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俄国人建议第6集团军的士兵投降，然而，德国士兵无一例外地都继
续在原地坚持战斗。”第二天大本营又广播说：“有少数德国士兵和盟国士兵
向苏联军队投降。”这所谓“少数”却足足有9万1千多人。
对已当了战俘的2500名军官、24名将军和保卢斯元帅本人的命运，希
特勒却闭口不提。
苏军在伏尔加河畔歼灭了法西斯最强大的军事集团之一—“B”集团军
群，尔后，又歼灭了由装备齐全的精锐部队组成的“顿河”集团军群。该军
事集团被歼灭后，仅在斯大林格勒及其郊区就收殓和埋葬了约 14万希特勒
分子的尸体。在长达200个日日夜夜的争夺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德军统帅
部付出了包括死伤、失踪和被俘在内的至少150万人的代价。
我们在阿赫图巴河一带的村庄里驻扎了约1个月。在这段时间内，第62
集团军各师基本上得到休整补充，得到了新的武器，并准备登上军用列车向
西开进，赶上远去的战线。
祖国给予防御斯大林格勒的各部队和各师许多优厚的奖励。几乎所有
的师、团都被授予近卫军称号。第62集团军也改为近卫第8集团军。在指
挥员和战士们的胸前都戴上了“近卫军”徽章。
在奔赴前线前夕，我们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
夫调往新的工作岗位举行了欢送会。师级政委、后来擢升为中将的古罗夫，
对我们大家来说首先是一位战友。
从战斗开始以来，他一直在河右岸与我们同甘共苦，一起分担受挫折
时的痛苦和分享胜利时的喜悦。而现在却分手了……
我们将库兹马·阿基莫维奇送出中阿赫图巴村。去送行的有克雷洛夫、
华西里耶夫、波扎尔斯基、魏因鲁布、特卡琴科、别列杰夫和我。谁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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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离别的话和祝愿的词，但我们都与古罗夫拥抱吻别。虽然我们大家眼里
含着眼泪，古罗夫却比别人更难过：他走了，而我们留了下来……
K·A·古罗夫是个意志坚强、非常冷静的人。记得有一次我们都站在伏尔
加河岸上，炸弹片穿了他的遮耳冬帽。他摘下帽子，看了我们一眼，微笑着
说：“破是破了点，但还能戴。”
他是个善于把严格的党纪和军纪同令人信服的语言结合起来的坚持列
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他善于及时地在政治中保证所有战斗计划和措施的实
施，不论这些计划和措施什么时候实施。他深入研究人的思想，他一旦选定
哪个人之后，就给予信任，从不用繁琐的监督去对待别人。他经常对我说：
“这些汇报应当查实一下，而那一些是真实的”。事实上，也的确象他说的
一样。在生活中，他是个愉快的人，和他在一起从不会感到寂寞。
送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后，我们仿佛很孤单，经
常想念他。1943年8月，古罗夫牺牲的消息使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他过早
地离开了我们，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分享全面胜利的喜悦了。我们将永远怀
念库兹马·阿基莫维奇……
我们开始登上军用列车，向西、向前线开去。第62集团军转移到北顿
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地域。集团军司令部在沃罗波诺沃车站上车。白天，我
到集团军编成内各师上车的车站巡视一遍，黄昏时我来到沃罗波诺沃。
传来机车的鸣笛声、车轮的震动声和有节奏的敲击声。我们每个人都
默默地说：“再见吧！伏尔加河！再见吧！你这饱经沧桑、受尽战火煎熬和
洗礼的城市！我们还能再见到你吗？到那时你该是什么样子、再见吧！长眠
在这块浸染着鲜血的土地里的战友们！
我们就要向西挺进，我们的责任就是为你们报仇……”我戎马生涯中
最艰难、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这样结束了。
北顿涅茨河
1
当我去思考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接连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时，进军柏林
