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兵书排座次，是在所有兵书中，突出三大经典；三大经典中，突出《孙子》；《孙子》中，突出十三篇。
这个“三突出”，对兵书存废起了很大作用。
另外，应该指出的是，《黄石公三略》在这一时期很流行。
当时，《三略》是新典，不是古典。我说的五大经典，还没包括这一种。
六：六大经典和《孙子》六家注（南北朝和隋唐）
“六”是六大经典和《孙子》六家注。
六大经典是《孙子兵法》、《太公》三书、《司马法》、《吴子》、《尉缭子》和《黄石公三略》，即五大经典加《三略》。
（1）《孙子兵法》。不管一卷本，两卷本，还是三卷本，都是十三篇本，同于《孙子略解》，而有别于曹操编的《续孙子兵法》和其他挂孙子之名的单行本，如《孙子八阵图》、《孙子战斗六甲兵法》、《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孙子兵法杂占》、《吴孙子三十二垒经》。前者是走上坡路，越来越突出，成为经典，后者是走下坡路，逐渐归于散亡。
（2）《太公》三书。是单本流行，《谋》变为《太公阴谋》（《七录》是六卷本，《隋志》是一卷本，曹注是三卷本），《言》变为《太公金匮》（《隋志》是两卷本），《兵》变为《太公兵法》（《七录》是三卷本和六卷本，《隋志》是两卷本和六卷本）。还有《太公六韬》（《七录》是六卷本）和其他托名太公的书。《六韬》，《庄子·徐无鬼》已有这个书名，只不过是作《六弢》。《隋志》的《太公》三书是《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太公兵法》，两《唐志》的《太公》三书是《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太公六韬》。《隋志》的《太公兵法》和《太公六韬》都有六卷本。我很怀疑，《太公六韬》是《太公兵法》的另一种本子。这是《太公》三书中专门讲兵事的一种。后来的《太公》书，只剩这一种。今本《六韬》也是六卷。
（3）《司马法》。《隋志》和两《唐志》只有三卷，和今本卷数一样，显然是删节本。
以上三种是齐系统的三大经典。
（4）《吴起兵法》。地位不如前三种。《隋志》有贾诩注《吴起兵法》，只有一卷，肯定是删节本。两《唐志》没有吴起的兵法。
(5）《尉缭子》。地位也不如前三种。这本书，性质很复杂，学者有争论。《汉志》有两部《尉缭》，兵书《尉缭》（二十九篇）和杂家《尉缭》（三十一篇），这两种《尉缭》，篇幅差不多，大概都是五六卷的样子，什么关系，不清楚。《七录》，兵书有《尉缭子兵书》（一卷），杂家有《尉缭子》（六卷）。《隋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两《唐志》，也只有杂家《尉缭子》（六卷）。今本《尉缭子》是五卷，只有二十四篇，比《汉志》的两种《尉缭》都要小一点。它的前十二篇是泛论兵事，后十二篇是讲军令，很明显是兵书。
（4）（5）两种是魏系统的兵书。
（6）《黄石公三略》。今天读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但东汉时期，借太公、黄石公和张良的大名，《三略》是时髦书（《七录》、《隋志》、两《唐志》都是三卷）。《七录》有《张良经》（一卷），“与《三略》往往同”，大概是《三略》的另一种本子。两《唐志》也有《张良经》（一卷），以及《张氏七篇》（七卷，题张良撰）。南北朝和隋唐，托名黄石公的书很多，这是太公书的余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汉以后，诸子中的兵书已不再单行，但《隋志》有《老子兵书》一卷。唐人王真说《老子》的每一章都是谈兵（《道德经论兵要义述》），毛泽东很欣赏。看来，这种读法早就有，并不始于王真。
曹操整理的五部书，加上他的《新书》，也是六部书。它们的命运怎么样？这也值得注意：
（1）《孙子略解》。一直传世，后世《武经七书》本的《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中的曹注，都是来自此书。
（2）《太公阴谋解》。南北朝和隋唐的《太公阴谋》，有一卷本、三卷本和六卷本，三卷本就是他的《太公阴谋解》，两《唐志》的《太公阴谋》就是三卷本，当时还在。
第一讲　《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孙子》的经典化：一至七（7）
（3）《司马法注》。见《文选》引用，可见南北朝还在。
（4）《续孙子兵法》。见《隋志》和《新唐志》著录。
（5）《兵书接要》。见《七录》、《隋志》和两《唐志》著录。
（6）《曹公新书》。见《隋志》著录（一卷），两《唐志》不载，但《日本国见在书目》仍有（十三卷）。
这六种书，隋唐时期还在。
三国以来，注释《孙子》，有魏曹操，梁孟氏，吴沈友，隋张子尚、萧吉，唐李筌、杜牧、陈皞、贾林。但沈友、张子尚、萧吉的注都已失传，其他都在《十一家注孙子》内，我叫“六家注”。
曹操注，有一卷本、两卷本和三卷本。特点是简明。此书有影宋本《孙武司马法》（可能是元丰初刻本的残本）中的曹注本，和《十一家注孙子》不同，我在《〈孙子〉古本研究》中利用古书引文做过集校，可参看。
孟氏注，两卷。孟氏，生平不详，旧题“梁孟氏”，只是因为他的书见于《七录》，《隋志》便题为“梁有”。他的注，见于《十一家注孙子》，比曹注更简，话很少。
李筌注，三卷。李筌著有《太白阴经》，精通兵学，包括兵阴阳，晁公武说，他“以魏武所解多误，约历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郡斋读书志》卷三下）。《孙子》中，凡涉及兵阴阳，可看他的注。
杜牧注，三卷。杜牧是有名的诗人，他的注属于文人谈兵。他嫌曹注太简，注释比较详细。晁公武说，“世谓牧慨然最喜论兵，欲试而不得”。他的注，特点是爱引战例，“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知兵者将有取焉”（《郡斋读书志》卷三下）。
陈皞注，三卷。陈皞，生平不详。他对曹注和杜注都不太满意，晁公武说，“皞以曹公注隐微，杜牧注阔疏，重为之注云”（《郡斋读书志》卷三下）。
贾林注，三卷。贾林，生平不详。
另外，《通典·兵典》大量引《孙子》，附有杜佑注。佑书抄撮群书，为之注，并非专门注《孙子》，可以不算。如果加上杜佑注，唐代的注家就有五家。杜佑注，我在《〈孙子〉古本研究》中也做过集校，可参看。
旧注，只有曹注和杜佑注可以校。
关于《通典》，我想就中华书局校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王文锦等校点）说两句话。第一，这个本子是以浙江书局本为底本，校以宋明善本，这是倒着校，如果以宋本作底本，当更存原貌，更有条理，还可简化校语；第二，《孙子》杜佑注，《十一家注孙子》是抄《通典》的《兵典》，因为该书是集注本，位置和词句都有所变动，但中华版以《十一家注孙子》中的杜佑注为准，反过来改《通典》，此亦欠妥。
剩下的注，大家只能看《十一家注孙子》。
曹操、孟氏的注，我叫“前唐注”，李筌、杜牧、陈皞、贾林的注，我叫“唐四家注”。
七：《武经七书》（宋元明清）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孙子》版本，典型版本，其实只有三种，一种是影宋本《魏武帝注》本（《平津馆丛书》本），一种是宋本《武经七书》本（有日本静嘉堂文库本），一种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本（有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藏本）。三种也可以说是两种。《魏武帝注》本，是《武经七书》元丰初刻本的残本，与白文本的《武经七书》是同一系统。
宋朝，是兵书经典化的终结，《武经七书》的出现是它的标志。我说的“七”，就是指《武经七书》。它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这七本书，是由先秦齐系统的三大经典，加先秦魏系统的《吴子》、《尉缭子》，加西汉的《黄石公三略》，加唐代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而构成。
《武经七书》，是国子司业朱服和武学教授何去非奉宋神宗诏校定。他们定下来的《武经七书》，基本面貌是：
（1）《孙子》。三卷，十三篇，是曹操传下来的本子，面貌与银雀山汉简本相似，可见是最早经典化的本子。
（2）《吴子》，二卷，六篇，隋代已经是节本。宋晁公武说，当时的《吴子》是“唐陆希声类次，为之说”（《郡斋读书志》卷三下），即唐代的改编本。
