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察受命援浙，是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当时太平军由江西出浙江婺源，攻下常山，接着江山亦易手。林文察以孤军受命收复江山，在失守后的第五天，与太平军大战于大溪滩，旗开得胜，连夜追击，李世贤屯江山一带的部队有两万多人，倾巢而出，分三路抄袭。林文察所部只有二千人，分别迎战，又大胜一仗，斩获千余，李世贤退回江山城内，自此日有接战，互有胜负，形成胶着的形势。
十二月廿五，林文察发动一次突袭，亲自带兵“踏营”，林文察的部队，得力于火器精良，一时火光烛天，城内大震。
他在踏毁十几座敌营以后，乘胜攻城。他一面身先士卒，登云梯、攀城墙，一面设下埋伏。李世贤所部仓卒遇变惊惶失措，由西、北两面遁走，为林文察预先埋伏的炮兵所轰击，伤亡甚众。江山县城亦就在这一夜为林文察所收复。因此，擢升副将，晋号为“乌讷思齐巴图鲁”。
到了咸丰十一年二月间，闽浙总督庆端要求撤回闽勇，王有龄万分不愿，但其势实不可留，因为名义上浙江归闽浙总督管辖，而总督又有节制辖区军务的全权，可以直接下令总兵曾玉明撤调人马。
这一下，去了一万多人；而且是颇能打仗的台湾和漳州籍的部队，浙江的防务大受影响，王有龄奏调在湘军中不甚得意的的将领秦如虎、刘培元募勇来浙。但最盼望的却是李元度，王有龄让朱大器筹集了一笔现银，间关送到军前，而李元度一入江西境内，行军甚慢。杭州城内天天传说：“李道台的兵快到了！”其实是地方大吏，为了安定人心，故意放的空气。
其时除了杭州以外，上起嘉兴，下至浙江与江西、安徽交界之处，都有太平军的踪迹。所幸者，钱塘江南岸的宁波、绍兴两府，完整无缺，但全省１５路军需，亦不能尽靠宁绍。
此外湖州孤悬，而赵景贤守得极好，此人是一奇才，与太平军作战，几乎从未吃过败仗，是王有龄唯一可以信任的带兵官。
那时已经文武不分，由监司到县令，莫不是带兵官，而且亦似军民不分，办团练的绅士，亦莫不是带兵官。宁绍的防务，就由在籍绅士王履谦负责，他寄籍顺天府大兴县，本籍绍兴，字吉云，与曾国藩同一年点的翰林，官做到左副都御史，咸丰七年免职，为文宗派为浙东团练大臣，跟王有龄不和，成了浙江局面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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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年夏天，太平军五路援安庆的计划，几乎完全失败。其中最重要的是李秀成的第一路、陈玉成的第二路和李世贤的第四路，第四路的任务是先攻皖南，断湘军的粮道，但集中二三十万人围攻祁门一隅之地，却始终未能打垮曾国藩的大营。先是第三路黄文金为鲍起、左宗棠一败再败，不能成军，接着是李世贤的第四路，先胜后败，为左宗棠大破于景德镇以南的乐平。统全军撤回浙江，从此不复再能窥伺皖赣。
第二路先由陈玉成自桐城、霍山进入鄂北，占领英山，陈玉成其前锋伪装清兵，长驱直下，向南疾进，十一日之间，行军六百余里，连下三城，由蕲水攻陷黄州。据说英国公使馆的参赞巴夏礼，正陪英国海军司令何伯，从上海坐兵舰西上，到汉口去调查开商埠的事，经过黄州，与陈玉成见面，劝他不可再向西进兵攻武汉，以免妨碍英国通商，否则必致与英国军队发生冲突。同时又告诉陈玉成，说一路西来，绝未听到李秀成或有其他太平军部队进兵江西的消息，警告他孤军深入，必无后援。陈玉成信以为真，放弃了与李秀成会攻武汉的计划，回军去援安庆——陈玉成的老母妻儿，全军都被围在安庆城内。
当时湖北防务，甚为空虚，武昌只有巡抚的直属部队，所谓“抚标”二千余人。所以听说黄州失守，在前线的胡林翼，大为震动，调兵回救，则陈玉成已经远去，安徽巡抚李续宜的部队，和彭玉麟的水师，一路追击，颇有所获。于是湖北解严而安庆的大战爆发了。
安庆是于上年六月间起被围，城内的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曾国荃在城外构筑长壕，扎营三处：集贤关、盐河及城东北的菱湖，互为犄角，并有杨岳斌的水师支援，阵势相当巩固。外围则有多隆阿的马队作接应，多隆阿原属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部下，与鲍超一在皖北，一在皖南，为曾国藩麾下最重要的两支部队。
由于“天京”定策，有五路援安庆的计划，所以此一地区由秋徂冬，由冬至春，战况沉寂。城虽被围，粮食弹药无缺，多由英国商船自上海经长江运来接济。这样“相安无事”的局面，至此打破，陈玉成未到之前，就檄调留守天长、六合的太平军，西来助战，一方面由菱湖通城内的水路增援城防，一方面在菱湖北岸建营垒１３座，预备里外夹击攻曾国荃。
曾国荃当然亦有相应的措施，第一步是加强控制菱湖，通知杨战福开来二十几只炮船，由长江抬上岸，再自菱湖东岸入水、巡弋湖面。第二步是向曾国藩求援，其时曾国藩由于左宗棠乐平大捷，皖南局势安定了下来，已接到陈玉成回扑安庆的消息，移驻安庆附近的东流，派鲍超一军赴援，同时胡林翼亦派副将成大吉一军助战。当然，多隆阿亦早由桐城回师，配合作战，李绩宜以安徽巡抚的身分，守土有责，带军会战，更不在话下。
清军一增援，太平军亦不能不再添兵力，五路援安庆的计划，既已失败，则安庆一地直接成为双方短兵相接，势在必争的焦点，所以太平军方面，凡能动用的兵力，无不投入，由洪仁?亲自渡江到前线指挥。安庆北面的战场重重包围，陈玉成包围曾国荃，扎营在高路浦的多隆阿包围陈玉成；而新赶到的洪仁?则屯兵在新安渡至练潭一带，又包围了多隆阿。
双方接战，由菱湖水面开始，互有胜负。但岸上的仗，清军打得很好，多隆阿一胜于练潭、再胜于新安渡。而陈玉成想攻破曾国荃，则以凭壕固守，太平军劳而无功。
于是太平军重行部署，以挂车河为中心，分左、右、中三路，共３万人发动总攻击，多隆阿首当其冲，分五路迎敌。
由于陈玉成“后期”，以致三路皆北。这是四月中旬的事，不久，陈玉成先锋，安徽桐城人的程学启，率领部下千余人，在集贤关投降湘军。程学启是太平军的名将，后来为李鸿章所用，深为得力。
