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部落人”这个提法，可能会帮助我们揭开上海人文化特征的秘密。
余秋雨曾谈到上海人的“尴尬”：他们最看不起外地人，然而只要一查老底，却又个个差不多都是“外地人”。因此他们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尴尬人”。其实，这正是“城市部落人”的特征。所谓“城市部落人”，就是只属于城市这个“部落”，而不必讲究其他的什么“来历”（比如“祖籍”）。这里必须强调指出，所谓“属于”，不是“户籍”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比方说，有的人，尽管在上海住了很久，却仍与上海文化格格不入，就不算上海人。相反，一个人，哪怕只是刚刚迁入上海，只要他与上海文化心心相印，那就是上海人。这就好比一个本族人，如果没有履行过“成年礼”的手续，就不算部落正式成员；而一个外族人，只要经过了部落的“成年礼”，就是这个部落的一员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论祖籍哪里，来自何方，只要进人上海，接受了上海文化的“洗礼”，在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诸方面都与上海文化相认同，那么，他就是上海人，就是上海这个“部落”的“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正是上海人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比如广州）人的紧要之处。广州也是中国异质程度很高的一个城市，广州人也和外地人大不相同。但是，广州与北京等地的差异，只有部分是城市性质不同所决定（北京是“城”，广州是“市”，详后），还有相当程度是地域文化不同所使然。所以广州人与内地人虽然区别很大，和其他广东人却差别不多。内地人一般把他们统称为“广东人”，并不分门别类地叫做广州人、汕头人、湛江人。尽管他们之间确有差异，但广东人与内地人的差异也确实大于他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即便没有广州，广东文化也依然存在。但没有上海，也就不会有上海文化和上海人。上海人完全是上海这个城市造就的，因此只有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当然与传统中国人颇多抵忤。
道理也很简单：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农业生产是乡土中国的主要经济生活方式，中华文明主要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审美意识和生活方式，在传统中国人心中，早已扎下根来，已经成为传统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 而“城市部落人”却有着另外一整套全然不同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二者之间的格格不人，也就可想而知。外地人对上海人的种种“看不惯”，便多半因于此。
然而，城市文明毕竟要优于农业文明。上海人往往“看不起”外地人，原因就在这里。也就是说，上海人足以自傲于国人的，不是权势，也不是金钱，而是他们那一整套全然不同于农村文明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即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亦即“城市文明”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是明显地优越于外地人那种农业文明生活方式的。事实上，在上海人那里，“外地人”往往即等于“乡下人”，而上海人的社区性强于身份感，原因也在这里。他们很在乎是不是上海人，说到底，其实是更看重“城市人”或“城市部落人”的身份。因为只有这，才是能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本钱”。
显然，所谓“上海文化的社区性”，或“上海社区的文化特征”，也就是“城市部落”的文化特征。它既是现代城市的，又具有某些原始部落的特性。比方说，部落族民特别看重和自己部落文化的认同，有相当统一的文化习惯和行为方式，并很注意通过各种方式（图腾族徽、服饰文身、语言手势等）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上海人也一样。精明就是他们的图腾，上海话则是他们的身份标志，而上海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界限也划得很清。当然，上海人不是原始人。他们这个“部落”，比原始部落是先进多 比方说，原始族民与部落之间的关系是人身依附关系，而上海人与“上海城市部落”之间的关系则是文化认同关系。而且，这种认同是发自内心的，不带任何强制性。同时，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也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相对独立、松散的“自由人”。因此，上海是一个“现代部落”，上海人则是“城市部落人”。
上海这个“城市部落”的形成，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原因。
上海城市文化性格的定型，大约是在本世纪前半叶。那时的上海，和今天的深圳颇有些相似之处。比方说，它们都是当时最年轻的城市，是现代化程度最高或最具现代性的城市；它们都由大量的移民构成，都引进外资搞市场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最密切，最能自觉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它们也都是急遽上升的城市明星，都为世界和国人所瞩目等等。有资料证明，从1930年到1936年（这也是旧上海的“黄金时代”），上海华界人口中比例最高的一直是21岁到40岁之间的青壮年，其比例高达38％左右；次为41岁到60岁、13岁到20岁两个年龄段，分别为近20％和15％左右，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青壮年人口比例还要更高。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年轻人总是最不安分和最敢冒险，最少牵挂而最敢离乡背井，最少成见而敢离经叛道，对本乡本土的索然无味和外部世界的精彩新鲜最为敏感，最急于到具有诱惑力和刺激性的地方去释放能量和一显身手。当然，他们也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新思想、新观念、新生活方式，比如那些“和国际惯例接轨”的东西。因此，正如今天闯深圳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当年闯上海的也多半是年轻人。年轻人朝气蓬勃，极富创造性。当他们来到一个迥异于家乡的地方，又接受了异质文化的熏陶时，就理所当然地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
但是，当年的上海和今天的深圳却有着根本的、本质性的区别，那就是：深圳的改革开放是主动的，是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对自己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种自觉选择。所以，深圳的每一进步，都易为国人所赞赏；深圳的每一成就，都易为国人所承认；深圳的每一变化，也都易为国人所认同甚至仿效。这样，深圳虽然也是一个全新的城市，深圳人也是全新的一族，却不会变成孤立的“城市部落人”。
上海诞生为一个新兴城市却完全是被动的。它的开放是被迫的，它的现代化也是被强加的。而且，上海的现代化进程越快，现代化程度越高，也就往往意味着其被强迫和强加的程度越高。尽管上海人从这种被强加的现代化中得到了好处和实惠，但也因此招来了鄙视和骂名，被看作“洋奴”、“西息”、“假洋鬼子”，为较少被强迫现代化的内地人看不惯、看不起。因为所谓“上海文明”，所谓上海人的新生活方式，原本就和中国人过惯了的生活处处相悖，何况还是被鬼子们强加的？自然是反感之外又加屈屏，并因屈辱而更加反感。因此，当上海人因其现代化而看不起外地人，在外地人面前不免有点“趾高气扬”时，外地人心里便常常会响起这样一个声音：上海人，别忘了你们城市公园门口竖着的那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上海人确实应该记住这些国耻，否则，便会连吉普赛人也不如。
事实上，上海这个“城市部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性二律背反中诞生的历史悖论。（图二十）它一方面是民族的耻辱，另方面又是民族的新生；一方面光焰夺
目，另方面满目疮痍。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它的城市人格也是残缺不全的，而且似乎也是一个悖论：一个衔接中国古今、吞吐世界风云的大都市，居然有着那么多的小市民。这些小市民的“小”，和大上海的“十，实在不成比例。他们是那样地“小气”（或曰“小家子气”），小气得简直没有名堂。比方说，他们的看不起外地人，用大讲上海话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自傲和满足他们的虚荣，就是“小气”的表现。中国人都是爱面子的，爱面子的人都难免有些虚荣，而大城市中人也多少会有些自傲。但是，别的地方人，即便是虚荣，也表现得大方、得体；即便很自傲，也做得大气、含蓄。似乎只有上海的小市民，才把虚荣表现得那么浅薄、露骨，一眼就能看透；把自傲表现得那么琐碎、脆弱，简直不堪一击。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弄不清到底谁该看不起谁。于是，外地人就会纳闷：不同凡响的海派文化和先进优越的上海文明，难道就是这些人创造的
当然是这些人创造的。只不过，他们在创造这些文明时，充满了痛苦和矛盾。作为身在其中者，他们比外地人更能体会新文明的优越，也更能体会被强加的苦楚，这就使他们一方面因“城市化”和“现代化”而沾沾自喜，另方面又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十分尴尬。
上海人的这种尴尬，几乎随处可见。
比方说，当上海人把“外地人”统统看作“乡下人”时，他们是不敢把北京人也归进去的。北京怎么好算“乡下” 当然是城市。然而北京和上海的差异，相去又岂能以道里计！自30年代“京海之争”起，讨论北京、上海城市文化差异的文章著作（包括本书在内）即便不是汗牛充栋，至少也积案盈尺。我们无妨随便从中拈出几种说法，便不难看出“京海之别”究竟有多大。比如，北京是城，上海是滩；北京是都，上海是市；北京是官场，上海是商场；北京是传统，上海是现代；北京是智慧，上海是聪明；北京是唯美，上海是管用；北京是文学，上海是数学；北京是哲学，上海是科学；北京是神圣的，上海是世俗的；北京是感性的，上海是理性的；北京是大气的，上海是雅致的；北京是古典的，上海是摩登的；北京是翰林院，上海是跑马场；北京是田园诗，上海是广告牌；北京是超凡脱俗深奥难懂的，上海是贴近现实一目了然的；北京是深秋的太阳，美丽而迟暮，上海是初夏的雨，既闷热恼人又清新可人；等等，等等。北京迥异于上海，已是不争的事实。
相异倒也罢了，问题在于，正如上海人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和“乡下人”，北京人也不怎么把上海人放在眼里。不论是文坛上的京海之争，还是生活中的私下议论，北京人“声讨一起上海人来，总是那么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北京的电视连续剧《渴望》中那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男主角被起名“沪生”，显然并非“无意”和“碰巧”，多少是有点暗示意味的。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上海舆论的不满，却满足了北京人的集体认同，甚至满足了其他外地人的集体认同。外地人“幸灾乐祸”地看着北京人奚落上海人，北京人则“义无返顾”地代表所有外地人宣泄着对上海人的不满。尽管上海人在嘲笑和看不起外地人时，是小心翼翼地将北京人“计划单列”的，然而北京人却不领情，非要替所有外地人出气不可。
事实上北京是中国几乎所有古老城市的总代表。这些城市当然并非北京的翻版或缩影，它们也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它们和北京一样，都和农业文明保持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都没有或少有上海那一套可以称之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东西。所以，如果北京是城市，那么其他城市也不能算是乡下；如果其他城市都是乡下，那么北京最多也只能算是“乡长”。“乡长”当然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乡民”受欺负。至于北京人把外地人称为”地方上”的，则是“乡长”们正常的态度。
于是上海人就有点尴尬 把北京看作“乡下”吧，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认同那些一土得掉渣”的外地人吧，他们的内心规范、行为方式、生活秩序和“上海文明”（在上海人看来亦即“城市文明”）又相去甚远；把北京和其他城市区分开来对待吧，可偏偏北京又认这些“小兄弟一。当然要认的，因为它们原本就是同一类城市。
显然，在半个世纪以前，北京代表着众多的城市，也代表着古老的传统。这个传统也曾经是上海人还没有成为上海人时的传统，是上海人不敢也不可以公开叫板公然冒犯的，同时也是上海人迟早要背离的。于是，变成了“城市部落人”的上海人便用他们对北京的特殊态度来表示他们对传统的尊重，同时又用对其他外地人的歧视态度来表示他们对传统的背叛。上海人对同是“外地人”的北京人和其他人竟会有不同的态度，原因也许就在这里；北京人一般并不怎么歧视外地人，惟独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原因也大概就在这里。
更何况，上海这个“城市部落”还有点“来历不明”。所以，上海人最怕的，还是问他的“祖籍”，因为没有多少人经得起这一问。说祖籍上海吧，等于承认自己是“乡下人”；说出真正的籍贯吧，同样可能也是“乡下人”，而且一不小心弄不好还是“江北人”。这大概是上海人特别爱讲上海话的又一深层心理原因：只有讲上海话，才能抹去或掩盖“祖籍乡下”造成的阴影，在外地人和其他上海人面前不至于尴尬。
五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其实，“城市部落人”的尴尬不仅仅在于“来路不明”，更在于他们被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里外不是人。因为他们身上的现代性很难为传统社会中人所理解，而传统社会赋予他们的劣根性又不可能完全被铲除。结果，不管在谁眼里，上海人都很“环”。
上海人坏 不坏。即便某些人有点坏，也多半坏得有分寸，正如他们虽然精，却多半精在明处一样。精在明处，正是上海式精明的特点，也可以看作是对“精明”二字的又一种解读。既然是精在明处，就不能说“很坏” 至于上海人看不起外地人，也不能算作是“上海人坏”的依据。上海人是看不起外地人，可外地人也看不惯上海人。上海人只不过是在上海“欺负”外地人，外地人可是在全国各地“诽谤”上海人，谁更“坏”来着？
外地人与上海人的矛盾，说到底，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外地人看不起或看不惯上海人之处，归结起来，主要无非三条：小气、精明、自私。上海人有这些毛病 有的。一般地说，上海人都比较“抠门”，不大方。要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有时比登天还难。比方说，在旧上海，吸烟的人向人借火，不能说“借”，得说“讨”。如果说“借”，得到的回答便很可能是：“借火！几时还？”（徐国桢《上海生活》）这就让人觉得小气。即便现在，上海人也不“爽”。不少上海小市民，还是抠抠搜搜的，斤斤计较，什么账都算得很精。谁要想占上海人的便宜，也不比登天容易多少。杨东平讲过一个在北京流传甚广的“经典笑话”：一个上海儿童花1分钱买了1根针，而针的价格是2分钱3根，因此这个儿童拿了针以后还不肯走，对售货员说：“你还得找我两张草纸。”这个笑话的真实性当然无从考究，但谁听了都觉得“像”。
然而，并非所有的上海人都像外地人想象的那样小气、精明、自私。也许是“人以群分”的缘故，我的上海朋友就不这样。他们有的豪爽，有的憨厚，有的还挺爱打抱不平。况且，就算上海人都小气、精明、自私吧，又招谁惹谁啦？事实上，上海人虽然小气，却不贪婪；虽然精明，却不阴险；虽然自私，却不损人。那么，为什么外地人一提起上海人的小气、精明、自私，就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不为别的，就因为它们和传统价值观念冲突太大。传统社会以豪爽为尚，自然鄙视小气；以木讷为美，自然讨厌精明；以谦让为德，自然憎恶自私。更可气的是，上海人不但有这些“毛病”，而且还要把这些“毛病”公开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点面子也不讲。就拿“借火”一事来说，从理论上讲，火当然是不能“借”的，因为“还”不 但正如“光”不可“借”却仍要说“借光”一样，把“讨火”说成“借火”，无非是有点人情味。一般地说，除借高利贷外，可以开口言借的，不是亲戚、朋友，便是熟人、邻居。如果说“讨”，则不但自己变成了乞丐，双方之间也显得生分。然而上海人不管这一套，偏要认他那个商业社会的“死理儿”：借就是借，讨就是讨，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既然根本“还”不了，就干脆说讨，别说什么借不借的。如果是借，请问什么时候还？有没有利息？这就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了，而传统社会是极其讲究人情味的，结果自然是外地人特别讨厌上海人。从道理上讲，上海人并没有什么错，但在感情上，却让人接收不
实际上，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的豪爽，除部分出于天性外，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人情世故的考虑。在外地人那里，当有人开口言借或有求于你时，即便自己心里不愿意或其实办不到，但为面子人情故，也得作豪爽状，否则你今后就别想做人。不过，由于豪爽已成为北方人的“文化无意识”，大家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做状”。然而即便是真豪爽，也要有条件。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主持人崔永元问一位东北嘉宾：节目做完后，我们几个一起去吃饭，谁买单？那个东北人说，当然我买单。主持人又问，如果在座的所有观众也一起去吃，您还买单 大家一所都笑了起来。可见豪爽也不是无条件的。既然有条件，不如先把条件讲清楚。否则，咱们豪爽起来虽然比上海人可爱，却未必比上海人的“小气”真实。
对于传统社会主张的木讷，同样也要进行分析。
有三种木讷。一种是天生愚钝，一种是憨厚谦和，还有一种是装傻卖呆。天生愚钝并不可取，当然也无可救药，可取的是憨厚谦和。中国传统社会是欣赏憨厚谦和的。一个憨厚谦和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会讨人喜欢受到欢迎，得到诸如忠厚、老实、容易相处等好评。上海人却很难给人这种印象。他们大多一脸的精明相，脑子转得飞快，眼珠还没转完就完成了若干个运算程序，得出了“合算不合算”的结论。他们说起话来也飞快，像打机关枪连珠炮似的，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子精明。何况他们的话又那么多，正所谓“上海鸭子呱呱叫”。这些都让主张憨厚谦和，主张少说话多做事、“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反感，心里觉得不快。
可是，北京人话也很多呀！怎么北京人就不让人反感 的确，北京人的话是很多，而且比上海人更多。上海人一般只是在和上海人用上海话交谈时话才多，要他们用普通话和外地人交谈，有时反倒有点木讷，说不了多少话。北京人可不管谈话对象是谁，一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所以，在这方面，北京人也口碑不佳：夸夸其谈，言不及义，爱耍贫嘴。但也仅此而已。因为北京人的“贫”，给人的感觉是“油”；上海人的“快”，给人的感觉却是“精一。精明写在脸上，露在话里，是不会让人赏心悦目的。、油嘴滑舌虽然有些讨嫌，却不可怕。如果说的是闲话，则还有些喜剧性，就像听相声。再说，“大智若愚，大奸若忠一，耍贫嘴的人，一般都城府不深，没什么心眼，反倒有些缺心少肺的傻劲，让人觉得其实是另一种憨厚。
但，正如豪爽要有条件，憨厚谦和也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与世无争。大家都不争，也就容易憨厚谦和起来。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是有可能做到的。不过也得是在所谓“太平盛世”，在那些“民风淳朴”的地方。一旦超出这个条件，则所谓憨厚谦和，也就往往与装傻卖呆无异。装傻卖呆也有两种。一种是自我保护，免得名高招忌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另一种则是以退为进，表面上装得傻呼呼的，其实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一旦大家都解除了戒备，他就会趁人不防悄然下手，为自己攫取利益，甚至不惜损害他人。所以老百姓说：“门头鸡子啄白米，啄的颗颗都是好米”，或“咬人的狗不叫，会叫的狗不咬”，也就是深知表面上的憨厚谦和，常常靠不住。
可见，传统社会中人，也并非都木讷，都不精明。那些表面木讷内心世故的人，其实比满脸精明样的上海人更可怕。然而憨厚既然被肯定并讨人喜欢，则精明也就必然会遭到批判并引起厌恶，何况上海人还“精在明处”？精在明处又有什么不对 精在明处，就等于公开不把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放在眼里，这就会引起公愤，而公愤因为是“公”，也就不论对错，都先有了三分道理。不信你看历史上那些满脸聪明相的人，几个有好下场？
