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八运会”、“艺术节”等。三是捐款去向不明。被动员认捐的企业往往不
知道钱到底用到何处，影响日后捐赠行为。四是内外资企业捐赠的免税待遇
不同。内资企业税前利润的3％用于捐赠可以免税，超过3％便不能免税；
而外资企业的公益性捐赠可作为当期成本费用列支，没有比重限制。尽管如
此，内资企业比外资企业捐赠更积极一些。五是企业的经营状况与捐赠有直
接联系。为求生存，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不太可能对公益事业进行捐赠。相
对外地企业，上海企业的素质一般较高，经营状况较好，现代意识较强。因
此，中国一般企业的捐赠意愿和能力恐怕要比上海企业低很多。但上海公司
指赠行为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带有普遍性。
针对目前企业捐赠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作为
才能进一步激发企业的捐赠热情。(1)严禁摊派公益捐款。摊派可以一时
提高捐款额，但会从根本上挫伤公司的捐赠积极性。(2)从法律上要求受
捐团体和组织将捐款用途透明化。目前的((捐赠法》仅规定捐赠人有权查
询，受赠人应当如实答复。问题是有些受赠人手中拥有权力，捐赠人往往不
便查询。(3)把有限的企业捐款优先用于紧要的公益项目，如济贫、扶贫
等，提高公司的捐款意愿。(4)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强化对内资企业捐
赠的动力。毕竟内资企业占企业的绝大多数。
3．基金会
我国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国家、团体和个人的捐赠，以及港、澳、台同
胞和国外机构的捐赠。截至1999年，我国共有注册基金会3686个，其中全
国性基金会1801个。与非营利部门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基金会有几个
特点。一是数目少。如人口不到三亿的美国有三万多个基金会，而有13亿
人口的中国只有三千多个基金会。二是底子薄。发达国家的基金会往往真有
基金(endowment)，拨款来源主要是基金收益的一部分；而我国的基金会
由于历史短，基金有限，当年募到多少捐款变得十分重要。这点不同对基金
会能起的作用是有影响的，因为每年的捐款数量很可能与当时经济形势的好
坏有关。最需要非营利组织，尤其是慈善组织的时候是当经济条件恶化时。
这种时候，有雄厚基金的话，基金会仍然可以拨出款项资助非营利事业，没
有基金的话，则可能在最需要的时候无所作为。三是分工不细。发达国家的
促进中国民间非营利部门的发展l 477
基金会大多是拨款基金会(g：rant，一making：foundations)，本身并不直接参
与非营利服务，只是在资金上支持非营利事业。而我国的基金会绝大多数是
运作型基金会(Operating foLmdations)，自身又募款，又直接提供服务。
这些我国基金会的特点，并不一定是其缺点。由于国情不同，没有理由照搬
任何外国的模式。当然借鉴外国经验是必要的。
为了加强基金会动员捐款的能力，最关键的是提高潜在捐款人对基金会
的信任。而信任的基础必须是健全、透明的基金会内部机制。所有非营利组
织都面临内部机制建设的问题，但处理大笔资金的基金会是机制建设的重中
之重。因此，在发展非营利组织评估体系时，要把对各类基金会的评估放在
优先位置。其次，发展基金会要明确劝募对象，在对全社会劝募的同时，要
加大对新富阶层的劝募力度。中国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个巨富阶层，它人数不
多，但拥有很大的财力，完全有能力对非营利事业，尤其是慈善事业作出更
大的贡献。对新富阶层既可以鼓励他们向现有基金会捐款，也可以鼓励他们
以自己或家人的名义设立新基金会。有重点地进行劝募也有利于提高劝募的
整体效率。再次，在发展大基金会的同时，应鼓励建立贴近最终受益者的小
型基金会，如社区基金会，或针对特殊人群的基金会。像任何组织一样，一
旦规模过大，层次过多，就会出现官僚化倾向，从而导致运营成本提高，或
拨款使用效率下降。小型基金会服务对象明确，便于最终受益人监督，评估
容易，对潜在捐款人应该有较大的吸引力。
第四，境外资金
境外资金包括来自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的资金。它既包括海外基金
会、。NGO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外国政府机构对中国非营利事业的捐赠，
也包括海外NGO对中国非营利事业的直接参与。海外NGO组织在中国使
用的资金可能是自己招募的，也可能来自海外基金会、它们母国的政府和国
际组织。
谈到境外资金，应该清醒地认识两点。第一，这是很丰富的一项资源，
我们中国还没有充分加以利用。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政府纷
