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倍。台湾地区在1961年到1981年间支出占GNP比重从21．4％提高到
27．5％，税收加国家垄断收入占GNP的比重从14．5％增加到20％。在1965
年到1981年间财政一直有剩余。即使政府支出高于税收时(如1981年)，
国家垄断行业收入、公营企业收入和建设贷款也足以防止出现赤字。同是权
威主义的其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并没能出现工业起飞，恐怕与国家能力太弱
有关。(2)他们忘记了中国仍是一个非常权威主义的政权且国家能力正日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I 27
益弱化。如果中国目前的权威主义加弱国家能力没产生什么好东西，何以见
得“新”权威主义更加弱化的国家能力会产生更好的结果呢?
模式Ⅳ是否可以从苏联经济学家们的一种担忧中看出。这些经济学家们
说：“我们希望民主，但若民主的结果是使苏联印度化，把苏联变成三流国
家，这种民主值得吗?”的确，一个民主体制如果弱得连地方政府都支配不
了，或弱得统一都维持不住，它自身能存在下去吗?即使存在，其积极意义
大吗?倡导模式Ⅳ的张欣、杨小凯大概希望中国能美国化，而不希望她印度
化。但他们的“分省自治”计划也许会把中国引向政治上黎巴嫩化，经济上
拉丁美洲化。他们提出的这种主张犯了两个错误：(1)他们手中只有一把尺
子——经济理性。凡是符合经济理性的就是好的，凡是不符合经济理性的就
是坏的。依照他们的判断，中国的统一格局不适合经济理性，所以是坏的，
因此应改变。文化、民族等历史因素，以及社会公正等价值因素都不在考虑
之列。(2)张欣说：“假如说是诸侯多国林立的欧洲造就了现代文明的发源
环境而最后使先进制度推向整个欧洲、世界，那么中国现在的改革首先需要
的是创造这么一个‘多国林立’的环境，让一个先进制度在一省或数省先产
生壮大起来。”这是错读了历史。资本主义的出现恰恰是以消灭诸侯割据为
前提条件。熟悉西欧史的人都知道西欧资本主义不是在诸侯林立的时代出现
的，而是经历了中央集权制(absolute state)后与民族国家(nal：ion state)
一起到来的。读读《联邦党人文集》应能认识到美国由邦联制到联邦制的过渡
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日本史也很清楚地表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
在明治克服了诸侯割据，实现了政治统一以后。中国本国历史也有现成的教训
摆在那里：20世纪前半叶的民族分裂，以及由此引起的内战到底带来了什么?
即使忘了历史，现实中也有许多启示。在原社会主义国家搞民主改革的人如戈
尔巴乔夫、哈维尔、瓦文萨都在碰了钉子之后要求给中央政府较大权力，我们
有什么理由要以削弱国家能力作为实现民主的手段甚至作为目的本身呢?
十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
我赞成模式Ⅱ，是因为我相信民主是“民治”(rule by：people)。一方
面我们不能忘记权力的根源来自人民，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忘记它的权威性。
换句话说，我们要的是民主的权威，不是要民主的}昆乱、民主的无政府状
态。①好的民主制度必须是强的民主制度。经由民主程序制定的政策应能在
① Robert A．【)ahl，彤盯确e Revolution，New Haven：Yale Univei’sity P嗍，1990
{
28|安邦之道
整个领土范围得到有效的贯彻。民主的必要性大家已耳熟能详，我不再重
复。下面单就增加国家能力的必要性谈谈看法。为什么中国未来的民主制度
应伴之以一个强政府呢?首先我假设未来的经济制度必然是一种混合经济，
因为像世界上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应追求三个基本目标：经济增长，社会公
正和生态平衡。要实现这三个目标，纯粹靠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机制是不
够的。国有制加中央计划经济显然也不能带来这三个目标的实现。因此经济
制度必须是一种混合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中，国家要实现三个基本目
标，必须有较强的动员、分配和运用各种资源的能力，其首要条件是集中
财力。
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有三个基本功能：(1)资源配置功能
(the allocat，：ion fLtaction)，也就是对社会成员提供所谓共享物品(public
goods)，如国防、环保、公路、公园等。市场机制可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很大
作用，但在共享物品方面，却无能为力。因为共享物品的享用不具有排他
性。故为避免人人都“搭便车”(．free riders)，必须由政府来提供共享物
品。(2)调节分配功能(the distribution function)。如果没有外力干涉，
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市场机制中首先是由能力、财力或其他资源的分布决定
的。这种分配的结果往往造成不同社会集团和不同地区之间的严重不平等。
虽然各个社会对公正这个观念有不同理解，但一般都会觉得财富和收入的过
度不平等需要市场以外的机制来调节。19世纪以后，调节分配变成了财政
的第二种主要功能。(3)宏观调节功能(the stablization fuI_lction)，也就
是要尽量减少失业，尽量防止通货膨胀，尽可能不出现国际收支不平衡，尽
可能使国民经济平衡平稳地发展。如果只有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起作
用，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是很难保证的。因此需要公共政策对市场加以引