到了五月初一，鲍超与成大吉合力攻赤岗岭的太平军，其地在集贤关，共有四垒，鲍超第一天攻破了三垒，守将三人均阵亡。第二天攻残余的一垒，这垒的守将，是陈玉成最得力的部下刘玱琳。因为势孤力弱，弃垒而走，结果为鲍超部下阵斩。曾国藩一次给朋友写信，曾称刘玱琳为“玱琳先生”，不知盗亦有道，值得如此尊称，还是戏谑之词？
这一仗下来，曾国荃一军转危为安。太平军则另调杨辅清一军，与陈玉成在皖北会合，预备再举。但菱湖南北岸的太平军八千人，却又投降了。
在传说中，这八千人的下场极惨。据说，当太平军派人接洽投降时，曾国荃下令，须先缴械。太平军遵令而行，结果曾国荃命他部属中，唯一非湖南人的朱洪章，尽屠此八千人，靡有孑遗。正史中有关安庆之役的记载，及曾氏兄弟与朱洪章的纪传，都不曾提到有这八千人投降的事，自然更谈不到“尽屠”之说。杀降不祥，而况菱湖东岸为曾家的老幺贞干所防守，程学启的投降，就是曾贞干的设计，同为降军，待遇大不相同，似乎是一大矛盾，但研究太平天国史者，多主此说。看来是一重难明的疑案了。
不过到了六月初一，菱湖西岸太平军的营垒，尽为曾国荃所破，则是记此战役必须大书一笔的，因为从此安庆城外已无太平军，而真正的围城开始了。
适逢其会的是，恭亲王所主持，新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外交上相当活跃，与英国公使达成了一项协议：“禁止洋船济匪”，同时严令“禁止汉奸附载长江英法轮船，贪利济匪”。总理衙门并以同样内容的照会，分致法国和俄国公使。英国海军并派兵舰，巡弋长江作有效封锁。于是安庆城内，大起恐慌，守军乏食，纷纷出降。城内百姓到后来甚至吃人肉以求生。
外围的太平军，当然也要作最后的挣扎，杨辅清会合陈玉成由无为州绕道桐城以北，攻怀宁以西的太湖，同时一路抢割已熟的稻子。这一带属于多隆阿的防区，双方兵力为十比一，但多军士气正旺，迎面痛剿，斩获甚多，太平军桐城西南二面的七座营垒，为多军攻破。但多隆阿甚为机警，防备太平军夜袭，每每扎营以后，又复他去，敌人常常扑空，反为多隆阿所伏击，死伤甚众。
到了七月下半月，太平军集合余部，获得四五万人，重新进入集贤关，筑新垒四十余座，预备固守。集贤关是桐城与安庆之间的一处要隘——安庆府北３０里，有座大龙山，稍东相接的另一高峰，名为小龙山。两山盘亘，下瞰长江，南面两山相夹之处，名为门山，形容其为两山之门，再向南有白麟、火炉诸峰，山脉潜而复现，耸起如脊，所以名叫脊现岭。集贤就是脊现二字，以讹传讹的谐音。集贤关就在脊现岭上，离安庆府１５里，安庆的北门，即以集贤关得名，叫做集贤门。
从以上介绍的形势，可知集贤关易守难攻，但为解安庆之围，实亦不容此处的太平军，固守自保，所以从七月二十起，这四五万太平军，分１０余路猛扑曾国荃所部的长壕。城内太平军亦在四门列队，准备接应，这样到了七月廿八，始终无功。
其时城内外两处太平军，一线交通，就靠菱湖通安庆水门的河道，城外太平军以小艇偷运粮食接济城内，城内则以因为欠缺火药而废置无用的枪炮，接济城外太平军。不幸在七月廿九日，双方的接济，都为在菱湖巡弋的清军水师所截获。
在同一天，朱洪章击退了集贤关向菱湖进攻的太平军，这是安庆之战的最后一仗。从此，不但城内守军已断指望，集贤关上的援军亦放弃了救安庆之想，退出集贤关外，退桐城、退石牌、退太湖、退宿松，有的回天京、有的到皖南。
七月三十，城内守军逃的逃，降的降，残余少数，与曾国荃取得联络，以放一条生路为条件而献城，于是八月一日卯刻，湘军入城，百战艰难，终于克复了安庆。
安庆之克，是平洪杨战史上的一件大事，亦是曾国藩“以静制动”战略成功的一大效验。双方的重视安庆，可由曾国藩的函札中见其大概，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四日致其长子纪泽的家书中说：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
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转旋之机，只在一二月可决耳。
在这封信的十天以前，祁门解围，而陈玉成回军皖北，曾国藩急遣鲍超赴援时，曾有信致其四弟曾国潢，得失萦怀，忧思忡忡，溢于言表：“忽闻四眼狗逼集贤关外，九弟季弟又十分紧急，不得已抽朱云严五百人，赴安庆助守于壕内，及调鲍春霆带八千人赴安庆助攻于关外。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不知沅、季能坚守半月，以待援兵否？若安庆能转危为安，则事尚可为耳。”
在此时，曾国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鲍超身上，他确信，只要鲍超能够赶到，战局即可稳定。但其时风雨大作，道路泥泞，即令鲍超能冒雨行军，辎重用羊角车装载，则无法求速，所以曾国藩所忧虑的是，鲍超未到之前，曾国荃的长壕可能已先为陈玉成所攻破。结果鲍超不负所望，大败陈玉成于集贤关，所以论克安庆之功，关键系在鲍超身上。
安庆既克，曾国藩当日便在对岸的东流接到了捷报，即时有信覆曾国荃说：接喜信，知本日卯刻克复安庆。是时恰值“日月合璧，五星联珠”，钦天监于五月具奏，似为非常祥瑞。今皖城按时应验，国家中兴，庶有冀乎？
安庆克复，竟被视作非常祥瑞，可知关系之重。但文宗却已不见此中兴征兆，于半个月前的七月十六，崩于热河。如果安庆早克复一个月，病中得此喜信，文宗或许竟能延年，则辛酉政变，可能无由而作，历史便又是另一样写法了。
安庆之克，是清廷的喜事，但浙江，特别是杭州却大倒其楣。从洪杨金田起事以后，失守的名城，不知其数，唯有杭州的遭遇最惨，为百年未有的浩劫。
何以安庆克复，浙江会倒楣呢？这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太平军百万之众，皖北不能立足，皖南又有左宗棠的严密防范，自然得要找一条出路，而浙江是唯一的可以“就食”之区。