已成定局。我的思绪一再回到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它们使我确信，苏
联军人思想上的转折——决不能再往后退！正是在伏尔加河的接近地上最明
显的地表现出来。
希特勒的将军们和军官们不会感觉不到苏军心理上的这种无形的转
折。
我作为原第62集团军的司令员。也曾郑重地宣布过：只有在这样的条
件下，即在最后一名城市保卫者被打死的情况下，敌人才有可能占领斯大林
格勒。我们向党、向人民发过誓言：“宁死不屈！”只有牺牲了才能使我们的
解除誓言。这一信念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对战略形势的认识，而且也是出
于对扼守城市的必要性的理解。这是神圣的使命。它反映了我集团军将士们
思想上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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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报》在1942年12月1日在社论中写到：
“第62集团军的震惊世界的顽强精神，使我统帅部有可能集结兵力，转
入进攻，重创庞大的德国法西斯部队。”
… … … … … …
“第62集团军的光荣将与世永存。几年后，在炮弹翻耕过的战场上，将
长出嫩绿的青草；在自由的斯大林格勒，将耸立起一座座崭新明亮的大楼。
那时，我们老战士将会自豪地说：‘是的，当年我曾在英勇的第62集团军的
旗帜下战斗过！’”我那时的激动心情是容易理解的。理所当然的自豪从来不
会使人有思想负担，但它也不会让你高枕无忧，否则，你要受到良心的谴责。
如果考虑到：当时消灭敌被围集团的战斗还在进行，敌编成内有22个师、160
个独立部队，共计 33万人；随着合围圈的缩小，他们被紧迫到遭到破坏了
的城市的墙角里，但他们还相信，“顿河”集团军群的强大的坦克兵团一定
会接应他们。那么，那些天我心情激动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我那时毫
不怀疑，这场规模宏大的交战，必将以敌人的全部覆灭而告终。然而，如果
曼施泰因的部队突破合围圈，并与保卢斯部会合的话，那么，第62集团军
还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还要经受多少次考验呢？
这个问题不能不使我焦虑不安。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不仅在当时，
就是很久以后，在各级领导人中，也有不同的见解。例如，在斯大林格勒会
战结束后差不多过了10年，即1952年夏天，我有幸同斯大林就这些事件交
换了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
我那时正在索契疗养，午饭后，响起了电话铃。
“您是崔可夫同志？”
“是我。我有幸同谁讲话？”
“我是波斯克列贝金夫。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讲话。”
由于太突然，我有点慌张。很快传来了低沉、平稳、人人都熟悉的、
带有格鲁吉亚口音的声音。斯大林问：“崔可夫同志，休息得怎样？感觉如
何？”“休息得很好，感觉也极好。”我回答说。
“您能到我这儿来一下吗？”斯大林问。
“遵照您的吩咐，斯大林同志，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现在就派车去接您。来吧！只是不要把这看作是命令！”
我收拾准备不到10分钟。汽车来了。我们走了不长时间。
斯大林在门口迎接我。我下了车走到斯大林跟前，报告：
“斯大林同志，我遵照您的命令来了！”
他轻轻地把我的手从帽檐上拿开。说：
“为什么这么正规！认我们随便点吧！”
“是，斯大林同志。但这是我的习惯。”
斯大林微微一笑说：“如果是习惯，那就与我不相干了。”我们走进一
个作台球房用的大房间。斯大林开始问我有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当
时我任驻德苏军总司令和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
晚餐安排在露天阳台上。饭桌旁毫不拘束的气氛，有助于开诚布公地
