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间的信任，熟人间的信任又高于对陌生人的信任。看来，“差序格局”
不仅存在于乡土中国，也存在于现代中国。进一步也许我们应该问，这种所
谓tt差序格局”是否是中国特色。实际上，“差序格局”也存在于其他国
家。本菲尔德(Banfield，1958)对意大利南部的研究发现，那里的人信任
度极低，几乎对谁都不相信，但他们对家人是很信任的。本菲尔德没有研究
意大利南部人对各类置信对象的信任度。恐怕那里的人际信任关系也呈现某
种“差序格局”。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美国与意大利南部正好相反，是一个信
任度很高的国家(英格哈特的几次调查都发现，美国与中国的社会信任度不相
上下，在50％以上)。1996年对费城的一次调查表明，那里的信任也呈“差
序格局”：对家人的信任度达97．8％，对同事的为89．3％，对邻居的为
信任的基础I 487
73．9％，对陌生人的为57％(uslaner，forthcoming)。意大利南部和美国
的例子代表了高信任社会和低信任社会的两极。既然“差序格局”存在于这
样两个社会，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差序格局”也存在于其他社会，所不同
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
关于信任的理论：如何解释信任?
上一节讲的是各类信任之间的差别。随着置信对象亲疏距离的拉开，人
们对他们的信任度一般也越来越低。但一般归一般，不管对哪一类置信对象
(tnlstees)，不同施信人(trnstors)的信任度差别仍然很大。例如，虽然有
’700／6的人不能信任陌生人，但毕竟有约300／0的人认为大多数陌生人也是值
得信任的。这一节把着眼点从置信对象移到施信者身上，看什么样的人，因
为什么原因对别人的信任感强一些。换句话说，本节的目的是探讨影响信任
的种种变量。
下面我们先依次介绍解释信任的六种理论。在评论这六种理论的基础
上，本节的结尾处提出了我们自己的理论假设。虽然在讨论中我们会涉及各
种信任，但重点将放在社会信任上。什么是社会信任的基础?这是我们关心
的主要问题。
现有理论
利他性信任 ’
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1999)认为信任有两种，一种是
基于对他人可信度的估计，可信度高的就信任，可信度低的就不信任。在她
看来这种完全基于算计的信任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另一种信任则不
同。即使经验告诉你他人可信度不高，你仍然愿意相信他们，哪怕自己上点
小当也在所不惜，这种信任就是利他性信任。利他性信任是值得称道的，因
为它包含着让他人受益的意愿。什么人最可能持利他性信任呢?当然是利他
主义者和那些自己守信的人。
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确有利他性信任。在我们调查的人群中说不定就
有利他主义者。问题是，有这种涵养的人毕竟不多。更重要的是，用这种理
论无法解释信任在不同人群间的分布。差序格局的存在说明人们信任什么
人、不信任什么人的主要依据是对其可信度的估计。即使那些相信社会上大
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人，也未必是出于利他的考虑。否则不同城市、不同经
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就不会在是否信任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别。
488 f安邦之道
信任文化
阿尔蒙特和弗巴(Almont&Verba，1963)考察了两个老民主国家
(美国和英国)和三个新民主国家(西德、意大利和墨西哥)。他们发现，就
社会信任而言，美国和英国要比其他国家高。同时他们还发现人们的其他生
活态度在这些国家也呈现出很大的差距。对这一切，阿尔蒙特和弗巴统称为
政治文化。根据他们的定义，政治文化是指人们对社会事物的心理倾向。因
此，不同的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文化。其后，英格哈特(Inglehart，
