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接下来要解决秘鲁、古巴华工悲惨处境的问题了。年底，陈兰彬、容闳分别提交了古巴、秘鲁华工情况的调查报告。早在中秘谈判时，李鸿章已派遣容闳秘密赴秘鲁调查。这次调查取回了呈词、照片、口供以及证人，全部都显示华工的待遇比黑人更加悲惨，他们被卖开山、糖寮、种蔗和鸟粪岛等处，许多人还没有到合同年限就被打死或自尽，或是投入火炉、糖锅而死。血淋淋的事实证实秘鲁根本不执行条约。
光绪元年（1875年）六月初八日，秘鲁换约大使艾勒莫尔来华，立即遭到了李鸿章的严厉指责，说秘鲁言而无信，不履行条约，现在只有先落实查办和保护的办法，“或加订条款，或添用照会，再将前次议定和约一并互换”。李鸿章准备让秘鲁对保护华工作出书面保证，然而没有成功，于是他不再直接与密使谈判，而是奏请清政府改派丁日昌代替自己，自己则在幕后指挥。
丁日昌根据李鸿章的方针展开了外交交涉。然而，双方难有共识，谈判几乎陷于破裂。就在这时，英美提出担保，说秘鲁在换约之后肯定会交出照会。李鸿章还是强硬地坚持原先的意见，同时他致函总理衙门说：从前尚未深熟该处凌虐华工情形如此真切，尚可含容将就，自陈、容二员节次分往详查，始熟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自尽者，每日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今若不于照会内剀（kǎi）切议明，即含混与之换约，则是从前既往之华工不能使生，而随后复往之华工又将就死，而十数万日在水火，喁喁（yú）待援之人，更无来苏之望矣。
他提出，为保护华工的利益，必须慎重换约。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向秘鲁大使提出了最后通牒，宣布如再不让步，中方将采取行动：
一、暂缓批准条约；
二、将秘鲁违约及虐待华工情况公诸各国；
三、若依然拒绝于换约时添入照会，则不必去北京。
艾莫勒尔非常被动，他懊恼地说：“看来莫若立即去日本好了。”
有了容闳的调查材料，李鸿章和丁日昌在谈判中更显强有力了，对艾莫勒尔说：“华工受苦之地方，受苦之时候，及欺凌人之姓名，皆确可凭。”
在事实面前，艾莫勒尔只好承认“容闳所言华工受虐情形算得凭据”。这样，他开出了相关的照会，李鸿章也在一些无关大局的问题上作了让步。七月初七日，艾勒莫尔发表了一项声明，要保护华工：秘鲁将给予“中国移民以最积极的保护，防止他们遭受最低限度的虐待”；保证他们“能安居乐业”以及“他们的人身安全与财产”；并保证对中国所派使者给予密切合作，与之切实商议华工事宜。中秘条约也在这一天于天津正式签订。
《中秘查办华工专条》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保护侨民的条约。李鸿章要让所有在外的华工都知道，朝廷还没有忘记他们。大清国虽然力量微弱，但还是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臣民。李鸿章说，海外华侨如果知道朝廷还惦记着远在异国的他们，那么一定会激发他们的爱国之情，激起他们效忠中华的正义之心。李鸿章由此想到，华工在外距离中国遥远，朝廷根本无法知晓他们的情况和安危。于是，李鸿章还考虑到如何向海外各国派遣使者。清政府深以为然，决定派陈兰彬为出使美、西、秘国大臣，容闳帮办一切事宜。不过直到1878年初，在清政府简派公使已将近3年的时候，陈兰彬才磨磨蹭蹭地出洋赴任。
《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在秘鲁华工的待遇。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护侨条约。从开始谈判到正式换约，经历了激烈的辩论，长达两年之久。事实证明李鸿章是近代史上保护华工政策的首倡者，也是积极的推动者。
洋提督事件始末（1）
1863年，清政府从英国购买的一支舰队，1882年李鸿章聘任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为北洋海军舰队的总监察，负责训练。
琅威理（Lang William M）是近代海军史和中英外交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本是英国海军的一个低级军官。光绪初年，李鸿章奉命创建北洋水师，战舰多购自外国，且海军人才缺乏，不得不借才异域。
北洋海军创建伊始，李鸿章为物色一位理想的统帅伤透了脑筋。1878年，中国已拥有新式舰艇二十余艘，可外国人仍然认为中国“并没有海军”。重要原因在于海军的组织训练全无章法，不堪一战。李鸿章写信给驻英公使郭嵩焘，嘱托他在英国帮助寻觅北洋统帅。郭嵩焘回信说，有一个叫琅威理的英国人符合李鸿章的要求，专业技术十分精通。当年6月，琅威理受聘为中国护送所购炮船。李鸿章得知后令船政大臣丁日昌暗中观察琅威理。丁日昌回报，琅威理是不可多得的帅才。李鸿章心中对琅威理顿生好感。琅威理护送船舰来华，任务完成后便返回英国，并未与李鸿章谋面。琅威理虽然符合条件，然远在英伦，海军的组织和训练却是刻不容缓。李鸿章希望“老朋友”赫德能够推荐合适的洋人充任海军教习。精明的赫德见海军教习一职既没钱又没权，对李鸿章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1879年，李鸿章只好将此事再次托付驻英公使，此时公使已不是郭嵩焘，而是曾纪泽。不久，曾纪泽回信，保荐之人还是琅威理。这年9月，英国海军统帅古德访问天津，李鸿章询问有无合适人选可推荐来中国做海军总教习，古德推荐的依然是琅威理。正巧这时李鸿章得到确切消息，不久有一批炮船要运抵天津，负责押送的正是琅威理！李鸿章与琅威理虽未谋面，对其大名却已耳熟能详，决定亲自会会这个众口交赞的琅威理。
1879年11月，琅威理受雇率清政府第二次在英国订购的四艘船（即镇东、镇南、镇西、镇北）来华，于十月初六日抵达大沽口。当时的四艘炮船均为英军的淘汰武器，技术要求很低。琅威理在万里波涛一番操练，弄得李鸿章心花怒放。操演完毕后，李鸿章当即聘请琅威理为中国海军总教习。李鸿章当时正为母守孝，但仍马不停蹄地为琅氏办理来华任教事宜。那种热切的心情仿佛得到琅威理就为中国海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琅威理见李鸿章如此急切，反倒不急不忙，开始提出各种条件，如海军总教习拥有调派兵勇之权；其在中国服役期间不能影响在英国军队的年资和升迁；其借聘须经赫德之手办理，否则拒绝受聘；最后，琅威理简直和敲诈一般开出天价的年薪待遇。对琅威理的各种无理要求，李鸿章尽量满足。然而，英国政府却不答应。英国海军部一是不愿现役军官到中国任教，防止泄露本国军事机密；二是英国政府认为琅威理既然到中国任职，在英国的年资应自动停止；三是琅威理在中国的服役年限不符合英国法律。清政府虚位以待，英国政府却不愿放人，双方就此事僵持不下。在这期间，有两个人为此事使出浑身解数，急于促成此事。他们是英驻华公使威妥玛和总税务司赫德。两个人纷纷劝说英国政府。威妥玛几次向英国政府发去密电，晓以利害。他说，如果中国聘不到英国军官，就会在法国、美国、德国中寻找合适人选，那会极大损害英国在远东的利益。琅威理只不过担任教习职务，如两国开战，随时可将其召回。此事我们不愿意做，法国、德国和美国都抢着想干！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人选，就等着李鸿章要人了。只要中国政府允许琅威理为清帝国服役，海军控制权迟早会落入我们手里！赫德比威妥玛还着急，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琅威理之事本不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应该由私人来安排，因为中国人最不喜欢和官方打交道。他十分担心李鸿章母亲的突然去世会给琅威理来华带来不利影响。他说，不知道这个伟人要为母亲守孝一百天（短丧），还是二十七个月。如果是一百天，这件事还有希望，要是二十七个月，此事就可能要泡汤。幸运的是，清政府最终只准了李鸿章三个月的假期。在二人的努力斡旋下，英国海军部最终暧昧地表示琅威理在中国任教“既不有所妨碍，也不有所促进”。李鸿章和琅威理正式签约，聘其为北洋海军副提督。1882年秋，琅威理正式来华任职。他的任务是负责北洋海军的操演、训练及教育事务，直接对北洋大臣负责。琅威理的年薪定为纹银六百两，但没有规定聘用年限。李鸿章本打算长期聘用琅氏，不料后来也正因此漏洞，琅威理任职一年后便随随便便地辞职跑掉了。
洋提督事件始末（2）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按照英国政府规定，大英帝国臣民不得为第三国作战，英国政府保持中立，琅威理为避嫌而去职，改由德国人式百龄担任总教习。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接受海战失利的教训，痛定思痛，决定大办海军，于1885年九月初五日，成立中央海军机构海军衙门，所有水师系归其节制调遣。一时各国政府纷纷派本国军官前来应聘，希望接替琅威理的职务。英国政府也意识到琅威理的重要性，晋升其上校军衔和舰长，要求其返回中国继续任职。李鸿章电请琅威理回华复职，赫德等也极力恳劝，并请英国外交部代为敦促。琅威理要求在训练中采用英制，雇佣英人，并授予其训练全权，在得到李鸿章同意后，1886年春，琅威理重返北洋海军，受到李鸿章、丁汝昌和北洋官兵的热烈欢迎。其时正是用人之际，北洋统帅丁汝昌乃陆军出身，对指挥海军毫无经验，海军官兵甚至很多人连“经纬仪”、“指南针”都分不清。琅威理回任后，3个月内使一盘散沙的海军变得整齐可观，得到清政府颁发的二等宝星勋章。同年四月，醇亲王大阅海军，因海军建设卓有成效，赏赐琅威理提督军衔。李鸿章在电文里也经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二提督”的称谓。在北洋海军的正式公文中，琅威理的头衔也全是“提督”。可是后来经过“撤旗事件”后，琅威理发觉这个头衔是空的，自己没有一点实权。
1890年3月，北洋舰队至南中国海例行操巡。提督丁汝昌率镇远等四舰巡查海南岛，总教习琅威理则留守香港。香港乃英人汇聚之所，琅威理忙不迭地下船去和同乡炫耀自己的官位和成绩，直到天黑才回到船上。按海军惯例，提督离船降提督旗改升总兵旗。
琅威理的校友——海军留学生刘步蟾下令升起总兵旗。琅威理看到提督旗撤下，非常不悦，因为在他心目中，自己和丁汝昌平起平坐，提督旗是俩人共同拥有的。他还经常和部下说：“北洋海军有两个提督！”于是他跑去问刘步蟾，丁汝昌走了，我还在，我也是提督，提督旗怎么能撤下呢？刘步蟾毕业于英国海军名校，他平时便看不上这位洋提督，加上海军中多为闽籍，琅威理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大家早就对他愤恨。于是刘步蟾对琅的质问不做理会，琅威理只好致电李鸿章，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
李鸿章对此事并未重视，搁置不理。琅威理却感到备受侮辱，跑到天津威胁李鸿章，如果不严惩刘步蟾，他马上辞职！李鸿章偏偏不信邪，留下一句话：愿走愿留，悉听尊便。琅威理一怒之下，再次辞职。
琅威理辞职后，在华的外国报纸纷纷为琅氏鸣不平，谴责李鸿章背信弃义。《中国时报》报道说，琅威理纯粹受骗上当。因为聘任合同写得明明白白，琅威理必须拥有实权。升旗事件绝非偶然，而是李鸿章和北洋军官的卑鄙阴谋。《北华捷报》描述得更为悲壮：外国人以辛勤劳动和忠诚人格换来的却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除非外籍军官与中国人同流合污，慵懒堕落，否则便会遭到嫉妒和排挤。事件不断升级，渐至超出李鸿章和琅威理的个人矛盾，上升为中英两国间的外交冲突。英国政府态度强硬，禁止英国军官为中国军队服务，驱逐英国海军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中英关系因琅威理辞职事件陷入僵局。
合纵连横护颜面（1）
就在中秘换约前半年，因“马嘉理案”而引发了持续一年半的中英交涉。如果说在中秘订约谈判和换约中，李鸿章的特点是执意抗争的话，那么在中英交涉中，李鸿章就以“委曲求全”而著称了。
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清政府认为列强意在通商而不是要推翻其统治取而代之，意识到可以利用列强来镇压太平天国，因而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同时，出于种种原因，列强之间对中国实行了被称为“合作政策”的联合侵略政策。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然而，各帝国主义国家实际都想实现自己在华利益的最大化，表面的合作之下暗中却各自加紧侵略活动，所以它们对华侵略的“合作政策”根本不可能持久。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列强纷纷加紧在华的侵略活动，中国西北、东南和西南的边疆危机几乎同时出现。如俄、英染指争夺新疆，日本开始侵台试探，英、法两国分别加强了对缅甸和越南的侵略，其意在侵入我国的西南边陲。这些，标志着边疆普遍危机的开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马嘉理案”。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自19世纪70年代起，老牌殖民者英国在工业发展上开始落后于后起的美国和德国，优势地位逐渐丧失，对华贸易也陷于困境。
因此，英国殖民势力想要在中国扩大市场，他们企图打开一条自印度、缅甸到长江流域的通道，向中国西南地区扩张势力。当时在云南大理存在一个反清政权，是由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建立的，英国为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便向杜文秀出售武器，同时牟取暴利。
1873年，杜文秀政权被清军剿灭。英方加紧实施滇缅边境地区的探路计划。第二年夏，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到总理衙门申请护照，告诉总理衙门英国将派遣考察队经缅甸前往云南境内考察，并派上海的翻译官马嘉理前往接洽。总理衙门提出边境地区难保安全，但英方执意坚持，当时日本侵略台湾致使时局紧张，总理衙门不愿此时引起英方不快，便最终同意了英方要求。
总理衙门即发给旅游护照，并指示沿途地方官员给予照顾。马嘉理到达云南后，巡抚岑毓英等当地官员护送他经腾越进入蛮允，都司李珍国派人护送马嘉理到达新街，与勘探队头领柏郎上校会合。
英方决定派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官员马嘉理到云南迎接柏郎的探路队。马嘉理从上海动身，经湖北、湖南、贵州进入云南，然后入缅，于1875年1月17日到达缅甸八莫，与已在八莫的柏郎等人会齐。2月初，他们开始向中国边境进发。2月21日，先行进发的马嘉理一行在中国云南蛮允附近，为边吏李珍国率部和当地士绅所阻，双方顿起冲突，马嘉理开枪打伤中方一人，中方随后将马嘉理及其随行的几名中国人打死。柏郎未敢继续前进，率探路队退回缅甸八莫。这就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马嘉理事件”。
事后，云南巡抚岑毓英向清政府报告说，杀死马嘉理的是当地“野人”。但英方认为岑毓英素来仇视洋人，李珍国为岑的部下，如无岑的指使，李珍国不敢擅自阻拦，更不敢杀死马嘉理。不管究竟是否岑毓英指使，此事确给英方攫取更大侵华权益提供了口实。
英国政府很快得到了消息，便令威妥玛同清政府交涉此事，并指示他借此扩大声势，完成勘探队没有完成的任务。威妥玛随即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并提出了许多与马嘉理事件毫不相干的无理要求：
合纵连横护颜面（2）
中英双方派员共同勘查此案；
同意英印政府另派探测队入滇；
偿款白银15万两；
商订办法“保证英国贸易得免除关税及半税以外一切课税”；
1858年《天津条约》第四款所给予英国驻华公使的“特权”，应解释为清帝应予合适的接待；
“因中国官员的行动而产生的一切赔偿要求”应立即予以满足。
这时正是中国的西北、东南边境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因此听说马嘉理被杀，清政府大吃一惊，急忙向威妥玛表示将尽快通知云南当局进行调查。随后，上谕严令岑毓英迅速确查究办此案。对于威妥玛的六条要求，清政府断然拒绝。由于一时没有强有力的手段强迫中国就范，同时其他国家也反对英国单独扩大在华权益，威妥玛于是改变策略，集中要求实现前三条要求，并以与清政府断交相威胁。在威妥玛的威逼下，清政府开始妥协，原则上同意英方的前三条要求。由于当时只有上海可与伦敦通电报，为便于与本国政府联系同时与柏郎到沪商议，威妥玛于1875年4月初到达上海。为表示重视，清政府则在6月19日任命李鸿章的哥哥、湖广总督李瀚章为钦差大臣，和前总理衙门大臣薛焕一同前往云南查办。
清政府的态度是大事化小，主持总理衙门事务的恭亲王奕心知威妥玛明摆着是要讹诈勒索，他上奏光绪帝要谨慎行事，清政府即令云贵总督刘岳昭、云南巡抚岑毓英急速勘查。岑毓英上报结果声称元凶是当地山民野人，威妥玛当然不肯罢休。清政府只得命湖广总督李瀚章、总理大臣薛焕前往云南审查此案，英方观审官员参与会审，经过多次公开审讯，李瀚章得出结论：李珍国就是英方要求追究的策划组织人员。
威妥玛对此结论当然不满意，他反驳道：“李珍国绝不敢阻杀洋人，就算是岑抚台指派，也不是他敢做的，肯定还有更深的幕后主使。现在滇案处理不合事实，如果只惩办野人，我不答应；如惩办李珍国及吴同知等人，我不答应；如只惩办岑抚台，我也不答应。其错在中国朝廷及总理衙门。”将矛头直接对准清政府，并提出要求将岑毓英一干人等提往京城审讯，同时惩办查案不力的李瀚章、薛焕两位大臣。
岑毓英好歹也是一级地方行政首长，堂堂的二品大员，李瀚章、薛焕两位更是朝中重臣了，要清政府公开惩处这些官员，那大清国岂不是会颜面扫地？
在中国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出面在总理衙门与威妥玛之间周旋调停，其实忙于与秘鲁交涉的李鸿章也一直关注着马嘉理事件的发展，威妥玛在与李鸿章见面时，暗示希望李鸿章出面调停此事，后来他通过赫德暗示清政府，希望由李鸿章全权处理。
采取退让和息事宁人的方针，是清政府对此案的基本态度，从曾国荃给其侄曾纪泽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状：“京师城里以威妥玛拂衣出京，大家恐惧情状，亦颇露丑。”稍后介入此事的李鸿章采取委曲求全的态度，自不使人感到意外。
1876年夏，光绪帝降旨，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全权便宜行事”，前往烟台与威妥玛举行谈判，并特别指示李鸿章，万不能答应将岑毓英提往北京审讯的条件。其实威妥玛故意提出这个条件的本意是要挟清政府答应其他条件，尽早“和平”了结此案，为此，英方还调动了海军舰队停泊于大连，做出武力威胁姿态。
李鸿章接到命令后，他仔细分析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当前面临的局势。他明白英方目的是小题大做，借以敲诈勒索，并希望尽快达到目的；而朝廷则是怕与洋鬼子打交道麻烦，更怕惩办大臣丢了大清国的颜面，所以也希望吃点亏尽快结束谈判。但是威妥玛既然放出那些话来，一时也是不好改口的，必须想个法子逼他收回这个条件，好给朝廷挽回点颜面，至于其他苛刻条件，也需要尽力去争取。
其实，威妥玛近期向清政府提出的蛮横要求也遭到了其他在华国家的非议，因为他在没有跟其他国家打招呼的情况下，擅自向清政府提出额外利益要求，这已经破坏了各国在华势力均衡的潜规则了，所以他们也想找机会表达各自意愿。当李鸿章到达烟台的时候，各国公使也以避暑为名来到了烟台。
李鸿章敏锐地发现了这其中的蹊跷，很快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作出了反应。他开始跟美、德、俄、法、日、奥等国公使频繁会晤，还到一些国家军舰上参观，故意孤立威妥玛。
七月十二日是慈安太后的生日，李鸿章又把这个日子派上了用场，他以为太后举办“万寿圣节”为由头，宴请英、美、德、俄、法、日、奥七国公使，还有英国海军舰队司令赖德、兰伯。在酒席间，为了刺激英国公使，他故意发表演讲：“我中华先圣从来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本大臣见诸位贵国都十分富强，都是为了与我大清国交好而来，毕竟一个国家的财力智力有限，须得各国合力取长补短，才能实现共同繁荣。至于通商一事，各国互通有无，本大臣早知此中道理，为此，鄙人当尽心竭力，为与会诸位谋求在华利益均沾。”各国使臣听得李鸿章此番话语，纷纷鼓掌附和，在场的威妥玛虽然知道这是李鸿章耍的手段，但也只得强作言笑。
