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其中一个男孩儿说他识别出来了。我问是什么？他说：“一条蛇！”我追问一句：“真的是一条蛇吗？”他有点含糊了：“让我再想想！”于是他又闭目聚精会神地想了片刻，说：“是一个人在游泳。”我不放心地问：“确实了吗？”他说。“没错儿！”于是我动手取下大套袖，从他手中拿过图片。果然，是一个人在游自由泳！游泳者的左臂已向后划出水面、正上举要挪到前方。弯曲的胳臂和手腕真与蛇的形状相仿。难怪他一开始说是一条蛇呢！我惊咤莫名。
这时另外一个男孩儿说他也认出来了。他说他手中的图片是一个孩子在打羽毛球，白衣白裤，戴着红领巾。我问：“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他毫不犹豫地说：“男孩儿！”除了性别以外，图片上的图象与他的描述完全相符。这个打羽毛球的小孩儿在后脑勺露出一支很短的扎着头绳的小辫，是个女孩儿。这个学生误认为是个男孩儿。但我已相当满意了。真可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了。
到晌午时分，被测试的学生们都陆续回家了。我见一个女孩子还坐在测试中心，一脸的不高兴。原来她平时识别中级的图片又快又准，那天却一次也没有识别出来，因而非常失望。我兴致勃勃地鼓励她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别灰心，我让你摸一个初级的。”于是从房间的另一端的一张桌子上随手拿了一张图片放在她手里。她两手紧紧握住，高举过头，仅仅几秒钟，她就对我说：“有了！”“什么？”我问道。“一匹马。”“什么马？”“斑马。”结果是一匹深棕色的马。不是斑马，由于投影关系，马的身体有明、暗、深、浅之分，被她认为是斑马。但她能识别出是一匹马就完全满足我的要求了。
测试中心的人告诉我说，我一个同学的女儿是摸底片的高手。于是我打电话给我同学，她热情邀我到她家吃晚饭。饭前我对她女儿说：“青青，听说你摸字摸得挺好。今天表演给我看看吧！”她面有难色。她母亲告诉我，现在很多人不相信特异功能，认为孩子们在弄虚作假。我安慰青青说：“我相信这是真的。再说，又是在自己家里，给叔叔表演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她同意摸一个中级的。我把一个火柴盒的火柴倒出去，把一个东西放进火柴盒里，让她隔着火柴盒摸。不一会儿她就说：“是一个小男孩的照片，还戴着红领巾。”我不禁脱口而出：“对呀！那是我小学毕业时的照片！”
手何以能识别图象呢？我问了很多被测试的孩子，他们的说法基本一致：当手接触到图片后，只要闭目凝思，脑子里就会闪现出各种图象，象放卡通片一样，变幻不常。如果其中一个图象在脑子里频频浮现，这就是手中那图片的图象了。这是孩子们识别的实际过程。但这些过程是如何发生呢？为何手一接触到图片（有时其间还隔着盒子），大脑就会浮现出图象呢？看来，手似乎具有与眼类似的功能。但眼有视觉细胞、晶状体、视网膜、视觉神经等一整套精密、完善的组织结构，而且又是如何完成这个“看”的过程呢？测试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只要稍加训练，使孩子们学会集中自己的意念，大约三分之一的小学生都有这种识别功能。这也许不叫特异功能，而是人普遍具有的一种“第六感官”
近年来，气功风靡中国。练气功的人不仅可以使气在自已体内运行，有的还可以发外功为人治疗疾病，甚至可以意念移物等。气功的本质是什么？现在尚不清楚，有待时日。
物质是由物质组成的吗？
二十世纪初叶，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动摇了牛顿时代的绝对时空观，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大大地深化了一步。尽管相对论的一些论点仍超越人们的常识，不易于理解，而到二十世纪中叶量子力学提出的论点不仅常人不着边际，连爱因斯坦都难以接受。
前面提到的Thomas Young的双狭缝实验中，如果把光源减弱到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地射出，双狭缝后面的感光胶片仍得到干涉条纹。一个光子怎么可以“同时”经过两个狭缝呢？于是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波尔（Bohr）等的结论是，一切物体皆由能量波组成；只有在物体被观察的那一瞬间才从能量波凝聚为有本体的物质。
比如，我们看一个物体时，光波被所看之物表面的电场反弹到我们眼里，在视网膜上凝聚成光子方产生视觉。又如，一个物体只有在被触摸的那一瞬间才由波动凝聚成由原子组成的实体，从而产生触觉。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感受是幻觉，因为能量和物体都是真实的，且能互变（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E＝MC2；E：运动物体具有的能量；M：物体质量；C：光速），但总觉得够玄的。
1927年海森堡（Heisenbrg）发现“测不准定律”（ Uncertainty Principle），表明微粒（如原子）的位置和速度不可兼得，越准确地测出其位置，则越不准确地知道其速度，反之亦然。因此微粒的动态无法用方程式精确计算，只能用概率加以预测。这种看似“不科学”的量子力学使科学更加符合实际从而更加科学。
随着科学的发展，更多我们无法解释的问题被发掘出来，更暴露了我们的无知。余国亮在《物理学家看圣经》中说：“神用测不准定理来提醒世人，人的智慧算不得什么；他又选择了非常小的普朗克常数，使人类的日常生活，不会因测不准定律而带来麻烦。他的慈爱何等的大，他的智慧何等的深。”
物理学的发展告诉人们，无论如何努力都达不到绝对零度（-273.15℃），也无法达到光速。根据相对论，一根以五分之四光速运动的米尺，其长度将减至原来的五分之三；如果以光速运动，则长度会缩为零，所以无论如何推动，一个物体的运动不可能达到光速。同时，相对论告诉我们，物体的质量会随着运动速度的增大而增加。当物体的速度等于光速时，物体的质量会变为无穷大，所以光速是一切运动物体无法企及的。只有静止质量为零的光子，其运动速度才能达到光速。
面对浩瀚的宇宙，人类显得很渺小、无知。地震、台风、洪水我们尚难应付，何谈“人定胜天”呢？有人说，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科学有长足的进展，人们总有一天会认识宇宙的一切。但基督徒相信，“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申二十九29）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是无力认识宇宙的。退一步说，即使有一天人们认识了宇宙的一切现象，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我们就再也不需要神了呢？不是的。神不仅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维护者，“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位方有”。（希一3）正象一切律法必须由权威制定，并在权威的监督下才得以贯彻、执行一样，神所创造的宇宙的一切规律也只有在神的护持之下才得以正常运作，否则，宇宙早就分崩离析了。人纵然可以认识宇宙，却绝无力维持宇宙。所以，无论科学如何发展，人类永远需要神。
三、基督教信仰既符合科学又超越科学
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研究是和谐一致的，它不仅符合科学而且大大地超越科学。这是基督徒对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所持的观点。我将从几个侧面来阐述这一观点。
《圣经》中的科学预见
《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专著，乃是一本论述神的创造、神对人类的救赎和神的国度的神所默示的巨著。然而，《圣经》中确有许多关于科学的预见，远远地超前于人类的认知，日益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令人惊叹、折服。莫琴博士（Jean SloatMorton）在《〈圣经〉中的科学》余国亮博士在《物理学家看〈圣经〉》等书中对此都有集中的论述。我仅举几个例子以飨读者。
·地球的形状、浮动和转动 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是一球体，悬浮在宇宙中，不停地自转和绕太阳公转。但古代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古代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四周被大水围绕，只要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大地的边缘；同时，当时认为地球是被支撑和固定不动的，太阳系的所有星辰都以地球为中心旋转。地球是如何被支撑的呢？印度人认为在地面之下，有力大无穷的四只大象支撑着，大象则站在象征力量的乌龟的背上，乌龟又趴在首尾相衔的眼镜蛇上面。至于眼镜蛇又被何物托住，就不得而知了。巴比伦人则把地球当着在海上浮着的一座空山，并相信地球内部十分黑暗，是人死后的住处。这些观点现在看来十分幼稚、可笑，但古代能提出如此的假说已是相当杰出的了。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第一个提出地球是圆的这个观念是希腊人。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说地球是圆的。首先定出地球两极、赤道和回归线的位置、划出子午线和经纬度的也是希腊人。在旧约以赛亚书四十22明确写道，“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象蝗虫。他铺张穹苍为幔子，展开诸天为可住的帐棚。”“大圈”一词在希伯来原文中是指一个立体的球面而不是一个平面的弧形。这一本《圣经》清楚地启示了地球的形状。以赛亚书写成于公元前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先于毕达哥拉斯的假说二百年，早于哥伦布斯的航行两千多年。
地球静止不动的“地心说”观点直到哥白尼于公元 1549年提出“日心说”后才被打破。十七世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方可解释地球之所以能悬浮在太空，乃是地球和太阳之间引力相互平衡的缘故。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基础。然而，关于地球的悬浮和转动，《圣经》早就指明了。<约伯记>是《圣经》中最古老的经卷之一，成书的具体时间难以考证。书卷的主人翁约伯是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人物。不少学者认为约伯记的成书时间要早于摩西五经（成书于公元前 1400年左右），也有学者认为此书写于以色列民族被掳回归之后（公元前六世纪）。不管怎样，<约伯记>起码比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早两千年以上。〈约伯记〉已指出地球是悬浮在太空的，“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伯二十六7～8）
由于地球的自转，才有昼夜之分，这是几百年前人们才懂得的事情。而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新约《圣经》对此早有暗示。主耶稣谈到何时再来审判世界时就提示过。他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十七30～35）两个人在田里干活，是指白天。两个人在床上是夜里；女人推磨多在清晨和傍晚。为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刻既是白天又是夜里，既是清晨和傍晚呢？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刻，在全球不同的地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是中午，在美国却是午夜，在其它地方可能是早上或傍晚。主耶稣这样说，明确地启示人们：地球是不断转动的，神的救恩是普世的，神的审判是全球性的。
·地球的风向系统
太阳的照射和地球的旋转是形成地球风向系统的两个主要因素。乔治·哈德里（George Hadley）于十七世纪第一次提出空气在赤道——两极回流的理论。赤道的空气受热上升，两极的冷空气因此会向赤道移动；赤道上升的热空气流向两极，受冷后下降。如此循环往复不已。这种风向模式被称之为“哈德里窝”。到十九世纪，科用奥利斯（G．G．Corioli s）发现，一个在旋转体表面移动的物体的运动方向会向右或向左偏斜，被称之为“科里奥利斯旋转力（ The Coriolis Force）。其后费瑞尔（ William Ferre）证实科里奥利斯旋转力也适用于地球的风向系统，即费瑞尔定律：由于地球的旋转，北半球的风向右偏斜，南半球的风向左偏斜。哈德里窝是由太阳的直射和斜射引起，费瑞尔定律则因为地球的旋转。这两大因素共同作的结果，使地球形成了东南、东北季风带，南、北回归线无风带，南、北西风带等一套复杂的风向系统。
然而，早在公元前，《圣经》就指明这个风向系统了。〈传道书一6〉写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地旋转，而已返回转行原道。”“风往南刮，又往北转”是指哈德里窝（赤道——两极回流）：“不住地旋转”即指费瑞尔定律；“而且返回转行原道”说明这样的风向是有规律的。这一节经文仅21个字，却高度准确地概括出地球风向系统的主要特点。
