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就是要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红军的任务不单单是打仗消灭敌人，还要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
当时反对他的力量很强，前委处于孤立状态。
毛泽东沉稳而又坚定地表示：
“党领导一切，我要坚持到底，取消前委我也要坚决反对。”
随即，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
“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一个班的兵力，还可以抵抗！”
龙岩城
6月下旬，红4军前委在龙岩城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各方面大小近三十个问题争论不休。
会议否定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在红4军党内反对流寇思想、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错误地认为毛泽东对这次争论负有“较大的责任”，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议没有指出“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的“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是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却认为红4军党内有“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虽然批评刘安恭提出的“完全选举制度，使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的意见是“非常不对”的，但却不经中共中央许可越权改选掉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
就这样，在1929年夏，毛泽东被迫离开了前委领导岗位，离开了红4军，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去指导建立和发展苏维埃政权。
不久，与毛泽东持相同观点的谭震林、江华、贺子珍、蔡协民和曾志等人，也相继离开红4军，来到了闽西。
“我支持你去敌后”——毛泽东与曾志 毛泽东笑着对曾志说：“看来…
1929年夏，在红4军两次入闽的鼓舞和推动下，闽西的革命斗争形势发展迅速。
红军解放了龙岩、永定县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近距离分兵，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开展了分田运动，并很快将长汀、上杭、永定、龙岩、连城等县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来到闽西后，毛泽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健全闽西特委。在他的提议下，闽西党的负责人邓子恢担任特委书记，江华任秘书长，蔡协民任组织部长，谭震林负责建立地方武装，曾志则担任闽西的团特委书记。
随后，毛泽东亲笔起草了一批文件，帮助闽西苏区制定了一些法律制度。就这样，毛泽东在被迫离开红4军后，勇气不馁，终于在闽西又建立了一个红色政权。
曾志在《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一书中，是这样描述这段往事的：
当时闽西特委机关设在龙岩与上杭交界的苏家坡，毛委员、邓子恢都住在那里，毛委员有时也到蛟洋一带指导工作，但大部分时间在苏家坡。
重视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是毛委员历来的良好工作作风。在红四军的戎马倥偬时期尚且如此，现在到了地方工作，时间较多，毛委员更不失时机地开展各种调查研究，思考重要问题。
记得在苏家坡，毛委员用好几天的时间开了几场座谈会。每次邀请人数不多，只七八个人，但请来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人，有商人、小贩，有贫雇农、中农，有老人、年轻人和妇女。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地了解不同的情况。
毛委员主持这样的座谈会、调查会不是一问一答式的，而是开得很生动活泼，像是在唠家常，有说有笑的。
