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我有意陷害杨业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王侁如是说
近几年，有不少人为潘美喊冤，认为我是造成杨业死亡的主犯，我听说之后，心情愤懑不平，寝食难安，因为我冤哪，冤深似海，比《乌盆记》里的那个屈死鬼还冤。
实事求是地说，战役打响之前，我和杨业在对敌策略上的确有分歧，有争执，有冲突。他认为辽军兵力占有很大优势，应当避免与其正面交锋，建议潘美派兵从侧面出击吸引辽军，掩护主力和百姓迅速撤离，而我认为侧面迂回有失国威，应该派兵进攻寰州，正面阻击辽军主力。但是，我只是一个监军，只有建议权，没有决策权，决策权在哪儿呢？在西路军主将潘美手里攥着呢。最终，潘美表示杨业的分兵引敌策略太过冒险，不宜采用，而是采纳了我提出的全面阻击之策，同时他答应按照杨业建议在陈家谷部署步兵强弩埋伏接应。
就像前边说的一样，我这个人好面子，虚荣心强，不愿有失国威，愿意分享胜利，所以，当我误以为杨业击败了辽军时，就急忙率军离开陈家谷去与他回合，但是，潘美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跟着我走，他是主将啊！结果，半路上得到了杨业已经败退的消息，我当时就慌了，因为我在此之前没打过仗，但是潘美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是著名军事家，他应该临阵不慌，从容决应对，而且应该遵守与杨业的约定在陈家谷提供救援，可他却下令全军撤退，完全把杨业抛在了脑后，从而使得整个战局失去了最后的扭转机遇，加剧了我军在“雍熙北伐”战役中的惨败结果。
综上所述，杨业之死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潘美来负，我顶多是个从犯。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潘美嫉妒杨业并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为什么人家不说我嫉妒杨业呢？我根本没有那种心理状态，但是潘美有，因为在他作为主将驻守晋北边防期间，杨业作为副将屡建奇功，在军内民间的声望非常高。身为两朝宿将的潘美却被降将杨业（杨业是北汉降将，作者注）抢尽风头，他对此早已有所不满，妒恨交加的情绪一直暗暗潜伏在潘美心底，一直在寻找释放的机会，这应该是他支持我的建议而不支持杨业的一个原因。
最后的宣判
陈家谷之战失利和杨业被俘身死的直接原因，就是盲目正面出击的错误决策。客观来讲，虽然提出错误主张的是监军王侁，但最后决策却是由主将潘美默许通过的，并且随后他又忙里出错，在陈家谷失约而逃，不但导致杨业悲壮殉国，同时失去了扭转战局的大好机会。
法庭最终认定：杨业之死是由潘美的胆小怕事、行政不作为和王侁的虚荣心重，好大喜功共同造成的，判决如下：潘美继续以潘仁美的叛贼奸臣形象在《杨家将》中出现，接受读者听众的抨击鞭挞，同时应该让大家有机会了解他之前在军事上的功绩；王侁仍然以王辉的小人形象在《杨门女将》中出现，接受观众的嘲笑批判。
陈家谷之战是“雍熙北伐”的最后一战，宋辽两军死伤不过3000人。然而，就是这场无关战局结果的小型战役却因为名将杨业之死而铭刻史册，更由于杨业死于主将潘美的错误决策和临阵失约而显得尤为悲壮。
司马公在《史记》中曾这样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于鸿毛。”杨老令公之死，当重如泰山。
第67章 史上最完美的婚外恋
——辽国萧太后的爱情绝唱
首先，笔者想聊一聊辽国萧姓的来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辽国是从氏族奴隶制社会转变过来的，有一种氏族外通婚的习俗。与创立辽国的耶律氏世代通婚的是唯乙氏和拔里氏两个部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辽之后，因为追慕汉高祖皇帝，便将自己的耶律氏兼称刘氏；又认为唯乙、拔里世任国事功劳极大，可比汉开国丞相萧何，遂将后族一律改称萧氏。阿保机的皇后述律平本人虽未改姓，但她的两个弟弟却都改姓萧了。
萧氏与耶律氏世代通婚的习俗一直沿袭下来：萧氏的女子都嫁给耶律氏，耶律氏的女子都嫁给萧氏。萧氏成为辽国仅次于耶律氏的权贵势力。有辽一朝，萧氏共有十三名皇后、十三位诸王、十七位北府宰相、二十位驸马。
十三位萧后中，最有名的当属辽景宗的皇后萧绰，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风靡全国的评书《杨家将》中的那位萧太后。在《杨家将》里，还有一位辽国的重要人物，他就是大将韩昌韩德让。历史上，萧太后与韩德让可不仅仅是君臣关系，他们还是一对“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恋人，如若不信，且听我细细道来。
萧绰的乳名叫萧燕燕，公元953年（辽应历三年）出生于契丹贵族家庭。她的母亲是燕国大长公主（辽太宗的第二个女儿），父亲萧思温家族在朝中世代为官。萧思温其人不仅足智多谋、工于心计堪称干才，而且“通书史”，在太宗至穆宗时曾任南京留守、兵马都总管，“以密威预政”，与其他契丹贵族相比，这是一个汉化较重的家庭。
汉族大臣韩匡嗣与萧思温两家是世交，关系一直非常亲密。韩匡嗣之子韩德让生得英俊潇洒，仪表堂堂，而且文武双全，他早就听说萧家三女燕燕论文才、论武艺、论相貌都属辽国第一，只是无缘得见。一次韩德让随父亲前往萧家大帐，偶然见到了箭袖戎装、楚楚动人的萧燕燕，发现她果然是一个绝色女子，简直比传言更胜十分，而萧燕燕对这位公子也颇有好感，两人的情感都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共鸣。
恰在两人情投意合行将谈婚论嫁之时，宫中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公元969年（辽应历十九年）二月，昏庸残暴的辽穆宗被近侍花哥等六人杀死。侍中萧思温在关键时刻凭借智慧和勇气，与南院枢密使高勋、飞龙使女里拥立耶律贤登上皇帝宝座，改元保宁，是为辽景宗。这一重大历史变故给萧思温带来了莫大的政治利益，不仅萧思温本人继续升官加爵，官至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又加尚书令，封魏王，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而且，萧绰一生的命运轨迹也从此被改写。
原来，景宗耶律贤早就见过戎装打扮的萧绰，她的英侠之气曾令耶律贤艳羡爱慕不已。在即位之后，他很快想起这位貌美如花的女子，一道圣旨就将她召进宫来，而萧绰和韩德让的婚事便自然搁浅了。
辽景宗耶律贤是世宗的儿子，在“火神淀之乱”世宗遇弑时，四岁的耶律贤被御厨刘解里裹到毡子里藏在柴垛内，才免遭叛逆察割毒手，由于幼年受到惊吓，所以他从小患有风疾。十七岁的萧绰嫁与二十二岁的景宗后，满腹才情使她不甘心只做一个贤淑的嫔妃，她暗下决心要参与国事。很快她就从贵妃被立为皇后。
面对混乱的局面，景宗的确是想大干一番事业，但无奈身体不好，风疾时常发作，每逢犯病，便由皇后代他上朝处理国事，扭转契丹王朝命运的大任便历史性地落到满怀政治抱负的萧绰身上。有这样一位能干的皇后做依靠，景宗既感到欣慰，又乐得可以偷闲，帝后二人可说是各得其所。萧绰名为辅佐，实为当政，她只是需要把决策了的事情告诉床榻上的景宗而已。
乾亨四年（公元982年）九月，35岁的辽景宗在出猎途中，病逝于云州（山西大同）焦山行宫。临终之时他留下遗诏：“梁王隆绪嗣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这道遗诏无可争辩地将辽国交到了时年仅29岁的萧绰手里，这时，萧绰已经从皇后变成了太后。
辽景宗死后的日子里，韩德让的忠心和才干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他不但为太后和幼主出了一个辖治宗室的绝妙计策，还“领宿卫事”，直接负责他们的安全。