（3）《司马法》。三卷，五篇，隋唐以来流行的本子都是三卷本，估计早就是节本，大量讲制度的文字都被删掉。此书，三国，魏有贾诩注；宋代，也有吴章注，均佚。
（4）《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宋代新编的古书，其材料来源是个谜。李靖是唐代的大军事家，他的兵书，两《唐志》只有《六军镜》一种，《宋志》则增加《阴符机》、《韬钤秘术》、《韬钤总要》、《卫国公手记》、《兵钤新书》、《弓诀》六种。这些书都已亡佚，无从判断它的取材。大家都知道，元丰三年（1080年）刻武经，《武经七书》中的这一种，其实是新书。熙宁初年，神宗已下诏校定李靖兵法，说“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嫌《通典》中的官名、物名已经过时，军人读不懂，所以是甩开《通典》，另外编书。过去，学者都说《问对》是阮逸伪造，真李靖兵法是《通典》的引文。如清汪宗沂的《卫公兵法辑本》，就是以《通典》的引文为主。其实，《问对》是故意不收《通典》中的东西，不能因为不收，就说是假的。阮逸伪造说，出陈师道，来源是苏洵、苏轼和苏轼的学生何去非，他们只是怀疑猜测。卫公之书，当时很多，只不过没有一个是汇集各书的全本。此书可能是个选本或改编本，但不一定是伪书。皇帝下令编的书，怎么好随便造假。此事和政治斗争有关，难免掺杂偏见，下一讲还要说到。
（5）《尉缭子》。五卷，二十四篇。
第一讲　《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孙子》的经典化：一至七（8）
（6）《黄石公三略》。三卷，分上略、中略、下略。
（7）《六韬》。六卷，每一韬是一卷。银雀山汉简、八角廊汉简有《太公》古本，其中与今《六韬》有关的文字，面貌差距很大，《群书治要》引《六韬》和敦煌本《六韬》也不同于今本《六韬》。《六韬》也是一个改编本。
《武经七书》是刻于宋神宗元丰三年到六年（1080—1083年）。但《太平御览·引书目》有《兵法七书》，可能是它的前身。《兵法七书》和《武经七书》可能不完全一样。比如《问对》，可能就是重新整理。
宋代的注家，主要有四家：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
梅尧臣的注，三卷，原有欧阳修的序。
王皙的注，三卷，对原文有校正。
何延锡的注，三卷。何延锡，生平不详。
张预的注，三卷。张预，字公立，北宋东光人（今河北东光县人），生平不详，除《孙子》注，还有《百将传》，在名将传类的古书中，它是第一部。
这四家注，我叫“宋四家注”，单行本都已亡佚，只能看《十一家注孙子》。《十一家注孙子》，后面还附有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郑友贤，生平不详。《遗说》也不是专门的注。
《十一家注孙子》，也叫《十家注孙子》，“十家”是前唐二家注，加唐四家注，加宋四家注。“十一家注”是再加杜佑注。元明以前的旧注，凡是留下来的，几乎全都进了此书。
第一讲　《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最低限度参考书
研究《孙子》，书很多。我读过的书，绝大多数不值得读。过去，我写《〈孙子〉古本研究》和《吴孙子发微》，是替大家看书。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中毒不可免，但没有必要再重复。书，总是越读越少，而不是越读越多。少则得，多则惑。
（1）著录。过去的参考书，主要是陆达节的《孙子兵法书目汇编》（重庆：军训部军学编译处，1939年）和《孙子考》（重庆：重庆军用图书社，1940年）。现在找书，可以看两本书，一本是于汝波主编的《孙子学文献提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一本是穆志超、苏桂亮主编的《著述提要》（收入邱复兴主编的《孙子兵学大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八册）。
（2）文本。从前，善本是公私秘藏，不易见，清孙星衍刻的本子就是最好的本子。三类版本，他刻过两种，一是刻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二是刻《孙子十家注》。此人对《孙子》情有独钟。他姓孙，自称“孙武之后”，有光宗耀祖的巨大动力。研究《孙子》，清代学者，他功劳最大。前书，我们要感谢他。因为该书原本已经失传，他的本子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后书，早先，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不易见，明本（一般叫《孙子集注》，有谈恺本和黄邦彦本）也不易见，孙星衍发现明华阴《道藏》本，赶紧印，是最普及的本子，现在有宋本，可以代替它，但以前是独一份。《武经七书》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印的日本静嘉堂文库本，这个本子和《魏武帝注》本是出于一系，有《魏武帝注》本，也可以不读它。现在，研究文本，可看我的《〈孙子〉古本研究》。宋以前，简本和古书引文，我做了全面搜集和分期排队，极便参考。宋以来，典型版本，我也做过横向比较。相比之下，《魏武帝注》本最好。宋以后，都是重复，不必校，不必读。
（3）注本。过去读《孙子》，主要是军人。他们读的都是《武经七书》。学者盛称的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和赵本学《孙子校解引类》，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都是属于这个系统。这些书，除了研究学术史，没有太大价值。清代，考据学发达，但《孙子》没人理，没有一流学者做深入研究。孙星衍也没有注《孙子》。他们的注，也多半不必读。我认为，读旧注，还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最好。另外，我的《吴孙子发微》，是全面研究《孙子》的文本演变，针对所有疑难词语做深入考证，并附有白话翻译的书，也是便于参考的注本。《〈孙子〉古本研究》的下编还汇集了我历年考证《孙子》文本和词语的有关文章，是写作《吴孙子发微》的素材和研究基础，请参看。
（4）校勘。清代学者没人理，国家图书馆有个王念孙校本，只是过录本，我看过，没什么价值。清代，贡献最大，还是孙星衍。孙氏校勘《孙子》，方法很对，主要是据类书引文，研究早期面貌。宋以后的情况，杨炳安《孙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做过全面调查。他的工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我们理出两大版本系统，二是在客观上证明，宋以下的版本，其实不值得校勘。我在上面提到的两本书，对校勘也进行了总结这两本书，均已收入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拙作《〈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一书。。
读《孙子》，基础的基础，是五件事：第一是细读原典，第二是精研旧注，第三是考证源流，第四是分析结构，第五是解决词语上的难点，读不懂的词语，别轻易放过。
除我在《吴孙子发微》中提供的书目，大型参考书，还有两种，可供查用，但价格比较贵。一种是《孙子集成》，24册，谢祥皓、刘申宁辑，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一种是《孙子兵学大典》，10册，邱复兴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以上，是就《孙子》谈《孙子》。
如果大家对《孙子》比较熟了，我建议，大家可以读一下《武经七书》的其他几种，还有上面说的其他兵书，包括出土的兵书。明茅元仪说，《孙子》写得最好，其他兵书，不过是《孙子》的注疏（《武备志》卷一《兵诀评》序）。明李贽的《孙子参同》，就是把其他兵书，还有史书中的战例，分门别类摘出来，用来注《孙子》。这个读法很好。
另外，我们真想从《孙子》学点什么，特别是学它的兵术和思想，还要把它放进军事文化史和思想史来读。这是下一讲的内容。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怎样读《孙子》
