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数不清的惊世谜团：二战未解之谜 作者:[美]威廉·布鲁尔
从德国入侵波兰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从D-日和“凸出战争”到伊乌·基马岛再到巴丹岛战争，这些大大小小的战役成了众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的主题。但是，在二战的历史上，有许多让人称奇、让人百思不解、让人着迷的事件，而这些故事却很少有人描述。现在，享有盛誉的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布鲁尔将所有的故事集结成书献给读者。
写在前面
本书又被《华尔街》杂志评为由一流的历史学家所著、专门描述战争中的不解之谜的著作，是关于二战题材作品中的一朵奇葩。
致谢
已经有许多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了，有的是关于重大战役的，有的是关于战略部署的，有的是关于高层决策的，还有一些是关于战争中的事件以及歌颂英雄事迹的。但是，鲜有综合性描写战争中有趣之事的书，如奇怪的事件、让人困惑的事件或巧合以及不解之谜。本书有助于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从来没有过，将来也不可能会有一个没有战争体验的所谓“专家”会去嘲弄或推翻大家 已经公认的关于战争的逻辑。但是，几乎所有参加过战争的老兵和高级指挥官都相信，战争中的逻辑经常会很奇怪。
这本书中的故事是经过数年的艰苦劳动搜集而来的，从报纸、杂志以及其他二战时期的出版物，从保存在档案中的各种军事报告，从作者有亲身体验后写的书中，从对事件参与人的采访和报道中。在最后阶段，请两个或更多的事件参与人对稿中的偏差或不实之辞进行了详细的修改。
对于那些有关预兆性的故事，我只选用这样的事件，即当事人在事发前至少向两个或更多的人讲过该预兆或在他的日记中有记载；或者当事人在事发幸存下来后，立刻向至少两个人讲述过该预兆。
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很多人都给予了大力帮助。我的妻子维蔚恩女士，是一个有经验的作家，她帮我调查资料，采访当事人，并对我的书稿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其他给予巨大帮助的人还有：
皮埃尔·戈塞特，凸出战争基金会，比利时；西拉里·罗伯茨，帝国战争博物馆，伦敦；里查德·索曼斯博士，军事历史研究所，宾夕法尼亚卡利斯勒；爱丽丝·玛丽·古斯瑞，鱼雷快艇公司主任，田纳西孟菲斯；亨利·肖，海军司令部首席历史学家，华盛顿特区；里曼·豪盟德上校，麦克阿瑟纪念馆主任(已退休)，弗吉尼诺佛克。
里根·乔恩斯教授，英国首相丘吉尔二战时期科技顾问，苏格兰阿波丁；威廉·阿特沃特博士，汤普瑞特博物馆，肯塔基福特·坎拜尔；凯斯·奥克利少校，女王信使官(已退休)，英格兰汉普郡；约翰·杜维尔博士，美国第82空降师战争博物馆，北卡罗莱纳州福特·布拉格；丁·阿诺德，高级历史学家、海军历史中心，华盛顿特区；丹·豪特，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堪萨斯阿比伦；查尔斯·斯汀豪斯，图书管理员，卡特农戈公立图书馆，田纳西卡特农戈；现代军事记录组、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威廉·布鲁尔
1996年7月
书评
本书又被《华尔街》杂志评为由一流的历史学家所著、专门描述战争中的不解之谜的著作，是关于二战题材作品中的一朵奇葩。
威廉姆·B·布鲁尔是当今最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有23本著作，包括《看不见的战争》、《仇人组成的联盟》、《堪巴雷特的袭击战》、《麦克阿瑟的秘密战争》等等。
对《堪巴雷特的袭击战》的赞誉
“一个故事大王讲述的引人入胜的故事。”
——出版家周刊
“讲述二战中盟国政治斗争的一部好书。”
——克库斯评论
令人困惑的事件
潘内号遭到攻击真的是意外吗？还是日本人为4年后偷袭珍珠港进行的演习？是不是日本军阀想要考验美国人对这种致命攻击的忍耐力呢？许多美国军官认为事情根本不是日本人后来所说的是一次“失误导致的悲惨事件”，而是一次计划周密的、实施准确的冒险行为，包括俯冲轰炸机、装备精良的汽艇和步兵的协作。
珍珠港事件的演习?(1)
1937年12月12日，日军田中上尉率领一支海军轰炸机中队在中国的扬子江上空溯江而上。扬子江在中国称为长江，源于中国腹地，流程3100英里，最后注入黄海(原文如此——译者注)，沿岸有许多大城市，如上海、南京等。
就在田中上尉的中队密切注视江上来往的船只时，一艘吃水450吨的美国军舰潘内号正顺流而下。潘内号是在上海建造的，以便在中国的河流上服役，保护美国船只航行时不受海盗 骚扰。潘内号的指挥官是詹姆斯·赫兹上尉，他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1936年到潘内号担任指挥官。潘内号全长191英尺，配有两门3英寸口径的火炮和一门50英寸口径的高射炮，另外还有10门用来对付海盗的机关炮。船上两个浅黄色的烟囱和舱壁上方的船蓬都表明这艘船吃水不深。船上挂着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即使高度近视的人也可以从很远的距离看到这面旗。
潘内号有55名船员，当时正在执行“救援任务”——从被日军包围的南京城里疏散出4名美国使馆官员、5名难民和一群西方记者。时近中午，潘内号已经前进了30英里，指挥官将其所在的方位报告了上海，说他们正准备抛锚休息。
自从1937年7月在北京郊外发生“卢沟桥事变”以来，一场野蛮的战争在中国不断升级。事件的爆发是这样的，日本政府控制的军阀派去保护日本在北京城的利益的关东军，发现一个士兵在夜里失踪了，于是就派了一支关东军向国民军蔡廷锴部在附近的驻军开火。后来才得知，那名士兵是开了小差，但子弹已经射出去了，双方已经交上了火。日本军阀称之为“对日本帝国的野蛮侵略”，并向中国派出了大批军队、坦克和飞机，战争全面爆发了。日本进行了全民动员，他们印制了许多宣传手册，呼吁后方的人上前线，并要求军队发起“解救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亚太地区的圣战”。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圣战”起源于10年前的1927年。当时日本的将军和舰队司令们认为日本和美国之间发生战争不可避免，因此他们制定了一个命名为TANATA的绝密计划，该计划是日本征服中国和其他亚洲地区并和美国作战的蓝图。
10年后，在南京附近的扬子江上，潘内号上的船员们正在悠闲地享用午餐。下午1∶30分，中队长突然喊起来：“日本佬向我们开火了！”向潘内号投弹的就是田中上尉率领的中队，后来得知有8到15架飞机。赫兹指挥官跑向驾驶舱，发现炸弹已经把驾驶舱炸塌了，连船长的腿也被炸断。
甲板上，全球新闻社的记者艾雷抓起他的摄像机开始记录这一幕。飞机急速下降到如此低的高度，他很容易就看清了飞行员的脸。艾雷意识到，毫无疑问，日本人能清晰地看见船上迎风招展的巨幅美国国旗，可是他们仍在继续轰炸。他被这个发现惊得目瞪口呆。
在这当儿，潘内号上的船员们跳到他们的机关炮位上，对着俯冲下来的日本飞机开炮。考利杂志社的远东记者马歇尔吃惊地看着这一切。他注意到日本飞机飞得这么低，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轰炸一艘美国船。几分钟后，马歇尔被弹片严重击伤，弹片飞进了他的脖子、肩膀、胃和前胸。
同时，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执勤官安达斯上尉接替了受伤的赫兹，指挥机关炮向俯冲下来的日本飞机开火。突然，他扑倒在地——喉咙受了伤。
在第一声爆炸响起20分钟后，已被机关枪和炮弹碎片打得千疮百孔的潘内号开始下沉。安达斯上尉因脖子上的伤口大量失血已无法说话，他爬到甲板上，用粉笔在舱壁上写道：“去乘救生艇，尽量靠近岸边，然后把救生艇送回来。”
扬子江上下沉的美国军舰潘内号美国海军
船员和乘客们拥到船边，爬进救生艇，向岸边奋力划去。其他人则从船上跳下去，游向岸边。突然，他们又听见了可怕的日本飞机的轰鸣声，接着机关枪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子弹不断倾泻在他们周围的水面上。
就在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刚到达岸边的芦苇丛时，一艘日本汽艇飞驰过来，用机关枪对着他们扫射。然后这艘汽艇又回过头，朝正在下沉的潘内号扫射。在潘内号完全沉没之前，这艘汽艇靠着它停下来，几个日本军官爬了上去，也许是想寻找密码或先进装置吧。
潘内号幸存者的险境还没有过去，他们在岸上跋涉了20里，寻找交火线中国一侧的安全地带。与此同时，几队日本士兵也在岸边搜索，想抓获他们。
潘内号的幸存者们到达安全地带之后，开始清点他们的损失：2名美国船员、1名意大利报纸记者被杀害了，17名船员和美国使馆官员受伤，其中一些是重伤。
在潘内号被击沉的第二天，日军司令土原，一个戴着厚瓶底眼镜的肥胖家伙，骑着一匹具有象征意义的白马，紧跟着蔡廷锴将军撤退的脚步，率领其得胜的部队开进了南京城，宣称“日本帝国前进的道路光明顺畅”。
此后，日本军在南京城里铺就了一条血路。这种残忍的行为除了野蛮的阿提拉人和匈奴人，还没有人干过。据估计，有25万中国平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被杀死了，大部分是被剑和刺刀砍掉了头。这场野蛮行动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就连远在柏林的冷酷的德国军事观察家也被这种有组织的屠杀所震撼。
珍珠港事件的演习?(2)
当潘内号事件的消息传到美国时，美国人愤怒了。平日温文尔雅、头发花白的国务卿考代尔霍尔(Cordell Hull)宣布潘内号的沉没说明日本海军和军官们是“野蛮的、神智不清的”。
几天后，当该地区的日本高级官员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我接到命令向潘内号开火”时，美国人愤怒了。在白宫，美国总统罗斯福看了艾雷在潘内号甲板上录下的片子后，命令在把 这部片子送美国影院放映前剪掉近在咫尺的日本飞行员的脸这一镜头，这样剪辑是为了平息公众的怒气，避免同日本这个战争机器发生战争。
潘内号遭到攻击真的是意外吗？还是日本人为4年后偷袭珍珠港进行的演习？是不是日本军阀想要考验美国人对这种致命攻击的忍耐力呢？许多美国军官认为事情根本不是日本人后来所说的是一次“失误导致的悲惨事件”，而是一次计划周密的、实施准确的冒险行为，包括俯冲轰炸机、装备精良的汽艇和步兵的协作。
也许潘内号事件可以回答日本军阀的许多问题：美国官方对流血冲突和财产损失事件的反应有多强硬或是多软弱？美国军事装备有多精良，是否训练有素？上海附近驻扎的几千美军士兵是否会赶到潘内号遭攻击的现场救援以阻止可能发生的后续攻击？
罗斯福当局不想卷入远东的直接冲突，在公开表达了适度的愤怒之后，他们向日本当局发出了措辞谨慎的官方抗议，指出日本飞行员应因其“鲁莽飞行”而受追究。
也许是为了掩盖其将来同美国作战的真正意图，日本政府为其在扬子江上的暴行向美国政府道歉并赔款2214007.36美元。然而，问题仍然存在：是不是美国对潘内号遭攻击事件的软弱反应给日本军阀壮了胆，使他们认为美国只是个纸老虎，从而导致了他们日后偷袭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呢？
神秘的德国科学家
1939年早些时候，战争的阴云在欧洲上空密布，但大多数德国人民都希望和平。8月下旬的一天，美国CBS电台的记者舒尔若在柏林街头和几十个普通市民进行了交谈。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反对战争。一个人民如此痛恶战争的国家怎么可能卷入战争呢？”
但是希特勒早已在密谋战争了。在8月22日召开的巴伐利亚山顶撤退会议上，这位德国元 首对他的高级将领们说：“我会为战争的爆发找一个理由，不要担心这个理由没有道理，人们不会在事后追究胜利者是否撒了谎，在发动战争和扩大战果上，除了胜利，什么都不重要。”
1939年9月1日清晨，5支德国军队在一群轰炸机的掩护下，越过波兰边境从三个方向向华沙挺进。这些德军的速度、策略和史无前例的强大力量在许多种语言里创造了一个新词：闪击战。
9月3日，希特勒拒绝了英国首相张伯伦要求德军撤出波兰的最后通牒，英法随之对德宣战。由于英法对如此巨大的战争并未做好准备，英法士兵只能坐在边界线上眼睁睁地看着人员不齐、训练不良、装备落后的波兰军队在短短的27天内被击溃。
1939年10月17日，也就是纳粹的字旗在波兰首都华沙上空升起三个星期后，英国驻挪威使馆武官鲍易斯海军准将在奥斯陆接到参谋送来的一个包裹。打开包裹，是一封很普通的匿名信。信中说，如果英国想获得德军最新武器的情报，英国只需在BBC（英国广播公司）对德国广播的开头加上“你好，这里是伦敦”。鲍易斯将军对这封信感到迷惑不解，但又觉得不应当置之不理，于是他带着这封信匆匆赶回伦敦。
1939年的深秋，伦敦正笼罩在浓重的战争气氛中，到处流传着战争的消息，但都是坏消息。在一片阴郁的氛围中，MI-6（军情六处）的负责人斯蒂沃特·曼茨(Stewart Menzies)在位于议会广场和威斯敏斯特教堂旁边的总部召开了由高级官员参加的讨论会。鲍易斯将军在奥斯陆收到的匿名信到底是真是假？有人认为它是第三帝国的情报组织放的烟雾弹，是一种心理战术。其他人不以为然。最后，MI-6在曼塞斯的要求下，决定按信中所说，将BBC对德广播的开头语改为“你好，这里是伦敦”。
二战中最具神秘色彩的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1939年11月4日，在BBC对德广播改动后的一个星期，英国驻奥斯陆使馆的卫兵正在暴风雪中巡逻，忽然，他看见了一个放在石阶上的包裹，包裹是用牛皮纸包着的，捆着结实的绳子，大约有3英寸厚、12英寸宽、15英寸长，一半已经被雪埋上了。如果不被及时发现的话，它可能会在积雪中沉睡几个星期。包裹上写着鲍易斯将军收。于是，卫兵赶紧将它交给了将军。鲍易斯将军拿着包裹的时候，他非常担心里面装有炸弹。但是，小心翼翼地打开后，展现在面前的是8页打印纸，上面详细地说明了德军武器装备的最新进展和相关的草图，其中包括巨型火箭的设计图纸。鲍易斯将军很快将这些文件送回伦敦。
36小时后，这些文件的复印件被分发到几个英国科学家和情报专家的手中。大多数专家都持否定态度，有几个人甚至认为文件是假的，是德国人抛出的一项别有用意的计划，目的是为了诱使英国浪费宝贵的资源去进行并不存在的技术研究。
然而，28岁的英国情报人员里根·乔恩斯却被这些技术震惊了。看来，德国人会把战争扩大到新的范围。在所有这些武器中，核心是无线电控制的滑翔轰炸机——一种无人驾驶的飞机，名为V-1（后来盟军知道那叫黄蜂轰炸机）——和巨型远程火箭V-2S。
英国情报机构科学家里根·乔恩斯被奥斯陆包裹里所提供的情报震惊了里根·乔恩斯
在英国科学家利用这些详细的文件制定相应的抗衡措施时，这个送来神秘包裹的人的身份一直是参与这项工作的人经常讨论的话题。一个人（假设是一个德国人）是如何收集到这么多第三帝国的尖端机密的，甚至包括详细的图纸？是如何通过如此大胆而机敏的方式将这些无价之宝送给英国人的？显然，这个人有深厚的技术背景，并且可以直接接触到第三帝国武器发展的核心机密，而且，这个人是一个反纳粹者，他热切地盼望阿道夫·希特勒征服梦的破灭，并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关于这个人的身份有许多猜测。不论他是谁，这个不知名的人在英国阻止希特勒的战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许MI-6的负责人曼塞斯已经知道了这人的身份，因为他与第三帝国内部有许多秘密接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已经把这个令人费解的谜带进了他的坟墓。
战时内阁的奸细?