导。没有公共政策的引导，市场会经常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导致大规模失业和
严重通货膨胀。凯恩斯革命使公共政策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①市
场机制本身不可能替代这三种功能；没有实现这三种功能的机制，市场经济
难以正常运行。如果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财政都具备这三种功能，中国
的财政至少也要具备这三种功能。而要使中国财政发挥这三种功能，适当集
中财力于中央政府几乎是必不可少的。
二、如果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社会有较大的社会公正，或者说，希望她
多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分(北欧模式)，中央政府需要集中比一般资本主
义社会更多的财力到自己手中。国家社会主义声称要取得较大社会公正，它
① Richard A．Musgrave and Peggy B MLlsgrave，Publi(’Fl’nangl?m Theory 4耐Practitz．NY
McGraw-Hiu Book．1984．
J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I 29
的方式是尽量将生产资料和决策权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但由于没有民主，
中央官僚机制发展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凭藉手中的政治特权追求其他特权，
结果达不到平等。另一方面，政府事无巨细地规范个人和企业的行为，使这
些经济机体失去活力。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是较大的社会公正，但它以政
治民主作为基础，实行混合经济，它的要诀不是规范行为而是规范结果。私
有制、市场都可存在，个人可以在其中尽量发挥作用，但国家要规范结果，
以财政税收手段尽可能消除社会不公正。这样的体制要求中央政府比一般资
本主义体制中的政府集中更多的财力。
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基础设施软硬件都很薄弱，中央政府
应集中相对比例更大的财力来发展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能源、交通、原材
料、通信、教育、科研以及其他投资大、风险高、收效慢，或收效不太显著
的重大经济社会工程。因为地方政府、集体和私人企业不愿也不大可能担负
起这些项目。格谢生伦在《从历史角度看经济落后》一书中指出：在世界经
济发展过程中，一国经济越落后，工业化起步越晚，国家(即中央政府)在
其工业化进程中应发挥的作用越大。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在短期内集中
巨额基金为工业化起飞奠定基础。19世纪作为落后国家的日本之所以能在
短期内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就是由于它为尽快摆脱落后状态，由国家掌握了
大量财力，以配合其实现国家目标。韩国的例子也与日本经验有异曲同工之
妙。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仍远远被抛在后面，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
的国家能力太弱。①
四、改革(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说到底是一次利益重新组合。打
破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造就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会使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发
生变化。社会位迁(dislocation)可能造成某些社会集团的不满和愤怒，甚
至引起社会骚动。东欧一些国家采取“震荡疗法”后爆发的罢工浪潮是最近
的例子。为了使改革能尽量平和地进行，中央政府应掌握相当大的财力调节
利益再分配过程，如为失业工人建立失业救济金，规定最低工资水准等。如
果中央政府缺少必要的财力，改革过程将十分可能被社会矛盾引发的冲突打
断。这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
需要澄清的是，我所说的是集中财力，而不是集中财权。集中财力是说
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例不能太低，中央财政收入应占整个财政收入的
大头。预算外收支这个怪胎要彻底打掉，部分并入国家财政收支，部分并入
企业财务收支。摊派要完全禁止。银行贷款绝不受地方政府干扰。集中财力
① Alexander Gel鼍chenkr。0n，Economh：Backwardnes,．i m j-Iistorical Perspectiw7，Cambridge，MA
Har-c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30 l安邦之道
不是要集中财权。如留给地方政府支配的财力，地方政府应有充分的自主
权。就政府与企业关系讲，企业在原则上不仅应脱离中央行政控制，而且尤
其应脱离地方政府的行政控制。企业独立于地方政府有助于消除国家经济主
权的分裂，提高中央政府动用资源的能力。企业对于自己资金的使用，只要
符合国家政策，应有完全的自主权。
十三、过渡到强有力的民主政体的可能性
过去几年中形成的地方势力如不加以遏制可能导致市场分割、社会不
稳，甚至内战。但与中央政府在财力上分庭抗礼的地方实力也为中央政府走
向民主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由于中央现在已无力随心所欲地收回地方权