这时的太后萧绰还不到三十岁，正是女人成熟丰艳的年纪。治国时下手无情、绝不手软的她对于韩德让这位身份特殊的股肱之臣，却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儿女情意。
据说，在景宗去世后不久，萧绰就对韩德让吐露了多年的深情，她说：“我从前曾与你有过婚约，现在皇上去世，愿与你重谐旧好，再叙前缘。现在我儿子当了皇帝，他也就等于是你的儿子，愿你好生照看！”韩德让没有想到当年的那个小女孩经过这许多年，做上了太后之后，却仍然对自己旧情缱绻，实在是感动莫名，从此他更对萧绰忠心耿耿，而萧绰对他更是完全地信任，让他总领禁军，负责首都安全。
此后，韩德让出入宫帐，与萧绰情同夫妻，他们之间愈燃愈旺的旧情，并没有瞒着任何人，出则同车，入则共帐，就连接见外国使臣的时候都不避忌。
也许是因了韩德让的原因，萧绰对辽国的制度和风俗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奖励农耕、倡导廉洁、治理冤狱、解放部分奴隶、重组部族……不但将辽国从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向封建制转化，更重要的是改进了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
虽然世人都知道萧太后与汉官韩德让之间的私情，但是这毕竟是没有名份的事情，坐在韩德让妻子位置上的仍然是其他的女子，而不是她。时间一长，萧绰终于按捺不住了，执政治军多年之后早已深浸入骨的狠辣发作了，她暗暗派人将韩德让之妻李氏毒死，为自己下嫁韩德让扫清了障碍。
统和六年九月的一天，萧绰一反从前在皇宫中宴请皇亲众臣的惯例，在韩德让的帐室中大宴群臣，并且对众人厚加赏赐，“命众臣分朋双陆以尽欢”。面对这样一场以韩德让、萧绰为主人的大宴，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这就是萧太后下嫁韩德让的喜宴，从此以后，韩德让就是大辽国的太上皇帝了。后来甚至还有传言，说楚王耶律隆祐其实就是韩德让与萧绰的儿子。
自从萧绰正式表示下嫁韩德让之后，对于韩德让的“继父”身份，辽圣宗耶律隆绪不但毫无反感，而且还对韩德让有着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父子般的感情。他每天都让自己的两个弟弟隆庆和隆祐（萧绰四子中排行最幼的耶律郑哥早夭）去向韩德让问候起居，而且让他们在离韩德让寝帐二里以外的地方就必须下车步行；韩德让如果离京外出返回，两位亲王也要去站守迎接，问安拜见。作为辽国皇帝的耶律隆绪本人去见韩德让时，礼节更是一点都不含糊：他会在50步以外的地方下车步行，韩德让虽然出帐迎接，隆绪却一定会先向他行礼，入帐后更是由韩德让高居上座，隆绪则极为恭敬地向他执父子之礼。
统和十八年（公元994年），韩德让成为辽国权力最大的实权人物：任太保、兼政事令、总理南北二院枢密院事、拜大丞相、进齐王。
统和二十二年（公元998年）十二月，韩德让被赐姓辽国国姓耶律氏，改名为耶律隆运，封晋王，位在亲王之上。除了这些头衔，他还得到了一座规制与皇宫不相上下的文忠王府，享有帝王级别的随从队伍。从此，以述律平皇后的奴隶之身份出现在辽国历史上的韩氏家族正式成为皇族。
韩德让没有辜负萧绰的信任和爱慕，终其一生，他都对萧绰忠心不二，从来不曾利用她给予自己的特权做任何危害辽国朝政的事情，为辽国的振兴发展可谓做到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享受着儿女孝顺、丈夫恩爱的承天皇太后萧绰在统和二十七年（公元1009）的十一月为儿子举行了契丹传统的“柴册礼”，将皇权交还给了耶律隆绪，决定从此结束她在辽景宗、辽圣宗年间整整四十年有余的“摄政女皇”生涯，去南京（今北京）安享晚年。
不幸的是，就在南行的途中，萧绰染上了疾病，十二月初，她病逝于行宫，终年五十七岁。
萧绰的死使辽圣宗耶律隆绪悲哀异常，他寝食俱废，一直哭到呕血，并为母亲上谥号为“圣神宣献皇后”，隆重安葬于辽乾陵。
萧绰之死对晚年的韩德让来说更是沉重的打击。他从此抑郁寡欢，一年后便重病不起。耶律隆绪和皇后萧菩萨哥每天按照儿子、媳妇的礼节为他侍奉汤药，却仍然回天乏术。
统和二十九年（公元1011年）三月初，韩德让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
辽圣宗耶律隆绪为继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切规制都与母亲一样。他亲自拉着韩德让的灵车送出百步之远，并且为他服丧，随后将他安葬在母亲的身边。
中国历史上的后妃数不胜数，然而通观下来，只有萧绰，不但建功立业、彪炳史册，而且还真正享有了一个女人的完整幸福的人生。
第68章 “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谁
“宰相肚里能撑船”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一句俗语，可是，如果要问这句话里的宰相指的是哪位历史人物，可能知道答案的人就不多了。
咱们先不说这位宰相是谁，先说一说另一句有名的古语——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看到这句话，相信不少人脑子里会产生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吕端是何方神圣啊？竟然有资格和大名鼎鼎的诸葛丞相相提并论，共领风骚！吕端诚然不如诸葛亮名气响，但也是一代名相，而且他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中的那位宰相。
宰相肚里能撑船
名相吕端因遭奸臣陷害被削去官职，但他二话没说便和书童离开京城踏上了返回故乡安次（今河北廊坊安次区）的路程，因为无官一身轻的他要急着回去参加弟弟的婚礼。
赶到吕端老家参加婚宴的官员和商人们一见吕相爷回来了，一个个来了劲头，又是大礼参拜，又是重上厚礼，吕端见此情景哭笑不得，只好当众言明真相：“我吕端现在已被革职为民了！”话一出口，戏剧性的画面出现了，那些官员商人们有的目瞪口呆，有的斜眼相视，有的甚至拿起所送礼品不告而别、扬长而去了。
正在这个时候，皇上派御史来下旨了，那御史骑马直到吕端家门口，下马便大声喊道：“吕端接旨！”吕端急率全家老小跪在地上，洗耳恭听，只听那御史宣旨道：“吕端回朝复任宰相，钦此！”方才散去的那些官员商人见吕端又官复原职了，只好拉下脸皮，大着胆子回来重新送礼贺喜。他们一个个面红耳赤，支吾其词，丑态百出。
在这些势利眼当中，自然少不了安次县那位七品芝麻官。他坐着轿子走而复返，跪在吕端面前磕头如捣蒜似地赔礼请罪，甚至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吕端的书童非常生气，上前揪住知县说：“大胆狗官，竟敢戏弄我家相爷，摘去你的乌纱帽！”书童这句话吓坏了知县，他双手捂紧头上的乌纱帽，浑身筛糠般颤抖不停。吕端这时才上前拉住书童道：“不要这样！”书童余怒未消地说：“相爷，像他这样的势利眼不能饶恕！”
“既然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我们就不必惩罚他了。”吕端的话让知县更加内疚，无地自容，忙说：“相爷，你可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哪！您兄弟的喜事咱们重新操办，我给新娘抬轿子。”
从此，“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就传开了，一直传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而且还会继续传下去。
大事面前不糊涂
虽然根据《宋史》记载，吕端年轻时“姿仪瑰秀”，是个帅哥，但他从地方官任上辗转来到中央陪王伴驾时已经不是年轻小伙子了，所以，他受到宋太宗的青睐应该和相貌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凭借他“有器量，宽厚多恕，善谈谑”，“善与人交，轻财好施”的性格和“持重识大体，以清简为务”的为政风格。