毛委员给大伙提的问题，都是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社会问题，切合实际。大家见他这样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也就无拘无束，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开了。有时他们也向毛委员提出一些问题，毛委员谈笑风生、旁征博引，能讲出许多道道来且通俗易懂。
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长冈乡进行调查的旧址
毛委员主持的几次座谈会，我都在边上旁听，有时还帮忙做些搬桌椅、挂黑板、倒开水等杂务。但就是不要我记录，毛委员每次都是亲自记录，每场会下来都要记上好几张纸。
毛委员很喜欢同群众接触，同三教九流交朋友。记得刚打下长汀城时，他就邀请过佃农、裁缝工人、老教书先生、老衙役、钱粮师爷、流氓头子等六种人来参加调查会，从各个侧面深入了解汀州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后来还在汀州召开工人座谈会，了解汀州的工业、手工业状况，了解社情民意。
红4军三占龙岩城，闽西苏维埃运动迅速发展，震惊了国民党当局。
1929年6月间，蒋介石命令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红4军和闽西苏区发动“会剿”。江西国民党军第12师师长金汉鼎为总指挥。其部署为：
江西国民党军第12、第7师由长汀向新泉、古田进攻，福建国民党军暂编第1师由漳州向龙岩进攻，广东国民党军第7旅一部由大埔、松口向永定推进。
6月下旬，红4军前委召开会议讨论反“会剿”问题。会议认为：敌“会剿”军虽数倍于红军，但兵力分散，派系不一，矛盾突出，行动难以一致；闽西的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赤卫队普遍建立，有条件在内线击破敌之“会剿”。因此决定采取“诱敌入赤色区击破一面”的原则，全军留在闽西反对敌人“会剿”，并确定以暂编第1师为主要作战对象。
7月下旬，敌“会剿”军开始行动。30日，江西国民党军第12师进到长汀，第7师第2旅由长汀进到河田；福建国民党军暂编第1师一部进到龙岩南部的适中；广东国民党军也在梅县集结。
据此，前委认为红4军主力难于在闽西内线打破敌之“会剿”，决定率第2、第3纵队向闽中地区出击，在外线寻机歼敌；远在回龙、官庄的第1纵队一时难以集中，则留在内线与第4纵队一起坚持斗争。
毛泽东这时不在苏家坡，而是到永定的虎岗一带，一方面指导地方工作，一方面做些调查研究工作。
9月下旬，红4军主力从梅县、蕉岭回师闽西，一举攻克上杭县城。
听到这一消息后，曾志等几个人迅速收拾文件和行李，连夜从苏家坡翻山越岭赶路。在打下上杭县的第三天，曾志等人抵达了县城。
一两天后，毛泽东也被担架抬到了上杭。原来他在永定虎岗一带活动时不知得了什么病，高烧不退，面色蜡黄，脸、脚、肚子都浮肿起来，病情十分严重。
在上杭，毛泽东和曾志、蔡协民住在一起。那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毛泽东、邓子恢和曾志他们都住在楼上。
当时部队里没有医生，曾志就从上杭街上一个西药铺里请来一个医生。他看过之后说：
“得的是疟疾，又泻又烧，持续不愈，时间一长，体质逐渐虚弱，因此身上便出现浮肿。”
医生给毛泽东开了金鸡纳霜丸，说是特效药，服了很快就会好的。另外，他还叮嘱道：
“要增加营养。要一天吃一只鸡，再用两斤牛肉来熬汤喝，可以少吃肉，主要是喝汤。”
当时驻扎上杭县城的红4军军纪严明，买卖公平，执行党的商业政策。因此商民安居乐业，商贸繁荣，鸡和牛肉都很容易买到，也很便宜。
曾志等人还专门为毛泽东请了个男厨师，每天为他炖一只鸡，烧两斤牛肉，烧得烂烂的。每顿饭毛泽东都喝一碗牛肉汤。
二十天以后，在曾志等人的悉心照顾下，毛泽东的病终于痊愈，身上的浮肿也消失了。
在毛泽东治病期间，红4军党的“八大”在上杭召开了。会后红军主力离开上杭，继续转战。
1929年，毛泽东在上杭养病时的
住地-上杭古田协成店
身体已完全恢复的毛泽东和贺子珍、蔡协民、曾志等人一起由上杭回到了苏家坡。
在回苏家坡的路上，毛泽东边说笑着边迈着缓缓的大步，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而贺子珍、曾志他们却要一溜小跑才能跟在他的旁边。
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心情格外得好，对正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贺子珍、曾志等人，笑着说：
“看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
众人皆笑。
国民党对毛泽东恨之入骨，得知毛泽东患重病后，便造谣：共匪首领毛泽东死于肺结核。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听信了这个误传，于1930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讣告：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我支持你去敌后”——毛泽东与曾志 几十年后，曾志深情地回忆…