·水文学
水文学是研究水的蒸发、凝结和化为雨、雪下降等现象的关于水的循环的科学。这种水循环的理论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才被接受。为水文学理论作出贡献的伯罗（Pierre Perrault）和马利奥特（ Edme Mariotte）发现法国塞纳河的流量与雨量有密切关系。后来，天文学家哈莱（Edmund Halley ）的资料也支持水循环的理论，认为雨、雪的下降和水的蒸发是彼此制衡的。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圣经》已明确地记载了水循环的理论。“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传一7）何等隽秀、优美的诗歌语言，简洁、准确的科学描述！
·气压
压力是物质所给予每个接触面的重量。空气是气态物质，有重量，也必然产生压力。物埋学家加俐略在十七世纪从观察中已猜测到空气有重量。是他的学生托里拆利（Torricelli）于公元1643年用实验证明空气是有重量的。把一支真空的唧筒插到井里时，井水可顺唧筒上升，但不能超过三十三尺的高度。他想是井水上面的空气的重量所产生的压力把井水压入唧筒的；因空气的重量是一定的，所以产生的压力也是一定的。他用比重比水约重十三倍的水银做实验。他用一支48寸的玻璃管，玻璃管一端封闭，一端开口。他将水银注满玻璃管，然后将开口一端倒插入水银槽中。此时，玻璃管巾的水银下跌了18寸，留下18寸的真空，水银柱的高度保持在30寸。这样，他不单证明了空气有重量，而且证明空气的压力所产生的重量相当30寸水银的重量。第一支气压计就这样诞生了。
早在托里拆利数千年前，《圣经》就指出空气有重量了。“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伯二十八23~25）。“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伪，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诗六二9）显然，《圣经》中启示的空气有重量，既有道德方面的喻意，又有真正的科学内涵。
·洋流及海洋航道
从古至今，多数人都以为海洋是不流动的“一潭死水”。其实，海洋是一个循环流动系统。底层海水的流动被称之为洋流。直到二十世纪，人们仍认为海洋深处没有洋流存在。后经一系列研究，证实南大西洋海底有洋流存在。但因缺乏直接证据，仍被怀疑。六十年代中期，科学家们借助于现代摄影技术，发现海洋深处有涟漪和被冲刷的现象；透过涟漪，观察到洋流冲击海底沉积物的现象，海底洋流的存在才被最终证实。
美国科学家毛瑞（Matthew Fontaine Maury）是海洋航道的发现者。他从航海志中详细研究海上的风向和洋流情况，从中归纳出横渡大西洋的理想航道，成为日后国际公认的航道的基础。毛瑞所著的《海洋物理学》仍是当今研究季风与洋流相互关系的基本教科书之一。是他第一个指出，由于季风和洋流的相互作用，使海洋成为循环不息的系统。
富有启迪意义的是，毛瑞关于海洋航道的灵感是来自《圣经》的启示。有关毛瑞生平的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毛瑞卧病在床，每天晚上由他儿子读《圣经》给他听。有天晚上当他儿子读到诗篇八第8节，“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时，他猛然联想到海底航道问题。他说：“如果上帝说大海中有航道存在，那么我病愈后，一定要把它们找出来。”毛瑞于1873年去世。毛瑞的故乡维吉尼亚州于 1923年在首府Richmond为他建立纪念碑，碑文载明毛瑞的灵感源于《圣经》。
·电磁波
1820年，哥本哈根的物理学教授奥斯特发现，如果让电流从一支悬挂的磁针旁通过，磁针会发转动。他的发现传到巴黎后，法国物理学家安培立刻想到电流与磁铁应是同等的。他用实验证实了他的想法：两条通电的导线会因它们电流方向相反或相同而吸引或排斥。安培的实验又启发了英国科学家法拉第。他想，既然电流有磁性作用，磁铁也应该产生电流。经过十载的努力，他的实验成功，为日后电动机和发电机的问世奠定了理论基础。
1864年，数学家马克斯韦（ Maxwell）用数学证明，任何电或磁的改变，都会向空间放出能量，此能量以波的形式传递，其中电的方向与磁的方向相互垂直，而它们又都与前进方向垂直，并证明它们在真空中传递的速度等于光速，此波被称为电磁波。1887年，赫兹（Hertz）用震荡电路放射出电磁波，支持了马克斯韦的光电理论。1896年，意大利人马可尼（Marconi）首次用人造电磁波传递信息，建立了第一座无线电发射和接收电台。
在古代，人们对电、磁的知识是相当贫乏的，直到 1749年，富兰克林才提出闪电是电荷流动的假说，并于 1753年做了他那著名的风筝实验，借连接风筝的铜线把云层中的电荷引进实验室。可是远在三千多年以前，《圣经》就预言了无线电通讯的科学成果：“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伯卅八35）那个时代的人描述电磁波，唯一的可能是闪电；事实上，闪电所放出的电光就是电磁波！约伯记的这句经文，也可解释为用电和磁来传递信息。比马可尼早数十年，摩尔斯（ Morse）于 1844年成功地借有线电报传递了信息。人类首次用有线电报所传递的话是《圣经》中的一句经文，“谁不知那是耶和华的手作成的呢。”（伯十二9）
随着科学的深入发展，人们发现<约伯记>卅八章35节这句经文包含着更深的意义。电磁波可用电子加速的方法制造，也可由原子内部的电子发出。原子核所含的质子数，决定了核外电子轨道的半径；在不同半径的轨道上运行的电子所具有的势能各不相同。当激发电子由一个轨道跳到另一轨道时所放出的电磁波的波长也不相同。分析其波长，就知道是什么元素了。科学家们正是通过分析其他星球所放射的电磁波来了解该星球有何种元素的。
另外，红移现象（ Red Shift）告诉我们，当一个星球远离地球而去的时候，它所放射到地球的可见光的波长会变长，即向红光方向移动，反之亦然。这样，测定其电磁波波长的变化，我们便可知道该星球是以何种速度离开或接近地球了。所以，物体所发射的电磁波，不仅可以告诉它们是谁，而且告诉它们正向什么方向运动。
想想电磁波在宏观和微观上的这种“指示”功能，再来读<约伯记>这句经文，“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时，神的智慧是多么令人赞叹呵！
·割礼
割礼是《圣经》中记载的仪式，男婴出生后第八天，要割去生殖器的包皮，作为以色列民族与神建立誓约的标记。（创世记十七10～13）《圣经》记载了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撤行割礼。“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上帝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创二十一4）割礼不仅有属灵的意义，要除掉以色列人及其后裔心中的污秽，而且在医学上也是有益的。包皮垢菌与女性子宫癌的发生有密切关系。有人统计过，非犹太妇女得宫颈癌的机率比犹太妇女高近 10％。
但是，割礼为何要在出生后第八日进行呢？《圣经》没有解释理由，只说是神的吩咐。直到近年，这个谜底才被揭开。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科学家在食品中发现一种物质，被称为维生素K，可以防止婴儿出血，因为维生素K可以促进血凝素在肝脏合成。维生素K可由人体小肠内的细菌合成。由于新生婴儿小肠内的细菌不多，缺乏维生素K，血凝素含量相对减少，故易引起出血。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婴儿在发育过程中维生素K的合成情况时发现，婴儿出生第三天，血液中血凝素的浓度只有正常值的30％，而第八天达到110％，然后再降回到正常的浓度。考虑到三、四千年前那种缺医少医的远古年代，婴儿出生第八天是行割礼的最好时机。神对世人的爱是这样地无微不至。
《圣经》中关于科学的预见，从天文到地理，从陆地到海洋，从动、植物到人类，涉及面广，丰富多彩。以上我仅举出几项大家所熟知的事实作为例子。每当我读到、想到。讲到这些例子时，内心都一次又一次地深深被激动。象地球的浮动和转动，地球的风向系统和水的循环都是极为宏观的现象，非高踞于地球之上，不得窥其全貌。电磁波的特性、血凝素的功能也只有物理学、医学发展到今日方能阐明。然而，几千年前，人们既无飞机、雷达，也不能发射卫星、飞船，更不知细菌、维生素、电、磁为何物。在那个时代写下的《圣经》怎么能如此清晰、准确地揭示这些自然现象的本来面目呢？这再次无可辩驳地说明《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话语，使我们清楚地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是自然科学家的研究灵感的源头。
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
十七世纪的英国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温床。英国为什么能在短短的一二百年内，科学突飞猛进，远远超前于其他国家呢？人们从社会、经济、政治、实验方法等诸方面寻找原因。现在多数研究者认为，基督教信仰是促进英国现代科学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基督教一神观是现代科学的思想基础
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的一元论世界观及由此产生的理性主义，中世纪在西方思想界占统治地位。一元论的世界观在理智方面抹煞造物主与被造之物的差别，认为人的理智的实能部分与神的理智相同。因而高举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智和思想可以洞察宇宙万物的奥秘，是衡量一切真理的标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默想，在理智中设立大前题，然后以此前提推演出去，用以解释各种事物，这叫演绎法（deduction）。他们注重理智思维，忽视人对事物的观察分析。
按此世界观、方法论，亚里斯多德认为宇宙由55个同心圆球组成，最中心是地球，向外分别为水、气、火、天空星体等圆球。每个圆球都有灵性，神在所有的圆球之外，对各圆球产生吸引，因而带动宇宙各圆球运转。中世纪的教会及科学界普遍接受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观，认为神是终极因，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在理性主义的束缚下，以实验、观察为主要手段的现代科学不可能得到发展。
公元1543年，天文学家哥白尼（ Co Pernicus）提出地球绕太阳运转的日心学，并得到天文学家伽利略（Galileo）和凯普勒（Kepler）从实际观察中得到的数据的有力支持，推翻了地心说。从此，经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开始抬头，强调观察外界事物的重要性，在观察的基础上思考、分析、发现规律，即所谓归纳法（Induction）。经验主义哲学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伽利略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怀疑主义，只相信经验过的东西，不承认因果关系确实存在，认为科学只是经验的归纳，无法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休谟（Hume）是代表人物。
此外，随着亚里斯多德宇宙观的被推翻，神是终极因的观点也和地心学一起被许多人抛弃了。人们开始站在纯自然的立场，不再追求自然定律的终极因（Why），而只是描述和形容自然规律（how）。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开始在知识界占上风。认为一切事物皆由物质组成，提倡物质的永恒性，否定其被造性；强调真理的可经验性，摒弃时空之外的任何客观实体；高举人的理性，相信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认为宇宙乃机缘巧合的产物，否定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自然主义否定神后，在宇宙和人类起源问题上留下的空缺，为日后进化论的崛起提供了适合土壤。（详见第六章）
然而，基督教坚持一神的世界观，相信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人可以凭借神所赋予的理性去认识万物，进而认识神。也就是说，人可以从观察大自然开始（经验），借着归纳和演绎（理性）提出假设，然后再用实验来证实、修正或推翻这种假设。有人称此为经验的理性主义。很明显，当今实验科学所采用的方法正是源于基督教倡导的理性经验主义。
科学研究有一个大前题，即相信宇宙万物是按一定的规律运作的，这种规律不随时间、地区和研究者而改变。这一前题被称之为自然划一原理。这一原理也是直接来自基督教的一神世界观。无神论演绎不出这一原理，使宇宙此起彼伏的多神论也无法使自然规律在整个宇宙和谐统一。过去在欧美占支配地位的基督教信仰为科学研究建立了大前题，提供了正确、有效的方法论，使现代科学孕育于西方成为历史的必然。
·基督徒是发展现代科学的中坚力量