早在吕蒙正任宰相时，太宗皇帝就有重用吕端的想法，但当他与别人商量此事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给出的理由是吕端这个人“糊涂”。对吕端已经做过长期体察的宋太宗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而是立即回应说：“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其实，太宗征询别人的意见只是表示一下姿态而已，他心里早已坚定了任用吕端为相的决心。
吕端是在至道元年，即公元995年，由参知政事升任宰相的，当时他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因此太宗很后悔自己没有及早给吕端施展才华的机会，“犹恨任用之晚”。吕端任宰相后，果然没有辜负皇帝的一片信任，办事持重稳当，公道廉洁，深得朝里朝外各方面的好评。
其后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太宗对吕端做出的“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这一千百年来为人传诵的著名论断。
吕端担任宰相之后不久，保安军（北宋时的一个地方军事机构）在战斗中逮住了正在反宋的西夏王李继迁的母亲。宋太宗本来想在保安军北门外将其斩首示众，以此镇戒那些造反或叛逆的人，吕端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上朝奏本，提出不要斩杀李继迁母亲的意见。为了说服太宗，吕端先用楚汉战争时期项羽欲杀刘邦之父最终失算的故事相劝，而后他说：“陛下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结怨仇，愈坚其叛心尔。”太宗听了吕端的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就征求他的主意，他说：“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养视之，以招来继迁。虽不能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
太宗听了吕端这种深谋远虑的想法，非常满意，并且感慨说：“微卿，几误我事。”于是就采纳了吕端的意见，将李继迁的母亲放在延州，并派专人侍奉起来，直到她最后病死延州。后来李继迁也死了，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念在宋朝皇帝善待他奶奶的情份上，就归顺了宋朝。
吕端在这件事上的正确决断不仅避免了宋夏之间的一场战争，而且带来了两国间一段时期的和平共处，可谓救民水火，善莫大焉。
吕端还成功处理过更重大的事件，就是宋真宗继位的问题。
宋太宗在世的时候，就安排了后事，立赵恒为太子，以备将来由他继位执掌大宋天下。太宗病情严重的时候，他身边的内侍王继恩怕太子继位后对他不利，就联络另外几个大臣预谋另立太子，让对他们有利的人继承皇位，皇后在他们的劝说下乱了分寸，不知如何是好。
太宗驾崩后，皇后命王继恩召吕端进宫商讨太子即位之事，吕端觉察到可能会发生意外变故，就叫手下把王继恩锁在他的府中严加看管，坚决不准出去，然后自己急奔朝廷。
吕端见到皇后，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先帝立太子就是为了今天，现在先帝弃天下而走了，我们怎么能做违背先帝之命的事情呢？对于这么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不能有什么异议！”皇后听了吕端的话，终于拿定主意让太子登基即了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宋真宗。
正是由于吕端的清醒判断和当机立断，太宗身后可能爆发的一场宫廷动乱才顺利地得以消弭，从而保证了大宋王朝这艘艨艟巨舰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
难不倒的吕相爷
吕端为官不贪不占，两袖清风，也不与贪官污吏们来往，深受百姓爱戴，因此，那些贪腐小人便屡屡想方设法算计他。
春日的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宋太宗在御花园大摆酒筵宴请群臣。大家兴致正浓时，奸臣王继恩趁机在太宗面前捉弄吕端，想给他难堪，便说：“圣上，为助今日酒兴，何不出几个题叫吕相爷答来？”
太宗一听，倒也合乎他的圣意，便对吕端道：“朕来问你，当今何处酒好？”
“杏花村酒最好。”吕端脱口而出。
太宗又问：“何以见得呢？”
吕端笑答：“有唐诗云：‘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唐时酒价每升多少银两呢？”太宗如此一问，众人都为吕端捏着一把汗，唯恐吕相爷答不上来，王继恩却不由大喜，心中暗想：这回看吕端怎么答对。
吕端依旧是那么从容、轻松、坦然，他看了一下众人，然后不慌不忙地向太宗沉吟道：“这酒价嘛——”
王继恩以为难住了吕端，接过话茬说：“吕相爷因何不往下说了呢？”
吕端看了王继恩一眼，笑着说：“唐时酒价每升三百钱。”
王继恩听后又觉有缝可钻，趁机说道：“启禀圣上，吕端他分明在欺骗圣上，相隔一百多年的酒价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太宗问道：“吕爱卿你且说来。”
吕端很自信地说：“唐时酒价每升三百钱，绝无差错，臣记得杜甫有诗：‘速来相见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太宗大喜道：“杜甫诗真可称为一代史书也！吕爱卿，你呀，一代奇才呀！”于是举杯与吕端畅饮，众人也纷纷向吕端敬酒，都说：“真是难不倒的吕相爷呀！”
第69章 范仲淹走进《水浒》之谜
《水浒传》第一回（有的版本称为楔子）中，北宋仁宗嘉佑三年，京都汴梁瘟疫盛行，民不聊生，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建议大赦天下，免除税赋，仁宗准奏，可惜并未奏效，相反瘟疫却越来越厉害。这时→文·冇·人·冇·书·冇·屋←，参知政事范仲淹出班启奏：“目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仁宗便立即派人奔赴江西信州龙虎山去请张天师。张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普施符策，攘救灾病”，于是，“瘟疫尽消，军民安泰”，天下又是一片繁荣昌盛景象。
实际上，范仲淹是不可能出现在嘉佑三年的朝堂上的，因为这一年是1058年，而范仲淹早在1052年就已经逝世了。那么，为什么施耐庵要这样写呢？因为他对范仲淹有着特殊的感情。
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比他早三百年的范仲淹曾在兴化为官，并且做了很多造福百姓、泽被后世的好事。
宋仁宗天圣年间，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税官，他发现兴化（当时属于泰州管辖）地势低洼，常遭海水倒灌，海水退后，一片盐碱，难以耕种，就提请发运使张纶上奏朝廷建议在兴化筑堤挡海。宋仁宗准奏，而且任命范仲淹为兴化知县直接负责此项工程。
范仲淹到任后，领导兴化人民在东部沿海经白驹场（施耐庵的家乡就在此地）筑起一条长达一百四十三里的捍海堤（后向南延至通州，向北延至海州，共计七百余里，堪称一伟大工程），从此，兴化、盐城一带人民再也不受千百年来的海水倒灌之苦了，土地日益肥沃，生活大有改善。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绩，人们将这条海堤称为“范公堤”（今为“通泰公路”）。
仅此一项业绩，范仲淹就足以在兴化名垂青史，万古流芳，但他为兴化人民做的大事可不止这一件。
