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氏对"方圆互通"兴趣甚浓，乃在前人基础上深入研究，创"零整分递加"法。此法即把全弧不拘分为奇数等份或偶数等份，通弦或正矢均可以示为分弧的通弦或正矢的幂级数。于此，董祐诚的四术概括为二术，得出计算正弦值和正矢值的两个公式。由此"二术"，可推出"四术"，亦可推衍出所谓"杜氏九术"。
项氏在董祐诚对椭圆周长的研究基础上作出了可喜的成就。董氏以初等数学方法进行推导，但结果错误。项氏写有《椭圆求周术》一书，具体阐释求周长之法：将椭圆周分成若干等份，通过分点向长、短轴作垂线，连结两分点以之为椭圆分弧弦。以勾股定理和椭圆性质求分弧之弦长。分点无限增多之时，椭圆周长即等于分弧之弦的总和。项氏之法类似积分之法。
戴煦（1805-1860 年），字鄂士，号鹤墅，又号仲乙，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著有《重差图说》、《勾股和较集成》、《四元玉鉴细草》，惜未刊行；刊印之书为《求表捷法》，内收《对数简法》2 卷、《续对数简法》1卷、《外切密率》4 卷、《假数测圆》2 卷等书。戴氏还曾在好友项名达去世后续成其《象数一原》。
戴氏之前研究幂级数，在通弦、正矢与弧间展开式研究较多。戴氏曾与项明达共同切磋正切、余切、正割、余割表示弧幂级数展开式，也研究以弧表示正切、余切、正割、余割幂级数展开式。项氏去世后，戴氏仍继续研究，终成《外切密率》一书。书中戴氏所创上述关系式，系用几何方法推导出来的，但准确无误，与今天推导结果不谋而合。以戴氏研究成果为标志，"方圆互通"的研究打上了阶段性的休止符。
戴氏于对数研究上也有成就。在他的《对数简法》、《续对数简法》二部著作中，首创指数为任意有理数的二项式展开式，探索出编造对数表的简易方法。
8。数学仪器的引进与改进康熙皇帝在位期间，还很重视引进外国先进的数学仪器。这些仪器进入中国后，一般在功能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
康熙曾命令引进帕斯卡计算器和纳皮尔的算筹，并令人加以仿制。故宫中珍藏有10 台计算器，据考证当为康熙晚年间制造，是为仿造并加以改进。考史，17 世纪40 年代和70 年代，法国数学家帕斯卡（B。Pascal，1623-1662年）和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分别发明了计算器。但前一种计算器仅可作加减法运算，且只能计算6 位数；后一种计算器仅可用作加、乘法运算。故宫所藏计算器，可进行多达12 位数的计算；有的适用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有的还可进行平方、开方运算。显然，故宫计算器当为引进计算器的改进型。《数理精蕴》中记载了我国使用对数计算尺。该书载有4 种尺度：假数尺（对数尺）、正弦假数尺、切线假数尺、割线假数尺，也介绍了尺度的画法与用法。对数计算尺为英人甘特（E。Gun－ter，1581-1626 年）发明于17世纪20 年代。故宫珍藏有铜制、象牙制许多计算尺，有的还标有"康熙御制"字样。显然系当年仿甘特计算尺制造而成。
伽利略比例规传入中国后，在康熙年间也有发展。故宫珍藏许多铜、银及象牙制比例规，比例线条或三五种，或十余种。故宫中还有铜、银制量角器。有些比例规和量角器刻有"康熙御制"。
（二）传统数学的挖掘与研究1。古算书的收集清政府组织人马编写大型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引人入故纸堆的过程，就是销毁不利于满清统治书籍的过程，同时也为收集有价值的数学典籍创造了条件，并为传统数学乃至西方数学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古今图书集成》中所收古算书无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四库全书》在收集几近失传的古算书方面成绩斐然。
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古算书计有：《周髀算经》2 卷、《九章算术》9 卷、《孙子算经》3 卷、《海岛算经》1 卷、《五曹算经》5 卷、《夏侯阳算经》3 卷、《五经算术》2 卷、《数学九章》9 卷、《益古演段》3 卷、《数术记遗》1 卷、《张邱建算经》3 卷、《缉古算经》1 卷、《测圆海镜》12 卷，总计为13 部。此外，《四库全书》还辑录了《表图说》1 卷、《圆容较义》1 卷、《几何原本》6 卷及《同文算指》前编2 卷和通编8 卷等4部明代算书。
《四库全书》的收集也有遗漏，故后人对古算书的挖掘并未间断。阮元买到元代朱世杰《四元玉鉴》，乃以亲手所抄本交付刊印，使《四元玉鉴》又有流传。罗士琳（1774-1853 年）在朱世杰《算学启蒙》已失传于国内情况下，竟至得到朝鲜重刊本，才使此书在国内复有流传。鲍廷博（1728-1814年）在嘉庆十九年（1814 年）刊印出版《知不足斋丛书》第27 集时，把3部宋元数学残本《续古摘奇算法》、《透廉细草》、《丁巨细草》辑入。道光二十年（1840 年）郁松年刊印《宜稼堂丛书》，内收《数学九章》18 卷、《详解九章算法附纂类》12 卷、《杨辉算法》7 卷。
2。古算的整理与研究戴震、李潢（？-1811 年）等人在编撰《四库全书》过程中，具体负责其中天文算法的校勘工作。他们为此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戴震校勘了《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张邱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及《缉古算经》等古算书，改正了许多误文、奇字及传讹。这方面他的功绩是不小的。如他考证出《周髀算经》中部分内容并非周六艺之遗文；考证出《孙子算经》非孙武子之作，等等。尤其《永乐大典》中的《九章算术》舛误很多，附图也失，而正是戴震以其深厚的古算功力，予以校勘、注释和补图，才使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名著得以恢复原貌，再现光彩。当然，戴震也难免有误校之处，把不错之字改掉，造成后世一些读者的误会。
李潢，字云门，湖北钟祥人。他负责在戴震校过的基础上，校勘《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缉古算经》三书。他对戴震误校之处，一般都能予以改正，使校文更接近真实，但他亦有不少误校、漏校的地方，有的地方干脆避而不校。他撰有《九章算术细草图说》9 卷、《海岛算经细草图说》1卷、《缉古算经考注》2 卷。
此外，沈钦裴（字侠侯，江苏苏州人）曾于道光九年（1829 年）编撰《四元玉鉴细草》，虽未刊行，但因其观点新颖，见解精辟，在消去法及垛积术的解释方面更接近朱世杰本意，故学术意义较大。扬州人罗士琳（字次璆，号茗香，约1785-1853 年），曾撰有《比例汇通》4 卷、《四元玉鉴细草》24 卷、《勾股容三事拾遗》、《演元九式》、《台锥演积》、《三角和较算例》、《弧矢算术补》、《续畴人传》等著作，其中《四元玉鉴细草》影响大，流传广。
焦循的《加减乘除释》也较有影响。焦循（1763-1820 年），字理堂，号里堂，江苏扬州人，为经学家兼数学家。他对《九章算术》及刘徽注文进行探讨，指出《九章算术》和刘徽注文不外乎加减乘除："盖《九章》不能尽加减乘除之用，而加减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穷。"他于嘉庆三年（1798年）撰成《加减乘除释》8 卷，用来解释《九章算术》，明确给出基本运算律，是为中国正式给出运算律之第一部书，功不可没。此外，他还撰有《天元一释》2 卷、《释椭》1 卷、《释轮》2 卷、《释弧》3 卷、《大衍求一术》1 卷、《开方通释》1 卷、《乘方释例》5 卷等数学著作。
汪莱对球面三角形的解法及方程理论有独创。汪莱（1768-1813 年），字孝婴，号衡斋，安徽歙县人。博览群书，尤好数学，与焦循、李锐交好。嘉庆十年（1805 年）时，3 人恰都在扬州，终日切磋学问，人称"谈天三友"，所撰数学专著为《衡斋算学》7 册。《衡斋遗书》9 卷中迹有数学研究文章。《衡斋算学》第一册讨论球面三角形的解法。第二册阐述勾股形已知面积及勾弦和求各数之法。第三册讨论在已知全弧通弦情况下求1／5 弧通弦之法。第四册的前半部分仍讨论球面三球形解法，后半部分讨论《递兼数理》。第五册讨论二次方程、三次方程正极个数。第六册讨论在已知全弦通弦条件下解求1／3 通弦之法。第七册专论方程有无正根的条件与解法。
汪氏对球面三角形的解法和方程理论的研究工作是有成绩的，而在方程论方面的贡献更是主要的。另外，在第四册的《递兼数理》中，所论排列、组合的概念及排列数和组合数的计算法；在《衡斋遗书》中之《参两算经》篇中所论二进制、三进制乃至九进制的概念与算法，均为中国数学中首次讨论的问题。开拓性研究成果于此可见。
李锐在数学领域的贡献并不逊色于在天文历法领域的成就。他的数学著作共4 种：《勾股算术细草》1 卷、《方程新术草》1 卷、《弧矢算术细草》1 卷、《开方说》3 卷。此外，李锐还撰《测圆海镜细草》，是为在四库馆员校订基础上，对李治《测圆海镜》重加详细校算订正之作，收在《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集中。
李氏的《开方说》是他数学研究的代表作，是中国方程理论专著。在对李治、秦九韶等宋元数学家著作的整理过程中，李氏对方程论产生兴趣，而汪莱对方程正根个数的讨论，又推动了他深入研究。应该说，汪莱《衡斋算学》第五册和第七册是《开方说》形成的基础。李氏在方程论方面的贡献包括：第一，总结出数字方程所具有的正根个数等于其系数符号序列变化数或比此数少2，等于提出了方程正根个数判定的符号法则；第二，把正根以外适合方程之解称为"无数"，明确提出"凡无数必两，无一无数者"；第三，讨论了整数范围内二次方程与双二次方程无实根的判别条件；第四，引入负根和重根概念；第五，对于宋元时期方程变形法如倍根、缩根、减根、负根等变换，予以充实和完善；第六，首创"代开法"，即先求一根首位，继由变形方程求余位数字乃至余根。
李锐的成就在《续畴人传》中受到很高的评价。罗士琳评价"谈天三友"，称汪莱"期于引申古人所未言，故所论多创，创则或失于执"；称焦循"期于阐发古人所已言，故所论多因，因则或失于平"；惟李锐"兼二子之长，不执不平，于实事中匪特求是，尤复求精，此所以较胜于二子也"。
（三）晚清近代数学的产生与发展1。李善兰的突出贡献晚清近代数学在中国的出现、发展，李善兰为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具体表现为：把传统数学独立研究到新的水平，已经接近达到西方高等数学的程度；翻译介绍西方高等数学及其它自然科学书籍；执教于学校，培养数学人才。
李善兰（1811-1882 年），原名心兰，字竟芳，号秋纫，别号壬叔，浙江海宁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先祖本在河南，元初迁居海宁。李善兰幼读书于私塾，勤奋好学，更兼天资聪颖，故早期教育较佳。
李善兰对数学从小就非常喜好。还在9 岁孩提之时，一日偶然发现父亲书架放有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翻来觉得有趣，竟从此与数学结下不解之缘。及至14 岁，他完全凭自学读通明末传入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6 卷的汉译本。中西数学，特点、风格不同，前者偏重实用解法和计算技巧，后者重逻辑推理。显然，李善兰走入数学殿堂之初，就同时受到中西数学的双重影响，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青年时，他曾以州县生员身份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但因八股文章不遂考官之意而未能榜上有名。然他仍矢志不移，于数学兴趣不减。他购读李治《测圆海镜》及戴震《勾股割圆记》。曾拜吴兆圻为老师，学习数学。他在家乡经常独自或携友测山高，观星象，以至于至今故里仍流传关于他新婚之夜尚不忘依阁楼之窗观测星宿的美谈佳话。
浙江沿海曾是鸦片战争的主要战场。清军在战场上一触即溃，甚至望风而逃，使李善兰痛感中国积弱落后，决意科技救国，乃于道光二十五年前后（1845 年）在嘉兴设馆授徒，并进行数学研究。咸丰元年（1851 年），李善兰结识戴煦，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他与数学家罗士琳、徐有壬（1800-1860 年，曾任江苏巡抚，太平军破苏州城，被杀）也有学术交往。
咸丰二年（1852 年），李善兰到上海墨海书馆，伟烈亚力（A。 Wylie，1815-1887 年）对他的数学著作非常赞赏。之后数年，他与外国人合作翻译了许多极有价值的科技书籍。
咸丰十年（1860 年），李善兰为徐有壬幕僚。自次年直至逝世，他以学识和声望受聘参与洋务运动。先在安庆内军械所主书局，几年后至南京。其间力主刊刻出版所译、所著书籍，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资助。同治七年（1868 年）任同文馆天文算学总教习。任上培养众多人才，并继续从事学术著述活动。到同文馆后，先后被清廷授多种职衔：钦赐中书科中书，从七品卿衔；加内阁侍读衔；升户部主事，加六品卿员外衔；升员外郎，五品卿衔；加四品卿衔；三品卿衔户部正郎、广东司行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李善兰没有功名，得此殊荣，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的贡献之大、学术地位之高。京城"名公巨卿，皆折节与之交，声誉益噪"。
李善兰数学著述很多，包括《方圆阐幽》1 卷、《弧矢启秘》2 卷、《对数探源》2 卷、《垛积比类》4 卷、《四元解》2 卷、《麟德术解》3 卷、《椭圆正术解》2 卷、《椭圆新术》1 卷、《椭圆拾遗》3 卷、《火器真诀》1 卷、《尖锥变法解》1 卷、《级数回求》1 卷、《天算或问》1 卷，收入同治六年（1867 年）刊行的《则古昔斋算学》，计13 种24 卷；《考数根法》，发表于同治十二年（1873 年）的《中西闻见录》第一、第三和第四号上。此外，尚有《测圆海镜解》、《测圆海镜图表》、《九容图表》、《粟布演草》、《同文馆算学课艺》、《同文馆珠算金鍼》等。
李善兰的主要数学成就为尖锥术、垛积术、素数论三方面。
尖锥术是在西方近代数学传入中国之前，李善兰深入钻研，大胆求索所发明、创造的。在这项成就中，体现了解析几何的启蒙思想，推得一些重要的积分公式，创立二次平方根的幂级数展开式，以及各种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对数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尖锥术不愧是晚清中国数学界最大的成就。正是这一成就，使李善兰成为中国传统数学最后一个杰出代表。
《方圆阐幽》专论尖锥术。书中，李善兰使用"当知"来论述尖锥术原理。"当知"即命题，有的相当于定理。李善兰共使用10 条"当知"。第1条至第3 条用以阐释点、线、面、体之间的关系；第4 条阐释一数正整数幂用平面积或线段表示均可；第5 条阐释尖锥形包括等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正四棱锥及阳马等；第6 条阐释一数四次幂以上可表示为底为方形之尖锥，但侧面是凹形而非平面；后3 条类似积分学的几个公式。他以尖锥术在《弧矢启秘》和《对数探源》二书中，分别证明了正弦、正切、正割的幂级数展开式；论证对数的幂级数展开式，阐释了对数的计算原理。
李善兰的研究表明，即便没有后来西方微积分的传入，中国数学家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特殊途径来创立微积分。
垛积术见于《垛积比类》书中。主要研究"有高求积术"和"有积求高术"。该书不仅有法，而且有其他书所没有的图与表。有高求积是已知层数来求这一行的各数之和，但需找出这一行的求和公式。有积求高是在已知这一行各数之和条件下求得层数，通过解高次方程来解决。书中除三角垛和三角变垛包含有元代朱世杰落一形和岚峰形两类垛外，又创造了三角自乘垛和乘方垛两类新的垛积，给出求和公式，其中三角自乘垛的中心，是被称为"李善兰恒等式"的组合公式，后在中外均很有名。
该书堪称组合数学产生前，属于该领域的一部有影响的佳作。
素数论见于所著《考素根法》。数根即素数，素数概念初始引入中国，是在《数理精蕴》之中，以"数根"名之。考数根法就是判别一个自然数是否为素数的方法。李善兰经过深入研究，得到4 种方法，即"屡称求一"法、"天元求一"法、"小数回环"法、"准根分级"法。李善兰还证明了数学家费尔玛（Pierre de Fermat，1601-1665 年）提出的费尔玛小定理，并指出它的逆定理不真。《考数根法》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性素数理论著作，也是一部高水平著作。
李善兰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开拓者。这主要表现在他在19 世纪50 年代，与伟烈亚力合译3 部数学著作。这些著作对于西方近代数学在中国传播起到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著作是：《几何原本》后9 卷。《几何原本》为古希腊欧几里得原著。前6 卷为明末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并刊行。后9 卷由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所据底本为顺治十七年（1660 年）版英文本，咸丰七年（1857 年）出版。李善兰作序称此举为"续徐、利二公未完之业"。后又在曾国藩（1811-1872 年）资助下，于同治四年（1865 年）由金陵书局出版15 卷足本《几何原本》。《代数学》13 卷。这是西方符号代数学产生以来的第一部关于代数学的中文译本，原著是英国数学家德·摩尔根（A。DeMorgan，1806-1871 年）在道光十五年（1835 年）所撰。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由上海墨海书馆在咸丰9 年（1859 年）出版。
《代微积拾级》18 卷。底本为美国数学家罗密士（E。loomis，1811-1899年）在道光三十年（1850 年）所著。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上海墨海书馆咸丰九年（1859 年）出版。该书前9 卷是平面解析几何；10 至16 卷是微分学；后2 卷是积分学。是书出版，表明解析几何学、微积分学正式传入中国。从此中国开始有了高等数学。
李善兰译书之际，没有先例可资借鉴，故许多概念、名词如何给定，是很费斟酌的。李善兰以深厚的数学功力、较高的文字修养，以及严肃认真的态度，创译了许多科学名词，如代数、函数、常数、变数、系数、已知数、未知数、方程式、单项式、多项式、原点、轴、圆锥曲线、抛物线、双曲线、渐近线、切线、法线、摆线、蚌线、螺线、无穷、极限、曲率、歧点、微分、积分等。由于译名准确、贴切，不仅为中国接受并沿用至今，而且东渡扶桑，为日本学界所接受和使用。
在李善兰的数学译著中，也部分地采用了世界上普遍运用的符号，如÷、、＞、＜、＝、（ ）等。但有一些他并未与世界通用者一致，如未知数，他以天、地、人、物表示，而未用X、Y、
等；他用中国数字，而不用通行的阿拉伯数字等等。这是形式上的不足之处。
李善兰在京师同文馆进行数学教研工作达14 年。他教过的学生已逾百人。他对教学兢兢业业，"口讲指画，十余年如一日"。受业于他的学生有的去外省为官，有的为清政府委派出洋，声名较著者有席淦、贵荣、熊方柏、陈寿田、胡玉麟、李逢春诸人。培养人才之情伴他一生，以至晚年获得意弟子江槐庭、蔡锡勇，还特意给华蘅芳写信相告："近日之事可喜者，无过于此"。育才、爱才之心，跃然纸上。
2。华蘅芳的成就华蘅芳（1833-1902 年），江苏金匮（今无锡）人。字畹香，号若汀。
其父曾任江西永新县知县。华蘅芳虽禀赋很高，但自幼不喜四书五经，厌八股文章，"读《大学》章句，日不过四行，非百遍不能背诵"，"从师习时文，竟日仅作一讲，师阅之，涂抹殆尽"。显然，华蘅芳别有所好。他在旧书堆中发现古算书，如获至宝，终日捧读，无师自通。他的这种天生对数学的兴趣，再加上他父亲有意识地给他买古算书引导，为他日后在数学领域作出非凡成就创造了必要条件。
师友的指点，对他的发展作用尤大。他在自学数学的同时，还广求师友。他曾慕名拜访素昧平生的徐寿，皆因徐寿精于科技发明创造。他还专程去上海，拜访正在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的李善兰。在上海，他还见到了中国近代最早出国留学并归来效力的容闳（1828-1912 年），结识了传教士伟烈亚力和傅兰雅（J。Fry－er，1839-1928 年）等人。这些交往，大大开阔了眼界，并汲取了新的学术营养。
洋务运动开始后，华蘅芳怀着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信念，热情投身于这场求富、求强的社会变革中。先在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工作。他还参与创办江南制造局。他从同治六年（1867 年）起与外国人合译西方科技书籍，次年起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专事译书工作。他曾主讲上海格致书院。光绪十三年（1887 年）他到李鸿章所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担任教习。光绪十八年（1892 年）又去武昌主讲两湖书院的数学课程。及至65 岁高龄，他仍热心教育，在无锡竢实学堂执教。他与李善兰一样，都是晚清中国数学领域最著名的科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
华蘅芳的数学著作主要有《学算笔谈》12 卷、《算草丛存》4 卷、《开方别术》1 卷、《数根术解》1 卷、《开方古义》2 卷、《积较术》3 卷，均收入《行素轩算稿》。除此之外，还有《算法须知》1 卷、《西算初阶》1卷。其数学成就主要为开方术、积较术和数根术三个领域。
开方术成就见于《开方别术》等著作之中。他提出了推求整系数高次方程的整数根的新方法即"数根开方法"。其法被李善兰评价为独开生面，"较旧法简易十倍"。但不足之处在于方程的无理数根不能求出。
积较术成就见于《积较术》等书中。分别定义了两种计数函数，给出一组乘方乘垛互反公式和几个组合恒等式。数根术成就主要见于《数根术解》书中，他指出了相当于今天"筛法"的求素数法。他阐明：自然数位数增加，素数间隔也愈稀，然素数之个数却是无穷尽的。他也证明了费尔玛小定理，但却没能指出其逆定理不真。总体看来，在中国传统数学研究成就上，华蘅芳还是排在李善兰之后的。
华蘅芳在翻译西方数学书籍，传播先进的数学知识方面，可以说与李善兰各有千秋。华蘅芳与英国人傅兰雅合作，共译出数学书籍7 种、89 卷。具体情况如下。
《代数术》25 卷。原著英国人华莱士（Wallace），原载《大英百科全书》第八版，咸丰三年（1853 年）出版。同治十一年（1872 年）由江南制造局出版。内容包括：代数，对数、指数的幂级展开式，三角关系式，反三角幂级数展开式，几何问题的代数解法，棣模弗公式等。
《微积溯源》8 卷。原著英人华莱士（Wallace），原载《大英百科全书》第八版，咸丰三年（1853 年）出版。同治十三年（1874 年）翻译出版。较李善兰所译《代微积拾级》水平高，内容多，涉及微分方程问题。
《三角数理》12 卷。原著为英人J·海麻士（Hymers）咸丰八年（1858年）所撰。光绪四年（1878 年）翻译出版。是较系统、完整的三角学著作。《代数难题解法》16 卷。原著为英人T·伦德（Lund）光绪四年（1878年）所撰。次年即在中国译成出版。
《决疑数学》10 卷。原著一为英人T·加洛韦（Galloway）所撰，载于《大英百科全书》第八版，咸丰三年（1853 年）出版；二为英人R·E·安德森（Anderson）所撰，载于《钱伯斯百科全书》新版，咸丰十年（1860 年）出版。中译本光绪六年（1880 年）出版。是书为编译之作。书中细述西方概率论史，介绍了有关人口估测、人寿保险、预求定案准确率，以及医疗、邮政领域统计平均数的方法。书中论述了概率理论、斯特林公式、正态分布及正态曲线等。这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也是较完整的一部概率论著作。
《合数术》11 卷。原著为美国人O·白尔尼（Byrne）所撰，同治二年（1863 年）出版。中译本光绪十四年（1888 年）出版。介绍对数表造法。《算式别解》14 卷，原著为美国人E·J·休斯顿（Houston）和A·E·肯内利（kennelly）合撰，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出版。次年中译本出版。除上述7 种出版者外，还译出《相等算式理解》、《配算算法》，惜未出版。
华蘅芳所译数学书籍，知识容量方面远远超过李善兰所译之书；又因所用底本较新，出版较快，故时效性也在李善兰书之上。此外，他译各书，文笔流畅易懂，有助于发挥出书的科学价值。当然，这与李善兰译著在先，可资借鉴不无关系。
3。其他渠道对近代数学的传播徐建寅（1845-1901 年）与傅兰雅合译《远规约指》3 卷。属初等实用几何学内容，原著者为英人白起德。译著同治九年（1870 年）由江南制造局出版，有图136 幅。
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早在咸丰三年（1853 年）就用中文写成《数学启蒙》一书。光绪八年（1882 年）创设于上海的教会学校中西书院的8 年学制中，有关数学的课程安排为：第三年开数学启蒙课；第四年开代数学；第五年开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第六年开微分、积分。山东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的学制分备斋3 年、正斋6 年，计9 年。有关数学课程其正斋第一年开代数备旨；第二年开圆椎曲线；第六年开微积分学。
洋务运动期间兴办各类学堂，均开有数学课程。京师同文馆八年制数学课程为：第四年开数理启蒙、代数学；第五年开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第6 年开微分积分。其他学堂如张之洞开办的自强学堂、江南制造局所属江南工艺学堂，以及北洋水师学堂等军事学堂，均设数学课程。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创办的中西学堂（盛氏本人称为北洋大学堂），按大学标准设立，公共必修课中即有数学。
清末新政中，广设新学堂，数学教育趋于正规化。更多的中国学生接受了西方数学教育。