按照《圣经》的教导，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护持者，人是神按自己的形象造的。基督徒相信，因神给予的理性，人有能力接受神的启示去认识宇宙，进而认识神；同时，神要人治理环境、管理各种鱼类、飞禽、走兽（见创世记第一章）。只要对所要管理的对象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当好神的管家。为了认识、荣耀神，为了不负神的重托，一大批虔诚的基督徒以极大的热忱献身于自然科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各现代学科的奠基人。现代科学发展初期，英国社会的基督徒约占总人口的20％，而在英国早期皇家学会中，基督徒的比例却高达90％！
牛顿是这一大批基督徒科学家的杰出代表。这位英国科学家27岁即出任剑桥大学教授，发明微积分法，确定运动三定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在光学和天文学也有颇多建树。后被推为皇家学会会长，并被加封为爵士。他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非常敬畏神。在平常谈话中，从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在提到神的圣名之前，必先肃然静默。他曾说：“据我研究的结果，《圣经》记载之信而有证，实远非世俗的历史所能比拟。”他研究《圣经》的浓厚兴趣绝不在科学之下。他所发表的科学著作只占他所有著作的百分之十几，他80％以上的著作皆为神学著作，总字数超过一百四十万字。
波兰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哥白尼经二十几年研究，发表《天体运行》（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巨著，首先提出日心学，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基础。哥白尼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早年学习神学和医学，一生悬壶行医，后又担任牧职传道。支持证实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和凯普勒也都虔信神。伽利略虽遭到天主教教廷的迫害，他本人仍相信《圣经》，相信日心说与《圣经》并不矛盾。凯普勒是基督徒，曾在神学院进修两年。他曾说：“我们天文学家是至高无上的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言人，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而是为了荣耀神。”
电解原理发明人法拉第（Michael Faraday）虔信《圣经》，并是伦敦一教堂的兼职传道人，每周讲道多次，遗留至今的讲章有一百五十篇之多。他临终时，别人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心灵很平静。”并引用《圣经》说：“我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后一12）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卡尔文（Kel vin）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一次一个学生问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他没有说是第二定律，却说：“在我生平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是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化学家波义耳（Robert Boyle）在他的科学论文中再三强调，科学研究的整体目标是要显示《圣经》和自然规律的合理性及和谐性。他本人研读原文《圣经》，对基督教护教学甚有研究。在美国发行的第一本印地安语《圣经》是由他资助出版的。
瑞典博物学家林奈氏（ Karl Von Linnaeus）对现代植物学的发展有极大贡献，尤以植物分类法闻名。他将自然界分为动物、植物、矿物三大类，再细分为纲、目、科、属、种，成为现代自然分类法的基础。林奈氏一生敬畏上帝。据说某日他外出散步，偶见一艳丽夺目的花朵，深感上帝创造的奇妙、伟大，便立即跪下，感谢造物主的恩典。
法国化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是世界公认的微生物学的创始者。他发明消毒法，对人类医疗卫生，贡献极大。又在防治瘟蚕病、促进法国蚕丝业的发展立下丰功。他对上帝和福音都有坚强的信心。他说过，“如果承认上帝的存在，这一个信心实比一切宗教的神迹更为超奇，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有了这种信心，这种悟性，那便不能不对上帝下跪，肃然敬拜了。”他常在实验里，一面工作，一面祷告。 法国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巴斯噶（Blaise Pascal）英年早逝，去世时才39岁。他16岁时就完成了有关投影几何的名著，并先后发明计算器、晴雨表和水压机等，为旷世天才。然而，科学上的重大成就却无法满足他灵性的要求，甚感痛苦，遂研读《圣经》。一天晚上正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时，神忽然向他显现，当年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伟大先知摩西所见的荆棘中的火焰，充满整个房间，同时上闻主声：“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非哲人之上帝，非学者之上帝。”使之顿时开悟，单靠科学、哲学，不能通神。面对真神后，他大获平安、喜乐。他将神的启示笔录、缮正，缝于襟内，终其一生，未告诉任何人。直到他去世时才被发现，现珍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巴斯噶悟道之后，尽弃骄淫之气，谦卑自律，判若两人。后著《沉思集》（Ponsees）为主证道，脍炙人口。
以上只是部分实例。在现代科学发展初期建立了丰功伟迹的基督徒科学家还有很多。从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的建立到基督徒的实际参与，基督教对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称基督教是现代科学之母。现代科学发展史清楚表明，那种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对立、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的观点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也为自己因无知而曾持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而暗自红过脸。
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
有人常问我，象上面提到的那些著名的基督徒科学家， 是否因为出生在基督教家庭而信主的？按我手头现有的资料，我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其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受到家庭的薰陶而信主的。我认为，这些朋友的问题的实质在于，如果这些科学家因家庭的影响而信基督教，他们的信仰是否只是自然而然地随大流而已？我觉得此种观点可以理解，但不全面，也不尽符合事实。
不少基督徒的后代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基督徒的，有的始终没有成为基督徒。知名学者林语堂先生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他小时也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成年之后，他开始对中国圣哲思想深切爱好，逐渐疏远了基督教。经过几十年的艰苦跋涉，最后才又回到主耶稣的怀抱里。他在《信仰之旅》的绪言中说：“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难路，而我以为这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其他的路是更妥当的，因为宗教自始至终是个人面对那个令人震惊的天，是一种他和上帝的事；它是一种从个人内心发出来的东西，不能由任何人来‘给予’。”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先生的曾孙戴绍曾牧师也不是自然而然成为基督徒的。
不可否认，出身于基督教家庭，从小耳儒目睹，少有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冲突，没有太多的理性挣扎，比较容易接受基督徒信仰；也确有人是在这种环境中“糊里糊涂”地成了基督徒的。然而很难想象，那些有高度智慧、理性、逻辑思辨能力、在科学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督徒科学家，会在信仰上采取人云亦云的轻率态度。事实上，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到，他们一面努力搞科学，一面深入研读《圣经》，常常讲道。他们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知道为何要信。
英国当代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侯顿（John Houghton）在谈到自己的信仰时，这样说过：“有了很强的历史证据，加上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见证，也不能说服我。因为我要亲自去体验、证实我可以与神建立的个人关系。那么，我需要的是怎样的证据呢？很少有人象使徒保罗，突然看见属灵的事实如刺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信仰的心田。多数人走向信仰的过程比较长远，就象人与人的关系一样，一见钟情到底比较少，多数人是逐渐地认识到神的真实的。所以我个人的论点包括历史的证据，历代教会的经验，再加上我个人的体验，都是贯穿一致的体系。有了信仰的观点，历史的基础是否重要呢？有人认为关系不大，他们觉得信心可以胜过历史而独存。但大多数的基督徒，连我在内，却认为必须有历史的根基，否则信仰不能成立。正如使徒保罗在初期教会就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林前十五14）历史的基础与信心的经验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基督徒科学家在信仰问题上所持的严肃、审慎和执着的态度。
此外，不少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中逐渐认识神、完成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思想飞跃的。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是如此。一次一位朋反在牛顿面前讲了一通不信神的话后，牛顿当场予以驳斥，“我对你关于天文数理的高见，一向乐于领受，因为你是研究有素的；但是你对基督圣道，最好不要随便发言，因为我素知你于此道毫无研究，并且我敢断然地说，你根本是个门外汉。”牛顿之所以如此不留情面，是因为他自己也曾深受这种盲目反对基督圣道之害，希望自己的朋友不要重蹈覆辙。牛顿早年是个实证主义者，只信科学，不信神。对宇宙现象有了深入了解后，他才心悦诚服地伏拜在神面前。他在《原理》（Principia）一书的结论中写道，“证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可知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则称他是在研究相对论时找到神的，尽管他的有神观带有泛神论的色彩。他曾经说过：“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即由对他诚心的崇敬而构成的。我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借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
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对现代科学进步有重大贡献。米勒（ Francis Trevelyan Mille）在《爱迪生传》（ Thomas A Edison）中说：“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一个‘舵手’，没有一个引导的力量，爱迪生决不会有一个科学的和数学的精密头脑来领悟宇宙的奥秘。天体行星在一定轨道上转动不息，千万年如一日。种种造化的奇妙，生活的繁殊，以及动物、植物、矿物的神奇不可思议，使爱迪生相信宇宙间必然有上帝。”爱迪生自己说过：“我认为每一个原子必由某种智慧所掌管，所以能千变万化，成造化之妙。这种智慧乃是从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能力而来。上帝的存在，在我是几乎可以用化学来加以证明的。”他虽未皈依于任何正统的信仰，但敬畏上帝。他在自己的实验室曾写了一篇座右铭，其中说：“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上帝的存在。”