1940年8月初，英国为抵抗德国蓄谋已久的进攻正在积极备战。在海峡对面的欧洲大陆，战争已经开始并逐步扩展。在战争爆发后的十个月内，希特勒已经完全统治了西欧。
“如果德国佬来犯，我们只能用啤酒瓶敲他们的头，因为那是我们惟一的武器。”英国首相丘吉尔对他的参谋不无诙谐地说。然而，希特勒并未发动跨海侵略战争。8月1号，他签署了第17号令，命令刚晋升的赫尔曼·戈林只用空中力量使英国屈服。沿海峡排列的是由33 58个东普鲁士人等多种族人员组成的空前强大的部队，而海峡的对面，整个英国南部，有几百个皇家空军飞行员正在为抵抗这一侵略进行飞行准备。
这些皇家飞行员是一群勇敢但又散漫的、与众不同的人物。仅在几年前，他们许多人宣誓成为和平主义者，一些人还在牛津誓言书上签名，发誓说他们永远也不会为了“国王和国家”而战斗。但现在，在关系到英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将参加战斗并在需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
英国皇家空军司令赫兹·道林元帅从截获的电子情报中获知，戈林将要发动一场全线进攻。获得这个消息后，58岁的道林元帅借助先进的雷达技术和无线电控制系统，在位于本特利的战斗司令部的一个地下室中，指挥了一场被丘吉尔称为“不列颠之战”的战役。
烈火、刺耳的警报弥漫在英国全境和英吉利海峡上空达4周之久。通过超短波码，道林能够提前知道德军的目标和战术，这使得英国皇家空军能够在恰当的时间布置他们的中队，在适当的地点和高度集中力量进攻德军，从而避免了一味追击敌人的假目标或次要目标，从而造成对本已经十分薄弱的皇家空军力量的无谓消耗。
然而，在道林元帅对戈林的总部进行监听的时候，很明显，德国人也有一条直接从英国战争内阁获得信息的渠道。尽管戈林和他的指挥官们并不知道英军的具体战术，也不知道道林截获了他们的情报，但是，希特勒和德军高级军官却能在英国政府作出极其秘密的决定之后数小时内即获知其内容。
当时，英国正处在自1588年西班牙舰队侵入英吉利海峡以来最危急的关头。美国位于华盛顿特区和夏威夷的海军情报机构截获并破译了驻柏林的日本海军武官发给位于东京城外的日本海军总司令部第三舰队长官的绝密无线电情报。其中有一部分写道：“我已经从德国海军那里获知了英国战争内阁8月15日会议的具体内容。”
很不幸，直到欧洲战争的后期英国才知道这些泄露机密的日本情报。1940年，美国海军情报部门是用手工操作的，只有几个人能够把日文译成英文。被截获的日军通讯情报数量如此之多，以致美国情报部门花了三年半的时间才把这堆情报译出来，才知道纳粹在英国战争内阁中有情报渠道。
谁是英国政府部门中的纳粹间谍呢？在1940年惨烈的不列颠之战中，在英德通讯中断的情况下，这个人是如何把包括最关键而且相当长的战争内阁会议记录传给柏林的？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呢？难道这个人不仅要提供绝密情报给纳粹，而且还要颠覆丘吉尔政府吗？
这个人会不会是那个本来可以成为美国政府部门高级官员的、臭名昭著的美国人泰勒·肯特的同伙呢？肯特是一个29岁的英俊的年轻人，他在1938年10月，也就是战争爆发后一个月来到伦敦的美国驻英国使馆。肯特受过良好的教育，他非常好学，会说5种语言。他坚信纳粹的宣传，认为是犹太人将世界推进了战争。尽管肯特的思想非常极端，他依然得到了约瑟夫·肯尼迪大使（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父亲）的充分信任，并被派到最机密的使馆密码室工作。在那儿，肯特得以接触到肯尼迪大使和美国国务卿科德霍尔之间的来往函电和其他驻欧公使派来的使馆官员，他们用伦敦通讯设施进行联络。
更重要的是，肯特掌握了灰码——一种政府部门认为不会被破译的密码系统，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就是通过该密码系统进行联络的。
1940年上半年，英国安全机构已经清楚秘密情报被泄露给英国的敌人——轴心国联盟的柏林和罗马。通过复杂的调查，他们追查到了肯特。5月20日上午10点，肯特被苏格兰场的侦探逮捕。他们发现肯特有一套钥匙，能够打开大使存放密件的保险柜。
尽管肯特否认自己是个间谍，侦探还是从肯特的寓所里搜出了1500份机密文件。肯特被政府部门开除了，他不再享有豁免权，此后他受到审判并被定了罪，在英国最严酷的监狱监禁了7年之久。
自从1940年5月20日，也就是不列颠之战开始前三个月，肯特被捕以后，他不可能再将战争内阁的情报通报给柏林。然而，这条通往柏林的情报线并没有断，是肯特留下一个同伙在继续这项工作呢?还是那个向希特勒提供英国战争内阁情报的人根本就没有被查出来呢？答案不得而知。
斯卡帕湾的幽灵
在耀眼的探照灯下，一艘由德军上尉盖瑟·皮恩指挥的德国U型潜水艇悄悄地沿着英吉利海峡曲曲折折的海岸线，顺着斯卡帕湾的潮水前进。斯卡帕湾是英国舰队的驻扎地，在苏格兰东北部奥科内岛。皮恩此行的目标是英国海军的“皇家橡树号”战舰。当时的时间是1939年10月13日午夜，英德开战已有6个星期了。
英国海军对其战舰的安全并不太在意——斯卡帕湾被认为是潜艇根本无法到达的地方。 在“皇家橡树号”上，1146名船员有一大半都在香甜的睡梦中，根本没想到德军的U型潜艇已经在悄悄地逼近。
突然，斯卡帕湾宁静的夜空被三声巨大的爆炸声打破了。皮恩上尉发射了三枚鱼雷，这三枚鱼雷全部命中“皇家橡树号”。该舰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仅仅15分钟后就带着它的832名船员以及船长——海军少将布拉格若一起沉没了。
对于第三帝国，这是巨大的海上胜利。当皮恩和他的船员回到柏林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希特勒本人还亲手向皮恩颁发了武士十字勋章。
而在伦敦，海军对“皇家橡树号”在自己的基地被击沉感到非常丢脸，他们推断U型潜艇是在奥科内岛德国间谍的引领下进入斯卡帕湾的。英国反谍报部门——军情5处随即受到了指责。
军情5处向奥科内岛派出了精兵强将，试图查出这个狡猾的德国间谍。但是，搜查没有任何结果。这使得岛内每一个人都相信在自己周围存在着非常危险的纳粹间谍。
16个月以后，也就是1942年的春天，一家美国流行杂志《周六晚间报道》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斯卡帕湾的间谍是德国海军前军官阿夫雷德·魏赫云中尉。根据这本杂志的报道，魏赫云1928年加入德军情报部门后，就一直呆在斯卡帕湾，因为德军认为，斯卡帕湾是对英战争中的战略要地。魏赫云化名为阿尔勃特·奥特并化装成一名瑞士钟表匠，在奥科内岛上开了一家小商店。潜伏12年后，魏赫云终于等到了机会。他将斯卡帕湾的军事设施，令人难以预测的洋流以及航行障碍等的详细情况汇报给了U型潜艇长官邓尼茨。
德国潜艇舰长盖瑟·皮恩，斯卡帕湾的英雄缴获的德国画，国家档案馆
这篇爆炸性文章的作者是美国记者科特·瑞斯，他同时也是个谍报专家。他说，邓尼茨根据魏赫云发来的A-1情报，派皮恩指挥潜艇进入斯卡帕湾，袭击了“皇家橡树号”。魏赫云在斯卡帕湾的入口处登上了U-47潜艇，作为舰上的领航员引导潜艇进入了禁地，并且随着潜艇带着极大的成绩回到了德国。
“斯卡帕湾的幽灵”不知不觉间成了谍报学问中的成功例子，甚至连纳粹的高级官员们也对魏赫云出色的谍报成绩留下了深刻印象，盖世太保的头目之一塞林伯格把斯卡帕湾的成功看作是说明“谍报工作和军事行动完美合作”的重要性的首要例子。
战后，军情5处的负责人科尔总参谋长写道：“德国人得到过一名间谍提供的最新情报。”在“皇家橡树号”被击沉6年后，英国迎来了和平，然而围绕这一事件的争论却仍在继续，海军部坚持认为魏赫云是嫌疑人。
许多英国记者来到奥科内岛，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调查，结果却并未找到一个被认为是魏赫云的人，至少他从未被人见到过，而据说这个人一直以阿尔勃特·奥特的化名在奥科内岛伪装成一个钟表匠。
皮恩上尉也许能提供准确的情况，但1941年当U形潜艇在大西洋沉没时他就死去了，德国百姓是在6个月后才知道这一消息的。
所以问题是：是不是真的存在过一个长期潜伏在奥科内岛的纳粹间谍，作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谍报成绩？还是只有斯卡帕湾的幽灵？
糊涂的盟军将军(1)
美国参议员威廉·鲍瑞（Willam Borah）宣称这场战争为“虚假的战争”，英国首相张伯伦称之为“模糊的战争”，而对德国人来说，它是“坐着的战争”。自从阿道夫·希特勒的强大战争机器在1939年9月消灭了波兰，英法联军就一直无所事事地呆在马其诺防线，与在塞哥弗雷德的德军对峙，双方都尽量避免与对方交火。
英国和美国的报纸专栏作家都戴上了厚厚的玫瑰色眼镜，他们说这场虚假的战争将会褪 色，最终将以各回各的老家收场，各方都不会有任何人员和财产损失。
与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相反，1940年1月10日，一架沿着比利时边界飞行的德国轻型飞机由于引擎故障，紧急迫降在比利时境内。飞机的机翼已经被大树枝撕掉了。几个比利时士兵从附近的边防哨所赶到出事地点进行营救。
飞机上的两个人侥幸活了下来。他们穿着便服，但他们实际上是德国军官，一个是驾驶员，另一个是32岁的赫尔姆斯·瑞恩伯哥少校（Helmuth Reinberger），俩人都没有受伤。后来，他们被带到了附近的比利时军队总部。在那儿，他们要求和德国驻比利时使馆武官通电话。
哨所的房间里有一个烧得很旺的小火炉，瑞恩伯哥少校很快就似乎打盹儿了，房间里的两个比利时士兵也开始松懈了。突然，瑞恩伯哥少校跳起来，快步跑到炉火边，用手打开了火红的炉盖，将藏在大衣口袋里的一沓纸扔了进去。
就在这时，比利时的地方长官艾米利奥·罗致上尉正好走进房间，打算询问这两个德国人。看到这种情况，他飞快地跑到火炉边伸手将已经开始燃烧的纸卷拿了出来，他的手被严重烧伤。
没有说一句话，瑞恩伯哥冲上去抢罗致的左轮手枪，俩人在地上扭打起来。紧接着，其他比利时士兵冲进来制服了这个德国人。
“我完了，”德国人叫道，“我永远也不能原谅我所做的！我不是想杀你，我是想自杀。”
尽管纸片被火烧焦了，比利时的情报机构还是将碎片拼在了一起，纸的开头写着“德军行动命令”，下面是“西线的德军将在北海和摩泽尔河(Moselle)之间发动进攻……”还有一些字眼，如荷兰堡垒、第七飞行集团军、坦克团等。比利时的将军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几乎所有关于德国进攻法国和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译者注)的“黄色计划”呈现在眼前。
难道瑞恩伯哥的纸片是一个让盟军摸不着头脑的阴谋？比利时情报机构决定搞一个水落石出。当德国驻布鲁塞尔的武官文赫·威林戈少将终于被允许与瑞恩伯哥单独进行谈话时，比利时人在隔壁进行了窃听。
比利时人通过安装在大厅的电子窃听器听到瑞恩伯哥向威林戈汇报说自己已经成功地将“黄色计划”烧掉，这个厚颜无耻的谎言看上去让威林戈少将舒了一口气。所有这些使比利时人确信，这个计划是真的，不是陷阱。
在柏林，阿道夫·希特勒并不相信瑞恩伯哥所说的一切，并因此陷入狂怒之中，“这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一次(元首发脾气)，”希特勒的密友陆军将军威海尔姆·凯特尔(Wilhelm Keitel)事后承认，“元首几乎疯了，他唾沫横飞，使劲地用手擂墙，大声咒骂手下人鲁莽和愚蠢的行为，这些人的行为几乎威胁到他的西进计划，使该计划差点儿夭折。”
被烧焦的德国“黄色计划”碎片国家档案馆
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推测“黄色计划”已经被透露给了盟国的高级统帅。但是，当德国的情报机构汇报说，英法两军的部署没有任何变化时，希特勒终于放下了心，命令“黄色计划”按原样进行。
1940年初，大量的信息都能够证明希特勒将在西线对英法联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1940年1月12日，在罗马，意大利王子的妻子玛丽·朱丝打电话给外长——墨索里尼的女婿西亚诺伯爵。她带着哭腔告诉他，德军将要进攻她的祖国比利时。伯爵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一个秘密的反纳粹主义者，他非常厌恶戈林和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奇·希姆莱。