洋务运动时期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虽然学业未了即受遣返国，但也接触和学习到了包括数学在内的西方自然科学。马尾船政局设船政学堂，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派出3 批本堂学生到英国、法国及德国进修深造。绝大多数人学习驾驶、制造，必涉数学的学习，且其中还专有学习兵船、算学等学。及至清末新政，出国留学生日多，其中有些人在国外大学专攻数学，如郑之藩（1887-1963 年）即在光绪末年去美国学习，辛亥革命前回国从事数学教育。其他学习工程、铁路、航运等专业的留学生，也受到系统高等数学教育。
翻译西方数学书籍的除前述李善兰、华蘅芳等人，20 世纪初留日学生中也有人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就近将日本人撰写的西方数学书籍翻译过来，介绍给国人。范迪吉等人翻译的百册《普通百科全书》中的数学书有：《数理问答》、《初等算术新书》、《初等代数学新书》及《新撰三角法》等。
另外，翻译过来的数学书还有：美国人狄考文（Calvin Wil－sonMateer，1836-1908 年）与邹立文合编的《笔算数学》3 册，狄考文与邹立文合译的《代数备旨》13 卷，美国人鲁米斯著、狄考文与邹立文等合译的《形学备旨》10 卷，谢洪赍与美国人潘慎文（A·P·Parker，1850-1924 年）及鲁米斯普摘译的《代形合参》3 卷、《八线备旨》4 卷。其他一些译著：《心算初学》、《西算启蒙》、《心算启蒙》、《数学启蒙》、《圆锥曲线》、《量法须知》、《代数须知》、《三角须知》、《微积须知》、《曲线须知》、《最新三角术》、《最新几何学》及《最新代数学》等。
晚清数学教材基本上都是译著，李善兰和华蘅芳的译书多在大学中使用；其他译著一般在中学或小学使用。
晚清西方数学著作大量翻译出版，各类学校对近代数学课程的设置，以及留学生在国外的学习与深造，使西方数学得到了空前的传播，有关人才不断涌现。但因当时主要处于传播阶段，故传入后对数学本身的研究基本无进展。
六、地学（一）清前期、中期地学的发展1。西方地图和地学知识的传入明末来华传教士，带来了当时较为先进的世界地图及地图学知识。清代前期和中期，西方有关知识仍有一定程度的传入，主要表现在康熙、乾隆年间几个重要地图的绘制上，以及传教士传入地理等方面知识上。
中国传统地图，主要采用在裴秀六体的基础上计里画方，加以绘制。西方地图以经纬度表示地理位置，准确度较高。之前传入中国的世界地图，有关中国的部分粗略不详。康熙皇帝（1654-1722 年）在与沙俄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后，曾想依据传入的世界地图了解沙俄使者到中国的路线，但因图过于简略粗漏，康熙无法从中了解。当时清政府统治已基本稳定，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康熙皇帝，经历了镇压沿海抗清斗争、"三藩之乱"、沙俄侵占黑龙江地区、噶尔丹叛乱等等大的历史事件之后，深感精确的全国地图对于统治的重要性。西方地图中的外国部分的准确性，以及得自传教士讲授的西方科技知识，使康熙认识到，授命西方传教士，并采用西方先进技术来绘制精确详实的中国地图，也是切实可行的。
康熙四十七年四月中旬至二月末（1708 年7 月至次年1 月），在京的外国传教士雷孝思（Joan－Baptiste Regis，1663-1738 年）、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 年）和杜德美（Pierre Jartoux，1668-1720 年）3人，受康熙命令测绘长城位置。作为测绘结果的地图，长4.6 米。长城自身绵延曲折、踞高山藏幽谷之势测绘得清楚精确自下待言，其余如山脉、城门、堡寨、河流、渡口、城镇屯落，亦一一标明。康熙对试测结果表示赞许，续派另一传教士费隐（X·-E·Fridelli）顶替患病的白晋，测绘满洲地区和直隶北部区。历时2 年余精密之图亦成。为了加快测绘进度，康熙五十年（1711年），测绘人员分成两组。杜德美与费隐，山遥瞻（G·Bonjour）出长城至哈密测量。雷孝思先后与麦大成（J·F·Cordoso）、冯秉正（J·F·M·A·deM·DeMailla）、德玛诺（R·Kenderer）测绘山东、河南、江南、浙江、福建、台湾等地地图。后雷孝思又至云南，完成费隐和山遥瞻未测完部分的工作；继又与费隐共同测绘贵州和湖广省的地图。各省分图测绘完毕，康熙又派遣曾在蒙养斋跟传教士学习数学、测量的喇嘛二人到西宁、拉萨等地测量。在各地测绘的基础上，由杜德美负责拼接分图。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一部包括长城南部15 省份、东北、哈密地区及西藏地区的地图--《皇舆全览图》，历经10 年的艰苦工作和不懈努力，终于绘制出来了。
测量方法上，同时使用了西方天文大地测量和三角测量两类方法。绘制地图之前即已做好投影、比例尺及分幅等方面的原则规定，为分图顺利拼接创造了条件。比例尺为1∶14O 万，采用正弦曲线等面积伪圆柱投影，即"桑逊投影"。
测绘工作在全国各地测得经纬点641 个。这类测绘，欧洲国家或未进行，或未完成。这方面，当时堪称位居世界前列。在西藏测量时，发现了珠穆朗玛峰（《皇舆全览图》标明"朱母郎马阿林"，为藏语"女神第三峰"的音译），比印度测量局的英籍测量员埃佛勒斯（G·Everest，1790-1866"年）在咸丰二年（1852 年）对此峰的测量早出135 年。当时欧洲科学界为地球是扁圆还是长圆争论不休。雷孝思和杜德美在测绘过程中，发现不同纬度之间的经线长度不同，以事实证明了地球为扁圆形体。这两个发现，是地理发现史和测绘史上的大事，具有世界性意义。
《皇舆全览图》在中国和世界科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第一部有文献可证的实测地图。它是《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排图》及晚清地图产生的基础。民国初年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也利用该图和有关数据。在欧洲，法国根据传教士提供的底本绘成《中国新图册》出版。荷兰也出版了《中国新图册》。它成了欧洲认识、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媒介。
由于这次测量对新疆西部地区实测不多，所以乾隆时又先后两次派人去西北地区测量。第一次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二月至十月进行。第二次始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历时一年。第一次测量了天山北路及天山南路部分地区。第二次则完成了天山南路的测量。第一次由何国宗主持，明安图随往。第二次则由明安图主持。这两次测量也采用天文测量和三角测量两种方法。大量第一手实测材料，使《皇舆西域图志》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得以完成。在这个基础上，传教士蒋友仁（1715-1774 年）奉命对《皇舆全览图》进行改制增订，完成了《乾隆内府舆图》（也称《乾隆十三排地图》）。此图所及，北到北冰洋，南到印度洋，西达红海、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实为亚洲大陆全图。蒋友仁采用特殊的梯形投影法制图，比例尺为1∶140 万。
西方先进的地图测绘技术随着测绘工作的进行，自然得以在中国传播。
但测绘结果--地图，却深锁于宫中，不能广为国人所用，实为一大憾事。及至晚清湖北巡抚胡林翼（1812-1861 年）倡编《大清一统舆图》，需要依据《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才使得一百多年前的测绘成果在国内传播开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2。游记式地理著作清代亦有类似《徐霞客游记》的游记形式的地理专著，图理琛、杨宾等均有此类著作。
图理琛（1667-1740 年），字瑶圃，姓阿颜觉罗，满洲正黄旗人。康熙时期，先后在朝中任内阁中书、内阁侍读、礼部牛羊群总管等职。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四月，受皇帝命令，去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族）进行慰问。五月由京师启程，沿途经过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乌拉尔山，越俄罗斯，终于到达目的地，交递谕旨，完成了使命。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三月回到京师。康熙予以褒奖，授兵部员外郎。康熙还命他将奏呈的报告刊印出来。书名《异域录》，以满、汉两种文字刊行。雍正元年该书刊印。全书3 万字。记述所经地方的山川河流、地理形势、物产民俗、动植物分布、道路远近等。书中除对蒙古少有笔墨外，基本部分都是记述域外俄罗斯的。该书体现几个"第一"：卷首所附图理琛绘制的俄罗斯地图，虽失于过简，却是国人实地考察后绘成的第一幅俄国地图；这是中国第一本介绍俄罗斯区域地理的专著。图理琛自然也就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经由上述地方、并留传下游记的第一人。
《异域录》问世后，很受欢迎，以至已刊行多种版本。在欧洲也受青睐，有法文、瑞典文、俄文、英文等几个译本。当年它有助于人们了解俄罗斯，今天仍是研究俄罗斯历史地理、中俄关系史及土尔扈特蒙古的颇有价值的资料。
杨宾（1605-1702 年）著有《柳边纪略》5 卷。其父遣戍宁古塔，他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去探望父亲。他把一路上的见闻写成《柳边纪略》，主要内容有地理沿革、山川聚落、风土景物、语言习俗等。
书中提到地方语言："边外多山，戴沙土者曰岭，如欢喜岭、盘头岭之类。戴石者曰拉，亦作■，如拉伐，必几汉必拉之类。平地有树木者曰林，如恶林，王家林之类。山间多树木者曰窝稽，亦曰阿机。《盛京志》作窝集。《实录》作兀集，。。瀑布曰发库，平地曰甸子，亦作佃子。如宽甸子，张其哈喇佃子之类。"
书中还描写了当地的生活习俗："开户多东南，土炕高尺五寸，周南、西、北三面，空其东。就南北炕头作灶，上下男女，各据炕一面。夜卧南为尊，西次之，北为卑，晓起则迭被褥，置一隅，覆以毡或青布。客主共坐其中，不相避。西南窗皆如炕大，糊高丽纸，寒闭暑开。"
对黑龙江、松花江他作了一些考证，认为"黑龙江（《元史》作合兰河）发源塞北，南流而东。混同江发源长白山，北流而东。虽入海合而为一，而其源则相去甚远。《金史世纪》称混同江亦号黑龙，大误。又以西江之水，手掬之皆白色，惟达望略如柳汁耳。《金志》及《松漠纪闻》称掬之则色微黑，皆不可信。"
3。水文地理、边疆地理著作黄宗羲（1610-1695 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和科学家。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研究领域甚广，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及释道之书，无不涉猎。与孙奇逢、李颙并称三大儒。《今水经》是他对水文地理的研究著作。该书把全国水系分为南水、北水两类。北水包括黄河及其支流，东北的河流，河北、山东的河流，淮河等。南水包括长江及其支流，浙江、福建的河流，广江（即珠江）水系，云南的河流等。这种分类方法比《水经注》的条理性强，改正了《水经注》的部分错误。《今水经》仍有错误之处：在分类上，它没有内流河系；在某些河流的流向和从属关系上也搞错了，说黑龙江入松花江，曹娥江入浙江（今钱塘江），潞江（今怒江）入大盈江等。
南北朝时郦道元注释《水经》，成《水经注》这一历史地理学之名著。
然而年代久远，水道变化甚大；加上《水经注》对南方及偏远之地水道叙述偏简，因故续貂之著更形需要。
齐召南（1703-1768 年），字次风，号琼台、息园，浙江天台人。生于官宦之家。幼即聪慧，人称神童。在清廷任过翰林院庶吉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上书房行走、礼部侍郎等官职。他记忆力惊人，有目十行而终生不忘之载。他学问精深广博，有奉旨赴边疆的使臣行前多面询齐召南有关当地情况。他著述甚多，有关历史地理方面，有他任《大清一统志》篡修官时所撰该书中山东、江苏、安徽、福建、云南、外藩及属国部分；有人称"清代《水经》"的《水道提纲》。后者堪称他全部著述之代表作。
《水道提纲》计28 卷，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完成。该书对当时中国沿海如鄂霍次克海、渤海、东海、南海，以及沿海城镇、关隘、海口、岛屿等均加记述。该书还记述了当时中国土地上的各个水系。既分述各地之河川，也专论全国名河大川，还记载了入海水系及入长江、黄河、淮河等大河水系。内容丰富、全面、准确，多有创见。它认为长江正源非岷江，而是金沙江；它记载的黄河源头亦与今日认识一致。齐召南及其《水道提纲》在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1631-1692 年），字景范，人称宛溪先生，江苏无锡人。先世累有任明朝官吏者。其父顾柔谦，博览群书，尤好史地。明亡后，率顾祖禹隐居山野，躬耕不出。临终前叮嘱顾祖禹：明《一统志》在古今战守、攻取之要方面论述不详；在山川条列方面支离破碎，源流不备；故应发愤读书，写出有水平，有见解的著作来。顾祖禹隐居不仕，专志著述。历时21 年，在50 岁时写出《读史方舆纪要》130 卷巨著，计280万字。
全书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历代州域形势（1-9 卷）；直隶、江南及13个布政司的历史沿革和地理形势（10-123 卷）；历代地理书关于河川记载（124-129 卷）；史书关于星宿分野的记载（130 卷）。顾氏并不满足于罗列现象，更重视进行分析和总结。在战争胜败与地利关系的分析上，尤显出超群见解。他认为，无险固然重要，但胜败的决定因素还在于是哪些人掌握着天险。他举例说，函谷关秦国用之攻战六国可绰绰有余，而秦末之衰势，虽以拒盗尚嫌不足。他还举例说，诸葛亮出剑阁可以威震陕甘地区，而后主刘禅却连成都也不能保。他得出结论："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楼之邱、泛滥之水。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
顾氏的见解是发人深省的。顾氏治学的使命感之强，在学者中也不多见。他写此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总结明朝纲纪败坏，坐失险要的教训，为反清斗争提供借鉴。该书内容丰富，考订详尽，为历史地理和战守军事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
吴振臣著有《宁古塔纪略》。他父亲于顺治十四年（1657 年）遣戍宁古塔，康熙三年（1664 年）在当地生他。他在宁古塔生活了17 年。40 年后，他根据自身的经历，写成此书。描述了当地的气候、物产、风俗、植被等，对当时的边防措施、官庄制度、满族的语言文字及边防上各站的名称和里程也作了介绍。最后，根据朋友的言谈记载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六七月间圃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东北50 里发生火山爆发的事实。他写道："忽烟火冲天，其声如雷，昼夜不绝，声闻五、六十里。其飞出者，皆黑石硫黄之类，经年不断，竟成一山。"
徐松（1781-1848 年）著有《西域水道记》5 卷。是书是他仿《水经注》体例，于道光元年（1821 年）写成的。是书以罗布淖尔（今罗布泊）、哈喇淖尔（今敦煌西北）、巴尔库勒淖尔（今巴里坤湖）、赛喇木淖尔（今赛里木湖）、宰桑淖尔（今斋桑泊）、特木尔图淖尔（今伊赛克湖）等11 个湖泊为纲，叙述甘肃嘉峪关以西和新疆地区的水系，体现了内河流的特点。在湖泊之下以河为条目，对河流流经地区的城市、聚落、支流、山岭、某些地点的经纬度及这个地区的历史、物产、地貌、少数民族、历史文献、方言、水利、水文、驻军情况等都作了叙述。它既是一部水系著作，又是一部地理著作。书中还记载了冰川及冰川地貌，如将木素尔岭上的冰川冰分为浅绿、白如水晶、白如砗磲3 种。
李诚著有《云南水道考》5 卷。是书写于道光年间，约65000 字，以北盘江、南盘江、西洋江、金沙江、六归河、赤水河、澜沧江、潞江、大金沙江等9 条干流为主纲，附以各干流的支流。总计支流454 条。是书对云南省的水系记载详细，亦有个别错误的地方，如把大金沙江误为雅鲁藏布江。书后所附《滇南山川辨误》，对《徐霞客游记》中3 处错误给予订正。
4。传统地方志地理志是中国传统的地理学著作，《汉书·地理志》首开先例，历代相沿不辍。而中国古代地理志的主要内容，则包括疆域沿革、山川、物产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地理志包括三种形式，一是历代正史中都设"地理志"；二是官修全国性的总志，如元代的《大元大一统志》、明代的《大明一统志》；三是由省至乡所修的地方志，如道志、卫志等。
清朝继承前代传统，也重视编修地理志。我国现存地方志总数约8000种，其中清代编修的为5500 种，明代编修的约有1000 种。清代地理志存数较多，固然与社会发展进步及清廷重视有关，也与清之前历代距今久远，旧时代兵荒马乱，多有失佚有关。
清朝非常重视全国性总志《大清一统志》的修纂，曾三次组织人力，三次修纂。第一次成书于乾隆八年（1743 年），全书342 卷；第二次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全书500 卷；第三次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全书560 卷。《大清一统志》的体例，将北京和各省、地区分为22统部和青海、西藏等地区，再以府、州分卷叙述；具体内容包括疆域、分野、建制沿革、城池、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关隘、梁津、人物等计25 目。堪称涉面较广，内容也较详尽。
除《大清一统志》外，清代的地理志即基本上为地方省、府、州县志乃至镇、乡志。一般省一级为某某省"通志"，府一级称某某"府志"，县一级称某某"县志"。清政府修纂《大清一统志》之前，要求各地先修当地方志，以备参考，这便促进了各地的方志的编修。各地方的方志的修纂，当然不仅限于清朝前期和中期，晚清各朝特别是历时较长的光绪朝，均有新修方志的问世。
地理志中记载有许多珍贵资料，这些资料又是其他文献中难以求寻的。
如地震、矿产、河流、科技人物等资料，是后人研究地学史的重要资料，也为地震、河流观测及探矿找矿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地理志的发达，使方志学应运而生。章学诚（1738-1801 年）在修成和州、毫州、永清三志和主修《湖北通志》基础上，总结修纂方志的经验教训，创建方志学，对地方志的定义、沿革、体例、内容、编纂方法进行了研究。5。矿产文献有的矿产文献，撰者多数并不出于科学研究的动机，而是爱好、玩赏和收集各种石头的文人雅士写成的石谱。自古以来此类书籍层出不穷。清代宋荦的《怪石赞》（1665 年成书）、高兆的《观石录》（1668 年成书）等书，便属此类。书中对多种石头的形状、颜色、自然特性等均有涉及，成为矿产文献资料中有价值的一部分。
清代已有专门研究矿物学的著作。云南矿业尤其铜矿业历史悠久，规模亦大，堪称全国之首。有关云南矿厂的书，清代有嘉庆四年（1799 年）檀萃（？-1802 年）撰《滇海虞衡志·金石篇》，对铜矿及其它矿种，做了一些记载。还有一部《铜政便览》8 卷，但成书年代和著者均不可考。较有影响的当推吴其濬（1789-1847 年）所著《滇南矿厂图略》。此书为吴其濬编纂，徐金生绘辑，约成书于道光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44-1845 年）。全书分上、下卷，上卷名《云南矿厂工器图略》，下卷名《滇南矿厂舆程图略》。
《滇南矿厂图略》细述云南铜矿分布、矿床构造及找矿、采矿技术。关于铜矿石，书中记述了许多种。"自来铜"为最佳，含铜量为"十溜"（100％）。九溜以上者有"彻矿"，色深黑，质松脆。含铜量较高的还有"绿矿"。含铜量较低的则是"锡镴"类矿石。书中记述汤丹铜矿床的特点为：矿体为扁豆体，厚度由数米到四百米不等。书中也介绍了云南所产金、银、锡、铁、铅等矿产，并记述乾隆四年（1739 年）后金银矿在采铜时被发现而附带开采。（二）晚清近代地学的发展1。对世界地理与边疆地理的研究长期以来，政治高压使人们噤若寒蝉，不敢了解和研究外国；"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又使人们不屑于这样做。然而，正是这些不为人们所认识的外夷，居然对天朝上国走私鸦片，侦察挑衅，甚至为保护鸦片贸易和打开中国大门而蓄意挑起战争。严峻的现实，使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觉悟到，必须了解和研究外部世界了。鸦片战争前后，形成了一个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史地、政情等情况的高潮。林则徐开其端，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之第一人；魏源深入进行研究探讨，进行了必要的理论总结；徐继畬等人也做了富有意义的工作。
林则徐（1785-1850 年），福建侯官人，字元抚，一字少穆，晚号竢村老人。嘉庆进士。在东河河道总督任内，徒步抽验秸料数千垛，尽力修治黄河。任江苏巡抚期间，疏陈连年钱漕之累，小民之苦，坚请缓征，并修白茆、浏河水利。在湖广总督任上，力主严禁鸦片，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禁烟。正由于他勤于吏治，为政清廉，较有远见，禁烟态度坚决，故为道光派遣至广东查禁鸦片。在广东，他有虎门销烟的壮举；他有区分鸦片走私和正当贸易的灼见；他积极进行战守准备，并相信"民心可用"，允许人民在外国侵略者入侵时持刀痛杀。
战胜敌人，必须了解对手。林则徐等人已经认识到，外国为达侵华目的，对中国"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他为"吾中国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而深深抱憾。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 年）抵达广州，在禁烟的同时，每天派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报纸）"。林则徐将搜集到的外国人编撰的各种书籍及报纸，亲自审阅修订，先后译编成《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四洲志》系根据英人慕瑞（HughMurray）《地理大全》译出，林则徐润色，编成初稿。《四洲志》介绍了世界五大洲30 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是当时中国第一本较有系统的世界地理志。据说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刊本，惜未得见。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本，民国二十年（1931 年）上海石印。
林则徐的远见卓识，当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积弱的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成为失败者。但林氏睁眼看世界之举，却影响了一代人；《四洲志》的译编，成为清代地理学全新进程的起点里程碑。
魏源（1794-1857 年），湖南邵阳人，原名远达，字默深。道光进士，为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学派。曾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撰筹漕、筹河等篇。助江苏巡抚陶澍筹办漕运、水利诸事。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度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参加浙东抗英斗争。后愤清廷战和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乃辞归著书。他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在镇江受林则徐嘱托，据《四洲志》译稿及中外文献资料，撰成《海国图志》。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刊本50 卷，5 年后增订为60 卷，咸丰二年（1852 年）又扩编为100 卷。
《海国图志》所参考和征引的文献资料颇多，范围涉及中外古今各类著作。除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历代史志14 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 多种、奏折30 多件，以及亲自了解而来的材料，附图73 幅。该书叙述世界各国地理分布和历史政情，提出了自己对政治、经济、海防的见解。内容远较《四洲志》等书丰富和浩博。
《海国图志》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奠定了中国的世界史地研究基础。它不仅是中国人编撰的第一部世界史地志，更重要的是初步触及了研究世界史地的理论方法，走出了前无古人的一步。它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了研究世界史地的时代意义和方法问题。魏源从对历史的观察，已朦胧意识到"中外一家"的发展趋势。既然已不能绝缘于这个世界，就必须主动研究世界史地。他强调材料基础的扎实性，主张尽量用外人的直接记载。他主张加强系统性研究，注意东西方国家联系和对比。在编撰上也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结构：全书分为自撰部分和资料汇编部分，自撰部分有总叙、后译和文中夹注等，是全书灵魂；资料部分是全书内容的主体。