力，才为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谈判关系奠定了基础。现在的谈判往往是一对
一的谈判，且没有制度化。如果谈判最后导致出现代表地方利益的制度，则
最理想不过。中央收回部分财权，但同时允许地方利益在中央决策过程中得
以表达，制衡关系就可显出雏形了。历史上不乏中央政府以政治参与权换取
财力的先例。代议制实际上就是封建君主为从诸侯征税而不得不做出让步的
产物。如果中国各省政府像当年诸侯一样提出“不给代表权就不交回财力”，
中央政府也像当年君主一样为集中财力让地方利益在中央决策过程中得到反
映，真正的代议制就可能出现了。O’【)orelell和Sctlmittee说：“政治民主是僵
局和歧见的产物，而不是和谐和共识的产物”，可谓一针见血。①PI"zeworski
也说民主是一种“制度性妥协”。如果这种妥协能够达成，也许中国就会出
现一个强有力的民主政府了。
民主政体仅有中央决策层的制衡还是不完善的。真正的民主政体还应包
括使人民大众参与和影响决策过程和政策执行过程的制度。应该建立让人民
大众通过其代表在中央决策过程中表达自己利益的机制。这就要求实行真正
的普选制，让中央民意代表的产生脱离地方政府的控制。中央政府直接由全
国普选产生，各地民意代表直接参加中央决策，有利于打破地方政府建立
“独立王国”的企图，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
概括地说，我的政策建议可用十个字来概括：“财力要集中，权力要民
主”。在目前中国情况下，政权变向民主化(建立机制使地方利益和各社会
集团利益在中央决策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表达)是中央政府集中财力的条件；
① O’Donnell and Schmittee，’Fransatiomf咖m一4uthofitarian Rub!，Baltimore：The Johns。Hop．
kins University Pre鹦，1986，V01．4，p．72．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I 31
而中央集中财力才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政体。
当然，我们不能把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个别人的良心发现上。
关心中国未来走向的人，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目标是政体民主化，
而不是弱化国家能力。如果认为弱化国家能力(尤其是指导经济的能力)是
实现民主的途径，恐怕是个大错误。把实现民主等同于推翻现政权，且为了
推翻政权而准备不择手段，包括鼓励“诸侯经济”、“诸侯政治”，甚至民族
分裂，其后果可能是不但实现不了民主，反而把整个国家推向毁灭。历史经
验表明在向民主政治转型过程中，如国家能力没被严重削弱(前提是现政权
在种种压力下做出妥协)，则政权形式的更替一般会比较和平，比较顺利；
如果国家能力被严重削弱，致使公共权威不复存在，则可能爆发内战或革‘
命。革命也许造就民主制度，但更可能带来混乱。当老百姓经历了一段混
乱，从而相信坏秩序总比无秩序好时，权威主义就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了。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强有力的民主政权，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是弱
化国家能力，而是使权威主义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化。
32 l安邦之道
公平·效率·民主
在中国奉行改革开放政策十几年、并取得举世震惊的经济成就的情况
下，我认为，以“经济民主、政治民主与中国”为题，中国思想界(尤其是
哲学界、经济学界)实在应该围绕改革的目标、方向和途径，就其中的正义
问题展开一番讨论。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体制，而
且亦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公正的体制。记得基辛格(H．KissirNer)曾在一本
书中说，有两种人很可悲，一种人是想实现某种目标，死活实现不了；另一
种人实现了他们想实现的目标后，才发现那并不是他们所想要的。作为一个
民族，尤其要防止这后一种可悲局面的出现。不少人已注意到制度变迁具有
“路径相关”性(path deperlderICe)，一旦走向一个方向，要再调整到另一
个方向便发觉成本太大，有时甚至干脆完全被锁住了(10ckin)，没法转
向。为了避免中国的改革被“锁”进一条歧途，现在是把正义问题提上日程
的时候了。
一、对“效率优先”论的质疑
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M．Okun)的一本小书《公
平与效率：巨大的两难选择》被译介到中国。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似乎对奥
肯在此书中表现出的明显价值倾向毫无兴趣，他们接受的只是公平与效率
好比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个说法，并由此演化出一套“效率优先”的理论
来。这些经济学家常常引用西蒙·库兹涅茨(S．Kuznets)的倒U型假说来
支持自己的论点。该假说认为，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别的长
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在经济增长早期，收入分配差别开始扩大，
不平等日趋严重；以后是短暂的稳定；到经济发展进入后期的高水平阶段，
收入分配差别又逐步缩小，不平等状态逐渐缓解。既然“客观规律”如此，
效率优先论者认为，企图人为抑制贫富分化的趋势必定是徒劳而有害的。他