《孙子》的读者很多，各种各样。读者不同，兴趣不同，读法也自然不同。军人有军人的读法，文人有文人的读法，其他人有其他人的读法，古今中外不一样。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读法。
这里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传统军人的读法
《孙子》是一部兵书。兵书主要是军人写的，也是写给军人看的。
历史上，《孙子》的读者主要是军人。如宋代武举，既考马上马下，武功如何；也考《武经七书》，文章如何。《七书》的第一部就是《孙子》。
兵书本来是写给军人看的，但很多军人都不读书，更不用说读兵书。
军人读兵书，最看重用。他们的读法，一是喜欢直接读原文，读书不求甚解，比如宋以来的《武经七书》，就是这么读，白文无注；二是有注，也力求简明扼要，比如元丰初刻本的《武经七书》，原来有曹注，曹注非常简短；三是不尚空言，注重实例，老师教学生，喜欢援引战例，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来讲话。
战史是用流血的经验写成，战例对军人最有用。读兵书，从战例入手，是对头的。
汉朝读《孙子》，最出名，莫过韩信。他行师用兵，常活用《孙子》（《史记·淮阴侯列传》）。但当时的军人不一定读。如骠骑将军霍去病，汉武帝教他读“孙、吴兵法”，他就不读，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当时读兵书，很重史书中的战例，和欧洲的传统差不多。如光武中兴，立大功的冯异，这个征西大将军，原来是读书人，就以精通《左氏春秋》和《孙子兵法》而出名（《后汉书·冯异传》）。三国，吴将吕蒙，本来不读书，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太忙，没时间，不读。孙权说，我又没叫你死抠经书当博士，从前，光武帝也忙军务，却手不释卷，人家曹操，年纪一大把，也老而好学，你还不给我赶紧去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还有三史（即《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他叫吕蒙读的，也是兵书和战例。吕蒙读了，简直好像换了个人，鲁肃夸他学问大，不再是以前的“吴下阿蒙”，他自己也说，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孙权出富春孙氏，号称孙武之后（《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他喜欢读兵书，要部下也读。
兵书有用，但怎么用是大问题。用得不好，还不如不读。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传统文人的读法
兵书是什么人写的？主要是军人。但古代也有其他人写兵书，不一定全是职业军人。比如，《墨子》讲城守的各篇，还有《荀子》中的《议兵》，汉以来都认为是兵书，就不是军人写的。宋代的文人，也经常掺乎军事，有些作品，就是出自文人的笔下。文武有分工，其来尚矣，但自古军中就有文职，摇羽毛扇的军师谋士和带兵打仗的人不一样，张良、诸葛亮型的人，古人叫“画策臣”，现在叫参谋，他们都是很有知识的人，很会动脑筋的人。现代指挥人员，也是从军校毕业。兵书的作者还是要有点文化。它的读者，也有一些是文人，特别是关心军事的文人。
文人读《孙子》，特点是咬文嚼字，一字一句，抠得细，讲解词义，分析内容，比军人强。他们喜欢读有注的《孙子》。比如，宋代的《十一家注孙子》，搜集历代注解，就是文人的读物。其中很多注，都是文人写的，或很有文化的人写的。旧注，唐四家的杜牧，宋四家的梅尧臣，都是有名的文人。
文人谈兵，大家喜欢说“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明清小说经常这么讲，意思是，文人不懂军事，只会说，不会干。这种说法，很明显是贬义，但它出现比较晚，明清以前，好像没有这种说法。什么叫“纸上谈兵”？大家举例，总是拿赵括当典型。司马迁说，赵括的爸爸赵奢是赵国的名将，秦国怕他。赵括从小读兵书，谈起军事，以为天下没人比得上他。他和他爸爸辩论，他爸爸都辩不过他。但他爸爸看得很清楚，兵事凶险，这小子太狂，把它看轻了，并不认为他真懂兵法。赵奢死后，秦国散布谣言，说我们最怕赵括子承父业当将军，使赵国上当。他妈妈劝赵王千万不要让他当将军，赵国的另一位大将廉颇也说，他是“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都不同意让他当将军，但赵王不听，结果就发生了秦军败赵于长平，40万人被活埋的惨剧（《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赵括光会读书，没有带兵和实战的经验，随便换人，随便改规矩，又不知道怎么应付战场上的千变万化，误不在书而在用。文人好读书，但照搬书本的，未必是文人。从早期制度看，肯定不是文人。赵括是世将，不是书生。文人，只要不心血来潮，投笔从戎，是插不上手，也负不起责的。魏源说，“今日动笑纸上谭兵，不知纸上之功，即有深浅，有一二分之见，有六七分之见，有十分之见”（《圣武记》卷十二）。兵书都是“纸上谈兵”（但赵括的时代还没有纸），有的写得好一点，有的写得差一点，关键是怎么用。书是书，用是用，不能混为一谈。
文人谈兵，害国误国，也有。但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主要问题出在政治，出在政治上的瞎指挥。这种问题，宋以来最突出。
宋代有意思。宋太祖出身军人，赳赳武夫，马上得天下，反而提倡偃武修文。他是有感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兵连祸结，对国家为害太大，才痛下决心，让笔杆子管枪杆子。以文制武，以文代武，就是当时的“政治挂帅”。明代，太监当政委，也是宋代就有的制度。文人不懂军事，但比军人懂政治。乱世靠军人，承平靠文人。承平之世，军队的作用是警察，分散各地，用于剿匪，维持治安，这是双刃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岳飞冤死风波亭，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历史遗产。宋代的安定团结是获福于此，屡战屡败也是埋祸于此。问题最大是中御之患。宋代猜忌武人，监视武人，什么都不放心，临阵才授锦囊妙计和阵图，能不打败仗？
宋代，朝廷重视军事，是被逼无奈。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从此边患无穷，才出现“士大夫人人言兵”的局面，宋代注解《孙子》的，很多都是那时的文臣（《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庆历三年（1043年），立武学，刻《武经总要》，也是针对边患。立武学属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当时，文臣捣乱，说学学古名将就得了，何必读兵书，故武学三个月就被撤销。《武经总要》是曾公亮和丁度编的，他们也是文臣。
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年）再立武学，是第二遍。《武经七书》就是武学的教本。宋神宗元丰三年到六年（1080—1083年），朱服、何去非奉命校刻《武经七书》，他们也是文臣。当时，武学归国子监管。朱服是国子司业，相当于今教育部的副部长。何去非是武学博士，相当于今军事科学院的教授。何去非写《何博士备论》，是讲当时的“政治挂帅”，深得苏轼赏识，但他并不安于本职工作，两次请苏轼上书，推荐他转文职。宋以来，文人在武人之上，武举和文举没法比。文人谈兵，注重治兵，讲来讲去，无非是士兵要听将领的话，将领要听天子的话，一切命令听指挥。当时，刻《武经》，立武举，是模仿读书人。但骂《孙子》无用、兵书无用的也是读书人。军人不读书是不行了，但兵书和打仗脱节是大问题。打仗是一回事，武器、制度、训练，是新一套；读书是又一回事，完全是古典。真的打起来，大主意是皇上和皇上身边的人拿，没人管兵书怎么讲。当时打败仗，责任在皇上和文臣，不在军人。苏洵讲治兵，说带兵打仗有什么难，不过如“贱丈夫”管下人、丫环、小老婆（《嘉祐集》），苏轼讥评孙武，也说“天子之兵，天下之势，武未及也”（《苏轼集》卷四二《孙武论下》），都说丘八不懂政治。但政治是文人搞坏的。
