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能力摆脱各种控制，别开生面。①
换句话说，国家的霸权绝不是无懈可击的；被统治者往往能渗透、中和和颠
覆这个霸权。④
因此，闲暇最好被看作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的角力场。③它不断地重新界
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现存关系。④这就是闲暇的真正含义。这是为什么我选
择了闲暇作为一个突破口，来考察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变化关系。许多人会认
为闲暇之事微不足道，不值得认真对待。确实，为了闲暇本身而研究闲暇
(像社会其他方面一样)，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如果我们透过闲暇的表
面，努力渗透到那导致了现存闲暇关系的深层结构，闲暇的研究则有助于我
们揭示其他研究可能揭示不了的某些政治层面。
因此，本文关心的重点不是闲暇本身。本文的真正目的是探讨闲暇研究
如何能加深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解。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回答下列
问题：中国人享有多少喘息时间和空间?中国政府如何定义“健康的”和
“不健康的”闲暇?政府通过什么机制保证它关于正当和不正当的娱乐的定
义为人们广泛接受?过去四十年来，闲暇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在多大程度
① Chris Rojek，(2apitalist 4Hd k妇“"丁heory，London：Tavistock Publications，1985，pp．
180—181．
②James Scott，砒Weapom：矿龇Weak，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p．336．
③ Stephen G．．10nes，Works Af Play：4 Social 4埘Economic．History矿Leisunl 1918—1939，Lon‘
don：Routledge&Kegan Patti，1986，p．165．
④Rojek，Capitalism∞J IA?L’cure’rheor?’，p．156．
510 l安邦之道
上官方的闲暇观能够影响人们日常的闲暇实践?通过集中探讨在整个社会、
经济、政治关系中，闲暇结构性位置的变化，我们希望揭示中国社会中国家
权力的盛衰。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闲暇
一般而言，控制闲暇可采用下面三种办法之一，或者它们的某种结合。
一、规定闲暇的时间长短；二、规定闲暇的形式；三、规定闲暇的内容。中
国共产党政权在文化大革命(下简称“文革”)结束前的二十几年中，所有
三种办法都采用过。
规定闲暇的时间长短
，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闲暇代表了摆脱“单调的经济关系压力”的一个安
息所。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闲暇时间的数量将成为衡量财富的一
个重要手段。人们能够把这些时间用在“他们人格的和谐发展”上q)。但根
据毛泽东时代对马克思的解释，闲暇仅仅是给工人喘息时间，使他们得以复
原。只有当工人用这些时间来休息，减轻压力，并且增加体力和智力时，闲
暇才有意义。这样，他们才会在闲暇之后，更有效地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
毛泽东时代，很流行列宁的一句语录：“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这
里，重点是在讲工作。1959年，官方一位评论员写道：“人为什么天天要吃
饭、喝水、穿衣服、住房子，有时候还要听音乐看戏、看电影、看各种各样
艺术作品呢?即人为什么要活着呢?……人生产是为了生活，生活归根到底
又是为了生产。”②
既然人们认为闲暇应该从属于工作，那么，为了增加产量，就可以牺牲
、闲暇。从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计划者和管理者倾向于认为，只要能保
证工人得到足够的时间恢复身体，削减闲暇没什么不对的。在那些年里，不
给或很少给补偿，就要求工人加班加点的现象并不罕见。而且还经常在星期
天和假日里，组织党、团员及政治积极分子从事“义务劳动”。④在大跃进
期间，这样的活动达到高潮，那时，亿万中国人被催得太紧。他们甚至在缺
① ：Karl Marx，Economic a耐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矿1844，London，IJawrence at Wishort，
1970，p．737．
②刘子久：Ⅸ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香港三联书店1959年
版，第22—24页。
③梅槭：Ⅸ应当尊重别人的自由》，《中国青年》，1956年第12期，第31页。
私人时间与政治I 511
乏足够睡眠的情况下，连续工作几个月。弗雷德里克．劳斯尔(f7rederick