在范仲淹任职兴化之前，兴化的经济和文化都还处在待开发状态，没有出过一个名人，甚至连有名有姓的文化人也没出现过。范仲淹到任后，在为民兴利的同时大兴教化，于兴化南城外，建立县学培养人才。县学位于三闾（即三闾大夫屈原）遗庙之侧，山子庙（纪念兴化创始人昭阳将军的庙宇）相对，共同构成兴化城内的一处优美精致。县学内筑有文会堂，范仲淹不但自己诲人不倦，还经常聘请有学之士到此讲学。在范仲淹的倡导推进之下，兴化境内读书求学蔚然成风。
范仲淹培育了兴化百代文风，宋朝时就有时梦琪首中进士，称为“开科第一”。自南宋咸淳至清末光绪，兴化有二百六十二人中举，九十三人中进士，在苏北实属罕见。文化名人也随之层出不穷，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有小说家施耐庵、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扬州八怪”之中的郑板桥和李鱓等。
后来，兴化发生蝗灾，旱灾，上报朝廷后，皇帝没有当成一回事，当时已在中央任职的范仲淹又一次为兴化百姓请命，犯颜直谏：“宫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仁宗“恻然，即命仲淹安抚，开仓赈恤”。兴化人民深感范仲淹之恩德，他健在时就已建生祠供奉，死后建成范公祠，一直保留至今。
作为兴化人的施耐庵，和所有的父老乡亲一样崇敬仰慕先贤范仲淹，所以，他在创作《水浒传》的时候，将范公写入了书中，以表达自己的爱戴怀念之情。
《岳阳楼记》是这样写成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名言警句，而且很多人都知道它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很少有人知道《岳阳楼记》这篇文辞奇美、立意深远的散文佳作实际上是一篇看图作文。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诗词散文都享有盛名，特别是词作《渔家傲》、《苏幕遮》和散文《岳阳楼记》，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当然还是这篇观图而作的千古奇文。
谈到《岳阳楼记》的写作，还得从范仲淹抵御西夏保家卫国说起。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西夏国王李元昊入侵大宋西部边境，在定川寨大胜宋军，而后直取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市）和泾州（今甘肃泾川），泾州知州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年得中进士，并且同属改革派）在招讨使范仲淹的支援下击退了西夏军，取得了泾州保卫战的胜利。战争结束之后，滕子京大摆牛酒宴犒赏三军，特别是羌族首领和兵士，并安抚死者亲属，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死难将士祭神祈祷。
后来，有人弹劾滕子京在泾州时滥用官府钱财，虽有当时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的范仲淹和谏官欧阳修为之辩白申冤，但还是被从京城贬到了凤翔府（今陕西省宝鸡市），后又贬往虢州（今河南灵宝）。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消一官，所坐太轻”，于是，滕子京在庆历四年春又被贬到了远离京城的岳州巴陵郡（今湖南省岳阳市）。
仕途受挫的滕子京来到巴陵郡后，并没有一味地漫嗟荣辱、低沉消极，而是尽力为当地百姓办事造福，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
重修岳阳楼之后，滕子京给好友范仲淹写信请他作记，他在信中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并随信附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供范仲淹参考。
此时的范仲淹已被反对“庆历新政”的保守派们排挤出京城，由参知政事贬为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知州。他深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滕子京之心境，收到老朋友的信后，就开始了《岳阳楼记》的酝酿。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的晚上，邓州花洲书院内，夜风送爽，月光明媚。范仲淹把《洞庭秋晚图》张挂起来，开始凝神构思。他生于苏州吴县，幼时去太湖玩过，母亲改嫁后，又随继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州安乡（今湖南安乡）读书，所以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悉。如今怀想起来，岳阳景色之妙，全妙在那一望无涯的洞庭湖，你看她“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抒发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之情怀，表现了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鼓励和安慰了一样遭贬的战友。
不久，范仲淹的看图作文《岳阳楼记》送到了岳州巴陵郡，滕子京读罢大为感动，立即命人勒石刻碑以传之后世。文章最后那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并且穿透几十万个日日夜夜，一直传到千年后的今天。
第70章 “厚黑”沈括
脸厚心黑的人大多存在于身为王侯将相的政治家中，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中很少有这样的，但很少不等于没有，《梦溪笔谈》的作者，北宋科学家沈括就是一个反例。
沈括在科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梦溪笔谈》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之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但谈到他的为人处事，实在乏善可陈。沈括不仅脸厚，而且心黑，而且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着特别高的水平、相当深的造诣。
说起大科学家沈括的厚黑，大文学家苏轼和大政治家王安石是两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公元1069年，宋神宗赵顼即位，不久，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变法运动。沈家和王家是世交，沈括父亲的墓志铭就是王安石亲自书写的，所以沈括积极地参与了变法，并且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先后担任了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
苏轼那时刚刚服完父丧回到京城。他在返京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造成了损害，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结果，苏轼像他那些此前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在被变法派控制的朝廷中站不住脚了，于是他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两年后，沈括奉神宗皇帝之命到苏轼为官的两浙地区视察工作，临行前，喜爱苏轼诗歌的神宗特意嘱咐沈括到了杭州不要为难苏大诗人。
