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向日本提出了议和的倡议。输光了的李鸿章愧于与日本人面对面，当恭亲王试探着让李鸿章前去日本议和时，李鸿章回信说：“在下与张荫桓等人再三商量，觉得现在只想派一名忠实可信的洋员前往，既容易得知对方的意图，又不会引起对方的怀疑。”李鸿章选定的这个人物，就是在天津海关工作20余年、对李鸿章忠心耿耿的德国人德璀琳。李鸿章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德璀琳在天津工作20多年，对我很忠心，中法议和等事他都暗中相助。先前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我订约时，他认识伊藤幕僚中的一位英国人，于是又从中相助，很是得力。如果让他前去日本酌情办理讲和一事，或许能够得到转机。”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得知清政府准备派洋人来日本代为商谈议和事项之后，马上与首相伊藤博文进行商议。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日本当然不想立即收兵，他们想再次扩大战果，占领东三省部分领土，以此来逼迫清国做出更大的让步。更何况，中国政府此时派来的是一名洋人，很可能是来打探虚实的。因此，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商定不见德璀琳，迫使中国政府派出更有资格的代表。
德璀琳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回到中国。1895年2月1日，清政府又派张荫桓和邵友濂二人赴日，到达日本人指定的谈判地点广岛。第二天，双方互换国书。伊藤博文发现张荫桓和邵友濂所携带的国书文字中有“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内容，认定二人授权不足，与国际谈判惯例不符，拒绝与他们谈判。张荫桓和邵友濂急忙写信给陆奥宗光，申明光绪皇帝的确向他们授予了议和全权。日本方面依然不依不饶，甚至驳回了张荫桓和邵友濂发电报给国内修改国书文字的请求，还借口说广岛是日本军事重镇，不许闲杂人员逗留，将张荫桓和邵友濂赶到了长崎。
就在张荫桓和邵友濂被日本政府拒绝的当天，伊藤博文与使团随员伍廷芳进行了一次谈话。伊藤博文问伍廷芳：“你方为什么不派遣重臣来呢？请问恭亲王为什么不能来敝国？”伍廷芳答道：“恭亲王位高权重，无法走开。”“那么李鸿章中堂大人可以主持议和，贵国怎么不派他来？”伍廷芳随之反问：“我今天是和您闲谈，那我顺便问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自然能够听出伍廷芳的弦外之音，回答得也是滴水不漏：“如果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还是符合国际惯例，必须拥有全权。”
就在这次谈话前后，日军取得威海卫战役的胜利，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失去了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
李鸿章哪里想当这个议和大臣呢？无奈的李鸿章只好通过驻英公使龚照瑗，向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透露自己的委曲，并请金伯利从中斡旋。李鸿章表示自己很不愿意承担与日本谈判这一费力不讨好的任务，认为日本不应该拒绝张荫桓，因为此人曾任驻美公使，有很丰富的外交经验。金伯利劝慰李鸿章说：“日本自然要求中国全权大臣是一个名位显赫的人物。在我看来，为了中国的利益，无论如何李中堂都应承担此项任务。虽然这可能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我也同情你勉为其难，但相信你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这样一项重要贡献。”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如果要和谈，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慈禧气急败坏，借口肝气发作，对于议和一事，不愿表态，只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进京次日，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李鸿章并诸大臣，围绕是否割地问题，朝廷意见不一，乱作一团。翁同依旧信誓旦旦地空谈，宁愿赔偿绝不割地。恭亲王奕为首的一干大臣则认为，如果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恐怕不会与清廷议和。现在形势危急，日本军队的锋芒已指向北京，为保京师无恙，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4)
满朝大臣，一片义愤填膺，但具体到如何解决问题，一个个束手无策，并且，谁都不愿意背上遗臭万年的罪名，去接这个烫手山芋。李鸿章自然也不愿意。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本。并且，李鸿章知道向来以“清流”著称的翁同以后肯定会说风凉话，把恶果归罪于他，于是在朝上要求与翁同和一起去日本。翁同哪里肯接这个要命的差事呢，他慌忙闪避：“如果我办过洋务，我肯定不会推辞。而我在这方面是一个生手，此事责任重大，我干不了。”
去日本之前，李鸿章为了寻求支持，确切了解各国列强的态度，再次奔走于各国使馆。只可惜此时各国要么已与日本沆瀣一气，要么暗中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准备坐收渔翁之利。李鸿章的求助行动并没有结果。
3月4日，光绪正式发出了全权证书，宣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14日，李鸿章等人乘坐德国轮船“礼裕”、“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随从出访的有李鸿章嗣子李经方，随员伍廷芳、马建忠，以及美国顾问、前国务卿科士达等。航行在大海之上，李鸿章的心情尤其复杂，此去东瀛，算是赴一场名副其实的“鸿门宴”，国恨家仇，着实难堪。头顶上太阳闪烁着白光，强烈而灼热，对于李鸿章来说，这样的阳光太残酷了，仿佛剥光了他所有的一切；海水是平静的，可对于李鸿章来说，那寥廓无边的深蓝底下，是无边无际的耻辱……李鸿章就是在这样的伤心绝望的情绪中，来到了日本马关。
在那段时间，位居太平洋当中的日本列岛，一直洋溢着节日的气氛。一个“蕞尔小国”终于战胜了泱泱的大清，当然要举国欢腾。日本报纸把这场戏剧性的胜利比喻成2000多年前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卧薪尝胆”的复仇。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个岛国一直耳濡目染，熟悉得甚至胜过自己的历史。这么多年来，这个飘摇在海洋中的岛屿国家一直没什么喜事，他们终日小心翼翼，委曲求全；而现在，他们终于以一场大胜扬眉吐气了。几乎每个日本城市的街道边，都悬挂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和横幅，每天早晨或傍晚，很多人都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举行一场游行庆贺一下，他们当中，有的吹着喇叭，有的吹着号角，更多的人则是在呼着乱七八糟的口号。有时，他们也排列着各种各样的方阵——马车方阵上，有身着节日装束的神父、欣喜若狂的孩子、市议会的议员；花车上，有人用竹竿挑着纸糊的或柳条编成的人头，那代表被斩首的中国人。繁闹的狂欢中，也有很多事故产生：酗酒打架时有发生，一些浪人更是趁火打劫，偷窃钱财，甚至调戏良家妇女……总而言之，在那段时间里，整个日本都在进行着一场狂欢，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也在这样的狂欢中上演了。