Noisal)是加拿大《环球新闻报》当时驻北京的记者，在其1959年发自北京
的报道中，他说看见在许多场合“筋疲力尽的工人、妇女和农民”。他注意
到“在刺耳的扩音器下面，人们也能安静地沉睡着，即使在北京歌剧院表演
期间，中国乐器伴奏似乎足以使最累的人也被吵醒时，还有不少人进入了梦
乡”。他根据所见所闻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中国，西方人所理解的完全的
闲暇是非常少见的。今天的中国，没有尽头的生活周期只包括工作、学习、
吃饭、睡觉。”①
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可以忍受疲倦。但是无论他们是如何忠诚于政权，
要他们永远忍受下去则是办不到的。中国领导人很快意识到，让人们承受太
大生理和精神压力可能不利于生产。1958年11月至1960年5月期间，党中
央至少发出了两个指示，要求应保证人民群众“有八小时睡眠时间”，并且
有另外几个小时的“自由时间”。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闲暇”仍
然被看作被动的消遣和工作精力的恢复。③政府并无意放弃对时间的控制。
这两个文件实际上都规定“群众的时间”应服从于“统一计划”。④
规定闲暇的形式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公共利益一直占据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优先
位置”。而共产党的革命则加强了这个公共利益概念，⑤像所有其他事物一
样，在“文革”之前和“文革”中，闲暇的形式反映了这个特征。在“集体主
义”的名义下，闲暇活动应采取集体行动的形式，这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例如，1954年，河南省开封市第一中学制定了一套规则，标题是——“这些
时间做什么?怎么做?”规则有十六项五十六条。这些条文对起床、洗脸、
吃饭、上课、上操、课间休息、睡觉都做了十分细致而具体的规定，如吃饭
时怎样分菜，怎样吃饭，碗怎么放，上操，上体育课和晚集合时怎样走路等
等。总之，所有的事情都应组织起来一块儿干。⑥在那个时候，这个例子并
① Char恼’Faylor，ed．，(]himl Hands：确P G如如d蒯Mail m Peking，Toronto：McCi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1984，p．26．
②马齐彬、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
社1989年版，第185页。
③见《中国青年》的社论，《劳逸结合是为了保证持续大跃进》，《中国青年》，1960年第12
期，第30—3l页。
④同注②。
⑤Lowell Dittruer，“Public and Prirate。Interests and the．ParticipatoIy!Ethic m China”，
1Victor C．Falkenheim，ed．，Cf如PⅢ4埘Groupj m(]ontemporar)-China，Ann Arbor：Centel-for
Chinese Stla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7，pp．1 7—66．
⑥甄德：《漫谈集体活动及其他》，《中国青年》，1956年第4期，第6—7页。
512 I安邦之道
非个别。不顾学生和工人的个人爱好而把他们组织起来去影剧院看电影、组
织体育比赛、举办舞会，是非常普遍的。有些学校还在学生看电影、看球、
跳舞时，把校门、课堂门和厕所都上了锁，认为这种做法是教育学生集体主
义精神的好办法。甚至读书也有规定。党支部、团支部不时地列出“推荐书
籍”的单子来，然后，制订出讨论的时间。这样，人们就觉得不得不去读这
些规定的书。那些没有参加官方组织的闲暇活动的人则要冒着被批评成“脱
离群众”和“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的危险。①
既然人们这样高度评价“集体主义”，因此，政府在工厂、军队和学校
里大力提倡像篮球、足球和排球这类集体项目也就不奇怪了。集体项目被当
作一种工具，目的是培养人们的集体意识、合作意识、自我牺牲精神，这些
价值与官方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一致。
规定闲暇的内容
t 如果说在50年代，国家已经占用了人们的大量时间，而且开始规定人
们闲暇活动的方式，在60、70年代，则进而试图规定闲暇活动的内容。
1960年3月，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中国青年》刊登了一
封信，作者是署名为肖文的年轻妇女。在信中，她表达了希望能有更多的自
由、愉快的闲暇时间的愿望。②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中，杂志收到了14000多
封讨论此信的来稿，并且有选择地公开了大约十二份。公布的大部分信件对
于肖的愿望采取了一种严厉的批评态度。其中典型的观点是：中国人民还未
达到享受的时候，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还未实现。批评者坚持认为，那些过