上海人也是从传统社会过来的，他们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上海人却不能不精明。因为上海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未经算计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不会算计的人也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对于上海人来说，精明就不但是一种价值，一种素质，更是一种生存能力。生存能力是不能批评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批评上海人的精明。更何况上海人还精在明处，这总比精在暗处好。第一，他没有做假，他是公齐的对手。即便他会有损于你，也是公开宣战，而非背后偷袭。第二，你和他是完全对等的。他有权精明，你也有权精明。如果你和他一样精明，他就无损于你。如果你比他还要精明，他还会甘拜下风。也就是说，精明面前人人平等。这其实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和竞技，比传统社会的“无法之法”或“大智若愚”好对付多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非常单纯可爱的。他们崇拜精明，也只崇拜精明，因为精明是他们“部落”的图腾，所以他们看不起“反应慢”、“拎不清”的外地人。但如果你的反应比他们还快，算计比他们还精，他们就会睁大眼睛以欣赏的目光看着你，不再把你当“外地人”。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其实比外地人更豁达。他们更看重文化的认同，而非地缘的认同。这也正是一个现代社区人的特点。
那么，上海人的“自私” 也是现代社区人的特点么？是的。（图二十一）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确实不太“自私”。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原本是“公私不分”的（请参看拙著《闲话中国人》，也就无“私”可“自”。传统中国是“乡上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组织为本位的社会。家固然是“家”，国同样也是“家”。一家人，分什么公私分什么你我 然而市场经济却要求产权明晰，否则就无法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一个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依靠在它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来管理的社会，必然极其看重个人权利。这个个人权利，既要靠法律来保护，也要靠自己来保护。上海人的飞私”，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个人权利的自我保护，包括“关侬啥事体”的口头禅，也包括购物时的锱铢必较和挑三拣四。应该说，在这些场合被外地人视为小气、精明、自私的行为，其实表现了一种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自觉。尽管上海人做得有些“可笑”（比如1分钱买1根针还要找两张草纸），然而权利再小也是权利。你可以放弃这个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你自己的），但你没有权利笑话别人的坚持和维护。难道因为权利太小就不该维护，放弃自己的权益就是大方、豪爽和大公无私？
当然，上海人也争名夺利。但，请问哪个地方的人又全都淡泊名利？更何况，除野心极大者（这样的人全世界都有）外，上海人一般只争夺自己那一份，或他们认为是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比如挤公共汽车，或在地铁一开门时就飞快地进去抢座位。这时，他们确实不会顾忌别人。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个人应得的那一份，应该由每个人自己去争取，而不是由别人来谦让。如果争取不到，就只能怪你是“戆大”。你应得的那一份你自己都夺不来，别人又能怎么 说不定，那一份原本就不是你应得的，否则怎么夺不来？
所以，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一般账都算得很清。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别想占我的便宜。于是，就会出现这样“可笑”的事：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楼道，每家都安一盏路灯，开关各人自己掌握，用多用少，咎由自取。这在外地人看来就是“自私件或“小气”，在上海人看来则是“大家清爽”，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生活原本已经不易，再为这些小事徒起纠纷，既伤和气又费精神，是不合算的。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但因为各自界限分明，大家又都很精，要占也不容易。更多的还是占公家的便宜。占公家便宜，也是咱们的“国情”，全国各地一样的，非特上海人如此。不过，上海人即便占公家的便宜，也有分寸。比如用公费请客，也会精打细算，不会为无谓的面子铺张浪费。因为钱虽然是公家的，报账的人却是自己。自己报销的公款太多，又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也是不合算的。
事实上，上海人虽然精明，却并不主张占便宜。上海人固然看不起太笨的人，把他们称为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冤大头，却也鄙夷精明过头损人利己，对诸如掉包、掉枪花、耍滑头、损浪头、开大兴、捣浆糊、老门槛、不上路等等不以为然。上海社会的正面值是“精在明处”，是一利己不损人一，是“自私得合理”。这个“理”就是：你的权利是你的，我的权利是我的。你不愿意损害你的权利，我也不愿意损害我的权利，因此大家都别损害别人的权利。如果你能不损害别人的权利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你有本事，我也不能来干涉。但如果你损害了别人的权利，别人就会不答应，最后你自己也会倒霉。懂得这个道理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拎不拎得清，是检验一个上海人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有时比精明不精明还重要。一个人如果“拎不清”，那么，哪怕他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或者显得很精明，上海人也会从骨子里看不起他。因为“拎得清”才是真精明，“拎不清”则是假精明。比如“吊车”就是。所谓“吊车”，就是当公共汽车上乘客已满，上不了人时硬挤上去，致使车门关不上，车也开不走。这时，平时“自私”、不爱管闲事的上海人就会和售票员一起劝告或声讨那个吊车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已经损害了大家的权利，而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是典型的“拎不清”。对于这种“拎不清”的人，是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
显然，上海人的“拎不拎得清”，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认识之上的。上海人比任何地方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权利和利益不是孤立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与他人、与群体的种种关系之中。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就要理清这些关系，然后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比方说，这件事该不该管，这个眼前的利益是不是应该先放弃等等。理得清这些关系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仍以前举“吊车”一事为例。“吊车”者的心理在上海是：“你想走，我也想走。你们要想走，就得让我上去。”在北京则是：“我就要上来，你能把我怎么 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结果当然是果真谁也走不 北京的司机和售票员的心理是：“走不 我还不想走呢！等警察吧！警察来了，有你好看的！”乘客的心理则是：“我是走不了，你小子也别想走！反正大家都走不 想让我给你让个地方上来？没门儿！”不难看出，北京人在考虑问题时，是以群体为本位，并作最坏打算的：“了不起大家都不走！”上海人在考虑问题时，却以个人为本位，并力争最好的前途：“不管这个‘闲事’，我就走不 大家都来管，大家都能走，包括我。”结果，“不自私”的北京人在放弃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利益，而“自私”的上海人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也维护了群体的共同利益。
看来，上海人的“自私”也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时，他们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说，不管闲事，遇事绕着走，以免引火烧身等等。但当群体受损会直接导致个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也会挺身而出。比如需要较长时间排队而秩序有可能紊乱时，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因为自己来得早，只要大家好好排队，该得的总能得到；秩序一乱，则倒霉的没准首先就是自己。
同样，上海人在于己无损的前提下，也会助人为乐。比方说，在公共汽车上为其他乘客和售票员传递钱票，上海人叫“摆渡”。在自动投币的制度形成之前，“摆渡”是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售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摆渡”也是属于“拎不清”一类的。因为“摆渡”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也拒绝，就太不像话。再说，谁都有需要别人“摆渡”的时候，大家都不肯“摆渡”，大家都没有车坐，其中也包括你。
上海人的这种“合理”有时也会变成“歪理”。杨东平谈到过程乃珊讲的一个故事：众人排队买法式面包，一人不排队入内购买。一排队者不服，找经理反映“走后门”问题。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一我认识他，所以他可以不排队；如果我认识你，你也可以不排队，可惜我不认识你。”这显然是“歪理”，但大家却可以接收。因为这种“不公平”后面也有“公平”：只要认识经理，大家都可以不排队。既然如此，与其谴责“走后守，不如多认识几个经理。
这样一来，传统社会的某些东西就在上海留存了下来。但必须指出，它们是经过了上海文明的“包装”和“洗礼”的。洗礼成功的也许很精彩，包装失败则可能很尴尬。如果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一面，而且是其中不好或不那么好的一面，就会糟糕透顶。上海小市民的毛病便多半如此。比方说，传统社会注重群体生活，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人情味很浓，但也不知道尊重他人隐私；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反对干预他人私生活，但也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上海小市民便恰好集两方面缺陷于一身：既自私自利，小气吝啬，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该管的公共事务能躲就躲能赖就赖；却又爱窥人隐私，说人闲话，摇唇鼓舌，拨弄是非，你说讨厌不讨厌 这种人见人憎的“小市民气”，只怕是连上海人自己也感到可鄙吧！
总之，上海人是一群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着的“城市部落人”。他们的根在中国传统文化，枝叶却又沐浴着欧风美雨。这就使他们身上既有优势互补的精萃，又难免不伦不类的尴尬。于是，当别人议论他们时，一旦事涉敏感之处，就会演出戏剧性的冲突来。
六 上海的男人和女人
1997年1月7日，台湾作家龙应台在《文汇报》发表了《啊，上海男人》一文。文中写道：“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 原来他们在上海。”
这篇龙女士自认为、我也认为是赞美上海男人的文章一发表，在上海立即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据云：“上海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实仍是真正的“大丈夫”云云。一些上海男人（也包括女人）也纷纷撰稿作文，起而应战，历数龙文的种种不是，力陈上海男人的种种委屈。还有上海男人远隔重洋寄来信件，对龙应台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并株连到《文汇报》，扬言要在海外发起抵制《文汇报》的运动云云。委屈的龙应台惊诧莫名：“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其实，龙女士在上海遭到“群起而攻之”，多少有点“咎由自取”。因为她在赞美上海男人时，实在不该用了一种调侃的语调，诸如什么上海男人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啦，什么上海男人“不以帮女人洗内裤为耻”啦，什么“在20世纪末的中国上海，你说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啦等等，更不要说还有那么多离奇的故事，比如上海男人因为怕老婆而不敢坐马桶、只能蹲在马桶上办事，或每晚都被老婆强迫做爱等等。这话搁到谁头上，谁都会恼火。
还应该承认，与龙应台商榷（也包括那些不一定是商榷、只不过是发发议论）的文章，也都有他们各自的道理。有些话说得十分在理，比如说男人下厨的根本原因，在于女子普遍就业且男女同工同酬，而且还同是“低酬”，故既需同工于社会，又需同工于厨下，“否则，一顿晚饭吃到什么时候去？”（冯世则《说“横扫”》）有些话说得颇为俏皮，比如说古人是“女为悦己者容”，如今则是“男为悦己者厨”（M．P《瑞典来信》）。有些话有点道理也有点俏皮：“不是每个上海男人都有跪搓板的经历，深夜被赶出家门的男人也许正无忧无虑地走向情人的单身公寓，而家里河东狮吼的女人正百感交集自叹命苦，却死惦着灰溜溜走出家门的男人。”（张亚哲《乱谈“上海男人”》）有些话可能是事实也可能不是，比如“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陆寿钧《也说“上海男人”》）或者“上海男人是比较务实的，不为传统观念而硬撑，不为讨好女人而强扭”，“以一颗平常心处世居家过日子，所以多数上海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点也没觉察到自己已变成世界稀有品种，奇货可居。”（沈善增《捧不起的“上海男人”》）还有的则已不仅仅是替上海男人说话了，比如说大陆女人之难：“在摇晃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她得抱得动孩子；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得扛得动煤气罐。她温柔不得，粗糙一点才做得了大陆女人。”大陆男人也难：“本来分房子该排到他了，可又不知给谁的后门挤了下去。他也有气呵！女人可以因此而骂他是窝囊废，他却不可以去骂单位领导是混账东西王八蛋。”“他又如何男子汉得起来！守大门的老头同志，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小姐，托儿所的小阿姨们，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上级下级同事领导，他都小心翼翼得罪不起”，“一个关系处理不好他都会倒楣。夫妻关系上他不以退为进，再跟自家人过不去还有什么意思？你让他鼓着胸肌揍女人出气以显示男子气概 ”“事实上每日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上海男人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锤炼胸大肌。无法像衣食不愁的西方男人一样拼命运动卖弄肌肉以显示雄性魅力。上海男人知道压在他们身上以及他们妻子身上的生活担子有多重。”因此“心太软”的上海男人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心爱的女人累死累活而袖手旁观（唐英《上海男人，累啊》）。（图二十二）
这样实在的话，谁读了不会为之动容？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龙应台有多少失误而其他人有多少道理，而在于这件事为什么会在上海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要知道，上海人可是被“骂惯了”的，比如说“上海人自私”、“上海人小气”等等。这些飞短流长闲言碎语全国各地满世界都是，上海人早已充耳不闻满不在乎。正如一位身居上海的北方女人所言：“报章杂志及天南地北的杂谈闲聊，时有对上海人、特别是对上海男人的评论，往往带贬意的居多；但上海人一般不大把这当回事，很少有人起而辩解、驳斥。”（杨长荣《为上海男人说句话》）比如电视连续剧《渴望》有影射上海男人自私委琐之嫌，《孽债》则被误认为是说上海男人乱撒风流种子，“敢生不敢养”，不负责任。两剧虽在上海引起不满，却也未见“有什么上海人跳将出来理论一番”。这一回却是破了一个例。那么，为什么上海人在蒙受了那么多“不白之冤”时都无动于衷，惟独这一回龙女士只不过用调侃的语言赞美了上海男人，就让上海人大为光火、恼羞成怒 莫非这次触及到的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而上海人又特别忌讳别人说他们怕老婆？
的确，男女关系确实是一个敏感问题，怕老婆也不怎么体面。不过，怕老婆虽不体面，却也不算太丢人。中国自古就有怕老婆的事，就连皇帝和宰相也有怕老婆的（请参看拙著《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也没听说有多丢人。至少，怕老婆总不比自私、小气丢人。何况上海人也并不讳言自己怕老婆。1991年，上海电视台播出名为《海派丈夫变奏曲》的系列小品，列举围裙型、夹板型、麻烦型、保驾型、私房钱型等10种类型，并唱道：“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王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一声吼，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羹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其调侃性实不让龙女士，上海人看了听了却哈哈大笑，也没听说有人要向电视台“讨个说法”。
也许，问题就出在：怕老婆这事（也包括相关的其他事），上海人自己说得，别人就说不得，尤其龙应台说不得。因为上海男人“终究是男人，是中国的男人。尽管是不可多得的‘稀有’，或‘温柔坦荡’到‘像个弯豆芽’”（胡妍《龙应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哪个男人愿意被说成是“不像男人” 没有。如果被女人这样说了，就更不行。何况尤应台又是个嫁了老外的台湾女人，同时又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名女人，养尊处优，风花雪月，要啥有啥的，自然“站着说话腰不疼”，有什么资格对被生活重担压弯了腰的上海男人说三道四？结果，上海的男人和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无端地成了一盘烤得透红的龙虾”，而那位乱刮旋风的龙女士，却“早已坐在瑞士美丽的家中，欣赏并记录着她儿子安安的如珠妙语，我们这里关于上海男人的喋喋不休，浑不关那个家中的痛痒”（李泓冰《龙应台与周国平》）。想想谁不生气？
但，即便如此吧，似乎也犯不着那么光火。要知道，尤应台毕竟没有恶意呀！她也没有挖苦或者嘲讽上海男人，只不过有点“困惑”又有点“调侃”罢
其实，事情坏就环在那“调侃”二字上。你想吧，如果真心认为“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温柔的男性”，而上海男人恰恰就是，那么，你调侃什么 还不是内心深处多少有些不以为然？这就让人恼怒，而恼怒的深层原因则是被戳到了痛处。事实上，上海男人的形象问题一直是上海人的一块“心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全国各地都有了一种“共识”，即：“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上海男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并为此深感苦恼。上海男人也不是没做过努力，比如也有人留发蓄须，作“硬派小生”或“西部牛仔”状，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不像”。因为“你无法设想一个浓须长发的壮汉操一口绵软的吴语与小贩讨价还价”（杨东平《城市季风》）。正因为上海男人心知肚明又无可奈何，因此特别怕别人说。现在龙女士却把一般人认为“不像男人”的种种表现添油加醋地统统端了出来，还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这不是存心和上海人过不去 这口气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对这种事情的不能容忍，可是全世界都“人同此心”的，不独上海人如此。不过，上海人到底是上海人。在对龙女士的“回敬”中，尽管有些话也许没说到点子上，但那态度，仍不失优雅体面，费厄泼赖。
于是我也想替上海男人说几句话。
要说上海男人，还得先说上海女人。
说起来，上海的事情就是有点怪。比方说，大家都公认上海这个城市好，对上海人评价却不高。上海人当中，上海男人历来形象不佳，上海女人却颇受好评（除特别反感她们的爱窥人隐私和爱说人闲话外）。平心而论，全国各地都有漂亮女人和优秀女人，上海女人并不是其中最漂亮和最优秀的。但，一个女人到了三四十、五六十岁，或者在恶劣条件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却仍能有“女人味”的，则似乎非上海女人莫属。可以说，上海女人是中国“最有女人味的女人”。
