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留学计划不幸夭折，但这次时间不长的留学生涯，还是为清廷培养了不少人才。在那些归国的留学生当中，从事矿山、电报、铁路等行业的有30多人，包括6名工程师、3名铁路局长；从事外交、行政行业的也有20多人。在他们当中，后来比较有名的有开平煤矿采矿工程师邝荣光、中国铁路第一人詹天佑、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以及外交总长梁敦彦等。
李鸿章修铁路的事情，同样可以说明洋务运动的艰难，也可以说明李鸿章的苦心孤诣以及坚忍不拔。
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它是人类改变生活观念的一个标志，是集人类想像力、创造力和挑战自然雄心为一体的里程碑。李鸿章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就收到上海27家英法洋行老板的联名信，第一次提出要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洋人们说，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李鸿章把这个建议报告给了朝廷。朝廷根本就不予答复。此时的大清，从皇帝到农民，其观点都是惊人的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个东西，中国的牛车尽管很慢，但是很稳，更重要的是，人坐在牛车上的清闲感觉是无与伦比的，“车辚辚，马萧萧”，“青山转，绿水还”，这样的感觉多富有诗意啊。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建设那种丑陋的庞然大物呢？更何况，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会让地下的祖先之灵不得安宁。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当然不予批准。
第五章 洋务运动(7)
但李鸿章一直锲而不舍，1874年清廷组织著名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再次提出要修建铁路，那本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就曾阐述了应该修铁路的理由。朝廷对于此事，根本没有表态，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李鸿章等得千辛万苦，见朝廷一直无声无息，只好阳奉阴违，准备在唐山的煤矿区修一条10来里长的铁路。就这条短短的铁路，也费了李鸿章九牛二虎之力。为了避免朝廷的非议，李鸿章特意声明，这条铁路不设火车机头，而以驴马拖载，这才得到了朝廷的恩准。
1881年6月9日，这条10多里长的铁路终于完工了。这一天，也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地选定这一天来剪彩，真是用心良苦。通车的那一天，李鸿章在幕僚的陪同下，登上了火车，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很快，流言蜚语来了，说火车行驶震动东陵，而且喷出的黑烟有伤庄稼。结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的车皮再次被驴马替代——中国第一条铁轨上出现了咄咄怪事，一大群驴拉着重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奔跑。
第一条铁路的废用，李鸿章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一时，关于李鸿章修铁路的动机的传言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专制制度的习惯做法是，人们的赞同与反对，往往都是对人不对事。在清廷当时的机制下，大臣与大臣之间，在更大的程度上却不完全是思想的不同，而是权力的争夺、利用以及别有用心……结果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件事情的办成很难，而毁坏一件事情却相当容易。直到1882年，唐山矿区的铁路才恢复了机车牵引。
铁路之事还是耽误下来，这一耽误，又是好几年过去了。1880年，李鸿章的老部下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任上，刘铭传上了一道《请筹造铁路折》，要求在台湾以及国内大兴铁路。刘铭传的奏折，跟丁日昌的要求建水师的奏折一样，同样是李鸿章的授意。这是李鸿章习惯的“挺经”方式，正面“强攻”不成，就采取迂回战术。刘铭传的奏折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轩然大波——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朝中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了京城，面见慈禧时，李鸿章送了慈禧一件“小玩意”——在慈禧所住的北、中、南海，建一条小小的铁路，由法国商人全额赞助。李鸿章真是用心良苦，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对于朝廷决策者的一次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不久，一条长1500米的微型铁路落成了，慈禧太后和大臣坐上了6节车厢的小火车，火车晃晃悠悠地在园内绕了一个大圈，比乘马车坐轿子更稳健快捷，慈禧直接地感受到现代化的车轮滚滚。经过这一次切身体验，慈禧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她再也不反对修建铁路了。5个月之后，清廷终于发布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
这一年，距李鸿章首次上书倡导修建铁路，整整过了14年。在这14年中，李鸿章锲而不舍，力促铁路在中国的实施。这样的耐心和执著不由让人叹息。对李鸿章而言，认识上的差距是很正常的，而由认识差距所造成的阻力，才是李鸿章平生感到最耗精力的一件事。
从李鸿章派留学生和修铁路两件事来看，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所遭受到的阻力，是如何强大了。而李鸿章为求得清国一点一滴的改变，竭尽了自己的全力。
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尽可能隐忍，低调做人，积极做事。这与后来康梁的戊戌变法，完全是两种风格。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疾风骤雨的方式，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放缓洋务运动的步伐，避免由这一切而产生的尖锐矛盾；而当矛盾稍稍缓和，李鸿章又以退为进，重新采取积极之势。在这方面，李鸿章算是老谋深算，他懂得妥协，知道妥协在政治活动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在洋务运动等一些问题上，李鸿章也避免在理论和口号上进行争论，力求只埋头做事，不涉及理论的较真。这一点可以说是李鸿章的智慧和精明之处。作为一个老辣的政治推手，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一点。李鸿章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没有将自己对于“道器统一”的认识向前推进，从而触及到政制、伦理等根本问题。李鸿章从不想介入实质性问题，他只是使自己的诠释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不涉及到问题的核心，从很实在的角度打开国门学习西方。
第五章 洋务运动(8)
年届半百的李鸿章就像一匹驽马一样颤颤巍巍地拉起了整个朝廷。对于李鸿章的处境，知之者，莫过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了。伊藤博文曾在谈到中日战争前中国海军的弱点时指出：“李忠于朝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充分的注意。”伊藤博文最后得出结论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像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争取他们的合作，同时又要抵挡来自各方的不断的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央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充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情况的整个背景作出评判。”
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梁启超在比较李鸿章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时讲述了这样一段话，应该说，“伊（伊藤博文）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之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除了政治上的势单力薄之外，就李鸿章以及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来说，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这使得他们每每到了关键时候，总是难以突破自己。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题是就朝鲜局势问题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了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鸿章与森有礼有这样的对话：