纷改变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方式：政府对政府援助的比重下降，政府通过
‘NGO提供的援助比重加大(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先由发达国家政府把钱拨
给本国的NGO，然后通过它们资助或扶助发展中国家的非营利组织)。迫于
发达国家政府的压力，近年来不少国际组织也纷纷效仿发达国家政府的做
法，这其中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据联合国开发署的统
计，单在1990年一年，发达国家的。NGO组织就向发展中国家的非营利组织
输送了价值72亿美元的援助，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当年收到的官方援助的
13％，或当年流入这些国家总资金的2．5％。白那时以来的情况没有多大改
478 I安邦之道
变。作为第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非营利事业获得的境外捐助规模还不成比
例，进一步开拓的空间还很大。
第二，一个国家非营利事业的发展主要靠本国内部的力量。等、靠、要
外援不是正确的心态。过分依赖外援并不是非营利事业发达的标志。外来资
金无疑对推动中国非营利事业会产生正面效应，但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如
果非营利组织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争取外援上，它们可能忽略争取本地居
民的支持。另外，为了取悦境外捐款者，有些组织还可能在安排项目和设计
发展战略时，刻意迎合捐款者的偏好，从而忽略了本地真正紧迫的需求。更
严重的是，境外资金的流量和流向取决于很多不受本地非营利组织控制的外
部政治、经济条件。一旦那些外部条件发生变化，依赖外援的本地组织很可
能陷入绝境。当然，我们指出过分依赖境外资金的潜在危险并不是否认现阶
段尽量争取外援的必要性。如图5所示，目前境外资金仅占中国非营利组织
整体运作资金的2％，与印度、孟加拉、菲律宾，以及很多非洲国家相比，
比重仍然是出奇地低。中国非营利事业在争取外援方面还需作出更大的
努力。
向境外争取捐助的关键是，非营利组织必须了解境外资金来源的情况，
同时让境外潜在捐助人了解它们的存在和需求。这就需要沟通。目前还存在
一些不利于境内组织与境外组织沟通的思想和政策障碍。防止境外敌对势力
威胁我国家安全是绝对必要的，但不能因噎废食。我们认为在涉及境内外非
营利组织方面，应采取“绿灯”策略，而不是“红灯”策略。所谓“绿灯”
策略是指，除非发现有危及国家安全的证据，一般对为境内外民间组织的交
往开“绿灯”，以示鼓励。所谓“红灯”策略正好相反，+对境内外民间组织
的交往一般给“红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给“绿灯”。“红灯”策略也许
可以维护国家安全，但代价太大。“绿灯”策略既可以维护国家安全，也可
以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包括非营利事业的发展。
‘ 即使消除了境内外民间组织交往的思想和政策障碍，这种交往还需要有
能与境外机构和组织进行沟通的人才。但是，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民间非营利
组织缺乏与境外组织直接打交道的能力，尤其是内陆和偏远地区的那些组
织。目前中国能够获得境外捐助的非营利组织一般集中在大都市，尤其是北
京(如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其原因正是因为那里的人才比较集中(如
爱德基金会)。边远地区也有些获得境外捐助的民间组织，这些组织要么拥
有外语交流人才(如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要么是由于某种原因幸运地得
到了境外组织的青睐(如四川省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河北省易县扶贫经济
合作社、山东省临朐县扶贫经济开发协会)，要么自身便是来自境外的
NGO(如香港乐施会中国西南项目办、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中国项目办、
促进中国民间非营利部门的发展l 479
英国救助儿童会中国项目部、四川农村发展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建立一些沟通中外的资金中介机构(funmng蛔-
teImedia施)。首先，这些中介组织自身必须是民间非营利性质，否则境外
潜在捐助者会望而却步。其次，这些中介组织应拥有既了解中国非营利事业
的需求，也了解境外潜在捐助者情况，同时具有沟通能力的人才。第三，这
些中介组织应该各有侧重，避免面面俱到(如侧重扶贫、环保、特殊教育、
少数民族等)。有所侧重才能对中国非营利事业某方面的需求十分了解，才
能对境外某方面的潜在捐助者十分了解，因而才能高效地在两头之间进行沟