那天晚上，西亚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告诉她，根据我们的最新消息，这种进攻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她应当毫不犹豫地立即通知比利时国王雷鲍德(Leopold)。”后来，西亚诺同纳粹进行了强有力的斗争。
此前几周，在其他方面，叛逃的德国间谍偷窃了记载有“黄色计划”的文件；英法的侦察飞机发现，德国步兵和装甲车在德国边界大规模集结。更重要的是，英国最秘密的密码破译机构阿绰(Ultra)截获并破译了数百个德军的无线电信号，这些信号表明，“黄色计划”即将实施。
1940年4月30日，来自慕尼黑的著名律师约瑟夫·穆勒博士抵达罗马。穆勒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此行是来执行一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使命：尽力通知英国和法国希特勒要实施“黄色计划”。
穆勒博士是“黑色管弦乐队”的负责人。该组织是以铲除希特勒为目的的严密组织，其主要成员为德国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这些人坚信，希特勒正在把祖国引向彻底的毁灭。
穆勒之所以被选中执行这项任务，是因为他同梵蒂冈有广泛的联系，而且教皇很喜欢他。他在罗马教庭还有很多朋友，其中之一是耶稣会士罗伯特·雷伯教父，雷伯教父是教皇的密友。
糊涂的盟军将军(2)
在1939年10月的一次任务中，穆勒已经同教皇进行了秘密接触。教皇答应做“黑色管弦乐队”和英国政府之间的牵线人。教皇要联系的是英国驻梵蒂冈大使奥斯本。教皇强调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和平。这种和平是建立在如下基础上的，即如果希特勒被赶下台，英法两国不应趁德国发生内乱时进攻和占领德国。但是，英法两国都不愿让步。
穆勒对这次任务感到很痛苦，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德国人，如果他的任务能够成功 ，也就是说“黄色计划”被英法联军预先知道，将会有多少德国青年因为自己的这次行动而丧生啊！
穆勒带着“黑色管弦乐队”的领导们精心准备、措辞严谨的文件，这些文件的主题是希特勒很快将在西线发动进攻。穆勒将这些文件交给了他的老朋友雷伯教父，相信他很快就会把它们转给教皇和奥斯本大使。
雷伯教父迅速通知了他的大学同学——耶稣会士默耐斯(Monnens)牧师，牧师马上通知了比利时驻罗马大使利文霍(Nieuwenhuys)，然而大使对文件的内容不以为然。但第二天，普雷蒙特雷修牧师会(Premonstratensian Order)的领袖哈伯特努茨(Hubert Noots)告诉他，德军很快就要进攻低地国家和法国，他们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装甲车、伞兵、飞机和步兵。大使又改变了主意，他立刻向布鲁塞尔发出了警报。这一天是5月2日。
一周以后，5月9日的晚上，德国反间谍机构阿勃韦尔(Abwehr)的副头目汉斯·奥斯特(Hans Oster)和他的朋友——荷兰使馆武官金伯特·塞斯(Gijsbertus Sas)在柏林郊外的家中共进晚餐。奥斯特长期以来一直是“黑色管弦乐队”的成员。晚餐时他们很沮丧，奥斯特痛苦地告诉塞斯，就在这天早上，元首已经下令实施“黄色计划”。
就在这时候，250万德国军队分成102个师，其中9个装甲师，6个摩托化师，集结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边界。进攻时间定在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5月10日的凌晨3∶30。
吃完晚饭后，奥斯特上校驱车到德军司令部，想知道计划是否有变动。但是，进攻将按原计划进行，没有任何改变。奥斯特回到家后，打电话给塞斯：“这头猪已经去西部前线了。”“猪”指的是希特勒。
塞斯打电话给比利时驻德国使馆武官，然后他急匆匆地赶到自己的使馆，打电话给总部设在海牙的荷军总司令部，用预先安排的代码告诉他的上级，“明天黎明绷紧弦！”
塞斯发出警报几个小时后，德国军队如雪崩般地向森林密布的南部城市亚琛(Aachen)集结。这时已经是Y日(进攻日)的凌晨3时。希特勒用来指挥这次进攻的司令部设在代号为“菲斯南斯(Felsennest)”(悬崖上的城堡)的碉堡里。
希特勒抵达司令部30分钟后，大批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尖叫着冲向中立的比利时和荷兰。两小时后，德国步兵和装甲车冲过了边界。尽管盟军的将军们已经从敌军高层得到了许多关于进攻的情报，但是慌乱的将军们还是感到手足无措。连希特勒的传令兵都对德军取得如此迅速和巨大的战果感到吃惊。
在这不可思议的6周中，士气高昂的德军征服了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并把英国军队赶出了欧洲大陆。英军在慌乱中几乎把所有的武器装备和运输工具都留在了敦克尔克。
为什么盟军的高级将领对德国实施“黄色计划”的反应如此迟钝且毫无准备呢？这是二战中的一个难解之谜。
希特勒取消了费利克斯计划
1940年的初秋，希特勒对英国首相丘吉尔感到非常恼怒，因为英国不但冷落了自己提出的所谓的和平计划而且下了誓死抵抗的决心。于是，尽管希特勒的手下已经在详细地策划海狮计划，即从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跨海峡进攻英国，希特勒还是决定将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一贯这样称呼英国人)赶出西地中海。只有占领了直布罗陀山这块英国直辖殖民地，希特勒的目标才能实现。直布罗陀山在西班牙海岸南部的一个半岛上，海拔1408英尺，石灰质，有一些城堡散落在海峡边非洲一侧的岸上。
一个英国士兵正守卫着直布罗陀山，防备德国可能的进攻
国家档案馆
连接直布罗陀山和西班牙大陆的是一条约1英里半长的海峡，这条海峡是直布罗陀和西班牙的缓冲地带。如果德军占领了直布罗陀山，那么这条连接大西洋和地中海的通道将永远对盟军的船只关上大门。
一个命名为费利克斯(Felix)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在德军高层中产生了，他们将在1940年的10月下旬进攻直布罗陀。由于德国和独裁者佛朗哥领导下的西班牙一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希特勒命令德国反间谍机构(阿勃韦尔)的头目威海姆·卡拉瑞斯（Wikhelm Canaris)去做准备工作。威海姆·卡拉瑞斯的主要工作是侦察直布罗陀山这个英国的长期堡垒，并且设法迫使佛郎哥加入到这次冒险行动中来。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西班牙一直保持中立，但是稍微倾向于盟军一边。
卡拉瑞斯是一个为了间谍事业而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的人，但在这次行动中他突然变得热衷于拿破仑式的壮举。他不仅亲自制定了费利克斯计划，而且任命自己为整个行动的总指挥。
卡拉瑞斯带领着一个由许多著名间谍组成的小分队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来到西班牙大陆，察看地形并制定作战计划。也许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如此豪华的间谍阵容：德国反间谍机构的头目(卡拉瑞斯)，他的高级助手汉斯·皮克布鲁克(Hans Piekenbrock)上校，德国在西班牙间谍的总头目威尔汉姆·雷森司令官(他化装成一个成功的马德里商人)。
狂热的卡拉瑞斯派了大批的侦察人员去直布罗陀附近，其中有许多还渗透到了西班牙。一时间，去西班牙成了阿勃韦尔内部的时髦，为了在西班牙的名胜古迹中放松自己，好多与费利克斯计划毫不相干的间谍都争着前去。
到1940年年末，整个直布罗陀地区的防御情况已经被详细地绘制下来，甚至包括机枪和水雷的位置。但是，所有的工作都变成了浪费，因为希特勒突然放弃了夺取直布罗陀要塞的计划。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他放弃这个计划的原因。
华盛顿的日本间谍
1941年的春天，战争的阴云密布在太平洋上空。总部设在东京郊外的日本帝国总司令部完全没有意识到美国军队已经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并且在监听他们的无线电信号。代号为“魔术”的行动就是美国情报机构专门截获和破译日本最高机密的行动。
这项工作由设在夏威夷的海军作战情报局和美军特殊情报服务局联合进行。前者由海军上尉约瑟夫·雷伏特(Joseph Rochefort)领导，后者由著名的年轻译码学家威廉·佛莱德曼 陆军上校指挥。
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破译大量的日本无线电信号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但是，大量截获的情报表明，在官方宣布中立的美国，尤其在华盛顿特区，聚集了大量的日本和德国间谍。情报还表明，在罗斯福政府中有数量不详的高官在有意或无意地为东京或柏林提供高级情报。
华盛顿的日本大使向东京汇报说有“J”和“W”这样两个人，他们能够靠近总统及其夫人，是日本可靠的情报员。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是总统的社交熟人?是政客还是罗斯福政府中身居敏感部门的高官？
1941年5月，住在华盛顿的日本间谍头目、狡猾的日本大使向总部汇报说用于发展情报事业的50万美元已经收到。那么，在华盛顿谁是这笔巨款的收款人呢？日本大使在他官方的大使馆里控制了整个西半球的日本间谍。
5月19日，这个毕业于美国布郎大学的日本大使在校友会上，认出了两个以前的同班同学，其中，“W”在美国外交部欧洲司供职，另外一个是著名的议员。这个日本人说这两个人对他很有用，“有用”是什么意思？
胡佛领导的高效的联邦调查局和军队的情报机构对这些华盛顿高官有意或无意地帮助日本和德国的行为进行监视了吗？这些问题都无从知道了。
斯大林(1)
在1941年6月19日到20日这两天，数量超过300万的德军秘密地潜伏在长达2000英里长的苏德边境。他们是乘着坦克和装甲车来到这里的，这些坦克和装甲车的车灯都被蒙上了。
白天，他们被禁止发出任何声响，就连坦克盖子的嘎嘎声，都会引来军官的责备。只有到了晚上，德军士兵才被允许到附近的河流或其他有水的地方偷水，而且一个晚上只能有很少的几次。
数以千计的坦克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每一辆坦克都备有10个汽油罐和许多弹匣。很明显，这是为一次大的战争所准备的，实际上，他们进攻的目标是千里以外的莫斯科。
这场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还有几个小时就要爆发了。这次行动被命名为“巴巴罗萨”(古罗马皇帝名——译者注)。希特勒来到东普鲁士一个密林中的指挥所里，以便亲自发出进攻的命令。随着H时刻(进攻时刻)的到来，希特勒越来越兴奋，他大声对手下的将军们说：“巴巴罗萨一开始，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惊。”
在遥远的东方，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对大量的表明德军要进攻苏联的消息毫不理睬。种种情报表明，在北起芬兰、南到黑海的广大地区，苏联都已经受到德国的巨大威胁。在当代所有国家领导人中，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能得到那么多的高级情报。
就在3个月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斯大林面临的危险发出了警告，他在4月3日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写道：
首相致斯塔福德·克瑞普先生(当时英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以下内容请务必亲自转出：
“我从可靠的消息渠道得知……德军正从罗马尼亚调集5个装甲师到波兰南部……请您对以上消息保持警惕。”
很奇怪的是，苏联外务委员会委员莫洛托夫(Molotov)从克瑞普先生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后，直到3周后，也就是4月22日才把它交给了斯大林。