多注意闲暇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Q)这场讨论得出的结论是：
业余时间不应用于个人享受。相反，它应用来提高一个人的“政治觉悟”。
60年代初，开始发展了一套新的闲暇观。据说业余时间不可能是政治
真空。它要么被无产阶级思想占领，要么就被资产阶级思想占领。由于创造
‘了这套意识形态，闲暇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到“文革”结束时，闲暇的政
治化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体上从1960—1962年)政治化相对较温和。人们被告
诫，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来享受娱乐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虽然经过社会化
改造的人们可能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国家还是认为让他们在闲暇时继续
①梅槭：《应当尊重别人的自由》；郭林：《为什么一定要强求一致》，《中国青年》，1956年
第12期，第30—31页l尚琪：《贯彻自愿原则，更加丰富多彩地开展课外活动》，《中国青
年》，1956年第17期，第8—9页。
②《中国青年》，1960年第5期，第36—37页。
③见《中国青年》，1960年第6至第10期。
私人时间与政治l 513
巩固他们早先在工作中学习到的东西，是必要的。人们还被提醒，对于电
影、戏剧、音乐、小说、绘画及其他类似的作品潜台词要保持警惕。特别是
那些外国进口的和解放前发行的作品。他们被告知，体育也不像通常所认为
的那样纯洁，因为“锦标主义”仍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它被称之为一种“极大
的个人主义”并受到批判。比赛被认为应用来增强“集体主义”。换句话说，
没有纯粹的闲暇。闲暇被认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的阵地。④
在第一阶段，人们只是被提示要求自己去判断对与错。在第二阶段
(1963—1965年)，人们则开始被给予明确的指示。
1963年，《千万不要忘记势和((年轻的一代》两部现代话剧被搬上了舞
台。每部戏中都有一个反面人物。前者是丁少纯，后者是林育生。丁少纯由’
于忘记了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而受到批判，他之所以被认为“忘本”，部分
原因是他已养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生活习惯——打猎。林育生受批判则是因
为他幻想娶一个漂亮的姑娘做妻子，有个安乐的小家庭，“白天我们一起去
上班，晚上回来就听听音乐，看看小说，读读诗，看看电影，星期天上公
园，或者找几个朋友聊聊天……”他被指责为试图“躲进个人主义安乐窝里
去，追求个人享受”。据批判者说“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看来，革命同追求个
人享受是水火不相容的。要革命，就不能追求个人享受；要追求个人享受，
就不能革命”。当时每一个主要大城市都上演了这两部话剧，并将它们拍成
电影，组织工人和学生观看。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报纸杂志也辟出专栏对它们
进行讨论。通过提供这两个反面例子，党希望教育人民，最重要的是，在他
们闲暇时，他们应该干些什么不应干些什么。②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
一组文章的标题里找到。这组文章发表在1964年《中国青年》第八／九期
上。标题有“要珍惜业余时间”、“业余生活要服务于工作”、“下班后也要严
格要求自己”、“业余生活要以学习为主”。④
也是在60年代中期，官方的出版物开始警告人们：“玩物丧志。”结
果，打猎、钓鱼、养鸟、种花及所有其他各种爱好者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
择：或者放弃爱好，或者受到“沉溺于小资产阶级的情趣”的批判。
第三阶段，“文革”中(1966一1976年)，国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侵犯
达到这样一个程度：“私人时间”和“公共时间”的划分已成为毫无意义
了。“文革”开始后的“破四旧运动”中出现了这样一条不成文法规：除非
得到官方许可，否则没有闲暇活动是合法的。这样有数年，八亿人民只允许
①马群：《看电影不能只是为了图轻松》，《中国青年》，1960年第15期，第24页-马秀
云：《我们是怎样引导青年过好业余生活的》，《中国青年》，1961年第4期，第24页。
② 白夜：《走出个人主义小天地》，《中国青年》，1963年第24期，第lO—ll页。
③《中国青年》，1964年第8—9期，第46—47页。
514 l安邦之道
—一
观看八部“革命样板戏”和几十部精心挑选的“革命”影片。在“文革”的
后期，拍的影片多了，出版的书也多了，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只是以一种
粗糙的艺术形式简单地进行宣传，甚至没有作出给人们以消遗的样子。因为
“闲暇”这个词本身已变成了一个坏字眼。
正如苏珊．福特．维尔特夏尔(Susan Ford Wiltshine)所巧妙地评论