沈括和苏轼虽然一个擅长搞理科，一个是文学泰斗，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曾经是国家图书馆的同事，所以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两人见面之后，沈括先嘘寒问暖哥们儿义气一番，接着便要欣赏苏轼最近的诗文。苏轼向来对自己的字和诗都很自恋，就挺高兴地写了送给沈括，却没想到这些诗作后来竟成了他的罪证。
公元1079年，变法派中的李定等人故意歪曲苏轼的诗句，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结果，苏轼到任湖州还不足三个月就因为“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令苏轼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好朋友沈括竟然也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沈括以苏轼当年送给他的诗作为所谓的证据，向中央举报苏轼，说苏轼在诗里面诽谤朝政，讽刺皇帝。
幸亏宋神宗不是个真正糊涂的皇帝，且颇有爱才之心，而且宋太祖赵匡胤早在建国之初就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所以苏轼才在坐了103天大牢、几次濒临被砍头境地之后幸运地逃过了他人生中这最可怕、最沉重的一劫。
如果说沈括不念旧情，栽赃诬陷苏轼还有些政治立场之争的色彩，那么他对于王安石的落井下石就只能证明他是个心黑脸厚、负义忘恩的反复小人。
如前文所言，王安石升任宰相开始变法时，沈括积极参加，力挺新法，成了变法派中的中坚人物之一。但是，几年之后，当宋神宗迫于皇太后的压力罢了王安石的相位时，沈括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上书历陈新法的弊端和害处，气得王安石骂他“沈括小人，不可亲近”。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走上了越来越远的外放之路，正是即从黄州到杭州，便下惠州向儋州，而沈括的官却越做越大，甚至成了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公元1080年，为抵御西夏，朝廷任命沈括为延州太守，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两年之后，又升龙图阁直学士。
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沈括不久就遇到了麻烦。在永乐城一战中，他和给事中徐禧等人贪功冒进，不听随行内侍李舜举劝告，在死地筑城，结果酿成永乐城惨败，损失士兵两万余人，民夫无算，高永亨、李舜举等都壮烈牺牲。此战是北宋历史上较大的惨败之一，并使得平夏城大捷之后良好的统一形势被葬送。
此事沈括虽非首罪，但他毕竟负有领导责任，加之在战役中救援不力，因此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从此形同流放，政治生命宣告完结。
1088年，沈括移居润州，将他以前购置的园地加以经营，命名为“梦溪园”，在此隐居。
苏轼此时恰好又在杭州为官，担任比通判高一级的州郡一把手——太守，和沈括所在的润州相距不算太远。
赋闲在家的沈括听说苏轼当了杭州太守，便耐不住寂寞和清贫了，居然跟没以前的事一样，经常厚着脸皮跑去找苏轼叙旧打秋风。据说年长的沈括每次去苏轼那里都恭恭敬敬、礼数周全，像小辈见长辈似的，整得苏轼心里烦他却又发不出脾气来，只得听之任之，无奈敷衍。
沈括同志做人做到这个份上，也真是难为了这位大科学家了。
第71章 梁山好汉的历史真相
经典名著《水浒传》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一百零八位好汉啸聚梁山水泊，对抗昏庸朝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壮阔画面，令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可惜的是，后来梁山好汉在宋江的带领下接受了皇帝的招安，他们北破辽国，却因谗言而徒劳无功，南征方腊结果是同类相煎损兵折将，十停只剩三停，而宋江等更是被毒身亡，冤死异乡。
《水浒传》家喻户晓，影响深远，以至于不少人将其误作历史来看，实际上，其中的绝大多数内容是作者虚构的。那么，历史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历史上的梁山好汉并没有《水浒传》中那么多，只有三十六位，大体与一百单八将中的三十六颗天罡星相当，这三十六人逼上梁山的情形恰恰是一百单八将群雄聚义归水浒的缩写本或袖珍版。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话说大宋宣和初年，道君皇帝徽宗赵佶在赏遍了书画珍宝，盖尽了殿宇楼台，玩腻了变法游戏之后，忽然对江南的奇石异草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一道圣旨下去，贪官污吏们就没头苍蝇似的忙活起来了，于是，一个历史名词应运而生——花石纲。
所谓花石纲就是当时专门运送奇花异石以满足徽宗皇帝喜好的大型船队，一般是十艘船称为一“纲”。当时指挥花石纲运输的是在杭州特设的“造作局”和在苏州特设的“应奉局”等，这些局的官员奉皇上之命对东南地区的珍奇文物进行搜刮。花石纲所过之处，当地的百姓必须供应钱谷和民役，有的地方为了让船队通过甚至要拆毁桥梁，凿坏城郭，因此徽宗的这一爱好让江南百姓苦不堪言。据《宋史》记载，花石纲之役，“流毒州县者达20年”。花石纲最终成了激起方腊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梁山好汉聚义造反的一个起因。
当时，负责花石纲的最高一级官员是一个叫朱勔的家伙。此人原本是个二流子，因为臭味相投成了蔡京、童贯的狐朋狗友，就一路扶摇直上，当上了苏州“应奉局”的一把手，开始了欺压安善良民、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生涯。
又一批花石纲筹备完毕了，朱勔差遣杨志、卢进义（卢俊义原型）、林冲、王雄（杨雄原型）、花荣、柴进、张青（张清原型）、徐宁、李应、穆横（穆弘原型）、关胜、孙立十二人为制使，率人前往太湖等处搬运。这十二人意气相投，惺惺相惜，就对天盟誓结成了异姓兄弟，不能同年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日死。当杨志等十一人押送花石纲到达颍州（今安徽阜阳市）时，孙立却因故落在了后面，作为带头大哥的杨志就让卢进义等人先行进京，自己留下来等待孙立。
日子一天天过去，孙立却一直不见踪影，而杨志的盘缠已经用完了。无奈之下，杨志同志给祖传宝刀插上草标，抱到街市上去卖，以便换些钱填饱肚子，付清店钱，充作路费。
俗话说，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这事就让杨志给碰上了！颍州城里有名的恶霸看上了杨志的宝刀，就牛不喝水强按头地想夺而走之，杨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手起刀落，恶霸的脑袋瓜子就“咕噜噜”在地上滚起来了。
颍州知州大笔一挥，被迫杀人的杨志脸上刺字，发配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孙立赶到颍州时，杨志刚刚动身去了发配之地，他快马加鞭直奔京城汴梁，和卢进义等人商议如何拯救杨大哥。当杨志在解差的押送下到达黄河岸边时，卢进义带领十一个弟兄从天而降，杀掉解差，救下了杨志，而后，十二位好汉打马上山落草为寇去了，不过，他们去的不是梁山，而是太行山。
