为朝廷发给,而朝廷并不种田织布,还不都是百姓的血汗?因此当官要为民作主,乃天经地义。身为言官,为民请命,正是本职所在。今天的这份奏章,才是名副其实的言官之折。想到这里,张之洞颇为兴奋起来。
“懿娴!”他突然高声叫起夫人的芳名来。
王夫人正在东厢房里与春兰逗女儿玩,猛听得丈夫呼她的闺名,甚是惊奇,春兰也感到意外。通常,张之洞都不叫夫人的名字,当着夫人的面说话时从不称呼,对下人说话则用“夫人”二字代替。出了什么事JL?王夫人忙不迭地跑出东厢房,春兰牵
着小姐跟在后面。
“怎么啦,四爷!”
还未踏进门槛,王夫人便气喘吁吁地问。踏进门后,却见丈夫满脸得色地站在书案边。
“你吩咐春兰,今天中午包饺子吃!”
“有什么喜事了?”见丈夫高兴,王夫人也高兴地笑起来。
这几天,张之洞为东乡的事愁眉苦脸,茶饭不思。王夫人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但他知道丈夫的脾性,不敢多问。张之洞虽然生长在贵州,但家里一直保持着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经常吃面食,逢年过节,或来了北方籍的客人,则包饺子以示郑重。张之洞继承这个家风,遇到喜庆,则安排家里包饺子。王夫人和大根、春兰都是北方人,一听包饺子,更是满心欢喜。
张之洞对夫人说:“我张某人做了三年四Jil学政,总觉得欠了蜀中父老一笔很大的情,今天总算还了一点,故先来个自我庆贺。”
看着丈夫脸上绽开发自内心的笑容,王夫人甚是快慰。她忙叫大根上街去割肉买韭菜,然后带着春兰亲自下厨张罗。
张之洞继续构思他的奏章。
东乡乡民不是无理取闹,而遭到如此惨毒的杀害,这就是冤案。冤案不雪,民心不服。民心、民心,张之洞想到这里,心情陡然沉重起来。
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兴义府长大的张之洞,经常亲眼看到贫病交加的贵州老乡流落街头、逃荒讨饭的情景。一年到头,光倒毙在知府衙门外的饿殍就数以百计。兴义府所属各县的苗民常常闹事,身为知府的父亲一面弹压,一面也同情,在饭桌边对家人说:“苗民没饭吃,没衣穿,受苦受罪,闹事也是逼出来的。”父亲的这些叹息,深深地印在张之洞幼小的心灵中。
青年时代回直隶老家参加乡试,后又去河南巡抚衙门做幕僚,再后来又去浙江、湖北、四川,从西南到京畿,从江南到荆楚,张之洞所到之处,民不聊生的多,富裕小康的少;人心浮动的多,安居乐业的少;怨声载道的多,歌功颂德的少。真的是国本松动,民心可虑呀!
身为大清詹事府官员,理所当然应当借东乡一案的典型事例,将“民心”二字的重要向太后、皇上指出,这实在是关系到大清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也是身沐皇恩的大清臣子对朝廷的最大忠诚。张之洞想到这里,凛然提起笔来继续写下去。丰厚的学养,过人的记诵能力,使得他在引经据典这方面,一向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我朝深仁厚泽,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二事:一曰赋敛
轻,一目刑罚平。赋轻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顺
治元年,世祖告诫群臣,凡官吏蒙混倍征者杀无赦。十三年
又下令严禁加派。康熙五十二年,圣祖特颁“永不加赋”之
谕。此为古今数千年所无之善政。至于好生恶杀,慎重刑
辟,乃列圣相传之心。顺治十年,圣谕告诫:死者不可复生,
误者不可复改,务必平心守法,使人不冤。康熙十二年敕刑
部,所押罪犯,凡情罪稍可矜疑者概行省释。康熙二十四年
又规定,凡官吏犯有贪污之罪,概不宽免。
接下来,张之洞又列举康熙、雍正、乾隆、道光等朝对几个大案件的慎重处理事例。因为惩治了贪官污吏,故而赢得民心,在史册上留下美誉。这些先例应是这次处理东乡冤案的借鉴。最后,张之洞倾注满腔之情,为这道奏章收了尾:
臣来自蜀中,实有见闻,若不发言,上无以对朝廷,下无
以对四川通省之士民。愿皇太后、皇上深惟祖训至严,人命
至重,民心可畏,天鉴难欺,关系至大,不独一蜀。应如何核
议之处,恭候圣裁!