通。更重要的是，有所侧重才能显现出这些中介组织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促进
中国非营利事业在某方面的发展，而不是为了使捐款数额最大化。这样有助
于打消境内非营利组织和境外捐助者对它们的疑虑。目前此类中介组织在中
国已经存在，“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便是一个例子，但其数目在
偌大个中国还显得太微不足道。热心中国非营利事业的中外人士应该在这方
面作出更大的努力；政府也应为此类中介组织的兴起创造更宽松的制度
环境。
480 I安邦之道
信任的基础
——一种理性的解释+
对信任的兴趣
近年来，信任的研究成了一门显学，各科学者都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
趣。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在其巨著《社会理论的基础》(Coleman，
1990)里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信任。政治学里近年来被引述最多的一本书可
能是罗伯特·D．普特内姆的《使民主运作：现代意大利的市民传统》(．Mak一
呶．Democracy wbrk：Civic了Yaditions m Modem Italy，Putnam，1993)。这本书的
中心概念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而“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信任。哲学家日裔美国人福山(Francis Fukuyama)更是洋洋洒洒用
450页的篇幅写了一本题为((信任》(Fukuyama，1995)的书。心理学家当
然不会在有关信任的讨论里缺席(Yamagishi&Yamagishi，1994)。有意
思的是，近来信任也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他们认为信任不但有助于
提高微观经济组织的运作效率(Bei苫，【)ickhaut，&McCabe，1995；La
：Por切et a1．，1997)，而且可能有助于宏观经济的增长(Knack&Keefer，
1997；Zak&Knack，1998)。
为什么信任会在这么多不同学科引起如此巨大的兴趣呢?这大概与社会
．科学家普遍关心的合作问题有关。如果人们能够合作的话，社会学所研究的
种种社会问题就不会存在，政治学所研究的种种政治冲突就可以避免，经济
学所研究的资源配置效率就会大大提高。问题是，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往往
不愿或不能合作，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不过，每个社
会里都有人比其他人过得更好些；各国相比，也有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安
定、更繁荣、更民主。这意味着某些个人、某些阶层、某些国家能较好地解
决合作问题。解释这些差异，正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孜孜以求
的目标。现在有人声称发现信任与这些差异有某种相关关系，这当然会引起
+ 本文为与刘欣合撰。
信任的基础l 481
厂泛的关注。
信任怎么能增强合作，进而促使人们福利的改善呢?经济学家说，信任
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如果人们在交易活动中缺乏信任，他们就必须花费大量
资源在度量和监督方面，以防自己受骗上当。有了信任，这些资源大可不必
浪费(．McKean，1975)。政治学家说，信任意味着宽容。民主制度必须建
立在宽容的文化基础上。因此，信任是民主制度运作的润滑剂(Warren，
1999)。社会学家则发现信任像社会关系中的胶合剂。有了它，可以在混沌
世界中建立秩序(Gellner，1988)；没有它，社会控制权就可能落人黑帮手
中(Gambetta，1988)。
本文并不打算讨论信任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有什么意义。在这篇论
文里，信任不是自变量，而是因变量。我们的目的是探讨信任从何而来，解
释为什么信任在不同社群中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我们依赖中国四城市的数
据，但同时也将把中国的情况与别国的情况进行对比，希望由此对有关信任
的一般理论建设有所贡献。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信任这个概
念，并对各类信任的基本情况给予描述。第二部分在介绍六种解释现有信任
理论的基础上，推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模型。第三部分试图用中国四城市的数
据对我们的假设进行检验。最后一部分是个简短的结论。
信任谁?什么信任?