森有礼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有宁（日本使馆代办）代为回答：“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李鸿章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不以为然：“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实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们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贵国祖先采用我们服装是最贤明的。我们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合我们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
第五章 洋务运动(9)
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们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们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入关前）也没有人喜欢这种服制。”
李：“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俗。”
李鸿章与森有礼的对话，从服装入手，谈到了古今之变的根本。李鸿章的思想在对话中暴露无遗。就李鸿章而言，他所承认的西方的进步只限定在军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上，这是他处心积虑想学习和拿来的。至于西方其他的东西，包括服装，李鸿章似乎一点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也不想去改变。一个人往往就是这样，思想容易改变，习惯却难根除，而在很多时候，习惯和思想又联系在一起，不分彼此。在李鸿章的习惯和思想中，还是潜伏“唯我独尊”意识的。或者说，在李鸿章看来，西洋的文化与枪炮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它们完全可以割裂开来。洋务派们为洋务运动定位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口号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彻底的因素，也有着投机意味。所谓“体”，就是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政体已经落伍，根本不想在这一方面改变，在他们眼中，似乎这个落后的、呆板的、腐朽的政体与近代化所创造的“器用”并不矛盾。殊不知，在一个腐朽、专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怎么会有健康发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楼阁，烟雨水榭。
因为这样的认识，使得李鸿章洋务运动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在学习中缺乏深入的精神，浅尝辄止，以小聪明来揣测大智慧，以器用来否定根本。由于理解力上的薄弱以及方式上的小聪明，洋务运动走的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捷径，整个社会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实行市场化，广大的民间力量被忽略，这也使得洋务运动成为国家机器的游戏，背离了广大的民间力量，洋务运动就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郭嵩焘曾经就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方式这样评价：“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郭嵩焘曾经将他的想法告诉过李鸿章。不知道李鸿章听后有什么反应，但想必也是一声长叹吧。聪明的李鸿章可能是想撇开“深挖洞，广积粮”的方式去走一条致富的捷径吧，但这样一意孤行的走法，步入的，却是一座奈何桥。这样的增强国力的方式就像一记险招，甚至几近于赌博，但李鸿章就是想当一回这样的赌徒，来为这个泱泱的东方大国作最后一搏！
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贫穷的国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苍白的精神之上的。李鸿章一直想走一条先强国，而后民富的捷径，这样的捷径在无情的规律面前，只会仓皇地败下阵来。李鸿章在这一点的愚笨是有着传统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是“君为重，民为轻”、“民为微，国为大”。在华夏这个文明古国中，这种最简单的错误方式，就那样本末倒置，悬挂了五千年。
不管怎么样，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样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中国在科技和现代化上的尝试，而且，重要的是通过尝试让人们的精神和认识得到了改变和提高。正因为李鸿章们的洋务运动的努力，西方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了中国，使得中国向着引用西方技术方面稍稍地前进了一点。社会发展总是由点点滴滴的积累而成的，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造就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风流人物；而不断派出的童子留学，也造就了第一批经过训练的人才和一些具有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开端，都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前行。李鸿章所做的一切就像那条固执延伸的铁路，铁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便利和快捷，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一声长鸣震惊了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使得无数人从千年沉睡中醒来。
第六章 如日中天(1)
1886年，李鸿章63岁。这个年龄，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可能是终老南山看夕阳了，但对于李鸿章来说，此时正是如日中天。在此之前，历经3年的中法战争结束，从战争结束那一天起，李鸿章又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北洋水师的建设上。3年后，也即1886年，北洋水师终于建设完毕。光绪亲生父亲、醇亲王奕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委托，带了200多人的巡视团，在李鸿章的陪同下，视察了新组建的北洋水师。那一天阳光灿烂，海水轻拂，李鸿章和巡视团以及各国公使，乘上了排水量达2800吨的“海晏号”，在北洋水师“定远”、“镇远”、“济远”、“超勇”等8艘军舰的护卫下，威风凛凛地从天津直驶旅顺。到了旅顺之后，醇亲王和李鸿章登上黄金山炮台，居高临下，远处清国的军舰像箭一样驰骋在海面上。李鸿章与醇亲王观看了8艘军舰表演打靶，又观看了鱼雷发射……海天之际，轰然一片，水柱冲天。当看到威武雄壮的北洋水师弹无虚发击中目标时，醇亲王和李鸿章忍不住舒心地开怀大笑。醇亲王当即赋诗赞颂，李鸿章也作了两首诗唱和。
雕弓玉节出天阊，士女如山拥绣裳。
照海旌旗摇电影，切云戈槊耀荣光。
饮飞禁旅严千帐，罗拜夷酋列几行。
德协谦尊齐赞颂，力辞黄屋福威扬。
万千气象蜃楼高，忽地齐烟涌六鳌。
慈佛护持看献瑞，仙舟共济敢辞劳。
自怜坚壁心偏苦，却愧屯田诏屡褒。
无限临歧依恋意，漫吟潭水答云璈。
平心而论，李鸿章这两首诗写得堆砌而雕琢，毫无称道之处。相比较李鸿章少年时所著的10首《入都》诗的意气风发，要差很多。人生就是这样匪夷所思，等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时，真气就会虚弱；而春风得意之时，诗情和意蕴往往都会大打折扣，思想的火花也会变得暗淡无光。
李鸿章实在是太高兴了。也许，人一高兴，也就简单浅薄了。诗毕竟是次要的，对于李鸿章来说，北洋水师才是毕生的梦想，如今美梦成真，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如果从头到尾算起来，北洋水师从动议到完成，有近20年的时间。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克天京，标志着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开始退潮，清王朝度过了覆灭的危机，再也不用担心寿终正寝了。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北方的捻军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虽然坚持了数年之久，但却无力回天。对于清国来说，由于长年的军事作战，对洋人的屡屡赔款，整个国家的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列强，包括相邻的沙俄，乃至新兴的日本，都开始虎视眈眈。
1865年以后，清国边境狼烟四起——在西部边境，沙俄以“代管”为名，进占伊犁。英国为了不让新疆落入“北极熊”之口，对于从中亚入侵南疆的阿古柏政权予以外交承认。清廷在这样的情形下，将“铁血大将”左宗棠由福州调任陕西，任陕甘总督。在陕甘总督的位置上，左宗棠花了7年时间，平定了西北。到了1873年，左宗棠终于腾出手来，一边派军进驻河西走廊，一边向朝廷报告，准备进军新疆收复失地。