《海国图志》的历史意义在于，它赋予国人以新的近代世界的概念。之前旧史之《外国传》多过简或失实；少数专书不外海外奇谈；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新知识不受重视。是书以几十幅世界地图，以浩繁的叙述，为人们展示了另一个近代世界。书中阐发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导思想，促使人们去思索，去变革。
《海国图志》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错误之处。在辑录他人著作时，魏源未能对原著中的欠缺和错误予以指出和纠正。如所附地图系选之他书，但原图绘制技术较差，形状、位置及距离多有偏差，魏源并无任何说明和改正，照辑不误，失于准确和科学。另外，该书虽有魏氏自撰《筹海篇》及各部分叙文与按语，但大多为辑录他人著作予以汇编而成。
《海国图志》之后，世界地理研究竟成风气。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反映了这一趋势。
梁廷楠（1796-1861 年），广东顺德人，字章冉，号藤花主人。道光副贡生。曾任广州越华、粤秀书院监院、学海堂长、广东澄海县训导等职，参与过禁烟斗争和鸦片战争时的抗英斗争。鸦片战争前夕就留意搜集海外旧闻、各种报章及西人著述，探寻西方国家强弱分化的原因。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开始，先后撰成《合省国说》（即美国史）3 卷、《兰仑偶说》（即英国史）4 卷等书。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刊行《海国四说》，内中即有上述二书并其它种书。
《海国四说》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及风俗等。是书也把介绍史地与激励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相联系。在介绍美洲开发时说：欧洲人初至美洲，"其地已先有土著如中国之苗者十数万人。。各国商船始不过以贸易至，货尽即行，继侦知其力弱谋独无能力，又人少土旷，谓可夺而有之。。各国遂先后劫以兵而分裂其地"，对英国灭印度、攻缅甸、占南洋的侵略行为，无不予以揭露。作者显然要让国人从中汲取教训，变弱为强，以免遭侵略。是书在规模上不及《海国国志》，但在体例上已不同于《海国图志》式的资料汇编，形成为一家之说的撰述之作。
徐继畬（1795-1873 年），字健男，号牧田、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广西浔州知府、福建延邵津道道台。鸦片战争时，在福建汀漳龙道任上抗敌。后升任广西巡抚、福建巡抚兼闽浙总督。他利用在福建沿海为官的便利条件，广泛收集外国史地资料，历经五载，手稿修改几十次，终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撰成《瀛环志略》10 卷，刊刻出版。
该书约15 万字。系统介绍了世界近80 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经济文化及风土人情。于亚洲、欧洲及北美洲叙述最为详尽，而对国人向少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亦有介绍。该书资料比较准确。全书有42 幅地图，除日本及琉球一幅取自中国资料，其他均从西方地图册上钩摹而成，堪称是当时中国刊印的外国地图中最好者。书中介绍了西方先进武器和交通工具，并以欣赏笔调谈及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是书出版后，即为国内开明者所重视。魏源增订百卷本《海国图志》即引用其该书约4 万字的材料。该书于咸丰十一年传入日本后，备受重视，几次翻刻，广泛流传，印刷与装帧质量亦远在中国刻本之上，并以日文、英文注出人名、地名，地图套彩印刷。日本刊本反流入中国，成为翻刻的摹本。洋务办学，是书成为同文馆教科书之一。是书亦有不足。何秋涛（1824-1862年）曾作《瀛环志略辨正》一文，对书中有关俄罗斯部分的差误予以订正。另外，某些观点失当。在非洲社会发展落后的原因上，是书沿袭殖民主义者的诬蔑之词："黑番愚懵，无经营创造之能，遂至人禽杂处，长此榛狉。"他解释欧洲器物先进的原因是欧地"在乾戌方，独得金气。"他认为开凿巴拿马运河的计划不能实现，在他看来，"两地之限隔，天地之所以界画东西也"，既然理当如此，"欲以人力凿之，不亦傎乎！"再则，是书不同意"师夷长技"，唯恐失体，表现出封建保守性。
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日衰，在英国东南沿海挑衅和大举进犯的时候，陆地边疆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著书立说，对边疆的地理和历史加以研究，以图唤起国人的注意。龚自珍（1792-1841 年）为澄清东北边界问题，写过《最录平定罗刹方略》，于研究东北中俄边界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曾立志编撰《蒙古图志》，搜集许多资料，惜失火被毁。魏源在边疆地理研究上也有贡献。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撰成《圣武记》，内有《国朝俄罗斯盟聘记》和《俄罗斯附记》两篇，介绍中俄边界情况。
稍后并且成就较大的研究者当推张穆、何秋涛及曹廷杰等人。
张穆（1805-1849 年）初名瀛暹，字诵风、蓬仙，一字石州，山西平定人。26 岁时录为优贡生，候选知县。34 岁（1839 年）后弃仕途，长住北京宣武门外，一意著述。学识精深广博，尤精于历史地理和古文字学，《蒙古游牧记》是他的代表作。
《蒙古游牧记》凡16 卷，张氏逝世后经友人何秋涛校订，并排比补辑末4 卷，才得全部成书。以蒙古历史上各盟的旗为单位，对在内外蒙、青海、新疆等地各部落历史、地理情况，详细考注。对清廷与蒙古王公的关系，也记述甚详。内蒙古24 部6 卷，外蒙古客尔喀4 部4 卷、额鲁特蒙古3 卷、额鲁特新旧土尔扈特3 卷。在地理方面，他对蒙古各处地形、驻军重镇及边地卡伦，都考古证今。他还注意对自然经济条件的考察，每记一地，必记其水道泉源流向，何处水咸不可食，何处有水草，何处宜稼穑畜牧，等等。《蒙古游牧记》是第一部较系统的蒙古地志，是研究蒙古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书，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有俄译本问世；民国六年、二十八年先后有两种日译本出版。
何秋涛（1824-1862 年），字愿船，福建光泽人，道光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曾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因外患日深，关心社会政治问题，尤注重边疆史地研究。他认为沙俄与中国接壤，"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乃广为搜集资料，撰成《北徼汇编》6 卷，后又增至80 卷并附图。进呈咸丰，赐名《朔方备乘》。
何秋涛著书目的在于称颂清初武功，提醒统治者认清边疆形势，抵御外来侵略。为了这个目的，该书不仅记载了历朝北部边疆用兵得失之故，而且对东北到西北的边疆沿革的攻守地形作了详尽考察。他认为中国北部边疆最大威胁来自沙俄，故对中俄关系方面的史地情况着墨甚多，文章亦最有价值。这方面的篇章有《北徼界碑考》、《俄罗斯馆考》、《雅克萨城考》、《尼布楚城考》、《艮维窝集考》、《库页附近诸岛考》、《北徼山脉考》、《艮维诸水考》、《乌孙部族考》等等。
论及东北边境防御，何秋涛认为吉林至关重要，"为盛京屏障者吉林也，为吉林根本者东海诸部也"。故以专篇记东海诸部，该书还以边疆沿革考证，驳斥一些不正确的说法。
该书考订群书，集诸家大成，史料来源十分丰富。该书突破了之前边疆史地研究领域，把研究范围扩大到边疆以外史地。在继承发展东北、蒙古、新疆史地研究成果的同时，又展开了对俄罗斯、西伯利亚等史地的研究。姚莹（1785-1853 年），安徽桐城人，字石甫，号展和。嘉庆进士。鸦片战争期间任台湾道，会同总兵达洪阿，奋力抗击侵台英军，屡次击退英舰。平日即注意搜集有关世界各国情况的资料。鸦片战争后受诬贬官四川，尤努力探寻抵抗侵略的良策，将多年搜集所得资料，撰成《康輶纪行》16 卷，着重考察西藏地区，绘制有世界和中国西南边疆地图，记载了不少有关英、法、俄、印度、廓尔喀、哲孟雄等国地理、历史知识，提醒时人警惕英国侵藏野心，建议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
曹廷杰（1850-1926 年），字彝卿，湖北枝江人。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并及史地书籍。由廪贡生考取汉文眷录，在国史馆当差。光绪九年（1883 年）至宣统二年（1910 年），几次受命去东北，在三姓靖边军后路营中办理边务文案；进行过近2 年的黑龙江等地的边防考察；调查沙俄擅自派人到东北勘探铁路的情况；试办呼兰山植山货税务，试办都鲁河税务；补吉林知府并兼理府学。在东北期间，他广泛收集资料，勤于著述，研究东北史地。他的主要著作有《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等，于我国东北史地研究贡献甚大。
《东北边防辑要》偏重于历史文献的汇集整理。阐明明、清两代东北疆域及其管辖，论证黑龙江流域自古即为中国领土。
《西伯利亚东偏纪要》是作者实地考察中俄边界后写成的，全书计118条。曹廷杰对永宁寺碑和奴尔干都司衙署所在地的考察，以及对永宁寺碑文的拓取与研究，都成为明代东北疆域的极富说服力的证据。曹廷杰拓取和研究奴儿干永宁寺碑文的成果，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是书对当时边防价值也很大。吉林将军特摘取书中85 条送清廷军机处，摘了35 条奏呈皇帝。
《东三省舆地图说》，主要是关于东北地理、考古及民族等方面的学术札记。内中《古迹考》1 卷，是作者在东北实地考察的成果。咸平府、率宾府、显州、信州、五国等处，作者考证出确切地点，解决了史家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它如金上京、三姓、白城、得胜陀碑、完颜娄室碑等问题，该书均提出独到看法。
曹廷杰还撰有《条陈十六事》、《查看俄员勘探铁路禀》，在抵制沙俄侵略东北方面，向清政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如自筹款项筑路、自定路轨规格、垦荒开矿、移民实边、练兵备战等等。
曹廷杰是晚清首位全面实地调查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地理、古迹及社会经济的学者，他在清朝边疆地理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地位。
2。西方地学知识的传入鸦片战争后，西方地学知识也比较系统地传到中国。
编著、翻译西方地学著作是传播渠道之一。第一个在中国传播西方近代地学知识的是英国伦敦教会教士慕维廉（Muirheadwilliam，1822-1900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他即来到中国上海传教。他有很深的中文功底，咸丰三年（1853 年）出版了他编译的《地理全志》。书分上、下编，上编论地政，下编论地质、地文。
在上编中，分洲叙述了世界地理。下编之卷一为地质学内容，其他各卷则是自然地理学的内容；卷二是地貌学；卷三为水文学；卷四至卷五为气象气候学；卷六为植物地理学；卷七为动物地理学；卷八为人口地理学；卷九为数理地理学；卷十为地理学史。此书把世界地理知识比较完整准确地介绍给中国人，同时，还使中国人有机会比较深入地了解到诸如地震、火山、地裂、水质、江河湖泊、海洋潮汐、化石及地层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
慕维廉还在咸丰七年刊行《六合丛谈》，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包括《地球形式大率论》、《水陆分界论》、《洲岛论》、《山原论》、《地震、火山论》、《平原论》、《潮汐平流波涛论》、《河湖论》等一系列文章。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科学家华蘅芳等人与外国传教士合作，也翻译了一些较有价值的西方地学著作。
《金石识别》是美国著名地质学家和矿物学家J·D 代那（James DwightDana，1813-1895 年）所著，由英国传教士玛高温（D·J·Macgawan，1814-1893 年）口译，华蘅芳笔译，江南制造局于同治十二年（1873 年）出版。这是第一次将近代矿物学和晶体物理学知识系统介绍到中国。全书12 卷，设总论、分论两部分。总论中有"论金石结成之形"、"论金石形色性情"等内容；分论中的内容包括论述"锈金类"、"气类"、"水类"、"炭类"、"硫黄类"、"金石化学"、"金石分类之法"等。此书译完之后，华蘅芳又继续与玛高温合作，把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莱伊尔（C·Lyell，1797-1875年）所著《地学浅释》译出，同治十二年江南制造局出版，全书38 卷。原著为同治四年（1865 年）出版的第六版本。于是，莱伊尔的地质进化均变说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首次在中国得以介绍。
此外，江南制造局还译有其它地学方面的书籍。据统计，从同治七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868-1907 年），共译出"矿学"书籍10 种72 卷，译出"地学"书籍3 种51 卷。其中矿学类书有《开煤要法》、《井矿工程》、《宝藏兴焉》等等。
清末新政中去日本留学的学生，也译出一些地学书籍。范迪吉等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翻译并出版的《普通百科全书》100 册中，有地学方面的：《地质学》、《日本新地理》、《万国新地理》、《万国地理学新书》、《地理学新书》、《日本地理问答》、《世界地理问答》、《矿务学问答》、《矿务学新书》、《地文学新书》等。
上述编著和翻译的西方地学著作，对于传播地理学、地质学、采矿冶金学、矿床学等知识，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当然，有些书中关于地质年代等译名采用音译，不利于掌握和普及。
自洋务运动起，晚清教育也逐渐进行改革。洋务运动中兴办的学堂，许多都开设地理、矿学课程，有的还专门设立这方面的专业。京师同文馆五年制学生第五年开设地理金石课；八年制学生第三年开设各国地图课，第八年开设地理金石课。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又称中西学堂、北洋公学），即有"律例、矿务、制造"3 个专科。张之洞在光绪十八年（1892 年）于湖北矿务内附设矿业学堂和工业学堂，开设矿学及工艺课程。张之洞在湖北开设的湖北算学堂亦开矿学课程。广东开设的西艺学堂，分设矿学、电学等5 种专业。
洋务运动中办起的学堂选派出国留学生，有的就是选学矿务等专业。福州船政学堂在光绪三年（1877 年）派出首批留欧学生30 余人，其中有1 人专学矿务，有4 人学习矿务和制造理法（上述5 人依次为：罗臻禄、池贞铨、张金生、林庆昇、林暲）。
清末新政中，各地纷纷设立新式学堂，地理课程得到普及。张之洞在湖北开办的小学堂、中学堂，均开设地理课程。张之洞开办的师范学堂，也开设地理课程。光绪三十年（1904 年）张之洞改湖北西路高等小学堂为矿业学堂。宣统元年（1909 年），京师大学堂设"地质学门"，聘请德国人梭尔格博士（F·Solgar）讲授。同期国人也有出国留学学习地质专业的，如章鸿钊（字渲群，浙江吴兴人，1877-1951 年）光绪三十年（1904 年）留学日本，宣统三年（1911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理学部地质科；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1887-1936 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质系，宣统三年（1911 年）回国。日本专设教育中国留学生的学校中，有一矿路学堂，内设铁路、矿务两科。
教会学校也开设了地理、地质等课程。光绪八年（1882 年）开学的上海中西书院八年制教育中，第三年有"各国地图"课，第八年有"地学、金石类考"课。
需要指出的是，晚清有的人虽然出国并无学习使命，但却在国外不失时机地学习地学方面知识。邹代钧（字甄伯，湖南人，1854-1908 年）就是这样。他受家学熏陶，自幼喜好舆地之学。光绪十二年（1886 年）作为随员随刘瑞芬出使英俄等国。他在外国期间，潜心学习、研究西方测绘地图技术，堪称中国第一位在国外研习西方近代地图学的人。
上述传播西方地学的手段和渠道，在传入西方地学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地学浅释》曾在中国用作教材，鲁迅就读江南陆师学堂时就用过它。江南制造局翻译的书籍，较长时间成为国内新式学堂的教材。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规定的学堂教材，属于翻译的地学书即有《世界地理学》、《大地平方图》、《地学指路》、《金石略辨》等。洋务运动期间派遣的首批赴美留学的幼童，虽学业未竟就被迫回国，但其中仍涌现出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邝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人，成为中国首批矿业工程师。章鸿钊在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部地质科毕业回国后，在京师大学堂任地质学讲师，是为中国人中第一位教授地质学课程者。王汝淮（别号皖南，广东南海人，1870-？）原在广州同文馆，光绪十六年（1890 年）调至京师同文馆学英文，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被派至英国伦敦学习矿务，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在工部任职，继到京师实业学堂工作。宣统三年开始编写《矿学真诠》，民国六年（1917）脱稿，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采矿学教科书。邹代钧于光绪十五年（1889 年）从英、俄回国，带回欧美地理图册多种。适逢清政府开馆续修《会典》，乃呈《上会典馆书》，建议兼采中西地图测绘法，受到普遍赞赏。他担任湖北舆图局总纂、湖北译书局海国地图编辑。戊戌变法运动中，他是湖南维新报纸《湘学报》的舆地撰稿人，是南学会舆地主讲人。戊戌变法失败，又主讲两湖书院。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又在京师大学堂任总教习，并主讲舆地。
近代地学的传入，还有一种特殊的媒介，即西方学者到中国进行地质资源调查。这种调查本身是学术性的，但却服务于帝国主义侵华目的。客观上，这些调查过程、调查结果，也影响着中国地质学的发展。
这类调查始于同治年间，整个晚清未有间断。先是西方学者进行，继则日本学者也参加这类地质调查。
第一个到中国调查地质的是美国人庞佩利（R·Pumpelly，1837-1923年）。他从同治元年（1862 年）开始，在华北和长江下游进行了三四年的调查。他于调查之后，著有《中国蒙古及日本的地质研究》一书，提出中国地质构造线为东北--西南走向的所谓"震旦方向"学说，对中国地质学产主过较大影响。同治七年（1868 年），德国著名地质和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d vonRichthofen，1833-1905 年）到中国考察，进行了4 年，到达中国南北14 个省区。根据调查，写出《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多卷巨著（1877 年至1913 年陆续出版）。书中提出的中国黄土风成说，中国地层和地质构造等论述，以及有关中国化石的记述及所附地质图，都有一定影响和权威性。书中还提出了"山西之煤可供全世界千年之用"及胶州湾为良港的观点。德国强租胶州湾和垂涎于山西采煤权，理论依据均与调查有关。
其它调查还有：光绪三年至六年（1877-1880 年），洛茨（D·Loc
y）
先走长江流域，过秦岭而入甘肃，然后沿南山北麓进入川西山区，最后由西康进入云南；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维里斯（B·Willis）和布来克维尔德（E·Blackwelder）先后去山东西部、东北南部、河北、山西、陕西、四川、湖北、长江三峡地区调查，发表有《中国调查报告》；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二年（1907-1910 年），布朗（J·C·Brown）几次去云南调查；宣统元年（1909 年），戴普拉（G·Deprat）进入云南调查，历时15 个月，写有《云南东部地质》，清末来华进行调查的日本人有小藤文次郎（1856-1935年）等人，他们活动范围是东北。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隶属于大连满铁总部的满铁地质调查所成立，对中国东北及山东进行地质调查，更是赤裸裸地为日本变东北为其殖民地的阴谋服务的。
3。中国近代地图学、地质学的诞生西方地学理论传入中国后，晚清中国学者加以运用，进行研究，取得一些成果。
邹代钧是中国近代地图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所著《上会典馆书》、《湖北测绘地图章程》二书，堪称是他地图理论和方法的代表作。于西方先进测绘理论如经纬度测量法、三角测量法、多种投影法、等高线法等均加论述，对西方先进的测绘工具及其用法的介绍不胜详尽。
他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在武昌创办译图公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会改名为舆地学会，是中国近代地理学最早的学术组织。舆地学会致力于编译出版中外名图，推进地理学研究，普及地理教育。
邹代钧主持湖北舆图局、舆地学会期间，先后绘制出版湖北地图《湖北全省分图》、《中外舆地全图》等地图书，计各类总图、分图千余幅。这些地图除《湖北全省分图》是实测外，其他都是精选自外国人所作最新地图和国内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各省通志、州县志所附地图。编制地图时，将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绘法转化为地图投影法。在编译外国地图时，不仅把外文译成汉文，把经纬度改为以中国京都子午线为起始子午线，而且把比例尺改行自制的中国舆地尺，以便国人掌握。他还采用多种投影法和彩印法来制作地图，使这些西方先进技术在中国得到运用。
邹代钧在地理书籍方面也有许多著述，主要有《光绪湖北地记》24 卷、《中国海岸记》4 卷、《西域沿革考》2 卷、《中俄界记》3 卷、《蒙古地记》2 卷、《日本地记》4 卷、《安南、缅甸、暹罗、印度、阿富汗、俾路支六国记》8 卷等。
中国人自己撰写有关中国地质的学术论文，最早的当推虞和钦和鲁迅（1881-1936 年）。虞和钦（浙江镇海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上海创办《科学世界》杂志，当年该杂志四、五月份的第二、三期上，发表了他的论文《中国地质之构造》。鲁迅曾在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读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十月在《浙江潮》第八期上发表《中国地质略论》。之后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直隶矿产局总勘探师邝荣光测绘出《直隶地质图》是为中国首份地质图，后他又发表《直隶省矿产图》、《直隶石层古迹》等学术文章。宣统二年（1910 年），东京帝大留学生顾琅根据日本地质矿产局秘本编纂一幅《中国矿产全图》。张相文（1866-1933 年）早在光绪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两年（1901、1902 年）就编著《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成为中国最早自编地理教科书。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又编著《地文学》和《最新地质学教科书》。
中国人在晚清成立了中国地学会。该学会是张相文与张伯苓等人发起，于宣统元年（1909 年）在天津创立的，张相文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次年，《地学杂志》问世。初为月刊，因经费原因，后改双月刊、季刊、半年刊，甚至还被迫几次停刊。
中国人在晚清也进行了一些地学考察性质的活动。张相文曾在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 年）到山东、河北、河南、内蒙等地，进行旅行考察。《地学杂志》上发表过他考察后所写文章《齐鲁旅行记》、《豫游小识》、《塞北纪行》等。
4。考据派对历史地理的研究鸦片战争以后，传播、倡导和研究西方地学固然渐成时代主流，但仍有一些学者继承乾嘉考据学风，埋首于古书之中，进行沿革地理的研究。在考证地名、补充史实、校注古代地理名著、搜集历史地理资料等方面，促进了我国沿革地理学的发展。杨守敬与丁谦在这方面尤值一提。
杨守敬（1839-1915 年），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同治元年（1862 年）中举人后，屡次进京会试皆不中，乃绝意功名，专志著述。曾为随员出使日本。光绪十年（1884 年）归国后曾任两湖书院地理教习。其代表作有《水经注疏》、《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水经注图》、《历代舆地图》等。