交谈。我沉着地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所有问题。
他想起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突然问道：
“您说说看，崔可夫同志，您是怎样想的，1942年 12月我们能否将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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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泰因集团放进斯大林格勒，在那儿把它同保卢斯一起收拾掉？”
当时，在斯大林格勒交战中，我就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不能
不考虑到曼施泰因的部队突向保卢斯部的可能性，也就是解救被围部队的可
能性。坦率地说，当时我们对阻止霍特的坦克突破我合围的外围廓正面是没
有充分的信心的。敌“顿河”集团军群也有可能晚些时候突至斯大林格勒。
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就是敌人解救出保卢斯集团军后，就不再会给我
们机会把们们关起来了。
我们当时清楚地知道的一点，就是就合围本身来说，天衣无缝的合围
在军事史上并不多见，更不会一再重复。我们非常明白，我们决不能冒这个
险，即把德军从斯大林格勒放出去。
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即曼施泰因的部队突入斯大林格勒之后，给被
围部队补充兵力，给他们带来得救的希望，并鼓动他们与解围部队一起冲出
合围圈呢？如果这样的话，我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兵力将会长久地被牵制住。
而消灭这样一个庞大而凶猛的集团，不但很不容易，而且也要拖延时间。
我把心里的这些想法都告诉了斯大林。
斯大林叹了口气，沉思起来。他低声地说：
“这是非常冒险的。而冒险是不行的！人民渴望胜利！”
他站起身来，在凉台上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他抽着烟斗，突然问道：
“您说说，崔可夫同志，什么是被围之敌？”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我思索着问题的后面有什么含义。但不
等我回答，斯大林自己回答起来，阐述着自己的观点：
“如果被合围的是惊慌失措的胆小鬼，那么，他会立刻放下武器，甚至
不去查实一下是否有突围的出路；如果被合围的是凶狠的敌人，那么，他会
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争史上很少有敌人被合围得水泄不通的例子。许多统
帅都曾试图把敌人合围得天衣无缝。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他们未能取得成
功的原因，同库图佐夫未能合围拿破仑一样。沙皇亚历山大曾要求库图佐夫
合围并分割法国军队。库图佐夫未能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法国人的逃跑
比库图佐夫的追击快得多。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的战争期间，人们不止一
次地向我提出合围德军的方案。当我拒绝这些方案时，他们可能对我都有些
抱怨。拟定合围敌人战役计划的同志们往往忽略了这样几个因素。第一，斯
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统帅部不会等着我们去对他们的无论哪一个集团的侧
翼实施突击或封上合围圈，在这之前它已急急忙忙地使部队摆脱被合围的危
险，同时退出我们的领土。第二，德国士兵对斯大林格勒战役记忆犹新，不
愿再陷入合围。如果士兵不想陷入合围，那不管什么样的合围，他总是能突
破出去，或者及时地撤退。刚一发现合围，德国士兵就放弃阵地撤退，再次
让出我们的领土。这与我们的主要任务——将敌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是
相符的。”
我们的谈话到午夜才结束。斯大林送我到门口，我们互相告别……
现在，我一次又一次地回顾往事，不能不指出，现在西德的历史学家
以及诸如曼施泰因那样的一些为失败而悲叹的回忆录的作者们，总是不考虑