上海女人之所以特别有女人味，除南方女性原本比较娇美，城市生活远较农村优越外，更重要的，还是她们特别看重自己的性别特征，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女性养成教育”的传统。她们从小就懂得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以及应该怎样做女人。结果，即便她们本来不是最漂亮最出色的，也变成最漂亮最出色的 这也正是上海这个城市特有的魔力。陈丹燕说：“上海是那样一种地方，要是有一点点钱的话，它可以做出很有钱的样子出来，它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气派。”《上海的风花雪月》）我们也可以说：上海女人是这样一种人，要是有一点点漂亮一点点娇嗲的话，她可以做出很漂亮很娇嗲的样子来，她们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有女人味。
上海女人的女人味，一言以蔽之曰：嗲。
“嗲”这个词，是完全属于南方的。北方人无论男女，往往不知“嗲”为何物。我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对“嗲”有一个界说，认为它就是某些女孩子身上特有的、能够让男人心疼怜爱的“味道”。一个女孩子之所以能有这种味道，则多因身材娇小、体态妩媚、性格温柔、谈吐文雅、举止得体、衣着入时，静则亭亭玉立，动则娉娉袅袅，言则柔声轻诉，食则细嚼慢咽，从而让男士们柔肠寸断，疼爱异常，大起呵护之心。其中，除先天气质外，后天修养也很重要，而以此征服男性之功夫，则是上海人之所谓“嗲功”。
但，如果你以为上海女性都是弱不禁风娇生惯养的“娇小姐”，那就大错特错 上海女人不但娇美，而且能干。——中国女人都能干，但在能干的同时还能保有女人味，却很难。在我的印象里，城市女性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当首推上海和成都的女人。不过成都女人嘴巴太厉害，得理不让人，也不够嗲，则其女人味较上海女人又略逊一筹。
上海女人都是“专家”，——专门顾家。除女高知、女高干和其他个别人外，属于市民阶层的上海女人，一般知识面都不广，对外面的世界知之不多，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但只要涉及家庭建设和家庭生活，则无所不知无所不精。在这方面，她们的学问往往超过她们的丈夫（她们的丈夫则超过外地男人），她们的精明也往往超过她们的丈夫（她们的丈夫则比外地男人精明）。因此，她们就理所当然地应该享有家庭的主导权和领导权，而她们的丈夫则同样理所当然地应该去买菜、烧饭、洗衣、拖地板。当然，丈夫比妻子更精明能干的也有。不过，在这样的家庭中，做丈夫的往往不会反过来让妻子当小工，而是“从奴隶到将军”一人承担。于是他们的妻子便可以继续去当“嗲妹妹”，而那些能力明显强于丈夫的则可能会由“嗲妹妹”变成“母老虎”。但一般地说，即便是“母老虎”，也是上海式的。她们能够牢牢地掌握家政大权并使丈夫俯首帖耳，靠的不是河东狮吼，而是怀柔政策，即不是高压，而是嗲功。因此，当男人发现“妻管严”原来是一种“甜蜜的痛苦”时，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把这种一病”继续得下去。
更何况，在男人买菜、烧饭、洗衣、拖地板时，女人也并没有闲着。上海女人是闲不下来的。事实上让男人累死累活女人却袖手旁观的，在上海并不多。更多的还是“夫妻双双把家建，你挑水来我浇园”（惟一弄不清的是上海人哪来那么多家务要做）。上海女人在家里差不多都是“身先士卒”的将军。不管上海的男人如何被说成是“马大嫂”，真正家务做得多的，多半还是女人。她们在控制了“治权”的同时也提供着最好的服务，让丈夫穿得体体面面，把孩子养得白白嫩嫩。难怪有人笑言：要知道什么叫“领导就是服务”，最好到上海人家里去看。（图二十三）
看来，我们还应该说，上海女人是最好的女人，至少在她们家里是这样。
很难想象，与这些最好、最有女人味的女人厮守相伴的，竟是“最不像男人的男人”。
说“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理由似乎很多。首先，外形就“不像”。北方人一提起上海男人，第一印象往往就是“小白脸”和“娘娘腔”，即细皮嫩肉、奶声奶气（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或并不完全如此）。较之“北方大汉”或“西部牛仔”，上海人确乎比较白嫩，上海话也确乎比较绵软，给人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的感觉。但如果以此便断言“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便未免肤浅可笑。难道真的要像打手一样浑身肌肉、像土匪一样满脸胡子才像男人？不至于吧！
上海男人的“不像男人”，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太像女人。在这方面，他们的趣味和品味甚至都和女人一样。他们的做家务，已不仅仅是分担劳苦或共建家庭，而是以此为“事业”，沉湎痴迷，乐此不疲。不少上海男人不但精于烹调料理，能烧一手漂亮的小菜（这在外地男人看来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而且对服装裁剪也十分在行（这就不可理解和接受了）。他们像女人一样爱逛商店（男人不爱逛商店是世界性的），熟悉商品的行情，精通讲价的技巧，善于识别面料的真伪，说起各种服装的流行款式来如数家珍，有的还会织毛衣。这就实在太像女人 哪有一个“大男人家”整天惦记着针头线脑，念念不忘毛衣的针法和纽扣的搭配 上海男人就会。
上海男人还会像女人一样絮絮叨叨、婆婆妈妈，热衷于生活中上不了台面的鸡毛蒜皮，邻里间说不清是非的磕磕碰碰。当然绝非所有上海男人都这样，正如绝非所有上海男人都会打毛衣。而且，外地同样也有这样的男人。但在人们心目中，这样的男人似乎以上海为最多、为最典型，甚至会认为上海男人“就是这样的”。于是，在外地如果碰到这样的男人，人们就会说：“他怎么像个上海人？”
上海男人有这么多“不像男人”之处，怕老婆早已不是什么严重问题
我曾多次说过，在某种意义上，“怕老婆”其实是“封建残余”。只有在传统社会才有“怕老婆”，也只有在传统社会“怕老婆”才可笑。因为传统社会的规矩是“男尊女卑”。本该威风八面的“大老爷们”居然怕起老婆来了，当然可笑。现代社会崇尚的却是人格独立、意志自由和男女平等，女人不该怕男人，男人也不该怕女人。“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恐怕是“谁也不怕谁”。上海人也一样。上海家庭中的男人和女人，大多数恐怕还是“谁也不怕谁”的。女人也许会偏向娘家一些，但至少不会亏待丈夫；男人可能会孝敬文母娘多一点，却无妨看作是对妻子持家辛苦的一种变相酬劳，不好都算作是“怕老婆”的。至于分担家务，则早已不限于上海。只不过北方男人的做家务，多限于换煤气之类的”力气活”或装电器之类的“技术活”，不至于给老婆洗内裤。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有理由看不起上海男人。做家务嘛，还有什么活干不得不成？再说，人家愿意，你管得着
更何况，上海女人是应该为上海男人的“不像男人”负责的。一方面，上海男人那种温柔光洁、香喷喷甜腻腻的形象，是上海女人设计和塑造的。正如杨东平所说，她们总是喜欢按照“小家碧玉”的审美理想，仿照裁剪书上提供的模式，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城市季风》）。另方面，她们对家庭生活的过分看重，不断与同事、女友攀比，务必事事不落后于人，也无形中给男人造成了负担和压力。前面说过，雅致是上海的空气，上海人在家庭生活中也会追求雅致，这原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对于大多数薪资不高住得又挤的工薪族来说，要过雅致的生活，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是：夫妻双方都必须把时间精力聪明才智投入到家庭建设中去，殚精竭虑，费尽心机，精打细算以求节省，想方设法以求精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如果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心思，就难兔变得小气琐碎起来。女人小气琐碎一点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尽管并非所有女人都小气琐碎），男人小气琐碎就会被人看不起。这时，连同他的外形和语调，便都会被看作是“女人气”的表现。
有着上述“特征”的当然只是上海男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在上海男人中占多大比例，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得知的事情。而且，“女里女气”的男人外地也有，就连北方也不例外。所以，说“上海男人最不像男人”，是不公平的。这里面有误解，也有偏见。比方说，把所谓“怕老婆”以及主动承担家务，买菜、做饭、帮老婆洗内裤等也算在“不像男人”的证据，就是传统观念所使然。其他如“像个弯豆芽”或“喝醪糟都上脸”等等，也不足凭。我在《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说过，并非只有身材高大、肌肉发达、力大无穷才像男人。“男人的力量首先在于人格，人格的力量又在于一团正气。”这样的男人上海有没有 我想是有的。
但，问题并不在于上海男人像不像男人，有多少人像多少不像，不像的又不像到什么程度，而在于为什么一说“上海男人不像男人”，就会有那么多人认同，上海人自己则会特别敏感特别恼火？这个事实可是绕不过去的。比方说，龙应台那篇文章如果改名为《啊，北京男人》在北京的报上发表，会怎么样 肯定只会引起哄堂大笑，以为那不过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其实，上海人也不该恼怒的。外地人是有些喜欢嘲笑上海男人，但他们却并不嘲笑上海女人。不但不嘲笑，反倒还会在心里给上海女人打高分。至少，绝不会有人说“上海女人最不像女人”。既然上海女人是最有女人味的，那么，根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原理，她们的男人也不该不像男人。
事实上上海女人的“军功章”里，确实既有“她的一半”，又有“他的一半”。正是由于上海男人的疼爱呵护，使她们有着远比北方女人更好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她们才能够在为人妻为人母后仍旧保持着让人啧啧称赞羡慕不已的“女人味”。上海男人是为他们的女人作出了牺牲的。要牺牲就牺牲到底吧！不要再为自己“像不像男人”而烦恼。更何况，某些被认为是“不像男人”之处，可能恰恰是一种进步。正如吴正所说，北荒南乡之地某些“令上海男人瞠目之后外加摇头”的“男子汉派头”和“大老爷们作风”，“正是该类地区在能见的将来还不能那么快地摘去贫困之帽的标帜之一”（《理解上海男人》）。进步是不需要辩解的。“大言不辩”。上海男人如果坚信自己是现代新男性，就用不着那么迫不及待地出来为自己辩白。
也许，从总体上讲，上海人还不是理想的、完整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城市人（部分优秀分子除外）。他们确实较早地获得了某些现代观念，却又同时留着一条传统的辫子和尾巴。于是，当辫子被人揪住、尾巴被人踩住时，就会叫起来。至少，他们在面对传统观念的挑战时多少显得有点底气不足。底气不足的原因，除无法割断历史割断传统外，还因为自己也知道自己“毛病多多”，包括某些确实“不像男人”之处。这些毛病有的是上海扭曲畸形的历史所造就，有的则是上海人自己检点反省不足所使然。更何况，某些传统美德如豪爽、谦让等等也许已“不合时宜”，但毕竟曾经有过自己的合理性。因此，当坚信传统美德合理性的人身体力行地坚持着这些道德规范，并因而觉得自己有资格批判上海人时，他们是理直气壮、中气十足的，而代表着“现代”的“城市部落人”，则会自惭形秽、语无伦次，甚至恼羞成怒。
实际上，上海人的内心深处充满了矛盾，他们的日常行为也不乏悻论。比方说，上海滩原本是开放的。正是无拘无束的开放，造就了雄极一时的大上海。然而上海人的心灵却很难对外开放。上海人谨言慎行，不多言，不妄交，绝无某些北方人“见面就熟，无话不说”的“豪爽”，奉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信条较之传统社会中人为尤甚。这恰是当年“十里洋场”上尔虞我诈、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的教训所致。结果，“不设防的上海文明终于滋生了处处设防的上海人”（余秋雨《寄情于上海文明的未来》）。正因为处处设防，所以尤爱窥私，因为要防备别人背后做手脚。大家都设防，大家又都窥私，每个人都既要窥人又要防人窥，结果自然是防范心更重，窥私心也更切，人人鬼鬼祟祟，个个皮笑肉不笑。这就难免让外地人尤其是豪爽的北方人看着犯恶心。但在上海人，却又有说不出的苦衷。应该说，上海人是背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唯其如此，他们才会成为最招人物议的一族。
新上海人
然而历史毕竟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一代的上海人将如之何？“城市部落人”处于两难之中。
也许，事情难就难在上海人是一个“现代部落”。“部落”这个概念，无论如何也是和“现代”相冲突的。但上海人如果不再是一个“部落”，那么，上海人还会是上海人
其实，上海人之所以成为一个“部落”，主要原因就在于传统中国从来没有过上海这样一种城市类型。这就使上海一开始便处于农业文明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而上海人则不过是在这大海的滩涂地段一求生存。面对传统力量的敌意和怀疑，上海人不能不通过强化自己的社区性，来保卫自己的新文明。这就使上海人成了一个极其看重自己文化特征的“部落”，一个自恋而脆弱的“部落”。
现在的历史条件显然已大不同于前。上海不但不再孤立，而且反倒有些落伍（这也是近年来上海大刮怀旧风的原因之一）。中国的新型城市相继崛起，而老城也在走向新型，从而形成一个“一元多样”的新局面。所谓“一元”，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多样”，就是除上海模式外，还有深圳模式、厦门模式、海口模式，以及近年来出现的重庆模式和“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等等。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上海不再孤独。
上海不再成为一个“部落”，并不等于上海人将不再成其为上海人。因为上海文明中的核心内容和合理成分，恰恰是新时期的文化精神。比如被称之为“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的“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就和塑造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新中国人目标一致；而上海人百年来养成的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合理主义等，也与发展市场经济和走向世界相合拍。至于上海人的种种丑陋，则原本应该涤荡一净。实际上，上海人早就开始在做这个工作 在某些城市尚陶醉于“表扬与自我表扬”时，上海却高举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旗帜，真诚地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在这方面，向被视为“小气”的上海人，却比许多自以为豪爽大方的人要大度得多。
这就大有希望。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知彼固然不易，知己则更难，故曰“人贵有自知之明”。然而上海却有条件。因为上海一直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是众望所归就能知彼，是众矢之的就能知己；是众望所归就能增强信心，是众矢之的就能反思自省。所以，上海人大可不必为外地人的几句闲话而不自在。如果说，上海人过去曾经一度是“最招人物议的一族”，那么现在便不妨因势利导，干脆把自己变成“最敢于接受批评的一族”。苟如此，则上海人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和极高的素质让世人瞩目。
上海和上海人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上海文化中一直有一种顺应形势自我更新的机制。当历史需要上海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它成功了；当历史需要上海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它又成功 现在，上海已经积累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搞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无疑是长袖善舞游刃有余；而一种新城市文化和新城市人格的塑造，则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也是一种文化模式。它最终将造就既能继承传统美德又具有新观念、新思想、新道德、新行为和新生活方式的一代新人。在这方面，上海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得天独厚。上海观念比北京新，历史比深圳久，比广州大气，比重庆雅致。更为可贵的是，上海还是一个有主见的城市。它知道它在世界上和历史中的地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所以，即便在极左势力最为猖獗的年代，一贯“胆小怕事”的上海人也仍在“四人帮”的眼皮底下悄悄地同时也顽固地坚持着他们认为应该坚持的东西，比如学文化、读外语、不为进部队文工团只为艺术修养学琴练琴等，而不像其他地方果真“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把宝贵的文化遗产毁于一旦。
的确，上海是这样一个城市：它是开放的、兼容的、多元的、不设防的、泥沙俱下和鱼龙混杂的，但不等于没有选择、不识好歹。作为“城市部落”，它总是会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社区性，而这种社区性又恰恰是指向现代指向未来的。于是上海人的性格（包括他们种种遭人非议的“毛病”）后面，便蕴含着尚未开发或不为人知的值得肯定的东西。一旦条件成熟，这些具有优越性的东西便会破土而出，上海人就会让人刮目相看。
实际上，上海人的许多毛病（比方说“小气”、“自私”）是被逼出来的。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毛病不好（所以一旦被批评就特别恼火），只不过要改也难。比如现在上海一些孩子，花起钱来倒是不小气了（尤其是花父母或别人的钱时不小气），却比他们的父母更自私，在事涉多人时往往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看来好的东西会变成传统，坏的东西也会变成传统，而一个东西一旦变成了传统，就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要引起注意和警惕的。因此，上海人似应对“上海文化”进行一番梳理，扬其长而避其短，去其劣而存其优。上海人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上海人一直在对自己的文化进行自省，又有那么多人在关注着这件事情。更何况，时代总在进步，社会总在发展，上海人的生活前景越来越好，他们实在不必再坚持那些毛病，而他们文化中那些具有现代性和优越性的东西，则无疑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大成气候。
何况上海滩又是何等地开阔 开阔是上海滩的品格。更为难得的是，上海不但开阔，而且雅致。这是不容易的。小城因其小巧而容易雅致（如苏州），大城因其开阔则难兔粗疏（如北京）。惟独大上海，不但大，不但开阔，而且雅致。这说明上海的城市性格中有一种极为优秀的品质，这才能把开阔和雅致统一起来，就像北京能把大气与醇和统一起来一样。只是由于上海一度关上了大门，既不对外开放，也不对内开放（或只出不进），雅致的味道才变酸 因为开阔既丧，则市民社会的雅致必然变成小市民的酸腐，正如醇和既丧，则大气也就变成了霸气和痞气。但一个真正优秀的城市，它自身性格中的固有品质是不会轻易丧失殆尽的。可以肯定，这样的一个城市，一旦全面进行改革开放，它的气派，它的前景，它所能释放出的能量，都将是无可估量的。
看来，我们似乎不必为新上海人和新上海文化作杞人之忧。
上海人仍将会是上海人，但却会变得更可爱、更美好。他们从“最招人物议的一族”一变而为“最优秀的一族”，应该说指日可待
易中天《读城记》——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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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市。
广州市很活很活。
广州的活力让人惊异。
用“生猛鲜活”四个字来概括广州，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这些个性和风格虽然不能测定和量化，却可以体会和玩味，也大体上可以用几个字来描述和传达，尽管不一定准确。广州的个性和风格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说，北京的风格是“大气醇和”，上海的风格是“开阔雅致”，厦门的风格是“美丽温馨”，成都的风格是“洒脱闲适”，那么，广州的风格就是“生猛鲜活”。
广州是一个不知疲倦、没有夜晚的城市。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无论你在什么时候（白天还是晚上）、从什么方位（空中还是陆地）进入广州，都立即能触摸到它跳动的脉搏，感受到它的勃勃生机。这种“生猛鲜活”是有感染力的。它能使你不由自主活蹦乱跳地投人到广州一浪接一浪的生活浪潮中去。因此，第一次到广州的人常常会睡不着，尤其是逛过夜市之后。广州的夜生活是那样地丰富，能睡得着
广州确实是一个“不夜城”。它似乎并不需要睡眠。而且，越是别人需要睡眠时（比方说冬夜），它反倒越是“生猛鲜活”。因此，当历史在中原大地上演着一幕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时，它多少有点显得默默无闻。但，如果历史想要抽空打个盹，广州便会活跃起来。由是之故，“生猛鲜活”的广州似乎只属于中国的近现代。
