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义又疏远了的人来说，个人化作为一条退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
选择机会。在这个意义上，“退路”起了一种社会安全阀的功能。
多样化
由于享受私人生活时间在政治上的障碍已减少，闲暇活动类型越来越趋
于多样化。确实，释放私人时间导致了私人空间的扩大，这是很自然的。由
于在闲暇范围里有了相当的自由，人们更希望发泄以前被压抑的情绪，表达
以前被压制的欲望和追求以前被抑制的兴趣。因此，许多以前被禁止的活动
(如打麻将，看言情小说，养鸟等等)成了最受人们欢迎的活动。许多新的
闲暇形式(如看电影，玩电子游戏及旅游)也被亿万的中国人热情接受了。
这些人多年来一直都在渴望娱乐、乐趣和开心，现在他们终于有了机会。
“西化”
这个词意指来自外部世界，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影响。在私人时间的政治
色彩淡化的同时，“对外开放”政策开始实行。80年代海外游客的数量(加
上来自港台的)增加了500％。②为了接待海外客人，中国在全国各地的城
市里建造了星罗棋布的豪华宾馆。为了使客人过得愉快，这些宾馆都附有酒
‘吧、迪斯科舞厅，保龄球场，在有些地方甚至有高尔夫球场，④游客来了又
走，但川流不息的海外游客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人
们是怎么使用闲暇时间的。’这样，KTV、酒吧和舞厅在中国城市里迅速推
广开来。
中国人不一定非要去“西化”的酒吧和舞厅，才能体验到国外的影响。
这种影响无处不在，现在，许多中国人爱听麦克尔‘杰克逊(Michael．Jack’
①，Jones，Workers 4f Play，pp．200—201 I and Roiek，Capitalisnl 4nd I．el‘SUF℃Theory，pp．19—20
②《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658页。
③Orville Schell，Disco_5。dnd Democracy，pp．349—356．
I
私人时间与政治{523
son)、邓丽君(台湾歌星)、张学友(香港歌星)的歌曲，读金庸(香港作
家)、琼瑶(台湾作家)的书，或者从美国原版翻译过来的通俗作品，看
港台或好莱坞拍的电影、录像及电视节目。①正如奥维尔．萧尔(Orvill
Sche]1)在他的《迪斯科与民主》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青年把他们醒
着时的每一小时都用来参加政治学习会议，读‘小红本’，为了学习工农兵
而参加义务劳动，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通过书本、杂志、电视和
电影，这些青年人对外面的世界有了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后，他们现在要求
更刺激、更洋化的娱乐形式。”②
在这段话中，如果我们用“中国人”一词来代替“中国的青年人”和
“那些青年人”也完全适用。因为，不仅对于中国青年人，而且对于全体中
国人来说，“门户开放”政策引进了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和追求。
丽业化
闲暇地位的变化也表现在商业对闲暇领域的渗透上。现在，国家不再把
闲暇仅仅看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不同意识形态争夺的战场
了，而是也把它当作一个市场——“文化市场”。人们承认，像电影、录音
带、录像片，书籍、报纸、杂志、舞厅等这类的‘‘文化商品”应服从于适用
于其他商品的同样的经济规律。这样，对于‘‘文化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来说，与其他商品一样，“成本”、“利润”、“数量”、‘‘质量”、‘·需求”、“供
给”、“竞争”和“出I=I”也是必不可少的考虑了。
尽管政府仍强调在“文化生产”中，“经济和社会效益”都重要，经济
改革实际上已驱使多数(如果不是所有)“文化商品”的生产者牺牲“社会
效益”来追求利润。
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使中国电视台和录像厅宁可从国外进口节目，而不
愿自己制作。部分原因在于，从国外购买一部20集的电视连续剧的转播权
通常要花费6万元。但如果电视台决定自己制作，则花费可能高达20万
元。④录像制作者同样也做类似的成本一收益考虑。④结果是，在中国电视
上充斥着外国制作的节目，录像市场则在很大程度上被进口带子完全垄断了。
总之，从闲暇娱乐活动里可以赚到大把大把的钞票。由于这个事实，娱
乐和闲暇趋于越来越商业化了。与以意识形态为动机的宣传家们不一样，大
多数娱乐提供者已成为受利润驱使的商人。
①Orville Schell，Discos and Democracy，p．355．
②同上。
里趸塑蔓!。!皇樱型鲍渴望和困惑》，《中国之春》，1991年第5期，第65页。
④Ⅸ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9))，第336页。 。。。
524 J安邦之道
两极化