1977．1990，1997)利用更大规模的跨国时间序列数据证明，的确，有些社
会具有高信任度的政治文化，而其他社会的政治文化却是以低信任度为特征
的。普特内姆(Putnam，1993)则进一步证明，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如
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信任文化也可能很不一样。福山(Fukuyama，
1995)更干脆，他把世界上的国家划为两大类，一类叫低信任社会，另一类
叫做高信任社会。
。 凡是将信任解释成文化现象的人都或多或少相信，信任是本社会文化密
码的一部分，而文化密码像基因一样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世代相传的。如福
山就认为信任来自“遗传的伦理习惯”(Fukuyama，1995：34)，是本社会
共享的道德规范的产物(1995：336)。
文化差异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社会信任程度的高低，但不同社会信任程度
的高低恐怕不能仅仅用文化差异来解释，而且恐怕不能主要用文化差异来解
释。福山整套关于高信任社会／低信任社会的理论其实只是建立在他个人的
印象之上，没有任何实证基础。英格哈特三次对几十个国家(包括中国)进
行的“世界价值调查”发现，一般而言，受新教和儒家学说影响的国家比受
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影响的国家更容易产生信任，这似乎印证了文化
解释。但与此同时，英格哈特发现各国的社会信任度也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
治制度相关(Inglehart，1999)。
． 文化说的最大局限在于它充其量只能用来解释不同社会间信任度的差
别，却无法解释同一社会内部信任度的差别。具体说来，文化理论对我们解
释中国当代都市中的信任大概帮不上忙，因为四个城市的文化背景大同小
异。的确，四个城市的信任度大相径庭，但现在我们还没有证据,-IPA说四个
城市的文化密码不一样。本文将不对四城市之间的信任度差异进行解释。这
种解释只有当我们对四城市的宏观背景有更多了解时才有可能进行。
信任的认识发生论
根据这个理论，人们的信任度都是从自身以往的经验里学习来的。如果
过去与人打交道很少上当，我们会很愿意相信人，哪怕这些人我们并不认
识。相反，如果过去与人打交道曾吃过背信弃义的亏，我们就会对他人充满
信任的基础l 489
疑虑，哪怕这些人是我们的熟人。信任的认识发生理论特别强调幼年心理发
育阶段的经验。如果幼年期生活在破碎的家庭，父母离异，或者受到父母的
虐待，很难使人对外部世界产生信任感。同样，如果幼年生长在恶劣的社区
环境里，目睹暴力和犯罪，见惯了弱肉强食，信任他人也是十分冒险的。相
反，成长于中上阶层居住的社区，出生于和谐美满的家庭，信任感可能更容
易产生。在这个意义上，高信任感是幸运经验的副产品。
信任的认识发生理论是如此重视心理发育期的经验，以至于它推论，信
任感或不信任感一经形成便不易改变。如果早年形成了不信任感，成年后要
有大量相反的经验才能将其克服；如果早年形成了信任感，成年后也要有大
量受骗的经历才会使之削弱(Erickson，1963)。 、
要检验这个理论，我们需要了解被调查对象幼年成长的家庭环境和社会
环境，如父母是否离异，父母是否培植了幼儿的信任感，他们生活的社区秩
序如何，他们成长的年代是否有利于培养人们彼此间的信任感等。可惜的
是，除了最后一项，我们没有其他变量的数据。
理性选择论
理性选择论的代表人物是科尔曼和哈丁(Hardin)。科尔曼认为，信任
别人是件很冒险的事。信任别人就等于将自己拥有的资源主动放到人家手
里。理性的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增进自己的福利，或至少不损害自己
的福利。在信不信任他人问题上，理性人的出发点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考
虑。如果信任别人会使自己吃亏的话，理性人绝不会信任别人。只有在信任
别人很可能使自己受益的情况下，他才会信任人。因此，理性人在决定是否