何为信任?关于这个问题，可谓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我们在这里并不
打算对这些看法一一进行澄清。但有一点是几乎可以肯定的：对不同的置信
对象，人们的信任度也会不一样。我们的调查选择了10种置信对象，包括
家庭成员、直系亲属、其他亲属、密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单位同事、
邻居、一般熟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等。被调查者谈了他们对每一类置信对
象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分为5个等级，即完全不可信任、不可信任、说不
准、可信任、完全可信任(结果见表2)。
我们认为，对这10种置信对象可以进行不同方式的分类。两分法可将
他们分成认识的人和陌生人。很明显，对自己认识的人较容易信任，毕竟有
彼此交往的经验。陌生人则不同，没打过交道怎么知道对方值不值得信任
昵?缺乏判断的基础嘛。但两分法的问题在于，认识的人与自己的关系可远
可近，不能一概而论，最起码可以将亲人与其他认识的人区分开来。这样就
产生了三分法，即将置信对象分为亲人、其他认识的人和陌生人。但其他认
识的人也太杂，其中有些人是朋友，另外的人则只是认识而已。朋友是可以
．482 l安邦之道
选择的，不是外力强加的；但熟人却往往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例如，邻居
仅仅是因为在一个社区里居住而彼此相识；同事仅仅是因为在一个单位里工
作而彼此了解。邻居和同事里可以产生朋友，但没有变成朋友的邻居和同事
只是熟人而己。既然朋友是经过挑选的熟人，对朋友的信任度应该会比对一
般熟人的信任度要高一些。这样就产生了四分法，即将置信对象分为亲人、
朋友、熟人和陌生人四大类。本文采取四分法。
对原来的10种置信对象以主成分法(principal component)进行因于
分析，并使用方差极大化原则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变换(varimax rota。
tion)，我们提取到了4个因子，它们的累积解释贡献达到了69．70％(结果
见．表1)。
表1主成分法因子分析
旋转因子负荷(Varh-nax rotation)
┏━━━━━━━━━━━━┳━━━━━━┳━━━━━━┳━━━━━━┳━━━━━━┓
┃ 。 变 量 ┃ F1 ┃ F2 ┃ F3 ┃ F4 ┃
┣━━━━━━━━━━━━╋━━━━━━╋━━━━━━╋━━━━━━╋━━━━━━┫
┃对家庭成员的信任 ┃ 0．049 ┃ 0．108 ┃ 0．829 ┃ -0．063 ┃
┣━━━━━━━━━━━━╋━━━━━━╋━━━━━━╋━━━━━━╋━━━━━━┫
┃对直系亲属的信任 ┃ 0．025 ┃ 0．025 ┃ 0．777 ┃ 0．278 ┃
┣━━━━━━━━━━━━╋━━━━━━╋━━━━━━╋━━━━━━╋━━━━━━┫
┃对其他亲属的信任 ┃ 0．246 ┃ 0．196 ┃ 0．514 ┃ 0．521 ┃
┣━━━━━━━━━━━━╋━━━━━━╋━━━━━━╋━━━━━━╋━━━━━━┫
┃对密友的信任 ┃ 0．108 ┃ 0．140 ┃ 0．127 ┃ 0．870 ┃
┣━━━━━━━━━━━━╋━━━━━━╋━━━━━━╋━━━━━━╋━━━━━━┫
┃对一般朋友的信任 ┃ 0．646 ┃ 0．140 ┃ 0．037 ┃ 0．521 ┃
┣━━━━━━━━━━━━╋━━━━━━╋━━━━━━╋━━━━━━╋━━━━━━┫
┃对单位领导的信任 ┃ -0．001 ┃ 0．852 ┃ 0．048 ┃ 0．040 ┃
┣━━━━━━━━━━━━╋━━━━━━╋━━━━━━╋━━━━━━╋━━━━━━┫
┃对单位同事的信任 ┃ 0．264 ┃ 0．793 ┃ O．155 ┃ 0．140 ┃
┣━━━━━━━━━━━━╋━━━━━━╋━━━━━━╋━━━━━━╋━━━━━━┫
┃对邻居的信任 ┃ 0．385 ┃ 0．59l ┃ 0．047 ┃ 0．198 ┃
┣━━━━━━━━━━━━╋━━━━━━╋━━━━━━╋━━━━━━╋━━━━━━┫
┃对一般熟人的信任 ┃ 0．804 ┃ 0．185 ┃ 0．004 ┃ 0．200 ┃
┣━━━━━━━━━━━━╋━━━━━━╋━━━━━━╋━━━━━━╋━━━━━━┫
┃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 ┃ 0．820 ┃ 0．139 ┃ 0．132 ┃ 0．040 ┃
┣━━━━━━━━━━━━╋━━━━━━╋━━━━━━╋━━━━━━╋━━━━━━┫
┃累积贡献(％) ┃ 20．29 ┃ 38．76 ┃ 54．95 ┃ 69．70 ┃
┗━━━━━━━━━━━━┻━━━━━━┻━━━━━━┻━━━━━━┻━━━━━━┛
． 旋转因子负荷表明，对一般朋友、一般熟人的信任与对社会上大多数人
(陌生人)的信任负荷在第一个因子上。而对领导、同事、邻居的信任，主
要负荷在第二个因子上。对家庭成员、直系亲属的信任，主要负荷在第三个
因子上。最后一个因子，主要与密友、其他亲属及一般朋友有关。这个结果