东海同样也是硝烟弥漫。1874年，新兴的日本为了转移因改革维新所引起的矛盾，以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由，入侵台湾。消息传来，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国生产的军舰“安澜”、“伏波”等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入台，并运去洋炮20门。清军的到来，给日军以强大震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自出马来到北京，和清国进行谈判。清政府此时因西北在阿古柏的控制下，中法关系也因越南问题有紧张的趋势，加上英、美、法三国的调停，决定妥协。经谈判，中国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从台湾撤军。大久保利通在结束北京的谈判来到天津，李鸿章在会见他时，谈到了两国的变革，李鸿章感慨地说：“贵国眼疾手快，万事运转通畅。而我国，如足下所知，国古而旧弊凝结，改革非易。”日本的狼子野心虽然被平息下来，但“蕞尔小国”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对清国的震动很大，朝廷大为震惊，再次正视海防问题，从而引发了海防、塞防之争。
第六章 如日中天(2)
实际上清廷的此次大讨论的幕后操盘手正是李鸿章，是李鸿章在与恭亲王奕唱“双簧”。李鸿章在组建中国海军上的努力，与修铁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为了引起朝廷对海防的重视，1874年11月，李鸿章授意正在广东提阳老家养病的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提出建设中国海军的设想。丁日昌早在1867年任江苏布政使时就提出设立“三洋水师”的构想，到1868年，正式向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名为《内外洋水师章程》，并附《海洋水师章程别议》，其主要内容，即是将沿海划为三洋：设北洋提督于大沽口，辖直隶、盛京、大沽各海口；设中洋提督于吴淞口，辖江苏、浙江各海口；设南洋提督于厦门，辖福建、广东各海口。但在当时被曾国藩压下未报。仅有少数知交好友如薛福成等知道。6年以后，丁日昌再度递上这份条陈时，他又拟出六条具体的建议，主要有：一、外海水师专用大兵轮船及招募之人；二、沿海择要修筑炮台；三、选练陆兵；四、沿海地方官宜择精干仁廉之员；五、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六、精设机器局。条陈递上后，总理衙门认为颇有参考价值，也提出了六条意见，和丁日昌的奏折一起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讨论，限一月内复奏。陕、甘不属滨江沿海地区，本不在饬议大员之列，但总理衙门认为陕甘总督左宗棠“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别咨请他参加筹议。
总理衙门文书下发后，滨江沿海的各官员们纷纷上奏，提出自己的看法。从总体上说，有主张专事海防经营而放弃塞防的，有主张塞防而放弃海防建设的，有主张海防塞防并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算是粉墨登场，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海防思想了。奏章向来简短的李鸿章这一次破例写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海防问题的看法，内容不仅涉及海防，而且还引申到洋务运动及其他问题。可以说，这一份奏折集中体现了李鸿章的洋务——改革思想体系，是理解李鸿章关于国策有关思想的重要文献。
李鸿章首先针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的六条“救时要策”，逐条给予论证，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李鸿章承认“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现实，表示了“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的不满意态度，说出了此前与日交涉“几于管秃唇焦”的费力和辛苦。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对近邻日本的快速兴起看得很真切，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呼吁与日本竞争才是当务之急。日本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留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蔑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针对国内的形势，李鸿章给出了一个药方：那就是变革和奋起。针对此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呼吁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务实策略，改革内政、兴办洋务以自强；对外惧战以求内部自强发展的和平环境，切不可逞意气孤注一掷，把国事视为儿戏；内政不修，则“战守皆不足以恃，而可亦不可久也”。
一言以蔽之，李鸿章的理论，那就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在这种大政方针下，李鸿章概括了几点具体方案：一是“海防”重于“塞防”；二是反侵略之战不能意气用事，必须以全局观来进行统筹，采取理智务实的态度；三是在西北边境，屯兵耕种，积蓄力量；四是节省的军饷全部用于东南海防，否则首尾难以兼顾，如同鱼与熊掌一样，不能两全。
对于李鸿章提出的暂缓西征、全力经营海防的观点，左宗棠表示坚决反对，左宗棠认为，收复新疆是整个国防战略形势的需要。中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因此，北方和西方的稳定直接关系到都城的安危。在这关键时期，如果不立即平定新疆的叛乱，日久之后，必然生变。就眼下来说，俄国、英国尚不会介入中国平定叛乱之举，所以趁此机会速战速决。从经费上说，海防本来就有经常之军费，而塞防本来的经费就不多，即使得全部停了，对于“海防”也没有什么大的帮助。
第六章 如日中天(3)
值得一提的是朝廷在这样的“摆平衡”中，掌握得应该还算不错。毕竟，无论对李鸿章，还是对左宗棠而言，他们都是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上提出问题。而就朝廷本身来说，在精力、物力和财力许可的范围内，当然是愿意两者兼顾。于是，朝廷一方面令左宗棠不惜一切代价收复新疆等失地；另外一方面，立即让李鸿章、沈葆桢等，积极组建南北洋水师。1876年，左宗棠率军西征，先后收复新疆南北路，阿古柏服毒自杀，西征军取得大胜，为后来迫使俄国交还伊犁创造了条件。
在很多人看来，左宗棠的“塞防”毕竟是有结果的，国家通过西征维持了领土完整。而海防呢，李鸿章所花费巨资打造起来的“北洋水师”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的一“得”一“失”，在后人心目中的轻重顿显，所以有不少后人在评价李鸿章、左宗棠时，难免一抑一扬，泾渭分明。这也是李鸿章在大众评价范畴中远远不如左宗棠的重要原因。
就个人出发点来说，在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是想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他们的不同，只是看法的不同，也是所处位置的不同——李鸿章淮系的主要地盘在北洋及东南沿海省份，他当然要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而左宗棠湘系的势力由东南已移到西北，他当然要强调西北边疆的重要，主张收复新疆。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坚决反对丁日昌提出的建立北、东、南三洋海军的建议，认为沿海一水可通，只要各处驻有轮船，自可联成一气，所以海军应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不可分而治之。应该说，左宗棠这一点主张是切合实际的。
孰料好事多磨，正当各省督抚的意见基本汇齐，准备着手办理的时候，1875年初，20岁的同治为八大胡同的风流付出了代价，得了梅毒魂上九天。慈禧太后立醇亲王之子载 入继大统，年号光绪。15日，两宫皇太后宣布再次垂帘听政。海军之事，又被耽搁了一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朝廷任命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办，但没两年，沈葆桢去世，兴办海军的重任，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
对于一个古老帝国来说，兴办这样一支全新的近代国防军，而且是在长达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上白手起家组建全新的海军，无疑是个超级庞大的综合工程。李鸿章开始慢慢启动酝酿已久的种种计划，从宏观到微观，从眼前到将来，从经费、购船，到人员的培训、洋员的聘请、港口的选址等等，分步实施。李鸿章频频给滨江沿海的总督和巡抚写信，鼓动他们积极响应，出钱出物。这当中的事务性工作量是惊人的，这个超级庞大的综合工程，不仅仅是经费如何落实和购买船舰的问题，还有相应的港口建设和炮台设置问题，海军舰队与陆军炮台如何协调的问题，沿海各省如何“连成一气”、遇事时的机动行动问题，中国的管带和洋教官的合作问题，军舰和炮台的常年维修问题，各级人员的培训问题……这样的问题汗牛充栋，多如牛毛。
水师组建之路并不平坦，“摸着石头过河”的李鸿章很快为水师的组建交了一笔昂贵的费用——
一开始，李鸿章是指望自己的江南制造总局来生产军舰的，而且，江南制造总局也生产了好几艘船只。但很快，李鸿章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轮船无论从样式、性能、功用和成本上，都大大落后国际同行业水平。这些船只能运送粮草兵员，根本不能在海上打仗。经过一番考察后，1875年，李鸿章准备向英、德两国订购舰艇。消息传出后，当时清国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便向李鸿章提议：英国阿摩士庄的炮船先进，最适合中国军队使用。李鸿章相信了赫德的话，当即决定购买4艘。第二年，被称为“蚊子船”的4艘舰艇驶抵中国。接着，李鸿章又为南洋大臣沈葆桢代买了4艘同样性能的军舰。当4艘新舰艇到达后，李鸿章一看这四艘军舰的性能比上一批的好，就留下了新的，把原来的4艘送给了沈葆桢。不久，赫德继续向李鸿章游说，告诉他英国又新研制了一种更新的舰艇，这种船要比“蚊子船”先进很多。李鸿章一听，既然有这么好的船，便又托赫德买了两艘。不久，李鸿章发现上当受骗，这10艘战舰不仅式样陈旧，且性能极差，炮重船小，行动迟缓，根本无法进行深海作战。1886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路过天津看望李鸿章，问及“蚊子船”近况，李鸿章闭目摇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5年后，李鸿章不得不对外宣布：这些船全用破钢片镶成，不能再进行航行，只能作废。