搁下笔,张之洞这才发觉肚子已饿了,对着窗外大叫“开饭”。王夫人笑吟吟地走过来告诉丈夫,全家人为等他吃饺子,中饭已足足推迟一个时辰了。
吃完饭后,张之洞在小庭院里散着步,思维仍没有从东乡案件中解脱出来。东乡发生的这一起四百多条人命的重大惨案,完全是人为的,县令孙定扬、提督李有恒负有主要责任,不杀这两个人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能达到为这起冤案平反昭雪的目的。上午的奏章还没有来得及讲这一点,而这个体现四川通省士民的要求必须上达天听,请求圣旨批准。因此,很有必要再附一片。
张之洞匆匆结束散步,走进书房,又拿起笔来。正要动笔时,关于东乡之案的另一方面的情况突然浮出脑海。而这,又恰恰是这几年来无论定案,还是复审时都被各方忽视了。张之洞在四川时就听说过,前两天杨锐、何燃、黄奇祥也说到了。原来,此案发生前还有这样一个过程。
光绪元年春天,一股对苛政不满的情绪,开始在东乡县四乡农人中蔓延,大有酿成事端的可能。绥定府知府易荫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县令孙定扬下乡查访实情,并主张减轻勒索。缓解民怨。孙定扬拒不执行,反而向川北镇请求派兵镇压。易荫芝派人飞驰川北镇,止其发兵。又派署太平县令祝士棻前往东乡。祝士棻与四乡农人和谈,并签字画押,遵守共同订下的条款。东乡民情有所缓和。不料,孙定扬向省垣告易、祝二人的状。于是总督文格派出总兵谢思友带兵前往东乡。谢思友到了东乡后知道农人并非叛逆,遂施行安抚之策。后来,易、祝、谢三人均遭弹劾,由提督李有恒、县令孙定扬一手造成了那场惨祸。
张之洞认为,这个惨痛的教训应该给人们以重大的启示,即负有地方之责的官员,必须时刻关注民情,应制止事件于刚萌芽的时候。如此,则不易出现难以收拾的大变。东乡之事,若按易荫芝的办法去做,早减捐勒,则不会恶化。另外,同一件事情,处理方式不同,也会引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若遵照祝士棻的方式去做,与乡民相约画押,各自信守,则将会平静地解决纷争。若按谢思友之法,安抚闹事之人,则能消去怨气,也不会使事端激发。可惜的是,三个有识的官员,却被无知的庸吏给排挤了。
张之洞想,一定要把这个过程向朝廷报告,一定要表彰在东乡事件中那三个见识卓越而遭到不公平弹劾的好官。这对各省各级官吏都是极好的教育,从提高办事才能、整顿吏治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比平反一个东乡冤案更显得重要。
张之洞提起笔来,为附片拟了一个“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的题目,然后笔走龙蛇,把自己的这段认识急速地草拟出来。
掌灯时光,杨锐风尘仆仆地回到张府,向老师禀报了两天来外出活动的情况。
这两天,杨锐拜访了一位川籍御史、两位川籍内阁中书,又在一个中书的引导下,拜访了一位川籍户部侍郎。这些官员对东乡冤案都予以同情,但鉴于复审仍维持原判,又都认为要翻过来是件棘手的事,不能急,只能慢慢寻找机会。
“香师,我们怎么能不急呢,我们不能在北京久住呀!若此案无一点进展,如何回川见父老乡亲呢?”杨锐满是稚气的圆胖脸上流露出几分忧愁。
“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张之洞说,心里在想着“机会”二字。是的,若是遇着一个好机会的话,的确事情会要好办些。但是,机会,机会在哪里呢?