文人批评武人，喜欢拿三代王者之兵、春秋霸者之兵压战国兵家，拿《司马法》压《孙子兵法》。这是典型的宋代偏见。后世怀疑《孙子》，这类批评是源头。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有所谓熙宁新政，立武学，刻武经，都在这一段。苏洵、苏轼和何去非，都属于反对派。他们的议论，他们的怀疑，可能和政治斗争有关。背景复杂，值得研究。
这是历史上的情况。
下面，我再讲一下现在的风气，看看我们现在是怎么读《孙子》。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孙子兵法》和应用研究
什么叫“应用研究”？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出版的《孙子兵法大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七册的第一部分，即杨善群主编的《拓展借鉴》。这里面，政治统御、商业竞争、企业管理、金融投资、外交艺术、教育教学、科技创新、卫生医疗、体育竞技、积极人生，真是应有尽有。但当今所谓“应用”，主要还是赚钱。兵法可以赚钱，以前想不到。现在读《孙子》，这是主流。
现在的读者，圈子比以前大，军人以外的读者，数量激增。现在不打仗，但他们比军人还讲用。特别是商人，特别是一般民众。《孙子》普及，大家都来读，当然是好事，但糟糕的是，它被滥用。大家放着原书不读，光讲用，想起一出是一出。什么股市搏击大全，情场决胜指南，简直成了狗皮膏药、万金油。大家都是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像林彪说的。那劲头就像古人说的用《春秋》断狱，用《河渠书》打井。我不喜欢这一套。这是军人读《孙子》的现代变形。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坏了。
商场如战场，大家挂在嘴边，常说。用《孙子兵法》做买卖、管员工，很时髦。1984年，有三个中国人，李世俊、杨先举、覃家瑞，他们合编了一本书，《〈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据说，用《孙子兵法》讲企业管理，这在我国是头一部。但在日本，这类学问早有，上世纪50年代就有。
我记得，十五年前，有个日本商人，叫服部千春，来中国宣传他的研究。《孙子兵法》研究会的头两次会议，第一届（山东惠民，1989年）和第二届（北京，1990年），他出过钱，领导接见合影，他总是站在中间。据说，他的员工，每天上班，先要背《孙子兵法》。第一次会，在山东。山东特产是圣人。他到山东，先拜孔子，再拜孙子。孙子的老家在哪儿？好几个地方在抢。他是在惠民拜孙子。会上，主持人说，我们听说，您是靠《孙子兵法》赚的钱，您能给大家讲讲您是怎么用《孙子兵法》赚的钱吗？他说，对不起，这是商业秘密，不能讲。
日本尚武。二次大战，日本战败，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把武士精神用在商业上，是再自然不过。日本最早提倡这类研究的人，很多都是前“日本鬼子”。大桥武夫是前陆军中佐和东部军的参谋，武冈淳彦是前陆军中将。他们都是放下屠刀，马上赚钱。这种活学活用很可笑，但影响非常大。因为中国也无仗可打。改革开放，我们也是全民经商，做买卖的风气很浓。老板办班，《孙子兵法》是热门话题。有人起哄，说什么全世界都在学《孙子》，这是潮流，《孙子》出在咱们中国，但“《孙子》学”在人家日本，日本已经抢在前头了，欧美也在跟着学，咱们不学，那可就晚了……
《孙子》热，除经商本身，还有个热点，是阴谋诡计。这个热点和前者也有关。很多人把《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搁一块儿读，摊书和电视都跟着炒。有一次，给老板上课（北京大学哲学系安排的），我讲半天，他们坐不住，问我为什么还不进入正题。我说，什么是正题？他们说，《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是什么关系。我说，一个两千年前，一个两千年后，没什么关系，“借刀杀人”、“趁火打劫”、“无中生有”、“笑里藏刀”、“顺手牵羊”、“浑水摸鱼”、“偷梁换柱”、“指桑骂槐”，这些还要我教吗，满地的奸商都会。
这是现在的风气。
大家说，《孙子》有用，有大用，背景是什么？我看，主要是受两大神话启发。
一大神话是，美国是靠《孙子兵法》打胜仗。美国打胜仗，不是韩战，不是越战，而是两次伊拉克战争。我在《读〈剑桥战争史〉》中讲过，这是自我欺骗、自我麻醉。我们的电影，经常绘声绘色，借别人的嘴，说自己的话。如西洋女爱中国郎，惨遭拒绝，对方问为什么？他说，你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感情。还有演日本人，也是替他们忏悔，替他们谢罪，替他们自己骂自己，鼻涕眼泪一大把。这不是瞎掰？人家美国打胜仗，道理很简单，主要还是靠国力军力高科技，石头砸鸡蛋。人手一本读《孙子》，乃子虚乌有，全是咱们自欺欺人编出来的。
还有一大神话，日本是靠《孙子兵法》发的财。这也是胡说八道。战后的日本，作为战败国，无仗可打，美国也不让它打，英雄无用武之地，武士精神，只能用来做买卖，他们扎堆抱团的团队精神、咬牙跺脚的奋斗精神，还有模仿家长制，把老板当爸爸的管理学，都是来自日本文化，而非《孙子兵法》。欧美发财是靠抢亚非拉，日本发财是靠打中国。就算起死回生，日本的起飞是新一轮，那也是靠美国，韩战越战，发战争财。亚洲四小龙，是靠孔子发的财，这是神话；靠孙子发的财，也是神话。我国讲《孙子兵法》与企业文化，什么都挂上《孙子兵法》，风从日本来。
电视上，做买卖的喜欢说，我是儒商。我是山西人。晋商，钱庄、票号、国际贸易，很有名。大家说，这就是儒商。宋以来，有泛儒主义，什么都爱挂个儒字，将有儒将、医有儒医。所谓儒将、儒医，毫无标准，儒只是包装。中国传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不起搞技术的、做买卖的，贴上个儒字，马上显得很有文化，很有道德。
上述应用研究，打《孙子》旗号，颇有类似性。
它让我想起了关老爷。
中国的文圣人是孔子，武圣人该谁当，本来有很多人选，太公、孙子、诸葛亮，哪个都比他合适，但宋以来，特别是明末清初，不知是哪股邪乎劲儿，大家非把文武皆非一流的关老爷拖出来，前面搁本书，后面戳把刀，让周仓替他拄着，“赤面秉赤心，青灯观青史”，烟熏火燎，受大家朝拜。北宋宣和年间，他还是配祀太公，靠边站。明万历年间，才当关圣帝君，让三大忠臣陆秀夫、张世杰、岳飞陪着，坐中间。清朝，更有意思，那些本来是忠臣应该死磕的敌人，反比忠臣更尊崇关老爷，满族灭明就是求他保佑。说书的一张嘴，体现的是人民的力量。皇上也拗不过民意，居然让他当了武圣人。
宋以来，中国最缺的就是文不贪财、武不怕死。关老爷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白（想象的空白），因而成了道德化身。他老人家，真是什么都管，特别是升官发财和江湖义气。解州的关帝庙，隋代就有，天下第一关庙。有人说，关公文化是俺们山西人的发明，他们在全国各地做买卖，到处有会馆，各地的关庙，就是他们的连锁店。但人家南方，也不含糊。传统中国，头在北方，屁股在南方，鬼子来了，屁股变成头。清末民初，东南沿海，既是西方奴化教育影响最深的地方，也是庸俗国粹的保留地和集散地。南方出去的老华侨，特好这口（包括武侠文化和其他拜拜），发财的冲动也是后来居上。港台、唐人街是介绍这类国粹的窗口，托他们的福，关老爷竟走向全世界。关公崇拜，商人、帮会、老百姓，是基本群众。对老百姓来说，孔亲老亲不如关老爷亲。
迷信的本质是自欺欺人。《孙子》的应用研究，就是要把《孙子》搞成关公文化，有求必应，心想事成。我劝大家，别舍书不读，拿它当狗皮膏药、万金油。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孙子兵法》和哲学研究
《孙子》为什么会变成狗皮膏药、万金油，我一直在琢磨，这是怎么一回事。除上面说的原因，急于求用的各种理由，还有一点，恐怕不容忽视。
打仗，不光是体力活，还靠脑子。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哲学家才懂哲学。兵法里面也有哲学，很深奥的哲学。哲学是什么？是从所有知识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东西，奶皮子一样浮在上面的东西，哪一行都不沾，哪一行都能管。《孙子》很有哲理，比其他兵法更有哲理，特别是在行为学上，有很深的理解。但任何哲理，离开它所依托的各种实际知识，讲滥了，讲玄了，就是狗皮膏药、万金油。