的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广州无疑是北京、上海之外的第三个重要角色。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差不多有半数左右是由这三座城市书写的。北京的一言九鼎当然毋庸置疑，异军突起的是上海和广州。广州的历史当然比上海久远。至少，它的建城史，可以上推至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代（其时秦将任嚣在今广州市中山路一带建城）；它的得名也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尽管那时的广州并非一城一市之名，但好歹州治是在现在的广州。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广州在“天朝大国”的版图上，还是一个极不起眼的边鄙小邑，是封建王朝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再了不起也不过一个“超级大镇”而已。然而，随着古老的中国开始面对世界，走向现代，广州突然变得令人刮目相看。它甚至昂起倔强的头颅，向着遥远的北庭抗声发言，乃至举兵北伐。在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盘踞北京的时代，南海岸的广州和东海口的上海，轮番成为颠覆北方政权的革命策源地。后来，它似乎一度“退隐”了，只留下“广交会”这个小小的“南风窗”。上海以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州则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会城市。然而，“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上海成为“褪色的照片”而倍感陈旧落伍时，广州却重新显示出它的“生猛鲜活”，而且势头正猛方兴未艾。在短短十来年时间内，以广州为中心，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先后崛起了深圳、珠海、佛山、顺德、江门、东莞、中山、南海等一大批“明星城市”，使这块原先的“蛮荒之地”变成了整个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也成为“淘金者”趋之若鹜的“金山”或“宝地”。尽管这些新兴城市有不少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公共设施方面已经超过了广州，但广州毕竟还是它们的“老大”，是它们的历史带头人和文化代言人。显然，要了解这个地区活力的秘密，还得从广州读起。
更何况，广州自己，又有多少故事可说
那么，让我们走进广州。
一 怪异的城市
在中国，也许没有哪个城市，会更像广州这样让一个外地人感到怪异
乘火车从北京南下，一路上你会经过许多大大小小城市：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武汉、长沙、衡阳等等。这些城市多半不会使你感到奇异陌生，因为它们实在是大同小异。除了口音不大相同，饮食略有差异外，街道、建筑、绿化、店面、商品、服务设施和新闻传媒，都差不太多。只要你不太坚持自己狭隘的地方文化习惯，那么，你其实是很容易和这些城市认同的。
然而广州却不一样。
改革开放以前，外地人第一次进广州，感觉往往都很强烈。第一是眼花缭乱，第二是晕头转向，第三是不得要领，第四是格格不入。你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对于你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它的建筑是奇特的，树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语言更是莫名其妙的。甚至连风，也和内地不一样：潮乎乎、湿漉漉、热烘烘，吹在身上，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如果你没有熟人带路，亲友接站，便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图和站牌，又显然听不明白售票员呼报的站名。也许，你可以拦住一个匆匆行走的广州人问问路，但他多半会回答说“muji”，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广州人为什么要用“母鸡”来作回答。即便他为你作答，你也未必听得清楚，弄得明白。何况广州人的容貌是那样的独特，衣着是那样的怪异，行色又是那样匆匆，上前问路，会不会碰钉子 你心里发怵。
当然，最困难的还是语言。广州话虽然被称作“白话”，然而一点也不“白”，反倒可能是中国最难懂的几种方言之一（更难懂的是闽南话）。内地人称之为“鸟语”，并说广州的特点就是“鸟语花香”。语言的不通往往是外地人在广州最感隔膜之处。因为语言不但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而且是一个人获得安全感的重要前提。一个人，如果被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所包围，他心里是不会自在的。幸亏只是“鸟语” 如果是“狼嚎”，那还得
广州话听不懂，广州字也看不懂（尽管据说那也是“汉字”）。你能认出诸如“呒”、“(口甘)”、“(口既)”，见过“(口者)”、“叻”、“(口岩)”之类的字 就算你认识那些字，也不一定看得懂那些词。比方说，你知道“士多”、“架步”是什么意思 你当然也许会懂得什么是“巴士”，什么是“的士”。但懂得“的士”，却不一定懂得“的士够格”（决非出租车很够规格的意思）。至于其他那些“士”，比如什么“多士”、“卡士”、“菲士”、“波士”、“甫士”、“贴士”、“晒士”①之类，恐怕也不一定懂。最让人莫名其妙的是“极骨”。前些年，广州满街都是“钅及骨立等可取”的招牌（现在不大能看见了），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广州满街都是骨科大夫，却又不明白疗伤正骨为什么会“立等可取”，而广州的骨伤又为什么那么多？其实所谓“钅及骨”，不过就是给裁好的衣料锁边，当然“立等可取”；而所谓“又靓又平”，则是“价廉物美”的意思。然而广州人偏偏不按国内通行的方式来说、来写，结果弄得外地人在广州便变成了“识字的文盲”。听不懂，也看不懂，“真系（是）蒙查查（稀里糊涂）啦”。
结果，一个外地人到了广州，往往会连饭都吃不上，因为你完全可能看不懂他们的菜谱：猪手堡、牛腩粉、云吞面、鱼生粥，这算是最大众化的了，而外地人便很可能不得要领。至于“蚝油”、“焗”、“(火屈)”之类，外地人更不知是怎么回事，因而常常会面对菜谱目瞪口呆，半天点不出一道菜来。有人曾在服务员的诱导下点了“牛奶”，结果端上来的却是自己不吃的“牛腩”，其哭笑不得可想而知，他哪里还再敢问津“獭尿虾”。
更为狼狈的是，外地人到了广州，甚至可能连厕所也上不成。因为广州厕所上写的是“男界”、“女界”。所谓“男界”，是“男人的地界”呢，还是“禁止男人进入的界限” 外地人不明所以，自然只能面面相觑，不敢擅入。
于是，外地人就会纳闷：我还在中国
当然是在中国，只不过有些特别罢
①士多，买香烟、水果、罐头及其他零碎日用品的小商店。架步，比较固定的进行非法活动的地方。的士够格，唱片夜总会或有小型乐队伴奏的夜总会。多士，烤面包片。卡士，演员表。菲士，面子。波士，老板。甫士，明信片。贴士，小费。晒士，尺寸。
的确，包括广州在内，远离中央政权的岭南，历来就是中原文化的“化外之地”。
有句话说：“千里同风不同俗”，广东却是连“风”也不同的。大庚、骑田、萌诸、都庞、越城这“五岭”把北方吹来的风挡得严严实实，而南海的风又吹不过五岭。于是岭南岭北，便既不同风又不同俗，甚至可能不“同种”。岭南人颧骨高，嘴唇薄，身材瘦小，肤色较深，与北方人在体质上确有较明显的区别。再加上语言不通，衣食甚异，这就难怪北方人只要一踏上粤土，便会有身在异域的怪异之感
于是，在中原文化被视为华夏正宗的时代，岭南文化当然也就会被视为“蛮族文化”，岭南人当然也就会被视为“蛮野之人”。直到现在，不少北方人还把广东人视为茹毛饮血的吃人生番，因为据说他们嗜食活老鼠和活猴子，自然离吃人也不太远。即便不吃人吧，至少吃长虫（蛇）、吃蛤蟆（青蛙）、吃蚂蚌（实为禾虫）、吃蟑螂（名曰龙虱，实为水蟑螂），吃猫吃狗吃果子狸吃穿山甲，吃各种北方人不吃的东西。这就不能不使北方人把广东人视为怪异而与之划清界限。据说，当年六祖慧能向五祖弘忍求法时，弘忍便曾因他是“岭南人”而不肯收留，说：“汝是岭南人，怎生作佛？”谁知慧能答道：“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一句话，说得湖北人（一说江西人）弘忍暗自心惊，另眼相看，不但收留了慧能，而且把衣钵也传给了他。
慧能无疑是使北方人对岭南人刮目相看的第一人。他得到禅宗衣钵后，连夜逃出湖北，回到岭南，隐居十几年，后来才在广州法性寺（原制旨寺，今光化寺）脱颖而出，正式剃度受戒为僧，以后又到广东曹溪开山传教。不过，慧能开创的禅宗南宗虽然远播中土，风靡华夏，成为中国佛教第一大宗，也使“岭南人”大大地露了一回脸，但他传播的，却并不是“岭南文化”。佛教和禅宗的主张，是“众生平等，人人可以成佛”，怎么会有“地域文化”的特征？我甚至相信，慧能的弟子们到中原去传教时，说的一定不是“岭南话一。
岭南文化的真正“北伐”，是在今天。
北伐的先遣军虽然是T恤衫、牛仔裤、迷你裙以及唱碟、雪柜等新潮商品，但让文化人最感切肤之痛的还是那铺天盖地的粤语。今天，在中国一切追求“新潮”、“时髦”的地方，包括某些边远的城镇，饭店改“酒楼”（同时特别注明“广东名厨主理”），理发店改“发廊”（同时特别注明“特聘广州名美容师”）已成为一时之风尚。（图二十四）在那些大大小小的“酒楼”里，不管饭桌上摆的是不是
“正宗粤菜”，人们都会生硬地扣指为谢，或大叫“买单”。“打的”早已是通用语言，“镭射”、“菲林”、“派对”、“柏拖”等粤语音译或广东土著名词也颇为流行。一些内地传媒也开始频繁使用“爆棚”、“抢眼”之类的字眼，并以不使用为落伍、为土气。至于“芝士圈”、“曲奇饼”之类大人们不知为何物的食品，更早已成为“中国小皇帝”们的爱物。
一句话，过去的怪异，已变成今日之时髦。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行动。如今，广州人或广东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已越来越成为内地人们的仿效对象。人们仿效广州人大兴土木地装修自己的住房，用电瓦罐堡汤或皮蛋瘦肉粥，把蛇胆和蛇血泡进酒里生吞，大大地抬起了当地的蛇价。这些生活方式当然并不一定都是从广州人那里学来的，但广州的生活方式无疑是它们的“正宗”。总之人们的“活法”开始与前不同。除学会了喝早茶和过夜生活、跳“的士高”和说“哇”外，也学会了炒股票、炒期货、炒“楼花”和“炒更”，自然也学会了“跳槽”，“炒”老板的“鱿鱼”和被老板“炒鱿鱼”，或把当国家公务员称为“给政府打工”（广州人自己则称之为“打阿爷工”）。显然，广州文化或以广州为代表的广东文化对内地的影响已远远不止于生活方式，而已直接影响到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其势头比当年上海文化之影响内地要大得多、猛得多。如果说，上海人曾在全国造就了许许多多“小上海”，那么，广东人却似乎要把全国都变成“大广州”。
似乎谁也无法否认，广州和广东文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最“生猛鲜活”也最强势的地域文化。
但显然，它又远非是“地域”的。
以“挡不住的诱惑”风靡全国的广州广东文化，其真正魅力无疑在于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而不在其文化本身。人们争相学说粤语，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发现粤语有多么好听；人们争相请吃海鲜，也并非因为大家都觉得海鲜好吃，何况内地酒楼的海鲜也未必生猛。人们以此为时尚，完全因为这个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成了国人羡慕的“首富之区”，这才使它们那怪异的生活方式和名词术语沾光变成了时髦。因此，是改革开放成全了广州广东，而不是广州广东成就了改革开放。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广州仍将只不过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南国都市，顶多和武汉、成都、西安、郑州、南京、沈阳平起平坐罢了，尽管它有好看的花市、好喝的早茶、好吃的粤菜和好听的广东音乐。但，在二十多年前，有多少人真把它们当回事
现在可就不一样 普天之下，真是何处不在粤语文化的浸淫之中！毫不奇怪，人们对于有着经济优势的地域及其文化总是羡慕的，而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又总是从表层的模仿开始的。当我们学着广州人穿T恤、喝早茶、泡酒吧，大声地欢呼“哇”时，我们不是在学广州，而是在学“先进”。似乎只要两指在桌上轻轻一扣，就成了服务员不敢慢待的广东“大款”，也就加入了现代化的潮流。看来，一种文化要想让人刮目相看、趋之若鹜，就得有经济实力作坚强后盾；而粤语文化的大举北伐并大获成功，则又首先因于这个地区经济上的成功。
然而，改革开放在广东首先获得成功，又仍有地域方面的原因。
1992年，邓小平在他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曾感慨系之地说，当年没有选择上海办经济特区是一大失误。其实，这不但是时势所使然，也是地势所使然，甚至可以说是“别无选择”。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只有广东，才担当得起这一伟大实验的责任，也才有可能使这一实验大告成功。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全面启动改革的进程是不可能的，以北京、上海为先行官也是不可能的。可以全面铺开的只有农村的改革，而可以并应该对外开放的也只有广东、福建两个省份。这两个位于东南沿海又相对贫困的农业省份，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大，一旦失败也不会影响大局，继续闭关自守却既不现实，也甚为可惜：港澳台的经济繁荣近在咫尺，咄咄逼人，而且放弃与之合作的机会，放弃对其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利用，也等于坐失良机。
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广东闯出了发达和繁荣，福建则要相对滞后一点。比如同期成为特区的厦门，其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如深圳（但厦门却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获得了成功）。究其原因，除台湾对厦门的作用和影响远不如香港之于深圳外，广东有广州而福州远不能和广州相比，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惜，这个因素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事实上，如果没有广州，仅仅只有香港，深圳也不会如此成功。因为特区的成功不仅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原因，而广东文化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由广州来创造和代表的。这是广州和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不同之处。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并不代表华北文化、江浙文化、广东文化或闽台文化，它们有许多并不属于这些文化的个性的东西。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文化，是超越于华北文化、江浙文化、广东文化或闽台文化的，甚至还有某些抵触之处（比如南京人和杭州人就不喜欢上海人）。广州却是深深植根于广东文化的。广东人现在可以不喜欢广州这个城市（太脏太挤太嘈杂），却不会不喜欢广州文化。事实上，广州代表的，是广东文化中现在看来比较优秀和先进的东西，然而福建文化中的这些东西却有不少要靠厦门而不是福州来代表。可以说，正是广州，以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为整个广东地区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广州的秘密，比深圳等等更值得解读。
广州，是连接过去（化外之地）和现在（经济特区）的中介点。
因此，尽管它的“生猛鲜活”是属于现在时的，它的故事却必须从古代说起。
二 天高皇帝远
广州，从来就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无论中央政府是在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或者北京，广州都是一个边远的、偏僻的、鞭长莫及和不太重要的邑镇。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规格，它显然只能属于最远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长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岭之隔，足以让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视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然而从长安到成都，实在比到广州近得多 所以古人从未有过“粤道难”的说法，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到过广州，也不大想到广州。事实上，“蛮烟瘴雨”的岭南，历来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十八世纪清廷官方规定的标准行程，从北京到广州驿站，竟要56天（加急为27天），则对于所谓“天高皇帝远”，便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想想看吧，将近一两个月的“时间差”，多少事情做不下来？
广州距离中央政权既然有这样远的路程，那么，中央政府即便想要多管广州，在事实上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样，习惯了中央政府这种态度的广州人，当然也早就学会了“看一只眼不看另一只眼”，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自行其事，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
这种文化心理习惯在改革开放时期就表现为这样一个“广东经验”：对于中央的政策，一定要用够、用足、用好、用活。具体说来，就是只要没有明确规定不许做的，都可以做，或理解为可以做。所以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提倡改革，允许实验，允许失败，中央对于许多地方许多省份，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广东人看着的是那只“闭着的眼”，福建人看着的是那只“睁着的眼”，上海人琢磨下一回“哪只眼睁哪只眼闭”，北京人则在议论“应该睁哪只眼闭哪只眼”。结果广东上去了，福建滞后了，上海在徘徊，北京则在不停地说话。看来，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并非没有文化上的原因。
广州离“皇帝”很远，离“外面的世界”却很近。（图二十五）
广州临南海之滨，扼珠江之口，对于吸收外来文化有着天然的优势。禅宗祖师菩提达摩，就是于南梁武帝大通元年在广州登陆，来到东土的。实际上，华南地区的出海口在晋时即已由徐闻、合浦一带移至广州。到了唐代，广州便已以中国南海大港而著称于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时，广州已设立“蕃坊”，城中外侨杂居，其所谓“蕃邦习俗”，对广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可以说，从那时起，广州人对于“蕃鬼”，便有些“见惯不怪”，习以为常。
不过那时的中国，的的确确是“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国。中国的文化，远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优越，尤其对于那时来华的“白蛮、赤蛮、大石、骨唐、昆仑”等国，就更是如此。总之，广州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为“底气”的。这也是广州与上海的不同之处。广州是在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而上海则是在“一张白纸”的情况下开放和吸收。而且，到本世纪初，广州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已大不如上海：广州进出口的吨位数只有上海的1/4，租界大小则只有上海的1/147。所以，上海的“西化”虽在广州之后，却比广州“彻底”和“地道”。上海除人力车夫一类“苦力”说“洋泾浜英语”外，一般来说只要肯学，英语说得都很好。广州人却喜欢把外来语言“本土化”，发明出诸如“打的”、“打波”之类“中外合资”的词语，或诸如“佳士得”、“迷你”、“镭射”之类中文色彩极浓的译名。广州给人的怪异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些话语的“不伦不类”引起的。
但这对于广州人却很正常。广州人的“文化政策”，历来就是“立足本上，兼收并容，合理改造，为我所用”。比方说，他们也用汉字，却坚持读粤音。当年，如果不是雍正皇帝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他们是连“国语”都学不会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发明了一大堆只有他们自己才认识的“汉字”。广州人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尚且如此，逞论其他？
其实，这也是“天高皇帝远”所使然。