信任他人时必须权衡两样东西，一是潜在收益与潜在损失相比孰重孰轻；二
是对方失信的可能性有多大(Coleman，1990：99—101)。基于这两个考
虑，理性选择论认为，信任都是某甲对某乙在某事上的信任。首先，甲信任
乙是有限度的。他在某些事情上信任乙并不意味着他在所有事情上都信任
乙。乙向他借钱去买一杯茶，甲可以信任地借给他；但是如果乙开口借一万
块钱，甲就不一定能信任他了。其次，甲之所以信任乙，是因为他自信了解
乙，知道乙即使出于自私考虑也不会失信。这种自信只能建立在常来常往的
基础上。换句话说，理性选择沦者说的信任一定是彼此互相十分了解的人之
间的信任，或朋友间、熟人间的信任。
理性选择论者喜欢用博弈论来解释为什么信任可能在理性人之间产生。
在囚徒悖论的博弈中，博弈双方在两种情况下是不太可能合作的，一是一锤
子买卖，一是大家事先知道游戏是有终点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正好具备这
两个特点，因此陌生人之间打交道，谁守信谁吃亏。于是，相互欺骗成了最
好的应对策略。熟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则不同。不管是同事、邻居、亲戚还
490 l安邦之道
是朋友都与我们有某种固定的关系。他们与我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而是经
常要来往；他q1-b我的关系也不会突然在某一天终结。他们如果欺骗我，不
仅以后无法在需要我帮·ht时得到我的援手，而且可能在同事间、邻居间、亲
戚间或朋友间搞得声名狼藉。因此，与熟人、朋友、亲戚的紧密关系使得他
们有意愿在与我打交道时守信。反过来，由于了解这一点，我对他们的信任
都要高一些。用博弈论的语言说，多次重复且无限期的游戏可能诱导人们合
作(守信)(Axelrod，1984)。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亲戚、朋友和熟人会一视同仁。一般而言，谁
与我的关系越近我越信任谁。过去与这些人打交道的经验也会影响我对他们
的信任度。对那些曾经失信于我的人，我当然会警惕性更高一些。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决定信任的关键变量是能否
获得有关对方动机和能力的充分信息。毋庸置疑，这个变量十分重要，它解
释了为什么我们信任家人胜过朋友，信任朋友胜过熟人，信任熟人胜过陌生
人。可惜的是，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的研究至今仍偏重于纯哲理性的讨论
(Hardin，1993，1999，2000；Levi，1999)，还没有将理论操作化。
理性选择理论有两个致命缺陷。第一，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人会信任陌
生人。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假设，如果甲不了解乙，他是不会信任乙的。而
如果乙是陌生人的话，甲对他可以说是无从了解。在不了解乙的情况下信任
乙，这已违反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但是，正如英格哈特的跨国研究
所揭示的，各国都有一批人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即使在信任
度最低的巴西，也有约5％的人这么看待陌生人。如果说对这5％可以用
‘‘毕竟有人会不太理一li”来搪塞的话，对北欧国家何以有60％的人这么看就
无法解释了。我们总不能说，大多数北欧人都不理性吧?
理性选择理论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假设所有人都是同质的。在甲信任乙的陈
述中，该理论只强调了甲对乙了解多少，而不问甲和乙是什么人，他们在社会
、中各自处于什么地位，他们各自掌握多少权力资源。各国的实证资料显示，信
任感在不同阶层中分布是不均匀的。一般而言，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的人
更倾向于相信别人。我们将要考察的中国四城市的情况是否也是如此呢?