《水经注疏》40 卷，计73 万字，4 倍于原书字数，对于《水经注》所述河流迁徙、郡县沿革、城镇荣衰、各种地理现象，都有详尽考述，以今地名予以注释；对以往研究《水经注》的成果予以辨析，订伪纠谬，对全祖望、赵一清、戴震3 人校勘中的纠谬之错予以揭发。
《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共9 卷。广征博引隋史志记传、唐宋地理总志，以及明清两代研究成果，论述了隋代郡县建制与省并的原因。
《水经注》无图说，难令读者有具体地理观念。咸丰年间（1851-1861年）汪士铎（1802 或1804-1889 年）撰《水经注图》，惜描绘粗陋，比例失调，方位错乱，水道源流亦追溯不清。由是杨氏乃作《水经注图》，取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为底本，以传统绘图之法，将郦氏记载的137 条水道、1252 条支流及所经地方（城邑、湖泽、古迹）和各种自然地理现象，均予细致而准确的描绘。即以今日标准衡量，大多数也是正确的。
《历代舆地图》共34 册，耗时35 年。图籍包括历代疆域总图和各朝详图，从春秋到明朝，贯通古今，内容可谓丰富。过去的历史地图，多为断代之图。嘉庆年间李兆洛曾编有《历代地理沿革图》，但内容过简，错讹亦多，且将割据之朝省并为一图，完整性较差。杨守敬编绘之图则予以改进。所据府本为胡林翼《大清一统舆图》，而胡氏舆图又以康乾时传教士所绘制地图为根据，故杨氏舆地图更具准确性。
除上述三书外，杨守敬还著有《汉书地理志补校》、《三国志郡县表补正》、《晦明轩稿》、《禹贡本义》等。考释地名方位，补订郡县变革，均有创建，正因为杨守敬学术成就超出前人，故当时人就把他的地理学与李善兰的数学、段玉裁的小学，并称为清代三绝学。
丁谦（1843-1919 年），字益甫，浙江嵊县人。同治四年（1865 年）
贡于乡，后曾任象山县教谕、处州府教谕。他博览群书，长于边疆和域外地理考证和研究。代表作为《蓬莱轩舆地学丛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出版。
丁谦对历代史书的西域传详加考证，对其中舛误、弊病予以纠正。他还广泛搜集古今中外材料，对正史西域传的遗阙进行增补。除了撰著历代正史西域传地理志外，丁谦还对蒙古舆地详加考证，撰《元秘史地理考证》16 卷，纠正前人错误，并补其遗漏。丁谦的考证，往往还扩及到域外。《晋外四夷考证》就谈及大秦（罗马）的历史，并考证了通向大秦的通道。对朝鲜史地也有涉及，《朝鲜传考证》则考证出大同江和鸭绿江均有浿水称谓。
七、医学（一）传统医学的新发展1。本草著作清代关于本草方面的著作问世较多，成就亦比较显著。
赵学敏与《本草纲目拾遗》。赵学敏（约1719-1805 年），字依吉，号恕轩，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其父为福建知县，颇晓医道。家藏古今医书，并有养素园培植各种药草。赵学敏自幼即对医学产生浓厚兴趣，及至成年，更是广为涉猎、研读古今医书药典。虽父命业儒，然其终生却专务方技之学。他治学勤勉、严谨，一生著述甚丰，所著之书合称《利济十二种》，可惜其中大部分已失传，如《奇药备考》6 卷、《本草话》32 卷、《百草镜》8 卷、《花名小药录》4 卷、《外绛秘要》3 卷，均为生药学、药理学和药化学方面著作。现存于世的，除《本草纲目拾遗》10 卷外，还有关于铃医技术的《串雅内编》4 卷和《串雅外编》4 卷。
《本草纲目拾遗》著于乾隆十一年（1756 年）。体例上效仿《本草纲目》，又比后者多出藤、花二部，计18 部。全书共收药物921 种。本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药物来源广泛。药房的药方广告，边防外记诸多记载，西方传教士传播的信息，无不在采集选择之列。民间许多药物，如治风湿的千年健，医毒虫咬螫的独角莲，治冷痢的鸦胆子等，均收录书中。再如西洋参、吕宋果等舶来药物，也均入选。第二，作者对搜集的药物，采取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查验，力求准确无误，如同作者所说："拙集虽主博收，而选录尤慎"，"必审其确验，方载入"。有的草药作者为观察研究，还自行培植。作者不满足对药物的间接耳闻，一定坚持目见查验。第三，进一步发展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全书所收921 种药物中，有716 种是《本草纲目》未载或误收的。他评价李时珍之《本草纲目》："诚博矣，然物生既久，则种类愈繁"，有的未及时记录，时过境迁，恐难辨识。他举产于安徽西部霍山石斛形小味苦和白术根斑力大为例，说明药物同物异种之区别，不应一概而论。书列"正误"，专论《本草纲目》传讹、漏载药物。该书为《本草纲目》拾遗补缺，纠谬正误，相得益彰，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吴其濬与《植物名实图考》。吴其濬（1789-1847 年），字瀹斋，别号雩娄农，河南固始人。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71 年）中进士，殿试翰林榜一甲第一名，授职翰林院修撰。后历任兵部左侍郎、江西学政、署湖广总督、湖南巡抚、浙江巡抚、云南巡抚、云贵总督、福建巡抚、山西巡抚等职。吴氏留心民情，注意各地物产，而为官走遍中国大部地区，又为他比较全面地考察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一生著述不少，包括《滇南矿厂图略》、《云南矿厂工器图略》、《滇行纪程集》，以及《植物名实图考》。其中《植物名实图考》学术价值较大。
《植物名实图考》全书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 卷，系辑录古代植物文献而成；另一部分则称《植物名实图考》，计38 卷，系以《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为基础，亲身察访后编成。吴氏具有严谨态度和科学精神。他不满足于简单地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尽管他广泛搜集文献资料，达800 余种，他更重视实地的考察和实物的观察。每到一处，他都要尽力采制和搜集植物的标本，并重视农民、牧童等在实践中积累的有关知识。书始撰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 年），历经40 年，其间随时修改和增加新的材料。至去世之前，仍不以为书已完成。吴其濬去世后一年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陆应谷将《植物名实图考》刊行。陆氏为该书作序称颂吴其濬"具稀世才，宦迹半天下，独有见于兹，而思以愈民之瘼，所读四部书，苟有涉于水陆草木者，靡不剬而辑之。"吴其濬较长时间内身为清朝政府的封疆大吏，能坚持研究著述，且具严谨求实精神，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植物名实图考》的编写体例也仿照本草，分类方法也与《本草纲目》基本一致。书收植物1714 种，绝大多数都是药用植物，分为谷类、蔬菜、山草类、隰草类、石草类、水草类、蔓草类、芳草类、毒草类、群芳类、果类、木类、计12 类。《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收入植物838 种，少群芳类。《植物名实图考》较高的科学价值，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容量大。《图考》所收植物比《本草纲目》增加519 种，这无疑是对中国本草研究的又一发展。如八字草、黄药子、蛇含草等，都是吴氏发现药用而收录的。
第二，对植物的品种、形态、颜色、性味、用途、产地等，均有非常详细的记述。吴氏重视亲身调查和访问，甚至试种移植以便观察。所载植物仅产自江西、湖南和云南三省者就逾千种，这与他多年在上述省份为官，更便于实地察访大有关系。这就更增加了该书的可靠性。
第三，所附植物图描绘之精细、准确，超过前人。每种植物，必附一图，且多于植物新鲜之时描绘而成，许多植物图还包括根、茎、叶、花全貌。第四，澄清了前人许多误解。吴其濬经过认真研究和考证，发现了包括李时珍在内的前人在本草学上的误解和错误，并在书中予以指正。如冬葵，即为冬寒菜，湘人长期种植食用，但李时珍却认为它仅在古时为人食用，"今人不复食之"，归入隰草类。吴氏复列在蔬菜类中。再有，《天工开物》称穬麦即青稞、大麦，独产陕西，吴氏纠谬称："青稞与穬麦迥异，然皆不需碾打而壳自落。"对《山西通志》"党参今无产者"一说，吴氏辨误称："余饬人于深山掘得，莳之盆盎，亦易繁衍，细察其状，颇似初生苜蓿，而气味则近黄芪。"类似纠谬辨误之例，书中还有许多。
《植物名实图考》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它曾传至日本等国。近代德国植物学家毕施奈德在所著《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1870 年出版）称《图考》一书附图"刻绘尤精审"。
我国现代植物分类学家在植物中文命名时仍要参考《图考》一书。
当然，《植物名实图考》在科学性上尚有上一些问题。某些议论也嫌空泛、陈腐。
其他本草著作。清代有一些本草著作着重从《神农本草经》研究考订入手，主要有：张璐（1617-1699 年）撰《本经逢源》4 卷，收药700 余种；黄宫绣撰《本草求真》10 卷；徐大椿（1693-1771 年）撰《神农本草经百种录》1 卷；邹澍（1790-1844 年）撰《本经疏证》12 卷；张志聪（约1619-1674 年）撰《本草崇源》3 卷；陈念祖（1753-1823 年）撰《本草经读》4 卷，等等。
清代还有一类本草著作，基本上是围绕《本草纲目》和《本草经疏》等书，追求简要实用，精选疗效显著药物。主要有：王翃著《握灵本草》10 卷，《补遗》1 卷；汪昂（1615-约1695 年）著《本草备要》4 卷，附《汤头歌诀》1 卷；吴仪洛著《本草从新》6 卷；沈金鳌（1717-1776 年）著《要药分剂》10 卷，等等。其中汪昂《本草备要》影响为大。
2。医方、医案与医史从隋唐开始，兴起广泛搜集医方的风气，至明代达到鼎盛阶段。晚明以降，搜编医方之方向有所变化，人们更重视选录有影响的良医之方，并探寻制方的缘由。清代这方面的书主要有：汪昂的《医方集解》21 卷，附《急救良方》1 卷和《勿药元诠》1 卷；罗美的《古今名医方论》4 卷；王子接的《绛雪园古方选注》3 卷；吴仪洛的《成方切用》26 卷，等等。
医案方面，整理医家本人临床经验的书，有华岫云（？-1753 年）整理的叶天士《临床指南医案》10 卷、《吴鞠通医案》5 卷等。还有的医案，是对文献进行整理的结果，较著名的有魏之琇（1722-1772 年）的《续名医类案》60 卷和俞震的《古今医案按》10 卷。
《续名医类案》约成书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先此前明代江瓘撰《名医类按》12 卷，起扁鹊，迄元、明医家临床治验，均予采摭，并附自己的批注评论，但该书不注引证出处，惜为不足。魏之琇遂撰是书。魏书对江琇所遗漏的明之前医家治例，有所增补，但更多的还是搜集明以来的医例，于医籍及医籍之外的文集、说部、史传、地志等书中广为搜集。书中还附有魏氏评论之语。此书堪称医案撰述之最博之著。通行信述堂本36 卷，分345门。
《古今医案按》成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该书不追求容量博大，仅取治例107 门，均为可资借鉴之例，并附精透论说。
以上魏、俞二书，各有所长，相得益彰，均属不废之作。
医史方面，著述无多，值得提及的是《古今图书集成》之"医部"中，有《医术名流列传》14 卷。取史传、方志、文集、杂记体例，内容庞博。时间起于上古，迄于明末，收录1364 人。该列传也存在着少考订、多重复、甚至错讹等不足，但贵在集中医史资料和廓清医史线索。
3。《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研究《内经》研究专著，在明之前本无多，又少有传世。明、清两代研究者较多。继明代张景岳、马莳等人之后，清代张志聪、黄元御等人对《内经》的研究也较有成就。
张志聪，字隐庵，杭州人，著有《素问集注》和《灵枢集注》。他的注疏、诠释动机在于担心《内经》失传，并纠正马莳注释《灵枢》时"专言针而昧理"的缺点，以免"后学之沿习"。他的同窗高世栻将马、张二人注释之书合编成马元台、张隐庵《素问、灵枢合纂》，便于学者比较、鉴别。黄元御（1705-1758 年），字坤载，号研农、玉楸，山东昌邑人。本系诸生。早年眼疾，为庸医误损其目，乃发愤攻读医学。著述颇丰，达十余种。关于《内经》，著《素问悬解》13 卷、《灵枢悬解》9 卷和《素灵微蕴》4卷等。他提出许多独到见解，但也不乏偏颇。
高世栻撰有《素问直解》9 卷。高士亿著《素问完璧直讲》9 卷，突出了简捷明白的特点。此外，陆懋修（1818-1886 年）撰《内经运气病释》9卷、《内经运气表》1 卷、《内经难字》1 卷，发挥与偏见并存。
对解释《内经》的《难经》的研究也有发展。徐大椿著《难经经释》2卷。但他方法失当，以残缺和经编补的今本《内经》攻击本系完整的《难经》。丁锦撰《古本难经阐注》不分卷，自称得古本《难经》，乃对坊间通行本重新编次。
《伤寒论》原书不传，经王叔和整理后，条文上多有疑问。后世研究者较多，在明人王履、方有执等人研究基础之上，清人又把相关工作推向深入。喻昌（1585-1664 年）字嘉言，江西新建人，明末曾应选贡。清入关后，一度隐身于禅，后专攻医术，尤注重张仲景之书。顺治四年（1648 年）撰《尚论篇》4 卷和《尚论后篇》4 卷。喻昌将《伤寒论》重加修订，以冬伤于寒，春伤于温，夏秋伤于暑为主病大纲。四序中，以冬日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独立成篇，在三阳经末附合病、并病、坏病、痰病四类；在三阴经末附过经不解、差后劳复、病阴阳易三类。每节经文前提示大意。喻书流传较广。徐大椿又名大业，字灵胎，号洄溪，江苏吴江人。爱好广泛，尤笃医学，甚至决意弃功名。历代医书，无不精心披阅。见解精深，声名远播。一生著述甚丰，尤重注经。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著《伤寒类方》1 卷。他删去阴阳六经门目，使方以类从，证随方见。人们可按证求方，无须循经求证。他此举的根据在于：《伤寒论》为救误而作，不是依经立方。亦属别有见地之作。
柯琴著《伤寒来苏集》8 卷，不赞许喻昌更改《伤寒论》的编次，也同意王叔和整理已非原书之旧的说法。故读张仲景之书，应"慧眼静观，逐条细勘，逐句研审"，细分仲景与叔和之区别。《伤寒来苏集》中"伤寒论注"部分依六经立篇名，并重新编次；"伤寒论翼"部分提出"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六经各有伤寒，非伤寒中独有六经"。
张璐著《伤寒缵绪》4 卷。其长子张登著《伤寒舌鉴》1 卷，专论伤寒观舌之法，发展了前人有关研究。张璐次子张倬著《伤寒兼证析义》1 卷，专涉伤寒挟杂病，亦有创见。此外，汪琥著《伤寒论辩证广注》14 卷，广采古今伤寒论书。陈念祖著《伤寒论浅注》6 卷，简明扼要，对初学者的参考意义更为明显。尤怡（？-1749 年）著《伤寒贯珠集》8 卷，专注学术，少有论战笔调。
对《金匮要略》的研究，清代也不乏其人。
周扬俊著《金匮至函经二注》。元代赵良仁曾撰《金匮衍义》，惜无刊本。周扬俊根据藏本为赵书补注，遂有是书，且影响日播，而赵书反而鲜为人知。
尤怡著《金匮心典》3 卷，计22 篇。书中对前人有关注释和自身行医实践进行解释和发挥。尤氏还著有《金匮翼》8 卷。
徐彬著有《金匮要略论注》24 卷。黄元御著《金匮悬解》22 卷，认为《金匮》治内伤杂病，扶阳气成运化之本，与流行的滋阴论唱了反调。沈明宗著《金匮要略编注》24 卷。程林著《金匮要略直解》。张志聪著《金匮要略注》，等等。
4。温病学说明清两代，瘟疫流行。雍正十年（1732 年），昆山大疫，死者数万人。
但明代以前，对治疗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热性疾病，认识水平还停留在《伤寒论》的范围。明代王履首次指出温病与伤寒不同。明末吴又可提出"戾气"致病新学说，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至清代，温病学说发展较大。清代中叶已形成为独立学说，与伤寒学说并列为医治外感的中医两大学说，而叶桂、吴瑭、王士雄3 人对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贡献尤为突出。
叶桂（1667-1764 年），字天士，号香岩，江苏吴县人。一般认为叶桂是温病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医生世家。幼时儒书、医学兼学，14 岁后专志习医。他聪颖勤奋，更兼先后拜从名师十余人，故医术超群。特别是他能比较准确地治疗温热病，更使他声名鹊起，全国闻名。平生著述很少，所著《温热论》1 卷和《临证指南医案》10 卷，系其弟子辑录、整理而成。关于温热病因，他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即后人称谓的十二字提纲。既如此，治疗自然就应有别于伤寒："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具体治疗上，在卫可以发汗，在气可以清气，入营则需透热，入血则应凉血、散血，用生地、丹皮、犀角、赤芍等药。
吴瑭（1758-1836 年）字鞠通，江苏淮阴人。少时也曾欲取科举功名，后因父病，乃专志医学。初习吴又可《温疫论》，后钦信叶桂医法。经过潜心研读和广泛的医疗实践，他在治疗温热病方面收效甚著。嘉庆十八年（1813年）著成《温病条辨》6 卷，创温病三焦辨证，论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暑温、伏温、湿温、寒温、温症、秋燥等证，提出各种诊治和用药之法。
王士雄（约1806-1866 年），字孟英，浙江海宁人，医生世家。先居杭州，后迁上海。一生著述很多，尤以《温热经纬》5 卷最为著名（1852 年刊行）。其书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天士）薛（雪）诸家之辨为纬。"书论伏气、温热、湿温、疫病，总结叶天士、吴鞠通学说。这是一部温病学的总结性著作。
此外，清代长于温病者还有许多人。如江苏吴县人薛雪（1681-1770 年）诊疗多有创见，著有《湿热条辨》1 卷；余霖，安徽桐城人，著《疫疹一得》1 卷，辨证精详，用药也不乏独创。乾隆癸丑京师大疫，余氏以大剂量石膏治愈甚众。
5。诊断学关于望诊，喻昌著《医门法律》，蒋示吉著《望色启微》，李溁著《身经通考》等书，发挥《素问》、《灵枢》，阐释病健关系。林之翰著《四诊抉微》8 卷，对于望诊有79 论，最崇望诊："望为四诊最上乘功夫，果能抉其精髓，亦不难通乎神明"。叶桂、薛雪、徐大椿诸人，于伤寒、温病的辨舌研究，亦有发展。
关于闻诊，《医门法律》、《身经通考》、《四诊抉微》，以及吴谦与刘裕铎等人奉敕撰著的《医宗金鉴》90 卷等，均有阐释。喻昌的《辨息论》，林之翰的《诊息》口诀，均属辨息闻诊的实践总结。
关于问诊，喻昌著《问病论》、《与门人定议病方》，问证12 项。李溁问证14 项，于病因略多。陈念祖采多家之长，撰《问症诗》。
关于脉诊，张璐撰《诊宗三昧》，共收32 种脉名，多李时珍《濒湖脉学》五脉，也较之前医家脉书所列脉种为多。此书论述了色脉，脉象与经络关系等问题。此外，周学海（1856-1906 年）撰《脉学四种》，李延昰（1628-1697 年）撰《脉诀汇辨》10 卷，沈金鳌撰《脉象统类》1 卷，等等。6。专科医术医学分科，清代基本承袭明代制度，但也稍有变化。先是把按摩并入小方脉，省却祝由，故改明代13 科为11 科。后又将豆疹并入小方脉，把口齿、咽喉合并一科，13 为9 科。
外科及伤科方面。祁坤在顺治、康熙年间为御医，著《外科大成》4 卷（1665 年），汇古代方论为一书，分32 部，下分子目，议论精当，理法详要。王维德承曾祖外科医术，汇40 年行医经验，著《外科全生集》5 卷。禁用升降二丹，不轻言刀针器械。书中所记犀黄丸、阳和汤，久为外科所重良药。
陈士铎著《洞天奥旨》16 卷，顾澄著《疡病大全》40 卷。二书包涵广博，犹如外科通论。高秉钧（1755-1827 年）著《疡科心得集》3 卷，内中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之论有助于辨识外科病证。晚清吴尚先（1806-1886 年）著《理瀹骈文》（原名《外治医说》），涉及外科病治疗甚多。他批评服药万能，倡导外治之法，尤重膏药。在江苏泰州、扬州，以外治之法救活甚多患者。被视为外治之宗。
《医宗金鉴·正骨心法》，吸收古今正骨先进经验，论述也较公允、实际。钱秀昌著《伤科补要》4 卷，人体名位骨度，图文并解。胡廷光著伤科类纂12 卷，讨论正骨手法和伤科器械。赵兰亭著《伤科秘旨》，重点讨论以34 穴分别治疗轻重程度不同的损伤。张振鋆著《厘正按摩要术》4 卷，为实用型推拿专书。
妇产科方面。傅山（1601-1684 年）著《女科》2 卷和《产后编》2 卷。书记妇产疾病及治疗方法甚为详备，流传较广。肖壎（1660-？）著《女科经论》8 卷（1684 年），总结古代经验，并附自己见解。沈金鳌著《妇科玉尺》6 卷，"摘录前人之语之方，皆至精至粹，医用百效者"。署名亟斋居士的《达生编》，以问答形式专述产科疾病与注意之事，流传亦较广。
儿科方面。明代隆庆年间发明了人痘接种法，而自明末叶到清代中叶，人痘接种法已相当普遍地使用。从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刊行张璐所著《医通》即可看出这了点。《医通》记载称种痘法"始于江右，达于燕齐，近者遍行南北"。该书还记载了多种种痘方法：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等。痘衣法，即把患者的内衣穿给接种人，后者虽受感染，但发病轻微。痘浆法，是将患者痘浆给接种人塞入鼻孔，使其受感染。旱苗法，是将患者疮痂研为细末吹入接种人鼻孔，口出痘亦较轻。种痘法是一种以毒攻毒的预防法。由于其法比较安全可靠，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很快就传到国外。先是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俄国派人到中国学习种痘之术。旋由俄国传至土耳其。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夫人在当地学得种痘法，很快该法即在英国、欧洲和英占殖民地印度传播开来。乾隆年间种痘法由我国直接传到日本。种痘法是人工免疫法的先驱，是人类医学史上不朽的一页。英人学会中国的人痘接种术之后，琴纳医生继续进行研究，嘉庆元年（1796 年）发明牛痘接种法，比人痘接种更为安全。嘉庆十年（1805 年）此法又传回种痘法的故乡中国。
此外，夏鼎著《幼科铁镜》6 卷，汇集了儿科用药和诊断的经验。陈复正著《幼幼集成》6 卷，论述全面，且有个人独到见解。叶桂、吴瑭等人，把温热派的治疗法用于儿科，对儿科方剂是一丰富和发展。
五官科方面。清代急性传染病流行，医界有关著述也较明代增多。郑瀚（字梅涧）于乾隆年间著有《重楼玉钥》2 卷，其子郑瀚予以增补充实，并于道光十八年（1838 年）刊行。上卷总论咽喉诸病及喉风用药之法，下卷专论"喉风针诀"。郑氏之作所附"养阴清肺汤"，为治喉病不废之方。陈耕道著《疫痧草》一卷（1801 年），详细分析论述疫喉痧治疗之法，创治该病完备治疗之先河。金德鉴撰有《焦氏喉科枕秘》2 卷和《烂喉丹痧辑要》1卷；包三鏸撰《包氏喉症家宝》一卷；张善吾撰《白喉捷要》1 卷；陈葆善撰《白喉条辨》；李纶青撰《白喉全生集》1 卷；夏云撰《疫喉浅论》，等等。
针灸方面。清代继承了明代及明之前针灸成就，并有所发展。《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李学川所著《针灸逢源》、李守先（1736-？）所著《针灸易学》等，足堪说明。但总体上讲，清代针灸发展落后于其他医科，而这又与最高统治者不遗余力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分不开。针灸是一种治疗手段，施于皇帝与施于百姓，本无差别。但道光皇帝却把给皇帝针灸看成是对君主的失敬，于登基的第二年（1822 年）即颁谕："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把医学手段当成政治问题，以君主至高无上权威，不惜废弃行之有效的医术。虽然民间针灸依然如故，但太医院奉诏停止，不能不使针灸的发展受到影响。
7。解剖学提起清代的解剖学，最应论及的当为王清任及其著作《医林改错》。
王清任（1768-1831 年），字勋臣，河北玉田县人。少年尚武，曾为武庠生。后开始学医、行医，游历过滦州、奉天等地。在北京开设"知一堂"药铺，闻名遐迩。在他逝世的前一年，根据多年的观察、访问和研究，写出中国古代解剖学的前无古人之作--《医林改错》2 卷。
王清任在学医、行医过程中，通过对古代医书的研读，发现内中有关人体结构和脏腑功能的记载多有牴牾和错讹。他认为："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要想真正当好一个医生，解除患者疾苦，不明脏器结构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古人之所以出现"错论脏腑"的错误，"皆由未尝亲见"所致。
王清任为了弄清人体脏腑结构，费了四十二年时间来进行观察、访问和研究。封建社会囿于礼法，解剖尸体被视为大逆不道。王清任只能寻找机会实地观验。嘉庆二年（1797 年），王清任游历滦州稻地镇时，适逢当地儿童因患痢疾、麻疹而大批死亡。义冢中被野狗扒出尸体甚多，脏腑也都暴露在外。王清任不失时机，连续10 天，对尸体内脏进行观察，结果发现许多古代医书的记载错误。为了进一步丰富脏腑知识，他还利用在奉天行医机会，到刑场观察死刑犯人的尸体。他为搞清人体胸膜之间的位置，几到刑场观察而未能如愿。直到道光九年（1829 年），他在北京访问了一位曾带兵打仗的官员，方才弄清楚。他还以动物做实验，进行参考验证。正是在上述艰辛努力的基础上，他写出了附有25 幅人体脏腑图的《医林改错》。
《医林改错》在许多方面的认识都大大超过前人。首先，指出横隔膜是人体内脏上下分界线，其上惟有心与肺，其他器官均在其下。其次，对肺气管、支气管和肺组织等描述更为准确和细致，所谓肺有"六叶二耳"和肺有24 孔的传统认识被纠正。其三，对胃的形状、内部构造，以及胃与其他器官相互关系，有了更为准确的认识，并发现了胃脏的幽门括约肌（王清任叫"遮食"）和输胆管（"津管"）。其四，对心血管系统的认识有突破性的提高，他找到了主动脉（"卫总管"）、颈动脉（"左右气门"）、肠系动脉（"气府"）、肱动脉、肾动脉、股动脉等。认识到主动脉和主静动脉同等长度，对动、静脉形状和在人体内的分布也有较正确的认识。其五，对大脑的作用的认识又有提高。他不同意传统医书视心脏为思维器官，明确指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人的面部器官的功能发挥，都依赖于大脑的支配。目昏、耳聋、鼻塞等状，皆起因于脑子出了毛病。