闲暇的商业化暗示着一个购买力的问题。因为一个没钱的人不可能参加
商业化的闲暇活动，无数研究表明，自80年代早期以来，贫富悬殊一直在
扩大①。结果是，闲暇形式也在两极分化，一方面，那些收入仅够维持最低
生活水平者，并未从商业化闲暇的普遍扩展中获取多少利益。他们当中的许
多人不得不从事第二职业。这样，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而付出他们的闲暇时
间。②
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的收入来源只能满足基本日常生活需要和简单
的娱乐，对于他们，闲暇和娱乐的主要场所是家庭，看电视则是主要的闲暇
活动。他们只是偶尔才参加那些不但花时间，而且需要花钱的闲暇活动。
另一方面，有一小部分城市人口能够有财力参与昂贵的闲暇活动。他们
是那些西式舞厅、酒吧和咖啡馆的固定顾客。这个新的富裕阶层包括暴发的
个体户、外国企业的雇员、文化精英和腐败官员。对于这些人来说，特别是
对个体户来说，奢侈的闲暇方式既是为了消遣和娱乐，也是为了炫耀他们的
高贵地位。光顾一次舞厅、KTV、酒吧或咖啡厅的夜生活，最低的开支是
上百元或更多。这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实在太贵，无法承受。④因此，
人们越来越感觉到，闲暇也透着一种深深的不平等。
自愿结社的形成
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三十年，没有任何自发组织的存在。文革以后，这
种情形得以改观。在80年代，“出现了公开宣布自治的正式协会”。④经过登
记的自发、半自发及带有官方性质的协会，到1991年为止，全国共有10万
①《天津日报》，1988年7月20日，赵人伟：《我国转型期中收入分配的一些特殊现象》，
《经济研究》，1992年第1期，第-53—63页。
②与通常的理解相反，“第二职业”并不是什么新现象，80年代初，已有50％的国营企业
职工有第二份职业。在改革过程中，担任一个以上职业的国营职工人数不断增长。到80年
代末，大约20％的国家职工有了第二职业。在深圳这个比重高达35％。见刘国兴，袁庆
寿：《社会主义社会的职工业余劳动》，《北京论丛》，1981年第5期，第64—68页I杨煜：
《第二职业透视》，Ⅸ时代》，1988年第11期，第17一19页l张郧：《深圳第二职业状况考
察》，《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3期，第76—85页。
③易旭东：Ⅸ都市夜生活》，Ⅸ八小时以外》，1990年第6期，第7—8页。
④ ．Mar恤K．Whyte，“Urban China：A Civil Society洫the Making?”，Arthur Lewa。s
Rosenbaum．ed．，．State and Society m(?hina：办P Consequences矿Reform，Boulder：Ⅲ"estview，
1992，D．91．
私人时间与政治I 525
多个。④前面所提到的全国和各地的钓鱼协会只是其中一例。但全国性和全
省性自发组织仍然很少。许多新近建立的闲暇组织只是在基层单位内活动，
并且限于当地。例如在首钢，1986年有30多个业余爱好者俱乐部，追求广
泛的兴趣，如音乐、舞蹈、现代戏剧、民间艺术、美术，书法、摄影、集
邮、体育等等④。这样的社团闲暇组织经常由官方的工会或团委在一个特定
的单位或地区内发起，从理论上讲，他们应该服从于发起者的监督。然而，
这些组织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在多数场合，只要他们的活动未违背发起人
的利益，他们是自由的。③ 、
为了防止自发组织的闲暇活动摆脱控制，政府不提倡组成一些跨单位和
跨地区的自娱组织④，然而，这种组织已出现了几千个。上面提到，到
1990年为止，仅上海的业余收藏者就建立了三十多个自发协会，又如，温
州这个中等城市，1987年有大约400个跨单位的闲暇组织，诸如诗歌协
会、艺术沙龙、体育俱乐部、花卉爱好者协会及其他类似的协会组织。⑤
与个人家庭生活相比，对于闲暇组织的成员来说，更重视的是在社团内
自发的集体生活，几乎是为了这个缘故，政府对这样的组织持一种矛盾的态
度，一方面，以家庭为中心的闲暇活动，虽然无害，但不像那些由自发社团
组织的活动那样“健康”。因为前者的主要功能不在于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
利用业余时间，而主要在于消磨时间。然而另一方面，任何自发组织，特别
是那些超出一厂一地界限的组织，即使一开始时没有政治目的，也可能成为
潜在的危险。毕竟，组织不像单独的个人或家庭那样，易于服从政府的
控制。
个人偏好、市场和国家控制
在国家开始放松对私人时间的控制时，它的目的不是放弃而只是放松控
制。但是，实际情况是，在过去十年，政府支配娱乐活动的能力已受到严重
的削弱。这是政府当初所未曾预料到的。政府最初允许只要“无害”、什么
都可以。但是，一旦个人的闲暇偏好允许通过“文化市场”来表达，它就变
① 余德虎：《有关我国社会团体问题的思考》，Ⅸ求是》，1991年第17期，第15页。
②首钢工会：Ⅸ办好职工文化活动中心，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群众文化》，1986年第6
期，第15页。
③ 邵志雄：《兰州炼油厂职工业余兴趣活动开展活跃》，《群众文化》，1987年第1l期，第