当时太平军内部，在战略上亦有两派不同的主张，一派以洪仁?为首，认为自古取江山先西北而后东南，由上而下，其势顺而易，由下而上，其势逆而难。所以仍主张反攻皖北，谋取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中原。另一派则是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的打算，就双方形势着眼，以为皖北以上，及江西、皖南等地，“敌无可败之势，譬如食果，尚未合时，其味必苦”，这就是说，浙江是一树熟得将烂的果子，振力一撼，俯拾可得。
当然，此时太平军只剩下李家兄弟的兵马，可称劲旅，发言的分量，非洪仁?可比。事实上，“天京”对在外的战将，亦已失去控制。于是李氏兄弟的六七十万人，由常山、开化入浙江，行军如蚂蚁搬家，首尾不绝，历时十余日之久，浙东的守将，闭城自保，不闻不问。加以鲍超在后路追击，更如驱虎入羊群，鲍超由江西抚州，追到边界，收复铅山，亦解了广信之围，便收兵回皖北休息，因为再过去是浙江地界，与己无关。
在鲍超之后还有一队官兵，就是李元度的安越军，兵到衢州，入了浙江地界，大概耳闻目击，无一处不是乱糟糟的景象，觉得犯不着淌浑水、打烂仗，因而屯兵衢州，观望不前，以后敌兵阻隔，更到了杭州，尽管王有龄跟杭州城内的官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安越军却始终只在人家的后门口徘徊。
李秀成于九月初二进围浙东的重镇衢州，守将总兵李定太，深沟高垒，务求自保，于是李秀成舍衢州而去，在严州与李世贤会师，商定了进取杭州的计划，分南北两路，李秀成由北路直指杭州，李世贤任南路，继续攻严州。这是九月初十的事，７天以后，严州守将张玉良弃城而走，李世贤连占遂昌、松阳，势如破竹。
大概在九月中旬，上而金、衢、严三府，下而杭、嘉、湖三府，尽是太平军的天下，所余者，杭州、湖州两孤城，以及宁波、绍兴两府。其时宁、绍为浙江全省的饷源，此两府不失，王有龄犹可紧守待援，不幸地，太平军毕竟渡过钱塘江，攻向南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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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时也，正为曾氏兄弟扬眉吐气，弹冠相庆之时，曾国藩赏加太子少保衔，曾国荃本是道员，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曾贞干的本职是训导，一县的学官，奉旨免选本班，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尽先选用；战死三河的曾家老六曾国华，阵亡时的官职是同知，小官本不予谥，因为“一门忠义、深堪嘉尚”，特旨赐谥“愍烈”；此外湘军将领，除却李元度以外，几乎无不升官，曾国藩移驻安庆，日日开单办保案，忙得不可开交。
对于军务政事，曾国藩当然亦有一番筹划。湘军的士气可用，纪律亦胜于原有的绿营，以及其他各省自招的勇丁，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按月发饷。“皇帝不差饿兵”；就肯奉差遣，也一定是克敌不足、扰民有余。曾国藩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两江总督，不比专领一军的将官，只管打仗，粮饷可以跟朝廷、跟地方去要，在他的职责来说，吃了败仗，可以指名参劾失机之将，如果粮饷不能按时支应，就是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不仅以克复城池为已足；还要维持安定，振兴市面，道路畅通，商旅不绝，方能使唯一粮饷所出的“厘金”，源源不绝。
就为了这个缘故，王有龄奏请以太常寺正卿左宗棠督办全浙军务，浙江全省提镇以下，统归节制。他在奏折中对“左京堂”推崇备至，说他“体用普优，才识洞达，韬略素裕，纪律严明，所部尽皆劲旅”。在左宗棠本人，一向耻于屈居人下，如果“督办全浙军务，浙江全省提镇以下，统归节制”，便一定是督抚、将军都不能不尊敬的“钦差大臣”，而且方面之寄，遇事独断独行，可以发抒抱负，亦强似为曾国藩“帮办军务”，所以颇有跃跃欲试之意。
无奈曾国藩不放他走，因为皖南一地刚刚稳定，而江西则大致已经肃清，非左宗棠着意整顿，不能确保饷源。
几经筹划，决定先调蒋益沣一军到皖南。蒋益沣字芗泉，也属于湘军系统，此时正在广西作战，此人湖南安福，少小为乡里无赖，他的部下军纪不好，但能打仗。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有驾驭蒋益沣这种悍将的能力，所以已奏调，等他到达，接替一部分防务，再让左宗棠分兵援浙。
至于规复苏常，朝命一再催促，曾国藩亦耿耿于怀，但苦于无法抽调兵力。而在上海的江苏巡抚薛焕，及避难在上海租界上的江苏士绅，则亦如王有龄一样，苦苦乞援于安庆大营。但曾国藩始终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虽受无以为助。
第二章
安庆既克，曾国藩才开始认真考虑援浙及规复苏常两大任务。他一向的宗旨是：“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援浙之任，决定交给左宗棠。知人之明，莫如曾国藩，他深知左宗棠的才具，足当方面，但亦深知他的性情好大喜功，不受羁勒，最好是给他一个不受各方牵制，可以放手去干的局面，则以浙江的情况来说，他人视作棘手者，却正好发挥左宗棠的长处。
规复苏常之任，曾国藩觉得一时难有适当的人选，因为这个任务与援浙不同：
第一、浙江已成糜烂之势，人人皆知事不可为，所以随左宗棠怎么去搞，都不要紧，大不了沦陷了再想办法去克复。而援苏常则必先保上海，托付不当，上海一失，则东南饷源，十失七八，关系太重，不能不格外审慎。
第二、浙江方面，望援军如大旱之望云霓，王有龄已经奏保左宗棠，并已表示愿交出浙江军务指挥的全权，所以左宗棠一到，王有龄必会拱手让贤，俯首听命。而上海则不同，情况相当复杂，何桂清虽已革职，潜势力犹在，薛焕驻上海当然要执行江苏巡抚的职权，而苏松太道吴煦，则成了“地头蛇”，把持利薮，毫不放松。事权纷歧再加上洋务烦剧，即有精兵良将，能不能指挥如意，实成疑问。