李鸿章这一招果然奏效，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威妥玛不得不放弃将岑毓英提京的要求，至此谈判才得以顺利进展。虽然李鸿章在其他具体条款上为了中国利益做了最大努力，但最终还是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
在清政府看来，不将岑毓英提京，保住朝廷颜面，就是最大成功，就连当时的外国媒体也评价说中国能在与英国的谈判中抵制英方部分要求而达成协议，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中俄斡旋身价增（1）
1871年，俄国乘阿古柏侵扰新疆之时，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1878年，左宗棠督军肃清阿古柏势力，收复了新疆绝大部分领土，只剩下沙俄占据的伊犁了。清政府再三忖度，决定以外交手段解决，于是派崇厚赴俄对归还伊犁一事进行交涉。
光绪五年（1879年）八月十五日，中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伊犁南境大片土地落入沙俄手中，中国还支付俄国500万卢布作为“守城费用”；此外，俄国还获得了许多商业特权。条约对中国主权和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而崇厚签订了割地赔款条约，不等朝廷调令就私自返回了中国。
朝廷对这样的结果自然难以满意，下令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挽回损失。同年十月初五，李鸿章向朝廷提出建议，说条约的签订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但是中国一旦违约，“恐为各国所讪笑”，应予以批准。
这时，朝野上下都知道了崇厚对俄交涉的失败，故群起而攻之。崇厚被革职候审，后来又被定为斩监候。同时曾纪泽担负起赴俄再进行交涉的任务。
然而俄国根本不同意重订条约，摆出了一副武力威胁的架势。英国公使威妥玛告诉李鸿章：“俄已增兵，劝减崇厚之罪，则英国可调停俄国，使之接待特使曾纪泽。”
李鸿章回答道：“通常情况下，平常有5个弹劾的折子，就可以丢掉官，有15个到20个折弹劾就可以要命了，太后可以不罪崇厚，但现在已经有40个人要求斩崇厚以谢天下，崇厚命在旦夕。”
俄国为了使中国不毁约，以中国不友好为借口调兵遣将进行军事威胁。俄国海军增派舰队威胁大沽口；伊犁驻军也增加了10000人，海参崴边境上也驻扎了12000人的俄军，中俄战争几乎是一触即发。
这时，军机大臣沈桂芬因害怕自己推荐崇厚与俄谈判受牵连，竟一夜白头。
李鸿章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他为了避免恭亲王为主战派撑腰，导致两国交兵，秘密致函于他，说：“军心不固，外强中干，设与俄议决裂，深为可虑。尚祈钧处主持大计，勿为浮言所摇惑，斯全局之幸也。”希望能从宽处理崇厚，以缓和双方情绪，为重开谈判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他向恭亲王建议加紧备战，计划采购铁甲舰以巩固海防。
此时，英国公使将法国希望中俄开战以收渔人之利的情况向国内回报，提出英国应给予中国支持。
中国也知道，列强们都会眼红中俄纠纷，趁火打劫。
面对危急形势，总理衙门开始积极备战，以李鸿章的名义邀请戈登来华，协助处理中国纠纷。
俄政府对“戈登到中国助战”向英国提出抗议，英国也不愿因此直接卷入争端，于是禁止戈登协助中国。
因此，戈登以来华“助和”而非助战为名，从英国出发了。
英国公使为了不得罪沙俄，让赫德转告戈登不要与李鸿章见面。
然而戈登还是在天津与李鸿章见了面。两人曾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并肩作战过，有不浅的交情。李鸿章告诉他，自己是主张和平解决问题的。于是戈登进京与醇亲王奕譞及总理衙门的官员们会见，力主和谈。他劝说清政府放弃，“俄国人可以在两个月内占领北京”。奕譞提出大沽炮台可以阻止俄军登陆，戈登则以“俄人可从陆路夺取”相对，戈登还指责醇亲王对地理知识是一无所知，连翻译官都不敢翻译。最后戈登警告说：“和俄国打，将来赔款割地，损失更大于今日。”
中俄斡旋身价增（2）
戈登回国之前到天津跟李鸿章告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大致的意思是：中国应“速成立近代化陆军，勿与俄国开战。如要战，则迁都与俄人作持久的游击战，不要与之作正面战。中国军队吃空额的恶习必须革除”。后来，香港报纸登载了戈登的条陈。戈登的日记里说明他此行完全是因与李的私交，是助朋友一臂之力：我愿牺牲我的性命为鸿章服务。就为了李鸿章而占领北京（即推翻清政府），使鸿章成为皇帝，则鸿章全无此心。我也不愿陷鸿章于不可能之地位。……鸿章乃中国今日的唯一救星，所以虽未被鸿章所召，此次到中国，却是为了鸿章。
又记道：“若中国以选举方法使鸿章在位，愿竭力以赴，但以武力夺取，亦有违我心。”
很明显戈登希望李鸿章能取代清帝，更好地领导中国。
同治五年（1866年），李鸿章负责处理归还南京法国教产的事宜。由于他一直拖延，对法国的无理要求置之不理，法国公使伯洛内便借机向恭亲王进谗言，说李鸿章有篡位之心，对他进行了攻击和诽谤：“且李鸿章之敢于误国，是自矜其有为有献，慰官憋赏，曰碑誉颂，骄气日盈，又见贵亲王事事优容，不加勉强，是以其有跋息之势，欲于南方自雄焉。本大臣看上海及香港新闻纸，早有人说过，李鸿章有自由自主之意”，想利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将他拉下台。
《景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桩事：光绪六年（1880年），上海的《华报》根据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提出李鸿章有可能取代清帝，说：“中俄若开战，俄人将占领北京。只有鸿章可代中国与俄人谈和，鸿章必允俄人要求，俄人退出必立鸿章为帝。”李鸿章得知此事，气得不得了，马上查禁了该报。
当时的外国人大多认为李鸿章已具备了左右中国的实力，因而对他是否会做皇帝，作出了许多评论。
光绪八年（1882年）十二月十五日，戈登返英，写了一封信给英国的远东问题专家，说：“欧人多愿李鸿章自立为帝。实则满清若倒，中国或将大乱，英国更不能通商。若鸿章果能自立为帝，则中国必在鸿章之英明领导下，联合一致，于英国利益更为不利。法国亦然。英人以通商为主，鸿章若自立为帝，岂不禁止英人售烟（鸦片）运货，更何利之有？中国实不应与法战。”
此时，清政府的守旧派给外国人留下的全是迂腐、盲目、不切实际的印象，所以李鸿章更显出深谋远虑，是个务实的人才，具备领导中国的能力。一旦他登上最高权力的地位，中国必将纳入正轨，各国的在华利益也将得到保障。然而这只是西方人按自己的价值观作出的评判，他们不能了解，李鸿章开明的一面是受到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所限制的。
朝鲜忍让埋祸患（1）
清流健将张佩纶对李鸿章说：“能柔朝鲜而不能折日本，非盟主也。”李鸿章在朝鲜和日本问题上所扮演的正是这类角色。
朝鲜一直是中华帝国的藩属国，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清政府也一直重视朝鲜，因为朝鲜是距离北京最近的邻国。如果朝鲜发生事变，直接影响着大清帝国的安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
1868年，日本历史上一名杰出的天皇——睦仁登基。睦仁就是中国人熟悉的日本明治天皇。明治天皇有着强烈的海外扩张倾向，就任伊始，他就宣称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睦仁天皇所说的“四方”，最邻近的是朝鲜、大清（当时最主要的是台湾及澎湖列岛地区）。
当时，日本的国力还不足以与大清抗衡，因此，对大清帝国还不敢不敬。但对朝鲜，日本人的态度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首先，是所谓的“文交”。1868年年底，日本派出使臣带着一份“国书”，兴致勃勃地去朝鲜，一是向朝鲜人通报“日本内政改革情况；二是表示想建立友好邦交关系的愿望。
日本人的这种用意应该不坏，但在那份“国书”中，有一段话让朝鲜人看了极不高兴：“爱我皇上登极，更张纲纪，亲裁万机，欲大修邻好而贵川之于我也，交谊已尚矣，宜益笃恳款，以归永好，万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诚意也。”
日本人称，在明治天皇刚刚登极之际，举国上下，百废待兴。明治天皇不顾日理万机之疲困，念念不忘与邻居各国重修友好关系，可见其对搞好邻国关系的重视。日朝两国的友情虽然已很不错，但还应该更上一层楼。
日本人在这段话中，两次提到他们的皇上。他们恐怕不知道，这就触犯了朝鲜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朝鲜政府一直比较守旧，他们除了承认大清国有皇上之外，其余大小诸国谁都不要在朝鲜人面前称皇上。而且，日本人与朝鲜交往的文书中，一直没有用过“我皇上”这个词。这在朝鲜人看来，也是“有违旧例”的。因此，朝鲜人决定拒绝接受这份“国书”，也不愿意接待日本的使臣。
朝鲜人的这一举动令日本人极其尴尬，通报内政改革情况，简直成了自作多情，致使日本社会各界对朝鲜产生了一种怨恨：什么“有违旧例”？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但对日本人的怒不可遏，朝鲜人一点也不含糊！朝鲜人不仅不怕打仗，而且常打胜仗：1866年，法国人借口朝鲜人反对传教士传播“文化”，挑起了与朝鲜的战争，但结果被朝鲜人打败；同一年，美国人也气势汹汹地想在朝鲜半岛上抢得一块立足之地，结果也被朝鲜人打退；此番小小日本——一个实力远不如美国和法国的“蕞尔小邦”，朝鲜人哪把它放在眼里？
日本人碰了这一鼻子灰后，并没有气馁。在两年后的1870年，日本先与大清政府搞“邦交正常化”，遣使修约——《中日修好条约》，约定“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接着，日本人又派了一个名叫“佐田白茅”的外交官出使朝鲜，结果再次遭到朝鲜人的拒绝。
这一下，日本的面子算是被扫尽了。难道朝鲜人比大清国人还傲慢？部分日本人咽不下这口气。
佐田回国之后，即向政府上书，称朝鲜认为日本的“国书”出现“皇上”，即是对他们的不敬，难道日本人必须要“敬”他们？反之，他们对日本人的“不敬”就是应该的？佐田说，朝鲜人“知守不知攻，知己不知彼”，“固随傲顽”，没什么了不起，不用武力征服它，“则必不为我用也”，主张“征韩”，而且佐田还说，出兵“征韩”有利可图，虽然发动战争需要经费，但不出50天，这笔军费就能夺回来。他认为朝鲜是个“金穴”，粮食也很多，“一举拔之，征其人民与金谷”，实在是“富国强兵之策”！佐田还分析说，现在出兵朝鲜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认为，4年前法国和美国在朝鲜吃了败仗，这两个国家不会就此罢休，俄国人现在又把军队开到黑龙江口了，也想来吃朝鲜这块肥肉；日本再不下手，这块肥肉就会被别人叼走了。最后，佐田得出结论说：“满清可交，朝鲜可伐，吕宋（今菲律宾）、台湾可唾手而得。”
朝鲜忍让埋祸患（2）
可见，以佐田为代表的日本强硬派不仅藐视朝鲜、吕宋，就连大清国也不放在眼里，他们毫无顾忌地谈论着夺走台湾的事。这是一种典型的“黩武主义”论调，在当时日本国内受到缓进派的严厉批评。
其次，日本人对待朝鲜的态度就是“武攻”。1875年9月20日，日本海军少佐井上良馨带领一艘军舰驶至朝鲜江华岛附近，在这里测量海口，以作战备之需。
接着，日舰靠近江华岛，放下小艇，准备派士兵去岛上取淡水。这时，守卫领海的朝鲜军队发现日舰已侵入朝鲜境内，并发射大炮，向日军提出警告。日本人听见炮声，立即还击，将岸上朝鲜人的炮台击毁，并冲上岛屿，攻城烧杀。朝鲜军民伤亡惨重，但日本只有两人受伤。这就是“江华岛事件”。
日本蓄意制造江华岛事件，就是“诱导朝鲜开化，使朝鲜屈服，并予吞并”的借口。
“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日本军舰很快回国，日本政府为此发布公报，称日本军舰在经过朝鲜附近准备去大清时，遭到朝鲜人的突然袭击，日本人准备登陆询问原因，结果遭到朝鲜炮火更为猛烈的轰击。日舰迫不得已，进行还击，并于次日登陆，占领了朝鲜人的炮台，缴获了朝鲜人的器械，其间，两名日本水兵受伤。
这一公报发表后，部分日本人再也忍不住怒气了，呼吁日本立即出兵朝鲜。其中有个名叫“木户孝允”的向政府递交申请，要求自任使臣，前往朝鲜“探询原因”。木户孝允在申请中说：如今朝鲜人向日舰开炮，事实上，是已经正式与日本人开战了。但考虑到多种原因，日本人不便立即动武：朝鲜人一直奉行大清国的正朔——年号纪元与大清国一致，两国关系如何，日本人暂不清楚，对“江华岛事件”，日本人可以先派使臣赴大清询问底细，将事件的始末详细向大清政府作汇报，如果大清政府能本着朝鲜是其“邦属”之国的意愿，“代我责罪”，批评朝鲜的行为，并责令其向日本帝国道歉，妥善处理好此事，那么，日本人可以适可而止；如果大清政府不愿意“居中代办”，那么，日本就可以自行处理。怎么处理？首先是责成朝鲜承担责任；如果朝鲜方拒不承担责任，那么日本人定当问个水落石出，日本人应审时度势，出兵一事，应慎重考虑。
木户孝允的主张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持，并付诸实际。后木户孝允因患病而未能成行，日本政府领事派遣另一名使臣赴朝鲜交涉此事。同时，派遣外务少辅森有礼赴大清，探询大清态度。
1876年1月，森有礼到达北京，与总理衙门奕等进行洽谈。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中朝宗主藩属关系问题。森有礼断言朝鲜之为中国属国，“徒空名耳”，否认《中日修好条规》适用于朝鲜事务，企图“在与朝鲜直接交涉之际，杜绝中国方面的干涉”。奕则表示“朝鲜为中国所属之邦，与中国所属之土有异，而其合于修好条规‘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侵越’之言者则一。”坐镇津、保的李鸿章，密切地注视着中日会谈，总理衙门也不时地“抄示往复议论朝鲜节略”。李鸿章认为日本对于朝鲜，以议和为名，实则备战，而朝鲜并“不愿议和，诚恐衅端已兆”。他既看到朝鲜“不足以敌日本”，《中日修好条规》无法束缚日本手脚，日本侵占朝鲜使中国“有唇亡齿寒之忧”，又不愿效法明朝李如松抗日援朝故事。他建议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劝诱朝鲜忍辱负重，允许日本“通商往来”，以期“暂弭兵衅”，避免中国卷入纠纷。
朝鲜忍让埋祸患（3）
1876年1月24日，李鸿章在保定会见了森有礼。森有礼专程拜访李鸿章，是想“复申各说”，通过李鸿章影响总理衙门，打破谈判僵局。李鸿章接见并宴请了森有礼。森有礼絮聒不休，声称“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李鸿章针锋相对，指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森有礼坚持强权的逻辑，而李鸿章却迷信“万国公法”，殊不知“万国公法”并不能制止侵略者“恃强违约”。森有礼还否认朝鲜为中国“属国”；李鸿章驳斥说：朝鲜“奉正朔，如何不是属国”？他俩关于朝鲜是否中国“属国”的争论，其实质是西方殖民观念与东方封贡观念冲突的反映，是日本企图排挤清朝势力、打开侵略朝鲜的通路和清朝方面为维护宗藩关系、防止日本侵略朝鲜的斗争。森有礼在“酒酣面热”时，曾说“取了高丽有何益处？”李鸿章乘机对他晓以利害，并挥笔疾书“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个字送给他。森有礼再三央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设法劝说朝鲜接待日本使臣。事后，李鸿章果然不负所托，向总理衙门详细地报告了与森有礼会谈的情况，并建议“将奏请礼部转行朝鲜一节作为收场，以示格外和好，藉答来意，而略缓其逞强黩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
由此可见，李鸿章对于朝鲜，既抱住所谓宗主权不放，又对日本侵略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其结果势必引进日本侵略势力，损害清朝的既得利益。
1876年2月，朝鲜见中国无心出力保护自己，于是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在条约里，朝鲜同意开放口岸，日本则声称朝鲜是“自主之邦”，和日本享有平等的权利。清政府没有对此发表疑义，日本暗自得意。
当时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之邦”，并非真正维护朝鲜独立主权，而是企图否定中朝的宗藩关系，开拓侵略朝鲜的道路。清朝统治者基于传统观念，以为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主国，第三国承认与否无关大局，因而既未向日本抗议，又未诘问朝鲜。殊不知如果与第三国引起外交问题，那么第三国是否承认中朝宗藩关系，就会直接影响事态的发展了。此后，日本借口朝鲜为“自主之邦”，遇事与朝鲜直接谈判，竭力排除中国的干涉，处心积虑地把侵略的触角伸进朝鲜。
1881年6月，美国派薛斐尔来中国联系和朝鲜签立通商条约，找到李鸿章帮忙。李鸿章正担心日本会借机侵略朝鲜，薛斐尔的出现让他心中暗喜。如果美国和朝鲜签约，就会牵制日本的行动。所以，李鸿章对于此事十分积极。
1882年，朝鲜和美国签订条约。此后不久，英、法、德、意也纷纷和朝鲜签订条约。除美国特派一人作为驻朝公使之外，列强皆任命驻华公使办理与朝鲜的外交事务，这等于承认了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对于这样的结果，李鸿章十分满意。
1882年，李鸿章回家为母亲办理丧事期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
日本侵略势力在朝鲜的膨胀和朝鲜统治阶级的祸国殃民政策，激起了朝鲜人民的愤怒反抗，加剧了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斗争。1882年7月，京城侍卫部队联合城市贫民发动起义，袭击日本公使馆，杀死几个日本官员，并闯入王宫，闵妃化装出逃。国王父亲大院君李昰（shì）应乘机入宫，自称国太公，出掌政权。史称壬午兵变。壬午兵变发生后，日本采取以武力为后盾的谈判方式，加紧侵略朝鲜。日本派出一支舰队赴朝，企图胁迫朝鲜政府答应“惩凶”、赔款、增开商埠、使馆驻兵、割让土地等无理要求。
朝鲜忍让埋祸患（4）
中国和日本都迅速作出反应。李鸿章派出淮军先于日本进驻朝鲜，日本也派出军舰来到朝鲜。清政府担心的是，朝鲜因为内部的动乱而导致日本有机可乘，所以采取军事行动，帮助李熙恢复王位。日本由于晚来一步，没能借机侵占朝鲜，心里十分懊恼。日本只好借机提出朝鲜赔偿损失。朝鲜同意给日本赔偿损失，并允许为维护安全，日本使馆可以驻兵。
守孝百日的李鸿章回到天津，他深深感到日本对于朝鲜的威胁近在眼前，开始着手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清政府与朝鲜签订新的条约，在朝鲜取得宗主国的诸多特权。此外，李鸿章还派兵驻扎朝鲜，并在很多方面给朝鲜以支持，希望能牢牢地把朝鲜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日本看到清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强硬态度和果断措施，暂时收敛了对朝鲜的行动，转而等待下一个合适的时机。日本人还对朝鲜要员鼓吹朝鲜应该独立自主，应该放弃和中国的藩属国关系。日本可以退还部分赔款，帮助朝鲜独立。这样，在朝鲜内部逐渐地形成了一股亲日势力，他们决定效仿日本，开始政治维新。
在日本人暗中支持下，1884年12月，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亲日派的金玉均等人在日本兵的帮助下打入皇宫，劫持国王李熙，并准备另立幼主。在没有得到李鸿章命令的情况下，驻朝鲜的几位清军事将领商量对策。在袁世凯提议下，清军迅速采取行动。袁世凯带领朝军和清军在三天之内打败日军，平定政变，李熙又回到王位。袁世凯在此次行动中的出色表现，开始受到李鸿章的重视。“甲申事变”之后，袁世凯向李鸿章建议说，应该抓住时机稳稳地控制朝鲜。具体办法是对朝鲜设立“监国”，并派重兵进入朝鲜，然后再和日本谈判。袁还指出：日本并不比中国强，它敢于如此嚣张是因为知道清政府懦弱，不敢开战。如果我们强硬，日本就不敢造次。事情果然让袁世凯说对了，日本人要求朝鲜赔偿损失。当时，和法国开战的福建水师在马尾全军覆没，李鸿章和清政府对于朝鲜问题并没有及时打击日本嚣张气焰，而是息事宁人，任由朝鲜和日本签订了对日本赔礼的条约。