百多年来，《医林改错》在国内广为流传，一些西方人士还将其节译成外文。王清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医林改错》堪称中国古代解剖学的不朽里程碑。
当然，王清任的认识也受到时代的局限，《医林改错》中也有一些失实的记述，如心内无血、动脉藏气之说便是。但瑕不掩瑜，《医林改错》在医学宝库中，至今仍放射出熠熠光芒。
8。少数民族医学藏族医学源远流长。公元8 世纪后半期《四部医典》的问世，奠定了藏族医学的理论基础。其后，藏族医学进一步发展，并形成南北学派。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在德西·桑吉加措（1653-1705 年）主持下，编成并刊行了全面整理和注释《四部医典》的医书《四部医典蓝玻璃》（藏文名称《居悉本温》）。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又根据《四部医典》所述及药物标本，重新绘出医药挂图79 幅。嘉庆二十五年（1840 年），帝马·丹增彭措著成集藏医本草学大成之作《晶珠本草》（藏文名称《协称》），全收药物2294 种，把重复和加工药物排除不计，尚有1400 余种。把藏医本草研究推入新水平。
蒙古族医学在18 世纪前后，问世不少医学著作，有《蒙药正典》、《蒙药本草从新》、《普济杂方》、《珊瑚验方》，等等。蒙古族医学基本理论虽与藏族医学基本相同，但本民族游牧生活又使伤科水平较高，经验丰富，涌现不少正骨良医。
（二）西方医学的传入及发展1。鸦片战争前的有限传入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欧洲在华传教士活动相对活跃，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康熙皇帝曾患疟疾、唇瘤、心悸等症，接受传教士西医治疗，均为治愈。康熙年间，传教士石铎琭（Petrus Pinuela）撰《本草补》1 卷，是为介绍西药来华的最早著作。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把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向康熙讲授。清初传教士传播西洋医学的活动，基本上是在宫廷中进行的，无疑限制了在民间的影响。但某些药物还是通过不同渠道传至民间。康熙患疟，为传教士以药物金鸡纳治愈，康熙称奇，并以之作为圣药赏赐臣下，促进了该药的传播。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收入此药，并记曰："不论何症，。。一服即愈"。赵学敏书还记载许多舶来西药，这些西药显然与传教士不无关系。
19 世纪下半期，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外国对中国经济侵略更具迫切性。它们派使团来华，提侵略要求；它们派军舰，在沿海挑衅；它们更进行鸦片走私，以平衡对华贸易逆差。宗教和医学成为外国打开中国大门的另一种武器。在广州、澳门等地，外国人行医活动更为活跃，其中不少人都兼有宗教渗透、宣传的使命。客观上，外国医生及其活动有助于西洋西学的传播。
嘉庆十年（1805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皮尔逊（AlexanderPearson）
到广州行医，专事种痘，写成《种痘奇方详悉》一书，被译成汉文。嘉庆十二年（1807 年），英国教士医生马礼逊（RobertMorrison）来华，并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与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立温斯敦（T。Livingstone）在澳门建立一个诊所。道光七年（1827 年），东印度公司哥利支（L。R。Colledge）在澳门设立眼科诊所，并于第二年在广州设医药局。道光十四年（1834 年）美国传教医生伯驾（Peter Parker）抵达广州，次年在广州开办眼科医局，因设于新豆栏街上，故当时又称新豆栏医局。开诊后六周之内约有450 人来局就诊。道光十八年（1838 年），哥利支与伯驾等人在广州组织成立"中华医药传教会"，该会宣言称设此组织"好处"，在于促进贸易、"输入科学和宗教"、"搜集情报"等。伯驾还在道光十九年（1839 年）为在广州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间接治疗过疝气病，并收到一定效果。林则徐还曾询问和了解过眼科医局情况。
2。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的传播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资本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的阴谋已经得逞，但它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它们要扩大侵华，乃至变中国为完全殖民地。它们深知中国人民难以征服，于是在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同时，更加重视宗教的作用。它们要用宗教来麻痹中国人民的斗志，也要利用教会兴办慈善事业，用以掩盖侵略行径，并培植亲外势力。外国在华兴办医疗事业，许多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和发展的。
首先，外国在中国设立了众多的、规模不等的诊所或医院。由基督教医药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及诊所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之前共计40 余所，分布于两广、江浙等地，最有名的当推广州博济医院。由基督教各差会所开办的医院属于英国系统较著名的计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开设的上海仁济医院；同治六年（1867 年）汕头开设的福音医院；光绪五年（1879 年）宜昌开设的普济医院；光绪六年（1880 年）杭州开设的广济医院；光绪七年（1881 年）天津开设的马大夫医院；光绪十三年（1887 年）福州开设的柴井医院、福建南台岛开设的塔亭医院；光绪十四年（1888 年）汉口开设的普爱医院。此外，尚有汉口的仁济医院、北海的北海医院、成都的成都男医院、武昌的仁济医院等，共约20 余所。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之前属于美国系统的教会医院主要有：同治六年（1867 年）上海开设的同仁医院；光绪七年（1881 年）汕头开设的盖世医院；光绪九年（1883 年）苏州开设的博习医院；光绪十二年（1886 年）通州开设的通州医院；光绪十一年（1885 年）上海开设的西门妇孺医院；光绪十八年（1892 年）保定开设的戴德生纪念医院、南京开设的鼓楼医院及九江开设的生命活水医院；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广州开设的夏葛妇孺医院；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广州开设的柔济医院等，共约30 余所。
光绪二十六年前，属于法国天主教系统的医院，最早的为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天津设立的法国医院。后来陆续建立的有九江开设的法国医院、南昌开设的法国医院、青岛开设的天主堂养育院。此外，尚有几十个小诊所。20 世纪头10 年，教会除了扩大原有医院、诊所的规模外，还在各地增设一批医院和诊所，仅法国天主教系统开设的较著名气的医院就有：昆明的法国医院、重庆的仁爱堂医院、广州的韬美医院、青岛的法国医院和上海的广慈医院等。
其次，兴办医学院校。外国人向中国人传授西医学，最初采取带徒弟方式，道光十五年（1835 年）伯驾在广州开设博济医院，即以此类方式训练中国生徒。后渐实行正规学校培养方式。同治五年（1866 年）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校。初只招男生，13 年后始接收女生入学。光绪三十年（1904 年）该校扩建改称华南医学院。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教会医校已渐具规模，较有名的有：圣约翰大学医学部、广济医学专门学校、夏葛医学校、大同医学校、同济大学医科、金陵大学医科、协和医学校、华西协合大学医科、协和女子医学校、齐鲁医学校、赫盖脱女子医学专门学校等。
其三，翻译和编著西医书籍。英人合信于道光30 年（1850 年）在广州编译出版《全体新论》，是为解剖、生理学专著，是传教士向中国介绍第一本系统的西学著作。美国的嘉约翰自咸丰四年（1854 年）到广州博济医院，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去世，46 年中间共翻译34 部西医西药书籍，其中包括《化学初阶》、《西药略释》、《裹扎新法》、《皮肤新编》、《内科阐微》、《花柳指迷》、《眼科摘要》、《割证全书》、《炎症论略》、《内科全书》等，英人合信、傅兰雅、德贞，美人洪士提反等，也译有许多西医书籍。总计约有百余种外人译著书籍在中国流行。
其四，编辑西医刊物。同治七年（1868 年）嘉约翰医生在广州编印《广州新报》，每周一期，是为外人最早用汉文向中国人介绍西医知识的刊物。是刊光绪十年（1884 年）改为月刊，并改刊名为《西医新报》。同治十一年（1872 年）北京教会医院京都施医院编辑发行《中西见闻录》，也介绍过一些西医知识。该报后迁至上海，更名《格致汇编》。光绪十四年（1888 年）中华博医会在上海出版《博医会报》，专门介绍西医、西药。
其五，吸收留学生。近代中国人最早赴外国学习医学的当属黄宽（1828-1879 年）。他于光绪二十六年（1846 年）随美国教师布朗到美国，先在高中学习，毕业后赴苏格兰，考入爱丁堡大学医科，学制7 年。后来，教会系统学校又相继派出一些中国学生到外国学医，尤梅庆、金韵梅、石美玉等人便在其中。
外国资本主义上述活动，客观上有助于西医在中国的传播。特别应当指出，来华工作的外国医学工作者中，有些人并无侵略目的，甚至同情中国人民，他们的工作成绩更应肯定。广东人邱熺，曾任皮尔逊助手，掌握接种牛痘方法，为万余中国同胞接种豆痘。黄宽学成回国，在博济医院工作，为我国第一代西医，还参与该院培养中国学生的教学工作。晚清中国大部分西医人才都出自教会医学院校，嘉约翰在博济医院诊治门诊病人74 万人次，住院病人4 万人次。他为近5 万人做过外科手术，培训出150 名西医人才。雅片战争后西洋医学的传播，除了经由上述之途径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中国人为迎赶世界潮流而主动采取的多种行动。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期间开风气之先，主动了解西方。魏源在战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虽未具体涉及西洋医学，但总体上已论述了学习西方的重要性。咸丰九年（1859 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具体提出了进行医疗卫生方面的改革，如"兴医院"、"兴跛盲聋哑院"等。郑观应19 世纪70年代撰《易言》，中有"论医道"篇，推崇西医求实之优。在甲午战争后的维新思潮中，梁启超、严复、康广仁等人，都发出了医学维新的呼吁。
洋务运动开中国主动引进西洋医学之先河。同治元年（1862 年）北京设立专门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同文馆，3 年后续增医学课程，如化学、解剖、生理等。洋务派搞起的幼童赴美留学始自同治十一年（1872 年），虽因守旧派阻挠而在光绪七年（1881 年）中止学业，惨然归国，但其中也有若干人归来后从事医生工作。光绪十四年（1888 年），清廷旨准李鸿章设立天津总医院。次年，这所中国自己创办的近代医疗卫生机构正式成立。该院分西医学堂、施医院、储药处3 部分，集培养人才与治病功能于一身。学堂学生学成派赴海军各舰当医官。
戊戌维新运动中，光绪皇帝颁旨设立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晚清"新政"，包括医学校在内的新式学校又有较大发展，也建立了一些医院。清廷还鼓励出国留学，一些留学生如著名的鲁迅，就曾选读过医学。
国人还创办了一些医学刊物及医学讲习和研究组织。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二年（1905-1910 年），各地主要医学刊物有：周雪樵（？-1910 年）在上海办《医学报》；汪惕予在上海办《医学世界》；梁慎予在广州办《医学卫生报》；裘吉生（1873-1947 年）、何廉臣（1861-1929 年）在绍兴办《绍兴医学报》；丁福保（1874-1952 年）在上海办《中西医学报》；顾宾秋在上海办《上海医报》；蔡小香（1862-1912 年）在上海办《医学杂志》；叶菁华在广州办《光华医事卫生杂志》；袁桂生在镇江办《医学扶轮报》等。同期医学讲习、研究组织在上海、杭州、扬州、镇江等城市均已出现，如上海有丁福保主办的函授新医讲习班，镇江有李晴生主办的自新医学堂等。国人自译外国医书较著名者当首推丁福保。他认为改良医学若假道日本，比欧美更为有利，故译出日本医书几十种，包括《医界之铁椎》、《中西医学汇通》、《中外医通》、《新本草纲目》等，编为《丁氏医学丛书》。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洋医学传入，一些人固执偏见，反对输入；还有一些人采取民族虚无主义，贬斥中医。由于中医自身的某些局限，再加上当时国势衰微，学西学变法维新成为大的趋势，故而传统中医学受歧视，遭冷遇，被排挤，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有识之士如唐宗海（1847-1897 年）、丁福保、张锡纯（1860-1933 年）、张寿颐（1873-1934 年）等人，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力主中西医学汇通，共求发展。惟受时代局限，成效甚微。
八、物理学（一）近代西方物理学的传入洋务运动办企业、办学堂，均需要物理学书籍，故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都组织人力进行西方物理学专著的翻译。国内的一些出版社及出国留学生，也都进行了物理学著作和教材的翻译、编写。在华的传教士等外国人也从事了有关的工作。
李善兰与英国人艾·约瑟（Joseph Edkin，1823-1905 年）合译的《重学》，是晚清翻译物理学书中最早且较重要的一本。原著为英国人w·胡威立（Whewell）的《初等力学》。译著20 卷，上海墨海书馆咸丰九年（1859年）出版。同治五年（1866 年）译著又由金陵书局再版。这部书较系统地介绍了经典力学知识，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首部包括运动学、动力学、刚体力学和流体力学在内的力学译著。书中的牛顿运动三定律，以动量概念讨论物体碰撞及功能原理等内容，均为第一次在中国介绍。确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物理书籍。书中的一些沿用至今的译名，如分力、合力、质点、刚体等，均为译者首创。
《声学》、《电学》两译著由徐建寅和傅兰雅合译，分别出版于同治十三年和十八年（1874 年和1879 年）。《声学》2 册8 卷，介绍了许多物理概念、基本原理及实验内容。该书原著者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J·丁铎尔（Tydall）。《电学》8 册10 卷，细述了19 世纪60 年代之前的电学知识，包括静电学、静磁学、生物电、化学电、热效应、磁效应、电磁感应、电热器、电报、电钟等原理与基础知识。二书的原本系较新版本（分别为同治八年和同治六年版，即1869 年和1867 年版）。两部译著在介绍西方声学、电学知识的译著中，堪称是最早、最全面和最系统的。
京师同文馆也译出和编写了一些物理学书籍，有《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电理测微》等。其中《格物测算》由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 年）口授，副教习席淦等人笔述。这些书中，有关部分已用微积分来叙述落体运动、求物体重心等力学问题。江南制造局共译格致3 种9 卷、电学4 种17 卷、声学1 部8卷和光学1 部2 卷。
在日本留学生所掀起的翻译活动中，也有一些日本人著的近代物理学著作被译成汉文。教科书译辑社曾译出《物理易解》，是为该译书组织的第一部出版物。范迪吉等译的《普通百科全书》100 册中，有一部物理学书，名为《物理学问答》。
傅兰雅于光绪五年（1879 年）担任了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士组织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益智书会的总编（他声明不编宗教书）。他自编《格致须知》27 种科学入门书，编译了《格物图说》10 种，傅兰雅在传播西方物理学知识方面如同他在传播数学、化学、机械、医学、农学、矿冶等知识方面一样，确实作出了重要贡献。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中国学校使用的物理学教科书基本上是翻译过来的，主要有：傅兰雅所著《重》、《力》、《电》、《声》、《光》、《气》、《水》、《热》等8 种；樊炳清翻译的《小物理学》；陈榥翻译的《物理学》；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翻译的《力学》1 卷，以及《动静力学》、《气水学》、《热学》、《光学》、《电学》各1 卷。
除了译书，一些杂志也起到了传播近代西方物理学的渠道作用。《格致汇编》专载西方科技新知、国人发明创造等内容。《亚泉杂志》也登过物理方面文章4 篇。杜亚泉创办并主编的《普通学报》，也刊载物理学文章。晚清自洋务运动开始的新式教育，也把物理学作为重要课程来设置。京师同文馆五年制之第三年开设重学测算课，八年制之第五年开格物课，福州船政学堂、北洋大学堂、湖北的实业学堂、师范学堂及普通教育，无不开设物理课。全国各地在清末新政中开办的各类新式学堂，均开设物理课，有的专开物理课，有的开理化课。
中国人赴外国留学，少有专攻物理学的。福州船政学堂于光绪三年至十一年（1877-1885 年）派出的38 名赴欧留学生中，大部学制造、驾驶，仅有4 人学习的专业与之不同，为气学、化学、格致（1 人）；兵船、算学、格物学（1 人）；算学、化学、格物学（2 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本科师范教育中设有物理化学专业。专攻物理学的留学生是宣统元年（1909 年）到美国学习的胡刚夏（1896-1966 年）和梅贻琦等人。那些非专攻物理学的留学生，一般也会受到物理学的教育，如日本振武学校（培养陆军士官）有一年三个月的学制，尚开物理课71 节。
教会学校也开设物理课。中西书院第四年、第八年分别开格致和重学课。登州文会馆正斋第三年、第四年和第五年分别有格物课，声、光、电课，物理测算课。圣约翰大学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设置文、理、医、神4个学院。
（二）物理学家的成就无论是清代前期和中期，还是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物理学传入时期，中国都出现了一些有成就的物理学家。
明清之际的孙云球（约17 世纪上半叶），是多有创造的光学仪器发明家。他独立地制作了望远镜和眼镜，以制作眼镜为生。他是我国民间最早独立制作望远镜的人。他还制作了存目镜（放大镜）、察微镜（显微镜）、多面镜、夜明镜、万花镜、幻容镜等70 种光学仪器。他写成《镜史》一书，总结了他的制镜技术，很受欢迎，"市场依法制造，各处行之"。可惜现在已见不到此书。
黄履庄（1656-？），江苏人，仪器及机械发明家。他动手设计并制造了很多仪器和机械。其中重要的有验冷热器、验燥湿器、瑞光镜（探照灯）、望远镜、显微镜及多级螺旋水车等。这些仪器在量温测湿、预报天气、发展农田灌溉等方面，均有一定作用。
邹伯奇（1819-1869 年），字一鄂，广东南海人，对几何光学和照像术有深入研究。曾两次有人推荐他到京师同文馆工作，均为他婉拒。所著《格术补》，为晚清几何光学的重要著作之一。格术即几何光学，语出沈括《梦溪笔谈》卷三："阳燧照物皆倒，中间有碍故也。算家谓之格术"。他对前人几何光学经验加以总结，在《墨经》和《梦溪笔谈》二书有关几何光学论述的基础上，采用数学方法深入探讨。他讨论了透镜成像原理和成像公式。他把透镜的焦距称为日限，阐明物、镜距离，像、镜距离，以及焦距（日限）这三者之间有一定数量关系，用他的话就是："置日限尺寸自乘为实，以物距镜减日限为法除之，得影加远之数"；"或置日限尺寸为实，以物距镜乘之，物距镜减日限除之亦同"；"若先有影距镜数，与物距镜相乘，与物距镜相并为法除之，得此镜之日限"。透镜成像公式已在上述引文中表述出来。他还研究了透镜组焦距、折射望远镜、反射望远镜、放大镜及显微镜的结构与原理，研究了望远镜的出射光瞳、渐晕、视场及场镜，也从光学原理角度介绍了眼睛与视觉。
邹伯奇研究了摄影技术，曾制成一架简易照相机，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照相机。他写有《摄影之器记》的文章。他还曾撰文详述照像原理，内中关于制感光底片、拍摄、冲洗、晒板等程序均有说明。他本人也拍摄过照片，现藏于广州市博物馆的一张玻璃底片，即力邹氏本人像，距今已一百多年。他为中国摄影技术的先驱。
郑复光（1780-？），字元甫，号浣香，安微歙县人。功名无成就，对科学技术甚偏爱，于物理学和仪器制造方面尤精。道光四十二年（1842 年）著成《弗隐与知录》一书，对世人惊骇不解、以灾祥相附会的现象二百余例，用物性、热学、光学原理予以解释。他对几何光学有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不小的成就。他对几何光学的兴趣起于观察民间"取影灯戏"。他到南方、西北和北京游历，必观察、搜寻光学仪器，向手工艺人请教制法，还到北京观象台询问望远镜等仪器的使用等情况。道光四十六年，著成较系统而完整的几何光学著作《镜镜吟痴》，反映了当时中国光学水平。书计5 卷，包括"明原"、"类镜"、"释圆"、"述作"4 部分。各部分具体内容依次为：讨论光的直射、反射、折射及眼睛的光学功能；论述反射镜、折射镜、尤其方形透镜的性能；详述透镜与透镜组的成像原理，是时西方几何光学未传入，故属其创造，在中国是领先的；细述17 种光学仪器的制作方法与技术，尤详于望远镜和放大镜等中国少见之仪器。
九、化学（一）西方近代化学的传入1。西方近代化学的建立炼丹术堪称化学的原始形式，源于中国，但在明代却走向没落。西方也有过炼金术时期。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瑞士医生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 年）为代表的学派，开始研究和制造药剂，炼金术开始受到冷落。于是西方化学发展过程越过炼金术时期而进入制药时期。英国化学家波义耳（1627-1691 年）于顺治十八年（1661 年）出版了《怀疑的化学家》，首次提出化学元素概念，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发展。17 世纪末期到18 世纪70 年代，燃素学说在西方化学发展史上成为一个理论体系，使化学进入燃素时期。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对于中国也许是个平常的年份，但却是西方化学进入近代化学时期的起始时间。法国化学家拉瓦锡（1743-1794 年）在英国化学家普里斯特列（1733-1804 年）发现氧气基础上，创立燃烧的氧气化学说，风行百年的燃素学说彻底失去了市场。嘉庆十三年（1808 年）对中国科技史来说也是再平淡不过了，但英国化学家道尔顿（1766-1844 年）却在这一年创立了近代原子论，西方化学理论有了新的、巨大突破。
明末清初，来华外国传教士自然谈不上传入近代化学知识，不过介绍了火药配方和"造强水"的方法。
2。近代化学的传入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国人渴望了解外国，学习西方，"师夷长技"，而来华的外国人日益增多，客观上为国人提供了机会。
英国传教士合信（Hobson，Benjumin，1816-1873 年），自道光十九年（1839 年）来华开诊行医，除医治疾病外，他还着手编著书籍，向中国人介绍科学知识。他最早编写的书是于咸丰五年（1855 年）在上海刊行的《博物新编》，一般认为该书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近代化学知识。
该书不是专门的化学书，也不是医学书，堪称是一部科学常识读物。全书三集，第二集为《天文略论》，介绍了哥白尼、牛顿学说，也提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发现的海王星；第三集是《鸟兽论略》，把不少新奇动物介绍给中国人。该书第一集分地气论、热论、水质论、光论及电气论数篇，在"地气论"篇里面，介绍了"养气"（或曰"生气"）、"轻气"（或曰"水母气"）、"淡气"、"炭气"、"磺强水"、"硝强水"、"盐强水"等，即分别为后来统一称谓的氧气、氢气、氮气、一氧化碳、硫酸、硝酸及盐酸等。书中还介绍了它们的性质和制造方法。在"水质论"篇中介绍了元素理论。该书称"天下之物，元质五十有六，万类皆由此而生"。"元质"即化学元素，当时已发现的化学元素共有56 种。该书有力推动了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著名化学家徐寿在成名之前就读过它，并深受启发。当然，是书毕竟不是系统的、有深度的科学专著，它还胜任不了向中国人全面、系统地传播西方近代化学理论的使命。