丘吉尔信中所说的可靠消息渠道指的是阿绰。它截获并破译了数以百计的德军情报，这些情报都表明，德国正在集结大批的军队到苏联边界。
斯大林从自己的观点嘲笑了丘吉尔的警报，因为，在两年前即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确信，丘吉尔这个共产主义的敌人在离间苏德两国的关系。
不久，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支持丘吉尔的情报大量涌进了克里姆林宫。这些情报中有一份来自日本的里察德·苏尔哥(Richard Sorge)，名义上他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邮报》驻远东的记者，实际上他是苏联的间谍。
约瑟夫·斯大林国家档案馆
在日本，苏尔哥和德国驻日本的使节尤根·奥特(Eugen Ott)将军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而奥特将军与德国的高层军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能够得到最机密的情报。奥特经常将这些情报毫无保留地讲给老朋友苏尔哥听，他认为，苏尔哥是一个忠实的德国人。
于是，在1941年5月19日，苏尔哥这个情报老手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了以下消息：德国已经聚集了150个师(比实际数量仅仅少3个师)，分为3个方面军部署在苏联边境。两周以后，苏尔哥又向莫斯科发出了德军使苏联屈服的详尽计划。几天以后，这个德国记者又得到了德军进攻的确切日期：1941年6月22日。
从瑞士传到莫斯科的消息更让人担忧。瑞士的苏联间谍头目是罗德夫·罗斯勒(Rudolf Roessler)，他是一个德国的流亡者，以在罗森拉开一家书店为名进行间谍活动，他和他的手下利用在日内瓦和洛桑的秘密电台向莫斯科传递情报。德国的情报机构称之为“红色三重奏”。
在6月14日和接下来的16、17和18日，这些电台向莫斯科传递了详尽的高级情报，这些情报都是由罗斯勒收集整理的，他的化名是露西。这个被莫斯科称为“三个音乐家”的组织不仅提供了德军“巴巴罗萨”计划的情况，其中包括三个方面军(北部、中部和南部)坦克的精确数量，而且提供了进攻的日期。他们还发出了德军的详细目标甚至集团军的高级将领的姓名。在露西发完长长的情报，然后瘫倒在床上时，从莫斯科回来的答复仅仅是简短的一句：“明白，完毕。”
从其他线索也可以知道，德军大量集结在苏联边境，准备发起进攻。6月18日，一个德军逃亡者溜过苏联边界，向苏联汇报说德军将于22日发动进攻，但是斯大林又一次拒绝相信他。
这期间，还有一些奇怪的事困扰着苏联的情报机构。就在进攻发生前的两个月，尽管柏林认为莫斯科是盟国，24架德国侦察机还是越过苏德边界进入苏联领空。其中一架飞机坠落了，苏联人发现飞机残骸里有高质量的照相机，里面的胶卷能够证明他们飞行的首要任务就是航拍边界线附近的苏联军事设施。
更重要的是，经济活动也能证明希特勒确实想进攻苏联：与苏联签订合同的德国公司在6月10日前突然停止了向苏联供货。
现在，“巴巴罗萨”计划的D-日马上就要到来。在波兰边境的德国大军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希望在拿破仑1812年失败的地方获得胜利。
远在美国华盛顿，美国国务卿考代尔·霍尔（Cordell Hull）召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康斯坦丁·犹曼斯基（Constantin Umansky）。国务卿对大使说，他们已经从驻在欧洲的使节那里得知，德军将要进攻苏联。
斯大林(2)
最后，丘吉尔告诫斯大林说，他们从无可怀疑的渠道(指的是阿绰)得知，德军将在6月21日对苏联发动进攻。丘吉尔对社会主义怀有深深的敌意，称斯大林为乔大叔，他如此做是有原因的。
“如果希特勒进攻那个地狱(指苏联——译者注)，我就可以找一些借口来对付国会的那帮魔鬼了。”丘吉尔对他的私人秘书说。
在D-日的黎明时分，有一种怪异的安静。突然，数以千计的德国大炮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呼啸声，炮弹越过了长达2000英里的边界线，倾泻在苏联的国土上。300万德军士兵冲过了边界线。苏联人彻底惊呆了。
两小时以后，早上6点钟，德国驻莫斯科的大使考恩特·弗瑞克·冯·舒林伯格（Count Friedrich vonder Schulenburg）拿着希特勒的宣战书来到苏联外务委员莫洛托夫的办公室。这时候，德军已经深入苏联境内了。这封宣战书现摘录如下：
近期情况毫无疑问地表明，苏联军队对第三帝国进行了军事挑衅……苏联军队有意地侵害了第三帝国的主权，并且破坏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有鉴于此，元首已经命令德军对此类事件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莫洛托夫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地拿过了文件，静静地撕碎它并将它扔在地上。然后，他摁响铃叫来私人秘书，“让这个人滚，从后门滚出去！”莫洛托夫咆哮道。
纳粹进攻的速度让人吃惊，数以百计的苏联飞机被炸毁在了飞机场，大量的苏联士兵迷迷糊糊就作了俘虏。战争的第一天，作为苏联中部重镇的布勒斯特就沦陷了。狂乱的苏联军队指挥官在电台上相互询问：“我们受到了进攻，我们该怎么办？”
“进攻？谁在进攻？”
“该死的德国人。”
“你肯定是脑袋出问题了！为什么用明码发送这样的消息——你想挑起一场战争吗？”
“巴巴罗萨”行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战争的初始阶段，有300万苏联士兵死亡、受伤或被俘。2.2万只枪支、1.8万辆坦克、1.4万架飞机被毁坏或被缴获。
6月21日的早上，伦敦的丘吉尔得到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消息。因为事先有准备，丘吉尔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自以为是和自满使得乔大叔(斯大林)和他的政委们在这场战争中成为被人算计的人。”丘吉尔对他的私人秘书说。
一向精明的斯大林为什么会被希特勒算计了呢？其实，他所获得的高级情报相互之间都是不关联的，如丘吉尔、里察德·苏尔哥、罗斯勒以及考代尔·霍尔。实际上，苏尔哥和罗斯勒根本就互不知晓。
难道在苏联的高级领导人里有德国的同情者或德国间谍？为什么外务委员会委员莫洛托夫4月3日收到丘吉尔的信后，搁置了3个星期才交给斯大林呢？从飞机残骸上发现的胶卷最后怎么样处置了？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答案了，惟一能够确定的是斯大林被自大迷惑了眼睛。
瑞士：希特勒的下一个进攻目标
1941年7月中旬，瑞士情报机构的领导人瑞哥·梅森(Roger Masson)上校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梅森上校已经70岁高龄了，但他的精力还是非常充沛。他刚从A-1小组得到情报，希特勒在控制了整个西欧以后，已经打算进攻瑞士这个中立的小国了。
瑞哥·梅森关于德军高层的情报是从罗德夫·罗斯勒那里得到的。罗斯勒是一个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他在卢塞恩开了一家书店作为从事情报工作的掩护。早些年还在德国的时候 ，罗斯勒就结识了一批德军高级将领，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长期以来，这些军官冒着生命危险，向移居到瑞士的罗斯勒提供绝密情报。这些军官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在自己的祖国铲除希特勒和纳粹主义。
梅森上校在接到这些让人担忧的情报后，命令他的部下(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潜伏在德国南部)搜集任何关于德军部署的消息。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德军有6个师，其中2个是山地师，已经部署在瑞士边界，准备发动进攻。
实际上，希特勒的反情报机构已经为进攻瑞士做准备有一段时间了。在瑞士，每平方公里上的德国间谍数目远比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间谍数目多得多。一个被称为福兰克大叔的人掌管德国在瑞士的间谍网，他派遣了1000多名间谍潜入到瑞士的工业界及政治领域。另外一个德国反情报机构的头目弗雷茨·海兰德(Fritz Heiland)给这些间谍配备了金钱、假身份证明、电台以及照相机等。
当这次行动变得更为现实的时候，海因里奇·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的盖世太保被调集了过来。他们的任务是挑起事端，为德国入侵这个中立的小国家找到口实。
1940年6月，也就是大间谍罗德夫·罗斯勒向瑞士发出警报的前一个月，一个瑞士铁路工人正在开往苏黎世的火车上查票。在一个叫威恩费登的地方有10个人登上了火车，他们分两个车厢就座。就在一瞥之间，目光犀利的铁路工人发现了可疑之处：这10个人都拿着同样的褐色帆布包。
这10个人也都盯着铁路工人看。突然，好像得到了暗示，这些人在一个小站飞快地下了车。在下一站，工人将自己的疑虑报告了警察。
梅森上校立即组织警察进行严密的搜寻。两天以后，带同样褐色帆布包的9个人被抓了起来，有7个是德国人，2个是瑞士人。每人兜里都有500法国法郎(合115美元)，帆布包里有6磅炸药，有手枪、几百发子弹和各种匕首。
在严厉的询问下，9个人中有一个招认，这个小组是专门来瑞士搞破坏的，主要目标是炸毁设在奥特福的瑞士军队的火药库以及在斯普瑞特、比莱、卢塞恩和培耶来的瑞士空军的机场跑道。
3个月以后，1940年9月4日的凌晨，一辆有红十字标记的汽车停在了瑞士的一座公路铁路架桥下，桥上是安内斯——拉瑞铁路，这条铁路穿过一个深深的峡谷。一些人从车上跳下来，钻到车厢里的篷布底下忙活起来。
与此同时，另外几个人在桥墩下埋下了200镑TNT炸药，然后汽车开走了。3个小时以后，一声巨响，整座桥被炸塌，掉进了峡谷。这座桥是瑞士军队反击敌人时的必经之路。
作为间谍行动的一项成果，德国人就瑞士这样一个相当于马萨诸塞、康涅迪格和罗得岛(美国的三个比较小的州——译者注)大小的弹丸之地编写了一本长达85页的册子，命名为“瑞士军队手册”。如果希特勒不打算进攻这个人口不到500万的小国，他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和金钱去做这样的事。
到1941年，德国间谍机构对瑞士一直实施人海战术，每失踪一个德国间谍(梅森上校和他的同事逮捕了许多)，就至少有5个间谍来代替他。那么多的德国人住在瑞士，以致瑞士有了国中之国。
巴塞尔这个连接瑞士、法国和德国的国际性城市成了纳粹间谍渗透到瑞士联邦的跳板。许多德国间谍化装成铁路工人混过边界，潜入到瑞士。两个瑞士反间谍人员在巴塞尔车站连着待了三个晚上，竟然数出了348个认识的德国间谍，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合适的时机潜入瑞士。
这就是1941年7月中旬的情况，德军的6个精锐师虎视眈眈地驻扎在瑞士北部边界，同时，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层出不穷。很明显，所有这些都是为大规模进攻做准备。为什么希特勒没有像消灭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小国那样发出进攻的命令呢？
也许是一个月以前发动的对苏联的战争使希特勒舍不得将6个师和大量的作战飞机耗费在瑞士这样的小国。不过，瑞士能够免于纳粹这架战争机器的蹂躏确实是一个不解之谜。
可疑的广告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将美国拖入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变得对纳粹和日本间谍异常敏感。许多人认为，间谍和破坏分子就藏在自己周围，而且，这些人就像苹果里的虫子一样已经钻到了国家的核心。