李鸿章的一味忍让并没有换取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反而大大激起了他们的狂妄野心，李鸿章的忍让让他们感觉到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害怕打仗的弱点，于是在1885年2月派出伊藤博文来到中国，专门和李鸿章进行朝鲜问题的谈判。在谈判中，李鸿章同意：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双方如若派兵到朝鲜，一定要照会对方政府。这样谈判的结果，一方面是中国允许日本可以在朝鲜事变时派兵到朝鲜，另一方面是中国失去了只有宗主国才应有的派兵特权。伊藤博文为日本了解中国对朝军事动向找到了最好的机会，为日本侵略中国做好了埋伏。在和伊藤博文的交往中，李鸿章感到伊藤博文并非等闲之辈，中国防范日本侵略十分必要。但是李鸿章没有预想到在以后和日本的交往中，日本的狡诈多变远甚于西方列强。这种耽于忍让的错误认识与行为，实在是李鸿章“一生事业扫地无余”的源头，它把李鸿章一次次逼进了人生的绝地。
1885年4月，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条款大意是：“朝鲜再不是中国的附属国，中日共管朝鲜大事”。这样日本就获得了随时向朝鲜派兵的特权。此后，李鸿章把袁世凯派到朝鲜，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袁世凯不负众望，把朝鲜的政治局面控制得很牢，并在经济上给予朝鲜很多帮助。
1889年，美、德、俄等国先后与日本签订新约，放弃对日本的特权。1890年，英国也同意废止英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这时候的日本，经济发展很快，已经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要同列强一起，来争夺中国这块肥肉了。
甲午硝烟乱纷纷（1）
1894年，即阴历甲午年，在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带有灾难性的年头。日本利用朝鲜问题，把缺乏警觉的李鸿章拖进了预设的战争陷阱。
甲午战争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日本大体上确立了以军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并完成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计划；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政潮迭起，局势不稳。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和满足地主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需要，伊藤博文内阁走上了发动侵华战争的道路。
正当日本加紧准备侵华战争的时候，清朝统治层却正在忙于内部权力之争。1889年，光绪年届十九，并已完婚，按照清朝惯例，已经成人，慈禧觉得不便继续“训政”，只得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亲政”。所谓“亲政”和“训政”的不同处，只是光绪先看奏折，然后再请慈禧懿旨。由于慈禧肆意干涉用人、行政大权，与光绪接近的朝臣未免愤愤不平，光绪也不甘心于傀儡地位，于是在光绪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并无正式组织形式的小集团，与集合在慈禧周围的庞大官僚集团隐然相对。时人称前者为“帝党”，后者为“后党”。帝党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翁氏先后为同治、光绪师傅，历任刑、工、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是一个“尊王攘夷”论者。帝党的主要成员是光绪的近臣和翁同龢的故旧门生，如珍妃、瑾妃的胞兄礼部侍郎志锐、珍妃的师傅侍讲学士文廷式，以及经筵讲席官李文田、侍读学士陆宝忠；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鸣銮，门生张謇，还有被称为“后清流”的编修黄绍箕、丁立钧、国子监祭酒盛显、刑部主事沈曾植等。帝党除翁同龢在政府中有相当权势外，其余无拳无勇，多是词馆清显，台谏要角，议论风生，没有实权。帝后两党都是封建统治集团，双方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最高统治权。当然，帝后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也有革新与守旧、抗争与妥协的差异。后党以利禄笼络李鸿章，企图借助淮系集团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巩固既得权势。李鸿章虽然赞许帝党革新内政的主张，但是既不满于帝党在“抵御外侮”中“一意主战”的态度，又鉴于后党掌握着清政府实权、主宰着自己宦海浮沉的现实，因而倾向后党。帝党因无军队作支柱，积极笼络湘系集团，而刘坤一等湘系首领基于同淮系集团争夺权势的需要，在政治上接近帝党。
1894年是慈禧六十大寿之年。慈禧一心举办盛大庆典，借以满足个人虚荣心和扩大后党权势。从年初开始，慈禧就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等“总办万寿庆典”，广征献纳，肆意挥霍，准备在生日那天，在颐和园接受百官朝贺，然后回宫。自颐和园到西华门，沿路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及点设其他景物，“以昭敬慎，而壮观瞻”。她还“殊恩特沛”，用加官晋爵的办法，笼络亲贵和文武大臣，封奕劻为庆亲王，赐李鸿章三眼花翎，以下赏赐有加。慈禧的举措，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帝党的不满。及至日本入侵朝鲜之后，帝后党争就因外交问题而日趋复杂和激化。
1894年3月，朝鲜南部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统治者极为恐慌，请中国出兵助剿起义军。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好机会。为了诱使清政府出兵干涉，以制造侵略借口，便通过日本驻朝使馆翻译官郑永邦向袁世凯表示：“如果清朝出兵干息朝鲜内乱，日本一定不会干涉。”这使得袁世凯坚信日本不会派兵干涉，从而一再致电李鸿章迅速派兵援朝。
甲午硝烟乱纷纷（2）
6月4日，李鸿章又接到朝鲜政府关于“酌派数队，速来代剿”的请求。于是李鸿章决定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1600人进驻朝鲜汉城以南的牙山，会同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党”起义，并按照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由驻日公使汪凤藻通知日本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消息。日本政府见清政府已出兵，便以“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为名，命第五师团大举进入朝鲜，并于6月10日占领了汉城。袁世凯针对日本同时派兵入朝的异常情况，电告李鸿章拿主意。这时李鸿章也看不出日本侵略的最终目的，寄希望于外交上解决，一厢情愿地避战求和，在军事上防备考虑不充分。朝鲜“东学党”起义被镇压后，李鸿章以“韩乱”已经平息，向日本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日本非但不允许，反而继续增兵，一月之内派到朝鲜的军队达万余人，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已昭然若揭。李鸿章知日本居心叵测，只好一面电告中国驻朝军队：“日内外俱备，我备未齐，不宜先露心机。”一面紧张地进行外交活动，幻想西方列强尤其是英、俄等国出面调停，促使日本撤兵。日本则以默许英、俄等国的在华利益为条件，换取了列强各国在中日两国冲突中采取有利于日本的“中立”立场。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宣告失败。
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战争一触即发。7月12日，叶志超致电李鸿章请示是进还是退，并提出了上中下三个对策：上策为增加军队，准备同日本作战；中策为自动撤兵，下策为坐守绝地。同时，李鸿章上奏朝廷，建议采取叶志超的中策，撤后，行文各国公使并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初再图大举。但“亲政”不久的年轻皇帝光绪力图有所作为，不同意李鸿章的建议，决定采取叶志超的上策，援兵朝鲜同日本作战，并于7月14日下谕令：“现在事机紧迫，着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出发。”
李鸿章奉旨后，十分犹豫，电请养病在家的刘铭传“督办朝鲜军务”，刘铭传托病不出。此时光绪帝对李鸿章的迟疑态度极为恼火，于7月16日又下了一道严谕：“责令李鸿章不可畏缩不出派，否则如果耽误战机，定治罪于他。”
李鸿章受到严斥，被迫无奈只好匆忙着手部署，分别由天津、旅顺、奉天等地抽调总兵卫汝贵、左宝贵、记名提督马玉昆、副都统丰升阿等军14000余人，取道辽东过鸭绿江进军朝鲜平壤，另由天津抽调仁军、北塘兵2000余人，取海道进援牙山，并派北洋舰队的济远、广乙、威远3舰护航。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面偷袭中国护航的海军船只，并击沉运兵船高升号，不宣而战。28日夜，日本陆军又偷袭牙山清军，在成欢接仗，清军大败。8月1日，光绪皇帝正式颁布宣战上谕，甲午中日战争于是全面爆发。
消极防御失国土（1）
从甲午中日战争总体看，日本精心策划，采取战略进攻态度，相反地，清政府是被迫应战，事前缺乏充分准备，事后也没有制定合乎实际的战略计划，完全处于战略防御地位。这决定了清政府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以及北洋海军逐步走向全军覆没的结果。
制定、实施“保船制敌”方针直接导致了平壤战役的大败。早在中日宣战之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就已经制定好入侵中国的战略方针：以主力在渤海湾登陆，于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夺取北京。而在清军方面，事先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直到正式宣战，清政府才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着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继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着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根据这一方针，清政府决定再增调陆军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后南下驱逐入朝日军，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内的海口，北洋舰队即游弋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峡，策应入朝清军，并确保京都门户的安全。
不久，日军得知大批清军将于平壤集中南下，决定命第三师团赴朝，与第五师团合编为第一军，北攻平壤，先占领朝鲜全境，作为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命联合舰队“从海上接应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功”。根据这一部署，日本联合舰队放弃同北洋舰队决战，改用牵制北洋舰队的办法，控制仁川、大同北口，阻止清军从海道增援朝鲜，以策应日本陆军北攻平壤。
丰岛海战之前，李鸿章十分重视控制仁川、大同江口，但丰岛海战后，李鸿章慑于日本舰队的威力，不仅主动命丁汝昌将舰船撤回，而且每当丁汝昌率舰队往巡，总告诫他，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以保全船为主。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后，李鸿章既害怕舰队远出有失，又怕敌军舰队突然闯入北洋各口。1894年8月9日，丁汝昌奉命率10舰赴朝鲜海面巡击，但日本联合舰队不与他作战，而是驶进威海、旅顺港口，假装要攻击，实际目的是要北洋舰队回航，把制海权让给他们。而此时，光绪皇帝获悉日本舰队深入威海、旅顺一带活动之后，担心他们会入侵大沽口，于是于8月23日电谕丁汝昌，要他在大沽门户附近巡航，不得远巡。这样，拱手将仁川、大同江口的制海权让给了日本。
因丁汝昌受李鸿章“保全坚船”的束缚，多次出巡无功，引起朝野不满，光绪皇帝于8月26日将其革职，为此，李鸿章上奏为丁汝昌辩护，并乘机正式提出“保船制敌”的作战方针。从此以后，“保船制敌”就成为北洋海军对敌作战的基本方针。按照这一方针，主动放弃与日本海军争夺黄海制海权，而退守“北洋各口”，不出渤海一步。这使日军得以从海上顺利地应援侵朝陆军。
1894年9月15日，日军对平壤发动总攻，当夜攻占平壤。19日，李鸿章电告叶志超驻守义州，三天后，又令其全线撤回，退出鸭绿江，日军随即占领了朝鲜全境。
在平壤战役前夕，李鸿章为了及时增援平壤，决定将驻防大连一带的总兵刘盛休所部铭军8营4000人，由海道运至大东沟，然后转由陆路开赴朝鲜，并命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航。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师11舰护送增援平壤守军开抵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后准备返航。途中遇到1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军舰。突然，12艘船舰上的美国国旗全部换成日本旗帜，向北洋军舰发动袭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双方激战了5小时，北洋舰队损失惨重：5舰被击沉，6舰负伤，死伤官兵千余人。日军有5舰受到重创，死伤600余人，并先行撤离战场，北洋水师也返回旅顺。至此黄海大战结束。
消极防御失国土（2）
水陆两线作战清军全部溃败，一时议和舆论甚嚣尘上。慈禧令户部尚书翁同龢到天津同李鸿章商谈和战之事。翁同龢是当时主战派的领袖，见到李鸿章后严厉责问其为何迟迟不肯发兵，以致贻误战机！李鸿章怒目而视，冷笑道：“翁师傅主管户部，平时向您要经费时总遇冷脸，事到临头才来责问。我倒想问问您，那几条军舰能靠得住么？”翁同龢反问道：“为臣者本应尽职尽责，为何不再向朝廷请求？”李鸿章答曰：“朝廷疑我飞扬跋扈，大臣弹劾我贪财舞弊，我若继续索要经费，今天还有李鸿章么？”翁同龢争他不过，把话题引到战局问题：“东北乃龙兴之地，如果失守如何是好？”李鸿章坦白道：“奉天军队实靠不住，我鞭长莫及，东北防务一点把握都没有。”半个月后，辽东半岛沦陷，奉天危急！
而此时，北京城内歌声悠扬，鼓乐冲天，正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紫禁城和颐和园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丝毫看不出战争的痕迹。“老佛爷”五十大寿时就因法国人作祟没过好，这次可要好好庆祝一番。总管太监李莲英下令，这段时间内凡可能令“老佛爷”不高兴的事一律不准奏报！这一做法果然有效，慈禧下令，大赦天下，放假三天。李鸿章可没闲着，前线救急电报雪片似的发来。李鸿章加紧了求和步伐：一面派人以祝贺俄国新帝即位为名请求俄国出面调停；一面委托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赴日议和。李鸿章对德璀琳充满期待，对外宣称：如果德璀琳和伊藤博文谈判顺利，中日可先停战，再议和。日本政府此时全无议和之意，认为德璀琳不符使者资格，拒绝与其谈判。德璀琳在日本待了几天，连伊藤博文的面也没见着，觉得很没面子，便找了个借口：“本日接到恭亲王电报，说日本政府已承诺由美国政府来仲裁，所以本人没必要在日本逗留，即刻返回中国。至于李鸿章的信函，我已在日本邮寄给伊藤伯爵。”随后灰头土脸地回到天津。日本报纸评论德璀琳此次斡旋是：“贸然而来，怅然而返，真是好生奇怪！”
李鸿章焦急等待德璀琳和美、德外交调解时，日军连续攻陷金州、大连，向旅顺猛扑。旅顺口与威海卫隔海相望，是渤海门户。日军决定以“重大伤亡代价攻取旅顺”。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行动，全城仅留36人负责掩埋尸体。负责旅顺船坞工程的龚照玙（yú），金州失陷后逃回天津。李鸿章令其回旅顺前线效力。然日军进攻旅顺时，他弃船厂于不顾，乔装改扮混在士兵中逃跑了。当时人们编了“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的歌谣讽刺淮军逃跑之快。李鸿章一生都以淮军为荣，此次败逃实使其遭受了不小的打击。
这次黄海大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规模大，战斗激烈，时间长。在战斗中，北洋舰队虽损失大于日方，但也给日舰以重创，使日军要“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未得逞。但客观上讲，黄海大战中双方海军就实力而言，中国并不逊于日本。北洋水师如果准备充分，指挥有方，不至于损失那么重。即使如此，日本是长线作战，经费及武器供给和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均不利，如果黄海大战后，北洋舰队积极调整战略部署，有可能挽回不利战局。可惜的是，李鸿章进一步陷入畏惧、妥协之境地，积极寻求西方列强出面调停，想尽快结束战争。此外，由于李鸿章视北洋舰队为私人资本，对于这次海战损船较多，他大为愤怒，再次强调“保船”方针，使得丁汝昌不敢再战，致使日本海军基本上掌握了黄海制海权，对以后战争进程及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军的下一目标是威海。李鸿章令丁汝昌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守住威海卫。当时朝野均指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贪生怕死、畏敌避战，要求将其立即撤职。北洋海军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评价道：“有人责备北洋海军，殊不知这不是北洋海军的过错，也不是丁提督的过错。有人钳制海军，丁汝昌不能做主。”这个人就是李鸿章。李鸿章认为中日军队实力悬殊，攻打旅顺时，丁汝昌曾请求舰队与日本决一死战。李鸿章坚决反对，对丁汝昌说：“你在威海卫守住那几只船，其余不关你的事！”
日本此时突然改变战略，在报纸上公开刊登议和“价码”：中国赔偿军费4亿两，并将日当时所占之区割让日本。清政府认为条件虽苛刻，却有议和的希望，任命邵友濂、张荫桓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一向主张议和的李鸿章对此次议和态度并不积极，他认为日本此时提出议和，其中定有蹊跷。果然，清方使臣还未踏上东瀛，日军便发动了更大的攻势。二人使团的迅速成行明确显示出清政府无心恋战、急于求和的真实意图，也使日本政府坚信，战争越扩大就越有利可图。