所谓“天高皇帝远”，显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央政府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政府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事；靠不上，就必须自力更生。所以，广州人的自强精神和自主意识也就特别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广州和岭南人民正是靠着自己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自己闯开了一条生路，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独创精神几乎已成为他们的“文化无意识”。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广州的文化，从饮食服饰、建筑民居，到音乐美术、戏剧文学，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与内地大相异趣。自唐以降，优秀的岭南诗人，多能一空依傍，自立门户；而近代崛起的“岭南画派”，更是锐意革新，独树一帜。岭南画派在继承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兼容西方摄影、透视等方法，终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广东音乐则在运用民族乐器的基础上大胆采用外来乐器，于是便以其宽广丰富的音域和优美嘹亮的音韵深得人们喜爱，享誉海内外。
实际上，即便广州普通民众的生活，也相当随意和注重个性。广州菜肴、点心、粥面品种之多，堪称中国之冠。除岭南物产丰富、粤人注重饮食外，要求“吃出个性来”，也是原因之一。广州人的穿着，更是五花八门。或讲面料，或讲款式，或讲名牌，或讲新潮，但更多的还是自己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穿，或怎么舒服就怎么穿，比如穿西装不打领带，穿皮鞋不穿袜子等（此为广州与深圳之不同处）。相反，穿得过于一本正经，在广州反倒会有怪异之感。一位广州朋友告诉我，有一天，他们单位一个同事西装革履地走进来，大家便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改卖保险 ”原来，在广州，只有推销员才会穿得一本正经，其他人都穿得随随便便。（图二十六）反正，在广州，衣食住行均不妨个性化。不过有一点则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总和内地不一样。内地人穿中山装军便服时，他们穿港式衬衫花衣服；内地人西装
领带衣冠楚楚时，他们把西装当茄克穿。内地人早上吃稀饭馒头时，他们早上喝茶肩地人以“正宗粤菜生猛海鲜”为时尚时，他们却对川菜湘菜东北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使得外地人一进广州，就觉得这地方吃也好，穿也好，都怪怪的。
其实说怪也不怪。广州既然是一个远离中原的地方，既然反正也没有什么人来管他们和帮他们，他们当然就会按照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而不在乎北方人说三道四。事实上，即便有“北佬”评头论足，广州人也既听不到又听不懂。即便听到了听懂了，也“没什么所谓”。广州人不喜欢争论而喜欢实干，而且喜欢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干。在广州人看来，北京人争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都是“没什么所谓”的。或者借用一个哲学的说法，都是“假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要说争不出什么名堂，即便争得出，也没什么实际效益。既然如此，争论它干什么？显然，广州人广东人的文化性格和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改革开放的原则是“不争论”，而广州人也好广东人也好，都不喜欢争论。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广州或广东无思想。恰恰相反，在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中国近代史上，广东有着“思想摇篮”的美称。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发出了震惊全国的声音，其影响极为深远。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对本世纪中国的命运前途和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一个出在广东，一个出在湖南，一个出在四川，而不是出在北京、上海，是耐人寻味的。事实上，广东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这其实也正是广东文化或日岭南文化的特点，即“生猛鲜活”。生猛鲜活是和枯朽陈腐完全相反的。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发力，鲜就是有新鲜感，活就是运动性。生则猛，鲜则活。相反，枯则朽，陈则腐。这也正是一个古老帝国的古老文化可能会要遇到的问题。看来，岭南文化能够具有生猛鲜活的风格，或许就因为它“天高皇帝远”！
广州与内地城市之最大区别，也许还在于其经济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地城市，基本上是出于两种目的而建立的，这就是“政治”和“军事”。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叫“城”，主要出于军事目的而建立的则叫“镇”。镇。有重压、安定、抑制、镇服和武力据守等义。所以，重要或险要的地方叫镇，在这些地方设立郡邑或派重兵把守也叫镇。镇以军事而兼政治，城以政治而兼军事，故北京是“城”，武汉是“镇”。城讲“文治”，镇重“武备”，它们都不会把商业和商品生产放在首位。
广州却是另一种类型的城市。尽管广州建城很早，且有“羊城”、“穗城”、“花城”等等别名，但广州的城市性质，却主要不是“城”，也主要不是“镇”，而是“市”。由于“天高皇帝远”，也由于历代王朝对广州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广州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走的是与内地城市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它不像“城”或“镇”那样着重政治和军事，却颇为重视商业和商业性的农业、手工业。早在汉初，它就已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到唐代，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至宋时，则已成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两代，广州作为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外向型农业、手工业基地，商品经济和海洋经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口增多，市场繁荣，与海外交往频繁。据统计，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这90年间，外轮抵港多达5130艘。鸦片战争时，广州的进出口吨位数达28万吨（同期上海只有9万吨）。海洋经济带来的商业气息，给广州和整个岭南地区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活力，造成了一种新的气象。与之相对应，整个珠江三角洲“弃田筑塘，废稻种桑”，成为商品性农业生产基地；而广州则成为商品性手工业的中心，并以工艺精美而著称于世，有所谓“苏州样，广州匠”之美名。（图二十七）
在商言商。广州既然是“市”，则广州之民风，也就自然会重财趋利。明清时有民谣云：“呼郎早趁大冈墟，委理蚕缥已满车。记取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可见亦农亦商、亦工亦商已成风尚，市场、价格、交易等等也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话题。至于经商贸易，当然也是广州人竞趋的职业。
广州的这种民风，历来颇受攻击。但这些攻击，显然带有文化上的偏见。要言之，他们是站在“城”和“镇一的立场来攻击“市”。“市”确乎是不同于“城”和“镇”的；不论“城”也好，“镇”也好，它们都主要是消费性的城市，其财政开支主要依赖农业税收，部分依赖商业税收，生产者少，消费者多。即以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为例，是年北京70万人中，不事生产的八旗子弟和士绅官员就有28万人，占总人口的40％。这些人不必躬耕于垄亩，叫卖于街市，自然可以高谈阔论于茶座，浅吟低唱于青楼，大讲“义利之辨”或“逍遥之道” 然而“市”却是生产性的。什么叫一市一？“市，买卖之所也。”既然是买卖，就必须不断地买进卖出，才叫“生意”。不做生意，钱放在家里，自己不会生儿子，老板也不会有饭吃。因此，一个“市”，只要它一天不从事商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便立即会丧失生命，失去存在的意义。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这就必须“生产”。生产，才有饭吃。所以，“城”与“市”的文化性格往往不同，而城里的人和市上的人也多有差异。要之，城多静而市多动，城多雅而市多俗，城里的人多会说而市上的人多会做，城里的人多务虚而市上的人多务实。究其所以，大约也就是后者必须自己谋生而前者大可不必之故。
于是，我们便大体上知道广州人为什么不喜欢争论，为什么自主意识特别强，以及广州为什么会有生猛鲜活的风格，而且总是和内地不一样 就因为广州是“市”，是中国最老也最大的一个市场。上海也有“市”的性质。但上海主要是外国人做生意而中国人当职员，广州却是广州人自己当小老板。所以，当中国讳言“市场经济”时，以职员为主体的上海人很快就适应了计划经济，广州人血液中的商品经济因子却依然存在。结果，广州和广东人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上海人却费了老半天才反应过来。广州，毕竟是“老牌的市”
三 广州是个大市场
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广州是个大市场。
与上海一样，广州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也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在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些年头，甚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即便手上有一两个小钱，也是买不到什么东西的。那时，谁要想买点好东西，就得想办法到上海或者广州去。上海的好处是能买到国产的精品，广州的好处则是能买到不多的一点新潮的进口货，或者出口转内销的新产品，不过要用侨汇券或外汇券。外汇券是从1980年4月1日开始发行的，1995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现在已成了一种收藏品。那时，外汇券可是宝贝。有了它，就可以到友谊商店去买别人买不到的东西。不过，外地虽然也有友谊商店，东西却没有广州的多；而在广州，使用外汇券也不一定非得在友谊商店，其他某些商店如南方大厦也可以用。所以，外汇券真正的用武之地还是在广州。1982年，广州的亲戚给了我们一点外汇券，我们捏在手里半天不敢用，在广州转了好几家商店，才给女儿买了一条裙子。总之，尽管上海和广州都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购物天堂，但性质却是不一样的。上海更像一家自产自销的工厂，南京路、淮海路什么的不过是它的门市部；广州则更像一个讨价还价的市场，街面后的城市只不过是它的大库房。
最能体现出这一微妙差异的是两条有名的街：上海的南京路和广州的高第街。90年代以前，外地到上海或广州购物的人，尤其是打算买点漂亮衣服或日用小百货的人，几乎都要到这两条街上去逛一逛。但细心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它们的不同：南京路上的商店主要是国营的，高第街上的摊档则基本是个体的；南京路上出售的主要是上海国营工厂的产品，高第街上卖的却不知是摊主们从哪里倒来的“进口货”。高第街是广州一条商业街，早在清代就颇有名气，当时主要经营日用品和工艺品，广州的女人有事没事隔三差五就要去光顾一番，因此又叫“女人街”。改革开放之初，它便更是领导着时尚领导着潮流，服务对象也不止于女人，还包括所有爱漂亮讲时髦的小伙子。80年代中期，高第街共有640多个个体摊档，出售各种新潮服装和化妆品、小商品，甚至还有从海外带来或走私进来的旧时装。满载着鼓鼓囊囊蛇皮袋的“雅马哈”出出进进，而喇叭裤、牛仔裤、T恤衫、幸子衫等当时的时髦服装，也就从这里走向全国。可以这么说，80年代初的中国人，是从高第街开始羞羞答答地改变着服饰，同时也悄悄地改变着生活观念和人生态度的。
时过境迁，现在的高第街已不像当年那样风光 因为在广州，这样的街已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越来越专业化，比如上下九的扣子一条街，大新路的鞋子一条街，康泰路的建材一条街，大南路的鲜花一条街，以及天河电脑城和海印电器城等。和二十年前相比，中国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消费观念和生活观念也大不同于前。人们不再会去讨论诸如“喇叭裤能否吹响‘四化’的号角”之类的问题，牛仔裤和T恤衫也不再是“时髦女郎”或“问题青年”的专利。全国各地都有紧跟潮流的服装市场，犯不着再到高第街来凑热闹。现在，来广州的外地人多半要去的地方，是大沙头海印桥下的电器城。这里云集了1000多家商铺，是国内最大的家用电器集散地。其特点是价格便宜，品种齐全，但凡你听说过或想得到的家电，这里都应有尽有，而且保证是最新潮的。国外最新的家电产品刚一推出，这里就会立即上市。这也正是广州作为一个大市场的特征所在：反应敏捷，确保满足消费的需求。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市场，广州不但有“新”，也有“旧”。追新的人可以去天河城。那里荟萃了Jessica、Courlor、Eighteen、淑女屋等众多的名牌时装专卖店，其布局和气派已直追香港的太古广场或置地广场。怀旧的人则不妨去上下九。那里不但有永安百货、广州酒家、清平饭店和莲香楼等老字号，也有众多的不起眼的小“士多”。在上下九街道两旁的老骑楼下走过，老广州那亲切质朴的平民气息就会扑面而来。难怪这里会辟为广州第一条步行街 的确，走在这条街上，你能找回许多关于老广州的记忆和感觉。（图二十八）
逛上下九，最好能去吃一碗牛腩粉，或者吃一次下午茶。
广州不但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也是一个“吃东西的地方”，要不然怎么说“食在广州” 中国是一个饮食文化极为发达的国家，全国各地都有好吃的东西，并非只有广州才是“食的天堂”。事实上，除“食在广州”外，也还有“吃在成都”、“吃在扬州”等说法。但在我看来，成都、扬州等和广州相比，还要略逊一筹。这不仅因为广州的菜肴和点心内容丰富、品种繁多、做工精美、品味极高；也不仅因为广州人什么都吃，——“草原吃羊，海滨吃蟹，广州人吃崩了自然界”；还因为只有广州，才二十四小时都在吃。
吃的节目是从早上6点来钟的“饮早茶”开始的。别看这时天还没有大亮，开设早茶的酒楼却已人声鼎沸。经过多年粤文化的普及，内地人都已知晓，所谓“饮早茶”并不是喝茶，或并不只是喝茶，而是吃点心，如虾饺、凤爪、肠粉、春卷、牛肉丸、马蹄糕，还有猪肝粥、鱼生粥、皮蛋瘦肉粥等各种粥类和青菜。老广州人是很看重早茶的，有“一盅两件叹早茶”的说法。叹，在粤语中是“享受一的意思。清早起来，在街上溜达溜达，然后走进酒楼，挑一张桌子坐定，即有小姐来上茶。再随便要一两样点心，便可以边吃边聊直到早茶收档，可真的称得上是“叹世界”（享清福）
早茶一般10点左右收档。稍事整理后，午饭便开始 广州人中午在外吃饭的不多，一般在单位吃食堂或在公司吃便当。因为下午还有事，所以中午饭吃得都比较快，也相对比较简单。2点一过，午饭结束，下午茶又开始 午茶的内容形式与早茶没有什么两样，热衷者也多为老广州人。不过据我观察（不一定对），饮早茶的似以老先生居多，饮午茶的则以老太太居多。大约因为老先生早上比较有闲（中午要午睡）而老太太下午比较有空（早上要买菜）吧！忙完了一天家务的老太太，正可以在这时邀几位老姐妹，一起来“倾偈（聊天）
午茶到5点便收档，接着便是一天中食肆最旺的晚餐。晚餐是广州人吃得最讲究最排场的一餐。因为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惟有此时才可能相聚，而且时间有保证，能够尽兴，不至于被公务打扰。即便是应酬，也显得有诚意。因此一到华灯初上，广州的酒楼便人满为患。吃完晚餐，如果是老友相逢，则可能还要去饮晚茶。饮晚茶的，似以中青年居多。因为老先生也好老太太也好，这时都已吃完晚饭冲过凉，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搓麻将 他们没有太多的精神和胃口来应付晚茶，而对于精力充沛的中青年来说，真正的夜生活这时才开始。酒足饭饱之后，可以饮至深夜的晚茶是很好的放松和休闲。朋友们正好促膝谈心，亦不妨找一两位小姐来随便坐坐，便会觉得一天的劳累有了补偿。
如此一日三餐三茶之后，广州人“食”够了 没有。深夜，可以说才是“食在广州”的高潮，广州人称之为“去宵夜”。广州人原本就有过夜生活的习惯，近年来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宵夜的人越来越多，经营宵夜的食肆也越来越火爆。毗邻海珠广场的胜记大排档、沙面的新荔枝湾、珠江北岸海印桥脚下的西贡渔港，都是宵夜的好去处。每到深夜时分，这里便灯火辉煌，食客如云，热气沸腾，构成独特的“广州风景”。宵夜一直要开到凌晨6点，接下来便是新一天的早茶。这种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餐饮接力赛，在内地尤其是在北方城市，不但罕见，而且不可思议。但这又恰恰是地地道道的“广州特色”。尤其是早茶、午茶、晚茶和遍布广州大街小巷的大排挡，最能代表广州的城市风情。因此有人说，只有终日流连于这些地方的主儿，才能真正体会“食在广州”的含义（《新周刊》1998年第5期安宁文）。
还有一点也不可不提，那就是“食在广州”并不等于“食广州”，而毋宁说是“食全国”甚至“食世界”。在广州，只要有钱，没有吃不到的东西。海南文昌鸡、东北炖粉条、西安羊肉泡、成都酸菜鱼之类自不必说，法国鹅肝、德国红肠、韩国烧烤、日本刺身，也都绝对地道绝对正宗。广州，就像是一座应有尽有的大酒楼。（图二十九）
其实，这正是市场的特点。
市场是干什么的？有人说市场就是花钱和赚钱的地方。这话并不全对。应该说，市场就是通过满足人们的需求，让一部分人心甘情愿花钱，另一部分人心安理得赚钱的地方。因此，越是成熟的市场，就一定越能多层次全方位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广州的好处也正在这里。广州允许“摆款”（铺张），也宽容“孤寒”（吝啬），而且摆能让你摆个够，省也能真让你省下来。广州有豪华气派得让一般人不敢擅入的大酒楼、时装店、精品屋，也有遍地开花的摊点和大排档。在广州，花一万块钱买件衣服或者吃一顿不算什么，只花十块钱买件衣服或者吃一顿也很平常。那个在大排档吃牛腩粉的可能刚做完一笔大生惫，那个在街头买削价商品的也可能刚花40万买了一套房子。广州允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也允许同一个人有不同的活法。
但有一点则大体上是共同的，即广州人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不管怎样“食”，归根结蒂都是“食自己”。因此，倘若自己并无可“食”之处，那就谁也帮不了你啦！所以，比别的地方人爱吃会吃的广州人，往往也比别的地方人肯做会做。的确，“市”上的人，要比“城”里的人更懂得“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广州人有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叫“揾食”，也就是“谋生”的意思。“揾”即“找”，“食”要自己去“找”，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市”上的人，多半是自食其力者。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也是必须付出劳动、智慧和时间的事情。如果你不能为此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那么，对不起，你就只好饿肚子、喝西北风，或者用广州话说，只好“吊砂堡一
所以，为了“揾食”，广州人便不怕忙得“满天神佛”。“满天神佛”是广州人的一句口头禅，意思是不可开交、难以应付。但广州人再忙，也不会说“忙死”。因为“忙”，原本为了“揾食”，为了活得更好，怎么能说“死”？没法子，只好拿神佛来开开心，放松放松，调剂调剂。不过，神佛也帮不了太多的忙。温食，还得靠自己。
同样，为了“温食”，广州人便不惜把自己的时间也放进“锅”里去“炒”，叫做“炒更”（也就是业余兼职）。落班放工以后，再打一份工，挣一份钱，辛苦是辛苦，可日子也就要好过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讲，“炒更”的过程，也就是品味时间价值的过程，同时也是品味自身价值的过程。所以不少的广州人都乐此不疲。这实际上也是只有“市”上才有的文化奇观，“城”里的人往往连想也不敢想（现在自然都已“见贤思齐”了）。在这里我们似乎又可以看出“城”与“市”的区别：“市”上的人要比“城”里的人思想更活胆子更大。你想想看，广州人连时间都能“炒”，还有什么不能“炒”？广州人连“更”都能“吃”，还有什么不能“吃”？但“炒更”也好，“炒”别的什么也好，总归是“食自己”。单凭这一点，“吃别人”的人，尤其是吃着公款还要学着广州人在饭桌上扣指为谢以为摆谱的人，就没有多少资格来教训他们。
一个辛辛苦苦在广州“温食”的人，当然也有资格“食在广州”。其实，广州有那么多的“食府”和“食客”，归根结蒂，就因为广州是“市”，广州人的生活已经市场化商业化 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的人，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把时间都花费在做饭洗碗之类的事情上。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总是有限的，它们应该用于两件事情，一是“博”（拼搏），二是“叹”（享受）。实际上，广州人走进酒楼，并不完全是为了享受，不少人也是为了生存。因为，“在广州，茶楼酒肆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不进茶楼酒肆，是无法融入广州的商业社会的。许多信息是从饭桌上听来的，而要做成生意，喝茶吃饭更是少不了的节旷（《新周刊》1998年第5期周善文）。看来，吃饭有时也是找饭吃（揾食）。有多少人能够“食谷种”（吃老本）