“叔峤,我已草拟了一折一片。你先看看,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说说,这是草稿,还要修改。”
张之洞走到书案边,拿起寸把厚的一叠纸来交给杨锐。
“哎呀,您写了这么多!”杨锐又惊又喜,忙双手郑重接过,仿佛捧起了东乡士民的希望。
奏章,在年轻的士子杨锐的心目中,有着无比神圣的地位。这是写给太后、皇上看的呀,若一旦被他们认可,墨写的文字就会变成铁的现实。杨锐写过不少文章。他的文章被公认为写得好,但那些文章有什么用呢?他心里想,再好的想法,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建议,对不法情事的再严厉的抨击,统统不过是纸上的文字而已,无丝毫实际意义,因为你不可能将它广为散发,你的锦绣文章有几个人读呢?只有奏章这种文章才有作用,这才是真正的经世济民的文字。回川后一定要更加发愤苦读,科场一定要顺利,要由举人而进士,由进士而翰林,早一天取得香师今天的地位,早一天为国为民上疏进言!
杨锐怀着这种心情,一字一句地仔细读着。张之洞的奏议,章法严谨而不呆板,遣辞准确而不干涩,论据广博而不芜杂,建议周详而不浮泛,素来享有很高的声望。这一折一片也同样充分体现出“张奏”的特色。杨锐完全被它的魅力所吸引了。
就在杨锐阅读的时候,张之洞的脑子里又萌生了一个想法:在四川三年期间,亲眼看到蜀民的苦痛不知有多少,但回京这些年来,却并没有看到川督川藩上过关于百姓困苦的奏疏,连川籍京官也不言及。地方官向来是报喜不报忧,掩藏危机,粉饰太平,以此来换取自己的升官晋级,至于百姓的生与死.则从不往心头上记挂。京官每年要接受来自家乡的地方官送来的冰敬和炭敬,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礼品。拿人家的手短,当然就只有靠说好话来回报。如此内外一致,太后、皇上就被蒙在鼓里了。在
朝廷的眼中,巴山蜀水,仍然还是千年前史册上的那句老话:天府之国,富甲天下,殊不知如今已大不然了。应该趁此机会,把蜀民的苦困向太后、皇上奏报,既可以让朝廷了解四川的实情,又有利于东乡案子的再次审查。正要提起笔来时,他忽然觉得自己浑身都已疲倦了。
张之洞一向体质不强,三十多岁时两鬓便有了白发。四十岁过后,他常常有一种日趋衰老的感觉,心中不免有些恐惧:一生真正的事业尚未开始,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今日一天之间连拟了两份奏疏,精力花费太多,更觉得比往日劳累。明天再写吧!这个念头刚一出来,便被他立即压下去了。
张之洞是个性格倔强、意志坚毅的人,想办的事就非要办成不可。一天之内连上三道奏折,这在他的过去是没有过的事,满朝文武中也罕有人做过这等事。然惟其如此,才能引起朝廷的重视,才能体现一个前四川学政的关爱蜀民之心。
“香师,正折和附片我都拜读过了。东乡冤案,有您这样的奏章递上去,一定会很快昭雪的。”
杨锐一颗热切的心被张之洞的奏稿所深深打动,并由此而更增添了对老师的敬意。
“但愿如此!”张之洞说。他斜倚在靠背椅上,让全身最大限度地放松。
“香师,您的这两份奏稿,可不可以让我来替你誊正?”