某些无可争议的因素，随意歪曲事实。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保卢斯的第 6
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一些部队被合围。他们被全部、彻底地歼灭了。
而红军从合围第6集团军开始，在它所实施历次进攻战役中，全部地歼灭了
敌人的5个集团军，尽管他们没有被合围。这5个集团军是在野外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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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有一切可能实施广泛的机动、并有足够的弹药和技术装备作保障的各
个战役地区被击溃和歼灭的。
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合围。
即使曼施泰因最终突破了斯大林格勒大包围圈，保卢斯的集团军也在
我们的合围圈中打开了一个缺口，难道就能改变南面的局势、改变第6集团
军的命运吗？不能。西德的一些军事学术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请
看E·梅伦廷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第 6集团军的覆灭已成定局，现在什么东西也挽救不了保卢斯。即使
出现某种奇迹使希特勒同意保卢斯突出合围的尝试，即使备受折磨、半饥半
饱的部队能够冲出了俄国人的合围圈，他们也没有运输工具，能够经由被冰
层覆盖的大草原，撤退到罗斯托夫。集团军将象拿破仑的士兵从莫斯科向别
列津纳河撤退时那样，会在行军中覆灭。”①
①E·梅伦廷：《1939— 1945年的坦克战》，节译自英文·莫斯科，1957，
第173页。
是的，希特勒是有意地、纯粹从战役和战术的目的出发，把保卢斯集
团留在合围圈中。
他认为，被围的第 6集团军可以牵制我数个集团军。确实，他赢得了
时间，他从高加索的包围中爬了出来，他把我大量兵力牵制在伏尔加河，推
迟他惨败的时间，以便用全部力量作垂死挣扎。他的将军们帮了他的忙，但
结局如何，这是众所周知的。
那时我曾考虑过心理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必须有下列条
件来保证：使集团军的全体成员从精神上来个转变：即明智的决心；各级指
挥员和司令部 （包括集团军司令部）进行野外进攻战的素养；善于在比防御
性的巷战更大的范围内指挥部队实施机动的素养。
事实上，集团军是在非常狭窄的地带上进行了 150多天的防御战。当
时，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参谋们制定了一整套非常明智的战术决心，他们已
习惯于在狭小的地方行动，并为达到了目的而自豪。而现在，当面临要进入
野战阵地；要通过不是几百米、而是几十公里的区域；还可强渡江河障碍；
要指挥营和团穿过田野、高山峡谷；不言而喻，他们已考虑过这些。而习惯
是第二天性，要摆脱它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想到这些，每次我都把自己当作一个团长，来检查自己适应这种变
化的能力。
在那时，也象以往一样，我在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的亲身经验，
帮了我的忙。
那是 1919年，在车里雅宾斯克交战之后，被击溃的高尔察克部队不战
而退，渡过托博尔河，其速度之快，简直无法追赶。
我指挥的步兵第43团，因为在历次战斗中屡立战功，被全俄中央执行
委员会授予荣誉革命红旗。
很快，团里来了一位新政委F·C·尤苏波夫，他原是那久日工厂的工人，
他比我大 15岁左右，有很好的组织才能，但对军事一窍不通。他很快就宣
布：“团长，你来指挥，我将保证做好政治路线方面的事。”
他的直率很合我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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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越过乌拉尔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大平