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中，许多地方长官都亲自处理所有的事情。在弗吉尼亚的诺佛克，因为有许多海军基地，警察局长命令将本市所有的14名日本侨民集中起来并关进了监狱； 在新泽西的雷沃克，安全官员命令警察登上火车逮捕所有长着东方人面孔的人和其他可疑人员并把他们带到警局进行讯问，以查出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人。
在德州的嘉斯敦，一个民兵看见一栋房子里发出一闪一闪的灯光，以为是有人在给海上看不见的敌人传递情报，于是向房子里开了枪，差点儿打死一个换灯泡的老太太；在密苏里州，农民拿着鸟枪和猎枪，守候在每一个路口，他们让过路的每一辆车都停下来，上车进行盘查；北卡罗莱那州的州长，命令将警车涂成黑色(他认为，黑色的警车在夜晚不易被敌人发现，不易成为攻击的目标)，他甚至命令警察可不经授权逮捕任何可疑的人，他解释说：“不这样的话，警察即使看见破坏分子在炸桥，也无能为力。”
俄勒冈州的州长宣布全州处于紧急状态，当有人问他是哪种紧急状态时，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在德克萨斯州的德黎森，市长和市政委员开会讨论买一挺重机枪来对付敌人的间谍，就在这时，有一个过度激动的人闯进了会议大厅谎报说纽约遭到了轰炸。他的行为使得市长立即决定，应当买两挺机枪，而不是一挺。
各地地方政府都组织民兵来防备可能的破坏和颠覆活动。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子弹会从来复枪的哪一头射出来，但他们都守卫在他们认为的军事设施旁，如桥梁、公路、铁路、架桥、水库、船坞、隧道、大坝和其他公共设施。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接受过军事训练。一个妇女驾车驶过旧金山湾的大桥时，因为没有听见民兵的警告，有人开枪打伤了她；在密歇根湖区，过度紧张的卫兵开枪打死了一个捕野鸭的人，并打伤了他的同伴，因为他们误认为这两个人是颠覆分子。
在这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特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查出了几千个他们认为是颠覆分子的人，并把他们列在黑名单上(截止到1942年7月，联邦调查局因此共拘留了9405人)。除了日常繁重的工作外，FBI的特工还要处理数以千计的、来自全国各地关于敌人间谍和颠覆分子的报告。
这期间，一则刊登在《纽约人》杂志上的广告因使用的词语特殊引起了FBI的注意。这则广告是在珍珠港事件前16天刊出的，是为一种新的掷骰子游戏而做的广告，他们管这种游戏叫做“死亡双星”。数以百计的神经过敏的，甚至有点歇斯底里的市民，向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汇报了这件事。
实际上，它包括两则广告，小的一则登载在1941年11月22日的那期杂志上，这在业内被称为悬念广告。它包括以下几个词：“嗨！注意！当心！”在这个标题下，是两个骰子，一个是白色的，另一个是黑色的。读者可以看见每个骰子的3个面。白色骰子上面的3个数字是12、24和XX(双星)；黑色骰子上面是0、5和7。在骰子上面写了一句话：请看第86页上的广告。
在86页上，同样的标题用大号字印了出来：“嗨！注意！当心！”在广告下面，还是那几个大字：“死亡双星”。在这些字底下，是一个雄鹰的图案。
珍珠港事件之后，关于这则广告的猜测越来越多。许多人认为，是德国或日本间谍在《纽约人》杂志上刊登了这则广告，目的是通知潜伏在美国的其他间谍，战争就要爆发了。
骰子上的数字12和7，可以理解为月份(12月)和日期(7日)，就在这天战争爆发了；数字5和0可以看作是进攻的时间；XX(罗马数字中表示20)可以认为是进攻目标的纬度。没有人知道24这个数字的含义，但它可能是登这则广告的敌人间谍的代码。在86页的大广告顶上有一幅画，它被许多人解释为3架飞机(轰炸机)掠过广阔的大海，冲向目标——可能是珍珠港，而其中炸弹在水上爆炸的画面增加了这种解释的可信度。明亮的探照灯光划破了夜空，子弹在空中留下了一道道耀眼的光芒(暗示日本原本打算在晚上发动攻击，在广告刊登出以后，这个计划可能改变了)。
许多人认为，“死亡双星”指的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双头鹰看上去很像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标志。
FBI的特工通过调查发现，广告是一个叫帝王贸易公司(一家假公司)的公司刊登的。一个白人男子用现金在《纽约人》杂志的办公室里支付了广告费，但他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留下地址。更让人奇怪的是，这个被联邦调查局认为是嫌疑犯的人在几周后突然死亡了。
《纽约人》杂志上的这则广告到底是不是狡猾的德国或日本间谍用来通知同党日本要偷袭珍珠港呢？珍珠港事件后，FBI一直忙于调查其他相关事件，对这一广告事件，他们也无法给出一个圆满的解释。
北极圈行动(1)
长相英俊、有一头灰发的赫曼·吉斯克斯上校(Hermann Giskes)是德国反间谍机构在荷兰的总头目，他与党卫队的间谍机构领导人约瑟夫·斯瑞德上校(Josef Schreieder)向来不合。党卫队是希特勒的私家军队。尽管俩人相互怨恨，但是为了破坏并消灭英国在荷兰的地下情报网，他们还是进行了合作。荷兰在1940年5月就已经被德国占领了。
吉斯克斯上校将自己的行动命名为“北极圈”。而斯瑞德上校经常会绕过他组织“接收 委员会”，派伞兵到荷兰逮捕英国情报人员并审问他们。
1942年的春天，在荷兰充斥着许多叛国者，德国人称他们为V种人(V-MEN)。这些人是一些贪婪的社会渣子，他们为了一点点报酬，会将自己的同胞——那些爱国者送上死路。
乔治·雷得赫夫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这人看上去鲁莽粗俗。他因为走私珠宝和鸦片，1942年11月在阿姆斯特丹被捕。在狱中，他听到了一些关于荷兰地下组织的消息。该组织叫奥德迪恩斯特(Orde Dienst)，首领是冯·得·博哥(Van den Berg)，该组织与英国SOE(特别行动组)的两个特工有密切的联系。SOE是让被占领地的德国人头疼的组织。
雷得赫夫向德国人告密说，他已经发现了荷兰的地下组织并愿意为德国人效劳。于是雷得赫夫的走私罪名马上被取消，他立即被释放并且当月就开始从德国反间谍机构领取每月500荷兰盾的薪水。
对吉斯克斯上校和斯瑞德上校来说，雷得赫夫就是天赐之物。尽管他们早就监听到荷兰境内有SOE的秘密电台，但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在随后的几周，雷得赫夫找出了冯·得·博哥上尉的地下情报网，并且知道了两台电台的确切地址。几小时以后，德国反情报组织和党卫队突然袭击了荷兰的地下电台，并逮捕了操作电台的情报人员。
冯·得·博哥的电台操作员被告知，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他们若被德国人抓住，被迫向组织发情报时，他们应当发送假的或篡改过的消息。大多数被德国抓获的特工都表示愿意与德国合作，因为他们手中握有这张王牌：在离开英国的时候，他们的顶头上司已经给了他们紧急情况下的身份认证。每一个特工都被告知，在发送情报时，在某些字母的后边人为地出错将会通知伦敦，该特工已经被敌人抓获，电台已经被敌人控制，所发送的消息已经是敌人制造的假消息。
一个叫哈博斯·劳威(Hubertus Lauwers)的荷兰特工刚从天上降下来，就被敌人抓住了。他瘦高瘦高的，戴着眼镜，根本不像一个间谍，倒像一个银行家或会计师。尽管敌人的技术人员就坐在身边，他还是镇定地在所发的情报中，在每第16个字母处，故意拼错，正如伦敦所要求的那样。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伦敦居然没有识别出哈博斯·劳威和其他两个发报机发出的警报，还是按计划发回更多的情报，这些情报提供了从英国来的特工降落到荷兰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这样，在随后的几周，德国人轻而易举地在降落地点抓住了大量的SOE特工。
到1943年年中，吉斯克斯和他的5个“叛变”过来的电台向英国的SOE发送了大量的假情报，同时从SOE的总部得到了大量的重要情报。吉斯克斯称它为“英语对话游戏”。尽管对所取得的成果很满意，但是，作为间谍老手，他经常在想：这场德国和伦敦SOE总部及被俘的SOE间谍之间的猫和老鼠的游戏，究竟谁是猫，谁是老鼠呢？为什么一向精明老道的英国谍报机构这次这么愚蠢呢？
7月上旬，德国的技术人员告诉吉斯克斯，劳威在发情报时做了手脚，英国显然没有发现。但是，吉斯克斯害怕劳威搅了这场好戏，决定结束劳威的使命。
为了利用劳威的发报机，德国人“请示”英国是否可以换一个人来操作这台机器，出乎吉斯克斯意外的是，英国人没有问任何理由就同意了请求。于是，德国的技术人员就直接当上了发报员。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行动，因为，每一个SOE特工在离开伦敦时，其发报的手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都要记录备案的。每隔一定的时间，伦敦就要将记录的手法与收到情报的手法进行对比。如果对不上，伦敦就知道，该特工已经牺牲或被关进了监狱，情报是敌人发来的假情报。
1943年6月26日凌晨，一个名叫乔治·贾布洛斯(George Jambroes)的荷兰电台操作员乘坐轰炸机降落在了荷兰的斯丁维克。他战前是尤垂特大学的物理学教授，自告奋勇到荷兰组建一支秘密军队，这支军队的主要目的是破坏和扰乱德军的正常部署，为盟军跨海峡进攻西北欧做好准备。
贾布洛斯一落地就被由德国党卫队和反情报机构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擒获了——这个委员会已经习惯于抓捕荷兰特工了。这次让德国人高兴的是，贾布洛斯随身所携带的包里居然有明码的SOE计划的全文，该计划打算在荷兰组织17次破坏行动，每次都要组织100人以上。这种将明码机密文件随身携带的做法是违背英国谍报工作的基本原则的！
利用贾布洛斯所带的情报以及其他资料，吉斯克斯取得了谍报工作的巨大成功。他们用贾布洛斯的电台定期向英国汇报命名为“凯恩”的行动进展以及取得的成绩。而这时，贾布洛斯则被关在海牙附近的监狱里。
北极圈行动(2)
通过这个电台，吉斯克斯的手下告诉英国，他们这个抵抗组织已经招募了5000个荷兰人，正在对他们进行游击的训练，但是，这支秘密的武装力量急需大量的武器和给养，请求英国给予空投，并且指明了空投的地点。几个晚上以后，几百架载重在5吨以上的运输机飞到了指定的地点，投下了所需的物资。这些物资马上被德军运走了。
对吉斯克斯来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狡猾的英国情报机构怎么能心甘情愿地牺牲那么 多像乔治·贾布洛斯这样优秀的谍报人员呢?为什么老道的SOE一次又一次地掉入德国人的陷阱呢？难道是英国人想让德国人认为盟军的总攻地点在荷兰吗？
尽管吉斯克斯答应如果被德国党卫队和反情报机构捕获的54名荷兰和英国特工愿意合作的话，他将保护他们，让他们不会有性命之忧。但是，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海因里奇·希姆莱的盖世太保接管了这些人。在1944年6月，盟军登陆后不久，德国人枪毙了这些人中的47个。
1945年，战争在欧洲结束后，荷兰的报纸披露英国为了就盟军登陆的确切地点迷惑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将领，故意牺牲了大批的荷兰特工的事实，整个荷兰群情激昂。荷兰议会组成了以法官L·A·丹克博士为首的调查委员会。丹克博士要求英国SOE的领导人到委员会来做证，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随后，丹克博士又要求到英国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英国当局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当要求调查SOE中关于荷兰部分的档案时，他被告知，所有这些文件在一场发生在SOE总部的大火中被烧毁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极圈行动已经为人们所淡忘。恐怕只有英国SOE的高级军官和英国当局的高层才知道当时是不是故意让那么多的荷兰人去送死。
是谁烧了诺曼底号?