马关，这个无足轻重的小地方，更是狂欢的焦点。此时，马关已成为清国和日本，甚至包括西方列强关注的中心。当马关成为日本和清国谈判地点的消息传出之后，有很多日本人从四面八方专程赶到这里，他们当中有记者，有贵族，而更多的，则是各界平民。他们和当地人一起，每天守候在清国使团来来往往的路上，举着国旗，呼着口号。然后，他们就从报章上寻觅一切有关谈判的消息。他们关心着谈判的进展，关心着自己国家的命运，也关心着那个从清国来马关的首席谈判大臣的一言一行。
在马关，李鸿章经历了人生当中最耻辱的时光。当李鸿章在半个多月后带着赔偿、割地、枪伤以及耻辱离开这块土地时，他曾发誓决不踏入这块土地，并陷入了长久的孤独和愤懑之中。对于个人所发的誓言，李鸿章做到了——一年之后，当李鸿章环游欧洲列国再次途经日本换船时，李鸿章死活也不肯上岸，只是在两船之间搭一个木板，然后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李鸿章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着他的愤懑。这样的誓言，看起来坚固无比，但实际上，却是那样的单薄脆弱，这样的做法，与其说是沉毅、坚韧和顽强，倒不如说是一种对刻骨铭心耻辱的无奈和逃避。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5)
马关议和之地春帆楼，本是日本医生藤野玄洋于1862年开办的诊所。春帆楼地处高地，风景秀丽，附近有一处温泉可供休养。藤野玄洋医生死后，其女美智子不通医术，但独具慧眼，在这里开办了一家河豚料理店。春帆楼的名字，还是伊藤博文取的。年轻时，伊藤博文就经常在马关一带活动，经常光顾美智子的河豚料理店。担任内务大臣后，伊藤也经常来这里，有一天，食至兴起的伊藤博文从楼上远眺关门海峡，见到不远处的大海碧波荡漾，阳光下片片渔帆闪亮，伊藤博文联想到自己别号春亩，不由兴致大发，喊来老板，将店名改为“春帆楼”。伊藤博文选定“春帆楼”作为中日谈判地点，显然，他就是想在这个诗情画意的地方，轻松地吃下清国这条鲜美的“河豚”。
1895年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春帆楼。春帆楼上，放着一长方形会议桌，旁边，摆放着10多把椅子。日方还特别在李鸿章的座位边安置了一只痰盂，大约是有意无意地提醒着大家，这位清国全权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伊藤博文为谈判颁布了四条规定：一是除谈判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会场；二是各报报道必须要经新闻检查后方可付梓；三是除官厅外，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四是旅客出入，均必须由官厅稽查。此外，伊藤博文还特别宣布：清政府议和专使的密码密电，均可拍发，公私函牍概不检查。从表面看上去，好像日本人对李鸿章和清国使团非常客气，其实，日本人已成功破译清廷的密码，而且，在谈判过程中甚至了解到清国使团此次来日本的赔款底线是2万万两白银，因此早就成竹在胸。
3月21日，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一切驻扎费用开支由清政府负担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春帆楼上，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3月24日下午4时，中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满腹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车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汽车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卫兵未及反应之时，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潜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
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倒在血泊之中。随员们赶快将其抬回驿馆，由随行的医生马上进行急救。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过了一会，李鸿章苏醒过来。一个人潜在的力量只有在遭遇危险时才能激发出来，而他的潜能也因而得以呈现。李鸿章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面对此突发事件，异常镇静，除了安慰随行外，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的官服，73岁的李鸿章算是找到了一点安慰，他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的伤口在左眼下一寸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到眼睛。德国驻日公使馆的医生赶来为他看病。各国医生会诊之时，日本医生建议开刀，但德国和法国医生坚决反对。理由是既然这颗子弹对李鸿章眼睛的正常工作无害，不如暂时留在体内，如果贸然开刀，将会危及李鸿章的性命。
李鸿章在日本遇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各国纷纷谴责日本这种不顾外交人员安危的行为，日本一时显得非常被动。行刺事件发生后，马关警方很快抓到了凶手。经审讯，此人名叫小山丰太郎（又名小山六之介），21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小山六之助的想法与日本政府此时的意图大相径庭。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伊藤博文最担心的是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借机挑起对日本的战争，坐收渔翁之利，趁火打劫，毕竟，日本也在甲午战争中耗尽了力量，而小山丰太郎的行为恰恰无异于授人以柄。难怪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日政府没办法，只好答应“无条件停战”。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6)
4月10日，李鸿章伤势稍好转之后，中日双方又就甲午战争展开第五次谈判。中国的和约修正案送达日方。由于李鸿章的伤势渐愈，亲自参加了会议。陆奥宗光因病未能出席。中方出席人员有李鸿章、李经方、伍廷芳、马建忠、罗丰禄。日方出席人员有伊藤博文、伊东巳代治、井上胜之助、中田敬义、陆奥广吉、楢原陈政。
双方握手后，入座，寒暄数语。
伊藤博文：“李伯爵阁下出乎意料地迅速痊愈，今日光临此会，实感欣幸。”
李鸿章：“敝人所以出乎意料地迅速康复，完全由于贵国两陛下圣恩，特派名医治疗所致。在深表谢意同时，敬谢两阁下之特殊关照。”
伊藤博文：“阁下如此迅速痊愈，主治医生亦有大功。”
李鸿章：“确实如此。……听佐藤总监说，陆奥外务大臣身体违和，热度甚高，现已减轻否?”
伊藤博文：“陆奥子爵患流行性感冒，昨日热度甚高，今日仍未痊愈，令人挂念。”
李鸿章：“想已服用解热药，尚未奏效?”
伊藤博文：“较昨夜略有好转。”
李鸿章：“食欲减退否?”
伊藤博文：“减退甚显。”
李鸿章：“热度高时，食欲即不振。”
伊藤博文：“四周前，敝人曾患感冒症，幸平素健壮，迅速康复。”
李鸿章：“阁下健壮如铁，理应迅速康复。”
伊藤博文：“敝人双亲今犹健在，尤以家严年逾八旬，仍然矍铄。”
李鸿章：“实令人钦羡不已，不知现居何地?”
伊藤博文：“现居东京，该地乃敝人故乡。”
李鸿章：“阁下系长门人，敝人素有所闻。距此地遥远否?”