制度论
制度学派的口号是“制度决定”(Institution matters)。该学派认为某些
制度环境比其他制度环境更有利于信任感的产生。首先，存不存在一个有效
的政府至关重要。霍布斯认为没有公共权威体制的社会必定是人们尔虞我诈
互相残杀的社会。在那种状况下，人们是无法彼此信任的。当然并不是所有
类型的政府都有利于增进社会信任。至少政府应该奖励守信者，惩罚失信
者。这就要求有健全的法制。在健全的法制下，失信的代价较大，这样人们
I
信任的基础l 491
就更可能对他人产生信任感。如果政府能进一步用制度建设的方式为公民
(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提供社会安全网，使他们不必恐惧一时的疏
忽会造成终生的遗憾，这样就会大大降低他人失信的潜在损害。在这种制度
环境下，社会信任有可能得到增强。更进一步，如果政府增加自身运作的透
明度，允许公民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他们的政策偏好和不满，并使自己的所作
所为向公民负责，人们就会增强对政治制度本身公正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的信心。对制度的信心反过来可以增强人们彼此间的信任感。
在研究信任的学者中有很多人特别注意信任与民主制度的关系。例如，在
199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题为((民主与信任))的论文集(War．
ren，1999)。一些学者注重信任是否有利于发展和维护民主制度(Ingle：．
hat￡，1990，1997；：Putnam，1993)，而另一批学者则关注民主制度是否有利
于增进人们之间的彼此信任。有人断言，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信任才是一种理性
的博弈。在集权体制下，过度信任他人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当政府一手遮天
时，人们至多只能信任自己的家人和密友(L,evi，1996)。只有当人们沐浴在
民主的阳光下时，他们才可能信任陌生人(Mueller。&Seligso：1，1994)。
实证研究发现，民主体制下社会信任度的确较高。但是，民主与信任相
关并不意味着民主导致了信任；相关关系可能意味着是信任导致了民主。还
有一种可能性是，某些其他变量同时影响民主和信任。目前关于两者关系的
争论仍在继续。
制度理论与文化理论一样，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社会间信任度的差异，却
无法解释同一社会中为什么有些社群的信任度高于其他社群。这与该理论假
设制度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有关。但现实世界里的各种制度安排并不都是中性
的。同样的制度安排(如产权制度)，某些阶层可能受益多些，另一些阶层
受益少些。受益多的阶层容易产生安全感，他们可能信任感强一些。而受益
少的阶层缺乏安全感，因而他们的信任感也弱一些。也许只有假设制度带有
倾向性的制度理论才能解释同一社会里为什么信任感在人群呈不均匀分布，
但似乎还没有人将这种带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制度理论运用于信任研究。
道德基础论
道德基础论的目的是超越理性选择论对信任的工具性解释。理性选择论
认为信任只可能在有过交往经验的家人、亲戚、朋友、熟人之间产生，但不
管在哪个社会总有一些人表示愿意相信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在有些国
家，持这种看法的人高达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很明显，用理性选择无法解释
这个现象。信任自己认识的人靠的是对他们的了解，其基础也许是理性。但
是信任自己从未打过交道的陌生人，其基础不可能是理性。于是有人提出了
信任的道德基础论(Uslaner。，forⅡ：coming)。
492 I安邦之道
道德基础论认为信任可以划为两大类，对认识的人的信任是“策略性
信任”(strategic trust)，对陌生人的信任是“道德性信任”(moralistic
trust)。道德性信任反映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其基础是对世界的乐观态度，
而不是与人打交道的经验。一个乐观的人会给自己所不认识的人更多的信
任。即使吃过一两次别人背信弃义的亏也在所不惜，仍然保持自己的信任
感。那么乐观人生态度的实质是什么呢?其实质就是相信其他人在基本价值
上与自己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我自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相信其
他人也恪守这个信条，于是我没有什么理由不信任别人，哪怕他们是我从未
打过交道，今后也不会再打交道的人。
问题是什么会使人对自己、对他人、对未来抱有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
呢?道德基础论者认为，收入多寡，个人经历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宏观环
境。他们特别强调，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可能是人生乐观态度的致命杀
手。他们观察到，哪里不平等恶化，那里社会信任度就会下降。在美国如
此，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道德基础论关于社会不平等对信任产生负面影响的见解很有启发意义。
如果我们接受英格哈特和日本学者的调查结果，同时假设我们对四城市的调