这就是广州，这也就是“市”。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的人，自然会有些他人以为怪异的地方。
四 “市态”种种
“市态”？有没有搞错？
没错。广州是“市”，广州的“世态”，当然也就是“市态”。（图三十）
“市态”的特点是商业性。
广州话中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字——“抵”。抵，有忍受、忍耐的意思，如抵冷（耐寒）、抵力（费劲），抵肚饿（捱饿）等，但更多地还是表示“等值”。最常用的，是表示“划得来”、“花得值”。到酒楼美餐，吃得大快朵颐，叫“抵食”；到商场购物，买得称心如意，叫“抵买”；到歌舞厅夜总会娱乐中心潇洒一回，玩得兴高采烈，叫“抵玩”。顾客满意，老板开心，看着大把的票子进账，心里暗叫“抵赚”。会赚钱的也会花钱，会花钱的多半也会赚钱，这就叫“抵手”（能干、有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能耐，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大约也就只好叫“抵穷”（活该受穷）乃至“抵死”（该死） 广州人的商业意识和价值观念，由此可见一斑。
诸“抵”之中，最有意思的还是“抵锡”。锡，也就是吻。都说爱情无价，广州人偏偏说有。价值几何？也就“一锡（吻）”而已。深深爱着你的人为你奉献一切，尽心尽力，总该有所回报吧？拿什么回报？黄金有价情无价，还是道一声“抵锡”吧！轻轻的一个吻，比什么东西和多少钱，都“抵”。正如饶原生所说：“爱的奉献最需要爱的回报”（《粤港口头禅趣解》）。
广州人还有一个用得很多的词，叫“睇数”。它的本义，是结账、算账，而且主要指在食品店用餐后服务员来结算账目。比方说，一个人小赚了一笔，高兴了，要请朋友吃饭，便会说，呢餐我“睬数”！但是，一个女孩子如果不慎婚前与恋人暗结珠胎，那么，她的家人便会找到那男孩，说：你应该“照数”的！这就看不懂 难道这种事情也要结账？原来，这里的“睬数”，是“负责”（当然也包括“认账”）的意思。所以，广州人如果要表示对某件事负责，便会说：“我睇数！”“负责”要用“埋单”来表示，可见广州之“世态”确实是“市态”。
当然，广州人也不会什么事情都“睇数”的。睇，也就是看。一餐饭吃完了，服务员把单拿来请你付账，你当然要看看上面的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埋单”才叫“睇数”。显然，“睇数”不“睇数”，要看“抵哈抵”（值不值）。“抵”，就“睇数”；“唔抵”，当然也就不“睇数”。此外，也还要看自己有没有能力“睇数”。没有能力，却随随便便表态“我睇数”，不是“赣居”（傻瓜、笨蛋），便是“大只讲”（空口说白话，说话不算数的人）。遇到这样的人，你千万不要信以为真，还是自己设法去“埋单”为好。
总之，“睇数”，是做人的准则，尤其是在一个讲究信誉、看重合同、尊重契约的商业社会做人的准则。诸如此类表现商业社会性质的广州方言还有许多。比方说，一个老姑娘，拖到三十出头了，还没有嫁人，便会被左邻右舍三姑六婆说成是“卖剩蔗”。甘蔗被人挑来拣去，挑剩下了，当然不大容易再卖。其实老姑娘的不嫁，原因很多，并非一定是嫁不出去。倘若她根本就不想嫁人，则这些左邻右舍三姑六婆，便多少未免有些“八卦婆”（多管闲事的女人，又叫“八婆”、“八妹”）的味道 再说，把“嫁人”说成是“卖甘蔗”，也甚为不妥。不过，这句话，倒是十足的“广州话”。广州四乡盛产甘蔗，而广州人又爱把什么都说成是做生意。
最有趣的也许还是广州人的道谢。广州人道谢，叫“唔该”。如果要加重语气，则再加一个“晒”字，叫“陪该晒”。它不但有“谢谢”、“多谢”的意思，还表示“请”、“劳驾”、“借光”、“对不起”等等。比如“晤该借歪哟”（劳驾请让让），或“还番枝笔界你，陪该晒”（这枝笔还给你，多谢）。既然要劳驾别人帮忙，或谢谢别人的帮助，为什么还要说别人“唔该”（不应该） 原来，“唔该”（不应该）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意思是说，像我这样的“小人”、“小店”和“小事”，实在是“唔该”劳您老人家“大驾”，或“唔该”被您老人家如此惠顾的。不过，“唔该”归“晤”，劳驾还得照旧劳驾。只不过自己得了实惠以后，道一声“唔该晒”就好
显然，这里仍有某种商业气息在里面。因为所谓对方“唔该”（不该），其实是盖因自己“唔抵”（不值）。双方好像做了一笔不等价的买卖，当然要道谢
请求帮助和表示感谢的人既然自己认为“唔该”（不该）或“唔抵”（不值），被感谢的人当然也不能表示受之无愧，而必须说“湿碎”或“湿湿碎”。湿，也就是“湿柴”；碎，当然是“零碎”。湿柴烧不着，零碎不足道，一声“湿湿碎”，也就抵消了对方的歉意。这意思无非是说：我这一点点“小帮小忙”、“小思小惠”，实在“晤该”（不该）受此重谢。那意思，就好像只卖了一碗白粥却收了十块钱小费似的。这样一来，双方当然都很体面，也都很高兴。所以，广州人在要请别人帮忙或受惠于人时，总要说一声“晤该晒”，而对方也多半会说“湿湿碎啦！”
这就颇有些像咱们“国语”中的“对不起”和“没关系”。所谓“对”，就是“面对”。既然是面对，那就要有“面子”。没有面子，就不能面对，也就会“错过”或“耽误”，这就是“错误”。所以，一个人，如果犯了错误，误伤了别人的面子，就要说“对不起”。这意思是说，我原本也想“对”的，只是因为自己面子太小，想“对”而“对不起”。接受道歉的人当然不能公然承认对方的面子“对不起”自己的面子，便只好说“没关系”。也就是说，咱们根本就没有“面对”过，哪里存在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事情？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对话”了，自然还是“对得起”。这样一来，当然大家都有面子。
上述说法的共同特点，是贬低、自己抬高对方。这也是咱们的“国风”，礼仪之邦，抑己扬人。不过，“对不起”是贬低自己的“人格”，“陪该晒”和“湿湿碎”则是贬低自己的“价格”。因为所谓“湿柴”，原本是指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发行的那种不值钱的“金元券”，而“碎”则有“碎银子”之意。广州是“市”，当然说来说去，一不小心，就总会说到“钱”上去
看来，广州人和北方人一样，也是要念“面子经”的。只不过，北方人的“面子经”，主要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广州人的“面子经”，则更多了一些“经济学”的内容。
广州人的“面子”，有、个洋名儿，叫“菲士”，亦即“血ce”（脸）。一个广州人，是不可以没有“菲士”的，就像不能没有脸一样。穿名牌衬衣著名牌皮鞋戴名牌眼镜，是为了“菲士”；把家里装修得像“星级宾馆”，年节时婚礼上散发馈赠的“利市”（红包）涨鼓鼓的，自然也是为了“菲士”。如果是未婚男女“相毗（相亲），或带“小蜜”到咖啡厅“蜜斟”（密谈），当然更要讲究“菲士”：地点须是“五星”，出人自然“打的”（有私家车则更好）。至于“家底”如何，则又当别论。不管怎么说，晤可以没晒“菲士”的。
什么人最有“菲士”？自然是“波士”。“波士”就是领导者、负责人、老板、头儿、上司。这些人，颐指气使，说一不二，自然是派头十足，“菲士”大大地有。更何况，广州人的头脑里，既有传统社会中的等级观念，又有商业社会中的经济意识，对于既有权又有钱的“波士”（老板），当然至少是会客气得很。
说起来，“波士”这个词，倒也一语双关，妙不可言。“波”这个词，在广州话中多半指“球”，比如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但不包括网球、羽毛球、康乐球等）。所以，打球叫“打波”，看球叫“照波”，而球艺特佳者便叫“波霸”。如此，则“波士”岂非就是“球人”？饶原生《粤港口头禅趣解》一书说，港人最早使用“波士”一说，可能是因为老板的大腹便便而对“波”（球）产生了联想。这当然只不过是有意的“趣解”。因为“波士”是“boss”的音译，意谓总经理、大老板、资本家，“波产则是“bail”的音译，不搭界的。
不过，把老板（波士）看作“球场上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因为商场如战场，战场亦如球场，都是群雄逐鹿心竞力争必须一“搏”的地方。同时，也正如饶原生所说，是“观众们的眼睛聚焦所在”。所以亦无妨视彼“波”为此“波”。况且，视商场或官场如球场，比起视之如战场来，总多少要让人觉得轻松一点。
也许，这又体现了广州文化的一个特点，强调意念作用，讲究心理调节。它的一个极端的表现，就是所谓“意头”。
广州人的讲究“意头”，在外地人看来，几乎到了“神经病”的地步。公司开张、儿女婚嫁固然要一择吉”，便是随便吃点什么东西，也要讲“意头”。广州菜肴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数不胜数，“意头”也就讲究得无奇不有。比如，发菜蚝豉叫“发财好市”，发菜猪手叫“发财就手”，发菜香菇叫“发财金钱”，这些菜在喜宴上特别受欢迎。至于猪舌谐音“赊”，猪肝谐音“干”（枯），丝瓜谐音“输”，苦瓜有个“苦”字，当然叫不得，于是改叫“猪利”、“猪润”、“胜瓜”、“凉瓜”。广州姑娘爱吃一种名叫“士多啤梨”的水果，外地人还以为是什么进口新品种。及至拿来一看，才恍然大悟：“不就是草莓 ”广州人一听这话，立马就会叫起来：“衰过你把口！乜‘霉霉’声 ”
这就未免让人有动辄得咎之虞。事实上，外地人到广州，常常被告诫说话做事要注意“意头”。比方说，朋友结婚，断然不可送钟（终）、梨（离）之类，否则你花了钱还不落好。于是外地人只好苦笑：这算什么事吧！也有人说：投机心理嘛！还有人解嘲似地说：广州人反正“投资”、“投机”分不清。他们既然要“投资”，就免不了会要“投机”啦！
对于广州人这种讲究“意头”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心理，我倒是主张无妨宽容一点。好歹这种讲究并没有什么恶意。关键在于讲究者们自己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是真信那玩意，而且信到“执迷不悟”的程度，当然是“迷信”，既可笑，又不必。如果只是表达一种愿望，说说而已，就没有什么非纠正不可的 当然，其不宜提倡，也毋庸置疑，因为从人类学的角度讲，这无非是一种“巫术遗风”。都什么年头了，还信巫术
事实上，广州人也并不认为“意头”就是决定一切的。
广州有这样的话：“晤好靠撞彩”，意思是要靠自己努力，不要靠碰运气。如果只想碰运气，那就会“望天打卦——没着落”。“迷信”的广州人，居然会说出这么一句嘲讽算命先生的歇后语，想想真是好笑，却也并非没有道理。旧时广州算命先生多，而广州的天气又多变。没准那算命先生刚刚夺下海口，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就会把他浇成个落汤鸡。于是乎，丢了饭碗的算命先生，便只好“望天打卦”，给老天爷算命 所以，当广州人问起某件事是否落实时，往往就会诙谐地说上一句：“望天打卦 ”
“望天打卦”靠不住，靠得住的便只有自己。
所以，广州人极其看重一个“搏”字。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就说过：“人生能有几回搏？”这正是“广州精神”的一种体现。广州方言中有不少表现这种拚搏精神的话，比如“照杀”、“擒青”、“搞掂”，甚至“搏硒老命”。“搏晒老命”当然是“拚了老命”，而“照杀”则是“下定决心”。比方说：“呢件事几大都照杀”，就是“这件事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的意思。“下定决心”要用“照杀”这样“杀气腾腾”的词来表达，无非表示了一种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心。有此决心，当然也就能把事情样样“搞掂”。为了“搞掂”，哪怕鲁莽（擒青）一点，或被人视为一擒青”，也在所不惜。这是什么精神？当然是拼搏精神。
有此精神，故广州人不怕“食头著”，也就是“敢为天下先”。事实上，广州和整个广东地区的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种敢于“食头著”的精神。许多内地人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广州人和广东人连想也不去想就做 等到内地人醒悟过来，也照着广东经验来做时，其差距已不可以道里计。这，便正是“市”优于“城”和“镇”的地方。因为“市”是以经济活动为命脉的，而任何一个所谓“经济人”都明白，商战有如艺术，最忌讳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胜利的桂冠永远只属于敢于“食头著”的人。
广州人敢于“食头箸”，也敢“炒鱿鱼”。
炒鱿鱼，是粤港两地的流行语，现在已为国人所熟知。它的意思，就是“丢饭碗”。因为广州人炒鱿鱼多为炒鱿鱼卷而非炒鱿鱼丝。精巧的刀功加热油武火，鱿鱼片就会卷曲起来，颇似丢了饭碗卷铺盖走人之状。不过我们说广州人敢于“炒鱿鱼”，却不是指老板敢“解雇”，而是指员工敢“跳槽”，——“炒”老板或单位的“鱿鱼”。正如“个体户”最早出现在广州，“炒鱿鱼”也最早是在广州成为风气。当许多内地人还恋恋不舍于“大锅饭”、“铁饭碗”，不愿告别“单位”，担心可能“下岗”时，广州人早就在“跳来跳去” 在今日之广州，至少有两件事是大家都习以为常的：一是“炒更”，即业余兼职；二是“跳槽”，即另谋高就。也许，除深圳这个经济特区外，广州“炒更”和“跳槽”的人是最多的，空间也是最大的。在广州，换了职业换了单位，比换了老婆更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人会在乎你跳来跳去，也没有人会指责你心无定性。对于生活在一个最大市场中的人来说，这和货物的出出进进、商品的花样翻新没什么两样，也和公司商店的关门开张一样正常。
于是，我们在广州看到的，便不仅是“怪异”，更是“活力”。
活，正是“市”的特征。因为所谓“市”，就是以商品的流通为存在依据的地方，讲究的就是一个“活”字。所谓“无商不活”，即此之谓。事实上，正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造就了广州的“生猛鲜活”；也正是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成就了广州的“生猛鲜活”。请回想一下，在改革开放以前，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以前，有谁感受到广州的“生猛鲜活” 也就是感到怪异吧！
问题是，这种活力究竟能维持多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为广州和广东感到担忧。
已经有人指出，广州这个城市“总是起模范带头作用，而且每次都来势凶猛，但往往都是虎头蛇尾”（萧森林《最说不清的城市：广州》）。比如康梁维新和国民革命都是。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浩浩荡荡一路乘胜前进，然而一打到上海，就没广州什么事 这当然与广州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有关，——远在南海一隅的“化外之地”岂能号令全国？但与广州的城市性格也未尝无关。广州的风格是“生猛鲜活”，而“生猛鲜活”者往往不能“深入持久”，就像短跑运动员并不适合跑马拉松一样。那么，这一回，再一次走在中国革命前列，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贡献了个体户、乡镇企业、“三来一补”和“先富起来”经验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全面铺开、上海和长江三角洲迅速崛起的今天，还能保持“生猛鲜活”的势头 我们不免有杞人之忧。
有人认为，在经历了20年改革开放之后，广州和广东作为“探险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作为“先行官”的特殊角色也即将结束。广东将归于平静和平常，广州也将重新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省会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并不错。自古以来，就有“风水轮流转”的说法，何况是在这个“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时代？没有哪个城市应该总是成为瞩目的中心，广州也一样。但，每次都冲锋陷阵在前的广州，敢于“食头著”、敢为天下先的广州，以自己上千年商业传统为其他兄弟姐妹们“摸了石头”的广州，难道就该这样悄然退场？她难道就不该在这个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时代，创造出一种更辉煌的新文化？
因此，我们还想多说几句。
五 多说几句
广州文化要想走向大气磅礴、灿烂辉煌，并不容易。
广州广东的崛起，无疑是一得天时（改革开放），二得地利（毗邻香港），三得人和（广东人原本就是“经济人”），但自身的文化准备却明显不足。不能不承认，广州文化也好，广东文化也好，基本上是一种褊狭的地域文化，而且受香港的影响太大（有所谓“香港打个喷嚏，广州就会感冒”的说法）。香港虽非“文化沙漠”，但香港高品位学术文化之微弱，也是不争之事实。同样，广州文化不如北京、上海之大气，恐怕也是不争之事实。随便举个例，一件名牌西装，穿在广州人身上，也许只能穿出阔气；穿在上海人身上，便可能穿出教养。穿衣尚且如此，更逞论思想学术、文学艺术 文化的建设毕竟是一件需要长期积累的事情，不可能“生猛鲜活”地一蹴而就。历来只有经济上的“暴发户”，却从来没有文化上的“暴发户”。但如果没有文化的建设作后盾，则经济上的“生猛鲜活”又能维持多久，也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
看来，广州是必须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城市文化建设问题
城市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城市的文化性格和市民的文化心态。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未能很好解决。但它又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海的经验就值得借鉴。上海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她的历史虽然很短，却能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大成就。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所指出：“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白鲁河《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可见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并不矛盾，而唯其两者并行，上海才成了众所公认的“大上海”。
在某种意义上讲，上海和广州有许多相似之处。比方说，它们都不是“城”，而是“市”。也就是说，都是靠经济建设“起家”的。而且，老实说，广州的文化条件比上海要好得多。上海毕竟是新兴城市。偌大一个上海，什么都不缺，却难得找到历史悠久意味深厚的文化景观。在这方面，广州比上海可就强多 七星岗、五仙观、越王墓、石门泉、光孝寺、六榕寺、怀圣寺、先贤墓、海神庙、镇海楼，广州人说起来如数家珍。比起它们来，上海的城隍庙就太可怜 但是没什么一家底”的上海人却比广州人干得出色，而广州人的得意之笔则是把文化也变成了商业。（图三十一）其代表作就是“花市”和飞茶”。赏花和饮茶原本是广东人的一种文
化生活，但一进广州，也就“入乡虽俗”，变成了商业行为。这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好，事实上它们还可以看作文化与商业相结合的成功范例。问题在于既然有本事把文化变成商业，那么，也就应该有能力把商业也变成文化。苟如此，则广州的文化岂非也就不让于上海 可惜并非如此。
也许秘密就在于上海是“滩”，是一个移民城市。因此，它就没有广州那种根深蒂固的狭隘的地域文化偏见，也就能够不但以政治上的宽松氛围而且也以文化上的宽松氛围吸引全国各地的精英人才，从而创造出独具一格又蔚为大观的“海派文化”。所以上海人没有什么“乡土观念”，而只有“社区观念”。“乡土观念”是对封闭保守的“土著文化”的认同，“社区观念”却是对开放兼容的“城市文化”的认同，这便正是上海人比广州人棋高一着的地方。
确实，广州文化建设的最大障碍，就是广州人那种过分地以“纯种广东土著”为自豪的呆气。我们不否认广东人确有值得自豪的地方。他们毕竟在历代王朝不那么关心过问的情况下，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也确实在经济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如果竟把这些成功归功于自己乡土的“风水”或“方言”，并自我陶醉到执迷的程度，就未免荒唐可笑和小气呆气 可惜广东人似乎确有些这种呆气。据说他们当中某些老派的人物，在美国居留三代，还只会说一种被美国人讥为“破碎英语”的憋脚英语，不会说甚至听不懂国语，更不足为奇。这就与同为古代“百越文化区域”的福建厦门一带以说普通话为有文化、有教养的标志，实大相径庭；也与广州广东地区将要争取的历史地位大相矛盾。因为如前所述，一个城市的真正城市化水平，是与它的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成正比的，其中，就包括语言的开放兼容程度。广州要成为“大广州”，就必须创造一个与这一历史地位和光荣称号相适应的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这是广州走向全国的前提条件，也是广州容纳全国尤其是容纳全国精英人才的前提条件。更何况，不首先打破自己心理上狭隘的地域文化偏见，又怎么谈得上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因此我以为，广州的文化建设，也许当从推行普通话开始。
“点睇”（你以为如何）？
易中天《读城记》——厦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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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是岛。
厦门岛很美很美。
厦门岛的美丽举世闻名。