1941年的深秋，法国巨轮“诺曼底”号静静地停泊在纽约港的88号码头，这个码头在哈得森河上，离繁华的42街不远。“诺曼底”号长达1029英尺，仅比英国的“伊利莎白皇后”号短2英尺。1939年9月1日，当它在公海上航行时，德国发动了对波兰的进攻，但它还是安全地驶进了纽约港。
“诺曼底”号在港口停泊一天就要花掉船东1000美元，因此，船上只保留了极少数船员 以保养马达等重要设备。没有人想到会有人对该船进行破坏或纵火。“诺曼底”号的设计师魏德米·亚克维奇(Vladimir Yourkevitch)甚至认为，该船是有史以来建造的船只里防火性能最好的一艘。
在德国，希特勒的德军早就盯上了这只法国船。1940年6月3日，法国向德国投降。在这之后的两周，德军反情报机构的头目卡拉瑞斯的间谍机构阿勃韦尔就向纳粹在美国的间谍发出了命令：“严密注意诺曼底号！”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将领明白，美国一旦加入对德战争，这艘法国巨轮一次就能够运输12000名美国海军士兵到欧洲参战。
纽约市沿海地区和新泽西的港口城市是纳粹分子活动的温床。在一间间凌乱肮脏的小客栈里，住着从世界各地来的海员，其中有许多纳粹间谍和纳粹同情者。这些地方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家是新泽西的“高速公路客栈”，另外两家是曼哈顿的“老牛肉”酒吧和新泽西的“施密德的吧”。“施密德的吧”里的一个侍者是德国间谍，他每次都伸长耳朵贪婪地听海员在喝多了酒后所泄露的海上消息。
希特勒对美国宣战后两个月，巨大的“诺曼底”号在纽约被烧毁美国海军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4天后，希特勒让德国议会不经表决就通过了对美国开战的宣言。他对他的副手叫嚣说：“我们总要首先开战！我们要永远打响第一枪！”
就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希特勒的密友、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也对美国宣战。
就像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将领所担心的那样，美国海军立即征用了“诺曼底”号，并对它进行了改装。许多人都热烈支持将该舰改装成军用运输船，大约有1500名民工像蝗虫一样涌向该船进行改装工作。
改装任务非常紧迫，必须在1942年2月28日以前完成。完成后，该舰将在舰长罗伯特·考曼德(Robert C·Comand)的率领下，驶离纽约港去波士顿。在那儿，它将要装上10000名士兵和他们的武器装备去大西洋沿岸的某个地方——毫无疑问，它的目的地将是英国。
但是，2月9日下午2∶34，“起火了”的喊声突然从船上响了起来。这时候，距“诺曼底”号远征欧洲只有3周的时间了。人们匆忙扑上船去灭火，但是，当天是一个大风天，火很快就失去了控制，人们眼睁睁地看着火漫过了甲板，不到一个小时，整个船就变成了火的海洋。
火势不断蔓延，将近3000名民工、船员、海军士兵和海岸警卫队成员爬过“诺曼底”号的船舷，吊下绳子，顺绳子跳到码头上，有的干脆直接跳到踏板上逃生。纽约市的消防队员发誓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猛烈的大火。
大约有3万纽约市民聚集到第12街观看这场大火。在他们中有一个头发花白个子矮小的老头，他就是“诺曼底”号的设计师魏德米·亚克维奇。他的脸上布满了愁容。因为他浓重的口音，警察没有让他通过警戒线到船边。实际上，就是魏德米·亚克维奇也对大火中自己的杰作无能为力。凌晨2∶32，这只倒霉的船终因灌水太多、倾斜过度而翻了过去，就像一条搁浅的大鲸鱼，躺在了哈得森湾的冰面上。
在每一条船都显得非常重要的时候，美国失去了一条最大的船，同时有1人死亡，250人受了擦伤、扭伤、摔伤以及眼睛和肺部的灼伤。
美国政府立即成立了几个调查组以查明这起备受公众关注的大事故，联邦调查局和福兰克·霍根律师盘问了100多位证人。与此同时，海军也成立了以退休海军少将莱姆·雷黑(Lamar Leahy)为首的调查组。两个月后，国会海事委员会成立的调查组发布结论说：“起火的直接原因应归结于民工的疏忽和管理上的疏漏。”
然而，广大的美国人并不买政府的账。为什么一个如此巨大的海轮，在有大量防火设施的情况下，能够爆发大火，并在几小时内变成一堆焦炭？是不是有纳粹破坏分子渗透到船上，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纵火烧毁了这条船？如果是这样的话，有1500名民工散布在船的每一个角落，为什么没有人发现有人纵火呢？或者是两个以上的纳粹或纳粹同情者共同完成了这项破坏性的工作？
“诺曼底”号的烧毁是否是纳粹所为，已经伴随着这场大火造成的重大损失成为一个巨大的谜团。
SL125护送舰队：苦肉计的牺牲品？
1942年11月3日的深夜，1400多艘盟军的各式战舰划破大西洋的夜空，向北非驶去。此次行动的目的地是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港和阿尔及尔港，中途要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这条海峡是一条狭窄的水域，长32英里，宽8到23英里，连接大西洋和地中海。这是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进行的进攻行动，代号为“火炬行动”。
几天以来，德国空军和他们的无线电监测船一直跟踪着这支从不列颠群岛出发的舰队。 在德国，海军元帅艾奇·雷德(Erich Raeder)虽然不知道这支盟军舰队在北非的具体靠岸地点，但他明白，他们一定要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而到达他们的目的地。
于是，9艘德国潜艇和26艘意大利潜艇聚集在了直布罗陀山附近，每天进行巡逻。德军的鱼雷中队也进入警戒状态。实际上，德军已封锁了海峡。
当英国来的盟军舰队离直布罗陀山还有100海里左右时，驻守直布罗陀山的德军潜艇群突然向西南方向疾驰而去。24小时后，德军潜艇群与美国海军少将雷勒(Reyne)率领的SL125护送舰队拼上了速度。这只护送舰队由大西洋边的西非小国塞拉利昂返回英国，主要由一些空的运输艇和小护卫舰组成。
这场德军潜艇和盟军护卫队之间的战争进行了6天6夜。德军宣称击沉了30艘盟军的船只，这相当于雷勒少将所有的运输艇。但同时，因为德军的潜艇都去追击雷勒的舰队，使得直布罗陀海峡门户大开，从英国来的战斗舰队平安地溜过了海峡。
德军的潜艇群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它为什么突然朝南去追击拦截一个空的护卫舰队呢？为什么他们追击雷勒舰队长达6天6夜之久呢？也许这是英国人设的计谋，让叛变过来的德国间谍告诉德军，SL125上有大量的重要设备和给养，使得德军去追击他们。是不是英国的决策者故意让SL125在适当的时间出现在适当的地点，成为“火炬计划”的牺牲品呢？
也许只有盟军的高级军官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们都选择了沉默。直到战争结束多年后，SL125的指挥官、不幸的雷勒少将给出了一些他的舰队作为“火炬计划”牺牲品的线索。雷勒说：“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首次因为损失了好多舰船而受到祝贺！”
最后通牒：不幸还是计谋？
1943年1月1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及其高级助手齐聚卡萨布兰卡的安发酒店。经过几个月的战争，盟军已经基本上将德国和意大利军队赶出了北非。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英美联军下一步将选择哪里作为突破口？
这些人一坐下来，激烈的争论就开始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满头银发的乔治·马歇尔以保持低调而著称，他主张应当从英吉利海峡反攻德军占领的法国西北部。而机敏的 、长着鹰钩鼻子的英国皇家军队首领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则提议应当进攻意大利的西西里，以迫使希特勒回防地中海，这将缓解东线苏联军队的巨大压力。
双方处于胶着状态，经过4天激烈的争论，最后，美国人放弃了他们的观点。
在美国和英国领导人各自回国以前，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应邀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罗斯福用即兴表演的方式发布了一条令所有参加会议的各国领导人都目瞪口呆的消息，这条消息让其他盟国领导人都感到痛苦和沮丧，却让阿道夫·希特勒找到了一个藉以宣传的借口。
在大批记者瞪着渴望的眼睛做记录的时候，罗斯福总统说：“丘吉尔首相和我已经决定，我们将不接受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投降，除非他们的投降是无条件的。”
正坐在旁边抽雪茄的温斯顿·丘吉尔被这句突然的话震惊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把“无条件投降”这句话用在目前的战争上。
丘吉尔清楚地知道，第三帝国迄今为止还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刚才的这些话会被理解为是一种挑衅。他确信，在战争胜负未定的时候，给敌人开出苛刻的条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但是，错误已经发生了。丘吉尔不能在记者招待会上，当着大批记者的面拆盟友的台，于是他说，自己确实已经同意了该说法，但是，对这种说法他听到的时间也不长。几分钟内，这条消息就传遍了全世界。
后来，一个英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对丘吉尔说：“除非这种说法有所松动，否则的话，德国会将残酷的战争进行到底。”因为已经在公众面前表了态，丘吉尔听了这话后只能耸耸肩。
美国陆军将军乔治·巴顿是一个桀傲不驯的人，他带领军队参加了北非战争。听了这个消息后，他用几乎发狂的语气对他的密友说：“我们的总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是，他妈的，他就从来没有读过历史。他和我们政府里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根本不了解德国人。听听这狗屎般的所谓的‘无条件投降’，德国人想找继续战争的借口，这就是很好的一个。这将使战争拉得更长，死的人更多，让苏联人占领更大的地盘。”
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他私下对他的助手说：“如果在绞刑架和刺刀之间做选择，就是你也会选择刺刀的。”
在柏林，纳粹的高级官员们都为这条消息感到高兴。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天才的演说家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f Goebbels)博士在柏林的一次纳粹高级集会上说：“因为敌人要消灭我们的国家，奴役我们的人民，所以，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为了国家的存在而进行的战争，为它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全场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盘旋在英格兰上空的疆克(Junkers)战斗机的德国飞行员，在欧洲大陆上空的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在北大西洋德国潜艇里的海军以及在苏联冻土地带猫耳洞里的德国陆军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都重新温习了他们决战到底的誓言。
难道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个擅长于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的著名政治家，说出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胡话——“无条件投降”？或者这场没有排练的新闻发布会是一个由罗斯福和他的高级幕僚策划的计谋，以使丘吉尔答应本不想答应的事？
在罗斯福的政府里，确实有一些人坚持欧洲战争的结束应以第三帝国的灭亡而不是以其被打倒为标志。这些被称为强硬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财政部长亨利·莫耿斯(Henry Morgenthau)，助理国务卿亨利·迪克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影子幕僚伯纳德·巴赤，国务院的安哥·休斯。
亨利·莫耿斯就住在罗斯福总统海德公园寓所附近，能够经常面见总统。此前，亨利·莫耿斯提出了一套处置战败国德国的方案。按照此方案，德国的重工业将被彻底破坏掉，矿藏将被用水淹没，从而使德国所有的必需品都必须依赖进口。这套方案实际上是使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9000万德国人将被关在一个巨大的集中营里，四周有重兵把守，如果德国人未经允许私自离开，卫兵将会射杀他们。并且，这份报告还列出了长长的、德国高官的黑名单。
可以想像，罗斯福总统是知道并批准亨利·莫耿斯的计划的。这样的话，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那让世人震惊的“无条件投降”的即席宣言是这种背景的产物呢?还是一个标志，一个美国打算不惜任何代价与德国战斗到底的标志呢？
恐怕只有罗斯福、亨利·莫耿斯和其他白宫的高官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巴尔干的政治纠纷
巴尔干对希特勒来说不仅是其第三帝国的东部前线，而且由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战略资源——石油，使它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巴尔干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还为德军提供了好几万的士兵。