伊藤博文：“不远，仅二十公里。”
李鸿章：“敝人经常研究贵国知名人士出生地，得知萨摩和长门之人甚多。”
伊藤博文：“我长萨二国，犹如贵国之湖南、安徽。”
李鸿章：“是。湖南如萨摩，安徽如长门，(微笑)而现在安徽败于长门。”
伊藤博文：“说长门战胜了安徽，此说不当，(微笑)其实是日本战胜了中国。”
李鸿章：“如易地而处，若敝人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完成阁下成就之一半。”
伊藤博文：“否!若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可观。”
李鸿章：“阁下为贵国所作之贡献，皆系本大臣所愿为，但如易地而处，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恐亦深感极难办理。”
伊藤博文：“树大招风，凡在高位，均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不可说绝无其事。”
李鸿章：“但贵国上有英明睿智之君主，复得贤相之辅弼，采纳献可替否之谏言，呈现野无遗贤之景象。国中才能出众之人，齐集于朝廷，各遂其志，各安其所。敝人耳闻目睹贵国之长足进步，实不胜钦羡。”
伊藤博文：“当今皇帝陛下，大政维新时虽尚在冲龄，但天资聪颖，重用贤才，知人纳谏，万机亲裁，破除旧习，施日新月异之开明新政。”
李鸿章：“正因如此，方能使举国贤能云集于朝，专心致志，报效国家。”
双方寒暄一段时间之后，转入正题。话题转过来之后，伊藤的口气显得很冷酷，李鸿章刚坐下来，伊藤就无理地提出要求：““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两句话。”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博文：“可以，但是不能减少。”
李：“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进行实质性话题）”
……
伊：“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清国的弱势，是李鸿章无法在谈判中取得主动权的根本所在。）”
李：“赔款如此，固不能给，更巨，更不能给。还请少减。”
伊：“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强硬态度毕现。）”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7)
……
李：“中国战后声名颇减。”
伊：“中国财源广大，未必如此减色。”
李：“财源虽广，无法可开。”
伊：“中国之地十倍于日本，中国之民四百兆，财源甚广，开源容易，国有急难，人才易举，即可用以开源。”
……
李：“奏如不允，尔不能去，尔当设身处地将我为难光景细为体谅。果照此数写明约内，外国人必知交将借洋债方能赔款，势必以重息要我。债不能借，款不能还，失信贵国，又将复战，何苦相逼太甚！”
伊：“借债还款，此乃中国之责！”
李：“不能还则如之何？”
伊：“已深知贵国情形为难，故减至此数，万难再减。”
李：“总请再减。”
伊：“不可减矣。”
……
李：“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为数甚巨，必请再减；营口还靖退出；台湾不必提及。”
伊：“如此，我两人意见不合，我将改定约款交阅，所三只能如此。为时太促，不能多办。照办固好，不能照办，即弃驳还。”
李：“不许我驳否？”
伊：“驳只管驳，但我主意不能稍改。贵大臣固愿速请定和约，我亦如此。广岛有六十余只运船停泊，计有二万吨运载，今日已有数船出口，兵粮齐备。所以不即出运者，以有停战之约故耳。（威胁）”
李：“停战期满，可请展期。”
……
李：“赔款还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伊：“如此，当遗兵至台湾。”
李：“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
伊：“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
李：“索债太狠，虽和不诚。前送节略实在句句出于至诚，而贵大臣怪我不应如此说法，我说话甚直，台湾不易取，法国前次攻打尚未得手，海浪涌大，台民强悍。”
伊：“我水师兵弁不论何苦皆愿承受，去岁北地奇冷，人皆以日兵不能吃苦，乃一冬以来我兵未见吃亏，处处得手。”
……
中堂起席，与伊藤作别，握手时再请将赔款大减，伊藤笑而摇首云不能再减而散。
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还开玩笑地提及要聘请伊藤博文当任清国宰相。
李鸿章：“(微笑)愿向我国政府建议，礼聘阁下为敝国宰相如何?”
伊藤博文：“(亦微笑)敝人一身已献给我国天皇。如蒙陛下恩准，不拘何时，亦不拒绝为贵国竭尽微力。”
李鸿章：“如贵国皇帝陛下恩准，阁下能否应我国之礼聘?”
伊藤博文：“博文之区区一身，既已属于我皇帝陛下，如陛下不允，亦无可奈何，敝人或进或止唯皇帝陛下之命是从。如陛下恩准，敝人将不避艰难，舍身为贵国效力。”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李鸿章在这份条约上签字的手，一定是颤抖无力的。在草约上签字的时候，李鸿章突然想起了他临行前恭亲王率领全体军机入奏皇帝的奏折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故。听着这句话，李鸿章当然差一点老泪纵横。
1895年之后，李鸿章像被水淹过的一座土山一样坍塌了，在此之前，这座山峦曾经气冲霄汉，巍峨矗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犹如一个赌徒一样，输掉了自己毕生的积蓄。但李鸿章还是克制住自己巨大的悲伤，像一个职业外交家一样，尽力用外交弥补自己的过失。而后，他把自己封闭在冷静的沉默中，就像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一边舔着自己的伤口，一边思考着对策，隐忍，等待，梦想着伺机一击。只可惜，李鸿章没有等到出击的那一天。以后的日子更加阴晦，在他面前的，是更多的麻烦和郁闷；是寒冷，那仿佛来自极地之侧的冰寒。
第九章 羞对后生(1)
在马关，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见面是第二次了。
这对同时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传奇人物一生中见过三次面。一次是1885年在天津会谈朝鲜问题；一次是1895年在日本马关谈判；另一次则是戊戌变法失败前夕在北京，当时伊藤已辞去了首相职位，以私人身份来到清国。第一次见面时，心高气傲的李鸿章哪里会把伊藤博文这个小字辈放在眼中呢，对于日方的无理要求，李鸿章当然不买他的账，很是说了一段硬话给日本人听。日本人是很懂得隐忍的，伊藤博文态度异常谦恭，看起来似乎一直在聆听李中堂的训导。但李鸿章还是上了这个小字辈的套，在朝鲜的宗主国问题上，承认了日本对于朝鲜的优先监管权，签订了“授人以柄”的《中日天津条约》。这一次李鸿章给伊藤博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这个孜孜不倦推进古老帝国改革的老人，伊藤博文也非常崇敬。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相见时，双方的地位和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李鸿章是战败国的代表，也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伊藤博文却是战胜国的总理大臣，在年龄上也是如日中天。李鸿章是以赔款乞和的身份来的，在他的身上，已远没有当年长者的傲慢了，有的只是内心当中的屈辱和悲愤。甲午战争可以看作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彼此倡导本国近代化的试金石，现在检验结果出来了，伊藤博文大获全胜，李鸿章则一败涂地。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场战争不仅仅输光了他的全部家当，也使得他关于清国中兴的希望彻底破灭。这样的结局，就如同当年的诸葛亮与司马懿，诸葛亮殒命百丈原，而司马氏最后却取得了天下。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老戏新唱，而每一次历史的重演，总是让人徒生感叹。