其时恰好江苏乞援的专使来了，而且来了不止一个，苏松太的士绅十几名，学申包胥哭秦庭，非哭得曾国藩发兵不肯走。
这十几名江苏的绅士，为头的叫钱鼎铭，字调甫，江苏太仓人，他的父亲钱宝琛，做过湖北巡抚。洪杨事起，奉旨在原籍办理团练，钱鼎铭跟着老父在一起办事，便耽误了功名，从道光二十六年中了举人以后，一直未能北上会试。
咸丰三年，小刀会刘丽川起事，攻占上海，青浦的帮会头脑周立春起而响应，一时声势浩大，连陷名城。钱鼎铭便招募团勇，配合官军作战，咸丰五年收复上海，平定小刀会，论功行赏，授职江苏海州所属的赣榆县训导。以钱鼎铭的才气，如何肯屈就一县学官？为了急于用世，走了捐班的路，在户部当主事。不久，因为丁忧回籍，三年守制家居之时，江南局势已经大坏，大营再陷，和春、张国梁殉难，太平军席卷吴中，江苏巡抚退保上海，苏松太一带的绅士，亦纷纷避难，托庇于“夷场”。
但“夷场”不是久居之地，沦陷的家乡，更渴望光复。眼看江苏之后，浙江又几乎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如果杭州沦陷，浙江的战事告一段落，李秀成倾江浙两省的物力财力以围困上海，则一隅之地，必难固守。而上海一失，足以养兵数万的关税、厘金为太平军所得，一出一人，关系极大，那时要想回家就很难了。
于是聚集在上海的江苏士绅，由团练大臣庞钟璐召集会议，筹谋自保之策。江苏的大员固然都集中在上海，但自何桂清失苏常，他手下的那班人，如现任江苏巡抚薛焕、苏松太道署理藩司吴煦，在江苏士绅看来，都是不足恃的人，可恃的只有新克安庆的曾氏弟兄。
因此，早在拟议中的，向曾国藩乞援计划，很快地成熟了。这个计划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由庞钟璐出奏，请派曾国藩分兵急取苏常，同时由江苏在朝的大老，如庞钟璐的同乡前辈、翁同壧的父亲，大学士翁心存等人，策动朝议，责成曾国藩出兵，一面派专人赴安庆大营乞援。
但是道路艰阻，由上海西上，通过太平军的重重关卡，到达安庆，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路吃辛苦，弄得不好，性命都会丢掉。如果出重赏招募一名勇士，间关投书，又怕不够郑重，曾国藩置之不理。就这为难的当儿，钱鼎铭慨然请行，有人领头。事情便好办了，一下子有十几个自告奋勇。
他们走的是水路，坐了英国轮船，平平安安到了安庆。一上岸就到大营谒见曾国藩，呈上庞钟璐的亲笔信，说是“上海饷源重地，请以精兵万人，一勇将统之，倍道而来，可当十万之用”。
“话是不错。无奈无人可派。‘精兵万人’，谈何容易？”
听得曾国藩这样表示，钱鼎铭悲从心来，放声大哭。他一哭，同来的人也哭，而且环跪满前，倒像大丧举哀似地，哭得满营皆惊。
“请起来，请起来，有话平心静气地谈！”
尽管曾国藩一再这样表示，而且命戈什哈上前搀扶，无奈江苏的士绅，情词急迫，竟似耍赖似地，非曾国藩点头答应，不肯起身。
曾国藩可真有些急了，“诸公好不晓事！”他说，“就算现在有兵有将，请问，如何才到得了上海？这不是你们一哭，我说一句话，便可成功的事。快请起来，从长计议。”
话责备得对，而且口气也松动了，环跪在地的士绅才遵命站起。曾国藩便吩咐请一位他的幕友，也是他的门生来。
这人就是李鸿章——为了参劾李元度，李鸿章跟他的老师闹得不欢而散，到江西闲住了一年，依然故我，回想在祁门大营那一场争执，觉得自己也未免太鲁莽了些，一则，到底是老师；二则，李元度也实在辜负曾国藩的期望，只看他募勇援浙，沿途诳报胜仗，而到了浙江，食人之禄而不忠人之事，寄身于敌人尾闾之间，真有点近乎无耻了。
这样转着念头，便一直想回到曾国藩大营，只是苦无机缘，直到安庆克复，李鸿章才写了封信去道贺，虽未提到想重投师门，但言外之意，以曾国藩的肯虚心体察人情世故，自然能够默喻。
曾国藩对这位门生的期望甚高。但李鸿章的年纪还轻，尚欠沉着，料事太易，求功太切，而且喜欢“打痞子腔”作英雄欺人之谈，在曾国藩看来，驳杂不纯，因而要下一番陶冶之功，挫他的虚骄之气。在营里，李鸿章喜欢睡懒觉，而曾国藩一定要等幕友到齐，才开早饭，逼得李鸿章不能不一早起身，诸如此类的“细故”，使得李鸿章对老师大为不满，因而才有为李元度相争，绝裾而去的结果。曾国藩当然了解他这个门生的心事，如今肯回头相就，足见得他自己下过一番省察克己的功夫，非昔日可比，所以立即覆了一封信，说是“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同时关照粮台汇了旅费到江西。于是李鸿章欣然到了安庆大营。
曾国藩会“看相”，看的不是那一年走鼻运，会发大财之类，而是看此人的气色与气度。一度不见，发觉李鸿章神情肃穆，劲气内敛，大为安慰，留他在左右参赞军务，大致布陈方略，有关安危大计的奏疏，都由李鸿章拟稿。这时江苏士绅，哭求援师，该当如何处置，曾国藩也要找他来商议。
“是。”李鸿章听老师道明究竟，便即答道：“容门生与江苏诸公细谈，再来回报。”
“好，好。你们先细谈了再说。”
于是钱鼎铭便在李鸿章那里谈了一夜，盛道上海因战火而带来的畸形繁荣，五方辐凑，商贾云集，巨室播迁，多挟重金住在夷场上，上海若为太平军所得，曾国藩沿长江逐步肃清，进围金陵的计划，便很难收功了。
这番话使得李鸿章大为动心，英雄要有用武之地，但求一所谓“善地”甚难——办太平军咸丰初年以前的军务，完全不同。那时国家有大征伐，命将出师，仪式隆重，至于“人马未动，粮草先行”，更不用专阃之将费心，朝廷会拨国帑，指派大臣，经纪其事。作统帅的只要知人善任，必奏全功。如今办太平军，朝廷不责以时效，不遥为控制，进兵快慢，固可收发由心，就是丧师失地，只要是非战之罪，亦可邀得宽典。这样的情形，比雍正、乾隆年间的大将，固然好当得多，但练兵、筹饷要靠自己，却又比那时候的大将苦恼得多。
兵饷两项，又以饷为根本中的根本。有饷无兵，像浙江这几年的局面，是自贻伊戚，主事者的失算，但如有兵无饷，则孙吴复生，亦未见得能练成一支劲旅。现在上海有这样丰厚的饷源，那就是一等一的善地，大有可为了。
但饷源虽厚，如果不能归自己掌握，依然无济于事。因而李鸿章接下来便想到上海的事权，以此向钱鼎铭询问。