黄海海战后，日军战时大本营为了首先实施侵入辽东半岛的作战计划，令第一军尽快打过鸭绿江，入侵辽宁，威胁沈阳，以牵制正面清军，并掩护由第一师团和第十二混成旅组成的第二军于辽东半岛进行登陆作战；而清军方面，为了阻止日军向中国本土进攻，已由海守陆攻转变为全面防御。针对当时敌我态势，李鸿章提出了所谓的“单纯防御作战”方针。而光绪皇帝虽抱负很大，但他既动员不了全国力量，又受到慈禧的牵制，难有所作为，因此，清政府采取了李鸿章提出的单纯防御作战方针。但即使采取这一方针，由于未弄清楚日军主攻方向，对敌人重点进攻的辽东半岛非未加强防御力量，反而不断把守军调赴他处，这就给日军在这里登陆提供了有利条件。
1894年10月24日，日军第一军首先在鸭绿江发起进攻。同一天，第二军在日本海军护航下，没有受到北洋舰队的任何阻拦，也开始顺利地在花园口登陆。10月底，当登陆日军缓慢向前推进之际，丁汝昌率舰队由威海抵达旅顺，但未敢前往日军登陆地点进行任何必要的袭击。11月7日，登陆日军因驻守大连清军溃逃而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大连湾。同一天，丁汝昌也率舰队返回威海。后由于受到李鸿章训斥，11月12日下午，率舰队开赴旅顺，稍事游弋，于13日晚即离开旅顺折回威海。22日，旅顺即被日军攻占。此后不到一个月，日军即攻占了辽东半岛大部分要地，为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夺取了前进阵地。
北洋舰队全覆没
日军在攻占旅大之后，准备进行威海卫战役，但由于威海卫军港正面设防十分坚固，不易攻取，于是决定选择清军防御薄弱的荣成湾一带登陆，从侧后夺取威海卫。而清军方面，因辽东半岛溃败，清政府责怪李鸿章救援不力，下诏将其革职留任，命他亲赴大沽、北塘等处巡视、布置。同时，把兵力多调到辽沈，而忽视山东半岛。结果，京都多达200余营，近10万人，而敌人进攻重点山东半岛仅40多个营，不到2万人。特别是荣成方向，兵力最弱，仅4营1400多人。鉴于威海卫后路兵力单弱，守将戴宗骞曾经向李鸿章建议采取“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的战守之策，但李鸿章仍坚持采取单纯防御方针，使得陆岸守军只好坐等敌人来攻，海军舰只则被降为要塞的活动炮台或辅助炮台，完全失去了舰队所具有的机动性能，为日军全歼北洋舰队提供了条件。
1895年2月2日，威海卫失陷。统帅丁汝昌早已做好与北洋舰队同存亡的准备。丰岛海战后，他将儿子丁代禧留在身边，儿媳张氏和孙子丁旭山送回原籍。临行前他交代张氏：“我的生命已交给了国家，你一定要照看好我的孙子！”刘公岛保卫战开始后，丁汝昌向李鸿章表示：“唯有船没人尽而已！”丁汝昌派人将鸦片送到船上，以备如果不能战死就服毒自尽。为防止受伤军舰落入敌手，丁汝昌用广丙舰的鱼雷炸沉了已搁浅的靖远舰，又在定远舰中部装上火药，将其炸毁。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吞鸦片自尽，实践了“舰队亡则人亡”的誓言。丁汝昌向广大官兵许诺的最后一天终于来到了。傍晚，丁汝昌收到李鸿章的电报，上面写着“援兵无期”！
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深夜时分，水陆兵民万余人向他哀求活命。丁汝昌叹口气，道：“与军舰同生死是我的职责。但我的死可以救你们的命。”他向大家暗示自己死后可投降日军以求活路。并交代部下牛昶昞销毁北洋水师的提督印。丁汝昌服下事先准备好的鸦片，次日清晨气绝身亡。
牛昶昞等推举杨用霖出面与日军接洽投降事宜。杨用霖当场严词拒绝，口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走入船舱，饮弹身亡。护军统领张文宣同时自尽。美国人浩威建议以丁汝昌的名义投降，牛昶昞在投降书上盖提督大印。几人将责任推到丁汝昌身上。可怜丁汝昌死后蒙羞，家产全被没收，子孙流离失所。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在威海商民联名提议下，方由袁世凯上奏为其平反昭雪。
北洋舰队尚存的10艘舰船和刘公岛各炮台军资器械，全部为日军所掳。
1895年2月17日，日本舰队徐徐驶入威海港。中国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军舰换升日本国旗。只有康济舰仍悬挂黄龙旗，载送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等6人的灵柩。下午1点，10艘中国军舰全部编入日本舰队。4点，康济舰在汽笛的哀鸣声中，冒着潇潇冷雨，凄然离开威海。
至此，李鸿章经营了十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了。此时，李鸿章也结束了权倾朝野的日子，不仅朝廷对他不再宠信，在文武百官以至百姓中，他也威信一落千丈。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是李鸿章大搞洋务的终点。
北洋海军自1875年开始筹建，1888年正式成军，它不幸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为日本海军完全摧毁，李鸿章的努力付之东流，同时也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北洋舰队的毁灭，可以部分归咎于清政府、李鸿章所采取的消极防御战略，但北洋海军本身存在的若干缺点也不容忽视。首先制度上含混不清：北洋海军名义上隶属于北京海军衙门，但实际上却归李鸿章节制。李鸿章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更多注意；其次，指挥系统不清：由于李鸿章未能经常顾及海防，北洋海军由丁汝昌负责。但丁汝昌未受过海军正规训练，因此他常为部下所轻，他们大多数人是由中国水师学堂毕业。另外，北洋舰队中的外籍军官有的傲慢自负，要求过分。这些外国军官和中国军官之间关系紧张，时有冲突发生，它导致北洋海军进一步衰败和腐化；第三，经费不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最初海防经费预算每年200万两，但从未如数收齐。北洋海军改隶于海军衙门以后，舰队每年预算减至不及130万两。
最糟的是1891年4月，户部建议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这些建议得到朝廷准许。这使舰队及其装备的更新成为不可能。以上北洋海军自身所存在的弱点以及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一贯主张“防御”的方针，导致了北洋舰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军全部歼灭。
忍辱负重签契约（1）
李鸿章对日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极不满意，光绪帝决定给予他革职留任的处分，并裭夺其黄马褂。随着威海卫战败、辽阳战败，清政府非常担心北京失守，于是清政府派出多人去和日本谈判，但是均被驱回，日本方面暗示说，只有让李鸿章来才可以。
1895年2月13日，朝廷命令李鸿章为头等议和全权大使，取消处分赏还黄马褂，让他火速来京议事。李鸿章知道事关重大，接到命令之后，急急赶往北京。李鸿章无法做到让自己置身于事外，高高挂起。此时的李鸿章只有一个念头，只要大清帝国需要，就要为大清帝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此刻，自诩为泱泱大国的清朝，似乎除了李鸿章就没有第二个人能担当起这样的使命。事实上，恐怕也没有第二个人肯去担当这样的使命了。李鸿章在心里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在和朝廷谈话时，表示自己无法担当割地这样的责任。最后朝廷给予他全权处理的权力。
1895年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与李经方和美国顾问科士达一行到达马关，登上春帆楼。春帆楼上放着一张长方形会议桌，旁边摆放着10多把椅子。日方还特别在李鸿章的座位边安置了一只痰盂，大约是有意无意地提醒着大家，这位清国全权大臣已值暮年，垂垂老矣。伊藤博文为谈判颁布了4条规定：一是除谈判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会场；二是各报报道必须要经新闻检查后方可付梓；三是除官厅外，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四是旅客出入，均必须由官厅稽查。此外，伊藤博文还特别宣布：清政府议和专使的密码密电，均可拍发，公私函牍概不检查。从表面看上去，好像日本人对李鸿章和清国使团非常客气，其实，日本人已成功破译清廷的密码，而且，在谈判过程中甚至了解到清国使团此次来日本的赔款底线是2万万两白银，因此早就成竹在胸。
3月21日，在与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中，伊藤博文向李鸿章提出的停战条件是：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一切驻扎费用开支由清政府负担等等。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春帆楼上，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在马关的春帆楼上，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开始谈判。经过三次谈判之后，李鸿章感觉身心憔悴。因为耗费这么多天的精力，居然没有什么任何意料中的进展。然而，意外却不期而至——这天，同以前一样，李鸿章无奈地走出春帆楼，即将到达所住的行馆时，忽然，一个年轻的男子从人群中冲了出来，随即以手枪向李鸿章射击，子弹击中了李鸿章的左颊。周围自然是一片慌乱。原来，此人名叫小山，是一个极端的日本侵华分子。他希望中日战争一直打下去，不愿意和中国议和，所以决定刺杀李鸿章。李鸿章被刺，昏厥过去。随行的西医马上采取急救措施。李鸿章醒来之后，表现得很镇静。李鸿章看着衣服被血染红，长叹一声说，“此血可以报国矣”。由于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
忍辱负重签契约（2）
李鸿章遇刺之后，国际舆论哗然，纷纷谴责日本。日本害怕列强干涉，只得宣布无条件休战。日本本来想见好就收漫天要价，结果行刺事件的发生使得日本的计划被破坏。伊藤博文惋惜地说：此次事件的严重性，超过在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日本天皇和皇后分别派出御医和护士，让他们好生给李鸿章治疗。伊藤博文也以私人身份前去探望。顺便说一下，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二人，在人生经历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更为巧合的是两个人都曾经遇刺。虽然发生了遇刺事件，李鸿章还得坚持谈判。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3亿两白银的漫天要价，李鸿章实在难以认可。清政府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
4月10日，李鸿章伤势稍好转之后，中日双方又就甲午战争展开第五次谈判。中国的和约修正案送达日方。由于李鸿章的伤势渐愈，亲自参加了会议。陆奥宗光因病未能出席。中方出席人员有李鸿章、李经方、伍廷芳、马建忠、罗丰禄。日方出席人员有伊藤博文、伊东巳代治、井上胜之助、中田敬义、陆奥广吉、楢（yǒu）原陈政。
在最后签字的前一天下午，日方的要求极其苛刻。只允许中方回答“允”或者“不允”，李鸿章没有丝毫讨价还价的余地。李鸿章一直磨到天黑，希望能够再减少两千万两，最后，甚至含泪请求伊藤博文说，就算给我这个老头子回家的旅费吧。伊藤博文根本不予理会。晚上，伊藤博文还威胁李经方说，如果明天你们还不签字的话，你们这些代表能否安全回家，我怕都不能真正保证了。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1895年之后，李鸿章像被水淹过的一座土山一样坍塌了，在此之前，这座山峦曾经气冲霄汉，巍峨矗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犹如一个赌徒一样，输掉了自己毕生的积蓄。但李鸿章还是克制住自己巨大的悲伤，像一个职业外交家一样，尽力用外交弥补自己的过失。而后，他把自己封闭在冷静的沉默中，就像一只受了伤的老虎，一边舔着自己的伤口，一边思考着对策，隐忍，等待，梦想着伺机一击。只可惜，李鸿章没有等到出击的那一天。以后的日子更加阴晦，在他面前的，是更多的麻烦和郁闷；是寒冷，那仿佛来自极地之侧的冰寒。
1895年4月，李鸿章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还有懊恼沮丧的心情回国时，发现自己早已成了举国之“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传说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说，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只有那一句话，让李鸿章闻后不能不老泪纵横。其时，全体军机大臣集体上奏给光绪帝，奏折中有此一语：“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当举国上下一片讨伐李鸿章之时，沙俄突然跳出来声称要帮助清政府讨回辽东半岛，这让清政府眼前一亮。本来，俄国就一直打着朝鲜和中国东三省的主意，它是想伺机夺取不冻港，拥有自己的东方出海口。为此，沙俄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他们梦想着铁路能从中国东三省穿过，利用旅顺和大连这两个不冻港。中日战争爆发，李鸿章请求沙俄调解，沙俄也是抱着观望的态度，直到中国战败。
俄国并不希望这样的结局。如果日本在控制朝鲜后，再控制了辽东半岛，沙俄在华利益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沙俄联合了德国和法国为清政府说话，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德国和法国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法国是想通过俄国牵制德国，德国是想讨好俄国，让俄国把目光放在远东地区，自己好在欧洲下手。这就是所谓“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之起因。后来，“三国干涉还辽”成功了。《马关条约》最后是这样的收场：清政府赔款2万万两巨银，并付给日本“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割让台湾、澎湖。虽然今天我们可以客观地看待李鸿章，不能把卖国的罪名安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李鸿章从晚清政府的利益出发，和晚清政府一起出卖了中国的部分主权和领土。
由于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免去显赫职务的李鸿章心里并不怨恨清政府的处罚。李鸿章知道，大清帝国必须要惩办一个“卖国贼”以平息众怒，李鸿章必然成为大清帝国卖国的替罪羊。
不败而败留怨言（1）
中法战争是由于法国资产阶级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侵略越南，并以越南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中国和越南有着悠久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清朝封建统治者与越南封建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封建的宗主与藩属关系。清朝皇帝要越南国王接受“册封”，并定期派人到京“朝贡”，而清政府则对越南负有保护的责任。这种关系属于东方封贡体系，同西方殖民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清政府竭力保持中越宗藩关系，既不为政治统治，又不为经济掠夺，而主要是着眼于军事国防，维护西南边疆的安定。及至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越两国人民都面临着遭受殖民者奴役的命运和反对殖民者的共同任务。清朝统治者在越南方面要求给予援助的情势下，也不能不有所行动。
早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就用武力胁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西贡条约》，将南圻变为殖民地。1873年法国派安邺率军侵犯河内地区，留驻在中越边境的中国农民武装黑旗军及其领导人刘永福响应越南政府的号召，驰援河内，大破法军，阵斩安邺。但是，第二年越南阮氏王朝却在法国的讹诈下，与之签订《越法和平同盟条约》，承认法国在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保护权”。1880年以后，法国开始计划夺取越南的北部，这直接影响着中国西南边疆的局势。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商讨之后，李鸿章认为应该先派遣兵船到越南红江以壮声威，然后派出外交使者做议和的准备。清政府决定要做好备战、议和两手准备。
1882年，法军占领河内，中法关系急剧恶化。马建忠才将朝鲜兵变理毕，又被李鸿章遣赴上海与法国公使宝海谈判。10月17日，马建忠按照李鸿章的指示，与法使宝海订立三条越事办法：中国将滇、桂军撤回国内；开辟边界通商；越南红江南北分别由中法两国控制。次日李鸿章向总署报告了情况，并建议下令滇桂前敌将领不再深入越地。
总署批准，通知前敌将领酌量退兵。法国公使宝海留在上海等候巴黎的批准。就在中法的谈判就要取得最后的成功时，法国内阁改组了，重新实行极端侵略扩张主义，中法关系再次恶化。
1883年正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发了急电给总署，说据马建忠从上海发来的报告，法国已改变了对和议的态度，请朝廷赶快准备加强滇桂前线的防务。
当时朝廷上下几乎是一致反对法国对越南侵略的。大臣们有的说要保护越南，觉得应重视保护越南外藩解体不可避免，不但琉球不能恢复，而且朝鲜、蒙古也会出现危情，提出一定要维护封建的宗主权；有的则强调越南与中国的唇齿相依的关系，认为“保越”才能“固边”。
然而，这时又出现了日本利用法国侵越侵略朝鲜的问题。因而朝廷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意见，觉得朝、越均为藩属，两者相较，应以朝鲜为先为重。满族名臣宝廷说：“即失云贵，不可失朝鲜。”汉族名臣邓承修也指出直隶渤海的战略地位并非滇粤可比。李鸿章所持的正是这样一种观点。
不久，李鸿章因为母亲去世，回家料理丧事。此时，由曾纪泽处理中法交涉事宜。曾纪泽的态度很强硬，强调中国和越南的藩属国关系，强烈向法国提出抗议。而法国报以冷漠的态度，不予理睬。按照传统的惯例，李鸿章应该为母亲丁忧三年。可是清政府鉴于局势紧迫，特“夺情”要求李鸿章守满百日即回。
不败而败留怨言（2）
清政府命李鸿章赶到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授权他节制全部广东、云南、广西边防军。
但李鸿章心里却想着越南不如朝鲜重要，不愿去广东。他想让袁保龄从中帮忙，让朝廷收回成命。袁保龄为袁世凯族叔，与中枢中的李鸿藻乃是师生。三月里，袁保龄写信建议李鸿藻派李鸿章的大将刘铭传做“保越之将”，去负责指挥前线的部队；还极力夸李鸿章“志力宏阔”，不减当年，近来更加“亲贤远佞”，用人取舍都做得很好。四月初，袁保龄又写一封信给李鸿藻，内称：“重臣宜外示镇静，内顾根本，伐越人牵制之谋，则驻津便；即谓暂助声威，密通各国线索，为可和可战之地，则驻沪亦便。二者用各不同，而皆视驻粤远胜矣。”想让李鸿章在天津或上海坐镇，而不是待在广东。此乃向中枢人物疏通以助李鸿章之举。