原。
高尔察克退过托博尔河以后，依靠各城市的富家子弟和哥萨克，补充
了自己的部队，他认为这些人将会同红军作坚决的斗争。
在高尔察克的命令中规定，农村居民中拥有私人土地 50俄亩以上者为
征召对象。
西伯利亚的牧师们全力支持高尔察克政权。鄂木斯克的大主教谢里维
尔斯特特别卖力。
在他的策划下，组织了配十字架的教徒游行，搞了什么 “祈祷和忏悔
日”、什么“赐胜”祈祷、什么宗教呼吁书、报纸文章和宣传小册子等等。
这一切都被动员起来反对红军的进攻。
高尔察克顺利地在哥萨克人中间进行了招募，组建成一个军，辖 15个
团。他们依靠美、英、法、日的支持，简直武装到了牙齿。
红军的几个团征战近 1000公里，人困马乏，衣衫褴褛。弹药、特别是
炮弹严重不足。
下面的这个事实或许能有力地说明当时的困难；方面军从中央要了 4
万双树皮鞋和包脚布。
粮食供应全靠当地居民，他们完全站在红军一边。
夺取了叶卡捷琳堡和车里雅宾斯克之后，东方面军改组成两个方面军：
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由M·B·伏龙芝指挥，下辖第1和第4集团军；东方面军，
由B·A·奥尔德罗格指挥，下辖第5和第3集团军。第2集团军转隶南方面军。
阿津的步兵第28师、第7师和第21师的一部，随集团军调走。我同我的团
留在东方面军。这些师调往南方面军是因为邓尼金的集团军已对莫斯科构成
威胁。
东方面军得到的装备和弹药越来越少，粮食供应更无着落。尽管这样，
红军战士的土气仍很高昂，我们继续向东发展进攻。
各团高喊着：“非拿下西伯利亚不可！”的口号前进。
西伯利亚的大门是库尔干。在光荣的骑兵首领托明的指挥下，红军骑
兵大队飞也似的驰入库尔干，并转向北边的别洛泽尔斯克。我们尾随骑兵大
队也进入库尔干。
那天，我们派出了侦察兵。他们在托博尔河对岸的一片林中空地前遭
到有组织的火力袭击。我了解到，敌人要坚守该城前面的有利阵地。我部面
临的任务，就是用战斗强渡托博尔河。为了预防万一，那天我在城南不远的
地方涉水过河亲自去观察。侦察兵的情报和我的判断都证实，这里的敌人没
有撤退的意思。
呆在我团里的斯特罗加诺夫根据师首长的命令，下达指示：第45和第
44团从两侧控制住库尔干——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铁路，并准备强渡托博
尔河；第43团退向南面，任务是强渡托博尔河，并沿铁路右侧向瓦尔加希
车站进攻。
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我团未发一枪一弹就渡过了托博尔河，但无法
发展进攻，因为在这个地段，我们的道路被旧河床、河岔和到处都是泥泞的
河岸切断。还好象有意作难似的，地图上的标记也到此为止。这些河岔和旧
河床究竟有多少，走向哪里？谁也说不上来。我曾亲自与骑兵侦察员去寻找
过出路，但没有什么结果。在一条河岔前面的河湾洼地东边，我们遭到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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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了两名侦察员，我的坐骑也被击毙。战马倒在烂泥里，我的双脚卡在马
镫下，我差点就长眠在那里。雅科夫·马尔德尼科夫把我从泥足深陷的困境
里解锐出来。据他自己说，他能藏身在马肚下驰骋。
全团停止了前进。我只好向旅部报告，说在该地段无法实施进攻。
次日清晨，我带着 1名传令兵和2名侦察兵前往库尔干师司令部。接
近该城时，我们听到铁路桥附近响起炮声，随后是轻机枪密集扫射。我知道，
这是我们的友邻部队在进攻，于是我决定去看看他们是怎样作战的。斯特罗
加诺夫和各团团长指挥所就在库尔干东北郊。
从库尔干向北不远的地方又传来枪声。在那儿作战的是A·A·萨宗托夫指
挥的我师第13旅。
清晨 8时左右，敌炮兵、装甲列车和机关枪给我军造成严重的损失。
在铁路桥附近渡过托博尔河的尝试一次次地失败了。
我把情况弄清楚，并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又思考了一番之后，来到旅长
跟前，这时，他身边站着几位团长。我说：
“这样组织进攻，除了伤亡之外，不会有什么结果……”
直率是年轻人的特点。无论是旅长还是各团团长，都没想到这样无礼
的话会出自我的口中，无论按什么条文他们都有权把我看作是一个学生。要
知道他们都是久经征战的老干部。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斯特罗加诺夫问我，声音里流露出不满。