“江苏现在吃亏的，就是云集上海的大员太多，事权不一。
照规矩说，该归薛中丞控驭一切，而其实上厄下制，少所作为。”
“上厄？”李鸿章诧异地问，“莫非何根云还以江督自居？”
“虽不以江督自居，却以苏浙两省的太上巡抚——”
据钱鼎铭说，薛焕与王有龄感念何桂清提携之恩，庇护甚力，尤其是薛焕，近在咫尺，事事承命。他一再为何桂清请命，先跟王有龄合疏奏请“弃瑕录用，俾奋后效”。朝命不许，从而单独上奏，说嘉兴方面的官军将士，请何桂清去督剿，等克复苏州，再进京伏罪，朝命又不许。但何桂清始终还在上海，薛焕仅是为何桂清能不被捕，便已费尽心血，对公事上，自然就顾不到了。
“那么，”李鸿章又问：“受制于下，又作何解？”
这是指苏松太道署理江苏藩司的吴煦：他是上海的地方官，而且兼管海关，饷源都握在他手中。吴煦其人，自然是精明的一路，但对军务一窍不通，他的唯一办法是用重金、募洋将，自从用美国人华尔收复松江，益发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可是大把银子散漫地花，反而养成了那班在本国立不住脚，到上海来找机会的“洋打手”的骄气，出兵以前，先索重赏；临阵之际，坐观成败；如果打了个胜仗，回来又索重赏。薛焕也觉得这样搞法，不是回事，无奈吴煦已成了地头蛇，而且他自己跟洋人打不来交道，只好听任吴煦去胡搞。
“薛中丞也招过好几次兵，前后不下三四万人，无奈成军不能出队，一出队就打败仗。”钱鼎铭紧接着又说：“天下皆知善战者湘勇，所以薛中丞已派了人，携带重金到湖南招兵去了。既然如此，则善用湘勇，莫于湘人，吴人望涤帅如泰山北斗，既在治下，则不求涤帅又求那一位？”
“我老师新奉节制五省军务的诏令，责任不轻。统筹全局，分其缓急，这也是他老人家身负艰巨，不能不持重之处。再说治军贵得人和，上海似乎另成一个局面，事权不专，办事也棘手，到那时辜负吴中父老的期望，心何能安？”
“若说事权，既有节制五省军务的诏旨，在上海的薛中丞、吴观察，岂敢不听涤帅的指挥。在地方上，请转陈涤帅，我敢以身家性命担保，一定唯命是从。”
听得这一说，李鸿章更觉事有可为。将彼此的谈话回想了一遍，认为薛焕到湖南招兵的情形，大可注意，因而在这方面问得特别详细。
“听说薛中丞叮嘱招募委员，到湖南募勇，一定要挑那经过训练，历过战阵的老兵，庶几乎一经招募足额，便可成队，一经成队，便可出仗，一经出仗，便可成功。”
李鸿章听罢哈哈大笑，倒弄得钱鼎铭愕然不知所措，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话？
“调甫兄，你也在珂乡带过勇，打过仗，倒想想看，世界上有那样的事吗？照薛中丞的如意算盘，银子花出去就可以打胜仗，那何不打银子？兵勇枪炮都不用，只拿大把银子撒出去，长毛就会望风披靡！天下岂有斯理？”
“是呀。”钱鼎铭说：“我们也觉得薛中丞求功太切，反倒不可倚靠。”
“倒也不是求功太切的毛病——”李鸿章把下面的话咽住了，薛焕的如意算盘，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他还不肯教给钱鼎铭学个乖。
听完李鸿章的报告，曾国藩也觉得薛焕派委员到湖南募勇的办法，天真得可笑。“经过训练、历过战阵的老兵”，如果是能打仗的，何不在外头打仗立功，跑回家乡去干什么？薛焕所说的那些“老兵”，其实是湘军各营的溃勇，或者被裁汰资遣回籍的“兵油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照曾国藩以威继光遗规订立的招募条件，是决不能合格的，李鸿章也服膺这些道理，所以一听钱鼎铭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
“老师，”当笑话谈完了这件事，李鸿章正色说道：“薛中丞散漫花钱，一定会把湖南的风气搞坏，未曾入营，先多方需索，以后我们去募勇就难了。只怕九叔回湘招军，也受他的影响。”“九叔”是指曾国荃，其实国荃的年纪比李鸿章还轻，不过照世交规矩，不能不这样尊称。
“那倒还不至于。”曾国藩徐徐说道，“其实淳朴农夫，何地无之？少荃，你也不妨回你家乡去招募一支勇看。”
李鸿章异常机警，听出曾国藩无意中透露，有让他带兵的打算，他所求的就是这个机会，但不出则已，一出也得像左宗棠那样，担当方面，才能舒展怀抱，所以这时出以沉着，淡淡答道：“那是以后的事，眼前援沪一节，总要老师先定下主张，才好措手。”
“饷源是要紧的。”曾国藩徐徐答道：“胡润芝当年在武昌，月筹４０万，供馈长江上下游，如果不是他，何有今日？”
“就是这话啰！”李鸿章赶紧接口：“上海一地，每月所收关税厘金，可用来作军饷的，总有六七十万。比胡润帅当年的收入还多。而且一出一入，所关更巨。”
曾国藩点点头：“我也知道。上海是要想法子守住的。我想写信找沅甫来商量，看他所募的六千人，能不能先用在上海？”
李鸿章心想，曾国荃一心想收复金陵的大功，不见得肯到上海。但这话自己不便说，说了倒像自己想讨这个差使似地。老师的意向不明，躁进怕为他看不起，不如不说。
不说却又不可，缓不济急的话，应该可以说的。于是他这样答道：“老师，苏绅望安庆，如大旱之盼云霓。而且长毛‘二李’，裹胁几十万人在浙西，一旦猛扑上海，后果不堪设想。老师若是定了宗旨，请九叔带队赴援，那也就不必再商量了。迳自写信给九叔吧！”
“沅甫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凡事要出于他的自愿，才能坚忍不拔。强使行之，并非善策。”曾国藩想了一下又说：“世事千头万绪，还得要从长计议。眼前先不谈可行的，要先谈不可行的。少荃，我倒请教，现在有一大支兵将在这里，千里迢迢，重重阻隔，怎么到得了上海？是不是一路打过去？要打，当然先打金陵；若非如此，用哪条间道？这些疑问，如果瞠然不知所答，那就无从谈起了。”
一句话将李鸿章问得哑口无言，不过他的心思极快，心里在想：“既然钱鼎铭能来，我又为什么不能去？”这样自问着，突生灵感，脱口便喊了声：“老师！”
喊了这一声，却又不响了，只怔怔地看着老师，眼中流露出喜悦而迷惘的光芒，曾国藩一看就明白，从容问道：“少荃，你有什么好主意？”