保加利亚是一个山地国家，长370英里，最宽处185英里，位于黑海之滨，南临希腊，北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战争中扮演了一个十分奇特的角色。1941年12月12日，也就是日本 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后的第5天，保加利亚君主保罗斯(Boris)三世对英美宣战。但是，奇怪的是，他对与德国作战的苏联却非常小心，尽量避免与之发生冲突。
1943年年中，希特勒在他的东普鲁士的指挥所得到消息说，保罗斯三世暗中纵容将该国从轴心国分裂出去的行为。希特勒顿时警觉起来，随即一场闻名整个世纪的政治纠纷就这样发生了。
由于害怕保加利亚分裂出去后，他将会失去整个巴尔干半岛，希特勒在他巴伐利亚的行宫中紧急召见了保罗斯三世。在希特勒一阵暴风雨般的咆哮后，保罗斯三世同意保加利亚继续留在轴心国。
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密切关注着保加利亚的局势，并且对整个巴尔干半岛跃跃欲试：这块土地太适合共产主义传播了。而且，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无疑将为斯大林的战争机器提供巨大的帮助。
就在这时，英国和美国的特工散发了一些很高明的谣言，迫使希特勒相信盟军将要进攻保加利亚，这样就使希特勒调集军队到保加利亚，从而减轻了盟军在西欧的压力。
1943年8月28日，就在保罗斯在德国同希特勒不愉快的会面结束，回到首都索非亚几天后，这位一国之君突然死在他的宫中，从发病到死亡不过一个小时。在柏林，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宣布，保加利亚君主保罗斯死于一种罕见的毒，可能是蛇毒。
很明显，保罗斯死于谋杀。但是，是谁干的呢？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甚至保加利亚本国人都有可能。好多人也在怀疑，毒蛇怎么能溜进皇宫呢？皇帝奇怪的死亡在保加利亚国内引起了不安和骚动。
西蒙(SIMON)二世继承了皇位，但他还是一个孩子，于是成立了摄政委员会，主要由皇叔和其他两个人组成。这个委员会成立后，派人到开罗与英美接触以求和平。就在这时候，斯大林害怕保加利亚加入西方阵营，于是宣布对保加利亚宣战。显然，他在这场巴尔干的政治纠纷中走得更远。
9月8日，保加利亚为了免遭苏联人的进攻，反戈一击，对德国宣战。保加利亚命令10个师中的5个师，开到前线与德国作战，这几个师完全是由希特勒装备的。在这两个前盟国开战的同时，保加利亚的摄政委员会在莫斯科与英国、美国和苏联签署了停战协定。
然而，停战协定上的墨迹未干，斯大林就派乌克兰第三方面军进入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共产党接管了政权，摄政委员会的成员被逮捕并处死。接着，保加利亚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清算所谓叛国者的高潮。
所有这些事件，包括后来斯大林的介入都起因于保罗斯三世的死。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杀死了保罗斯三世，但是，莫斯科、柏林、伦敦以及索非亚的嫌疑最大。
空中伏击战(1)
1944年3月22日，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密友兼助手海瑞·巴彻(Harry C·Butcher)少校在他的战事日记中写道：“斯班茨(Spaatz)将军(美国在欧洲的空中轰炸机部队司令)对这件事不是感到吃惊，而是承认该计划将会让德国空军冒火。”这些战事日记是巴彻为艾森豪威尔将军记的。
日记中的计划指的是“断然”计划，这是一个英美联合轰炸德国的计划。它主要有两个 目的：一是破坏德国重工业基地，二是迫使德国空军回到本土，这样，在D日盟军进攻欧洲大陆的时候，盟军的空军在欧洲西北部就可以取得绝对的制空权。
盟军战争情报局欧洲处的领导沃伦斯·卡罗尔(Wallace Carroll)在“断然”计划实施前夕，对他的美国上司说：“如果引诱和欺骗德军回防的目的能够实现，那么，牺牲一个人，将会在盟军登陆的诺曼底海滩上换回几千个甚至几万个士兵的生命。”
在巴彻少校在日记中记下他的评论前3个星期的一个晚上，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司令亚瑟·海瑞斯(Arthur Harris)元帅命令英国气象专家汇报当晚关于德国的天气预报。专家报告说，德国的天气情况将有利于德军的防空而不利于英国轰炸机的行动：强风将会吹散英国战斗机群而且空中几乎没有云层来隐蔽飞机，另外，晚上的半月将非常明亮。尽管有这么多的不利因素，海瑞斯元帅还是命令那天晚上(3月30日到31的夜晚)的进攻目标是德国西北部腹地的纽伦堡。
参加这次行动的皇家空军飞行员感到很困惑，因为战斗机群将要沿着一条特别的路线行动，该路线被他们称为“高射炮巷子”。这条线路上聚集了德军众多的防空基地，德国的重工业心脏鲁尔工业区也位于这条线上。更麻烦的是，好多飞行员都被天气情况误导，115中队的托尼·佛哥提后来写道：“我们被告知，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将会百分之百地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中飞行。”
下午5∶30分，德国空军情报首脑沃尔夫冈·马提尼(Wolfgang Martini)将军向防空司令汉斯·朱尔敦·斯朴夫(Hans-Juergen Stumpff)将军发出了紧急警报：当晚，将有700-800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轰炸德国。事实上，将有850架威灵顿式、哈里法克斯式和兰卡斯特式英国飞机参加这次行动。为什么马提尼将军对参与行动的皇家空军飞机的数量估计得这么准呢？难道他事先知道这次纽伦堡行动吗？
下午7∶10，斯朴夫将军走出位于柏林郊外的指挥所，命令6个师的空军为这次行动做好准备，另外，他还从远方调集了夜间作战中队，部署在英国轰炸机的航线附近。
晚上10∶01，英格兰西南部宁静的夜空被起飞的英国皇家空军打破，这些飞机直飞德国的纽伦堡，整个机群长达65英里，宽10英里。
晚上10∶16，飞行员发现百分之百的乌云并没有出现，代之而起的是明亮的月光，整个机群几乎完全暴露在月光下。更糟糕的是，狂风将机群的形状吹散了。
晚上11∶07，当第一架轰炸机飞近德国边界时，斯朴夫命令德军第一、第二和第三空战师在德国城市亚琛和法兰克福集结。几乎所有部署在西欧的德国夜间作战飞机都准确地集结到了皇家空军的飞行路线上。
晚上11∶23，英国人组织了两次诱骗性的进攻，一次是50架哈里法克斯式飞机越过北海，进攻柏林和汉堡，另一次是35架“蚊”式战斗机进攻亚琛、卡塞尔和科隆。这两个行动都是为了使德国人上当，以混淆英国进攻的重点。但是，斯朴夫并没有上当，他命令大批的作战飞机都集结在飞往德国东南部的必经之路上。
晚上11∶37，斯朴夫精确地计算出皇家空军飞行员飞抵德国以及自己的飞行员的飞行时间，于是德国飞机加足了油料，装满了弹药，并配备了新式雷达SN-2，朝自己的猎物直扑过去。
德国空军将军斯朴夫看上去早就知道纽伦堡行动美国空军
晚上11∶42，德国夜间战斗机无线电频道传出了“敌机”的喊声，并伴随有尖厉的高射炮声。发出巨大声响的英国轰炸机群完全暴露在明亮的月光下，这是一场典型的空中伏击战。
凌晨0∶02，纽伦堡的防空军就被告知，该市可能是英国皇家空军进攻的目标，而这时候离皇家空军投弹还有一个小时呢，这些飞机可以飞向任何其他城市。
0∶45，在损失了59架飞机后，皇家空军机群飞向富达，在那儿它们将会掉转方向，朝东南方72英里的纽伦堡飞去。这次掉转方向好像早就被斯朴夫预料到了，他命令德国空军紧跟在英国飞机的后面进行进攻。
凌晨1∶10，大多数纽伦堡市民已经躲进了防空掩体。一般情况下，德国只能在空袭发生前几分钟拉响防空警报，而这次，他们却在皇家空军到来前32分钟就拉响了它。
1∶12，几百吨炸药倾泻在了纽伦堡，整个城市都被浓烟所包围。一些位于老城区的工业区遭到了破坏，但是，大部分城区并未受到影响。
1∶28，这次长距离的奔袭接近了尾声，皇家空军开始返航。他们遭到了德国夜间作战飞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大多数幸存的轰炸机机身上布满了机枪和高射炮的弹孔。
凌晨5∶00，幸存的飞行员疲倦地爬出了飞机，脸上满是痛苦和百思不解的表情。
空中伏击战(2)
空军中尉斯蒂芬·布若后来回忆说：“很明显，德国人在守株待兔，有传言说进攻计划被泄露了。”
皇家空军的轰炸机群遭受了自战争爆发以来最大的损失：745名飞行员死伤，另外159名跳伞落在了敌人的阵地，做了俘虏。英国情报机构的文件表明，另外有53架飞机坠毁在了英国本土，使得损失的飞机总数达到161架。
在这场战斗中，德国方面损失了5架夜间作战飞机，另有5架受伤。
难道纽伦堡计划真的被故意泄露给了德国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谁干的呢？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英国间谍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将来的法国登陆战中，误导德国人，使其搞不清进攻的地点和时间。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有一些受控于英国谍报机关的德国“反正”间谍，在纽伦堡行动前向以前的德国主子汇报了纽伦堡行动计划。
据说，这个计谋是命名为“保镖”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保镖”计划要使德国确信，盟军将在离诺曼底海滩200英里以外的加莱港登陆。据推测，泄露纽伦堡计划，是为了使德国情报机构更加信任那些已经叛变的德国间谍，那么，当这些人告诉德国人关于盟军大规模进攻地点的假情报时，德国人将会深信不疑。这就意味着盟军高层认为，为了在D-日取得更大的胜利，牺牲一些人是值得的。
战后，逐渐显露出来的证据表明，为了加重夺取D日胜利的筹码，纽伦堡计划确实被泄露了出去。纽伦堡计划实施前被德军俘虏的英国飞行员说，在皇家飞行员从英国起飞前的4小时，德军的情报官员就告诉过他们，那天晚上，英国要进攻纽伦堡。
也许纽伦堡事件的真相将永远不会被人知道了，但是，许多人相信，数以千计的英国飞行员和数以百计的轰炸机都是做了进攻诺曼底的“海王星行动”的牺牲品。
诺曼底的D-日必要吗？
1944年6月4日下午6点刚过，巴黎圣安基娜修道院大门的门铃就叮■叮■响了起来。修道院里的大嬷嬷海罗蒂·福瑞德的心随着铃声一阵一阵地发紧，她老觉得门外站着德国的盖世太保。两年多来，这个修道院一直都是法国地下组织贾德·阿米考(Jade Amicol)的指挥部，这个组织由法国人组成，受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指挥。海罗蒂大嬷嬷和院内的12名修女都是贾德·阿米考的信使，她们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件事。
当海罗蒂大嬷嬷小心翼翼地打开大门时，她发现眼前站着一个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的男子。她很快就认出此人是德国将军卡拉瑞斯，此人从1933年起就一直掌管着德国反情报机构，在几个月前，因为柏林的权力斗争，他的这一职位被剥夺了。
看到这个让整个欧洲都颤栗的人，海罗蒂大嬷嬷感到一阵不安，但她很快就恢复了镇定。在此人到来之前，贾德·阿米考的领导人、令人敬畏的奥勒内尔·克劳迪(Colonel Claude，他的真名叫阿莫德)上校就告诉过大嬷嬷，卡拉瑞斯今晚要来。但海罗蒂大嬷嬷仍旧警惕地询问卡拉瑞斯有何贵干。
“我来做祈祷。”他回答道。
于是，大嬷嬷领着卡拉瑞斯穿过神龛(神龛里藏着与英国军情六处联络的发报机和接收装置)，来到她的卧室。在那儿，阿莫德在等他们。两位男人严肃地握了手。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会面，一方是整个法国北部反纳粹地下组织的首领，而另一方则是旨在消灭该地下组织的纳粹反间谍情报机构的头目。
4年多来，卡拉瑞斯一直是德国反纳粹抵抗组织“黑色管弦乐队”的灵魂人物，该组织成员包括高层军官、政府官员、平民以及宗教领袖。所有的人都认为，希特勒正在将心爱的祖国引向毁灭之路。他们一直在努力设法得到美英等国的支持，除掉希特勒，结束与西方的战争。
尽管“黑色管弦乐队”的领导人中包括像德军陆军元帅隆美尔这样深得德国人爱戴并且让他的对手美国和英国人都赞赏的精英人物，西方盟国还是对他们提出的建议不予理睬。
威海姆·卡拉瑞斯国家档案馆
到1944年的早些时候，事情已经越来越明显，盟军在英国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卡拉瑞斯向英国军情六处的负责人斯蒂沃特·曼茨(Stewart Menzies)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包括全套的德军作战命令以及德国将军制定的旨在粉碎盟军登陆的作战计划。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统帅像艾森豪威尔这样能在战前就得到如此重要的情报。
卡拉瑞斯是通过在里斯本和马德里的比较信任的信使来传送这些消息的，这两个城市当时都是中立城市。他将自己发出的情报都编上号码，然后送出的情报经里斯本和马德里的英国间谍送到伦敦。
随着春天的到来，盟军进攻的日子越来越近，卡拉瑞斯变得绝望起来。他要求英国和美国能够公开支持“黑色管弦乐队”的呼吁如石沉大海。为了挽救德国，他决定亲自做最后的尝试，他已经将谨慎等字眼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于是，卡拉瑞斯与一名职员取得了联系，该职员在德国驻法国最高统帅卡尔·海里奇·冯·斯迪篷哥(Karl-Hennirich von Stuelpnagel)将军的巴黎办公室工作，也是“黑色管弦乐队”的成员。通过此人，卡拉瑞斯与贾德·阿米考的领导人阿莫德的助手菲力浦·凯恩见了面。
在5月下旬的一天(离盟军的进攻只有一周左右)，凯恩溜出了伦敦，乘坐小型飞机降落在法国首都的郊外。这些小飞机是专门用来运载间谍的。他这次危险的飞行是为了得到关于贾德·阿米考在这次登陆战中所扮演角色的命令，同时，他还带了一封由卡拉瑞斯写给军情六处领导人斯蒂沃特·曼茨的信。