四月初七，朝廷让李鸿章坐镇上海，统筹全局。十六日，李鸿章离开合肥前往南京。到南京后又停留了三天，和左宗棠就调兵运饷等事宜进行了讨论。二十日，他向总署说：“我现在正在和左宗棠讨论军队和粮饷的有关问题，左宗棠提出调动军队是可行的，然而不能再给被调走的部队发饷，但我觉得就连调集军队也并非易事。”
五月初四，李鸿章和法国新任公使脱利古（又译为德理固）在上海会晤。脱利古拒不承认越南与中国的臣属关系，坚决要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李鸿章掌握了之前刘永福已在河内附近大败法军的情况；而且当时法国已向越南增兵，派遣了4艘铁甲舰、军舰和3000名陆军士兵；法国议院已作出无限制增加军费的决定，准备一血耻辱，而脱利古此行目的就是取消宝海原订协定。因此在结束了与脱利古的谈判后，他马上向总署报告，说：中国只有北洋的扬威、超勇和南洋的扬武、超武几艘可以用于保卫海疆，军队是兵单饷匮，海军还在筹建和训练之中，与法国开战无异以卵击石，如今之计应先与之周旋拖延，争取时间想别的法子。第二天，他又给张之洞写信，说明法国是想要因越南“孱小”而“逞强贪利”，拒不承认越南的中国属国地位，中法关系破裂是“意中事也”，但一旦开战，中国胜算不大。
十七日，李鸿章向朝廷提出备战求和的建议并进行了分析：法国占领越南对中国构成威胁还是以后的事，而一旦中法开战，那么中国将面临直接的威胁。如果中国出兵越南，法国将以此为借口攻入中国，影响整个国家。因此滇粤防务应以加强战备为主，同时应遣使赴法与之谈判。朝廷先让李鸿章到广东，后来又调他到上海，对此李鸿章颇有微词，他给张佩纶写信说：“枢廷调度轻率，令人寒心。”但当得知朝廷已于十六日让他回任北洋总督筹划全局时，他满意了。他在回天津的途中顺便巡视了烟台、旅顺、威海的防务，于六月初六回到天津。李鸿章已经发觉中国海防不足，在六七月间连上三折，提出三点要求：展修到通州的电报线；购铁甲舰，造铁路火车；开采煤矿。他声称中国的现代化一旦实现，“外人断不敢轻于称兵恫吓”。七月二十三日，越南被迫与法国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这表明越南国王已经倒向法国。这是公然对中国宗主权的侵犯，清政府十分恼火，九月二十日，发布上谕：
不败而败留怨言（3）
法人已与越南立约，必将以驱逐刘团为名，专力于北圻，滇粤门户，岂可任令侵逼。现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使，告以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为天下各国所共知，今乃侵陵无已，岂能受此蔑视？倘竟侵入我军驻扎之地，唯有开仗，不能坐视等语。此后法人如欲逞兵于北圻，则我之用兵。固属名正言顺。……倘法人竟以兵力来华寻衅，必应先自戒备，着左宗棠、李鸿章、张树声、倪文蔚、裕宽，迅筹布置，不可视为缓图。天津密迩京师，关系尤重，李鸿章筹办海防有年，为朝廷所倚重，为天下所责备，尤应勉力图维，不得意存诿卸。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
李鸿章和曾纪泽分别与法国方面进行了持久的谈判，由于法国的诸多要求无法让中方接受，谈判破裂。
在朝将领吴长庆曾提出调部分兵力回烟台。李鸿章于九月初三回信分析当前形势，说法越新约签订表明，虽然越南国王号还在，但是越南已经投降了法国，朝廷里主张一旦出现危急情况将调回驻朝之兵，但我认为不应慌乱，再过两月冬季到来，北方的各港口都封冻，自然就阻挡了在越南的法国海军北进的步伐。而且日本加紧侵朝，朝鲜的王公大臣们对中国的态度有所动摇，正在观望越南局势，想以此决定下一步的决定，这样，中国驻朝大军更不应轻易回撤，而应留驻，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
这些情况都说明，李鸿章认为朝鲜的战略地位远比越南重要，这也是他为什么不想在广东和上海停留，而极力要回到天津的真正原因。一般人们都指责李鸿章此举是要保护自己在北洋地区的势力，然而实际上此时朝鲜的局势也是极为动荡不安的，而且其问题的确远比越南严重得多。客观地说，正是因为李鸿章及时返回天津，而且力主保持中国在朝鲜的驻军数量，才确保了北方的稳定。
总署也准备向各国通报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情况，同时命令边防部队迎击进犯的法军。九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向总署提出自己的意见，说中国一直对藩国实行的政策都是只注重虚文，光是进行一些册封和朝贡的虚务，没有采取实际有效的举措，而且也没有对法越《西贡条约》进行严厉的驳斥，以致让法国钻了空子。当前中国还不具备推翻本年七月的法越《顺化条约》的力量，建议朝廷暂时不要将中法争端照会各国，而应尽快以和谈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总署不予理睬，仍照会各国：中国坚决保护越南藩属。
这时清议派核心人物李鸿藻实际左右着总署，他“竟欲东讨日本，西击法兰西”，他们根本看不到实际的情势，一味盲目要求排斥外国。这样，在八月的时候，广东沙面洋人聚居区里就发生了中国人焚烧洋人房屋的事件。而地方官也听之任之。朝廷派彭玉麟赴粤办理防务，他也不对此事进行追究。此外，彭玉麟对来访的外国人是概不接待。这样一来，20多天洋人都不敢来访。
近20年的和平局面眼看就要保不住了，李鸿章很担心，于是在十月十五日写信告知彭玉麟：“沙面毁洋房之案，尚未办结，各国纷纷猜疑，日有谣诼。目前必须镇压民心，勿令妄动，免致因风生火。”二十八日，又向总督报告，说现在中法还没有正式开战，而彭玉麟却已在广东发出告示煽动人民仇外情绪；而且禁止各国商船进口会引起国际公愤，故请求朝廷让彭取消告示，要不然就把他调离广东。三十日，朝廷批准了这个建议，下令彭玉麟不许张贴告示，不让他挑起仇外事端。
不败而败留怨言（4）
十一月十二日，法军海军中将孤拔指挥法国陆、海军由河内向越南北圻的山西省进攻。由于有越南官民做内应，法军于十七日拿下山西，驻守的黑旗军刘永福部退守兴化，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清军溃不成军。于是，朝廷内部又爆发了一场主战和主和的大争论。主战派表示，当前的局势都由一味求和酿成，必须给法国以严厉的打击；主和派则表示，现在中国战败就说明了万万不能和法国开战，开战必败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经验和事实。
李鸿章一贯主和，现在一下子变得强硬了。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十二日，李鸿章写信向翁同龢解释这次变化中的原委说：“越事之兴，尚冀迎刃而解，息事宁人。今则局势屡更，彼此皆骑虎难下。自不得不坚持，以待机会。然岑（毓英）、徐（延旭）皆非能了事者，仍在枢轴之相时操纵耳。若仅在越地鏖兵，利钝无甚关系，波及内地，则各省强弱不齐，民穷财匮，实大可虞……我公忧国如家，知必长虑却顾也。”在十五日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信中又说：“鸿章于事初不敢力主进取，实见得各省戒备，未尽精整，或至一发难收。今山西挫退，敌焰正张，我军已扎北宁。洵如遵旨，只有增军缮备，一意坚持，以待事机之转。”战事未开，自然要尽力争取和平，现在既然已经诸武力，又吃了败仗，求和这条路已经彻底堵塞，那就只能加强战备了。很快他又请求朝廷派宋庆添募4营人马在营口驻防，派曹克忠选勤奋6营在烟台和威海一带驻防，以加强北洋的防务。
1884年二月，越南北宁、太原相继落入法军手中，驻越清军败回国内。朝廷震怒，下令将负责前敌指挥的广西巡抚徐延旭和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查办，另调潘鼎新和张凯嵩分别署理。同时，清议派也借此大肆攻击主持中枢的军机大臣们。慈禧太后于是改用礼亲王世铎为首的新人，全部裁撤了原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也都改为庆亲王为首的人控制。这样一来，军机处和总署两处大权都为奕劻把持，而慈禧在幕后操纵奕劻，把一切大权都牢牢地握在手里。
二十六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佩纶被任命为总理衙门行走，奉旨前往天津和李鸿章就越南战事进行商讨，十二月初一日回京。李鸿章根据两人所议奏上了《妥筹边计折》和《妥筹前敌军事片》，认为虽然清军在越南吃了败仗，但是用不着立即将其调回，而应当向越南增兵，提高武器装备，在相持中寻找最佳战机。应由岑毓英统一指挥黄桂兰部和刘永福部、赵沃部，由天津拨给桂军10尊山炮，4500支后膛枪。末尾他表示了坚决抗击法军的决心，说国家养兵千日，现在正是用以解决国家危急的时候了。
1884年5月，李鸿章和福禄诺签订《李福协定》，规定：中国承认法国和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中国军队自北越撤回边境。条约签订之后，清朝大臣们纷纷反对，认为此条约过于辱国。李鸿章遭到主战派的联名奏劾，御史与翰林也联名上书弹劾。清政府不得已下令让左宗棠重新回到军机处。6月23日发生了“北黎事件”。法军向谅山前进，谅山清军表示没有接到撤防的命令而加以阻止。法军在北黎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打退法军。法国政府故意用“北黎事件”向中国方面挑衅，诬蔑中国破坏《李福条约》，借以索要军费2亿5千万法郎，并派出军舰前往福建和基隆。
清政府内部慌乱不已，大臣们一时间都没了主意。左宗棠说中国不能总是示弱，不如拿赔款作为战费。李鸿章则还是主张议和。8月23日，法国舰队突袭福建水师，清政府不得已下了宣战书。10月，法军对台湾和北越发动进攻，中国又开始新一轮的议和。　
1885年3月，清军在老将冯子材的带领下收复镇南关，使中国占据了战争的主动权。于是，中国和法国于4月4日在巴黎签订《中法停战条件》。中国在胜利的情况下，竟在条约里作出妥协和让步，这让法国当局都感到十分惊讶。而前线清军将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一个个忍不住仰天长叹。6月9日，李鸿章和法国代表签订《中法新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1．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并在条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
2．法军退出台湾、澎湖；
3．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
4．降低中国云南、广西同越南边界的进出口税率；
5．以后中国如修筑铁路，“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
《中法新约》是晚清政府有史以来在对外战争中唯一一个没有割地和赔款的条约。李鸿章采取的是见好就收的策略。在他看来，冯子材等在越北的局部性胜利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全局。中国海军刚刚建立，实力很薄弱，如果继续打下去，后果还是难免打输了就赔款的结局。此外，台湾一直被困，澎湖已被法军侵占，如果派军到台湾，法国必会增派军力封锁台湾，中国水师无法解救。当时，日本正着手侵略朝鲜。李鸿章认为朝鲜的地理位置比越南重要，应弃越南而保朝鲜。李鸿章把原定增援台湾的军舰调去保护朝鲜，以对付日本。如果一味地和法国作战，不仅胜负难料，日本人还会借机侵略朝鲜，那就更不妙了。
骂声一片被撤职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被解除了担任长达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1895年8月，清政府命令他留京入阁办事。此后，李鸿章的权力虽然被削弱了，但他仍是清政府倚以同列强各国进行对外交涉的中心人物。
甲午战争之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李鸿章遭到全国上下的强烈抨击和痛垢，一时间，骂声四起，不绝于耳。当朝理政的慈禧太后虽然深知他的苦衷，却无奈于各方舆论压力，只好让他从仕途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先后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要职，只为他保留了文华殿大学士的头衔。
李鸿章在北京没有房产，他闲居在北京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内。贤良寺是由雍正时怡贤亲王的房子改建而成，这里环境优雅，安静宜人。
这时的李鸿章，忽然脱离了数十载繁巨忙乱的政治生活，虽然有些不太习惯，但心态还是很好的。李鸿章觉得，自己竟一下子落得一个自在，虽然身后有势如潮涌滚滚而来的骂名，那又如何？又能如何？
李鸿章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保持着在军营时的习惯。早晨六七点起床，早点之后看看文件，写写字。要知道，很久以来，他都没有时间能够安下心来练练书法了，写字就得心静。他最喜欢的是王羲之的书法，这段时间李鸿章主要书写怀仁所集的碑帖。午饭之后，李鸿章就在走廊里散步。散步时他从来都是穿着短衣，特别冷的时候才穿长衫。散步后午睡一两个小时，然后召开幕僚会议。晚餐之后，让幕僚随意，自己再看看书写写字，然后就睡觉了。李鸿章生活如此有规律，得益于他的老师曾国藩。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有所表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这段悠闲的时间里，李鸿章想了很多问题。一次，他对曾国藩的一位孙女婿吴永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静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仍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这番意味深长的话，让吴永听后感慨良多。
误入陷阱签密约（1）
甲午之战和《马关条约》之后，清政府对日本的政策主流认识慢慢变成了“联俄抗日”。因为沙俄在大清帝国最艰难的时候跳出来帮忙要回了辽东半岛。另外，清政府也想利用沙俄牵制日本。其中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与大清帝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取了辽东半岛，触犯了沙皇俄国准备要抢占的地方，沙俄便联合法国、德国出面干涉。当时，日本虽然称霸东方，但它不敢与西方三列强相抗，只好同意让出辽东半岛，不过中国必须为此付出一笔巨额赎金。1895年10月14日，清政府以李鸿章为“归还辽旅议约全权大臣”，与日本驻北京全权大臣林权助谈判。11月8日，最后议定签字，由中国付银3000万两“赎回”了辽东半岛。这样，在清政府眼中，沙皇俄国简直成了“救星”，被当做“恩人”来看待。
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开始修筑横贯欧亚两大洲、西起莫斯科、东达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企图借此在远东取得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大的优势，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1894年，西伯利亚铁路修到外贝加尔地区，关于铁路走向问题，沙皇批准了财政大臣维特提出的横穿中国东北的方案，因为这不仅可以缩短路程，节省经费，加快进度；而且便于对中国和远东地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扩张。方案既定，便开始设法实施。1895年六七月间，俄国未经清政府同意便擅自派员赴中国东北勘测路线。11月，维特向中国驻俄大使许景澄提出“俄人集立一公司，承造此路，与中国订立合同”的主张，企图以所谓中俄合办、“无碍主国事权”为幌子，诱骗清政府上钩。不久俄国外交部电令其驻华公使喀西尼与总理衙门商办“公司之议”。维特还奏准拨出“一笔适当的款子”，供驻华公使用以贿赂“清帝亲信近臣”。但后来俄国考虑到北京众目睽睽，不利于秘密谈判，又恰值沙皇尼古拉二世将要举行加冕典礼，于是便选定彼得堡作为谈判地点。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礼定于1896年5月举行，各国均派特使致贺，慈禧太后和奕都认为，只有派李鸿章去最为妥当。一是因为洋人们说，对于19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皇帝；二是与沙俄的密谈，也只有李鸿章才能胜任。
1896年2月，清政府决定派李鸿章出使俄国。另外，考虑到李鸿章赋闲在家，慈禧决定借机让他出游欧美，联络和列强的感情。
李鸿章奉命使俄，本来颇为“得意”，但表面上却又故作姿态，以年老体弱、路程遥远、“傥陨越于礼仪，殊有伤于国体”为借口，并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清政府则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才表示自己“非敢爱身，唯虞辱命”，只要“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2月28日，慈禧召见李鸿章，两天后李鸿章请训陛辞，3月3日离京南下，3月14日抵沪。当时，英、法、德诸国纷纷邀请李鸿章首先前往访问，以便渔利。李鸿章也曾有过经由法、德转赴俄国的打算。但是，俄国担心李鸿章首先出访法、德，有损于中俄交涉，便由喀西尼出面，与李鸿章商定路程：乘法船从上海出发，穿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在埃及塞得港换乘俄船，由地中海进入黑海，到达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然后乘车前往莫斯科。
误入陷阱签密约（2）
1896年3月28日，已是73岁高龄的李鸿章，带领随员李经方、李经述、于式枚、罗丰禄、柯乐德（俄）、德璀琳（德）、穆意索（法）、赫政（英）、杜维德（美）等45人，乘法国邮船“爱纳斯脱西蒙”号，从上海放洋，开始了周游列国之行。李经方负责协理事务，李经述负责照料李鸿章的起居。此外还有兵部主事于式枚及各国洋顾问等，李鸿章还带了一名英国医生。他们从上海出发后，经过东海、南海、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穿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到达埃及的塞得港。沙皇派遣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专程前往塞得港迎候，换乘俄国轮船，由地中海前往黑海。
李鸿章在上海临行前，曾对来访的黄遵宪说：“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这既反映了李鸿章的心声，又道出了清政府的意图。不求自立，而欲“以夷制夷”，其结果必将为“夷”所制。
李鸿章先到达的是俄国。他们于1896年4月27日到达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说：“顷抵敖德萨，俄水陆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
李鸿章此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即与俄国结盟。　
沙皇让李鸿章先赴彼得堡，而不径往莫斯科，是为了在举行加冕典礼之前着手进行谈判，“因为在加冕礼期间举行谈判就很困难了。到那时，每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庆典。”4月30日，李鸿章乘坐专列快车抵达彼得堡，住进巨商巴劳辅的豪华私邸，从饮食到室内陈设，“无一非中国物”，巴劳辅“起居言语，又无一不似中国人”。李鸿章“顾而乐之，几忘身在异乡。”沙皇指派维特同李鸿章谈判。当时有人告诫维特说：“同中国官员谈判首先就是不要着急，因为一着急他们就会以为是风度不好，什么事都要干得从容不迫，一切都要遵从各种中国礼仪。”维特终于把李鸿章推进了预设的陷阱。