们还进一步提出，中国的基尼系数仍低于0．40，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
公平·效率．民主l 33
不算大。①因此，收入差距不仅不应抑制，还应适当地再拉开一些。
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真能用来支撑效率优先论吗?恐怕不行。第
一，倒U型假说只是假说而已，虽然曾有一位经济学家大胆断言，倒U型
假说“已有了经济定律的力量”，②但关于这个假说的争论仍在继续。争论
本身说明假说还没有上升到定律的地位。事实上，自库氏提出倒U型假说
后，不少学者从理论和经验的层面上对其提出了批评。把仍颇有争议的假说
当作政策建议的依据，实在过于轻率。第二，即使倒u型假说正确描述了
收入分配差别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一般变化趋势，各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仍
可十分不同，事实也是如此。钱纳里从经验数据中归纳出有三种发展模式：、
一类是增长优先的模式，另一类是公平优先的模式，第三类是增长与公平同
步模式。③换句话说，即使有定律，但定律是死的，人是活的，政策不同，
收入分配的模式仍会大不一样；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公平增长也不是完全不
可能的。第三，库氏的倒U型假说是描述性的理论(是什么)，而不是规范
性的理论(应是什么)。从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寻出效率优先的政策建议，
在逻辑上是大胆的一跃，但并不一定是库氏本人愿意引出的结论。第四，即
使库氏本人得出在经济发展初期追求平等是有害无益的结论，这种以牺牲公
平换取经济增长的说法也不一定是对的，因为它只给出了工具性的理由，还
没有涉及到正义问题。
效率优先论在中国已流行了不少年，但迄今论者所持的依据基本上仍是
工具性的。本文试图从正义的角度讨论效率是否应该优先，以此抛砖引玉。
二、对公平与效率的三种立场
在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上，西方学界有三种立场：效率优先、
①基尼系数指运用洛伦斯曲线计算出的反映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越小，收
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高度
平均，0．2一O．3之间为十分平均，0．3—0．4之间为平均，0．4以上为差距偏大。关于中国
1992年的基尼系数到底有多大并无定论，有人说是0．33，有人则称这一系数已上升到0—40
左右。前一数据见张道根：《部分先富的改革效应》，《学术月刊》，1994年第l期；后一鏊孥
见辛欣：Ⅸ关于我国贫富分化问题观点综述》，《甘肃理论学刊》1994年第1期。另外，有学
者计算出的基尼系数在前述两数据之间(0．3635)，见陈宗胜：Ⅸ倒U曲线的“阶梯形变
异”》，《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
②S．Rcbinson，“A Note on the U．Hypothesis ReNt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1976．
③H．B．Chenery，“Poverty and Progress-Choic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Finance and
Development，June，1980．
34 I安邦之道
公平优先、折中。
有意思的是，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思想家愿意站出来公开地为效率优先辩
护。支持效率优先的思想家必须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反驳公平优先论者。
美国保守思想家欧文·克里斯托尔在评论奥肯那本书时就试图证明，真正的
两难选择并不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而是在公平与自由之间。④“自由”听
起来比“效率”更加悦耳，高举“自由”的旗帜迎战“公平”，就不必扭扭
捏捏了。这大概是为什么在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诺齐克的书里，“效率”根
本不出现在索引中的一个原因。②
事实上，效率是哈耶克、弗里德曼们判断一个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他
们不强调效率，是因为仅从“效率”这个工具性的立场上来反击公平优先论
不如从“自由”这个道德立场上进行反击有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相信效率
是自由的副产品：一个不自由的制度一定是个低效率的制度。反之，只要政
府不侵犯作为个人自由基础的私有财产，不干预人们进行自由交换的市场，
经济一定会是有效率的。既然如此，只要证明“自由”应优先于“公平”，
“效率”也就随之优先于“公平”了。
至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平等现象，自由思想家认为不仅是正常
的，而且是必要的。弗里德曼认为收成应按贡献(劳务贡献加资本贡献)分
配。能干的人、肯干的人和资本雄厚的人，理应比愚蠢、懒惰的穷光蛋收入
多一些，因为这样才能最有效率地配置资源。③这里，我们看到“效率优
先”的马脚露了出来。诺齐克则用过程的公正性证明结果的公正性。一个富
可敌国的人，只要他的最初财产来路清白，且后来的财富积累是通过自由交
易实现的，那么他的富有便是无可非议的。至于贫富悬殊，则好处多多。如
果没有贫富悬殊，当汽车或电视刚问世时谁会有钱买呢?如没有人买，新技
术怎么能发展呢?更何况，没有贫富悬殊，谁会收购印象派的书?如没人收
藏，岂不是淹没了印象书派吗?④这样证明贫富悬殊的正当性，真可谓别出
心裁!