“敌人对每一丛灌木和每一块土墩都已试射好。这儿集中了敌人的主要
火器。如果我们不用炮火压制住敌人，进攻是不会成功的。此外，白天进攻
也不行……。”
最后，我对旅长说，如果他同意的话，我的团将在明天中午以前边强
渡托搏尔河，占领有大片森林的河对岸之后，突破敌人的防御正面。
我这种自信得罪了老同志。这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很容易看出。旅政委
戈里亚奇金这时也在指挥所。他没有加入谈话。但我告别后前往师部时，他
赶上了我，用指责的口气问我：“你为什么要使我们的指挥员下不了台？难
道他们不想消灭敌人吗？”
我激忿地答道：
“只有愿望不行……我是心痛我们自己的人。为什么要让他们白白流血
牺牲？”
“好吧！”他谅解地说：“那你是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明天一定击溃敌
人，强渡托博尔河，并前出到树林的东边，是这样吗？”
我在心里又盘算了一下在同旅长谈话之前就已考虑成熟了的计划，回
答说，决不食言，如果允许我在这里按自己的计划行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我保证取得胜利。
戈里奇金没有再问我什么。我们一起来到师部。我去找师长，可他到
政治部去了。
卡尔波夫师长热情地迎接我，可能这次我是穿着制服来的。他问起我
团所在地段上的战况。我坦率地依次汇报了全部情况。
师政委加比舍夫走进办公室，后面跟着戈里亚奇金。加比舍夫向我打
过招呼之后问道：
“你提了一项什么样的强渡托博尔河、消灭敌人的计划吗？”我明白，
戈里亚奇金已向加比舍夫报告了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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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夫和加比舍夫已知道，在这两天的战斗中，萨宗托夫旅和斯特
罗加诺夫旅时的几个团没有取得胜利，并且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因此，师长
立刻对这个建议产生了兴趣。我只得把刚才对斯特罗加诺夫旅长说过的又重
复了一遍。
卡尔波夫说我的计划太轻率，说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和自己的团。谈
话似乎就到此为止了，但加比舍夫马上插了话。
他直戴了当地对卡尔波夫说：
“为什么不能让崔可夫在他自己提出的那个地方实施进攻呢？”
经过短暂的交谈，在政委的坚持下，卡尔波夫同意了我的建议。然后，
他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赠送的奖品——一块刻有名字的金表给了我，并问
我还需要什么，在实施这项大胆果敢的决心中，需要一些什么帮助？
“从现在起，全师的所有地段都马上停止进攻，”我说：“炮兵应停止射
击，由我来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射击。黄昏前，沟通炮兵与我在库尔干
南郊的指挥所的联系。师炮兵主任应当到我的指挥所里。我旅的其它各团应
做好从明日清晨起发展战果、扩大突破口的准备。”
卡尔波夫马上命令参谋长下达了有关命令。然后，他仍很感兴趣地问
我什么时候发起进攻。我很难确切地指出几时开始，于是我含糊地回答：不
是夜间便是明日黎明时开始进攻。
反正中午前保证完成任务……
当我要离开师长时，两位政委——加比舍夫和戈里亚奇金拦住我，邀
请我到师政治部去一下。他们仿佛商量好一样，问我到底有没有把握完成所
受领的任务。
我感觉到了他们是同志般地为我担心，我回答说，这一决心我是反复
考虑过的，并请求他们不要再耽搁我了，因为做准备工作的时间已不多了。
至于成功与否，明天就能见分晓……
我从师部的通信枢纽部向我的副手布哈尔金下达命令把全团从所占领
的地段撤下来，午夜12时前带到库尔干南郊；团部立刻派一小队骑兵侦察
员、徒步侦察员和2挺重机枪赶到那儿。
出其不意是实现企图的基础。因此，我要求停止进攻和炮击，以便使
敌人确信我们已精疲力尽、再也不能在该地域实施进攻。现在我需要的是有
关白军的最新情报。为此，我决定亲自去获取，当然不是靠力量，而是要靠
计谋。
我知道在库尔干南郊的托博尔河上，有一个骑马可以过去的徒涉场，
攻城的那天我曾亲自从那儿过河。我决定团指挥所就设在这唯一的徒涉场附