28—29页。
④ 程路：《把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真正活跃起来》，《铒洋众文化》，1986年第5期，第2—3页。
⑤黄瑞庚：《温州市群众文化活动的空前活跃》，《群众文化》，1987年第10期，第16页。
526 I安邦之道
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是如此强劲有力以至于能够“一点一点
地侵蚀掉”国家对人们私人时间的控制。国家不再是娱乐产品的唯一提供
者。即使是在那些似乎仍然由国家充当唯一提供者的领域里，它的控制也变
得越来越缺乏效力了。主要是因为改革已把许多国家代理人从受意识形态支
配的宣传者改造成了利润驱使的企业家。让我们分别举电影、电视和出版为
例来说明。
电影
国家可以有权力来决定什么是Ali"l不应看的，但是人们有权决定什么是
他们想看的。除非国家能使人们看它所希望人们看的，否则不能说国家的控
制是有效的。这个任务从来都不简单。但是，当人们有了更多地选择闲暇的
机会时，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80年代早期，当四十年来第一次允许进口西方及港台电影时，国产
片大幅度地丢掉了市场。1982年上海做了一个调查表明，62％的观众喜欢
进口片。而喜欢国产片的只是32％，1983年的调查结果同样令人震惊，以
中国所称的票房率作判断，只有27％的国产片表现得还不错(观众率达到
50％或更高)①。同样的调查表明，武打冒险片、间谍警匪片和轻松生活片
高居观众选择的首位。而政府颁奖的影片则观众寥寥无几。②超过50％的国
产影片亏损，这个事实迫使中国的制片者必须认真对待观众的胃口，后来几
年做了更多的调查，几乎所有这些调查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人们是为了自
己开心而看电影，不是去欣赏影片的思想内容或艺术水平。一位影评家的对
策既大胆又具有代表性，他说：“考虑到我们影片市场的消费结构，制片
时，应首先考虑到娱乐性。”③
文革前，党为中国的电影也制定了一条指导方针：反映当代大事的影片
至少要占60％(即所谓的“政策影片”)；革命历史故事片应占30％。健康
。的轻松生活片只能占10％或更少。然而1986年之后，“娱乐片”控制了整个
市场(60％--70％)，使得“宣传片”和“艺术片”黯然无光。④
电视
因为看电视已成了主要的娱乐活动，规定电视节目内容对政府来说就很
重要了。鉴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私人还未拥有电视台，也许有人认为，这
《中国电影年鉴，1984))，第191页。
Ⅸ中国电影年鉴，1985))，第671—675页。
王铁：《电视文化实现最佳社会效益的重要中介》，《中国电影年鉴，1986))，第11--16页。
弘石：《消费，文化，电影》，《群众文化》，1988年第1期，第18m21页。
私人时间与政治I 527
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是正像电影例子一样，真正的情形并不那么简
单。虽然电视观众可以选择的节目数目很少，但他们有一个政府无法控制的
选择——关掉电视机。①
无数的研究早已经表明，观众看电视主要是为了消遣和乐趣，而不喜欢
那种进行大量思想灌输的节目。人们喜欢的是电视剧，特别是那些从日本、
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和美国进口的节目。②作为一种反应，电视剧的
生产虽在80年代迅速增加(见图4)。但到了80年代后期，进口的电视剧
仍占所播放的电视剧的三分之一。③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图4 中国电视剧产量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1989年。
电影和电视两个例子都说明了国家再也不能规定在屏幕上人们看什么交
不看什么。相反，人们的爱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节目策划者的决定，用劳
伯特’爱丽斯(Norbert Elias)的话，就是国家和电视观众构成了一个·t互
动关系”。④观众除了看国家允许他们看的之外，无其他选择。但这并不意
味着国家可以控制互动关系中的每一个联结点。为了吸引观众，国家不得不
经常思考制作什么，进口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观众限制了国家的选择范
围。这种相互依赖引起了结构性的紧张和冲突，而这些冲突决定着该互动关
里．=孕拿垦塑喜垄零四坌之一的观众看到电视节目不如意的时候就会关掉电视机。见《中
骞电翌台全垦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分析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8))，毫j万箦：……
竺!亨舅堑粤等鉴，1987))，第138—187页IⅨ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j7》，藁’蒜9、475