在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
5月3日，维特向李鸿章提出“借地修路”问题，他把“借地修路”同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联系起来，维特企图以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的承诺为钓饵，来诱骗清政府对“借地修路”这种侵害中国主权的要求让步。他说：“本欲借路速成，藉纾倭患，今中国虽认自办，但素习颟顸（mān hān），恐十年无成。”俄国提出可代荐公司承办铁路事宜。对于维特的要求和解释，李鸿章提出了“种种异议”，指出：“代荐公司实俄代办，于华权利有碍，各国必多效尤。”
维特在与李鸿章的初步谈判中虽然碰了钉子，但却从李鸿章的谈话中了解到，如果他看到沙皇想修这条铁路的话，是会同意的。因此，维特建议沙皇接见李鸿章。
5月4日，李鸿章在皇帝行宫拜会沙皇，“面呈国书，宝星，并读颂词”。5月7日，沙皇再次秘密接见李鸿章，“令带经方传话，不使他人闻知。”沙皇把李鸿章引至便殿，赐坐畅谈，说：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俄华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
李鸿章在会谈后电告总理衙门，认为沙皇的主张比维特“前议和厚”。所谓“和厚”云云，无非是指沙皇承诺“不侵占人尺寸地”、东省接路“由华节制”、援助中国对抗英、日而言。李鸿章相信了沙皇的承诺。在他的心目中，作为国主，一言九鼎，怎能会骗人呢！从5月8日开始，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和维特一起，继续与李鸿章谈判。李鸿章将谈判情况随时电告总理衙门请代奏，总理衙门内部多由翁同龢、张荫桓经办，会商奕、奕劻等，请旨电示李鸿章。罗拔诺夫和维特秉承沙皇意旨，企图以签订“华有事俄助”的密约来换取“东省接路权”。而李鸿章和清政府则主张“自办接路”和签订互助条约，以期确保路权和争取外援。罗拔诺夫和维特步步进逼，李鸿章节节退让。他们之间的谈判，是从彼得堡开始在莫斯科结束的。
误入陷阱签密约（3）
李鸿章于5月18日到达莫斯科，随后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应邀“入宫庆贺”，“居各国专使首班，颇蒙温语”，并被授予宝星“头等第二，大小两枚，皆钻石密嵌”。沙皇对于李鸿章的接待，既优礼有加，极尽笼络之能事，又不事张扬，以免引起外国的猜忌。维特说：在《政府公报》上，关于李鸿章的消息最少，“根本没有提到他在彼得堡受接待的事，也没有提到他在莫斯科受接待以及他在加冕典礼后受到接见的情况。”
5月下旬，李鸿章认为事已至此，无法再争，致电总理衙门，说“时促事烦，求及早请旨，电复遵办。”翁同龢、张荫桓同奕、奕劻、李鸿藻、荣禄等“会商联俄事”，“将所有密电录稿公阅，遂议照办。即定议，乃拟旨一通。”28日请旨允准，29日翁同龢亲至张荫桓处拍发电旨，既批准在条约上“画押”，又要对“约内字句”做些改动。6月3日，李鸿章与罗拔诺夫、维特代表两国政府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俗称《中俄密约》上签字。维特在回忆录中叙述了当时发生的一个戏剧性情节：由罗拔诺夫起草的《中俄密约》第一款，本来规定中俄军事同盟要对付“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维特认为这会使俄国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招致许多欧洲国家的反对。他向沙皇建议删去“或与日本同盟之国”这几个字，沙皇表示赞成，并令罗拔诺夫照办。及至签字那一天，当双方代表已经在桌旁就座之后，维特突然发现正式文本上这几个字并没有删去，大吃一惊，于是立刻将主持仪式的罗拔诺夫叫到一旁，小声告诉他这件事。罗拔诺夫猛击一下前额，说：“唉，真糟糕，我忘对秘书讲了，忘记要他们把这款改写成初稿那个样子。”不过，他终究是一位外交老手，具有随机应变的本领。他看了看表，已经十二点一刻了，他拍了几下巴掌，有几个人进来，他便说：“我们现在进餐！”接着他就对李鸿章和在场的其他人说“现在已经过十二点了，让我们先进餐，否则菜就不好吃了，我们吃完后再签字。”当大家去进餐时，他特地留下两位秘书，将条约文本做了必要的改正，这样一来，餐后摆在桌子上的已经不是刚才那两份条约文本，而是有一款已做改动的文本了。可悲的是，李鸿章中了维特和罗拔诺夫串演的江湖骗子式的“掉包计”而丝毫没有察觉，立即在“改动的文本”上签了字。
《中俄密约》共六条，主要内容是：日本如侵犯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时，中俄两国共同出兵并互相接济粮食、军火；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崴……
这个条约是俄国精心策划的侵略阴谋和清政府推行“联俄制日”政策的产物，它使俄国在中俄共同防敌的幌子下，不仅骗取了在中国东北建筑过境铁路的特权，而且为其海陆军侵入中国领土开了方便之门。
李鸿章在和俄国签订有失中国主权的《中俄密约》后，对外秘而不宣，便回到了中国。李鸿章心满意足地说，《中俄密约》能保证我大清国的边疆20年无事。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密约居然连一年的时间都没有保住。
1897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访问俄国，向尼古拉二世暗示染胶州湾问题，尼古拉二世表示没有兴趣。是年11月，德国的两个传教士在中国被杀，此后又有德国水手被杀，德国终于找到借口，派兵占领了胶州湾。12月，俄国借口帮助清军抗德，把军舰开进了旅顺和大连。
李鸿章这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引狼入室”的大错误。最后，清政府只得同意把胶州湾租借给了德国。接着，沙俄更是无耻地提出要租借旅顺、大连。清政府只得同意。随后法国提出要租借广州，这时候的清政府除了同意之外还能如何呢？此后，英国又提出拓展香港。从此，列强开始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有关这些租界的条约，都是李鸿章去签订的。李鸿章晚年的外交生涯，居然除了耻辱就是耻辱。想当初，他曾经成功地对洋人使用所谓“痞子手段”；现在对付洋人已经手段全无，无法招架了。
出访欧美开眼界（1）
1896年6月11日，李鸿章离俄赴德。于13日乘火车抵达德国柏林，住在恺撒大厦。
在德国，迎接李鸿章的是空前盛大的欢迎仪式。德皇派御车来接李鸿章。
6月14日下午，李鸿章拜见德皇威廉二世，代表中国皇帝向德皇酬谢其干涉还辽之事。德皇表示，希望两国友谊长存，希望大清江山永固。15日，李鸿章拜访了德国外长马歇尔，谈及英国放弃中国，短见自私，中国不能不与俄国友好。
此后数日，应德皇的邀请，李鸿章参观了德国军队。德皇特意为李鸿章准备了一把虎皮椅。看到德国军队的精良装备与高昂士气，李鸿章不禁失声说，我如果有十营这样的军队，我就不怕小日本了。
此外，李鸿章还会见了已退休的前首相俾斯麦，进行了简短会谈。李鸿章在访问德国的20多天中，总想请教德国富强的秘诀，对于有关增订洋货进口税的使命并未完成。
李鸿章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的俾斯麦”，此次在李鸿章下榻的行馆里，墙上就挂着李鸿章和俾斯麦的照片。
俾斯麦，1815年出生于普鲁士，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1862年至1890年期间一直担任首相，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支持下，俾斯麦大力推行他的“铁血政策”，经过发动与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等的一系列战争，1870年，最终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使得德国一跃成为与英国、沙俄并列的世界强国。
在这一过程中，“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名号享誉欧洲大陆。但是到了1890年，因与新德皇威廉二世政见不一致，产生严重意见冲突，俾斯麦被迫辞去了职务，赋闲在汉堡宅第，养花种草，颐养天年。
李鸿章的经历虽比不上俾斯麦那样传奇，但也有相似之处，他早年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后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出将入相，在职务上应该说与俾斯麦相当了。只不过前两年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折戟沉沙，丢尽了颜面。
李鸿章之所以被称为“东方伸斯麦”，这有一段来历。那是当年他在筹建北洋水师的时候，有一次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到天津拜见李鸿章，告诉他：“中堂大人，我这次乘坐的军舰，是世界一流的军舰，技术装备最为先进，欢迎您有时间过去参观。”李鸿章对武器船舰是最感兴趣的，他满口答应，约好日期前去观看。
不巧的是，正好那一天刮风下雨不利于出海，李鸿章冒着风雨来到大沽口，但是德国军舰离港口还有几十海里，他们的船只在风浪中很难前行，这时柯纳德派了一只小艇前来联络，并带来口信：“今天风雨太大，在海中行船会有危险，您这么大年纪，就不必冒此危险了，可以改日再来参观。”
随行人员也纷纷劝阻，但李鸿章参观心切，加上不想让洋人看不起，毅然带着翻译下了自己的船，登上小艇就去了。柯纳德见到李鸿章的到来很诧异，他很感慨地说道：中堂大人真是守约之人啊，这么大的风雨都如期前来，这样坚毅的性格，真像我们的首相俾斯麦。”从此之后，柯纳德逢人便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东方俾斯麦”的名号就从中国和德国传播开来。
在公务之余，李鸿章想起了要拜见一下那位神交已久的“铁血宰相”俾斯麦。
听说“东方俾斯麦”李鸿章要来汉堡，当地百姓奔走相告，纷纷走到道路两旁驻足相望，期盼能亲眼目睹这位东方大国的传奇宰相，汉堡官商还准备了丰盛的宴席准备款待李鸿章一行。俾斯麦自然也十分高兴，他戴上威廉一世赐给他的冠冕，佩上十字勋章，穿上盛装，以最高规格的礼仪准备迎接李鸿章的到来。
出访欧美开眼界（2）
李鸿章和俾斯麦二人相谈甚欢。在双方交谈之中，李鸿章说起自己被称为“东方的俾斯麦”。俾斯麦随即笑着说：可是我没有希望成为“西方的李鸿章”啊！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他们的小故事——俾斯麦对中国的箭术十分好奇，所以想看看中国的箭术是什么样子，李鸿章很痛快地答应了。李鸿章派人表演了步箭和马箭等等，看得俾斯麦十分高兴。表演结束之后，卫队长报告李鸿章说，总共发了100支箭，99支箭都在靶上，少了一支箭。过了一会，卫队长又报告说，射手20人，现在只有19人，少了一个。于是俾斯麦派人去找，结果发现这个射手头上中箭躺在地上。原来，这个射手叫张乐堂，因不小心被别的射手误伤了，箭正好穿过了他两边的太阳穴。李鸿章立即命人给张看病。外科医生把这名射手太阳穴两边的箭锯掉，并说已经治好。李鸿章生气地问：那脑子里的箭怎么办？医生说：那是内科的事情了。大人可以让他去找内科医生。李鸿章说：他现在都不能站起来，怎么找医生？外科医生说：只要大人吩咐的事情，谁敢不从？于是，李鸿章命令道：张乐堂站起来！于是张乐堂果然站了起来，去找内科医生了。俾斯麦看到这一切，觉得十分惊奇，于是问李鸿章：是什么力量让这位士兵站起来的？李鸿章不无得意地说：这就是中国军人的服从精神，他们以服从长官的命令为天职。俾斯麦听了之后，佩服得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李鸿章此行不是前来闲叙的，他是要来向俾斯麦讨教治国治军方略的。他很快切入正题，说道：“我此次专程来拜访阁下，实是有一问题请教。”俾斯麦问：“什么事情？”李鸿章接着问道：“要想实现中国的复兴大业，请问有什么可行之道？”俾斯麦沉吟了一下答道：“实在抱歉，我们两国相去甚远，我平时也没有怎么关注贵国的情况，现在又年老昏聩，确实不敢妄下断语。不过，鄙人以为要想使国家富强，必须要做到上下一心。”俾斯麦想起了自己与先皇威廉一世的君臣默契关系，不禁感慨万分。
这话也触动了李鸿章的心弦。这些年，后党与帝党之间从没停止过斗争，大臣之间也是互相倾轧，有几个人出来真正为国家做些事情呢？何谈上下同心呢！
想到这里，李鸿章有了下一个问题：“那么再请教阁下，怎么才能在与政府的角逐中取胜呢？”当然，李鸿章所指的政府并不是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而指的是军机处里面那些保守派，因为他们处处与自己为敌，阻止兴办洋务。俾斯麦当然不明白李鸿章心里想的，他只泛泛地答道：“为人臣子，总不能与政府相争。万一与政府有意见与分歧之处，要么听从政府的安排，要么就直言以谏。”
俾斯麦的这两个答复其实都让李鸿章感到失望，怎么号称“铁血政策”的俾斯麦如此软弱呢？是不是因为老了没有了锐气？李鸿章不死心，接着问道：“如果为国家着想，该怎样进行治理为好呢？”这一下可问到俾斯麦的专长上了，他立即答道：“鄙人根据多年的经验认为，军队是国家的根本，舍此并无更好的依托。”李鸿章很赞同这一观点，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努力建设自己的陆军海军，但是朝廷和那些腐儒，不是挪用拖欠军饷，就是消极对待军队建设，更有甚者，八旗子弟、满蒙旗兵靠着祖宗的荫功，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哪谈得上去战场冲锋陷阵呢？
出访欧美开眼界（3）
李鸿章接着说道：“阁下言之有理，愿闻其详。”俾斯麦一看李鸿章有兴趣，于是答道：“练兵不在于数量之多，而贵乎精，全国上下五万人足矣，而且要年轻力壮的，军事技艺要过硬，这样的部队就会无往而不胜。另外，全国只需一支主力部队，不必将兵力分散到各地，当然，一些关隘要塞需要派兵把守，这样一来，一旦需要部队，就可随时调动，快速出兵。”俾斯麦的观点主要是基于那些小国家而言的，他当然不知道中国地域广阔，区区五万兵力怎么能解决问题呢？李鸿章对此自然不能苟同，但是人家正在兴头上，也不便反驳。于是他客气地说道：“感谢阁下的教诲，让我受益匪浅。我国其实并不缺乏优秀的青年军人，缺乏的是教练人员和先进的军事知识。三十年来，我苦心孤诣，为建设军队奔走游说，只可惜敝国能理解我的人很少，所以至今没有什么成就，实在是遗憾。这次我到贵国访问学习，看到了贵国的精兵强将，实在是堪称楷模。我想回国后按照贵国的军制训练新兵，当然，所需军事教官，还望贵国予以帮助支持。”俾斯麦听得李鸿章的吹捧，心中高兴：“自然，自然，以后贵国有需要鄙人的地方，尽管吩咐就是，我当效全力。”
会晤很快就结束了，二人合影留念，俾斯麦还让李鸿章留下墨宝作为纪念。
经一天的旅途，7月5日李鸿章一行到达荷兰首都海牙。当晚他出席了荷兰政府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和晚会，使他感到异常高兴和感激。由于时间紧迫，李鸿章只在这个低地国家访问了3天，就于7月8日离开荷兰到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来到比利时的第二天，李鸿章就觐见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二世，并同比利时国王商谈了卢汉铁路的修筑问题。在比利时期间，李鸿章观看了比利时军队的军事演习，参观了军工厂，看到了“克革烈”枪炮公司的最新产品，这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比利时的装备感到美不胜收，倍加赞赏。这位厂长看到李鸿章十分喜欢一种新式的大炮，就表示愿意赠送一尊给李鸿章。李鸿章担心一路上行程遥远，自己的船无法负担，就表示希望能送给中国。此后，这位厂长特奏请比利时国王派出专使把这门大炮运往北京。
在结束了对比利时的考察访问以后，李鸿章一行于7月13日来到法国巴黎。其时恰逢法国国庆前夕，第二天他就前往爱丽舍宫觐见法国总统富尔，应邀参观了法军为国庆而举行的军事表演，参加法国国庆活动。晚上李鸿章夜游塞纳河，感受到了法国人的浪漫。李鸿章同法国外交部汉诺多就“照镑加税”一事进行磋商，先后参观了报社、学校、博物院和厂矿企业，这些参观考察活动使他甚为满意。直到8月2日他才结束对法国的访问，然后乘坐法国政府派出的专轮渡过英吉利海峡，开始对英国的访问。
在到达英国后，李鸿章觐见了维多利亚女皇，拜访了英国前首相格莱斯顿，同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就“照镑加税”问题进行了会谈。为了了解西方政治制度，李鸿章还访问了英国议院，先是到下议院旁听议员们讨论国事，再到上议院观看了院中特设的“君主御座”，并同议员们交谈。在朴茨茅斯军港，他参观了英国海军舰队，盛赞英国海军“行列整肃，军容雄盛”。他还先后参观了英国的造船厂、枪炮厂、钢铁厂、电报局、银行等，英国先进的科技和军备使他赞叹不已。大清国要员的访问，引起了英国人极大关注。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73岁的李鸿章：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每个人投以感激而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人们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感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面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李鸿章还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汇丰银行的招待会，当英国商人们表示要到中国去开拓市场的时候，思想开明而深谙经济之道的李鸿章，立即脱口而出：“实具同心。”
出访欧美开眼界（4）
8月22日，李鸿章一行结束了在欧洲考察访问的最后一站英国，乘船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访问。经过6天的海上航行，于28日抵达美国纽约。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为迎接李鸿章的到来，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到纽约，第二天便会见了李鸿章。会见过程中，双方讨论了“照镑加税”问题。而后，李鸿章进行了一系列频繁的访问和考察活动。9月3日，他在纽约会见美国基督教教会领袖，赞扬了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功德。离开纽约后，李鸿章到达费城，在那里参观了美国独立厅、自由钟，接着又从费城到达华盛顿，参观了美国国会和图书馆。到9月5日，李鸿章一行才离开华盛顿前往英属加拿大。
在前往加拿大的途中，路经美加边境时，他参观了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尽情观赏了这里的自然风光，然后才前往多伦多。在多伦多稍事停留后，李鸿章一行来到加拿大西海岸城市温哥华。至此，李鸿章访问欧美的活动全部结束。
9月14日，李鸿章及随行人员搭乘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轮船横渡太平洋，踏上了回国的航程。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李鸿章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换船时，当他看到周转的是一艘日本的船只时，坚决不肯上船。他决心不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再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侍从们无奈，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招商局的轮船。