是否印iiET四分法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第二个潜变量可以
看作是“熟人间的信任”，第三个潜变量所衡量的是“亲人间的信任”。关键
是如何解释第一个和第四个因子反映的信任。先说第四个因子，家人和直系
亲属之外的其他亲属与密友同属一个范畴。这似乎并不难理解。非直系亲属
毕竟是亲属，虽然不如家人和直系亲属亲近，但与一般熟人相比还是要亲近
得多，于是对其他亲属的信任便跨在了“亲人间的信任”和“朋友间的信
信任的基础I 483
任”这两个因子之问。那么为什么对一般朋友和一般熟人的信任会与对陌生
人的信任负荷在一个因子上呢?一般朋友和一般熟人不也是熟人吗?这里值
得指出的是，包含在第二个因子里的三种熟人与一般朋友和一般熟人的区别
在于，前者都是所谓“嵌住关系”(trapped relationships)，即置信对象无
法随意解除的关系。除非邻居搬家，同事调动，否则他们不得不维持邻居或
同事关系。在这种关系里，如果一方失信，其成本较高。既然如此，给对方
更多的信任是理性的。而一般朋友和一般熟人与陌生人一样是开放型的关
系，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约束对方。因此，置信对象失信的成本很低。其结
果是，对这些开放关系不能太信任。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
用语中，“一般朋友”既可能指实实在在的朋友，也可能指一般熟人。被调
查者回答这个问题时，从两个意义上用“一般朋友”的可能性都有。因此，
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一般朋友的信任”会跨在“社会信任”与“朋友间的信
任”两个因子之问。我们将第一个因子反映的信任称为“社会信任”；第二
个因子所代表的信任称为“熟人间的信任”；第三个因子表达的信任称为
“亲人间的信任”；最后一个因子包含的信任称为“朋友间的信任”。
在这四种信任中，我们认为亲人间的信任度最强，朋友间的信任度次
之，熟人间的信任度又次之，社会信任度最弱。
在因子分析对变量的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这十个变量的分布，我
们有以下一些初步的发现。
表2十个信任变量的百分比分布(％)
┏━━━━━━━━━━━┳━━━━━━┳━━━━━┳━━━━━┳━━━━━┳━━━━━━┓
┃ ┃完全不信任 ┃不信任 ┃不确定 ┃ 信任 ┃ 完全信任 ┃
┣━━━━━━━━━━━╋━━━━━━╋━━━━━╋━━━━━╋━━━━━╋━━━━━━┫
┃家庭成员的信任 ┃ 0．2 ┃ 0．3 ┃ 0．6 ┃ 16．8 ┃ 82．2 ┃
┣━━━━━━━━━━━╋━━━━━━╋━━━━━╋━━━━━╋━━━━━╋━━━━━━┫
┃直系亲属的信任 ┃ 0．5 ┃ 0．5 ┃ 1．7 ┃ “．4 ┃ 53．0 ┃
┣━━━━━━━━━━━╋━━━━━━╋━━━━━╋━━━━━╋━━━━━╋━━━━━━┫
┃其他亲属的信任 ┃ 1．2 ┃ 9．2 ┃ 15．1 ┃ 66．O ┃ 8．5 ┃
┣━━━━━━━━━━━╋━━━━━━╋━━━━━╋━━━━━╋━━━━━╋━━━━━━┫
┃密友的信任 ┃ 0．6 ┃ 4．7 ┃ 6．8 ┃ 64．7 ┃ 23．3 ┃
┣━━━━━━━━━━━╋━━━━━━╋━━━━━╋━━━━━╋━━━━━╋━━━━━━┫
┃一般朋友的信任 ┃ 2．3 ┃ 26．7 ┃ 29．8 ┃ 40．4 ┃ 1．2 ┃
┣━━━━━━━━━━━╋━━━━━━╋━━━━━╋━━━━━╋━━━━━╋━━━━━━┫
┃单位领导的信任 ┃ 4．1 ┃ 14．3 ┃ 32．3 ┃ 45．2 ┃ 4．1 ┃
┣━━━━━━━━━━━╋━━━━━━╋━━━━━╋━━━━━╋━━━━━╋━━━━━━┫
┃单位同事的信任 ┃ 0．9 ┃ 14．2 ┃ 39．8 ┃ 44．1 ┃ 0．9 ┃
┣━━━━━━━━━━━╋━━━━━━╋━━━━━╋━━━━━╋━━━━━╋━━━━━━┫
┃邻居的信任 ┃ 2．1 ┃ 13．7 ┃ 43．2 ┃ 40．5 ┃ 0．5 ┃
┣━━━━━━━━━━━╋━━━━━━╋━━━━━╋━━━━━╋━━━━━╋━━━━━━┫
┃一般熟人的信任 ┃ 8．8 ┃ 27．0 ┃ 43．7 ┃ 20．4 ┃ 0．2 ┃
┣━━━━━━━━━━━╋━━━━━━╋━━━━━╋━━━━━╋━━━━━╋━━━━━━┫
┃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 ┃ 10．4 ┃ 18．1 ┃ 41．7 ┃ 29．6 ┃ O．2 ┃
┗━━━━━━━━━━━┻━━━━━━┻━━━━━┻━━━━━┻━━━━━┻━━━━━━┛
在所有置信对象中，人们对亲人的信任度最高。认为家庭成员可信和十
分可信的人高达99％，而认为直系亲属可信和十分可信的比率也十分地
高，达97．4％。我们还发现，这种对家人的信任，在中国的四个城市之间
484 l安邦之道
i
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对家人的信任与城市的分布见表3。
表3对家人的信任程度在四个中国城市的分布【％)