赫乔父子（William和John Herschel）都是大天文学家。William发现了双星和天王星， John发现了五百多个星云。宇宙的奇妙使他们敬畏神，他们常说宇宙是神精巧杰作的证据。证据是那样明显，以至Wiliam认为，不信神的天文学家的神经一定有点问题。
曾任牛津大学大气物理系系主任、现为英国国家气象局兼太空中心国家地球观测计划董事会董事长的候顿博士（John Hovghton）在他的新作《宇宙：神迹或机遇》（Does God Play Dice? A look at the story of the Universe）中深有感触地写道，“我多次提及神启示的两本书：大自然及《圣经》。《圣经》特别借着耶稣启示神自己。对我来说，最能激发敬拜之心的经验是同时默想这两种奇妙的启示。当我翻阅一页页的彩色天文图片，看着那些通过望远镜或太空船拍摄的行星和星云，或者欣赏那从太空实验室或同步卫星自动相机所拍摄的色彩变幻的地球时，我看见宇宙的浩大和太空运作之精妙。我的理性饱受激荡，同时我的感情和想象力也受这些科学观察的激动，我不得不感到惊叹和谦卑。”
1961年4月12日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Yuri A． Gagarin）驾驶载人人造卫星沃斯托克一号（Vostokl ）用87分钟成功地绕地球的轨道运行一圈后，太空时代宣告开始。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挟太空优势之威，在联合国会议上的蛮横态度使美国大为震惊。朝野一致努力，美国的太空事业迅速发展。
1968年 12月下旬，美国阿波罗八号的三位太空人首次冲破地球的引力进入月球轨道，然后又冲破月球的引力回到地球，为登月铺平了道路。圣诞节清晨他们在太空中轮流朗诵创世记一章1～10节。美国邮政局为了纪念这次飞行曾发行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中央赫然印着“In the beginning God…”（起初，上帝…）。1969年7月 20日 10时56分，阿波罗 11号的太空人阿姆斯壮（NeilA． Armstrong）的左脚踏上月球，实现了人类登月的梦想。他和另一位太空人艾德林（Edwin E．Aldrin）在月球表面漫步两个多小时，艾德林在月球上通过卫星转播站向人类发出呼吁：“无论你在何处，请暂时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吧! ”他们朗诵了诗篇第八篇的诗句：“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将诗篇第八篇留在月球上。
1971年7月31日，阿波罗15号的太空人施高特（David R．Scott）和欧文（James B．Irwin）第四度登月，并驾驶耗资近四千万美元的月球车在月亮上探测67小时，搜集了大量资料，被誉为“首次真正的月球探险”。正处在事业巅峰的欧文上校在完成此次飞行后，突然向太空总署递交了辞呈，进入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到各处传讲神的福音。他说：“当我们飞向月球时，身后的地球最初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就象圣诞树上的装饰。但几个小时后，地球却小为篮球，不久又缩小成为棒球、乒乓球……这时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这样快地离开地球，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借着电脑帮助，我们平稳地降落了，那种感觉非常新奇，我们居然到达月球表面了，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开拓者的兴奋……抬头回顾地球，只见那美丽温暖的地球，显得极其脆弱，好象用手指一捏，就会捏碎似的。此时此景，使人不能不想到神的慈爱和神的创造。”“神既然应许我安然返回地面，是要我与各位共享一件事情：神多么伟大，人多么渺小，他也充满了爱。我有独特的权利看见神奇妙的创造，因此神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要我对男女老少传讲：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前面曾提到的美国水星计划及双子星计划的总执行者勃克博士（ Walter F． Burke），在美国第一位太空人格林被发射到太空的那一周（1962年2月），仍在带领教会的查经班，因为当时他正担任教会主日学的校长。在肯尼迪角主持太空船发射后第二天，他便搭飞机回到圣路易斯城，当天晚上仍带领查经班不误。对此，他说：“说实在的，我现在把如何为主而活的事情看得比我参加月球登陆计划的工作更为重要。”
在回答记者关于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采访时，他说：“我个人认为太空时代确给予人许多好处，它是加强我属灵生命的一大因素。现在我每天读经更勤。以前我常有‘到底有没有神’的问题，现在所想的已变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目的，我如何才能为基督做更好的见证。’在我和许多科学家的交往中，还没有见到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自从我们进入太空后，我觉察到许多同事们更加深了他们的信仰，很少有一天不听到人们谈及灵性问题。在以往数月里，我意识到太空人员有一种心灵的觉醒。现在他们自由地谈论属灵的事情，有的甚至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是我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余国亮在《物理学家看圣经》一书中曾引用了《读者文摘》登载的一个小故事：一次，全世界的科学家都集中起来，制造了一台世界最大、可以解答古今中外一切疑难问题的电脑。在电脑揭幕那天，全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都围在电脑四周，迫切地想知道它如何解答全世界最重要、也是最难解答的问题：世界从何而来？当他们把此问题输入电脑，经过复杂的程序后，答案出来了。大家急不可耐地展开答案，上面写着：“起初神创造天地。”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个答案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所认识、所接受。
近年来，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重新为人们重视，很多人开始相信宇宙不是永恒的，是大爆炸的结果。支持大爆炸理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科学家发现了存留至今的大爆炸所产生的微波辐射。为了协助解开宇宙起始之谜，美国太空总署特设计了宇宙背景探险号（Cosmic BackgroundExplorer，COBE）人造卫星，专门用以测量此种微波辐射。这个卫星从1989年11月开始工作。其后两年所提供的资料表明，宏观宇宙每一个方向的背景温度完全一致，均匀到万分之一凯耳温度（Kelvin）！
1992年四月，从诺贝尔奖得主群集的美国著名的 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又传出惊人的信息，太空物理学家史莫特博士（George Smoot）发现，COBE卫星所搜集的三亿六千万个测量数据中，只有万分之三的差异！有人称此发现为“若非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现，便是世纪性的创举!”史莫特自己则公开宣称：“我们所找到的是宇宙诞生的证据。这就象睁开眼睛看到神一样。其中的秩序如此精美，如此均衡雅致”，使我们想到宇宙的背后必然有其设计，”“神可能是它的设计者。”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称此发现为“神的手笔”（the“handwriting of God”）。美国著名史学家博汉（FredericBurham）也发表评论说：“现时这最先进的发现，使‘神创造宇宙’这一观念，成为近百年来最受推崇的设想。”
不难看出，科学家对神的认识也经历着曲折的过程。二、三百年以前，实验科学处于萌发时期的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认识神、荣耀神。他们把科学研究看作是“适合礼拜天作的”神圣活动。他们的灵感来自于对神的创造的探知的渴求。牛顿、凯普勒这些科学大师在谈到他们的成功时都说，他们只是“思想神要他们想的事，”是“追随上帝的思想”而已。为着认识神而从事科学研究，在研究中更认识神；在与神的亲密关系中得到灵感，进而大大增强对事物的洞察能力，使科学研究不断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因而更敬虔神。
如此往复，科学家们把科学研究和信仰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于他们心中有神，科研中取得的成果越大，越看到神创造的奇妙和伟大，越谦逊自律。牛顿仅仅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在海边的沙滩上有幸拣到几个比较好看的贝壳的孩子。‘’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一7）因为神是万有之本，是智慧、知识、真理、生命的源头。科学家们用自己的科研实践和心灵更新为这句经文作了很好的注释。
然而，人类的始祖因为不甘处于自己受造的本位，要与神争智慧，违抗神的旨意，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骄傲使人类的祖先犯罪、堕落。堕落后的人类心中少有想到神，使骄傲成为现代人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现代科学取得瞩目的成就后，有人再度骄傲起来。随着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抬头，达尔文的进化论风靡全球。科学界不少人开始抛弃神，反对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强调宇宙的永恒性，视人是这永恒宇宙的主宰。人们再次利用科学研究向上帝争权，将科学研究与敬拜神相分割、相对立，陷入无知、迷惘之中。
当科学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宇宙万物的复杂、浩瀚和精妙，使人不能不再次去思考、面对宇宙背后的设计者，不能不承认人的有限和渺小。所谓科学研究，只是去认识神所“授与”的宇宙；所谓科学定律，只是描述神的正常作为罢了。没有神的创造和护持，就没有科学研究，没有神的启示，无论怎样假以时日，人类也无法认识宇宙的奥秘。
当科学家有重大发现时，会受到各种奖赏和称赞，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同时也应该想到，他们只是发现了这些规律而并非创造了这些规律。崇敬规律的发现者而冷漠规律的创造者是很不符合常理的。我打个比方。有一位造诣极高的画家，画了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并将它精心裱帧，装入镜框，挂在客厅的墙上。一天一位客人在客厅见到此画，为之倾倒，立即叫亲朋都来欣赏，大家都赞不绝口，并热烈地祝贺这位客人竟然有幸发现此画。但此画出自哪位画家之手却无人问津，以为该画也许是自然形成并自己挂到墙上去的。我想，没有人相信这个比喻在生活中会真正发生，因为太不合逻辑。但是，一些很有理智的科学家在科学与神的关系上所持的观点却正是这样不合逻辑、不合理性，令人百思不解。
科学的发展虽还没有使每一个人看到神，但确实有一大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在研究中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科学与《圣经》的吻合而真正谦卑下来。
象当年牛顿一样，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虚怀若谷。他一生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却说自己只是在真理的海洋边上徘徊，一无所获。因用油滴实验证明电子的存在和其所携带的电荷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米立根（Millikan）说得更加清晰，“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非人类智慧所能窥测。这人智不能窥测的范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人智有限，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终极的奥秘。……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学习谦卑。”候顿博士形象地把科学与信仰（大自然与《圣经》）喻为人的双眼，“当我们将神的两种启示揉合一起来看事物，好象用两只眼睛看见的立体感，新的深度和真实就出现了，新的属灵境界也显而易见了。”