历史上，文人读《孙子》，寻章摘句，多停留于字面，思想深度不够。近代不一样，文人改攻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的，很多人都注意到，它很有哲理。从前，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不收《孙子》，现在大家都承认，兵法和哲学有很大关系。其实，《战争论》也和哲学有很大关系。这方面，可以开掘的东西很多。我在以后各讲还要讲，这里不再啰嗦。
文史哲，和应用科学不一样，特点就是没用。不但没用，还经常抹杀可行性，像老子说的，“无之以为用”，要的就是没用，或拿没用当用（《老子》第十一章）。《红楼梦》有什么用？指导搞恋爱吗？《儒林外史》有什么用？搞教育改革吗？史学家讲“以史为鉴”，但天下没有后悔药，就是引为教训的东西，也未必可以照搬照用。哲学更是不中用的东西。
现在的《孙子》热，让我想起一段往事，并不如烟。“文革”时期，我在内蒙插队那阵儿（1968—1970年），有本小红书，是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所有人都学。当时有个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到处搞讲用的小高潮。炼钢炼铁种庄稼，什么都靠哲学。徐寅生的讲用最有名，他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打乒乓球，说得头头是道。中国得了世界冠军，不能不服。我们在农村也学，干什么都说是哲学指导。白天累个贼死，晚上还组织学习。煤油灯下，一屋子的烟，老贫农最爱瞎扯。他们学哲学，能学什么？不是种庄稼，就是喂牲口，越讲越乱。我在大队小学教书，那边安电灯，有人又来劲儿，居然大讲，如何用“两论”安电灯。现在想起来，实在可笑。种田，为什么不用农业科学指导？安电灯，为什么不买电工手册？
我的看法是，《孙子》是高屋建瓴，层次高，很有哲学味道。但越是层次高的东西才越不能乱用。登高要一步一个脚印往上爬，下楼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朝下走。你要把理论付诸实用，就得从理论的百尺高楼，慢慢走下来。着急，嫌累，没电梯，千万别打开窗户，一头扎下来。任何哲学，从形而上到形而下，都不能一竿子插到底，中间要有层次转换。兵书虽讲实用，也不能从最抽象的谋略一下子就跳到具体的实战，中间要有实力、制度和技术的支撑，没有这些环节，一环扣一环，非常危险。现在的拓广也一样，必须有层次转换。没有层次转换，什么都玩兵法，太危险。
中国的军事传统是重谋轻技，照搬兵书，危害尤大。
赵括的错误是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者不一定都是读书人，而只是误用书本的人。读书人可能误用书本，不读书的人也会误用书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经常是相互配合。读书人带着不读书的什么都扯上一个用字，借这个用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胡说的和能胡干的结合起来，危害最大。
古人说，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好兵书不一定是最能打仗的人写出来的，最能打仗的人也未必写兵书，写出来也不一定精彩。很多人都分不清书和用的关系。
我的基本想法是，读书，就要老老实实读书，先把书原原本本读好，再谈用。如果急得不行，也可以不读书。不一定什么都得“拿书来”，什么都得安上几句书本上的话。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用世界眼光读《孙子》（1）
现在，研究《孙子》，眼界很重要。对我来说，这点最重要。
上次，我们讲《孙子》的经典化，重点是书本身。书是中国书，要按古文献的方法原原本本读书，没问题。我的《吴孙子发微》和《〈孙子〉古本研究》，就是讲这种读法，这里不再重复。现在，我要说的是，《孙子》是兵书，人家外国也有兵书。中国人读《孙子》，外国人也读。他们是两只眼，我们是一只眼。我们只读中国的兵书，不读人家的兵书，等于瞎了一只眼。我们是现代人，现在的《孙子》，是世界军事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应在世界军事文化的背景下读《孙子》，要多少注意一下其他文化的想法，有一点古今中外的比较。
和这个问题有关，我想讲一下《孙子》在海外的传播。
我们先说日本。
中国人讲日本，有个大错误。我们老是说，他们是学生，我们是老师，学生打老师，不像话。这是倚老卖老不自尊。其实，近代日本，他们的启蒙是脱亚入欧，脱是脱中国，入是入欧美。我们不要搞错了，人家的老师是欧美，根本不是中国。亚洲近代化，他们捷足先登，何曾拜我们当老师？
中国给日本当老师，那是往事，一千多年前的事。汉唐，中国强大，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和明清不一样。明朝，他们来叩门，已经发现我们的弱点。清朝，汉族被满族征服，满族被汉族腐化，最后是四面受敌，列强瓜分，他们瞧不起。我们有悠久文明，没错，但也有文明之痼疾，不但腐化，而且自大，病得不轻，还讳疾忌医。他们骂我们是清国奴。日本人讲硬道理，吃硬不吃软，我们不能强迫别人佩服自己。
《孙子》外传，最早是日本。流行说法，公元734年或752年，也就是唐开元、天宝年间，有个日本留学生，叫吉备真备，他把《孙子》传到了日本。另一种说法，比吉备真备还早，公元663年，有四个百济人，也就是今天的韩国人，他们把《孙子》传到了日本。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公元516年，是中国人把《孙子》传到了日本。
不管谁传，反正最晚到唐代，《孙子》就传到了日本。
前891年，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其中著录了六种《孙子》书。
虽然，《孙子》很早就传到日本，但很长时间里，《孙子》是秘藏，并不是广泛学习的读物。日本武士，他们的传统，是来将通名，捉对厮打，比我们蛮，比我们横。中国的兵法是万人敌，比他们阴，比他们柔。他们真正学《孙子》，主要是明清以来。
我们要知道，蒙元之后，世界有大变化。五百年前，欧洲在崛起。四百年前，日本开始打中国的主意。利马窦来中国，他就说过，倭寇对中国震动很大，日本虽小，但很凶悍，中国怕日本。中国抗倭，有两位名将，一位是福建晋江人，叫俞大猷；一位是山东蓬莱人，叫戚继光，都是海边上的人。俞大猷有个老乡，叫赵本学，字虚舟，是个黄石公式的隐士。他拜赵氏为师，深得秘传。赵本学的兵书有两种，一种是《孙子校解引类》，后面有俞大猷的序；一种讲阵法，叫《续武经总要》。《续武经总要》共八卷，卷一至卷七是赵氏的《韬钤内外篇》，最后一卷是俞大猷的《韬钤续篇》，主要是传赵氏法。两本书都是俞氏所刻，用以“平岛夷”。军人都知道，敌人是最好的老师，文人没这个雅量。俞大猷打日本人，据说是用赵氏法。日本对赵注很推崇，中国反而没人读。日本是谁把他打败他佩服谁。比如美国，它就佩服；中国，它就不佩服。二次大战，它不认为，是咱们中国打败了它。赵氏的《孙子》注在日本影响很大，特别是德川幕府时代，原因也是中国打了它。此书有明隆庆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有收藏），以及晚一点的翻刻本，但一般人看不到，坊间的刻本反而是从日本回传。比如，我手头的本子，民国九年（1920年）的益新书局本，就是翻刻日本文久癸亥（1863年）本，即亦西斋刻本。还有，日本有樱田古本，服部千春极力推崇这个本子。他说这个本子很古老。但这个本子是什么时候才有，实在很有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本子是日本嘉永五年（1852年）刻，里面有赵氏的改动，可见并不古老。
日本的近代崛起，是靠两场硬仗。一场是甲午战争（1894年），占朝鲜，割台湾；一场是日俄战争（1904—1905年），夺辽东和库页岛。两次战争，都是奇耻大辱，给中国留下深刻印象。近代中国学西方，经常是从日本学。比如科学术语，就多半是经日本转译。同盟会学，北洋军阀学，就连杀身成仁的武士道，也有人学。秋瑾，“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七律《日人石井索和即用原韵》），照片上拿把刀，诗词歌咏，也是刀刀刀，满纸铁血主义。这是日本作风。
不打不相识，战争总是相互学习。近代的我们，其实是学生。
《孙子》传入欧洲，年代比较晚，是18世纪，拿破仑战争前。