的那样：“当私人生活的乱石碴被完全消除干净后，公共生活被变成了一堵
表面光洁无比的巨墙。巨墙里面什么都是一个模样。”④
当然，官方维持对闲暇的控制的努力程度是一码事，而这种控制有多大可
能实现又是另一码事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7、1968年两年“文革”进行
到高潮时，许多中国人发觉，多少年来他们第一次有了大量的自由时间。那些
由于某种原因而在派性斗争中没有利益关系的人，被称为“逍遥派”。既然学
校关闭了，工厂受到严重破坏，“逍遥派”的问题在于如何消磨时间。年纪小
一点的学生觉得同他们的邻居在一块玩儿要比与那些红卫兵组织的同志在一起
快活多了。每天，他们在大街上游逛，从一些儿童的游戏中，如“斗鸡”、“放
信鸽”中寻找刺激。年纪大一些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则有更高级的娱乐方法：一
些人打牌、下象棋、qrNl棋,，另一些则读古今中外的小说，那些在“破四旧”
运动中遭到烧毁的书籍成了抢手货。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大z-，j匕-，包女孩，他们沉
浸于浪漫生活之中，把周围动荡不安的世界从他们的思想中部分地抹去。也有
一些人忙忙碌碌：有的回到象牙塔中，一心一意地学外语，研究数学、物理等
等；有的则较实际，学编织、裁剪、烹调、装修收音机、练习乐器及发展其他
技能。这样，钓鱼、打猎、做木工和家庭装修成了许多人的爱好。1967年后半
期，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谣传经常在静脉里注射公鸡血，可以延年益寿。很快
这就成了城镇中的热门话题。许多人大胆地亲自试验这个配方。更多的人乐于
谈论它是如何灵验。当成百上千的人在派性斗争中被打死打伤的同时，另一
些人却在寻找延长寿命的秘方。这时，许多原来贴上“毒草”标签的电影又
。在放映了。其名义是为了批判“毒草”，群众需要看或是重看。但实际是，
许多人对只看几部单调的“革命”片已经厌倦了，他们需要更多的选择。一
些群众组织甚至想从给文化上饥饿的观众放电影中谋取利益。那时不断有报
道说，这类电影的拷贝被从一个组织手中抢到另一个组织手中。②
①Susan Ford Wiltshire，Public and Private in Virqil’s Aeneid，Amherst，MA：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9，P．64．
②见Shaoguang Wang，Failure of Charisma：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ph·D·
djs9ertation，Comeu University，1990，PP．490—491．也见Perry Link“Hand‘Copied
Enterta血mellt Fiction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in Perry Link，Richard Madsen，and
Paul G．Pickowicz，eds．，Une卵dal China：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oulder：Westview，1989，pp．17—36．
私人时间与政治l 515
邓时代的闲暇
“文革”结束后，中国在80年代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开放政策下，人们
的休闲方式开始发生变化。
政府对闲暇态度的变化
80年代不同于以前的三十多年。首先在于官方态度的变化。从50～70
年代，中国政府所努力争取的是：除了那些与国家的意识形态一致的闲暇活
动外，其他的闲暇都要受到限制。但在80年代，政府“允许人们用他们乐
意的方式来打发时间，只要他们的活动不对现存社会秩序构成威胁”。但这
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了对闲暇的控制。实际上，对现存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的行为仍必须受到严格限制。然而，闲暇不再总是必须去适合国家意识形态
的公式化框架了。“文革”之后，国家之所以愿意部分地解除它对闲暇的控
制，是因为党已经降低了对“集体主义”的评价。不再以“阶级斗争”为
纲。因此承认消遣、娱乐和相对自由的选择作为闲暇的正当因素，也就很有
必要了。
这样，“公共”和“私人”之间的时间分界又出现了，虽然这个界限还
远谈不上清晰。作为新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国家为管理闲暇活动制定
了一个新的指导方针：“提倡有益的，允许无害的，反对有害的。”①
b
闲暇时间的增加
中国的时间分配调查一般把人们的日常行为分为四种类型：工作(包括
上下班时间)、生理需要、家务和自由时间。生理需要(睡、吃和个人卫
生)所需的时间明显地最不具有弹性。这样，增加闲暇时间就必须依靠减少
工作和家务时间来达到。1949年以来，中国官方规定的工作量一直是一天8
小时，一周共48小时。这种情况到80年代后期仍未改变②。但是如前所
述，如果把各种非正式的工作形式，如无报酬、超量的“义务”劳动，参加
各类政治活动也包括在内，则在过去三十年里，实际工作时间要长得多，