┏━━━━━━━━━┳━━━━━┳━━━━━┳━━━━━┳━━━━━┓
┃ 对家人的信任 ┃ 上海 ┃ 天津 ┃ 武汉 ┃ 深圳 ┃
┣━━━━━━━━━╋━━━━━╋━━━━━╋━━━━━╋━━━━━┫
┃完全不信任 ┃ 0．5 ┃ 0．O ┃ O．0 ┃ 0．0 ┃
┣━━━━━━━━━╋━━━━━╋━━━━━╋━━━━━╋━━━━━┫
┃ 不信任 ┃ 1．1 ┃ 0．0 ┃ 0．0 ┃ 0．0 ┃
┣━━━━━━━━━╋━━━━━╋━━━━━╋━━━━━╋━━━━━┫
┃ 不确定 ┃ 1．1 ┃ 1．1 ┃ 0．0 ┃ O．0 ┃
┣━━━━━━━━━╋━━━━━╋━━━━━╋━━━━━╋━━━━━┫
┃ 可信任 ┃ 14．7 ┃ 16．8 ┃ 20．3 ┃ 13．7 ┃
┣━━━━━━━━━╋━━━━━╋━━━━━╋━━━━━╋━━━━━┫
┃ 完全信任 ┃ 82．6 ┃ 82．1 ┃ 79．7 ┃ 86．3 ┃
┣━━━━━━━━━╋━━━━━╋━━━━━╋━━━━━╋━━━━━┫
┃ (总数) ┃ 190 ┃ 190 ┃ 187 ┃ 95 ┃
┣━━━━━━━━━┻━━━━━┻━━━━━┻━━━━━┻━━━━━┫
┃ Ch{一m11am=1 3．181．df=12，D=0．356 ┃
┗━━━━━━━━━━━━━━━━━━━━━━━━━━━━━━━━━┛
但是，在对直系亲属的信任程度上，在四个城市间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见表4)。虽然将可以信任与完全可以信任相加所得的结果在四城市间没什
么差别，但上海有超过60％的人认为直系亲属完全可以信任，而在深圳，
这个比重只有约38％。
表4对直系亲属的信任程度在四个中国城市的分布(％)
┏━━━━━━━━━━┳━━━━━┳━━━━━┳━━━━━┳━━━━━┓
┃ 对直系亲属的信任 ┃ 上海 ┃ 天津 ┃ 武汉 ┃ 深圳 ┃
┣━━━━━━━━━━╋━━━━━╋━━━━━╋━━━━━╋━━━━━┫
┃完全不信任 ┃ 0．0 ┃ 1．1 ┃ 0．0 ┃ 1．1 ┃
┣━━━━━━━━━━╋━━━━━╋━━━━━╋━━━━━╋━━━━━┫
┃ 不信任 ┃ 1．1 ┃ 0．0 ┃ O．0 ┃ 1．1 ┃
┣━━━━━━━━━━╋━━━━━╋━━━━━╋━━━━━╋━━━━━┫
┃ 不确定 ┃ O．5 ┃ 0．5 ┃ 3．7 ┃ 2．1 ┃
┣━━━━━━━━━━╋━━━━━╋━━━━━╋━━━━━╋━━━━━┫
┃ 可信任 ┃ 37．4 ┃ 40．5 ┃ 48．7 ┃ 57．9 ┃
┣━━━━━━━━━━╋━━━━━╋━━━━━╋━━━━━╋━━━━━┫
┃ 完全信任 ┃ 61．1 ┃ 57．9 ┃ 47．6 ┃ 37．9 ┃
┣━━━━━━━━━━╋━━━━━╋━━━━━╋━━━━━╋━━━━━┫
┃ (总数) ┃ 190 ┃ 190 ┃ 187 ┃ 95 ┃
┣━━━━━━━━━━┻━━━━━┻━━━━━┻━━━━━┻━━━━━┫
┃ Chi一．,nuare=31．593．df=12，p=0．002 ┃
┗━━━━━━━━━━━━━━━━━━━━━━━━━━━━━━━━━━┛
人们对朋友的信任程度居于第二位。对亲密朋友的信任程度，略次于对
家人和直系亲属的信任。有88．0％的人认为密友可以和完全可以信任。这
个信任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对一般亲属的信任程度。认为一般亲属可信和完
全可信的比例为74．5％。这个结果是与“远亲不如近邻”的日常观念相一
致的。近邻当然不是指所有的邻居，而是指经常相互往来的密友。
排在第三位的是对熟人的信任。与“对熟人的信任”这个因子相联系的
三个变量，即对单位领导、同事、熟人的信任，合计可以信任与完全可以信
任的百分比，都在40％--50％。而对单位领导和同事的信任程度，又比对
信任的基础1 485
邻居的信任为高，表明单位在中国的重要性。
信任程度最低的是一般社会信任，即对从未来往或不太来往的置信对象
的信任。我们发现，在衡量社会信任的三个变量中，对～般朋友的信任程度
最高，可以信任与完全可以信任的比例占41．6％。这大概是因为“一般朋
友”这个说法的歧义性：凡是说“一般朋友”值得信任的人大概都将它理解
为真正的朋友，而那些说“一般朋友”不值得信任的人则将它理解为一般熟
人。有意思的是，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陌生人)可以信任和完全可以信任
的比例为29·8％，高于对一般熟人的信任。认为一般熟人可以信任和完全
司以信任的比例只有20．6％。人们怎么会对一般熟人的信任度比对陌生人I
的信任度还低昵?一种解释是，凡是归于“一般熟人’’范畴的人，大抵毫因
为某种原因做不成朋友的人，连一般朋友都不是。换句话说，他们是些信任
度可疑的人。既然如此，社会上大多数人也许比他们守信的可能性还高一些。
那么社会信任最低这个结果是否证实了福山关于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国
家的判断呢?没有。相对其他信任，社会信任显得很低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