纵观伊藤博文的一生，这个为日本维新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兴之臣”，在思想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年轻时的伊藤博文是一个革命者，20多岁时，冲动而排外的伊藤博文曾亲自参加了焚烧英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极端行动。但很快，伊藤博文完成了他思想上的巨大转变，经过深入思考，伊藤博文认识到靠驱逐和排斥是振兴不了日本的，只有向西方学习，强大自己，才能使日本走上一条复兴之路。
实际上伊藤博文只是日本第二轮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第一轮明治维新领导日本工业化进程的，是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当时的身份是参议兼内务卿，是他领导了日本最初的西化运动。大久保利通在遭遇国内各种复杂的矛盾遇刺身亡后，伊藤博文接替了他的位置。上任伊始，激进的伊藤博文很快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一位名叫高砂的相扑高手宣称要在东京举办公开的相扑表演。这种行为完全可以看作是对于政府禁令的挑战，因为在此之前，明治政府曾明令禁止相扑这一日本的传统运动，理由是相扑丑陋而愚昧。没有想到的是，高砂的这一挑战政府权威的行动竟然得到很多日本人的支持。虽然警察出面干涉，但高砂和他的支持者们仍旧坚持比赛。最后，只好由天皇出面，亲自举办并出席了一个相扑表演会，算是恢复了这场运动。
相扑手的挑战和民众的不满，让伊藤博文不得不仔细思考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反思了改革的方式。伊藤博文从这样的事件中看到了日本国内存在的日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威胁。当时的日本，情势错综复杂，由改革引起的矛盾已凸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西风东进中睁眼看世界的日本民众开始有意识地捍卫着自己的权利了。在复杂的各种势力中，自由民权运动算是日本推进改革的最大的民间力量，作为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组织，这个运动呼唤宪法，要求开设议会和国会。除此之外，政府还不光面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力量，还要面对以天皇为首的宫廷派势力。宫廷派的要求与自由民权运动又不一样，他们要求宪法必须是一部钦定宪法，必须由天皇总揽统治权。在政府内部，激进派的大隈重信反对天皇总揽大权，建议采用英国政党内阁体制，由国会取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在两年后选举议员，第三年召开国会。对于伊藤博文来说，他是不赞成这种自由主义方式的，在伊藤看来，日本有着日本的国情，改革不能忽略历史和文化，天皇的最高权力是不容置疑的。伊藤的改革思想与大隈重信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伊藤博文把制宪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向明治天皇汇报之后，天皇罢免了大隈重信，宣布将召开国会的日期定为明治23年。
第九章 羞对后生(2)
在形势的压迫下，伊藤博文清楚地意料到，简单的拿来主义已不能推动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变革了，必须制定宪法设立议会，从根本上确定日本的国家性质和政权结构，界定天皇、各派之间、基层平民的权力和责任，从而避免各方之间的矛盾，化解尖锐对抗，让各方面在宪法之下形成合力。否则，以这样混乱的局面，政府本身很可能被暴力推翻。
也就是从那天起，伊藤在忙于各种事务的同时，将工作重心转向宪法的制定，全身心地为日本宪法的制定做着准备。伊藤博文为日本制定宪法的过程，是一个苦心孤诣走钢丝的过程。
在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持后，伊藤博文独揽了制宪大权，随后，开始了一步步实现其渐进改革的制宪计划。
伊藤博文选择德国作为制定宪法的样板国。1882年，伊藤博文来到了德国，花了一年多时间学习德国的宪法制定经验。伊藤博文先是向宪法权威学者格奈斯学习，格奈斯特派助手毛斯每周为他讲解3次宪法。然后，在维也纳大学，斯坦因教授为他讲解了英、法、德政体的沿革。伊藤博文甚至为宪法问题向德皇威廉一世请教。回到日本之后，伊藤博文建议成立了起草宪法的专门机构，任命同样崇尚德国宪法的井上毅为起草人。这是一个分步骤落实君主权力、限制政党权力的国家体制的设计过程。在宪法实施之前，伊藤先期实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对于宪法的实施进行预热，以适应制定宪法的需要。
确保绝对的皇权是伊藤博文立宪的指导思想。在伊藤博文看来，日本数千年的封建性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可以推翻，历史必须延续，如果强行割裂历史，必定要引起动乱和人心的不安。在这一点上，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的思想如出一辙。伊藤博文感慨日本没有基督教那样的宗教凝聚人心，只有皇室，才能成为社会运转的机轴。为此，在伊藤博文设计的宪法中，天皇的大权是体制的核心。除宪法规定之外，伊藤博文还专门制定了皇位继承、皇族名分和皇室财产的《皇家典范》，皇家事务超然于宪法、国务和议会之上。为制衡由政党组成的众议院，他设计了主要由天皇任命、不经民选的贵族院，权力凌驾于众议院之上。这个7部76条组成的宪法，在第一章的17条中就规定了天皇的绝对权力，确认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并拥有统帅军队以及对外宣战等一切大权。与此同时，在臣民之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宪法》宣布日本人民有各种权利和自由。同时在贵族院里强化维护皇权的屏障，发布《华族令》，将维新以来的公卿、大名、神官、在朝的维新的大臣，按照公、侯、伯、子、男分为五等爵位，使他们成为新华族。
从总体上来说，伊藤的做法是相当智慧稳妥的，他是以一种平衡和妥协的方式，从法律上确立那些新兴阶层合法的政治地位，让这个代表着活力的阶层合法化。
1885年，伊藤博文提出官制改革，他提出，应该有一位总理大臣统领所有专任大臣，执掌政务，制衡议会。伊藤博文获得了天皇的认可，出任日本历史上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
1889年2月11日，是明治天皇改国号的第20个纪元节，东京飞降大雪，在大雪中，日本皇宫里举行了隆重的颁布宪法的仪式。这一天，距伊藤博文酝酿制定宪法那一年，已近10年，也就是说，伊藤博文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来打造国家的根本大法。伊藤的行为，真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宪法，它是对各种势力的规范，也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由于在此后的诸多事宜中，有一部《宪法》作为准则，日本政治既减少了皇室中个人的“随意性”，也减少了来自民间各种势力的干扰，并且赋予了伊藤放开手脚工作的权力，这也使宪法成为伊藤的“护法大神”。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化解了日本尖锐的社会矛盾。自此之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极端西化的做法被慢慢遏制。日本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场景：西服流行的同时，和服被当作最华丽的礼服保留了下来；酒吧多起来了，茶室依然是人们的精神净地；西洋歌剧开始唱响，能剧和歌舞伎仍旧余音袅袅；油画开始绚丽夺目时，浮世绘照样受人欢迎，并且很快发展成世界绘画中的一大流派。
第九章 羞对后生(3)