西方的自由思想家在证明自由优先的同时顺带证明了效率优先，不知中
国的效率优先论者是否愿意在接受不平等方面走得与他们一样远。
罗尔斯在其经典著作((正义论》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正义原则：
① I．Kri_stol，“The High Cost of Equality”，Fortune，November，1975，pp．199—200．
② F．A．Hayek，ne Road细Serfdom，Chicago：7r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M．
FIiedman．Capitalism 4"d F，"eedom，Chicago：’r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R．
Nozick．。4narchy，StatP，and L]topia，New York：Basic Books，1974．
③M．Friedman，Capitalisnl 4"d Freedom，pp．16l—176，168．
④同上。
公平．效率．民主1 35
所有社会价值(包括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个人尊严的各
项基础)都应该平均分配，除非这些价值中的一项或全部的不平均分配
能使所有人受益。①
这个原则大概可以被称之为公平优先原则。把这个原则运用到我们讨论
的效率问题上，其推论应是：除非为提高效率所采取的措施会使每个人都受
益(至少无人受损)，这些措施所可能带来的不平等分配才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为提高效率所采取的措施使某些人的利益受损，这些措施所可能带来的
不平等分配则是不可接受的。很明显，罗尔斯并不坚持社会价值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平均分配，唯有在能使每个人，包括生活在社会最底、
层的人受惠的情况下，不平均分配才说得过去。罗尔斯特别强调生活在社会
最底层人们的利益。他认为，只要这群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任何可能产生社
会经济不平等的措施都是不正义的，哪怕它有利于提高效率。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运用经济学家常说的“帕累托改进”(Pareto iIll一
provemellt)作为效率概念，提高效率应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绝对不会冲
突，因为“帕累托改进”被定义为当从状态A进入状态B时，至少有一人
受益而无他人受损。但帕累托效率概念的麻烦在于，在现实中，变动几乎总
可能使某人的利益受损。这样即使全国99．99％的人得益于某项措施，但有
那么几个人的利益受损，从定义上便不能称之为“帕累托改进”。为解决这
个定义上的麻烦，人们通常用的效率概念虽然说是从帕累托那儿演变下来
的，实际上却已经过了尼古拉斯·卡尔多和希克斯的改造。卡尔多和希克斯
把“改进”定义为：从状态A进入状态B时，虽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但
受益者补偿受损者的损失后仍有所得。④“卡尔多一希克斯改进”只要求假
想的补偿，并不要求实际的补偿。但当假想的补偿不能付诸实施时，卡尔
多一希克斯意义上的效率提高，就很明显是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互相冲突
的。罗尔斯当然不会反对提高效率，他只反对以牺牲某些人的利益为代价来
提高效率。
中国的效率优先论者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以收入二次分配方式(累进
税收与各种形式的转移支付)缓解提高效率措施带来的不平等呢?