查反映了中国社会信任度下降的趋势，考察不平等扩大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是
十分有意思的。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时间序列数据，跨市的比较也不易进行，
因此这个问题还要留待将来进一步探讨。
不过，依常识判断，道德基础论者关于个人境遇对人生态度影响不大的
说法值得怀疑。社会上有人乐观，有人悲观，对此该作何解释?这需要看持
不同生活态度的人是否呈随机分布状态。如果不是随机分布状态，我们就要
问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他所拥有的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生活态
度。也许人们的生活态度只是影响其信任感的中间变量而已。对此，我们将
试图进行考察。
一种新的理性解释
我们认为甲是否信任乙取决于两个考虑：(1)甲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
断；(2)甲对乙失信所可能带来的损失有多大的承受能力，也就是甲的相对
易损性(relative vulnerability)(Sztompka，1999：127)。这里的乙可以是
任何人，包括亲人、朋友、熟人和陌生人。
上面介绍的六种理论都将着眼点放在第一个层面(即甲对乙失信可能性
的判断)上。
·利他性信任：有没有利他主义决定了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
·信任文化论：文化决定了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
信任的基础1 493
·认识发生论：甲的幼年经历决定了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
·理性选择论：甲与乙过去交往的经验决定了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
·制度论：制度健全与否决定了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
·道德基础论：甲的人生态度决定了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
甲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固然重要，但这绝不是影响甲信不信任乙的唯
一因素。我们认为第二个层面(即甲的相对易损性)同样重要，因为即使两
个人对同一个第三者的失信可能性作出同样的判断，他们仍会有不同的行
为。用一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假设有两兄弟，一位是亿万富翁，
一位是普通人。再假设有一位表亲分别向他们俩借一万元钱。这里表亲失信
的可能性对两者是相同的，而且即使那位普通人也拿得出一万元。那么他们
中间哪一位会借钱给那位表亲呢?大概是那位亿万富翁。原因很简单，对一
位亿万富翁来说，因别人失信而损失万把元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对一个只有
几万元家底的普通人来说，一万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因此，面临同一种情
形，前者可以冒得起险，而后者一定会疑虑重重。这个例子也可以用来解释
什么叫相对易损性。如果表亲失信，对亿万富翁和他的普通人兄弟而言，绝
对损失都是一万元。但他俩的相对易损性却不同。相对易损性取决于潜在损
失的绝对值在潜在受损者所拥有的总资源中占多大比重：
相对易损性=潜在损失的绝对值／潜在受损者所拥有的总资源
在研究信任的文献中很少有人提到吉登斯，但吉登斯似乎已经注意到相
对易损性在解释信任中的重要性，虽然他没有用这个概念。他认为，占有大
量资源可以使人具有一种更加开放、更加乐观、更富同情心、更自在的人生
态度，而这种人生态度可以增强对他人的信任感(1991：79)。反过来说，
缺乏资源可能使人对其他人充满疑心。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别人失信的潜
在损失可能是灾难性的。这里“灾难线”(disaster。threshold)的高低与具体
人所拥有的资源多寡有关。一般而言，一个人掌握的资源越少，其“灾难
线”越低，相对易损性越高，他越不愿意冒险信任别人。反之，一个人掌握
的资源越多，其“灾难线”越高，相对易损性越低，他越愿意冒险信任别人
(nlhmarm，1994：2—3)。
那么，具体而言我们说的资源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首先是收入和财富。上面的例子已经说明，穷人信任别人的可能代价是
危及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富人才有本钱去冒险相信别人。
其次是稳定的工作。在现代社会里，工作在人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没有一份工作，或者有工作但不稳定都会使人不得不成天生活在惶恐不安
中。这样的状态是不太可能让人对周遭世界抱有信任态度的。相反，无忧无
虑的人更可能信任别人。
494 l安邦之道
第三是权力。权力意味着权力所有者不必为生计发愁。它的所有者一般
拥有稳定的职位，较高的收入和较多的财富。有这一切做保障，信任别人的
风险是可以承担得起的。
第四是教育。教育是一种具有高度可转换性的资源。较高的教育水平
可以使人找到较好的工作；如果丢了一份工作，它可以使人比较容易地找
到另一份工作。较高的教育水平还可能带来较高的回报，所谓“书中自有
黄金屋”就是这个意思。更重要的是，教育可能是通向权力之路的跳板。
在现代社会里，权力精英几乎都是知识精英。由于教育与上述三种资源丝
丝相扣，我们可以推论，教育水平高的人应该比教育水平低的人更容易产
生信任感。
