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开始蒙蒙发亮的时候，一切工作全部安排落实到位。
新的一天即将开始了。
一部获百花奖的新闻纪录片
记得很小的时候，母亲曾经带我去位于东单附近的印度使馆参加他们的国庆活动，那些满面笑容、身穿纱丽的妇女给我留下了美丽而神秘的印象。
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尼赫鲁总统也是最早访问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两国关系经历了友好、抗争、恢复和发展几个阶段。
在边界问题上，中印两国有约两千公里长的边界线，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正式划定过。这也是英国统治时期对中国实行侵略政策而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这特别表现在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上。这一条线从来没有得到过历届中国政府的承认。但由于中国政府的友好态度，若干年来这一带基本相安无事。
1954年10月尼赫鲁总统访华。毛主席在会见他时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自1959年发生了西藏叛乱以后，大批叛乱分子越过这条线逃入印度，印度军队继续向北进逼，不但超越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而且超越了印度现行地图上标明的边界线。在外交舆论上，印度政府不断向我国施加压力，企图迫使我们接受麦克马洪线这条非法的界线，而某些西方大国也借机挑拨中印关系。周恩来总理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母亲在新闻司的任务是如实向外电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述，对中印边境久远的历史和中国政府的立场作出客观公正的报道。
第三部分 第73节：第七章 主持新闻工作(18)
一次，周总理在西花厅召集的外事口负责人会议上说，要让国际上及时了解我们的观点，了解中印边界真相。听西方是怎么说的，而印度又是如何说的，是谁挑起的观点,都要搞清楚。周总理对印度边境的情况了如指掌，对边界的历史、地名更是非常熟悉。
母亲在会上受到很大震动。回去以后，她马上和几位司领导商量，决定配合当前的形势在全司开展一次培训，由熟悉情况的同志来讲课，最后进行考核，所有的人员都要参加。
为了研究麦克马洪线的来龙去脉，她和有关人员翻阅了大量书籍和地图，那些看似简单的图形记录了久远的历史和重要的边界线。对一个个关键的点和线，他们依据古今中外的资料反复比较,反复核实。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印边界真相》这本书里，记述了新闻司的同志们当年查找的翔实资料。
母亲想问题很细，她没有闭门坐办公室，而是与处里的同志一起谈。她认为，光出文件不行，还要对亚洲国家做大量说服工作。在司里召开的会议上，她让大家讨论还有什么好办法。母亲建议搞个电影,主要讲中印边界真相，并且抽调几个人脱产去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搜集资料。要选择准确的地图，这个片子政策性强又有说服力。
上级批准了这个方案。新闻司的陈鲁直、王曾壮、蔡再度等人和亚洲司的几位同志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周总理曾几次亲临制片厂，并提出很多具体而中肯的意见。
新闻司与新影厂的同行们协同作战。几个月后，毛片终于出来了。一段段深入现场拍摄的珍贵镜头呈现在银幕上。
母亲说,这是一部政治性非常强的新闻记录片，要及时向周总理汇报。当时周总理正在上海，新闻司的同志很快把片子调到上海请周总理亲自审查。周总理看完片子后基本是满意的，但是他对片头提出了异议，因为画面上出现了我方人员在新疆押解着俘虏的镜头，总理的秘书马列向大家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
周总理说，我们与印度打仗不是对印度人民，也不是对印度士兵，片头有押解俘虏的画面不行，不能以胜利者自居，绝对不行，这会损伤印度人民的感情，不要用这样的画面，片子的内容要多表现生活场面。
母亲对四处处长陈鲁直说，你看总理考虑得多么细，你去问马列，总理具体是怎么讲的。第二天总理秘书马列打来电话，母亲请陈鲁直一边接电话一边做笔记。
经过反复修改多方努力，纪录片终于公演了。陈鲁直负责翻译文稿，国际广播电台播音部专家、加拿大籍爱国华侨林达光担任英文配音，片子放映后在国内外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
在此期间，母亲还计划搞一个问答式的小册子，设想有关中印边界各个方面的问题，就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作出详尽的答案。要用英文来写，这样外国人容易接受。母亲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个草稿，有关人员开始动手落实。
尽管这个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搁浅,但当时大家齐心合力工作的情景却留在老同事们的记忆里。
1963年春天，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题为《中印边界问题真相》的纪录片获得第二届百花奖最佳长纪录片奖、最佳摄影奖，那时中印边界问题已经告一段落，消息传来，母亲和同事们甚感欣慰。
第三部分 第74节：第八章 外交生涯(1)
第八章
外交生涯
1954年日内瓦会议亮相