宣和二年五月，北京大名府留守梁师宝（梁中书的原型）派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押送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缎物赶在六月初一之前到京城给太师蔡京上寿。消息很快传到了晁盖等人的耳中，他们就想劫下这笔不义之财，于是，晁盖、吴加亮（就是吴用）、刘唐、秦明、阮进（就是阮小二）、阮通（就是阮小五）、阮小七、燕青来了个八星聚义，确定了智取生辰纲的时间地点和行动计划。
当马安国一行走到五花营大堤上的田地里时，早已埋伏在此地等待他们留下买路财的八位好汉智力暴力并用劫走了价值连城的蔡太师的生日礼物。郓城知县尹大谅闻听此事，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连忙换了便服带着几个便衣警察到五花营附近微服私访，寻找线索，最终，他们在前村的“酒海花家”查到了生辰纲的蛛丝马迹。尹知县回到县衙后立刻命令董平带领三十名兵士前往石碣村追捕晁盖等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董平还没出发，县衙里的另一个人已经翻身上马奔石碣村而去，这个人就是宋江，他是晁盖的好友。有了宋江的报信，晁盖等人得以顺利逃脱，等董平带人赶到时，已是人去屋空，徒呼奈何了！
宋江正暗暗欣喜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了一件滔天大事时，没想到后院却起了大火，他的女人阎婆惜给他戴上了一顶绿帽子，姘夫名叫吴伟。一天，正当阎婆惜与吴伟在床上卿卿我我、缠缠绵绵时，碰巧宋江回来了，只见这个怒发冲冠的矮个子男人，二话不说，拿起一把刀冲了上去，“咔嚓”两声砍下了那对奸夫淫妇的脑袋。
杀了人的宋江不得不走上了逃亡之路，可是，天下虽大，却没有他这杀人凶犯的容身之处，只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晁盖等人占据的水泊梁山。
逼上梁山之后，宋江凭着自己的恩德、人品和能力，很快成了梁山泊义军的领导人。他率领梁山泊义军转战南北，攻城夺县，力量日益增强，义军所到之处，杀贪官，除恶霸，打土豪，分田地，深受贫苦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梁山泊义军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与太行山义军遥相呼应，附近的官兵闻风丧胆，无人敢撄其风，就连当初缉捕晁盖等人的警察队长董平也反水上了梁山。
既然梁山泊周围的官兵已是惊弓之鸟，北宋政府只得从京城派来精兵良将征讨梁山泊义军。将门之后呼延绰（就是呼延灼）是这次围剿的主将，副手是刚刚改邪归正的海盗张横。
可惜这两个外来的和尚也念不好经，屡战屡败，但他们的确够坚强，屡败屡战。最后，皇帝的忍耐突破了极限，发出了最后通牒，然而结果却并不是皇帝老倌期望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而是呼延绰和张横反叛朝廷明珠投暗了，宋徽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只有抱着脚丫子喊疼骂娘的份了。
很快，水泊梁山又添了不少新头领，领军人物达到了三十六名，这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于是民间有了这样的说法：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要少一个，定是不还乡。
后来，梁山泊义军不幸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陷入了北宋名将张叔夜大军的包围圈，在突围失利和张叔夜循循善诱的情况下，宋江带领义军归顺了朝廷。北宋政府虽然没有背信弃义地杀死义军将领，但对他们并不放心，为了防止义军死灰复燃，朝廷把三十六人分派到各地做官，轰轰烈烈的梁山泊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梁山泊起义几十年后被写入了《大宋宣和遗事》，而这本书中的梁山泊故事就是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的雏形。
第72章 高俅开篇之谜
《水浒传》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宋仁宗赵祯，但真正作为其开篇人物的却是奸臣高俅。
金圣叹在评批《水浒传》时曾做出这样的论断：“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此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极有见地，但是，施公耐庵为什么选择高俅而不是蔡京或者童贯作为开篇人物呢？难道他早在七百年前就预见到了和中国足球有关的某些人会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唾弃的对象。
若论名气（当然是臭名）和地位，蔡京和童贯其实更有资格代表奸臣来充当《水浒传》的开篇人物。
就名气而言，人家老童老蔡是当时流行民谣“打了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的主人公，还是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的“六贼”（另外四个家伙是王黼、梁师成、朱勔和李邦彦）中的首要人物，而且在《宋史》中都单独有传，相比之下，高俅则差得远，不但没有在民谣中挨骂的份，也没有得以跻身“六贼”之列，不但没有自己的传记，就是在《宋史》的《奸臣传》、《佞臣传》里也没有他的影儿，关于他的资料只能到《三朝北盟汇编》和《挥麈后录》等历史边角料里去找。
就地位而言，蔡京先后四次入相，徽宗在位的二十五年中，他竟然窃据相位长达十七年；童贯则更是了不得，虽出身宦官，却领枢密院事，任枢密使掌兵权达二十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后更因镇压方腊起义有功而被封为太师，再后来又荣升广阳郡王，成了中国历史上获得爵位最高的宦官，也是唯一一个被册封为王的宦官。而高俅虽然也是高官，位居三公之一的太尉，掌握守卫京城的几十万禁军，但毕竟只是正二品。比一品的宰相和枢密使要低。
但是，施耐庵最终却选择了让高俅以“乱自上作”的代表身份来充当《水浒传》的开篇人物，原因何在呢？窃以为，有两个理由值得考虑。
其一，高俅的发迹史颇富传奇色彩，更适于写入小说。
《水浒传》中关于高俅发迹前的描写基本上和笔记体历史《挥麈后录》的记载基本一致，只是在小细节上有些出入。《挥麈后录》是南宋时人王明清的作品，而他的外祖父曾纡的父亲就是水浒传中的曾布（他的妻子就是和李清照齐名的女词人魏夫人），所以，这段记载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据王明清所言，高俅原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水浒传》中说是书童），他为人乖巧，擅长于抄抄写写。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临行前想把高俅送给曾布（虽然苏轼与曾布分属新旧两派，二人在元祐年间是有所交往的，而且还有着一定的交情），但是曾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
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水浒传》中是端王的姐夫或妹夫），《宋史》中说，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冷落蜀国长公主，公主后来郁郁而死，气得神宗在公主葬后立刻将王诜贬谪。[www.wrshu.com]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在潜邸（以非太子身份继位的皇帝登基之前的住所）时，就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