近代化学书籍的翻译工作，贡献最大者就是徐寿。除了徐寿外，还有一些中外学者做出了贡献。同治十年（1871 年）何了然与美国传教士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 Karr， 1824-1901 年）合译的《化学初阶》（即《化学原理》）在广州出版，是为化学专著。稍早一点问世的《格致八门》（同治七年，即1868 年由北京同文馆出版）一书中也有一些近代化学知识。京师同文馆中的化学教习、法国人毕利于（M·A·Billeguin）译过两本化学课本，即《化学指南》和《化学阐原》，其中《化学阐原》系由副教习承霖助译，于光绪八年（1882 年）出版的。在译著中，毕利于等人面对着如何翻译元素译名的问题。他们以元素性质与来源创造新字，以图解决之，如把镁译成"■"等。由于有的新字特别复杂，后人以不便使用而改行其他方法。此外，江南制造局出版了汪振声翻译的《化学工艺》。总计江南制造局晚清出版包括徐寿、徐建寅等人所译化学类书籍8 种62 卷。
出国留学生在翻译化学书籍方面出有突出贡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会文学社出版的范迪吉等人翻译的《普通百科全书》100 册中，有多本是由日本人原著化学书而翻译过来的。计有：《日用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化学问答》、《无机化学》等书。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已译出并充作国内教科书的化学书籍，还有范震亚所译《化学探源》、樊炳清所译《理化示教》、孙筠信所译《化学导源》等。
洋务运动开其端的晚清教育改革，也为传播西方近代化学开辟了道路。
京师同文馆有两位教授化学的洋人教习，一为同治十年（1871 年）到馆的毕利于，另一为光绪十九年（1893 年）到馆的英人施德明。其他学堂也都开设化学课，光绪十七年（1891 年）武昌还成立了铁政局化学堂（5 年后并入自强学堂）。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三批留欧学生中，光绪三年（1877 年）派到英国的罗丰禄，光绪十一年（1885 年）派到法国的郑守箴和林振峰，学习专业均包括有化学（罗的专业为"气学、化学、格致"，郑的专业和林的专业均为"算学、化学、格物学"）。清末新政中去外国留学的中国人，也有专学化学专业的，如东京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和东京工业学校电气化学科，均有中国学生报名入学。早稻田大学设有清国留学生部，内有本科师范教育，包括物理化学专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该留学生部分别入学762 人、850 人和394 人。设有包括师范在内的多个学科教育的日本经纬学堂，自光绪三十年（1904 年）到宣统二年（1910 年），共毕业中国留学生1384 人。在日本开设的速成学校，也开设化学课程。也有赴欧洲学习化学的。江苏江阴人曹承嘏（1885-1966 年）宣统二年（1910年）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师事染料合成大师珀金（Perkin）。丁绪贤（1885-1978 年，安徽阜阳人）在宣统元年入伦敦大学化学系学习。
（二）几位化学家1。近代化学先驱徐寿随着西方近代化学的传入，随着以洋务运动为起点的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批较杰出的化学家涌现出来。
徐寿（1818-1884 年），字雪村，号生元，江苏无锡人，堪称晚清首屈一指的化学家。徐家世为无锡名门望族，惟至徐寿曾祖时衰落。乃至徐寿祖父时，种田经商，家道渐兴。徐寿5 岁时，他27 岁的父亲辞世，家境复衰。母亲终日操劳，竟至成疾，在他17 岁时也故去了。徐寿发妻盛氏早逝，续娶韩氏。家境清贫，父母早亡，使徐寿极富吃苦、奋斗、上进精神，而父母正直的为人，也给他以很大的影响。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二色，不诳语，接人以诚"；"毋谈无稽之言，毋谈不经之语，毋谈星命风水，毋谈巫谶纤纬"。显然，徐寿的高尚人格、吃苦精神及严肃的人生态度，奠定了他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
徐寿与同时代绝大多数人一样，也曾想博取功名，并参加过童生考试，未能如愿问鼎。乃决意彻底放弃科举道路，专攻有用实学，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与同乡华蘅芳经常交流切磋。咸丰七年（1857 年）二人同至上海，意欲在这块当时中国最开放的土地上寻求新知识。上海之行，收益颇大。他们认识了在墨海书馆工作的数学家李善兰，并请教了一些问题。徐寿读到了墨海书馆出版合信编著的《博物新编》。该书尽管属普及性的常识读物，但展现在徐寿面前的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书中的化学知识更使他如醉如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钻研化学的终生志向。他回到家乡后，即按照《博物新编》所载之法进行试验。"知三棱镜之分七色也，求之不可得，乃用水晶印章磨成三角以验之；知枪弹之行抛物线，而徐寿疑其仰攻与俯击之矛盾也，乃设立远近多靶以测之"。遇到不解问题，徐、华二人必交流讨论，直至豁然开朗。他家境不裕，但为购置实验仪器，他从不吝惜金钱。他非常重视实验，并动手自制实验仪器，制成指南针、象限仪及温度表等仪器。他的才干，受到当时的洋务派主要首领之一曾国藩的赏识。适逢曾氏兴办中国近代第一家机器工业--安庆内军械所，急需人才，于是举荐徐寿去那里工作。后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局，徐寿于同治六年（1867 年）又被调至该局工作。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徐寿的贡献具有突出的地位。
徐寿最大的贡献是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化学。徐寿到江南制造局后即建议设立翻译馆，建议获准后，他又与伟烈亚力、傅兰雅等人通力合作，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前后达17 年之久。根据《清史稿·徐寿传》记载，徐寿与人合译之书计13 种，其中6 种与化学有关。翻译情况如下。《化学鉴原》6 卷。根据英国威尔斯（D·A·Wells）所著《化学原理和应用》译成。威尔斯的这本书是当时流行的教科书，初版于咸丰八年（1858 年），10 年中修订再版十余次。是书为普通化学方面的著述，包括化学的基本原理和一些重要元素的性质。徐寿与傅兰雅译成，并于同治十年（1871 年）出版。这本译著出版，其意义除了该书内容重要外，还在于译者首次确立元素译名的原则，即取西文名词第一音节，加汉字"金"、"石"等偏旁，创造新的形声字。译者根据这个原则译定的64 个元素汉名，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接受，其中44 个沿用至今，如钠、钾、锰、镍、钴、锌、钙、镁等便是。
《化学鉴原续编》24 卷和《化学鉴原补编》7 卷。亦为徐寿和傅兰雅所译。前书介绍有机化学知识，后者介绍无机化学及化学实验，谈及主要元素的性质与测定方法，并论述到光绪元年（1875 年）新发现的元素镓。译自英国化学家勃洛詹（C·L。Bloxam）所著《无机及有机化学》。
《化学考质》8 卷。徐寿和傅兰雅译成。为化学定性分析著作。译自德国化学家弗里西尼乌斯（Freaenius）的《定性分析导论》的英文版（光绪元年，即1875 年出版）。
《化学求数》8 卷。徐寿和傅兰雅译成。为化学定量分析著作。译自弗里西尼乌斯《定量分析导论》的英文版（光绪二年，即1876 年出版）。
《物体遇热改易记》4 卷。徐寿和傅兰雅译成。主要介绍气体、液体、固体膨胀定律与应用，以及测定膨胀系数的方法。属物理化学初步知识的书籍。译自福斯特（Foster）撰写的《由热引起的体积变化》（收于瓦特斯（Watts）编《化学及其他有关学科辞典》，光绪元年，即1875 年出版）。徐寿和傅兰雅在翻译《化学鉴原》等书过程中，还编成《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和《西药大成中西名目表》这两部中西化学名称对照表。
徐寿和傅兰雅上述翻译活动及成果，使西方近代化学比较系统地传入中国。
除了翻译化学书籍，徐寿还译有《汽机发轫》、《西艺知新》、《西艺知新续编》、《宝藏兴焉》、《营阵揭要》、《测绘地图》、《法律医学》等7 种。
徐寿是化学家，也是化工技术专家。在江南制造局，他在"船炮枪弹"
方面多有发明，"自制强水、棉花、药水、爆药"，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贡献甚力。
徐寿也是近代教育家，为传播包括化学在内的科学技术知识，培养科技人才，同样贡献很大。这主要表现在他参与创办格致书院和杂志《格致汇编》。格致书院堪称中国境内较早的科学教育机构，筹建始于同治十三年（1874 年）。徐寿与其他7 人（外人4 人，国人3 人）为创始董事会成员。徐寿修改英国驻上海领事原拟15 条章程，并重拟6 条章程，规定只讲科技，不涉宗教。他还积极奔走，争取到李鸿章等人支持。在筹资金、购仪器、绘制院舍图样等方面，他出力最多。终促成书院在光绪二年（1876 年）开院。他还主持入院学生的定期课艺。
《格致汇编》为中国最早科技期刊，光绪二年刊行。傅兰雅任主编，而集稿与编辑工作则由徐寿具体操持。是刊专载科技文章。始为月刊，后为季刊。共出7 卷（每年一卷）60 册，时断时续，历时16 年。这本杂志影响较大，印数三四千本，覆盖国内北京、天津、上海等70 余地，并远销新加坡和日本。徐寿曾在杂志上发表过《论医学》、《汽机命名说》、《考证律吕说》等学术论文。
此外，徐寿为试制成功中国第一艘轮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2。杜亚泉的贡献杜亚泉（1873-1933 年），原名炜孙，字秋帆，笔名伧父、高劳等。浙江会稽人。生于书香门第。读书刻苦，以求功名。16 岁中山阴县秀才。复进城读书，毕业于浙江省垣崇文书院。他旧学功底甚深，曾在绍兴经学岁试第一。甲午战争前也曾两次乡试，皆未中。甲午秋试即至，而日本侵华战争已经爆发，乃愤然放弃误人误国的科举之途，专志于西方近代科技，以图救国。初读李善兰、华蘅芳之数学著作，越两年，受绍兴中西学堂监督蔡元培之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来堂教授数学。杜氏数学水平可由当年算学考试为绍兴第一得到说明。教学之余，他还坚持自学物理、化学、矿学、植物学、动物学及日语，均颇有成效。他还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他关心社会现实，希望以革新达中国富强之途。
德才兼备的杜亚泉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秋季去上海，实现他的抱负，发挥他的才干。当年创办亚泉学馆，招员授徒，传播近代物理、化学知识。同年还创办《亚泉杂志》，是为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的科技期刊。次年，创设普通学书室，编译出版书籍，传播科学知识。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和光绪二十八年，他还创办并主编了集理化、文史及时事政治于一身的《普通学报》，主编《中外算报》。光绪三十年（1904 年），他应张元济（1867-1959 年）等人之邀，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理化部主任。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28 年。光绪三十一年，杜亚泉与蔡元培等人决定创办理科通学所，所内设算学、理化及博物3 科。同年，商务印书馆创办的速成小学师范讲习所开学，他在该所任教师。民国元年（1912 年）起，他又任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东方杂志》主编。
创学校，办刊物，撰写文章，著译书籍，是杜亚泉一生的基本活动。他通过这些形式，向国人介绍、传播包括化学在内的先进的科技知识，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亚泉杂志》前后发行10 期，载文39 篇，其中除6 篇属外投稿件，其余33 篇全为杜亚泉自撰或自译的。在全部刊载的文章中，化学类最多，计23 篇，占58％。此外，该刊还设有"化学问题"专栏。把《亚泉杂志》说成是中国首家化学期刊并不为过。正是这本杂志，向中国人系统介绍了元素周期律；及时告知国人世界上新发现的化学元素，如镭、钋放射性元素就是这样介绍进来的。杜亚泉的文章从化学理论到日用化学知识，无所不包。属于后者的文章有"防腐及贮藏法"、"天气预报器"、"显影药水方"等。杜亚泉编写、编著的化学书籍有《化学工艺宝鉴》、《理化示教》、《格致》、《自然科学》等，有一些成了很受欢迎的教科书。
杜亚泉在植物学、动物学等领域，也为传播近代科学做出许多贡献。
3。徐建寅的建树徐建寅（1845-1901 年），字仲虎，江苏无锡人。是晚清著名化学家徐寿次子。自小，父亲的人品和献身科研的精神就深深地感染着他。17 岁起，先后随徐寿到安庆内军械所和江南制造局。同治十二年（1873 年）受任为江南制造局提调。后又先后奉调至天津机器局督造镪水；去山东总办山东机器局；任中国驻德使馆二等参赞，赴英、法各国考察；去南京督办金陵机器局；去福州任福建船政局提调。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戊戌变法时，任农工商总局督理，受赏三品卿衔。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去武汉总办汉阳钢药厂。次年因试生产无烟火药失事，以身殉职。
徐建寅对晚清科技的贡献，除了协助徐寿在安庆造船，翻译数学、物理著作外，还主要表现为传播、介绍西方近代化学、化工技术，及推动中国化工技术进步和发展。
徐建寅和傅兰雅通过译书，首次将西方近代分析化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化学分原》是他们合译之作，同治十年（1871 年）由江南制造局出版刊行。全书计2 册8 卷，附插图59 幅。原本为《实用化学及分析化学导论》，系欧洲化学名著， 同治五年（ 1866 年） 出版。原著者是英人包蒙（J·E·Bowman），后又经英人勃洛克詹（C·L·Bloxam）增订。《化学分原》主要内容包括：化学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定性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所用仪器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徐建寅与傅兰雅的工作完全是开拓性的，当时并无专门化学译著可资借鉴，更无专业词典，不少概念、术语的译名都是他们首次提出的。此书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分析化学译著，堪称中国近代化学的重要基石之一。
徐建寅于光绪五年（1879 年）至光绪七年，在西欧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厂矿进行考察，他将考察所得，撰成《欧游杂录》和《水雷录要》二书，对国外先进工艺技术等情况详加记述。在《欧游杂录》中，细录所考察的80多个厂矿的规模、技术、设备、工艺过程，谈到200 余项工艺技术。80 多个厂矿中，有化工厂13 个，如制造硫酸、硝酸、氯气、硼砂、漂白粉、氯化铵、油烛、肥皂、香水、樟脑等厂；有制弹药、水雷、枪、炮等厂17 个；有冶炼厂及铜矿13 个；制水泥、耐火砖、皮革及机械等厂23 个。徐建寅的考察及载有多种制造工艺的考察记，对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徐建寅勤于钻研和试验，使晚清中国多项化工产品从无到有地问世。同治十三年（1874 年）他在天津机器局督造镪水，结果很快造出硫酸。在武汉，他从事无烟火药的研制工作，"日手杵臼，亲自研炼"，终于研制成功（之前的光绪二十二年即1896 年，江南制造局已研制出无烟火药。但徐氏研制系独立进行的）。惜上机制造时，机器突炸，致使徐建寅等在场16 人同时身亡。
4。蹊径独辟的丁守存化学的原始形式炼丹术，衰落于明代。西方化学知识的传入起于咸丰年间。但鸦片战争到咸丰朝之前的这段时间（1840-1850 年），中国化学研究并不是一片空白。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激励国人探寻克敌制胜的良策；英军猛烈的炮火则促使一批国人改进火器技术，并作出可贵成就。丁守存是其中杰出代表。
丁守存（1812-1886 年），字心斋，号竹溪，山东省日照人。自幼聪慧，读书刻苦。科举之途顺利，道光十五年（1835 年）中进士，后曾任过户部主事、军机章京及湖北督粮道兼按察使等职。
丁氏学识渊博，除经史外，天文历算和工艺制造，无不通晓。这是他钻研火器技术的重要基础。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他写成介绍火器起爆装置雷管研制方法的《自来火铳造法》一书。这本书是他在基本上无从参阅西方资料文献的条件下，潜心研究和试验的结晶。
传统的铳炮引燃，一般无非采用纸药引信或火绳、火石法。欧洲在道光十一年（1831 年）第一次以雷银、雷汞制成雷管。书写了起爆技术全新一页。丁守存研制的雷管起爆药就是雷酸银，过去中国并无人制成此药。丁守存合成雷酸银的方法是：先用青矾和硝石制成硝酸，继以蒸馏法得浓硝酸（书中所谓"强水"）；以蒸馏法将酒精纯度提高，得纯酒精；浓硝酸与纯酒精配成浓溶液；锤足色纹银成薄片，置于配成的浓溶液中；剧烈反应后，器皿瓶底有"白霜"是为雷酸银。把雷酸银置入制好的铜帽内，雷管即告制成。丁氏研究成果，固比欧人晚出十余年，但属独立研究所取得的成功，同样是中国起爆技术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
除了《自来火铳造法》以外，丁氏还有《详覆用地雷法》、《新火器说》、《造化究原》、《丙丁秘篇》等著述。丁氏的包括雷管制造技术在内的科研成果，在当时很受清政府重视，一般都用于兵器制造上。道光皇帝曾召见他。魏源的《海国图志》（第2 版，道光四十七年即1847 年刊印）也收有《详覆用地雷法》和《自来火铳造法》。道光年间福建的丁拱辰与丁守存在火器方面各领风骚，有"南北二丁"之说，可见影响之巨。
十、生物学（一）近代西方生物学的传入在西方生物学知识传入之前，清代学者所撰与植物学有关的著作，较重要的当推赵学敏（约1719-1805 年）的《本草纲目拾遗》和吴其濬（1789-1847 年）的《植物名实图考》。二书情况，已在本书医学一章中介绍，故此不赘述。
鸦片战争后，西方生物学知识开始大量地传入中国。较早介绍这方面知识的书当推英人合信编译的《博物新编》的第三集《鸟兽论略》，书中介绍了许多鲜为中国人所知的动物。《博物新编》全书3 集出齐的时间为咸丰五年（1855 年）。是书浅显易懂，对于普及传播西学知识起到一定作用。
国人的译著及其他著述，在引进、传播西方生物学方面作用最为突出。
李善兰与韦廉臣（A·Williamson，1829-1890 年）合译《植物学》8 卷，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译著。英人林德利（J·Lindley，1799-1865 年）原著。译著由上海墨海书馆咸丰八年（1858 年）出版。该书内容包括由显微镜观察到的植物内部组织构造；建立在实验和观察基础之上的有关植物体器官组织的生理功能的理论；建立在植物体本身形体构造特点基础之上的科学的植物分类法；植物的受精作用；植物的地理分布等。在翻译中，如细胞、豆科、菊科、杨柳科、蔷薇科等译名得以确立，为人们所乐于接受。
杜亚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创办的《普通学报》和《亚泉杂志》，均登载过生物学方面的文章。他还编写、编译了《植物学》、《动物学》等教科书。日本留学生在日本翻译的有关书籍有：《植物新论》、《霉菌学》、《动物通解》、《动物学新书》、《动物学问答》、《植物学问答》、《植物学新书》等（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 年出版，为范迪吉等译百册《普通百科全书》中的一部分）。此外，留日学生的译书汇编社也在光绪二十九年出版《物竞论》、《生物之过去及未来》。光绪二十九年国内采用的生物学方面的教科书有：《动物须知》、《植物须知》、《植物学启蒙》、《植物学教科书》、《中等植物学教科书》、《动物启蒙》、《近世博物教科书》、《普通动物学教科书》及《植物学实验初步》等，基本都是译著。
上海格致书院所刊行的《格致汇编》杂志曾译载《人与微生物争战论》的讲演记录。表明细菌和微生物知识传入中国。
洋务运动开始后，新式学堂学生和出国留学生也受到生物学方面的教育。成立于光绪十五年（1889 年）的广东西艺学堂，所设五种专业之一，就有植物学。清末新政中的湖北师范与农业教育，一般也都开设生物课程。其他地方的师范院校，也普遍进行生物课的教授。约在宣统二年（1910 年）左右，湖南高师设立博物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的本科师范类，即有博物学科。
在中国的教会学校，有的也开设生物课。如登州文会馆正斋第五学年就开动植物学。
（二）进化论的传入在近代西方生物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达尔文的进化论的传入意义最为重大。
进化论是19 世纪欧洲最重要的科学成果之一。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在欧洲酝酿已久，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 年）曾提出过进化论学说。进化论的确立，则以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 年）在咸丰九年（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一书为标志。同治十年（1871 年）达尔文已出版了另一本进化论力著《人类的起源和性的选择》。
同治十二年（1873 年）是载入中国生物学史册的一年。当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出版了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的《地学浅释》，就提到了进化论学说。该书说：拉马克（当时译成勒马克）"言生物之种类，皆能渐变，可自此物变至彼物，亦可自此形变至彼形"。该书还说：达尔文（当时译成兑儿平）"言生物各择其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亦时能改变"。当年上海《申报》发表一则报道，称达尔文（当时译成大蕴）"新著《人本》一书"。《人本》即《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及至光绪十七年（1891 年），上海出版的由傅兰雅和徐寿主持的《格致汇编》也载文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
严复在宣传进化论方面的功绩，远在近代一切人之上。
严复（1854-1921 年），初名传初，曾改名宗光，字又陵、幾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于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5 年，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及日本等地。同治十三年（1874 年），日本侵扰台湾，乃随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测量海口，筹备海防。光绪三年（1877 年），作为船政学堂首批赴欧留学生38 人之一，入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深造，其间还曾赴法国考察。他在英国非常注意观察、研究英国的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比较西学与中学的异同。两年后学成回国，先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总办，执教达20 年。严氏中学根底深厚，更兼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研究西人学说，因此对中国积弱不振的病源认识更为深刻。适逢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大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举国上下呼吁变革，严复乃系统地宣传、介绍进化论，以生物界进化发展的规律，唤起人们对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会导致亡国亡种的认识。
严复宣传进化论，最初是采用撰文介绍和评论的形式。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文章说："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源。"文章对达尔文学说的地位给予高度评价："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顿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为了达到唤醒国人的目的，严复重点介绍其中《物竞》、《天择》两章："其书之二篇为尤著，西洋缀闻之士皆能言之，谈理之家摭为口实。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于是他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来使中华民族能在变化了的世界上生存和发展。严复并不满足于上述撰文介绍形式。他于当年又开始着手翻译《天演论》。《天演论》是达尔文学说的忠实继承者赫胥黎（1825-1895 年）所著《进化论和伦理学》一书的上半部分。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在戊戌变法的高潮中，严复将此书译稿在自己创办的天津《国闻报》上分期刊载出来。后来，全书出版。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强烈地震撼着国人的心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等名言警句，不胫而走，促使人们深思，激励人们变革。