杨锐的眼睛里射出热烈的目光。对于一个肩负父老乡亲重托的尊经学子来说,对于一个巴望仕途顺利早日成为国家栋梁的年轻秀才来说,这是一件太富有意义的事情了。
见张之洞没有做声,他又赶紧补充一句:“让我誊抄一遍吧,如果不能上奏,留下做个底子也好呀!”
若是在平时,张之洞是决不会同意杨锐这个要求的。一来
亲自誊正奏稿,也是臣子对君上的一种忠诚的表示;二来毕竟还不是繁剧在身,有时间自己誊抄。但今夜还要草拟一个附片,分不出时间来,而瞬间冒出的另一个想法,更促使他很快作出了决定。
他想起了二十年前,他第一次会试落第,到河南开封堂兄张之万那里去做客。张之万很器重这个堂弟,除密折外,通常的奏折,从草拟到拜发的过程,他都让时年二十五岁的堂弟参与,或让他起草,或要他誊抄,或给他看幕府中师爷们的稿本。就在这个过程中,张之洞得到很多见识。张之万有时笑着对他说:“我这是在培养未来的疆吏。”张之洞终生记得堂兄的这份情谊。眼下这个刚过弱冠的尊经士子,其资质、品性、学识、才情都不在当年自己之下,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正好让他参与这几道折片的形成过程,借此历练,也好使他终生对老师有一个美好的印象。
得到老师的明确答复后,杨锐热血高涨,一种神圣感顿时充满他的全身。张之洞找出几份自己留下的奏章副本,详细地把格式和写法给学生讲了一遍,然后走出书房。他抬头看了看天空,月牙弯弯,繁星密布,深黑的天穹奇妙莫测,它给人以强烈的诱惑,又易使人生发出无穷的喟叹。一股夜风吹来,张之洞觉得有几分寒意,已是二更时分了。
洗过一个热水澡后,张之洞又恢复了白日的旺盛精力,回到书房时,杨锐正在灯下一笔一画地认真誊抄。他从背后看了一下:书法端庄秀丽,格式也符合要求,心里甚是满意。一坐在书案边,四川百姓生计困苦的景况,又浮现在他的脑子里。
据杨锐说,上次恩承和童华从四川回京奏报朝廷,说一两正款之外所加收的钱只有四千二百文,其实远不止这个数。四川乡民老实听话,若仅只此数,大家再苦,也会咬紧牙关交出来。事实上,最贫瘠的县,一两正款之外也要加收六两左右的银子,
许多县高达十两。这笔银钱百姓实在负担不起。至于东乡县,则更为严重。这是张之洞还在四川时就已经知道的。东乡县令孙定扬为填满他本人及衙门里那一伙贪婪之徒的腰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竟然在一两正款之外收取高达十三四千文的苛捐杂税。知府易荫芝核减为七千文,已经不低了,但孙定扬不听,我行我素,依然征收十多倍于正款的钱。孙定扬正是逼迫百姓反对朝廷的那种贪官污吏!
张之洞想到这里,顿时怒火满腔。他铺纸研墨,奋笔疾书:
古人云:天心在民心,民安即国泰,民定则国宁。减捐
轻赋以苏蜀民,此今日治蜀之第一计也。孙定扬逼民于绝
路,李有恒滥杀至无辜,彼辈不独为蜀民之罪人,实为朝廷
之罪人。从来坏圣君之英名,毁大业之根基者,皆孙、李等
乱政残民之蛀虫也。此辈不诛,民心何能得安宁,国家何能
至大治,朝廷何能树威仪,上天何能降平安?
“好,就这样定稿!”