1954年4月，父亲母亲将跟随周恩来总理参加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参加的第一个重要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数达到185人，另有记者29名。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赴会前两个月，代表团各个语种的翻译都集中在外交部，尽管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的人才，周总理也要求对他们进行考试，并且还让他们模拟外国记者，让新闻发言人当场回答各式各样的疑难问题，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高手在现场进行指点，母亲在演习中赢得了好成绩。
还有许多筹备工作是在幕后进行的。为了让领导人掌握更加详尽的国际信息，母亲发动大家翻阅参考了大量的背景资料。在此期间，情报司会同各地区业务司和外贸部等有关单位编辑了1700多万字资料，内容涉及朝鲜问题、印支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国际焦点问题，不但供中国代表团参考，还提供给兄弟代表团。当时外交部的资料室就在情报司，屋子里堆满了一摞摞为会议准备的文献和材料。
2月底，周总理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他说，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有重要作用，我国应积极参加。虽然朝鲜问题由于美国的阻挠不会很容易解决，但我们还是要力争能解决一切问题。至于越南问题，法国同美国之间有矛盾，法国想和，美国不想和，法国不愿美国插足越南，美国还想夺取法国在越南的军事指挥权，被法国拒绝。所以我们应当争取法国。
4月上旬，周恩来率领乔冠华、雷英夫、陈家康等人去苏联参加苏、中、越三国会议。三国在会上统一了认识，确定了和谈的方针和策略，为日内瓦会议的相互配合奠定了基础。那时父亲刚从板门店回国不久。
代表团主要成员4月20日出发途经苏联，大家在莫斯科作了短暂停留。周恩来和其他代表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研究了日内瓦会议和印度支那问题。
此时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就在莫斯科，但不是公开的。当时中苏关系很好，过往代表团都住在一个叫8号院的地方，中国代表团下榻后，胡志明即去拜访周恩来。周总理陪同他参观了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并且挨个看了团员们住的房间，当走进母亲住的那间房子时，周恩来幽默地对胡志明说，这里可是我们情报司司长龚澎住的房子呦！胡志明微笑着说,你可不要把我来这儿的情况告诉她啊！要不然该走漏消息了！
4月24日下午，代表团飞抵日内瓦，受到瑞士专员迎接，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
日内瓦是我知道的第一个西方城市，它永远和父亲母亲的记忆联系在一起。高耸的阿尔卑斯山，清澈的莱蒙湖，世界最高的湖心喷泉，半山上童话般的尖顶木屋，公园里五彩缤纷的玫瑰花，各种大型国际会议经常在这里召开。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到这里采访的各国记者达一千多人。
日内瓦会议从4月26日开始到7月21日结束，第一阶段朝鲜和印支问题交叉进行，第二阶段讨论印支和平，23个国家近一千人出席了会议。
4月28日，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首次发言，他指出，苏、美、英、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有关国家的外长们坐在一起，为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而举行这个会议，本身就意味着经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的增长。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对朝鲜问题极为重视，中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南日27日提出的"关于恢复朝鲜的国际统一和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的三项建议。他表示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考虑这个公平合理的建议，使之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
4月28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在记者中心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时间在英国和苏联的记者招待会之前，这也是新中国新闻发布官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母亲向各国记者介绍了周总理当天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到会的有300多名外国记者，他们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母亲的发言和介绍。晚8时，黄华同志在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上对杜勒斯的发言进行了评论，记者们纷纷涌上来提问。
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的发言和代表团发言人的记者招待会吸引了成千记者的视线。招待会那天，"瑞奇蒙"旅馆豪华大厅里挤满了人，其中有苏联新闻司司长伊利切夫、法国老记者塔布伊夫人，还有英、美等国报纸的特派员。中国的香槟、中国的红酒,新中国的微笑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新闻组还在招待会上向记者们散发了周总理发言稿全文，带到会场去的发言稿被一抢而光，后来又向日内瓦媒体中心"记者之家"咨询处补送了几十份，还是不够，又送去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