《孙子》的第一个译本是法文本。他是由一位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国务大臣委托，替法国调查中国的诡诈之术，带有情报性质。这个传教士，汉名叫钱德明（P.Josephus Maria Amiot）。他生于1718年，1750年来华，1793年在北京去世。外国传教士，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是葬在车公庄的栅栏墓地，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是葬在正福寺。正福寺的墓地，现已荡然无存，我去原址寻访，只看到一块半截的残碑，扔在一户人家的门口。其他，都拉到五塔寺，现在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钱德明的墓碑也在那里。
钱德明的译本，是《武经七书》全译，不光译《孙子兵法》。1772年，钱德明的译本在巴黎出版。这一年，拿破仑3岁。钱德明死的那一年，拿破仑24岁。他在钱德明的家乡土伦打了一仗，以战功晋升准将。
1804年，拿破仑在法国称帝。从此，是拿破仑战争的时代。1806年10月13日，法军攻入普鲁士的耶拿。当天，黑格尔正在城里，刚好写完他的名山之作，《精神现象学》。法国兵闯进他的家，他拿好酒好菜招待他们，一拨走了一拨又来，只好揣上自己的手稿躲到耶拿大学副校长的家里。他给朋友写信说，我看见了“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是当时的英雄。贝多芬写《英雄交响曲》，本来就是献给他。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用世界眼光读《孙子》（2）
当时，还有另一个重要人物，《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后来欧洲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随奥普斯特亲王参加奥尔施塔特会战，当了拿破仑的俘虏。在柏林的普鲁士王宫，拿破仑居高临下，接见了他们。他说，我始终渴望和平，不知道普鲁士为什么要向我宣战。这句话，让克劳塞维茨刻骨铭心。后来，他说，“征服者总是爱好和平的（如拿破仑一贯声称的那样），他非常愿意和和平平地进入我国”。我们都知道，列宁特别欣赏这句话。拿破仑是“革命的皇帝”，他风卷残云，征服欧洲，除全民皆兵，采用新军制，战法也完全不同。如：用轻装步兵，快速挺进，露营，就地补充，因粮于敌；用纵队突前，散兵殿后，避开对方的火力，而以机动性能更好、火力更强的大炮，轰击对方的密集横队；擅长使用预备队，特别是他的近卫军。克劳塞维茨之所以成为日后的大理论家，和他作为败军之将，受了很大刺激有关。这个刺激是什么，就是拿破仑的“兵不厌诈”。还有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虽12岁从军，却非一般的武夫。他喜欢席勒和歌德，跟康德主义者基瑟韦特学过哲学，文史哲方面，都有很高修养。有人说，他的风格更像黑格尔。他不是身经百战的名将（参加过一些实战，但没有亲自指挥过重大战役），但好学深思，喜欢随军观察，喜欢事后总结，喜欢和最杰出的军人交换看法。他认真分析过130多个战例，有点类似电视上那种评球或讲棋的人，讲起来头头是道。真正的武人，用兵如神的军事家，很多人一辈子都不写兵书，写出来也未必精彩。写兵书，克劳塞维茨这样的人，最合适。
西方，战略文化不发达，“古代作战艺术的基础是战术和战役”，他们是拿史书和战例当兵书，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舍事言理的兵书，古希腊、古罗马没有，中世纪也没有，“19世纪的早期，产生了职业军队和拿破仑式战役，才形成现代战略的原则”；克劳塞维茨出，把拿破仑战争时代的战例加以总结，写了《战争论》，欧洲才有了具备战略水平的兵法。《战争论》是西方最著名的兵法，最有哲理的兵法，和《孙子》相似。产生背景也差不多：兵不厌诈加哲学气氛。
还有一部兵法，也值得一提，就是瑞士人若米尼（或译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刘聪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若米尼也参加过耶拿战役，不过，他不是与拿破仑为敌，而是拿破仑的手下，后来服务于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
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他们的书，对西方影响很大。恩格斯和列宁，对他们的评价也极高，特别是克劳塞维茨，特别是他的整体战略，还有他的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六年前，有本书，叫《超限战》，很轰动。此书一出，让美国和日本大惊小怪，说它是鼓吹恐怖主义，不择手段。其实，“对敌人的全部疆域、财富和民众实施打击”，不受任何限制，这正是克劳塞维茨主张的总体战。当然，后来的德国军事家对他的强调，恰恰是其追求暴力无限的倾向。利德尔·哈特认为，他们是读偏了。
他俩是欧洲的孙、吴。
中国的孙、吴之术，背景是贵族传统大崩溃，兵不厌诈。齐人多诈，适合搞兵法。他们的学术也发达。战国中期，齐国是国际学术中心。《孙子》长于思辩，不是偶然的。两千年前的中国和两千年后的欧洲，时空遥隔，仍有一比。
拿破仑是失败的英雄。前些年，我在巴黎街头看海报，海报上的“大众英雄”，有格瓦拉，也有拿破仑（在《红与黑》中，他是于连崇拜的偶像）。他是一代名将，但没有读过《孙子》。拿破仑读《孙子》是我们自欺欺人的神话。虽然《孙子》问世于欧洲是拿破仑战争前，《战争论》问世于欧洲是拿破仑战争后，可《孙子》不但没和拿破仑见过面，也没和《战争论》的作者见过面。克劳塞维茨的书，是经老毛奇的宣传才出名，1900年后，才广为人知。《孙子》在西方的流传情况也差不多。
1900年后，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和俄国是对手，但很多德国人都不读《战争论》，真正重视克劳塞维茨的，反而是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攻入苏联，在苏联的图书馆里，到处都能看到克劳塞维茨的书。德国的军人很后悔。
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都曾为俄国效力。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提到过当时在俄国的克劳塞维茨。翻译《孙子》，俄国也比较早，仅次于法国。
他们的兵书，都是拿破仑战争的产物。拿破仑本人不写，有人替他写。
我这样讲，是想提个醒。我们有兵法，人家也有兵法，彼此彼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部好兵法，人家就是我们的徒弟。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向鬼子学习
战争，老师和学生是换着当。老师打学生，学生打老师，是常有的事。列强的道理，挨打的就是学生，打人的就是老师。鲁迅说，我们应放弃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就是讲这个道理。
中国近代，是一部挨打的历史，打我们的，都是老师。八国联军是八个老师，我们谁都学，不是一点一滴学，而是从武器、装备到制度、训练，全面学，彻底学。全盘西化，军事最明显。
最近出版的《剑桥战争史》说，西方战争方式是支配全球的军事传统：不管是进步或是灾难，战争的西方模式已经主导了整个世界。在19、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以悠久文化称著（零案：应是“著称”之误）的几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抵抗西方的武装，而像日本那样的少数国家，通过谨慎的模仿和适应，取得了通常的成功。到20世纪最后十年，无论是向好的还是坏的方面发展，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已经融入西方社会的战争艺术，使所有的竞争者都相形见绌。这种主导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加上其成功的秘密，看来是值得认真地考察和分析的。作者讲得很清楚，日本是好学生，我们不够格。