显然，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全力架构的“根本大法”，是他的过人之处。日本社会的平稳过渡，应该归功于伊藤博文这个舵手。从伊藤的理解力和知识结构来看，要比李鸿章高好几个层次。伊藤博文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思想宏伟、视野宽广、性格开放的政治家，他的远见卓识、料事如神都是旧知识系统的李鸿章所远远不及的。伊藤博文不仅对于西方的政治体制的架构和理论有着深入了解，而且，对于本国的国情，也有着深入的思考，并且，在某种方面，懂得妥协，懂得减少改革的成本。伊藤博文长期担任日本总理大臣，正是依靠《宪法》赋予的权力，推动了日本的改革步伐。而李鸿章呢，显然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因为缺乏这样的“根本大法”作为参照，李鸿章的改良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并且，行进的步伐经常会受到一些偶然事件的左右，这使得洋务运动更像是“脚踩西瓜皮”一样，滑到哪里是哪里。当伊藤博文驾驶着日本帝国这艘机帆船乘风破浪之际，可怜的李鸿章正身陷各种各样的矛盾泥淖中不能自拔。
当然，联系到清朝复杂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背景，也联系到慈禧和光绪身处的权力现状，这样的感慨必定是一声长叹。在这样的背景中，即使是李鸿章对于“根本大法”有着警醒的意识，在当时那样的情形之下，要做成那样的事，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也难怪李鸿章不具备这样的意识，即使具备，也只有空叹息。
到了1890年左右，明治维新宣告结束。东方的岛国日本，由蚕变蛹，一跃成为一个工业国，但是，与西方工业强国相比，日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用最快的方式实现赶超，是摆在伊藤博文面前的又一艰巨任务，伊藤博文又在苦苦思索。这时候，伊藤博文需要用新理论来论证和辅佐自己的行动了，很快，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所提出的号召“脱亚入欧”让伊藤博文茅塞顿开——“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待邻国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伊藤博文公开了这样的思想，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针对当时孱弱的东方巨人中国而言。伊藤博文知道，要快速提升日本的实力，只有趁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得奄奄一息的时候，趁火打劫，与西洋列强共进退，加入到武力掠夺的行列——1890年前，是通过改革来促发展，从1890年以后，伊藤的主要思想变成了通过战争来促发展了。
甲午战争进行过程中，当德国人德璀琳拿着清廷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信函刚踏上日本土地之时，就被日本政府下令“限期离开”。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之时，日本政府当然不愿意跟一个“没有资格代表中国政府的人”谈判的。同样，当清廷又改派的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尚书张荫桓以及兵部右侍郎湖南巡抚邵友濂到达日本之后，同样也被日本政府拒绝。也许伊藤考虑的是，他该会会李鸿章了。
1895年李鸿章来到马关求和，正式谈判之前，曾和伊藤博文有一段寒暄，有英文记录。李鸿章说：“中日是最近的邻邦，而且使用同一种文字。怎么成为敌人呢？我们应建立永久的和平与协调，不使我们亚洲的黄种人受到欧洲白种人的侵略。”
伊藤说：“10年前我告诉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变化或改革？”
李鸿章只能回答说：“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我希望的事去做，……我希望的过分了，而没有实行的能力，自己深以为耻。”
从谈话来看，李鸿章已没有10年前的倨傲了，此时此地，李鸿章的精、气、神尽失，剩下的，只有无边的悔意和懊恼，然后，仿佛一个小贩一样，不断地讨价还价，甚至连据理力争的资格都没有。在伊藤这样的小字辈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悲壮而可怜。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这时候李鸿章垂垂欲老，仍坚守在历史舞台，与另一个铁腕人物慈禧一同抱残守缺。伊藤博文此次来华，是康梁向光绪密荐，拟聘请伊藤博文和另一个外国人李提摩太出任洋客卿。这是一个大胆无比的想法。光绪听从了这个意见，想召见一下伊藤博文，初步了解他的思想和建议。伊藤博文来到了北京，李鸿章接见了他。双方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心。可惜的是，除了议论刚刚平息的戊戌变法以及康梁之外，其他的谈话内容已无人知晓了。想必，暮年的李鸿章肯定会感慨良多，他已知道命运不可违，知道自己的失败已是天意了。
第九章 羞对后生(4)
还是惺惺惜惺惺。李鸿章去世之后，伊藤博文对这个老朋友和老对手倒有着高度评价，伊藤博文这样说：“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他的事业充满着开拓者的精神。他建设国家的努力，不但包括军事措施方面，也包括经济政策方面……所有关于李鸿章这个远东大国的没落时期独力支撑富国强兵的理想与实践的研究与评价，也只是开始而已。”
从这一点来看，伊藤博文对李鸿章与他的国家所处的时空状态有着清晰的认识。他知道李鸿章的努力，也知道李鸿章的困窘。他明知一个人在一个大国中传统的力量以及面临的阻力，他也知道一个小国所具有的速度优势，知道如何用速度来弥补自己的单薄，也深知自己国家的底气不足……
把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放在一起比较，梁启超似乎是第一人。从梁启超的著作来看，梁启超已经清晰地明白中国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也明白李鸿章失败的原因。1901年12月26日，即李鸿章死后的第40天，梁启超写成《李鸿章传》一书，开始为李鸿章“盖棺论定”。梁启超认为，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藤不如李鸿章；而李在政治识见和政治处境方面，明显地不如伊藤。梁启超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性标准下进行评判，指出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指出“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梁启超是说到点子上了，对于李鸿章们来说，既缺乏近代国家思想，更没有近代国民观念，这的确是19世纪中国洋务派官僚的政治通病。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可以说是看得相当准确，他的论断，可以说是触及了问题的本质。
现象总与根本相连。溯本求源，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个人背景、知识结构以及文化背景可以说决定了两人根本的区别。
从本质上说，李鸿章应该是一个传统之“士”。一方面，环绕李鸿章左右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专制制度形成的阴影；另一方面，李鸿章自身的血液里，也流淌着这样的因子。可以这样说，无论李鸿章走多远，在他的身上，自始至终牢牢套着一根无形的绳索。李鸿章无力，也无法挣脱这样的绳索。
也许对于李鸿章而言，数千年的习惯和传统是他面前厚厚的城墙。传统与习惯的无所不在，使得李鸿章在这场前无古人的变革中陷入重重的漩涡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所有的学问都应该是关于人伦道德的，这是“本”，是雕龙之术；至于有关自然的知识，那是下里巴人的事情，是“末”，是雕虫小技。况且，清朝选拔官员的考试从来没有这些内容。中国文化从来就相信道德伦理才是千秋万代，至于其他的，则是可有可无。在这样的世界观下，数千年中他们从未对自己的教育和考试制度加以实质性改变。在中华文化当中，非竞争性的“仁”以及“王道”深受推崇。孔子被神化，他与他的门徒们的言论被教授了数千年，成为支撑整个国家运转和生存的唯一的思想基础。这些思想基础包含了中华民族关于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包含了关于人生动机的疏导和关于社会和谐的终极目标。道德说教甚至取代了宗教，成为了“万世师表”的道德准则。