第六章 如日中天(4)
就在李鸿章积极组织北洋水师之时，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水师建设的步伐不得不停顿下来，投身到抗法战争的硝烟中去。
战争总像是不可避免。法国对于越南，从来垂涎已久。1873年11月，法军百余人侵袭河内。越南国王请求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法国首领，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条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中国在越南的影响。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到了1882年3月，法国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边外防军陆续进驻。刘永福的黑旗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法国大战后撤回中国境内。8月，法军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此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朝廷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这时，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力图避免战争，李鸿章力图避免的理由是：第一，中国没有必要因越南而卷入战争。第二，从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无力与法国开战。第三，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相当困难，无力再打一次持久的战争。在战与和上，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李鸿章的态度，更是激起了“清流派”的极大反感，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梁鼎芬向朝廷上书，言之凿凿李鸿章有“六可杀”理由。当慈禧将这部折子交给李鸿章看时，李鸿章吓得面如土色，再也不敢轻易说言和了。在此期间，李鸿章又自撰楹联一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很是自嘲了一番。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16000人，由越南北方大举向中国方向进攻。清军不敌法军，节节败退。在这样的情形下，清廷正好借机完成了内部的权力斗争，一直主张洋务运动的奕下台。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清廷又想起了谈判，派在中国任二品官的英国人赫德以及金登干和法国人交涉。法国人狮子大开口，谈判破裂，法国重开战火，双线作战，一线在越南北部作陆军进攻，另一线则由水路分别攻击台湾基隆和福州马尾的南洋海军基地。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分别向福州和基隆进发。8月5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下顽强抵抗，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8月23日，中法马江海战爆发。停泊在马江（马尾）水面的法军8艘军舰、2艘鱼雷艇向福建水师发起攻击。新组建的福建水师哪有什么抵抗力呢，很快全军覆灭，兵舰11艘以及运输船多艘沉没，官兵殉国760人。而法军仅5人被击毙，15人受伤。8月26日，中国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宣告爆发。
在海上，10月初，法舰分头进犯台湾的基隆和淡水，刘铭传鉴于兵力不足，放弃基隆，坚守淡水。法军在基隆登陆后，再犯淡水，一度抵滩上陆，但很快被击退。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转而从10月23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1885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法舰骚扰浙江镇海，截击由上海往援福建的5艘中国军舰，在浙江石浦击沉其中2艘。3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及渔翁岛。此后，法军进攻镇海，遭到扼守招宝山炮台的中国军队奋勇还击，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的座舰也被击中，孤拔身受重伤，6月11日死于澎湖岛。
第六章 如日中天(5)
在陆地，中法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发生正面激战。1884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李鸿章淮军旧部、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法军准备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7尺、长3里、底宽1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较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24日法军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墙外，与法军面对面进行搏斗，终将法军击退。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
正当清政府全力对付法国的时候，新兴的日本在背后又捅了一刀。1884年12月，日本在朝鲜制造了“甲申事变”，朝鲜亲日派乘清政府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抽出兵力的机会，发动政变，他们的军队突然冲进王宫，逮住了国王，并杀死了一些亲华的官员。驻守朝鲜的袁世凯当即平定了叛乱并救出了朝鲜国王。东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前往朝鲜索取赔款，要求道歉和索资重建日本使馆，与此同时，另一位专使伊藤博文也前往北京，要和清朝谈判。后院起火，无疑动摇了清政府战争的决心。正如赫德所分析的：“中国如单独对付法国，我以为还可以好好打一阵子，但是一旦中法真正开火，日本就会跟法国合作……前途真是够严重的。”与此同时，俄国正虎视眈眈中国的东北和朝鲜，英、德、美等列强也想借此机会谋取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清国不得不与法国进行停火谈判。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李鸿章像傀儡一样被推到了前台，因为中法谈判李鸿章并没有参加，所有的条文都是赫德和金登干在与法国谈判后拟就的，李鸿章只不过是按照朝廷的要求出面进行签字画押罢了。6月9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一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二是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三是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四是此约签字后6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五是法军退出台湾、澎湖。这一次条约，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罕见的既没有割地，也没有赔款的条约。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清国而言，已是相当难得了。
烽火岁月中，李鸿章是一刻也没闲着。每天，李鸿章都是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府关注来自各方面的情况报告，心惊胆战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1884年2月底，即中法马尾海战半年前，李鸿章曾向总理衙门建议设立“海部”，统管全国海军。因在当时，南洋、福建、广东3支水师发展极其缓慢，在全国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然而，李鸿章的这一急迫的建议并未得到朝廷赞同。这样的各行其是，直接导致了新组建的福建水师在马尾的全军覆没。战局起伏过程中，李鸿章还在外交上利用一切手段给予了前线以极大支持：利用国际公法，奏请总理衙门致电各国遵守中立；致电曾纪泽，让其在各国舆论面前揭露法国的侵略；利用外国轮船运输，保证京城的其他地方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与前线兵将联系，支持全力抗法。刘铭传调任台湾之时，李鸿章让刘铭传在淮军之中抽调骨干130多人，这些人后来在坚守台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铭传一度形势危急放弃基隆扼守淡水，在清廷引起了强烈震动，左宗棠等激怒地表示要对刘铭传进行弹劾，这时李鸿章极力为刘铭传进行辩解。
李鸿章为中法战争心急如焚，他一直担心的是，这场不该来的战争会耗尽清国自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十几年“同治中兴”以及自强运动所培育的一点气韵。李鸿章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接二连三的打击，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数千年中积蓄的荣光和底气早已耗失殆尽。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哪怕有着短暂的苟延残喘也是好的，那会让偌大的帝国得到喘息的机会，也可以为下一次的出击积蓄一点力量。中法战争的爆发，使得好不容易积蓄的一点气力耗费殆尽，而原本就松动的基础立马变得摇摇欲坠起来。