有人说，科学的终点就是信仰的起点。此话富于哲理。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NASA ）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爵博士（ Robert Jastrow）在God and the Astronomers。（《神与天文学家》）一书中说过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话：“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象是个恶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
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
·何谓科学主义？
有人会想，如果按我前面论及的科学与信仰的关系，每一个科学家都应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才对，为什么现实并非如此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问题的答案是，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世界观是阻碍一些科学家认识神的一个重要原因。什么是科学主义呢？何天择博士在《人从哪里来？》一书中对科学主义这样描述说：“将科学局部的知识视为人类全部的知识，将科学有限的范围视为唯一的境界，将科学相对的学说视为绝对的真理，并以为在科学之外的其地学问都没有研讨的价值。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一切问题，所以高唱‘科学万能’。这便是科学主义。”我认为这是很中肯的。
现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可置疑、有目共睹的。不幸的是，自从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开始抛弃神后，科学家对神这个造物主的崇拜便逐渐演变为对受造的科学规律和受造的人的理智的崇拜。人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主宰，把科学方法看作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成了二十世纪的新宗教，被无数人盲目地顶礼膜拜，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科学家举办讲座，听众不管是否听得明白，都无条件地接受。而且，往往越听不懂越是自叹不如：这道理太高深了，这个科学家的知识太渊博了！从不对科学家所讲的东西置疑。相反，如果是一个神学家讲道，无论他讲得如何清新易懂，如何有根有据，人们也会疑云满布，百般挑剔。
科学主义的产生除了摒弃神这个主因外，也有认识论、方法论的根源。前面已经谈过，现代实验科学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和归纳法。归纳法是观察、实验开始，从大量数据中找出规律来。演绎法虽以假设开始，却一定要以观察、实验的数据加以验证。因此，在科学研究中始终十分重视实证，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如果把这种重实验数据的研究方法不恰当地由物质世界扩展到灵性世界，由研究被造的自然界扩展到探知造物主时，就成了谬误。
此外，不少人认为，科学家的信仰是建立在数据之上的，因此是客观、可靠的：而基督教的信仰是出于人的臆念，因而是主观、不可靠的。这显然是一种误解。由于方法的误用和对基督教缺乏了解，加上一些历史原因，不少人开始把科学与信仰对立起来。认为凡不能用科学方法证明的，皆不可信：基督教的信仰不能被科学证明，所以也不可信。当年，别人向我传道时，我要对方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今天我向别人传福音时，又受到同样的挑战。可见科学主义的危害之深。
·科学的局限性
科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科学的局限性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可以重演的（reproduibility）被动的（ manageability ）和可以量度的(observability)。我们得到的实验结果必须可以不断地重复。如果我们公布一个新发现，而他人无法在相同的条件下得到相同的结果，这个新发现是不会得到公认的。但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如辛亥革命），个人一生中只发生过一次的经历（如初恋）和业已完成的事情（如生命的起源），是无法重演、不能用科学加以研究的。
所谓被动性是说，当研究者改变一个实验条件，被研究的对象一定要作出相关的反应，这样，我们才能发现各事物之间的联系。如果，无论我们如何改变条件，研究对象或无动于衷或乱变一通，研究工作就无法进行。神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而已远远高于人，所以我们不能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神。
另外，被研究的对象一定可以量度，如长度、大小、重量、强度等等。一次和一位朋友谈到此点时，我说：“爱是无法用科学方法研究的，因为爱无法量度。”他立即反驳说：“爱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据说科学家已经发现，当人表现爱时，会发出一种波。”我说：“至今为止我尚不知道爱可以用波来测量。即便真是如此，这恰好证明了我的论点：只有可量度的东西，科学才能研究。”对方听后先是一楞，尔后哑然失笑。研究对象的限制，使科学研究不仅是有范围的，而且范围是狭窄的。科学研究得到的知识只是人类知识的一部分。
其次，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性的。科学成果，如化学物质、细菌培养、原子能等，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成为人类互相残杀的武器。而目．科学发展使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重。
第三，科学研究对灵性世界鞭长莫及。在第一章里我已谈到，和物质世界一样，灵性世界也是一个客观实体。灵界中有神，有由天使堕落后变成的魔鬼撒旦等邪灵。灵界存有的智慧远远高于人类的智慧。科学中有一条“铁律”：证明、研究者一定要大于或等于被证明、研究的对象。相对于灵界，人类既无量度标准可用，其智慧又远所不及，科学只有望洋兴叹。“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四24）心灵和诚实是认识神的唯一途径。
第四，科学无论如何发展，也无法解决人心和道德问题。纵观人类历史，科学事业一直在向前发展，近二、三百年尤为显著。但是人的道德水准并没有随科学发展而相应地提高。相反，科学愈发达，人心愈诡诈，道德愈沉沦。
当今的美国就是例子。难怪在美国太空事业取得辉煌成功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森在就职典礼和国情咨文中多次大声疾呼：“我们固然在征服外太空方面需要更大的抱负，同样地，我们也需要征服我们的内太空——人类的内在心灵。”尼克森是受人尊敬的、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幸的是，他因水门事件下台，在内太空征服战中败阵下来。然而，征服内太空的必要性是随时可见的。
一篇文章曾谈及纽约的公共汽车问题。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公共汽车十分拥挤，等车的人拼命想挤上车；一旦上车后大都堵在车门口，这样下车时方便。为了使更多的乘客能上车，司机请车门口的乘客向空着的中部移动，但不管他如何劝说，毫无功效。司机不禁长叹，“我们已经可以把人送上月球，却无法让人从车门口向车中间挪一步……。”
·信心的飞跃
从神存在的证据、《圣经》的权威性、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考证到本章有关科学与信仰的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教信仰是置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信仰，与理性、科学相行不悖。理性的思辨和科学的成果可以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然而，科学只是求真，基督教信仰却是求真、求善、求美。这是基督教信仰超越科学之处。人们单凭有限的理智和科研活动是无法企及神的。我们只有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凭信心飞跃上去，才能和神建立个人关系；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成为神国的儿女。在与神亲密的交往中支取智慧，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和虔诚的基督徒。
第五章主要参考书目
1． 韩伟等，《科学理智与信仰》，宇宙光出版社，1989年。
2． Jean Sloat Morton,Science in the Bible,1978.（陈永成译，《圣经中的科学》台北，中国主日学协会出版部，1980年）。
3． Paul E. Little, Know Why You Believe,1988.（詹正义、区秀芳译，《你为何要信》，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年）。
4． 余国亮，《物理学家看圣经》，道声出版社。1987年。
5． John Houghton, Does God Play Dice? A Look at the Story of the Universe, 1989( 钱锟译，《宇宙：神迹或机遇》，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2年)
6． Robert jastrow, God and the Astronomers, New York, London,W.W.Norton,1978.
7． 潘柏滔，《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87年。
8． James C.Hefley, Scientists Who Believe,(刘家玉译，《科学家相信神》，右北，中国主日学协会出版部，1980年。)
9．林治平编选，《探索者的脚踪》，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0年。
10．周功和，《基督教科学观》，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93年。
11．金新宇，《科学与基督教》，香港，宣道出版社，1990年。
12．林语堂，《信仰之旅》，香港，道声出版社， 1991年。
13．梁斐生，《真金不怕洪炉火》，加拿大福音证主协会，1992年。
第六章 创造论与进化论
一、进化论是尚未被证实的假设
前面几章已经提到，自从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后，进化的思想象野火一样迅速在思想界、科学界蔓延，对圣经所启示的创造论提出空前的严重挑战。虽然圣经的历史性已被考古学的证据充分证明，不少人仍把进化论当作科学真理，认为创造论不符合科学，是无法接受的。进化论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接触、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阻拦。在谈论信仰时，不能不涉及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论战。
有关这方面的专著中，潘柏滔博士所著的《进化论一科学与圣经冲突吗？》对进化思想的发展史、达尔文进化论的证据、基督徒对进化论应有的态度等都有详尽、全面的论述，资料丰富，分析中肯，值得认真阅读。由于创造论和进化论涉及面很广，本章仅就我自己在思考过程中认为比较重要的层面加以阐述，与大家分享。
一、进化论是尚未被证实的假设
进化论被写进很多书里，不少学校也在课堂上宣讲进化论。人们自然会认为进化已是事实（the fact of evolution），认为进化论是科学定律。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进化论并不是科学规律，它只是达尔文基于他视察到的一些现象而提出的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并没有被证实，目前正受到严重的挑战。
上一章谈到，科学研究的对象所必备的一个条件是为重复性。宇宙、生命、人类的起源是已完成的事情，无法重复，故已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宇宙是进化来的还是由神创造的这一问题，科学无力作答，既不能肯定，也无法否定。对此，进化论学者和创造论学者都有相当的共识。