元符三年（1100年），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水浒传》中是玉龙笔架和镇纸玉狮子，更有文化韵味），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高俅拿出全身本领，将毬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蓖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于是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更为凑巧的是，不久哲宗皇帝驾崩，作为皇弟的端王赵佶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潜邸“旧臣”，也鸿运当头麻雀变凤凰，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且在官场中青云直上，很快坐到了殿帅府太尉的位子上。
选择高俅作为“乱自上作”代表的第二个原因和北宋的灭亡有着密切关系。
北宋王朝走到徽宗当政时，虽然贪污漫天，腐败遍地，民不聊生，但还维持着表面上的繁华热闹，特别是在像东京汴梁这样的大城市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在此时创作完成的。尽管北边有宋江为盗，南方有方腊起义，实际上他们只算得上小打小闹，根本动摇不了赵宋江山的根基，如果没有女真人的悍然入侵，宋徽宗还可以继续当他的风流天子、太平皇帝；退一步讲，即使女真铁蹄打破了大宋的安宁，如果黄河以北的宋军战斗力够强，金军也过不了黄河；再退一步讲，即使黄河防线崩了盘，如果京城禁军经得起考验，北宋王朝也不会那么的不堪一击，立马玩完，那么是谁把几十万禁军彻底搞垮了呢？答案就是——高俅。
据《靖康要录》记载：“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翻译成现代话，大意就是——高俅把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而且很少进行训练，经常把禁军当作私役使用。如果你有手艺，就直接给高俅修建楼堂馆舍、亭台阁榭，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雇用工匠为高俅服务。不但如此，高俅还挪用军款，扣压禁军工资，导致家庭条件差的军士只能再找营生赚钱，这样就更没法操练了。于是，京城禁军“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时，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土崩瓦解。
实事求是地说，人家高俅也不是一点训练都不搞。为了迎合徽宗皇帝志大才疏、好大喜功的心理，高俅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主持的军队争标竞赛是相当精彩的：（竞赛现场）“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来一通吹吹打打，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各种花样，颇为热闹。徽宗看了龙颜大悦，十分满意。彼时彼刻，打死他也不会相信正是这个搞得他特爽的高俅若干年后断送了他的大宋王朝，同时也把他和他的皇子皇孙推上了去往五国城的啼泪泣血的漫漫风雪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亡于禁军，而禁军毁于高俅，这一点和他那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发迹史一起把他捆在了“乱自上作”代表的耻辱柱上。
第73章 为什么被害的是岳飞
南宋大画家刘松年曾经创作过一幅稀世之作，名为《中兴四将图》，栩栩如生、纤毫毕现地描绘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四位抗金将领。出人意料的是，我们最熟悉、最尊崇的岳元帅竟然排在最后，而杀害这位英雄的凶手之一张俊竟也位列其中。
解答这两个疑问并不难，岳飞排在后面是因为在“中兴四将”之中，他的职位最低、资历最浅、年龄最轻，而张俊在因为杀害岳飞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之前，的确是一位力主恢复、战功卓著的抗金名将。随之而来又有了一个新问题：既然岳飞并不是抗击金兵的“中兴四将”之首，为什么被杀害的却是他呢？
为岳飞招来杀身之祸的首先是他的性格。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以为中兴将帅以岳飞为第一，但说他“恃才而不自晦”。确实，岳飞个性刚正耿直，不但不善于保护自己，还在两件大事上冒犯宋高宗赵构，加深了高宗的忌恨，以致引来了杀身之祸。
第一件事发生在绍兴七年（即1137年）四月，因高宗在让他节制淮西军北伐问题上出尔反尔，岳飞一怒之下上了庐山。高宗视其为“要君”，鉴于金人威胁还在，不得不好言抚慰促其下山，但同时引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以示警告，在表达不满时，已暗藏杀机。
第二件事发生于同年八月，岳飞出于忠心，建议高宗立储。这年，高宗才三十岁，他唯一的儿子三岁的赵旉早在八年前就惊悸而死，而他在扬州溃退时因惊吓引起性功能障碍，再也无法生育，成为他的难言之痛。岳飞立储建议有两大忌讳，一是触犯了正值而立之年的高宗性无能的忌讳，二是触犯了祖宗家法中武将不得干预朝政的忌讳。
高宗的厌恶、忌恨和反感是可以想见的，精忠报国、毫无私心的岳飞实在是书生意气，太欠思量了。
其次，在南渡诸大将中，岳飞是功勋最著、抗金最力的，而且他在抗金大计上毫不妥协，这是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就不用我赘言了吧。
令人深思的是，这一点是我们尊崇颂扬岳飞的原因，恰恰也是宋高宗和秦桧杀害岳飞的主要原因。
在战场上屡屡败在岳飞手下的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即金兀术）以杀岳飞作为议和的交换条件，高宗、秦桧以屈膝求和作为巩固自己皇位与相权的根本之计，就把迫害的黑手和血淋淋的屠刀伸向了岳飞，于是，岳飞便非死不可。
岳飞赤胆忠心，爱国爱民，一心渴望雪靖康之耻，灭臣子之恨，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直捣黄龙府，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最终却负屈含冤，身心俱创，遗恨风波亭，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震撼人心、令人警省的大悲剧。
第74章 魏胜：位卑未敢忘忧国
精忠报国、蒙冤而死的岳飞每一个中华儿女都非常熟悉，但是另一位倒在自己人暗箭之下的抗金英雄我们却知之甚少，他就是比岳飞稍晚一点的魏胜。魏胜的卓越战功堪与岳元帅相提并论，他的人生经历则更具传奇色彩。
自古英雄出少年
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也就是宋江在梁山泊聚众起义的第二年，在淮河下游地区宿迁县一户魏姓农家的茅屋之中，一个男婴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也许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够投军报国，杀敌立功，就给他起名魏胜。