就这样，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因为出发点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中国文化走上了一条重经验，轻逻辑，贵领悟，轻理性，重视人际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的中庸之路。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这样的体系，虽说是一种“王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在具体方式上，缺乏落实的手段，完全可以说是美好的一厢情愿。比如说，假如没有科学，社会如何能发展？没有深入的数学知识，科学体系又如何能立住脚？只有通过社会的进步，才能实现国力的增强，只有国力增强了，才是“王道”的基础。——这一切，在中国文化中，都没有具体的论述。所有这些相关的理论与联系，中国文化都视而不见，只是含含糊糊地大肆宣扬着使命感，而对于这种使命感的落实和生根，显然缺乏最有效的手段，也缺乏坚实的基础。
第九章 羞对后生(5)
从清国当时政治精英的构成情况来看，撇开八旗弟子，可以说朝廷所有的汉族官员，都是先通过科举，然后一步步升迁的。因为熟读圣贤书，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们可以说是文豪和诗人。这些文豪和诗人自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文学、道德说教以及历史。他们所有的学问都关于人伦社会，几乎从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一门科学。他们对于自然，对于经济，对于生活本身所需要的技术几乎缺乏了解。在洋人们眼中，中国文化奇怪之极，这种文化缺乏足够的实用性，从没有对人们心中所产生的重大问题提出探讨，提出解决的办法，也从不对人类未来将遇到的重大问题进行预示。它们缺乏足够的理性和缜密性，只是一堆“指导”得模棱两可的枯燥说教。在西方人看来，中华文化过于自省，也太过于内向。他们对于社会的约束和管制，竟然通过约束个人行动来达到目的，而不注重公众契约。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样的文化极容易陷入自欺欺人的格局，一方面是无力对外界加以干涉，另外一方面又给自己营造出美妙的虚幻光环，并据此认为达到了人生最高境界。
对于这种文化推崇的道德，西方文化也表现出疑问。在对于这个古老帝国足够了解之后，在洋人眼中，这个名义上非常推崇道德的国家，贯穿始终的却是层出不穷的政权斗争，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各自心怀鬼胎，阴谋和杀戮贯穿了数千年的历史。尽管不断地改朝换代，但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政治等同于权力，等同于阴谋，等同于杀戮。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文化背景与历史背景，所以当东西方文化直接撞击之后，大中国的文化一下子变得七零八落了。在此之后，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的人物显得特别复杂，尤其是这当中的代表人物更是如此。社会解体的迅速，中西文化的强烈撞击，对于西方文化的生吞活剥以及政治斗争的剧烈、新旧观念的交错，使得这段时间人们的思想经常处于动荡、变化和不稳定当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将思想细细地梳理，认真地想一想一种主张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他们只是像小贩一样随波逐流地乱叫一气———先进者已接受或迈向乌托邦，落后者仍抱住“子曰诗云”、“正心诚意”不放。同一人物，思想或行为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而同时，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可能是先进的，世界观却可能是落后的；意识这一块可能是超前的，生活习性这一块却完全跟不上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构成了那一段时间一幅极其错综复杂的风景。
相对于李鸿章，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以及他的理解力要比李鸿章高出一筹。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要比李鸿章开阔和新颖得多。他学过汉语，受过儒学影响；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从西方文化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1863至1864年间，伊藤博文曾经留学英国，时间虽然不长，但所见所闻所学，尤其是对于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亲身接触，已使得他对西方社会有一种直观的感受，思维方式也有很大改变。在英国，伊藤博文亲眼目睹了“统一”和“隆盛”，决意要走一条西方列强的强国路，并下定决心要从改革政治制度入手，“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与李鸿章的“盛年不学”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一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他勤于学习，即使是做了总理大臣后，仍经常驱车至习惯去的丸善书店看书，即使再忙，也经常手不释卷。伊藤博文最爱看西方政治家的传记，《拿破仑传》、《彼得大帝传》等外国“历史传记之类”的书籍，他基本都涉猎过，并且，从此类书中得到很深的启示。后来，伊藤博文承认，“以前实施了的海防献金和保安条令，均是取法于《加富尔传》和《俾斯麦传》”。正因为如此，伊藤博文对西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等都比较熟悉，也有着深入的理解，并且形成了切合实际的看法和主张。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却比李早33年。伊藤博文留英归国后，40多年间，又4次下西洋，4次来中国，在欧美考察的时间一共达5年半之久。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更了解世界的大势和各国的情形。显然，按近代文化标准，伊藤博文要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在对西方文化以及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上，也深入得多，这使得他对于事物的看法，对于世界的理解以及在入世的洞察力和掌控力方面更胜一筹。
第九章 羞对后生(6)
反观李鸿章，他有着好学的精神，有着改进的欲望，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力也可谓深入。但李鸿章对于西方的了解，显然要比伊藤博文差很多。在深入理解上的薄弱，使得李鸿章在遇到事情时，便有些薄弱和力不从心，那往往表现为就事论事，在做事时缺乏高妙的手段和策略，也表现在对于事物的核心往往缺乏敏感力和觉察能力。以李鸿章的外交为例，李鸿章的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以夷制夷，辅之以息事宁人韬光养晦的原则。中法之战，李鸿章希望利用英德以制法，被证明不成功；中日之战，李鸿章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同样被证明不成功；德国强占胶州湾时，李鸿章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还是没有成功。不仅仅都没有成功，反而屡失良机，频频受骗。这些，都由于李鸿章缺乏对于列强本质的认识，缺乏对于世界大势的判断。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谈及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在李鸿章的思想中，对于西方真正的精神和思想的理解是浅显的，是支离破碎的。而理解力，往往决定实践水平。