李鸿章这次出访欧美，从3月28日离开上海，到10月3日到达天津，历时190天。期间，经过四大洲，横渡三大洋，水陆行程9万多里，遍访欧美8个国家，尤其是访问了当时欧美五大强国，作为70多岁的高龄，实属不易，这在清代历史上也是无先例的，可以说他是清代大臣中第一个进行环球访问的人。他的这次访问有得有失。得的方面，是他思想上的收获。在这次访问中，由于他亲自考察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社会现实，打开了眼界，深切地体察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深感西方“各国强盛，中国贫弱，须亟设法”，如实地向光绪皇帝和慈禧陈述了在欧美的所见所闻，希望中国能赶上西方列强，在思想上也产生了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同情，这是他出访成功的一面。但是这次出访也有他所失的一面。由于他代表清政府和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有损中国主权，造成严重后患。就在这一密约签订一年多之后，德、俄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先后在中国租借了胶州湾、旅顺、大连，建立了势力范围，其他西方列强也紧随其后，把中国拖到了被瓜分的边缘。当然，中国面临的这种被瓜分的危机原因不能完全归罪于李鸿章个人，但他访问欧美在外交方面的失计，不能不说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导火索之一。
时光流逝，日月如梭。李鸿章已死去近百年，他的功过是非，历史早有评说。他的这次环球访问，也像他的其他言行一样，永久地留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上。
效法古人欲革新
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支用西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淮军。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以求得中国之“自强”。可以说：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主要是由李鸿章开始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主持总理衙门的奕、文祥等人，鉴于清王朝内忧外患频纷，就积极提倡以“练兵”、“制器”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自强之道”。
在地方上倡导这一主张的则有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其中以李鸿章倡导最力，动手最早，经办最多。
李鸿章初次来到上海租界时，被租界那种不同于京城的繁华所吸引。那异域风格的场所，那高大雄伟的建筑，又让李鸿章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一种压力。洋人在领事馆内还养了很多动物，有牛、马、羊、鹿，还有很多鸟。这些体形高大的动物悠闲地在馆内散步，神情举止也好似那些高傲的洋人。街上不时有身穿西式长裙的女士走过，她们举止优雅的神态和外国小孩灿烂的笑容，都使李鸿章强烈感觉到西方人生活的富足悠闲。此后，李鸿章多次考察比较中国和外国的情况，终于得出了中国如果想自立于世界列强之间，必须先“富”而后才能“强”的结论。
经过初步的洋务实践，李鸿章渐渐了解了西方。他惊奇地发现，西方不仅军事强大，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国人想象的那种蛮荒之地，而是惊人的富庶之地。
原来，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技术革命。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了个体工场手工生产，并迅速由英国波及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又传播到北美地区。这就是世界上著名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引发了煤炭开采、钢铁冶炼、船舶制造、铁路运输、武器军火等各方面的飞速进步，欧美国家因此在短短几十年里一个个都强大起来，把闭关自守的清王朝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在镇压了南方起义军之后，李鸿章到天津出任直隶总督，但他时刻不忘洋务之事。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在清政府开展的海防大讨论中，他上了著名的《筹议海防折》。在折中，李鸿章指出：目前各国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侵吞中华，我们面临着几千年来未有过的变局；外国船坚炮利，武器精良，铁路运输一日千里，电报传讯瞬息万里，中国目前的军事装备和海陆关隘根本不能抵挡洋人的入侵，我们正遭遇着几千年未有过的强敌。”为此他强烈呼吁，必须加强海防，发展军事工业，修建铁路电报，改革科举考试，兴办新式教育。
对于那些保守的传统儒家官员来说，李鸿章的言论无异于痴人说梦，杞人忧天，荒诞离奇，惊世骇俗。因为他们还沉浸在几千年以来的天朝大国之梦中，从没睁眼看过世界的万千变化。在他们眼里，华夏文明几千年，中国地大物博，古有汉唐气象，今有康乾盛世，难道还比不上那些蛮荒之地？有什么需要向他们学习的？甚至那些愚昧无知的顽固派叫嚣道：“我们儒学以理服人，以德化人，以文教行天下。道为本体，器为末用。难道西方那些奇技淫巧学来饿了能当饭吃？冷了能当衣服穿？”
李鸿章对于这些迂腐的说教已经听得耳朵都生出茧子来了，深感跟这些无知之人没有必要做无休止的辩论，他感叹道：“儒家经典之首《易经》都说过‘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我们这些读死书的腐儒能干些什么呢？凭什么说祖宗之法不可变？你们只说秦朝因为实施了变法，很快就灭亡了，于是千百年来都不敢谈变法，以墨守成规为能事。商鞅、王安石都因变法而致身亡，于是自此臣民都害怕谈变法，甚至还炮制出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理论来，真是十足的荒唐。如今世界各国纷纷变法自强，而我中华却还在津津乐道于祖宗旧法，这些年被强盗们打得头破血流了还不知道清醒，这难道是天意吗？到了亡国亡种的边缘了还这般糊涂，为了我中华万世事业，我李鸿章今天就要学一学商鞅、王安石。”看来李鸿章是豁出去了，他要与其他那些头脑清醒的同僚冒死仿效古人实行变法图强。
上书朝廷办洋务（1）
李鸿章立志于经办“洋务”。后来被史家称为“洋务运动”中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件，都与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他的很多活动和功绩，成为“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部分。“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的崛起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一些有远见卓识之人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事务的主张。他们虽然出身、地位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不摒弃中国的固有传统。在朝廷内部，也有一些大臣投入了“洋务运动”。其中，较有名气的有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等。这些倡导“洋务运动”的人，在近代史上被称为“洋务派”。李鸿章自从知道“利器”的妙用之后，就开始购买洋人的武器，可是买来的武器又贵又不会使用。于是，李鸿章产生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军工企业的强烈愿望。而且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大批相应的军工人才。“才大心细”的李鸿章曾算过一笔账：1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洋人？
李鸿章这种美好的愿望，立即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李鸿章写信给奕为首的总理衙门说：中国的士大夫每天沉醉于文章的词句和练习写小楷字中，而武将多半是粗俗愚蠢之人。对于外国的武器，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学习，有人认为学不会。在奏折中，李鸿章力陈己见，还这样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神妙：镟木、打眼、绞螺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帝国里，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的这封长信有三千余字。这封信是近代中国对西方作出“反应”的重要文献，是洋务思潮最初的表现，自然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文本之一。
李鸿章在“讲求洋器”方面的成效深得奕赞赏，在奕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对李的“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夸赞不已，认为“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事也”。因此，他对“洋器”也饶有趣味，“臣等闻其制造此器业有成效，随即专函往询。”李鸿章的这封长信就是对恭亲王“专函往询”的回复。
此信虽长，看似松散，却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看到对一种新知识引进的观念变化。
在此信的前半部分，李鸿章对炸炮、炸弹和蒸汽机作了详细介绍，其绘声绘色、浅显直观，犹如一个对新奇之物初有所知的小学生在向其他“小朋友”耐心讲解。现在想来，这些曾是最严肃认真的官方文牍，那些王公大臣如何一本正经地认真阅读这些文字，确使人忍俊不禁。从中可以看出当年那些相对稍稍开明的王公大臣，开始“睁眼看世界”时懵懂初开的幼稚，亦可看出他们想了解“奇技”奥秘的迫切心情，而这与当时从上到下大多数人仍将“奇技”视为“淫巧”形成鲜明对照。而李鸿章之所以如此不惜笔墨描述“洋器”，当有更深的目的。
上书朝廷办洋务（2）
李鸿章在介绍完“洋器”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开始探触到“洋器”背后更深的知识和技术背景，虽然浅白，却是中国官员对“西学”的知识谱系认识进一步深化的标志。而且，他开始把中西之“学”的某些方面作一比较，也是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标志。因此他的这番论述确实格外重要，其实这也是他此信最重要的目的。
他指出，“查西士制器，参以算学，殚精覃思，日有增变，故能月异而岁不同”。而中国以往对西洋枪炮的介绍不仅数量极少、极为简略且“皆不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若以此作为了解“西器”的门径，结果只会“失之愈远也”。西方的武器之所以强大精确，“其中皆有至当一定之理，非可浅尝而得”。他强调“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制器之学在西方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其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尊崇之，而不以曲艺相待”。而制器之学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从不能列为“正宗”，所以其“创制之员匠”地位低下，“曲艺”同流。这种比较，颇有“知识社会学”的意味，在当时实属难得。李鸿章不得不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但目的是为了强调“独火器万不能及”；而强调“火器万不能及”的目的是为了指出中西不同的另一原因，即中国传统“理”与“事”分离：“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能对“儒者”有某种非议，当时至为不易。相反，西学则不仅能“造”而且求“通”，“通”即“理”也。也就是说，其实西方更符合中国传统理想的“理事相通”，所以“制器”才能发达。“制器”，并非中国传统鄙视的“形下之器”，而是有深刻的“道理”蕴涵其中。
其时，日本“开国”向西方学习未久，但李鸿章已感到日本的崛起在即，故以日本为例鞭策国人：日本前些年也为英法等国侵略，但现在“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此时国人大都仍视日本为微不足道的“蕞尔岛国”，而李鸿章却已看到日本今后将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
读史至此，不能不使人备感遗憾，近代中国的历史被李鸿章的后一种预言不幸而言中，近代中国“无以自强”，迅速强大的日本岂止是“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而是成为中国最疯狂的侵略者。不过，几年后当他初掌全国“外交权”时，却一度忘记此言，居然主张“联合日本”对抗西方！这说明，当时他提出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主要是为了激励国人。
他痛心国人对世界大势蒙昧无知，拒不变改，语重心长地引用苏东坡的话说：变革“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也就是说，当形势从容足可以变革时，人们总不相信危机在即，因此拒不改革；直到危机来临时，人们才相信应当变革，只是这时往往已没有时间了。纵观晚清历史，清政府就是这样被形势步步紧逼，一误再误，最终丧失变革图存机会的。
最后，李鸿章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世界工业发展史表明，从手工制造机器到用机器制造机器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李鸿章提出“觅制器之器”直接进入用机器制造机器的阶段，将大大缩短从手工制造机器到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历史过程。“觅制器之器”自然要有“制器之人”，而中国传统考“八股”文章的科举制度根本培养不出“制器”之人，他提出只有在科举考试中把自然科学知识“专设一科”以培养“制器之人”，确属洞见，但当时却是惊世骇俗之论，恭亲王奕在呈皇上的奏折中对此也只字不提。然而40余年后，科举终被完全废除，不知在白白浪费40年时光后，人们是否想起李鸿章的这番建议。
但对李鸿章此信提出的派京城火器营兵弁到江苏学习炸炮的建议，恭亲王却赞赏有加，并奏准实行。值得一提的是，恭亲王在奏折中特别强调“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缘旗人居有定所，较易防闲，仍禁民间学习，以免别滋流弊”。而慈禧当即下谕说：“该弁兵等到苏后，该抚务须加意稽查，妥为防闲，俾秘妙之传不至稍有漏泄，方为妥善。”清政府对民间深抱警惧的心态，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兴办军工求自强（1）
和老师曾国藩一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也是从军事开始的，而他在中国军事近代化方面的贡献，要远远超过他的老师，也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其他洋务大臣。这一方面和他不拘成法的办事风格有关，同时也是和他刚一出山就被派往列强盘踞的上海，推行“华洋会剿”政策的特殊情况有关。这一点，又是曾国藩有意为之的了。
1862年，李秀成率领大军攻打上海，上海派人向曾国藩紧急求援，经过仔细考虑，曾国藩决定派李鸿章前往上海，同时编练淮军，一方面抵抗太平军，实现战略包围，同时也是派得力干将，抢占这个重要的军饷来源地和洋务的桥头堡。
到达上海之后，李鸿章看见外国枪炮性能优越，杀伤力强，而中国自己生产的却质量低劣。同时他又发现，太平军专用洋枪，尤其是李秀成所部用洋枪最多。为了在战场上争得主动，李鸿章决定用西方新式武器武装淮军。
李鸿章通过兄长李瀚章，在广州购买了大量的西方新式枪炮，不仅用来武装改编后的淮军，而且分拨给曾国藩、曾国荃的湘军使用。从这年的6月开始，李鸿章的淮军里面也出现了“洋枪队”。从此以后，湘淮军开始了新式武器的装备，后来曾国藩多次说，湘淮采用洋枪，是李鸿章倡导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对洋枪洋炮，曾国藩并不迷信。当时曾国荃屡次要求李鸿章为他代买洋枪洋炮，曾国藩就表示，打胜仗“在人不在器”，关键还是训练好。这种认识当然存在一定的误区，这是曾国藩受条件限制的原因。但他并不保守，一旦发现洋枪洋炮的威力后，对于李鸿章的行动，他不但同意，而且还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在他的积极扶持和指导下，李鸿章才走上了洋务强国的道路。
在奕的帮助下，李鸿章的意见终于得到慈禧太后的首肯，允许他在“剿匪”的前提下，学习制造军火。
随后，李鸿章开始跟有军工经验的英、法军事人员接触，目的是要模仿他们的生产。由于李鸿章与外国军队的频繁接触，使他对外国武器的效力更为推崇。
在实践中，李鸿章的洋务自强思想也在不断深化。不久，他就认识到，长期依靠购买西方军火，只能增加对外国的依赖性，要想自立自强，就必须学习外国的生产技术，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军工企业，实现自主生产。从此，他开始与有经验的外国军事人员接触，学习有关知识。经过不断地了解，逐渐坚定了生产西式武器的决心。
1862年10月，由韩殿甲领导的技工在李鸿章的军费资助下，开始生产炸药及雷管。
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设立了一个洋炮局，主要制造炮弹铜帽等军用品，这是上海最早成立的洋炮局。
这一年的9月，李鸿章调丁日昌到上海，又建了一局，仿造短炸炮以及各种新式炮弹。三个洋炮局先后成立，李鸿章将其合称为上海“炸弹三局”，当时又称之为上海洋炮局。
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他曾任江西万安知县，当时李瀚章是丁日昌手下的赣南道。丁日昌因为万安失守被革职，投奔到曾国藩处当幕僚。曾国藩很欣赏丁日昌的才干。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时候，就想要丁日昌跟自己去上海，曾国荃则提出要丁日昌跟自己去攻打天京。曾国藩谁也没有给，把丁日昌和李瀚章一起派到广东去办理厘金了。当时还在到处寻找人才的李鸿章听说丁日昌在广东军营，已经督制出了大小炮硼36尊，子弹2000多颗，十分羡慕。心想如果能让他来主持炮局就好了。李鸿章于是使劲追着曾国藩要人，终于奏请朝廷批准把丁日昌调到上海主持炮局。
兴办军工求自强（2）
事实表明，丁日昌办的炮局最有成效，它能制造“田鸡炮”（迫击炮），还有能发射80磅炮弹的“开花炮”。后来，丁日昌一直在李鸿章身边做他的得力助手，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实行者。
1864年5月，和太平天国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按理，洋枪洋炮的制造也该放松下来，但是，李鸿章不但没有放松，反而认为更应当加强。在仿制洋枪洋炮的基础上，他强调，不但要仿造，而且还要逐渐学会制造“制器之器”，刻不容缓。建议朝廷向日本学习，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加强国家的国防力量，在世界上站起来。