魏胜的童年是在兵荒马乱、流离失所中度过的，宣和三年（1121年），北宋军队和梁山泊义军在宿迁附近展开激战；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灭亡，宋徽宗的九儿子康王赵构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政权，淮河下游成了金宋两国军队交战打仗的主战场之一。这时，魏胜已经是一个懂事的少年了，他眼见家乡父老遭受金兵铁蹄的蹂躏，心中充满刻骨的仇恨，发誓要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为乡亲们报仇。于是，年幼的他跟着大人们学骑马、练射箭、耍刀枪，期待着有朝一日上阵杀敌，一雪国耻。
南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中兴四将之一的韩世忠督兵于魏胜家乡所在的淮楚一带，十四五岁的少年魏胜怀着对这位抗金英雄的无比崇敬和对金兵的血海深仇，携家带口迁居韩世忠驻守的楚州（今江苏淮安），并且应募投军，成了一名弓箭手。
魏胜虽然还是个大孩子，但他胆略过人，骁勇善战，丝毫不逊于成年人，周围的人都非常喜欢他，佩服他。他不但和大人们一样站岗放哨，冲锋陷阵，而且还敢只身入虎穴，刺探金国军情，绝对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少年英雄。
绍兴十年（1140年)，正当抗金形势一片大好，宋军势欲直捣黄龙（金国旧都，在今吉林农安)之时，宋高宗赵构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他下令各部停止攻击，因为他怕将被迎回的钦宗大哥夺了他这个小弟的皇位。次年，宋金议和，南宋向金称臣；将大散关至淮河以北的大片大好河山拱手让给金国；每年向金人进贡二十五万两白银，二十五万匹绢帛，这就是屈辱的“绍兴和议”。“在淮十余年而金人不敢犯”的韩世忠被迫南撤，后又被免去军权，而令金人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岳飞则遭诬入狱，含冤被害，抗金的大好局面就这样毁于一旦。
战争是暂时结束了，但屈辱像层层乌云压在人民，特别是爱国志士的心头，正如一首诗中所言：“长恨太平不公平，年年岁币入金营。”
矢志抗金为国雪耻的魏胜心有不甘，他离开军队隐匿在楚州相时而动。
此后，魏胜经常乔装打扮成盐贩或者匠人，北渡淮河，到涟水、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沂州（今山东临沂）等地去刺探金国军情，一旦发现敌军有风吹草动，就号召百姓做好抗敌御侮的准备，随时起来保家卫国，协同官军作战，进而收复失地，解救沦陷区的老百姓。魏胜的家乡宿迁当时属敌占区，他深知生活在金人铁蹄下的大宋遗民“年年泪尽胡尘里”，盼望真有六军来。
红旗插上海州城
冬去春来，时光荏苒，当年的少年英雄魏胜不知不觉已经步入了不惑之年。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魏胜渡淮侦察时，发现金主完颜亮正在海州、涟水一带筹备粮草，打制器械，招兵买马，为大举南侵做着最后的准备。他面见楚州知州蓝师稷，报告了这一情况，建议先发制人乘金兵不备袭取淮河北岸的涟水。但是，蓝师稷害怕朝廷降罪，不敢采纳魏胜的计策。魏胜无奈之下，自己召集了三百名愿意参战抗金的义士，对他们说：“现在金人一心想打咱们，而绝不会想到咱们会去打他们，这正是我们收复失地救民水火的绝好时机！”他率领三百义士连夜渡过淮河，一鼓作气攻占了涟水城。
占领涟水后，魏胜约法三章，严令部下善待百姓，不准擅杀一人。他对城中居民说：“涟水本是大宋国土，你们原是大宋百姓，自从淮北落入金贼之手，大家饱受蹂躏。我的家乡宿迁比涟水沦陷得还早，我深知大家所受的痛苦。现在金主背信弃义，又要南侵，难道你们不想回归大宋和我们一道收复失地赶走金贼吗？”百姓们群情激昂，纷纷表示：“我们做梦都想回归大宋，给金人当奴隶的滋味早就受够了！”当下，就有数百人报名参加了魏胜的“忠义军”。在涟水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忠义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向海州进发。
海州守将高文富是一个死心踏地、叛国求荣的汉奸，他听说魏胜占领了涟水，便带兵前来争夺。在离海州城80里的大伊山，两军相遇，战斗打响。魏胜挥舞大刀，一马当先，如关公再世，武圣重生，忠义军战士紧随其后，奋勇冲杀。金军好多年没有遇到过这样勇猛的对手了，吓得不知所措，掉头就跑，高文富拦挡不住，只得也跟着拨马而逃，退入城中。忠义军只有五六百人，强攻非为上策，于是，聪明的魏胜就采用疑兵之计迷惑敌人，他派一部分战士绕道海边，假作从海上登陆，又叫部下在州城四面广树旗帜，多举烟火，造成人多势众的假象。这样一来，高文富以为自己陷入了宋军的包围圈，吓得紧闭城门，不敢出城，并把老百姓赶到城墙上为他守城。魏胜见这家伙虐待百姓，不得人心，就派人到各城门向守城百姓展开宣传攻势，告诉大家只要他们打开城门协助擒拿高贼，忠义军绝不扰民，守城百姓大喜过望，立即开城迎接魏胜，并自动充当向导，带领忠义军冲向州衙。高文富和儿子高安仁率千余金兵负隅顽抗，忠义军勇士以一当十，把高安仁及其爪牙一举全歼，活捉高文富。
高高飘扬在海州城头的大宋旗帜像冬末春初的东风温暖了沦陷区人民冰冷的心，怀仁、沭阳、东海诸县纷纷归顺。魏胜免租释囚，开仓济贫，严明军纪，广募忠义，深受百姓拥护爱戴。他把部队分为五军，并将情况上报楚州知州蓝师稷，希望得到朝廷支援。然而，蓝师稷等虽然明知金人将背盟南侵，但惧怕朝廷主和派的势力，不敢上奏，结果，魏胜的忠义军一直没有得到急需的武器装备。
南征北战显奇能
金主完颜亮得知魏胜攻陷海州，就派大将蒙恬率万余金兵前来攻打。魏胜得到消息后，一面在险隘之处设下伏兵，一面亲率精兵赶到二十里外的新桥迎敌，与金兵展开殊死大战。金兵依仗人多势众，步步紧逼，魏胜佯装不敌，且战且退。正当金兵洋洋得意，以为胜利在握之际，魏胜安排下的伏兵突然如洪水爆发般冲来，金兵一下子阵脚大乱，魏胜转身杀了个“回马刀”，蒙恬措手不及，被一刀砍下马鞍桥，往那世去了。失去主帅的金兵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哭爹喊娘，结果，死者过千，降者数百，其余仓皇逃窜。新桥之战的胜利令魏胜的忠义军军威更加振奋，声名扬得更远。山东南部人民都愿前来投奔忠义军，魏胜深感自己兵微将寡，又无朝廷后援，于是传檄山东百姓，让他们暂且集合起来，结寨自守，等待朝廷军队到来。
山东沂州的数万百姓结寨苍山保家抗金，遭到金兵围困，形势危急，派人向忠义军求救，魏胜立即分兵亲自前往。一到苍山，他就率军冲开敌阵，直奔寨中。敌军伏兵袭来，魏胜手持大刀，单骑断后，金兵以五百骑兵将魏胜团团围住。只见魏胜如天神般挥舞大刀，左冲右突，奋发神威，冲出重围，金兵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只敢在后面用箭射击，不敢再来送死。临进寨门，魏胜坐骑被流矢射倒，他便下马步行入寨，即使这样，那些金国的骑兵也无一人敢于追来交战。
魏胜入寨以后，金兵加紧围攻，并且断绝水道，企图困死寨中军民。寨中饮水用完了，魏胜就带领军民宰牛杀马，取血当水，坚持斗争。正当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老天开眼降下暴雨，金人的阴谋彻底破产了。金兵计划失败后，攻寨反而更急了，并且四面设营，这种反常行动引起了魏胜的注意，他料定敌人用的是声东击、西瞒天过海之计，在此虚张声势是假，暗中袭击海州是真。于是，他乘金兵不备，避开金营秘密回到海州招募士卒准备迎战。
不久，金兵果然撤去苍山之围，移兵海州城下。金兵的先头部队一到，魏胜就趁敌军阵脚未稳之际出城迎战，打它个措手不及，让金兵连吃几个败仗，士气大减。后来，大队金兵到齐，箭矢如飞蝗般射来，魏胜鼻唇不幸中箭，他这才撤回城中，指挥军民固守海州。金兵依仗人多，将海州团团围住，从四面发起猛攻。魏胜镇定自若，毫不为之所动，胸中仿佛藏着百万雄兵。他率领全城军民，坚守城池，并且不时乘夜色出击搞点小动作，使金兵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心神不定，无法休息。金兵围攻海州七天，非但没得到半点便宜，反而伤亡惨重，最后只好撤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