页；《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8))，第400--413页． ’’。 、
里。掣!舅￡蓼电视年鉴：1986)),．第883页；《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7))，第744页；《中国
广播电视年鉴，1989))，第518页。 ‘ …”1一
粤Norbert Elias，ThP Civilizing Process：The History of Ma”neys，Oxford：Basil B1ackwell，
1978． ’
528 J安邦之道
姗 彻 姗 砌 姗 。
系的变动方向。
出版
到目前为止，如果说国家还能保持住对电影和电视的独占，它对出版的
控制则已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在过去十年，成千上万的印刷设备安装在乡镇企业，甚至是私营企业
里。他们考虑的主要是“市场信号”，而不是政府的指导方针。更重要的
是，由于利润或亏损成为考核的重要标准，某些出版者经不起利益诱惑，与
一些胆大妄为的私商联手。结果“非法出版物”屡禁不止，反映出政府在这
方面控制能力的下降。
自1980年以来，在几个明显的转折上，中国读者的爱好发生了变化。
1980年是侦探小说，198l一1983年是古代侠客小说，1984·年、1985年是现
代侠客小说，1986年是三角恋爱小说，1987年是色情小说。①相应地，“非
法出版物”的内容已从“打斗到谋杀”、从“色情、淫秽”到“封建迷信”②。
在80年代后期，面对来自上百家新创刊的通俗杂志的竞争，某些严肃的文
学报刊也不得不被追去迎合读者的口味，如超自然的神力格打、爱情、时
尚、暴力、犯罪等等。③
1987年，政府第一次发动取缔“非法出版物”时，目标是“地下出版
者”，即未经登记注册的乡镇印刷厂。这些印刷厂未得到出版的许可。④然
而，“非法出版物”在1988年再次猖獗。那一年，有35个国有出版社因出
版色情文学而受到警告。⑤
1989年春，又出现了新的一波色情文学。这一年底，310万册书籍、杂
志被没收。106家庸俗杂志，190家报纸和41家出版社被查封。⑥然而过了
不久，“非法出版物”开始反扑。⑦1990年冬天，政府发动了第四次反“非
法出版物”运动。⑧1991年，中国发动了一场新的声势浩大的取缔“非法出
、版物”运动。这是一连串运动中的第五次。⑨一段时间里，它抑制了“非法
出版物”。但政府不大可能获得全面胜利，只要那种对“非法出版物”的巨
①边春光：《从色情淫秽读物的出版所想到的》，《出版工作》，1988年第10期，第6页。
②《人民日报》1985年11月15日l《中国青年报》，1986年3月16日。
③ 孙达人：《清除精神污染，全力整顿书刊影像市场》，婚￥众文化》，1989年第10期，第7页。
④《出版工作》，1987年第8期，第6—13页。
⑤蔡波、杨剑：Ⅸ黄风掠过北京城》，《时代》，1988年第ll期，第30—31页。
⑥编辑组：《中国百科年鉴，1990))，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0年，第145—149页。
⑦尹进第：《消除黄毒，功在千秋》，《嘹望》，．1990年第46期，第6—9页。
⑧中新社郑卅I 1991年12月25日电。
⑨美联社北京1991年12月19日电。
私人时间与政治l 529
大需求仍在，总有人会为了牟取暴利而甘愿冒违反法律的危险。1992—
1994年三年，笔者访问中国时发现“非法出版物”几乎在每一个书摊都有
出售。
结论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私人时间的合法性已得到恢复。加上社会时
间观念的变化，私人空间实际上已大大增加。中国人开始享有比1949年以
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广大的私域。 、
私域的扩展，既是因为社会力量的“一点一点”的努力，又同样是因为
国家有意识的退却。国家愿意这样是因为它已懂得，不留给人们喘息时间和
空间，他们会变得沮丧、压抑。为了调动广大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积
极性，国家不能垄断个人的每一分钟，并且使其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但这
并不意味着国家愿意用一种放任态度来对待人们用什么方式来利用私人时
间。虽然国家的“不管地带”已变宽了，它仍希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去影响
人们的闲暇模式，以求把人们的过剩精力导向在它看来是有利于生理的健
康、道德的完善、社会的稳定、政治的团结的活动。然而市场取向的改革已
破坏了国家充当指导角色的能力。在闲暇的政治色彩越来越少时，商业化也
加剧了。对于包括国家机构在内的大部分娱乐产品提供者而言，利润已取代
了意识形态，成为关注的主要因素。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他们经常不
顾官方的指导方针如何，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这样，个人偏好经常能
通过“灰色的”或“黑色的”文化市场得到满足。这些市场实际上拓展了人
们的私人空间。
530』安邦之道
结 论
第二代改革战略