亨利·莫瑞博士（Henry M.Morris）在《科学创造论》中指出：“最近再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序言里，英国进化论领导人之一的生物学Mathews教授承认：‘相信进化与相信特殊创造完全一样一两者都被信者确定为真，但至今却没有办法能加以证实。’”
所以，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一种没有被证实、也无法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加以证实的假说。这一点是首先需要澄清的。
二、两种模式
既然进化论和创造论不能用科学方法证明或否定，关于起源的看法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建立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客观地、合乎科学地来讨论起源问题。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应该是凭主观意愿或轻率、盲从的，而是基于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分析和思考而建立起来的。基督徒接受创造论是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相信圣经是完全无误的。圣经明白地教导说，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的。同时，他们也确信，神启示人类的两本书——圣经和大自然——决不会相互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一定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宇宙万物是神创造的而非无目的地依机遇进化来的。
为便于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建立两种关于起源的模式，即进化模式和创造模式。进化模式是：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其中有自生自长的律，使一切可以由简到繁、由紊乱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地进化、发展；这种进化、发展至今持续不断。创造模式是：宇宙万物由超然的造物主所创造和维护；现在，创造过程已完成，进入了护持阶段。本章将着重讨论有关宇宙起源、生命起源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等方面的科学观察及成果。看看现代科学的资料更符合哪一种模式，那么，该模式可以作为较正确的模式予以接受。
三、热力学定律
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是科学界公认的宇宙普遍规律。能量守恒定律是说，能量可以由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成，但其总量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是恒定的。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发现能量和质量可以互变后，此定律改为能质守恒定律。这个定律应用到热力学上，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一定律指出物质既不能被消灭也不能被创造，一度曾被无神论当作宇宙永恒的根据。
热力学第二定律是描述热量的传递方向的：分子有规则运动的机械能可以完全转化为分子无规则运动的热能；热能却不能完全转化为机械能。此定律的一种常用的表达方式是，每一个自发的物理或化学过程总是向着熵（entropy）增高的方向发展。熵是一种不能转化为功的热能。熵的改变量等于热量的改变量除以绝对温度。当高低温度各自集中时，熵值很低；当温度均匀扩散时，熵值增高。当物体有秩序时，嫡值低；当物体无序时，嫡值便增高。现在整个宇宙正在由有序趋于无序，由有规则趋于无规则，宇宙间熵的总量在增加。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找们，宇宙不是在进化，乃是在退化之中。曾长期在美国西北大学执教的物理学家贝克博士（Dr．Edson Peck） 指出：“我们的宇宙中熵值有增高的倾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宇宙象一个发条逐渐慢下来的大时钟。”诚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些暂时逆热力学的自然现象，如生命现象，动、植物由受精卵开始，从简到繁、从不分化到分化，最后成为一完整的动物或植物。所以说“暂时”，乃是因为这些动、植物最后也要衰老死亡、解体。
暂时逆热力学的生命现象需要两个必备条件。一是要有蓝图或指令。这就是在精子和卵子的DNA中所携带的来自父母双方的遗传基因。在这些基因的调控下，一颗绿豆发芽长成一株绿豆苗，鸡蛋孵化后成为一只小鸡。第二是要一个能量转化系统，以供给发育时期所需的能量。光合作用、消化作用、血液循环和呼吸作用等都是这样的转化系统。
进化论者认为，地球是开放系统，可以不断从太阳吸收能量以弥补在熵增高的过程中所消耗的能量，因而进化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矛盾。但是，他们把能量的多寡与能量的转化相混淆了。问题不是太阳是否有足够的能量维持进化过程，而在于太阳的能量怎样用来维持进化过程。如果把一头野牛放进一家瓷器店，野牛用它巨大的能量在店内作功的结果只能是一场破坏。同样，如果盖一座楼房没有设计图纸，没有建筑师统一指挥，乃是让各种机器自由运作，让人们把水泥、砖头随意堆砌，楼房也无法按蓝图盖成。
如果进化是宇宙的普遍现象，那么在宇宙中一定有宏大的能量转化系统和指令系统，使万物能逆热力学第二定律，由无序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地进化。但是，人们在宇宙中找不到这样的系统，故进化的模式是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直接相冲突的。
创造的模式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吻合。起初神创造天地时，‘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创一4）这告诉我们神起初创造的世界是冷热分开的低熵世界。世界被创造后，即慢慢开始退化。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提出只是近一二百年的事，但圣经早在两千多年前清楚地指出了宇宙中熵不断增高的自然趋势，“天地都如外衣渐渐旧了，”（诗一O二26）“天必象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赛五一6）
热力学第二定律还告诉我们，宇宙不是永恒的。按此定律，宇宙的熵值在不断增高。总有一天，当宇宙各处的温度完全均匀一致时，熵增创最大值，一切能量都不再能作功，只剩下分子的随机运动。此时宇宙就到达等温热死阶段，一片死寂荒凉。这就是宇宙的终点。现在宇宙还没有进入最后阶段，说明宇宙的过去还不够长，宇宙必有一个起始点。宇宙必有起点和终点，不是永恒的。创造模式相信宇宙是神创造的，故宇宙不是永恒的。
如果把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结合起来，可以引伸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第一定律说物质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也就是说，宇宙不能自己开始；热力学第二定律却说宇宙必定有一个开始。这样，宇宙只能有一个不受第一定律支配的超然的开始。这样的开始不可能是自然进化而是神超然的创造。
四、宇宙的起源
虽然起源问题无法直接用科学的方法重演，但科学家们仍在观察、推理的基础上对宇宙的起源提出各种假说。现在，大爆炸论被广泛地接受。李志航博士在《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和梁斐生博士在《真金不怕洪炉火》两本书中对此都有引人入胜的论述。
宇宙不是永恒的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德国医生奥伯斯（Olbers）从一个简单的观察中提出宇宙不是处于衡定状态的假说。大家都知道星与星之间的夜空是完全黑暗无光的。奥伯斯首先想到，这说明宇宙中星球的数目是有限的，不能使宇宙的每个角落都发光。其次他假设，由于星球之间的万有引力，星球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小；或者由于什么尚不清楚的原因，万有引力会被抵消，使星球间的距离不断加大，即宇宙可能在澎涨。但这种假说未引起当时科学界的注意。
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天文学家观察到了红移现象（redshift）。他们发现距地球很远的星球或星系射到地球的光比主离地球近的星的星光弱而且较偏红色，即偏向可见光中的长波光谱。在声学上有一种现象叫做都普勒转移（ Doppler Shift）：当一个运动物体接近我们时发出的声波频率偏高；当它远离我们而去时发出的声波则偏向低频。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是，当火车驶进站时，站在月台上的人听到它的鸣笛十分高亢，当它离站驶去时，笛声则变得低沉。因此天文学家们把红移现象解释为：远处射出红光的星球正在以高速度远离地球。
几年后，爱因斯坦于1917年发表了著名的普遍相对论，震动了科学界。一些科学家发现相对论的公式包含有宇宙不恒定的结论。但爱因斯坦不同意此见解，他当时以为自己的计算有误差，于是在方程式中又加进一个常数，以抵消宇宙有不断澎涨或收缩的可能性。
1931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博（ Edwin Hubble）用当代最大的二百寸天文望远镜惊奇地发现在银河系外还有千千万万个天河系，而且这些天河系明显地不断迅速向外扩张。在事实面前，爱因斯坦承认他在相对论公式中所加的宇宙常数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尽管他感到有些刺激，并认为不尽合理，仍勉强地接受了“宇宙有个原始的必须性”的假说。由于理论和观察都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此后科学界再不怀疑宇宙确实是在澎涨了。
大爆炸理论的确立
基于宇宙在不断澎涨的事实，早在四十年代，旅美俄裔物理学家伽莫（George Gamow）等科学家就预期说，如果宇宙是由大爆炸产生的，那么原始火球一定会留下某种痕迹，一定可以在太空中找到某些余留的背景微波辐射。当宇宙不断澎涨时，这种幅射波也会跟着澎涨，宇宙的温度也不断下降。他们计算的结果，现在这种幅射所代表的温度是在一-268℃左右。只是，他们的预测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当时，一般实验室没有足够精密的仪器来侦测这种微波。
1965年，美国电讯公司的贝尔（ Bell）研究所的两位科学家彭兹雅（Arno Penzias）和威尔逊（Robert Wilson）用一种敏感的天线装置测量银河系的电波时，记录到很多杂音。他们一直以为天线有毛病。但天线经过彻底检查，确保无误后，这些杂音仍然存在，而且从各个方向测量的结果完全一样。这种杂音的强度所代表的温度是-270℃左右。
与此同时，以狄克（R．Dicke）为首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群物理学家也在寻找太空微波。他们理论计算的结果是，如果宇宙是由大爆炸而来，其遗留的爆炸微波所代表的温度应是-263℃左右。有趣的是，这两个研究小组并不相通，而且他们都不知道伽莫等人在 1948年所作的计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得知了彼此的研究情况，并认为彭兹雅和威尔逊接收到的杂音正是大爆炸后余留至今的微波幅射！当他们的研究结果在天文物理学报上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其他科学家随后所从事的观测和计算，也完全一样。由于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彭兹雅等获得 1978年诺贝尔奖。
此外，根据大爆炸理论，宇宙中最先形成的元素是原子量小于7的元素，主要是氢和氦。氢和氦在宇宙中的比例的理论推算与现今在宇宙中测定的是吻合的。二十年来，物理学家用核子加速器研究不同核子、粒子高速碰撞的结果，用以推测宇宙形成过程中不同核子的比例，其推测结果也与今天实际观测的比例一致。
大爆炸理论能合理解释宇宙的澎涨，又有与理论推算相符的直接证据（遗留微波辐射），尽管在细节上还有不少问题，现已成为广泛被接受的关于宇宙起源的热门理论。
大爆炸理论的超然性质
大爆炸理论的观点、推论和实际观测结果中，包含了许多奇特、不可思议和超越自然律的部分。对此，梁斐生博士在《真金不怕洪炉火》一书中有详尽论述。我这里只简要地举出几点。
第一，现在多数宇宙学家都认为，在大爆炸之前，没有能量、物质、时间和空间。可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爆炸怎么会发生呢？而且，宇宙这种“无中生有”的起源是与热力学第一定律不相符的。