第六章 如日中天(6)
中法战争之后，朝廷各派别在组建海军的观点上有了出人意料的统一，组建海军的事务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鸿章向朝廷的奏折当中说，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于到处受牵制的地步。李鸿章可惜的是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人未出师身先卒,的确让人痛心。李鸿章加快了组建的步伐。算起来，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的十几年间，李鸿章的精力和时间基本上都花在水师的组建上了，可以说，李鸿章是为这支庞大的海军费劲了心血。1888年，朝廷批准颁行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终于成立。到这一年为止，这支水师以2艘铁甲舰、8艘巡洋舰为主力，总吨位超过了4万吨，加上南洋、广东、福建等地区的舰艇，清国一下子跃居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并且构筑了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以天津大沽、东北旅顺、山东威海为重点的京畿环渤海防御体系。至此，李鸿章终于感受到命运所赐予隐忍且不懈努力的人那短暂的、实现理想的极大快乐了。乘着“定远”、“镇远”两艘东方第一巨舰驰骋海面，仰望着大清龙旗在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的时候，李鸿章壮怀激越。
李鸿章没有想到这样的高峰只是短短的瞬间。命运跟李鸿章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它让李鸿章只能注视幸福，却不能拥抱幸福和保住幸福。在经历一次短暂的极乐之后，李鸿章还没来得及充分享受，那种快乐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时间很快又到了1892年。刚过新年，远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就刊登了一条新闻，透露说彼岸20岁的大清国皇帝正在跟两个曾受英美教育的国子监学生学外语。《纽约时报》评述说：光绪皇帝屈尊学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都认为，死死抱住3000年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要顺应当今形势，就必须相应改变国家制度。李鸿章也从有关方面看到了这一则消息。在李鸿章看来，光绪皇帝学外语，最起码是一件好事。虽然，在李鸿章看来，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要真正学好外语，会比登天还难。
这一年，按照中国传统，李鸿章70大寿。正月初五是李鸿章的生日。还没进入新年，李府上下就忙得不亦乐乎了。从朝廷到地方，不断有寿礼拉来。慈禧一贯是喜欢热闹的，这样笼络权臣的机会她自然不会放过。慈禧派人送来的真是大礼啊——赐以“调鼎凝厘”的匾额一块；“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御笔“益寿”字一幅；另有御笔蟠桃图一轴，上有“锡以大年”横批和“慈禧皇太后之宝”图章；无量寿佛一尊；貂褂一件；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大卷江绸十二件。礼是让李鸿章的侄子、翰林院庶吉士李经畲专程送来的。李鸿章自然大喜过望，感恩不尽，“当即跪迎至署，叩头谢恩……”一纸谢恩折子奏上去，慈禧照例给了三个看起来轻描淡写的字：“知道了。”
光绪皇帝赐的东西也不少，有“钧衡笃祜”匾额一面；“圭卣恩荣方召望，鼎钟勋贳富文年”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方；无量寿佛一尊；嵌玉如意一柄；蟒袍面一件；小卷江绸十六件。也是让李经畲几百里地一路送到天津。李鸿章照例是叩拜一番，然后递上一本谢恩的折子，满纸同样都是感激涕零的肉麻词语。
至于其他官员的礼物，那就更多了。京城里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淮军旧部，甚至平日里的死对手，都送来寿礼。其中以刘铭传送的礼最为独特，也最有意思——刘铭传只送来一担挂面圆子，并自赋诗一首：“挂面圆子加烘糕，台湾治理正操劳，礼轻仁义重如山，如同千里送鹅毛。”刘铭传是李鸿章的老部下了，也是李鸿章的亲信和同乡，诗中的“挂面圆子”和“烘糕”都是合肥的土产。对于刘铭传送来的土特产，李鸿章自然笑纳。那一段时间，李鸿章整天迎来送往。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里，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
但这样的喜庆似乎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正月初六，也就是李鸿章生日后的第二天，李鸿章15岁的儿子李经进竟一病不起，撒手人寰。紧接着，没过半年，李鸿章的继室夫人赵小莲去世，年仅55岁。70岁的李鸿章在这一年只是迎来了短短几天的喜庆之后，便坠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年真是一个喜忧参半、苦乐胶着的一年。70岁生日刚过，李鸿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第六章 如日中天(7)
1892年是一个转折，在这一年中，李鸿章似乎感觉到人生的无常，也感觉到天命不可违。这一年的凶相表明，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更加不祥的事情还会接踵而至。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1)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我们不妨假设一回。如果命运女神真正垂青东方这块土地的话，也许，李鸿章就能成功了。
说这话是有理由的。如果历史按照李鸿章所设想的一直平平缓缓发展，没有出现大波澜的话，那么李鸿章“始作俑”的洋务运动必然会成气候，而且极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经济和近代化的进程。这样的进程发展到一定规模，又会带动相关领域，譬如政治、文化、社会、教育、民风等各方面的发展。这样，洋务运动所体现的，就不仅仅是它技术方面的功效，更重要的，会以一种示范的作用来带动整个社会，由洋务运动散开广泛的力量，慢慢推动民间和上层的改变。于是，当民间和市场形成一定气候的时候，那种加速度的效应必将来临，那时，韬光养晦的李鸿章也许会迎来一飞冲天的时候。
但李鸿章偏偏就被甲午战争撞上了，可以说，甲午战争撞碎了李鸿章的强国梦，将他的努力付之东流，也使他的整个人生乾坤颠倒，坠入深渊。
在此之前，李中堂可谓如日中天，他不仅担任直隶总督，而且还兼任北洋水师的总管。他拥有重兵，旗下又有很多亲信爪牙。并且，李鸿章还以北洋大臣的身份直接管理当时清国的外交，与总理衙门“分庭抗礼”形成“两个外交部”，形成当时清国政坛一个很奇怪的局面：中国驻外公使的公文常常既送总理衙门，也送给李鸿章。李鸿章可以不经咨照总理衙门而直接向驻外公使发出指示。可以说，李鸿章的政治影响力、朝廷的宠信程度等，在当时的汉族大臣中，可以说无出其右。当然，更重要的，是李鸿章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洋务运动，也初见成效，并在各方面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动力。
但历史显然没有按照李鸿章所设想的和愿望的方向发展，命运狠狠地将一个烂柿子掷向了李鸿章。阴差阳错中，一切都走向了反面。相隔不远的岛国日本，在最关键的时候捅了清国致命的一刀。
1840年的鸦片战争，冲击的，不仅是幅员辽阔的中国。它给岛国日本带来的，同样有巨大的冲击波。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给日本造成的冲击要远远大于中国。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日本引起的震荡是举国性的。对于岛国日本来说，几千年来，一直都以不远的中国为榜样，中国一直是日本的老师，也是世界的中心，但这样一个强大无比的国家，竟然轻而易举地被西方打败。这样的感觉，就像一个孩童心中力大无穷的巨人，竟然三下五除二地被一个外来人轻易击倒——轰然倒塌声中，那种恐慌和失落肯定是致命而彻底的。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个散落在太平洋的岛屿之国与中国一衣带水，在历史与文化上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地理环境对于民族性格的影响来说，这个一直被汪洋包围着的民族在内心深处一直埋藏着岛屿人才具有的恐慌意识，他们一直有着寻找归宿的靠岸心态。这种天生的陆地意识和求生感，决定了居住在岛屿上的人们必然要向外扩张，并为此进行疯狂的努力；也决定了他们具有高度的警觉和攻击性，他们能迅速察觉恐惧的存在，然后，一旦意识到危险时，便会如野兽般一跃而起，先下手为强展开攻击。
1853年7月8日，当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准将率4艘海军舰队来到日本，要求日本开港通商时，日本没有进行抵抗。他们不是不想抵抗，而是实力相差太大了，抵抗无疑就是送死。而且，日本已从中国鸦片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几天后，日本允许美国官兵上岸，市政最高官员浦贺奉行以总督的名义接受了佩里递交的以蓝色天鹅绒包着的国书。
黑船的到来引起了日本巨大的震动。不久，佩里再一次率领舰队来日本。1854年3月，日本幕府几乎全部接受佩里提出的要求，签署了日本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亲善条约，即《神奈川条约》，日本开放下田和箱馆两处港口，向美国人提供淡水、粮食和煤炭；亲善条约还规定了最惠国条款，承认美国在下田驻领事的权利。随后几年，俄国、荷兰等国也相继同日本缔结了亲善条约。日本锁国的大门彻底被西方列强打开。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2)