①《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9))，北京：中国广播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36页。
② 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
307—308页I《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7》，第281—284页，青连斌：《大城市职工生活时间
分配和利用问题的初步研究》，1994年，工作时间才减为每周44小时。《社会学研究》，1990
年第1期，第92一102页。
l 一
516 I安邦之道
“文革”后，由于义务劳动和政治学习已逐渐丧失了往日的吸引力，实际工
作时间已大大减少。但由于在80年代之前，没有作过时间分配方面的调
查，因此要证明具体减少了多少时间是不可能的。
家务负担一直都很沉重，占据了中国人的一大部分非工作时间。但由于
各种节时电器(电冰箱、洗衣机、煤气灶、缝纫机等)的日益普及，商品供
给的改善，服务业的兴起，更重要的是普通中国家庭购买力的提高，80年
代，家务上所花的时间大大减少。①
表1闲暇时间的变化
单位：小时：分
a．王雅林、李念荣，《城市职工家务劳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第60页。
b．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第307页。
。c．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统计资料，198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第281—
282页。
d．青连斌：《大城市职工生活时间分配和利用问题的初步研究》，《社会学研究》，1990
年第1期，第92—102页。
e．卢汉龙：《来自个体的社会报告》，Ⅸ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1期，第83页。
f．国家统计局，Ⅸ中国社会发展资料，199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
由于减少了实际工作和家务时间，结果自由时间的总量增加了。②
闲暇方式的变化
在取消闲暇垄断的同时，中国出现了录音机和电视。60年代，中国每
年平均生产黑白电视机3000台。70年代，平均每年生产彩电3000台，其中
的大部分是属于工作单位而不是个人家庭所有。③然而，到了80年代末，
90％以上的城市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④80年代之前，大多数中国人从
、未见过录音机，现在的中国城市里，录音机则是一件日常生活用品。⑤最近
①青连斌，前注文，第95--96、100—101页；张建国：《改革促进了职工生活方式的变
化》，《时代》，1987年第1期，第7—10页。
② 由于没有全国性的时间分配统计，我对闲暇时间的估计是以几项地区性统计为基型作堂
的。这些统计相互间的可比性当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我相信表1有代表全国蝗一墼警势：．倒
菇茬北京，每天的用饭时间在1982--1986年间从3．5小时提高到了4小时。当然各尊塑堕强
不二样，各社会集团的情况也不一样。但这些统计却太笼统，使我们无法了解地区差别和社
会集团之间的差别。
③《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9))，第331页。
④《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8))，第40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Ⅸ中国新闻年鉴，
198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92页。
⑤国家统计局：、I中国统计年鉴，199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第294页。
私人时间与政治1 517
几年，录像机、音响设备和卡拉OK也开始进入了中国家庭。
这些现代化的娱乐设备给中国人的消磨闲暇时间的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
变化。80年代之前，主要的自由时间活动形式无外是，听收音机、看电
影、结交朋友(聊天)，还有就是什么也不做，闲着。1985年，电视机观众
首次超过了收音机听众。①一份1987年的全国调查表明，平均每个城市居
民每天在电视机前花1．5—2小时。这个数字占去了其可能拥有的闲暇的几
乎一半。④最近，更多的调查表明，自1982年以来，看电视已成为最普遍的
闲暇活动形式。③
在电视兴起的同时，看电影则大大减少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居民，
看电影从1979年的每两星期一次减少到1985年的每四星期一次。④在这之
后，电影观众趋于稳定。1990年，43亿人次城市居民看过电影，虽然这个
数字意味着比1979年的观众记录减少了5亿人，但表明看电影仍然是一种
重要的闲暇形式。⑤