第五是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也是一种具有可转换性的资源，因为它可以
降低社会活动的信息成本。假设有两个背景几乎完全相同的人，其唯一不同
处是其中一人的社会网络比另一人要广。哪一位的生存能力较强?哪一位抵
徽风险的能力较强昵?毫无疑问是网络较广的那位。因为网络可以帮助他找
到较好的工作，带来较高的收入，并接触到有权有势的人。万一吃了别人失
信的亏，也是这一位更有可能得到朋友的援助和支持。因此，我们有理由假
设，社会网络宽的人更容易信任他人。
以上五种资源都有助于降低相对易损性，增加人们的信任感。
必须指出的是，后三种资源不仅有利于降低甲的相对易损性，也有利于
增强甲对乙守信的信心。权力为什么可以增强甲对乙守信的信心呢?这从权
力概念的定义就可看出：权力是迫使其他人做他们本不愿意做的事的能力。
假定他人本不愿做的事是守信，在权力威胁的阴影下，他们可能不得不守
信。因为对手握大权的人失信是件很危险的事。当然如果他人本来就愿意守
信，那就更不成问题了。教育的作用是可以增强人们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包
括对他人是否会守信的判断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不会盲目信任别人，也
不会无缘无故地怀疑别人。有了这重保障，人们对他人的信任感应会更强。
社会网络本身就包含着信任的因素。缺乏信任，完全建立在互相利用基础上
的关系网是不牢靠的。网络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圈内的朋友和熟人中培植信任
感，以便在需要的时候能得到朋友和熟人的帮助。当然网络内的信任只是朋
友和熟人间的信任，但这种特殊的信任可能为一般的信任(社会信任)打下
基础。一个社会网络很窄的人可能得出结论，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不值得信
任。而一个有庞大社会网络的人则可能从自身经历中总结出对社会大多数人
更乐观的看法。
将影响信任的两个变量同时考虑，我们推出以下模型：
甲对乙的信任程度=1一(乙失信的可能性×甲的相对易损性)
信任的基础l 495
}
现在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什么会影响“乙失信的可能性”和“甲的相
对易损性”这两个变量。
影响甲对乙守信可能性判断的因素包括：
甲对乙的了解程度。这里获取信息的方式是与对方是否有互动经验。互
动越频繁，信任度越高。人们对朋友的信任超过对熟人的信任，原因大概与
互动频率有关(理性选择假设)。上面i,-j论过的信任的“差序格局”似乎印
证了这个变量的重要性。
甲在本地居住的时间。甲在本地居住的时间越长，他的朋友和熟人越多，
对本地情况(包括人们守信情况)的了解也越深(理性选择的延伸假设)。
甲的社会网络规模。一般而言，上述因素不适用于陌生人。但甲的社会
网络越广，他遇到生人的时候越可能发现他与生人同时是某个第三者的朋
友。这时，那个第三者便成了信任中介：甲信任生人乙，因为甲的朋友丙同
时也是乙的朋友。中国社会里的关系网似乎就是这么运作的(理性选择的延
伸假设)。
甲的生活经历。这包括他早年的家庭生活经历和时代生活经历。我们已
讨论过前者。后者也很重要。国外的研究发现，成长于某些年代的人比另外
一些年代的人信任度更高(认识发生论假设)。
甲的生活态度。一个人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越满意，对未来越乐观，
他对他人越可能容易产生信任感。不过，这可能是个中间变量，因为人们的
生活态度恐怕不是随机分布的，其社会地位可能影响生活态度(道德基础论
假设)。
甲的判断能力。教育程度可以作为衡量判断能力的指标。我们可以假
设，一个人教育程度越高，其判断能力越强。不过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
媒体对人们判断事物的能力影响极大。因此，主要信息来源也可用来衡量一
个人的判断能力。美国的研究发现，看电视多的人信任度低，而以读报为主
要信息来源的人信任度较高(Pa‘tterson，1999：192一193)。
甲的社会地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其他人对他失信的代价越大。
因此，社会地位高的人大概会对置信对象多一份信任。在中国，社会地位通
常用是否党员或是否干部来衡量。但我们认为，一般党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
相同职务的非党员人士高。因此是否干部是更好的衡量指标。
影响甲承受冒险代价能力的因素：
上面列举的一些变量既会影响甲对乙守信可能性的判断，也会影响他承
受冒险代价的能力，如他的社会网络广度、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等。
除此之外，有三个因素会影响甲的安全感，从而影响他是否愿意冒险相
信别人。第一个因素是他的工作是否稳定。如果随时可能丢掉饭碗，一个人
496 l安邦之道
必须十分小心行事。这种人一般不太会冒险相信别人。衡量工作是否稳定可
以用几种不同的指标，如是否在岗，是否有下岗、失业的经历，是否在稳定
性较强的单位工作(如国有企业，政府部门，正规私营企业，大型外资企业
等)，是否外地移民等。第二个因素是他的收入。收入太低的人不可能产生
很强的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很难信任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第三个因素是社
会大势。如果一个社会失业率很高，收入分配极不平等，人们(尤其是处于
社会底层的人)的安全感会被严重削弱。安全感降低会侵蚀削弱信任的基
础。有研究发现，美国社会信任近年来的下降与不平等扩大及不安全感加强
有关，尽管美国经济正处于扩张期(Uslaner，forthcoming)。
实证发现：谁信任?为什么信任?