国门大开促使了日本自身的分化与改革。武士们以王政复古的名义推翻了在日本历史上持续600年的幕府，扶持刚刚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合法的新政府。1868年4月15日，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这是一个推动国家变革，开启变法图强大幕的总纲领。从此，日本进入明治时代，决意向西方学习，对日本实行全面改革。1871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代表团从横滨港出发，前往欧美各国考察，代表团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政府官员总数的一半。为了支撑这次庞大的出行，成立刚刚3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当年财政收入的2%。这支庞大的日本政府代表团共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共花了1年零10个月的时间，在此之后，写下了长达百卷的考察报告。这个团队规模之大，政府投入之巨，官员级别之高，出访时间之长，在日本乃至亚洲国家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历史上，都可以称得上前所未有的。
行进在陌生的西方列国之中，这支日本政府团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一样，拼命地吸收着发达国家的营养。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各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的结构和方式，都使他们着魔。这支日本代表团的工作重点就是调查和研究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制度，探讨将西方制度移植到日本的可能性。使节团到达美国后，由伊藤博文起草的工作要点中有这样一句话，集中体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初衷：“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业，尽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特使我国国民起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在德国，日本使节团似乎找寻到了自己国家发展的模式。刚刚完成国家统一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欢迎日本使团的宴会上实话实说：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都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这段带有嚣张气焰的大实话让日本人茅塞顿开。他们不仅认同了俾斯麦的强权政治说，也醉心于德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化的进程，以国家的力量来推动本国各方面的进步。同时，他们也在内心当中认可了一种方向，那就是军国主义的扩张国策。
从溯源的角度来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比清国的洋务运动要整整晚8个年头。当清国在8年之后仍是羞羞涩涩地推行洋务运动的时候，彼岸的日本一开始，就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把这场快速蜕变定位为脱胎换骨。
为了迎合西方文明，显示日本的开化，明治政府耗资18万日元，费时3年，在东京修起了一座洋楼——“鹿鸣馆”，作为接待外国客人的迎宾馆。从一定意义上说，“鹿鸣馆”像一个晴雨表一样，向日本国民传达着一种信号。明治政府的达官贵人和外国官员经常在这里大摆酒宴，举办各种西式晚会。在这里，首相伊藤博文更像一个政治明星一样，经常在这里举行大规模的化装舞会，闹得满城风雨。不仅如此，为了向民众传达彻底西化的信号，并不真正信仰基督教的伊藤还经常往教堂里跑，以示对于西方宗教的热爱。伊藤做这一切，就是向社会传达着一种新的信息，那就是日本国准备“革面洗心”了。
在此之后，日本与清朝洋务运动采取了相同的方式，那就是全力近代化和工业化。显然，日本的改良派所遇到的阻力更小，行动也更迅捷。当清朝的士大夫阶层慷慨陈词地争论购买西方“奇技淫巧”的机器会伤害民生，修铁路会损伤地脉的时候，明治政府已开始大规模地引进外国专家、技术和设备了。仅1868年到1875年间，日本政府聘任的外国专家人数就达到了2497人，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清国。明治政府给予外国专家的待遇也高，其薪俸均超过本国的高级官员。就这样，日本在改革的力度和速度上远远超过了清国，如果说清国的现代化像一艘硕大的货轮喘着粗气在浅滩中航行的话，那么，日本的改良则像一艘迅速的军舰一样早已进入深水区。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迅速成为令世界刮目的新兴国家。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3)
经过近代化的工业浪潮，日本像一头吃饱了食物的狼一样，变得茁壮强大起来。第一时间里，俾斯麦强权政治的话语便如录音机一样在他们脑海里回放了。日本首先把目标对准了不远处身患病症的清国，在新兴的日本国看来，这个病入膏肓的东方大国已不可救药，与其让西方列强慢慢蚕食，还不如先下手为强，吃了这个猎物来壮大自己。贪婪的岛国开始觊觎着，寻找着攻击的时机。依旧迷糊的清朝仍惺忪着眼，对身边的这个小国不屑一顾。清朝的傲慢越发激发了这个小国的自尊，清朝的懈怠，更加剧了日本的进攻欲望。
1874年利用“琉球事件”侵台未得手后，日本痛感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无法使自己在远东处于领导地位。正因如此，日本举国开始发展海军，他们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军舰，也建立了自己的舰队。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中日两国皆派军舰前往干预，当时日本海军刚刚建立，在实力上，不如吴长庆所率领的北洋军舰，心存忌惮，没有发生直接的交锋。李鸿章加速北洋水师的建设时，日本更是感到胆寒，他们转移了战略目标，把第一敌人从俄国变成了清国。不久，日本更是发愤图强，政府决定从1883年起，将酿造业、烟酒业的税收2400万日元作为海陆军经费，连续八年建造军舰。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北洋海军再次赴朝进行干涉，更加深了日本的反华情绪，只是因为日本军方认为对华作战的准备尚未完成，宣战计划未被采纳。
1882年中法战争濒临爆发之际，日本就派间谍对中国沿海进行了侦察，并提交了一本厚厚的《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了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并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清国的一切都在日本的掌握之中。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清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可以说了如指掌；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甚至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水井都标识得清清楚楚。
日本这一切都是在悄无声息的情形下进行的，清国从没意识到自己的身边潜伏着这样一个血腥刺客。从历史上看，即使这个岛国上的居民不断骚扰中国的海域时，中国也从没有正眼看待他们，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对手。虽然这个岛屿上的居民一直一厢情愿地自认他们与这片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大陆从没加以承认。在大陆人的眼中，这片叫作扶桑的天尽头的地方，生活的只是浪人与和尚，另外也盛产一些小偷。他们看起来谦逊而恭敬，但尽爱干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他们偷走的不仅仅是物质，而且也偷走中国的文化，甚至文字。从中国历史上对于他们的称谓就可以看出，“倭寇”，这样的名词明显地流露出蔑视的味道。当年，一帮倭寇在东南沿海一带不断地骚扰，让统治者觉得很是心烦。即使如此，也并没有把这些来自岛国的强盗当作真正的对头，何况，在这支曾经给东南沿海造成危害的散兵游勇中，领头的，还是自己国土的逃亡商人。把他们称为“倭寇”，只是想激起民愤。所以，即使是在清国陷入欧洲列强的危难之后，清国的上上下下对这个为虎作伥的岛国也没有正眼相对。
但李鸿章还是意识到自己身边潜在的危险了。北洋水师基本建设完毕后，李鸿章为了展示清国水师的威力，给日本以武力震撼，先后两次派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等舰抵日进行访问。第一次访问是1886年7月，北洋水师刚刚建成，丁汝昌即按李鸿章的要求带领6艘军舰访问日本。当清国的军舰到达日本长崎港后，日本国民近瞻龙旗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深受刺激，惊叹、羡慕、愤懑等复杂情绪一齐涌上心头。清国军舰在日本休整期间，一起事件更是深深地激怒了日本国民——由于北洋水师组建不久，士兵纪律松弛，水师官军还在日本酿成与当地警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双方各有死伤。事态在李鸿章的直接干预下没有进一步扩大，“定远”、“镇远”舰回国后，李鸿章下令北洋水师进行大规模整风。1891年，丁汝昌第二次率“定远”、“镇远”等6艘军舰访问日本，这一次，经过几年的整顿，北洋水师的军容军纪有了很大改变，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当时这样描述道：登上军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无存；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4)