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过去几年里兴起了录像。录像成为看电影和电
视之外的又一种选择。最近有人估计，中国已经有60万一70万台录像机。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增加。在上海、北京这类大城市，每五户中至少有一
户拥有录像机。在广州，这个比率达到了400名。⑥80年代中后期国营单位
(如工人文化馆)和私人经营者一样，发现开“录像厅”有利可图。这样，
全国的录像厅如雨后春笋一般大量出现。⑦相对而言政府对电影和电视的内
容通常进行较严格的控制。然而，要监视主要是由利益驱使的录像厅里放映
什么，则是很困难的。事实上，在最初几年里，国家几乎没有任何自己的录
像片可供放映。1984年以后，港台及外国进口带子已控制了整个录像厅。
据估计，在1985年，大约有2000种非法录像片在这个国家里流通。⑧中国
制作的影片和电视剧较沉闷。相比之下，外国影片较多感官刺激，这就吸引
了大量观众。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不愿去看电影或待在家中看电视，却成
①《中国新闻年鉴，1989))，第217页。
②李元浦、阎晶昌：《天津市居民业余时间抽样调查》，《嘹望》，．1986年第22期，第22
页；邓瞳瞳：《电视文化随想录》，《社会》，1990年第7期，第35页。
③张郧、蔡禾、江山河：《青年工人生活方式现状特点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
3期，第101—108页l冒忍刚：《企业改革与职工闲暇生活方式的变化》，《社会调查与研
究》，1985年第7期，第86—89页。孙再庆：《对职工业余生活的三项调查》，《群众文化》，
1986年第1l期，第11一12页。
④ 中国电影协会：《中国电影年鉴，1986))，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第11一15，
11—13页。
⑤Ⅸ嘹望》，1991年2月18日，第41页。
⑥中新社，北京1992年2月2日电。
⑦《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8))，第17—70页。
⑧《中国电影年鉴，1986))，第11一16页。
518 l安邦之道
了录像厅的常客。①例如，在上海这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里，从1987年11
月至1988年4月的六个月内，录像厅的观众次数达1000万。④
除了电视、电影、录像外，其他的流行的闲暇活动包括了听收音机、录
音机及搓麻将、打台球、玩电子游戏。后三种活动值得多说几旬。因为近年
来，中国城市中已出现了“麻将热”、“台球热”和“电子游戏机热”。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一直反对麻将活动，因为打麻将被看成是一种
赌博形式。文革开始后，“麻将”成了“破四旧”运动的靶子。结果，有十
多年，麻将在中国完全消失。麻将活动的重新出现，始于80年代初的广
东。而最近四五年来，麻将热已席卷了全国。不仅退休工人、家庭妇女、个
体户和工人打麻将，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大学生甚至高中生也沉溺于这种
游戏活动。在广州，有报道说，几乎每一家都有成员打麻将④。在麻将热的
促使下，赌博呈现出了强劲的卷土重来之势。因为只有赌，打麻将才有刺激。
对于许多人来说，赌提供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并且有可能赚点小钱④。尽管
在大多数场合，赌注很有限：只不过是几分钱或一根烟。但也有人担心赌博
可能会毁掉一些人的家庭与事业。⑤
如果说打麻将，老幼皆爱，人人都好，打台球则主要受到青年职工的喜
爱；玩电子游戏机则是青少年学生的爱好。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里，已
安装了成千上万的台球桌和游戏机。许多中国人至今仍住在居室拥挤、通风
条件差、光线暗淡的公寓里，对那些觉得家庭条件受到限制的年轻人来说，
街头巷尾成了打发业余时间的最好去处。因此，放置了台球桌和电子游戏机
的街头通常是这些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们所喜欢游逛的地方。打台球和
电子游戏机不仅给人带来刺激，而且又为年轻人造就了一种非正式的集体生
活。他们发觉周围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疏远了。㈣
读书向来是一种重要的闲暇形式。⑦现在，中国读者比十年前有了更多
的选择机会。书籍的发行量从1970年的不到5000种增加到1979年的17000
t种，1991年又增加到88000种(见图1)④。报纸发行的增加更令人称道，
①《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9)}，第344页。
②同上。
④中新社．广卅11992年1月1日电。
暑皇婆蓉：盟气蓦鏊鬻兹龛蒿墓款1。9㈣90置饼年纂8，4一。。期，籼一
2⑤0币孚稳．徽鬻；徽嚣赌风199罐1 2案麓，竺嚣，7蒜戮磊氟