“门生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我看，此事非借重洋人不可。”
“你是说，照他们在上海的办法，也是募洋将洋兵，替我们来打仗？”
“不是。不是募洋将洋兵，是以重金募洋商。”李鸿章放低了声音说：“门生打算雇几条洋商的大火轮，载运兵勇，鼓掉东驶，一路冲过去。老师看行不行？”
曾国藩闭目不语，眼中浮起一幅景象——这幅景象出现在这年初夏，胡林翼应邀到东流商议进兵方略，曾国藩邀他登上安庆城外的龙山，视察形势。骨瘦如柴的胡林翼，立马遥望，意气甚豪，指着安庆城内的太平军，说他们已为釜底游魂，指日可以平服。一句话未完，颜色大变，口吐鲜血。
这是因为胡林翼突受刺激，刺激来自两条西洋的轮船，逆水直上，迅如奔马，洋人有此利器，不能不忧。胡林翼本来就有肺疾，从此病势日重，半年功夫，竟至不起。临终前几个月，有人跟他谈起洋务，他总是闭目摇手，神态忧郁地说：“不谈，不谈。这不是我们所能谈得出结果来的。”
曾国藩在这方面，跟胡林翼约略同感。这时李鸿章提到“洋商的大火轮”，自然而然地忆及往事，既忧国势，又悼良友，所以闭目不语，神色不怡。
李鸿章不免诧异，“老师，”他问，“忧虑的是什么？”
“当年——”他将当年荩臣忧国的因由，说了给李鸿章。
“胡润帅原是深谋远虑的人。不过洋务连谈都不愿谈，也未免过分。”李鸿章停了一下说，“照门生看，师夷以制夷，倒是可行之道。”
“那是以后的事，眼前还谈不到。”曾国藩将话题拉了回来：“安庆被围的那时候，城内的长毛，就靠洋商的轮船接济，官军拿他们没有办法。轮船外包铁甲，其行如风，用洋枪打是不中用的，不过，拿大炮轰呢？僧王守大沽口，恃有炮台，英法军舰不敢贸然内犯，看起来，轮船不能不怕大炮。这一层，你要仔细思量。”
“门生想过了。运兵的消息，当然要严防外泄。雇船的时候，不必先跟洋商说破，到时候兵上了船，不怕洋人不就节。”
曾国藩沉吟久之，方始开口：“这样做法，迹近挟制，不是光明磊落的行为，而且也怕洋人不服，反倒会泄消息。照我看，这件事做倒可以做得，总须先求稳当。第一先要仔细探查，此去有哪几处会受长毛的炮轰，可有闪避之道？第二、要跟洋商说得明明白白。水脚贵一点倒不要紧，必得听我们指挥，要走要停，白天走，还是夜里走，不能随人摆布。”
“老师顾虑得是，我就照老师的话，跟钱调甫他们去说。”
“不忙，不忙！”曾国藩摇其头，“还有最要紧的一件事，尚无眉目。少荃，我这里怕抽不出多少人，沅甫虽有六千人，是不是肯担当此任，尚未可知。再说，进围金陵，亦不可缓。你能不能自己练一支兵？”
练兵先要招兵，这不是三两个月可了的事，李鸿章有些为难，回乡招募，练成一支可以与湘军并驾齐驱的劲旅，固是极好之事，就怕远水救不得近火，等练成了，上海已经失守，变成无用武之地，岂非白耗心血。
曾国藩见他沉吟不语，便猜到了他的心事，“少荃，”他提醒他说，“兵总是要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才会得力。鲍春霆会打仗，不会练兵，他的队伍，纪律太差，只能攻，不能守，一屯下来，百姓就要遭殃。这是鲍春霆吃亏的地方，你当引以为鉴。至于军队练好了，不愁没有用处，你不必三心两意，只从根本上去着力，决不会错。”
李鸿章矍然而起，毅然表示：“我遵老师的训诲。”
从曾国藩那里退了出来，李鸿章先不跟钱鼎铭见面，得要找一个人去好好商量，这个人就是安庆克复之前，向曾氏弟兄投诚的长毛程学启。
程学启是安徽桐城人，字方忠。年纪虽轻，在地方上的声名甚盛，他没有读多少书，但行事有游侠之风，喜用奇计，更善结纳。陈玉成在皖北，深慕其人，百计招致，程学启不肯投伪。因为得不到，便愈觉得珍贵可爱，最后陈玉成出了下策，将程学启的父母掳了去当人质，这才逼得他出面，受任了太平天国的官职，领兵扼守安庆城外，与城内的太平军互为支援。
但是，程学启内心是不满太平军的，尤其是用这样的方式将他逼得落了水，更觉于心不甘。不过他为人极深沉，表面丝毫不露痕迹，在安庆的太平军以及陈玉成亦都对他深信不疑。谁知就在攻防战最激烈的紧要关头，他拉着队伍反正了。
反正以后，并未获得重用，曾国荃只相信子弟兵，曾国藩则出以持重，不敢过分信任，所以仅拨了一千兵给他，担任不关紧要之处的外围警戒。但李鸿章因为同乡的关系，跟程学启颇为接近，每次相见，一谈就是半天，深知此人才气纵横，有担当、有决断，是绝好将材。这时受了曾国藩的鼓励，预备回家乡招募人马，自然第一个就想到这位同乡。
“方忠兄，”李鸿章喜孜孜地用合肥土话说，“现在有个好机会，贼娘的，好好搞一下！”
程学启亦愿一抒抱负，于是倾心筹划、谈了整整一夜、拟出来一个计划，除了他跟程学启所部以外，另外在安徽募新兵五千五百人，日夜操练，士气如虹。运兵到上海的办法，亦由钱鼎铭托人跟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接头，可以包运。不过，这也不是说办就办的事，太古方面要好好筹划，李鸿章那里，更要多方部署。因此，江苏士绅、还得要耐心等待。
＊＊＊
刘不才替朱大器接眷的事，另办成了一半，靠孙祥太的力量，安然到了杭州到上海一半路程的嘉兴。再往前就走不通了。
孙祥太得到消息，原来十二月十五，李秀成部下的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从松江进攻奉贤，华尔的洋枪队，吃了个败仗。
三天以后，谭绍洸向东攻占南汇，紧接着折北占领川沙，对上海完成东、西三面包围之势，于是十二月廿一日那天，太平军三万多人，攻吴淞、逼宝山，直扑上海。
“以后的消息就很乱了，有的说上海已经失守，有的说洋枪队投到了那一面，有人亲眼得见，高鼻子、红眉毛的洋鬼子在长毛队伍里。”孙祥太停了一下说，“不管怎么赶到上海过年，是办不到的了。”
刘不才自然大失所望。想到全家上下，天天在谈，到了上海如何如何，越发觉得这个消息无法开口宣布，不由得搓着手说：“那，大哥，你看怎么办呢？”他跟孙祥太、小张已在杭州拜了把子，所以如此称呼。
孙祥太默然，从皮袄大襟中掏出一枝烟袋，装上一袋旱烟，点燃了吸个不停。
“大哥，”刘不才定定神，觉得不该害孙祥太为难，慨然说道：“实逼处此，天大的本事也无用，只有等这一潮水过去了再说。”
“‘萝卜吃一截剥一截’，先在我家住下来，看机会再说。