——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4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上最重要、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自然成为中国学
者关注的焦点。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地、历史地评价这场还在持续的改革开放
呢?如何清醒地、客观地分析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及其后果?如何前瞻
地、富有远见地提出使中国持续发展、社会和谐、长治久安的政治主张?
·、改革开放的历史评价：“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次伟大的历
史性转变，提出了第一代改革思路，即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全面而深刻影响中国长期发展和社会变化的两大决
定：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由此，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具有五千年文明
历史的中华民族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最突出的表现是：国民
经济持续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大大超过过去一千年、一百八十年和五十年的
经济增长率。在人类现代经济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
的巨型经济体，能在相对短的时间里，以如此高的速度增长。这是中国发
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经济特征和原因。如果我们从全球历史的眼光来
。审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比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
纪创造的“美利坚奇迹”和20世纪日本和“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
经济成就更大，惠及人口更多，影响更深远，对人类发展的贡献更大。
其次，中国社会变迁远超过历史任何时期，构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流
动。据估计，1000—189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在3．0％一4．4％之间，平均
每年增加0．001％。1950年时也不过11．2％，1890—1950年期间平均每年
增加0．11％；到1978年时为17．9％，1950—1978年期间平均每年增加
0．24％；到2001年时为37．7％，1978—2001年期间平均每年增加0．865乞，
+ 本文为国家长期战略研究小组的报告，由王绍光、胡鞍钢、周建明执笔。
第二代改革战略l 533
I
这一期间，全国总人口增加了3亿人，农村人口维持在7．9亿左右，城镇人
口新增3亿人，达到4．8亿人，新增城镇人口中约有2亿人来自人口迁移。
再有，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与世界的融和也大大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这
是中国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特征和原因。历史上中国曾经历过
多次内部改革，而这次改革却包括了对外开放，这是最大的改革，使中国真
正以大国的角色，与世界各国互动，也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发展。中国已经成
为世界第六大贸易国家，其商品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已经超过4％，而在
1870年不足2％，1950年不足1％，1978年也不足1％。20世纪80年代中
国对世界新增GDP(PPP，1990年国际美元)的贡献率为15．1％，对世界
新增商品出口额(美元现价)的贡献率为2．9％，到90年代其贡献率分别、
增加至26．5％和6．5％。
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
明显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综合国力与美国的相对差距已由1980年
的5倍缩小为目前(指1998年)的3倍。如果能够持续目前良好的发展势
头的话，再用20年的时间(如2020年)，中国就能进入强盛期，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和贸易国家，也成为世界最大综合国力强国之一，为实现
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千年大变局带来的空前的巨大挑战