比如说在“国家”以及“国民”的理解上，李鸿章们显然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建立“国民国家”却是近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相比较而言，日本明治维新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国家由封建性转向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完成了“臣民”向“国民”的转化。它的课题一分为二：一是创立日本国，二是形成真正的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课题，即建立与其他国家对峙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而后者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课题，为了利用人民的创造性和全体意见支持这个国家，从而实行改革以形成国民。日本较好地利用了西方的“开明之风”完成了“臣民”向“国民”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与近代生产力的发展和西方科技的引进与生产同步完成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所进行的明治维新比李鸿章所实行的洋务运动要高妙很多。而李鸿章呢，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臣民”向“国民”的转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在洋务运动中，他只想埋头“就事论事”，“求强求富”只是变成物质甚至只是军事上的单骑突进，这样的结果，势必造成洋务运动的短足，也造成洋务运动缺乏支撑的力量，从而遭受到四周各方的挤压，变得越来越逼仄。最终的结果是，洋务运动不可避免地钻入了死胡同。
或许，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放在一起比较，论述他们的长短是不公平的。因为李鸿章与伊藤面临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对手，那种潜在的保守力量也不一样。李鸿章所面临的是中国数千年的集权文化，农业社会在发展了数千年之后，到了清代，已经变得严丝合缝、圆润自欺，新生的勃勃的力量，很难有成长空间了。在这种环境下，培植以自由、发展和竞争为主旨的新兴观念和土壤，所面临的阻力，要远远大于那个偏僻的、弱小的、尚不成体系的岛国。以严复为例，便可以看出中日两国的不同。与伊藤博文一样，严复也曾在英国留学，但伊藤博文回日本当了内阁总理大臣，严复呢，回国后只是在北洋水师学堂当了一名教官。李鸿章没有重用他，只是让他出出点子，教教书，直到甲午战争后，才翻译出一本《天演论》。严复的遭遇，只是在重复无数精英的老路，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高人，没有智者，没有思想家，而是成熟过度、自我封闭的制度与环境，毫不留情地把这些高人、智者一代代地闷死、放逐、边缘化。
古老文化也是有拖累的，文化越深厚，负重也就越多；重力最大，行进中所引起的摩擦力也就越大。自然界的有关道理，通用于社会的发展。一个浅显的事实是，一个古老国度负重爬坡时，它所付出的气力，自然要比别人多得多。
从这样的情形出发，也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李鸿章会选择一条不彻底的方式了。李鸿章对于中国现实和历史，还是异常熟稔的，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他当然会选择一条最稳妥也最现实的改良之路。这样的改良之路虽然漫长，但是中庸安全，容易为体制和人们所接受，也能为既得利益的自己所接受。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改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势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分步实施，他自己所从事的，只是第一个阶段；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风云变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懒得去管那些身后之事了。李鸿章清楚地明白一点就是，如果中国的转变采取的是激进方式的话，那么，形势肯定会直转而下，会变成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孤军奋战——一方是他，一方将会是整个体制；而他，是打不过这个体制的，在当时，也不会有人打得过。
第九章 羞对后生(7)
李鸿章所采取的方法，正是他依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古训，所选择的一条看似最“聪明”的道路。李鸿章就像一只蜘蛛一样，精心缔造天衣无缝的布局，小心缜密，明察秋毫；也因为太小心了，也太明察了，以至于失去成功最本质的东西——胆略。晚年李鸿章就像一只将要出洞寻食的老鼠一样，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从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样的谨慎，是一种老谋深算呢，还是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
李鸿章的“聪明和智慧”终于铸就了他的悲剧；与此同时，伊藤博文的胆大妄为的“愚蠢”却写就了华美的成功。历史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种瓜得豆，永远上演的是荒诞剧和恶作剧。想想自己，想想伊藤博文，李鸿章必定是一声长叹。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都是因果的藤蔓上结下的瓜果。李鸿章所种下的，同样也不例外。只不过，李鸿章晚年所收获的，全是他中年时想努力避免的。
第十章 梦醒时分(1)
1895年4月18日，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的李鸿章带着《中日马关条约》回到清国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众人唯恐避之不及。老于世故的李鸿章一下子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他变成了一只该死的替罪羊，而他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鸿章到了天津以后，称病不出，只是派人星夜进京，给总署呈送了《中日马关条约》的正本。在此后，李鸿章一直留在天津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让他们对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清国。8月28日，当李鸿章销完病假后进京上朝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后，光绪阴沉着脸例行公事先慰问一番李鸿章的伤势情况后，话锋一转，声音立即变得严厉起来：“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光绪说得义正词严，李鸿章一下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只得“引咎唯唯”满脸尴尬。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紧接着，李鸿章一下子成为了全国公敌，他的照片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报纸。其时，适逢著名的昆剧丑角刘赶三去世，有人突来灵感，拟就了一副对联，把李鸿章捎带进去加以痛斥：
赶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市井纷纷扬扬，都传说李鸿章在谈判中拿了日本人的银子，绅士和知识阶层也义愤填膺，仿佛不责骂李鸿章就不爱国似的，更有漫画把李鸿章画成一只没有脊梁的癞皮狗。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雪片般地飞向光绪和慈禧的案头。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