如果松江老大有路子，就再移松江，这样不是越走越近了吗？”
“乱世逃生，计无万全，只有这样步步为营是比较聪明的办法。不过，我跟大哥不分彼此。”他说，“是我的亲戚，又是上上下下十来口人，到大哥府上打搅，怎么说得过去？”
“这话你就说得不对了。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孙祥太又说：“而且，我再说一句，在我们这一行，哪天不开三桌五桌的闲饭？就没有我们的情分在内，只要是点头之交来投奔我，我也不能不管。”
刘不才原是一句场面上的话，过门不能不交代，真个胶柱鼓瑟，就不是江湖道了，因而欣然答道：“那就这样。我先替我们那位朱老太太跟大哥道谢。”
于是朱老太太全家都搬到了孙家。孙祥太这时的身份，变成患难之交而兼通家之好。由于他是刘不才的换帖弟兄，孩子们叫他“大外公”，朱太太跟芙蓉叫他“大叔”，而朱老太太叫他“孙大爷”。为了表示尊敬亲热，奉以上座，亦不回避，事实上乱世礼疏，局局促促两间屋子，女眷要回避亦无从回避起。
＊＊＊
在嘉兴一住二十多天，虽然孙祥太待朱家老幼，跟自己亲人那样，但寄人篱下，总不是久长之计，而且朱老太太想念爱子，有恹恹成病的模样，所以朱太太非常着急。不过她跟刘不才到底隔着一层，有些话不能不让芙蓉去跟她叔叔说。
刘不才的焦急烦闷，其实也不下于朱太太。只是道路隔绝，实在危险——上海之围未解。夷场上的官绅，成立了一个“中外会防公所”，一面由苏州的绅士，在籍刑部郎中潘会玮，航海入京，请准西兵会剿，一面会同江苏巡抚薛焕，筹款加募洋人助战。因此，华尔在松江一带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但是长毛人多，一下子亦打不退。而且由于溃散的缘故，四处骚扰，道路越加不宁，刘不才几次想单身上路，到松江去寻松江老大，都让孙祥太极力拦住了。
由于芙蓉的催促，刘不才这一次下定决心了，“大哥！”他跟孙祥太说，“我非去走一趟不可。不然，连我都要闷出病来了。”
“不是我不让你去，实在是担不起责任。”孙祥太说，“听说洋人的洋枪队，改名‘常胜军’，这几天一定要大打一仗。
且等这一仗下来再说好不好？”
“那等到哪一天？”刘不才说，“我想总找得出一条路来吧？”
孙祥太想了一会说：“既然你一定要走，我来想想办法看。
或者，你写封信，我派人替你去送，当然，送得到送不到，不敢保险。”
这就是说，路上绝无把握。刘不才心里在想，不妨自己去觅觅路子看。所以一面表示还是自己要去，请孙祥太设法，一面出门去看两个新交的朋友。
这两个朋友是在赌场中结交的。赌场当然是秘密的，但刘不才每到一处总能找到这些地方，他的方法是往茶馆里找一张中间的桌子，泡壶茶一坐，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只要时间稍为久一些，就会发现那里在谈赌经，然后耐心等待，等到谈赌经的那些人，相继离座，便跟了下去，往往一跟就跟到赌场。
在赌场里，只要懂得禁忌，不惹人厌，很容易交朋友，刘不才谙于此道，说两句凑兴的话，偶而指点一些门路，交朋友更加容易。不过这个月来，他自觉身在客地，宜乎韬光养晦，所以朋友交得不多，只有两个，而这两个朋友在他看是很有用的，因为两个都是长毛。
长毛也有好有坏，刘不才当然放眼光挑过，这两个长毛是够朋友的好人。
长毛好赌，“公馆”中往往通宵达旦，赌注亦无奇不有，大致都是掳掠所得的“傥来之物”，金银，也有珠宝，首饰之类，都系在袴腰带上。往往探手入怀，取出一只翠钗，或者燃料鼻烟壶，当场估价下注。赌的花样，最流行的一种名为“杠子宝”，刘不才就是在这样赌上，结识了一个姓邢的长毛。
这个姓邢的，在太平军中的官职，名为“旅师”，意思是一旅的军师。他常到一处赌场中去玩“杠子宝”，赌得非常泼，但也非常老实，刘不才很欣赏他那种不管输赢，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风度。日久天长，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看他每天输，总想帮他好好赢一场，但不知如何才能达成心愿？
有一天刘不才看出苗头来了——杠子宝的赌法是用两枚制钱，竖立旋转，用一只茶钟扣在上面，猜那两枚制钱的“字”与“幕”，一共３种花式，两字、两幕、一字一幕，猜中的一配二。这种赌法仿佛摇摊，但少一门，又像杭州贩夫走卒所赌的，由宋朝的“关扑”演变而来的“颠颠敲”。其中当然有机可乘，只是别人看不出来，却瞒不过目光锐利，在赌场上倾家荡产过的刘不才。
刘不才发现庄家所用的那两枚制钱，其中一枚的一面，边缘较薄，这一面是“字”。这一来，这枚制钱等旋转的力量快消失，而要仆倒时，总是往薄的一面倒去，换句话说，出两字或一字一幕的机会，远比出两幕的机会来得多。
于是趁方便的当儿，刘不才跟着到茅厕里，率直问道：“那旅师，你想不想翻本？”
“那个不想翻本。你问我这话，总有道理吧？”
“当然。”刘不才说：“我教你一个诀窍，你去试试看。”
一试果然甚灵。而刘不才颇为见机，怕此人老实，当场向他道谢，泄露了他人的懵懂阴阳，未免治一经，损一经，徒然得罪于人，所以当然就避了开去。
第二天再到赌场，邢旅师已经在等他了，约他酒楼相叙，一表谢意，同时也要问他，何以如此示惠。
这就见得姓邢的是极忠厚，也极知好歹事理的人，刘不才不必瞒他，坦率答说，只为了想结交他这么一个朋友，好得些照应。
于是邢旅师又替他介绍了一个长毛，姓秦，官拜“百长”，职司是看守一座米仓，米粮出纳之权都在他手里。时常私下卖些米给刘不才，贴补孙家的食用。这个秦百长原籍湖州，是在湖北被掳，由“新家伙”变为“老家伙”，结果成了“老长毛”，但本性不泯，见刘不才是湖州人，叙起乡谊来，格外亲切，但是他的地位比较低，助力不够大，所以刘不才不找他，直往赌场里来觅邢旅师。
寻着邢旅师到茶馆相叙。长毛吃茶，必设茶点，不过酥糖、薄脆饼之类的粗点心，邢旅师这天赢了钱，说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好吃，邀到酒馆里去小酌。
三杯酒下肚，说话就更容易投机了，刘不才率直提出要求，问邢旅师能不能帮他到上海去一趟——当然要有个理由，他说坐吃山空，不是回事，有个至亲在上海，想去“告帮”。