第二，前面提到，当一个过程处于初始阶段时，冷热不均衡，熵质很低，然后冷热趋于均匀，熵值不断增高。但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彭罗斯（Rnoger Penrose）却提醒人们，原始爆炸的火球原是处于热澎涨平衡状态，具有极高的熵值。这又是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尖锐地对立。
第三，根据宇宙新澎涨论，在大爆炸发生后的 10E-23（10的-23次方）秒的一瞬间，宇宙澎涨了10倍，其澎涨速度远远地超越了相对论中的光速极限。
第四，正如把卫星发射到预定轨道要求精确的火箭发射速度一样，大爆炸后宇宙澎涨的速度快一点、慢一点都不行。科学家们计算后指出，宇宙澎涨的速度超然地精确！
第五，现在大多数学者对大爆炸后 10E-50（10的-50次方）秒以后的过程已有不少共识，但对大爆炸后10E-35（10的-35次方）秒之内的情况却根本无法窥测。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温度极高，一切自然律都失去了功效。换句话说，宇宙是在超自然的状况中产生的。
最后，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如此剧烈的大爆炸的结果，一定是杂乱无章的，就象炸弹的爆炸一样。然而实际情况却大出人的预料。美国太空总署为侦测大爆炸遗留的背景微波幅射而特别发射的卫星于 1989年 11月升空后两年内收集到的资料表明，宇宙每一个方向的背景温度完全一致，只相差万分之一凯尔温度！到 1992年，科学家从该卫星收集到的几亿个测量数据中发现，它们只相差万分之三度！也就是说，大爆炸所产生的微波细浪是出奇地均匀、平滑！然而，从这种极度的均匀状态中又何以能形成各种不同的元素、产生各种不同的星系、星云，形成现在所看到的不均匀的宇宙呢？
上述这几点，都是自然律无法解释，人类有限的头脑无法测透的。现在人们普遍接受的关于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论指出，宇宙不是永恒的，宇宙必有一个开始，一个超越自然律的开始。这个结论与进化的模式无法协调，却与神创造宇宙的创造模式完全吻合。
宇宙的起源和科学家的信仰
我过去以为，我相信现在很多学生、学者仍然以为，科学研究的结果是最客观、可靠的，因为科学家是不偏不倚、完全公正地从实验、观测数据中得出结论的。不幸，事实并非如此。这里姑且不论那些不时被暴光的伪造实验数据的丑闻。对一般科学家而言，由于世界观和信仰不同，在科学研究中总会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重视或偏爱自己所预期的结果，会接受和坚持那些证据并不十分充分、但符合自己世界观和信仰的假说或理论。真正要做到客观、公正，敢于在真实面前修正自己的观点是相当不容易的。这在宇宙起源的研究中也看得很清楚。
不少受人文主义影响的科学家坚持宇宙永恒、自然演化的无神论观点。在红移现象被发现、推测宇宙在不断澎涨的假说提出后不久，爱因斯坦推出相对论。当别人指出相对的公式中含有宇宙澎涨结论时，爱因斯坦不接受，以为自己的计算有误，所以特引进一个宇宙常数以消除宇宙澎涨或收缩的可能性。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一时疏忽，而是他不相信宇宙有个开始。以至他最后公开承认失误，接受了宇宙在澎涨宇宙必有个开始后，心里仍感到别扭，他在和朋友的通信中说：“宇宙澎涨之说，对我有点刺激。”“承认这些证据的可能性，似乎不合理。”但这位科学巨匠是值得钦佩的，他毕竟有承认错误的勇气。
宇宙澎涨获得充分证据后，伽莫等科学家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大爆炸论的假说，但不受科学界青睬。在四十年代末期一批物理学家提出宇宙衡态论（Qteady State），认为宇宙虽在澎涨，但宇宙可以从一个尚不知晓的地方不断产生新物质（可能是氢），以填补宇宙澎涨后留下的空间，使宇宙的平均密度保持不变。此假说并无充分的事实依据，但因它既能解释宇宙的澎涨这个事实，又表明宇宙不需要有个开始，因此立即获得科学界的广泛支持。可见，世界观有时比事实更重要。
现在，大爆炸理论已站住脚跟，衡态论已失去优势。但仍有科学家不愿接受宇宙有个开始的结论。于是又有人提出一种新的假说，循环论（ Oscillating Theory）。这个假说承认宇宙是由大爆炸而来，宇宙在澎涨之中；但由于万有引力，有一天宇宙不再澎涨，进而开始收缩，密度和温度不断增高后，复变成原始火球，于是又发生大爆炸。如此澎涨、收缩，周而复始，所以宇宙仍然没有开始。循环论也并没有什么事实根据/李志航在《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论及循环论面对两大难题。第一，除非宇宙的物质再增加十倍，否则没有足够的万有引力可以阻止宇宙的澎涨。第二，根据物理学和热力学的理论计算，如果宇宙具有不断澎涨收缩的周期，每一周期中光子对核子的比例会越来越大；如果宇宙无尽地澎涨——收缩循环，今天光子对核子的比例应是无限大，但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但也确有不少科学家在研究宇宙起源中进一步认识了神。因发现大爆炸余留的微波幅射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彭兹雅（Penzias）就公开表示，圣经的记载和当前天文学的最佳科学佐证不谋而合。当美国著名的Lawrence Berkeley实验室的科学家于1992年发现大爆炸遗留的微波幅射是那样均匀雅致，那样精美绝伦时，他们说这好象是亲眼看到了神一样！神一直借着《圣经》和大自然向人们启示他自己。凡真诚寻求真理的科学家都能认识他。
五、生命的起源
在生命起源问题上创造论和进化论的观点也截然不同。创造的模式认为从原始到高级的各种生物都是由大能的神各按其类造出来的；生命只能源于生命，各种生命皆来自永生的神。但进化模式却认为生命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无机物变成有机物，由有机物演化出氨基酸、蛋白质，最后演化为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产生了生命。和宇宙的起源一样，生命的起源已经完成，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无法直接用科学方法阐明，现在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比较一下这两种模式的合理性。
米勒的实验
1953年，生物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James Watson和Francis Crick发现了去氧核醣核酸（ DNA）的双螺旋结构，揭开了生物遗传的秘密。另一件事是米勒（Stanley L．Miller）从无机物中制造了氨基酸等重要的生命所必须的物质，被认为是支持生命由无机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源论”的重要科学证据。
米勒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他模拟人们认为的在生命出现以前的原始地面气层的成分，在一个烧瓶中加入氢气、甲烷和氨等还原性气体和水蒸气。将烧瓶密闭后插入两支电极，通电后可以产生电火花。七天后，他烧瓶中收集到一些有机物，其中竟有几种氨基酸！他的实验结果轰动了科学界。因为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按恩格斯的说法，“蛋白质是生命存在的形式”，有了蛋白质，生命的产生就指日可待了。因此，米勒的实验所揭示的也许就是生命从无机物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证明生命是进化论而来的。四十年来，米勒和其他人用类似的实验方法，利用不同的能源，如紫外光、高温、震动波等，从还原性气体中获得了更多种类的氨基酸、葡萄醣、核醣、核酸所含的几种硷基等生物体内含有的重要有机物。
然而米勒的实验并不象当时许多人预想的那样，拉开了创造生命的序幕。相反，对米勒的实验的意义，人们提出愈来愈多的质疑。比如，关于反应物的浓度问题。米勒实验中所加入的反应物（各种还原性气体）的浓度远远高于原始气层中这些气体的实际浓度。反应物浓度低，则这种由无机物生成有机物的合成反应就难于进行，或者一旦合成后立即又会分解。
有人指出，按米勒和他的同事们所假设的原始气层环境计算，米勒实验中制成最多的甘氨酸的分解速度比合成速度快，因此在原始大气层中形成的甘氨酸的97％在抵达地面之前就分解了，剩下的少量甘氨酸要扩散到三十英尺深的深海中才不致被紫外光破坏。
再则，有人推算，米勒实验中的电火花在两天内提供的能量相当于原始地球表面四千万年所接受的能量的总会。也就是说，米勒在烧瓶中观察到的化学反应，在实际原始气层中是难于发生的。
李志航在《科学对基督教的挑战》一书中说，“怪不得连从事此项研究的Brooks与Shaw两人都得承认：‘这些实验宣称是无生物的合成结果，实际上却是借着有高度智慧与活生生的人精心设计而成功的。”’坚持进化论观点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在1984年出版的一本书内也坦承道：“我们能不能有一天研究出导致生命来源的化学进化过程？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答案。就算一个活细胞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仍不能证明自然界在数十亿年前采用同样的步骤。”
然而，米勒实验遇到的最严重挑战却是关于原始大气层的性质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原始大气是还原性的，没有氧气存在。由无机物合成胺基酸等的实验也是在无氧状态下进行的。如果有氧气存在，这种合成作用或者不能发生，或者分解作用超过合成作用。
近一二十年来关于原始岩石及太空研究的资料指出，地球的大气层中不一定含有大量的甲烷、氨气等还原性气体，而且有含氧的可能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无人驾驶的海盗号（Viking）太空船在火星登陆后发现，火星没有生物存在，但火星却有氧化性的气层。因而地球的原始气层中含氧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虽然对于大气中含多少氧气才能完全阻止氨基酸等有机物的形成尚无定论，若地球的原始大气层中确实含有氧气的话，米勒等人的实验的意义就当完全重估了。
DNA的形成
退一步说，即使米勒等人的实验确实在原始大气中实际发生过，也就是说，假定氨基酸等能在原始大气中由无机物产生，这离生命的起源仍然还有遥远的距离。生命有许多特点，最主要的是要有新陈代谢（ metabolism）和繁衍后代（reproduction）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来自于DNA的功能。生物的新陈代谢是由基因调控的，而基因则是DN A的片断。除少数原核生物（主要是植物病毒）靠RNA繁殖外，绝大部分生物都由DNA的复制进行繁殖。所以，要产生生命，首先要产生DN A（或RNA）。最简单的生物噬菌体（专门吃细菌的病毒）就主要是由一个外壳和内含的DNA分子组成的。但DNA的自然形成面临着两大难关。
DNA本身并不复杂，是由四种不同的核甘酸相联而形成的长链。复杂的是DNA分子中这几种核甘酸排列的顺序（ Sequence）。 DNA正是借着这四种核甘酸的不同排列顺序产生了不同的基因并由此产生不同的生物及其他生命所必须的化合物。我在第一章提到的那样，这四种核甘酸在DNA分子中不同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之巨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然而这些巨大的排列组合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自然产生这一正确组合的可能性之小就不难明了了。
梁斐生在《真金不怕洪炉火》一书中引用过 196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爱根博士（ Manfred .Eigen）的演讲中所说的话：“一个含有221个核甘酸的分子，其复杂程度的数学量等于这些核甘酸所能形成的不同排列的总和一共是4E221（4的221次方）或者是10E133（10的133次方），”而“10E105(10的103次方）个这样的分子就足以充满整个宇宙！”这10E133（10的133次方）次随机组合之中，只有一次组合是可以产生第一个生命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让这10E105（10的105次方）个分子随机组合，组合的速率为每秒一万次（10E4），假设宇宙的年龄为三百亿年（10E18秒），那么，从宇宙形成到现在，一共可以产生的组合方式是10E127次（10E105X10E18X10E4），还不足以产生一个有正确核甘酸排列组合序列的DNA分子！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最简单而“有生命”的蛋白质分子至少含有四百个氨基酸。也就是说，需要至少由一千二百个核甘酸组成的DNA分子使该蛋白质能够产生。人们在最简单的原核生物中看到的DNA分子，含有几千个，而不是221核甘酸。可见，无论宇宙的年龄有多长，“进化”速率有多快，单靠随机组合而产生第一个生命所必须的DNA分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其次， DNA分子形成时，需要一种叫DNA聚合的蛋白质，把一个个的核甘酸连接起来成为DNA分子。但我们知道，蛋白质要在DNA链上的基因的指控下才能合成。象“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一样，在第一个生命产生之际是先有DNA分子呢？还是先有这种DNA形成时所必须的蛋白质（DNA聚合）呢？答案是，必须两者同时形成，缺一不可。凭机遇单是形成DNA分子已几乎无可能，更何况还要靠机遇同时形成DNA聚合。如果一定要用进化的、随机产生的观点来解释第一个DNA分子的形成，未免太牵强了。