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招待了前来观光的日本议员。后来，参观过中国战舰的日本法制局长官尾崎三良写道：“巨炮四门，直径一尺，为我国所未有。清朝将领皆懂英语。同行观者在回京火车上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清国北洋水师的飞速发展以及两次来访给日本以强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建设一支足以对抗北洋水师的海军，成为了日本的最高使命。日本明治天皇发布诏敕，要不惜一切代价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日本国民纷纷捐款捐物，明治天皇自己即捐银60万两。正是在这样的动力下，日本完成了海军的扩展计划，其中包括专为对付北洋海军“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购买的“岩岛”、“松岛”、“桥立”3艘海防舰，向英国订造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等。到了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海军急速扩大，其快射炮以及船舰的行驶速度均超过了北洋水师。
相比之下，在中日海军竞赛的关键时期，北洋水师的建设却松懈下来。由于北洋海军看起来成军，以渤海湾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已初步形成，加之慈禧太后的60大寿庆典、光绪皇帝大婚典礼、黄河河工等巨额开支，清政府的财政异常拮据。1891年，户部决定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将预算挪用于建颐和园。这一决策，使清国海军的发展停顿了下来，也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
日本穷兵黩武之际，在清廷内部，统治者正忙于权力斗争，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老戏正在上演。
1889年，光绪年届十九，并已完婚。按照清朝惯例，光绪既然成人，慈禧就不便继续“训政”,于是，慈禧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帝“亲政”。“亲政”和“训政”的不同之处在于，光绪可处理日常事务，逢重大事件，再请慈禧懿旨。但这样的“度”是很难把握的，在具体过程中，时有一些微妙的摩擦。慈禧哪里肯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呢？由于慈禧肆意干涉光绪的日常工作，与光绪接近的朝臣愤愤不平，光绪也郁郁不乐，不甘心于傀儡地位。于是，朝廷的大臣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两派，一派是在光绪周围逐渐形成的并无正式组织的小集团；另一派大臣则团聚在慈禧周围，唯慈禧马首是瞻。时人称前者为“帝党”，后者为“后党”。“帝党”的核心人物是翁同，翁氏先后为同治、光绪老师，曾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他的主张是“尊王攘夷”。在“帝党”中，除翁同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些“清流”人士，并无实权，他们好空谈，于事无补。在这场明争暗斗中，直隶总督李鸿章自然是双方争夺的目标，但李鸿章岂是一个随便可以争夺的人，李鸿章虽然赞赏“帝党”革新内政的主张，但他又不满帝党在“抵御外侮”中一味不顾实力的主战态度。在李鸿章看来，这种意气用事的主战，明显是目光短浅。而对于“后党”，李鸿章对于他们严重滞后的思维方式，拖拉而不思进取的效率又深感不满。
1894年是慈禧太后60大寿之年，阴历十月初十，是慈禧的生日。慈禧一心想举办盛大的生日庆典来为这个暮气沉沉的王朝“冲冲喜”，让列强领受天朝的威风。时间刚跨入新年，正月初一，慈禧就来了个“殊恩特沛”，把一班大臣都加官晋爵一番，以示普天同庆——李鸿章赏戴三眼花翎，儿子李经迈，被任命为员外郎……同时，慈禧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总办万寿庆典”。既然“老佛爷”想大操大办自己的生日，举国上下都跟着大动干戈，清廷更是忙碌起来，原先只是想把颐和园修缮一下，没想到一动工才发现，工程越来越大，预算一再突破。户部没有办法，最后不得不挪用原先准备给北洋水师更新武器弹药的600万两白银；李鸿章也不甘示弱，也挪用了以兴办水师为名从各地征集的钱款利息100多万两送给慈禧以解燃眉之急。这样的行为，用翁同的话来说，就是“用滦阳换万寿山，用渤海换昆明湖”，这算是李鸿章对慈禧前年在自己70大寿时赠送厚礼的“投桃报李”了。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5)
新年刚过，李鸿章就直接预见了战争的不祥之兆。家门口的塘是最知深浅的了，对于李鸿章来说，北洋水师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战斗力怎样，李鸿章当然清晰不过。1894年5月，李鸿章再一次检阅了北洋海军，之后，忧心忡忡地向朝廷提出：“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犹胜。即日本蕞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舰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李鸿章奏折中的担心终于言中了，朝廷刚刚收到李鸿章的奏折，这边，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叛乱”事件。当朝鲜国王请求清国出兵帮助镇压时，李鸿章听信了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只是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与此同时，日本却派出8000人的精锐之师赶赴朝鲜。双方的力量悬殊太大，清军一下子陷入了尴尬的地步。李鸿章这时候才猛醒过来，意识到事件的危急，他一方面紧急召见英、俄使节，想请两国出面斡旋避免战争，另外一方面，火速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
在此之前，日本就为日本兵伐朝鲜的“师出有名”埋下了套子——这样的苦果是李鸿章亲自酿成的。那一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亲赴天津，与李鸿章签署《天津条约》。当时，年轻的伊藤谦逊低调，而李中堂则倨傲自大，一派颐指气使。在日本的争取之下，《条约》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李鸿章向朝鲜派兵时通知了日方，而日本派出大批虎狼之师时，并没同李鸿章打一声招呼。
李鸿章实在不想打这一场战争，这当中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李鸿章明白，年底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慈禧兴致勃勃地想兴办一次盛大的庆典，迷信的西太后不想被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来搅局，想讨一个吉祥。二是清国国力羸弱，国民经济也在刚刚恢复之中。对日战争，从李鸿章掌握的情况来看，丝毫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失败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了胜利的可能性。李鸿章想把战局再推后几年，在他看来，这一场战斗纯属无把握之战，他不愿在这样的战斗中，过早地消耗自己的实力。三是李鸿章深知，如果要开战，充当主力的，也只会是自己的淮军和北洋水师，那些政敌们只会“坐山观虎斗”，李鸿章可不愿意自己的部队过早消耗。
李鸿章不想打，但清国另外一些人却一心想打这场战争。这当中的重要代表是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主要是光绪与他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原因很简单，日本不是大英国大法兰西，如果日本人真的敢和地大物博的中国打仗的话，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出出这些年受西洋人窝囊气的机会。光绪是为了心中的激奋，也是为了大清国的自尊。至于翁同，除了爱国热情以及书生意气之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作为李鸿章的对头，他才不愿意看着李鸿章拼命地武装自己的部队，积极争取俸禄却不打仗。在翁同看来，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现在，无论怎么样，都应该来看看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到底是骡子还是马了。中国历史上的战与和就是这样充满着非理性。战与和，在表面的堂皇下面，总是有潜流与阴谋，在更多情况下，它是政治势力的干预，而不是真正的需要。于是，屡屡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战则失机，和则失策；从时间与地点上，战与和往往南辕北辙，在不该战的时候战，在不该和的时候和。一个在错误的时机下所诞生的正确决定，最终也无可奈何地变成错误。
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还在上下奔波，想通过外交途径来避免战争。李鸿章希望争得西方各国的同情，给日本施压。当俄国没有遵守替中国调停的约定后，李鸿章就转而请求美国和英国出面调停。纽约方面向日本提出双方谈判的照会后，日本坚决地拒绝了。伦敦方面事先未曾料到事态发展如此之快，一时也找不到适当的对策，左右为难。经过商议，英国出面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双方都不得罪的建议：呼吁中、日双方同时撤军，并在朝鲜京城周围建立一个中立地带。日本又拒绝了英国的建议，那是因为他们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成竹于胸。希望彻底落空了的李鸿章，同时又延误了清国在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直到和平解决的希望彻底破灭，李鸿章才不得不下令向朝鲜增援。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6)