张之洞为自己拟的这几句文字兴奋起来,将笔一扔,霍然站起。杨锐正在屏息静气地誊抄,被张之洞这一声高叫所惊动,知道老师又得绝妙之句,忙过来先睹为快。
“香师,有您这几句,孙定扬、李有恒不上断头台,怕连太后都不会答应了。”
杨锐说完,捧起这份奏稿,又大声朗诵一遍,由衷佩服不已。
“不仅要借他们头来为蜀中父老出一口气,还要借他们的头来整一整天下的吏治!”望着夜色深沉的窗外,张之洞坚定地说。
“香师,快四更天了,您去歇息吧,我来抄,天亮之前可以抄好。如果您满意的话,上午即可拜发。”
到底是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杨锐一丝倦意都没有,反倒被
为民请命的崇高情感所激励,情绪越发高昂了。
“叔峤,你以为这三道奏章上去,东乡冤案就一定会昭雪,孙定扬、李有恒就一定会被砍头吗?”
张之洞目光凝重地望着面色红润的年轻士子。
“有您这三道奏章上去,再有几个人配合吁恳,事情一定会办成的。”杨锐很有把握地点点头。
“可能不会有这么便当。”张之洞转眼望着书案上那簇橘黄色的灯焰,慢慢地说,“先前的定案和去年的复审,都是有谕旨肯定的,现在要再请谕旨来推翻前定,谈何容易啊!”
如同一盆冷水浇来,尊经书院的小秀才一时没有主意了,他呆呆地看着背手踱步的老师,口里喃喃地念着:“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
是的,怎么办呢?张之洞也在苦苦地思索这个问题。远处,似乎隐隐约约地传来晨鸡的打鸣声,天快破晓了!他毫无睡意,正陷于沉思中。
突然,他想起一件事情来,顿时心里燃起一股希望,忙对杨锐说:“不抄了,你也快去睡觉,这几份奏章暂不拜发,过几天再说。”
为什么要过几天再说呢?杨锐满腹疑虑地望着颇有点情绪化的前学台,他不能理解老师为何陡然之间又发生了变化。八 张之万对堂弟说:做官是有诀窍的
十天前,张之洞接到乡居多年的堂兄张之万的一封信。信上说,醇邸邀请他进京小住几天,叙叙别情,谈谈诗文。他很荣耀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即日进京,将下榻贤良寺。
看信的时候,张之洞只是为兄弟即将见面而高兴,并未作深
思。今天凌晨,为上折子的事,他突然想起了这封信,心中似有一个亮点在闪烁。现在,张之洞睡了两个时辰后醒来,独自坐在书房里,把堂兄的信找出来又重新读了一遍,开始深入地研究这件事。
张之万真正是个天下少有的幸运儿。
道光二十七年,张之万高中状元,金榜张挂后,即刻名动四海,全国士人莫不艳羡敬仰。三年后,他督学河南,期满后回京,充任道光帝第八子钟郡王奕诒的师傅。同治元年被擢升为札部侍郎,遵两宫太后之命,辑前代有所作为的帝王和垂帘听政的皇太后的事迹,以供执政参考。慈禧很看重这部书,亲自赐名为《治平宝鉴》。年底出任河南巡抚。同治五年调任漕运总督,与曾国藩、李鸿章一道,受命防剿捻军。同治九年调江苏巡抚,十年升闽浙总督。这一年,张之万年已花甲,母亲八十二岁。
张之万虽然官运亨通,但他书生气浓厚,读书为文给他带来的愉悦,更要胜过权力加给他的煊赫。他尤喜绘事,每天退下公堂后都要画上几笔,自我欣赏,其乐陶陶。况且他性情较为冲和疏散,不太能耐繁剧。于是,在六十二岁那年,便以母老乞养为由,抛开权高势大的闽浙总督不当,致仕回南皮老家,过着悠闲自得的书画生涯。
然而,张之万此举却给他在官场士林赢得极高的声誉,众口一辞赞扬他志趣高洁,事母至孝。以清廉自励的张之洞对这位堂兄更是钦仰不已。
去年年底,九十岁的老母去世,年近古稀的张之万恪尽孝子的职责,在母亲墓旁筑庐守制,谢绝一切应酬。为何醇亲王却在这个时候突然召他进京,难道仅仅只是叙叙别情、谈谈诗文吗?