近。
师炮兵主任卡西莫夫被叫到这儿来了。他的任务主要是在团进攻的两
翼实施炮火准备，不让敌装甲列车能沿铁路不受制裁地实施机动。
卡西莫夫是个已过中年、精通自己专业的炮兵。他并未因向他下达战
斗任务的是个还没长出胡须的年青指挥员而感到委曲。他把我的指示看作是
命令，保证在面临的战斗中亲自指挥炮击。
骑兵侦察队和徒步侦察队到了，跟他们一块来的还有我的马车。我换
上白军少尉的服装，传令兵装扮成上等兵。这些服装是我们的侦察兵在俄罗
斯卡博尔卡附近歼灭高尔察克匪兵时搜集的。就这样，骑兵侦察员带着两廷
机枪跟随“少尉”渡过托博尔河。同时我把徒步侦察队也带到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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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博尔河以东约 3公里处，在两条旧河床之间的灌木林中，骑兵侦
察队下了马。
我和传令兵彼得·亚库舍夫沿着干涸的河沟和低地向白军的战壕摸去。
还未走到约300米，我就装作喝醉了酒的样子，大骂彼得没有把马刷洗干净，
我们骂骂咧咧地越过延伸到着树林西边空地的战壕，来到敌人的后方。
传令兵象商量好的那样对待的我怒骂，他只是催马急急前进，并一再
说：“是，长官！”我在白卫军士兵的眼皮底下，两次用短鞭抽打亚库舍夫。
这就造成完整的错觉，即正在行进的是长官和传令兵。在敌人的战壕里并没
有当官的，而军士和士兵连想也不敢想要向怒气冲冲的长官提问点什么。
我们就这样沿着林中空地走了约 4公里，几乎到了铁路跟前，把敌全
部地段的阵地都观察了。然后，返回到自己的部队。
这次侦察获得了实施进攻所需要的一切情报：敌阵地的确切配置；渡
河地点；隐蔽接近战壕的通路和最利于我军展开的地区；以及敌人官兵的士
气和表现。侦察兵携带几挺机枪留在两条旧河床之间，饲养员与马匹（约40
匹马）集中在徒涉场附近。我和传令兵换上衣服后，前去迎接从南边向城市
接近的部队。
刚刚结束的侦察，更加坚定了我会取得成功的信心。我得知白军在库
尔干抢劫了一个造酒厂。毫无疑问，敌军官得到这些不花钱的美酒会嘴馋得
慌。因此我和传令兵沿敌战壕走动时，敌士兵就把我的醉样看作是正常的现
象。他们躺在战壕里，避免同喝醉酒的军官照面。
我想，到了夜晚，敌士兵们也会喝的……这正是实施奇袭所必需的。
我在城南约 5公里处遇上了本团的部队，我让他们停下来进行大休息，
让战士们吃饭，而把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请来开了个会。会议开得很短。我简
单地通报了一下战线的情况和今天侦察的结果，然后阐述了一下这次进攻的
计划。在确信指挥员和政工人员都正确地领会了我的意图和实施方法之后。
我让他们回到部队去做准备。
日落前，全团开始横渡托博尔河。夜间1时左右，第1和第3营就已
一枪不发没有任何阻碍地悄悄抵达对岸。这两个营在登陆场展开，作为进攻
的第1梯队。我把我的副手布哈尔金率领的第二营留下做予备队。
第1和第3营展开成散兵线后，大约2时左右，我们开
始偷偷地向敌阵地接近。尤苏波夫政委和我在这两个营的结合部。部
队行动很肃静，口令都是低声下达的。以后，随着黎明的到来，部队紧贴着
挂满露水的草地匍匐前进。进攻前，部队躺着休息了 15分钟，同时对敌掩
体进行了观察，它们已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起来！跟我冲！……”我小声地向散兵线下达命令。政委站了起来。
我们并肩而立。
我们身后所有的人象一个人似的都站了起来，向前冲击。右边有人忍
不住喊道：“乌拉！”
全体投入进攻。1～2分钟后，我们已站在掩体的胸墙上，用枪口对准
了呆若木鸡的敌官兵。敌人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缴了白军的械，并把他们送往后方以后，我继续前进。第 1营穿过树
林向马佳克会让站冲击。第3营向东北方向展开，以继续扩大突破口。在铁
路附近，我们的几个连队遭到顽强的抵抗。直到这时，我才向炮兵下令开火。
敌人的一辆装甲列车从东边开过来，遭到我炮兵的打击，立刻向瓦尔加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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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