然而，市场机制既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也是社会变迁和社
会分化的加速器，它的魔力之大，足以改变中国社会的一切。其中最关键的
变化是，无论是在数量、性质、特点上，还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上，中国
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与改革开放前有了规模性的实质性不同。
利益主体数量激增：从传统的大家庭向现代核心家庭的演化，使家庭数
目激增；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转让、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兴起、港澳台和外资
的涌入使企业数目激增。
利益主体多元化：摆脱计划束缚、打破公有经济一统天下后，各类经济
实体在规模、资金来源、经营领域、活动范围方面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形态。
人们的就业模式和收入来源也愈来愈多元化、灵活化和非正规化。经济多元
化的直接后果是社会多元化，由过去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农民、知
识分子)，到现在可以按照对政治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
占有和职业的不同，分为10个阶层。
利益主体意识增强：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即个人和经济实体
534 l安邦之道
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当市场把各类经济和社会实体转化为追逐自身利
益最大化的独立体时，便割断了它们之间原有的种种伦理关系。
人员流动性空前加大：市场冲决了种种行政藩篱，不仅跨越了县界、省
界，而且还跨越了国界，扩大了商品、资本、信息、劳动力流动范围和提高
了流动速度，形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时间最持久的人口流动和
迁移。
各类经济和社会风险加大：计划经济时代，个人自由有限，但有绝对安
全。市场扩大了个人和经济实体自由选择的空间，但获得自由的代价是不得
不独自承担各类风险，如失业、患病、丧偶、养老等。在这个意义上，市场
经济完全有可能成为一部分幸运者、强者的天堂，成为另一部分不幸者、弱
者的地狱。
外来影响加大和信息来源多元化：随着国门的开放，中国对外贸和外资
的依赖度逐步加深；人员交往和通信手段的革命使得各种信息(包括我们不
喜欢的信息和虚假的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自由度跨越国境流动，人们
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受到外部的强烈冲击。国际因素对国内经济、社会和
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
非对称信息占有的严重性增大：市场经济就是信息经济，谁拥有信息，
便可赢得市场先机。然而，信息分布是不对称的，例如生产和销售者(尤其
是制假售假者)比消费者更了解产品的质量；医生比病人更了解什么样的治
疗方案最经济有效。
非对称权力占有的严重性增大：不仅政府与政府官员拥有权力，在经济
和社会中占有较多资源的个人和实体也拥有权力。因此，市场经济并不等于
自由人之间的平等交易，在等价交换的形式下，实质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在
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安排下、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资本拥有者是强
者，对劳动者实际上操有极大的权力。
分配向非劳动要素倾斜：计划经济时代，收入分配服从于行政决定。市
场经济要求收入按所谓“要素”(劳动、土地、资本、知识等)投入分配，
与按劳动投入分配相比，土地、资本、知识等要素回报更高、收益更快。
权力关系向资本占有者倾斜：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所出现的
市场经济体制往往支持资本雇佣劳动和资本管制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
和劳动制衡资本。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虽然人数众多，劳动很难取
得与资本平等谈判的地位。政治权力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偏爱资本、依靠资
本，也因此出现大量与资本勾结、受资本贿赂的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现象。
在市场新贵面前，政治权力已难以维持唯我独尊的地位，有时还显得有些自