韩殿甲和丁日昌分别主持的炸弹局，“都不雇佣洋匠，只选中国工匠，仿照外洋做法”，分别用手工铸造炸炮。这三个炸炮局所造的炮，大多限于轻便的短炸炮，炮重不满50斤，每月只造6至7尊。炸弹则每月可出产万余颗。
“炸弹三局”生产出来的各种炸弹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前线，给李鸿章消灭太平军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并为李鸿章日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积累了经验。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上海机器局，成立于1867年9月，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后来能修船造舰，成为综合性的新式军用企业。金陵制造局，是把以前马格里主持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建立的。到南京后，规模扩大了，生产能力也提高了。主要生产各种口径的大炮、炮弹和子弹，还生产其他军用品。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都是制造军用器械的兵工厂。它们用蒸汽机作为动力，以机器为工具，雇佣了一批工人，这表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力。这两个局的资金都来自清政府的财政划拨，生产的武器弹药都归湘军和淮军以及其他各省军队使用。它们不参与市场竞争，不产生直接利润。这种先进的生产力结合官僚专制式的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官僚资本。有些研究者认为，在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某种特殊环境下，这种官僚资本的介入，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
1864年，淮军攻占苏州，李鸿章把马格里、刘佐禹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成立了苏州洋炮局。地址设在太平天国纳王府，占地比上海大得多。这期间，马格里通过李鸿章的允准又从外国购买了一批机器，规模扩大，生产也颇有成效，每一星期就可以生产1500到2000枚枪弹和炮弹，还制造了规模不同的开花炸炮。对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在1864年5月奏请朝廷允准，从保卫宫廷的火器营中选出了8名武弁、40名兵丁前往苏州洋炮局学习。于是李鸿章成了让人们刮目相看的洋务派首领之一。
1864年5月，同太平军作战即将结束，李鸿章再次强调制器之不可缓。他在致总署函中说：“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日本制造，现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吓，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由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1865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他看到，原来所设立的三个洋炮局设备不全，就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购买了上海虹口美国人的一座旗记铁厂，将它和原来设在上海的两个洋炮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规模极大，该局用两江海关二成的洋税作常年经费，主要制造军械。此外，江南制造总局还附设译书局，专门翻译外文科技书籍。
兴办军工求自强（3）
该局坚持“自立”、“自强”的主旨，从经费的筹措、机器设备的购置、管理人员的委派到洋匠的雇佣、机构的设立等问题，李鸿章和曾国藩都要过问，可谓费尽心机。1867年夏天，江南制造总局从虹口一带迁至高昌庙，规模又有所扩大。经陆续扩充和添置设备，到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已拥有各种工厂十余座，船坞一座。1867年，用原有购置的设备，并自造一部分机器，每天已能生产毛瑟枪15支，12磅开花弹100发；每月平均生产发射12磅炮弹的开花炮18门。自1867年至1894年27年间，该局共计生产各种枪支5万多支，大炮585尊，水雷563枚，炮弹12万发以上。这些武器弹药除供应淮军外，还供应南洋系统及各地的炮台、军舰，各总督所辖地区的军队。这些军工产品统一由清政府调拨，不具有商品性质。
在制造枪炮之外，江南制造总局同时还生产“制器之器”也就是生产造机械。同时，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制造轮船的分厂。李、曾二人都清醒地认识到，要对付西方列强，实现自强，对海域的争夺是关键，因此就要多造船，防御好沿海各个重要港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曾国藩又奏请另外划拨两江海关的两成洋税，其中一成作为江南制造总局专造轮船的费用。同治七年（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终于造出了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轮。中国近代的船舶制造业也从此开始发轫起锚。
从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可以看出，“自立自强”是其主旨，这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徒二人的主要目的，因此事无巨细，二人都十分关注，从经费筹措、机器设备的购置、管理人员的委派到洋匠的雇佣、机构的设立等题，他们都要过问，这使得江南制造总局从一开始就有了强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1863年11月，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赴徐州前线为钦差大臣，全力主持“剿捻”事务，李鸿章也移至南京。这样，苏州洋炮局又迁移至南京，改为金陵机器局，又称金陵制造局。该局局址设在南京中华门外的瓷塔山，规模又有所扩充，设备有所改进，到1879年计有3个机器分厂，翻砂、热铁、柞厂各2个，还有火箭局、洋药局、水雷局等；能够制造炮位门火，车轮盘架，子药箱具，开花炮弹、洋枪、抬枪、铜帽、大炮、水雷等。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对崇厚所办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接管并加以扩充。天津机器局在李鸿章的经营之下，分设东西两局，规模比以前大得多，主要生产火药、枪弹、炮弹、水雷等，辅之以修造船舰等。产品主要供应淮军以及北洋水师之武器装备。
李鸿章创办及接办的这几个制造局，再加上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早期军事工业的主干。几年间，制造局规模粗具，奠定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根基。在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带领下，许多省份也先后用“机器局”、“制造局”的名义，不断设立军火工厂。尽管其中存在一些缺点，但是毕竟引进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已经和原来的官营工场手工业有了根本的区别，打上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烙印。而通过几年的努力，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生产新式武器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清朝军队的落后状况，走上了国防近代化的道路。
综观李鸿章为实现“自强”而兴办近代军用工业的过程，从他购买船炮到仿而制造，其性质究竟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反抗还是为了“自强”而抵御外侮呢？从以下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后者是主要方面。
兴办军工求自强（4）
第一，不论是金陵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还是天津机器局的兴建和扩大，都是在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所以，如果李鸿章为对付农民起义而制造枪炮，是没有多大必要的。相反的，从前述促使李鸿章设厂制器的原因来看，“自强御夷”的目的是主流。
第二，李鸿章等人从购买船炮到自行制造的举动，为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新生产力，并且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开了新风气。
江南制造总局开局之初，就有过“各委员抨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之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的事实。
这种先进的制造之器，虽然由船炮引入，并在生产船炮的过程中被复制出来，但它一经出现，就会在数量上积累，而且按照自身规律运动，或迟或早突破其倡发者狭隘的预想。这是李鸿章等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第三，因制造船炮并为其服务的各项专门化技术工业的产生，对促进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新的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可是，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工矿企业，但它们基本上是由买办资产阶级所创立，并且规模很小，为缩小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只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不可否认，李鸿章主持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内生产的枪炮，在最初当然主要是运往前线对付农民起义军；但这些工厂的主要宗旨却是制造兵船，目的是防御海口用以“自强御夷”。再加上这些工厂由中国人拥有主权，自己建造和管理，所以，这些工厂尽管属于军事工业之类，却具有“御侮”性质，并且为中国近代工业打下了最初基础。
总之，在19世纪末年，中国近代工业虽发展缓慢，底子薄，基础不牢，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多少带有买办性，但在由李鸿章主持下的江南制造总局等企业的倡导、支持以及影响下，中国近代工业已经诞生并缓慢而艰难地前进，所以李鸿章设厂制器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第四，这些军工企业虽在“靖内”方面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但在“御外”方面的实际效果也极为明显，我们不能把李鸿章主持兴办的军事工业看成绝对的坏事。而也应看到其积极作用。如1870年李鸿章接管并扩充的天津机器局，起初虽然是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制造军火的，但随民族矛盾上升，这些军事工业所制造的枪炮弹药在加强边防、抵御外来侵略战争中发挥了作用。又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内专设的轮船工厂，为中国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作出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虽然李鸿章一开始办工厂是为了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但他的洋务思想在不断深化。他后来的活动表明，他办工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外国侵略，用以“自强御夷”，维护清朝的统治和国家的安全，也就是实现曾国藩所说的“自强”。这一点上，李鸿章不但没有背叛曾国藩，而且比曾国藩走得更远，贡献也更大。
欲求富强军转民（1）
李鸿章除了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外，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他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
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一些问题，就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
李鸿章知道，要办稍大一些的工厂企业必须得到总理衙门的同意和支持，所以多次致函总理衙门，陈说办厂造船的必要。他曾这样说道：“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或俟经费稍裕，酌择试办，祈王爷大人加意焉。”由于当时风气未开，李知道用大机器生产遇到的阻力过大，担心总理衙门有独木难支之虑，故致书威望较高的御史陈廷经，阐明中国学习西方技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抨击顽固派抱残守缺、昧于世界大势。他感叹自己略知国家富强的“底蕴”，故“每于总理衙门函中稍稍及之”，但“朝廷即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天下事终不可为矣。吾丈知爱素深，究心机要，附陈一一，伏希心鉴”。陈为信中的说理透彻和情真意切所动，于1865年1月奏陈变兵制、筹海防，在广东等海边城市设局制造外洋船炮以“靖内患，御外侮”。朝廷将此折发下，要曾国藩、李鸿章会同商酌。
李提出的建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的赞同。对于开办方案，李鸿章也有具体的考虑。以往的经验使他认为，如果委托洋商从国外购买机器不仅价高而且难于把握控制，而派人到外国机器厂学习，他也认为“其功效迟速与利弊轻重”也难以判断。由于上海已有一些外国人开办的机器厂，他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以适当价格就地收购一家，因此嘱咐下属丁日昌着手经办此事。1865年夏，丁日昌得知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准备出售，而且该厂能够修理制造轮船枪炮，在征得李鸿章的同意后，丁以银6万两买下该厂及其所存储的全部原材料，合并原来建立的两个洋炮局后，终于奏准成立。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首先陈述了办厂理念和就地购厂的理由，然后就提到陈廷经的奏折，“虽语焉不详，未得要领，而大致与总理衙门暨臣所筹议不谋而合。曾国藩平时亦持此论，自应遵旨商酌办理。”这样一来，他现在筹办江南制造总局就顺势成为“遵旨商酌办理”、呼应陈奏的结果。显然，陈廷经早先在他力劝下给朝廷的那则奏疏犹如一枚早已布下的棋子，在关键时刻发挥如此重要、具体的作用，不能不让人深叹李鸿章的老谋深算。紧接着他就简述购买此厂的具体情况，并强调“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言外之意是希望朝廷尽快批准。
欲求富强军转民（2）
在丁日昌把美商旗记铁厂买过来之后，李鸿章把它原来的名字改为“江南制造总局”，称此系“正名辨物，以绝洋人觊觎”。其实，如果深究一下，李鸿章把原来的厂名改成江南制造总局可能还有其他的意义。这明明是座兵工厂，它的英文名称即“Kiangnan Arsenal”（江南兵工厂），但他却不像此前办的“洋炮局”、“军械所”那样，名正言顺地给工厂冠以军工之名，其原因就在于他认识到“洋务”迟早要突破“求强”的“军工”范围，进入“求富”的“民用”领域，这种认识极为超前。他明确写到军工只是目前的救急之用，因“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而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于民用以“求富”：“臣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铸造枪炮藉充军用为主。”“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
此时的李鸿章，俨然成了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预言家。他预言，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当时连恭亲王和曾、左、李等实权人物为直接挽救清政府而创办这类官营军工企业都如此阻力重重，连他们此刻尚且无权创办生产民品以求富的企业，根本无法想象民间可以用大机器生产日用品谋利。而李鸿章却认识到大机器是“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而且民间必然要用机器生产以“自求利益”且官方无法阻拦这一历史趋势，确实识见深远。他之所以能有此认识，因为他认为机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其中的道理应是中外共通的，只是以前“华洋隔绝，虽中土机巧之士，莫由凿空而谈。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复”。而“天下至奇至异之事，究必于本于平常之理，如或不然，则推之必不能远，行之亦不能久”。
最后，他再次借陈廷经折提出自己的洋务思想：“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伦理纲常等均超过“外洋之俗”，只有机器技艺不如西方。而“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中国文化是“全体”应该为“本”，西方技艺是“偏端”应该为“末”，所以学习机器制造并不会伤害中国之本，不必担心“中学”之“本”会因此受到伤害。这就是洋务派对反对学习西方机器技艺的顽固派的回答和反驳。
另外，此折中有一小段又提到天津设立机器制造局之事，他仍是在应付朝廷。曾经在1865年5月，京城受到捻军严重威胁，清政府要李鸿章帮助天津设厂但被他找理由拒绝。但随着捻军的发展，清政府在津建厂心情更加迫切，于是接连发出几道上谕，一再索要李鸿章在上海、苏州等地办厂的部分机器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要李鸿章和丁日昌一同“赴天津开局”。对此要求，李鸿章还是拖延敷衍，实际决心机器与人员均不外放。在此折中，他仅承诺将“厂中机器仿造一份以备运津”，同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接着他又声明：“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仍是行拖延之计。不过随着职位的变化，后来他对“津局”的态度又大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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