既然严复译书是服从于改造社会的目的，用此他的翻译就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有目的地选择，进行加工、改造和增删。在每段、每节，他都加上自己长长的按语（按语总量约占全文三分之一）。这些按语对译文进行补充和引申，并对中西文化异同和西方学术源流，进行评论与介绍。
赫胥黎本人强调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规律仅适用于自然界，而人类有高于动物的相爱互助的先天本性，故他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社会进化意味着对宇宙过程的每一步的抑制，并代之以另一种可称为伦理的过程"。然而，当时主宰英国哲学界的理论是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 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移植于人类社会史的研究，认为自由竞争、弱肉强食是天然的公理，"人口压力和它所引起的竞争是过去和现在人类进化最有力的工具"。严复出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感情，既赞同斯宾塞的普通进化论，又不同意他"任天为治"让自然规律自发起作用。严复接受赫胥黎"天人争胜"观点，相信人力胜天演。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奋发向上，就可以主动迎接挑战，由落后变富强，由不适应到适应，就能避免自然界生物因弱小和不适应竞争而退化和灭亡的厄运。因故，严复所加按语中，多次以斯宾塞学说驳赫胥黎的观点，且书中不少观点也非赫胥黎原著之中的，而是斯宾塞那里的。这就是进化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传至中国的特殊情形。
进化论是自然科学理论，但它的传入，在思想界所引起的反响，却远远超过科学界的反响。当时桐城派名人吴汝纶的评价如实地道出了这种反响，他致信严复称："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宠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来自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严复译书，追求准确、通顺和优美，并因此久负盛名，但在形式上的过分考究，有时影响了内容的准确，不利于内容的传播。梁启超说：严复"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萨镇冰评价说："《天演论》第一章开首的那个长句译文，颇有气派，但读起来费力，和赫胥黎讲稿的语气很不相象"。吴汝纶在形式问题上也未为尊者讳，给严复信中建议：自著之书，可随意发挥，而翻译赫胥黎的书，人家原书引用西方古代人与事，硬给改成中国人与中国事，就不恰当了。因为赫氏并不知道这些人与事。严复之后，中国人介绍进化论的学术活动仍在继续。著名科学家马君武（1882-1939 年）贡献尤力，是为中国直接翻译达尔文《物种起源》和《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两书之第一人。光绪二十七年、二十八年（1901、1902年）中，他译出了《物种起源》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名以《达尔文物竞篇》和《达尔文天择篇》。民国初年，他又将《物种起源》全书译出并出版，还译出《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二书分别名为《达尔文物种原始》和《人类原始及类择》。他也译出了德国人海克尔（1834-1919 年）的《自然创造史》和《一元哲学》，对达尔文学派主要著作进行了系统介绍。
鲁迅也有贡献。他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发表了《人之历史》的学术文章，副标题是《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黑格尔"即海克尔。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介绍了生物进化论、人类起源，以及海克尔的生物发生律。文中的种族发生学，即为种系发生学，也即生物发生规律。晚清外国人在中国搞过一些动、植物标本采集工作。国人钟观光（1868-1940 年）于宣统二年（1910 年）后曾在湖南高师和北大任教，用时5 年，实地考察福建、广东、云南、广西、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河南、山西等省的植物情况，采集了植物标本约15 万号，为后来北大植物标本室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十一、结语清代跨越两个时代。以鸦片战争为分段线，清代历史包括战前的古代和战后的近代这样两个部分，其科技史自然也就兼有古代、近代科技史的内容和特点。
传统科技在清代发展到空前的高度。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传统科技在各个领域均获丰硕成果。江西景德镇制瓷技术登峰造极。王清任的《医林改错》竖起中国古代解剖学的不朽里程碑。靳辅、陈潢在治黄理论和实践上多有建树。此外，农学、数学等诸多领域均有突出成就。充分显示出中国人民的智慧。
科技引进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成就之大，为古来历代所不及。清朝开国之初，顺治、康熙皇帝就有意识、有计划留用和吸引外国传教士在华工作，发挥他们传播先进科技的优势。鸦片战争后，外国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客观上也把许多西方先进的科技带入中国。包括一些传教士在内的同情中国人民的西方人士，在中国行医、撰文、著书，促进了近代科技的传播。国人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屈辱命运，高扬科技救国大旗。他们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引进外国工业设备，兴办新式学堂，甚至走出国门留学异邦。于是，西方近代数学、化学、物理、医学、生物、地学、工艺及技术等全面、系统地传入中国。
专门科研机构发展迅速。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官办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和民间私人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科学技术相应发展；国运不昌的现实，也促使人们加倍重视科技的普及和发展，这就为专门科研机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洋务派兴办的大型企业中，往往附设翻译馆。清末新政中，又在各省设立矿政调查局等机构。民间各类研究机构也层出不穷，科研机构数量之大，形式之多，普及之广，远远超过以前历代。
清代科技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它有力地推动着清代经济的发展。黄河久为流域内百姓的太患，靳辅、陈潢治河的巨大成就，使人民安居乐业有了一定的保障。近代西方医药的传入，使百姓医疗条件有所改善，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近代西方工业技术的引进，带来大机器工业的问世和近代城市的出现，使晚清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了质的飞跃。
它促进了中国国防建设和反帝斗争。晚清新式军事工业的建立及新式武器装备的生产，使中国国防能力明显增强，在当时列强环伺的形势下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左宗棠胜利收复新疆；中法战争中，中国能取得军事上"不败"甚至略胜一筹的战绩，都应归功于近代科技的发展。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新式工业、矿业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作用。
它促进了反封建斗争。近代中国需要民主与科学，需要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取代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科学技术在晚清成了志士仁人反对封建统治的有力武器。严复不遗余力地宣传进化论，呼吁清政府顺应形势，迅速变法。革命党人十分重视在清朝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最终也正是以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新军，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它是民国乃至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石。晚清科技人员、国内毕业的学生及出国留学生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成了民国时期中国科技事业的骨干，有的人还为新中国科技发展作出了可喜的贡献。清代的科研机构和设施，清代科学家取得的科研成果和积累的科研资料，也成为后人的宝贵遗产。历史发展不能割裂。没有清代尤其晚清科技的发展，就没有其后的科技事业。
它在世界科技史上也留下光辉的一页。诚然，清代中外科技交流更多地表现为西方近代科技进入中国，但决不能因此就忽视了中国科技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中国是种痘法的故乡，种痘法在清代进一步发展完善并传入西方，带来免疫法的革命。中国茶树及其种植技术传至欧美，在当地安家落户。中国优良的家畜、家禽品种传入欧美，推动了当地畜牧业生产。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更是世界植物学宝库中的精品。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传入日本，有力地推动了日本近代变革思潮。应该说，世界近代、现代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得到了中国清代科技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与促进。
清代科技史给后人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即科技无国界，科技发展依赖于开放的环境。清朝国门开启关闭的过程，雄辩地说明：国门小开，科技小有进步；国门关闭，科技发展缓慢以至停滞；国门被迫大开，则科技既受严重阻碍，又有极大的发展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科学家中很多人高风亮节，在人格上足堪效法。他们是科学家，但他们淡泊名利，有信仰，有追求，有很强的人文主义精神。王锡阐贫寒生活相伴一生，但他的精神是充实的。他进行科学研究从未懈怠。他忠于亡明，绝意科场，终不仕清。铮铮铁骨，磊落风范！徐寿为人谦和，敦尚节俭，"衣食不求华美，居室但蔽风霜，修然野外，辄怡怡自乐"。清末留学生，大多怀抱科技救国的志向且学成归国，献智慧于民族的复兴。那些国内的学子，也怀拳拳报国之情。科技能否救国，这里无意争论，但救国的精神却是可贵的。清代也有商品经济，晚清商品经济发展得很快，科学家们在名利、事业、人格、使命等方面如是选择，恐怕不是聚敛财富、趋炎附势之辈所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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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88/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清代教育史
本卷提要
清朝建立全国性政权以后，沿袭明代教育制度建立了国子监和府州县学的覆盖全国的官学系统。官学教育与科举制度结为一体，成为官僚队伍的后备机关。以四书、五经和宋明理学为主的教学内容完全服从于封建社会制度。清朝入关前萌芽的旗人教育，在入关以后仿照传统的官学制度逐渐形成了有清代特色的旗人教育制度，也日益成为官僚制度的附属物。以民间教育形式出现的书院制度具有明显的官学化趋势，但由于书院多采用学者办学，因而许多书院形成独自的风格，亦区别于官学而追逐学术潮流，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同时，由于书院并不是完全的官学，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西学的感染而发生教学内容的嬗变。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教育通过多种途径渗入中国，包括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洋务派官员在洋务企业内附设的西艺学堂，派遣学子出洋留学，引进西方教育体制等，都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教育模式。经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冲击，清廷被迫实行"新政"。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废除科举制度，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科举为目标的旧的官学体系。兴办西式学堂，引进西学的教学内容，建立新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一时成为时代潮流。在清朝的最后几年中，基本上形成了以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互相衔接的新式教育制度，完全取代了旧的教育制度。虽然这个新教育制度仍然带有浓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但传播进步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民主精神，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或多或少地起到有益的作用。
一、清代教育概述清代教育制度最初承袭明代教育制度，建立了从府州县儒学到国子监的官学教育体系，并逐渐恢复了以民办形式出现的书院制度，使之成为官学教育的辅助手段。几乎在恢复明代官学体制的同时，清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八旗教育体系，它既包括皇室及贵族教育，又包括满旗、蒙旗和汉军八旗普通旗丁的教育。多种教育体系都同科举制度发生密切关系，从而使清代的教育体系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属物，成为士子求得"出身"（摆脱对国家承担徭役的平民身份谓之出身）、跻身仕途的手段。清中叶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渐次东进，同西方先进的文化教育制度相比，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的保守、没落和不合潮流的特点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西方传教士将西方教育引入中国，传统的书院逐渐接受西方教育制度的部分内容，洋务派出于"师夷之长技"的考虑有选择地引进西方某些教育手段，出国留学生的派遣，教育领域发生的这一切潜移默化的变迁最终导致同人放弃旧的腐朽的教育制度，心悦诚服地迎接新教育制度的到来。晚清从官方到民间对新教育制度的探索，终于奠定了新教育制度的基本模式，培养了最初一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和民主精神的知识分子层阶。随着这个阶层的成长，旧的封建制度出现了一个有高度文化科学知识的对立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清王朝是被这批新的知识阶层领导的民主革命打倒了。清王朝垮台以后，新的教育制度在更广阔的空间内获得发展，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二、科举制度下的学校体系清朝建立全国性政权之后，沿袭明朝的学校制度建立了以国学和府州县学为基干的学校体系。这个学校体系以教化和育才为两大宗旨，而以教化为基础，以育才为目标。所谓育才，就是为政府机构培养各级官吏。人才的培养标准寓于教化之中，用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道德为标准，使之具备一定的社会文化知识。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方法，通过考试将人才的培养标准加以量化，按成绩的等第将其录用为官。建立学校，用以培养人才。人才的培养标准虽然标榜"教化为先"，但实际上是把科举考试的标准确定为人才的培养规格。因此，在整个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学校是育才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途径，入仕做官是培养人才的目标。在这种体制下，人才培养标准强化了以科举考试为参照系的量化标准，弱化教化的质的内涵，学校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正是这一点成为有清一代学校弊病的根源。
（一）教育宗旨历代王朝兴办学校的宗旨都不出"敦教化、育人才"两条。而清王朝的"敦教化、育人才"又有其特殊的含义。"敦教化"的目的在于利用汉文化来统治人口众多的汉人，"育人才"的目的在于培养一批统治汉人的官员。而在其确立统治之初，"育人才"又优先于"敦教化"。
1。培养统治人才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初，仅是一个僻处一隅的同中央政权对立的地方政权。随着后金势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汉人被纳入后金政权的统治之下，如何统治汉人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皇太极继承汗位，实际上确立了取代明朝而称霸中原，统驭全国的战略目标。如何利用汉文化、借鉴明王朝的统治方法来统治汉族地区的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曾举行过一次考试。他下令贝勒府以下满州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属下各家具有明朝生员身份的人，不拘身份，一律参加考试，即使已沦为奴隶，家主也不得阻挠。参加这次考试的有三百多名汉族生员，其中有20O 多人被选中。被选中者分为三等。一等赏给绸缎二匹，二等、三等赏给棉布二匹。在当时，绸缎和棉布都来自明朝统治区，在塞外是珍贵的物品。凡考中者不分等次，一律免除二丁差役，听候录用。为了补偿满、蒙、汉军贵族的人口损失，凡考走一人，即拨给一名壮丁补偿。这次考试，奠定了皇太极"以文教兴治"①的方针。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的前一年又举行了一次举人考试。考试由礼部主持，令通晓满、蒙、汉文义的人参加考试，取中16 名举人。礼部设宴嘉奖，并各赐衣服一套，每家免除四丁徭役。从这次取士人数之少可以推知，在后金政权下知识水平较低，能达到举人程度的不过十六人。这预示着后金政权下的人材匮乏，因而以后也未再举行任何考试。
顺治元年（1644）清迁都北京，正式建立了全国性政权，建立起阁、部、院、寺、司、府等20 多个中央机构，15 省千余个府州县的政权机构，而政府官员则明显不足。在中央机关尚有一批早年降清的汉族官员，而地方府州县多利用故明官吏进行统治。由于反满情绪方兴未艾，许多地方官叛服无常，地方政权极为不稳，人才之需迫在眉睫。顺治元年农历十月初一，顺治帝福临正式登基，在即位诏书中宣布：承认故明生员、监生、举人、进士的身份和地位；举人和进士到有关各部听用；恢复南、北两京国子监，各地府州县学仍按旧制向国子监考送生员；恢复科举考试制度，定于辰戌丑未年进行会试，子午卯酉年进行乡试。凡无反逆行径的生员、监生、举人都可以参
①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三年条。
加乡试、会试。次年顺治二年为乙酉年，定于八月举行乡试，将全国划分为十五个考区，录取举人1428 人。参加乡试的人很多，仅顺天府就有3000 多人，令摄政王多尔衮颇为感叹。又次年为丙戌年，三月，天下举子会试北京，取中400 人。乡、会两次考试，得人之盛令清朝统治者感到意外。这次乡试和会试产生了清朝自己的举人和进士。这些人参加清政府举行的科举考试，表明他们要效忠清王朝。新举人和进士的产生对于充实清朝的官员队伍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顺治元年至顺治七年，清政府仅仅是恢复了因战乱而废弛了的学校制度，而自己的学校制度的建立是从顺治七年（1650）开始的。这一年，清朝正式废除了明朝的南京国子监，将其降为江宁府学。还下令修复被战乱破坏的地方学校。江南是文化发达地区，也是最顽强地阻挠清兵南下的地区，学校的破坏也最为严重。浙江省毁掉的72 所学校，在顺治年间恢复了31 所，动工复建的9 所。康熙帝亲政后，其余各校都得到恢复。顺治九年（1652）顺治帝福临亲自给各省学校撰写敦告士子读书的《卧碑文》，把培养官吏放在办学宗旨的首位。碑文中有"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①。《碑文》还强调"达用则为良吏"。这个《碑文》表明，顺治九年仍把培养官员当作教育的第一宗旨。此后，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举行了近20 次会试，国家政权机构的官员队伍基本得到解决之后，办学的宗旨才正式将教化提到育才之前。
2。巩固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敦教化和育人才这是两个并行不悖的目标，清朝统治者从来没偏废其中任何一方，只是由于客观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侧重。清初，把培养人才、充实官员队伍当做急需，但并未忽视教育的教化功能。努尔哈赤父子在同明朝打交道的二三十年中，对中原文化逐步有了充分的了解，他们深知孔孟之儒学在汉人士民中的地位，明确确定了利用儒家思想作为教化的工具。这样，一方面可以改变清朝统治者的形象，另一方面儒学又确实能充当他们统一汉人思想的武器。因此，八旗大军进入北京之时，顿改以前烧杀抡掠的遗风，以王者之师的面貌出现，不许士兵擅自进入市民家中。顺治皇帝即位的第二天，摄政王多尔衮便以皇帝的名义颁布诏书，册封孔子第六十五世孙孔允植仍袭衍圣公。次年又追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多尔衮还亲自到孔庙行礼。顺治三年四月，又在陪都沈阳重修孔庙，规定每年二月和八月由大学士代表皇帝主祭孔子。福临亲政之后于顺治八年（1651）派人去孔子的家乡曲阜视察孔府，拜谒孔庙、孔林，举行隆重的祭孔大典，表示对孔子和孔学的尊崇。次年九月，顺治帝还亲自到太学拜谒孔子木主，举行释奠礼，把
① 《钦定光绪大清会典》卷三十一。
尊崇儒学的活动推向顶峰。
康熙帝玄烨即位之后，遵循乃父的遗志，仍奉儒学为宗。康熙八年（1669），玄烨亲政前夕，他排除了权臣鳌拜的阻挠亲率礼部大臣到太学视学，在孔子木主前行三跪六叩之礼，向国子学的师生们大讲孔子之学的高明广大。接着又恢复了孔、颜、曾、思、孟五圣直系后裔作为"圣裔监生"不经考试进入国子监读书的制度。他还在宫中特建养心殿，作为专门祭祀孔子的场所。南巡时还多次去曲阜拜谒孔庙，举行祭孔大典。
尊孔就是尊儒。但康熙帝玄烨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选择儒学中的流派的。他受侍读学士熊锡履的影响，主张讲明"正学"。所谓推崇正学，就是上尊孔孟，下崇理学。熊锡履建议："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六经是指孔子弟子们整理的《尚书》、《诗经》、《易经》、《周礼》、《春秋》、《乐》，其中《乐》已失传，只余五经；论即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孟指孟轲的著作集《孟子》。这几类书是儒学之源。濂、洛、关、闽分别指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程氏兄弟（颢、颐）、张载、朱熹。宋代理学与汉学不同，汉学主要是通过训诂来订正五经传本之真伪，研究经书中语言文字之含义及所指。而宋明理学则在于阐述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将五经伦理化、纲常化，通过解释五经来明确圣人之言，用以规范人们的言行，对维护封建制度、封建纲常秩序、君臣关系有重要意义。在濂、洛、关、闽四学中，玄烨又独重朱熹之学，他高度赞誉朱熹之学，说："自汉以来，儒者世出，将圣人经书多般讲解，愈解而愈难解矣。至宋时，朱子辈注四书，发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于后人"，认为朱熹属儒学正流。他对朱子之学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心领神会，认为朱熹的著作"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袵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①。