除了效率(自由)优先和公平优先两种立场外还有一种可能性，这便是
在追求效率和公平之间采取一种折中立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一度采
① J．A．Rawls，A Theor)，矿lustice，CambI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62，73．
② N．Kaldor，“Welfare Proposi‘ti’ons 0f Economics and InterperS0nal Comparl’sons of Ut血一
ty”，Economi,1。louma!，49(1939)J．R．Hicksl”Fhe f01and actions of Welfare Economics"
Economh：一fournal，49(1939)．
36 l安邦之道
取过这种立场。1980年他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短文，题为《效率与社会
主义伦理原则))。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方面强调提高效率的重要性；另一方
面也承认他那时的思想仍深受社会主义伦理原则的影响。当效率与公平冲突
时，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要消除效率与公平的冲突是不可能
的，只采一端则失去了另一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折中是唯一的出路。的
确，如果折中得当，科尔奈相信冲突的原则可以实现“凸性组合”(COI]vex
combmation)，使两个原则的长处都能体现。但他也警告，假如处理得不
好，也许既得不到效率也得不到公平，赔了夫人还折了兵。④科尔奈后来改
变了自己的立场，彻底抛弃了社会主义伦理观。
奥肯则一直主张在效率与公平之问采取折中立场。具体说，就是牺牲一
点效率以获取比在没有任何干预条件下的分配更公平的分配；同时容忍高于
我们希望看到的不平等，以避免进一步干预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何处是折
中的最佳点呢?从经济理论上说，这一点很容易确定。亦即促进平等直到更
高程度平等所带来的收益正好等于它所造成的效率损失。但是在现实世界
中，很难运用这个准则。现实世界里的最佳折中点只能由民主政治决定。不
过奥肯提出的另一条准则也许是实用的，这就是牺牲效率必须是为了促进公
平(或其他有价值的社会目标)，牺牲公平必须是为了提高效率。他尤其强
调后者。如果牺牲公平并不能改善效率，就绝对不应作出这个牺牲。细读奥
肯的《公平与效率))及他后来发表的文章，②我们发现奥肯虽然主张在公平
与效率之间取折中立场，但他更关注公平。他称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经济不平
等，“以任何合理的标准衡量都太大”，他痛斥金钱在政治中的影响实际上破
坏了一人一票的原则。虽然他绝对不是社会主义者，也无意推翻资本主义，
但他希望看到美国社会变得更公平。为此，保守思想家克里斯多尔咬牙切齿
地指责他企图“以公平的名义咒死资本主义”。④
在过去几十年问，这三大派之间的交锋一直持续着。东欧、前苏联社会
主义制度崩溃后，这种辩论不但没有终结，反倒掀起了新的波澜。中国知识
分子应参与这个讨论，以开拓自己的视野，磨砺自己的思想，以免仅从狭隘
经验或流行理论中匆匆抽出几条结论。
① J．1Kormi， Contradktion~=f 4"d Dilemmas： Studies o”fk—Sodalht Economy d”d So出0， Cam
bridge：MII Press，1986，pp．124—138．
② A．M．Okun，“Further’Thol_lghts on Eqlaality and：Efficiency”，m C．D．CampbelJ，ed：
Income Redistibution，Washington，D．C：Ametican Enterp妇Institute，1977．
③ I．Kristol，mrhe H追h Cost of E qlaality”，FDI,'tune，：November，1975，pp．199—200．
公平．效率．民主l 37
三、效率与公平之间
即使采取效率优先的立场，仍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效率优先的含义。效率
优先是指，为了提高效率，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公平。这就意味着：
第一，牺牲公平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因此，人为地扩大不平等，就好
像人为地创造低效率一样愚蠢。正如奥肯说的，只有为了提高效率而牺牲一
定程度的公平才是值得的。
第二，牺牲公平不是提高效率的必要条件。不能说凡是有利于公平的措‘
施都不利于提高效率。事实上，有很多措施是既能提高效率又能促进公平
的。土地改革便是一个例子。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韩国的土改，都产生
了这种一石二鸟的效果。又如初级国民教育，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
发现，推广初级国民教育不但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素质，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也影响了人们的收入分配结构，使差距缩小。此外，它还改