化石的证据
如果生命真是从无机物逐渐进化而产生，然后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的话，化石中一定可以找到这种进化的证据。可是化石的证据对进化论的观点是非常不利的。在地质和古生物学界，把寒武纪早期（约5．7亿年前）作为“隐生宇”和“显生宇”的分界。因为在寒武纪之前的地层几乎找不到生物的化石，而寒武纪早期，几十个门（Phylum）的动物的化石突然同时出现，被称之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
詹腓力博士（ Dr． PhiliP E． Johnson）在他的《审判达尔文》（ Darwin on Trial）一书中指出：“化石记录问题之中使达尔文主义者最头痛的难处是‘寒武纪大爆炸’（Cambrian Explosion）。大约在六亿年之前，几乎所有动物的‘门’（Phylum）同时在地层中出现，完全没有达尔文主义者必须有的祖先的痕迹。正如道斯所说，‘这些动物化石就好象有人故意放进去的一样，完全没有进化的历史可以追寻。’达尔文在世时还没有证据显示寒武纪之前有任何生物存在。他在《物种起源》中承认‘这现象目前仍未能解释，而且的确可以用来作为有力的证据打击我现在要讨论的观点。’达尔文又说，如果我的学说是确凿的话，‘寒武纪之前的世界必定充满各种活物。”’
但古生物学研究的结果正与达尔文所预期的相反。本世纪以来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发现的伯基斯（Bsurgess Shale ofBritish Columbia）动物群，澳大利亚弗林斯德山脉发现的埃迪卡拉（ Ediacarans）动物群和 1984年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附近的澄江县发现的澄江化石生物群，都进一步证实，在寒武纪，大量的动物门类同时突然出现，展示了地球上生命的形式的爆炸性的突变，无进化痕迹可寻。虽然古生物学家在古老的岩石中（被认为在三十亿年以前）找到一些原核生物（如细菌、蓝绿藻等）的化石，但它们与寒武纪突然出现的复杂的真核动物之间无任何进化关系。进化论者的推测是，寒武纪动物群的祖先可能是软体动物，很难形成化石。但这种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在伯基斯页岩中有很多软体动物的化石。在澄江化石群中，许多动物的软体组织如胃肠、口腔、神经等都保存完好，清晰可辨。
1995年四月在中国南京召开了“寒武纪生命演化大爆炸、环境和资源国际讨论会”。与会者高度评价了我国澄江化石生物群的研究成果。更令人惊喜的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于 1995年5月 25日发表了纽惟恭的题为（澄江化石生物群研究成果瞩目）的评论文章公然写道：“近十年来，该所（指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一笔者注）对澄江化石生物群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采集了成千上万的珍贵化石标本，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引起全球古生物学界的轰动。研究表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重大事件，现代生命的多样性起源于此，又经过几次重大突变演化而成。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进化论是个动摇。”
当我正撰写这一章时，《人民日报》（海外版）在 1995年7月19日又发表了另一篇署名为丁邦杰的评论文章，标题十分鲜明：《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文章说，“十九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其中一个核心论点便是：生物物种是逐渐变异的。但是，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飞跃。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命题难以被充分认识。”
多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被视为不容质疑的科学真理。今天这种“闯禁区”的文章能在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登载出来，意义深远。这说明，一批诚实、严肃的科学家基于研究结果，已开始冲破各种思想束缚，勇敢地向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权威理论挑战。我相信，这仅仅是开始。
地球的生命来自外星球
由于生命由无生物逐渐进化而来的“无生源论”或“生物自生论”的观点遇到上述许多无法逾越的难题，不少科学家开始放弃了这种观点。但其中一些人仍不愿接受神创造生命的创造模式，转而提出“生物外来论”（Panspermia）的假说。这个假说推想，既然原始地球的状态不适宜生命的自发产生，地球的原始生命是否是从外星球来的呢？于是，科学家们开始在陨石中找微生物，但没有成功。原以为火星很可能有生命，但无人驾驶的太空飞船 1976年在火星登陆后发现火星是生命的荒漠，连水都没有。美国太空总署并不灰心，又先后向月亮、金星、水星、土星和海王星等发射了飞船，结果仍使人失望。即使如此，科学家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太阳系以外的外太空。不少人相信，外太空可能有高级智慧生物，由他们把原始生命送给地球的。美国国会于 1989年拨款一亿美元用以“寻找外太空智慧”（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的计划。
寻找外太空智慧并非无稽，我本人对UFO等也有浓厚兴趣。但是，如果在诸多事实面前仍坚持排除生命有超然起源的创造论的观点，转而求助于外太空生物，并不能解释生命起源的终极原因。即使有一天科学家真的证明了地球上的原始生命来自外星球，我们仍会面对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难题：外星球的原始生命又是如何起源的呢？
六、自然选择面对的困难
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思想是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主要是说，生物都不断发生变异，不断产生新的性状。有的变异更具有竞争能力，有的则不利于生存。这样，在众多的变异中，适合环境的物种就被保留下来，不适应者就被淘汰，即所谓适者生存。久而久之，生物就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可是，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观点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难题。
进化的原料和动力
分子生物学兴起后，一些学者开始寻求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因为在自然界，生物的基因在不断发生突变（mutation），基因突变导致生物性状发生变异。也就是说，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原材料，自然选择则是进化的动力。这种被称之为“新达尔文主义”的论点咋一听很有道理，但却经不住推敲。的确，基因突变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突变的速率很低，在每一代中只有10-4～10-6。更重要的是，这些突变中99％以上都是致死的或有害的。这种有害的突变为何能成为进化的原料呢？
有人会争辩说，虽然99％的突变有害，总有 1％或千分之一的基因突变是有益的；这些有益的基因突变经漫长岁月即可导致进化。这种争议是缺乏根据的。前面已谈到，即使以每秒钟十万次的重组速率，三百亿年中尚无法自然形成一个最原始的生命的DNA分子，在短短的几十亿年的地球历史（姑且说有几十亿年之久）中，以这样低的无害的基因突变速率怎么可能完成从细胞到人的进化过程呢？
把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动力，理论上也讲不通。自然选择只是使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只是一个被动的“筛”而已，并无主动的导向的功能。物种变异加上自然选择，可能增加物种横向的多样性。如象一支白毛鸡演化为黄毛、花毛鸡等。这些鸡处于同一“进化”水平，只在横向增加了亚种、变种等。但自然选择没有把生物纵向地由低等进化到高等的功能。正象前文谈到的，这种由单到繁的进化过程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自然选择本身既没有能量转换系统又无蓝图或指令系统，故暂时逆热力学定律而导致生物进化是不可能的。
进化方式：连续性还是跳跃式？
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物种的变化是各种微小变化的累积，进化应该是连续不断的。但这种设想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在自然界，各类生物之间都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进化是连续的，生物分类将无法进行。现行的分类法就是根据各生物类群间差异的大小将它们分为门、纲、科、属一种等类的。这种分类单位不完全是分类学家主观的意念，也有客观标准。比如说，关于“种”的生物学定义，其中一条便是，种间杂交不能产生后代或即使产生后代，后代却没有生殖能力。马和驴交配后可以生骡子，狮、虎杂交也可生子，但皆无生育能力。所以，马和驴，狮和虎是属于不同生物种的。现存生物类种间的明显区别与连续进化的学说是矛盾的。
是不是那些在连续进化中产生的中间类型因不适合环境而死亡，因而导致现存生物属、种之间性状的不连继性？假如果真如此，一定会有相当数量的中间类型的生物的遗体在化石中保存下来。然而，化石记录中所看到的，也同样是物种性状的不连续性。地质学中各种地层和地质时代的划分主要是根据所谓“标准化石”。标准化石的特点是数量多、分布广、易于认别和只存在于较短的地质时期之中。由于不同层次的地层的标准化名全然不同，地层的划分、不同国家、地区的地层之间的比较、等同才有可能。如果化石的性状是连续性渐变的，地层和地质年代的划分就无从谈起。
除了在实践中暴露出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外，进化的方式问题的争论更反映了进化论者在进化理论方面的严重分歧。大家都知道，很多生物器官都需要各种恰到好处的配合才能正常发挥功能。眼睛就是最好的例子。眼睛由眼睑、睫毛、眼膜、晶状体、视网膜等精细的结构组成，有感光细胞将光刺激转化为电讯号并将它们迅速传到脑部，在脑的指挥下使眼能迅速和准确地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眼睛的功能是任何最高级的照相机无法企及的。但按进化论的观点，眼睛的结构与功能也是一点点地进化来的。可是，眼睛的各部分以及它与大脑的联系等怎么都那么凑巧地同时进化到这样准确的程度使眼睛有正常的功能呢？其中任何一部分配合稍差一点，眼睛就无法起作用。试想，在进化过程中，10％，50％，甚至99％进化程度的眼睛如何发挥功能呢？眼睛的形成，是很难用进化来解释的。
达尔文本人对此也相当困惑。在他的著名的《物种起源》（Originof Species）一书的第六章＜理论的难题＞（Difficulties of the Theory）的“极其完美和复杂的器官”（Organs of Extreme Perfection and Complication）这一节中，他直言不讳地写到，“眼睛有调节焦距、允许不同采光量和纠正球面象差和色差的无与伦比的设计。我坦白地承认，认为眼睛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假说似乎是最荒谬可笑的。”
（ To suppose that the eye with all its Inimitable contrivancesfor adjusting the focus to different distances， for admitting different amounts of light，and for the correction of spherical andchromatic aberration， could have been formed by natural selection，seems，I freely confess， absurd in the highest degr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