光绪皇帝的圣旨适时地下达了，李鸿章被留在北京，奉旨“留京入阁办事”，所谓“入阁办事”，实际上是留其“文华殿大学士”，给李鸿章一点面子，让他赋闲在京。这位昔日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对于这种情况，李鸿章只好自认倒霉了。当时的伦敦《特报》曾这样评论说：“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因为在京城并没有房产，李鸿章从此住进了京城的贤良寺。这个位居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京城众多寺院中的一个，它建筑宏壮，层甍云构，闲院飞花。李鸿章在这里一住就是5年，从甲午战争后一直到李鸿章离开京都去担任两广总督，而后来李鸿章离开两广作为全权大臣赴京处理庚子事变，李鸿章也住在这个地方。可以说，贤良寺见证了李鸿章的最后人生。初次入住在这样幽静的环境里，李鸿章自然感慨良多，他似乎决意隐居一段时间了。每天，他都是居于寺内，很少出门走亲访友，来偈的人，十有八九皆被挡驾不见。一下子从繁琐无比的事务当中解脱出来，李鸿章虽然感到有点冷落，但也落得个清闲，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起先，李鸿章一直井井有条地安排着这段时间的生活。李鸿章早已不是年轻时那个自由散漫的少年了，他的起居饮食，都非常有规律；从曾国藩那里，李鸿章学到了严谨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案无留牍，门无留宾。每天，李鸿章就像一个国学大儒一样，总是六七点钟起床，在院落里走上一走，盘算着一天的事情。贤良寺在早晨的时候显得特别幽静，除非遇到严寒冰雪，李鸿章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吃完早饭后，李鸿章开始按部就班地处理自己的一些事务了，写一点信札，处理一些事务。闲暇之余，他也看看书，有两本书是李鸿章一直在读的，一本是《资治通鉴》，另一本则是《庄子》。翻阅前者，李鸿章意在从历史中对应更多的现实影子，中国的读书人，总有着浓郁的历史情结，李鸿章也不例外，李鸿章希望从这样的历史书中发现历史的经验。在读《通鉴》的过程中，李鸿章时而也发出一点感慨，回想起自己一生的戎马和事务，想想与老师曾国藩的“文章学问”相比，李鸿章经常性地深感自惭形秽。李鸿章曾经说：
第十章 梦醒时分(2)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平生行事，互相印证，借以镜其得失，亦尚觉得有点意趣。
读《庄子》，则让李鸿章身心愉快。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有着双面性的，入世，是儒家；出世，则是道家。李鸿章自然也逃脱不了这样的模式。尽管李鸿章一直缺少庄子的诗意和洒脱，但在骨子里，他其实对于庄子的逍遥方式，并不抵触，相反，还非常羡慕。可以说，庄子与孔子，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立体追求。正面是儒，背面是道。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儒和道之中寻找着心理的平衡点。这，也许就是孔子所说的“中庸”吧。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这，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境界。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出世和入世并不矛盾，而且，这样的方式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们还能处理得相当完美。他们一方面能很认真地度过自己的人生，积极进取，孜孜追求；同时，他们又拥有浪漫主义的情怀，有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自我安慰。这种智慧的平衡术使得心灵健康豁达，很少有那种一意孤行的孤愤和痛楚。李鸿章同样也是如此，在大部分的时光里，李鸿章一直忙于事务而显得异常入世，而此时在贤良寺，读着庄子，想着自己人生所走过的轨迹，李鸿章心里自然有很多感慨，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也一直是有着出世的愿望的，一直向往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李鸿章又认真地拾起他的书法了。李鸿章的书法写得很好，他师从曾国藩学习过书法，尤其推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妍美畅达的风格，李鸿章的笔力苍劲沉稳，文字结构缜密，字体隽秀挺拔，直接而又自然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性情。曾国藩曾评价李鸿章的书法：“观阁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作字则筋胜于肉，似非长处玉堂鸣佩优游者。”在贤良寺的日子里，李鸿章更是把每天练书法的时间增加了很多，他几乎每天上午要临摹颜真卿的《争座帖》和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一边写，一边细看默思，努力品味内在的风骨，就这样，一写，就是好几个时辰。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李鸿章的伤势明显好起来，精力也变得旺盛了。他的饭量也变得很大，正餐完毕，李鸿章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补品。饭后，他的仆人便会悄无声息地走上前，给他褪下鞋子，用手轻轻地给他按摩双足。等到李鸿章睁开眼睛，仆人知趣地退下。李鸿章便进屋睡上一两个时辰。午觉过后，李鸿章又会在院落里走上一走，回到客厅里接待一些来访的人士，有时候，他会坐在客厅的椅子上闭着眼思索着什么。至于晚餐，则是简单的，他只是稍稍地吃一点东西，便让幕僚们自便，自己也稍稍地看会书，写写信，便早早地就寝了。
但李鸿章从未放弃对外部世界的警觉，这时候的李鸿章就像一个潜伏于山洞里的病大虫一样，森林里的一举一动，无不在它的掌握之中。与此同时，森林里面的其他动物也没有忘却这个暂时退出江湖的病大虫，它们同样也寻机如何出击，以便乘人之危，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专制制度就像充满凶险的黑森林，虽然看似平静，其实凶险和邪恶无所不在。在这样的专制制度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错综复杂的，真实的情况总不如历史书籍所撰定的那样鲜明，更多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用稠稠的糨糊黏在一块无法分得清楚。对于朝廷官员来说，没有一生一世的对手，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绝大多数时候，人与人之间表现为利益冲突，表现为政见不同，或者表现为争风吃醋明争暗斗。每个成功的官员都是非常好的杂技高手。李鸿章与翁同之间，同样也体现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这两个晚清时代的重臣之间既合作，也矛盾。与李鸿章一样，翁同也算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饱读诗书，文人气极重；但与李鸿章相比，在翁同的身上，那种传统士大夫的书卷气和迂腐气更重，也更为狭隘。李鸿章与翁同之间就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恩怨，很多书籍上所说的李鸿章曾帮曾国藩起草弹劾翁同一事也并不成立，而且，从世交的角度来说，李翁之间还是有渊源的，论师门辈分，李鸿章是翁同父亲翁心存的小门生。李鸿章的母亲谢世，翁同还亲书挽联：“八十三年，极人世富贵尊荣，不改勤俭行素志；九重一德，为贤母咨嗟震悼，要全忠孝济时限。”李鸿章与翁同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性格上的差异，气味的不太相投；但最主要的，还是在朝廷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争斗。存在决定意识和想法，在竞相争宠的专制格局下，处于同一个平台上的大臣们所进行的明争暗斗，已是这种游戏规则中司空见惯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