t如果说第二节回答了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到信任的话，本节则试图回答两
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容易对他人产生信任?什么是解释信任的关键变量?本
节的重点是社会信任，对其他信任不予讨论。根据沪、津、汉、深四城市调
查的资料，我们考察了每个单项变量与社会信任的关系。
单兀分析
首先让我们看看与人打交道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社会信任。
三个指标被用来衡量与人打交道的经验。一是施信人在本地的居住时间，二
是其社会网络的规模，三是其参加集体性体育活动的频率。我们假设，人初
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是不可能对他人有很高信任度的。反之，在一个地方住的
时间越长，对周围的人和事越熟悉，就越容易产生信任感。图1印证了这一
点。在当地居住四年以下的人信任度最低，而在当地居住十年以上的老住户
信任度则几乎高出一倍。
35
30
25
20
15
10
5
O
4年以下 5—9年 10年以上
图1 在本地居住时间与社会信任
信任的基础{497
我们用边燕杰和李煜发展出的春节拜年网来衡量网络规模，平均网络规
模是35．5人(户)，标准差为31．7，网络规模差异很大。对被访者网络规
模分布的观察发现，约三分之一的网络规模在19人以下，三分之一在20至
35人，另外三分之一在35人(平均数)以上。因此，我们将被访者分为三
类。从图2看，网络规模与社会信任的关系印证了我们的假设，即网络规模
越大的人越容易对他人产生信任感。
40
35
30
25
20
15
10
5
19人以下 20至35人 36人以上
图2 网络规模与社会信任
在对社会信任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指出，参与社团活动有利于加强社会
信任(Bretlm&Rahn，1997)。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Uslaner，
fortlacoming)。在我们的样本中，参加社团活动的人寥寥无几。因此，我们
将是否参与篮球、足球、排球活动作为替代。这几种球类活动有个共同特
点：它们都是集体性活动。参与这种活动对信任产生的作用应与参与社团活
动的作用相同。事实上，普特内姆便将体育俱乐部与社团等同(。Put．nalrt，
1993)，而尤斯兰尼尔进而认为体育活动比社团活动更有利于培养社会信
任(Uslaner，1999：146—147)。图3表明经常参与集体性体育活动的确有
利于培养对他人的信任感。
至于人的生活经历是否会影响其信任感，我们没有被访者幼年家庭生活
498 I安邦之道
经历的资料，无从对其影响进行判断。不过，被访者的年龄能让我们推断其
人格形成时期的社会生活经历。以被访者1998年的年龄计，我们将他们划
分为四个年龄组：“文革”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19—29岁)，“文革”中成
长起来的一代(29—38岁)，“文革”前成长起来的一代(39—48岁)，建
国初成长起来的一代(49岁以上)。由图4可以看出，不同年龄组的信任感
是很不一样的。不过，图4的结果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年龄越大信任感越
强，可以称之为年龄效应；二是不同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受那个时代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