中国以岛为市的城市并不太多，最有名的也就是香港和厦门。香港的有名是因为它的繁华，厦门的有名则是因为它的美丽。海边的城市多半美丽，如大连、青岛、烟台、珠海，厦门则似乎可以看作它们的一个代表。凡是初到厦门的人，几乎无不惊叹她的美丽。这里阳光灿烂，海浪迷人，好花常开，好景常在。128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岛，到处飞红流翠、燕舞莺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厦门人整个地就是生活在一个大花园和大公园里，至少鼓浪屿必须整岛地看作一个花园或一个公园，而厦门的那些学校，从厦门大学到双十中学，也都是大小不等的公园和花园。即便在那个“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里，全身披挂的厦门也仍不失其少女的妩媚。诗人郭小川就曾这样描述他对厦门的感受：“真像海底一般的奥秘啊，真像龙宫一般的晶莹”，“真像山林一般的幽美啊，真像仙境一般的明静”；“凤凰木开花红了一城，木棉树开花红了半空”，“榕树好似长寿的老翁，木瓜有如多子的门庭”；“鹭江唱歌唱亮了渔火，南海唱歌唱落了繁星”，“五老峰有大海的回响，日光岩有如鼓的浪声”。诗人甚至称颂厦门是“满树繁花、一街灯火、四海长风”，有着“百样仙姿、千般奇景、万种柔情”（《厦门风姿》）。可以说，从那时起，厦门岛的美丽，便闻名遐迩。
郭小川说这些话，是在37年前。他赞美的厦门，是作为“海防前线”的厦门，而不是作为“经济特区”的厦门。将近40年过去了，厦门的变化，已非诗人当年所能想象。但不管怎么变，厦门岛美丽如故，温馨如故，妩媚如故，灵秀如故。岂止是“如故”，而且“更上一层楼”。今日之厦门，不仅是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经济特区，是外向型经济格局基本形成、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而且还是“国家级卫生城市”、“国家级园林城市”和“国家级环保城市”。走在厦门岛上，你会惊异其洁净；深入厦门生活，你又会惊异其文明。的确，厦门不但美丽而且洁净，不但洁净而且文明。它的街道是洁净的，看不到果皮纸屑；它的空气是洁净的，闻不到废气粉尘；它的声音是洁净的，听不到噪音喧嚣，也少有污言秽语。一个北京的朋友在秋冬之际来到厦门，几天住下来，竟发现衬衫的领子依然干干净净，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更让许多外地人感到高兴的是，厦门的窗口行业大多有着温和的态度和良好的服务。你不会像在北京那样弄不好就被损挨训，不必像在上海和广州那样担心自己是外地人，也不用像在武汉那样随时准备吵架，因为根本就无架可吵。
所有这些，无疑都源自厦门人民的爱美之心。厦门人民是爱美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海上花园”之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其心灵自然会变得美丽起来。因此，当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厦门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风景港口城市”的奋斗目标时，便得到了市民们的一致赞同。可以说，“厦门必须建设得更美丽”，已成为全体厦门人民的共识。
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岛城市去走走，当然会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但，要说清厦门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就不那么容易
一 解读厦门
解读厦门，的确比较困难。
厦门给人的第一印象和最深的印象，是它的美丽。但美丽似乎不好算作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前已说过，海边的城市多半美丽。美丽是这些城市的共性，而不是其中某一座城市的个性。况且，厦门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也并不同于大连、青岛、烟台、珠海这些海滨城市。看来，美丽并非解读厦门之门。
厦门也没有多少历史文化遗产。在这方面，它远不如它的两个近邻泉州和漳州。泉州和漳州都是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厦门却不是。在历史上，厦门原本是下属于泉州府同安县的。只是由于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厦门才异军突起，后来居上。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厦门和广州、福州、宁波、上海一起，成为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949年后，打开了一百年的大门重新关闭。通商口岸变成了海防前线，连天炮火取代了过往帆墙。又过了30年，于戈化玉帛，刀剑铸犁锄，海防前线又变成了经济特区。这些戏剧性的变化，使厦门声誉鹊起，也给厦门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图三十二）
解读厦门不易，解读厦门人也难。同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相比，厦门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可以说是很不明显。一个上海人到了外地，往往会显得十分“扎眼”；而一个北京人或广州人到了外地，也比较容易被辨认出来。同样，一个外地人到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也会有一种“异样感”。如果是到了上海，还会被上海人一眼就认出是“外地人”。然而，一个外地人进了厦门，除标志鲜明的“观光客”外，大都很难被厦门人认出。我自己多次遇到厦门人试图用闽南话与我交谈的事，就是证明。同样的，一个厦门人到了外地，也不会像上海人那样“醒目”，甚至还可能会根据他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而视之为“广东人”。当然，厦门人没有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或广东人那么多，那么有名，那么被人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厦门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不那么明显，恐怕也是不争之事实。
一个似乎可以用来作为证据的事实是：中国历来就有不少描述各个地方人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的顺口溜，比如“京（北京）油子，卫（天津）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无绍（绍兴）不成衙，无宁（宁波）不成市，无微（徽州）不成镇”；“山东出响马，江南出才子，四川出神仙，绍兴出师爷”等等，描述厦门人的却似乎没有。也许，我们只能从下面这句顺口溜里品出一点点滋味：“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不过，这里说的是福建人，而不是厦门人。尽管厦门是福建的一部分，但此说至多说出了福建人的共性，却未能说出厦门人的个性。事实上，厦门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究竟是什么，只怕连厦门人自己也说不大清。如果你拿这个问题去问厦门人，保证连他自己也张口结舌，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周吴郑王来。
其实，就连“厦门人”这个说法都成问题。人们一般并不使用这个概念，而称之为“闽南人”。外地人这么说，厦门人自己也这么说。这固然是习惯所使然（厦门人原本是闽南人之一分子），但同时也说明厦门的城市人格和文化性格还不那么鲜明，厦门人还不像上海人那样明显地不同于江浙人，当然也就不大说得清
说不清当然并不等于没有，只是有些含糊而已。何况厦门的历史再短，也短不过深圳；而厦门人与泉州人、漳州人的区别，也还是看得出的。事实上，一百多年的风云变幻，已使厦门明显地不同于闽南的其他城市，也使厦门人与其他闽南人多有不同之处，只是少有人认真进行一番剖析研究罢
总之，解读厦门是多少有些麻烦的。所以，为了说清厦门的城市人格和厦门人的文化特征，我们就只好拿北京、上海和广州来做一个比较。
厦门多少有点像上海。
厦门与上海相似的地方很多。比方说，它们都不是什么古都、古城、古郡、古邑，而是近现代以来才兴起的新型城市；它们都远离中央政权，偏于东南一隅；它们都面对大海，被海风吹拂，海浪冲击；它们也都在国内较早地接收西方文化，较早地成为洋行职员和海外华侨的培养基地等等。上海和厦门，都是没有多少传统文化而更多现代文化，没有多少本土文化而更多外来文化，没有多少政治文化而更多经济文化（或消费文化）的地方。
因此，厦门人和上海人，至少有一点是相近的，即他们对待外来文化的心理比较平衡，对待国际社会的态度比较正常。比如说，在上海和厦门，就很少发生围观、尾随外国人的现象。他们不会对外国人点头哈腰，也不会吐唾沫扔石头，既不称他们为“蕃鬼”，也不称他们为“老外”。又比如说，在上海音乐厅或鼓浪屿音乐厅演奏西洋音乐，观众一般都会遵守演出时不出入、演奏中不鼓掌之类的规矩，很少会发生让音乐家们感到听众“太没教养”的事。再比如说，无论上海人还是厦门人，西装穿在身上，一般都会感到得体、自然，“像那么回事”，不像某些地方人，西装穿在身上，别人看着“不对头”，自己也觉得“挺别扭”。当然，无论上海人还是厦门人，穿西装的次数也会比内地人多得多，而他们吃西餐也像广东人吃早茶一样自然。他们好像生来就适应西餐的口味，从小就懂得西餐的礼仪，一般不会出洋相。所以这两市的西餐店，总是生意兴隆，而不会像成都那样门可罗雀（成都人对川菜和火锅的酷爱是压倒一切的，不过近年来成都的儿童已开始对麦当劳和肯德基发生兴趣）。甚至在重视子女教育，尤其是重视英语教育和钢琴、小提琴的教育方面，厦门人与上海人也不乏共同之处。这恰恰都是两地较多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表现。
厦门和上海的关系也很密切。厦门人喜欢到上海购物（如果他们要到外地购物的话），上海人也喜欢到厦门旅游（厦门的外地游客以上海人居多）。厦门的孩子如果一定要到外地上学（多半不会），那么，上海往往是他们首选的城市。凡此种种，除厦门上海两地交通较为便利外，文化上的接近，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如果你公然提出“厦门人像上海人”的看法，一定会遭到厦门人的断然否定：“决不相同”，“根本两码事”，厦门人会如是说。随便举个例：你到厦门人家去做客，主人会热情接待你，泡茶、递烟、留饭，把自己的床让给你睡，自己去睡地板。到上海人家里做客，情况恐怕就会两样 主人的态度多半会是“客气而不热情”，而客人的感觉则多半会是“拘谨而又别扭”。余秋雨在讲到“上海朋友交不得”时，便特别指出这一点：“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上海人》）杨东平则讲了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上海人待人真热情，快到吃饭的时候，他告诉你附近有一家价格便宜实惠的饭馆。”（《城市季风》）仅此一条，你还敢说厦门人像上海人么？
对于上海人的这种种说法无疑带有外地人的文化偏见。不错，上海人待人的确不像外地人要求的那样“热情”。因为上海人讲究“绅士风度”，彬彬有礼的同时，便难免让人觉得格格不入。此外，上海人的不轻易留客吃饭，也不一定就是“小气”，多半还有怕传染疾病（上海人特别讲究卫生）的原因在内。但这并不等于说上海人就不会款待朋友（我以为上海人的态度更符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之道），更不等于上海人待人不热情。
当然这已是题外话。总之，厦门人和上海人，并不一样，不好相提并论的。
厦门也有点像广州。
厦门像广州的地方不少。比方说，两地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埠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又更早），都与海外尤其是南洋关系密切，都有许多华侨在海外大展宏图并回国回乡捐资投资等等。甚至两地的建筑也不乏相同之处，比如厦门中山路、思明路一带就和广州一样，也是“骑楼”式的建筑。
在生活习惯方面，两地相似之处也不少（比如两地菜肴在口味上相对比较接近而大不同于内地，唯广州菜更为精致讲究），至少是都爱泡茶。所不同的，大约仅在于广州人更爱出去喝茶（吃早茶或吃晚茶），而厦门人更爱在家里泡茶（厦门街面上似少见茶馆，近两年才和国内其他城市一样兴起了茶艺馆、红茶坊）。茶是中国人的爱物，中国人少有不爱喝茶的，但把喝茶当作一件事来做的，大约只有广州（或广东）、厦门、成都几个地方。广州人虽非每天，但至少隔三差五就要去喝早茶的，成都则满街都是茶馆（与之相配套的则是公共厕所也比厦门多得多）。成都人爱泡茶馆，原因之一，诚如余秋雨所言，是成都文化积累丰富，话题甚多，无妨将历史与种种小吃一并咀嚼，细细品尝，然后用一杯又一杯的花茶冲下肚去。厦门没有那么多的历史，没有那么多的话题，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茶馆。真不知厦门人在泡茶时，都说些什么。喝茶的方式，成都厦门两地当然也迥异。成都人用带盖的碗，谓之“盖碗茶”。茶博士手提长嘴大铜壶，穿梭于茶客之间，不断地添加滚水。茶客们则把这些滚烫的茶水连同各种街谈巷议一齐吞下去，时光也就这样流水般地打发。厦门人则和广州人一样，茶杯比酒杯还小，倒茶的时间比喝茶的时间还多。他们实际上是把茶当作酒来品味，或者说，是把茶当作生活来品味的。厦门人和广州人一样，似乎更看重人情味极浓的世俗生活。所以他们宁愿用小小的杯子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品尝，而不愿端起茶缸“牛饮”。（图三十三）
的确，厦门和广州，这两个远离京都的南国花城，其花香与茶香要远比政治空气来得浓烈。在厦门的街头巷尾，你很难听到北京街头处处可闻的那么多的小道消息。政治笑话和政治民谣。甚至哪怕军事演习就发生在家门口，厦门人也很少会去议论它。日子照过，茶照泡，依然一派鸟语花香。不过，广州人不谈政治，是因为他们喜欢谈钱；厦门人不谈政治，却似乎也并不谈钱。他们喜欢谈什么 这一点我还没搞清楚。厦门人，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喜欢谈的事情。
更何况，广州人虽然似乎不那么关心政治，但广州毕竟与中国近现代的政治风云关系密切瓜葛甚多。从戊戍变法到北伐战争，广州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厦门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重要的地位。
甚至即便是花与茶，厦门与广州也不尽相同。比方说，广州年年都有规模盛大的花市，厦门有么？广州处处都有人满为患的茶楼，厦门有么？一个花市，一座茶楼，就把同样爱花爱茶的广州人和厦门人区别开 再说，厦门也没有广州那么多的让外地人读不出音也不解其意的古怪汉字，没有那么多一半英语一半粤语的“中外合资”的名词。在这方面，与广州相比，厦门更像一个普普通通的内地城市。一个外地人来到厦门，不大会有到了广州的那种怪异感。
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厦门没有广州的那种活力。如果说广州的风格是“生猛鲜活”，那么，厦门的风格便是“不紧不慢”。不要说带动全省、影响全国，便是在闽南三角洲当“老大”，前些年泉州漳州还不怎么服气。厦门的商场、市场更不能和广州相比：品种少，规模小，缺少名牌。厦门叫得响的名牌产品据说只有一个“鼎炉牌六味地黄丸”，可以拿出去送人的则只有一个“鱼皮花生豆”，再加“鼓浪屿馅饼”，真是说来让人惭愧。比起广州市场的琳琅满目、品种齐全、质量优良、服务周到，厦门市场确实相形见细，比如买菜就远不如广州方便。厦门的菜市场，无论净菜、半成品，还是代客加工，都不如广州。广州毕竟是一个最市场化的城市。在这方面，不是特区的广州，反倒比厦门更像特区。
厦门和北京的差异，也许更大。
厦门和北京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北京是元明清的帝都和新中国的首都，厦门则不过是远在东南一隅的一个小小岛城。无论地盘、人口，抑或历史、地位，厦门都无法望北京之项背。两地的文化性格、风土民情，当然也相去甚远。北京大气磅礴，威武雄壮；厦门小巧玲珑，温馨文雅。厦门的街道、建筑、城市风貌，总体上说是幽雅秀丽，温馨可人，没有北京的惊人气派、也没有北京的逼人气势。如果说，走进北京会有“朝圣”的感觉，那么，来到厦门就会像是“回家” 至少，在厦门购物，要比在北京愉快得多。即便买了东西要退货，也能受到和气礼貌的接待，并欢迎你下次再来。即便到小餐馆就餐，服务也很不错。一口气把你要的几瓶啤酒啪啪啪统统打开一走了之的事情，是不会有的（这在北京、上海至今仍很“正常”）。同样，走半天找不到一只电话，等半天等不来一辆公交车的事，也是不会有的。可以说，北京是“气象非凡，诸多不便”，厦门则是“平易近人，诸多方便”。
厦门不同于北京，厦门人也不同于北京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广州人一样，也是文化性格和文化特征极其鲜明的一群。你在北京人身上，或者可以嗅到老舍、邓友梅、汪曾棋笔下的“京味”，或者不难体味到王朔式的“痞劲”。北京人，是“雅”也雅得出品位，“痞”也痞得出名堂，这可是厦门人“望尘莫及”的。
两地人的性格也颇不相同。比方说，厦门人就不像北京人那么爱说话，爱高谈阔论，也没有北京人那么“贫”。厦门人总体上说不善言词。与厦门人聚餐聚会，常会有“席间无话”之感，和在北京有听不完的“段子”迥异。当某些人（一般是外地人）口若悬河时，他们多半会友善温和、面带微笑地予以倾听（认不认同则是另一回事），但主动“发表演说”的不多。也许，这与语言习惯有关。和广州是“白话世界”相反，厦门基本上是“国语天下”。除个别从闽南乡下迁入厦门的老年妇女外，厦门市民大多会说普通话，但也多半说不标准（某作家讥为“地瓜普通话”）。这对于他们的表达无疑会造成一定困难。当然，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厦门人不喜欢夸夸其谈。他们更喜欢实实在在做些事情，或者不做什么事情，反正没必要费那么多口舌说那么多话就是。
然而，厦门人与北京人，却又有某些相似之处。比方说，厦门人是比较豪爽、大度的。他们对于钱财不很在意，并无通常认为南方人都有的那种“小气”。在厦门，出门“打的”是很平常的事。到菜市场买菜，小贩也不会为几个小钱和你过不去。如果缺个一毛两毛，或钱找不开，他们多半会说“庆蔡（随便）啦！”不会一定要你掏出那一两毛钱来，或者把买好的菜减去一点。年轻人结伴出去玩，总会有人主动买单（但一般不会让女孩子买）。节假日，厦门的青年学生会成群结队到海边烧烤，每个人都会从家里带来好吃的东西，举行杨东平所说的那种北京人最喜欢的“不分你我的共产主义式的野餐”。
又比方说，他们对待新鲜事物，也有北京人那样一种见惯不怪，满不在乎的派头。老外来了不围观，歌星来了不追逐；随便什么事在厦门都形成不了热潮，球迷们包一架飞机跟着球队到处看球赛的事在厦门简直难以想象。然而北京人的这种派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毕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各种各样的活剧都要在北京的舞台上演出，北京人可真是什么样的世面没见过，什么样的场面没上过？但即便是北京，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热”，厦门却没有。尽管厦门并没有多大的天地，厦门人也没有见过多大的世面，但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们自以为是的信念。当一个外地人向厦门人讲述“外面的世界”时，厦门人会宽容而耐心地予以倾听，然后再总结性地说这不过是什么什么罢 当老师在课堂上讲雪花的六角形美丽形状时，厦门的孩子们会大度地付之一笑，以为那不过是在讲童话故事。这样一种心态实在是耐人寻味的。它常常会使我们这些外地人觉得厦门人简直就是一个谜。奇怪，他们的这种心态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来看看厦门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二 最温馨的城市
在我看来，厦门，也许是中国最温馨的城市。
1998年，广州的《新周刊》策划编辑出版了“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辑，其中厦门一篇就是我写的，而我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最温馨的城市：厦门》。此说一出，便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厦门有线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告诉我，说许多人都在传阅这篇文章，或在传讲这个说法。后来我也发现不少人在这么说，可见这或许是多数人的共识。
的确，凡是到过厦门的人，差不多都会认同这个城市是一座“海上花园”的说法；而来到厦门的外地人，差不多都能体验到一种家庭式的温馨感。（图三十四）
事实上，所谓“海上花园”或“风景港口”，其涵义并不仅仅只限于自然风光。厦门的自然风光无疑是美丽的。但厦门之所以美丽可人，恐怕还在于她很小、很安静、很清洁、很温馨。旧城小巧，新区精致，有着南方沿海城市特色的街道和建筑，都收拾得非常干净漂亮。地方就那么大，上哪儿都不远，商店什么的安排得都很紧凑，没有北方某些大城市难免的“大而无当”，办起事情来也就方便。城里人就那么多，看上去彼此就像街坊邻居似的，打起交道来也就随和。况且，厦门人的性格，总体上说是比较温和；厦门人的作风，总体上说也比较文明。到厦门的商店购物，基本上不必考虑“照顾”营业员的情绪或者顾忌要看他们的脸色，哪怕你是去退货。我们在厦门一百家电退过两次货；因此与营业员相识。以后再去她们柜台，还会过来打打招呼。在内地一些城市时有所见的那些现象，比如两军对峙破口大骂，或者成群结伙地在街头打群架、发酒疯等等，在厦门街上也不易看到。倒是常常可见少男少女们声音低低的在街头没完没了地打磁卡电话，女的娇声嗲气，男的粘粘乎乎。公共汽车来了，大家平静而有秩序地前后门上中门下，上了车也不抢座位。既不会像前些年在武汉那样，小伙子吊在车门上随车走，门一开就把老人小孩挤下去；也不用像在上海那样，必须分门别类地排好“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来当纠察队员。
说起来，闽南人的性格原本是比较豪爽的。难得的是厦门人在豪爽的同时还有温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厦门市民开始觉得大声吆喝不太文明，也觉得不该给这个城市制造噪音。因此他们学会了小声说话，也较早地在岛内禁止鸣笛。所以厦门岛内总体上是比较安静的，尤其是在鼓浪屿。白天，走在鼓浪屿那些曲曲弯弯、高低起伏的小路上时，几乎听不到什么声音，有时则能听到如鼓的涛声。人夜，更是阒然无声万籁俱静，惟有优美的钢琴声，从一些英式、法式、西班牙式的小楼里流溢而出，在小岛的上空飘荡，使你宛若置身于海上仙山。