从上杭撤到苏家坡后，曾志、蔡协民与毛泽东、贺子珍同住在两层小楼的楼上。
楼中间是个小天井，两间房子遥遥相对，窗子刚好面对面。天气热，窗子都开着，在屋里说话做事，对面屋的人都看得清，听得见，所以彼此的动静都一清二楚。
许多年后，曾志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贺子珍身体不好，鼻子常出血，以为是倒经。在上杭检查时，医生说是怀孕了。可能是怀孕的缘故，有些烦躁。
毛主席和贺子珍一会儿说说笑笑，一会儿又打打闹闹……此时的贺子珍很清秀，见人总是笑咪咪的，待人又善良又亲切。虽然她像林黛玉一样弱不禁风，实际上她的性格很倔强，发起脾气来也火冒三丈，而且还像小孩一样爱哭……毛主席又喜欢开玩笑，开过了头，贺子珍就生气，两个人便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你打我一下，我也打你一下，就这样打起来了。但一会儿，两人又和好如初有说有笑了。我和蔡协民就住在对面的房间里，经常耳闻目睹他们的打闹说笑。
在苏家坡，毛主席经常做的一件事，是请各种各样的人来座谈，有贫雇农、商人、手工业者等等。每次在楼下禾坪上摆一张桌子，几个长板凳，再摆上一双瓦壶，几只土杯，虽然简陋，但气氛却很和谐。主席很懂谈话艺术，从不正面发言，而是在问寒问暖中，在拉家常中，就获得了他所想了解的内容。这种座谈会，每次主席都自己做记录，但不知这些记录是否保存了下来？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陕北保安
当时，毛泽东离开了前委，病刚好正在休息，因此他每天都在读书看报。
一天，毛泽东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两本英文书，叫《模范英文读本》，是当时初中二年级的课本。有时他就坐在窗前大声地念英文。可是，毛泽东有很重的湖南口音，读得也不很准，听起来令人发笑。
曾志在教会学校学过一点儿英文，所以知道英语该怎么个读法。于是，毛泽东在那边愈是认真地读，曾志在这边愈是笑得厉害。可毛泽东并不介意，依然旁若无人地在那边念他特有的湖南腔英语。
其实，毛泽东对英语学习情有独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他突然问曾志：
“你学过英文吗？”
“在小学学过一点儿，我们的校长是美国人，教师和校长都用英文讲话。这么多年了，早已忘得干干净净。”曾志感到有点突然，但还是一五一十地做了回答。
“英文将来是世界语言，要学一点儿，会有用处的。”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
“我都四十六岁了，脑子记不住了。”曾志有些畏难。
“我都六十二岁了，还请了一位英文教员，每星期给我上几小时的英文课，都已经学了两年了，你才四十多岁就不能学了？”
曾志的脸一下子就红了，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当年毛泽东在苏家坡旁若无人地念他特有的湖南腔英语的一幕。
1929年苏家坡的秋天格外的美，草木葱笼。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溪上还有座小桥。
晚饭后，曾志夫妇经常陪同毛泽东夫妇去那里散步，欣赏暮色中的田园风光和落日的霞晖。
小溪里也有很多的小鱼。待天黑下来后，当地群众就点起一只只装有松油火把的铁笼，将笼子推到河边，一群群的小鱼见了火就聚拢过来。这时，人们有的用网捞，有的用手抓，一个晚上就可以捞上两三斤。整个场面既热闹又壮观。
毛泽东、曾志等四人就伏在桥上，看得津津有味。鱼若捞的多，老百姓就送他们几条。有时他们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去捞鱼，毛泽东总是兴致勃勃地在一旁看着。每次捞到鱼后，他们就如获至宝似的拿回去。
有时，他们也爬到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去玩。洞中的水里有一种鱼，能在陆地上爬，也能在水里游，叫得声音像小孩哭，当地人叫它“娃娃鱼”，吃起来味道鲜美。
毛泽东很爱吃鱼，而且特别爱吃鱼头。每次吃鱼，他都是先将头吃了。因此，大家也很高兴去干这桩事，总觉得自己捞回来的鱼特别好吃。
几十年后，曾志深情地回忆道：
“在苏家坡的日子是那样的充实愉快，真让人怀念啊！”
“我支持你去敌后”——毛泽东与曾志 因为照顾贺子珍的事，曾志…
1929年11月中旬的一天，陈毅突然来到上杭苏家坡找毛泽东，说是接毛泽东回红4军。