的社会信任低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信任。福山的判断实际上没有任何实证基
础，只是想当然而已。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实证研究都毫无例外地证
明，相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是一个高信任度国家。
由英格哈特主持的“世界价值研究计划”1990年第一次将中国包括在调
查对象中，结果发现在被调查的41个国家中，中国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
I：gNJN达60％，仅次于瑞典、挪威、芬兰，排列第四，不仅高于大多数第三
世界国家，也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这个结果使英格哈
特大惑不解，以为自己的调查方式出了问题(Inglehart，1997：173)。l§93
年日本学者针对同一问题再次在中国进行了调查。他们的结果虽然比英格哈
特的要低一些，但仍然高于所有非民主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Manabe．
1995)。1996年，英格哈特进行了新一轮的‘‘世界价值调查”，调查面涵盖
47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包括在内。这次的结果与前两次的结果大同小
异，仍有超过50％的中国人说，他们相信大多数人值得信任(Inglehart，
1999：91)。虽然英格哈特仍无法解释中国人何以有如此之高的信任度，但
他已不再怀疑自己的数据有问题了。我们在1998年作的调查显示，有30％
的人相信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这个比例比前几项调查结果低得多，不
知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更准确，还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信任正在急剧下降。在
90年代，美国的社会信任也跌落了许多(U S1aner，forthcom啦)。不管怎
么说，有30％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这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
信任度国家。
考察这十个变量在四个城市的分布情况，我们发现，四个城市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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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6 J安邦之道
很大，上海各类信任都高于其他城市，深圳多类信任都低于其他城市，而天
津与武汉的多项信任十分接近。结果见表5。
表5十个信任变量在四个中国城市的百分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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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 ┃ 天津 ┃ 武汉 ┃ 深圳 ┃ Ch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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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全 ┃ ┃完全 ┃ ┃完全 ┃ ┃完全 ┃ Square ┃
┃ ┃可信任 ┃ ┃可信任 ┃ ┃可信任 ┃ ┃可信任 ┃ ┃ Test P ┃
┃ ┃ ┃信任 ┃ ┃信任 ┃ ┃信任 ┃ ┃信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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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成员 ┃ 14．7 ┃ 82．6 ┃ 16．8 ┃ 82．1 ┃ 20．3 ┃ 79．7 ┃ 13．7 ┃ 86．3 ┃ 0．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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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系亲属 ┃ 37．4 ┃ 61．6 ┃ 40．5 ┃ 57．9 ┃ 48．7 ┃ 47．6 ┃ 57．9 ┃ 37．9 ┃ 0．