页l陈路：《赌博启示录》，《中国之春》， 年第期，第177—8u贝l钾甜：“中崮灭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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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云兰：《放管结合，积极导向，推动文化市场健康蓬勃发展*，K拜从又化∞，州列-平昂1u
荔1主海平：《南京青年的读书热》，《八小时以外》，1987年第3期，第11页。
③新华社，北京1991年12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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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时间与政治l 519
在1970--1989年间，报纸的数量从42种(全国及地方的党报)增加到852
种(见图2)。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杂志方面——总数从1970年的21种增
加到1991年的6500种。(见图3)①
图1 图书发行种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图2报纸发行种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在增加的书籍、报纸和杂志中，“通俗”读物占了很大的比例。例如，
1987年，16家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杂志中，有12家是‘‘通俗”读物。②
①Ⅸ世界日报》，1992年1月12日。
兽。塑丝吾型窭煮是《红旗》：．!半月．谈》和《共产党员》，它们主要由单位而不是个人订阅。
见《中国出版年鉴，1988))，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年版，一“1—20I…1”～21箦。……1。
520 I安邦之道
图3杂志发行总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私人时间与政治I 521
这些数字是否意味着中国人的闲暇更多地正朝着消遣性而非创新性的方
向发展呢?不一定。业余爱好的追求也在增加。举钓鱼为例：1983年5
月，在第一届中日钓鱼比赛开幕式上，高级领导人王震赞扬了钓鱼这项活
动，说这是一项“健康”的活动。--4"点J后，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钓鱼协会。
并且一家专门性的杂志《中国钓鱼》也在北京创刊。截至1988年底，30个
省、市、自治区中，24个已成立了钓鱼协会。会员总数超过3000万。在其
他杂志的销售量下降时，《中国钓鱼》的发行量一直在递增。1987年创下了
11万份的历史最高纪录。① 、
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们把业余时间花在追求时尚和爱好上。越来越
多的人们为业余收藏所吸引。仅上海一地，就大约有10万热心的业余收藏
者。从邮票到地图，从轮船模型到饮料罐，从算盘到乌龟，所有东西都有人
收藏。这个城市已成立了30多个专门的收藏者协会。会员从几十到二千多
不等。②也是在80年代，无数家庭开始养宠物。鸟、金鱼、热带鱼、蟋蟀都
有专门的爱好者。据报道，1990年上海热心于养鱼的人有50 Zf--60万，喜
欢养蟋蟀的人也有50万之众。③
限于篇幅，笔者无法继续讨论其他业余爱好“热”：诸如cc气功热”、
“旅游热”、“健身热”、“围棋热”、“服装设计热”以及其他类似的cc热”。这
些“热”占去了中国人的非工作时间。④闲暇活动能量之大，类型之多，极
其深刻地表明了国家“不管地带”(Zone of indifference)已经达到了什么样
80年代闲暇的特征
非政治化
如第二部分中所谈到的，在“文革”期间，闲暇活动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
政治色彩。有时连闲暇这个概念本身也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社会
生活的政治化，使得文革后期，很多人对任何带有政治性的事物都不感兴
趣。80年代，社会生活的政治色彩逐渐减少，并重新界定了私人时间和公
共时问的界限，个人有了较多的自主权，能够自己决定如何使用私人时间。
粤誓学云：《风靡中国的钓鱼热》，《湖北青年》，1989年第8期，第20--23页。
②婆宇：《上海民间私人收藏的调查》，《社会》，1990年第8期，第16--19箦：
③赵正达：《宠物热》，《社会》，1990年第7期，第20一22页。 。一
④杨剑：Ⅸ北京的围棋热》，Ⅸ时代》，1988年第1期，第55页。
522 J安邦之道 一
当然，国家并未放弃控制闲暇。
个人化
减弱社会生活政治色彩的后果之一是造成追求闲暇的个人化。70年代
后期，在十年令人厌倦的“阶级斗争”之后，人们开始从外界的社会关系中
退回到家庭圈子里。电视、音响及录像设备的出现及传播又加强了这种趋
势。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已习惯于工作后待在家中。这样，在中国，家庭成了
体验闲暇的主要场所。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①对觉得公共生活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