张之洞知道,醇王和钟王均为庄顺皇贵妃所生,关系从来就十分亲密。张之万在做钟王师傅的时候,醇王也常常向他讨教。
张之万亦对这位聪颖的皇七子殷勤至极。彼此之间的交往非比一般。现在,醇王的儿子做了皇帝,他在朝中的分量自然远重昔日。同样,他对国事的关心,也自然会远过昔日。那么,他此时召张之万进京,一定有国事相商。然则,他们商讨的又会是什么国事呢?
张之洞决定派大根去贤良寺打听一下,看看张之万来了没有;如果还未来,将会在什么时候到。既然是奉醇邸之邀,贤良寺一定会早作安排的。
下午,大根兴冲冲地回来向四叔禀告:子青老伯已在三天前住进贤良寺,昨天拜会了醇邸,今天拜会钟邸,要深夜才会回贤良寺。
子青是张之万的字。张之万比张之洞大二十八岁。第一次见面时,张之万已是五十多岁了,张之洞不知如何称呼为好。张之万笑着说:“我已做了爷爷,开始进入老年了,你就叫我老哥吧!”张之洞称张之万为子青老哥,大根便只好叫他子青老伯了。
张之洞喜道:“你今夜守在贤良寺,务必要见到子青老伯,问他哪天有空,我去拜会他。”
第二天清早,大根回家说:“子青老伯说,中午请四叔过去,一起在贤良寺吃午饭。”
老哥如此热情,张之洞兴奋不已,忙吩咐大根去后院喂饱骡子,洗刷轿车。巳正时刻,张之洞怀揣着杨锐誊抄的三道奏折,坐上由大根驾驶的蓝呢骡拉轿车出了门。
贤良寺在皇城附近的金鱼胡同里,它并不是一座佛寺,原本是雍正朝怡贤亲王的府第,现为朝廷的驿馆。各省督抚提镇等文武大员进京陛见,大都住在这里,为的是便于觐见太后、皇上。
刚到大门口,一个身着长袍马褂干练机警的中年男子冲着大根问:“是四爷来了吗?”
“是的。”大根边答边掉头对轿车里的张之洞说,“这位是子青老伯过去的幕友,我昨天见到他与老伯在一起。他可能是专门在此等候您。”
说话间骡车停住,张之洞从轿车里走出来,中年男子迎上去,微笑着说:“给四爷请安!我是制台大人派来接四爷的。我姓桑,桑叶的桑。”
张之洞从来没有见过此人,听大根刚才说是堂兄先前的幕友,便客气地说:“桑先生,劳你久等了。”
“哪里,哪里。请进吧!”
桑先生陪着张之洞穿过一条两旁花木扶疏,中间用黑白两色鹅卵石铺就的甬道,来到贤良寺的后院。这里并排建有三座互不相连的四合院,院子结构小巧精细,四周环绕着古柏翠竹。比起前院来,此处更显得清幽雅洁。张之洞来过贤良寺前院多次,却没有到过后院,不知尚有这样三座颇为神秘的特殊建筑。在左边一座小院的门前,桑先生停止脚步,伸出右手,略微弯了弯腰说:“四爷请进,制台大人正在里面等着。”
张之洞也不谦让,大步迈进了院子。
“是香涛来了吗?”
随着一声洪亮的问话,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走了出来。
“老哥!”张之洞热烈地喊了一声,快步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向堂兄鞠了一躬。
“不要行礼,不要行礼!”张之万扶着堂弟,满是笑容的眼睛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十多年没有见面,你也是中年人了,身子骨还好吧!”
“托老哥的福,身子骨好着哩!”
张之洞注视着暌违良久的堂兄:老是比先前老多了,但七十岁的人了,能这般精神爽朗,身板健旺,也真的不容易。他笑着
说:“老哥,从你说话的声音听来,底气比我还足哩!”
“哈哈哈!”张之万大声笑起来,说,“进来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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