有此温馨美丽的并非只有鼓浪一屿，而是厦门全岛。如果说，鼓浪屿是厦门岛外的一座海上花园，那么，这样的花园就散落在厦门岛内各处。漫步厦门街头（新开发尚未建成的街区除外），你常常会在不经意中发现某些类似于公园的景观：茂密的林木，裸露的山石，可以抬级而上的台阶。住在这种环境中的人家，几乎每天都能听到鸟儿的歌唱，闻到窗外清风送来的植物的味道。而那些住在海边的人家则有另一种享受：随便什么时候推开窗户，一眼就能看到湛蓝的天空和湛蓝的大海。
当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如此福份。但，即便在自己家里看不到大海、听不到鸟鸣，也没什么要紧，因为你还可以出去走走。厦门可以休闲的地方之多，是国内许多城市都望尘莫及的。尤其是秋冬之际，黄河南北冰雪覆盖，长江两岸寒风瑟瑟时，厦门市民却可以穿着薄薄两件休闲服，从厦门大学凌云楼出发，翻过一座小山，不几步便进入万石山植物园，然后便可在浓荫之下绿茵之上，尽情地享受暖风和阳。当然，也可以骑自行车沿环岛路直奔黄盾、曾靥埯海滩，看潮涨云飞，帆逝船来，在金色的沙滩上留下自己的脚印。玩累了，带去的食品也吃完了，那么，花上十来块钱，便可以很方便地“打的”回家。我相信，每到这时，无论你是从什么地方迁入厦门的，你都会由衷地发出一声感叹：
厦门，我温馨美丽的家园！
的确，厦门最温馨之处，就在于她像一个家。
一般地说，厦门的人际关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和睦的。学校里，单位上，师生、同学、同事之间，相处也比较融洽。尽管“窝里斗”是咱们中国的“特产”，矛盾哪儿都有，但在通常情况下，厦门人大体上还能相安无事，而且也多少有些家庭般的温馨感。比方说相互之间的称呼，除必须加以头衔的外，一般都称名而不称姓，比如“丽华”、“勇军”什么的，宛如家人。无论老头子，抑或小伙子，都可以这样亲切而自然地呼叫自己的女同事，而毋庸考虑对方是一位小姐，还是一位夫人。反过来也一样。女士小姐们也可以这样呼叫自己的男同事男同学。这在外地人看来也是匪夷所思的。因为在外地，尤其是在北方，即便夫妻之间，也不能这样称呼，而要叫“屋里头的”或“孩子他爹”。同学之间，即便是同性，也要连名带姓一起来，否则自己叫不出口，别人听着也会吓一跳。同事之间，当然更不能只叫名不叫姓，至少要在名字后面加“同志”二字，比如“丽华同志”、“勇军同志”。除此之外，则不是“老张”、“小李”，便是“刘处长”、“王会计” 所以外地人到了厦门，便会对这种“家庭感”印象深刻，并欣然予以认同。我自己便已习惯了厦门人的这种称谓方式，因此如果听到有人连名带姓叫我，弄不好就会吓一跳，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这种家庭式的人际关系无疑是能给人以温馨感的，而只有热爱自己家庭的人才会热爱自己的城市。事实上，厦门人也确实比较看重自己的家庭生活。有句话说：“北京人的面子在位子，广州人的面子在票子，上海人的面子在裤子，厦门人的面子在房子。”一个厦门人，哪怕只是在单位上分得一间临时过渡的陋室，也一定要大兴土木，把它装修得温馨可人。所以又有一句话：“广州人把票子吃进肚子里，上海人把票子黏在屁股上，厦门人把票子花在墙壁间。”我虽然没有深入过，但猜想厦门人的家庭生活，一定大多比较温馨，人情味很浓。否则，厦门人为什么那么不愿离家，即便离开了也要千方百计再回来？
恋家并非厦门人的专利，而是人类一种普遍的情感，更是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情感。难得的是厦门人不但自己恋家，而且还能设身处地地设想别人也是会眷恋家园向往天伦的。于是，逢年过节，家在厦门的学生，便会把自己班上的外地同学请到家里来围炉。如果来的人太多，做父母的还会让出自己的房间。厦门大学的许多老师也会这样做，如果他当之无愧地是一个厦门人的话。一个真正的厦门人，是不会让自己的同学、同事、学生到了“年关”还“无家可归”的。这几乎已成为厦门岛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不信大年三十下午你到厦大门前一条街去走走看，保证你只能看到几个僧袍飘逸的“出家人”（南普陀寺在厦大校门旁）。
同样，装修自己的住房，厦门人也并非全国之最。但同样难得的是，厦门人甚至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时，也像在建设自己的家。厦门市的决策者和建设者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求得经济的发展。因为厦门是厦门人民共同的家园，不能为了眼前的一点经济利益毁了自己的家。在厦门人大会堂周围，原本打算要建的大楼取消了，留出了大片的绿地让市民休闲。在美丽的环岛路上，笔直的大道常常会拐一个小弯，因为那里有一棵榕树需要保留。（图三十五）大道两旁沿着海岸线，是草坪、花坛和建筑小品，还精心设计了停车的泊位。于是一条原本用于改善交通的道路，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公园。
厦门的生活环境也像家庭。在厦门，出门、乘车、购物、打电话，都极其方便，而且车费和电话费也不很高。厦门的公交车数量多、车况好，多数情况下都不挤。如果想“打的”，也花不了很多钱。即便是外地人到了厦门，也不必有“行路难”之虞。因为各个路口，都竖有设计精美图文并茂的路牌，告诉你到某某地方去应该如何行走，而这某某地方也许不过近在咫尺。这说明厦门市的管理者们，其实是很能为自己的市民着想的。同时也使得我们出门上路，就像在自己家里走动。
厦门的温馨，还得益于她精神文明的建设。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关注的一件事情；而精神文明，则是城市建设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厦门的做法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实话，办实事，让市民们通过精神文明的建设过上好日子。老百姓是很实在的。当他们在市委市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比如整治交通、整治环境、整治市场）中，切切实实地体会到好处时，不用动员，不用号召，他们自己就成了积极的参与者和主力军。事实上，厦门市精神文明建设最主要的成就，不在市容，而在民心。这就是把精神文明的种种要求变成了人们自身的内在素质，变成了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因此，在厦门，讲文明，守公德，已成为许多人的习惯。在公共汽车上让座，在一米线后排队，几乎不用提醒，不用疏导。一个合格的厦门市民，甚至到了外地，也能自觉做到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和大声喧哗，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如果找不到垃圾箱，他们就会把这些东西捏在手上，直到找到垃圾箱为止。
正是由于厦门市上上下下的同心同德和齐心协力，厦门变得更美丽、更温馨、更可爱 这又反过来使得厦门人更爱厦门。于是，厦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这种循环一旦形成，就有一种自运行功能，而无待于外力的作用。所以，厦门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虽然成就斐然，厦门人却并不累。厦门人在奋斗的同时，活得悠哉乐哉。
然而，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我更关心的并不是厦门人民和厦门市委市政府做了些什么和怎样做，而在于他们这样做时的那种心态。许多作家（比如福建作家孙绍振）都注意到，厦门人无论是在建设自己的城市，还是在维护自己的城市时，态度都十分自在、自如、自然，就像是在装修和打扫自己的小家和住房。这种从容乃至安详无疑来自只有厦门人才有的对自己城市的“家园之感”。正是这种“家园之感”，使得他们不必依赖于纠察队或罚款员的监督而能自觉保持街道的洁净如洗和车站的秩序井然。也正是这种“家园之感”，使他们像德国人服从内心道德律令一样，不做有损自己城市形象的事情。于是，“厦门是我家，环保靠大家”，在厦门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的确，这种把自己城市当作自己小家来看待的“家园情愫”，也许就是厦门人有别于其他城市（比如福州）人的紧要之处，是厦门最突出的城市社区特征。我们知道，对自己家乡的尊崇和偏爱，大约是人类一种共同的情感。许多地方都有“惟我家乡独好”的说法。但似乎只有厦门人，才把“惟我厦门独美”的情绪表现得那么随便，那么自然，那么漫不经心，那么理所当然。因为厦门的美丽是真实的，厦门人的“家园之感”也是真实的。真实，就不必刻意；真实，就没有做作。因此，尽管中国人常常会有谁的家乡更好一类的争论，但面对厦门人，人们往往会打消争论的念头。
更何况，厦门岛在事实上又是多么温馨可人舒适方便 于是，外地人来到厦门，便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久而久之，便会爱上厦门。改革开放以来，厦门的外来人口逐年增加，其中既有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引进的人才，也有邻近省份其他地市的外来妹、打工仔。总体上说，厦门的大门是向他们敞开的。尽管难免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也有极个别鸡肠小肚的人会利用职权有意无意地刁难一下，但并不能形成强大的“排外”势力。也许，这里面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那就是：包括厦门人在内的闽南人，原本就是“历史移民”。他们是在一千多年前，从中原迁入闽南的。所以，直到现在，闽南话中还保留了不少中原古音（比如把“无”读作“摩”）。显然，如果闽南人也公然排外，便难免“数典忘祖”之嫌。
那么，祖上来自中原大地、有着长途迁徙历史的厦门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城市建设成温馨家园，并创造了不同于当今中原文化的另一种文化
也许，原因就在于厦门是岛，而且是一个美丽的小岛。
三 岛与人
美丽小岛厦门，是祖国母亲的娇女。
厦门位于我国东南海域，是一个三面大陆环抱、一汛碧波荡漾的海湾中的小岛。她很像我们祖国母亲的一个美丽而娇嗲的小女儿，一面偎依在妈妈的怀抱里，一面伸出两只小脚丫去戏水。与西安、太原、南京、武汉这些大哥大姐相比，厦门的地位和命运有些特别。她既不是洛阳、江陵、苏州、曲阜那样的古都名邑，也不同于深圳等新兴的“明星城市”。她在中国古代史上名不见经传，在近现代史上却榜上有名。1842年，她被列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让出五个新口岸来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①新中国成立以来，她既没有像上海那样，充当温顺的“老大”，承担起养家糊口、供养弟妹的责任；也不曾像广州一样，做一个敢于外出冒险、为别的兄弟姐妹一探道路的“老三”。当然，她也决不会有北京那样父母般的权威。她更多地还是像所有那些小女儿一样，娇哄而又乖巧，闲不下也累不着。可以说，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厦门都既不那么寂寞冷清，也不那么非凡出众。五口通商有她，五大特区也有她，但她从来也不是当中最冒尖、最突出的一个。甚至正式被称为“厦门市”，也是1933年的事。那时，上海可早就变成“大上海一啦！是啊，厦门太小 祖国母亲甚至不忍心让她挑起过重的担子，却又从来不曾冷落过她。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24页。
难怪有人说，厦门是纯情少女，而且似乎还情窦未开。
的确，与北京的风云变幻、上海的沧海桑田、广州的异军突起相比，厦门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历程虽然充满戏剧性，却奇怪地缺少大波澜。从海岛渔村到通商口岸，从海防前线到经济特区，如此之大的变化，如此强烈的反差，却似乎并未引起什么大的震荡。厦门人似乎不需要在思想上转什么大的弯子，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所有这些突变和沧桑。厦门，就像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漫不经心地就度过了“女大十八变”的青春期。
于是，厦门人的文化性格中，便有太多的矛盾，太多的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
比方说，厦门人是保守呢，还是开放 便很难说。一方面，厦门人的确很保守，很封闭。他们消息不灵通，而且似乎也并不想灵通起来。尽管厦门有着相当好的通讯系统和网络，但在特区建设中却并未很好地把信息当作资源来开发和利用。厦门过去不是、现在也仍未成为各类信息的集散地。厦门街头的早点小吃，几十年一贯制地只是面线糊、花生汤、沙茶面那么几种，远不如上海和广州丰富，更逞论引进新品种。风行全国的川菜只是靠着外来人口的增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进厦门，西安饺子宴则终于落荒而逃。直到近两年，才开始有了北方饭店湘菜馆之类，而且和广州相比，生意还不怎么样。这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口味（怕麻辣）问题，事实上许多吃过川菜的厦门人也完全能够予以接受。问题在于许多人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尝试一下。不敢，或不愿，或不屑尝试新口味（包括一切新事物），才真正是厦门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厦门人又是非常开放的。在同等规模的城市中，厦门大约最早拥有了自己全方位开放的国际机场。这一点直至今天仍为许多省会城市所望尘莫及。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一进厦门，就大受欢迎，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看来，在厦门，对外开放比对内开放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比接受中原文化更便当，这可真是怪事！
又比方说，厦门人是胆大呢，还是胆小 也很难说。一方面，厦门人常常会给人以“胆小”的印象。“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上海人什么国都敢出，广东人什么钱都敢赚，东北人什么架都敢打，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甚至连那些同在闽南地区的石狮人或晋江人，也还有“什么私都敢走”或“什么假都敢造”，厦门人敢什么？好像什么也不敢。但是，另一方面，厦门人的胆子又并不小。两岸对峙时，炮弹从屋顶飞过，厦门人照样泡茶，你说这是胆小还是胆大？不好说吧？
依我看，厦门人并不缺乏“胆量”，但缺乏“闯劲”；并不缺乏“定力”，但缺乏“激情”。甚至连厦门人自己也承认，“爱拼才会赢”的闽南精神不属于厦门，而是闽南其他地区如晋江人、石狮人的精神。厦门人的精神，恐怕只好说是“爱泡精神”。他们实在是大爱泡茶 “爱泡”远远超过“爱桥”，以至于厦门医院的病房里会贴出“禁止泡茶”的告示，而一位厦门作家也会激愤地说：“别的地方是‘玩物丧志’，我们厦门是‘泡茶丧志’！”小小一杯茶，当然泡不掉闯劲和激情，但如此地钟爱泡茶，岂非证明了他们多少缺乏一点闯劲和激情？
总之，厦门人的“胆小”不是“胆小”，而毋宁说是“慵散”；他们的“胆大”也不是“胆大”，而毋宁说是“无所谓”。也许，他们看惯了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斗转星移，深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道理，变得什么都无所谓 我不知道厦门人那种见惯不怪、处变不惊、满不在乎的心态是不是这样形成的。反正，不管有多少风云变幻，鼓浪屿琴声依旧，厦门岛涛声依旧，厦门人也泡茶依旧。“悠悠万世，惟此为大，泡茶。”深圳飞跃就飞跃吧，浦东开发就开发吧，不起眼的温州、张家港要崛起就崛起吧，厦门人不否定别人的成绩，但也不妄自菲薄或自惭形秽，当然也不会有太多的紧迫感，觉得这些事有多么了不起，而只是平静地看他们一眼，点点头，然后低下头去喝他们的茶。
也许，这都因为岛城厦门实在是太美丽、太温馨
美丽无疑是一种良好的品质。有谁不希望自己美丽一些 但是，对自己美丽的欣赏，却很可能由自恋发展为自满，又由自满发展为自足。同样，小巧也不是什么坏事。正如“大有大的难处”，小也有小的便当。大与小的优劣，从来就是辩证的。小城好规划，好建设，好管理，但也容易造就眼界不高视野不阔心胸不开朗。温馨当然也很好。温馨如果不好，难道剑拔弩张、杀气腾腾，或者冷若冰霜、水深火热就好么？但是，生存和发展的辩证法却又告诉我们：“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于温馨，会使人心酥腿软，豁不出去，当然也就难得大有作为。其实，在许多方面，成都与厦门不乏相似之处。成都号称“天府之国”，一马平川的肥沃土地上，清泉流翠，黄花灼眼，金橘灿灿，绿竹漪漪。远离战火的地带，四季如春的气候，丰裕繁多的物产，富足安逸的生活，再加上千百年文化的熏陶，使成都出落得风流儒雅。但是，成都人却并不满足于安逸和温馨。在走不出去的情况下，他们就用麻辣来刺激自己，以防在温馨安逸中混灭了生命活力。所以成都人（广义一点，四川人）一旦走出三峡，来到更广阔的舞台上，便会像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湖南人、山东人一样，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厦门人，能行么？
厦门人常常会自豪地宣称：厦门是中国最好的地方。我愿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证明此言不诬。可不是么？北京太大，上海太挤，广州大闹，沈阳太脏，南京太热，天津大冷，成都太阴，三亚太晒，贵阳太闭塞，深圳太紧张，而别的地方又太穷，只有厦门最好。我来厦门后，不少亲朋故旧来看我，都无不感叹地说：你可真是给自己找了个养老的好地方。（图三十六）
的确，厦门确实是养老的好地方，却很难说是干事业的好地方。不少有志成就一番事业的年轻人来到厦门后，终于憋不住，又跑到深圳或别的什么地方去 平心而论，厦门人的事业心的确并不很强。他们眼界小，野心小，胆子小，气魄也小。心灵的半径，超不过厦门60平方公里的市区范围：考大学，厦大就行；找工作，白领就行；过日子，小康就行；做生意，有赚就行。厦门籍的大中专毕业生，最大的理想也就是回到厦门，找一份安定、体面、收入不太少的工作，很少有到世界或全国各地去独闯天下，成就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雄心壮志。甚至当年在填报志愿时，他们的父母首先考虑的也是能否留在或回到厦门，而不是事业上能否大有作为。总之，他们更多追求的是舒适感而不是成就感，更多眷恋的是小家庭而不是大事业，更为看重的是过日子而不是闯天下。
因此，当厦门人自豪地宣布：“厦门是中国最好的地方”时，他无疑说出了一个事实，同时也不经意地暴露了自己的问题和缺点。试想，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已经“最好”了，他还会有发展，还能有进取么？
实际上，厦门不如外地的地方多得很。
比如说，厦门就没有北京大气和帅气。北京雄视天下，纵览古今，融会中外文化，吞吐世界风云，那气魄、那气派、那气度、那气象，不但厦门永远都望尘莫及，而且生活在这美丽温馨小岛上的厦门人，即便到了北京，面对燕山山脉、华北平原，也未必能真正深刻地体验到这些。他们多半只会挑剔些诸如北京的风沙太大、出门太难、“火烧”（一种饼）太硬、“豆汁”太难喝、到八达岭玩一回太累之类的“毛病”，然后嘟囔一句“还是厦门好”便回家。认为什么地方都没有厦门好，这正是厦门人的不是。
厦门没有北京大气帅气，也没有广州生猛鲜活。广州好像是一个精力过剩的城市，永远都不在乎喧嚣和热闹，永远都没有睡眠的时候。一进广州，一股热潮就会扑面而来。当然，广州的拥挤和嘈杂也让人受不 但广州的活力却令人向往。更何况，广州人拿得起放得下。要革命便北伐，北伐失败了便回来赏花饮茶。厦门人放倒是放得下，可惜不大拿得起。要他们北伐一回，准不干。所以广州（也包括广东）可以一次次走在前面，厦门却一回回落在后面。难怪鲁迅先生当年在厦大没呆多久，便去广州了，其中不是没有原因和道理的。
厦门不如上海的地方也很多，因为上海毕竟是“大上海”。尽管上海人被讥为“大城市、小市民”，也尽管厦门人出手比上海人大方，待客比上海人热情，但并不因此就成为“大市民”。厦门人在上海人面前多少会显得“土气”，露出“小地方人”的马脚（比方说那一口闽南牌的普通话就带有“地瓜味”），就像菲律宾、新加坡见了大英帝国一样。小平同志南巡时曾感叹于当年未把上海选作特区，但不是特区的上海却并不比早是特区的厦门差，而近几年来浦东开发的速度又让厦门望尘莫及。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应从两地的文化和两地人的素质去找原因。总之，不管上海的市民是如何地“小市民”，再大度的厦门人，却也无法使厦门变成“大厦门”。
其实，厦门和厦门人不如外地和外地人的地方还多得很。比方说，厦门不如西安古老，不如深圳新潮，不如武汉通达，不如成都深沉，不如天津开阔，不如杭州精细。又比如，厦门人不如东北人剽悍，不如山东人豪爽，不如河北人开朗，不如湖南人厚重，不如陕西人质朴，不如江浙人精明，不如四川人洒脱，不如贵州人耿直。即便美丽温馨，也不是厦门的专利：珠海、大连、苏州，美丽温馨的小城多着呐！甚至如福建的长汀、湖南的凤凰，虽不过蕞尔小邑，上不了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节目，其独特的风情和韵味，也不让于厦门。
如此这般说来，厦门人，你还能那么怡然自得、满不在乎、自我感觉良好么？
事实上，有可能会阻碍厦门发展的，便正是厦门人那种根深蒂固的“小岛意识”。岛原本具有开放和封闭的二重性。因为岛所面对的大海，既可能是畅通无阻的通道，又可能是与世隔绝的屏障。只要想想英伦三岛、日本列岛上人和塔西提岛、火地岛上人的区别，便不难理解这一点。厦门岛上人当然不是塔西提岛、火地岛上人，但也不是英伦三岛、日本列岛上人，总体上说他们是既开放又封闭。其封闭之表现，就是抱残守缺于一隅，自我陶醉于小岛。厦门人有一种奇怪的观念，就是只承认岛内是厦门，不承认岛外辖地（如集美、杏林）是厦门。最奇怪的，是对岛内的厦门大学，也不承认是厦门。厦大的人进城，要说“到厦门去”，则所谓“厦门”，便只不过岛内西南一小角 至于鼓浪屿上人，则坚决否认自己是“厦门人”，而坚持说自己是“鼓浪屿人”。看来。越是“岛”，而且越“小”，就越好。这可真是地地道道的“小岛意识”。这样狭窄’的眼界，这样狭小的胸襟，是很难能有大气派、大动作、大手笔的。
显然，要想把厦门建设得更好，要想创建能够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文化，我们就必须走出厦门看厦门。
四 走出厦门看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