夏天是太平洋季风来临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同样以不可逆转的风雨之势扑面而来。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1)
1894年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消息传来之时，李鸿章知道命运躲不过了，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8月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李鸿章被任命为清军的最高统帅。第二天，圣旨又下，李鸿章被暂停穿黄马褂和戴三眼翎的资格，最高统帅的位置不变。朝廷这一举措，可以看作是对李鸿章前一段工作的不满，也是对李鸿章的警示和激励，希望李鸿章振作起来，在战争进程中有一个良好表现，以重新取得穿黄马褂的殊荣。
战争从一开始就朝着李鸿章最不愿看到的局面直转而下。因为准备仓促，战争自开局时起就陷入了被动。李鸿章曾数次致电刘铭传，让他出任前线主帅，但刘铭传以身体状况为由，拒绝了李鸿章的安排。刘铭传的不愿担当，使得清军在前线一直没有主帅，各部队之间缺乏统一调度。9月15日，平壤之战打响，双方分别投入约17000兵力，分大同江南岸、平壤玄武门外、平壤城西南3个战场展开厮杀。清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李鸿章的淮军旧部、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下令停止抵抗，全面撤退。日本占领朝鲜全境。当叶志超和他的部队在6天内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回国时，后方指挥战斗的李鸿章竟一直得不到确切情报，更谈不上及时阻止和指挥了。当光绪询问战事进展时，一无所知的李鸿章不得不跟光绪打起了马虎眼，说叶志超在牙山一带打死了日军1000多人。当李鸿章随后得到叶志超逃跑的消息后，大惊失色，严令叶志超不准再退，否则军法从事。
接下来对李鸿章最大的打击就是“黄海大战”了。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双方摆开阵势，展开决战；北洋舰队投入战舰10艘，日本战舰投入12艘。战斗持续5个小时，结果清国军舰沉没4艘。北洋水师致远号管带邓汝昌负伤力战，致远号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开足马力，力图撞沉日方先锋舰吉野号，不幸中敌鱼雷，随全舰绝大部分官兵牺牲。经远号管带林永升、定远号管带刘步蟾、镇远号管带林泰曾皆奋力苦战，重创日旗舰松岛号。
“黄海大战”的战败，使得清国丧失了制海权，在这场立体的战争中，已呈颓势。紧接着，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接连激烈交战，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日军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进入中国境内。
东北此时已进入严寒的冬天，这一年的冬天，天降大雪，滴水成冰。在东北，空气中散发着雪的凛冽，也散发着血的腥味，整个战场遍布着绝望。11月5日，日军进攻金州，驻守金州的清军将领徐邦道向驻守大连的守将赵怀业请求援助，但此时，赵怀业早就逃得没有人影。恼怒的李鸿章在得知情况后，命令刘盛休部和晋军提督程之伟部火速赶往大连。刘盛休的回答则是：部队的枪支弹药在鸭绿江边都丢失了，无法上阵；晋军程之伟部传来的消息则是：为防腹背受敌，部队已主动撤退。李鸿章气急败坏，他在给前方将领的信札中大发雷霆，如果战争再失败，就让他们“投海自尽”。
11月7日，大连陷落。在大连，日本军队获取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包括621支枪、129门大炮、3300万余发枪弹、250万发炮弹。黄昏时分，城内漫天大火，风雪之中日军把中国百姓不分老幼赶到城外进行报复性屠杀，鲜血将护城河上的薄冰融化。同一天，60岁的慈禧在紫禁城庆祝她的“万寿吉日”。后来，内务府的账本上记载着为慈禧过生日所花费的银两，总共在1000万两白银之上。那一天早晨，慈禧心情无比之好，她身穿缀满珠宝的礼服，显得华美雍容，青春焕发。韶乐声中，皇帝、皇后以及文武百官分别行跪拜大礼。李鸿章没有参加这样的盛典，仍在天津指挥着前方战事，那一天，李鸿章心急如焚焦头烂额，24小时内竟发了16封电报！
慈禧太后的生日庆典达到高潮的时候，旅顺紧跟着大连陷落。4天之内，日本军队开始全面屠城。几天后美国报纸报道说，这4天中，日军共杀害了约6万名非战斗人员，包括妇女和儿童，只留下36名男子，为的是掩埋尸体。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2)
1895年1月30日，已登陆集结完毕的25000名日本陆军，向驻扎在威海卫南帮炮台的3000名清守军发动攻击。清国守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日军一少将阵亡。南帮炮台沦陷。2月初，威海陆地全部失陷后，日军从水陆两路进攻刘公岛、威海港内的26艘北洋舰队。丁汝昌坐镇刘公岛，殊死抵抗，先后击退敌8次进攻。旗舰“定远号”中敌鱼雷搁浅，在刘步蟾的指挥下仍旧还击，弹药告罄后自炸战舰而亡。丁汝昌誓死不降，被胁迫软禁，服毒自尽。继任者“镇远号”管带杨用霖以自杀拒降……
那一段喋血的日子充满着悲壮，也充满着忧伤，对于李鸿章来说，仿佛世界末日将要来临。威海卫的陷落对于清国来说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山东去北京的道路已经门户洞开，日本从东北和山东两路，对北京形成包围之势。清国万般无奈，提出了和平倡议。斡旋期间，战事仍继续在山东和东北两地进行。2月下半月，清军在宋庆等将领的率领下，在海城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争战，但还是没有控制住战争的局面，日军仍向华北腹地接近。情势已危急到京城，虽然朝廷集结了20万左右的人屯聚在直隶北部，但北京的失陷，看起来不可避免。
在甲午战争中，可以说，受打击最大的，就是李鸿章了。战场的主力，几乎都是李鸿章的淮军嫡系。那段时间，李鸿章不时地听到传来一个又一个晴天霹雳。这种莫名其妙的溃败方式，让李鸿章比谁都苦涩，比谁都委屈，也比谁都愤懑。他的朋友吴汝纶曾经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国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就像一个身败名裂的赌徒，将自己所有的家当和名声输得干干净净。
甲午战争为什么会失败？现在总结起来，当然能找到很多原因，比如说制度和职责上的含混不清。清国君主帝制徒有其表，在调动和掌控全局上力不从心，它甚至无法调动整个国家的力量来与另一个国家对抗。甲午战争是中国与日本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这个现代战争的指挥却落在李鸿章这样一个省级官吏的肩膀上，整个甲午战争就像是李鸿章在以他直隶和北洋水师的力量与日本举国军队作战。但最根本的，应该是国力原因，腐朽呆板的大清王朝不仅仅在国力上已落后于日本，而且在整个气韵上也呈垂垂暮气。相反，对手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之后，学习了西方很多的科技和管理，不仅仅在国力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且整个国家也呈现出巨大的朝气，新的国民们以国家之事为己任，将自己的一切与国家的沉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方式，使得这个新兴的国家有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原动力。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和国民在思维方式以及理解能力上有了质的飞跃，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占据了主流，整个国家的效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从军队本身来说，当时日本军队中那种来源于西方的精制而周密的准备、缜密的思考方式可以说是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所鲜见的，在日本军队中，已使用了西方军事当中的战法与阵法。这样的阵法与新式武器结合紧密，力量是巨大的。虽然李鸿章的淮军也是一支久经沙场的常胜军，曾经以剽悍的作风击败过太平军以及捻军，而北洋水师也沿用了西方军事的一些训练并且聘请了外国军事顾问，但在淮军中，那种理性而缜密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深入人心，有的只是一些皮毛和表面，相比日本军队的现代方式，作风剽悍的淮军因为组织和战术上粗糙而随意，同时缺乏现代战争的多兵种的协同作战方式，只能算是中世纪的兵勇，算不上是一支现代意义上的部队；而那种一对一之间的捉对厮杀，在两军的热兵器对垒中，往往无从发挥。更何况由于久疏战争，此时的淮军早已是今非昔比了。至于北洋水师，丁汝昌对于海军的不熟悉，掌控能力较弱；经费严重不足、训练和作战水平差、军纪不严等，也是失败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清国的军队在对现代军事的理解上和运用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部队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从实力上说，是国力上的原因，而具体到军事上，则是组织、管理、协调、意识等方面的失败。全方位的落后，导致了甲午战争一败涂地，失败得窝窝囊囊，失败得稀里糊涂，失败得莫名其妙……李鸿章又有什么办法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悲愤和认命了。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