日本是先下手者为强，我们是后下手者遭殃。
打人的是好学生，被打的不够格。近代中国和近代日本不同，主要在这里。但中国从未拒绝学西方。别的不学，也得先学这个。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大问题，第一是挨打，第二是挨饿。挨打比挨饿还要紧。典型表达，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有根打狗棍”。问题严重到什么地步，大家到中国军事博物馆看一下，就一清二楚。我国的军队，从军装到武器，时代特征很明显，所有列强，我们是转着圈地学。只是学得不好，还没学到足以打别人的地步，列强也绝不让你学到这一步。战前，日本军校，老师打学生，高年级学生打低年级学生，是家常便饭。我们就是低年级学生，老师打完，还得挨高班同学的揍。
日本也是我们的老师，至少是半个老师。
日本打中国，一直说是救我们，把我们从白鬼子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是我们的大救星。这种又打又救，我们听不懂，但西方听得懂。
日本的选择，是先打谁，后打谁。苏、美、中国，首先该打的，当然是中国。打苏联，打美国，他们倒了霉。但中国是软柿子，日本扶同盟会，扶张作霖，扶满洲国，甚至宣传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全是为了打中国。两次世界大战，我们都是战胜国，但胜得不硬气，列强（包括日本）还是不把我们当回事
我们的选择，是挨谁打，而不是不挨打。孙中山的联俄容共，蒋介石的伐交，派人游说德国，游说意大利，游说美国，都是为了不挨打或少挨打。
加入先进才能不挨打，才能打别人，是日本的国际主义。
我先进，你落后，先进该打落后，是日本的民族主义。
两者并不矛盾，完全符合国际标准。
西方的战争方式，第一是到外国打仗，用武力为商业开道，传播文化，传播宗教；第二是重实力，重武器，依赖金钱和技术；第三是重视制度和训练。
日本比我们学得好。
我们的传统是战略守势，尚谋轻技，尚谋轻力，花拳绣腿的东西比较多。
西方的传统是解毒剂。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孙子兵法》和全盘西化
我们学西方，首先是学洋枪洋炮。枪炮本来是我们的发明，但我们反过来跟他们学。佛郎机炮是葡萄牙炮，红夷大炮是荷兰炮，都是明代就学。克虏伯大炮是德国炮，清代也早就引进。袁世凯，北洋军阀，都是欧洲打扮。北洋新军、北洋海军，还有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学西方。中国近现代，有三大陆军军校，武备学堂、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武备学堂，李鸿章奏设；保定军校，蒋方震是校长；黄埔学校，蒋介石是校长，哪个不学外国？十年内战时期，红军的顾问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李德只是个工人。国民党，请的也是德国人，前后五个顾问，都是德国将军。第一位是德国退休的陆军总长，最后一位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蒋介石喜欢德国，佩服希特勒。德国需要中国的钨，也重视中德关系。中德断交，是没办法。当年，孔祥熙游说希特勒，无功而返；宋美龄游说美国，撒泪而还。蒋介石以为，只要上海打起来，列强就会来帮中国，他是打错了算盘，谁都不肯施以援手，美国还向日本卖武器。他们都认为，日本最有资格代表亚洲，还能抑制苏俄。当时，法肯豪森将军想留下来，帮中国抗战，德国不同意；他说，那我就加入中国国籍，以个人身份留下来，德国也不答应，只好回国。我的好朋友，罗泰教授，就是出自同一家族。北伐，南北军人都是大檐帽；十年内战，红军，八角帽（列宁帽），模仿苏联；白军，戴德国钢盔（淞沪抗战也是戴德国钢盔）。抗战，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帽子都是“好兵帅克”式，滇缅抗战，先戴英式钢盔，后戴美式钢盔。二次大战后，国民党军是美式装备。解放后，解放军换苏式装备。
光是一顶帽子、一个钢盔，就能反映历史变化。
这是中国的西化。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孙子兵法》与现代中国
中国玩命学西方，《孙子兵法》往哪儿摆？这是大问题。我们看到的是，西化大潮，汹涌澎湃，大家顾不上。西化常见，中国的宝贝先搁一边，权当点缀。保古复古，只能缓图之。
有人说，传统文化搞得好，现代化才能搞得好，比如日本，就是榜样。这是说反了。事实上，他们是摆脱西化压力早，故能保古复古。西方也是如此。我们的毛病，是体用老理不顺。
民元以来，研究《孙子》，有一点书，比如蒋方震，比如陆达节。蒋方震（1882—1938年），字百里，浙江海宁人，钱学森的老丈人。他是清朝派往日本学军事的留学生，曾获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名，还在德国当过见习军官。清末，他在盛京（沈阳）当禁卫军管带和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在赵尔巽手下做事。民国，当过保定军校的第一任校长，去世前还出掌陆军大学，在北洋系的军界很有名，在国民党的军界也很有名，死后追赠为上将，是个三朝元老。他的书，原来叫《孙子新释》，曾刊载于梁启超办的《庸言》杂志第5号（1914年），后与刘邦骥合作，参合旧注，合编为《孙子浅说》（1915年）。此书是民国新作的第一部。陆达节，海南文昌人，抗战期间，在重庆军训部军学编译处供事。他对中国古代的兵书做过调查研究，写出《孙子兵法书目汇编》（重庆：军训部军学编绎处，1939年）和《孙子考》（重庆：重庆军用图书社，1940年）。这两本书，对文献整理有贡献，我读《孙子》，最初就是利用他的书。解放后，陆达节编过《毛泽东选集》索引。还有一本书，钱基博的《（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时也读过。这本书很厚，它旁征博引，借两次世界大战的“新战史例”讲中国旧典，很有意思。钱基博，就是钱钟书的爸爸。他的书，蒋方震的书，都拿《战争论》和《孙子》做比较，可以代表新风气。这种书有一批，但《孙子》的地位，不能同从前比，不能同西洋兵学比。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毛泽东与《孙子兵法》
《孙子》很重要，放在世界军事文化中，地位很突出。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的声音太小，引起重视，还是在冷战时期。
《孙子兵法》的英译本，格里菲斯的译本，前面有个序，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写的。这个序言，我把它翻译成中文，译文的题目是我加上去的，叫《回到孙子》。
哈特说，《孙子》写得好，在西方，只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可以跟它相比，但《孙子》更聪明，更深刻。《孙子》比《战争论》早两千多年，但比《战争论》更年轻，不像后者，强调暴力无限，显得更有节制。如果早读《孙子》，两次大战，不会那么惨。他说，他是1927年从邓肯将军的信中知道《孙子》的。1942年，有个蒋介石的学生多次登门。这位军官说，您的书，福勒将军的书，在中国的军事院校是必读书。他就问，那《孙子》呢？这位军官说，虽然《孙子》仍是经典，但多数军官认为，在机械武器的时代，根本不值一读。哈特告诉他，不，正是现在，我们才应“回到孙子”。这篇译文的题目就是这么加上去的。
在哈特的序言中，我们注意到，他说“回到《孙子》”，和毛泽东有关。格里菲斯翻译《孙子》之前曾编译毛泽东论游击战的文章。哈特说，正是在核武器时代，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正作为军事大国崛起的时代，我们才更需要《孙子》，需要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哈特的话，我爱听，但不至忘乎所以。我们要知道，《孙子》的大出其名，还是乘时而起，乘势而起，它和毛泽东的军事成就分不开。《孙子》是沾毛泽东的光，但毛泽东，重实践，他并没把《孙子》当回事。
西方重视《孙子》是因为毛泽东。还是那句话，敌人是最好的老师。