惭形秽。各级政府忙于“招商引资”、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攫取财富，资
第二代改革战略l 535
本大有凌驾权力之上的趋势。
这些历史性的变化带来了三重挑战。
第一，相当多的人不能适应急剧的社会变革，处于高度迷惘与混乱的
状态。
第二，经济和社会结构迅速变化使我们原有的国家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
上失去了效用。急剧变化的经济基础与变化极为缓慢的上层建筑之间的严重
脱节、不协调、不适应恰恰成为产生引发各类普遍性、甚至爆炸性社会问题
的根源，如吏治不彰，贪污腐败横行，就业不足，失业问题严重：市场混
乱，制假售假屡禁不绝；监管失灵，恶性事故频频发生；环境破坏，生态危
机迫在眉睫，等等。
第三，各种市场的、政府的、社会的力量正在加速推动中国沿着三个纬
度方向变成一个不断“失衡”、加剧“断裂”的社会。这是一个统一的、稳
定的、繁荣的、民主的中国的心腹之患。
城市乡村之间的失衡与断裂：像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传统
与现代断裂的二元经济和社会。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城乡差别
比中国更大。在改革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曾一度缩小，广大贫困农民是
中国改革的主要受益者。然而，从1984．年开始，这种差距又开始扩大；到
2001年，已达到建国以来最高水平，且还在不断扩大。目前，北京、上
海、深圳等地正在花巨资打造国际一流的超级都市，而农村的很多地方却出
现明显的凋敝。其反差之大，令人咋舌。更重要的是，过去的城乡差别主要
是由行政阻隔造成的，但毕竟城乡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现在，在
阻碍城乡流动的行政壁垒逐步瓦解的同时，市场力量却可能扭断城乡之间的
连接，因为从国际市场进口城市需要的食品或其他生产原料往往质量更高、
价格更便宜。
东西地区之间的失衡与断裂：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存在地区差距并不奇
怪。但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之大，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现在我们面临的局面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同时存在着北京、上海这样的第一世界，广东、江苏、浙江这样的第
二世界，广大中部省份这样的第三世界，以及诸如贵州、西藏等中西部省份
这样的第四世界。在这四个“世界”之间，不仅在人均收入、消费水平、受
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且沿海省份与国际市场的
联系远比与内陆省份的联系更密切。
阶层、阶级之间的失衡与断裂：如果说在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中
国的改革开放曾使几乎所有人受益的话，其后的发展趋势发生逆转，越来越
像一场“赢家通吃”的游戏。无论是在城乡内部，还是在各地区内部，阶
536 I安邦之道
层、阶级差别正在以加速度扩大。在一小部分人享受灯红酒绿、宝马香车的
同时，一大批农村居民从未脱贫，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因失业等原因陷入贫
困。富人阶层和集团相当部分是由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获取生产资料所有权
和控制权的特殊人群组成。知识和文化精英也在市场初次分配和政府公共财
政分配中获得了远高于人口比例的份额。另外，相当一批党政官员与市场经
济中的强势集团相互勾结，贪赃枉法，结成利益相关者，跻身于新贵、新富
俱乐部。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仍处于社会底层，相当多数人
群被歧视化、边缘化、底层化。他们中一些人不仅相对社会地位滑落了，而
且绝对生活水平也下降了。
所谓失衡社会是指，在一个社会中，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拥有的各类社
会资源(包括获得的公共资源)占社会总资源的比例远高于他们占总人口的
比例，另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拥有的各类社会资源(包括获得的公共资源)
占社会总资源的比例远低于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所谓断裂社会是指，在一
个社会中，几大板块(利益集团和阶层)并存，彼此之间不仅缺乏有机联
系，又不能互换、交易、妥协。社会中存在差别总是难以避免的。只要差别
是连续的、可交易的，这样的社会尽管会面临种种挑战，但由于能够妥协，
既不可能革命，也不太可能崩溃。断裂社会则不同，治理这样的社会十分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