“你要到杭州倒不难，我给你出张‘挥纸’，一路都可过关。上海方面，没有来往，出了‘挥纸’也无用。”
“旅师！”刘不才无奈，只有赖上他了，“你无论如何要替我想个办法。”
“你的事，当然要帮忙。你先吃酒，等我跟老秦商量了再说。明天给你回音。”
第二天倒是商量出来一个办法。邢旅师有个好朋友，现在驻扎金山卫，不久以前相聚，闲谈之间提起，说是缺少写字的人。邢旅师打算将他举荐了去，只要取得信任，到上海公差的机会一定很多。
这是要落水做长毛了。刘不才不免踌躇，但他的心思很快，立刻有了主意，所以连连点头：“好，好！多谢，多谢，就是这样。”
“那么，你就自己用我的名字写封信——”于是邢旅师口述，刘不才笔录，信中除了客套以外，说是“今有‘老弟兄’刘先生，颇谙书算，可为兄之帮手，特遣前来，请加录用。”写完又开“挥纸”——过关度卡的通行证。然后教导刘不才改换衣饰，送了他一块黄绸抹额，一双花鞋，这是长毛最显着的服色。
穿戴到家，朱老太太吓一跳：“三外公做了长毛了！”
“没有办法。”刘不才将额上裹着的黄绸巾取了下来，“我明天就走。到上海见着了大器，再来接你们。”接着便将邢旅师替他出的主意，细细讲了一遍。
“这样说，是真的要做长毛了？要做到哪天为止？”
“哪个真的要做长毛？”刘不才说，“我见机行事，一直混到上海。”
朱老太太又愁又喜，喜的是困境总算可望打开，愁的是刘不才此去，不知可能安然过关？就能过关，顺顺利利到了上海，又如何能将全家老幼接了出去？
这一层，就是她不说，刘不才也有交代：“松江老大一定有办法，这里有姓秦的帮忙，加上孙老大的力量，出嘉兴是容易的。就是嘉兴到松江这短短一段路，伤点脑筋，只要这一关闯得过去，大功就告成了。”他说，“在孙老大这里，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你们安心过日子，我至多半个月一定回来。”
然后又重托了孙祥太，约定后会之期。第二天一早，刘不才便扮成长毛上路，沿途缴验“挥纸”和邢旅师的那封信，很顺利地到了金山卫。到了这里就费踌躇了，再往前走，那封信便不能再用，因为盘问的人只说一句：“金山卫已经过了，还走到那里去？”便无话可答。
刘不才原来的打算是，投到以后，相机潜逃，此时心想：同是一逃，何必多费一层周折？现在是似长毛，果然持函投效，那时潜逃，即非一般老百姓的“逃长毛”而是开小差，被抓住了决无幸免之理。
想到此处，再无犹豫。经过镇市，买了一顶毡帽、一双草鞋，找间空房子，恢复本来服色，换下的黄巾花鞋，连同邢旅师的书信，一起投入枯井，扬长而去。
由金山卫往北，过张堰到松江是笔直的一条大路，走到一半，遥遥望见杂沓的人影，一看便知是：“逃长毛”。刘不才大吃一惊，不由得站住了脚，等神色仓皇的人群拥到，急急拉住一个询问，果不其然，是从上海败退下来的长毛，一路烧杀掳抢，无理可喻。
这些事，刘不才听得多了，但亲身遭遇，却还是第一回，自不免惊惶失措，而又苦的是人生路不熟，唯有回身便走，跟着一群人，只拣偏僻小路，茫然疾奔。
结果还是逃不脱，为潜伏在一座石桥下的两名长毛截住，同行被掳的一共６个人，辫子结辫子，在白刃相指之下，被押到一处长毛的“公馆”，关在厅堂旁边的罪房里。
事已如此，刘不才知道惊慌无用，自己告诉自己：千万镇静，才能随机应变。因此，他只是默坐一隅，聚精会神地注意外面的动静。在人来人往的足步声中，突然听得有人喊道：“叫新家伙出来讲道理！”
刚被掳的人称为“新家伙”，刘不才心中警觉，生死祸福，决于此俄顷之间，必须整顿全神，见机行事。一丝一毫都疏忽不得。
等牵出厢房，只见厅中一张太师椅，上面似猴子一般蹲着一个瘦小麻面的长毛，看年纪不过二十刚刚出头。左右两个长毛称为“小把戏”的十五六岁的少年，手中都抱着雪亮的钢刀。
６个人一字跪下，麻面长毛开口就说：“现在粮草不足，要这许多人何用？推出去斩掉！”
左右两个小把戏，一起踏出来，握拳抱刀，向上行礼，像唱戏似地齐声答道：“遵令！”
“老爷，老爷！”有人极喊哀求：“做做好事，饶我一条命！”
“送你归老家，上天堂，就是好事！”
小把戏不由分说，推了两个人就走，第三个就是刘不才，急中生智，大声说道：“粮草不足，我有办法。”
“喔，”麻面长毛不信似地问：“你有办法？倒说说看！你要唬人，当心吃苦头。”
缓兵之计见效，刘不才就从容了，“我决不敢瞎讲。”他说，“只要放了我，我自有办法弄几十担粮食来。”
“你说！说得对了，我放你。”
“嘉兴粮食多得很。管仓的秦百长我认识，写张公事，今天送，明天粮食就到了。”
“你会写字？”
“会！”
“你不早说！”麻面长毛一跳下座，从绑腿上取下一把匕首，割断了缚在刘不才手腕间的绳子。
这就像赌钱的“死门开”一样，刘不才的胆量，一下子变得其泼无比，不由分说，便往外大喊：“刀下留人！”
麻面长毛不作声，居然是默许的表示。等将那两个面无人色的百姓押了回来，他才开口说道：“算你们运气！不过不能放你们。你们会做啥？有没有做裁缝的？”
做裁缝的没有，却有人会打草鞋，还有人会上房补漏。麻面长毛一一问明，因材器使，发遣完毕，然后很客气地向刘不才请教姓氏。
刘不才老实答道：“我姓刘。”
“刘先生，你请坐！”麻面长毛说道：“老实跟刘先生说，我就是少一个会写字的。那天遇见一个秀才，我倒好意尊敬他，哪知道是个书呆子，破口大骂。有个小把戏不知道轻重，一刀过去，削了他半个脑袋，就此呜呼。从此以后，没有遇见过读书人，今天跟刘先生有缘，要请你帮忙。不会写字，跟哑吧一样。”
这个譬喻费解，只听说过不识字如“睁眼瞎子”，何至于像哑吧？
等刘不才问了出来，麻面长毛答道：“我打了好些胜仗，没有人替我写禀帖报功，岂不是像哑吧一样？还有上头要叫我造兵册，凭册发粮，也没有人替我动笔，都要拜托刘先生了。”
“原来如此！”刘不才倒不免有些怯意，造名册容易，写禀帖叙战功，只怕自己文章不胜，应该言明在先：“只怕我写不好！”
“刘先生不要客气。先请吃饭，回头动手。”
刘不才实在也饿得有些头昏眼花了，但急于有所自见，好跟麻面长毛建立一重关系，因而挑容易做的先做，“吃饭不忙。”他说，“我先来造兵册。”
“也好！等下我陪刘先生吃酒。小把戏，”麻面长毛喊道：“抬桌子！拿笔砚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