原来，陈毅在红4军党的“七大”上接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会后他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党中央、周恩来向红4军前委发了指示信和口头指示，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军思想，并指示立即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要他们请毛泽东火速回红4军担任领导。这就是我党、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毛泽东在陈毅的陪同下离开了苏家坡，经蛟洋、新泉，最后到达汀州，与正在那里的红4军会合。
毛泽东重新主持前委工作后，立即开展各项调查研究和摸底工作，花了近二十天时间，亲自起草了红4军第九次党代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为大会的召开作准备工作。
由于汀州经常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骚扰，为了集中精力开好会议，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前委决定离开汀州，来到比较偏僻的古田镇。
12月底，红4军第九次党代会在古田镇的一个祠堂里召开。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
址-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
曾志作为闽西团特委书记，应邀列席了这次会议，听了毛泽东的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前敌委员会书记，并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由此开始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重大转折。
会后，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率领红4军，经宁化、清流、归化，回师江西。
当时曾志、贺子珍等人都跟特委一起住在蛟洋。毛泽东准备回部队，可偏偏赶上贺子珍已怀孕六个多月了，不便随军。
于是，毛泽东找到曾志，说：
“曾志，我要带队伍去江西，贺子珍怀孕了，无法随我走。她留下来，由你负责照顾她。”
曾志以为“照顾”，就是让她离开工作，专门去护理贺子珍，不由得火了，便大声地说：
“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
毛泽东也生气了，嗓门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就是要你照顾！”
“就是不照顾！”曾志毫不示弱地大声顶撞。
“一定要你照顾！”毛泽东坚持道。
“我是党的干部，我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哪能成天去护理她呢？”
直到这时，毛泽东才明白曾志理解错了他的意思，语气也就缓和了下来：
“让你照顾她，又不是让你一天到晚去护理她，不过是要你关心些罢了！”
曾志知道自己理解错了，顿时感到不好意思，连忙压低声调向毛泽东道歉：
“我跟子珍是好朋友，过去行军都常在一起吃饭睡觉，我从来都关心她，照顾她，你不说我也会这样去做的，刚才是我误解了你的意思。”
“理解了就好！那就多多拜托了！”毛泽东再三向曾志表示感谢。
曾志满怀深情地回忆道：
在那时，我们年轻人虽然崇敬毛主席，但却并不惧怕他，那时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没有变为神，所以我敢胆大妄为地与毛主席吵架！
我想这大概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对毛主席发火，后来每当我想到此事心中都深感内疚。
几天后，毛泽东就走了。正好蔡协民去http://app.travel.ifeng.com/city_detail_98
厦门省委汇报工作，要好几个月才会回来。于是曾志将贺子珍接来同住。俩人仍是同睡一张床，合盖一条被。
贺子珍的肚子越来越大，衣服箍得紧紧的，曾志就将自己身上穿的从地主家没收来的大宽袖圆下摆棉袄和罩衫，送给她穿。
同住了二十几天后，贺子珍想提高文化，就到龙岩党组织办的一所中学念书去了。
1930年夏，曾志与蔡协民被调到厦门工作，就再也没见过贺子珍，直到1946年底在哈尔滨才又见到贺子珍。
“我支持你去敌后”——毛泽东与曾志 漳州，毛泽东亲自设宴为曾…
1932年4月，红军攻占漳州。http://app.travel.ifeng.com/city_detail_98
厦门中心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认为这是开辟闽南新苏区的有利时机，中心市委应立即迁往漳州。
当时，曾志任厦门市委秘书长，理应前去打前站，与红4军取得联系。但当她从丝篙屿赶到白水营时，只见行人纷纷往回跑。一打听，原来从厦门到漳州的公路让国民党军封锁了，设了关卡，行人一律不准通过。水路也无法通行，国民党的军舰已控制了漳州出海口，而从漳州撤退下来的土匪武装，盘踞在漳州附近的石码一带，杀人抢劫，无恶不做。
1930年在厦门