抗战后，美国帮助蒋介石，蒋介石败在毛泽东的手下，兵败如山倒。韩战、越战，美国吃了亏，后面也是毛泽东。毛泽东出名，《孙子》也出名。
军人最虚心，最佩服对手，不像文人，白衣秀士王伦。谁厉害，他就学谁。
毛泽东，本来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一介书生，没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但用兵如神，没得说。过去在美国，我读过一本《毛泽东兵法》，台湾人写的，作者、出版社和出版年月，我已经记不清了。作者说，不管政治观点如何，海峡两岸都承认，毛泽东是大军事家。他特别提到毛的一句名言：一上战场，兵法就全都忘了。
毛泽东重实践，轻书本，反对本本主义，说杀猪都比读书难，但他不是不读书，也不是像很多古代名将那样，不写书。
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主要是六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合编单行本有17国译文。
中国的十大元帅、十大军事家，带兵打仗行，但写兵书的少。毛泽东，不但会用兵，还会谈兵，难怪西方重视他。我记得，李宗仁回来，问毛泽东，我们正规学军事的打不过泥腿子，为什么？你是不是靠《孙子兵法》打仗？他不承认（记忆如此，未经核对）。
毛泽东兵法和《孙子兵法》是什么关系？学者做过考证。井冈山时期，五次反围剿，前四次，都赢了，让毛泽东大出其名，但王明他们，从莫斯科回来的人，非常看不起这个“土包子”，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对他关押批斗，罪名是，他思想陈旧，满脑子封建思想，靠《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和《三国演义》打仗。毛是湖南人，曾国藩、胡林翼，他当然熟悉。《三国演义》，他也爱读。但《孙子兵法》，他不承认。
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是不是读过《孙子兵法》？现在有人去查，他早年还是接触过一点。证据是，第一，他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说，“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第二，他在湖南一师听袁仲谦讲魏源的《孙子集注》，记过笔记，笔记中说，“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
毛泽东读《孙子兵法》，看来早年还是读过一点，只不过没有仔细读，印象不深，他说没读，也不算大错。但1936年，他在延安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情况不一样。当时，他急需参考书，曾派叶剑英到白区买书，里面就有《孙子兵法》。这本书多次提到《孙子兵法》。他最欣赏的，还是年轻时从郑观应那里听来的话，即“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解放后，他给人题字，也爱写这两句话。毛泽东读《孙子》，读的是哪个本子，哪一家注，不清楚，但我从他的诗分析，他读的可能是赵注《孙子》。毛泽东有一首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其中有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追穷寇”，来自《孙子·军争》，各家的本子都是作“穷寇勿迫”，只有赵注本作“穷寇勿追”。
毛泽东兵法，除了战法，还有心法。他的诗，里面就有心法。我读中学时，香港出过一本书。作者的名字，我忘了。他说，毛泽东最喜欢杜牧的《题乌江亭》，经常给人写这首诗。我记得，章士钊说，他的“友人”能成大事，就是符合这首诗（大概在《柳文指要》里，记忆如此，未经核对）。杜牧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包羞忍耻”是忍，“卷土重来”是狠。俗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是老百姓的兵法。该忍时忍，不能气短；该狠时狠，不能手软。
毛泽东并不迷信《孙子》，但他让《孙子》大出其名。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郭化若与《孙子兵法》
还有一件事，也和共产党有关。我听刘庆先生说，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书，曾组织过一个读书会——《战争论》研究会。《战争论》，清末就有译本。毛泽东请何思敬给红军将领讲《战争论》和恩格斯的军事著作。何思敬是留德的，可以看原文。我记得，“文革”前，在旧书店，还能看到他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军事》（记忆如此，未经核对）。解放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当教授，小时候，我见过他。他和我爸爸下象棋，我爸爸故意输给他，因为他输了就急。
延安时期，郭化若是《战争论》研究会的一员。他写过《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11、12期和第2卷1期，1939年11月—1940年1月）和《白话译解孙子兵法》（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1944年）。
解放后，他是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中将，写过《今译新编〈孙子兵法〉》。此书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我有1962年版。这本书，是我上中学时买的，现在还在。他的今译，对普及《孙子兵法》起了很大作用：新编，十三篇还是分为十三篇，但章节完全不一样，是打乱重编，篇目是《论战争》、《进攻战》、《速决战》、《运动战》、《主动性》、《灵活性》、《地形》、《用间》、《情况判断》、《火攻》、《管理教育》、《指挥关系》、《将帅修养》。这种改编，好玩，我也学他玩过，但和原书无关。后来，郭氏把它放弃了。
我在前面讲过，《孙子》有两种本子，《武经七书》本和《十一家注》本。宋以来，前一种更流行。《十一家注》，清朝还有，但只有少数几本，在皇宫和藏书家的手里，一般人看不到。孙星衍从明华阴《道藏》中发现了一个这种类型的本子，如获至宝，赶紧刻印。但他没有见过宋本。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把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宋本影印出版，前面有郭化若将军的代序，后面有他的今译（包括原文、注释和译文）。这个本子，有陈毅题签，一下就印了10000部。第二年，还出了排印本，又是10000册。从此，《十一家注》才大为流行，以至今天，世知有《十一家注》，反而不知有《武经七书》。这和郭化若分不开。
郭化若附于影印本的代序和今译，“文革”后有单行本，叫《孙子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20世纪80年代还有改编本，叫《孙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这本书，加上军事科学院的《孙子兵法新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对普及《孙子》起了很大作用。
今天，《孙子》已经是一部世界性的经典。我在外国的书店看书，军事类的书很多，特别是讲兵器，讲两次世界大战的书很多。《孙子》的书，多半是放在汉学书籍类。两者仍有距离，时间上的距离，空间上的距离。如何把中国的经验和世界的经验结合起来，如何把哲理的东西和实用的东西结合起来，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我也是带着问题学，但只限于讲《孙子》，替大家服务。至于怎么用？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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