善了妇女地位，促进了男女平等，并降低了婴儿出生率，缓解了发展中国家
常见的人口压力。
第三，牺牲公平不是提高效率的充分条件。不能说凡是不公平的措施都
能提高效率。所谓“损害效率的不公平”(inefficient，inequality)无论是在
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在今日的中国都随处可见。对黑人和妇女的歧视便是一
个例子。另外，令人深恶痛绝的“官倒”更是遭到了人们普遍的唾骂。
第四，并不是越不公平就越有效率。为不公平辩护的一个重要理由是j
收入差距可以产生激励作用。但是不是差距越大激励作用就越大、效率就越
高、经济发展就越快呢?显然不是，美国外科器械公司(U。nited States Sur．
gical Colporation)在美国并不算是一家很大的公司，但是在1992年，它的
总裁年收入达2’700万美元，副总裁年收入达2300万美元，双双晋身美国收
入最高的公司主管排名榜。可是，由于他们经营不善，公司股票在一年内从
140美元一股的高峰跌至目前的20美元左右一股，并时时受到破产或敌意
收购的威胁。这两位主管的年收入是公司一般雇员年收入的一千倍以上，差
距不可谓不大，但可惜效果不佳。设想我们改变一下该公司的收入分布结
构：从总裁、副总裁的收人中各拿出1000万美元来。拿出的2000万美元，
如果按一万美元一份分配给雇员，就能使二千名平均工资两万元的雇员收入
上升500／6。这种再分配，不仅有利于公平，也有利于效率。即使这2000万
美元不平均分配，而按能力与贡献分配，也能缩小公司内部的收入差距。这
个例子清楚地说明，收入差距过大不一定有利于增加效率。就国际比较而
38{安邦之道
言，美国公司内部收入差距比日本公司内部收入差距大许多倍，但日本公司
似乎比美国公司经营得更有效率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内的贫富悬殊比东亚国
家内部的贫富悬殊大得多，但后者的发展速度比前者要高得多。最近更有学
者通过分析几十个国家的时间系列数据发现，一般而言，收入不平等对经济
增长是有害的。
上面四点讨论无非是想说明，即使采取效率优先的立场，也不应轻言牺
牲公平；在能促进公平的地方应尽量促进公平，在不必牺牲公平的地方应尽
量避免牺牲公平。明确这几点，对今日的中国有清楚的政策含义。在中国
“先富起来”的那群人中，有一部分是采取不正当手段、甚至非法手段富起
来的，如利用内部信息炒买炒卖股票、炒外汇、炒房地产、倒指标、卖额
度、偷税、漏税、骗税、抗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贪污盗窃，甚至走
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等，手段不一而足。这些人富了，但他们的致富道
路与效率毫无关系。如硬要说有关系的话，也只是负面关系。由此产生的不
平等，是连效率优先者也坚决反对的。
四、比私有产权和市场自由交易更高的价值
即使给出上节讨论的种种限定条件，效率(自由)优先也还是令人难以
接受。
从正义方面的考虑，效率为什么不能优先?举几个例子便能使人了然。
假设有AB两个制度，A很有效率，但是奴隶制；B效率低一些，但不是奴
隶制，我们应选择哪个制度昵?大多数人恐怕会选择B而不会选择A。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在1974年出版的《不公正的年代：
美国黑奴经济学》一书中指出，美国南北战争以前的南方奴隶制经济是非常
有效率的。据他计算，奴隶主的年均利润高达10％一12％。不仅如此，南
方奴隶制经济的资本收益增长速度也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南方农业利用
生产要素的效率更比北方农业高出近40％。奴隶制这么有效率，为什么要
摧毁它呢?因为它不正义。福格尔获诺贝尔奖后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有效
率的进程同时也是道德的，那便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了。但我并不认为19世
纪和20世纪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①
① R．W．Fogel，’FimP D”mP Gros．f：nP Economics矿．Americatl Negrc)Slavery，Boston：Little
Brown，1974‘Without(]onsent 0r Contract，New York}。NoIton，1989．有关福格尔的中文介
绍，见张宇燕：Ⅸ假如没有——谈谈一九九三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读书》，
1994年第3期。
公平．效率．民主l 39
除奴隶制外，童工是另外一个例子。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雇用
童工是资本家们赚钱的拿手好戏，它也符合效率原则：一方面，儿童或儿童
的家长愿意出售儿童的劳力；另一方面，资本家愿意雇用成本比较低的童
工。既然如此，为什么世界各国要禁止符合效率原则的童工昵?那是因为还
有比效率原则更高的原则。
如果效率不应优先，是否自由就应优先呢?这要看自由是如何定义的。
保守思想家关心的自由首先是经济自由；经济自由又被归结为两个方面：一
是私有产权不容侵犯，二是市场上的自由交易不容干扰。换句话说，自由优先
变成了私有财产至上和市场至上。这些思想家辩称，没有私有财产和市场就没
有自由；有了私有财产和市场不光能保障个人自由，还能给经济带来效率。 、