为了确立朱子学派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清廷规定朱熹所注四书是科举考试必考的内容，是府州县学、国子监必学的内容。这样做是有其思想基础的，因为它把教化看作是育才的前提。康熙四十一年（1702），玄烨向礼部颁发御制《训饬士子文》，令刻石立于国子学之中。其文开宗明义说："国家设立学校，原以兴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临御以来，隆重师儒，加意庠序，近复慎简学使，厘剔弊端，务期风教修明，贤才蔚起，庶几棫朴作人之意"。这段文字很明确地把"兴行教化"当作"作育人才"的前提，只有"风教修明"，才能"贤才蔚起"。朱子之学独尊在清代形成不可动摇之势。康熙时的南书房大臣朱彝尊曾直率地指出朱学已经取孔学的地位而代之："世之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可缓；以言易，非朱子之传易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立家礼弗敢行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
① 《康熙政要》卷十六。
②。朱子之书，成为教化之本，这是清代学校教育的指归。
② 《清史稿》卷一○○。
（二）文官的来源与科举出身清代文官的来源，途径纷多，但科甲出身的官员则列于首位，"凡满汉入仕，有科甲、贡生、监生、荫生、议叙、杂流、捐纳、官学生、俊秀"③。下面分述之。
1。举人进士授职科甲出身是经过乡试、会试、制科的考试选拔的官员。乡试、会试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常规考试。制科是乡、会试之外，皇帝特诏举行的特殊名目的考试，不经常举行。
乡试产生举人。清初，官吏来源缺乏时曾规定举人担任知县。随着官吏队伍的健全，举人众多，知县之职出缺不多，致使大部分举人二、三十年之内都难以任职。乾隆年间创行大挑之法，规定每隔六年举行一次大挑，在连续三次参加会试而未录取的举人中进行考试，每十人中取五人，按等录用。一等的用为知县（正七品），二、三等的用为府学学正（正八品）和县学教谕（正八品）。知县无空缺，可以通融出任府经历（正八品）、直隶州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县丞（正八品）、盐库大使（从九品）。学正、教谕无空缺，可通融选用训导（从八品）。
殿试产生进士。进士一甲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第一名称为传胪。这四名进士直接授予翰林院修纂、编修、检讨等职。其余进士参加朝考。朝考由内阁主持，在保和殿举行，考论、诏、奏议、诗四题，按成绩录取前若干名，入翰林院读书，名为庶吉士。选择庶吉士入翰林院又称为馆选。学习三年后经过考试，优者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之职。次者授予给事中（正七品）、御史（正七品），主事（从六品）、中书（从七品），推官、知县（正七品）等。庶吉士授职称为散馆。庶吉士的经历是日后晋升为显赫之职的必备条件。未被选为庶吉士的进士直接授职。除不能进入翰林院、不能直接担任给事中、御史之外，基本与庶吉士相同。
制科是乡试、会试之外，皇帝根据特殊需要而特诏举行的考试。康熙十八年（1679）特诏举行博学鸿词科考试，号召四海之内具有优秀学行、卓越文词的人报考，而不拘身份，录用50 人，俱授为翰林官。雍正十一年，决定再次举行博学鸿词科考试，报名仅三人，结果未能举行。乾隆六年举行博学鸿词科考试，有一百七十六人参加，录取者皆授为翰林院官和庶吉士。次年又补试一场，录取者亦依旧授职。
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经济特科考试，用以揽求"洞达中外时务者"。分初试和复试两场，初试入选者方许参加复试。取中一等九人，二等十八人。③ 《清史稿》卷一○○。
原为举人、贡生资格的人，录用后按进士资格授职，这就远逊于康熙朝的博学鸿词科。
2。贡生授职贡生系各府州县学选送国子监深造的学生，名为贡生。因其选送方式不同有五种名称：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通称"五贡"。五贡亦被视为入仕正途。
岁贡，是在府州县学年深日久而屡试不第的生员，凭着年资被送入国子监读书的贡生。一般按年资顺序递送，所以又称挨贡。顺治九年（1652）礼部特准各府州县学送岁贡到京，正额一名，陪额二名，参加廷试，合格者准予入监。康熙元年（1662），废除贵州、云南等边远省份贡生到京廷试的规定，由各省学政逐一审核，报吏部就近授予训导等职。因为岁贡多是年老体弱的人，到京坐监有困难，实际多不到京。康熙二十三年（1684），各地岁贡一律不必到京廷试，就近安排为训导。拔贡亦称选贡。由于岁贡难以取得人才，雍正元年（1723）令各地方学校每六年不拘一格选拔真正的英才送国子监读书。乾隆帝即位之初订立朝考制度，凡拔贡经考试获得一、二等的录用为官，三等的长驻国子监读书。读书三年期满，分别等第由祭酒保荐，录用为知县、教职。乾隆七年改为十二年选拔一次。乾隆四十一年（1776）将拔贡的录用范围扩大到七品小京官。
优贡是各省官学中不限生员身份，只要品学兼优，经本省学政官会同总督、巡抚保题，分两场考试，合格者送国子监读书。乾隆二十三年（1758），规定选送的优贡到礼部按拔贡的朝考条例进行考试。合格者一律入监学习，并不授予官职。同治二年（1863），规定优贡参加廷试，一、二等授予知县或教职，三等授予训导。
恩贡是专门面向历代先贤后裔的，免其考试而进入国子监。恩贡有五氏圣裔（孔、颜、曾、思、孟）和十三氏（即汉唐宋明儒学大师后裔）之别，按惯例在翰林院、国子监任职。副贡是乡试中在录取举人的正额之外按数量录取副榜举人，准其入国子监读书的。不入监的副贡亦不授职。
3。监生授职国子监的生徒除岁、拔、优、恩、副五贡之外还有例贡和监生。例贡是具有廪生资格的人通过向官府交纳钱银粮谷取得贡生资格进入国子监读书的。监生在入国子监之前多未取得生员资格，因入监的途径不同而有恩监、荫监、优监、例监之分。其中荫监有恩荫和难荫两种。恩监是八旗子弟学习汉文的官学生、学习算学的满汉学生经考试入监者。荫监中的恩荫是一定级别的文武官员享有将一子送入国子监读书的特权。凭父亲官职资格入监者即为恩荫。难荫是其父为国死难因而享受入监资格的。优监是府州县学非廪生生员（增广生员和附生员）因品行和学习的优秀被选入监者。例监是俊秀（未取得生员资格的普通百姓家的优秀子弟）通过捐纳入监者。
在国子监读书的贡、监，包括岁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恩监、荫监、优监、例监都有一定的肄业期限。凡不欲参加乡试的贡、监在肄业期满后被分配到各部院衙门练习政事，称为历事。历事一年取得合格分数可参加廷试。廷试合格者每百名取八名授予知县之职，其余的授予州县的佐贰官。顺治十五年（1658）又制定贡、监考职法：除例监外，在学习期间除学完正常课程外加学有关课程积满八分者，可以参加考职，每年能取得这项资格的贡、监不过十余人。考职合格者，可授予州同或知县之职。
4。议叙授职议叙制度是对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非政府官员依照他们建立的功劳、政绩、贡献等予以评价并授予相应职务，推而广之，在关键时刻为国效力的平民百姓亦可按议叙条例被授予官职。在国家机关效力的非官员主要是幕宾。清代京外各级文武衙门除国家官员之外，还有以正印官个人名义聘用的幕宾，这些幕宾或者有才华、善文墨，或者具有治国理政的专才。在总督、巡抚衙门，正印官往往靠他们主持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实施，官员的政绩往往决定于幕宾的水平。在州县衙门，幕宾往往代表正印官主持刑名、钱粮两项最重大的、关系正印官升黜的政务。因此，在外官衙门中幕宾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官员的数量。特别是在高级衙门中，往往有一些有杰出才干的不甘心担任低级官吏的举人，或多年候选而无补官机会的进士充当幕宾，以便施展自己的才干。他们的才干一旦表现出来，往往得到议叙，被授予高级官吏。康熙时，布衣陈潢协助靳辅治河，显露奇才，被授予四品道员；雍正时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的记室方观承被授予布政使；乾嘉时名臣王杰、严如煜、林则徐都曾以幕宾身份立功。同治间左宗棠、李鸿章、刘蓉等都因在曾国藩军门从幕而荣登显要。在州县衙门从幕的幕宾往往也凭从幕的资格被保荐议叙。议叙对象中人数较多的还有在部院衙门中历事的监生，在历事期间表现出特殊才干，亦被议叙授官，超过正常考职取得的官位。但议叙并非入仕的正途，不具有举人、进士身份的幕宾也很难荣登显要。道光年间，因幕宾议叙过滥，曾一度停止执行幕宾议叙的程序。
5。吏员授职吏员俗称书吏，是在京内外衙门中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员。明代，吏员属于役的一种，从识字的农村人口中选充。清初沿用明制如故，其后改由捐纳选用。康熙二年（1663），停止捐纳，改用召募。京内衙门的书吏分为三类：供事，儒士，承经；京外衙门的书吏有四类：书吏，承差，典吏，攒典。大体以所在衙门类别分类。每类书吏因分工不同而又有不同称谓，见之记载的有二三十种。书吏以五年为期，期满有资格参加吏部举行的任职考试。任职考试每年以京、省为单位进行考试，试卷送吏部译阅，按文义优劣分为四等。按等授予正八品、正九品、从九品、未入流四级杂职官阶。乾隆十五年（1750）定京衙每年取十分之七，外衙每年取十分之五。吏员任职属于杂途，不能升任七品以上官阶。
6。任子、官生、俊秀和捐纳授职任子制度是给予高级官吏任用一个儿子为官的特权制度。任子制度以荫监制度为前提。凡七品以上官都可送一子进入国子监。而一至三品官之子有荫监资格的可以按其父官阶相应任职。雍正、乾隆间任子制度形成一定之规，即正一品官之子用为员外郎或相应职务，从一品官之子用为主事或相应官职，正二品官之子用为都察院经历或相应官职，从二品官之子用为光禄寺署正或相应官职，正三品官之子用为通政司经历或相应官职，从三品官之子用为光禄寺典簿或相应官职。用为外官者，正一品之子用为府同知，从一品之子用为知州，正、从二品之子用为通判，正、从三品之子用为知县。四品官之子不享受任子特权，但可不参加选拔直接参加贡、监的考职。四品官以下之子只能做监生。为国事死难的所有官员，皆可选其一子任官。
官学生指八旗官学中的学生，经过考试可以出任各衙门的笔帖式。中央各部院、盛京五部、外省将军、都统、副都统衙门均设若干笔帖式之职，从事翻译满汉文字及缮写、帖写等工作，品秩为七品至九品不等。此职专为满人所设，八旗官生入选笔帖式初为从九品，以后视能力和政绩转升。
俊秀指平民通晓满汉文字者，经保举可出任八品以下官职。
捐纳是各种身份的人在国家财政不景气时捐银任官。根据捐纳前的身份和所捐官的品秩开列价目。其中有以平民、生员、贡生、监生等身份捐纳者，出银数量和所捐品级皆不相同。乾嘉时捐纳之例大开，至咸丰、同治年间，捐纳之风过滥，以至不可收拾。
7。进士科在仕途中的优越地位举人、进士、制科、五贡在各种入仕途径中属于正途。特科最尊，但偶尔举行，不成惯例，因而正途中的进士科在仕途中处于绝对优越地位。
首先，进士出身的人在选班中的优越地位。所谓选班，就是各种身份的人取得任职资格后要等待吏部正式授任实缺。由于有任职资格的人数过多，须要等待官位出缺时才能正式任职，称为实缺。举人出身的往往等待二三十年得不到任职机会，其任职率大约在百分之十左右。而进士任职一般每逢双月选一次，有的也要等上十年八年才有机会任职。雍正二年，为了加速进士任职，规定除双月选进士任职之外，又于每个单月增加四个任职名额给进士专用。这样每月进士均有任职机会，使进士的等待任职时间缩短至二、三年。举人任职时间实行大挑后也大有缩短。其他资格的人等待时间更长，雍正二年才开始安排康熙十七年取得任职资格的吏员，等待时间已达五十年。有许多取得任职资格的人终生没有得到实授。
其次是任职范围的优待。一些清高而显要的职务非进士出身者不许选用，如詹事府、翰林院、给事中、御史，不许非进士出身者任职。其中翰林院掌院学士声望最高，充当天子文学侍从，仪仗与内阁大臣同。在称谓方面，翰林院掌院学士以门生自称，而大学士和吏部尚书只能以晚生自称，吏部侍郎及其他尚书、总督则称侍生，其余各官只能称年家眷弟。外官的学政官也只能由进士出身的人但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非进士出身者不许出任。复次为升迁机会的优越。进士出身的所有人初任官时即有资格出任正印官。其他出身的人只有部分人可以直接出任正印官，如大挑的举人、廷试或朝考的优贡、拔贡、监生的考职等，只是名列前茅者可直接出任正印官。任子所授之官虽随其父之官高而高，但都不能出任正印官。至于吏员、官学生、俊秀等只能终生担任低级杂职官。进士被选为庶吉士者，地位更高，初任地方正印官属于低就，出馆就不拘常例立即实授，被称为"老虎班"。其他官员被授为知府已十分荣耀，而翰林出身者出任知府则被视为"钻狗洞"。由进士而庶吉士，由庶吉士而翰林官，使得进士的仕途十分广阔。清代的内阁大学士、六部的尚书、侍郎、都察院的都御史、大理寺卿、顺天府尹多系进士出身。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也多系进士出身。
进士在仕途中的优越地位实际上大大抬高了科举制度的地位，科举考试又决定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
（三）科举考试与官学体系清代的科举考试从狭义上讲分为两级：乡试和会试；从广义上说分为四级，乡试、会试外还包括童试和殿试。童试是一般知识分子取得官学学生身份，在官学肄业后方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殿试是将会试录取的"贡士"排定名次的考试，经过殿试才能成为进士。
1。童试在蒙学、社学读书及肄业后尚未取得生员身份的人无论年龄长幼一概称为童生。蒙学又称村学，属民间自办学校。社学设于乡镇，又称公学，属民办官管。民办即民间出资兴学，官管即纳入官学管理体制之中。所谓童试就是以童生的身份参加的考试。
童试分县试、府试、院试三级。经过院试录取按成绩分配到府州县学就学，取得生员资格，初步脱离了"民"的阶层而成为士，享受一定的待遇。县试是由县级衙门（包括散州和散厅）主持的考试，一般是每年二月举行一次。应考的童生先期到县衙礼房（办理文教事务的机构）报名。除了贱民（乐户、丐户、惰户、伴当、世仆、娼优、皂隶、蜑户、雇工人等）以外的所有本县男性读书人都有资格报名。报名时要五名童生互结（签定互相作保的文书）、一名廪生甘结（自愿为某生员担保并签定文书），廪生要收取甘结费。按封建礼教，凡父母丧亡在二十七个月以内者必须静心守孝，不准参加考试。同时要填写姓名、年貌、三代履历。如果有隐瞒贱民身份或居丧不报者，本人及互结、甘结人都要受到处罚。所谓年貌就是年龄和相貌。相貌包括皮肤黑黄白、脸型长圆方、身材长中短、胡须有无及长短稠稀和其他主要体貌特征，以防止顶冒代考。县试分五场，一日一场，每场都选拔淘汰，被选中者称为出圈或出号。五场合格，具备参加府试的资格。县试第一名曰县案首，最后一名俗称"坐红椅子"，因为在其名字后面画一红色截止符号，形似椅子座面和靠背。
府试由府级衙门（包括直隶州、厅）举行。参加考试的是府内各州县经县试选拔的人。参加府试的人同样要填写姓名、年貌、三代履历，五人互结、三名廪生甘结，此外还由官府派一名廪生担保，称为派保。考毕将考生成绩按分数排列于长案之上，按顺序取足名额，第一名称为府案首。府试合格者参加院试。
院试是以省或学区为单位由学政衙门举行的考试。清代由中央派驻各省一名学政大臣，或称学院、或称督学。有的一省派两名学政，分管两片，即称学区。参加考试者都是省和学区内各府、直隶州、厅考试合格者。考试地点在学政驻地。考毕按成绩排列，取足名额，第一名称院案首。学政衙门按成绩将录取者分配到府学和所在州县的官学读书。发榜的方式是由学政将盖有红色印章的新生名单发往府州县衙。府州县接到名单后即召集新生，允许他们穿法定的雀顶蓝袍的生员服装到衙署参加庆祝宴会，称为簪花礼。礼毕，由府县官率领到文庙拜谒孔子木主，拜见学官、教官。从此，童生正式成为生员。
2。乡试乡试是中央举行的以省或学区为单位举行的考试，时间是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届时皇帝钦派主考官、副主考官分赴各省和考区，由主考官命题，各省和学区的学政官不得参与。考试的对象是府州县学的生员、国子监的贡生和监生。个别平民亦可参与。
凡有报名资格的人，必须于乡试前一年的七月参加科试。顺天府为一考区，凡顺天府与直隶各府的生员、在监的国子监贡生和监生都在顺天府参加科试。其他地区基本以省为单位，清初顺天府考区之外有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河南、山东、广东、四川、山西、陕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十四考区。凡各省生员及在乡国子监贡生、监生均在本省参加科试。科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列入一二等及三等前十名（大省）或前五名者便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因故未参加科考或科考中被淘汰者还有机会参加次年七月在省城举行的录遗试，未取得生员资格的平民也可以破格参加录遗考试，以示广泛收罗人才。录遗试后还有一次"大收"，在乡试举行前夕为遗漏者提供考试认定资格的机会。
科试等录取名额是以次年的乡试录取举人数量为基数分配的。以顺治二年（1645）乡试名额分配为例，顺天168 人，江南163 人，浙江107 人，江西113 人，湖广106 人，福建105 人，河南94 人，山东90 人，广东84 人，山西79 人，陕西79 人，广西60 人，云南54 人，贵州40 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乡试名额分配为：顺天141 人，江南83 人，浙江71 人，江西75人，湖广70 人，福建70 人，河南62 人，山东60 人，广东57 人，四川56人，山西53 人，陕西53 人，广西40 人，云南57 人，贵州40 人。乾隆九年（1744 年）乡试分配名额为：顺天135 人，江南114 人，浙江94 人，江西94 人，湖广93 人，福建85 人，河南71 人，山东69 人，广东72 人，四川60 人，山西60 人，陕西61 人，广西45 人，云南54 人，贵州34 人。名额的产生大体依据每省区的人口数量、人文状况和经济情况，并参照前三科实际录取人数取其平均数。科试录取的生员人数，乾隆九年（1744 年）以前屡有变动，乾隆九年规定：每一个举人名额可取应试生员：顺天、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为80 名，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为60 名，广西、云南、贵州为30 名。乾隆十二年又定：各省每中副榜一名，准予增加40 名、30 名、20 名不等。奉天、台湾、甘肃、宁夏等另有特殊规定。
各省乡试在农历八月举行，初九、十三、十五日连考三场。每场于前一日晚进场，后一日交卷，戌时清场。入场须经严格检查，甚至搜身，严禁夹带作弊。出场日分三批交卷，午前一批、午后一批、傍晚一批。收卷官每收一卷发一签，签卷相符。考卷糊名，评卷前有抄工用朱笔抄录，评卷官就朱卷评阅，用蓝笔批阅。
同考官为评卷官。经同考官取中的试卷推荐给主考官，名为荐卷。三场卷均被推荐后由主考官审阅，主考官予以淘汰的荐卷称落卷。取定后要核对墨卷。未取中的可在发榜后十日取卷自阅。发榜日期大省在九月十五日以前，中省在九月十日以前、小省在九月五日以前，发榜日期一般选在寅日或辰日，因而又称为虎榜或龙榜，通称龙虎榜。又发榜时正值桂花盛开，因而又称桂榜。每省的头名举人称为解元。放榜的第二天设鹿鸣宴，主考、学政、考官、新科举人都参加，以示恩荣。各省的鹿鸣宴还特别邀请周六十甲子的原科举人参加，称为重宴鹿鸣。
在正榜举人录取后还录取副榜。录取对象是文理优秀但限于名额而未能录取为举人者。最初每省取副榜6-20 人，康熙十一年（1672）规定每取正榜五人，可取副榜一人，成为定制。举人可以参加次年三月举行的会试。副榜可进国子监肄业，享受贡生待遇。雍正四年（1726）曾开特例，凡两次取中副榜者，可享受举人待遇，参加会试。
凡被录取的举人乡试试卷都要限期送往礼部，从九卿、翰林院、詹事府、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中挑选磨勘官，对举人试卷逐一进行审查，如发现文体不正、抄袭、朱墨卷不符、所答非所问等情况，革去举人名号；其他有不合规定者，罚停会试一至三科。主考、同考等官也将视情节轻重受到不同处分。为了防止乡试舞弊，还实行举人复试。顺治十五年（1658）首开复试之例，顺天乡试八名举人被除名。康熙、乾隆时都曾举行过复试，但不成定制。嘉庆四年（1799）全面恢复复试制度，道光二十三年（1843）对举人复试作了全面规定，全国新科举人于会试年二月初十日全部到京，取同乡京官印结（以官员的身份签订担保文书）送到礼部，听候复试。十四日由皇帝亲自出题，十五日考试，当日交卷。一、二、三等准予会试，四等罚停会试一科或一科以上，不列入等次者革除举人身份。未参加会试者，许在后三科参加，后三科仍不参加，就永不许参加会考，也不准到吏部铨选任职。
3。会试会试是中央举行的全国性考试，具体事务由礼部负责，皇帝钦定主考官（总裁）。一般为一正三副，有时副总裁多达四、五人。正副主裁皆由进士出身的大学士，尚书以下、副都御史以上的官员担任。同考官十八人，按五经分房，人们称之为"十八房"。同考官由翰林院官员选用，兼用庶吉士。会试日期初定于每年农历二月，雍正五年（1727 年）改在三月。逢辰、戌、丑、未年举行，被视为正科。此外还有恩科，即逢皇室的重大庆典，不拘于规定年份特别开科取士，被视为皇帝对士子的恩典。
参加会试的仅限于举人。先由举人自己提出申请，经审查合格后，分别由顺天府和各省布政司将名单送达礼部，礼部发给报考举人咨文，相当于准考证，限期报到。参试举人可向本省布政司领取路费，视路程远近而定，最少白银一两，最多者白银三十两。新疆、云南、贵州等极偏远地区的应试举人可以从布政司领取牌证，凭牌证乘坐驿站车马船只赴程，以书写着"礼部会试"字样的黄旗为标志，可以一路畅通无阻。二月会试时，到礼部报到的时间为正月初十日。三月会试时，为二月初一日到三月初一日，最迟可延到三月初四日。不到礼部投文，便失去会试资格。三月初九日、三月十二日、三月十五日连考三场，程序和规矩与乡试大同小异。主考官、同考官的名单于三月六日清晨公布，公布后即携带行李赴贡院就职，断绝与外界往来。进士录取无定额。最初参加会试的人分为南、北、中三卷。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五省及原来明朝南直隶的十一府（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徽州、宁国、池州、太平）、一州（广德州）为南卷；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省及直隶八府（顺天、永平、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二州（延庆、保安）及奉天、辽东、大宁、万全等处为北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原明南直隶六府（安庆、庐州、凤阳、滁州、徐州、和州）为中卷。其后将中卷分别并入南北卷。按南北卷分配录取名额使各省录取人数不均，康熙五十一年（1712）废除南北卷分额制，按省录取。名额分配，参照前三科录取人数，适当调整，大体达到每二十名应试举人取中一名的比例。取中者为贡士，第一名为会元。放榜日最初定在三月十五日，改为三月会试后，放榜日改在四月十五日。时值杏花开放，亦称杏榜。
在录取贡士的同时，还取若干副榜。被取中副榜者，免于廷试，直接到吏部报到，听候任职。康熙三年规定不再录取会试副榜。
贡士取中后，仍由磨勘官审查试卷，磨勘合格者准参加殿试，发现作弊及不合式者给予停科一次以至革除名籍的处分。主副考和同考官也要被追究责任。
4。殿试殿试是由皇帝主持的考试，凡新科贡士经磨勘合格者均应参加殿试。最初殿试在天安门外举行，顺治十五年（1658）改在太和殿前丹墀，遇雨在太和殿东西两庑举行。考试内容为经史时务策，简称对策。最初由内阁拟出题目，皇帝圈定。乾隆二十一年（1756）改为读卷大臣于殿试前一日在文华殿直庐密拟，由皇帝圈定。限一日内答毕交卷，不发蜡烛，以免延迟到夜间。到时未答完者，名次排在末尾。
殿试是以皇帝的名义出题策问，因此评卷不能称评卷，而称读卷。读卷官由大学士、六部九卿中选派。乾隆二十五年（1761），读卷官由十四名减为八名，其中钦简大学士两员，其余六员从相当于会试总裁级别的官员中选任。评卷完毕，读卷官将排列前十名的试卷进呈皇帝，由皇帝最后确定名次。顺治时皇帝亲自排定一甲的第一、二、三名。康熙时，皇帝排定前十名。前三名，按顺序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统称进士。名次排定之后，分别书写小金榜、大金榜各一份。小金榜交奏事处进呈皇帝御览，大金榜由内阁学士捧至乾清门钤盖"皇帝之宝"大印，于传胪日张挂。
传胪即发榜，要举行隆重传胪大典，皇帝以全副仪仗亲临太和殿，文武百官穿朝服侍立，诸贡士穿公服列于文武百官班次之后。鸿胪寺官传"制"，贡士跪听，逐一宣布名次。传胪大典完毕，皇帝回宫，将金榜张挂于东长安门外，三日后交内阁收藏。传胪后第三天，皇帝赐宴新科进士，称为琼林宴，亦称恩荣宴。其后，状元率进士上表谢恩，并朝拜孔庙。国子监立碑，镌刻新科进士名单，以备永存。
进士录取后，一甲进士立即授职翰林院。其余进士还要参加朝考，以最后确定任职级别。朝考第一名曰朝元。
5。八旗士子的乡试、会试、殿试清初恢复科举制度时，八旗士子不参加考试。顺治八年（1651）在吏部建议下决定八旗子弟参加乡试、会试。当时八旗尚未建立官学，只是每牛录下都有若干人学习满文和汉文，人数不多，各衙门任用尚且不足，因而参加考试的人少。所以，八旗子弟的科举时有时停。顺治十年（1653）开始建立八旗官学，人才渐渐增多。康熙十五年（1676）以后，八旗科举渐渐走上正轨。
八旗乡试，满洲八旗、蒙古八旗为一类，汉军八旗为一类。满蒙八旗只考满文或蒙古文一篇。汉军八旗考《尚书》艺二篇、经艺一篇。不通经者增书艺一篇；第二场、第三场分别试论、策各一篇。康熙二十六年（1687）开始，满、蒙、汉八旗均同汉人一同参加乡试。八旗应试前要考骑射，骑射合格方准参加考试。录取名额，最初定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各取五十名、蒙古八旗取二十名。其后，录取名额屡有变动。最初，各地的八旗都参加顺天府乡试，嘉庆十八年（1813），各地驻防八旗在各省区内应试。
八旗会试，最初满蒙八旗考满文或蒙文两篇，汉军考试科目较多。会试录取名额，满汉八旗各取二十五名，蒙古八旗取十名。康熙九年（1670），八旗考生按汉人乡试例分别编为字号，每号取四名。但往往临时请旨增加名额，而无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