卡拉瑞斯在信中再次请求盟军与“黑色管弦乐队”合作，以避免将要发生的战争。这位德国将军几乎不知道，他的这封信注定要被拒绝，因为德国被要求无条件投降。
曼茨不回答这封信也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位军情六处的领导人亲自写了一封回信。菲力浦·凯恩将它带回巴黎，在圣安基娜修道院将它交给了阿莫德。
阿莫德立即给在冯·斯迪篷哥将军指挥部的“黑色管弦乐队”联络人打了电话，请卡拉瑞斯6月4日晚上来修道院。大嬷嬷带卡拉瑞斯到她的卧室后就离开了。阿莫德将曼茨的信交给了他。
卡拉瑞斯戴上眼镜，坐在安乐椅上开始读这封信。这时房间里异常安静。读完信后，这位将军叹了一口气说：“德国完了！”
36小时后，盟军在诺曼底分5路登陆。
鉴于“黑色管弦乐队”的建议，许多人都心存疑问：诺曼底的D-日是否必要？著名的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卡罗来斯·冯·鲁迪查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反纳粹德国人的观点，他在战后很长时间宣传说那场进攻完全可以避免，并可以挽救数以万计的生命。他写道：
D-日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错误。如果英国和美国能在公开场合为德国的反抗志士说一句话，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就可以在海边散步，而隆美尔将会来向他们致敬。但是，英国和美国想的却是要将德国彻底摧毁。
战争过去了好多年，英国首相丘吉尔首先站出来承认，英美联军不理会德国内部的反抗势力是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因为这些人代表了德国许多人的意愿。
高层文过饰非的证据(1)
1944年11月下旬，德国党卫队将军塞普·迪尔瑞奇(Sepp Dietrich)在柏林饭店举行了浩大的聚会。他是一个个子高大、声音粗哑、长相魁梧的人，刚从西部前线回来。在20年代纳粹党兴起的时候，迪尔瑞奇就是希特勒的密友。这天晚上参加宴会的人中，有一个30多岁、漂亮的爱尔兰籍女人，她是一个匈牙利外交官的妻子。
因为匈牙利是德国的盟国，迪尔瑞奇在席间毫无保留地谈起了战争。他丝毫没有想到这 位外交官的妻子居然是盟军的间谍。多少个月以来，她一直向盟军提供各种从社交场合获得的情报。
几个小时后，这名爱尔兰妇女就告知伦敦，由塞普·迪尔瑞奇将军率领的德国第六装甲师正秘密地向比利时和卢森堡交界的安德雷森林地带集合。不知什么原因，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一位情报官员没有做任何深入的调查就将这份情报束之高阁了。
安德雷地区长75英里，有茂密的森林、山地和纵横交错的峡谷，几乎没有路能够让坦克等重型设备通过，因此被人们称为魔鬼前线。因为地表条件的限制，美国第12集团军的奥马·布瑞德雷(Omar Bradley)将军在该地区只部署了刚刚参加完战争的老兵及其他零散部队。
在德国方面，也将魔鬼前线用作同样的作用。1944年12月上旬，美德两国士兵已经在来复枪的射程内，但是他们却达成了君子协定，你不打我，我也不攻你。因此，虽然双方都派出了巡逻队进行巡逻，但除了大雪下松树的沙沙声外，一切都显得非常安静。
两边几乎都没有人意识到，德国军队在1870、1914和1940年三次从这个地方攻入比利时。
尽管魔鬼前线显得非常安静，但有种种不祥的预兆显示，德国军队正在该地区酝酿着什么。6周以前，美国士兵获得了几份德国命令，上面写着德军成立了一个由党卫队上校、“疤痕脸”斯克罗尼领导的英语旅，斯克罗尼因一年前在意大利的一个山峰上营救墨索里尼而出名。
其他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出现在安德雷德军一方的阵地上：在过去几个月中经常出现在安特卫普盟军重点给养中心上空的德国无人驾驶轰炸机不再出现了；更重要的是，德军的通信电台也突然关闭了。
12月4日，不知什么原因，一名德国妇女溜过了安德雷的德军防线，向美国情报官员汇报了德国防线一侧狂热的备战行动。这些行动包括运载浮桥、小船和其他设备到前线。她还汇报说，晚上大量的装甲车和大炮向西部移动、集结。
7天后，美国巡逻兵抓住了一个德国人，从他口中得知，驻守在魔鬼前线的德军已经命令所有休假的军官提前结束休假赶回部队。很明显，德军正在准备一场进攻。但是，经过盟军繁复的情报渠道，高层得到的消息却是：德军俘虏说，德军正担心美国发动进攻。
一天晚上，一个德国党卫队信使迷了路，不小心被美军抓获。从他的身上搜出一封师部发给魔鬼前线连队的信，信中说，“以前让你们撤退的命令是错误的，呆在原地，为马上就发生的进攻作准备。”
就在同一天晚上，在安德雷地区，美军伏击了一小股德国巡逻队，从队长的口袋里搜出了12月16日进攻的命令。这个情报马上被送往盟军的师指挥部。但是，美军情报渠道的官僚作风使得这个情报失去了踪影。
安德雷地区的美军中，从最高统帅奥马·布瑞德雷将军到哨所里的普通美国兵，没有人发现德军在12月15日夜晚前，已经将650000士兵、1906门大炮以及其他大量的后勤设备运抵魔鬼前线。这个行动就好像将整个旧金山的人口和他们的辎重移动了几十英里而没发出一点声响，以致加利福尼亚州没有人发现这件事。
12月16日寒冷的早晨，天刚蒙蒙亮，魔鬼前线惯有的宁静突然被德军的几百门大炮所打破。40分钟后，几万名德军在坦克及装甲车的掩护下，冲进了慌乱的美国士兵中并很快深入到比利时境内。这次进攻的先遣军就是迪尔瑞奇的第六装甲师，这与两周前匈牙利外交官的妻子所提供的情报完全一致。
美国人完全被震惊了。6周后，德军被重新赶回到塞福雷德线，但这场被称为“凸出”的战争使得双方近50万人伤亡。
美军在事发前没有人对收集到的情报进行整理，并由此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从而避免德军的巨大胜利。谁应当来承担这个责任呢？发生这件事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阿绰(Ultra)在德军的无线电停止后，显得束手无策；另一个是德军的欺骗行动使得美国人睡大觉去了，美国的高级将领和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人都认为德军已经无力发动大的进攻了。
但是，确实有人试图掩盖高层的玩忽职守甚至失职。直到战后25年，在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文件解密后，艾森豪威尔的情报官员、英国人凯内斯·斯壮才知道曾经在他的鼻子底下，成立过一个秘密的专门小组来调查谁应当为安德雷事件负责。
就在这时候，也就是战争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后，斯壮将军惊讶地发现，保存在伦敦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和巴黎郊外艾森豪威尔办公室的所有关于“凸出”战争的文件都不翼而飞了。
其他幸存的文件都明显被改动过。美国官方历史学家考勒数年后写道：“为了逃避罪责，有关安德雷战争的情报文件中的句子、短语甚至标点符号都被篡改过，以达到改变原意的目的。”
高层文过饰非的证据(2)
盟军这次奇怪的失败成为战争中的不解之谜。
惊人的巧合
楚克很快就获悉，只隔着一个小篱笆的隔壁人家的主人在伦敦上班，只在周末回来住。他的名字叫斯蒂沃特·曼茨，出身于英国一个显赫的家族，该家族曾涌现过许多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臣。
楚克也发现了一件极为意外的事，那就是：他的邻居斯蒂沃特·曼茨是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老板，而军情六处的任务就是查出像楚克这样的德国间谍。
手术室里的重逢
1938年3月，希特勒的铁骑开进了欧洲小国奥地利。这之后不久，一个叫罗曼·图斯克的波兰人辞去了他在法国里昂的工作，打算回到祖国。他在法国的工作是做飞行教练。他确信，欧洲处在战争的边缘，波兰将是希特勒的下一个进攻目标。
图斯克驾驶着他的飞机从法国里昂起飞，但是中途引擎出了故障，他只好紧急迫降在德国纳粹控制下的维也纳。引擎要到第二天才能修好，于是当晚他找了一家旅馆住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图斯克退房前走出旅馆前门去买香烟，突然，一个人飞快地跑过来将他撞翻在地。图斯克站了起来，生气地抓住了来人的领子。那个人脸色苍白，浑身是汗，气喘吁吁，使劲想挣脱。
“盖世太保，盖世太保！”他大声喊道。
图斯克不懂德语，但他马上明白了这个吓呆了的人正被德国的秘密警察追捕。于是他拉着这个人，穿过旅馆的前厅，爬上楼梯来到他的房间，将这个陌生人藏在他的床下。图斯克将床单和毛毯拉下来，遮住了床底下的这个逃亡者。因为图斯克前一天晚上就住在这里，因此，床的凌乱并不显得突兀。然后，他脱掉外套和领带，好像他刚刚起床一样。
过了一会儿，两个盖世太保闯进门来，显然，大厅里有人已经将所见告诉了他们。德国人大声问了一些问题，每一次图斯克都耸耸肩。在看了图斯克的护照后，盖世太保没有搜查房间就离开了。
图斯克关上门，长长地嘘了一口气。陌生人从床底下战战兢兢地爬了出来，对图斯克说了一堆德语。图斯克没有听懂一个词，但他知道都是一些感谢的话。
后来，图斯克用蹩脚的英语问其他人，盖世太保为什么抓这个人，别人回答说，因为他是犹太人。
于是，图斯克连比划带手势地告诉犹太人，他将飞往华沙。这个犹太人恳求带他一块儿走。图斯克犹豫了很久，因为他明白，要是带这个人出境一旦被德国人抓住的话，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都会丧失。但最终，他同意了这个可怜人的乞求。
在机场海关，图斯克说这个人只是到机场送自己，他们顺利地通过了海关。然后，俩人爬上飞机，飞机顺利地起飞了。越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后，在黄昏时分，到达了波兰边境城市克拉克夫附近的一个牧场。如果这个流亡者进入克拉克夫机场，他将会被捕，因此，他们俩现在就得分开。
图斯克拿出地图(为了防止丢失，图斯克曾经用很粗的笔在地图上写了自己的名字)，给这个奥地利犹太人指出了当前他们所在的位置，然后，图斯克拿出口袋里的大部分钱给了他。这个流亡者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一句话也没有说，握了握恩人的手就消失在黑暗中的密林里。
1939年9月1日，德军大举入侵波兰，罗曼·图斯克作为一名飞行员与来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是，仅仅6个月，波兰就被德国这个庞大的战争机器征服了，图斯克流亡到了英国，于1940年加入了自由法国空军组织，战斗在英国战场上。
在一次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战斗中，图斯克被德国空军的飞机击伤，虽然身上流血，头晕目旋，图斯克还是驾驶着冒烟的飞机降落在了基地。刚从飞机的残骸中爬出来，他就失去了知觉——他的头部严重受伤。
在紧急送往医院后，一个外科医疗小组对他进行了检查。是否该对病人做手术，这个医疗小组拿不定主意。最后，手术还是进行了。当这个波兰人苏醒过来时，他看见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正注视着他。
“还记得我吗？图斯克。”这个人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问道。图斯克摇了摇头。
“三年前你在维也纳救了我的命。”这人说道。
尽管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图斯克还是记得三年前营救那个奥地利犹太人的插曲。这个穿着白大褂的犹太人说，他在德国入侵波兰前就逃到了英国。图斯克问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的。
“咱们在克拉克夫的牧场分手的时候，你给我的地图上有你的名字。”
这个人继续说道：“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来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了。我是一名脑外科医生，你看，我就是这次给你做脑手术的大夫之一。”听完这话，图斯克惊呆了。
贵族间谍
罗伯特·楚克是一个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温文尔雅的德国贵族。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加入由卡拉瑞斯领导的德国情报机构阿勃韦尔。而且，早在30年代晚期希特勒准备战争的阶段，他就是众多渗透到英国的德国间谍之一。
因为出身于德国上流社会，楚克被派到英国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入英国的国际贵族组织中，去探听情报。这个组织很小，但很严密，对英国的政治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力。
不管是德国的还是英国的贵族，希特勒都极其蔑视，但他对楚克的情报却非常重视。因为，他认为英国的政权实际上掌握在英国的上流社会手中。
如果罗伯特·楚克想给英国富有的同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的话，他首先得向他们显示自己多么富有。于是，他在英国的乡下，查平汉姆和巴斯之间租了一个很大的庄园，名叫来克顿庄园。随后，卡车运来了大量的名贵家具、油画、雕塑、珠宝以及衣服。另外还有5辆用纯种马拉的车。也许从来没有一个纳粹间谍有过如此富有的间谍生活。
楚克还有一个管家、一个厨师长、一个马夫、一个男仆、两个厨师、三个女仆、三个园丁和一个贴身男仆，这些人是他带来的，或者是用高价从当地聘请的。此外，还有一个美貌的情人沃拉蒂·芭雷西。
于是，正如精明的阿勃韦尔老板卡拉瑞斯所预料的那样，楚克和芭雷西从他们到达来克顿庄园的那一刻起，就顺理成章地被当地的上流社会接纳了。楚克立刻被邀请加入到一个叫比福特的狩猎组织中，这个组织是一个专门猎狐狸的组织，对英国的政府事务有很大的影响力。组织者是比福特公爵，他是乔治国王和皇室宫殿——白金汉宫的管家。
楚克很快就获悉，只隔着一个小篱笆的隔壁人家的主人在伦敦上班，只在周末回来住。他的名字叫斯蒂沃特·曼茨，出身于英国一个显赫的家族，该家族曾涌现过许多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