从事地下工作的曾志
无奈之下，曾志只好返回厦门。可是倔强好胜的她，不愿就这个样子回机关，她一定要完成任务！
于是，曾志在码头上徘徊着，寻找机会。但厦门气氛也很紧张，水路已被封锁，所有船只，无论是客轮还是货船，一律都不准去石码。
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曾志意外地发现了一艘装粪船，是从石码来的。那个年代，厦门的粪便是靠船载运的。曾志喜出望外，计上心来，有办法了！
曾志立即走上前去，问道：
“大叔，还回去吗？”
船老大看了一眼打扮成学生模样的曾志，说：
“马上走。”
曾志心喜若狂，毫不犹豫地登了上去，请求捎她一程。
这条船除了满满一舱粪便外，就是船老大和他的老婆，能坐人的地方只有船头和船尾。曾志坐在船头，身后的粪水随着船直晃荡，在阳光下蒸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但曾志一心想的是如何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只要能去漳州，再臭再脏也是无所谓的。
果然不出曾志的所料，装粪船十分顺利地通过了几道关卡，岸上的国民党兵一看是粪船，根本就懒得仔细盘问了。曾志那天是学生打扮，很朴素，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
就这样，曾志顺利地到达了石码。
非常巧，红军在两小时前占领了石码，土匪早已跑得无影无踪，街上走动的都是红军战士。
曾志顺利地来到红4军政治部驻地，第一次见到了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罗主任问明曾志的来意后，当即派了一部刚缴获的大卡车专程送曾志去漳州。
石码距漳州四十多里地，一个多小时后，曾志就到了设在漳州城西芝山南麓的省立龙溪中学“干之楼”的红军东路军总指挥部。
在这里，曾志得知毛泽东此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亲自指挥由红1、红5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东征福建，此时也住在漳州。
毛泽东住在龙溪中学隔壁的教会学校——寻源中学的校长楼里。这是一栋外墙漆成红色的两层楼。
当曾志突然出现在毛泽东办公室的时候，意外地发现蔡协民也在那里。
原来，在红军攻占漳州之前，厦门中心市委已派邓子恢、蔡协民等到那里，指导漳州县委开展工作，以策应红军攻打漳州，并做好迎接红军的各项准备工作。
对曾志的到来，毛泽东也同样感到意外，十分热情地说：
“我一直在想着你们，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巧得很，蔡协民也来了，你们就住在我这里，我搬到旁边房子去住。”
曾志说明了来意，毛泽东沉思了片刻说：
“我们的部队在漳州到底能呆多久现在还很难说，市委要迁过来，就过来吧，来了再说。”
随即，毛泽东果真让出了他那间比较大的卧室给曾志和蔡协民，自己搬到旁边一间较小的房间住。
曾志夫妇就一直住在那里，直到红军撤出漳州。
在漳州期间，曾志陪同毛泽东到已跑得空无一人的省立龙溪中学的图书馆里找书。
曾志回忆道：
我发现毛泽东对书情有独钟，爱书如痴，见好书如获至宝，埋在书堆里整整呆了两天。挑出了好几担的书，什么内容的都有。后来听说红军撤离漳州时，毛泽东的个人财物依然少得可怜，惟有书籍增加了好几倍，拉了有半卡车之多。除留下少数自己阅读外，他用这批书在瑞金创办了中央图书馆，丰富了苏区红军的文化生活。
精神上极富有的毛泽东，在生活上却是节俭而清贫的。
“我支持你去敌后”——毛泽东与曾志 漳州，毛泽东亲自设宴为曾…
在漳州，部队的伙食有了很大的改善，惟独毛泽东的一切还是老样子，吃的天天都是豆芽和白菜；盖的还是那床毛都磨光了的旧毯子；袜子已换了两三次底。
有一次，曾志去邮局拿报纸，口袋里正好有几枚伙食尾子，就买了两双黑线袜送给毛泽东穿。
还有一次，曾志到街上办事，见一批战士围着一家大店铺，正在没收店里的东西。原来，这家鞋店没有向红军筹款，战士们就到店里没收财产。
鞋店里摆着各种橡胶制品，战士们只挑最实用的胶鞋拿。当时胶鞋对一个战士来说，那真是太需要了，行军打仗最用得着。谁要是有一双胶鞋，那才叫人羡慕呢！
在仓库里，曾志意外地发现了很多万金油和八卦丹、肥皂、巧克力和妇女穿的胶鞋等。这些东西，战士们都不知道有什么用途，因而没有人去动。
曾志告诉战士们，这些万金油、八卦丹以及肥皂，对部队来说可是热门货啊。万金油等药治那些头疼脑热，中暑拉稀十分管用。
听曾志这么一说，战士们立即动手将这些东西统统运走了。
曾志也拿了两双女胶鞋，两条肥皂，还有一包土纸包的巧克力，兴高采烈地跑回住处，请毛泽东带给贺子珍。当时贺子珍正在江西，没随毛泽东来漳州。
1932年，红军攻克漳州
红军打下漳州后，http://app.travel.ifeng.com/city_detail_98
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率市委一帮人进驻漳州，开展工作。曾志负责起草了一份《告漳州同胞书》，并请毛泽东亲笔作了一些修改。