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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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亲属 ┃ 64．7 ┃ 17．4 ┃ 73．7 ┃ 5．8 ┃ 59．9 ┃ 4．3 ┃ 65．3 ┃ 4．2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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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友 ┃ 57．9 ┃ 37．4 ┃ 67．4 ┃ 20．0 ┃ 67．9 ┃ 17．1 ┃ 66．3 ┃ 13．7 ┃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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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朋友 ┃ 54．7 ┃ 3．2 ┃ 42．6 ┃ 0．5 ┃ 27．3 ┃ O．5 ┃ 30．5 ┃ 0．0 ┃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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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领导 ┃ 52．1 ┃ 2．1 ┃ 44．4 ┃ 4．2 ┃ 42．7 ┃ 7．0 ┃ 37．9 ┃ 2．1 ┃ 0．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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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同事 ┃ 51．6 ┃ 1．1 ┃ 39．5 ┃ 0．0 ┃ 45．4 ┃ 1．6 ┃ 35．8 ┃ 1．1 ┃ 0．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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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居 ┃ 45．3 ┃ O．5 ┃ 32．1 ┃ 0．5 ┃ 46．5 ┃ 0．5 ┃ 35．8 ┃ O．0 ┃ 0．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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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_般熟人 ┃ 30．0 ┃ O．0 ┃ 12．1 ┃ 0．0 ┃ 16．0 ┃ 0．5 ┃ 26．3 ┃ 0．O ┃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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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人 ┃ 38．4 ┃ 0．0 ┃ 28．9 ┃ 0．0 ┃ 27．8 ┃ O．5 ┃ 16．8 ┃ 0．0 ┃ 0．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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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平方检验显示，四城市之间，在对其他亲属的信任、密友的信任、
一般朋友的信任、一般熟人的信任上，差异高度显著；而在对直系亲属的信
任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上，也有很显著的差异；在对邻居的信任上，有
比较显著的差异。在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单位领导的信任、单位同事的信任
上，没有什么差异。
从对各类置信对象信任度差异的观察不由使人想起费孝通先生的“差序
格局”论(费孝通，1949)。费先生提出这个理论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但我
们的调查表明，时至今日，中国城市人口依然像当年乡下居民一样，维持着
亲疏有序的关系格局：亲人间的信任高于朋友间的信任，朋友间的信任高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