利用这个机会，曾志向毛泽东提出要求，想回部队工作。
曾志回忆道：
我那时不过二十一岁，充满着革命热情，非常不适应白区憋屈的生活，一心向往着军队里的战斗生涯。我向主席表明心迹，他同意了，但一定要征得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的认可。这时市委已迁来漳州，王海平最后也答应了，放我走，我好不高兴啊！心想终于又能扛枪当女兵了！
鉴于红军攻打漳州，旨在消灭国民党军张贞部，调动广东之敌，筹款筹粮等任务已基本完成，红军便决定回师中央苏区。
当厦门中心市委知道红军就要离开的消息后，立即研究讨论了红军退漳后的形势和创建闽南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集中精力发展壮大小山城根据地。会议同时决定成立漳州中心县，任命蔡协民为县委书记。
由于毛泽东和王海平已同意曾志回中央苏区工作，因此曾志没准备随蔡协民一同去漳南工作。
会后，蔡协民找到王海平，直截了当地说：
“要我去可以，但我有个条件，让曾志也去，否则我搞不好工作，负不起责任。”
这下可让王海平犯难了。因为他已答复毛泽东，同意让曾志回中央苏区工作。思来想去，王海平只好去求毛泽东将曾志留下来。
毛泽东亲自把曾志找来谈话，恳切地说：
“我本来是同意你回中央苏区工作的，但是如果蔡协民带着这样的情绪去漳南，势必会影响工作。他的身体不好，确实也需要你在他身边照顾。为了工作，我看你还是和蔡协民一起去创建新苏区吧，那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嘛！”
接着，毛泽东怕曾志不同意，就故意用激将法说：
“开辟新苏区很艰苦，一个共产党员要勇于承担这个任务。回苏区只是做一部分工作，而这里是开辟，是创造，意义更大。”
年轻好胜的曾志，自然不愿让人认为她回苏区是逃避艰苦，怕死怕累，所以尽管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但既然毛泽东出面这样说了，还是答应留下来。更重要地是，对于十四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曾志来说，服从组织决定这是起码的要求。即使与个人的利益和意愿相左，也还是要执行组织决定的。
两三天之后，蔡协民、曾志即将启程前往闽南小山城地区开展工作。
临行前的头天晚上，毛泽东特地设宴为曾志夫妇饯行。他破例叫警卫员去买了一只大火鸡，打开了一听从江西带来的一直没舍得吃的牛油罐头。
尽管鸡肉很瘦，牛油也不好吃，可曾志知道当时毛泽东在漳州生活十分清苦。
他住在芝山红楼，单独起伙，秘书、医生、伙夫、警卫员加上蔡协民、曾志共十多个人，天天就是豆芽加白菜，基本上没有荤菜。屋后的水缸里泡着两条一尺多长的海茄子，因为不知怎么吃，就一直泡在那里没动。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一片真诚心意。这使曾志十分感动，差点没掉下眼泪来。
第二天，蔡协民、曾志依依不舍地与毛泽东告别，相约中央苏区见。谁知，这一分手就是八年，直到1938年，曾志在延安才重新见到毛泽东。而蔡协民于1934年在漳州英勇就义。
“我支持你去敌后”——毛泽东与曾志 延安，毛泽东鼓励曾志要多…
1939年12月，曾志经过差不多三个月的辗转跋涉，终于来到了心仪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望着巍巍的宝塔山，看着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窑洞，曾志的激动之情，难以言喻。
中央组织部出面接待曾志的是一个叫刘立青的科员。
在曾志来延安前，中原局已电告中央组织部并说明曾志要求进马列学院学习的情况，所以刘立青开口便问：
“你想去马列学院吗？”
“是的。”
于是，刘立青就让曾志写了一份自传，同时介绍她到中组部招待所住下。
招待所位于杨家岭附近的一排窑洞里，已有十几位同志住在那里了。
革命圣地——延安
窑洞就是在黄土坡上挖出的一个个山洞，每洞长十来米，宽约四米，土质坚实、干燥，冬暖夏凉。窑洞内一半是土炕，炕下通烟沟，冬天炕下烧火，炕上及整个窑洞都暖融融的，每炕至少可睡四个人。窑洞口则一分为二，上窗下门，近门处光线还是很充足的，可以读书写字做针线。
刚刚安顿下来，曾志就迫不及待地伏在炕头上给毛泽东写信。信的大意是：
毛主席啊，自1932年漳州一别，我常常想时时盼，希望再见您，1936年我就想来延安，想回到您身边了。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已来到这里，期待着您的接见！
两天后，曾志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
曾志同志：
你来延安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去接你，见面再长谈。
毛泽东
又要见到毛主席了！曾志实在是按捺不住那种又激动又兴奋的心情，高兴地几乎要跳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